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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妈妈作文3000字（1）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妈妈是个作家，我觉得她就是我妈妈。我知道她写作品大约是在1945年，她写《关于女人》的时候，那时妈妈辞去了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家里就靠爸爸一个人赚钱，而爸爸又得了肺炎，几乎都要死了，不巧那时我们家又被盗了，本来还有架打字机准备拿去当铺当的，结果也被偷了，妈妈没办法只好写文章来卖钱。
妈妈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感触最深的是从小妈妈就教我们要真、做人要真，要说真话。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从小跟妈妈呆在一块儿时间最多，也是得到母亲最多的爱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妈妈常给我讲故事，常带我到歌乐山去欣赏大自然，然后总告诉我应该热爱小动物，说它们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应该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时候我特别顽皮，人家也说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别喜欢在外面玩。
有
时候我逮着蝴蝶儿，或是小虫子、小麻雀，妈妈总是说：
“你把它放了吧，它妈妈可能在等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妈妈可能会着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是在外面没有妈妈，你会是什么感觉呢？”我略大一点的时候，看见打日本回来的兵，缺胳膊短腿儿的，我就问妈妈他们为什么没有手，妈妈说他们是打了日本鬼子以后伤了回来的。大约受妈妈的影响吧，我觉得对他们特别同情。那时正好我在的小学要募捐，我是募捐最多的一个。我有一个小男朋友，几岁的小男孩儿，名叫马歌乐，特别喜欢我，而他家是大地主，我就到他家去募捐，募过一次后还去。他们说吴宗黎(我小时候的名字)已经来过了，我说不行，我的钱太少了，我还要募，我说你们家有钱你们就应该多捐。当时我觉得那些兵为国家负了伤，我就应该这样做。
我9岁时我们一家到了日本，当时我曾把在日本的中国孩子组织起来，天天出去打日本孩子，当然现在反过来想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想法。其实在国内我自己并没有直接受过日本的什么祸害，当然轰炸还是有影响的。但我还是天天带着小药箱，骑上自行车，充当孩子头，看见日本孩子就打，刚开始妈妈不知道我出去是干这个，后来知道了以后就批评我，并给我们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受了苦，日本人民也受了苦，你们打日本孩子是不行的，当时日本供应很紧张，实行配给制，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妈妈就请她的一些威尔斯利的同学每礼拜四到我们家吃一次午饭，吃了午饭还做了一些东西让他们带回家。
在妈妈的影响下，我慢慢改变，不打日本孩子了，但一开始我拒绝学日语。妈妈那时也不愿意送我们去日本学校，因为对于日本人，她当时是有想法的。甚至在今天，尽管是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有时看见日本国旗时，气还是不打一处来。妈妈也不愿意我们去美军学校，因为美军学校品德不太好，有的小女孩儿很快就怀孕了，是大兵的孩子。所以妈妈就把我们送到了圣心女子中学，那是天主教会办的，对女孩子管教比较严，每个人都穿着制服。
在日本的几年，我觉得我听到的、我看到的，还是有一种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的东西的。尽管我父亲当时还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但我们家已经有《人民日报》了，都放在楼上，偷偷地看。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共产党并不可怕。在日本、美国人的宣传中一提到共产党，就是坏的，人家也怕；一听到你是中国人，马上就举起手。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却感到共产党是好的，毛主席是好的。
同时，我也觉得国民党特务在监视我们。小时候我和姐姐不一样，姐姐比较爱念书，我却什么事都爱听，都爱问，都爱管。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国民党员，像是特务，到我们家来，到我爸爸书房去翻。我记得当时书房里有一本amma louise strong写的《three years in moscow》。那人就去翻这一本书，我说：“你不要动我爸爸的书！”当时我可能觉得莫斯科就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吧。此外，还有一点很深的感受是，父母一直教育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在日本，我正好12岁，姐姐15岁，我们所有的供应都是美国的，看电影是美国的，上学校是教会的，美国的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念，我觉得在我身上是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的。因此爸爸妈妈特别怕我们忘了自己的祖国。后来耶鲁大学请我爸爸去教书，他们更怕我们到了美国以后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所以说决定把我们带回国来。“文革”中批斗我的时候有人问我说，吴青你怎么看你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顶多只是有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你要说他们不爱国不爱社会主义，那他们带我回来干吗？后来便说我划不清界限。
的确，我妈妈也讲过：我们家的孩子，这样的界限是划不了的。我觉得我妈妈是很注意家庭这个小细胞的，家庭成员之间就是要互敬互爱，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后来妈妈也对我说，在关键时一个家庭对一个人自杀不自杀是起很大的作用的。
“文革”中，我妈妈受到了她这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家被抄了，中央民族学院所有被抄的东西都归到我爸爸妈妈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尤其是谢冰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上。什么旗袍啊，丝袜啊，高跟儿鞋呀，珠宝呀……我妈妈从来是不太穿不太戴的，然而全都存在我们家。有一个礼拜，我妈妈脖子上挂了一块小黑板，站在门口，里面是展览。站了有一个礼拜，有的人还打过她。这是妈妈的一生中第一次遇到过的。但这时我们家互相支持，使得我们一家挺过来了。从中我也深深体会到我妈妈的话，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一个人说真话是很不容易的。我说真话挨批，我爸爸说真话被关进了牛棚。1957年他所以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说了三条：一条是说中国不能一面倒，完全相信苏联也不行；第二条是讲南斯拉夫的道路不能完全否定，它有对的一面；第三条是讲民族学院的一个总务长以权谋私。后来就说我爸爸带头向党进攻，就成了“右”派。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是很纯真的，从我爸爸妈妈的结合上也能看出这一点。妈妈是19岁出名的，从此以后有很多很多名人都追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恭维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我爸爸却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不恭维我妈妈的人。他每次都问我妈妈：你看过这些书吗？我妈妈说没有。我爸爸说那你到美国真得好好学习，真得将这些书好好看看。当然我们后来跟爸爸开玩笑说：爸爸有着独特的追求我妈妈的办法。我爸爸是学社会科学的，他很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给我妈妈的书中，在爱情的下面，他总是拿红线划出来，他就是从这种角度追求我妈妈的，所以后来我开玩笑说爸爸很狡猾，但他确实是很纯真的一个人。爸爸当时要向妈妈求婚，需要得到她爸爸妈妈的允许。于是就给妈妈的父母写求婚信，他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写，表述他对婚姻的看法，说明他们两个为什么要结合，这封信是妈妈帮爸爸改的，实际上也等于是他们俩的“合谋”。所以我觉得我妈妈的“真”在选择我爸爸这一点上也体现了出来。
妈妈有很多学生，她都很爱他们，她的爱总是“给予”。
当时她的许多学生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很贫苦。比如萧乾，当时就很苦，妈妈帮他找了一份抄写工作；我爸爸的很多学生很贫苦，都是妈妈帮他们找工作的。他们长大了以后，妈妈又给他们做媒，他们订婚、结婚、生孩子、起名字，妈妈都要出来帮忙。记得爸爸当时带一个叫黄迪的学生写论文，黄迪老写不出来，爸爸问他为什么，他说孩子半夜老哭，弄得我没法写。
爸爸跟妈妈说了，妈妈每天傍晚在给我洗澡之后就坐着洋车到黄迪家给他孩子洗澡。孩子洗了澡，睡好了，半夜就不闹了。
我们家几乎是爸爸妈妈的学生的天地，有的哭着进来，有的笑着进来，或是因为失恋啦，与妻子吵架啦，或是添了孩子，取得什么成功啦……妈妈总是与他们分担忧愁、共享欢乐。妈有一些稿费，但经常都给了别人。如家里老保姆的女儿，上初中、高中、大学，都一直是妈妈资助的，像现在她常会收到许多礼物，经常是刚收到就给出去了，她总希望别人能和她一起分享这些礼物。
妈妈对名利是看得很淡的。有人问我妈妈为什么能活到90岁，我觉得这是因为她非常超脱，非常豁达。她现在觉得她什么都不怕了，她觉得自己不是为别人活，不是为名、为利活。
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多给社会介绍一些年轻的作家。有时我一回家，她就招呼我说，哎呀小妹，快来看这篇文章特别好。她总愿意把这些好的作品推荐出去。而且她认为一切年轻的作家都应当和外界多接触，因此有人一到我们家来，她总是向大家介绍说最近又出了某某青年作家啦，等等。她觉得今后的世界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而不属于他们。
妈妈对于我们做人有着很深的影响。她要求我们从小就要说真话，她最反对大孩子欺负小孩子，反对打架，而对于我们说脏话、说假话，她有一种独特的惩罚方法，那就是除了用肥皂洗嘴巴之外，还要给我们喝奎宁水，让我们不要说脏说、假话，因此我觉得现在要让我说假话还是很难的。
在我当了海淀区和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后，妈妈还总是鼓励我，说如果你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你就不应该怕各种强大的、邪恶的势力，要敢说真话，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在当北京市人民代表的时候，投过惟一的弃权票和反对票，是得到妈妈很大的鼓励和支持的。当然我妈妈也对我有“意见”，因为我总是在外面，一般人们到我们家很少会看见我，总是看见我爱人。有时他会说：“我不是‘人民’，你总为别人服务。”另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从不强迫我做什么，从不压服我们，总是跟你说理，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能够沟通，比较民主，让我们自由自在地发展，这一点是我们比较幸运的地方。我从小就想学医，姐姐想学历史。
后来周总理说我们既然在国外都有英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