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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与韦国清的恩怨篇一:粟裕与陈毅的恩怨是非
陈毅与粟裕在孟良崮（1947）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6年12期 作者：张雄文 原标题：《粟裕与陈毅的风云际会》★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
陈毅和粟裕相识于南昌起义余部转战途中，陈毅时任团指导员，粟裕为五连指导员。二人一道参加了湘南起义，又一起随朱德走上井冈山。朱毛两军合编为红四军后，陈毅担任的职务较高，粟裕依然属于基层干部，两人已很难直接见面。此后十年，二人罕有来往。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和谈成功，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陈毅担任1支队司令，粟裕是2支队副司令（不久即代司令）。一年后，项英报请毛泽东同意，将两个支队合编为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后又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兼参谋长，两人一个锅里吃饭的搭档生涯真正开始。陈毅长于政治，主要负责统战工作，粟裕则主管作战、训练等工作，两人优势互补，“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说法由此而来。因粟裕能者多劳，事情繁杂，陈毅还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送给他。
这一时期，两人联手的杰作是黄桥决战，以少胜多，把前来进攻准备将他们赶入长江“喂鱼”的国民党韩德勤部队1万多人打掉，苏北新四军也绝处逢生，打出了华中最大一块根据地。陈毅对粟裕的筹划和具体指挥赞不绝口，战后在海安西寺的干部大会上介绍粟裕说：“大家一定要问：哪里来的粟副总指挥？告诉大家，粟副总指挥早就来了，过去因为统战关系，没有公开。因为他们（苏北国民党军）说我陈毅是诗人、文人，是来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的。”“如果把粟裕同志公开了，他们一定说：你们把军事干部带来，是否准备来打仗啦！这样，就不利于做统战工作，因此过去没有公开。”
但不久，两人又长期分开了。
战略分歧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陈毅重返华东前线，出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与出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一北一南，同国民党军作战。
1946年夏，粟裕在苏中以3万多人对蒋介石12万余人，一口气七战七捷。此后，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所部从南北两面进攻，准备拿下淮安、淮阴等苏北重镇。毛泽东指令陈毅负责北面淮泗地区作战，要求他“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南面的苏中地区则交粟裕负责。但陈毅随后误判薛岳主力将进攻沭阳，顾虑返回山东的归路被切断，而北移沭阳以南、宿迁以东地区。粟裕则判断薛岳的目的是淮安及淮阴，多次与陈毅文电往来，提出看法和建议，甚至提到了“否则华中局势变化，责任难负”的严重性。陈毅未予同意，决心按原计划行动。
薛岳果如粟裕所料，“佯攻沭阳、真攻淮阴”，趁山东野战军主力北移，以精锐的整编74师等三个军乘虚进攻两淮。陈毅闻讯后大惊，急忙率军南下，随即又判断、部署失当；粟裕连忙率华中野战军主力，从苏中日夜兼程前往增援，因路途遥远未能赶上，两淮随即失守，华中一时陷入被动局面。
陈毅痛心之余，短时间内接连三次向上级、同级和下级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坦承失误。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电报说：“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陈毅主动表示：“今后集结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在一起，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
军政联手战鲁南
指挥战斗的粟裕
1946年12月，粟裕指挥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作战，取得了宿北战役大捷。随后，粟裕和陈毅联手，一鼓作气，战鲁南，夺莱芜，威震天下，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也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
粟裕的战役指挥，陈毅完全折服与信任，他对粟裕说“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我给你出出题目”。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秦叔瑾晚年回忆了他们两人志趣个性迥异的特点。他说：“打仗离不开地图，粟裕最喜欢看地图。粟裕是对着地图在脑海里调兵遣将，看多了，地图就熟了。”“陈毅会讲话。这个我们都佩服。机关要开会，我们搬着小凳子去听，陈毅就坐在那里讲，形势、后勤、作风、思想工作……他能一口气讲很久，讲得条条是道。”为保证粟裕专心考虑作战，陈毅特别规定：“粟总在地图前构思歼敌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战役发起后，陈毅常常离开指挥室，说：“我离开这里很必要，免得粟司令事事向我报告，延误时间。”
粟裕紧接着又创造了孟良崮战役的奇迹。战役中，陈毅以司令员兼政委身份，给予副司令员粟裕很大支持。交战双方激战之际，性格粗爽的九纵司令员许世友以部队伤亡太大为由，在电话中同粟裕讨价还价。陈毅拿过话筒说：“刚才粟裕同志讲的，就是我的意见。” 许世友见拥有人事权、以代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执行军法的陈毅这样说话，也就平静了。
“陈毅不能离开华野”
陈毅和毛泽东
1947年7月，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奉毛泽东严令仓促进行“七月分兵”，将全军分为三路人马，三面出击。接到分兵的急电时，粟裕认为山东“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而大量歼灭蒋介石的有生力量，正是对友军最好的支援。《传檄到中原》一书记载：“在山东时，他俩（陈毅、粟裕）为了分兵的问题，曾昼夜争论。粟裕对分兵很有意见，对远距离外线出击的作法不理解。”
当华野司令部其他成员坚持分兵时，粟裕只好执行，随即导致南麻、临朐战役相继失利。这是粟裕一生执掌大兵团作战中仅有的两次“败走麦城”，心情十分沉重。
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领导在一起。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1948年春，陈毅赴陕北参加会议。当时，毛泽东已构想了第二次跃进战略，打算让粟裕率华野三个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南渡长江，调动蒋介石江北的主力回防江南。陈毅听说后极为赞赏，毛泽东便命他返回华野后当面向粟裕传达。
粟裕却已酝酿了一个集中江北陈粟、刘邓和陈谢三路大军打大仗，改变中原战局的构想。他三次斗胆直陈，向毛泽东力陈暂不渡江南进，而是留在江北打大仗。毛泽东踌躇之下，将粟裕请到了中共中央新的驻地河北阜平城南庄面谈，并让刚从陕北返回华野司令部的陈毅陪同北上。当面了解粟裕的设想后，毛泽东被说服了，但开出了一个条件：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必须“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为给粟裕顺利完成“军令状”提供便利，毛泽东又采取了三项前所未有的特殊举措，其中之一便是给予他充分的指挥权，以便“事、权、责”统一。毛泽东决定将陈毅调离华野，前往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担任副司令员，职责是“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一职。他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突如其来的组织调整，令粟裕深感意外。当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他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同志和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华野还是你来搞。”粟裕只好请求“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职务继续保留”，毛泽东想了想，同意了。粟裕随即成为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陈毅对这次重大的组织调整也毫无思想准备。其实早在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之前，正在延安兼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便向毛泽东提出“以粟代陈”。这时，毛泽东已为即将合并的华东野战军指定了“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的特殊指挥体制，因而当面告诉饶漱石：“陈粟不可分，陈粟合则胜，分则败。”
陈毅抵达中原军区后，不无揶揄地说：“东有粟裕指挥，西有刘伯承坐镇，我闲着无事，就去办一所大学吧。”他随即担任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培训了不少干部。
6-7月，粟裕发起豫东战役，一个战役便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歼灭“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近10万人的军令状。
粟裕支招
1948年5月，朱德（前排右二）和陈毅（前排右一）、粟裕（前排右三）在濮阳县同华东野战军各纵队负责人合影
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后，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受挫，他又给陈毅所在的中野提供了经验。1948年12月1日，中野司令部与华野司令部之间的电话接通，两边第一个通话的分别是陈毅和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张震说到了华野的当前部署，最后说：“如果（中野）打黄维需要华野支援，你尽管下命令，我们保证随叫随到。”陈毅说：“命令不敢下，有华野做后盾，我们歼灭黄维就更有把握了。”这时，粟裕接过了张震的话筒，陈毅问：“你们打黄百韬用的是什么办法？”粟裕马上告诉他：“挖坑道，迫近敌人阵地，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它。”粟裕还详细介绍了华野围歼黄百韬的情况。陈毅很兴奋，对一旁的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我看是好办法。”他们决定立即“采用碾庄经验”作战。不久，粟裕又主动派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再带10万人南下，协助他们打黄维兵团，很快予以全歼。
其后，粟裕继续实际指挥华东野战军（不久改称第三野战军）作战，相继取得渡江、上海战役胜利，最后又准备攻台作战。1950年6月，因朝鲜战争爆发，攻台作战准备奉命终止，粟裕随即被毛泽东改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准备率军出征朝鲜。粟裕却因病重不能前往东北，也无法履行原来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的职责。毛泽东只好令已在地方工作的陈毅重返军队，担负粟裕留下的空缺。1951年9月，粟裕从苏联治病回国，被调任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离开了长期指挥的华东部队。
粟裕、陈毅两位将帅的交往，到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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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将之首--大将粟裕
2、传奇骁将--许世友
3、壮族上将--上将韦国清
4、文武兼备--上将宋时轮
5、铁面将军--上将王建安
6、军中儒将--上将叶飞
7、常胜将军--中将聂凤智
8、拼命三郎--中将陶勇
9、必胜将军--王必成
10、“皮有功，少晋中”--中将皮定均
三野大将们为什么不服粟裕
七月分兵之败后，粟裕代表华野给中央写个汇报总结，说主要是“战略上过于乐观”。谭震林不同意，说战略上问题不大，主要是组织指挥和战术上的问题。陈毅当时也认同谭的意见。谭还特地给粟裕写了一封信，很直率的指出粟裕同志“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两步”“不能简单的以乐观来检讨，这样不能把问题搞清楚”。粟裕一听，有些情绪，单独给中央去电自求处分。
部下的看法：叶飞：“吴化文过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竟然敢跟着我们的屁股追！我叶飞现在有了个外号，你们知道不？我叫面包！”陶勇接过话来：“面包虽然稀松了点，却是干货。我陶勇英名全逝，被人家点着名叫西瓜！”王必成直来直去：“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追得我们东奔西跑，到处躲藏。真他XX的丢人现眼！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在粟裕同志，陈毅同志也有责任！”
战士的意见就更大了："反攻反攻，丢了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
粟裕连打了4，5个败仗，也检讨了，可是没有检讨到点子上，真正的原因没有找到，所以接着在土山集又打了败仗。1947年9月陈粟率6纵10纵与1纵3纵会合，又与陈唐兵团4纵8纵汇合。粟裕决定集中5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在土山集消灭国民党整编第11师，激战3天后再次饮恨而归。其实打败仗的原因并不是兵力优势不够大，南嘛和临朐用3―4个纵队打一个师，兵力是足够的，失利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野战攻坚的战术不精，可是粟裕的战术素养不够，也不愿意在战术上花精力，所以三野部队战术落后的问题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解决。粟裕继南麻输给胡琏后再次败给胡琏，以后胡琏再也不把粟裕放在眼里。淮海战役居然有胆量往粟裕的包围圈中跳，以后又在金门，步登岛、南日岛屡次全歼了粟浴的部队。
渡江战役后，三野上下都轻敌的厉害,当时的情绪是“渡江渡江，没放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粟裕给叶飞下了一道命令，要叶飞指挥在常熟一带的10兵团一天内控制上海的吴淞口和宝山等地，常熟一带的10兵团离上海还有120公里，部队行军每天只能走60――70公里，中间还要打仗，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叶飞气得骂粟裕：“你TMD会不会指挥打仗？”粟裕的回答：“可能根本没有仗打，赶到上海就是胜利”。叶飞事后回忆，粟裕等人当时只准备如何接收上海，根本没有考虑如何打仗，忽视军事准备，作战部署很随意很不周密，战前根本没有规定各个部队的任务，临战没有召开参战部队首长军事会议，没有研讨作战方案就下达了作战命令和部署。这是因为粟裕等三野干部轻信敌人准备起义，上海会与北京一样，根本不用打就可以拿下来了，结果导致在月埔大败。可以说，三野在解放战争后期的金门，步登岛等一系列败仗，原因都是轻敌，但轻敌的根子却在三野的军事主官粟裕身上。
所以，粟裕在部下的眼里威信不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能力不够，败仗打的比较多，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现在对粟裕的宣传比较过头，无限夸大他的作用，而且只讲他打的胜仗，很少讲他打的败仗，在一些对军史了解得一知半解的菜鸟心中就成了“常胜将军”，搞的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直接与粟裕在一起工作的人比如陈总，彭总，聂总，谭老板，叶飞，陈士榘，许世友，韦国清等为什么都对他不以为然。关键词: 三野十虎将 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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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朱老总的老伴儿，双方只是简单亲切的几句问候
父亲当了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从一个军种的领导进入全军的领导班子。父亲那几年常常外出，视察地方部队的情况，有的时候也趁机拜会一下老战友。
那时候还有相当一批干部没有解放，而父亲不倒反升，父亲去看望他们也带有某种程度的安慰。
有一次到上海，这里是四人帮的老窝，有很多父亲的老战友，但几乎全部倒台。陪同父亲的上海市革委会成员除去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其他人都与父亲见了面。
父亲提出希望见见老战友曹荻秋、魏文伯，几个上海市新贵领导一怔。还是工人造反司令陈阿大口直心快，说：“看他们干什么，走资派！”
通过了解，父亲得知曹荻秋、魏文伯还挂着，并没有定性为敌我矛盾，于是还是与他们见了面，见面后彼此感慨良多，但是也没有敢把心里话掏出来。那个时候谁都怕言多语失，带来灾祸。
还有托父亲给孩子走后门参军的也很多，那个时候参军就相当于今天的出国留学，是年轻人最向往的事。父亲虽然介绍几个人参军不是难事，可他也怕落下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嫌疑，所以推掉的要远远多于帮助办的，这也得罪了一些人，来托父亲办事的都不是“白丁”，有的职务比父亲还高。
有次父亲接到何香凝老人的来信，信中述说她的孙女也就是廖承志的女儿在内蒙插队，处境很不好，受了不少罪，希望父亲帮忙让孙女参军。父亲非常尊重这位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他给有关部队写信，要求“抓紧办”。办成后何香凝老人还来信感谢。1995年父亲病情加重，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港台办主任的廖晖亲自到医院去看望了父亲，也许廖晖还记得父亲替廖家办过一件事情。
记得那个时候高级干部常去的地方就是北京饭店，去饭店除去开一些会议外，还可以去理发、休息。据说除了毛主席，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去过北京饭店。我们几个子女也轮番被父亲带去过。有次我蹭了一碗面条，随口说了一句：“太淡，没味道。”
父亲对我的不屑有些意见，说：“总理来了都吃这个面，你还觉得没有味道？。”
有一天父亲走在大厅休息，突然一个老太太迎了上来。父亲高兴地说：“康大姐，您来了，朱老总好吗？”康克清也很高兴，毕竟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认识了。但康克清情绪明显有些压抑，她警惕地看了看周围，说：“朱老总也很想念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康克清有些伤感。是啊，红军时候朱老总正值中年，从几乎随时会被敌人剿灭的井冈山打出了天下，当年都称“朱毛”。可是现而今年近90的老人还没有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贵吃香。
父亲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发自内心地说：“朱老总年纪大了，一定让他老人家休息好，他活着就是我们大家的福气。”我当时有些纳闷：人称“红军之父”的老伴儿，怎么会这样谨小慎微。从中也可看到当年政治空气之紧张了。
两年以后，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朱德逝世的消息，父亲参加完追悼会回到家中，吃晚饭的时候他说：“朱老总面相特别忠厚。朱老总人缘特别好，在延安的时候他50多岁，和战士一起打篮球。分拨的时候，两边战士怕输球都不要他，把他晒在一边，他也不生气，多随和呀。”
父亲在晚年也和我谈起朱老总，他承认老人对不少运动是消极的：“批判彭德怀、搞文化大革命、重用江青，朱老总都是很不以为然的。可是朱老总的党性又不可能让他公开反对，正好老人家的年纪大了，选择沉默也就成了没有其他办法的选择。”
粟裕以为我和三哥是父亲身边的战士，显得有些紧张
1974年的夏天，我和三哥陪同父亲到北京饭店。父亲要理发，正好碰见粟裕大将。他和父亲握手问候，只是把话题停留在各自身体上。我明显感到他们都有顾虑，我看到粟裕不时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紧张。父亲赶紧说：“他们是我儿子。”
粟裕这才走过来和我们握手，但没多久就匆匆离开了。
1984年粟裕逝世，我和父亲又聊起这位被称为中国第一大将的杰出将领。粟裕也像我问过的多位“疑问人物”一样，我始终对战功赫赫的他几乎一直被“冷藏”大惑不解。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对中国的军事家很感兴趣，当然平民百姓的子弟，像我这样热衷于讨论中国军事家的也不少，很多年轻人谈起中国的名将都如数家珍。
父亲那天和我透露过一件事情，就是五十年代在一次小范围的军事家会议上，主席曾经流露出对粟裕的不满，而且还使用了激烈的语言。我追问父亲，主席为什么这样？父亲说：主席为什么这样我也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解放战争跨越长江的时候，主席让粟裕尽快渡江。但是粟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需要等待时机，晚了几天。
父亲说，粟裕这样做成功地渡过去了，当然按主席的打法我想也会渡过去。
父亲说：“当年我们一些高级军官都知道主席和粟裕的一段对话。毛主席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没想到的人，就是我毛泽东呀！’可见主席当时是多么欣赏粟裕。”
我问父亲：“那粟裕解放后怎么会是那种情况？”
父亲说：“现在说话比十年前宽松多了，我前不久听说，解放后陈赓曾对粟裕说过：‘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粟裕打仗好，战场上的事必须尽快敢于做决断，容不得层层请示。可是解放后就不一样了，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一级级地按规矩办事，按战争年代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做法让一批干部吃了大亏。我刚刚进城也有不适应的感觉。1952年，粟裕当上了副总参谋长，1954年后，当上了总参谋长。他办事情有自己的观点，不唯上，不唯权，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两个老帅，有的时候让他无所适从。后来粟裕也知道不能太较真，到了1955年评军衔问题时，粟裕很有可能当元帅，但是他有自己的考虑，几次诚恳要求不当元帅。主席决定让他当第一大将。但是粟裕1958年还是受了批判，还是有两位老帅对他有看法。同时也有几位老帅受到株连，比如刘伯承、叶剑英。谁工作中都会有缺点，一上纲上线就没有边了。那次批判幸亏总理、陈毅力保，否则粟裕有可能被打成‘反党集团’。粟裕的总参谋长被免了。由于主席那个时候听了倒粟的汇报，也对粟裕做出了不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整人也不是毛主席的专利。”
父亲故去后，我仍然关注粟裕之谜。我听北京一些差不多大的高干子弟讲，彭总1959年在庐山为民请命挨整，有人做粟裕工作，让他揭发彭总，因为粟裕被批是彭总主持的。但是粟裕拒绝了，他不愿意干落井下石的事情。一直到文革，粟裕一直处于似倒非倒的状态，他的谨慎、低调让他没有成为“敌人”。而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的问题，直到他去世后8年才彻底解决。
粟裕和父亲是多年的老战友，想想粟裕，感到父亲受到一点冤枉也可以理解了。在这个特殊的“气场”中，个人的命运常常是难以违抗的。
【链接】揭秘共和国开国大将粟裕从权力中心淡出消失真相
1950年，对粟裕而言，的确有些流年不利。
先是攻台作战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山姆大叔在台外海峡横插一杠，使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准备之功，瞬间毁于一旦。
随后，毛泽东将他调往东北，还把攻台的战略预备队十三兵团、全军机动力量十九兵团以及他的老部队九兵团组成东北边防军(计划辖十一个军约七十万人，与粟裕十二个军的攻台部队差别不大)，继续让他统领，还给他配备了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司令员萧劲光、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主任萧华做副手，准备出兵朝鲜和老美大干一场。
不想，多年的战伤却早不发晚不发，偏偏这时候出来凑热闹，特别是头颅里的三块残碎弹片，弄得他头痛难忍，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还得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沙场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当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何况军人生来为战胜，有仗可打，有兵可带，正是“大丈夫立功异域，以建功业(班超语)”之时，粟裕何曾不想效法东汉定远侯班超，与让自己攻台半途而废的美国佬，痛痛快快拼杀一场？
但病来如山倒，纵是英雄如粟裕，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奈何。他托罗瑞卿给毛泽东带信说：“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 ①
中央苏区时期就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的罗瑞卿，这时候是国家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自称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京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亲自部署警卫事宜，大部分时间还亲自陪同。
凡毛泽东出入的活动场所、行走路线、所乘汽车状况，他都不敢丝毫懈怠，总亲临现场检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他要自己先走一走；要坐的椅子，他也要事先坐一坐，做到缜密周详，确保万无一失。
毛泽东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罗瑞卿，自然也是基于对他莫大的信任。
正源于这种信任，在“国难思良将”，急需粟裕挂帅出征之时，毛泽东派罗瑞卿专程前往青岛探望粟裕，看看他病情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
罗瑞卿回来，如实以告。
毛泽东无奈，只得走马换将，让两个“候补队员”上场，先是林彪，这又是一根“病秧子”，最后只好让彭德怀去了。
多年后，垂垂老矣的粟裕回首往事，感慨赋诗说：“将军只合裹尸还，何其生入玉门关。”
一般人以为粟裕只是在为自己蒙冤与赋闲吐露不平之气，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叹息当年未能“统兵提锐旅”，攻克台湾或者征战朝鲜。
以粟裕大兵团作战的超一流表现，毛泽东攻台作战、抗美援朝都将其作为首选，当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谨慎之举。
而粟裕也只要左右成功一个，他的功勋在军事统帅里，则几乎可称“国士无双”，后来的蒙冤或许不至于好像小媳妇一般的狼狈，平反或许也就顺利得多。
但正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历史留给每个风流人物的最后结局，总是一种遗憾。粟裕也不例外，后人只有慨叹“收台抗美囊中事，天意可怜不属公”了。
不过，即便没有这两仗，他的赫赫战功与军界地位也早已跻身统帅人物行列了。
他麾下如云的战将以及他的“粟总”之称，就能“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陈赓曾说：“我虽然是个大将军衔，但是当年却是当元帅般神气，统帅过两位上将和一位大将。”
他指的是1931年做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期间，手下两个团长许世友与徐海东，后来分别授衔上将和大将；另外还有一位小班长陈锡联，后来授衔上将。
陈赓是个极诙谐的传奇人物，这个说法自然是玩笑。他所说的当年，还无所谓大将上将，他统领的那几个人，还只是初出茅庐的中下级干部而已。
而后来同为大将军衔的粟裕则不同。他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完全可以“牛”气十足地说，1955年授衔之前，曾直接指挥或毛泽东计划令其指挥过三个大将和二十六员上将。
这些可都是货真价实的“牛”人，人人有两把“刷子”，指挥过数万乃至上十万人马。
第一个大将是陈赓。1947年12月，粟裕奉毛泽东“由粟亲率(华野部队)南下与陈(赓)谢(富治)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向南直迫武汉”的电令，指挥陈赓打过平汉路战役。
1948年1月，毛泽东又多次明示粟裕，令其指挥陈赓兵团作战：“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
因为陈赓兵团属于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建制，与华野是兄弟部队，而且陈赓资格比粟裕老，南昌起义就是营长，粟裕不过是警卫班长，因此毛泽东特意交代粟裕：“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①
1954年10月，粟裕被任命为总参谋长，陈赓也做了副总参谋长，又成为粟裕的副手，在其直接领导下工作。
第二位大将是张云逸。这是一个比许多元帅资格还老的“元老”级人物，曾做过两年的新四军代军长，是粟裕的老上级。直到解放战争快结束的时候，粟裕才在指挥体系与职务上超过他。
当然，如果粟裕1948年5月不谦让陈毅，担任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那么这种超越就可提前一年。
1949年6月，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机关合并后，粟裕是华东局分管军事的常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华东军区及三野总部工作的副司令员、三野前委书记。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及三野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实际负责山东军区工作，成为粟裕事实上的下级。
这年6月27日，粟裕收到张云逸、许世友等人攻打长山列岛的请示电后，电示他们攻夺时应注意的事项。不久，长山列岛被攻克，成为跨海作战第一个成功的先例。
第三员大将是萧劲光。这位林彪东北野战军里的副手，红军时期也是粟裕的上级，在1950年6月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配属粟裕指挥，准备攻台。
攻台计划取消后，他又被毛泽东特意安排为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准备协助粟裕抗美援朝。
粟裕指挥过的上将，华东野战军里就有王建安、叶飞、许世友、陈士榘、钟期光、唐亮、宋时轮、韦国清、张爱萍、傅秋涛、宋任穷等人。
这些令国军闻风丧胆的将领，除张爱萍、宋任穷时间较短外，其余均长期在粟裕麾下南征北战。
1947年12月至次年1月，粟裕又一度指挥过中原野战军将领苏振华、谢富治、杨勇、王宏坤。
1950年7月，东北边防军成立时，萧华、李聚奎、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原林彪麾下的战将，均被毛泽东安排为粟裕的部将，有几位后来做了副总参谋长，直接归总参谋长粟裕统领。
1954年总参谋部时期，归粟裕统领的副总参谋长还有西北野战军彭德怀麾下的战将张宗逊、彭绍辉、王震、华北军区聂荣臻的战将杨成武以及红色“特务”头子李克农等人。
以上将领共二十九人，占正式授衔的九名大将、五十七名上将的百分之四十四。
粟裕统领的大将、上将如此之众，中将级别及其以下的将领则更不消说。他统率的三野最强盛时有八十万之众，兵多将广，仅次于林彪的四野，中将级别的将领原本就“人多势众”。
这自然是陈赓所说的“元帅般神气”了。不过，有些元帅因为未能直接统兵的缘故，还不曾指挥过如此众多的战将作战。
事实虽如此，但与陈赓性格迥异，又十分低调的粟裕，当然不会说“比元帅神气”，哪怕只是闲聊间的玩笑。
正因为粟裕如此“风光”过，他和其他七位元帅一样，也获得了“粟总”或“粟老总”的雅号。
解放军总部以及各个方面军里，有八位统帅级人物常常被部下或同仁称为“某老总”或“某总”，并一直沿用至建国后，成为比他们的职务或军衔更令世人景仰的称号。
朱德：红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被称为“朱老总”。
贺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贺老总”。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被称为“徐总”或“徐老总”。
彭德怀：解放军副总司令兼西北野战军(一野)司令员，被称为“彭总”或“彭老总”。
林彪：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被称为“林总”。
陈毅：华东野战军(三野)司令员(实际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野做副司令员)，被称为“陈总”或“陈老总”。
聂荣臻：华北军区司令员，被称为“聂总”或“聂老总”。
粟裕：华东野战军(三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被称为“粟总”。
在方面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是例外，未被称为“刘老总”。原因是他出于谦逊，不允许部下称“刘老总”，大家也就习惯于称“刘司令员”了。
因此建国后，与罗荣桓被称为“罗帅”、叶剑英被称为“叶帅”一样，刘伯承常常只被尊称为“刘帅”。
粟裕与林彪因为最年轻，统率千军万马时属“少壮派”，很少有人称之为“粟老总”及“林老总”。
张震回忆说：“我到(总参)作战部时，在总参工作的首长只有聂荣臻和粟裕两位。我还是按照解放战争时期的习惯，分别称他们为聂总、粟总。”
张震是粟裕的老部下，称呼“粟总”不奇怪，有元帅军衔的叶剑英，出于对粟裕打仗本领的钦佩，在1958年9月欢迎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当自己副手的粟裕时，竟也不叫粟裕同志或粟副院长，而是叫“粟总”，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一称呼。
“文革”中，江青处处飞扬跋扈，对许多元帅颐指气使，大为不敬是家常便饭，但对解放战争常给毛泽东和自己带来惊喜的粟裕，一点也不敢小视，常常以“粟总”称呼他。
1984年2月粟裕辞世后，老部下王必成得悉，叹息说：“粟总是被浪费的人才！”
华东野战军二十四军老战士，北京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吕韧敏老人也回忆说，战争年代，将士们有称粟裕为“粟总”的，也有称“粟司令”的。
当然，也有称呼“粟老总”的例外，原华野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回忆一次攻击失利时说：“粟老总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我拿着话筒，一句话也没有说。首长的批评是对的，我从心里接受。”
“粟老总”指的即是粟裕，尽管他批评严厉，多年后的周志坚还是对自己的统帅心服口服，充满了敬意。
显然，“某老总”或“某总”这一称呼，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军中的统帅地位，与后来的元帅地位是相当的，只是粟裕因为又一次谦让，失去了元帅这一军衔而已。
也正因为此，仅为大将衔的粟裕，在和平年代渐渐被淡忘了“粟总”的称呼。加上1958年挨整，平反又最晚，囿于宣传力度与级别的缘故，与其他七位“老总”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为方面军统帅人物里的畸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