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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书院网篇(1):东博书院之“老孔新语”

东博书院之“老孔新语”
 
老孔新语　　
东博书院——孔庆东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kongqd
以下是孔庆东博客“老孔新语”专栏的内容。
 
老孔新语(一)茫茫暴雪袭中国，沉沉一线阻南北。万千父老困车站，岂有闲情笑东博？　　
 　　
老孔新语（二）　　
“看电视的乐趣，主要在于换台. ”　　
　 　
老孔新语(三) 洗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伟大光荣”的政府，一种是通过“客观公正”的媒体。前者笨拙而易躲，后者狡猾而难防。不甘为奴者，须各自警醒也。　　
　 　
 老孔新语（四）　　
对待任何媒体信息，要问6个什么：这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对什么人，用什么方式说的，企图达到什么目的？　　
　 　
老孔新语(五)1.日本德岛县知事饭泉嘉门，昨在记者会上宣布：该县毒饺子源头为店内使用的杀虫剂，与中国无关。因为店内摆放的其他公司的冷冻食品以及冰柜中也同样检测出了微量敌敌畏。中国此次忍辱负重的反应，真乃大国风范。2.上次博客明明写了多数海外留学生是好的，只是指出了少数不好的现象，更丑陋的俺还没说呢！可是某些海外杂碎难道连祖国的文字都读不懂了吗?难道在海外不吸毒不卖身就算是好学生了吗？你们怎么那么狗急跳墙啊？怎么那么自卑啊？难道你们承认自己就属于那少数吗？倘还愿意承认是中国人，那么请冷静思考什么叫偏激和片面吧。　　
 　　
老孔新语（六）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国的铁道部、电力部、煤炭部才是真老虎。　　
　 　
老孔新语（七)字面上完全“正确”的话，往往是有问题的。字面上不合规矩和规范的，却往往是穿着迷彩的真理。　　
 　　
老孔新语（八) 向两会建言：　　
还是中央说了算，希望政府算了说，可怜人大算说了，　　
最恨政协说算了。　　
　 　
老孔新语（九)  　　
夏天穿汗衫固然凉爽方便，但万不可因此以为冬天穿大衣就是专制愚昧也。　　
　 　
老孔新语（十) 网友或问曰：“　孔　老师恁般精力充沛，每日读得许多书，做得许多事，时间从哪里来？” 　　
　孔　老师答曰：“时间便如贪官的良心，虽然有限，但倘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老孔新语（十一) 大难当前，政府和媒体的第一要务是动员起全部的由人民的血汗所供养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用催泪弹来提前上演悲情连续剧。脏钱洗不了良心，口号救不了良民。提醒某些大款和明星：积极捐献是应该的，显摆捐献是庸俗的，攀比捐献是可耻的，强迫捐献是罪恶的。　　
　 　
老孔新语（十二)  过去我们思想领域的主要任务，是与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 今天我们思想领域的主要任务，是与形形色色的伪自由主义进行斗争。　　
　 　
老孔新语（十三)  　　
试着将你的孤独略微倾诉给别人，倘能获得理解，则不是真孤独。真的孤独是无法获得理解的，也无法倾诉。真的孤独，只能被感知，被尊重，被敬仰，被怜惜。　　
　 　
 
 
 
　 东博书院——孔庆东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kongqd　
　注：以下是孔庆东博客“莫谈国事”专栏的内容。　
 
莫谈国事(一)　　
西藏和平解放后，毛主席一再告诫进藏的汉族领导说：你们在西藏，办任何事，千万要记着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并须慎重稳进。毛主席还亲口叮嘱进军西藏主力部队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将军：“到了拉萨，去拜见达赖喇嘛时，你要行磕头礼致敬。”当张国华流露出有点不情愿时，毛主席严厉地说：“张国华呀！你为革命能流血流汗，难道不能为革命磕个头！”　　
　 　
莫谈国事(二)　　
现在除了少数历史学家,多数美国人都忘了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1932年的华盛顿惨案——当时2万一次大战老兵和家属在华盛顿国会附近搭帐篷住了1个多月,要求把原定1945年兑现的Bonus马上发给他们(因1930大萧条). 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在胡佛总统同意下出动坦克驱散, 艾森豪威尔有些犹豫,但麦克阿瑟说背后有共产党,坚决主张开枪,结果造成惨案.　　
　 　
莫谈国事(三)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地震发生后，开滦矿李玉林驾救护车进京向中央汇报，当他在中南海紫光阁讲到地震惨景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落泪……”毛主席看完地震情况报告，得知唐山整个城市毁于一旦，地震使唐山人民伤亡之惨重，不禁落下了眼泪。 7月28日上午，党中央、国务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重大决策，迅速进行部署。中共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务院成了抗震救灾办公室。毛泽东并且授权为了救灾可以调动部队和动用军需物资。　　
28日上午10时，北京军区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救灾部队迅速向唐山开进。28日上午11：30时，北京军区某坦克师官兵进入唐山地震灾区。接着其他大批部队也陆续进入了市区。人民子弟兵不顾行军的疲劳，米水未进，立即投入抢救遇难市民的战斗。在吊车没有到之前，他们主要凭着铁锹、铁棍等工具进行扒挖，有的甚至徒手而战。他们不顾频繁的余震，攀危楼、钻险洞，哪里有呼救声就冲向哪里……地震当天，全国各地救援人员火速赶往唐山，慰问电、慰问信、汇款、粮票、大批救灾物资、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飞向唐山。地震3天之后，中央办公厅给毛主席又送去一份关于唐山地震情况的报告。当时毛主席病情已经十分严重，说话都很困难，秘书要求将报告读给他听，他老人家不同意，坚持自己看完。当看到唐山地震中人民群众伤亡、房屋倒塌的严重损失时，他拿文件的手颤抖起来，眼睛里噙着泪水，再次示意，一定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他立即把华国锋叫到床前，对华吩咐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安置好灾民的生活。”　7月29日　上午，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医疗队已奔赴唐山市区；无数濒临绝境的重伤员被抬上飞机，送往各大城市急救；为了及时救济灾区，飞机进行了空投；基建工程兵开来了大型机械车，那些挣扎在乱石中3天、5天、8天的人们得救了。最后，连埋在井下15天的矿工也神话般地被救了出来。整个扒救活人的工作使几十万生命得救了！ 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冬前，百余万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冻饿；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这个奇迹靠什么？靠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靠全国人民大力支援，靠唐山人民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最根本的是，靠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靠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莫谈国事(四)　　
　1992年4月29日　至　5月2日　，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暴发了本世纪以来最大的种族骚乱，骚乱持续3天，波及整个美国，震惊了世界。这次暴力事件造成58人死亡，2300多人受伤，11900多人被捕，5000多座建筑物被毁，财产损失达10亿美元。　　
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对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案的不公正裁决。1991年3月3日，4名警察轮番棒打黑人罗德尼·金，舆论要求当局查办打人凶手，起诉4名警察要。一年过去了，洛杉矶一家地方法院组成了一个没有黑人参加的12人陪审团，在远离洛杉矶白人居住的小镇上开庭，于4月29日宣布4名警察无罪释放，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全国上下强烈反响，黑人上街示威抗议，采取了报复行动，由抗议示威上升为暴力冲突，烈火四处燃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洛杉矶成了“火中之城”，陷入瘫痪和混乱之中，不足24小时便蔓延到19个州。于是，美国政府派重兵镇压，加州州长宣布洛杉矶处于紧急状态，布什总统派遣4000余名联邦军队进城平息暴力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亲临指挥，洛杉矶打了一场小型战争。　　
　 　
莫谈国事(五) 　　
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格斯撰写的《中央司令部的大计划，以及美国的全球霸权》，对美国的军事霸权体制公开提出批评。他认为，现在美国在全球140多个国家中拥有800多个军事设施，大量美国军队在运营着这些基地，并通过这些基地执行作战任务，更不要说每天还有12.5万人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全球各大洋上巡弋，如果这不是帝国，又能是什么？控制着这个庞大军事机器的美国领导人当然不愿意用“帝国”这个有些邪恶的词语来描述美国的军事霸权，而总是使用“寻求地区稳定和安全”、“威慑可能的地区冲突”、“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合作”等美好的词语来描述美军在全球的行动，这也使得美国的意愿和行动看起来十分的“崇高”。　　
　 　
莫谈国事(六) 　　
　1965年6月26日　，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2008年，习近平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莫谈国事(七) 　　
英雄好杀，不杀人所不忍杀者，好杀人所不敢杀者。文人好骂，不骂人所不忍骂者，好骂人所不敢骂者。　　
　 　
莫谈国事(八) 　　
我们这些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应该负起责任──把钱花在刀刃上、改掉恶习、光明正大地行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塑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                         ——奥巴马就职演说　孔　老师更新于2009年1月22日　　
　 　
莫谈国事(九)　　
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毛泽东1959年　　
 孔老师更新于　2009年3月29日　　　
 　　
莫谈国事（十）　　
美国总统名言　　
乔治·华盛顿：　　
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制作出优质长筒皮靴！　　
托马斯·杰弗逊：　　
美国必须灭绝印第安人！　　
亚伯拉罕·林肯：　　
每十分钟杀掉一名印第安人！　　
西奥多·罗斯福：　　
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　　
 　　
(孔老师更新于　2009年6月21日　-22日)　　
 　　
　 　
莫谈国事（十一）　　
1950年毛泽东在家里请赛福鼎吃清真便饭，对他说：“维吾尔人纯朴、善良、勤劳、好客、宽宏、大度，这些都是维吾尔族人民突出的美德。其他的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这样的美德。维吾尔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总之，新疆是个好地方，各族人民是热爱祖国的好人民。”　　
 　　
　孔　老师更新于（2009.7.7-7.8)(2009.7.5新疆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后)　　
　 　
 
 
东博书院——孔庆东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kongqd
以下是孔庆东博客“知月录”专栏的内容。
 
月知录 (一)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  ——鲁迅1934年6月21日信　　
　 　
　 　
月知录(二)?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 ——鲁迅《论“人言可畏”》　　
　 　
　 　
月知录 (三)  1964年，由于苏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作一次重大的布局调整，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这一战略方针，毛泽东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加以概括。他说：“第一是战备，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月知录 (四)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王阳明答陆澄　　
　 　
　 　
月知录 (五)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月知录 (六) 至于作为宗教的喇嘛教，没有人压迫它真正的信徒，所有的寺庙都开放，宗教活动照常进行。但问题是活着的佛教徒并不真正照他们鼓吹的去做，对世俗的事情，他们也远不是漠然处之。达赖亲自告诉毛，他不相信自己是活着的神，但如果有人公开那样说，达赖会予以否认。　　
 ——斯诺1965年《西藏和神》　　
 　　
　 　
月知录 (七) 最无药可救的恶行，就是无知的人无知地以为自己通晓万事，以致认为自己有十足理由来消灭其他的意见甚至生命。 ——加缪《鼠疫》　　
　 　
　 　
月知录 (八) 美国众议院在1836年通过了第一项言论限制规则:  无论以何种方式或在何种程度上与奴隶制或奴隶制的存废有关的情愿,建议,决议或文章都不得付印或提及,而应予搁置。　　
　 　
　 　
月知录 (九)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　　
　 　
　 　
月知录 (十) 只要公阐档集中了被压迫阶级的愿望，我们就与它在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中某些善良人士承认精神性应该同时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设性，我们就与这些资产者站在一起反对公阐档；只要一种僵化的、机会主义的、保守的、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的本质相矛盾，我们就同时反对公阐档与资产阶级。  ——萨特《什么是文学?》　　
　 　
　 　
月知录 (十一)　　
　1972年8月14日　，毛泽东就邓小平　8月3日　给他的信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4年10月4日　，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月知录 (十二)　　
这是美国的入籍宣誓，拿绿卡前必须的宣誓：hereby declare, on oath, 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renounce and abjure all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to any foreign prince, potentate, state, or sovereignty of whom or which I have heretofore been a subject or citizen;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will bear arms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that I will perform noncombatant service in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that I will perform work of national importance under civilian direction when required by the law; and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so help me God.　　
　　我在这里郑重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內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時，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時，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軍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時，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藉口或保留，請上帝帮我　　
　 　
　 　
月知录 (十三)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荀子《天论》　　
　 　
　 　
月知录 (十四) 我不愿成佛，亦不乐升天。欲为娑竭龙，力能障百川。海气坐自息，罗刹何敢前！髻中牟尼珠，普雨粟与棉，大众尽温饱，俱登仁寿筵。 ——八指头陀　　
更新日期 2008年9月1日　　
　 　
　 　
月知录 (十五) 恶人害贤者，犹如仰天唾。唾不及天公，还从己身堕。逆风扬恶尘，不能污上人。贤者不可毁，祸必降凶身。 ——《四十二章经》　　
更新日期 2008年9月29日　　
　 　
　 　
月知录 (十六)　　
 I was ready to die for China at anytime,provided that the death was an honorable one. ——容闳1900年　　
更新日期：2008年11月14日 （当日传　孔　老师“被拘审查 ”）　　
　 　
　 　
月知录 (十七)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毛泽东1963年　　
　孔　老师更新于2008年12月13日　　
　 　
　 　
月知录 (十八)　　
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1、299、300页。　　
　孔　老师更新于2009年1月3日　　
　 　
　 　
月知录（十九）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影响。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胡锦涛　　
　孔　老师更新于2009年3月29日　　
　 　
　 　
月知录(二十)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毛泽东1962年1月　　
(孔老师更新于2009.6.29-30)　　
　 　
　 　
东博书院月知录(二十一)　　
邓小平南巡讲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3页）　　
　孔　老师2009年8月9日更新　　
 　　
　 　
东博书院月知录(二十二)　　
　1965年7月18日　，毛泽东在中央美院教师来函的第一页上批示：　　
“定一丶康生丶恩来丶少奇丶小平丶彭真同志：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月知录 (二十九)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这些要求高度概括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谁、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　　
                                 ——胡锦涛《纪念毛泽东110周年诞辰讲话》　　
 孔老师于　2010年3月2日　更新　　
 　　
　 　
月知录 (三十)　　
只要GCD集中了被压迫阶级的愿望，我们就与它在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只要资产阶级中某些善良人士承认精神性应该同时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设性，我们就与这些资产者站在一起反对GCD；只要一种僵化的、机会主义的、保守的、决定论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的本质相矛盾，我们就同时反对GCD与资产阶级。　　
——萨特《什么是文学?》　　
 孔老师更新于　2010年4月3日　。　　
 　　
　 　
月知录 (三十一)　　
    知识分子要超越自身的劣根性，从自己那点可怜的市侩卑俗境界突围出来，真正做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大写的人，就必须像阿·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孔老师　2010年5月3日　更新　　
 　　
　 　
月知录 (三十二)　　
能柔能光，　　
其国弥光；　　
能弱能强，　　
其国弥彰。　　
纯柔纯弱，　　
其国必削；　　
纯刚纯强，　　
其国必亡。　　
——《军谶》　　

新语书院网篇(2):【总书记书屋】《之江新语》：溯源之江 领悟新语

    《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资料图片
　　【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学习方法，就是深入学习领会《之江新语》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著作，做到追本溯源、融会贯通。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之江新语》，收录了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为《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栏目撰写的232篇文章。这些文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及时回答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最关心的问题，深刻阐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新思想、新理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光辉篇章。
　　学习《之江新语》，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思想原点。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制定并实施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着力推进党的建设，把浙江带上了发展快车道，浙江成为全国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和排头兵。主政浙江那些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家素质和执政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黄金期，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的重要阶段。《之江新语》收录的这些文章，站在时代高度，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析实际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的深邃思想。例如，《从“两座山”看生态问题》一文，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思想；《宜轻则轻，宜重则重》等文章，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思路。
　　学习《之江新语》，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品格。《之江新语》中的文章，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篇篇都贯穿着踏踏实实为民做事、让人民富裕、让人民幸福这条红线，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和政治品格，特别是贯穿其中的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对人民群众的深切热爱、对工作方法的执着探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虚功一定要实做》一文中提出，“干工作必须虚实结合，尤其是虚功一定要实做”；在《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一文中提出，“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在《心无百姓莫为“官”》一文中提出，要“抓实做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项工作，努力办实每件事”。从《之江新语》中，可以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志存高远、勇于担当、内敛厚重的政治品格，这有助于增进我们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从而更加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学习《之江新语》，要学习运用蕴含其中的短实新文风。《之江新语》以朴实、简练、鲜明、生动的文字表达深刻的道理，语言形象生动，富有哲理，既体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使得文章言之有物、文采斐然，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之江新语》的最大特点是要言不烦、意尽言止，每篇都是观点鲜明、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之江新语》语言隽永，经常融会名言典故，增进了文章的魅力与深度，引发人的共鸣与思考。《之江新语》善于汲取提炼群众语言，体现群众意愿，表达群众心声，深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每篇文章都不泛泛议论，而是有着敏锐的现实观察和独立的思考判断，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性和政治引领力，读之令人回味无穷，震撼心灵，洗涤灵魂。
　　在新时代，我们在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同时，有必要认真读一读《之江新语》。
　　（作者：熊若愚，系中央党校报刊社要闻评论部主任）

新语书院网篇(3):戴建业：《世说新语》品读

戴建业：《世说新语》品读
 
八面玲珑——《世说新语》品读之一
   “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谢太傅以问子弟。车骑答曰："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
 　   　——《世说新语·言语》  　  山涛（字巨源）曹魏时“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因与司马懿有亲戚之旧，在司马氏与曹氏争权的过程中，他或明或暗地站在司马氏一边。晋武帝司马炎篡魏称帝后，山涛历任吏部尚书等显职。他在魏晋之际享有盛誉，当时大名士王戎把他誉为“璞玉浑金”。史称他居官清谦俭朴，死后只有“旧第屋十间”。 　 晋武帝一方面给他封以高官，一方面又仅给他薄禄，封官之高与赏赐之薄形成极大的反差。“天意从来高难问”，这引起晋朝官员们的浓厚兴趣，大家纷纷猜测个中原因。一天，东晋一代重臣谢安（死后赠太傅）就此事“以问子弟”：何以“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饷”就是赠与或赏赐。对谢安这个问题有多种可能的答案—— 　 或者是由于晋武帝为人悭吝，封高官不过下道诏书，“打个白条”，好让山涛去搜刮百姓以自肥，而自己则不必破费财物，赏厚礼却不得不自掏腰包；  　或者是晋武帝老谋深算，在各大臣之间玩弄权力平衡，使居高官者得薄赏，处卑职者享重赐，让朝中所有大臣都欢天喜地地为他效忠卖命；  　或者是山涛任职期间政绩不佳，尸位素餐，身居高位而不办大事，“饷山涛恒少”是晋武帝对他的一种委婉批评，是年青皇上对这位元老重臣虚与敷衍。  　但是，以上三种答案都会给回答者带来麻烦，要么犯当朝皇帝祖宗之讳，要么刺伤前朝重臣，那么，怎样解释“晋武帝每饷山涛恒少”这一事实，既能歌颂皇恩又能抬高重臣呢？谢安众多子弟都无言以对。谢安侄子谢玄当时在座。谢玄在淝水之战中功勋卓著，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他生前以“善微言”著称于世，所谓“善微言”就是很会说话。果然名不虚传，只有谢玄回答得最为得体：“当由欲者不多，而使与者忘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大概是山涛的欲望不多，使晋武帝并不觉得少。  　这一回答既恭维了山涛为人恬淡寡欲，为官廉洁不贪，又美化了晋武帝的宽宏仁厚，成人之美，一语颂扬了两人。你见过这么会说话的人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八面玲珑，“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一句话能照顾到方方面面。 　 如此会说话的人在官场上一定左右逢源，不仅他叔叔谢安器重他，当朝皇上倚重他，假如他生活在西晋初年，晋武帝也同样会重用他，山涛更会极力举荐他。假如他生活在今天，不是商场上左右逢源的老总，就肯定是政界平步青云的“公仆”。 　官场上必须圆融老到，升官与降职，走运或倒霉，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商场上必须说话周全，巧舌可能让你财源滚滚，笨嘴可能让你血本无归。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不八面玲珑行吗？
身教与言教——《世说新语》品读之二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世说新语·德行》
　　谢安是东晋一代名相，在位期间东晋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巨大胜利，生前位极人臣，死后追赠太傅。从这则小品可以看出，谢安夫妇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大不同：谢安夫人刘氏觉得教育子女应该常加训导，谢安本人则认为教育子女应当以身作则。史书上说谢安极为重视后代的家教，“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也就是说他常通过自己的仪表风范，让成长中的子女们潜移默化。高卧东山的时候，谢安兄弟们的子女都送给他教养。    且不说像谢安的这样的世家大族，就是寻常百姓家谁不希望儿女成龙成凤？可许多人到头来事与愿违，养成几个浑浑噩噩的庸才还算八辈子福气，没准冒出个偷鸡摸狗的梁上君子，甚至养出个抢骗行凶的败类。《红楼梦》中首《西江月》嘲讽贾宝玉说：“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富二代“富贵不知乐业”，穷二人“贫穷难耐凄凉”， 这样的儿女在今天我们还见少了吗？能人之家出无能儿，富贵之家出不肖子，这好像已是人们见怪不怪的常事。 　 刚出生的小孩像块橡皮泥，你可以把他捏成老虎，也可以把它捏成狗熊——教育子女的方法实在太重要了。    在儿女面前，有的人严加训斥，有的人循循善诱，有的人苦口婆心，这些人育儿的态度虽然有别，但育儿的方法却并无不同——都重视言教。言教当然是教子的重要手段，但凭言教并不能让后代成才。一个为人虚伪奸诈的父亲，怎么能指望儿女诚实厚道？因为他们的儿女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诚实。一个处世消沉懒散的母亲，估计很难培养出积极勤快的女儿，因为女儿很容易从母亲那儿见样学样。我在谈女朋友的年龄就听长辈说过，从未来岳母身上可以看到自己未婚妻的身影。这无非是说榜样的力量胜过言谈的影响，在儿女面前说一千，不如在儿女跟前做一件。    这则小品中谢安夫妇的对话耐人寻味。谢安夫人埋怨她的丈夫说：“怎么从来不见你教育孩子呀？”谢安回答说：“我常常在教育孩子呵。”谢安觉得身教比言教更为有效，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儿女作示范。 　 那些天天外出打麻将的父母，却时时逼着自己的孩子在家刻苦读书，他们要是懂得谢安这个道理就好了，千万别忘了你们的一言一行“常自教儿”。 　 儿女不太在乎父母是怎么说的，主要是看父母们是怎么干的。 儿女：父母的脸面？——《世说新语》品读之三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 　　——《世说新语·言语》
　　父母之爱是人间最圣洁的爱，望子成龙是古今普遍的情怀。从通常的情感深度上讲，父母对子女之慈要超过子女对父母之孝。但是，儿女对父母一生中的成败、毁誉、荣枯、祝福、生死等人事的影响较小，有许多名人的子孙都默默无闻，有许多不平凡的天才生出一些平庸的后代，有许多伟人甚至一辈子单身，人们绝不会因子孙不肖就贬低或否定他们自身的社会贡献和历史地位。爱因斯坦使世人折服的是相对论，而不是他有个天才的儿子；谢安流芳百世不是由于他那些子侄，而是由于他指挥淝水之战的历史功勋，由于他那高明的政治手腕，由于他那镇定自若的气度。 　 既然子弟对于自己一生功业的关系不大，那人们为什么个个都希望子弟成龙成凤呢？老练的政治家谢安（即原文中的谢太傅）可能是对此也大惑不解，可能是要有意听听子侄们的看法，他神情迷惘地问身边那些子侄说：“孩子们与自己的成败荣辱有什么相干，父母们为何总是想让他们出人头地？”文中的“预”就是“参与”、“与有关系”、“相干”的意思，“正欲”即“只是想”或“老是想”，佳当然就是“杰出”或“优秀”的意思。他这一问让子侄们都傻了眼，没有人能答得出谢安的“怪问题”。还是那位“善微言”的侄子谢玄聪明乖巧（谢玄死后追赠车骑将军），他分析父母爱子女的原因说：“父母总盼望子女成龙成凤，就好比希望芝兰玉树长在自家庭前阶下一样。”芝兰是一种高贵的香草，玉树是传说中的仙树，后人因此将它们比喻为优秀的子弟。    从语言的角度看，谢玄的回答实在是生动形象，比喻更是新颖别致。他巧妙地说明了父母何以望子成龙的原因，叔父谢安所不解、兄弟们所“莫能言”的问题，他用一两句话就轻松地说得明明白白。“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这个比喻不仅十分新颖，而且非常典雅，“芝兰玉树”既很名贵，“庭阶”也很华丽，芝兰玉树生于玉阶华庭之前，这种气象，这种语言，很符合贵族的身份和口吻。    不过，这个比喻未必贴切。父母希望子女出人头地，希望他们成就大业，并非像把芝兰草摆在自家阶庭前那样，完全是为了装点自己的门面。这事实上就把子女当作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我相信世上大多数父母对爱子女绝无私心，希望他们事业有成不是想使自己脸上有光，希望他们人生幸福不是想使自己跟着沾光。将儿女的前程看成自己的脸面，这是古代封建贵族中一种特有现象，他们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培养儿女是为了家族的荣耀排场，把占有欲和虚荣心掺进了父子之情和母子之爱中，使人类的至爱蒙上了灰尘。    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普通老百姓家也比较普遍。小学生一次考试成绩不理想，儿女最后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有的父母就埋怨子女给自己“丢脸”。这种父爱和母爱十分势利，父母爱子女是要子女有出息，与其说是爱子女，不如说是爱自己。把儿女看成自己的脸面，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仅让父母爱得很自私，也让儿女们活得很累，何苦呢？如果天下的儿女个个都成龙成凤，天下满眼就只有龙凤，你想想世界该多么单调无聊？天下父母们，龙凤固然可爱，小白兔同样可爱！
 南人与北人——《世说新语》品读之四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世说新语·文学》
　  我国自古以来素称“地大物博”，现在看来，说自己“物博”实属“穷人夸富”，说中国“地大”倒是名副其实。所谓“地大”并不仅仅具有地理学的意义，还隐含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民俗与民情、不同的心理与性格——如北方人的粗犷，南方人的文雅；北方人的豪爽，南方人的细腻；关东大汉自不同于绍兴师斧，塞北姑娘也有别于江南妹子。文学风格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中古时期北朝民歌质朴雄豪，南朝民歌轻盈婉转：“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南朝民歌哪来如此恢弘大气？“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北朝民歌又何曾有这般温婉清丽？    那么，在学问上南北有什么区别呢？往大处说，容易流于空泛而不着边际；往小处说，又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准确地说出南北学问的差异还真非易事，要说得形象更是“难于上青天”，要做到既能准确概括又能形象生动，那不是“神仙”就是“上帝”了。    东汉以后文人就喜欢神侃南人与北人的异同，就个人狭窄的阅读范围所及，最为正统权威的评论要数《隋书·文学传序》：“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最为生动有趣的要数《世说新语·文学》中的这一条：“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在后面这则生动有趣的清谈中，褚、孙二人是东晋名士，支道林则属东晋高僧。褚季野深得谢安器重，谢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褚所说的“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以四个字高度概括北人学问的特点，其人其言都有“简贵之风”。孙氏随口应答的“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对南人学问特点的归纳也同样准确凝炼。 　 不过，褚、孙二人的评论虽说简练但稍嫌笼统，准确却失之抽象，只有支道林的评论才让人拍案叫绝：“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月。”这位高僧用最常见的生活现象，把南北学人高深枯燥而又难以捉摸的学问特点，说得一清二楚而又趣味横生。“显处视月”形容北人学问博而不精，其优点是眼界开阔，其不足是所见模糊；“牖中窥日”是指南人学问精而不博，见深识远是其所长，视野太窄是其所短——北人学问广博，南人学问精深。 　 难怪人称支道林吐辞“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了，果然名不虚传！把那么复杂的问题讲得那么明白，把那么抽象的问题说得那么有趣，支道林真是“神”了！自看过高僧这寥寥十六字的评论后，我从此就不敢胡诌南人与北人的异同，“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我虽无才，但还识趣。
 车公求教——《世说新语》品读之五
    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 　　——《世说新语·言语》
　  孝武即晋孝武帝司马曜，晋简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连惯于歌功颂德的正史也说他“耽于酒色”。文中的谢公兄弟即谢安和谢石弟兄。车武子即车胤，自幼学习发愤刻苦，家贫不能点灯就聚萤读书。袁羊前人说是袁乔小名，但袁乔随桓温平蜀后离开了人世，不可能与孝武帝时的车胤对话，也可能是袁虎之误。 　 孝武帝即位之初还想振作一番，装模作样地要学习儒家经典《孝经》。这下可忙坏了那些朝廷大臣，一时“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侍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混摘句”，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来侍候他读《孝经》。车胤是一位学者型的朝官，对《孝经》中的疑难问题总要向谢安兄弟求教。文中的“难”就是现在所说的“不好意思”，“苦问”就是“没完没了地问”，这样的次数一多他就觉得太打搅谢氏兄弟了，因而向好友袁羊倾吐内心的惶惑：“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不问便错过了学习的好机会，多问又怕给二谢添太多麻烦——问还是不问呢？ 　 袁羊崭绝肯定地回答说：“必无此嫌。”何以见得？袁的分析真是俏皮之致：“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清流惮于惠风？”将谢家兄弟比为“明镜”和“清流”，将车胤说成是“淑女”和“惠风”，无论是本体还是喻体都清丽高雅。用两个形象的比喻把难以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说得一清二楚，魏晋人应对言谈的本领不得不让人叹服。 　 当然，这则小品明显是在美化二谢，文中说俏皮话的袁乔在孝武帝时早已命归黄泉，袁羊无疑是张冠李戴；车胤是当时一位饱学之士，二谢只能说比车胤位高，断然没有车胤学富，在学问上车胤实在没有什么要有求于二谢的。《续晋阳秋》载：“胤既博学多闻，又善于激赏，当时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无车公不乐。’太傅谢公游集之日，开筵以待之。”可见，谢安也从不敢怠慢他。 　 事虽未必是真事，文则肯定是妙文。
  
发现自我与发现自然——《世说新语》品读之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世说新语·言语》
　  魏晋时期因王纲解纽而带来人的自觉，士人向内发现了自我，向外发现了自然——对自然的发现以对人的发现为其前提。《世说新语》中有大量的小品记载人们对自我和他人的欣赏，人作为审美对象而被赞美，被羡慕，被钦仰，如：“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云："嵇叔夜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只要有英俊的外表，有潇洒的风度，有超群的智慧，就不愁没有成堆的粉丝。外在的容貌和内在的气质，是人们追逐和鉴赏的热点，向外的自然也不仅仅具有实用性，它同时还是人们怡神悦性的对象和安息精神的场所，士人对自然美具有一种细腻精微的感受力。一条小溪，一泓清泉，一杆翠竹，一棵苍松，都会使他们流连忘返，乐而忘归。    一位哲人曾说过，你的对象就是你本质力量的体现，你的对象就是你本身。音乐不可能成为牛的对象，深奥艰涩的哲学不可能成为轻浮浅薄者的对象，所以才有了“对牛弹琴”的成语。你的对象就是你自己人格与力量的对象化，说通俗一点，你能欣赏什么样的艺术，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你欣赏什么样的美景，你就是什么样的人——对象是测量你自身的尺度。 　 文中的王子敬名献之，晋代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之子。山阴在会稽山之北，属今浙江省绍兴市。“山川自相映发”的意思是说，山川景物交相辉映。这位书法家和艺术家能为自然美景怦然心动，山川美景能使他陶然心醉，正表明他精神世界的丰富细腻，对无情之物也能一往情深，难怪他的书法是那般潇洒飘逸，形神超越了。 　 不只王献之如此，魏晋士人大多如此，他们对自然美都非常敏感。子敬父亲王羲之遭谗远离政坛后，在山阴的山水田园中消磨时光，有一次散步归来对身旁的人说，我可能会在山水中乐死！可见，山水之胜给予他多大的审美享受。在山川之美面前，魏晋士人觉得“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    我们今天常说的“应接不暇”成语，就是来于这则小品文。朋友，你在山水中有过“应接不暇”的体验吗？
 官与财——《世说新语》品读之七 
    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醒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 　　——《世说新语·文学》
　　文中的殷中军就是东晋名流殷浩，官至建武将军、扬州刺史、中军将军。殷浩在东晋前期以善清谈浪得虚名，成为朝野众望所归的人物，“咸谓教义由其兴替，社稷俟以安危”，出仕前屏居墓所将近七年，当时士庶都对他寄以厚望，“于时拟之管、葛”，但一旦入掌朝政，拿不出任何良策振兴朝纲；出总兵戎，落得个丧师辱国的下场，最后他自己也被废为庶人。 　 从事功的角度看，殷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在思想的深度和对人生体验的深度上，殷浩又是位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不仅为“风流谈论者所宗”，也能典型体现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他鄙弃一切外在的虚荣、爵位，而高度肯定人自身的价值。他的政敌桓温曾经问他说：“君何如我？”殷浩回答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是手握重兵的枭雄，殷浩敢于公然藐视他，可见他的气度、胆量与见识。    本则小品写殷浩“释梦”。有人因怪梦而问他说：“为什么将要得官就梦见棺材，将要发财就梦见屎粪？”殷浩的回答让人叫绝：“官爵本来就是又臭又腐的东西，所以将得官时就会梦见装臭尸的棺材；钱财本来就是粪土，所以将发财时就会梦见粪便。”文中的“矢秽”即粪便或粪污。时人都以为殷浩说的是至理名言（即“名通”）。 　 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对殷浩的解释也许大不以为然，但这不影响他的释梦具有历史的深度。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官僚和官场是腐败和丑恶的象征，金钱是腐蚀人灵魂的污秽，有多少人为了钱与权出卖灵魂和肉体？有多少人为了钱与权丧失了人格丢掉了性命？有多少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被权与钱扭曲了人性？ 　 把身外的权与钱都视为粪土，只看重自身的气质、才情、人格，这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特征，殷浩在某种意义上便是魏晋风度的化身。
 善人与恶人——《世说新语》品读之八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世说新语·文学》
　　殷中军就是清谈名家的殷浩，刘尹就是辩才无碍的刘惔，因他曾官至丹阳尹常被称为刘尹。“略无”和“正自”是当时的口语，分别是“全无”和“只是”的意思。殷浩遇上了刘惔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他们时常在一起相互戏谑调侃，在舌战中斗机锋逞雄辩。 　 “性本善”还是“性本恶”这个问题，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中打了几千年官司。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宣称人性本恶，谁也不能说服谁。“性善”或“性恶”隐含着另一个同样复杂的问题：万物的存在形态是自然而然的，还是其他意志支配的？素有辩才之称的殷浩又向朋友挑起了这个难题：自然并无心接受其他外力的影响，为什么正直的善人少，奸邪的恶人多？大家一时都被问傻了眼，没有一个能对得上来。刘惔应声回答说：“譬如泻水著地，只是纵横四处流淌，绝对没有正方形或正圆形的。”人之生于世也像水之泄于地，难得形成正而且直的人。在座的人听他这么一说无不称叹，都认为这是至理名言。 　 不过，这句“名言”未必道出了“至理”，语言的俏皮未必能保证内容的正确。水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则首先是一种“社会动物”，因而，水泻于地不同于人生于世，水泻于地没有正方形或正圆形，是自然属性决定的，世上的善人少恶人多，根源在于人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不仅社会环境和教育造就了善人或恶人，而且善恶本身也只有放在特定的社会中才能作出评价，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的善，可能就是另一个社会中的恶，这个人眼中的善人，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恶人。这些现代人视为常识的东西，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也许很难理解。 　 东晋名士的清谈只关注才辩的纵横，不太在乎道理的对错。有一次支道林与许询论辩，观者“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人们爱美胜过爱真。这则小品中，人们“一时绝叹”的比喻，也是赞赏才辩的敏捷和语言的微妙。 　 后来诗人鲍照《拟行路难》中说：“泻水至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这个比喻可能受到刘惔的影响，但比刘惔的比喻更加贴切。
 乱世英雄——《世说新语》品读之九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 　　——《世说新语·识鉴》
　  东汉末年，主荒政谬，国家的命运操纵于阉寺，一般士大夫羞与他们为伍，于是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清议”是当时士人干政的主要手段，原先的人物品藻也因此具有新的社会意义，虽然它难免士人之间的相互标榜，但对腐败的政治具有激浊扬清的作用：政府对官员的升降不得不顾忌“清议”的压力，多少要听听社会清流的权威意见。人物品藻左右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有名者步青云，无闻者委沟壑。一些未得到社会社会承认的士子盼望获得品藻名流的正面评价。曹操在得势之前就曾请许劭、乔玄品题。本文就是乔玄品评曹操的记载。 　 乔玄是汉末著名政治家，史称他“严明有才略”，以“长于知人”著称于世。且看乔玄如何评价曹操—— 　 首先他认为曹操有能力承担拨乱反正这一巨大的历史使命：“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董卓之乱使国家四分五裂，连年战火使生灵涂炭，国家必须统一，百姓渴望和平，民族要求强盛，而这一历史的要求此时只有通过曹操才能实现，曹操是未来整顿乾坤的人物，乔玄这几句话赋予曹操以使命感和历史感。 　 接下来，乔玄的话又来了一个大转弯：“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然”是古汉语中常用的转折连词，其意义相当于今天的“然而”、“可是”等。称曹操是“治世之奸贼”，是说曹操有才而无德。乱世四海无主，群雄混战，曹操的才能足以力挫群雄统一全国；治世则天下共尊一国之君，曹操的德性又不甘久居人下，最后将成为搅得四海沸腾君无宁日的乱臣贼子。    按儒家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乔玄对曹操似褒而实贬。儒家把“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说曹操无德等于完全否定了他。但是，汉魏之际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传统的重德轻才变为重才轻德，荀粲甚至公然说“女子当以色为主，德不足称”。曹操本人在几次求贤令中，也公开求聘“不仁不孝”的才智之士。因为动乱的时局呼唤力挽狂澜的英雄，历史所急需而又为举世所仰望的，不是那些仁孝谦恭却百无一能的君子，而是那些横刀立马平定天下的豪杰。汉末才俊之士蜂起，大家都想问鼎天下，人人都以英雄自居，王粲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部《汉末英雄传》，此时还出现了讨论英雄特性和识别英雄方法的理论著作。刘劭在《人物志·英雄篇》中说：“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乔玄称曹操是“乱世之英雄”，当时正处于乱世，这不就是说曹操是当世英雄吗？当时根本不是什么治世，说曹操是“治世之奸贼”，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如此说来，乔玄这次对曹操的品题是寓褒于贬。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曹操听到乔玄的品题后大喜，显然他不在乎僵硬空洞的道德批评，而看重能扭转乾坤的超人才智，他坚信自己能挽狂澜于既倒。假如我们不将历史道德化的话，曹操的确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在三国时代无与伦比。另外，曹操不仅有才，而且有趣。
 雅量与矫情——《世说新语》品读之十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四十多岁才出山为官，不过，他还栖迟衡门高卧东山时就有“公辅之望”，世家大族都焦急地期待他出仕，社会上早就流传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的美谈。果然，谢安不负众望，出仕后军政上都有不凡的建树。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符坚总兵百万南下入侵，晋前方“诸将败退相继”。敌军次于淮淝，京城建康一片震恐，朝廷急忙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国家存亡全系于一人。面对虎视眈眈的压境强敌，谢安夷然无半点恐惧之色，还召集亲朋观看自己与侄谢玄下棋。他的棋艺本来劣于侄子，但此时谢玄由于忧心国事却败在叔父手下。一局刚罢，谢安即以谢玄为前锋迎战符坚。 　 这则小品是说前方鏖战方酣之际，总指挥谢安在京城下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谢安“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古人所说的“信”是指送信人，“书”才是指现在所说的“信”，“徐向局”就是慢慢转向棋局。这几句刻画谢安沉着的个性可谓力透纸背。在军情如火的当儿还有心思与人围棋，已显出他的从容不迫，淮上大军前锋送来了军情报告，看后竟然“默然无言”，照样接着与对手下棋，可见他的沉着冷静。旁边观棋的看客按捺不住问“淮上利害”，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小儿辈大破贼”，似乎这是一次不足挂齿的小战役，胜败都无关大局。你看他“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敌寇方张时他毫无惧色，强敌溃败后又全无喜容，时时都不失镇定自若的大家风度，难怪时人都那么仰慕其“高量”了。 　 谢安的沉着不仅仅来于他的气质个性，还来于他对敌我形势的清醒认识，战前不为强敌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战时又进行周密安排和巧妙布阵，战后胜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战前慎重却不惊恐，战后得意却不忘形。 　 这次战争决定着国家存亡，谢安何曾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呢？胜利结局肯定给他带来无穷的快慰和欣喜，这是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成功的顶峰，“淝水之战”至今还是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晋书·谢安传》载棋局刚终，谢安“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这几句话写出了他对胜利的本能反应。他当着众人的面为什么不让喜悦形诸脸色和诉诸语言呢？一个政治家必须用理智克制自己的情感，让自己的言行都在理性的规约之下，不使自己成为情感冲动的奴隶，否则，忧则大哭，喜则大笑，怎么能在关键时刻“镇安朝野”呢？史家对谢安“矫情镇物”颇有微辞，古今政治家有几个不“矫情”的呢？有些政客还无情可“矫”，有些政客还是作秀高手，有些政客更是善于伪装的衣冠禽兽。相比之下，谢安要算是智高情重的杰出政治家。 
 
镇定自若——《世说新语》品读之十一
    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王诸人色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舟人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止。既风转急，浪猛，诸人皆喧动不坐。公徐云：“如此，将无归？”众人即承响而回。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 　　——《世说新语·雅量》
　  谢安是一位让无数人倾倒的政治家，既风流儒雅又稳健老练，既有潇洒迷人的个性又有令人惊叹的功业，是东晋中期政坛上的中流砥柱。他在朝主政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策”。其实，他不仅能在棘手的军国大事上“镇以和靖”，即使平时游赏时同样也能镇定自持。    本文通过一次泛海游玩活动，运用行动和语言，通过烘托和点染，生动地描写了谢安作为一名政治家沉着镇定的气质、处变不惊的胆量和凝聚群雄的大家风度。  　与谢安一起泛海的是当时文艺、学术、宗教界名流，“孙兴公诸人”包括书法家王羲之、文学家孙绰、玄学家许询、高僧支道林等。要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纵一叶扁舟于蓝色的大海，或谈玄论道，或品诗论文，或扣舷长啸，的确有说不尽的风雅。可是，天公偏不与这群名流雅士作美，他们刚刚船入海中就“风起云涌”，小舟在咆哮的海面上左颠右簸，孙绰、王羲之等人脸色陡变，文中的“色”指神色或脸色，“遽”指惊慌的样子，一齐高叫赶快掉转船头。作者先写足天气的风云突变，以及“孙、王诸人”在突变中的慌乱，再托出谢安此刻的神态反应：“太傅神情方王，吟啸不言”，“王”通“旺”字，“方王”句是说谢安正在兴头上，在洪波涌起的海涛中悠然吟啸不语，神态是那样陶醉、专注。平时谈笑风生而此时乱作一团的“诸公”都把眼光投向了谢太傅，只见他“貌闲意说（通“悦”），犹去不止”。在波浪掀天的大海他胜似闲庭信步，岂止没有回头的意思，还让小舟不停地向海中划去。 　 前面只是天刚变脸时的一幕，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既而风转急，狼猛。”眼看有葬身海底的危险，“诸人”有点魂不附体，这时他们“皆喧动不坐”——命都快要保不住了，还坐得安稳么？谢安自然也意识到了处境的危险，他不可能拿性命开玩笑，如果这时还要让船“犹去不止”，那就不是沉着而是莽撞了——作者比我们更善于把握这个“度”。不过，即使意识到了处境的险恶，他还是那样从容冷静：“公徐云："如此，将无归？’”“将无”是魏晋人的口语，是表示委婉商量的语气。他用徐缓的语调对大家说，现在这种情况，我看还是回去吧？谢安此时成了“诸人”的核心和依靠，一听说他说“将无归”，“众人”好像死里逃生似地长吁了一口气，立即“承响而回”。
　　文章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于是审其量，足以镇安朝野。”一个在生死关头犹能从容不迫的人，一个在风急浪涌的海面犹能镇定自若的人，在未来政治漩涡之中，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一定能成为国家稳定的磐石，成为朝野仰赖的重心。
 松柏之质与蒲柳之姿——《世说新语》品读之十二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    ——《世说新语·言语》　　顾悦一名悦之，官至尚书左臣，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之父。恺之的人物画妙绝千古，文章辞赋同样粲然可观。他曾写过一篇《筝赋》，还感觉良好地对友人说：“吾赋之比嵇康《琴赋》，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顾恺之对其文其画都很自负，当然也有自负的本钱，世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本意可能还要加上“文绝”。顾悦虽没有其子那样的盖世之才，但也绝非庸俗的等闲之辈。顾恺之因为长期沉潜于艺术，经常被同辈调侃捉弄，有时痴得又可笑又可爱；顾悦则在交际场合左右逢源，言谈应对八面玲珑——父子都有其过人之处。文中的另一位主角晋简文帝司马昱（yù）,在位二年（公元371—372）便病逝。 　 且看顾悦与简文帝的一次对话。 　 晋简文帝正好与顾悦同岁，史书称简文帝既有风度仪表，又善于修饰保养，而顾悦一方面在仕途上几经颠簸，另一方面又不自雕饰，所以人到中年，简文帝仍然发无二毛，顾悦则已鬓发斑白。一直在深宫养尊处优的皇上大惑不解地问顾悦说：“卿何以先白？”用现在的白话来说就是：你既然与我同年而生，头发怎么会先我而白呢？要是让顾悦那位痴儿子恺之来回答，他一定要一五一十地禀报皇上：自己的工作比陛下辛苦，自己的生活没有陛下清闲，自己的餐桌上没有陛下丰盛，于是自己的头发就比陛下早白，等等，肯定会有污圣听触怒龙颜。 　 狡黠的顾悦回答得真是乖巧到了家：“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以入秋便凋谢的蒲柳（水杨）比喻自己衰弱的体质，以四季常青的松柏比喻皇上的龙体，新颖、生动而又能贴切，这种奉承白马可谓别出心裁。 　 随口而答的语言竟然如此典雅优美，对偶竟然如此整饬精工，音调竟然如此铿锵悦耳，可见顾悦思维之敏捷，口齿之伶俐，不仅使当场的简文帝听了“称善久之”，谁听了都由衷折服。
 谢公畜妓——《世说新语》品读之十三
    谢公在东山畜妓，简公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世说新语·识鉴》  　晋简文帝和孝武帝两朝内乱频仍，强敌寇境，晋江山如风中残烛。出身高门的谢安在朝野享有重名，士林认为其雅量足以镇安内外，可是，谢安本人偏偏“无处世意”，高卧东山坚不出仕，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孙绰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俨然像不事王侯恬淡谦退的隐士。说来也怪，越是拒绝朝庭征召，谢安的声誉越隆，足不出户却“自然有公辅之望”。他那副神态把同床共枕的太太也骗过了，见他万事不关心的模样夫人便劝他说：“大丈夫不该如此吧？”家人、友人都认为谢安已经绝意官场，时任中臣的高崧对谢安说：“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 　　一方面大家迫切希望他出来挽救危局，一方面他自己又逍遥世外，朝野人士都在焦灼地期望、等待…… 　 只有后来的简文帝当时的丞相司马昱“读懂”了谢安，他认为谢安不会长期隐居遁世，一定会出山与人共济时艰。他这种看法的根据何在呢？ 　 原来谢安虽然在浙江上虞的东山，纵情于丘壑，纵意于林泉，泛舟于沧海，似乎真的“去伯夷叔齐不远”，但他每次外出游赏总要携妓陪同。据此简文帝断言：“安石必出。”为什么呢？他的分析十分独到：“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畜妓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嗜好，就像今天的“人民公仆”喜欢包二奶一样。谢安既然和别人一样离不开声色之娱，嗜欲习深说明俗情未断，俗情未断就不可能高蹈弃世，从感情到思想都是“我辈中人”，与人同乐必定会与人同忧——谢安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只是在选择出仕的最佳时刻。    简文帝是位窝囊皇帝，在位两年一直战战兢兢，害怕被独揽大权的桓温废黜。不这，他虽无济世之略，却有知人之明；虽是一位无能的政治家，但不失为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善于从一叶落而知秋已至。不然，怎能对谢安独具慧眼？
  座次与面子——《世说新语》品读之十四
    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合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chēn）沮。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世说新语·雅量》 　 这篇文章写的是魏晋名士之间争抢座次的轻松喜剧。 　 东晋高僧支道林在京城游厌了朱门，想还东山的寺庙换换胃口。《高逸沙门传》说支道林这次来京是“为哀帝所迎”。因是当朝皇上的座上宾，离开皇都时才有“时贤并送于征虏亭”的热闹场面——皇上的贵客谁不想巴结呢？司徒蔡谟二公子蔡子叔先到，很自然便靠近支道林就坐。太傅谢安弟弟谢万石后来，座位离支道林就稍远一点。在给支道林送行的饯别宴席上，支道林无疑是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谁离他最近谁就是席间的贵人，因而离支道林座次的远近，无形就成了送行人身份贵贱的标志。蔡子叔是当时的“著姓”，谢万石也是那时的高门，子叔的父亲位极人臣，谢万石的兄长炙手可热，“后来”的万石怎能忍受“先至”的子叔“坐近林公”呢？大家知道中国人向来臭要“面子”，贵族比百姓更看重荣誉和浮名，有碍“面子”时不惜以兵戎相见。这样，蔡、谢二位名门公子就有好戏等着我们看了。 　 谢万石瞅准“蔡暂起”离座的时机，赶紧把座位移到蔡子叔原先的位子上，以便自己“后来”而能“坐近林公”。蔡子叔转眼回来见谢占了自己的座位，不由得心头火起，竟然有人敢公开与太尉公子争座，这还了得！于是二话不说就“合褥举谢掷地”——连着坐垫一起把谢万石举起来扔到地上，自己又大模大样地坐回原处。《晋书·谢万石传》说谢一向“衿豪傲物”，从来就目中无人。假如他平时为人谦让，断然不会去抢占蔡子叔的座位。本来为了争“面子”弄得没“面子”，此兄岂可善罢甘休？蔡子叔也是得理不让人，宁可以失身份的手段来挽回身份，以不讲“面子”的方式来保全“面子”。 　 看来，一场龙虎斗在所难免。 　 事态的发展却大出人们所料，谢万石“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瞋沮”。“徐起”——“振衣”——“就席”，这既是谢万石极有层次地调整身体的过程，也是他逐渐调整心态的过程，等他就席的时候已毫无怒容，神情意态都很平静。谢的许多复杂心理过程只通过动作来展示，这是作者用笔的含蓄隽永之处。 　 下面一段对话更有趣：“坐定，谓蔡曰："卿奇人，殆坏我面。’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蔡子叔不仅不顾全他的“面子”，甚至差一点摔破了他的脸“面”，谢万石只轻轻说了句“卿奇人”就想转弯，蔡偏不给他一点转弯的余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我本来就没有考虑过你的脸会如何。狂妄放肆的谢万石在这次事关“面子”的座次之争中丢尽了“面子”，可是他居然不声不响地隐忍了下来，“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两人事后像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一样。 　 此文意在称赞谢万石的涵养和雅量，被人欺侮还不失君子风度。其实，讲面子从来就是以权势地位作基础，那些在下级或小民面前很要“脸”的人，在上司那里也可能很不要“脸”。谢万石的为人并无什么“雅量”，假如这次侮辱他的不是太尉公子，他是不是也有如此宽容大度呢？他是不是也能毫不介意呢？ 　 从这一喜剧中可以约略窥见“座次”与“面子”的关系：“座次”的高低决定了“面子”的大小——没有实力，哪有面子？
“持之以恒”——《世说新语》品读之十五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    ——《世说新语·方正》　  晋武帝司马炎所立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窝囊废，朝廷上下的人都心知肚明，大臣们无不忧心晋朝的未来，武帝对这个宝贝儿子的能力也很怀疑。有一次他把东宫官属全召集来，拿出一些国家大事让太子裁决，这位未来的皇上一问三不知，贾妃让太子左右的人代他回答，这才没让太子大出洋相。 　 暗地里谁都知道太子是个笨蛋，可那些专以奉承拍马起家的大臣们，公开场合却一直恭维太子“聪明英断”，只有和峤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和峤字长舆，历任尚书、太子少保等职，对钱财虽悭吝小气，对皇上却刚直不阿，所以皇上一直很信任他。所谓“淳古之风”只是“愚蠢”的一种委婉说法。司马炎听和峤回答后默然不语。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漂亮，儿子是自己的聪明，谁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儿子愚蠢呢？更何况是富有四海的天子！ 　 不久，晋武帝对和峤、荀勖说：“太子近来好像有些长进，你们到东宫试一试虚实。”武帝这句话是在暗示直得不能再直的和峤：别再对太子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我的儿子怎么会是个蠢货呢？一向善于揣摩人主旨意并喜欢逢迎的荀勖回报武帝说：“太子德更进茂，明识弘断，不同于初，有如明诏。”和峤还是那个不懂转弯死脑筋，他向武帝回报的结果正好相反：“皇太子圣质如初。”用通俗直白的话来说就是：“皇太子还和从前一样蠢。”可以想见武帝听后的心情。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中书令，按惯例监、令同车出进，但鲠直的和峤鄙薄佞媚的荀勖，公车一来峤便登车扬长而去，勖只好再找公车上下班，监、令分车上朝自和、荀始。 　 这位蠢太子即帝位后，西晋就开始由治变乱，由盛转衰，他最大的政绩就是加速了西晋的灭亡，连以给皇帝贴金为能事的正史也不得不给他“抹黑”：“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谗邪得志。”听说天下百姓成批饿死的时候，这位“有淳古之风”的晋惠帝说：“百姓真傻，没有米饭吃，干嘛不去吃肉粥呢？”惠帝晚年还得意地责问和峤说：“卿昔谓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和峤的回答真让人哭笑不得：“区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当今的段子：有个官（富）二代学生，成绩在班上长期倒数第一，打架耍赖又总是名列前茅，学校校长对该生班主任说：“这名同学一直表现"突出’，期末评语不能写得让他家长扫兴。”既不想拍马屁，也不想惹麻烦，班主任便在期末总结一栏中写道：“该生成绩一直稳定，动手能力尤强。”    看看昔日的“圣质如初”，再看看今天的“成绩稳定”，谁说我们这个民族不能“持之以恒”呢？
 兄弟道别——《世说新语》品读之十六
    周叔治作晋陵太守，周侯、仲智往别。叔治以将别，涕泗不止。仲智恚之曰：“斯人乃妇人，与人别唯啼泣！”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话，临别流涕，抚其背曰：“奴好自爱。”    ——《世说新语·方正》 　 周叔治就是周谟，历任少府、丹阳尹、晋阳太守、侍中等职。周顗字伯仁，袭父爵武城侯，人称“周侯”。仲智是周嵩字。东晋这周氏三兄弟中，周顗老大，周谟老幺。他们父亲周浚是晋朝开国元勋，所以周氏兄弟在东晋并受重任。 　 小弟周谟不知何故外放晋陵太守，大兄周顗二兄周嵩前往送别。今天哪怕沙尘暴和雾霾再厉害，大家打破头也要挤进北京，古人也同样喜欢作京官不愿外放。小弟离开京城时心情抑郁感伤，在两位哥哥面前撒娇流泪。离别落泪本属人之常情，没想到二哥周嵩如此不体恤人情，不仅不安慰伤心落泪的弟弟，反而气愤轻蔑地指责他说：“你怎么像个娘儿们，与人分别就只知道流泪！”说罢撇下弟弟掉头而去。老大可不像老二那样不通人情，他一个人留下来与小弟饮酒话别，临别时自己也泪流满面，还抚着周谟的背说：“小弟，好好照顾自己吧。”“奴”是当时长辈对晚辈或兄长对弟弟的昵称。    小品通过兄弟道别这一简单场面，生动地刻画了兄弟三人的性格特征：老大宽厚慈爱，老二偏激狷狭，老三多愁善感。    《晋书》载，周顗为人直爽而又宽容，周嵩性格狷直果侠且侍才傲物。一次，嵩酒后瞪着大眼对顗说：“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意思是说你的才能比不上我，怎么无故得到这样的盛名呢？说着，以所燃的蜡烛投向老兄。周顗神色平静地对二弟说：“老弟火攻，实出下策。”周顗神明秀彻恳挚，与人为善却绝不媚俗阿世，位居显位又能清约自守，因此雅望令誉蜚声士林，是东晋初期政坛上的核心人物。周嵩则因其矜豪傲慢和轻侮朝官几次被黜。周谟无远略宏图，终身只居官守职而已。 　 “性格即命运”，谁说不是呢？
大丈夫将终——《世说新语》品读之十七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守家之术，乃作儿女相问。”庾闻，因谢之，请其话言。     ——《世说新语·方正》
　  一个男人是不是伟男子或大丈夫，主要不是看他得是否魁梧高大，也不是看他是否孔武有力，而是看他是否有博大的胸怀，是否有远大的志向，是否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更要看他是否以民族国家为己任。法国拿破仑长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我国抗日战争中许多将军身材瘦小却气吞万里。 　 文中的孔君平名坦，历任太子舍人、尚书郎、扬州别驾、侍中等职。庾司空即庾冰，司空是他曾作的官职。孔、庾二人都是东晋重臣。“为会稽”是指庾司作吴郡、会稽内史。孔坦病危的时候，政坛上众望所归的庾冰前往探视，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切，对他的问候更殷勤备至，以至于因他的病重而“为之流涕”。没想到，孔坦的重病虽使庾冰伤心落泪，庾冰的眼泪却没有使孔坦感到安慰温暖，相反，孔坦还觉得自己被轻视和冷落。等庾冰刚一下坐榻转身离去，他就慨然叹道：“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守家之术，乃作儿女相问。”原来他是责怪庾冰没有把他作国士，没有把他当作大丈夫，否则，当国士离开人世之际，首先被问及的应当是治国安邦之策，经纶济世之方，不该像乡间野老死前那样，只是哭哭啼啼地送点“心灵鸡汤”。    庾冰听到这番话后，连忙回来道歉，并谦恭地倾听他的治国金言。    孔坦以统一国家再造中华为己任，以“方直雅望”见称时辈，不以个人生死进退为怀，临终时还致书庾冰之兄庾亮说：“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这封临终书信使人想起陆游的临终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孔坦的一生，活得磊落坦荡，死得崇高悲壮。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屹立于世界，正是因为有孔坦这些以国为怀的民族脊梁。    这篇文章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什么人才算真正的大丈夫，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贵族。
 何必谦让？——《世说新语》品读之十八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世说新语·方正》　  我国向来称为“礼义之邦”。在建构、塑造、规范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礼”作为一种文化模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使人自身的自然不断人化，使人的行为举止合乎社会要求。假如没有一定的礼节，全社会就会像火车没有铁轨，人的一言一行完全出于生理的冲动，社会势必由于混乱冲突而解体。总之，是“礼”使社会机器能正常运转，使人起来越成为“人”。 　 但是，又正是“礼”使人日益成为“非人”，使自我日益成为“非我”。人类制定出许多礼节来，其本意是要它们为人类服务，使人类不断远离兽性而具有人性，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化，“礼”客观上有时成了人自身的桎梏，人成了繁文缛节的牺牲品。人必须扭曲自己以合乎礼节，高兴了不敢开怀大笑，悲痛时不能嚎啕大哭，于是，人日益僵化、贫乏、枯萎、虚伪……    魏晋人的觉醒本质上就是对礼教的反叛，从虚伪的名教世俗中返回到生命的本真。王述就是一位疾恶虚伪任性而行的可爱人物。王述字怀祖，袭爵蓝田侯，人称“王蓝田”。晋简文帝常说王述“以真率胜人”。当时的权臣王导每次谈话，左右的人总要肉麻地吹捧一番，王述见此十分讨厌地说：“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 　 此文是王述升官后与儿子王坦之的一则对话。 　 王述每次接受朝廷的委任都不虚情假意地推让，假如推辞就真不想或真不能任职。这次升任尚书令，任命一下来他便就职，绝不像其他世故同僚那样，假惺惺地再三“固辞”，内心明明想高升想得发疯，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恬退淡泊的模样。他那位字文度名坦之的儿子，反而比父亲世故得多，认为就职前应该谦让一番，无论如何要做做样子给人家看。王述问儿子说：“你是认为我不能胜任此职？”儿子回答说：“爸爸怎么会不胜任呢？但克己谦让总是一种美德，这一套程序是少不得的。不妨表面上推让给杜、许二人。”可见，礼的力量多么强大，它把人一层层地包裹起来，使人像模子里铸出来的标准产品，大家操同一种腔调，说同一种套话，持同一种态度，人们都像机械那样应世观物，最后彼此都成了被礼教塑造出来的木偶。 　 王述对儿子这般圆滑大为恼火，“既云堪，何为复让？”——既然觉得我能够胜任，又何必还要去谦让呢？他甚至毫不隐讳表达了自己对儿子世故的鄙夷：“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 　 “既云堪，何为复让？”王述的回答真掷地有声，可惜，像他这样方正刚强又豪爽坦荡的血性男儿，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实在太少了！
 祖财阮屐——《世说新语》品读之十九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箸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世说新语·雅量》　  庄子认为人只有不依赖于外物才有自由，逍遥游的前提就是无待——不依赖于外，有待就不可能实现逍遥游。然而人的生存离不开外物，生活中哪少了得柴米油盐？获取和积累钱财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可是，久而久之，人们获取和攒聚钱财为了生存，逐渐蜕变为生存就是为了获取和攒聚钱财，人由物的主人沦为物的奴隶，古人把这叫做“累于物”或“役于物”。 　 东晋的两位名士名臣中，祖士少爱钱财，阮遥集爱木屐，二人对自己的嗜好之物都苦心经营。表面上看，他们的嗜好都成了他们生活的累赘，人们一时辨不出二人的高下优劣。一次有人到祖士少家，恰好遇上他正在清点财物，客人进门他还没有收拾停当，剩下两个竹箱子放在背后，他连忙侧过身子去挡住它们，还牵肠挂肚地放心不下，那模样真尴尬可笑极了。另一位老兄到阮遥集家串门，见他用火给木屐涂蜡，一边涂蜡一边感叹地说：“不知道我这一辈子能穿几双木屐呵！”那神态别提有多安闲有多舒畅。于是，两人精神境界的高下立见分晓。顺便说一下，古人把屐履之类的东西称为“量”，我们今天把鞋子称“双”。屐就是底下有齿的木鞋。 　 祖士少对钱财之爱表现为一种贪婪的占有欲，偷偷摸摸地查点财物的模样活像一个守财奴，看见客人还侧身挡住来不及收拾的财物，自己的东西不愿与人分享，甚至看也不让别人看见，显得那般猥琐、狭隘、自私。除了占有外别无人生乐趣，他生命的存在已经降到了物的层次。 　 阮遥集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亲自吹火熔蜡涂抹木屐，是因为他觉得一生穿不了几双鞋，酷爱木屐是因为热爱生命，深于情却不为情所惑，嗜于物但不为物所累，为人处世完全不沾不滞，显出主人心灵的旷达、潇洒和超然。他之爱物不是把自己降到物的水平，而是把自己精神提升到更高的存在，对木屐的把玩其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审美。    祖士少和阮遥集虽然都有待于物，但阮只是“物物”，而祖则“物于物”。
 “变色龙”——《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    ——《世说新语·雅量》　  这简直就是一篇中国古代的《变色龙》，是契诃夫那篇《变色龙》的“爷爷”。它生动地刻画了专制社会里，官场上大小奴才欺下媚上的丑态。 　 褚公就是文后自称的“河南褚季野”，也即后来的太傅和康献皇后的父亲，在文中还只从章安县令升为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社会上知名度虽然很高，仕途上的官儿还不大。一次他乘商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钱唐”也称为“钱塘”。正好吴兴沈充作钱唐县令，碰巧也送客过浙江，客人一下船就投宿钱唐亭。钱唐亭的铺位本来不多，那位亭吏当然知道孰轻孰重，为了当权县太爷的客人住在亭内，便把褚季野赶到牛棚去安身。住旅店应该有个先来后到，亭吏竟然将先来的客人赶进牛棚，好给后到的客人腾出床铺。他为什么敢如此放肆无理呢？听听他回答沈充时的话就明白了：“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原来在亭吏眼中，先来的褚季野只是“一伧父”，后到的则是有身份有派头的“尊贵客”。他这条“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穷人都狂吠”的哈巴狗，赤裸裸的势利眼只是使人觉得可笑，那位姓沈的县太爷对褚季野前倨后恭的丑态则叫人恶心。 　 沈县令望着天问“牛屋下是何物”的神气，把一个土皇帝目空一切的狂妄虚骄写得活灵活现。想来他必不敢问“朱门之中是何物”，因为县令以为牛屋下必是贱人。六朝时南方人称北方男子为“伧”，“伧父”就是粗人和贱人。既是贱人就不是“人”而只是“物”。从亭吏口中得知牛屋下是“一伧父”后，他那县太爷的气派就更足了。加之送“贵客”的席上又贪了杯，他满脸酒色满嘴酒气地遥问道：“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他请“伧父”所食之饼是宴席上的残羹，从那直呼“伧父”的称呼里，从那“姓何等？可共语”的命令语气中，不难想象他居高临下的威严。可是，等牛屋下“伧父”举手回答“河南褚季野”后，沈县令刚才那颐指气使的傲气，还有那君临一切的威风，立刻都跑得无影无踪了。“令于是大遽”五字写出了他极度的惶恐，“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不仅不敢直呼“伧父”，甚至“不敢移公”——连将刚才称为“伧父”而现在称为“公”的牛屋客人从牛屋移到亭中也不敢，自己连忙跑到牛屋下去递上名片，那样子要多谦卑就有多谦卑，主子的尊容转眼就换成了奴才的媚态。“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这位沈县令比小品演员还滑稽，开始当着亭吏轻侮褚季野，现在又“于公前”“鞭挞亭吏”，“更宰杀为馔”是献殷勤，“鞭挞亭吏”是邀宠。前面对“伧父”何其倨傲，后面对“褚公”何其卑微！他比变色龙还要变得快！ 　 这则小品的本意是要借亭吏和沈县令对褚季野的侮辱，来表现褚季野的“雅量”和宽宏，亭吏驱赶他去牛屋下，他一声不响就到牛屋下栖身；沈充直呼“伧父……姓何等”，他恭恭敬敬地举手回答“河南褚季野”；最后县令“宰杀为馔”，他“与之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这一连串的言行举止表现了他的大度和涵养。《晋书》本传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谈中无无臧否，而内心却有所褒贬。他忍辱含垢的海量虽然叫人由衷佩服，但他那喜怒不形于色的“皮里阳秋”又让人觉得阴森可怖。后来与沈县令宴饮时“言色无异”，到底是他不屑于与县令计较，还是原谅了县令先前对自己的侮辱？是鄙视这位县令见民仰头见官低头的卑劣，还是欣赏县令后来对自己的逢迎？鬼才知道。
 从师之道——《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一
    太傅东海王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     ——《世说新语·赏誉》
　　在韩愈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之外， 教师的职能还应该包括“熏陶”。前者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后者则要求教师应富于人格魅力。老师在课堂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考试结束后可能被扔到了一边；老师课内外优雅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可能让我们终身难忘，毕业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能重复老师当年的口头禅，还能模仿老师说话的语音腔调；老师应世观物的态度让我们受益无穷，老师磊落坦荡的襟怀让我们受到无形的感化，老师无私无畏的精神更是我们的人格标杆。 　 授业和解惑多是学业上的点拨，为人处世则须人格上的陶冶，点拨只凭言传，陶冶依赖身教，所以古代把“从师”说成“从游”，把跟着老师学习叫“追随杖履”。古人的学习既指“致知”也指“修身”，他们强调“知行合一”。这对教师的要求特别高，“先生”在道德和学识上都必须是人伦师表，学生在“从游”的过程中，先生身教的影响可能超过了言教的传授。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讲，都是当世的博学鸿儒和道德楷模。在书院里连续几年教学活动中，他们与学生一起切磋学业，更与学生一道砥励气节，在这种氛围中培养的人才，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同时也是人格上的“君子”。 　 因而，古人慎于择业，更慎于从师。择业不慎就可能事业无成，从师不慎则可能入门不正。    这则小品中的“太傅东海王”指司马越，越以谦恭有礼和扶贫济弱，早年就在士林获得盛誉，他后来在西晋八王之乱中“笑到了最后”。“世子”原指王侯正室所生的长子，后来泛指王侯的儿子。从他告诫儿子这段话来看，司马越的确教子有方，而且深得“从师之道”。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这里我们不妨先将它译成白话：从书本上学到往往微浅，身体力行的才能印象深刻；反复演习纸上的法度礼仪，不如亲眼瞻仰大师的揖让仪容；诵读玩味先人的语录格言，不如聆听贤人的当面教诲。南宋著名诗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做学问是这样，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司马越称道不已的王安期名承，历任记室参军、东海太守等职，封蓝田侯，他那位豁达性急的儿子王述，后来袭父爵被称为“王蓝田”。史书上说王承为人冲淡寡欲，为政廉洁自守，不只老百姓爱戴怀念，士林显宦也交口称赞，有人还把他与王导并称。我们看两则《世说新语》中的小品，就能窥见他的为人，一则是写他如何对待小偷的态度：“王安期为东海郡，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文中的“纲纪”是州郡主簿一类的官，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办事员。“推之”就是主簿要追究偷鱼的小吏。一句“池鱼复何足惜”，让那位偷鱼的小吏逃过了惩罚，也让我们看到王安期的宽厚。另一则小品写他对读书人的态度：“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归家。”大意是说，王安期任东海郡内史时，吏役抓到了一个违犯夜禁的人。当王安期得知是从老师家读书回来晚了后说：鞭挞一个发愤学习的人，恐怕不是使社会清明安定的办法。便派抓他那个吏役送他回家。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到，司马越为儿子选老师很有眼光。 　 除了特殊的家庭，除了课外“培优”，父母很难为读中小学的小孩选择老师。上大学后学生才有某种选课的自由，读研究生期间选择导师的机会更大，尤其是念博士生完全做到“我的导师我做主”。现在学生选择导师，更多的是看导师的社会名气，较少关注导师的学术实力，更多的看导师有多大的行政权力，较少关注导师的为人兴趣。因为“青青子矜”们生存上的艰难，导师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世俗利益，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至于激发兴趣、培养人格和学业指导，在他们看来都不是“迫切问题”。有少数研究生攻读学位，既不是对专业有强烈的兴趣，也不是对学术十分虔诚，他们就是为了找个能挣钱的“好工作”，换个经济发达的“好地方”，如此而已。他们对老师既不会像古人那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甚至很难“一日为师终身为友”。毕业后要是如愿以偿实现了“理想”，导师的使命已经完成，马上就可能与导师“拜拜”；要是自己的的目的没有达到，那也证明自己的导师是个“废物”，师生从此就成为路人。我经常听到同事和朋友们感叹：如今的学生“太老练”。这样的学生本来就不想从老师那儿学到什么东西，自然他们从老师那儿什么东西也没学到。当然，我说这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学里有许多感人的“师生情”。 　 当然，今天也有少数老师不太尽职，由于现在教师的科研的压力较重，要争项目，要发论文，要出专著，这些是评定他们工作成绩和业务能力的“硬指标”，课堂教学和带研究生是他们的“软系数”，所以他们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很少。还有少数老师不太称职，业务上对学生无“业”可授，有“惑”难解，人格上更不能让学生仰慕。我本人就是这些不尽职和不称职的教师之一。总之，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很难闻到书香，却处处弥漫着铜臭；没有浓厚的学术气息，却到处充斥着官气和奴气。 　 看看这则小品真让人叹息，不知一千多年前东海王的从师之道，能否给今天功利浮躁的“我们”一点启迪？
 高僧养马——《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二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世说新语·言语》
　　世上人与物各种各样的联系中，最本质的联系不外乎两种——或实用，或审美，所以，人对事物的态度也相应一分为二——或从实用的角度进行衡量盘算，或从审美角度来鉴赏批评。譬如名犬和肥猪，实用主义者可能更爱猪，崇尚美的人可能更爱犬，即使对同一对象，这两种人也可能各有侧重，将军和战士爱马，是爱马能在战时驰骋疆场，使部队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看重它“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效用，而本文中的和尚支道林喜欢养马，则完全是“重其神骏”——喜欢它那骏逸超凡的神采。这里还得补充交待一下，文中的支道林即支遁，字道林（约314—366），东晋高僧，般若学派“即色宗”的主要代表。道人是僧人的旧称，魏晋间佛学初兴的时候，和尚尚无僧称而称为道人。 　 一个和尚养马很容易招致别人的不解甚至误解，觉得僧人养马终不是一件雅事，这是由于我们通常都将马当作实用的动物，不是用它来拉车就是用它作战，很少用它来进行审美观赏。到唐代才出现许多画马名家和咏马诗人，如画家曹霸笔下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其弟子韩干的画马或“骧首奋鬣，顿足长鸣”，或“隅目耸耳，丰臆细尾”（苏轼《韩干画马赞》），又如诗圣杜甫有几十首咏马诗，从早年歌颂马“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雄健，到晚年《病马》中同情马“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的驯良，这表明此时人们才不只是使用马也懂得欣赏马。 　 不过，支道林可能是较早——即使不是最早——喜欢并欣赏马的人士。魏晋士人由于鄙弃世俗的功利目的，他们的为人处世往往显得超尘脱俗，常以审美的态度来应世观物，不仅美化了平凡的事物，也诗化了琐屑的人生。比起支道林来，我们势利得可怕，俗气得可恶。试想，谁愿意为了欣赏马的“神骏”而养马数匹呢，又有谁能欣赏并品味出马的“神骏”呢？
 真爱——《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三
    支公好鹤，住郯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世说新语·言语》　  《庄子》有一则寓言说：海边有一个人喜欢鸥，每天早晨去海边与鸥嬉戏，鸥在他身边围聚数百只之多。后来他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鸥乐于与你游戏，你到海边捉几只来让我玩玩。”第二天他再到海边时，鸥只在空中翔舞而不下来。鸥与海边人之所以前亲后疏，是因为海边人先以鸥为友，与它们平等亲切地游戏，而后却想捕获并占有它们，把它们作为玩弄取乐的对象。海边人对鸥的前后态度似乎都出于喜爱，但前后的喜爱却有本质的差异。    支道林起先好鹤，正好“有人遗其双鹤”——刚好有人赠了一对鹤给他。哪知没有养多久，双鹤翅长就想飞走。眼看自己喜爱的宝贝即将离己而去，他出于留恋和喜爱把它们的翅膀剪断了。铩羽后的双鹤振举双翅却不能雷飞，反顾自己剪断的翅膀垂头懊丧。鹤这种可怜哀戚的神态引起了支公的同情，他深深地自责和反问道：双鹤既然有展翅云霄的本领，怎么会甘于给人当观赏的玩物呢？如此认识导致如下结局：“养令翮成，置使飞云。”细心调养让双鹤翅膀长好后，就放开让它们飞走了。 　 小品写了支道林好鹤、养鹤、剪鹤、放鹤的全过程，表现了他体贴仁厚的爱心，同时也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爱。支氏开始由于爱鹤而养鹤，由于养鹤而剪鹤，这样就形成爱的悖论：因为喜爱它，所以残害它，喜爱最终滑向了残忍。后来又由于爱鹤而放鹤，鹤得以展翅云霄，支公的爱也跃入了新境界。他原先对鹤的爱与占有纠缠在一起，使这种爱显得狭隘自私；后来爱鹤却不企图占有鹤，他的爱才变得博大深厚。 　 由此我想到社会上许多父母对子女的爱，夫妻对自己另一半的爱，情侣对自己情人的爱，他们的挚爱往往导致独占，因为太爱他们，所以要占有他们，这种爱把自己所爱的对象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爱如果与占有联系在一起，那就不是爱对象而是爱自己。 　 爱他（它）绝不是占有他（它），更不是限制他（它），而是让他（它）自由地发展，让他（它）过自己理想的生活——这则小品间接地告诉了人们什么才是真爱。
 以貌取人——《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四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容止》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言谈中人们对这句俗语的正确性从未置疑，行动上大家对这句俗语从来置之不理。从古代孟老夫子见梁襄王后“望之不似人君”的恶劣印象，到今天男女孩找对象对身高外貌的要求，无一不说明以貌取人是一种生活常态。为了在职场上占有优势，为了在情场上战胜情敌，为了在社会上春风得意，青年男女都热衷整容，正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上帝给了她一张脸，自己又要再造一张”。连老爷爷老奶奶也想给自己换一张脸或换一张皮，要使自己看起来“今年八十，明年十八”。谁不知道“人不可貌相”？谁又能避免不“以貌取人”？这种“口是心非”的确“古已有之”，今人不过是“变本加厉”而已。 　 魏晋之际的官二代荀粲就曾说过一句让人们瞠目结舌的名言：“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别以为只是男人好色，《世说新语·容止》篇中这则小品表明，女性在好色这点上可能比男性更加疯狂。西晋文坛领袖之一的潘岳天生风流倜傥，仪态优雅，神采照人。年轻时携带弹弓走在洛阳道上，妇女只要一遇到他，都要拉起手来围着他看个够。《晋书·潘岳传》还说女孩看见他后，莫不手拉手将他团团围住，向他扔去好吃的水果。这使我们想起前些年刘德华在大陆的情景，有些粉丝与刘德华握手后几天不洗手，有些粉丝为了见刘德华一面不惜熬夜奔波。余嘉锡先生为这些潘岳粉丝辩解说，这不过是“老年妇人爱怜小儿”，可联系下文这一辩解就不太有力。文中的“左太冲”就是西晋著名作家左思，史书说这位老兄长得奇丑，又不注重仪表修饰，更要命的是还有严重的口吃。他也像潘岳那样到洛阳大街上闲逛，于是一群妇女一齐向他乱喷唾沫，弄得他只好狼狈而归。对美男子像闻腥，对丑男人如避臭，这不仅仅是以貌取人，简直是好色太过！ 　 其实，潘岳内心世界可没有他的身材脸蛋那么动人。史书说他为人轻躁势利，为了飞黄腾达去巴结权贵贾谧，“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趋势利”而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潘岳干的真没有他长的那样“好看”。只是卑微世故也就罢了，他那虚伪更叫人受恶心。在《闲居赋》中他把自己打扮成恬淡超脱的高人，后来元好问挖苦他说：“高情千载《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左思从小就讷于口丑于形却慧于心，长相虽然“貌寝口讷”，下笔却是“辞藻壮丽”，他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他的《咏史诗》代表太康诗坛的最高成就，他的为人更比潘岳要有骨气，《咏史诗》之五说：“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语气既激烈，情感更激昂，表现了诗人对权势、荣华、富贵不屑一顾的态度。沈德潜在《古诗源》中称他的诗歌“俯视千古”。 　 貌美不一定才高也一定德好，“以貌取人”图的是“养眼”，“以德取人”才能“养心”，可在实际生活中谁顾得了这么多呢？有人说“以貌取人”比较靠谱——眼见为实，“以德取人”容易上当——口说无凭，在这个到处是水货的时代，还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准。 　 这里倒是要给那些“以貌取人”的朋友提个醒，如今这个世道即使“眼见”也未必“为实”，你眼前的“大帅哥”原来可能是个丑八怪，你娶回的“大美人”原本可能是个灰姑娘，现代医学变性已经十分容易，整容那不更是小菜一碟？“以德取人”固然容易“看走眼”，谁能保证“以貌取人”不会被骗？韩国2013年参加选美比赛的女孩，所有人的脸蛋都“长得”一模一样，连笑容也一样地夸张，一样地僵硬，一样地死板，这些“千篇一律”的脸蛋真叫人恐怖。你能鉴定下面这些脸蛋，哪一张是“原版”？哪一张是“盗版”？
 不卑不亢——《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五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为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世说新语·言语》　　今天千军万马冲向公务员考场，历史上削尖脑袋往官场钻者也不少见，从被庄子讽刺舐痔吮脓之徒，到晋朝潘岳“望尘而拜”，再到唐代郭霸为魏元忠品尿献媚，一直到现在为当官而出卖灵魂，另外还要献上自己老婆，大可写一部求官丑态史。    竟然有人做官全因被迫！这则小品可能让无数读者困惑。 　 魏晋之际士族个体的自觉，使许多人遗弃世事而宅心玄远，由于频繁改朝换代导致血腥政治清洗，阮籍“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诗句，表达当时士林普遍的焦虑，这使他们更加珍视个人生命和人格价值，逃避政治，高蹈远引，成为不少士人的人生取向，在无奈或被迫时才涉足官场这个是非之地。晋初李密诏书屡下而辞不就职，以致“郡县逼迫，急于星火”的程度，才逼出了他那封打动历代读者的《陈情表》。《晋书·刘毅传》载：“文帝辟毅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以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李喜对景王问反映了部分魏晋士人的心曲。 　 司马景王指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师死后谥景王。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谋反，司马师统率大军征讨，文中“东征”就是指这件事情。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壶关一带。司马师东征时“取”李喜为从事中郎，“取”要诉诸武力，“辟”则讲求礼节，所以，“辟”可以推辞，“取”只得应命。李喜曾辞景王父亲司马懿之辟，而这次又应景王本人之召。不愿就其父之邀，却出任其子之命，引发了景王司马师的好奇，他大惑不解地问李喜道：“过去先父辟你为官你不就，现在我取你为什么又来了呢？”干嘛不吃敬酒吃罚酒呢？李喜的回答直截了当：你父亲以礼待我，我也以礼决定进退；而你以法来强制我，我当然只好畏法就职。 　 李喜不想卑鄙地求官，也不想无谓地去送死，他对景王的答语真漂亮极了：既不狂放无礼，也不阿谀奉承，正好在不卑不亢之间。 　 今天，哪里去找李喜这样的读书人呢？
 王敦击鼓——《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六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旁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世说新语·豪爽》
　  王大将军即王导从兄王敦，他从小的长相就非常凶狠，时人见他后便评论道：“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古人常以“蜂目豺声”形容凶恶残忍的神态性情。成人后的王敦绝非莽撞武夫，史书称他“口不言财利”，性尚简略而识有鉴裁，经略指麾能使决胜千里之外，很早就为族兄王戎所惊异和赏识。即使后来手控重兵“滔天作逆”，《晋书》史臣仍然赞叹说：“王敦历官中朝，威名宿著，作牧淮海，望实逾隆……弼成王度，光佐中兴，卜世延百二之期，论都创三分之业，此功固不细也。” 　 这则小品通过击鼓的细节，为我们勾勒了王敦强悍豪迈的雄风。 　 文章前面三句交待王敦平的音容笑貌：“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操一口土里土气的南蛮乡音，看起来像个呆头呆脑的乡巴佬。这副模样夹在一群风雅的名士中间，使他看起来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    接下来的场面更让他难堪：晋武帝司马炎召集当世贤达一起谈论歌舞艺术，每个名士都侃侃而谈，大家对艺术似乎无知不知，无所不会，举止都很优雅，谈吐更是从容，唯独王敦“都无所关”——他对人们谈论的艺术都没有涉猎过，不只看上去像个粗人，他的艺术修养也很粗鄙。作者用“意色殊恶”写尽了他的尴尬，“殊恶”是说他的样子特别难看。像王敦这么要强的人，怎能忍受这种被人嘲笑和蔑视氛围？一股倔强之气鼓动着他自告奋勇地说：“知打鼓吹。”武帝马上命令人拿鼓给他，在这种场合要为名士们击鼓，大家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意在逞强，可能出丑。 　 没想到等鼓一送来，憋了一肚子气的王敦马上“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你看他那“振袖而起”的激情，那振臂“扬槌”的强劲，那“神气豪上”的气概，那“旁若无人”的自得，再听他那“奋击”而出的雷鸣鼓声，那“音节谐捷”的隆隆音响，让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雅士惊呆了，他们由衷地“举坐叹其雄爽”。转眼之间，王敦由一个被人鄙视的粗人，变成了一个被人仰视的豪杰，由一个被冷落一边的莽汉，变成了人们所注目的焦点。整个皇宫都响彻了他“奋击”的鼓点，整个会场他成了主宰的中心。 　 抑扬顿挫的行文手法，跌宕起伏的篇章结构，简洁峭峻的刻画艺术，文章只用寥寥八九十字，就把这位雄豪的壮士描写得栩栩如生，把那些文弱书生反衬得像小白脸。我们不得不赞叹王敦男子汉的豪气，更不得不佩服作者技巧的高明。
 壮怀激烈——《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七
    王仲处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 　　——《世说新语·豪爽》　　王敦人称“王大将军”， 字仲处，小字阿黑，是东晋辅佐中兴的开国元勋，也是恃势骄陵图谋篡逆的叛将。他这种有棱有角有胆有识的枭雄，爷高兴时可以让天下安，爷不高兴时可以叫天下乱，你可能不敬重他，但你不可能不畏惧他；你也可能仇视他，但你绝不可能藐视他。 　 史书说他从少凶顽刚暴，不仅胸有大志，而且识多远谋，更加之为人冷酷。《世说新语·汰侈》篇载，石崇每次宴请宾客时都要豪饮，每次豪饮都让美人斟酒劝客，客人要是没有一饮而尽，就令仆人轮流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和王敦一起拜访石崇，王导向来不善饮酒，怕美女丧命便勉力强饮，一直喝到酩酊大醉。轮到王敦时他故意不饮以看热闹，石崇家连杀了三个劝酒美人，他仍然“颜色如故，尚不肯饮”。王导当面责怪他，王敦若无其事地说：“他杀自家人，干你何事！”王敦之冷血残忍可见一斑。 　 不过，人是世间最复杂多面的动物，《世说新语》称“王仲处世许高尚之目”，即世人给王敦“高尚”的品评，另一方面王大将军也“自目高朗疏率，学通《左氏》”，就是说将军的自我感觉也非常好，给自己的评价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学问上还精通《春秋左氏传》”。品性是否高尚不必较真，学问是否渊博也无从老论，但他与曹操“一见倾心”肯定不会有假。这则30多字的小品，细腻生动地揭示了他的胸襟、志向与豪情。 　 王敦每至酒酣耳热，血气奔涌，总要诵咏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一诗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公其人雄豪霸气，自然使王敦心存仰慕，其诗同样沉雄骏爽，更能激起他的万丈雄心。曹操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并吞天下之志，王敦也“手控强兵”，有“问鼎天下之心”，他们的目标都“志在千里”，他们的为人都“壮心不已”，历代诗人中大概只有曹操与他最能“心心相印”。文后这一细节尤其传神：“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如意是古代一种日用器物，柄端制成手指的形状，用来搔痒可如人意，因而被称为“如意”。用骨、角、玉、铁、铜、竹或木制成，长短古今不同，或三尺或一二尺，近似于今天搔痒的“不求人”。唾壶就是今天说的痰盂。《世说新语》有一注家说王敦是“以如意打玉唾壶”，《晋书·王敦传》说“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可见，王敦是边高歌曹操“老骥伏枥”诗句，边用如意打玉唾壶为节拍，歌咏之声与敲击节拍一起有一种金声玉振的共鸣，直到唾壶口全都被敲成一个个缺口。即使当年没有录像和录音，千载之后我们仍能想见王敦那虎虎生气，能够感受他那勃勃的雄心。 　 俗话说“自古英雄惜英雄”，东晋另一位“久有异志”的枭雄桓温对王敦满怀敬意，《世说新语·赏誉》篇说：“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可儿”是当时口语，意即“能干人”或“可意人”，与今天的“好角色”相近。暂且撇下忠君这一道德评价，王敦算得上敢作敢当的“可儿”，有勇有谋的大丈夫，他边歌“志在千里”边打唾壶的情景真叫人神往！
 血性男儿——《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八
    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瞋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 　　——《世说新语·豪爽》　  很少人不知道“闻鸡起舞”这个成语，但很少人知道“闻鸡起舞”的祖逖。这则小品中的主角“祖车骑”即祖逖，作者用简洁的笔法刻画了这位东晋政坛上的传奇人物：写他面对邪恶的凛然正气，写他面对强手的强悍霸气。 　 不熟悉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祖逖的个性人品，就很难读懂这则小品。   “王大将军”就是那位重兵在握的王敦。东晋经济和军事的重心在荆、扬二州，此时他晋职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于是便露出“蜂目豺声”的虎狼本性，已经不满足于“专擅朝政”，正在加速实现“问鼎”野心，希望自己马上从称“臣”变为称“朕”。“始欲下都”是指王敦想从武昌来建康，都城在武昌的下游。来都城的目的是要“处分树置”，也就是要对政府各人事部门进行重新安排设置。“处分树置”四字表明臣强君弱的处境，他一人似乎可以摆平朝政，不只是“目中无人”，简直就是“目中无君”。先派遣军府中的佐僚参军告之朝廷，顺便也向都城贤达委婉传达自己的旨意。虽然暂时还没有废君自立，但要一人进退百官主宰朝廷。 　 祖逖当时尚未镇守寿春，人正好还呆在京城。见王敦如此猖狂放肆，马上瞪眼严厉警告王敦使者说：“你赶快去告诉阿黑，怎敢来这里撒野无礼！叫他马上收起脸乖乖回去，别来朝廷张牙舞爪。要是稍有耽搁，我要率三千兵甲用长矛戳他的脚，让他滚回武昌。”“阿黑”是王敦小名，这里直呼小名表示轻蔑。“摄面”就是收起或裹起脸面，“给我放老实点”的意思。“上”与前文“下都”相对，指溯江而上回到武昌。这段话的无异于警告王敦：有我祖逖在，看谁敢胡来！ 　 没有想到，开始不可一世的王敦竟然“闻之而止”；更没想到，王敦不害怕皇上却畏惧祖逖！ 　 祖逖何许人也？史称他从小就“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年轻时邀好友刘琨“闻鸡起舞”练剑，国家大乱后“常怀振复之志”。他率领军队过江北伐中原，中流击楫对大江发誓说：“祖逖此去定要驱除敌寇，重整山河！”见将军“辞色壮烈”，士卒无不慷慨激昂。他不只是豪爽英武，遇事“又多权略”，可惜天不假年56岁便病死于战场，没有完成恢复中原的大业。 　 《世说新语·赏誉》篇载：“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为王敦所叹。’”他的挚友刘琨称赞他开朗豪放，很小便为王敦所赞叹不已。可见，枭雄王敦对祖逖的霸气、胆识和才华敬畏三分。《晋书·祖逖传》说，“王敦久怀逆乱，畏逖不敢发”，等他死后“始得肆意焉”。    小品中祖逖这几句威严的斥责警告，避免了国家动乱和生灵涂炭，也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民族的“血性男儿”，什么是英雄的“浩然正气”，什么是国家的“中流砥柱”。
东床坦腹——《世说新语》品读之二十九
    郗太傅在京口，遗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此正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世说新语·雅量》　  郗太傅（鉴）与王丞相（导）两家都是东晋豪门，郗、王二人又同处当朝权力的核心，在魏晋那个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郗王二家的子女联姻可谓“门当户对”，所以任职京口的郗太傅遣门生云向王导“求女婿”。王丞相也很随便坦然，叫郗太傅的门生往东厢“任意选之”。魏晋的门生不一定就是主人的弟子，大多是投靠世家大族的门客。厢指正房前面两边的房屋，正房一般都坐北朝南，厢房通常便为东西两向。 　 听说郗家叫门生来“求女婿”，这下可忙坏了“王家诸郎”，个个都精心地修饰自己，不仅抖出自己平时最喜欢的衣冠，而且在仪态上也作了大幅度“调整”：尽可能地庄重而不呆板，随便又不轻浮，言行举止都优雅得体，尽可能显出大家豪门“范儿”。想不到郗太傅那位门生也眼明心细，王家子弟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回家后向郗太傅一一禀报：“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矜持”一词道尽了诸儿郎为了成为郗家快婿故作庄重、拘谨种种不自然状。门生接下来又向郗太傅说：“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与诸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兄弟们精心打扮自己的时候，此郎竟然坦露着肚子仰卧东床，完全像没听说过郗家选婿这回事似的。如此不雅，如此放肆，如此任性，此郎在这场选婿中落选必定无疑。想不到郗公听说后不仅没有皱眉，反而高兴地一拍手说：“此正好！”郗太傅在世俗眼中也未免太草率了，还不知道此郎的姓名、个性、学业，甚至还没有见到此郎模样，只因为在选婿时坦腹仰卧就选为女婿，谁没有自己的肚子呢，坦露肚子算什么本事？太傅一言九鼎，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么定了。定了女婿人选再云访女婿的姓名，原来坦腹者“乃是逸少”，即那位后来冠绝古今的书圣王羲之。 　 故事极富戏剧性。最不雅观的坦腹者却是最为高雅艺术的创造者。其实这一戏剧性的偶然中包含着必然。王家其他“诸郎”在选婿时，不仅用衣冠遮住了自己的身体——掩盖了自己生理上的“真我”，而且用诸般“矜持”之状遮住了自己精神上的“真我”，他们都用世俗的意识、举止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已经失去了生命的真性，尽管穿戴入时，尽管谈吐文雅，但不可能有惊世骇俗的精神创造。 　 王羲之在郗家“觅婿”时坦腹东床，坦露出了他身心的本然形态，展露了他个体的性情之真，生理上的自然坦露和精神上的真率洒脱，此正表明他的内在生命没有被世俗所掩埋、阉割和窒息，他草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劲健笔力不正是来自他生命的勃发旺盛么？他行书“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气韵不正是来自他精神的洒脱飘逸么？ 　 当时坦腹东床的逸少是块璞玉浑金，为女选婿的郗太傅也有识珠慧眼。单凭他主动向王丞相“求女婿”一事，就可以看出他本人也讨厌世俗礼节，一个大家闺秀还愁没有采花者？养着女儿还低头向人家“求女婿”？“求女婿”本身就是向世俗的挑战。郗太傅肯定也认同阮籍“礼岂为我辈设哉”那句名言。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女婿固不凡，泰山也不俗。 　 作者笔致空灵跳脱，“君往东厢任意选之”一句后，径直便写“门生归”。从禀报郗太傅的话中见出门生选婿观察之仔细，如果一五一十详写他如何选婿那真是佛头着粪，死板乏味。以“诸郎”的“咸自矜持”，衬托逸少的坦腹真率，反衬手法的运用也恰到好处。郗公“此正好”三字让人忍俊不禁，文字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冷幽默。文中郗公写信求婿，王丞相表态同意，门生东厢挑选，然后回去禀报，接着郗公拍板，每一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而真正的主角逸少始终没有露面。逸少人无须露面，其形象却活灵活现，这种“背面傅粉”技巧之高明令人叫绝。只用一百来个文字，居然写了那么多人物，那么曲折的情节，那么多转折顿宕，这样高的艺术手腕你能不服吗？ 　 这则小品堪称艺术极品。
 礼遇书生——《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
    王安期作东海郡，吏录一犯夜人来。王问：“何处来？”云：“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王曰：“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令归家。 　　——《世说新语·政事》　  为了大家品味文章的妙处，先得交待一下文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安期”即王承的字，“作东海郡”是指王承曾为东海太守一事。东海郡的郡治郯（tán），在今山东郯县北面。“录”就是我们今天逮捕的意思。 　　地方长官明令实行宵禁，谁触犯宵禁理应受到惩罚。王安期做东海太守时就遇上了这么一回事，部下抓到了一名“犯夜”的人。王安期审问道：“何处来？”“犯夜”者回答说：“从师家受书还，不觉日晚。”“犯夜”人原来是一个刻苦用功的书生，读书而“不觉日晚”，看来他读书的兴趣很浓。    发愤读书其行可嘉，深夜行路触犯宵禁，是嘉奖他还是处罚他呢？处罚一位深夜读书的学子，会造成非常坏的社会影响，不处罚他的“犯夜”行为，宵禁便成了一纸空文。    王安期遇上一个棘手难题。这位太守大人如何是好？ 　 按一般官僚的心理和成规推测，他无疑会关押收审学子几天或几月，让他吃点皮肉之苦，给那些胆敢触犯宵禁条例的人一点厉害看看，这样太守的威风气派自然也就出来了，否则威信将从何而来？ 　 实行宵禁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治安，禁止那些不法之徒在暗夜为非作歹，现在受罚的却是安分守己的勤勉学子，这与宵禁的初衷不是大相径庭吗？这则小品通过描写王安期当时的心理活动，阐明他简短的处理意见：“鞭挞宁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这句老实话中有某种幽默感。宁越是西周时人，家境贫寒激发他发愤苦读，经过十五年的学习终于成了周威公的老师。靠鞭挞像宁越一样勤奋读书的人来树立自己的威名，恐怕不是达到社会清明安定的根本办法。“致理”就是致治的意思，为唐人避高宗李治读所改。“恐非”二句写出了王安期不愿意处罚犯夜书生的原因，这才有了“使吏送令归家”的处理结果。   《晋书》称王安期为政宽恕仁厚，有一次小吏偷吃他池中鱼，主薄正准备拿小吏问罪，王安期知道后指示说：“文王之囿，与众共之，池鱼复何足惜！”他对那位违反宵禁学子的态度，真比今天某些“人民公仆”对待教师的做法要高明一万倍。他宁可丧失自己的威名而送学生回家，我们有些公仆则克扣教师工资去买自己轿车来显示气派，至于那些与小学生开房的官员就更是衣冠禽兽了。
 向秀入洛——《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一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世说新语·言语》
　  曹魏后期，司马氏集团加紧了篡夺的步伐，残酷地杀戮不向他们俯首称臣的士人。嵇中散就是三国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嵇康。嵇康尚曹操孙女长乐公主，不满司马氏集团的篡权阴谋，加之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与以名教为幌子阴谋夺权的司马氏尖锐对立。他在士林的影响力使他成了不满司马氏集团人士的精神领袖，这一切注定了嵇康被害的悲剧下场。  　向秀是嵇康的挚友，嵇康在山阳打铁时，他欣然去帮他拉风箱。嵇康被杀以后他不得不应举郡中计吏到京城洛阳，完全是迫于司马氏的政治压力。这时摆在士人面前的道路唯有两条：或者归附，或者杀头。向秀虽然讨厌司马昭的阴险伪善，但他更害怕自己掉脑袋，所以只好去洛阳臣服于司马昭——向人低头总比自己掉头合算。 　 想不到文王司马昭不给他一点面子，一见面就挑衅似地问他说：“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箕山之志”即隐居遁世的志向，据说上古唐尧时的隐士许由，一直住在“颍水之阳，箕山之下”。既然有不仕王侯的高洁志向，干嘛跑到京城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之地来呢？司马昭何曾不知道向秀是被逼来的，他这一问又逼着软弱的向秀说违心话，一个过于爱惜脑袋的人必然不太爱惜尊严，我们来听听向秀的回答有多滑稽：“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晋书》称向秀“好老庄之学”，有飘逸之韵，慕巢许之风，现在在千古权奸面前说上古巢、许两位隐士为“狷介之士”，他们孤傲不群的行为“不足多慕”，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这就是权奸的狡诈之处，明明是他们把你逼来，偏要你承认是自己跑来，然后他站在一旁欣赏你自我作践自我否定的情景，品味自己手中权力的淫威。这使人想起“四人帮”强迫知识分子写检讨的那一幕，当时多少读书人为了免受或少受皮肉之苦，自己朝自己脸上吐唾沫：过去的尊孔之士站出来批孔，过去的拔俗之士忙着去媚俗，过去的清高之士忙着去钻营…… 　 听完向秀这一番自我践后，来一句不阴不阳的“王大咨嗟”。“咨嗟”可以理解为“感叹”，也可以理解为“赞叹”，即“文王对向秀的回答大为赞叹”。文王司马昭要是生活在今天一定会这样说：“能与落后分子划清界限，你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向秀的确是个可以改造好的同志。” 　 向秀在赴洛阳途中写了一篇《思旧赋》，表达了自己对被害友人嵇康、吕安深沉的悼念，并赞美“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的可贵品质，然而，转眼他又不得不在杀害嵇康的刽子手面前曲意逢迎，不难想象他内心承受了多少屈辱和煎熬。封建专制对人的戕害如此严重，不仅剥夺了人的平等与尊严，甚至阉割了民族的生命力，专制社会没有人格健全的公民，只有俯首帖耳的奴隶，“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个性，谄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之不敢不生，命之死不敢不死”（邹容《革命军》） 　 向秀低下头颅，换来了高官，由散骑侍郎迁黄门侍郎、升散骑常侍。史书说“在朝不任职”，只是“容迹而已”。嵇康被暴君毁灭了肉体，向秀被暴君摧残了心灵；嵇康在专制之下在劫难逃，向秀在淫威之下也未能豁免；嵇康极其不幸，向秀又怎能说幸呢？他们二人的差异只在于：一个豁出了性命，一个交出了灵魂。
 待客之道——《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二
     过江初，拜官舆饰供馔。羊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并得佳设。日晏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竟日皆美供。虽晚至，亦获盛馔。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  　　——《世说新语·雅量》　　 谁都免不了要到别人家做客，做客的人谁都有这样的经验：做客时最怕主人虚情假意，饭菜极尽其精美，态度极尽其殷勤，招待极尽其周到，但客人自己却感到极其不自在，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留下来自己觉得勉强，一走了之又怕得罪主人。上自己挚友家做客的感受就大不一样：朋友家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不需要格外忙乎张罗；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用不着绞尽脑汁敷衍应付；兴起而往，兴尽而归，不必察看主人的脸色和心情。在朋友家与在自己家没有任何两样，彼此都脱略形迹，主客全都无拘无束。节假日上这样的朋友家做客，能真正体验到友情的珍贵，感受到人际的温暖，品味出生活的醇香。 　 东晋初年政权还在草创阶段，朝廷接二连三任命了大批朝官和地方官，按当时的风俗受命者要款待前来道贺的人。这时羊曼拜丹阳尹，羊固拜临海太守，时人将他们并称“二羊”。不过二羊并不是亲兄弟，羊曼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丹阳尹等职。羊固是泰山（今山东泰安市东）人，以善草书和行书闻名于当世，历任黄门侍郎、临海太守等职。先来羊曼家道贺的人能吃到丰盛的宴席，几天后好食物被吃空了，后来的客人不问贵贱都待之以粗茶淡饭。羊固拜官后他整日都为道贺者提供美食，不论迟来早到都可大饱口福。“佳设”就是精美的食品。 　 羊固比羊曼更细心周到，也更舍得掏腰包，想不到“时论以固之丰华，不如曼之真率”。羊固为什么吃力不讨好呢？关键是他的大方和精心是“做”出来的，从早到晚，从先到后，他的宴席都同样丰盛精美，人们在大快朵颐时多少有点不自在，因为客人感到主人在“存心”待客，说白了，就是没有把客人当作“自己人”。羊曼则恰好相反，他一方面对道贺者由衷感激，家里有什么就让客人吃什么，对客人是那样随便、自然和真率，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与温情。 　 待客之道和为人之道一样，最重要的不是食物的丰盛，而是对人态度的真诚。
 《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三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庚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 　　——《世说新语·言语》　　 这则小品记录了两位显贵名士的一次闲谈。庾公就是东晋当朝国舅庾亮，官拜司徒、录尚书事、开府仪同三司。此公情文兼胜而又仪态优雅，《晋书》本传称“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老庄，风格峻整，动由礼节，情韵都雅”，他死后何充十分惋惜地说：“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与庾亮对话的是享有重名的周顗，他风神的秀朗和谈吐的敏捷，在时辈眼中酷似西晋乐广。 　 他们两人这次谈的不是深奥的玄学，不是高雅的艺术，不是美丽的山水，也不是严肃的政治，而是谈彼此的胖瘦。庾亮一天去拜访周顗，周顗一见庾亮就半是调侃半是关心地问：“君何所欣说而忽肥？”“欣说”即欣悦。这句话用今天的口语就是说：“老兄，您这段时间遇上了什么喜事，忽然变得这么富态？”善于戏谑的庾亮也马上反唇相讥：“老弟，您这段日子遇上了什么伤心事，突然变得这么瘦——风都快能吹起来了？” 　 庾亮不回答“何以忽肥”的难题，反而逼着周顗交待他“何以忽瘦”的变化。不管周顗是否认自己“忽瘦”的事实，还是罗嗦地解释何以“忽瘦”的原因，这场寒暄都将沉闷无聊，了无趣味。 　 周顗谈锋机智果然名不虚传，庾亮的话音刚落，他马上就回答说：“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周顗口吐莲花，话题立即峰回路转，身体胖瘦的闲谈在他的口中也不落半点尘俗，平庸无奇的聊天在他那里也变得新奇玄妙。“吾无所忧”回答庾亮问话的上半句——“何所忧惨”，“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回答回答庾亮问话的下半句——“忽瘦”。你不是问我何因消瘦吗？既不关病酒也关忧心，只是由于我身心日渐清净、空明和澄澈，身心的渣滓、污秽、挂虑日渐消除。他于俗中觅雅，于凡处见奇，肥瘦这个本属于生理学的问题，突然转换成了一个心灵超越的哲学问题。一方面交待了自己“何以忽瘦”的原因——是因为“清虚日来”，另一方面又暗示了对方“何以忽肥”的秘密——他心中的滓秽未去，所以才使自己身体肥胖不堪。回答自己“忽瘦”是明言，回击对方“忽肥”是影射，明提暗讽，一箭双雕。 　 可惜，我们无缘亲自参与魏晋士人意趣横生的清谈，只能从《世说新语》书本上“聆听”精英们机智的对答，雅致的诙谐，风趣的调笑……
 雅与俗——《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四
    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世说新语·言语》　  苏东坡曾在一则小品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书生想头戴乌纱帽，一书生想腰缠十万贯，一书生想骑鹤上青天，一书生则想三者兼得——头戴乌纱帽，腰缠十万贯，骑鹤上青天。林语堂先生描绘理想的人生时说：“坐美国的汽车，吃中国的饭菜，娶日本的太太，找法国的情人。”今天的中国人又在这后面加了一句：“当共产党的官。”可见，人生的欲望是多方面的，居庙堂之高则思山林之乐，啸傲林泉则又想执笏朝端。除非条件限制或万不得已，我们既想吃鱼又想吃熊掌。 　 文中的刘真长即刘惔（dàn），东晋著名的玄学家和清谈家，历官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等职，许玄度就是许询，东晋大名鼎鼎的玄学家和文学家。另一位王逸少就是书圣王羲之。这三位都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高人雅士。许询多次拒绝朝廷征召，终身都是一名不事王侯的隐者。《建康实录》说他“幼冲灵，好泉石，清风朗月，举酒咏怀”，俨然超迈绝尘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交游的也是谢安、王羲之、支遁等一流人物。刘惔虽然是一位入世官僚，但《晋书》称他“清远有奇标”，酷好老庄而纯任自然，死后名作家孙绰赞美他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堪称处俗却能脱俗的雅士。 　 超然尘外的雅士有时也有俗不可耐的念想，想不到吧？ 　 刘惔任丹阳尹期间，许询曾前去就宿清谈，夜晚看到他家的床帐装璜豪华富丽，餐桌上的饮食丰美甘肥，不禁发出由衷的艳羡：“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大意是说：“兄在丹阳尹这个位子上所获得的享受，比我在东山丛林中所过的穷日子好多了，小心保住这顶乌纱帽吧。”刘惔对朋友的提醒也莫逆于心，连忙向他保证说：“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如果知道吉凶祸福在于各人自己的努力，我怎么不能保全这个位置呢？”这一官一隐的对话何其俗气浅薄，相比于他们平时的高雅出群真是判若两人！书圣王羲之听到他们二人的闲谈后，多少有点鄙夷地说：“假如古代的隐士巢父、许由与那时的贤臣相会，大概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稷相传是周代的祖先，舜时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相传是商代的祖先，舜时为司徒。他们后世被视为贤臣的代表。王羲之的话让刘、许二人都羞惭得满脸通红。 　 许询、刘惔这种心态在魏晋名士中很有典型性，有些士人一边高唱无为遗弃世事，一边又贪恋皇家的高官厚禄，岂肯轻易脱下佩带簪缨？石崇所谓“士当令身名俱泰”，是一部分名士的人生理想。既雅且俗的人生追求，往往使他们在仕途上进退失据，在生活中难以自处。为了能享入仕的荣华，又不失出世的潇洒，他们终于发现了处世的两全妙策：居其官却不干其事，不治即所以为治；享其禄却无所为，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什么都无须献出，但什么又能得到。
 灵襟秀气——《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五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世说新语·言语》　  魏晋士人追求一种清明恬静的境界，向往一种优雅飘逸的风度。我们不妨看看司马道子与谢朗之子的一次对话：“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司马道子是一位昏醉终日权欲熏心的俗物，连他这种人也憧憬澄明光洁的境界。 　 文中“谢太傅”指谢安。在泛海遭遇狂风巨浪时优游从容，在杀机四伏的危急时刻谈笑自若，在日常生活中更是温文尔雅，谢安不仅是东晋左右朝政的重臣，也是当时士林风雅的典范。 　 这则小品写的是谢安与侄子侄女们的一个生活片断，主角是他精心培养的子侄们。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内集”指家人在一起团聚。《晋书》本传称谢安“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寒雪天还要给儿女们讲论文章义理，他对后辈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不一会儿雪越下越大，他兴奋地考问子侄们说：“白雪纷纷何所似？”    这是要子侄们谈谈对鹅毛白雪的审美感受。“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胡儿是安次兄谢据长子谢朗，史书说他“善言玄理，文义艳发”，是一位修养深厚且情趣高雅的贵族子弟，但以“撒盐空中”比拟鹅毛大雪实在不敢恭维，非但没有传达出雪花轻柔、洁白、飘逸的神态，而且有点村夫子的俗气，真有些叫人大失所望。兄女马上接着说：“未若柳絮因风起。”“柳絮因风起”形容飞扬雪花比起“撒盐空中”来，更形象，更逼真，也更高雅，难怪谢安听后“大笑乐”了。他这位侄女是长兄无奕的千金，王羲之次子王凝之之妻，东晋有名的女诗人谢道韫，她因这一句而获得“谢絮才”的美称。 　 宋代一书生陈善在《扪虱新谈》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谢朗的那一句并不比谢道韫的逊色：“撒盐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风起，此鹅毛雪也。然当时但以道韫之语为工，予谓诗云："相彼雨雪，先集维霰。’霰即今所谓米雪耳。乃知谢氏二句，当各有所谓，固未可优劣论也。”陈善以为“撒盐空中”是咏雪子，“柳絮因风起”是咏雪花，谢氏兄妹二人各有所指，所咏对象有差异，艺术水平则无优劣。这表面看来似乎说得在理，但他忘记了谢安是问“白雪纷纷何所似”？显然是要他们兄妹吟咏雪花而非雪子，再说，即使这两句确实“各有所谓”，就风调而论也以谢道韫为优。宋代蒲寿宬《咏史八首·谢道韫》说：“当时咏雪句，谁能出其右。雅人有深致，锦心而绣口。此事难效颦，画虎恐类狗。”“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表现了她作为诗人细腻的感受能力，作为才女的灵襟秀气。 
 家娶才女——《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六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世说新语·贤媛》
　　娶到美女如果是一种福气，娶到才女可能就是一种压力，娶到美女加才女那简直就是晦气，娶到了谢道韫这样的女孩就更别想喘息。 　 谢道韫是谢安的侄女，出身于东晋数一数二的豪门，美、才、富、贵兼备于她一身，她的创作和品鉴富于灵秀细腻的艺术感受，她的胸襟气韵更有“雅人深致”。娶到这样的太太你这辈子还能抬头挺胸吗？美国一位作家曾挖苦某个十全十美的希腊式古典美人说：“爱她等于受高等教育。”娶谢道韫这样的女子做太太，那岂不是一辈子都在“攻读博士”？ 　 当然，谢道韫这样的女子不是一般人所“敢”娶，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娶。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白富美”之外，她还得另加“才”与“贵”——不是暴发户的显贵，而是门地与气质的高贵，娶她的人也得“高富帅”之外，同样还须有高贵与才华。后来唐诗中所说“旧时王谢堂前燕”，东晋能与谢家门当户对的只有王家。她后来嫁给了王羲之次子王凝之。凝之禀承家风工于草隶，历任江洲刺史、会稽内史等职。 　 嫁给这样的如意郎君，谢道韫仍然牢骚满腹。文章一起笔就说“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自从嫁到王家后就很瞧不起丈夫，回家省亲还是一脸不高兴。“不说”就是“不悦”。叔父谢安一直把她视为掌上明珠，连忙安慰侄女说：“你家王郎是大名士王羲之公子，他自己也是一表人才，你干嘛这么讨厌他呢？”她对着叔叔道出了一肚子怨气：“我们谢家一门，叔父中则有阿大（谢尚）、中郎（谢据）这等人物，堪称人中之杰，从兄弟中有封（谢韶）、胡（谢胡）、遏（谢玄）、末（谢渊）这等人物，哪个不是才智超群？想不到这天地之中，竟然还这么个夫君王郎！” 　 鄙薄丈夫就是鄙薄自己，除非是自己想离婚改嫁，而当时女子离婚既为国法所不许，也为社会和家族也不容。像谢道韫这等大家闺秀，怎么可能轻易地在娘家人面前贬损夫君呢？粗看还以为她是在尖酸刻薄地穷损丈夫，细读才会发现她句句“正言若反”——她的鄙薄恰恰是赞美，她的讨厌恰恰是疼爱，就像平常百姓家妻子骂丈夫“讨厌”或“死鬼”一样，骂得越凶其实爱得越深。既然深受自己的丈夫，又为什么要数落丈夫呢？谢道韫出嫁之前一直为自己谢家自豪，没有想到王家门地人才和修养气度，样样都足以与谢匹敌，很多人物的才华风度甚或过之。在自己出众的叔叔兄弟之间，她自己丈夫的风情气韵都不遑多让，她埋怨中其实透着自豪。自从嫁到王家她克尽妇道，夫君遇难后便寡居会稽，史书称赞她说“家中莫不严肃”。 　 谢道韫月旦人物十分辛辣，批评亲人更是不留情面。谢遏十分敬重她这个姐姐，可她有一次对这位弟弟说：“汝何以都不复进？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她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一点都没有长进？是因为尘事分心，还是天资有限？这种“凶狠”是恨铁不成钢。而她穷损丈夫也不过是在晒幸福。 　 要是真的娶到了谢道韫这样才智卓越的大家闺秀，你也许不能放肆，不能胡吹，但你同时也不会堕落，不会颓废；你的人生也许有压力，但肯定更有动力。她不仅会让你身心愉悦，更能让你心智成熟，尤其会促进你事业成功。 　 朋友，说到这里我要修正上文的观点，没有比“女子无才便是德”更荒唐的了，娶美女有艳福，娶才女才幸福！ 
 慈母仪范——《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七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鲊饷母。母封鲊付使，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世说新语·贤媛》　  陶侃的家庭“望非世族”，他所生长的环境“俗异诸华”，而他本人最后能拔萃于偏僻之地，比肩于世家大族之列，《晋书》本传称他地位“超居外相，宏总上流”。世家望族背后蔑称陶侃为“溪狗”，他是东晋前期政坛上一个异类，是以“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 　 是谁养育了这个“非常之人”呢？父亲去世时陶侃还只有几岁，是他母亲一手将他养大成人。陶侃友人范逵见到陶母后叹息说：“非此母不生此子！” 　 陶侃母亲湛氏豫章新淦（今江西省新干县）人，为侃父丹聘娶作妾。史称陶氏世代贫贱，湛氏母家比陶家更为贫贱。陶侃从少便志向远大，她日夜纺绩资助儿子结交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同郡孝廉范逵一次路过陶家，遇上大雪后便在陶家借宿。此时陶家真是“家徒四壁”，范逵仆从车马不少，这下让陶侃左右为难。湛氏叫儿子出去招待客人，她把几根房柱子劈成木柴，把自己睡的草垫铡碎作为马料，把自己长发剪成两副假发换得米粮，很快摆上一顿精美饮食，客人和随从个个都十分满意。范逵离去时陶侃相送一百多里，后来范逵到处向人盛赞陶侃的忠厚、正直和才能。湛氏的一言一行都为儿子示范了待客之道，也为儿子后来的成功积累了人脉。 　 这则小品湛氏更以身作则，教育儿子从政就应廉洁奉公。 　 陶侃年轻时当过管理鱼梁的小官。鱼梁是一种捕鱼设施。以土石筑断小河水流，在小坝中间留下缺口，再把鱼儿能进不能出的竹笱置于缺口中，鱼顺流游入竹笱便可捕获。陶侃因职务之便，曾用陶罐装一些腌制的鱼带给母亲。坩（gān）是一种盛物的陶器，鲊（zhǎ）是一种南方人用盐和红曲腌制的鱼。这即使在现在也算是“人之常情”，属于我们大家常说的“职务便利”。湛氏娘家夫家都很贫苦，现在儿子大了总算能改善一下生活，换成其他母亲肯定“求之不得”，没想到儿子的“孝心”却给母亲带来了烦恼。她将鱼罐加上封条交给派来的人，并回了封信严厉责备儿子说：“你刚一出仕为官，便把官家的东西送给我，不仅对我毫无益处，反而增添了我对你的担忧呵！”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陶母有点小题大做，儿子不就是给母亲捎带了几条腌鱼吗？其实，这正是陶母的过人之处，这件小事表明她德高虑远。儿子现在管鱼就给家中带鱼，将来管钱难道不会给家中捞钱？要是管什么就贪什么，儿子不就成了一个贪官污吏吗？ 　 史称陶母湛氏“贤明有法训”，对儿子的严格是出于儿子的慈爱，她处处身体力行地告诫自己的孩子：临事不苟，临财不乱。 　 后来陶侃的为人处世能见到他母亲的影子，《晋书·陶侃传》载陶侃从不爱财，“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作所致，虽微必喜；若非理得之，则切厉诃辱，还其所馈”。可见，是由于有湛氏这样的“非常之母”，才养出了陶侃这样的“非常之人”。湛氏堪称慈母仪范。
 巾帼英豪——《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八
    王经少贫苦，仕至二千石，母语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经不能用。为尚书，助魏，不忠于晋，被收。涕泣辞母曰：“不从母敕，以至今日。”母都无戚容，语之曰：“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 　　——《世说新语·贤媛》　  王经出生贫寒之家，生活的磨难使他为人踏实，迫切想改变命运又让他志存高远，出仕以来颇有政绩和政声，累迁至二千石。汉魏内自九卿郎将外至郡守尉的俸禄等级都是二千石，后来二千石成了这类官的代称。他母亲对儿子的成就十分满意，对儿子的官阶更非常满足，便劝告仍然奋斗不止的王经说：“你本为寒门子弟，官位已经达到了二千石，实话说你的所得大大超过了我的所望，现在可以到此为止了。”积极进取的王经哪听得进母亲这些告诫？他还是精神抖擞地拼搏不已，最后如愿以偿做了魏国的尚书。 　 此时魏国的政坛风涛险恶，司马氏集团基本控制了朝政，曹魏政权已是臣强主弱。司马师废掉曹芳后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擅权，大肆铲除朝野忠于曹氏的异己，曹髦事实上是一个任凭摆布的傀儡，朝廷内外都心知肚明，改朝换代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曹髦对大臣王沈、王业、王经等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忍气吞声是死，奋起反抗也是死，曹髦不听王经的忠告选择了反抗。王沈、王业为了自保邀王经向司马昭自首告密，王经对他们说：“自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敢怀二心乎？”曹髦事败，王经为司马氏逮捕。他泪流满面地辞别母亲说：“怪儿当年没听母亲教诲，以至有今日之祸！”此时此刻，王母对即将临刑的儿子却没有半点埋怨，没有半点哀伤，她镇定自若地安抚王经说：“我的好儿子，你为子能尽孝，为臣能尽忠。一生有忠有孝，无愧大丈夫，怎么能说辜负了我呢？”东晋文学家袁宏后来在《三国名臣颂》也赞叹道：“烈烈王生，知死不挠。求仁不远，期在忠孝。” 　　王经值得后人称颂，王母更加可歌可泣。 　　这则小品用母子二人的对话，刻画了王母的胸襟、气节和见识。当儿子“仕至二千石”还不满足时，王母劝儿子要懂得适可而止。这里可以见出母子二人精神的超脱与沾滞，儿子富于强烈的功名欲望，自然也看不透世俗的利害，母亲看轻社会的虚名，也不在乎官家的利禄；还可以见出母子目光的深远与短浅，儿子只能看到眼前高官带来的利益，却料不到高官潜在的危机，母亲明白朝廷既然能让你出头，自然也就能让你掉头。当儿子因不能功成身退招来杀身之祸时，王经对自己母亲满怀愧疚，母亲却对儿子一生感到欣慰和自豪，明显可以见出母子对责任、担当、气节等方面的不同态度。眼前的爱子行将就戮，而且向自己告别时泣不成声，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一般女性身上，身为人母肯定会精神崩溃，而这位母亲竟然“都无戚容”，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凄惨痛苦，在她看来，自己的儿子在家对母尽孝，在朝对君尽忠，对亲人有爱心，对社会敢担当，生则一身正气，死仍顶天立地，她为自己有这样刚烈的儿子而骄傲。 　 多么伟大的母亲！ 　 正因为代代都有这样的母亲，所以才哺育出我们无数的民族脊梁。王经是三国的忠烈之士，王母更是民族的巾帼英豪。
 聪慧——《世说新语》品读之三十九
    汉成帝幸赵飞燕，飞燕谗班婕妤祝诅，于是考问，辞曰：“妾闻死生有命，宝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世说新语·贤媛》　　 汉成帝即汉元帝之子刘骜，西汉第九代皇帝。他对酒色比对治国更有兴趣，当然更加在行，人们至今还常常念到他，不是他推行了什么惠民的德政，而是他先后爱过两个有名的女人。第一个美女班婕妤楼烦（今山西宁武）人，是一位能诗善赋的作家，婕妤是帝王嫔妃的称号，开始凭美貌才华深得成帝宠爱。后来成帝移宠于赵飞燕，她发现赵飞燕阴险狠毒，害怕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要求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成帝死后她又守护成帝的陵园，陵园中的石人石马陪伴她度过孤寂余年。《文选》中《怨歌行》相传是她的作品，诗歌以秋扇见捐比喻自己中途被弃，情辞缠绵幽怨婉转凄凉：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圆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在历史上以美貌为人们所喜爱，以美德为人们所传颂，以高才为人们所称道，《汉书》这样的“正史”也对她褒奖有加。这则小品通过她戳穿赵飞燕谗言的故事，表现了班婕妤过人的机智聪慧。 　 赵飞燕为了恃娇专宠，谗毁陷害她所有潜在的对手，因为担心成帝与班婕妤旧爱复萌，于是便常在皇帝面前说班婕妤的坏话，诬告班婕妤向鬼神诅咒她，祈求鬼神给她降祸。此前许皇后被废的罪名，就是在寝宫中设置神坛向鬼神诅咒赵氏姐妹。昏庸的成帝听信了赵飞燕谗言，于是亲自去考询审问。此时成帝已被赵氏姊妹的妖媚迷惑得不辨东西，班婕妤要是辩称自己不恨赵氏姊妹无疑违反常情，要是否定自己向鬼神祝咒成帝也肯定不信，要是态度强硬成帝以为是抵赖，要是求情成帝以为是心虚，班婕妤面临着杀身之祸，她如何才能躲过这一生死之劫呢？我们来听听班婕妤的供辞： 　 “臣妾早听孔圣人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生死由命决定，富贵由天安排，可见，行善尚且不能保佑今生有福，作恶又能指望得到什么好处？假如鬼神真的有感知，就不会接受和相信邪恶巧佞者的诅咒；假如鬼神没有感知，诅咒诉说又有什么用处呢？不管鬼神有知无知，我都不会干"诅咒’这种傻事。” 　 成帝听了她这段供辞，顿时便哑口无言，赵氏姊妹也不再以此刁难班婕妤。 　 班婕妤如何为自己辨白脱险呢？她知道成帝相信天命和迷信鬼神，便抓住这两点让成帝明白：天命使我们干坏事没有任何好处，鬼神使我们干坏事没有任何用处。她先从天命这一角度辩解，自己死生富贵全由命定，“修善”也不会给自己带来福分，“为邪”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呢？言下之意是说，诅咒赵氏姊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我还要诅咒她们不是犯傻吗？接着再从鬼神这一角度为自己辩解，鬼神要是知道人情世态，就不会相信恶人的诅咒，鬼神要是对人情世态一无所知，向它诅咒又有什么用呢？我会去做这种无用功吗？  　班婕妤申辩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不是说自己不想用诅咒来害赵飞燕，而是说自己知道用诅咒害不到赵飞燕。诅咒不能利己，又不能害人，即使蠢猪也不会干这种蠢事。 　 已经失宠的班婕妤如果动之以情，皇上肯定不会为情所动，她从坦承自己“性本恶”出发晓之以理，皇上也不得不为理所服。读班婕妤的诗赋，觉得她多愁善感，听班婕妤这段供辞，才知道她还能言善辩。 　 她是那样美丽动人，更是那样才智过人。写到这里我真有点信“命”了，俗话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又说“自古才命两相妨”，班婕妤貌美而且才高，难怪她的命那么苦……新亭对泣——《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世说新语·言语》　　西晋末年，西北游牧民族趁晋朝八王之乱，陆续进入中原建立非汉族政权，中原士大夫相率南渡长江避难，琅邪王司马睿这时过江在建业（今天南京）建立东晋王朝。“过江诸人”就是指这些东晋王朝中的南渡士族，也就是史家所谓“南渡衣冠”。“新亭”即今天南京市南边的劳劳亭，东晋初，从北方南渡的名士常于风清日丽的时候在此聚会。 　 本文就是描写在一次聚会上，王导与周顗诸人面对同一风景各自不同的情感反应。 　 周顗环顾四周美丽的风物，溶溶的春光，大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慨，凄凉地感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春天风景倒是没有什么异样，只是家国山河完全不同，不久前还是在黄河边的洛阳赏春，现在却跑到了长江边的建业聚会。一句话就流露了周顗心中隐藏的创痛，表现了这位风流自赏士人的感伤多情。座中名士们听了也都相对歔欷，由此可见朝廷上下弥漫着悲观凄切的气氛。 　 东晋以前，长江流域的文化经济落后于中原，汉族士人南渡都属于万般无奈，很多士人过江时潸然泪下，《世说新语·言语》载：“卫洗马（玠）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从发达的地区跑到落后地方，谁没有卫玠这种忧愁呢？ 　 王导是当时国家的中流砥柱，也是当时名士心目中的主心骨。《晋书》本传载：“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管夷吾即有“春秋第一相”美誉的管仲，他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桓彝将王导视为当世的管仲，可见王导在当时士大夫心中的分量。王导这时要是跟着周顗一块以泪洗面，那整个国家更会人心惶惶。听了周顗的感慨，看到大家的悲伤，王导马上把脸一沉，厉声厉色地对大家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在这国运艰难的时刻，应当齐心合力报效刚刚建立的朝廷，鼓起收复中原失地的勇气，怎么能像囚徒似的相对垂泪一筹莫展呢？“楚囚”本指春秋时被俘到晋国的楚国人钟仪，后用来泛指被囚禁的人，这里比喻处境窘迫又无计可施的东晋士族。 　 只用“愀然变色”四字写其神态，只用短短三句对话写其内心，一个老辣政治家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遇事不滥用感情，处世则沉稳刚毅。 　 作者以对比的手法刻画人物，把不同的性格和形象衬托得格外鲜明，的确是文章高手。戴建业：《世说新语》品读（41-45）  
佳物得在——《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一
      庾法畅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畅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世说新语·言语》
　　俗话说，高枝先折，大木先伐，甘泉先竭。美人很容易惹祸，佳物也容易招灾，因为美人总免不了有大批追求者，佳物也会让人垂涎三尺。康德老先生说审美是一种超功利的静观，可现实中人们对美却不像他说的那般超然——每个人都想把美人和佳物据为己有，正因为爱她（它）才想要她（它），所以，家有美人难免招蜂惹蝶，家藏佳物常常引来梁上君子，好东西引来许多乞求者更是人之常情。    《世说新语》载，王恭一块漂亮的坐簟很快就换了主人：“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王大、王恭都是当时有头有脸的人物，前者“有名当世”，后者为“风流标望”，这等人物尚且向人公开讨一块六尺坐簟，那些手头真的别无“长物”的百姓更可想而知了。    我们再来看看本文中“佳物”的下场。  　现代读者肯定不识麈（zhǚ）尾，它是魏晋名士清谈时手执的一种拂子。麈是一种似鹿而大的动物，麈尾便是用麈的尾巴制成。庾法畅其人不详，余嘉锡先生认为当是“康法畅”之误。《高僧传》卷四载康法畅“亦有才思，善为往复，著《人物始义论》等。畅常执麈尾行。每值名宾，辄清谈尽日。庾元规谓畅曰："此麈尾何以常在？’”庾公即东晋名臣庾亮。    文中庾法畅手中那枝“至佳”的麈尾看来是“在劫难逃”了。坐簟毕竟与臀部相关，与日常实用纠缠得太紧，外形再美也难于免俗，而麈尾则是魏晋名士高雅飘逸的象征，清谈者身著宽袖长袍，手挥麈尾，口吐玄言，在人们心目中它一直与高远玄妙连在一起。一枝妙不可言的麈尾自然是名士们梦寐以求的宝贝，而庾法畅一直握在手中，居然没有被王大之流要去，无怪乎庾太尉见此感到十分惊奇了：“此至佳，那得在？”“至佳”的意思是“好得不得了”。这么好的麈尾怎么在手中保得住呢？ 　 庾法畅的回答真妙极了：“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译成现在的白话意思是说：廉洁的人对它不贪求，贪求它的人我不给予，因而得以一直在我手中。“至佳”的麈尾谁个都爱，但“廉者不求”，所以不会得罪廉者；求者必贪，贪者得罪了也不足惜。庾法畅在《人物始义论》中自称“悟锐有神，才辞通辩”，看来他的确悟性敏捷，不然，这位出世高僧怎会如此通达世中人情？ 　 这则小品记言简约隽永，读来回味无穷。
 木犹如此——《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二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世说新语·言语》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孔老夫子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悟道和得道，要是早晨能够悟道得道，晚上死了也心甘情愿。可到了魏晋，儒家的“道”成了人们怀疑甚至嘲讽的对象，嵇康公开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坦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儒家的仕、义、道、德统统都不值一文大钱，它们甚至是个人生命的桎梏。思想的权威一旦动摇，精神的锁链一旦解开，人们的思维便日趋活跃，情感也日益细腻丰富，我们不再是作为一种伦理的存在，人成了不可重复的特殊个体。既然孔孟之“道”不值得追求，个人的生活就格外值得珍视，我们的生命更值得留恋，所以人们对自己的生老病死特别牵挂，“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这句名言喊出了魏晋名士的心声。 　 这则小品中桓温的感叹，便是对王羲之名言的呼应。 　 文中的“桓公”就是东晋权臣桓温，他总权戎之权，居形胜之地，很长一段时间专擅朝政，是东晋前期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随便举手投足都能叫江左地动山摇。他曾经放出“豪言壮语”说，此生纵不能“流芳后世”，也一定要让它“遗臭万年”。一生志在收复中原，为此前后三次统兵北伐。文中这次“北伐”指太和四年（公元369年）伐前燕，与桓温做琅邪内史时间相距约三十年。金城在今江苏句容县北，当时属丹阳郡江乘县北，地当京口（今江苏镇江）与丹阳（今江苏南京）要冲。琅邪故址在今山东临沂，东晋时其地久已沦陷于异族，成帝在丹阳江乘县侨置南琅邪。桓温咸康七年（公元341年）为琅邪内史时出镇金城。“十围”中的“围”是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长度，也指两臂合抱的长度。十围柳树直径大约三尺，径长三尺而不朽的柳树极为少见，“皆已十围”是约略或夸张的说法。 　 桓温原本一赳赳武夫，《晋书》本传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蝟毛磔”。东晋士族一直轻视武人，桓温求王坦之的女儿为媳，还被其父王述骂作“老兵”。真没想到，连这样雄豪的“老兵”对于自己生命也如此依恋。当他北征前燕途经金城，看到自己三十年前手种的柳树已大到十围时，不禁感慨万端地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边说边拉柳树枝条，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柳树已由当年细枝柔条变成现在老枝拳曲，“十围”参天，种柳人更由青春年少变成白发皤然，世上一切生灵都逃不脱老朽的宿命。桓温从昔日手种柳树的变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未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字，不仅展露了他精神世界的丰富，也反映了他对人生的执著。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成了后世的成语名言，庾信《枯树赋》就以此为典：“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桓温这句名言之所以能够打动一代一代读者，是由于它在对岁月匆匆的无奈与感伤中，表现了对自己一生的珍惜与回味。 　 只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稍嫌沉重，陆游老来的喟叹更是加迷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年轻时喜欢展望未来，老来后乐于回想往昔，抚摸满脸的皱纹，翻翻过去的照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青春的生命恰似朝霞满天，我们一定要拼尽全力让它光彩夺目，这样，老去的日子就会像陈年老窖，让你的一生回味无穷。
年在桑榆——《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三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世说新语·言语》　　王、谢两家是东晋最显赫的士族，是东晋前期政治经济的主宰者和垄断者。谢安的胸襟气量一向为人称道，时人认为他“足以镇安朝野”。在淝水之战前后，他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使人觉得天塌下来有他来顶，人世任何变故都难以扰乱他内心的宁静。 　 可是，这则小品中的谢安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他是那样多情，也是那样容易动情。与朋友聚散别离是人生的常态，这种事情也使他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以至要跑到朋友那儿寻求安慰。文中的谢安酷似多愁善感的书生，完全没有自我调节和控制的能力。 　 有一天，谢安对书圣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哀乐”本来包括悲哀与快乐，但这里它是个偏义复词，侧重于指人悲哀的情绪。“人到中年”是生命的重要关口，刚刚告别青春的激情岁月，已经能够望见人生的夕阳晚景，“人生苦短”的感受特别深切，对亲友的生离死别分外敏感。青年时期可以少不更事，老来以后可以万事由人，而中年是社会的中坚，肩负着家国成败兴衰的重任，所以这个年龄的人精神特别紧张，心情也特别容易烦躁，更要命的是中年人在外面还要装出一副轻松坦然的模样，人们更多地看到他们的成熟老练，很少去触摸和体会他们的脆弱柔情。“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家平时只看得到男儿的笑脸，“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是中年男人特有的孤独，“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是中年男人特有的渴求。谢安“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的心情可能还不便于对太太倾诉，幸喜他有王羲之这么个好朋友，他们有相近的家族背景，有相近的文化修养，有相近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有相近的负担烦恼，因而他们对彼此的哀乐能莫逆于心。在谢安的朋友圈子里，王羲之算得上难得的诤友，他多次提醒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但这次对谢安倾吐的苦恼深有同感：“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桑榆”指日落时余光斜照在桑榆树梢，常用来比喻人的晚年。这里要稍作交待的是，王羲之“桑榆之年”在今天只能算中年，他本人还不到六十岁就病逝，与谢安对话的时候大概五十左右的光景。年近桑榆自然容易感伤，王羲之只好靠音乐来排遣苦闷，宣泄忧愁，而且还老是怕儿辈们发觉，破坏了自己陶醉于音乐的“欣乐之趣”。儿辈们大多“少年不识愁滋味”，哪能理解父辈们“伤于哀乐”的苦衷？ 　 在重要的政治场合，谢太傅镇定自持，王右军现实清醒，可他们在私生活中又是如此儿女情长，到底哪一个谢安、王羲之更为真实呢？其实，要把二者综合起来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魏晋士人既达于智也深于情，王、谢二人正是精神贵族情理并茂的人格标本。
器度——《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四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世说新语·德行》　  鲁迅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中将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三人做过一次有趣的比较，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武器仓库，陈独秀在武库外竖一面大旗，旗上写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库房却是大门洞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别人根本用不着提防；胡适的库房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还贴了一张纸条说“内无武器，请勿疑虑”，使见者难知虚实；刘半农则让人不觉得他有“武库”，他就像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一眼就能见出他的深浅宽窄来。陈、胡有时叫人佩服，而半农则让人亲近。 　 这则小品中袁奉高和黄叔度的为人也是绝然不同：一个清浅，一个深沉。 　 郭林宗即东汉末年享誉士林的郭泰，博通经典，妙善言谈，名臣李元礼曾说“吾见士多矣，无如林宗者也”。郭死后为他写碑铭的著名作家蔡邕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郭林宗先后拜访的袁奉高（名阆）和黄叔度（名宪），他们二人既是同乡，又同为当世名士。郭林宗拜访袁奉高时，车子还没有在路边停稳，马嚼子上挂的鸾铃还在撞轭作响，他就起身告辞了主人。他到黄叔度家拜访的时候，却在黄家里一连住了两日两夜。是郭与袁话不投机，还是与黄更加投缘？文章先有意制造悬念，用“人问其故”四字卖关子。 　 我们来听听郭林宗的解释“黄叔度的为人就像那汪洋浩瀚的万顷湖水，澄也澄不清，搅也搅不浊，他的胸襟器度渊深博大，实在难以测量呵！”原来是黄叔度的器度宽宏，只有与他长期接触才能粗识深浅。那么袁奉高的为人呢？文章又让读者自己去推测。从郭林宗拜访他时间的仓促短暂，大致能猜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郭对袁印象不好，要么是袁氏了无机心。郭林宗在另外场合对袁氏多有好评，这就排除了第一种可能性，袁氏为人没有什么城府，可从郭林宗对他的评价得到印证：“奉高之器，璧诸泛滥，虽清易挹也。”郭林宗到底是喜欢城府深的黄叔度，还是喜欢城府浅的袁奉高呢？从与黄、袁相处的久暂来看，他似乎更喜欢黄叔度，从他在别处推崇袁氏的言论看，他也同样敬重和喜欢袁奉高。  　心地透明的人能给人以信任感，与之相处觉得可靠而又亲切，但又往往失之浅露幼稚；城府深沉的人处事稳重老练，而且容易成就大业，但这种人用理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人家对他们莫测高深，因而自然也就对他们敬而远之，只觉其可畏而不觉其可爱。黄叔度和袁奉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性格类型，真可谓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他们有差异但无优劣。 　 东汉末年士族已经出现人性的自觉，士人的个性日益鲜明，情感也日益丰富，本文正好透露了这一时代信息。
管宁割席——《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五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说新语·德行》　  狐狸总是藏不住自己的尾巴。人虽然比狐狸要狡猾万倍，更比狐狸善于隐瞒伪装，但伪君子永远成不了君子。在公开场合那些冠冕堂皇的议论，在大会上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在情人耳边那些甜言蜜语，都可能是自欺和欺人。听贪官讲廉政，听嫖客讲爱情，听裸官讲爱国，都是今天最有喜感的艺术享受。语言可以把自己显露出来，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然，怎么会出现“口蜜腹剑”、“口是心非”这类成语呢？对“言为心声”千万不要太信以为真，金元好问早就识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秘密。西方哲人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可我们古人一直对语言存有戒心，《论语·公冶长》便记有孔夫子“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教诲。评价一个人不能只听他是如何说的，关键还要看他是如何做的。 　 这则小品通过无意识行为和下意识动作，来揭示人的品行个性和精神境界——不是通过“听”来论其优劣，而是经由“看”来定其高卑。 　 管宁和华歆二人是小时好友。管宁汉末避难辽东，历魏武帝、文帝、明帝三朝，一直以聚徒讲学为生，终身不仕。华歆汉末为尚书令，入魏后依附曹氏父子官至太尉。管、华在菜园锄菜时，他们同时看见一块金子。面对同一块金子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则“捉而掷去之”。“捉而掷去之”这两个连续的动作，写出了华歆复杂的心理过程——“捉”是见到金子一刹那的下意识行为，表明他急于想占有金子的心情，不经意间暴露了他以对金钱的贪婪，但当他一意识到自己露出丑态后，马上就装出一副对金钱的鄙夷之色，将“片金”轻蔑地“掷去之”。一“捉”一“掷”是由无意识的表露到有意识的掩饰，作者从其行为变化细腻地刻画了他的心理变化，并由此揭示了他人格的卑微和境界的低下。 　 第二件“小事”是管、华同在一张座席上读书，正好有一乘坐“豪车”的达官贵人从门前路过，这一次管又读书如故，目不斜视，而华歆却一脸艳羡，立即废书出观。 　 从这两件事就能“看”清华歆的为人。管宁当即割断座上的席子，与华歆分席而坐，并不留情面地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作者通过两人对两事的不同反应，细腻地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和权势的不同价值取向，并于各自的行为描写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态度。观察得细致入微，表达更曲折委婉，用语尤其隽永含蓄，看起来作者是在随意挥洒，而文章其实是在用心经营。
戴建业：《世说新语》品读（46-50）  
 华王优劣——《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六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优劣。 　　——《世说新语·德行》
　  魏晋之际人物月旦之风特甚，其时的士人往往饰容止而盛言谈，通过小廉曲谨以邀时誉。华歆和王朗都是汉末魏初的名士，二人在改朝换代时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在疾风聚雨中都是随风转舵的高手，都从汉朝的“忠臣”摇身一变就成了魏国的“元老”，华歆入魏官至太尉，王朗仕魏官至司徒。虽然无耻地卖身投靠他们并无二样，但在矫情伪饰方面华歆比王朗更技高一筹。《世说新语·德行》篇载，“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对待自己的子侄晚辈也十分严谨端庄，即使在自己家里也像上朝一样严肃，华歆这些“行为艺术”不仅赢得了社会的掌声，连王朗也对他有样学样：“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倒是阮籍眼光敏锐，他看不惯华歆之流矫揉造作的丑态，他在《咏怀》之六十七首中揭露他们的伪善面目：“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中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华歆和王朗都以彬彬有礼的外表掩饰着肮脏的灵魂，他们每个人的为官之道各有不同，但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见“高名”就争，见“重利”就抢，至亲好友也各怀鬼胎，亲人骨肉也彼此反目，“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谁见了他们这幅虚伪的丑态能不恶心？ 　 本文记述华、王乘船避难途中，有一人请求他们搭救，几次要求都被华歆拒绝，王朗则一开始就同意他上船一块逃走：“正好船舱中还有空位置，叫他上船有什么不行呢？”华歆在他人有难时不肯援手相救，落难人几次肯求都被他挡回，看起来王朗比他似乎要宽厚仗义得多。“歆辄难之”四字给人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遇难者上船不久，后面贼兵很快就追了上来，见此情景，王朗想尽快甩掉自己刚才同意上船的搭乘者，此时华歆却不同意甩他：“起先我不同意搭乘他，正是考虑到后面可能有追兵，现在既已让他上了船，我们就不能急而相弃。”于是，还像开始一样携带他，搭救他，做好事算是做到了头。社会以此判定了华、王的优劣。 　 为什么仅凭这件小事就能定二人优劣呢？ 　 当不需要自己付出代价时，一般人都会显得慷慨仁慈，但一旦有损自己的利益时，许多人就可能表现得冷漠甚至冷酷。把自己餐后的残茶剩饭施舍给乞丐，算不上什么慈爱之举，将自己仅有的面包让给饥肠辘辘的孤寡残疾，那才算是真正富有同情心。至此，人们又推翻了早先形成的印象：其实华歆比王朗不仅更有先见之明，也比王朗为人更要无私仗义。 　 通过一件小事来定人品的优劣，使人想起“见微知著”那句名言，故事很富于戏剧性，行文更是跌宕起伏。
 活法——《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七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世说新语·德行》　　世上的人虽然种种色色，生活的态度虽然千奇百怪，但人的“活法”本质上不外乎两种：要么高尚，要么卑鄙。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是一种活法；为了让他人活命，宁可自己献身，是另一种活法。为了煮熟自己一个鸡蛋，不惜烧掉别人一栋楼房，是一种活法；只要民族能够兴旺发达，自己宁可承受苦难，是另一种活法。 　 本文围绕到底卖不卖凶马的卢这一事件，揭示了人性的高尚与卑劣，形象展示了人世两种不同的“活法”。 　 “皇亲国戚”现在基本是个贬义词，一提到“皇亲国戚”人们无不咬牙切齿，就像一看到“官二代”三字就极度厌恶一样。不过，万事都不可一概而论，这则小品中的“庾公”就立身很正。庾公即东晋名臣庾亮，他的妹妹是明帝皇后，他自己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曾以外戚身份与王导共同辅政，《晋书》本传称他为人渊雅有德量。《相马经》说，白额入口至牙齿的马叫的卢，的卢是一种性子很烈的凶马，主人乘它会丧身疆场，仆人乘它会客死他乡，它是谁骑它谁就遭殃的“丧门星”。不巧庾亮就有一匹的卢，这位重臣的命自然比小民的命值钱，于是，他身边那些“好心”的亲故、“聪明”的谋士和“机智”的小人，都纷纷向他献计献策：赶快把这匹凶马卖给别人，赶走自己可能遭遇的恶运。既然这种凶马谁骑谁丧命，那谁要是花钱买它不就等于花钱买死？明明知道买这种马会是一种什么结局，还要尽快把它卖给别人，岂不是明目张胆地谋财害命？为什么没有人叫他把凶马杀掉呢？“聪明”人当然不会犯这种“可怕”的错误，杀了凶马会使自己蒙受经济损失，只要自己钱袋能够装满，哪管别人会命丧黄泉？ 　 庾公没有听从他人的劝告，他的想法十分朴实简单：“卖掉它必定会有买主，它将会害死新的主人，怎么能不利于自己便嫁祸于他人呢？”他接着还给身边的人举例说：“春秋时叔孙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在古代被传为美谈，我今天仿效他的做法，不也算是通情达理吗？”庾亮提到的这位叔孙敖是春秋时楚国人。据贾谊《新书》记载，叔孙敖小时候曾在路上看见一条两头蛇，立即把它打死埋进土里，回家后哭着对母亲说：“有人告诉我，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无疑，我今天就不幸看到了。”母亲问他蛇现在在哪里，他说自己怕后来人也看到它，遭遇同样的不幸，便把它打死埋到了土里。母亲听后安慰他说：“你积善德，必有好报，不必担忧。”庾亮说的道理简单明了，劝他卖凶马的人又岂不知道？叔孙敖打两头蛇的故事既是美谈，劝他卖凶马的人自然也会听到。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知道卖凶马结果可怕还是要卖，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活法；知道卖凶马结果可怕就不再嫁祸于人，这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活法。 　 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认定卖凶马那种活法“高明”，不卖凶马这种活法“愚蠢”，所以今天的中国到处充斥着毒姜、毒蒜、毒肉、毒鱼、毒奶、毒米、毒菜、毒药、毒蛋、毒水……当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这种活法非常“高明”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活得非常“愚蠢”。庾公手下那些谋士可能不这样看，估计庾公本人会同意我这种看法。 　 朋友，你觉得庾公的活法“高明”还是“愚蠢”？
 子敬首过——《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八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世说新语·德行》　　王子敬即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二王”。《晋书》本传称他“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门第、才华、气质、风度、财富，一个男人希望拥有的王献之样样都有——除了他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以外。 　 这样近乎完美的男人怎么可能没有美满的婚姻呢？ 　 王献之前妻是比自己略长一岁的表姐郗道茂，他们从小就青梅竹马，婚后这对小夫妻也十分恩爱。后尚简文帝女儿新安公主司马道福，当上了世人艳羡不已的当朝驸马。不过，王献之本人好像没有人们猜想的那样得意，事实上第二次婚姻使他饱受精神的折磨和灵魂的拷问。他与前妻仳离的原因已不可知，只能从正史和野史记载中寻找一点蛛丝马迹。新安公主第一任丈夫桓济，济与兄桓熙参与了杀害叔父桓冲的阴谋，事败后被流放长沙，孝武帝废除了他这位驸马。到底是王献之休妻在先，还是公主寡居在前？公主寡居的时间可以确考，子敬休妻的时间史无明文。遗弃恩爱的前妻而改尚独居的公主，到底是他出于世俗的仕途考虑，还是迫于政坛的强大压力？ 　 古代上层社会的婚姻，原本就是一种政治联姻或权力嫁接的附属品，个人的恋情必须服从于权力的争夺。不过，王献之毕竟不是冷酷的政客，一方面他是朝廷的中书令，另一方面他又是感情丰富修养深厚的艺术家，离不开权势的尊荣，同样离不了爱情的温暖。那位娇贵的新安公主可以满足他的前者，甜蜜的爱情只能从前妻郗道茂那儿得到。不管是出于何种不得已的苦衷，一个男人休掉自己心爱的妻子，他对前妻必定会终身愧悔和隐痛。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陆游，他的前妻唐婉没有讨得婆婆的欢心，陆游只得忍痛与爱妻分手，那首《钗头凤》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诗人直到八十多岁入土之前还在写诗表达对唐婉的愧疚和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说“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遗弃前妻同样是王献之一生的巨痛，我们来看看他与前妻的短信：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 　 这封短札向前妻暗示了自己与新安公主婚后生活不和谐的苦闷，并表达了自己对她的思念与忏悔。本愿与郗氏“偕老”，却又不得不和她“乖别”，违心地将自己的爱妻休弃，这给王献之造成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每当念及前妻就“俯仰悲咽”，这种痛苦“惟当绝气”才能“已已”。 　 这则小品便是“绝气”之前，王献之以自己将断的气息来倾诉自己无尽的忏悔。文中的“道家”指信奉五斗米道的人，大概相当于后世所说的“道士”，史载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都笃信五斗米道。“上章”是道家去病消灾之法，依阴阳五行推测人的寿命吉凶，写成表章后烧香陈读上奏天曹，祈求天曹为人除厄去祸。道士上章的时候病人必须首过，也就是忏悔从七岁有意识以后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和罪行。此处的“由来”指七岁以来。道士问王献之七岁以来有哪些过失，他回答说“只想起和郗家女离婚这件事，此外自己没有发觉有其他过失”。可见，“与郗家离婚”是他一生最大的亏心事，临死他还觉得自己对前妻有愧有罪。 　 离婚对子敬十分痛苦，对郗氏更加不幸。郗道茂嫁给王家不到一年，她父亲郗昙便病逝，没过多久女儿夭折，接下来又被丈夫休弃，转眼之间，她从万人羡慕的贵妇变为孤苦伶仃的弃妇。被休后的郗道茂无人可靠，无家可归，据说后来在叔父家中度过余生。 　 郗道茂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王子敬能无愧吗？
 小时了了——《世说新语》品读之四十九
    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有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 　　——《世说新语·言语》　  “三岁知老”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孔融小时出语敏捷机智，老来文章照样嬉笑怒骂，语有锋棱。先说一件他晚年与曹操书信往还的趣事。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后，将袁绍儿媳甄氏赐给儿子曹丕，孔融一得知此事便马上给曹操写信：“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一时没有悟出他语中带刺，连忙问他典出何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轻蔑愤激之情出之以调侃嘲戏之语，一世之雄曹操当时肯定也被弄得“大踧踖”。 　 这则小品通过李膺、陈韪、孔融三人的对话，来表现孔融小时的聪明才智。    文章先说“李元礼（膺）有盛名”，现在的官儿又是“司隶校尉”，一般人别想和他套近乎，与他交往的要么是有清雅声誉的“俊才”，要么是他的中表亲戚，不是亲戚、名人、才俊，你连他家的门也别想进。古称父亲姐妹的儿子为外兄弟，母亲兄弟姐妹的儿子为内兄弟，外为表，内为中，这两类亲戚合称“中表兄弟”。 　 世人常说“一入侯门深似海”，李膺家甚至连门都不得其入，看看孔融这个十岁的小子如何进得了这扇侯门。他径至李膺门前对守门小吏说：“我是李府君亲。”斩绝的口气和大模大样的神态，使得善于察颜观色的黠吏不敢挡驾。闯过了守门吏这一关，前面还有更严峻的挑战。是不是“李府君亲”可以蒙过守门人，难道还能蒙得过李府君本人？果不其然，一见到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李膺就断然否定自己与他有任何亲戚关系：“君与仆有何亲？”由于孔融是孔子第二十四世孙子，他马上回答说：“我祖上仲尼曾向您祖上伯阳拜师求教，我们两家累世是通家之好呵。”春秋时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传说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有关“礼”的知识，这样老子与孔子便有师生关系，汉魏一直称师友为“通家”。听到孔融这一回答，李膺和众宾客惊奇得无言以对。 　 文章最精彩的部分还是孔融与陈韪的反唇相讥。听大家都在夸奖孔融聪明，后到的陈韪不以为然地说：“小时候了了，成人后未必佳。”“了了”形容人的聪明伶俐。孔融立即迎上去说：“想您小时，必定了了。”孔融利用陈韪的荒谬逻辑，给了陈韪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陈由孔融的现在谬测孔融的将来，孔融则由陈的现在推断陈的过去。孔融“大未必佳”是想当然，而陈“大未必佳”是已成事实。文中的“踧踖”（cù jí）是指一种局促不安的样子，听到孔融这样的讥讽，陈韪要不“大踧踖”才怪哩。 　 与门吏、李膺的对话，让人看到了孔融小时的机智胆量；与陈韪的交锋，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唇枪舌剑”。
 名士风流——《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世说新语·言语》　　 这则小品通过名士在洛水游乐，生动地展现了魏晋士族精神生活的一个侧影，印证了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名言——“名士风流，盛于洛下”。 　 参加这次洛水戏乐的“名士”，包括王衍、王戎、乐广、裴頠、张华，他们全是西晋的社会名流和政坛的显要，其中每个人都享高位、有盛名、善清谈。这些名士们处处都要讲究派头与品位，谈话要风趣优雅，思维要敏捷活跃，精神要超脱玄远，哪怕是娱乐游玩也不能稍涉鄙俗。    洛水就是流经当时京城洛阳的洛河。为了品味这篇小品的神韵，我们还得依次介绍一下文中的出场人物。乐广是著名的玄学家和学者，历官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河南尹、尚书令等职，人称“乐令”。史家说乐广为政无为而治，在任时见不出什么政绩，离职后人们才怀念他的遗爱。他最为为称道的是善清谈，“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晋书》本传说“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但王衍谦称自己不如乐广：“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文中的王夷甫即名声更盛的王衍，衍居高位而善玄言，为西晋玄学清谈的代表人物。这位老兄外表清澈俊朗，风姿安详冲雅，思绪敏捷严密，又加之辩才无碍，他从兄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认为，王衍在当世无与其匹。在思想上王衍能包容异己，他本人虽然属于玄学中的贵无派，另一名士裴頠是崇有派代表，还常与他辩论交锋，但这从来没有影响王衍对裴頠才华的推崇和欣赏。由于他的才华、风韵和神情，使他为士林所钦慕和赞赏，有人说“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常与乐广、王衍一块清谈的张华，是西晋著名藏书家、博物学家、文学家，其诗因“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为人所讥，但他学问的“博物洽闻，世无与比”，有《博物志》和明人辑本《张司空集》传世。王安丰指王戎，以平吴功封安丰侯。小品中谈及的延陵、子房分别指吴国贵族季札和刘邦谋士张良。 　 王衍与乐广集会游乐的主要内容就是清谈，也只有清谈才呈现出魏晋风度的魅力与光彩。洛水的这次游乐让大家都无比开心，清谈时裴頠辨名析理深入毫芒，滔滔不绝而又缜密透辟；张华论《史记》《汉书》的异同优劣，也是口若悬河娓娓动听；王衍与从兄王戎聊季札、张良，发言吐词同样超妙玄远。这些人既是哲学家、清谈家、博物学家、学者，也是太尉、仆射、尚书令，他们都是社会名士兼国家重臣，因而不仅影响一代士风，更左右着国家命运。可他们以政事为累赘，以亲政为鄙俗，把那些繁琐的公务交给下僚，把使枪弄刀的战事交给武夫，自己只在理念世界中抽象，只在想象世界中遨游，只在精神世界里栖息，远望像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可惜，他们的风雅与虚浮相伴相随，发展了谈话的艺术和思辨的技巧，却丧失了国土和弄丢了政权。王衍生前享有盛名，身后遭人唾骂，有人指责他误尽天下苍生，其实，他最后也“误了卿卿性命”——开始都自命风雅，结果却大煞风景。
戴建业：《世说新语》品读（51-55）  
 巧舌如簧——《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一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世说新语·言语》
　　这则小品没有通常所说的“思想内容”，只是表现了魏晋名士那种奉承逢迎的本领，那种随机应变的能力，那种伶俐轻巧的口才。他们能把圆的说成方，将曲的描绘成直，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出现僵局，在任何时候都能讨得主子的欢心。 　 文中的“阼”是大堂前东西的台阶，登阼指皇帝登基。晋武帝司马炎是晋朝的开国皇帝，登基那天抽签只抽到一个“一”字，按当时说法，“王者世数，系此多少”，他司马氏能做多少世代皇帝就看这次抽签的数目，而他抽到的只是一个不吉利的“一”，这岂不是说晋朝司马氏的天下要一世而亡吗？一下子所有人都被惊呆，全场的气氛完全凝固：“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 　 如何才能让皇上龙颜大悦？如何才能消除大家心头的狐疑？ 　 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释这个“一”字。把“一”说成只做一世皇帝既然没有任何根据，把“一”说成司马氏将在皇位上一直坐下去不也同样可行吗？我们来听听裴楷是怎么打破僵局的：“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几句译成白话是说：我听说天得到一便清明，地得到一便安宁，侯王得到一便做天下的首领。“贞”通“正”，清代学者在此处将它释为首领。只轻轻几句话，就把凶兆说成了吉祥，把噩耗转成了佳音，这种本领岂止让晋朝“群臣叹服”，就是今天的读者也不得不五体投地。 　 裴楷这几句来于《老子》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他将老子原文中的“一”等同于晋武帝抽签所得的“一”，老子所谓“得一”是指得道，晋武帝所抽得的“一”只是个数量词，裴楷何曾不明白此“一”非彼“一”，他更明白只有混淆和挪移才能让皇上回嗔作喜。 　 裴楷字叔则，官至中书令，是西晋开国的一代名臣，为政宽宏清通，为人更与物无忤，每次朝廷发生内讧他都能化险为夷。他还是西晋一代名士，以善谈《老子》、《周易》名世，更以气质风度颠倒众生。《世说新语·容止》篇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像裴楷这样的“玉人”也要凭自己如簧巧舌才能生存，那些地位低下和人格卑污的人，更要凭自己的荃才小慧在主子面前谄媚邀宠。《世说新语·言语》中另一则小品，同样也表现了士人的乖巧卑微：“桓玄既篡位，后御床微陷，群臣失色。侍中殷仲文进曰："当由圣德渊重，厚地所以不能载。’时人善之。”拍马真是拍到家了，时人居然还赞赏殷仲文拍马的水平，当时的社会氛围真叫人无语。
 岂以五男易一女？——《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二
    乐令女适大将军成都王颖。王兄长沙王执权于洛，遂构兵相图。长沙王亲近小人，远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怀危惧。乐令既允朝望，加有婚亲，群小谗于长沙。长沙尝问乐令，乐令神色自若，徐答曰：“岂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释然，无复疑虑。 　　——《世说新语·言语》
　  晋武帝司马炎死后，晋初分封各地的同姓王纷纷起兵争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它是统治阶层内部为了争夺皇位而骨肉相残的丑剧。乱的起因是惠帝妻贾后与外戚杨骏争权，以杨骏被杀告终。贾后以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再唆使楚王司马玮杀亮，司马亮的尸骨未寒，她又借刀干掉了司马玮。赵王司马伦于是起兵讨贾后，这次贾后自己掉了脑袋，还牵连让惠帝丢了皇位。赵王伦自己刚刚坐上龙椅，齐王冏、成都王颖就联合起兵杀伦，接下来是冏专擅朝政。长沙王乂又兴兵杀冏，自己再重复冏的故事，司马颖联合河间王顒杀掉乂，乂很快也重演了冏的悲剧。除了贾后和杨骏是外姓人，这场杀戮是司马氏兄弟之间的血拼。由此可以窥见权力对人腐蚀的极限，也可以窥见人性是如何阴暗。 　 这则小品写的是成都王司马颖与长沙王司马乂厮杀之际，朝廷重臣乐广与司马乂的一次智慧较量。乐广的女儿嫁给了司马颖，广本人在朝廷又深孚众望，这引起了独掌朝政的司马乂警觉，要是乐广与司马颖翁婿二人里应外合，岂不是把自己逼向绝境？司马乂本来就猜忌很深，加上一群小人不断向他进谗言，乐广洛阳一家都在司马乂的魔掌之中，随时可能招来杀身灭族之祸。 　 司马乂就此试探乐广的态度，乐广要如何向司马乂表白才能消除他的猜忌呢？ 　 向他表明自己讨厌正在向洛阳进兵的女婿？向他发誓与不义女婿一刀两断？向他表明誓死忠于司马乂？这一切都不会让司马乂消除猜疑，一个连亲兄弟都不信任的人，还能相信谁呢？向亲骨肉挥屠刀的家伙不会讲什么感情仁义，他讲的只是皇位和权力。老谋深算的乐广看清了这一点，他不动声色地对司马乂说：“岂以五男易一女？”意思是说我怎么会那么傻呢？要是我帮助司马颖，你不是要杀害我在京城的五个儿子吗？我怎么会让五个男儿的性命去换一个女孩呢？司马乂听了这番话后，“由是释然，无复疑虑”。从此对他不再猜忌和防范。 　 《晋阳秋》的记载与《世说新语》这则小品的说法稍有不同：“成都王起兵，长沙王猜广，广曰："宁以一女而易五男？’乂犹疑之，遂以忧卒。”司马颖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起兵讨伐司马乂，乐广卒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正月。司马乂对广仍然充满猜忌，乐广因此忧惧而死，《晋阳秋》的记载似乎更为可信，《晋书·乐广传》也不从《世说新语》。在那骨肉交兵的危急时刻，司马乂还会轻信谁呢？一句话怎么可能就打消他的“疑虑”？乐广一家随时都可能丧命，能够想象他一直战战兢兢，以至没有被杀死却被吓死。不过，“岂以五男易一女”这句话，肯定会大大减轻了司马乂对他的“疑虑”，不然乐广还能寿终正寝？ 　 上流社会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一举一动都不是由感情好恶来支配，而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乐广这句“岂以五男易一女”，活脱脱勾画出一个稳健老练的政治家形象：工于利害算计，善于应付危局；只考虑个人得失，但从不轻易动情。
  憎不匿善——《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三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勋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世说新语·识鉴》
　  郗超与谢玄都出身于东晋显贵豪门，又都以其出群才华和迷人个性见称士林，超既卓荦不羁又善玄言，玄同样也举止不凡且语惊四座。他们曾经同在桓温幕下任职，不幸的是，一个鸡笼里容不下两只叫鸡公，二人很有点像油和水，放在一块却合不到一块。 　 不过，他们两人的“不善”并没有发展成“交恶”，彼此都在交际场合不失君子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郗超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弃私人恩怨，客观地肯定和举荐与自己有隙的对手。 　 “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苻坚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率七十万大军攻晋，“问晋鼎”表明来者不善，“既……又……”说明军情如火。只有雄才才能扭转战局。朝廷决议派谢玄北上讨敌，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很多人不看好谢玄的军事才能，“唯超曰”三字写只有郗超独排众议，公开赞成朝廷的决定：“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是必济事”以斩绝的语气断定谢玄必然成功，接着再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谢玄有识之明，大小事情都能用人得当，能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能让自己的部下都人尽其才，以此推论谢玄“必能立勋”。在短短几句话中，郗超连续用了“必”字打消人们对谢玄才能的疑虑。《晋书·谢玄传》载，苻坚强敌压境之际，谢安举侄子谢玄应敌，“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 　 人与人之间在感情上或有好恶，在关系上或有亲疏，郗超与谢玄二人气味不投是人之常情，关键是不要为个人好恶所惑，要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对所亲者要能知其短，对所疏者要能识其长，并能对各自的优缺点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实中常有些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之者无一不善，恶之者则一无是处，由感情上的不太亲善，变成了人事上的不能相容。 　 郗超能做到了“不以爱憎匿善”，是由于他能去好恶之私，存是非之公。这需要识人的能力，更需要容人的胸怀。
 岂能长久——《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四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峤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世说新语·尤悔》　　
　　晋“祚安得长”这句话，不是发自晋朝“阶级敌人”的恶毒诅咒，而是出自晋明帝司马绍的担忧。司马绍是东晋第二任皇帝，他享国的时间比晋祚更短——在龙椅上仅仅坐了四年，寿命仅仅二十七岁。    刚即位不久，明帝就诏见王导和温峤，这两位是东晋开国元勋，也算是他自己的顾命大臣。现在难以确知当时的谈话背景，也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明帝向温峤问起自己祖辈如何打下晋朝天下？很可能就像现在学习党史一样，是想通过重温先辈“光辉的创业历程”，一方面让自己和臣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方面给自己的皇位找到合法性理由，也让自己在皇位上找到自信。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家伙登基时，东晋王朝臣强主弱，政权已是风雨飘摇。手握重兵的王敦早就看上他这个位置，他天性就不喜欢称“臣”而喜欢称“朕”。这位有不臣之心的大臣，是他和东晋士族的心头大患。明帝此时特别需要心理支撑，尤其是他想确证晋朝得天下是“天命所归”，自己才是“真命天子”，任何觊觎皇位的逆子叛臣，到头来都不可能得逞。 　 还没有等温峤开口，王导就抢着接过了话头：“温峤年轻不熟悉我朝的建国史，还是让我来为皇上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于是，王导开始口述晋朝的“建国大业”，他从晋朝事实上的开国皇帝司马懿讲起，讲他如何趁曹家孤儿寡母，乘人之危突然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魏氏宗室和忠臣一网打尽。《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在这次政变中“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史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高平陵之变使天下“名士减半”（《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进一步剿灭异己，拥护曹魏政权而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和嵇康等，几年后又先后掉了脑袋。司马昭后期更明目张胆地弑高贵乡公，“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从开始篡皇位到后来保皇位，晋王朝一直伴随着阴谋、残忍、血腥、虚伪……不忠、不义、不仁、不善，就是明帝“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看了晋朝“所以得天下之由”，谁还会相信什么善恶报应和历史公正？ 　 明帝听了祖辈的“辉煌事迹”和“英明决定”，掩面伏在坐榻上心虚地说：“若是像公所说的这样，我晋室皇位怎么能长久呢？” 　 又岂止是晋朝不可能长久，历史上哪个用枪杆子抢来的政权能够长久？
 咏瞩自若——《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五
    羊绥第二子孚，少有俊才，与谢益寿相好，尝早往谢许，未食。俄而王齐、王睹来。既先不相识，王向席有不悦色，欲使羊去。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须臾食下，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遂苦相留，羊义不住，直云：“向者不得从命，中国尚虚。”二王是孝伯两弟。      —— 《世说新语·雅量》
　　也许是长期看教科书的结果，我们总以为魏晋士族多是些纨绔子弟，能拿出来炫耀的只有门第，能够镇得住人只有爵位，他们本人都是一些不辨菽麦不知春秋的笨伯。其实，魏晋士族固然看重门第，但更倾倒个人的气质、风度和才情，对那些才藻新奇的文才，析理精湛的辩才，干练冷静的干才，气宇恢弘的大才，和那些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不论出身贵贱和地位高低，士族子弟对他们都会由衷景仰和欣羡，愿意屈尊甚至俯就与他们交往。东晋支道林和许询，一为僧人，一为隐士，凭他们的才气结交天子，友于王侯。古人还不像今人这样俗不可耐，只懂得对官和钱磕头。 　 这则小品中的主人公羊孚，他父亲羊绥只是个中书侍郎，羊孚本人也只是个太尉参军，出身既不高贵，权势也不显赫，他以自己的“俊才”“与谢益寿相好”。益寿是谢混的小字。谢混何许人也？谢安之孙，当朝驸马。一天，羊孚早饭未吃便来到谢家，不久王熙、王爽也来了。二王与羊孚“既不相识，王向席有不悦色，欲使羊去”。二王这两小子怎敢如此无礼，无端要赶走谢混家的客人？原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定皇后的弟弟，炙手可热的皇亲国戚，王熙又尚鄱阳公主，也是当朝驸马爷。羊孚何曾不明白二王有逐客之意，但对趾高气扬的二王兄弟他偏不买账，“羊了不眄，唯脚委几上，咏瞩自若”。“了不眄”符合鲁迅先生所谓最高的轻蔑——“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看他一眼”。“了不”意思是“一点也不”，“眄”即斜着眼看的样子。见二王这般不友善，他索性放肆地把脚放在茶几上，还旁若无人地独个儿“咏瞩”起来。主人谢混对他的态度更有意思，并没有因为羊孚地位不高而有丝毫怠慢，反而对他礼敬有加：“谢与王叙寒温数语毕，还与羊谈赏”。对二王的到来，谢混只是礼节性地寒暄了“数语”，便马上转过来“与羊谈赏”。听到羊孚谈吐后二“王方悟其奇，乃合共语”。可见，二王虽然傲慢自负，但不是唯官是敬的势利鬼，一旦发现羊孚是个奇才，便收起国舅和驸马的臭架子与羊“共语”。到进餐的时候，“二王都不得餐，唯属羊不暇”。二王由刚进门时对羊公然的蔑视，到现在对羊由衷的敬佩，表明这些贵族子弟爱智重才，非常傲气但并不俗气。 　 轮到羊孚拿架子了，“羊不大应对之，而盛进食，食毕便退”。开始是二王不愿与羊应付，现在是“羊不大应对之”。见羊孚放下碗就要走人，二王苦相挽留，羊孚临走回敬二王说：“刚才你们想赶我走，我不从命，是因为肚子空着，现在肚子饱了，想留我也没门。”“中国尚虚”指肚子空着。魏晋人以腹心比中国，以四肢比四夷。“中国尚虚”照应前文的“未食”。 　 在魏晋，只要你真的才高八斗，只要你的确身怀绝技，哪怕出身蓬门荜户，哪怕是一介布衣，你照样会在皇宫受到礼遇，你照样可以“一醉累月轻王侯”，不像今天，无官的天才还要给当官的蠢才陪笑脸。
戴建业：《世说新语》品读（56-58）
  
  
人生贵得适意——《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六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 　　——《世说新语·言语》
　　张翰（字季鹰）是西晋文学家，被齐王司马冏辟为东曹掾，他辞职归乡不久齐王被杀，时人都认为张翰辞职是他有先见之明，在司马冏最得势的时候预料到了将要来临的悲惨结局，因而这则小品在《世说新语》中归入《识鉴》一门。刘孝标还注引《文士传》以为佐证：“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但就本文而论，张翰辞职不是由于他在政治上能“以智虑后”，而是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能以适意为贵，这一人生态度在魏晋士人中很有代表性。 　 文章一开始就说“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开门见山地交待他已经释褐出仕，接下来说：“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菰菜羹、鲈鱼脍是江浙一带的风味小吃，菰菜羹就是把菰菜切碎后蒸成糊状的一道素菜，鲈鱼脍是将鲈鱼肉切得很薄再爆炒的一道荤菜。大概是菰菜要到秋天才入食，鲈鱼也是到秋天最肥美，张翰是今江苏苏州人，一见秋风就想起故乡的这两种小吃，古代没有飞机和高层列车，中原洛阳不可能让他享受这份口福，因此他便大发起感慨来：“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羁宦”就是在外地做官，“要”的意思是求取，“名爵”指名声和官爵。离家千里做官于异地，求的全是一些蜗角虚名和蝇头小利，到头来连自己喜欢的家乡菜也吃不到。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适意，而吃不到自己喜欢的风味菜就不适意，既然如此，还要那些名爵有什么用呢？这促成了张翰做出重大的人生抉择——“遂命驾便归”。 　 小品后面这几句的文意和笔调都有点滑稽，“命……便……”句式写出了过程的迅速，以此表现张翰辞官态度的决绝，可在外人看来张翰的选择过于轻率，菰菜羹和鲈鱼脍再好吃，不也就是两道地方小菜嘛，与洛阳的京官相比孰轻孰重傻子也分得清，一个大丈夫为了吃到故乡这两种小菜，竟然辞掉京官卷起铺盖回老家，这简直像小孩那样任性可笑。 　 然而，在张翰看来这一点也不滑稽可笑，他丢了乌纱帽却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张翰生当魏晋“人的自觉”的时代，人自身成了最高目的，为了功名利禄而委屈自己，而扭曲自己，而丧失自己，是地地道道舍本逐末的荒唐行为，这种人生选择才最为可笑。陶渊明后来也说过“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适意称情，按照自己的本性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张翰喜欢吃故乡的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正是为了让自己能“适意”地生活，而“适意”不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吗？《世说新语·任诞》篇载：“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为了虚无飘渺的身后美名，牺牲眼前实实在在的幸福，这种人生愚蠢而又虚伪。张翰的选择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就是能让自己过得称心适意，率性而行，称情而动，就是他渴求的存在方式。 　 如今，我们早已忘记了人自身就是目的，习惯把自己作为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所以从来没有奢望过要过得“称心适意”，从来没有品尝过真正的人生乐趣，难怪大家的心田都是那样枯涩干燥，所以大家都喊“活得很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回头看看我们先人活得这样轻松潇洒，真叫人神往，叫人嫉妒。
 最“养眼”的风景——《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七
    羊公还洛，郭弈为野王令。羊至界，遣人要之。郭便自往。既见，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复往羊许，小悉还，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羊既去，郭送之弥日，一举数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世说新语·赏誉》　  有些人听起来名声震耳，一见面后就叫人兴味索然；有些人暂时默默无闻，一会面就让人一见倾心。前一种人浪得虚名，一经接触就知道他“不过如此”，后一种人深藏不露，了解越多就越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则小品中令郭奕三见三叹的羊祜，无疑就属于后一种人。 　 先来交待一下郭奕（字太业）。郭生于太原曲阳（今山西省太原市）的“累世旧族”，三国时大名鼎鼎魏将郭淮之侄。史称奕“少有重名”，仕晋历任雍州刺史、鹰扬将军、尚书等职，当世很多朝臣都出其门下，生前山涛称赞他“高简有雅量”，死后朝廷赐谥曰“简”，诏令中称“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 　 再来看看羊祜（字叔子）。羊泰山平阳（今山东新泰）人，出身于汉魏时期的名门望族，祖父羊续汉末任南阳太守，父亲羊衜则在曹魏时期任上党太守，母亲是汉末名儒蔡邕的女儿，姐姐羊徽瑜是司马师继室，史称“景献皇后”。他小时就为长辈所看重，认为将来“必建大功于天下”，后成为一代著名的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曹魏时期历任中书侍郎、秘书监、从事中郎等职，仕晋历任尚书左仆射、车骑将军、镇南将军，死后追赠“太傅”。晚年都督荆州诸军事期间，积极发展当地的经济，注重与民休养生息，一方面与吴国修好，一方面“缮甲训卒，广为戎备”，暗中为攻打吴国做准备，灭吴之日满朝文武欢聚庆贺的时候，晋武帝捧杯流泪说：“此羊太傅之功也！”。他许多利民措施让百姓受惠，死后襄阳为他修了羊公碑，后来又称为“堕泪碑”，唐代诗人孟浩然有诗赞颂说：“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陆游《水调歌头》更称“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这则小品写郭奕与羊祜三次会面，通过郭奕之口来表现羊祜的才能与人品。作者的手法特别高明，要塑造的主角一直没有“出场”，全由第三者的赞叹来表现他的形象。古人把这种写法叫做“背面傅粉”。 　 郭奕作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令时，有一次羊祜回到洛阳，正好要途经野王县。等羊一到野王县界，郭奕便派人把他留下，郭本人随后前往迎接。“要”此处是拦截、遮留的意思。两人一见面，郭奕就忍不住脱口赞叹道：“这羊叔子哪里不如我郭太业！”史称羊祜博学多才，又长于论辩，身长七尺三寸，风姿俊朗。郭可能是被羊的风采和谈吐迷住了，刚见面就对羊交口称赞。接着郭又前往羊的住处拜访，对羊祜的才情、气度、志向和眼界有了更深的了解，没过多久回来又赞叹道：“羊叔子可不是一般的常人，比我郭太业强多了！”等羊祜要离开野王县时，郭奕对他已经依依不舍了，送了他一整天还舍不得回来，一下子送到几百里开外，还因为擅自离开自己的辖境而免官。羊祜一生不愿“委质事人”，立身刚正廉洁，自奉清俭朴素，禄俸所资不是赡给了亲族，就是赏给了军士，他死后家无余财。羊祜安贫乐道和笃重朴实的儒者风范，可能给郭太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一回到家就赞叹道：“羊叔子哪里不如颜渊！”汉以后祭孔时一直以颜渊配享孔子，颜后世尊为“复圣”，郭奕把羊祜称为当世的颜渊，他对羊的推崇真可谓无以复加了。  　郭奕三次见羊祜的三次赞叹，对羊祜的评价一次比一次高，羊祜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固然越来越高大，郭奕本人给人的印象越来越好。他们相识的时候，羊祜还没有任何政绩，自然也没有什么政声，郭仅仅三次见面就能识其胸中丘壑，一方面说明羊祜的确胸罗万象，另一方面也表明郭奕有知人之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郭奕的确是一位智者，只有英雄才能识英雄。 　 认识别人要智慧，赞美别人要雅量。心胸狭窄的人发现别人超过自己，很快会心生妒忌，甚至可能去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郭奕第一次见到羊祜时，只说“这羊叔子哪里不如我郭太业”，还觉得他们二人可能旗鼓相当，第二次见面后他就承认“羊叔子比我郭太业强多了”。像郭奕这样的名士，公开承认己不如人，这需要一种坦荡的襟怀，需要一种面对真相的勇气，也需要一种对自己的自信。郭奕是一位智者，同时也是一位君子。  　人是万物的灵长，是上帝最美的造化，我们常常旅游世界各地去看风景，却对自己身边“人”这道最美的风景视而不见。如果学会了认识人，欣赏人，赞美人，你的同学、同事、同乡、朋友、师长、亲人，可能都是“养眼”的风景，他们不仅能让你身心愉悦，还能让你灵魂净化，让你的增才长智。俗话说“小人眼中无圣人”，不要总是盯着别人脸上的黑痣，要像郭奕那样发现别人出群的才华，发现别人高尚的品德，发现别人迷人的个性，你越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别人就对你越有“好处”。
家有名士——《世说新语》品读之五十八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清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隽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  　济去，叔送至门。济从骑有一马，绝难乘，少能骑者。济聊问叔：“好骑乘不？”曰“亦好尔。”济又使骑难乘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萦，名骑无以过之。济益叹其难测，非复一事。 　　既还，浑问济：“何以暂行累日？”济曰：“始得一叔。”浑问其故，济具叹述如此。浑曰：“何如我？”济曰：“济以上人。”武帝每济，辄以湛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既而得叔，后武帝又问如前，济曰：“臣叔不痴。”称其实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于是显名。年二十八，始宦。 　　——《世说新语·赏誉》　  自东汉末王泽及其子王昶以下，山西太原王氏久居显贵膏腴之地，整个六朝人物挺秀，轩冕相望，正如古代一副门联所说的那样：“诗书传家久，衣冠继世长。”  　这则小品中的王汝南即王湛，魏司空王昶之子，晋司徒王浑之弟，仕晋历官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汝南内史等职。其人身长七尺八寸，龙颡大鼻，器量恢弘，史称“有公辅之望”。由于为人冲淡简素，他年轻时志在隐遁，在人前常沉默寡言，母亲逝世后便结庐墓旁，不愿与世人应酬交往，连他的“兄弟宗族皆以为痴”。 　 他兄长浑有一个儿子叫王济，风姿俊爽而又勇力过人，既会盘马弯弓，又善谈玄论《易》。有显赫的官二代背景，加上出众的才情，王济自然是“气盖一世”，根本没有把那位“痴叔”王湛放在眼里。他每次来祭扫祖母坟墓时，从不去拜望在墓旁守孝的叔叔，王湛也不等候这位不可一世的侄儿，即便偶尔过去问候一下，也不过随便寒暄敷衍几句。文章开始极意写王济对叔父的无礼轻视，为后文埋下伏笔。  　后来有一次王济试探问了叔叔一些时事，没有想到王湛回答得极有文采，大出王济的意料之外，济一时惊愕不已。于是和他讨论一些抽象深奥的话题，清谈渐渐进入精微玄妙的境地。原先王济也以为王湛很痴，在这位“痴叔”面前没有半点子侄的恭敬，听了王湛这番清言妙论，才对叔叔陡生敬畏之心，不知不觉从内心到仪表都肃然恭敬。于是便留在庐中清谈，叔侄竟日累夜一连谈了几天。王济虽然才识风度高迈不群，面对叔叔感到自愧不如，由衷地喟然长叹道：“家中藏有一代名流，竟然三十年来没有被发现！” 　 王济离去，叔叔送至门口，济的随从有一匹很驾驭的烈马，很少有人敢骑它。王济随意问王湛说：“叔叔喜欢骑马不？”王湛也随口应说“还喜欢吧”。王济使人牵来烈马让叔叔试骑，只见叔叔纵身上马，“姿形既妙，回策如萦”。作者用优美的语言形容王湛骑姿的漂亮潇洒，策马挥鞭的娴熟自如，马鞭在他手中像回环萦绕的带子一样美丽，就是当世骑手名家也很难超过他。王济本人也是骑驭的行家里手，可比起叔叔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叔叔清谈的才识既让他惊讶，现在叔叔的骑术又让他折服，王湛过人之才绝非一技，王济越来越感到叔叔深不可测。 　 回到家中欣喜地对父亲说：“我刚刚寻得了一位叔叔！”王浑问叔叔比自己如何？王济委婉地对父亲说：“是我王济以上的人物。”父问“何如我”，子答“济以上人”，岂敢当面说叔叔远胜父亲，只能说叔叔远胜自己。言下之意，父不如己，己不如叔。  　晋武帝每次见到王济，总要拿他叔叔来调侃一番：“你家那个傻叔死了没？”王济次次都被问得羞愧难言，既“得一叔”之后，皇上又拿他叔叔说事，这次王济很有底气地禀报武帝说：“臣叔不痴。”并向皇上赞叹叔叔的过人才德，晋武帝因而问他说：“他能和谁相比？”王济自豪地回答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山涛、魏舒何许人也？山涛晋朝开国元勋，位至太子少傅、司徒，山涛死后魏舒领司徒，二人在西晋德高望重，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王济在皇上面前称叔叔才智在“魏舒以上”，可见侄子现在对叔父如何高山仰止！作者为了烘托主角，用笔层层铺垫。 　 谢安曾说过一条识人的标准：“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我们常把叽叽喳喳当作思维敏捷，将深藏不露视为反应迟钝，因此，不是把野鸡错当凤凰，就是把珠玉误作瓦砾。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开朗外向的人容易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点容易被人看到，深藏不露的内向性格常常吃亏，人们有时甚至把内向说成精神障碍。其实，性格的外向和内向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外向者敏于应对，内向者长于深思；外向者容易流于轻浮，内向者容易失之拘谨。俗话说“金子总要发光”，事实上很多“金子”终生埋没。要不是王济偶然与叔叔交谈，王湛可能一直“痴”到逝世。“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韩愈的名言对古今都有警醒意义。当然，有才能的人也不能长期“衣锦夜行”，今天这个时代如此浮躁，没有多少人有闲心思来当伯乐，一定要学会推销自我，像王湛那样“不与世交”，你也许一辈子就没有机会，要知道，王湛能够冲出来是由于他是官二代，晋武帝不是一直念到这个“傻叔”吗，有多少政治局委员总在惦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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