廖沫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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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廖沫沙]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http: www csonline com cn 星辰在线 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廖沫沙（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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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廖沫沙]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

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
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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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审判“四人帮”的大会上，廖沫沙出庭作证。
廖沫沙（1907－1990）作家。长沙人，早年就读长沙师范学校。北伐战争时期任湖南省学联干事。1927年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1930年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并任出版社、报社编辑。1933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三次被捕入狱。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工作，回长沙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后任《抗战日报》总编辑。1942年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华商报》副总编辑、中共香港工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前，与邓拓、吴晗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发表《三家村札记》，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977年平反，任全国政协委员。另著有《鹿马传》等。
选自百年长沙老照片丛书之《长沙名人》

1991年12月27日，“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同志逝世了。廖沫沙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从1966年5、6月份起，他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一个林场劳动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一生与“书”打交道，廖老曾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
　　这确是廖老积一生实践的经验之谈。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老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由于杂文之“杂”，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面，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后在《云中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报》、《新华日报》等新闻机构做编辑，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抗战爆发后，报上的战况报道剧增，廖老便埋下头来学军事，从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到德国军事家克芬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他了解和懂得了许多军事学中的名词、术语，并很快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综合战争形势，探索战争发展规律，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新途径。
　　廖老曾深有感触地说：“学习要勤奋，贵以恒。任何一门知识都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内达到路路通。”
http://www.mxms.net/html/5/292/332/2006/12/li55891722287221600211421-0.htm

二：[廖沫沙]廖沫沙的诗

廖沫沙的《诗二首》
（“三家村”的幸存者廖沫沙先生）
记的文革结束不久，“三家村”冤案的幸存者、刚刚被解放了的廖沫沙先生，在刚刚复刊不久的《诗刊》杂志上，发表了两首小诗。在这里，我把廖沫沙先生的这两首诗命名为《诗二首》。
廖沫沙先生的《诗二首》在网上是查不到的。发表的时间大约是1981年，具体是哪一期已经想不起来了。现凭记忆抄录于下，以馈网友。
第一首是：读某报有感
前篇放了后篇收，
香花毒草一并休。
尚若文章皆祸水，
兴亡何必动吴钩？
第二首是：诊所见闻
这边娃儿吱吱叫，
那边娃儿叫吱吱。
惊见痴儿无惧色，
原来无知胜有知。
廖沫沙先生的这两首诗，写在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那个时候，“解放思想”是全党面临的重大任务。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到，当时的“解放思想”是多么的艰难。
时至今日，读起了廖沫沙先生的这两首诗依然感到很接地气。

“三家村”注释：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1966年5月在江青策动下，通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关锋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报》）和《评“三家村”》（姚文元，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该专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之后“三家村”被认定为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被整死、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
《以笔为枪：重读抗战诗篇》
简介：“在黑暗里、在重压下、在侮辱中/苦痛着、呻吟着、挣扎着/是我底祖国/是我底受难的祖国！”70年前，抗战诗人以笔为枪，为祖国而歌。血里生长的抗战诗篇，再现了中华民族共同抗战的伟大历程。那些披着征尘的诗句，其实就是四万万中华同胞“还我山河”的呐喊，沿着诗词中国浩瀚文脉流淌而来的吟唱，都化作了力透纸背的滚烫血液。
70年后，编著者怀抱独特的情感体验以诗心撞击诗心，在不能忘却的记忆中，重新检录硝烟弥漫处的抗战诗篇，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关注炮火下民众的苦难。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战诗篇，从来就是一道筑在抗战军民心田间的“精神长城”。重读经典，温故知新，以血火熔铸的诗句编织花环，献给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祖国，从一个百年，到下一个百年。
全世界光明了
一个光辉万丈的日子，
一个掀天动地的时辰：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苏联对日本宣布了
一个正义的战争！
这是全世界的光明，
这是全人类的光明，
这是全部人类的历史，
空前未有的一次声音：
东方的人民，
西方的人民，
今天同时看到了解放的光明，
今天同时听到了自由的钟声！
解放的光明，
自由的钟声，
天啊！请你睁开眼睛！
地啊！请你仔细听听！ 1766
当晨光还朦胧在薄暗之中，
当黎明还没有走出黑夜的深沉，
当太阳还没有升腾，
当全世界的人们酣睡未醒，
天哪，你想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八月九日，苏联对日本宣布了战争！
这声音是那么深远，
然而这声音有若洪钟；
这声音是那么轻柔，
然而这声音好象雷鸣。
立刻提起笔来，
——但恨我没有枪在手中，炮在手中；
立刻写下这声音，
——但恨我不能够一喝便喝醒所有的人；
立刻排成铅字，
——但恨我不能敲开全世界的每一家大门
立刻印成报纸，
——但恨我不能顷刻之间印出千万份
立刻送到读者手中，
——但恨我不能直接送进每一个人的心。
可是你瞧！我为什么这么蠢？
难道这光明还不能够照遍整个世界？
难道这声音不早已震动了全世界人民？
东方的黑暗太长久了，
西方的噩梦也刚刚才醒，
纳粹恶政在欧洲粉碎，
东方还剩下这法西斯的日本；
只要一点法西斯还留在世上，
就是人类全体的不幸。
世界是整个的，
不能一半黑暗一半光明！
人民是整个的，
不能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
可是莫斯科来了一个宏大的声音，
它说要自由就全人类自由，
要和平就全世界和平。
这声音象高山起伏，
这声音象洪涛万顷，
这声音震动寰宇，
这声音超绝古今。
还有什么人能够阻挡这个声音？
还有什么人能够违抗这个命令？
东方的人民，
西方的人民，
今天同时看到了解放的光明，
今天同时听到了自由的钟声，
法西斯末日真正到了，
人民的世界已经降临！
让一切该死的都死了吧，
让一切再生的再生，
让一切将生的和未生的，
自由而快乐地产生！
用最后的血、最后的汗、最后的一点精力，
把一个旧的摧毁，把一个新的造成。
万岁！世界的光明，
万岁！人类的文明，
苏联宣布了一个解放世界的战争，
这就是在今天的早晨！
（原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重庆《新华日报》副刊，署名怀湘）
能够在历史关口见证并参与，还能亲笔记录历史重大事件，这是十分珍贵的记忆。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其艰辛曲折，千难万难。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4月7日，日本80岁的铃木贯太郎组阁，一面寻求停战路径,一面还继续进行侵略战争。7月26日，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天皇于次日主持最高作战会议，仍未作出投降决议。铃木首相在7月30日宣称，要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
强盗不打不灭。
1945年8月8日晚，苏联对日宣战。9日凌晨，苏军3个集团军进军东北。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10日，日本对国际广播，表明“在不包括对于以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权有所损伤的谅解之下”接受《菠茨坦宣言》，投降。
廖沫沙这首《全世界光明了》，清晰地记录了苏联对日宣战的时间，诗作第二天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作者多年从事新闻工作，以新闻人、写作者的敏感，在第一时间用诗报告的形式，向广大读者报告了世界反法西斯、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出现的重大转折。这是诗歌记录时代的一个典型案例。
诗作开笔很大，一上来就着眼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斗，“东方的人民，/ 西方的人民，/ 今天同时看到了解放的光明，/ 今天同时听到了自由的钟声！”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军民。接着，诗人从“当晨光还朦胧在薄暗之中”开始，连续用四个“当”，以排比句式抒发心中抑制不住的热情，再次庄严宣告：“八月九日，苏联对日本宣布了战争！”诗的中大段，作者把西方战场和东方战场连成一体，以广阔的视野讴歌正义之战。“世界是整个的，/ 不能一半黑暗一半光明！ / 人民是整个的，/ 不能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整个”一词，富有深意。无论世界范围，还是中国战场，都应该坚持共同抗战的大略方针。诗人最后是一段发自肺腑的抒情，“让一切该死的都死了吧，/ 让一切再生的再生，/ 让一切将生的和未生的，/ 自由而快乐地产生！”表达了诗人对敌寇无比的憎恨和一切新生的赞美。全诗豪情满满，好像窗外是欢庆的人群、窗内是诗人在奋笔疾书，他在诗中三次传递了苏联对日宣战的重要信息，把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新闻写进诗歌之中，赋予诗歌强烈的时代符号。作者没有精心构造胜利前夜的场景，没有用很多意象来营造气氛，而是直抒胸臆，反反复复地报告着春天的消息。也许，“全世界光明了”，就是最喜人的诗意。
1907年生于江苏的廖沫沙，幼年随全家迁回湖南。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矶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
1930年，廖沫沙参加中国共产党。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
建国后，诗人多在北京市委工作。他与吴晗、邓拓轮流执笔，统一署名“吴南星”，在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上，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所发文章文风活泼，针对性强1966年5月，廖、邓、吴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1968年初到1975年，廖沫沙被关押8年，后又被劳动3 年。1979年初平反。
1991年12月，廖沫沙辞世。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部长和市政协副主席等。著有《廖沫沙全集》（5卷）。
廖沫沙极爱读书，他曾经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文革期间，生性豁达的廖沫沙，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以《余烬集》结集出版。
廖沫沙《挽邓拓诗》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发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岂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历史上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山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 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长城风雪，三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廖沫沙（1907~1990）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组织文学社，办文学刊物，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戏剧小说作品。
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左联”。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
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解放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1962年加人中国作协。《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曾为他和邓拓、吴晗开《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1966年5月和邓、吴三人被错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初平反。
一
玫瑰泣露实堪伤，自酌自安常满觞。
梦醒抒怀忆往事，袖章飞舞闹兵荒。
二
雄鸡昂首独登台，报晓一声千户开。
待到晨鸣难合曲，厨刀霍霍必临灾。
三
三家村里论词章，夜话燕山絮语长。
一纸檄文天地暗，诗星凋殒入坟荒。
注:指文革初期，以邓拓、吴晗、廖沫沙为首所组成的所谓的三家村。
袖章飞舞闹兵荒，最是文人有祸殃。
雨雪飘飘何所惧，狱中言笑作词章。
下面两首写在烟纸，上海人叫“香烟壳子”上的诗，是1980年采访廖沫沙时，他送给我的纪念品。
廖沫沙是谁？也许对于年轻朋友，这还是个问题。人们都知道十年浩劫，知道这个荒唐无比的“大革命”是1966年开始的。1966年，被文革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就是“三家村”，“三家村”是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集体笔名。其实，这三个人，都是老革命，也都是著名学者兼作家。邓拓时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运动开始不久，就愤然自杀；吴晗是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后被迫害致死；廖沫沙是1930年入党的个老同志，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只有他活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覆灭和文革的终结。
廖沫沙被打成反革命后，关进秦城监狱八年。在窄小逼仄的牢房里，他每天绕室踱步，不让身体垮下来；他在牢房里吟诗，默记在心里，后来可以吸烟，就写在香烟壳子上；家属送来橘子，他吃掉橘肉，留着橘皮，用指甲刻成花，放在阳台上欣赏......
这两首咏花诗，就是写在一张大前门烟纸背面上的。这可不是一般的诗，是咏“橘皮花诗”，就是咏那些用橘皮刻成的花，一共有十多首。他攒了一摞烟纸，总共一百多首诗，后来编成《余烬集》出版。
这张纸上，有一个错字，就是右边起首的那个“菊”字，他说，那应该是个“橘”字。
第一首咏荷花：
法相庄严胜佛身，斑斓芰叶更天真。无非妙道皆般若，净土如来在此心。
第二首咏兰草：
一株清翠赠湘灵，九畹贞风寄素心。雨雨风风......,幽岩之下伴黄昏。
这首诗的第三句当时未吟稳，空了三个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余烬集》，我手头本来有这本书，前些年被朋友借去，归还无望，只有到图书馆才能查到了。
吴晗（旧诗一首）
吴晗六岁能诗，比骆宾王还早一岁。吴父邀集客人饮酒赋诗，吴晗照例陪客，赋诗一首：
“橱中无菜市中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
[附}唐骆宾王七岁作《咏鹅》诗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廖沫沙诗选
《嘲吴晗并自嘲》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箫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喷气式亦称“坐土飞机”。文革初期盛行的武斗方式。在批斗会上，强制性地按扭住被批斗者的头、颈、背部，使其上肢和下肢呈90度，乃至更甚；把被批斗者的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伸直，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似的。头部向地，臀部高撅；同时在胸前还给挂上黑牌。
《锄草》
春草虽锄犹自绿，嫩枝着地又生根。只缘沃土依然在，细雨轻风再茁(zhuo)尘。
《山居乐》
山背黄梅艳，山泗穹山阿。山下春光好，花落野猪窝。
赤土遭干旱，泅水泪成河。相争终未已，笑倒老家伙。
《悟》
燕山偶語招奇禍，海瑞登臺啓殺機。有鬼為災偏作梦，三家邨裡盡痴迷*。
*1978年底《北京日报》记者在医院中访问廖沫沙：“十年浩劫中，廖沫沙因《有鬼无害论》、《三家村札记》)等文章蒙冤文字锨，身陷牢狱，惨遭迫害。”燕山偶语当然是指《燕山夜话》，海瑞登台指演出《海瑞罢官》。
（2007年5月选编并略加注释。12月23日再整理。）
为了填补空白，抄录选编者爱读的几首古诗：
不见（自注近无李白消息）杜甫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匡山即江西庐山而非四川大匡山。曾鞏诗序：“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公怜其因此得罪，故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也。”
临路歌* 李白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凤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mei）%。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出涕？
*唐人李华《故李翰林学士李君墓铭序》云：“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临路即临终，古人以临路、上路为去世讳语。#大鹏乃作者自喻，八裔即八方。$中天，犹天半。摧，摧折。力不济，力不从心，未成功。$余凤两句言大鹏虽摧折，其遗风仍影响今后世世代代。激，激励。扶桑，神话中树名，生长于太阳升起处。袂，衣袖。其意为衣袖太长，挂在扶桑树上。比喻作者才太高以致不得重用。**传此，即传大鹏摧折事。
仲尼，孔子。孔子已死谁还为大鹏中天摧折流泪呢？比喻作者怀才不遇，死后亦无人感到痛惜。
黄淑华烈女绝命诗之一
选编者十六七岁时曾翻阅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判读（选本），其中有关于官兵抢虏烈女黄淑华一事之判读。目前仍依稀记得判词中有：“上元黄烈女淑华具桃李之姿，凌冰霜之操。庄严固由于庭训，节烈实出自性生。……………弱质而秉纲常岂寻常巾帼，神存不因身殒愧吾辈眉。………..”(记忆可能有误。)其绝命诗之一为：
自古成仁总杀身，我生何必苦遵循。任凭浩气还天地，常共贞灵在九垠。
廖沫沙长歌当哭
廖沫沙

廖沫沙质朴尚义，热情旷达，特别爱笑，老人笑起来很天真，十分可爱。
廖沫沙结束十多年的监禁生活，刚刚回北京不久，刘茵去朝阳医院拜望了他。当刘茵告诉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算结集出版《“三家村”札记》时，他突然迸出笑声，继而大笑，激动起来：
“哎呀，你不怕成为我们‘三家村’的走卒吗？”
刘茵答道：“你们‘三家村’四海扬名，连小孩都知道，只此三家，别无分店，想参加而不得呢！”
“是是是，臭名昭著！”
“你要听一首儿歌吗？小姑娘跳猴皮筋时唱的，一跳一蹦地，痛快淋漓地，唱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们坚决打倒他！’”听完这首儿歌，廖沫沙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
“哈哈哈……这……这得感谢江青那些阴谋家，她竟使我这个小人物举世闻名、童叟皆知了！哈哈哈……” 笑声爽朗，刘茵被笑声震撼了。
八年监禁，三年流放，饱受折磨，没有沮丧，没有消沉，通脱大气如廖沫沙者，国中能有几人？
廖沫沙一九三〇年入党，入党后三次被捕入狱，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文革”前，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文革”开始，拿北京市委开刀，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广播和报纸上的批判文章黑浪般地向他涌来，他知道大难临头，但不惊慌，突发狂怒，直奔北京市委，质问有关人士“《北京日报》批判‘三家村’一文所加的编者按语符合事实吗？”随后，即被关押，遭批斗，死去活来。
廖沫沙约我下次一块来家闲聊，我和刘茵到前三门大街趋前造访。
廖沫沙一见面就和我交换起学习心得来。他说他熟读马列，酷爱哲学，出狱后埋头重温马列，收获大得不得了。他说，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很值得研究。说着，便从身后的玻璃书橱取出《自然辩证法》，让我们看他画满圈圈点点的地方。说，《自然辩证法》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着眼于科学，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从自然科学的辩证发展总结出辩证法的哲学方法，使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到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反过来又加深对于社会哲学的研究，从而为人们探讨学科的各个领域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他说，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当然伟大，但是未能把自然科学的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矛盾固然普遍存在，而实践经验才接近事物的本质。
此番谈话，有深意存焉。今天我们强调“科学发展观”，不能说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没有关系。
谈起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大革命来，廖沫沙悲愤不已。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廖沫沙和吴晗同台遭遇批斗，“同村之情”加上“同台之谊”，廖沫沙备感滑稽，窃笑又自嘲。中午，俩人被反锁在一间屋里，见吴晗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反倒乐了起来，偷偷跟吴晗打招呼道：
“老吴，咱俩成名角了！”
吴晗将头抬了起来：“什么名角？”
“演戏呀！我们是梅兰芳、程砚秋，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可就唱不成喽！
吴晗的眉头舒展了，书生般憨憨地问道：“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
“《五斗米折腰》呀！”
可不是吗？昔日的官员、专家、学者，今日的黑帮、反动权威、走资派，一同被扭着胳膊、坐喷气式，此乃谓“折腰”，但他俩谁都明白此刻“折腰”非为“五斗米”啊！批斗结束，返回的路上，廖沫沙想起刚才苦中作乐的一幕，自觉有趣，暗自凑成一绝，诗曰：
书生自喜投罗网，
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
满场争看斗风骚。
太有性格太有趣！
在铁冷的监狱里，廖沫沙依然流露出真性情，一身正气，宁折不弯。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来人向他外调一位同志的情况，在一言可以丧命的恐怖环境中，廖沫沙竟然较起真来，义正词严地说：“我不熟悉×××这个人，如果让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你们这样逼供，什么材料也得不到。我已经罪恶滔天了，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我是等人判我死刑的，死，吓不倒我！”
一九七二年，廖沫沙被流放到江西，一位“中央来的同志”找他谈话，在那样的环境气氛里见到能够倾吐心声的人，他意外地兴奋，于是将自己的困惑和盘托出，说：“我现在有三个糊涂，第一个糊涂是入党几十年却被打成反党分子，我弄不清楚什么是党。第二个糊涂是从小学马列，学了几十年反被指斥为‘反马列主义’，我弄不清楚什么是马列主义。第三个糊涂是革命几十年被打成反革命，我弄不清楚什么是革命。”听到这儿，陪坐一旁的看守双目圆瞪，大动肝火：“简直反动透顶！你不是反革命怎么跑到这儿来啦？”廖沫沙被激怒了，毫不退让，拍桌怒斥道：“你既然给我定了性，是反革命，那好啦，什么也不用谈，枪毙我好啦！一个人不是只能死一回吗？”阶下囚竟然铁骨铮铮，狱卒们气急败坏，“上面来的人”瞠目结舌。
丙寅仲春，廖沫沙赠刘茵一挂条幅，一吐当年的心曲，像是“打油”，却是真正的诗——直追鲁迅遗风，上写：
岂有文章惊海内，
漫劳倾国动干戈；
三家竖子成何物，
高唱南无阿弥陀。
公审“四人帮”，大快人心，次日，廖沫沙向我们备述一切。
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终于坐在被告席上接受人民的审判。公诉人指出，江青诬陷陆定一是“军统特务”，诬陷胡乔木“叛变了”，诬陷周扬是“内奸”，诬陷齐燕铭、王昆仑、荣高棠、田汉、钱俊瑞、廖沫沙、孙泱、陈光、陈荒煤、刘白羽、阿甲、王昆是“特务”“叛徒”“反革命”、“里通外国分子”，致使他们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被关押长达六七年之久，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老婆孩子都遭受株连，家破人亡。
廖沫沙出庭作证。他非常愤怒，说：江青诬陷我是“特务”，而且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廖沫沙说：我从十几岁在湖南当学生的时代起就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长大，一天都没有停止为党和人民工作。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左联的时候，江青刚到上海就认识我，不久又同住在田汉的楼房里，她多次到我住的房间闲谈。一九五五年初，我生病住在北京医院里，江青还到我的病房来，谈起过去上海的情况，津津乐道，达一两个钟头之久。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可见她是故意制造冤案诬陷我，我被无辜关押了八年多，流放劳改了三年，挨批斗也有几百场，肉体受尽了酷刑，我的满口牙齿都被打落了……
庭审中，廖沫沙控诉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著名作家老舍等人致死的罪行，说：“北京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株连迫害的达一万二百八十九人之多。江青，国人皆曰可杀！”
审判员问：“江青，廖沫沙的揭发是不是事实？”江青不敢正面回答，不但不认罪，反而无理取闹，辱骂证人，审判长多次制止，江青不听，歇斯底里大发作，唾味飞溅，继续扰乱法庭。廖沫沙怒火中烧，猛击桌案，大喝一声：“住口！”声震大庭，“证人”席上的名牌被震落在地。他大声怒吼：“江青，你们这伙人作恶多端，人民对你们恨之入骨，你们罪责难逃！我要求特别法庭对犯有累累罪行的江青坚决依法进行严惩，决不宽恕！”江青在两名女法警的押解下灰溜溜地退出法庭……
介绍完法庭血泪交织的一幕，廖沫沙又像往常一样忘情地笑了，依然笑得那么天真。廖沫沙被无辜监禁八年，独居幽室，面徒四壁，连舌头都变得僵硬了，成为会说话的哑巴，今天，在正义的法庭上，将他满腹的怨愤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慷慨陈词，何其快哉，能不开怀大笑？
笑的背后，是狷介之士的轻蔑和悟道者的清醒。
最后一次同廖沫沙分手，他赠给儿子一幅字，然后打开一个纸烟盒。
题字：“有容乃大无欲则刚阎力小同志留念廖沫沙年月日”
烟盒可能是他从监狱带出来的，上面是字迹模糊的一首诗，题“读某期刊有感”，可谓谏诗，最后两句是：
若道文章皆祸水，
兴亡何须动吴钩！
东四四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全长500多米，南侧有支巷通东四三条，北侧有两条支巷通东四五条。
　　明代，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简称“四条胡同”，因排列顺序得名，即:东四牌楼北面路东的第四条胡同。“东四牌楼”系指明代在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楼式的跨街木质牌楼，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额书“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额书“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额书“行义”。此地遂称“四牌楼”。又因宣武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楼，为了便于区分，彼“四牌楼”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此“四牌楼”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建于明代的东四牌楼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灾中被毁，后复建；1954年，因拓宽道路将“东四牌楼”拆除。
　　1949年，“四条胡同”改称“东四四条”；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水车胡同”和“西水车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四条”，后复称“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85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两路四进宅院，院门虽为如意门，但高大精致，院内房屋也颇为讲究，且东、西两路之间有长廊作为分隔与联系，东路二、三进院落有回廊环绕。据此分析，此宅应为清代所建，其主人虽非高官显贵，但家境殷实。如果说皇城以西近山临水是致仕高官择居之地，皇城以东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贾置业之区，并由此衍生的“东富西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此宅便可作为一个佐证。
　　东四四条85号现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过。
　　廖沫沙(1907—1990)，杂文家，原名廖家权，笔名有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繁星等几十个，湖南长沙人。
　　廖沫沙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当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1928年到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也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并因此而招祸；但他痴情不改，就连在“文革”被囚禁时写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使专案组的人员哭笑不得。请看《交待材料》的开篇:“专案组: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请再欣赏“对运动的看法”:“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
　　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廖沫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过来，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劫后余生的廖沫沙作《哭邓拓、吴晗同志》七律一首: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
　　海瑞丢官成惨剧，燕山吐凤化悲音。
　　毛锥三管遭横祸，我欲招魂何处寻。
　　所谓“三家村”本来是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在1961年开辟的一个杂文专栏，叫《三家村札记》，由吴晗、邓拓、廖沫沙轮流撰稿，统一署“吴南星”的笔名。吴指吴晗，南指邓拓，因为邓拓有一个笔名“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为廖沫沙有一个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60篇文章，受到读者普遍的好评。
　　就是这样一个杂文专栏，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惨遭摧残。姚文元首先发难，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汇报》发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所谓“破门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中的一句话，原话是“而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姚文元抓住“破门而出”一语大做文章，并叫嚣说:“我们欢迎有这样的反面教员。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很多问题。”之后，批判文章接踵而来，形成口诛笔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记》变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而且，在全国各地揪出了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拓以死抗争，宁为玉碎；吴晗与廖沫沙惨遭批斗，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后又经历三年林场的劳动改造。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令人称奇的是，廖沫沙先生在惨遭批斗时还有心思作诗自娱。
　　其一: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裁头喷气舞，满场争秀斗风骚。
　　其二:
　　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
　　乐观豁达至此，真乃幽默大师也。
　　幽默者，决非让人一笑而止。王蒙先生有言:“幽默的灵魂是诚挚和庄严，我要说的是:请原谅我那幽默的大罪吧，也许你们能够看到幽默后面那颗从未冷却的心。”
　　(王之鸿)
　　东四四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全长500多米，南侧有支巷通东四三条，北侧有两条支巷通东四五条。
　　明代，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简称“四条胡同”，因排列顺序得名，即:东四牌楼北面路东的第四条胡同。“东四牌楼”系指明代在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楼式的跨街木质牌楼，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额书“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额书“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额书“行义”。此地遂称“四牌楼”。又因宣武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楼，为了便于区分，彼“四牌楼”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此“四牌楼”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建于明代的东四牌楼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灾中被毁，后复建；1954年，因拓宽道路将“东四牌楼”拆除。
　　1949年，“四条胡同”改称“东四四条”；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水车胡同”和“西水车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四条”，后复称“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85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两路四进宅院，院门虽为如意门，但高大精致，院内房屋也颇为讲究，且东、西两路之间有长廊作为分隔与联系，东路二、三进院落有回廊环绕。据此分析，此宅应为清代所建，其主人虽非高官显贵，但家境殷实。如果说皇城以西近山临水是致仕高官择居之地，皇城以东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贾置业之区，并由此衍生的“东富西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此宅便可作为一个佐证。
　　东四四条85号现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过。
　　廖沫沙(1907—1990)，杂文家，原名廖家权，笔名有埜容、野容、达伍、熊飞、闻璧、繁星等几十个，湖南长沙人。
　　廖沫沙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学生运动，曾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当秘书干事。1927年到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当旁听生，1928年到武汉任《革命军日报》副刊编辑，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沪中区书业支部书记、团沪中区委宣传部长。1932年，党组织调廖沫沙到《远东日报》任编辑，并开始杂文创作。从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廖沫沙随同田汉、阳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汉编辑期刊——《抗战戏剧》，1938年参加田汉在湖南创办的《抗战日报》编辑工作，1939年参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办的《救亡日报》编辑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廖沫沙到香港任《华商报》晚刊编辑部主任，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华商报》停刊；1942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廖沫沙奉调到香港，复刊《华商报》，任副总编辑兼主笔，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报委书记；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调来北平(北京)，先后任过市委委员、宣传部长、教育部长、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廖沫沙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成为领导干部后也笔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一生创作了大量生动活泼、文采飞扬的杂文，并因此而招祸；但他痴情不改，就连在“文革”被囚禁时写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风趣、亦庄亦谐，使专案组的人员哭笑不得。请看《交待材料》的开篇:“专案组:发生‘通货膨胀’，原定写五页，写了二十多页。而且还删去几大段，没有抄上。怎么办呢？请你们裁度。不过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况，让领导看得清楚。”请再欣赏“对运动的看法”:“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为批判(点火)的对象，躬逢这一伟大的历史盛举，虽然吃苦不小，却也足以引为‘荣幸’而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