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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卿为何降职篇一:莆田人物陈俊卿、陈瓒、陈文龙
莆田人物陈俊卿、陈瓒、陈文龙
新度镇善乡村壶公山麓发现一古墓，疑是南宋民族英雄陈瓒衣冠冢及其祖先墓群遗址。墓葬的地方位于壶公山麓南力里石泉寺后，墓碑上的字迹“宋义士侍郎忠武文魁太师忠肃”等虽模糊，但仍依稀可辨。其墓丘用材是三合土，已成灰暗色，长满了绿苔。在墓址左侧约百米之外，还有墓群遗址。有村民还挖出三四个深达1.5米左右的大坑，坑里面半裸露出石人、石马等。村民称，这是陈瓒及其祖先陈贵（陈俊卿的祖父）等人的墓葬群遗址。
参与寻找古墓的阔口陈氏后人陈国章等人告诉说，陈瓒墓址之前一直未能寻找到。为了弘扬陈瓒的民族英雄精神，他和黄清林、郑洪孙、陈文钦等人从今年正月初一开始再次进行寻找，并从《兴化府志》、《莆田县志》和民间传说等入手，重新查找有关线索。7月3日终于在此山坡上发现了疑是陈瓒衣冠冢的墓丘。目前,他们先把挖出的东西保护起来,等待文物部门派人来处理。
市文物专家吴天鹤查看后说，该墓丘用三合土做成，初步推断其形成年代是在宋元时期的，而墓碑是用红石做的，说明是其在明朝修建过的，初步可判定这是一个宋元时代的墓葬群遗址。陈瓒，生于宋绍定五年(1232年)，莆田玉湖(今市区阔口村)人，是陈俊卿（南宋绍兴八年榜眼，官至宰相）的曾孙、陈文龙（南宋咸淳四年状元）的从叔，为南宋民族英雄。景炎二年十月十五日，元兵攻破兴化府城墙，陈瓒殉难。明代朝廷追赠陈瓒为兵部侍郎，赐谥忠武，当时民众葬其衣冠于壶公山下，为他和陈文龙建二忠祠于莆田城关。
陈瓒
陈瓒（1232—1277），字瑟玉，陈俊卿（南宋绍兴八年榜眼，官至宰相）的曾孙，陈文龙（南宋咸淳四年状元）的从叔，生于宋绍定五年(1232年)，莆田玉湖(今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阔口村)人。为南宋民族英雄。景炎二年十月十五日，元兵攻破兴化府城墙，陈瓒殉难。明代朝廷追赠陈瓒为兵部侍郎，赐谥忠武，当时民众葬其衣冠于壶公山下，为他和陈文龙建二忠祠于莆田城关。
陈瓒家有遗风，从小就以大节自励。宋末，政治腐败，元军侵扰，天下大乱。瓒无意仕进，而是常散发粮米，以济饥寒的百姓。他说：“吾家世受国恩，当为国收民心耳。”
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沿江东下，宰相贾似道求和不成，在芜湖大败而逃，南宋政权濒于崩溃。朝廷起用陈文龙为侍御史。临行，瓒对文龙说：“今天下之势已危，列郡皆团兵自守，此不足讨贼明矣。为今之计，莫若劝上尽召天下之兵，屯聚沿江要害，择贤王与文武才干之臣分督之。敌若来战，并力齐奋，则国犹可为也。”文龙答：“叔父之策固善，然柄国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文龙到临安，向朝廷献策，果不被采纳。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城陷，恭帝投降。五月，益王赵显(端宗)在福州即位，改元景炎。召文龙任参知政事，兼闽广宣抚使，至兴化平息石手军之变。时建宁、邵武、南剑州(今南平市)和福州相继沦陷，张世杰奉端宗退往广州。瓒倾家财300万缗，渡海至广东，献给世杰做军费。世杰欲授以官，瓒说：“吾为忠义所激而来，岂买爵耶?”辞谢以返。十二月廿四日，宋叛将林华、陈渊诈称援兵，勾结兴化通判曹澄孙夜开城门，文龙被俘北去。瓒说：“侄不负国，吾当不负侄。”乃暗部署宾客，招募义军，誓死抗元。
景炎二年(1277年)二月三十日，瓒趁元军主力调离兴化之机，亲率义军反攻，杀了守将林华，收复兴化军。端宗授他为兴化军通判，镇守兴化，又令其乘胜和世杰犄角，收复福、泉二郡。元将唆都于九月间率兵万余，再度攻打兴化城。瓒领众固守，唆都屡攻不克。瓒每巡城，必南向恸哭，士皆感奋。唆都乃临城下劝降，被陈瓒严词拒绝。
景炎二年(1277年)十月十五日，元兵倾巢而出，在云梯、炮石猛攻下，城破，瓒家僮、壮丁500人巷战终日，元兵死者千余。瓒终因众寡悬殊、力尽被执，骂不绝口。唆都怒，把他车裂于五门。瓒牺牲时年仅45岁。元兵屠城三个时辰，全城死难者3万余人，“血流有声”。宋朝廷追赠陈瓒为兵部侍郎，赐谥忠武。邑人葬其衣冠于壶公山下，为他和陈文龙建二忠祠于莆田城关。
陈俊卿
陈俊卿（公元1113 -1186年）字应求，莆田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三年，卒于孝宗淳熙十三年，年七十四岁。幼庄重，不妄言笑。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登进士第。授泉州观察推官，勤于职务。秩满，时秦桧当国，察其不附己，以为南外睦宗院教授。桧死，召为校书郎。孝宗时，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教授。累迁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左丞相。后上章告老，以少师魏国公致仕。俊卿天资忠孝，清严好礼。在朝正色立言，无所顾避。凡所奏请，均关治乱安危之大者。卒，谥正献。俊卿著有文集二十卷，《宋史本传》传于世。
陈俊卿有遗文二十卷、奏议二十卷，均佚。《全宋诗》录其诗九首。
陈俊卿，别称陈正献、陈福公、陈魏公， 字应求，南宋，出生地莆田 ，出生时间1113年去世时间1186年8月8日 。官，少师、观文殿大学士； 爵，魏国公； 追赠太保；谥号正献。主要作品文集二十卷
评价：
赵构：卿可谓仁者之勇。[2]
赵昚：备见忠谠，朕决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为忠臣。[2]
脱脱：孝宗志恢复，特任张浚，俊卿斥奸党，明公道，以为之佐。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盖其立志一以先哲为法，非他相可拟也。[2]
王夫之：故孝宗立，奋志有为，而四顾以求人，远邪佞，隆恩礼，慎选而笃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陈康伯、叶颙、陈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谓非一时之选也。
“八太师”、“一门二丞相”：
“八太师”指的是莆田“阔口陈”的“九代八太师”。
陈俊卿是南宋绍兴八年（1138）榜眼。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并枢密院使，后又进为左相。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卒谥“正献”。因之，陈俊卿的曾祖父陈仁、祖父陈贵、父陈铣都赠“太师”、“国公”。
陈文龙是南宋咸淳四年（1268）状元，拜参知政事（副宰相）。他以身殉国，诏赠“太师”，谥“忠肃”。因之，陈文龙的曾祖父陈钦绍、祖父陈衮、父陈粢都赠“太师”、“国公”。（按：后世也有称“一门二丞相”的，是指陈俊卿和陈文龙二人。又，陈俊卿登进士第时，是三十七岁；而陈文龙登进士第时，也是三十七岁。奇哉！）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陈俊卿，字应求，兴化人。幼庄重，不妄言笑。父死，执丧如成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授泉州观察推官。服勤职业，同僚宴集，恒谢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视之，诸掾属方饮某所，俊卿舆卒亦假之行，于是例以后至被诘，俊卿唯唯摧谢。已而知其实，问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资其仆，安得为无过。时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叹服，以为不可及。
秩满，秦桧当国，察其不附已，以为南外睦宗院教授。寻添通判南剑州，未上而桧死，乃以校书郎召。孝宗时为普安郡王，高宗命择端厚静重者辅导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讲经辄寓规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戏，因诵韩愈谏张建封书以讽，王敬纳之。
累迁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听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必达大体。御下之道，恩威并施，抑骄将，作士气，则纪纲正而号令行矣。”遂劾韩仲通本以狱事附桧，冤陷无辜，桧党尽逐而仲通独全；刘宝总戎京口，恣掊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汤思退专政，俊卿曰：“冬日无云而雷，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诏罢思退。
时灾异数见，金人侵轶之势已形。俊卿乃疏言：“张浚忠荩，白首不渝，窃闻谗言其阴有异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论，为其忠义有素。反是，则人将去之，谁复与为变乎？”疏入，未报，因请对，力言之，上始悟。数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内侍张去为阴沮用兵，且陈避敌计，摇成算，请按军法。”上曰：“卿可谓仁者之勇。”除权兵部侍郎。
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诏整浙西水军，李宝因之遂有胶西之捷。亮死，诏俊卿治淮东堡砦屯田，所过安辑流亡。金主褒新立，申旧好，廷臣多附和议。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为实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虚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则国威强，岁币可损。”因陈选将练兵、屯田减租之策，择文臣有胆略者为参佐，俾察军政、习戎务以储将材。
孝宗受禅，言：“为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愿留圣意。”迁中书舍人。时孝宗志在兴复，方以阃外事属张浚。以俊卿忠义，沈靖有谋，以本职充江、淮宣抚判官兼权建康府事。奏曰：“吴璘得孤军深入，敌悉众拒战，久不决，危道也。两淮事势已急，盍分遣舟师直捣山东，彼必还师自救，而璘得乘胜定关中。我及其未至，溃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会主和议方坚，诏璘班师，亦召俊卿。奏陈十事：定规模，振纪纲，励风俗，明赏罚，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无名之赋。
隆兴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礼部侍郎参赞军事。张浚初谋大举北伐，俊卿以为未可。会谍报敌聚粮边地，诸将以为秋必至，宜先其未动举兵，浚乃请于朝出师。已而邵宏渊果以兵溃，俊卿退保扬州。主和议者幸其败，横议摇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从坐，诏贬两秩。谏臣尹穑附思退，议罢浚都督，改宣抚使治扬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别属贤将；若欲责其后效，降官示罚，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权，置扬州死地，如有奏请，台谏沮之，人情解体，尚何后效之图？议者但知恶浚而欲杀之，不复为宗社计。愿下诏戒中外协济，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为相，卒为思退、穑所挤，遣视师江、淮。俊卿累章请罪，以宝文阁待制知泉州，请祠，提举太平兴国宫。
思退既窜，太学诸生伏阙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对，上劳抚之，因极论朋党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国史。论人才当以气节为主，气节者，小有过当容之；邪佞者，甚有才当察之。钱端礼起戚里为参政，窥相位甚急，馆阁之士上疏斥之。端礼遣客密告俊卿，己即相，当引共政。深拒不听。翌日，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预政，有深意，陛下宜谨守。”上首肯，端礼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书。
时上未能屏鞠戏，将游猎白石。俊卿引汉桓灵、唐敬穆及司马相如之言力以为戒。上喜曰：“备见忠谠，朕决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为忠臣。”后卿拜谢。
受诏馆金使，遂拜同知枢密院事。时曾觌、龙大渊怙旧恩，窃威福，士大夫颇出其门。及俊卿馆伴，大渊副之，公见外，不交一语，大渊纳谒，亦谢不接。洪迈白俊卿：“人言郑闻除右史，某当除某官，信乎？”诘所从，迈以渊、觌告。具以迈语质于上，上曰：“朕曷尝谋及此辈，必窃听得之。”有旨出渊、觌，中外称快。
金移文边吏，取前所俘。俊卿请报以“誓书云：俘虏叛亡是两事，俘虏发已多，叛亡不应遣。且本朝两淮民，上国俘虏亡虑数万，本朝未尝以为言，恐坏和议，使两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则屈直胜负有在矣。”
镇江军帅戚方刻削军士，俊卿奏：“内臣中有主方者，当并惩之。”即诏罢方，以内侍陈瑶、李宗回付大理究脏状。十一月，当郊而雷，上内出手诏，戒饬大臣，叶颙、魏杞坐罢。俊卿参知政事。时四明献银矿，将召冶工即禁中锻之。俊卿奏：“不务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细，恐为有识所窥。”从官梁克家、莫济俱求补外，俊卿奏：“二人皆贤，其去可惜。”于是劾奏洪迈奸险谗佞，不宜在左右，罢之。减福建钞盐，罢江西和籴、广西折米盐钱，蠲诸道宿逋金谷钱帛以巨万计，于是政事稍归中书矣。
龙大渊死，上怜曾觌，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两人，中外莫不称颂。今复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请先罢。”遂不召。殿前指挥使王琪被旨按视两淮城壁还，荐和州教授刘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荐兵将官乃其职，教官有才，何预琪事。”会扬州奏琪传旨增筑城已讫事，俊卿请于上，未尝有是命。俊卿曰：“若诈传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万几，岂能尽防闲，所恃者纪纲、号令、赏罚耳。不诛琪，何所不为。”琪削秩罢官。
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诸军，宰相多不预闻，内官张方事觉，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笔处分事，须奏审方行。”从之。既而以内诸司不乐，收前命。俊卿言：“张方、王琪事，圣断已明，忽谕臣曰：‘禁中取一饮一食，必待申审，岂不留滞。’臣所虑者，命令之大，如三衙发兵，户部取财，岂为宫禁细微事。臣等备数，出内陛下命令耳。凡奏审欲取决陛下，非臣欲专之，且非新条，申旧制耳。已行复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圣怒。”上曰：“朕岂以小人言疑卿等耶？”
同知枢密院事刘珙进对，争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诏除珙端明殿学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札，臣实草定，以为有罪，臣当先罢。珙之除命，未敢奉诏。陛下即位以来，纳谏诤，体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获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顺持禄，非国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帅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虽百请，朕必不从。”
四年十月，制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俊卿以用人为己任，所除吏皆一时选，奖廉退，抑奔竞。或才可用，资历浅，密荐于上，未尝语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远至，必问以时政得失，人才贤否。
虞允文宣抚四川，俊卿荐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为枢密使，至则以为右相，俊卿为左相。允文建议遣使金以陵寝为请，俊卿面陈，复手疏以为未可。上御孤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经月不御外朝，口语籍籍，皆辅相无状，不能先事开陈，亏损圣德。陛下忧勤恭俭，清静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绝，顾于骑射之末犹未能忘。臣知非乐此，志图恢复，故俯而从事，以阅武备，激士气耳。愿陛下任智谋，明赏罚，恢信义，则英声义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慑敌人于万里之远，岂待区区骑射于百步间哉。陛下一身，宗社生灵之休戚系焉，愿以今日之事，永为后戒。”
曾觌官满当代，俊卿预请处以浙东总管。上曰：“觌意似不欲为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论甚惬。愿捐私恩，伸公议。”觌怏怏而去。枢密承旨张说为亲戚求官，惮俊卿不敢言，会在告，请于允文，得之。俊卿闻敕已出，语吏留之。说皇恐来谢，允文亦愧，犹为之请，俊卿竟不与，说深憾之。吏部尚书汪应辰与允文议事不合，求去，俊卿数奏应辰刚毅正直，可为执政。上初然之，后竟出应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数求去。
明年，允文复申陵寝之议，上手札谕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复故疆，臣虽疲驽，岂不知激昂仰赞圣谟，然于大事欲计其万全，俟一二年间，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误国事。”即杜门请去，以观文殿大学士帅福州。陛辞，犹劝上远佞亲贤，修政攘敌，泛使未可轻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终不得要领。曾觌亦召还，建节钺，跻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
俊卿至福州，政尚宽厚，严于治盗，海道晏清，以功进秩。转运判官陈岘建议改行钞盐法，俊卿移书宰执，极言福建盐法与淮、浙异，遂不果行。明年，请祠，提举洞霄宫。归第，弊屋数楹，怡然不介意。
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归，除特进，起判建康府兼江东安抚。召对垂拱殿，命坐赐茶，因从容言曰：“将帅当由公选，臣闻诸将多以贿得。曾觌、王抃招权纳贿，进人皆以中批行之。脏吏已经结勘，而内批改正，将何所劝惩？”上曰：“卿言甚当。”朝辞，奏曰：“去国十年，见都城谷贱人安，惟士大夫风俗大变。”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觌、抃之门，十缠一二，尚畏人知，今则公然趋附已七八，不复顾忌矣。人材进退由私门，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则不敢。觌虽时或有请，朕多抑之，自今不复从矣。”俊卿曰：“此曹声势既长，侍从、台谏多出其门，毋敢为陛下言，臣恐坏朝廷纪纲，废有司法度，败天下风俗，累陛下圣德。”命二府饮饯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来。为政宽简，罢无名之赋。时御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奖谕。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年上章告老，以少师、魏国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属疾，手书示诸子云：“遗表止谢圣恩，勿祈恩泽及功德，勿请谥树碑。”上闻嗟悼，辍视朝，赠太保，命本路转运司给葬事，赐谥正献。
俊卿孝友忠敬，得于天资，清严好礼，终日无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论，分别邪正，斥权势无顾避。凡所奏请，关治乱安危之大者。雅善汪应辰、李焘，尤敬朱熹，屡尝论荐。其薨也，熹不远千里往哭之，又状其行。有集二十卷。
子五人，宓有志于学，终承奉郎，朱熹为铭其墓。宓自有传。[
陈文龙：
陈文龙（1232～1276），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初名子龙，字刚中。度宗为之改名文龙，赐字君贲，号如心，陈俊卿五世从孙，抗元名将，民族英雄。
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中状元。陈文龙深受南宋朝廷器重，出任多个重要职位，颇有成就。元军南下，在各地守将纷纷投降的背景下，招降使者两次至兴化劝降文龙，均被其焚书斩杀。后被捕，押送杭州途中开始绝食，经杭州谒拜岳飞庙时，气绝而死，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
明朝诏封文龙为福州府城隍，福州人称文龙为“尚书公”。
陈文龙别称陈子龙，字君贲、刚中，号如心 ；出生地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出生时间1232年 去世时间1276年
陈文龙（1232～1276），福建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初名子龙，度宗为之改名文龙，赐字君贲，字刚中，号如心，陈俊卿五世从孙，抗元名将，民族英雄。早年随父陈粢定居连江长乐（今阜山）。幼颖悟，苦学不厌。淳祐十一年（1251），入乡学。宝祐四年（1256），入太学。宋咸淳四年（1268）戊辰科进士，龙飞射策第一，宋度宗赐名文龙。
宋端宗谥忠肃。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皇帝加封陈文龙为镇海王。明朝诏封文龙为福州府城隍，又以能保佑航运、渔民，加封“水部尚书、镇海王”，福州人称文龙为“尚书公”。
宋朝端宗景英年间出任福建、广东宣抚使兼兴化县指挥官。咸淳七年（1271），官至秘书省校书郎。贾似道爱其文，雅礼重之。后来，陈文龙的正直敢言，渐渐忤怒了贾似道。襄阳失守，陈文龙上疏痛责贾似道用人不当，并请罢黄五石、范文虎、赵潜。贾似道大怒，将陈文龙贬官抚州，又指使台臣季可上书弹劾陈文龙。不久，范文虎降敌，贾似道兵败鲁港时，赵潜最先逃跑，导致其余守将弃城而逃。贾似道后悔不听陈文龙所言，又起用陈文龙为左司谏，迁侍御史，再迁为参知政事。由于朝内议和，陈文龙乞请回乡养老，获准。景炎元年（1276），益王称帝福州，陈文龙再次出任参知政事，一上任就轻而易举地平定了漳浦、兴化叛乱。元军占领广州后，泉州、福州守将纷纷投降。招降使者两次至兴化劝降文龙，均被其焚书斩杀。对军中的议论，文龙道：“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由于部下降敌，文龙与家人均被元军抓获。面对凌辱，文龙指腹道：“此节义文章，可相逼邪！”押送杭州途中开始绝食，经杭州谒拜岳飞庙时，气绝而死，葬于杭州西湖智果寺旁。其母被监于福州尼寺，病重无药，旁人无不落泪，其母言道：“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病逝。众人感叹道：“有是母，宜有是儿。”将其母收葬。
莆田市郊，木兰溪蜿蜒穿过阡陌村庄，孕育了历代无数贤人名士，陈文龙就诞生于北岸的玉湖乡（今镇海-古山村）。
陈文龙，原名子龙，字刚中，号如心，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二月。 陈文龙福州尚书庙塑像 因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属泉州的莆田、仙游两县改隶于兴化军，故《宋史》与《八闽通志》皆称陈文龙是兴化人。建于宋代的玉湖陈氏祖祠迄今仍保存有“陈丞相里第”、“状元里”等石刻。
陈文龙的家学渊源，应该从其曾祖父陈俊卿谈起。宋绍兴八年（1138年）科举考试，状元黄公度、榜眼陈俊卿两位莆田人联袂题名。廷试时，皇帝问道：“莆田乡土贫瘠，怎么会人才辈出？”陈俊卿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话后来成了莆田读书人的口头禅。陈俊卿官至左丞相，封魏国公，赠太师，成为与李纲齐名的南宋名相。
从小就“濡染先训”的陈文龙，深受曾祖父“人才当以气节为主”观念影响，自幼立志“忠君报国”，少年时期便显示出了超凡的聪颖和勤奋。据清末莆田进士张琴所著《陈忠肃公年谱》载：“公幼颖悟，苦学不厌。年未弱冠，以赋律名郡庠。”只可惜他的诗文流传后世数量太少，这也是他名气不如文天祥的原因之一。
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公元1256年，陈文龙“补入太学，累捷私试。”年方25岁，其书法已称誉一时，《安石仓诗选》载有时人所写《王一送陈刚中归莆》诗，说的就是其书艺：“近得钟王法，才华世共称。剑锋看舞女，笔阵笑狂僧。散帙花前席，鸣琴竹里灯。石渠成远别，白下酒如渑。”陈文龙的手迹传世极少，过去笔者仅看到他写的《文宝论杨徽之诗》，全篇如下：“杨徽之能诗，太宗写其警句于御屏风。僧文宝谓，当以天地皓露涤笔于金瓯雪碗，方与其诗神骨相投。”结体浑然天成，着墨枯湿自如，骨力神韵，颇得钟繇、王羲之等大家笔意。
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年），34岁的陈文龙参加了春考并夺魁，随即“升补外舍积分，私试分数中内舍优奏。”咸淳三年（1267年），陈文龙36岁。这年夏季的5月，度宗皇帝临殿考核，“对策试，赐进士六百六十四人，擢公第一，状元及第。公本名子龙，唱第日，御笔改为文龙，赐字君贲。”
清心为治本 直道是身谋
陈文龙学而优则仕之时，正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危难之秋。
陈文龙任宣义郎镇东节度判官驻节越州（今浙江绍兴）期间，对趋炎附势、行贿受贿等官场现象深恶痛绝。他雷厉风行革除政弊，秉公执法，嫉恶如仇，关心民瘼，政声卓著而“人皆惮之”。得到了上司镇东军元帅刘良贵的器重，“政无大小，悉以询之。
贾似道从理宗开始当权，到度宗时权倾朝野。“文章魁天下”的陈文龙，几年内从镇东军节度判官历政殿说书、秘书省校书郎，直拜为监察御史，均得力于贾似道的提携，但道不同不相与为谋，正直耿介的他对贾弄权误国的行径予以严厉抨击。浙西转运使洪起畏在贾似道的授意下，上奏请求推行理宗时未施行的“公田法”，致使浙西一带“六郡之民，破家者多”，民怨沸腾。陈文龙上疏陈述得失，据理力争，并要求严惩洪起畏，才平息这场轩然大波，百姓拍手称快，“朝绅学校相庆”，赞扬陈文龙“乃朝阳之鸣凤也”。
度宗三年（1267年），元军长驱直下，围攻南宋国防重镇襄阳、樊城。贾似道的女婿范文虎率兵驰援，却临阵逃遁。守将吕文焕降元，被围困达6年之久的襄、樊重镇相继陷落。朝野震动，舆论哗然。贾似道为掩饰其咎，对范文虎只作降职一级、出任安庆知府的处理。同时，任命“曾多献宝玉”的小人赵晋任建康知府，又让卖身投靠的无耻之徒黄万石出任临安知府的肥缺。陈文龙对贾氏结党营私的丑恶行径极为愤慨，毅然上疏度宗力陈贾之过失，并提出弹劾范文虎、赵晋和黄万石三人。因此触怒了贾似道，被贬职到抚州。
陈文龙在抚州任上仍然不改初衷。他为官清廉，深得民心。贾似道找不到借口，就以官爵收买监察御史李可，以陈文龙“催科峻急”的莫须有罪名，于1275年11月将其罢官，他只好返回兴化军故里。这位出身“世代簪缨”之家的名臣，在一个动荡腐败的年代洁身自爱、不移操守，却因为忤逆权贵而不容于官场，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南宋朝廷的悲哀。
疾风知劲草 国危见忠臣
疾风知劲草，国危见忠臣。贾似道兵败后，南宋朝廷后悔当初没有采纳陈文龙的意见，于是诏令到兴化，宣召他进京。临行时，其叔陈瓒说：“为今之计，莫若尽召天下之兵屯聚要害，择与文武才干之臣分督之。敌若至，拼力奋斗，则国犹可为也。”文龙听言，感慨万千地说：“叔之策非不善，然柄国政者非人，恐不能用，是行也，某必死之。”表明此行已下定以死报国之心。
果然不出所料，朝廷虽然罢黜了贾似道，但又起用了投降派陈宜中为宰相。不久，元军攻下了临安北面文天祥据守的独松关，附近的郡守县令风声鹤唳，争相弃官逃亡。12月28日，陈文龙与文天祥、陈宜中、张世杰等文臣武将商议。陈文龙主张背城一战，他对张世杰说：“宋家天下，被人坏了，今无策可支。愿太尉无奈收拾残兵出关一战，大家死休报国足矣！”文天祥主张入闽广再图匡复，可陈宜中力赞议和，最后陈的意见得到谢太后的同意，遂于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派人向元军奉表称臣。
陈文龙痛心疾首，便以母老乞求归养为辞，无限惆怅地回到了故乡莆田。德佑二年2月，元军攻陷了南宋首都临安，宋恭宗及皇室成员被俘北去。5月，益王赵正在张世杰、陆秀夫等大臣的拥立下，在行都福州登基，陈文龙再次被起用为参知政事（左相）。9月，元军向闽粤进军，兵锋直向榕城，福州知府不战而降。张、陆等保护端宗从海上逃亡避难于泉州。朝廷任命陈文龙依前职充闽广宣抚使，并于兴化（莆田）开设衙门。
于是，陈文龙倾尽家财招募兵勇组成民军，厉兵秣马备战。在福州、泉州两城守将先后叛降后，陈文龙固守孤垒，四次斩杀前来劝降的元使，并在城头竖起“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大旗，以表明心迹、激励士气。最后一次其姻亲被元军抓来劝降，陈文龙大义灭亲，复信说：“孟子曰"效死弗去’，贾谊曰"臣死封疆’，国事如此，不如无生，惟当决一死守……若以区区之守义为不然，或杀身复家，鄙意则虽阖门磔尸数段亦所愿也?请从此诀，勿复多言。”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守志誓难移 丹衷天地知
然而，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德佑二年12月，被陈文龙派往福州打探敌情的部将林华、陈渊，和降将王世强勾结，引元军来到兴化城下，通判曹澄孙开城投降，元兵蜂拥而至，陈文龙寡不敌众，力尽被擒。他见元军在城中放火烧杀，怒声喝斥：“速杀我，无害百姓。”（《宋史·陈文龙传》）
第二天，文龙和两子三女以及母、妻等一家人被押至福州元将董文炳军中，董令左右百般凌挫，陈文龙以手指腹正色道：“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周围的人无不为他宁死不屈的气节所感动。董文炳还不死心，对陈文龙说：“国家兴亡有成败，汝是书生，何不识天时？”陈文龙回答：“国亡我当速死?”元将唆都企图以“母老子幼”来动摇他，陈文龙慷慨而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事见《弘治兴化府志·陈文龙传》）?其忠肝义胆的《复元将唆都书》也千古传颂，迄今仍为大学课文。
元军见劝降无望，就把陈文龙押往杭州。他从离开莆田即开始绝食，行至合沙时，赋诗一首给他的仲子诀别，表达了视死如归、尽忠报国的强烈心声。（《陈忠肃公墓录》）
《元兵俘至合沙，诗寄仲子》
斗垒孤危力不支，书生守志誓难移。自经沟渎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时。
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衷天地知。
陈文龙到杭州后，被囚禁在太学里。景炎二年（1277年）4月25日，他要求拜谒岳飞庙。当他以孱弱之躯蹒跚进入岳庙时，不禁失声痛哭，哀恸悲绝，当晚死于庙中，年仅46岁，后被葬在西湖智果寺的翠竹园里。陈母被拘禁在福州一座尼庵中，身患沉疴，而不愿看病服药。她对监守说：“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周围的人无不为之黯然泪下，感叹：“有斯母，宜有是儿。”至此，陈文龙一家，包括其季弟陈用虎（弟媳朱氏在陈文龙被俘后就自缢）、其叔陈瓒，都忠贞不屈，为国捐躯。
精灵接前贤 英风总肃然
明初，朝廷下令访求民间应祀神祇，“凡有功国家及惠爱在民者，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在上报的名单中，朱元璋特别重视南宋隆名并峙的两状元文天祥和陈文龙。于是，在福建境内建有“历代奉旨祀典”陈庙十余座，我市中山公园北门原有的陈文龙祠就是其中之一。 陈文龙杭州墓碑 在祭祀陈文龙的寺庙中，以福州阳岐的尚书祖庙时间最早。相传当年阳岐村民在乌龙江边拾到陈文龙遗落的官袍，便自发集资在兴化古道边建庙。明天启七年（1627年），当地村民及部分莆仙籍商贾，出于对陈文龙的敬仰，将原庙宇移至阳岐村凤鸣山下。庙建成后，历经沧桑，几度重修。庙前空坪上至今保存了几方古代残碑，分别记载了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嘉庆九年（1804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咸丰九年（1859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五次重修的情况。其中乾隆碑刻载：“祖殿水部尚书三次敕封，加封镇海王”。所以福州百姓都称陈文龙庙为“尚书庙”，陈文龙为“尚书公”。福州市区的其他4座庙均由此分香，阳岐尚书庙也被称作“尚书祖庙”。1919年，阳岐人、大思想家严复发起又一次重修。他亲自撰写《重建尚书祖庙募缘启事》，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萨镇冰、前清福州知府叶大庄等都有善捐。严复为祖庙题写镌刻了3副石柱联，其中大殿正门的草书联为“十万家饭美鱼香，惟神之助；百余乡风清魔伏，为民所依。”他还赋诗“天水亡来六百年，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总肃然。 陈文龙杭州墓 ”表达了对陈文龙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景仰之情。
历代史传、诗文、戏曲等都对陈文龙备加褒扬。明永乐六年（1409年），朝廷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能保佑航运、渔民，加封“水部尚书、镇海王”；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皇帝加封陈文龙为镇海王。明清时期，每三年科举后，历朝皇帝都委派新科状元率册封团赴琉球（今冲绳）、台湾册封当地官员。册封团在海上行船为祈求平安，将陈文龙立于船中祭拜。由此，就有了“官船拜陈文龙、民船拜妈祖”之说。闽台及东南亚等地，都将陈文龙比作“海上保护神”。，福州人称文龙为“尚书公”。仅在台湾和马祖，保存完好的陈文龙庙就有16座之多。
陈俊卿为何降职篇二:湛江陈姓多为抗元英雄陈文龙后代
莆田玉湖陈氏家族人大规模迁徒到湛江，是南宋末年的事。德佑二年十二月(1277年元月)，莆田人南宋状元、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陈文龙归守兴化军(辖莆田、兴化、仙游三县)抗元，不屈身死。其叔陈瓒倾家财300万缗航海助张世杰军抗元，及陈文龙就义，发民兵攻复兴化军为文龙报仇，封知兴化军事，元兵复来攻，力尽被执，不降，被元将车裂五门，壮烈殉国。陈瓒之子若水被张世杰召为督府架阁。陈文龙的子孙八宣、汝楫等率族人乘船同辅南宋幼主帝 从福建南下广东湛江之硇洲岛，后至粤东崖门，帝 溺水而宋亡。八宣、汝楫率族人沿海南下，除一部分留在新会外海(今属江门市)外，有的定居海南，其余的散居于吴川、化州、雷州一带。八宣生三子：正、宝、经(伯镇)。陈伯镇元初任石龙(现化州)教谕，晚年宦满卜居湛江市郊的乾塘村，成为乾塘陈氏始祖。其后人中着名的有被郑成功委任为高廉雷总兵的明末抗清将领陈上川；清康熙32年(1694年)进士、曾任台湾知县、刑部主事、偏沅(今湖南)福建巡抚的陈宾；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留美学生监督、查办古巴华工事务专使、首任大清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兵部右侍郎等职的陈兰彬；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举人，着名诗人、岭南派画家、教育家陈乔森等。陈正卜居坡头米稔村。陈宝后人迁居廉江案乾村。陈八宣的后人现在仅在湛江地区的就形成数百条村子，总人口超过30多万人。陈汝楫的子孙迁居吴川、雷州等地，后人中最着名的是清乾隆36年进士、十世孙陈昌齐。 抗元民族英雄陈文龙出自福建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玉湖陈氏在南宋时代涌现“一门二丞相，九代八太师”而扬名神州大地，成为中华民族一大望族。玉湖陈氏后代以此为荣，莆仙乡民同样感到自豪。玉湖陈氏始祖为陈仁。陈仁在宋庆历元年(1041年)随父凌采卜居莆田城东南郊外白湖浦边(白湖后改名玉湖，现城厢阔口村)，后来他父亲回故乡钱塘(旧说“钱塘”系浙江钱塘县，现在玉湖后裔多有存疑，因莆田境内自古以来就有数地“钱塘境”之名，且为陈氏发祥地。玉湖后裔正加紧查考中)，陈仁留居该村，并当“里正”。北宋之末，南宋之初，白湖浦边村前还是一片湖海，一衣带水，村东尚有渚洲环卫，环境优美，人口稀少，适宜人居并大有开发前景。据《莆阳玉湖陈氏家乘》记载：“陈仁，道行公长子，字以育，行廿一，孝宗朝因曾孙俊卿贵，赠太师沂国公，配黄氏，累封徐国夫人……”陈仁有两个儿子，长子叫贵，亦因俊卿贵，赠太师，封蜀国公；次子叫贤(玉湖旧谱没记载，新谱广东海陆惠族谱记他迁广东为官，房号朝奉公房，在广东繁衍子孙百万。本文不作详述)。陈仁的第三代，贵的三个儿子，政绩平平，仕途淡然；除次子诜得益于子俊卿贵赠太师封翼国公外，长子德载亦只当武平县知县而已；三儿子显晶遁入佛门，在石泉院当名住持。陈俊卿问世，给国家，给家族增添了一位举足轻重、开辟一代新风的人物。他为官清廉，忠义直谏；不畏权势，任人唯贤；关心士民，疾贿如仇，是宋代着名的忠臣贤相。《二相堂特辑》记：“朱文公子千里来吊，宁宗亲洒哀联表其墓曰：‘清忠亮直’”。他那怀忠直谏：“人主以兼听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欺为忠，必达大体。御下之道，恩威并施，抑骄将，作士气，则纪纲正而号令行矣。”“为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感人肺腑，震动朝廷；他拒绝权势的拉拢，还讽谏皇帝要遵守家法，不让外戚预政等，对当时严肃纲纪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他“勤于政，廉于务，任人唯贤，为政宽简”，都给当时的士大夫树立了楷模形象陈俊卿至暮年上章告老，皇帝封赠少师、魏国公，他知恩怀俭，写下手书告诉几个儿子：“遣表上谢圣恩，勿祈恩泽及恩德，勿请谥树碑。”正如他《示蒙孙》诗中所表：“世事宜须防漏溢，天公偏是喜乘除”，“何事不为尘所染，平生须有善堪书，要从陋卷勤甘苦，始得成名满沟渠”。他教育后代要清俭、不忘本，要勤奋读书，立志成才。这在他来说，可叫经验之谈，至老则成为传家之宝。他在十二岁时所作的《咏砻》一诗：“本是栋梁之材，良工琢作砻。两耳垂于外，一心置于中。地盘常不动，尺运转无穷。米糠遂分出，全赖簸扬动。”可谓胸怀大志，专心攻读，以至成才。他的治国之道，影响了当时朝野权策；他的治家之道，教育了满门几代子孙。据玉湖祖谱不完全统计，在他身后的第五代到第八代家族男儿中，经考试、举荐，封赠在朝廷内外为官的就有七十多人，未丝发现有被史志披露有劣迹者。他的四儿子陈宓跟随朱熹，深攻理学，虽然为官一世，死时却是正像他自己所崇拜的诸葛亮那样“家无余财，库无余帛”。直至第七、八代以陈瓒、陈文龙为代表的抗元英雄和满门忠烈的涌现，不能不说是以陈俊卿为代表的一代代玉湖陈氏族人所塑就的清廉忠义家风濡染与抗击外族入侵、保家卫国的时代精神契合的结果。值得捎带一笔的是，陈俊卿在廷时回答皇帝对“乡土何宜”的传壁铿响的至理名言：“山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八百多年来一直鼓舞兴化士子吃苦耐劳，勤奋读书，积极向上。以至于莆田成为全国闻名的“打着赤脚上学，穿着草鞋走京都”的文献名邦。 陈文龙，字君贲，号如心，讳文龙，南宋理宗五年(1232年)二月十七日生，荣国公粢长子，陈俊卿的五世重孙，玉湖始祖陈仁的第八代孙。他的出仕与成就，又使得家族四代人受封国公并赠太师，致使玉湖陈氏成为极富特色的“一门二丞相，九代八太师”的华夏望族，也给中华民族血缘文化史增添一个永塑史志的耀眼星座。据《莆阳文献》、《莆阳玉湖陈氏家乘》、《陈忠肃公年谱》等记载：他幼颖悟，濡染先训，厉志苦学，能文章、负气节，“年未弱冠，即以精于声律而驰名郡庠。”当然，“自幼聪明善悟”，多源于先天素质和懵懂年代的启蒙教育，而“厉志苦读，能文章、负气节”这是先训濡染和自身努力的结果。试看陈俊卿示蒙孙和示儿子的诗便可领略真理：“吾家清俭莫忘初，昔日儒酸白屋居……看来负郭三千顷，不如传家一卷书。”“兴来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万卷书，遗你子孙清白在，不须夏屋太渠渠。”陈文龙的先辈们就是在这样清贫俭仆、苦学勤着中度过的。他自己更是家族的皎皎代表者。陈俊卿之后几代子孙继承并发扬了先祖遗风中的精髓——忠义。莆田玉湖陈氏祖祠镌刻一对“清忠亮直抗金良将，节义文章扶宋名臣”的楹联是对前八代玉湖祖先的真切追念与真诚评价。陈文龙致仕之时，正值元兵南侵，宋室日渐衰微，奸臣贾似道执掌朝权，监察御用台谏场需向他呈稿始行。至陈文龙任内则不然，他不惮忤逆贾似道，还敢于弹劾贾似道门人甚至贾本人为非作歹，从而触犯并激怒了贾似道，招致被降职，以至被“罢归里”。在抗元卫国决策中，陈文龙跟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始终坚持抗敌卫国，弹劾贾似道结党营私，用人不当，导致襄阳失守，丧土辱国。他跟几位忠臣良将一道，死参硬奏，才把谢太后认为是“勤劳三朝”而实则是误国罪大的贾似道“谪为高州团练，循州安置，籍其家。”他批评当时朝廷抗敌决策议而不决的现象是“譬犹拯溺救焚而为安行徐步之议”，“无滋虚议”。在大兵压境，南宋都城临安被围时，他自告奋勇，要求与敌人决一死战。由于以谢太皇太后为首的实力派议决向元方称臣，献城投降，他出于气忿，上书要求回家奉养母亲，但“即出国门而悔之，复求还，不报。”于是他才不得已离开朝廷，可仍“留浙东待命”。玉湖祖祠另有一对楹联：“一片忠心扶宋室，千秋名节垂莆邦”，是对陈文龙一生官宦生涯及名节流芳的纪实。他在兴化抗元临危不惧，死于义节，满门百口烈难，惊天动地，震撼人寰，可歌可泣。《宋史》把他载人“忠义篇”，皇帝封赠谥号为“忠肃”，后人敬称他“忠肃公”，这都是对精忠节义德行的褒扬和肯定。 1276年，张世杰等在福州奉益王星为端宗皇帝，他受封为参知政事，任闽广宣抚大使，先后讨伐广州之敌、平“漳州畔”和兴化“石守军畔”。当泉州蒲寿庚反叛，张世杰等奉帝入潮州，“仍命公守兴化”，为了保存宋室，保卫家乡，他倾家荡产，招兵募勇，抗击元兵，又在莆田囊山设伏并数挫敌军。当时一些软弱士大夫及绅士认为一木难支大厦倾，劝他投降，他大义凛然，表示以死匡扶宋室，保卫兴化城，并制两句“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巡城大旗，激励守城士民斗志；元兵派使者招降，他杀死使者表示“效死不去”的决心。最后，因叛徒诈骗，引导敌兵进城，他不幸被捕。陈文龙被捕至元营，面对敌将领，他“踞胡床”、“瞪目视”；看到民间起火，毅然伸出脖子说：“速杀我，毋害百姓。”威慑敌首，“传令侦纵火者，斩之”。在敌人头目逼他下跪又 “挫其腹”时，他坚决不屈膝，并坦指着自己的腹部说：“此节义文章也，可相逼耶？”他大义从容，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就连元朝皇帝都认为他是忠义的“好头目，不让杀”，于是下旨把他械送杭州，关押在太学中。从他被解离兴化时，他就开始绝食。景炎二年(1277年)夏四月二十五日，在拜谒岳飞庙熏炉自诉时，薨于庙中(一说为吞熏灰而死)，年仅四十五岁。在陈文龙殉难后，被关押在福州尼姑庵中的母亲因不肯服药治病而亡。死前，她身边的人为她病重却不服药而感伤流泪。她慨然告众：“吾与儿同死，又何恨哉？”众人感叹说： “有这样的母亲，才有那样的儿子！”并把她埋葬了。此前，陈文龙季弟陈用开之妻朱氏在陈文龙被抓后便上吊身亡。 在保卫兴化府城中，玉湖陈氏几乎是全族投入的，死伤众多，惨不忍睹，没有战死的，如陈文龙季弟陈用虎、陈瓒长子陈若水，在竭尽心力后奔的奔，走的走，有的削发为僧，埋名隐姓。当时兴化城血流有声，玉湖陈府付于一炬。陈文龙与子诀别诗“一门百指沦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是对家族沦难情况和自己心境的真实描述。值得重笔记述的是在保卫兴化城中跟陈文龙起到一样重要作用、后被史志尊为兴化“二忠”之一的陈文龙同庚从叔陈瓒。陈瓒，字瑟玉，谥忠武，陈宓孙，陈俊卿曾孙。他从小就有志节，懂攻守战术。他曾竭尽家财到潮州帮助张世杰“瞻军”，张世杰要奏封他为官，他大义不受，他告诉自己就是被忠义所感而来，不是来买官的，毅然拒绝，仍然回家当他的普通百姓。叛贼林华等献城降元，陈文龙与妻子被俘械北后，他说“吾侄不负国，吾当不负侄。”于是暗中招义兵、募宾客，于景炎丁丑(1277年)二月末光复兴化城，杀了林华等并“以其首告于家庙”。端宗认为他忠义，封他为通判，守兴化城，并令他乘机会与张世杰联合光复福州、泉州两郡。他的义兵只有三千人，元兵数万人。在他卫国保家的号令激励下，将士奋勇战敌，打了几次胜战。此时，元兵大举南下，逐日增援，陈瓒率五百义勇与敌人展开巷战，杀死敌人千余，最后部下全部战死，自己被捕。敌人劝他投降，他怒斥敌人说：“以前守城不投降的陈文龙就是我的侄子，吾家世代忠义，岂肯从汝胡狗求活乎？”敌将大怒，把他用车裂杀于五门。陈瓒的壮烈殉国，使中华民族史增加了一位忠臣义士，也给玉湖忠义家谱描下了极其辉煌的一笔。吴源在《名公事述?陈瓒》中无限深情的感叹：“呜呼，英哉！宋亡，天下义节之臣仅一十许人，而瓒叔侄死尤俊伟，可谓盛矣！”忠义精神，历来被中华民族各阶层正义人所崇奉，地方名士及谱志把陈文龙、陈瓒奉为“兴化二忠”，各地还建祠造庙，世代供祀。就连元始祖忽必烈亦感陈文龙忠义，把他被俘的妻子放回。元初至正年间，朝廷还遣使到兴化郡寻访文龙子孙要给录用(无人应诏)。明太祖在褒封前朝忠义大臣时，封陈文龙为福州城隍庙主神，封陈瓒为兴化府城隍庙主神。莆田谷城宫的楹联“救江山之危。振民族之魂，扬家教之声，母妻叔同纾国难，世叹一门皆忠义；存武穆之节，怀文山之烈，有道粼之气，天地人齐倾颂英雄，名垂万载共光辉”，充分肯定了玉湖陈氏满门忠义，壮烈殉国的历史意义以及得到民间广泛崇敬、纪念和学习的事实。玉湖陈氏祖祠位于荔城区阔口村，简称玉湖祠，是南宋名相陈俊卿、状元陈文龙的祖居地，1993年列为莆田市文物保护单位。 宋绍兴八年（1138），玉湖陈氏四世孙陈俊卿举进士第二（榜眼），授泉州观察推官。因不肯依附秦桧，被压抑多年，至秦死后方被重用，后升为殿中侍御史。他直言敢谏，以弹劾奸佞为己任，辅助高宗、孝宗两朝，力主抗金，累荐人才。乾道四年（1168），俊卿拜相，淳熙八年（1181），上章告老，翌年以少傅致仕，封魏国公。淳熙十三年（1185）十二月卒，享年73岁，赠太师，谥正献。朱熹闻讯千里来莆吊唁，为他撰写行状，宋宁宗亦亲笔题写“清忠亮直”。咸淳四年（1268），八世孙陈文龙状元及第，初授镇东军节度判官，后任监察御史，德佑元年（1275）升为参知政事。其时元兵直逼临安，文龙拥益王、广王入闽。次年五月，益王在福州即位称端宗，文龙再任参知政事。十一月，元军攻陷福州，端宗南逃广州，文龙散尽家财募兵坚守兴化。因部将叛变，被俘押至杭州，拒降绝食死于岳庙，终年45岁。其从叔陈瓒继志抗元，惨遭车裂，史称叔侄二人为抗元“二忠”。文龙死后被诏赠太师，谥“忠肃”。按宋代追赠制度，一代太师可追赠三代先祖谥太师国公，故玉湖祖祠有“一门二丞相，九代八太师”之石刻楹联。玉湖祖祠历经沧桑久圯，明成化三年、清同治六年曾经重建，至新中国成立后仅存正厅与拜亭。1991年海外侨胞、沂国公卅二世孙陈德发捐资重修大厅、拜亭及门坊。去年春因市政改造迁建于玉湖公园，今年12月20日举行落成庆典。迁建后的玉湖祠占地836平方米，除了原样迁建主殿和拜亭外，还增建偏殿、拜亭和山门。山门两侧又增建为祭祀陈俊卿和陈文龙、陈瓒的“正献殿”和“二忠殿”，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陈俊卿为何降职篇三:莆田文革风云传奇人物李庆霖的人生浮沉(一)
李庆霖（1936-2004）福建莆田人。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72年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的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并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不久被誉为反潮流英雄；后任莆田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莆田县“知青办”副主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1973年在《红旗》杂志第11期上发表《谈反潮流》。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正式被捕入狱。1979年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8年减为1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8月提前出狱。2004年2月逝世。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
全文：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署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一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贵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莱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李庆霖的晚年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未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莱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因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半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毛泽东复信原文：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由、幸福。 毛泽东 4月26日
李庆霖的沉浮人生。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一千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仍难以忘记——当年的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无米之炊”的困境。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这使他一举成名，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毛主席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潸然而下。 之后，毛主席当即给写信人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1973年5月1日，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来到莆田，找到李庆霖家中了解他写信给毛主席的经过。记者走后，李庆霖一连几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几页信纸展开，头页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李庆霖将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才从激动中清醒过来，来到莆田县县委大院，将毛主席的回信给县委书记刘功看。 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李庆霖立刻将300元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平时也只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现在这300元钱还在当地银行存着。 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多方反映无结果斗胆上书毛主席 李庆霖为何要斗胆上书毛主席呢？起因是这样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新高潮。 同全国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按当时的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且越来越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走上了漫长而曲折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两千多字。信写好后，他又反复推敲，删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内容，多说自己孩子下乡的实际情况，捎带一下干部走后门把子女调回城的“阴暗面”，发泄一点自己心中的不平，并用稿纸抄正，毅然将信发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这样的事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李庆霖所说的那样，说出心里话后虽感到短暂的轻松，但走出邮局大门看到满街的大字报，心情又沉重起来。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并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王洪文以及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会议从晚上9时开到翌日凌晨1时15分。会上，周总理在宣读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时，充满激情地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大家听取了国家计委、劳动部分管知青工作负责人的汇报，并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治疗、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会后，国务院农村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党、政、军三结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队，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是谁改变了知青命运----李庆霖的沉浮人生[2]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消息传来，莆田县委书记非常震惊，在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压力。尽管县委中有人认为李庆霖告状是给县委领导脸上抹黑，甚至在传达文件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者：“同志们，要警惕啊！阶级敌人把我们伟大的祖国说得一无是处啊！”但对毛主席的指示却不能不执行，毕竟这是关系到“阶级觉悟”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莆田县委一面毫不含糊，立即组织县委常委进行学习；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对李庆霖信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反调查，并对李良模施加压力。然而不久，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地各级领导的不断督促，又使得莆田县委放弃反调查，并于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初步检讨》，承认县委“在这项工作中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比李庆霖所反映的问题还要多，还要严重”。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李庆霖信中反映的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及建房材料等行为进行了查处。总之，李庆霖“告御状”事件，使上山下乡运动中长期存在的具体问题得到缓解，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知识青年的人身权利，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说：“中央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机构，怎能只是设在计委劳动局下面的一个小组？这么几个人，怎么搞好工作？这个机构要加强，要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
随后，国务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周总理亲自主持，吸收李庆霖为领导小组成员，并要求各省、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办事机构。同时，放宽上山下乡的具体规定，使知青插队有更大的选择，并采取措施改善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 在改变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舆论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李庆霖的信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发(1973)21号文件形式将和李庆霖之间的往返信件印发至全国基层公社一级，由此，李庆霖成了为知青鸣冤叫屈并改变其命运的先驱。与此同时，一种个人无法把握的命运降临到这个普通的小学教员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涡……
李庆霖的壮举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派专车将李庆霖接到福州，赞扬他给毛主席的信写得很好，并说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难尽可直说无妨。李庆霖当时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跃进时，李庆霖因临时接手一个基础差的班级，初考成绩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销了教导主任职务，工资也由55.5元减为42.5元；二是其妻张秀珍原在莆田县二中做工友，是“有户口”的正式公职人员，后被解雇，李庆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其职。韩先楚说：“把‘白旗’插到小学教员头上是错误的，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应该平反！”
此时莆田街头出现了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不正之风开火！”“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此时，李庆霖成了各种力量都要争取拉拢的一面旗帜。 1973年11月，李庆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谈反潮流》一文，俨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讲“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并表露出他不怕“身败名裂”，要用“反潮流”来“名扬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区农委主任宋老先生亲眼目睹了李庆霖卷入派性斗争的一幕：莆田地区行政公署多数干部听党的话，抓革命促生产，1976年春的一天地区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肖文玉主持，并作春耕生产动员报告。会议刚一开始，李庆霖在一众人马的簇拥下走进会场，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抢过话筒，把正在作报告的肖文玉书记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着，而李庆霖则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间，公开发表歪论，说什么地委书记执行右倾翻案风路线，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李庆霖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着：“拥护中央文革，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尽管他拼着老命鼓动，但台下会场秩序井然，除了他带来的几个应声虫外，没有人跟着他喊口号。事后干部们议论纷纷，说李庆霖不过是一个乡下小学教员，仅因写信给毛主席就变成了风云人物，公然坐在地委书记的座位上发号施令。 二十余年后，李庆霖自述：“那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平步青云——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和县革委会教育组副组长，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办公室副组长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1975年被选举参加四届人大并任常务委员，1976年6月成为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纷纷倒台，李庆霖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在当年11月份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荔城原二十八军军部。1977年11月1日，李庆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才对他进行宣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对这个判决，李庆霖一直不服，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绝不承认犯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自从李庆霖被隔离审查后，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后，才停止对她的监督改造，平反通知书扣了很久才发给她，没有恢复其公职。大儿子李良模由于迟迟得不到安排回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上级批示地方信访办：“要把李庆霖家属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后一批被安排。
今日李庆霖
30年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号召，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有二千多万“
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
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伟大领袖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
”政策的信，它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轨迹。时光流逝，当
年这位风云人物已淹没在无声的岁月之中……
在莆田市东门凤山街居仁巷一条偏僻小胡同里，有一座低
矮破旧的小平房，这里居住着一位衣着简朴，不苟言笑的老人，
多半时间，他都在自己小小的卧室里吟诗挥墨，偶尔也到街上
散散步。街坊里的人都十分敬重他，称他“李老师”。
他就是当年向毛主席“告御状”，红极一时的人物——李
庆霖。
故物依旧 人情两样
今年已70岁的李庆霖形容瘦弱，两鬂斑白，已难觅当年“
雄姿”，一双慈眉下透出几许忧思。面对来访者，他似乎有点
警觉，语音低沉缓慢，但思维较敏捷。二儿子李良雄说，他父
亲平生嗜书如命，生活极为随意。李住的卧房还是30年前的模
样，不到6平方米的斗室里，摆着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和老式的台
桌，上面堆满各种书籍，唯一的奢侈品是厅堂上的一把吊扇。
去年7月，他老伴去世后，大媳妇送来一台电视机给他解闷，家
人说，平时他也很少开，只有地方台播出莆仙戏，他才会坐着
入迷地观看。
老人家里没有什么摆设，狭窄的过道堆着煤球和过时的物
件，破旧的窗户木扇门上被砸损的条条印痕仍然可见。引人注
目的是，在厅堂下面墙上挂着一面镶着毛主席肖像的镜框，上
面擦得干干净净。据说，老人每次发现新版毛主席像都要托人
买一张镶在镜框里，而今镶在里面的已有一大叠，这是最新的
版本。主席像两边是工笔抄写的毛主席诗词。厅堂的一角有一
张竹方桌，已很破旧，当年，李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毛
主席的。
心有不平 大胆上书
七十年代初，正值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高
潮，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在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担任语文教师的李庆霖的大
儿子也到山区插队。孩子小，农活重，经常因为吃不饱，跑回
家拿米、拿菜、拿油，看到孩子在山区受苦受累，生活无保障，
李庆霖心里既难过又内疚，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却可以通过各
种关系，把自己的儿子调回城，招工、招生、招干、参军，这
更激起他的气愤和不平，于是起了给党中央写信反映“知青”
问题的念头。信是1972年底写的，信里陈述了自己孩子和下乡
知青的因境以及一些当权人物的不正之风，信中最后写道：“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
写信向北京告御状了。”他希望中央重视“知青”生活中存在
的实际问题，给予更多的爱护。信写好后，他反复修改了几次，
怕主席年纪大，看不清，又用300格的稿纸恭敬楷抄写一遍后才
投入信箱，信发出后，李庆霖一度惴惴不安，紧张了好几天。
他说，他那时，并没有期望得到回音，只是想出出心中闷气而
已。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意外收到了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
席亲笔复信，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
信是毛笔繁体横写的。主席在信中说：“李庆霖同志，寄上30
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
霖一遍又一遍读着毛主席的来信，激动得泪流满面，一家人也
兴奋的一夜睡不好觉。很快，毛主席寄给他的汇款单也收到了。
这笔钱，李庆霖至今没用，存在银行里，遗憾是，毛主席的复
信原件却在抄家时丢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一封来信 平步青云
信是直接给李庆霖的，各级基层组织领导并不知道，所以，
当第二天李庆霖将这封信送交当时的县领导人后，在全县、全
省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有关资料，中央根据毛主席给李庆霖
的复信精神，委托周总理主持，多次组织召开知青工作会议，
并派出了工作组深入调查，提出了解决知青问题的意见和方案，
全面调整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政策，从此，二千多万知青
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还印发到全国各
地基层党组织，并传达到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中，一时，李家
门庭若市，李庆霖也因此成了户喻家晓的“英雄人物”。
这以后，李庆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得到
了各级领导的关心，不久，就入了党，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
升任为校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
组长直至省高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出席第四届全
国人大并被选为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次年，李庆霖把他的二
儿子也送到农村插队。
好景不长 锒铛入狱
1976年“四人邦”垮台，辉煌一时的李庆霖也被隔离审查。
1977年11月14日，李庆霖在福州被捕，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
武夷山崇安农场劳动改造。在狱中，狱方考虑到李庆霖有一定
文化，安排他给犯人上文化课，管理狱中报纸、图书、电视机，
后来还负责编辑给犯人看的监狱内部小报。 工作之余，他常到
图书室阅览报纸、期刊，了解“外面”的情况，由于他在狱中
表现良好，1983年他母亲病危，狱方特别批准他回家与他母亲
告别，他还两次被减刑。1994年8月17日，66岁的李庆霖重新获
得自由，回到家乡。许多老知青听说他出狱，纷纷来看望，还
写信慰问他，这使他十分感动。
晚年清贫 闭门谢客
长期的身心损害，使李庆霖多病缠身，显得虚弱、苍老。
李自嘲说：“苏武牧羊流放19年，我也蹲了19年牢，现在老了，
没用了！”出狱后，他没有退休金，仅靠县民政局每月发放30
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晚年李庆霖患上神经官能症，常常觉得气
喘心悸，只有靠服用安定片才能入睡。李庆霖的妻子张秀珍原
在莆田四中工作，因受李牵连被开除公职。老伴去世后，李变
得更加孤僻不愿见人，常到女儿家小住，一来为避客，二来也
为图个清净的环境养身体。刚出狱时，李身体尚好，他常常主
动帮邻里收缴电表、水表费，写些喜庆对联类字幅，近年因患
病，很少活动，李的人缘很好，有事邻里们都会来帮助，前二
年，他的老伴住院开刀，手头拮据，是李的同事、朋友相助为
她支付了医疗费。记者在街上打听李的住址时，人们总会热情
地为我指点。李庆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镇里工作，二儿子
在某中学工作，一个女儿在省体工队工作，均已成家立业。子
女们为他添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外甥，给李家带来温馨。这几年，
经常有些媒体记者欲登门采访，大多被他婉言谢绝。李庆霖不
愿评价过去的事。他说，他“一生坦诚，功过任由评说。”
我所知道的李庆霖
曾庆祥
李庆霖原系福建省莆田县的一名小学教师。1972年12月，他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劳动期间的口粮、住房、看病等方面的困难，以及知青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1973年4月，毛主席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5月，中央把毛主席的复信和李的原信印发全国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传达到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集中讨论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突出问题，及时调整了有关政策，从而使全国千百万知青的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全国各级报刊大量报道了此事，并把李庆霖誉为“反潮流英雄”，推崇备至。这位默默无闻的农村小学教师也因此名噪一时，誉满全国。近几年，我看过有些报刊登载的文章，如《是是非非李庆霖》、《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李庆霖，中国知青之神》等，对李庆霖的情况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他的功过是非也有所分析和评论。
1974年底到1982年初我在福建工作，同李庆霖有过接触，对他这段时间的情况和命运的起伏变化也有一些了解，现根据我的回忆和工作笔记的片断记载整理出来，供大家参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四川省级机关“五七”干校参加了几年劳动，附近的一些下乡知青经常来干校串门和交谈；后来我回到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工作，多次到农村蹲点调查，同当地下乡知青又有一些接触交往，对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等方面的困难状况也有所了解。1974年听到传达李庆霖的信和毛主席的批复时，我曾深受感动，认为李的信情真意切，文笔流畅，特别是在当时只能报喜不报忧，只能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和实际情况，敢于揭露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74年底，我调到福建任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的秘书。刚到任时，省委办公厅一位同志给我介绍：由于毛主席对李庆霖来信的批复，福建省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对他的安排立即“青云直上”，在县、地、省各级知青办或教育部门都安排了领导职务；他本人也于1973年7月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入了党；1974年又被安排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这是他托了毛主席老人家的福，交了好运，否则他这封信肯定会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右派言论典型来批判。当时我还为他辩护说：他是为了使毛主席倡导的下乡知青运动这一新生事物搞得更好，不能说是否定“大好形势”，信也写得好，很感动人，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他，但对他的印象是好的。
我第一次见到李庆霖，是1975年初在中央派来接福建省出席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的专机上，当时他年纪大约40来岁，衣着也较朴素。当机组工作人员和一些代表得知李庆霖在座时，不断前来找他交谈，对他表示仰慕之情。他也滔滔不绝地大谈其个人功绩，眉飞色舞，洋洋自得，使我感到他有些居功自傲。
在京开会期间，他向廖志高书记(福建省代表团团长)提出要归还毛主席给他的300元钱，理由是受之有愧。廖志高一再给他做工作说：钱是毛主席对你的关怀，只要以后努力为党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就行了。但他坚持不听，又找到我说：这是他向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要求，省委和代表团无权从中干预，并且提出要面见毛主席或江青，当面退款。廖志高只好要我向中央办公厅报告，中办请示汪东兴后答复：钱不要退，主席和江青工作很忙，不要再去干扰毛主席。经我向他传达后他才悻悻作罢。这是我初次同他打交道，给我留下他性情固执和不够谦虚的印象。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要求大力清除资产阶级派性。当年春，廖志高针对福建派性比较严重的情况，到闽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途经莆田地区时，地委书记肖文玉反映：李庆霖同当地的帮派势力搅在一起，干扰地委清除派性的工作；还经常无理取闹，向地委提出一些过分要求，如：毛主席对他的信批复后，全国知道他的人很多，不断收到要求他帮助解决问题的群众来信，因此提出要地委为他专设“办公室”，配备几名专职秘书帮助处理来信。地委研究后表示：来信可以由他提出处理意见交给地区信访办或有关部门办理，不必再专设办公室和专人。对此，他十分不满。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稍不如意就发牢骚甚至破口大骂，并以要给毛主席、江青写信来威胁。还不分场合攻击地委书记是“赫鲁晓夫”、“国民党”。地委实在难以应付这位自诩是“通天”的“大人物”，要求省里帮助解决。
廖志高回到福州后，专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了李庆霖的问题，认为他同那些靠造反起家长期闹派性的帮派头头尚有区别，应以批评教育和帮助为主。办法是让他来福州到省委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以利于他同当地的帮派势力割断联系；并确定来后先由廖志高同他谈一次话。这次谈话时我在场作记录，廖志高首先要他谈谈自己的工作、思想状况，有些什么意见，以及对派性的看法。他在谈话中竭力夸大他给毛主席写信的动机纯正良好，带来的影响大、范围广；批评地、县委是“官僚主义机构”，听不得群众意见甚至压制群众，对他“代表群众”提出的许多“合理要求”长期拖延不予解决；还攻击地委书记肖文玉搞“修正主义”，是“典型的走资派”。他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两个钟头，对自己没有片言只字的自我批评。廖志高一直耐心地听他讲完后才说：我没有看过你的入党申请书，不知道你认真学习过党章没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作为党员个人应当如何对待党的各级组织?他则是一问三不知，什么也答不上来，瞠目结舌，表情十分尴尬。然后，廖志高针对他讲话中的许多错误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希望他认真考虑，切实改正。在此情况下，李庆霖开始时一贯正确的态度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廖志高的讲话连连点头称是，表示完全接受批评，毕恭毕敬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是“拨开乌云见青天”、“开了窍”，一定“铭记在心，痛改前非”……谈话结束时，廖志高要他立即去党校报到，放假以前不要再回莆田，一定要与那些坚持派性屡教不改的人保持距离。他又打躬作揖地表示“坚决服从”。他的这些言谈举止，酷似一些喜剧中热衷于咬文嚼字的“酸秀才”和私塾教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到党校不久，就溜回莆田，再没有回来。据地委反映：这次谈话后，他的派性活动确有所收敛，但并未完全停止。
1975年夏，清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工作逐步深入，省里有名的3个帮派头目坚持派性，经多次批评教育仍拒不改正，还制造谣言，兴风作浪，省委请示中央拟对他们实施隔离审查。8月，中央派专机接廖志高、皮定均(福州军区司令员）、朱绍清(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去京，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他们当面汇报，经讨论后同意省委对这几个帮派头目隔离审查，在全省引起很大震动，李庆霖也在莆田地区作了检讨。
不久后的一天，李庆霖专程来福州，到汤井巷廖志高住地，交出一封香港刚刚给他来的匿名信，要我“尽快转呈廖书记并请省委审查”。这封信用词隐晦，大意是：上次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表扬，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国作出更大贡献。当时他表情十分紧张，一再申明：此信内容纯系谎言，是有意对他打击诬陷，廖书记有何指示和省委审查结果，希望能尽快告诉他，必要时他可再来福州，随叫随到。廖志高阅后说：李庆霖及时主动交出这封信的行动就说明他不可能有这类问题。要我交公安有关部门研究分析、酌情处理。公安部门很快就答复：这是台湾驻港特务机构离间干部群众特别是一些知名人士同党的关系，蓄意制造混乱的惯用手段，他们收到和保存的类似信件很多，一般未作处理。后来我要莆田地委来省开会的同志回去后转告李庆霖：此事纯属无中生有，不要为此背包袱。
1975年11月底，政治风云突变，全国范围开展了以“批邓”为主要内容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福建省也由于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比较坚决，成为全国“问题”多的几个省之一。廖志高再度受到批斗折磨。李庆霖所在莆田地区的混乱局势也十分严重，特别是《人民日报》的莆田籍造反派记者以“采访”为名，到莆田地区煽风点火，制造混乱。当地帮派势力为了抢出因投机倒把被关押的一名造反派头头，围攻当地公安机关，抢夺看守人员的枪支，发生枪支走火事件。此事便立即渲染夸大为《莆田地区镇压造反派，在全国开了第一枪》(并以《内参》形式报送中央)，致使莆田地区越来越乱，地委书记肖文玉也多次遭残酷批斗，不久就被迫自杀。这一时期，我同李庆霖没有接触，对他这一段的情况也不甚了解。直到近几年才从《李庆霖，中国知青之神》这篇文章中看出一些端倪，文中写到他“被地方极左势力作为‘反潮流勇士’而大肆吹捧，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他与中央领导声息相通，有强大的社会影响，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党内‘走资派’
、‘投降派’的狂潮中，到处表态，作报告，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不难看出，这时他已经(或者说是被利用)成为莆田地区甚至全省帮派势力的代表人物。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中央决定廖志高尽快回福建省主持工作。1979年1月19日，廖志高回省后，立即按照中央的部署，把揭批查斗争作为中心任务，整顿和加强了各级揭批查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对帮派势力中的重点人物篡党夺权的言行开展揭露、批判，经过9个多月的时间，查清了许多重大问题。10月25日，省委向中央报送关于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陈佳忠(帮派头目，原省委常委)、李庆霖、庄志鹏的请示报告，11月10日，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11月14日，省委、省革委会在福州召开愤怒声讨他们的广播大会，全省城乡500多万人收听了实况广播。会上由省委书记金昭典(主管政法工作)宣布了经中央批准省委关于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逮捕法办的决定。我在场看到李庆霖被押解出场时，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全身瘫软，全靠身边两名押解人员极力扶持，才能勉强站立听完对他们的揭发声讨。后来据监管部门反映，当时他误认为这是一次公审大会，会后将立即处决。监管部门同时还送来一封他在狱中给廖志高的信表示服罪认罪，还说：“共产党历来的政策是留下战犯，枪毙保长，我既是战犯又是保长，感谢省委和廖书记对我的不杀之恩。”
1979年6月15日，莆田地区中级法院召开审判大会，对李庆霖判处无期徒刑。一年半之后，1981年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四人帮”审理判刑的消息后不久，李庆霖又给廖志高来信提出：姚文元只判了有期徒刑20年，我的罪行同姚相比，无论是性质的严重性和影响范围都小得多，因此对被判无期徒刑想不通，要求从轻处理。当时廖志高已因患脑血栓赴外地治疗，我即将来信转给政法部门了。1986年9月27日，福建省高级法院根据他“在服刑中有悔改表现”，由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10年；1990年12月24日，莆田地区中级法院又根据他劳动改造表现好准予减刑两年，最后于1994年3月提前出狱。1982年我调离福建回四川，对他后来的狱中表现和两次“减刑”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但从对他两次减刑的时间来看，已经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大量冤假错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认真清理和纠正；从对他两次“减刑”的根据来看，也主要是他在服刑中有好的表现，并未涉及案件本身有什么问题；因此，对他的处理不属于冤假错案。
文革时期的【李庆霖】
核心提示：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原刊于《人民日报》 发表日期：1973年，来源: 中华网文史】
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看信封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的，李庆霖一面故作镇静，一面又抑制不住兴奋。短短的一封信，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些怀疑，这真是毛主席的亲笔信！？
很快，毛主席汇给他的钱也收到了，和家里人商量，都说这钱是不能花的。这些钱至今仍存在莆田县中行，他只每年去取一次利息。
毛主席的信寄到莆田，有人欢喜有人忧
毛泽东的复信，使莆田人感到惊喜，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不过，有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在，他们也无可奈何。
李庆霖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心。1972年7月8日他曾写了入党申请书，因为要推荐李庆霖参加党的十大，所以各级组织力求尽快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由于十大已定于8月份召开，李庆霖赶不上参加了。省委打算让他参加四届人大。在改变广大知青命运的同时，李庆霖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直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组长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中央高层下决心全面调整知青政策
就在毛泽东复信后的第二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高层会议讨论知青问题，并将毛主席复信印发全国。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的《情况反映》引起中央领导和与会者的震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营长贾小山，强奸女知青20余人；一师某指导员张国亮强奸女知青几十名；黑龙江兵团一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强奸女知青50多人；内蒙兵团被奸污的女知青达299人，罪犯中有现役干部209人。
周总理看后怒不可遏：“公安部要速派人去，不要手软！”
李先念气愤地说：“这些人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至少是国民党行为，不知为什么得不到纠正？省委和军区难道说也不知道吗？”
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各地大开杀戒，将以上罪犯处以死刑，以平民愤。
一群女知青在车站留影
从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
在文革后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舵，是很困难的。
福建省造反派头目认为李庆霖与中央首长(江青曾接见过李庆霖)声息相通，故极力结交他以壮声势。这时的李庆霖被眩目的荣誉所陶醉，在当时揪“民主派”、“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成了红得发紫的人，这便为他后来身陷囹圄埋下了伏笔。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没有恢复其公职。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李庆霖回到阔别17年的莆田县居仁巷15号，他和老伴没有生活来源。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莆田县委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县里很快通知他，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两位老人仅靠这点钱勉强度日。
在李庆霖的陋室里，只有一台陈旧的黑白电视机，一张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当年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的。现在这张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号。在劳改期间，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因严重的肺气肿故世，她受他的牵连受了不少罪，现在撒手西去，令李庆霖悲痛不已。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为李庆霖捐款，总数达万元，使得他还清医药费欠帐，并为老伴发丧。
这些年赋闲在家的李庆霖经常拄着拐杖到离家不远的莆田市政府信访局看报聊天，向有关部门申诉要求复查他的案子，推倒一些不实之词，信访局的人对他很客气，茶礼相待，但对他案子的申诉，杳无音讯。
但是，这些年来，千百万老知青没有忘记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他们在寻找他，关注他的命运。当李庆霖还在武夷山下劳改时，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收进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告状信。1991年后，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知青文化热，一本本知青生活纪实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研究文章纷纷问世。它们高度评价李庆霖当年给毛主席上书之举，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般的事件。使中央高层即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许多互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注这个命运多的老人的近况，纷纷给他写信问候，寄钱给他治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老知青，有作家、记者，虔诚的基督徒；信和钱多半是寄到莆田市信访局转交的。1998年2月，笔者专程去莆田采访李庆霖三天，写出报告文学《李庆霖——一个改变知青命运的小人物》，被国内外近30多家报刊杂志转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庆霖还挥毫赠送笔者两桢墨宝，其中一桢就是坦诚拳拳赤子心迹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李庆霖的人生最后几年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他患的是最令人头痛的帕金森氏疹和喘息型气管炎。前者是当代医学无法根治的病，他的三个子女为照料父亲疲于奔命，许多热心人也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他还是在痛苦中走了。他在2004年2月19日带着许多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天，笔者从他家人处获得这个消息，当即在“华夏知青网”发布这个信息，海内外许多老知青在网上发唁电，悼念这位老人的去世。
现在李庆霖安眠在莆田福山墓园里，今年清明节，他的子女们新拓了一尊墓碑，上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那封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当统筹解决。”
秋风衰草，夕阳无话，这是一块举世无双的墓碑。
解读李庆霖
李庆霖先生去世了，让人们不禁回想起往事，无限感慨。刚才看到一个帖子，把李庆霖尊为“知青之神”，俺觉得太过夸张了。跟帖中也有许多奇谈怪论，还在不失时机地神化毛，真让人哭笑不得。李庆霖先生对于知青，客观上是个有功之人，理当为此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有必要对他进行一番客观的认真的解读，粉碎那些想乘机为文革、为毛、为知青下乡运动涂脂抹粉的企图。
. 一、李庆霖的信，证明了文革的彻底失败。
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是要“砸碎旧的官僚体制”吗？看看李庆霖的信吧，尽管人民政府被夺了权，改名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新生的官员们，同样是鱼肉百姓，欺上瞒下，官僚体制本身没有受到半分触动，只不过是打倒了一批被叫做“走资派”的人而已。不是总有些文革爱好者，喜欢说文革如何如何大民主吗？李庆霖没写大字报，他也不敢写，如果他写了，他一定会被套上“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和“反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罪名，打入十八层地狱。李庆霖这封信，撕去了罩在文革头上的所有美丽的面纱，将其丑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李庆霖的信，揭露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来面目。
这一点不用多说，多看看那封信就可以了。后面还要讲到另一个人对上山下乡的评论。
三、不要神化李庆霖。
有人说李庆霖写这封信是“为民请命”，俺认为不是。李庆霖的信，充其量也就是一封“上访”信，是为自己的儿女请命。当然，这封信在客观上起到了改善知青命运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当年李庆霖写的这封信，也并不是通过正规的信访渠道递上去的，也走了“后门”，否则根本不可能上达天听。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再也没人提起了。李先生信中所写，句句真实，不敢有半点夸张，也不敢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半点不满，只是诉说自己的孩子在农村的遭遇。当时为自己儿女申诉写信的大有人在，但根本就递不上去，走不到省级知青办就被打回当地了。只有这一封走了“后门”的信递上去了。
俺还要说说毛公的眼泪。有篇文章讲到毛公在游泳池听着李庆霖的信，流下了眼泪，人们不禁感慨道：领袖和人民心连心哪！俺要说，你先慢点感动！这眼泪流没流，俺是不知道，但俺知道，他老人家早就知道知青在农村的日子不好过，并不是从这封信的第一次听说，为什么一直无动于衷？现在人们喜欢用“作秀”这个词来形容一些政治家们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俺是不想用这个词的，但还是忍不住想起了这个词，真是罪过。
还是再说李庆霖吧。李庆霖得到了三百元，从此大红大紫。过了两年，在批邓的时候，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反潮流要出以公心》，文中明确表示他写那封信就是出以公心的反潮流之举。当时俺们在读那篇文章的时候就在一起议论：这人怎么吹牛都不觉得脸红啊？俺们从那封信里，怎么都读不出个“公心”来。当然，这个时候的李庆霖，早已身不由己，成了一根政治棍子了，对此不必责备李庆霖先生，当时的政治环境确实毁了一大批杰出人士，包括演样板戏的浩亮、刘庆棠，打乒乓球的庄则栋等等，这对于他们个人是悲剧，对于中华民族也是悲剧。
要说为民请命，俺倒想起另外一个人，这人叫李天德，生于1939年，出身于四川荣县一个穷苦工匠家庭。童年时父母双亡，靠大哥抚养读完小学和中学。1956年考入重庆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改造。1958年又被判处５年徒刑。文革期间（1967年），又被判６年徒刑，1972年刑满释放后，仍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四川某农场管制劳动。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李天德化名李笑天上书中共中央和人大常委会，题名为《献国策》。他献的国策共12条：
１、节制生育，控制人口，优化种族；
２、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
３、为农业人口提供社会福利；
４、教育革命问题、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和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择优录取制度
５、知青下放问题
６、医疗卫生问题；
７、干部问题；
８、限制干部特权和无能现象，确定人民政治主权；
９、刑法、定罪、治安问题：废除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的“恶毒攻击罪”，加强刑事执法，无罪释放和合理安置1957年大学生右派；
10、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问题，以及人民公社的乌托邦问题，大跃进祸国殃民问题；
11、领袖的任期与功过问题；
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探讨。
1975年８月，李天德卖掉仅有的蚊帐、锅等全部家产，凑齐路费上北京献国策。他给中共中央、朱（德）委员长各寄出一份《献国策》，并想面见邓副总理成呈他的《献国策》，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押回四川。197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979年，李天德被无罪释放。
下面是李天德先生的《献国策》中的第五节：
五、知青下放问题.
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来动员知青下乡这是可笑的。因为这口号是有欺骗性，没有说实话。首先人们无法理解：知青为什么不去接受“人类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再教育，而要去接受“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他们还比工人阶级先进？正因为如此，所以90％知青到农村是出于被迫、勉强。到了农村也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而是心存侥幸，如努力走后门，碰运气有朝一日能招工、招学离开农村。这类人表现出消极拖混，或努力与干部拉关系。８％左右的知青基于家境无钱无势，颇能埋头苦干，积极锻炼，可惜又往往不为干部所宠爱，招工自然无份，乃受排挤。２％左右的知青是走上了“男盗女娼”的可悲道路或“反革命”道路。
鉴于中国之具体情况，今后知青必须继续下放。但必须对他们说真话，把城镇人口过剩、无业可就的事实告诉他们，把农村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告诉他们，把为了减少国家负担，把一个浪费者和潜在的犯罪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充实农村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薄弱点，让他们去过艰苦创业生活……等等告诉他们，知青工作就好做得多了。今后知青下放最好不分散，而是集中办农场或知青生产队、办集体食堂，统一作息和学习。以利于教育知青在革命的道路上健康地成长。非常希望大家能仔细地读一读李天德的话，这才是为民请命！结果如何呢？他被判了刑。把李天德的命运和李庆霖作一比较，把李天德的《献国策》与李庆霖的信作一比较，还能把李庆霖称作“知青之神吗？
李庆霖那封信，写的恰逢其时。知青问题堆积如山，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毛公正是借此机会下了决心。从此以后，知青下乡就不再住在老乡家里了，开始建设“知青点”，把知青和贫下中农分开了。知青在农村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正如李天德的《献国策》中所说，由于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只得继续上山下乡，知青的命运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直到文革结束后，通过一千多万知青自己的努力和斗争，上山下乡的运动才告彻底结束
四、关于李庆霖先生在打倒四人邦以后的遭遇。
四人邦被打倒以后，李庆霖先生的身价也一落千丈，受到牢狱之灾。当时听说过一些关于李庆霖红起来以后在本地飞扬跋扈的传说，不知道是否可靠，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了李庆霖的大起大落，他也够冤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不可能总是“反潮流”，实际上他在批邓的时候跟潮流跟得挺紧。当时冷眼旁观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他却无法冷眼旁观了。俺自己从李庆霖先生的遭遇中领悟到一点，那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做事不可太过分，讲点中庸之道，讲点与人为善，拿老人家的话说，就是“要留有余地”（虽然他老人家自己并不是这样做的）。政治这个东西，比较肮脏，也比较复杂，没有把握的，不想玩命的，千万别往那浑水里边跳，俺每次想起浩亮庄则栋李庆霖，都有这个感叹。
长篇报告文学《是是非非李庆霖》创作经过
受本文作者委托，特在此代为发表
历史的眼光 现实的勇气
——长篇报告文学《是是非非李庆霖》创作经过
作者翁志军
写成30多万字的李庆霖传记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写成了3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是是非非李庆霖》初稿，现文稿在文友中传阅，以便提出修改意见。遗憾的是李庆霖生前未能看到这本书，而且坊间也盛传还有另一本写李庆霖的专著，虽然不知此书何时能出版，但我很自信：所有发表李庆霖文章中，我这本是采访最具体，资料最完整，描写最真实的传记。而且我是唯一一个得到李庆霖亲笔授权认可的人，我还保存采访李庆霖20分钟的vcd纪实录像，堪称绝版，我庆幸自己能幸运地抓到这个千载难逢的题材。现在，我把成书过程整理出来，以纪念这段经历。
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促我写书
李庆霖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明星”，他大起大落的人生，象谜一样始终让不少人感兴趣，所以也是不少记者和作家争相采访和挖掘的对象。无奈，出狱后的李庆霖已如惊弓之鸟，“金口”难开，使许多人知难而退。
幸运的是，朋友黄培强是李庆霖唯一一户毗邻而居的邻居，一条小巷深深深几许，每次到他家都要经过李家。1994年暑假的一天，阿强送我出门，我看到一个颤巍巍的老者正吃力地在门口劈柴烧火，阿强说：“他就是李庆霖。”这是我认识李庆霖的开始。
1998年春，《福建老年》编辑向我约稿。我提到了李庆霖这个题材，杂志社很感兴趣，但身心俱疲的李庆霖对外人的“警惕性”极高;1998年1月30日《南方周未》一篇署名派克的文革风云人物追踪的文章，更是使他感到了压力。李庆霖对记者说：“报刊上一些写我的文章都没有直接采访过我，都是到省、地、县看档案材料后写的，刊出后，有熟人转给我看，有失实的地方，但我已无力也无心去纠正了。”据李庆霖称，采访拍照他还要经过县委批准……然而，这些困难并未使我退却，几番登门，在友人的帮助下，李庆霖断断续续挤牙膏似的开了“金口”，渐渐地我获得了一些素材，在参考了南京徐志耕和武汉作家刘晓航文章的基础上，我写成《走过荣辱，“风云人物”的平凡人生一样美丽---近访曾给毛主席写信告状的李庆霖老人》一文，并发表在2000年第6期的《福建老年》杂志上。
据后来本文编辑夏清晨告知：他当时的发稿意见是这样写的：
此稿事件比较特殊，文章历史性较强，故事有纵深感，文章细节描写详细到位，有很强的可读性，尤其是对于广大知青有贡献，建议予以发表！
初审由当时社长和总编张冀明签发了可发表的意见。
文章出来后，在老同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给报社领导和编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省老龄委常务副主任胡××找社长说省里老同志对这篇文章议论纷纷，说发表这篇文章不够慎重，有的说李庆霖事件在福建，乃至全国都有影响，文章标题制作与历史事件不相符，不很准确（注：此标题为编辑所改），李庆霖是犯错误和被判刑的人，此事目前尚无定论，有的甚至提到了杂志导向是什么的高度云云。一阵风波后事情又不了了之……这是几年后编辑告诉我的。
2000年国庆节，莆田市凤凰山公园老板黄春水先生投资一百多万元开辟文化长廊，专门介绍莆田古今历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公园顾问唐玉章把我提供的李庆霖照片和资料开辟一块专栏介绍，立时引起轰动。2001年5月，上海几十位教授（知青）在兴化大学评估本科工作，闻讯后纷纷在文化长廊驻足拍照留念并发表看法。这年年底，全国优秀广播作品在福州评选后，各地的广播负责人去厦门参观时经过莆田，在莆逗留期间游览文化长廊，当讲解员谈到李庆霖“文革”中“被“四人帮”利用表现不好时，知青出身的中国广播电台安副台长马上打断“嗨，他（指李庆霖）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学教员而已，不懂得上面斗争情况……”。周宁博士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在莆田调研时看到李庆霖专栏，也饶有兴趣地介绍说自己是浙江知青；福建省原妇联副主席林琼（现为省地税副局长）在文化长廊时谈到，自己也当过知青……如今，李庆霖专栏吸引着众多人物评头论足，因而作为文化长廊的“品牌”将永久保存。
那时，一位朋友问，你有这么好的便利条件，写过不少名人，为何不写一写李庆霖的悲剧一生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
是呵！作为莆田人，我为什么不写写这样一个莆田历史上最具知名度和悲剧色彩的人呢？广东著名作家郭小东曾告诉我：“你写李庆霖是一笔财富。”从此埋下了我写李庆霖传记的种子……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历史系出身的城厢区区长阮军时，得到他的热情鼓励和赞同。阮军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党校的教授曾向他问到李庆霖的晚年情况;而朋友王玉宝是位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更是问：“你有没有信心写？”“有！”不知深浅的我，也很干脆！
然而，为这个“有”字，我付出了意想不到的代价！
写李庆霖的几个难关
李庆霖是历史浪花中的一个特殊的人物，写好他并不容易，有许多现实难题使不少记者和作家望而却步。第一是法院李庆霖专案，普通人根本看不到。第二是改造李庆霖十七年的武夷山监狱，一般人也不易进去采访到。第三是分散在全国各地与李庆霖有过千丝万缕的人，也不易“抓”到；第四是有深刻人生教训的李庆霖“金口难开”，要让他配合更是难上加难。还有省地县各级党史部门、档案部门档案资料以及报刊杂志……所有这些犹如一项浩大工程横亘在前……
募捐行动感化了李庆霖，李庆霖给我写授权书
打定写李庆霖传记的主意后，我很诚恳地对我渐渐“放心”且熟悉的李庆霖说：“我不是你们那个时代的人，爱不起你，也恨不起你，作为关注那段历史和你人生经历的人，我们来个实事求是的如何？”李庆霖闻言微微一怔，想不到我会这么说，接着露出平时难以一见的笑容。
为了表示我的真诚之意，根据李庆霖当时生活窘困情况，我在朋友中开始了为李庆霖的募捐行动，下面是几年来一些捐助人的名单：
城厢区地税局林力生300元
莆田市财政局王玉宝把在莆田市委党校的讲课费500元交给我
莆田市公安局谢剑峰1000元
莆田市福德电讯公司陈章德800元
莆田市财产保险公司黄平治500元
上海辉茸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辉1200元
北京海军司令部翁金祥大校1000元
北京昌平水屯林国水500元
城厢区审计局陈金福500元
莆田建筑商郑庆霖1000元
莆田市民政局范志豪特批800元
福州陈秀琴100元
长沙知青邹蕴璋等人汇寄1000元，并附言：“几位知青的心意。春节好，多保重！”
城厢区区长阮军在笔者陪同下多次上门慰问，几次带来慰问金3000元，并联系九五医院高剑英按民政优扶对象优扶，还按部队家属待遇办了一张医疗保健卡并特批：
医务处并经管科：
李庆霖先生系我医院优扶对象，其门诊医疗费用按军队营级干部医疗保障待遇规定执行，住院费用请按我医院军人直系亲属减免规定，即按70％收取（自费）执行。
……
在李庆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总共募捐了一万多元给李治病;在2004年春节，风烛残年的李庆霖因病再次住九五医院，李良模打电话告急说手头拮据时，2月7日我顶风冒雨找到曾在龙岩当过知青的莆田市妇联主席林元英，筹到500元。我还找与李良模在水办插队过的莆田地税局纪检组组长郑永仁，低调的她做了好事却不愿意留名。2月19日李庆霖去世……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李庆霖去世后，莆田市城厢区区长阮军联系福山殡仪馆免费火化，并赠送骨灰盒，个人馈赠1000元为其办理后事。李庆霖与去世11年的母亲和去世7年的妻子的骨灰至今尚未入土为安，又是阮军出面联系福山陵园，免了几万元的安葬费用……
真诚是把金钥匙，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募捐行动使李庆霖深为感动。2002年5月22日，为表示郑重之意，他强忍不能写字的痛苦，为我写下同意我采访他并写成传记的委托书。我是唯一的一个得到他亲笔授权认可，并长期采访过他的人。
得知我做这些事情后，莆田市人大副主任甘玉连对我说：“他很幸运遇到你这个人。”但我想：“我也很幸运能抓到这个题材呢！”
到全国采访的我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此后，在有关部门领导的特批下，我先后查阅了数十卷李庆霖专案以及监狱资料，得到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同时录音采访李庆霖十五盒、摄像20分钟的声像资料保存。
2002年11月至12月，我先后来到南京、武汉、郑州、北京、福州、厦门、武夷山、仙游，得到了原莆田县委书记刘功，县委书记刘秉仁女儿，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省委书记林一心等历史当事者，原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顾洪章，中国社科院刘小萌，也提供了不少方便，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南京军区文艺创作室的徐志耕（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常务理事，江苏作协常务理事）更是把珍贵的材料和1973年采访笔记送给我，我还获得长达2万字的李庆霖申诉资料……
记得我在福州闽侯采访知青陈秀琴时，这个因写信给李庆霖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女士见到30年后还有人来找她，不禁失声恸哭，让笔者措手不及……那时，一位《福建日报》领导鼓励我要好好珍惜和挖掘这个典型……
李庆霖的命运
现在的年轻人对李庆霖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国1700万的上山下乡知青以及他们的父母亲人至今都不能忘记他——这位原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语文教师，一位无职无权贫穷的老百姓，居然敢斗胆上书毛泽东主席，直谏下乡知青们的艰难困苦，哭诉他们的无米之炊的困境。毛泽东读到这封信后，深为所动，当即为他亲笔复信，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汇寄给他“聊补无米之炊”。这封信促成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知青政策及时作了调整，改变了当时千百万知青的命运。
李庆霖成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传奇人物。在全国千百万老知青的心目中至今他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
李庆霖的故事从70年代延续90年代，已是古稀老人的他94年从闽北的劳改农场出狱回乡，过着简单、清苦的生活，他的故事也许会成为民间文学的一个最好版本一代一代流传。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王海容转交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悲凉处文字，毛泽东的双眼慢慢红起来，泪水潜然而下。写信人是福建省莆田县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生活上的困境，揭露了地方上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他从一个知青家长的角度，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向毛主席倾诉自己心中的不平、不甘和不安。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毛泽东主席读毕这封信后，当即给他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并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他的稿费中取300元汇寄给李庆霖。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可见毛泽东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其实他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所闻，并已下决心统筹解决知青问题。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复信，5月10日又收到毛主席汇来的300元钱。毛主席的“复信”寄到莆田，有人高兴有人愁；广大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邻里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兴奋地说：“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文革时代的官方宣传素来“报喜不报忧”，而李庆霖的信则以“暴露阴暗面”，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信中鞭挞所及，多为本地的权要，这些人“走后门”的种种劣迹一旦上告中央，昭示天下，自然于仕途不利。所以李庆霖很快便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群起攻讦，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企图将信中反映的问题全盘否定。不过这些人的不光彩的小动作，在当时是“蚍蜉撼树”，有毛泽东的复信为倚托，往日含辱忍垢的李庆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李庆霖被宣传为“反潮流”英雄，他的告御状之举促使中央高层领导及时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改变了千百万知青命运的同时，自己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平步青云，被委以各种要职：从小学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到县知青办副主任、县教育组副组长，至福建省高考招办副主任和国务院知青办成员、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他被人们视为“为民请命”的英雄，然而在文革时期变幻莫测的险涛恶浪中，一个被推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困难的。小学教员出生的他不过是一介平民，根本不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与城府，一旦发迹，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便显露出来。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漩涡，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当时“揪民主派
”“走资派”的狂潮中到处作报告、表态，这样便为他日后身陷囹圄埋下伏笔。他在变幻诡谲的政治舞台上，只是一个匆匆过客，20余年后，李庆霖自述：“这段时间，我经常被推上台作报告，有人说我
“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1976年11月，李庆霖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正式逮捕。他做梦也没想到，仅仅三年，他从人生辉煌的顶点，沦为阶下囚。他承认自己犯有严重的错误，他认为他当时是自觉地按上面的部署的要求干的，说了一些错话。但他决不承认犯有被判决无期徒刑的重罪，对这个判决他一直不服。
以后，他在闽北崇安县一个劳改农场度过了漫长的17个春秋，他在农场里先是烧开水，以后一直管理供犯人使用的图书室与广播室，出黑板报，他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人们仍尊称他为“李老师”。80年代初期，一些来武夷山风景区旅游的北京、上海知青们听说李庆霖关押在这里，买了水果、糕点，步行10多里去劳改农场探望他，这些知青的真诚感动了监管人员，便让李庆霖来见这些人。这些人不同年龄、职业的老知青们像亲人般围住李庆霖，一说起当年因为李老师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希望李庆霖保重身体，早日恢复自由。1990年12月，福建省南平地区中级法院根据李庆霖改造表现，提出准予减刑。1994年3月，李庆霖提前出狱，回到莆田他世代居住的老屋。
为了使广大知青了解李庆霖先生的近况，今年2月笔者专程去莆田采访他。潇潇春雨中，找到莆田市仓后路居仁巷15号，这是一座藏在高楼大厦后面一条幽静的深巷，15号是一座百年老宅，我轻轻叩门，给我开门的是他的次子李良雄，莆田市四中的干部。李庆霖先生早在堂屋等候我，这是一位慈眉善眼、颇具儒雅风度的老人，当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时，竟有一种见到久别的老父亲那种亲切与感伤，泪水潜然而下。我将武汉知青回忆《我们曾经年轻》送给他，将广大知青对他的亲切问候转给他。
李庆霖出狱后，他和老伴没有退休金，生活上没有依靠，他曾先后给福建省委和莆田县委写信，县政府很快通知他，每月得到县民政局特批的210元生活困难救济费。他们依靠这笔钱维生。在他简陋的堂屋里，仅有一台陈旧的12寸黑白电视机，一只古董似的旧竹桌摆在墙角，桌上摆满大大小小的药瓶，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就是伏在这张桌子上给毛主席写信。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常常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与人讲话一激动，病就发作。他说这病是刑满前得的，前十几年的大风大浪，他挺住了，马上要恢复自由，生活没有来源，他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社会和亲人，精神极度紧张，酿成此病。他的老伴患有严重的肺积水，常年卧床。1995年老伴病重住院，莆田县委郑海雄书记还亲自去医院看望，出院结帐欠了6000多元，郑书记批示让民政部门解决，使李庆霖重新感受到一点党的温暖。1997年8月老伴张秀珍病重去世，令李庆霖悲痛至极。莆田不少老百姓自发地为他家捐款，总数达万元，使他得以还清了医疗费欠帐，并为老伴发丧。
年逾古稀的李庆霖，现在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仍然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里侍弄几盆花草，还到离家不远的市信访局去看报纸。他的大儿子李良模现在莆田市湄州湾开发区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儿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体工大队短跑运动员，现在省体委食堂当会计。但是外界，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们一直在关注李庆霖的命运和近况。现在，他不时会收到全国各地知青来信和汇款，一般是寄到市信访局转交的。有一位汕头老知青给他汇来600元让他治病用，在信中称他是“中国知青之神”。
我问他，毛主席给他的复信和那300元的下落，他告诉我，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寄给他的是毛主席复信的打印件（复信的原信现存中央档案馆），另几页是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的打印件，注明是供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学习讨论的，这份文件一共打印了12份。1977年他出事后，这份文件连同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他的委任书都被查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毛主席汇来的300元，是10元一张共30张，当时就存在莆田市工商银行凤山路储蓄所，从那以后一直没取出，1977年李庆霖被关押后，莆田有人一直要抄走这笔钱，他的老伴将存单上换成自己的名字，这笔钱才遭厄运。
问他是否后悔给毛主席写告状信，他说：“不后悔，毛主席要求我们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我当年反映的都是实际情况，没有夸大。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经受苦难，如今已成为跨世纪的社会中坚，国家的栋梁，我祝他们好中更好，兢兢业业地更加奋发有为！
李庆霖对自己的现状有怨无悔，因为他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当年的1700万知青至今没忘记他。他的名字和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还有一笔任何人都没有的物质财富；那就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给他的300元人民币。
谁主沉浮－－李庆霖传记
代序：满纸荒唐言
作为一个福建人，出差在外时，时常有人向我打听李庆霖的情况，表情总是热切而又复杂，相当一部分人都知道毛泽东主席给他的那封著名复信的内容，有些老知青甚至会大段大段地背诵他的“御状”，这使我既惊讶又惭愧。但这并不足以引起我对本书的创作欲望。
创作的欲望是在阅读了大量有关的资料情况下产生的。我阅读这些资料，与其说是出于好奇心，是为了熟悉我们福建的风土人情，不如说是为了消遣打发日子。阅读是我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仔细地阅读卷宗、比对证据，去伪存真则是我的职业习惯。通过阅读，我发现李庆霖很特殊而又很普通。他很特殊，是因为他与所有的文革人物不同，不是靠造反起家的，而是因为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了老实话，反映了具体问题，从而在客观上为前后1700万知青带来了福泽。也就是说，他是靠做好事起家的。他很普通，是因为他的命运沉浮具有时代性与代表性。建国以后到文革期间，历次大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有他的份。反右时，他被定为“中右”；大跃进年间，他被插过“白旗”；文革初期，他被打为“三青团员”，后来又差点成了国民党员、美蒋特务。毛泽东主席给他复信后，他担任了上至全国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下至莆田县教育组副组长等多项职务。不久，他又被指控构成反革命罪，界于杀与不杀之间。命悬于一丝。
这样一个命运沉浮的人物，与那样一个主宰他人命运的时代，引起了我创作的欲望。
阅读那一摞又一摞厚厚的卷宗时，花去了我两年多的业余时间。几千万言的交代材料、证人证言、会议简报、会议记录、大字报底稿、电报、讲话稿、书信不仅为我勾画出李庆霖的活动框架与人物性格，而且连细节也非常清楚。足以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我所做的事情，不过是穿针引线，将材料整理后，用线条将它串连起来而已。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对本书选择了以纪实文学的表达方式，并且隐去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名实姓。
1992年，我完成了这部长篇纪实小说的初稿。后来，我又用了10年时间，接触了大量的背景资料，采访相关人员，对初稿进行了两次大幅度的修改。此后，在等待出版的岁月中，本书的主人公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我无意在作品中宣扬什么。我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离得不远不近又够远够近。由于年龄的原因，我远到无法参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足以保持审视的距离；近到足以理解那些人物在特定年代的所作所为。我只是将听到与看到的现象记录下来，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许对，或许不对，但绝不违背良知。我无意给书中的人物随意增添一点什么，但遗漏与偏颇却是难免的――那是因为我学识浅薄与材料不足。正如盲人摸象，或许我只摸到了大象的腿，但我会说这大象像根柱子，而绝不会说像堵墙。
尽管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进行创作，但表达方式却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所能提供给读者的人物形象，也是属于文学艺术画像。
本书成稿之后，曾有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阅读过底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朋友评价是：“满纸荒唐言”。他们以对待魔幻小说的态度，来阅读本书，除了感到新鲜外，无法理解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
我想，荒唐的不是我键盘敲击出的方块字，而是那个年代。
第一章 告御状
一
公元1972年，这是中国邮政史上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一年8月，邓小平从南昌步兵学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重新出来工作。邓小平同志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于第二年3月10日，与中共中央文件《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同发往全党。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集党政军领导职务于一身，地位比文革前更高了，作用也更为重要。四届人大后，他以总参机关及铁道部为突破口，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全面整顿。这次复出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深得党心民意，为他在随后的1977年以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身份，再次登上历史舞台，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年12月，还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也在埋头伏案，准备向党中央主席告御状。所不同的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看到了希望充满了信心；而小学教师却是忧心忡忡，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作孤注一掷。
小学教师李庆霖也不知道有多少天这样彻夜难眠了，让一盏孤灯一夜寒风伴随着自己；多少次欲言又止落笔无痕，只好一遍遍地翻阅毛选四卷。今晚他心中反复涌起一个念头：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奋然一击。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铺开信纸，用掌抚摩平整，援笔写道：“敬爱的毛主席”。
忽然近处一阵响动，他猛地一惊，抬头瞥见不远处一只老鼠正朝他眨眼。他苦笑一下，也不理会，正要继续写下，却分明感到门口有人走动，只好起身开门。但觉寒风扑面，径直越过他的身体，吹得桌上稿纸纷飞。李庆霖不由地打了个哆嗦，双手奋力一按，将门锁好，返身满地寻找纸张。他将稿纸逐一收拾整齐，用手抚平，陷入沉思。
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打断了李庆霖的思绪，他起身开门，只见校长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外，劈头便说：“你在干什么，敲了半天门。”
“没、没干什么，正给亲戚写信，家里不方便，就上办公室来。”李庆霖说着，慌忙将校长让入室内。
“哦，”校长瞥了一眼已被李庆霖压在小臂下的稿纸，看到他慌张的样子，脸色缓和下来，继续说道，“你最近好像心事重重，有什么想不开的？”
校长不久前还是农民一个，但形势发展比人强。文革后期，伟大领袖发出了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高指示后，一夜之间，他就成了校长。李庆霖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敬畏心理。这种心理来源于三年前的第一次见面。
三年前，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学习班中，失去人身自由的李庆霖被迫承认是“三青团员”。学习班一解散，他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校长申辩，新任的校长——贫农代表微笑地听完陈述，坚决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李庆霖焦急地说：
“师范学校敌伪档案名单有我的名字，那是教务处的点名册呀；作文比赛、篝火晚会虽是三青团组织的，但属于全校性活动。不能据此就定我是三青团员的。”
“敌伪档案上只要有个名字，就足以认定你是三青团员的。”贫农代表立场坚定地说，“何况还有你自己交代、同学揭发。”
“点名册要能定，那我们全校教员不都成了共产党员了。”
“你混蛋？！”贫农代表严肃地说，“将共产党与三青团相提并论？”
李庆霖猛地一愣，半晌讲不出话来。他想了又想，终于还是不甘心地说道：“人家既没有给我三青团臂章、团证之类的反动证件，我也从来未交过团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三青团员。”
“国民党反动派笨头笨脑，政治制度腐败。当时参加伪党伪团的人，哪里需要什么手续？随便撕张擦屁股的草纸写上名字就算数。可以不给你臂章、团证嘛。”
李庆霖眼见说服不了这位贫农代表，无奈地感叹道：“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时参加三青团，究竟编在哪个部分，属谁领导，就这样被定为三青团员。真是冤枉呀！”
贫农代表并不理会他的感慨，再次反驳道：“你对三青团印象不深，不知编制和受谁领导，说明你只是一般团员，不是骨干分子嘛。”自从这次谈话后，李庆霖每当见到这位过去的贫农代表，如今的校长，心中就不免气馁。但这校长虽是农民出身，却也是高小毕业生，看到像李庆霖这种有几分真才实学的教师，有时也显得尊重。
“没什么事。”李庆霖压住稿纸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苦笑着说道：“良雄马上又要毕业了。”良雄是他的二儿子，正在读初中。
“又要去山区插队落户？良模在萩芦怎么样？”校长随口问后，也不等他回答，就接着笑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不要顾曾孙没有柴火间了。我们农民要像你们城里人这样，那不是都不活了？”
李良模是他的大儿子，1969年初中毕业后，他前往山区萩芦公社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成了家庭的沉重负担。李庆霖听到校长提起大儿子，不由深深地叹了口气，似有无限苦闷。
校长看他这样，起身说道：“你们这些读书人，真是多愁善感。甘蔗吃一段剥一段，想那么多干什么。快半夜了，该回家了。”
校长离去后，李庆霖用笔抵着下巴，两个深陷的眼窝，直愣愣地朝着前方，心里想道：“难道我又要当一次右派？”
他不由地想起那年被定为“中右”的情形。那年，28岁的李庆霖正春风得意，凭着在福建仙游师范6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在教学上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同行们的认可，成绩突出，被任命为教导主任。任命刚下来，他又奉命前往专区参加小学行政干部轮训班学习，全校教师们纷纷过来祝贺，都说李主任一回来，肯定就是校长了。岂料祸福相依，李庆霖在这场后来被称为阳谋的运动中，被作为一条“毒蛇”引出了洞。
他在鸣放会上发言时，先是由近及远，批评轮训班人浮于事，工作人员无所事事，白拿工资；教师照本宣科，没有水平，又喜欢贪天之功，将书本上已有的观点，说成自己的成果。接着，他话锋一转，便谈到党建上来，他说：
“现在天天强调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就看不出特殊在哪里，食堂吃饭拿馒头，有些党员总爱抢大一点的，还不是自私自利，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我看这些党员也是平平凡凡的，与群众没有两样。我们小学教员在入党问题上，发展方向也是不对头的，安心本职工作的教员，很难入党，而经常打杂，围绕区公所中心任务转的人入党就容易，这样发展下去，到底如何衡量一个教员？用什么标准？是教好书育好人重要，还是打杂重要？”
“在党内，现在只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党员只作应声虫，不用动脑筋，独立思考，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忽略了另一方面。我看第三条路线，不左不右，站在一旁看，独立思考，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总是强调站稳立场，我们如何去辨别香花毒草？”
李庆霖的鸣放，得到了轮训班学员的普遍赞同，高度评价。这使得他越发恣意大胆，忘乎所以。在后来的几次会上，他又直言不讳地认同了储安平的“党天下”，并联系自己任教的小学附近农村干部作风粗鲁霸道，在为鸣放专设的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给农村基层干部赵妹丁画像：
基层干部赵妹丁，吊打农民实在凶；
私设公堂吊又打，拘留禁闭深夜天。
一心只为任务数，哪知民间疾苦情；
完成任务靠说理，刑罚辱迫哪能行？
农村鸣放运动来，男男女女齐诉冤；
诉冤诉苦望他改，岂料老赵仍然凶。
老赵老赵要清醒，革命干部靠人民；
众怒难犯该切记，物极必反是真理。
然而，不久之后物极必反的不是赵妹丁们，而是被引蛇出洞的李庆霖。那时，刚刚被引出洞外的他，仍然锐气十足，指着《人民日报》的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十分不解地发着牢骚：“中央号召开门整风，鼓励人家提意见，提了意见的人，为什么又成了反动分子？”回答他的是一轮紧接着一轮的批判会。那些原先赞同他观点的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划清界线：
“李庆霖攻击党的领导，谩骂基层干部，鼓吹第三条路线，挑拨工农联盟……
“李庆霖乘车要占一号，班长不肯就心怀不满，这是目无领导！”
“李庆霖在背后散布组长上课不注意听，偷看女同学，三分钟触电一次，这是诬蔑领导，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领导的表现。”
“李庆霖说真理是用强权保护，这是真理是强权的翻版。”
……
批斗会后，李庆霖又惊又怕，不由地叹道：“看来以后要少讲话。”
哪知第二天在小组会上，有人立即将这话揭露出来，指出他这是对抗思想改造。于是，轮训班的同学们马上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又将他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1957年7月23日，李庆霖低头认罪，自我罗列了27条罪状，写了检查材料《人民，我错了》。
同月底，李庆霖被划为中右，神色黯然地离开轮训班回到学校。
回校后，同事们见到他，唯恐避之不及。由于他在当教导主任时，喜欢恃才自傲，常常指着张贴上墙夹带病句错别字的示范作文，大骂课任教师是草包，就连校长也不给情面。这时候，“草包”们便群起而攻之，李庆霖不仅教导主任当不成，就连学校也呆不下了，他被调往一个离家更远的小学。
新小学的校长与毕业班的班主任，在“反右”运动中中箭落马，受到开除公职的处理。多少年后，我们知道，这场反右运动，经过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发动群众、重点突破、聚而歼之五个步骤，全国一共划出右派55万人。这两位小教不过是几十万人中的两个分子。
中间偏右的李庆霖，接替了右派教师留下的1958年应届小学毕业班。一群刚失去班主任与校长的迷途羔羊，加上一个惊魂未定的中右教师，第二年的中考成绩可想而知，26名毕业生没有一人考进普通中学。李庆霖的班级在大跃进年头被剃了光头，后果不言而喻。当年8月，在全县小学教育大跃进庆功表彰大会上，李庆霖被宣布为“与大跃进、总路线、多快好省精神相违背，为国家培养废品”的“白旗”教师，受到了工资降一级，调动另用的处分。
他想到这里，叹了一口气，只觉得肚子里饥肠辘辘，就将手中的稿纸锁进了抽屉，起身回家。寒风呼啸，夜色深沉。李庆霖一走出校门，就被黑夜吞没了。他耸着双肩半低着头，借着手中昏暗的手电筒，一路向前奔去。不远处，稀稀落落地闪烁着几盏路灯，将一座千年古城，装点得扑朔迷离。
二
李庆霖的老家莆田县，位于福建沿海中部，始建于陈光大二年（568），有1400多年历史。秦、汉时，莆田为闽越族人聚居之地；晋朝“八王之乱”后，中原望族南迁入闽，其中部份在莆定居。自唐以降，莆田重教兴学，以文化发达著称，历史上科甲鼎盛，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从唐朝开科取仕至清末废止科举，登进士第的有1400多人。唐有“一门五学士”，宋有“一户六进士”、“一方文武魁天下”和“魁亚占双标”的科举盛事。
绍兴八年，莆田中了进士14人，并且囊括了状元、榜眼。宋高宗赵构对莆田人文之盛深感惊奇，廷试后问榜眼陈俊卿：“卿土何奇？”陈答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陈俊卿的奏对，成了莆田妇孺皆知的千古名训。
1929年，李庆霖出生于莆田县城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李国钧自从生下了一男一女后，精神便有些恍惚，几乎是常年流落在街头，1960年终因耐不住饥饿，悄然地离开了人世。母亲陈赤柱，与同辈的所有莆田妇女一样有姓无名，只因娘家住在城内一条名叫赤柱巷的巷内，出嫁后便叫了这名字。
陈赤柱身上集中了莆田传统妇女的美德，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勤俭持家，一个人靠着做挑夫、洗衣服、帮短工，养家糊口，支撑着全家四口人的生计。她虽目不识丁，却硬是将儿子送进学校读书。李庆霖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便辍学去跟木匠学习锯刨凿钉手艺了。陈赤柱不忍儿子一辈子淹没在一堆堆刨木花中，便一边四处告借，一边让年幼的女儿当童工编草帽、草笠，下定决心让李庆霖继续上学读书。
1943年，14岁的李庆霖打着背包，赤着双脚迎着朔风一路步行着，只身一人前往百里之外的仙游师范上学。
福建仙游师范学校创办于清光绪28年，是当时闽中南最高师范学府。学校以招收初中毕业生，培养普通师范生（称普师）为主，附设简易师范班（称简师），招收高小毕业生。仙游师范学生学杂膳宿经费由政府拨款支付，是我国早期实现义务教育的学校之一，所以尽管入学考试十分严格，但很受普通百姓读书子弟的青睐。就像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校一样，师范学校也是国共两党争夺知识分子的阵地。1927年，闽中地下党的主要创始人陈国柱（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已在该校发展地下党员了。稍后，共产党员许彧青（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利用系属本地人的便利，也到师范工作，继续传播革命火种。与此同时，国民党则利用执政的优势，大张旗鼓地宣讲三民主义，发展三青团员。1940年，仙游师范成立三青团区队，成为全县三青团的核心领导力量。
李庆霖所在的简易师范班班主任吴鸣銮是三青团区队的队长，这位狂热的三民主义信徒，只要一上讲台，就要布道一番，晨钟暮鼓从不间断。他理论联系实际，循循善诱，最是喜欢用这一句话来做结束语：“……总而言之，参加三青团的好处很多，大有前途。否则，在这个社会上就难以立足，毕业后连小教的饭碗也端不牢。”吴鸣銮狂热的结果，为自己在五十年代初，赢来了一颗又烫又硬直穿脑壳的“花生米”。
参加三青团，与后来发展共青团，除了信仰以外，其他条件要求基本相同。即：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吴鸣銮多种方式的教育与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仙游师范的三青团组织迅速壮大起来，成为该组织在全县吸收新鲜血液的主要基地。李庆霖一入校，凭着在全校作文比赛获奖与一手好字，很快就成了班级黑板报的主要撰稿人，也引起了班主任吴鸣銮的注意。他无疑对参加三青团动过心，但寒冬腊月赤足单衣的苦学生，一听说入团后要按月交团费，又打消了念头。喜欢独立思考的他，也不太相信吴鸣銮的那套话。
三十多年后，李庆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作了以下说明：
我没有办理入团申请手续，更没有参加宣誓仪式。对参加三青团的好处，我不反对它，只是要按月缴团费，有点舍不得和不乐意。我原是个过惯了穷困日子的孩子，经济拮据，生活节俭和一毛不拔的吝啬性十分显眼。另外，对于不参加三青团组织的人就当不成小学教员的说法，我总是怀疑不屑，有些不相信。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庆霖的怀疑与不屑是正确的。1948年3月，他取得了仙游师范简易科的毕业证书，成了莆田县黄石国民小学的教员。一年多后，当国共两党的战场逐渐南移到福建时，李庆霖再一次对命运进行了选择，他先是报考国军，后来又报考共军，并成了一名先是学医后又学财经的军人，再后来当了8个月兵的他，便离队回家，再次到母校仙游师范普通科进修。直到1953年，李庆霖才算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并从此开始了他二十年的小学教师生涯。
当晚，李庆霖从学校步行回家时，妻子张秀珍坐在饭桌旁打瞌睡，脚下躺睡着一只白羊。她看到丈夫回来，便起身将温在锅里的饭端了出来，摆好筷子说道：“快吃饭吧，都下半夜了。”她转身半蹲着，用手拍了拍羊，说道：“起来、起来、快起来，出去拉屎。”
李庆霖看着碗里粘稠的地瓜稀饭，起身拿过一个空碗，扒拉了一小半，轻声叫道：“秀珍，过来一起吃吧。”张秀珍吆喝着将羊从外面赶了回来，听到丈夫叫她，忙说：“我们都吃过了，你快点吃吧。”“你把稠的都留了下来，自己能吃什么，早就饿了。”李庆霖不由分说，硬是拿过一双筷子塞给她。张秀珍接过筷子，又将饭扒了一大半给他，便坐了下来。
他心里热乎乎的，眼眶似乎有些潮湿，只是低下头来狠命地扒着饭。张秀珍的娘家在本县黄石公社，与李庆霖初为人师的国民小学相隔不远，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泥水匠，家境要比李家好得多。张秀珍婚后，夫妻感情甚笃，生育两男一女，在李庆霖的命运随着历次政治运动而颠簸时，她默默无闻地操持着一个家，克尽妇道。1958年，托着人民公社的福，她进了莆田第二中学食堂当炊事员，但不到两年，食堂垮台了，张秀珍便下岗回家，成了一个没有城市户口的“黑人”。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粮票、没有肉票、没有油证、没有布证……，没有了作为一个市民所应有的一切供应凭证。她为此只好沿着婆婆的老路，兼做挑夫，并喂养了一只母羊卖羊奶，以聊补家庭费用。
“你最近好像心事重重。”张秀珍边收拾饭桌，边问道，“是不是运动又来了。”
“没什么事。”他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
“回来又晚，又睡不着觉。”她心痛地说，“你瞒不住我的。”
“真的没什么。”他不想和她谈这问题，便明知故问道，“良模明天该回来吧？”
“明天不回来就没有吃的了，上次带去的粮该吃完了。”她轻声地说，“我想良模回家后就把羊牵去卖了。”她说着，伸手抚了抚羊，眼眶发红。
“把羊卖了？!”他话一出口便有些后悔，妻子没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说这话的，自己还能再说什么呢。
“良模没有吃的了。家里的米缸也快见底了。”妻子的声音很低，似乎这是她的错一般，“只是他下次回家，不知道要怎么办。”
“甘蔗吃一段剥一段吧。你也别想得太多。”李庆霖安慰道。
两人相对无言。许久，李庆霖似乎是自言自语道：“我前辈子大约是欠他的。”他又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件事。那是1952年5月，李庆霖从福建军区财经学校退学后，插班到仙游师范普通科学习临近毕业了。这时，将为人母的妻子正怀着李良模，遇上感冒发高烧，他得知后连夜请假回家看望。没想到当他返校时，适逢山洪暴发，结果被阻在半路，旷课两天。回校后，他受到班主任与校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他检查认错。但李庆霖认为，回家是经过请假的，迟到是因为天要下雨，谁也没有办法，坚决不肯认错。他的倔脾气碰到了师范的铁纪律。毕业前夕，校方勒令他退学回家。由于一时的倔强，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既没有取得毕业证书，又失去了分配工作的机会。好在那年冬天，全县举行了失学失业教员登记，李庆霖经登记后，被分配去当扫盲干部。几个月后，他调往一所小学任教。由于这个原因，每当提到大儿子时，李庆霖总喜欢在老婆面前发牢骚：“我前辈子大约是欠他的。这辈子要来还债。”
张秀珍一听丈夫数落儿子，便不满地说，“都是我们娘俩两个‘黑人’害了你。”
李庆霖全家6口人，除了女儿李良培被选进省田径队，用不着他负担外，5口人的生活来源眼巴巴地盯着他每月的42元5角钱的工资收入。而当知青们原先的每月粮食定量被取消后，李良模一年有半年依靠家里供应粮食，成了半个“黑人”，加上张秀珍，全家有一个半人要吃“黑市”粮！在人多地少的缺粮县莆田，黑市的米价是国家供应价的2倍，李庆霖的工资有一半要用来购买“黑市”粮，可谓生计维艰。
老婆以“黑人”自居，李庆霖听后，脸蓦地一红，说道：“睡吧，睡吧，都是我没本事，行了吧。”
李庆霖躺在床上，只觉得头脑异常地清醒，他知道今晚又是一个失眠的漫漫长夜。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闭目养神，直到妻子响起了轻微的鼾声，这才忍不住地左辗右转，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知青这种际遇，中央知道吗？他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又迷迷糊糊记得书上说过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杂以粗粮之类的教导。他似乎睡觉了，却分明听到堂屋内的公鸡正引颈啼鸣。他一下子清醒过来，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不由地叹了一声：“主席的话真是英明呀”。张秀珍睡梦中，被身边的响动惊醒了，她猛地坐起身子，睁着迷茫的眼睛问道：“你怎么啦？”
当妻子再次睡去时，母亲陈赤柱已经起床煮饭了。李庆霖索性起身出门，他走了百来步就到了地区革委会门口，不禁停下脚步看了看那宏伟的大门。大门很新很宏伟，刚刚盖了两年。解放后，莆田县先是隶属于晋江专区，后来又属于闽侯地区，直到两年多前，才成立了莆田地区。他皱了皱眉头，又沿着道路朝北走去。东方已经发白，寒风吹得他脸上阵阵发麻。他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心中又泛起那个念头：“我真的要给主席写信？！”这个念头伴随着他已整整5个多月了，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一会儿犹豫一会儿坚决，但从未消失过。坚决的念头，常是发生在学校里，就像昨天晚上，他破釜沉舟已经落笔；但一回家，这坚决的念头总要大打折扣，他不敢想象这个家，要是失去自己会是怎样。
初次产生这念头时，他认为自己有点疯了。“喝稀饭理国事”，他已经理出过毛病了，不过讲了几句话，就成了中右，现在想来还有些后怕，想给主席写信，不怕“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等着自己？然而，每当他听到别人家的孩子招工招生时，每当他想到还在山区插队落户的儿子时，他又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写信。后来这写信的念头就再也挥不去了，对写信也已经从战略上取舍，变成了战术上的考虑了。他反复多次研读毛选，细作准备。“我真的别无选择了？”他再一次反问自己，希望能够寻到一条更好的退路。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路的尽头，昼夜东逝的木兰溪硬生生地横在他的面前。
三
李良模是步行了三十多公里路回家的。虽说公社所在地与县城早年就通了公共汽车，但他一次也没有坐过，他连肚子也填不饱，坐汽车那是想也没有想过的。
他上山下乡的莆田县萩芦公社，原本盛产荔枝、龙眼、枇杷、橄榄等水果，是山区农民的重要收入。1958年大炼钢铁时，果树被砍伐一空，山民们除了种几亩田外，便只能拣些枯枝与落叶，晒干捆好挑往山下叫卖。那年头，福建沿海一带的大多人家还不知煤为何物，这些柴禾便是寻常百姓家的主要燃料。山民们大多贫困，常年累月赤裸着双脚，奔跑在荆棘横生的山间小路，后脚跟磨出一层层厚厚的老茧，他们头戴尖顶竹笠，身穿自染的蓝色粗麻衣，用一根两头削尖包上铁皮的木担（方言称为“冲担”）挑柴禾沿街叫卖，成为当地早市的一个景观。山民们一担柴禾挑了几十里路，卖完之后，往往舍不得填饱肚子，便张罗着买些油盐酱醋回家。
李良模与其他知青一样，刚下乡时，每月有37斤的粮食定量供应，8元钱的伙食补助，到农村去似乎仅仅是为了在思想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住在大队统一调整的老乡家里，伙食由集体办理，每天只是荷把锄头，好奇地跟在老乡们身后，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由于知青没有与山民争食，又食宿无忧，被再教育者与教育者是在和睦融洽中度过的。知青们在农闲时，一开始也想组织社员们破“四旧”移风易俗。但山区闭塞贫困而又落后，土改时连地富分子都找不到，现在要寻找“四旧”同样不容易。只有附近的“夹漈草堂”香火不断，可列为“四旧”，但草堂主人是南宋郑樵，他一生扎根山区著书立说，走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识得天文地理，辨得香花毒草，写下流传百世的巨著《通志》200卷，又身受南宋当权派秦桧的迫害，800年后连郭沫若还留诗赞颂“夹漈藏书有孑遗”。这“四旧”是不能破的了。剩下的便只有位于公社附近梅洋大队的江春霖故居。江春霖御史府120间，似有封资修的味道，应列入破的对象。但熟悉情况的知青立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江春霖一上任就检举揭发直接上司都御史陆宝忠，特别是敢于检举揭发军机大臣袁世凯，被罢官撤职，大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是敢于同卖国贼作坚决斗争的仁人义士。虽然御史府盖得大了点，但这种由于历史局限性引起的生活小节，与造反精神的大节相比，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
失去斗争对象的知青们显得无所事事，农闲时，除了念念报纸做做早请示晚汇报的功课外，夏天就扎进萩芦溪抓鱼摸虾改善生活，冬天便浸泡在“南坛涧”温泉说三道四，无聊的时候便请几天假回家撒娇一番。这种田园牧歌一般的生活，随着知青们的青春慢慢流逝。
然而，好景不长。1971年，县委按照上级布置，开始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招工。当招工指标下达后，县里有关领导纷纷要求县委要照顾领导干部子女。于是，招工指标被截留下100名，用于安排县革委会、各公社以及县直各部门负责人的子女，以鼓励领导们的革命积极性。与此同时，知青们的每月37斤定量口粮与8元生活费被取消了，开始了与农民同工同酬，自食其力的生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两年前《人民日报》社论的豪言壮语，开始兑现了。
同工同酬的规定，实际上还是偏向知青的。同样劳作一天，知青们尽管累得腰酸背痛，将秧插得歪歪斜斜，面积通常还够不上熟练农民的一半，但工分还得按壮劳力记上10分。而贫下中农的子女，如果年龄未满16周岁，尽管农活干得比知青们漂亮，但顶多算半劳力，只能记6分工分。这种评分方式引起了贫下中农们的不满，这种不满被合理地运用在磨洋工上，抽烟、拉尿的次数多了，时间也长了。爱磨洋工的老农常常提着裤子嘻皮笑脸地对着吹胡子瞪眼睛的队长说：“抽烟带拉尿，一刻时光不费掉呀”，“符合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呀”。深知其中缘由的队长，往往也只是笑骂而已。
同工同酬的规定，将知青推向了与农民争食的地步。李良模所在的大队有近30名知青，这使得粮食本就不充裕的山民们更加贫困，更加不满。知青们到来，他们挤出了并不宽绰的住房，现在耕地没有增多，亩产没有提高，统购也未减少，还得从口里再掏出粮来与这些饭量大干活少的城里人分食。显然，县里有关部门也了解到这种情况，便试图从提高亩产入手，解决粮食问题。
萩芦公社地处山区，日照短气温较低，习惯上只种一年一熟的中稻。有关部门的人员到田头看了又看后，认为改种“一季单”的中稻，为“两季双”的早晚稻，粮食便可一下子实现翻番，很容易就解决吃饭问题。于是，尽管中稻的禾苗长势喜人，还是被背着双手的工作队员下令犁去，重新播上从山下平原送来的早稻种，同时为了缩短秧期，便拉上塑料薄膜，搞卷秧试验。处在温室中的卷秧，果然长得粗壮，一派丰收的预兆。但移植之后，终因生长期短，又享受不到足够的阳光，出现了稻草粗壮稻穗干瘪的现象。粮食的歉收，无疑是雪上加霜，给本来就填不饱肚子的知青与农民，带来了更为严重的饥饿。饥饿的农民们只能无奈地感叹着原先的日子：“一季单吃不空，两季双肚空空”。
一年一百多斤的干净稻谷，两三百斤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鲜地瓜以及十来斤小麦，就是一个拿最高工分的壮劳力全年的所有收入。夜晚收工后，知青们端着杂有地瓜的稀饭汤，盯着碗里晶莹清澈的半弯月亮，想起当年“吃饱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的红卫兵时代，恍如隔世。
多少年后，我们通过知青们的回忆知道，当时的饥饿不仅仅是发生在李良模们所在的山区知青中，而是像瘟疫一般在全国知青中流行。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饥饿在残忍地折磨吞噬着一颗颗年轻而又赤诚的心。内蒙古知青在《草原启示录》中，用两首流行于建设兵团的顺口溜，描绘了饥饿情形：
其一
从北京到嫩江，
兵团都处都喝汤！
熊瞎子打锣！当（汤）！当（汤）！当（汤）！
汤，汤，汤，革命的汤，
早晨喝汤迎朝阳，
中午喝汤暖洋洋，
晚上喝汤勤起床。
其二
我叫某某，爱喝豆粥，紧握饭勺，劲弯臂肘，照底慢捞，只盼豆稠。后面人推，管他眉皱。谁要瞪我，也是白瞅……〖HT〗
如果说，这两段顺口溜只是揭露了知青们群体的饥饿情况及其心里状态，那么该书对知青个体因饥饿而被逼上绝路的描述，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为了一个馒头》记录了内蒙古建设兵团3师25团的一个高个子、大块头、自尊心强的天津女知青，因饥饿而偷了一个馒头，结果被查证属实，经过一番批斗、检查后，这位女知青跳井自杀身亡。
生活在北方的知青如此，而在南方的知青也莫不如此。云南知青在《支边生活五乐章》中对饥饿回忆得让人惊心动魄：
十几个男知青逛到饭馆门前，碰上一笼刚蒸好的白馒头从里面端出来，一个知青停下来，两个停下来了，十几个全停下来了，终于，第一只手五爪齐下，跟着十几双手都伸了下去，一笼馒头被抢去多半。
饭馆里的工作人员呆了，甚至没有一个人追上来要钱。
无论是天南还是海北，无论是穿军装过集体军事化生活的兵团战士，还是散落在千家万户农民家中的知青，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这是他们这一代在十来年前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遭受严重饥饿之后，重吃的第二遍苦，重受的二遍罪了。
不同的修养，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使知青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解决饥饿问题。广为采用的方式大约有三种，一种将精神化为物质，画饼充饥搞精神会餐，这种方式往往弄得饥肠咕咕叫，解决不了问题。一种是继续发扬造反精神，向社会规则挑战，铤而走险，或偷或抢。最后一种便是向家庭索要。这是最为普遍采用的方式。70年代初期的知青家信的重要内容，便是加着重号让父母汇钱汇粮票。
与这些远在天南海北的知青相比，李良模们几乎就是在老家门口插队落户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他们可以随时回家，先吃饱一顿，然后再伸手拿粮要钱。知青们的沉重负担，通过一趟又一趟的来回往复，不断地转嫁给了家长们。
李良模回家时，已是家家屋上飘着缕缕炊烟的时刻了。他满头长发被黄土染成了灰色，一身粗蓝布衫打满了补钉，膝盖与屁股上的补钉更是补了一层又一层，厚得有如盔甲；一双军鞋大拇指处已破了洞，后跟也掉得剩下了大半，鞋帮两边也早已抽丝长毛。他进屋后，擦了把脸，就蹲在门槛上，不声不吭。
陈赤柱正在灶下拉着风箱烧饭，看到孙子这般，忍不住说道：“好好有椅子不坐，蹲在门槛上做什么？”
李良模笑了笑，起身坐在凳子上。陈赤柱停下风箱笑说：“我真是老糊涂了，你到家了，我米无加，水也无添，晚上会不够吃的。”她说着，揭开瓮盖，掏了些米洗净，切了两个地瓜一同放进锅里，又满满地加了一大瓢水。李良模看到祖母的手在瓮中探得很深，便知道家中的米所剩无几了。
黄昏之际，李庆霖、张秀珍、李良雄先后回家。张秀珍为每人装了一碗稀饭几块地瓜，摆上了腌菜，又特意炒了两个鸡蛋，然后招呼大家吃饭，自己则去喂鸡喂羊，挤羊奶去了。李庆霖今天特意一放学就回家，为的便是看看大儿子，他一边细嚼地瓜，一边吸溜着稀饭。稀饭很稀，就像北方人煮的粥，只有碗底沉淀了小半碗煮得过烂的饭粒，大半碗是米汤。他有意放慢速度，好让大儿子吃个饱。李良模连续吃了三块地瓜，两大碗稀饭，抹了抹嘴，就蹲在门槛上。李良雄见状笑说：“哥越变越像山里佬了”。
“明年就该轮上你了。”李良模没好气地说。
“你吃饱了？”刚忙完活的张秀珍问道。
“饱了。”
“这两块地瓜给你。”张秀珍将自己碗里仅有的地瓜递给了儿子。
李良模也不推辞，边吃边说：“今年又要招工了，建国、向东自己都说，马上要回城了。”
“你爸没本事，你别想得太多了。”李庆霖叹了口气，朝妻子说，“明天就把羊牵去卖了，换些大米地瓜，让良模带去。”
“我总不能在山里呆一辈子吧。”李良模并不领情，继续说道：“人家建国去年是哥哥回城，今年又是自己回家。我们总不能一个也轮不上吧。你不是也工作这么久了，总有点关系。”
“他父亲文革前是局长，现在还是生产组副组长，我一个小学教员跟他比什么？！县委贾副书记去年一次就解决了两个子女，儿子去了机械局，女儿更好，初中刚毕业，连下乡镀金都不用，直接招工进了邮电局。你要有个当书记的爸就好了。”李庆霖说着便来了气。
“你别乱嚷嚷的，你爸为了你，已经是多少天没有睡好觉了。”张秀珍盯着儿子数落道，“家里值钱的就剩下这只羊了。”
“我为什么老不死呀，真是吃贵了五谷。”陈赤柱自艾自怨地说。
“您千万不要这样说。”李庆霖低声说道，“只怨儿子没本事，一个家也顾不好。”
“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好好的城里人走乡下，吃都吃不饱。”陈赤柱说道。
“就是吃饱了，也没有地方住了。”李良模说道，“现在皇亲国戚都回城了，农民们对我们知青也越来越不客气了，动不动就让我们搬出去。我们的房东也说了，下个月必须搬，他儿子要结婚。”
李庆霖听了这话，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他站起来，指着儿子说：“叫搬就搬，江春霖御史府120间，你干脆搬过去住算了。”
李良雄看不过去，插了一句话：“人家下乡一年半载就回城，哥都去了三年了，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你冲他发火解决什么问题？”
“你插什么嘴？！明年就是你了！”李庆霖冲着小儿子骂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你们两个这样子，咱家怕是要绝户了。”
一家人看到李庆霖真是动了火气，便都不做声。李庆霖闷坐片刻，自觉脾气大得没有道理，想起近来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由地叹道：“总有一天，我会因为你们去遭监坐狱的。”
众人猛地吃了一惊，李庆霖自知失言，又说：“招工的事，咱们就别指望了，有权有势的，招了一个又一个，无权无势的，一世人就在山里做山里佬了。”
“别处还有地方住无？”他问道。
“哪里去住？”李良模蹲得久了便换了个姿势继续说道，“知青把农民碗里的饭分去吃，谁人还肯借厝给我们住。”
“江春霖御史府有无去看？”他忽然又想起这位“直声震天下”的老乡。
“破四旧时要去破，后来他们说，江御史和袁世凯是对头冤家，属革命造反派，就没有去破。看倒是看过几回。”
“江春霖铁骨铮铮，敢说真话，是咱莆田人的骄傲。你们怎么想去破他的四旧，真是少不懂事。”李庆霖说，“可惜，现在无人向中央讲真话，知青的问题是不少呀。”
“无权无势，讲了也无用。有权有势，子女都安排清楚，招工参军读大学。谁来管老百姓的事？”李良模说。
“也许有人要管呢。”他目光深邃，似乎望着遥远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掏出张皱巴巴的钞票对儿子说：“快去理发，头发乱得像鸡窝。”
四
儿子出去理发后，李庆霖也出了家门。他佇立在木兰溪畔，再一次想起了清末名臣江春霖。
江春霖的事迹在当地妇孺皆知，他40岁中了进士，50岁补了江南道监察御史。他当御史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都御史陆宝忠冒犯烟禁，吸食鸦片，“不宜长御史台”。不久，他又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结交亲贵，权势太重。宣统溥仪即位后，他看到庆亲王奕劻与儿子镇国将军载振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又上书弹劾，将他们与明代严嵩父子相比，斥奕劻为“老奸误国，多引匪人”。奏本递上时，江春霖慷慨而言：“清室存亡，在此一疏。”
采用了他的奏疏清室可存，否则就要灭亡。可谓狂妄之极耿直之极无畏之极。不久，江春霖见上疏无效，愤然辞官，回归故里。第二年，清室被不幸而言中，果然灭亡了。清亡后，袁世凯让福建宣抚使岑春煊多次请他出来做官，被他拒绝。
“古人高风，真是可圈可点呀。”李庆霖想到这里，喃喃自语。他听着寒风一遍又一遍地吹过荔枝林的啸声，心里又想道：毛主席党中央一定不知道上山下乡弄成这样子，而这种局面起码在全省是普遍的，去闽北山区的那些人，显然比良模他们还不如。我一定要将情况反映上去。他似乎是给自己坚定信心。羊儿也要卖了，下次他回来我还能卖什么？良雄明年要是再下乡，全家该要怎么活？！我不能再犹豫了，不能！
次日上午，李良模呆坐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圈养了4年的母羊就要被换成大米地瓜了。母羊似乎也预感到了末日，“咩咩”地叫个不停，四脚用力抵着地板，就是不肯出门。张秀珍一边用力将它拉出门，边说：“走吧，走吧，早点托生到好人家家里去吧。”陈赤柱站在门口，望着逐渐远去的羊儿，回过头来唠唠叨叨地诉说着羊的好处，似乎比人还乖，还懂事。
李庆霖上午没课，就不去学校。他看到儿子不过是理了头，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与昨天相比，就判若二人，显得英姿勃勃。他微笑道：“昨晚去哪里？那么晚才回来。”
“我到街上转了转，现在走惯了山路，这城里的平路我都不会走了。走路脚抬得高高的，很不自在。”李良模笑道，“后来到了陈卫东家。”
“他好点吗？”
“还是疯疯癫癫，连我也认不清楚了。”李良模叹道，“文革初期，他是多好的一个人，脑袋很灵，他们那一派‘红卫军’的战略战术，大部分是他想出来的。”
“听说那场在你们学校里发生的争夺会场的主意，就是他想的，把‘井冈山’打得落花流水。”李庆霖明知故问道。
“是呀，当时‘井冈山’已经占领主席台，在台上攻击‘红卫军’，台下的‘红卫军’要冲上去时，双方互掷石头，相持不下，‘红卫军’的第二梯队就由校门口拥入，每两人抬着一幅毛主席的画像，人在画像后面向对方掷石头，打得他们不战自乱。卫东他们占领主席台后，将画像环列在台的四周，‘井冈山’想冲上去也不敢冲了。”李良模开心地笑了起来，随之又黯然地说，“我们全班5个不肯下乡的同学，现在已经疯了3个人了。”
“他们都是独生子，是父母害了他们呢。东躲西藏，就是不肯让小孩下乡受苦。但这城里现在连一个熟面孔也找不到了，小孩子哪受得了这种寂寞。人呐还是要找点事做。”李庆霖觉得与儿子的谈话氛围已经形成了，就关切地问道：“今年粮食收成如何，具体有多少斤？”
“刚刚脱粒的谷子两季分了两百多斤，还不如往年一季多，晒干后只有百多斤。番薯分两、三担，小麦十来斤。”李良模说，“单改双后，田里的功夫增加了一倍，产量却降了一半。但上面说这是科技种田的成果，明年还得种双季。”
李庆霖听了没有表态，只是不停地问这问那，从吃饭到住房再到平时琐事，又谈到招工招生参军等事。李良模一一作答，末了他不解地问道：“爸，你问这些干什么？”
“我们父子就不能聊聊？”他笑着说，“萩芦有个著名的温泉，叫南坛涧，你们常去？”
“那当然，没事的时候就去泡泡。”李良模微笑着说，“不过山里佬太重男轻女了，温泉只能让男人洗，下面另设一个浴池给女的用，但水是从男池里接过去的”
“知道南坛涧的传说吗？”
“知道。说泉水是哑巴太子的鲜血变成的。”李良模说道，“还不是封建迷信那一套。”
“传说总有传说的道理，不能用一两句话，就来否定它。”李庆霖说着，便娓娓道来。
原来当地传说，明朝嘉靖年间，萩芦山区出了个哑巴太子。这太子生来就不会说话，3岁时，他的父母兄相继死亡，只剩下阿嫂与他相依为命。哑巴闲来就躲在楼上捏泥巴造人，造的全是一些持枪披甲横刀立马的将士。他将这些泥巴人小心翼翼地放进大瓦瓮，每装满一瓮，就密封珍藏起来。天长日久，哑巴竟藏了十几瓮泥人。
16岁生日那天，哑巴突然开口说话。他对嫂嫂开口便说：“明早鸡叫时，叫醒我，我要入朝当皇帝！”
哑巴16年的小叔子突然开口讲话，自是异人无疑。这异人一开口便要当皇帝，看来一定是真命天子。嫂子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苦得是夜长难明，公鸡迟迟不打鸣。这妇人耐不住性子，便悄悄起床用竹竿撩拨鸡笼，公鸡受惊后引颈长鸣，带响了全村鸡鸣。
哑巴被激动的嫂子叫醒后，听到鸡鸣，赶忙来到院中，压弯扁担套上老藤，做了一张硬弓，又以两头包着尖铁皮的冲担为箭。他面朝北方，拉开马步，念动咒语，猛地一射。
那冲担飞越千山万水，径直射中京城皇宫金銮殿上的龙座。然而，由于时辰尚早，皇帝还未上朝，白白地空放了一箭。稍后，当嘉靖皇帝上朝时，发现龙椅上插着一支叫不上名的利器，又惊又怒，急忙宣旨国师上朝。国师爻卦后，慌忙奏道：“莆田萩芦双髻山上出了个‘哑巴太子’，这利器是他平时挑柴用的。”
皇帝当即令国师率兵围剿。不久，哑巴太子眼见官兵攻来，当即提起砍柴的斧头，下山迎敌。嫂子见状赶忙拉住劝阻：“皇帝当不成就算了，赶快逃命吧。”
哑巴却平静地说道：“阿嫂别怕，你快上楼将瓦瓮用扁担敲破，我大队兵马即刻就来。”
妇人不敢怠慢，慌忙上楼，举起扁担，望着十几个瓮罐，正要敲下，却不由心疼起来。她放下扁担，一步上前，揭开瓮盖，将泥人兵、泥人将们用手抓出，扔到楼下。
那知，泥人被妇人一抓，缺胳膊断腿，溃不成军。哑巴眼见大势已去，跑到南坛横斧自刎。汨汨不绝的鲜血，便化成千年不冷的温泉。
李庆霖刚刚说完，李良模就不屑地说：“所以南坛涧就不让妇女来洗澡了。”
“这并不重要。重男轻女不是山里人特有的。”李庆霖似乎还在为自己的叙述感动着，他神驰万里，自言自语道，“舍不得坛坛罐罐，成不了大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李良模睁着眼睛，茫然地望着父亲。这次回家，他总觉得父亲怪怪的，说不清道不明。李庆霖回过神来，慈爱地看着他，好一会儿，这才说道：“良模，你是咱家的长子，我今年43岁了，岁月不饶人呀。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奶奶、母亲，弟弟妹妹。”
“爸，你怎么说这话？”李良模不解地说。
“你要答应我。”李庆霖盯着儿子说，“嗯。”
李良模在他的逼视下，尽管十分不解，还是点了点头。
这天中午，张秀珍累得散了架似地回了家。她卖了羊后，买了牙膏、肥皂、油盐酱醋，为了节省钱，她又步行去城郊附近的农村，问了好几家农户，讨价还价了半天，买了几十斤大米。
吃过午饭，李良模扛着大米提着日用品，怀里揣着几块准备上山买地瓜的钱，道别家人，赶回山里。
李庆霖目送儿子远去，又是一阵心酸。他在这种年龄时，已是国民小学的教师了，正和张秀珍筹划着成家立业呢。如今，儿子连自己都养不活，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李良模肩扛手提，一路兼程，当他走到萩芦溪大桥时，已是下午三点了。他放下行李，掏出米袋里的熟地瓜，坐在桥头啃了起来。
萩芦溪是莆田境内仅次于木兰溪的第二条大河，溪流在公社附近将山区与平原活生生切成两块。清雍正3年，乡人苦于出入不便，修了这座石桥。石桥宽绰古朴，是山民途中休息的好所在。这里离李良模插队落户的水办大队何山头生产队还有一小半的路程。他吃完地瓜，背靠米袋，望着淙淙溪水，只见溪面被略略偏西的太阳映得泛红，山风微微，吹动溪岸两边的万千芦苇。他不由地哼起了那首刚刚流行的《知青之歌》：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经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返还。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他哼完了曲子，又觉得很无聊，便扛起袋子，走进深山。这时，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父亲最近是怎么啦？”
五
下林小学位于莆田糖厂附近，这使得小学在榨季期间显得杂乱而又吵闹。机器轰鸣，汽车长笛，人群吆喝，但这一切都没能打动坐在下林小学办公室里的李庆霖。他一遍又一遍地将信誊清抄正，哪怕是一个笔划不端正，也要重抄一遍。
他已经连续7天，一下班就坐在这儿。他忘记了一切，只是坚韧地一遍遍地重复着自己心中的诉说。他相信语气得体用词恰当没有错别字，但就是不放心，就是情不自禁地要一遍遍阅读检查。当他再一次用手指按着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三遍后，确信没有什么出入，已经讲了所要讲的话时，他终于满意了。他伸了伸懒腰，长长地嘘了口气。
他站起身来，先是在室内行走，后来又出门让寒风吹拂自己。他揉了又揉发胀的太阳穴，极目远舒。随后，他转身进屋锁好门后，再一次拿过信来，作最后审定：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在福建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贫农。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经常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允许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日常生活需要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些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将在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份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这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忧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往下的历史便是扑朔迷离，传说千奇百怪，莫衷一是。晚年的毛泽东犹如庐山的迷雾，只能远远仰视，无法接近。文革期间被关押在上海的毛岸英之妻，也即毛泽东的前儿媳妇、义女刘松林（刘思齐）给毛主席连寄五封信，竟无下落。而到了文革后期，连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参加的党中央主席，又是如何收到了李庆霖的御状？！
据说，李庆霖为了避开福建省的审查，趁在省田径队的女儿李良培进京参加全国田径比赛时，带往北京邮寄。
据说，这封信是托一个去北京办事的朋友捎去，寄给了毛泽东的表侄女、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代转。
后来又据说，李庆霖在中办就有亲戚，往后亲戚又演变成了同学、朋友。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传说。而成名之后的李庆霖又颇具神秘感。在他最为得意忘形的时候，对着最为贴近的圈子，他只是说：“我写了那封信，寄走那封信都是花了脑筋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李庆霖说这话时，莆田地区公安处干部苏学民，因忍受不了在学习班的批斗生活，效法李庆霖告御状，结果信在莆田境内就被查获。苏学民因此跳井自杀身亡。
成名之后的李庆霖大红大紫，在全省颐指气使，用不着再向谁坦白交代。复杂而又韵味无穷的神秘，比简单明了毫无趣味的曝光，更适合一位名人的心态。倒霉之后的李庆霖，身陷囹圄，尽管有倾吐寄信过程的欲望，却没有人愿意去追究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他的对立派们更愿意抹去他的这个人生记录。
1975年，迫于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李庆霖为鼓励同一战壕的战友上书毛主席党中央，谈了自己对写信告御状的体会。他说：
据我看法，上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件，一定不要写得太冗长，不要空洞无物，切忌“党八股”气味冲天。毛主席、党中央的首长都很忙，是没时间拆看那些“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材料。你一定要写简短、扼要、能够说明问题的信件。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里，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文里，对革命队伍里存在的“党八股”不良倾向都曾提出尖锐的批评。我们拿起笔杆子，首先就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还有上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件，一定要用钢笔或毛笔正楷书写，不能贪图安逸，采用复写，或打字油印，想一稿多用。如是这样，经办的人以为是普通信件，是到处散发的东西，用不着去打扰毛主席、党中央的首长，放在一边，由工作人员处理就行了。
历史选择了李庆霖，就像它当初选择了彭德怀一样。将李庆霖的“御状”与彭德怀的“万言书”作一番比较，不能不发人深思。庐山会议初期，中央对“纠左”问题已经形成共识，就连毛泽东本人也说：“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为此，“神仙会”阶段列出18个问题，供与会人员讨论。彭的“万言书”一上去，形势又急转而下，从“纠左”变成了“反右”。应该说，彭德怀同志对“左”的看法更接近事实，“万言书”更深刻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但犯颜直谏的“万言书”无疑触犯了最高权威，使权威面临着它最不希望发生的挑战现实，由维护权威而引发的庐山会议的教训是惨痛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左倾”，直接导致了全国350万人被戴上右倾帽子，以及随后而来的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导致的数千万条饿殍。李庆霖采用“跪奏”的方式，却赢得了领袖解决知青问题的决心。
彭德怀的“万言书”使他青史留名，李庆霖的“御状”则为数以千万面临绝境的知青，带来了希望与实惠。
然而，这一切对李庆霖来说，福乎？祸乎？
在莆田，我想起了李庆霖——福建行之二
文革中给毛泽东写信为知青困境告御状的李庆霖先生，其名气远比莆田市和湄州湾大得多。本想抽会议间隙去莆田秋芦镇水办农场（李庆霖儿子李良模下放地）看一看，奈何会议议程紧张，熟悉这个地方的莆田同行又扑在会议上抽不出空来，于是便打消了这念头。
大约1973年吧，我正在南京煤田地质勘探队工作，其时有一远房亲友来南京找我，她说她下放在某地农村，在乡下蹲得实在吃不消，愿意到煤矿来找份工作，哪怕是下井都干。其时去煤矿工作也非易事，我人微言轻，怎能答应得了。后来她躲在城里，硬是不肯去插队的地方。我与父亲在一起猜测，是不是她受到了农村什么人的欺负。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一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他在信的结尾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局寄走。
不久，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的文件传遍全国。毛主席的“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的经典语录几乎妇孺皆知。不久，国务院召开上山下乡知青工作会议，落实有关政策，各地严惩了一批强奸女知青的有关人员，知青的命运很快得到逆转。由此，上千上万的知青们都记住了李庆霖的名字。
人怕出名猪怕壮。一点儿不错。李庆霖本不应该当官，确实也不是当官的料。提了校长以后，连个报销单都不会填。几年中，他平步青云，从小学校长一直官至全国人大常委、福建省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副组长。那年头，紧跟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喊点瞎起劲的口号写点瞎起劲的文章干点瞎起劲的事不足为奇。如同我们华西的吴仁宝，文革中他对记者说：华西是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结果；林彪倒台后，他又说是同林彪反党集团对着干的结果；邓小平挨整，他又说是同邓小平右倾反案风对着干的结果；粉碎四人帮，他又说是同四人帮对着干的结果。究竟是吴仁宝迫于压力这样说，还是记者们迎合需要这样加工，谁也说不清。毛主席有恩于李庆霖，毛主席喊批林批孔，李庆霖当然跟着喊；毛主席喊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李庆霖当然跟着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员，谁搞得清他们和毛主席有什么不同，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老干部是不是一条心。李庆霖头脑发热，在运动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更重要的是被当地的派性斗争利用了，被捧为反潮流的英雄。邓小平听了福建省委少数领导人的汇报，当即发话：“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各地清理四人帮的代理人，李庆霖就跟着跨了台。平心而论，单凭李庆霖那点鸟事，罢官撤职，开除党籍，回原籍教书去，已经够可以的了。但那是一个领导人的讲话说就是法律的年代，他居然被判处无期徒刑。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李庆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特别冤屈的是，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后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听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很是震惊。后来，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李庆霖在狱中为他的冤屈一直给中央写信，到处申诉，但没有碰上第二个毛主席。由于李庆霖在狱中表现甚好，后改判为有期徒刑，并于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他说：“自失去自由，直至获释出狱生还家门，历时17个春秋，如此漫长的坐井观天岁月，我回忆起来真是不堪回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夫妻都被开除公职，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扰着他。当地的县领导可怜他，批给他每月200多元生活补助，后来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过问下又加到500元。
政治家们遗忘了他，可全国的知青没有忘记李庆霖。许多在改革开放中致富了的知青们，听说李庆霖遭此大难，纷纷给李庆霖寄钱寄物，有些远涉重洋在海外谋生的知青还给他捎去关怀。2006年在杭州开全国杂文年会时，福建莆田的杂文家就在会上说起此事。这两年又陆续在《炎黄春秋》等报刊上读到有关李庆霖的故事。我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心中感到愤愤不平。古代尚有唐太宗容忍魏征如此尖刻的批评家、诸葛亮对孟获七擒七纵那样的佳话。当代毛泽东还容忍屠杀过共产党人的李济深、陈明仁、傅作义等人在新中国的政府里任职。我们有些政治家耿耿于怀于文革中的一些恩恩怨怨，雅量何其小啊！
李庆霖于2004年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了人世。他留给我们有关人治还是法治的教训，值得深思。最近在今年28期《凤凰周刊》读到杨涛的文章《杜勒斯给蒋经国的忠告》，很是精彩，这儿摘一段与网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赋予了美国总统在反恐中极大权力，美国政府因此在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设立了军事法庭，用来审判国际恐怖主义嫌疑人。但在2005年1月31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乔伊丝·亨斯·格林法官宣布，由美国政府设立所谓“战斗人员身份复查法庭”，然后举行听证会决定受关押者是否为“敌对武装人员”违反宪法。她认为，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法律正当程序不能剥夺任何人生命、自由或财产。”2006年8月17日，底特律法官泰勒作出一项裁决，同样认定美国政府境内窃听项目违反宪法。这一项目涉及对居住在美国、被怀疑与恐怖分子有联系的人士进行电话窃听和电子邮件监视。布什总统曾称：“如果基地组织打电话给美国人士，我们想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泰勒法官在裁决书中写道：“给总统这样不受限制的控制从来不是宪法起草者的意图。美国没有世袭的国王，权力只是出于宪法。所以，所有‘内在权力’都必须出自宪法。”
“权力只是出于宪法”、“所有‘内在权力’都必须出自宪法。”此话说得何等好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在经济领域，几乎全部照搬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和模式，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诸如民主与法制方面的改革，为何如此地步履维艰呢？看来，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而不是人治，还是任重而道远啊！
众说纷云，是是非非李庆霖
——本人（李铭坤）与李君一生瓜葛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成语对李庆霖的当年际遇说来是恰切的。七十年代初李君因大儿子李良模作为知青上山下乡遇到许多困难，大胆上书全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告“御状”，谁能讵料竟得到“我们心中红太阳”从中南海发出的亲笔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３００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不久，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将毛泽东的亲笔复信和李庆霖的原信印发全国，传达到基层单位，使全国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深受教育。
李庆霖一夜之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从一个在大跃进中被插上“白旗”，因而降低工资一级的小学教师，一跃而为县、省教育机关领导人以至全国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副总理任组长、五人小组成员均为部级干部）。
由莆田地委书记韩依民、许集美和莆田县委书记刘功联名写信推荐，并经福建省委同意，李庆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还光荣地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李庆霖成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人物。讵料好景不长，三年多一点时间，李庆霖从天上掉到地下，作为“四人帮”亲信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徒刑，由于在狱中表现好，改判有期徒刑，在铁窗里度过了十九个春秋，于1994年释放回家。
我与李庆霖是同乡、邻居，在家贫子读书的莆田，我俩堪称“同是天渊沦落人”。他的母亲林赤柱和我的祖母及可怜的母亲皆是为人作保姆、奶妈以谋生的劳苦人。我俩皆因贫穷上不了普通中学，挣扎奋斗考上了读书、吃饭都不要钱的仙游简易师范。
李君性格内向，交游无几，与我最相亲、兴趣相近，嗜爱读书、抄抄写写，为当年我们的语文教师魏光隆所器重，作文讲评时常被表扬，在学时同是穷学生，毕业后同是穷教师。彼此几十年来在粉笔生涯各自度着艰难岁月。
莆田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败退驻莆，公告要招收一批作文化宣传的初级军官，待遇从优。当时很多青年报考应试。我与李庆霖也报名参考。蒋军司令部公告，录取二十名，我与李君还名列前茅。但我从当年的进步报刊杂志上了解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摇摇欲坠，即将逃窜台湾龟守。我劝庆霖不要受骗去做“残兵败将”，还是聊执教鞭为上策，他同意了。而其他录取者都穿上国民党初级军官服装登舰去台湾，解放后其家庭概成了反属。
我与庆霖后来依旧当小学教师，然而每逢政治运动，我俩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彼此间的历史政治关系。
李庆霖连做梦也不敢想象：一向默默无闻，深感政治上是个孤独者，毛主席的复信却犹如魔术师变戏法，使他转瞬间成为众星拱月的大明星。军区司令和省委书记特派车队请他到福州，盛情款待，并派人陪同他到处参观、访问、作报告。哪个部门、哪级领导能邀请到李君大驾呢？部队大首长陈再道也只是在夜里派了几十个武装侍卫请来李君促膝谈心，似是几十年重逢的老朋友那么殷勤，真如诗云：“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还在福州“五一”广场毛主席巨大塑像前召开六万人大会，请李庆霖作报告，大张旗鼓宣传响铛铛的反潮流人物！
1976年莆田城乡举行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三周年盛大庆典，四处点灯结彩，鼓乐喧天，多姿多彩的踩街和化装表演比文峰宫妈祖出游更为热闹几倍。
在莆田公共体育场隆重召开了好几万人庆典大会上，李庆霖全家被请上主席台前就坐。主持人县长原鲁山，必恭必敬牵着一位老婆娘的手大声地向群众介绍：“这位就是革命的老妈妈，李庆霖同志的母亲。”令人羡慕不已，真是“可怜光彩生门户”！
可是没过几时，红得发紫的李庆霖却于“四人帮”倒台后沦为“阶下囚”。过去车水马龙的李府变成门前零落车马稀，家庭生活又陷入了穷窘之中，我这个曾受几多牵连的共产党员，几度跨进李君老朋友家的门槛，询问庆霖在狱中的情况，给那位可怜的“革命老妈妈”一点微不足道的经济襄助！有人为我的举措感到惊讶不可思议，惟理智、良知、人道主义唤起我的勇气。
粉碎“四人帮”后，紧接着是“讲清楚运动”，我天天被请进校长办公室“讲清楚”，面对着学校工宣队队长、校长、书记！每天下午三个钟头，讲了一年零五个月还未讲清楚。问题中不外是同乡、同学长期以来的历史政治关系，特别是李庆霖发迹大红时，出差厦门，由教育局局长蒋玲亲自陪同来集美中学看望拜访我的奥秘等。我曾一再严正声明：“本人与李庆霖一贯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参与他同‘四人帮’有着‘天线关系’的任何活动”。但最后还是经市委宣传部批准，由本校派出洪诗农书记、李文钦工会主席到福州监狱，当面向李庆霖作详细调查，并亲临我的家乡莆田和工作过的单位进行调查，诚然事实是无法捏造的。但由此产生的影响是严重的，当年我的孩子还远在新疆塔城支边，第一次参加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的考试，成绩虽达到录取线，却因我的所谓政治问题而被拉了下来，这期间公私恩怨，一言难尽！
1994年8月，李庆霖减刑后期满释放回家，度过十九年铁窗岁月，作为老邻居、老同学、老朋友，我特带了一份礼品去看望他，表示一点贺意。他的夫人张秀珍滔滔不绝提起许多往事和当前生活与经济景遇等问题。
当时庆霖夫妇的生活的确十分困难，没有一点经济来源。良模、良雄两个孩子曾经中央批示照顾安排在基层工作，皆是低工资待遇，且各有妻子儿女，难以负担老年父母生活费用。
据云虽经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请求解决实际生活困难问题，但所有一切努力，都如同泥牛落海无消息。庆霖情绪十分低落，又患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苦不堪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关心人民疾苦亦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义务和责任。我只能在经济上、物质上给予一点力所能及的周济襄助，“杯水车薪”，实在解决不了多大问题。李君又甚固执，写了许多信，再三辞谢我的美意高谊，每当收受我的馈赠，他总是难过多少时日，这确也个棘手问题。我时时为之思索解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后来，我从报刊杂志上，发现有关李庆霖问题的报导，特别是《雨花》、《乡土》、《法制文萃》等大型刊物，连篇累牍登载“大是大非李庆霖”、“大起大落李庆霖”等等。我仔细阅读，详尽研究内容，发现文章大体雷同，写的李庆霖因孩子上山下乡遭遇困难，上书毛主席
“告御状”，得毛主席的重视，亲笔复信，寄汇三百元，聊济无米之炊。十分细腻描述当年毛主席阅读李信如何如何深受感动，而后形成中共中央廿一号文件发布全国，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国务会议，研究解决全国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作出许多重要的决策，全国知青为之欢呼雀跃！写的全是李庆霖“大是”正确的一面。而所谓“大非”问题，只是寥寥数语，说是李庆霖是“四人帮”亲信、反革命分子，没有具体事实内容，令人不可思议。
李庆霖得意之时，由膨胀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为当权派、政治投机者所利用，说错了话、办错了事，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不能不说这有当年派性的因果。
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和知己朋友的劝告，斗胆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上书中共福建省委中纪处，详细陈述李庆霖的真实困难情况。综述大量报刊杂志的报导，认为李庆霖并非反革命分子，而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待遇等。这些报刊倘若落到西方记者媒介手中，必然会大做中国人权问题文章，蛊惑世界舆论，亦将影响我们“长治久安”国策，冀祈党的领导机关重视。
原件批转莆田县调查、解决、处理。年轻的县委书记郑海雄，不愧是位有胆识，有气魄的党的好干部，他派出四名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后，作出大胆决策：以社会名人经济困难名义，由民政部门负责每月发给李庆霖三百元生活费，以后增加到五百元，聊济燃眉之急。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非曲直只能经过时间事实的检验，作出唯物历史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