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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对华人的态度一:中国与东帝汶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前景
(2007-08-16 15:44:04)转载▼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Democratic Republic of East Timor）地处东南亚的边缘，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西与印度尼西亚接壤，南和澳大利亚隔海相望，面积1.48万平方公里，首都帝力。东帝汶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它原是葡萄牙殖民地，后被印度尼亚西所占领，最终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于2002年5月20日正式宣布独立。东帝汶是一个与我国相距万里之遥的小国，但在我国对外关系中亦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就中国与东帝汶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作一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以增进国人在这方面的了解。
一
中国与东帝汶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具有悠久的历史，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就记载了南方大海中这个盛产檀香的地方。早在14世纪，中国就已从东帝汶输入檀香木，善于经营的华人成为有史可稽的最早来帝汶岛进行贸易的商人。到了近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人为了经商或是躲避国内动乱，开始大量“下南洋”，来到东南亚，其中一些人由此再去澳洲和北美洲，从而在全世界留下华侨华人的足迹。帝汶岛地属东南亚，又邻近澳洲，也成为华人定居经商之地。到19世纪初，东帝汶已形成一个华人社会。不过，由于东帝汶本来就人少地狭，早期来此的华人并不多。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史上，由于中国澳门与东帝汶都曾同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成为中国与东帝汶交往的一个重要桥梁。澳门与东帝汶是葡萄牙在远东仅保有的两个殖民地[i]，且都面积不大，因此曾合并管理。由于东帝汶较澳门落后，澳门一度成了东帝汶的教育、文化甚至贸易中心，东帝汶的总督也由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兼任，直至20世纪初才各自为政。在1940年以前，澳门的主教也是东帝汶的主教，葡萄牙、澳门、东帝汶的传教士经常往来于三地之间。由于两地间存在如此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澳门的居民很自然地到东帝汶寻求贸易机会，留居在东帝汶的华人华侨也越来越多，从而成为中国东帝汶关系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
华人较多来到东帝汶是在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数一直稳定在数千人左右。到了1974~75年葡萄牙统治末期，关于华人的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并无权威结论，但最实际的数字可能是接近1万人。[ii]海外华人一般多从商、不问政，在东帝汶亦是如此。华人在东帝汶的经济生活中亦十分活跃，尤其是在零售业，由于华人既能吃苦耐劳，又善于经营，其开设的零售店几乎遍布东帝汶的每个乡镇。但在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华人实际上仍处于东帝汶经济生活的底层和边缘，东帝汶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咖啡的种植和出口绝大部分掌握在葡萄牙人、土生葡萄牙人、天主教会及土著酋长手中，华人难以问津。
尽管华人极少参与当地政治，但仍和其他东帝汶居民一样，在争取东帝汶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历经磨难。1974年，由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压力，葡萄牙政府宣布在东帝汶推进非殖民化进程。1975年10月，东帝汶国内各个政党联合决定成立临时政府，并在3年内宣布正式独立。不幸的是，东帝汶几个政党之间随后爆发内战，从而打断了独立进程。1975年11月28日，作为东帝汶三大政党的帝汶社会民主协会（后改称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在打败了另一政党帝汶民主联盟发动的政变后，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内部动荡为外部侵略留下了可乘之机，邻国印度尼西亚大肆渲染革阵是一小撮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扩张的基地，并以此为由在1975年12月出兵占领东帝汶，次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事实上，革阵只是个争取民族独立的统一战线组织，虽有少数领导人比较激进，但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iii]尽管如此，当时在东南亚拥有绝对影响的美国出于顽固的反共考虑，默许了印度尼西亚占领了东帝汶。[iv]东帝汶人民打败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梦想因而未能实现。印尼的占领不断打断了东帝汶的独立进程，还“几乎摧毁了当地华人社会”。当时印尼方面对华人采取不友好政策，导致华人大量外迁和非自然死亡，东帝汶华人急遽减少。[v]印尼从未作过有关东帝汶华人人数的官方统计，但一般估计仅在3千多人左右。此外，印尼的占领使华人经济活动遭到沉重打击，从事零售业受到限制，华人不得不逐渐把经营重点转向并集中于批发商业、大商业和工业，把自己传统经营的优势领域——零售商业让给了当地民族。直到东帝汶正式独立前后，华人才开始大量返回并重新在经济领域焕发生机。根据统计，目前东帝汶人口为78万，华人占2%，即1.5万多人。[vi]
二
印尼占领东帝汶后，一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在当时冷战环境下，东帝汶问题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应有重视。由于力量悬殊，部分革阵成员不得不流亡海外，东帝汶人的独立梦想久久难以实现。1991年11月11日，印尼军警枪击帝力示威群众，200多人被杀，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对东帝汶局势的关注，但印尼政府仍采取极力镇压的政策。直到1998年，印尼强人苏哈托的下台为东帝汶问题的解决带来了转机。1999年8月，继苏哈托为印尼总统的哈比比宣布给予东帝汶人关于自治投票的机会。印尼并不愿让东帝汶独立，它错误地认为大多数人民将选择在印尼统治下的自治，而不是独立。[vii]但东帝汶人民在1999年8月30日通过投票方式选择的是独立，而不是自治。不幸的是，亲印尼的民兵随后发动大屠杀，约20多万难民逃至西帝汶。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联合国派维和部队迅速进驻东帝汶，并在当地组建了过渡行政当局，为正式独立作准备。
中国一直是支持东帝汶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东帝汶脱离印尼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政治解决东帝汶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联合国的要求，中国派遣了民事警察、民政官员参加联合国东帝汶维和行动和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工作。除此之外，中国还对经济极端困难的东帝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999年9月底，中国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东帝汶人民提供价值10万美元的援助。同年10月初，中国驻印尼大使向东帝汶难民捐赠了3万美元救济款。1999年底澳门回归时，中国又提供给东帝汶100多台手扶拖拉机。2000年1月东帝汶独立运动领导人凯·劳拉·夏纳纳·古斯芒（Kay Rala Xanana Gusmao）和若泽·拉莫斯·奥尔塔（Jose Ramos Horta，旧译霍塔）应邀访华期间，中国政府宣布再向东帝汶提供5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2001年3月，外经贸部孙广相副部长率首个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帝汶，中国同意再向东帝汶提供3000万人民币无偿援助，用于建造东帝汶外交与合作部大楼。虽然中国的援助金额不及西方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援助是最大的。[viii]这显示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东帝汶的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为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作准备。2000年9月20日，中国在东帝汶首都帝力建立代表处，邵关福任代表。与此同时，东帝汶也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独立运动领导人古斯芒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澳门。东帝汶方面表示，一俟东帝汶正式独立，就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正式宣布独立，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独立仪式，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也分别致信祝贺。当天，中国与东帝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成为与东帝汶建交的第一个国家。东帝汶在建交公报中“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诺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或发生任何官方往来”。在此之前，台湾当局千方百计地试图与东帝汶建立关系。2002年4月17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与台湾“外交部长”简又新双双电贺古斯芒当选东帝汶总统。5月20日，台“外交部”再次致电东帝汶，表示“建交”意愿，但遭到了回绝。中国与东帝汶的建交表明，东帝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定的。两国建交挫败了台湾当局的图谋，具有重大的意义。
此后，两国关系在多领域、多层次继续发展。政治外交与经贸合作方面，唐家旋外长在两国正式建交时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东帝汶的友好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支持东帝汶加入联合国和其他的国际及地区组织。[ix]邵关福大使也表示，中国将继续帮助东帝汶发展，特别是在农业、健康和教育方面。[x]东帝汶国务兼外交与合作部长奥尔塔于2002年12月16日访华，与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举行了会谈。唐外长表示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联合国在东帝汶的工作，并为东帝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奥尔塔表示东帝汶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感谢中国的无私帮助，发展两国在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油气勘探和农业等方面的合作。奥尔塔重申，东帝汶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xi]奥尔塔还访问了上海，并与中国总理朱镕基会见。东帝汶十分重视与中国澳门的传统经贸合作，2003年6月，奥尔塔访问澳门，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就澳门与东帝汶在旅游、经贸及运输多个领域上的合作广泛交换了意见。军事方面，2002年7月，东帝汶国防军总司令塔乌尔·马坦·鲁瓦克（Taur Matan Ruak）一行访华，鲁瓦克在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会见时重申了东帝汶支持中国一个中国政府的立场，表示要促进两国、两军之间的合作。[xii]党际交往方面，2002年10月，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代表团访华。革阵一直为东帝汶的独立而奋斗，在2001年8月30日的制宪议会选举中获胜，上台执政。中国是革阵在东帝汶执政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雷斯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以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xiii]200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蔡武率领中共代表团回访东帝汶，东帝汶总统古斯芒特意予以会见，并表示要不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的同时，还再次宣布东帝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支持中国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国家统一。[xiv]
2003年9月，东帝汶总理马里·阿尔卡蒂里（Mari Alktiri）访华，17日，温家宝与东帝汶总理举行会谈，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东帝汶关系提出三点建议：一、加强两国高层交往，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二、拓展互利合作，加强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建设，逐项落实双方在重点领域的合作项目。三、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阿尔卡蒂里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表示愿意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贸、油气勘探和卫生等领域的合作。[xv]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贸易协定》等6个合作文件，阿尔卡蒂里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东帝汶方面十分希望学习和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阿尔卡蒂里在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仔细询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并特意访问了上海，表示希望学习上海吸引外资的经验和扩大与上海的经贸合作。阿尔卡蒂里总理此次访华将有力地推动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
三
中国与东帝汶友好关系的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应该得到继续重视、维护和发展。对中国来说，发展与东帝汶的友好关系首先有利于促进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东南亚是中国周边环境中的重要一环，在政治、经济、安全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2003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席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时，根据中共十六大确定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此外，中国还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和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南亚大国，这些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东帝汶尽管与东盟大国印尼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但目前已实现和解，且加入东盟有利于东帝汶的经济恢复与重建。从建设一个“大东盟”的角度考虑，东盟也不会拒绝东帝汶的加入。因此，东帝汶很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第11个成员国。在这种情况下，尽早发展同东帝汶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巩固并推进中国同东盟的关系。此外，中国积极参与东帝汶的独立进程并多次向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既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积极、负责的形象，又为发展一种平等、友好的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最后，发展与东帝汶的关系有利于防止台湾当局的“南向外交”、“务实外交”，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如前所述，东帝汶正式独立之前，台湾就企图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企图破灭后，不能排除台湾当局凭借经济实力再向东帝汶推销其“务实外交”的可能。东帝汶国小民穷，百废待兴，台湾的资金与技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当然，在承认“一个中国”政策的国际主流趋势下，东帝汶不可能再与台湾当局建立官方关系。但在银弹攻势面前，东帝汶与台湾当局发展所谓的实质关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发展和巩固与东帝汶的友好关系，有利于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
东帝汶正式独立后，开始奉行一种与所有大国交好的均衡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亦被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东帝汶的独立发挥积极的作用，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厉害冲突。东帝汶要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帮助，来自中国的支持是必需的，也是最令它放心的。同时，中国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经济大国，向东帝汶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双边经贸合作也正在逐渐开展，这些因素都有利于东帝汶国内经济的恢复与重建。此外，东帝汶还十分看重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吸引外资方面的经验。东帝汶领导人访华时都不忘了到上海去访问，就是看中了上海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吸引外资、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最后，东帝汶还与中国澳门之间存在历史上的传统联系，这种联系有利于东帝汶各方面的发展，为东帝汶方面所珍视。这些因素决定了东帝汶将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当然，中国与东帝汶关系尽管发展势头良好，但其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正如温家宝总理所建议的那样，双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合作都还需要加强。可以预见，随着东帝汶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与东帝汶之间在双边、多边基础上的多领域、多层次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双方应致力于推动这种局面的实现。其中，经贸合作是其他合作的基础，也是当前较突出的问题，双方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东帝汶是亚洲最贫困国家和全球20个最落后国家之一。根据统计，东帝汶有41%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8%的人是文盲，在农村，贫困率达46%，在城市为26%。[xvi]首都帝力等主要城市的失业率高达90%。[xvii]经济上的极端贫困限制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在此情况下，能源合作成为双边经贸合作中一个可能的亮点。东帝汶是一个富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有人认为它十年后可能成为另一文莱。东帝汶油气储藏主要分布在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帝汶海。根据东帝汶与澳大利亚签署的油气开采和收入分享协议，东帝汶将获得共享部分90%的收入，这笔金额据保守估计在20年内可达60亿美元。[xviii]东帝汶急需通过开发能源的方式获得资金、重建经济，中国则正在成为一个能源需求大国，双方在油气开发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2002年8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东帝汶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东帝汶合作勘探石油的谅解备忘录，迈出了双方合作的第一步。但要看到，这种合作并不是马上就可以见效的。由于帝汶海底油田深达1000公尺以上，开采难度大。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石油公司就在帝汶海勘探石油，但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尽管中国与东帝汶的能源合作具备相当的潜力，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发掘出来。
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发展友好关系符合中国和东帝汶双方的愿望与利益，是大势所趋。两国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合作力度，扩大合作领域，另一方面也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着眼长远，重在培育，促进这种友好关系的持久、稳定和深入发展。
东帝汶对华人的态度二:东帝汶华人华侨概况
华人较早就到过东帝汶并在当地谋生。据载，1511年，三个广东人来到东帝汶欧库西砍伐檀香木，成为东帝汶最早的华人。此后，大批广东客家人登上帝汶岛经商，很多人便定居下来，形成东帝汶最初的华人群体。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把澳门犯人关押在东帝汶，他们刑满释放后也不能返回澳门，便在东帝汶定居，成为华人的又一群体。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不佳，当地华人不愿与他们成婚。所以，他们大多数与东帝汶人通婚，形成一批土著化华人后代。鼎盛时期，东帝汶的华人华侨人数达到约3万左右，超过葡萄牙人。历经几百年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沧桑，特别是印尼占领时期20多年的迫害，大多数人为求生计，又陆续迁居海外。2002年东帝汶独立建国后，一些华人开始返回东帝汶重建家园。目前，东帝汶有华人华侨1500人左右，大多数生活在首府帝力市。
1975年印尼占领前，华人掌握着东帝汶的经济命脉，连农业生产也由华人支配。1975年印尼占领东帝汶后，很多华人的财产或被没收，或被毁坏，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财产毁于一旦。大多数有钱的华人移居国外，留下的大部分经济状况较差，在帝力和一些县城做点小生意。2002年5月东帝汶独立后，中国人不断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文菜、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来到东帝汶，他们在这里办商店、开饭店、搞建筑、开旅馆、办公司，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仅使东帝汶商业得到恢复，而且出现竞争局面。现在，帝力市各行各业，随处可见中国人开的商店、办的企业。
1975年印尼占领以前，东帝汶华侨华人原先就有商会、宗教和乡团等组织。其中“中华商会”和“帝力中华中小学董事会”还有自己的会所和物产，并购有华人坟场。印尼占领东帝汶后，华人的社团组织被取缔，完全停止活动。随着东帝汶政治形势逐步稳定，一些华人开始着手推动建立华人自己的社团组织。2003年3月，当地华人成立了中华商会。他们举办了一些有益的活动，如在东独立日、农历春节举办舞狮表演，捐赠救灾物资等，受到东社会各界的好评。除中华商会外，还有一个佛教协会，主管一个华人庙宇--关帝庙，经常举办一些宗教活动。
东帝汶华人原先有较好的华文教育基础，华文学校从幼稚园到中学都有完整的体系，在帝力和各县都有华文学校。其中“帝力中华中小学”具有相当规模，全盛时有学生五六百名，学校还从国内聘请教师，采用国内的教材，并用普通话教学。1975年以后，印尼占领当局取消了华校和华文教育，强行推行印尼文教学，华文教育业不复存，华文报刊也被禁止流入东帝汶。东帝汶建国后，稍微稳定的华人社会就开始注重下一代的华文教育，开办华文补习班，并酝酿恢复帝力中华学校董事会，准备向政府要会原先的学校校舍和场地。此外，刚刚成立的中华商会也准备着手创办会讯，出版中文刊物。
东帝汶对华人的态度三:东帝汶：被塑造的小角色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一个个国际体系几乎都是由实力强大的大国所塑造，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设立了5个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恰是对大国塑造国际关系予以国际法上的承认，同时也在强调在全球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代，大国也担负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大国本身却不可能不以自身的国家利益为前提，这样某些大国的行动有时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背离对某些普世价值的追求，甚至背离公平与正义。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往往是国际舞台上的小角色，即弱小国家或地区。
东帝汶位于印尼努沙登拉加群岛的帝汶岛东部，大约在澳大利亚以北600千米处，由多个部族组成，使用30多种语言。16世纪以前，帝汶岛曾先后由以苏门答腊中心的室利佛逝王国和以爪哇为中心的满者伯夷王国统治。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帝汶岛。1613年，荷兰势力侵入，并于1651年占领了帝汶岛西部的库旁，从此两个殖民帝国之间进行了持久地争夺。1859年葡萄牙与荷兰签订协议，瓜分了帝汶岛，荷兰控制的西部称为西帝汶，葡萄牙控制的东部称为东帝汶。二战爆发后，1942年日本出兵帝汶岛。1943年以澳大利亚、荷兰为首的盟军战败，日本统治了帝汶岛，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日本撤出后，荷兰和葡萄牙势力又卷土重来，但是荷兰的势力被很快就被印尼的革命力量所驱逐。经过 1945-1949年的顽强斗争，印尼终于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西帝汶也成为了印尼的一部分，东帝汶则继续由葡萄牙控制。1951年，葡萄牙把东帝汶定为海外省，想要长久统治下去。
东帝汶原本是由一系列相互独立、自治的部族组成的，每一个部族内部通过联姻方式建立起血缘联系。每一个部族由一位部族首领管理，部族首领之下按照血统进行等级制排列。共有 30 余种方言，各个部族之间语言多不相同，再加上不同部族间不同的泛神崇拜，更加强化了部族间的差异与矛盾。而葡萄牙殖民者的到来不仅没有弥合部族间的嫌隙，甚至加剧了部族间的矛盾。葡萄牙从殖民之初就将目标放在获取经济利益上。来到东帝汶，它只是专注于能带来高额利润的香料和檀香贸易。葡萄牙政府在东帝汶建立起殖民据点，利用东帝汶多部族之间的矛盾，采取拉拢一方、打压另一方的办法来强化统治，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动摇东帝汶久已存在的社会结构，还激化了一些部族间的矛盾。
19世纪下半期，葡萄牙殖民政府为了促进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将东帝汶划分为11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设立一个殖民机构，由葡萄牙官员管理。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官员为了便于管理、缓和矛盾，往往需要与当地的部族首领进行合作。20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引入了人头税制度，停止人们向部族首领纳贡，转而将赋税的一部分发放给部族首领，这样从表面上将部族首领纳入了殖民政府的管理系统。殖民政府又进一步将行政区划分为次行政区，次行政区以下又划分为乡、村，长官都由殖民政府任命。但是由于一些次行政区与部族重合，许多部族首领也就直接转化为次行政区长官。其他那些次行政区，长官由效忠殖民政府的人员担任而不是由部族首领担任的，部族首领的权力也并未丧失，只是由官方认可的权力变成了非官方的权力，人们依然依附于部族首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乡、村等层次。新的管理系统只不过是嵌入旧有的结构之中，并未能触动原有结构使其发生根本改变。
1961年到1974年，葡属殖民地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的独立运动接连不断，弄得葡萄牙捉襟见肘。与此同时，葡萄牙的内政也面临种种困难，经济问题严重，导致1974年4月25日武装政变，新政府上台后，宣布支持殖民地的自决权。1974年8月3日葡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递交备忘录，宣称全面与联合国合作，承认东帝汶的非自治领地地位，承认其有自主管理权。
一些东帝汶精英分子看到了曙光，一些政党迅速组建起来。1974年5月11日东帝汶mz联盟建立，主张在葡萄牙的旗帜下，逐渐实现自治。5月20日，东帝汶社会mz协会建立，被认为有着共产主义倾向，主张先实现自治，最终走向独立。5月27日，东帝汶人民mz协会建立，被认为得到了印尼的暗中支持，主张同印尼合并。此外还建立了其他一些小的政党。各个政党所代表的地区、阶层、利益群体有着很大差别，因此政党间的政见就有了很大差别。政党间的种种差别，有传统部族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有各党派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1975年1月20日，mz联盟与社会mz协会实现联合，反对加入印尼，主张实现自治。印尼抓住机会向这些党派领导人施压。苏哈托的顾问，阿里慕托波将军在会见mz联盟领导人洛佩斯·达·克鲁斯时传达了一个信息，“印尼无法容忍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但是如果由一个反共产主义的政党领导国家，印尼可能会支持独立”。
1975年5月27日，mz联盟与社会mz协会的联合解体。8 月 11 日，以mz联盟为首，包括人民mz协会、东帝汶英雄协会、工党三个小的党派，组成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开始逮捕和杀害社会mz协会成员。社会mz协会更名为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简称革阵)。革阵的军事武装东帝汶民族解放军发起反抗，内战爆发。
民盟引狼入室的做法使其迅速失去了大批支持者，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革阵武装力量迅速控制了东帝汶。9月24日，民盟等党派领导人被迫撤入西帝汶，在撤进西帝汶前，这些党派领导人被迫按照印尼意愿签订了一份呼吁书，呼吁苏哈托将东帝汶并入印尼。
印尼想吞并东帝汶，也不能赤裸裸的出兵，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法，想方设法要营造出一个东帝汶自主选择并入印尼的假相。1975年7月，印尼公开声称东帝汶不能独立，理由是它缺少独立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无法管理自己。面对严重的危机，11月28日，革阵单方面宣布独立，成立东帝汶mz共和国。在东帝汶宣布独立后，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迅速祝贺其取得独立。中国、苏联、巴西、东德、古巴等国家也予以承认，但这些国家的表态却影响甚微。
印尼虽然倡导不结盟运动，但却与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无论在经济联系还是军事联系上都走得很近。1976 年5月31日印尼占领军组织的未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在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请愿书，请求苏哈托总统把东帝汶并入印尼，7月17日，苏哈托宣布把东帝汶合并为印尼的第 27个省。
日本和西欧大部分国家站在了美国一边，英国、法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印尼的武器供应大国，他们同美国一样，在 1975 年的联大上投了弃权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以及亚非拉的一些新独立国家是支持东帝汶的，但是却无法产生实质影响。东盟的其他成员国不愿因批评印尼而让新的联盟再次解体，他们还都给自己找到了良好的借口，那就是恪守不干涉原则。东帝汶的抵抗力量成了孤军奋战。
由于美国等大国的因素，联合国想在此问题上取得成效举步维艰。美国出于扼制共产主义蔓延和经济因素的考量，为印尼入侵东帝汶开了绿灯，又在安理会 389 号决议上投了弃权票。其他一些能够对印尼决策产生影响的国家，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了同美国相同的政策。
葡萄牙感到自己的呼吁实际上毫无作用，停止向联合国大会递交关于东帝汶问题的提案。联合国也顺水推舟，“采用了通常使用的程序性策略，即把东帝汶问题拿到下一次会议上讨论;这意味着承认该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联合国委任机构来解决该问题”。
直到1986 年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加入欧共体，共同体成员的扩展对于共同体的决策本身就会产生影响，希腊出于自身原因，一直在支持东帝汶，葡萄牙是联合国承认的管理国，自然希望利用这个良好的平台来推动东帝汶问题的解决，但即便如此，也并未有任何进展，葡萄牙还试图与印尼谈判，但谈判成了拉锯战。
在印尼统治下，行政系统改变最大的地方在于引进了mz选举机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选举出来的大部分人还是传统型的领导人，要血缘高贵，并且同印尼合作。如果结果令印尼不满意，印尼还能通过改变选举结果以适应自身需要。
为加强对革阵的打击，印尼根据信仰神道原则，在东帝汶制定法律，建立了与其他省一样的政府结构。同葡萄牙一样，印尼在具体的行政中也努力利用传统的系统，以便获得最大的认同。印尼在东帝汶还大力推广印尼语，开始是限制、后来禁止东帝汶主要方言提顿语和葡萄牙语的使用。东帝汶的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军队的手中，这是作为对军队的回报。印尼的政策激发了多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其中最让东帝汶人民无法忍受的是印尼军队的残暴统治。甚至可以说，是印尼军队的残暴统治直接促成了东帝汶人民的团结抵抗，再加之其他一些政策收到的相反效果更强化了东帝汶民众的共同体意识。
印尼强行要求人们信奉宗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在东帝汶地区的影响甚微，印尼人主要信奉伊斯兰教，作为逆反，东帝汶人就选择了天主教。在印尼入侵前，东帝汶的天主教徒只占总人口的30%左右，到80年代中后期，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 80%。
印尼大力向东帝汶灌输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想以此完成对东帝汶民众的印尼化改造，但是东帝汶人却从中学会了抗争。一个受过印尼教育的人回忆说，“我开始学习历史，印尼的官方历史。我注意到宪法上说，印度尼西亚国家和人民承认和尊重世界上所有人的自由。我开始将这些观念同我自己国家的现状进行比较。”
印尼士兵在东帝汶的屠杀、劫掠、强奸妇女等行为，使东帝汶人终日生活在恐慌之中。人们不堪忍受这种朝不保夕的生命威胁，开始加入革阵，其中包括民盟和人民mz协会成员。未直接加入革阵的人开始帮助革阵武装力量收集消息或是供给食物。
1986年3月18日，革阵和民盟签署了一项共同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创建了一个联合体，叫做东帝汶民族联合，东帝汶民族解放军也不再只是革阵的武装力量。现在各个地区各个部族之间的分歧与冲突，也被共同的外来强敌所冲淡了。他们不是通过强调各部族间的共性来塑造一种共同体意识，而是通过强调东帝汶人与印尼的差异性来塑造集体认同。这种认同充分表现在创造性地使用“毛贝人”这个词上。该词原本是葡萄牙殖民者用来称呼东帝汶人的，讥讽东帝汶人的未开化和无知。但在抵抗印尼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词，这成了东帝汶人独立与自豪的象征，成了抵抗者的象征。
印尼的殖民统治激发了原本分裂的东帝汶逐渐趋向于一致对外，但是作为小角色的东帝汶，本身的反抗无力完成独立的任务，它需要境的变化，等待大国的支持。冷战的终结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环境，在冷战终结的影响下，东帝汶的命运也在发生着改变。
1991年10月27晚，印尼军队闯入帝力的教堂杀害了两名东帝汶青年。接下来又有大量教堂受到攻击和破坏，大量东帝汶青年被抓。11月12日，数以千计的东帝汶人前往圣塔克鲁斯公墓悼念两名青年。其中有几名外国记者也化装成游客混在人群中。卡车载着印尼的士兵到来，外国记者表明身份试图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是接到命令的士兵仍旧向人群开枪，大量东帝汶人遭到屠杀，印尼军队又进行了大量的秘密屠杀。帝力事件通过记者们的陈述和影象报道，展示给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众。
由于媒体、非政府组织在帝力事件上的关注，许多世界范围内的民众与东帝汶人民站在了一起。美国的许多参议院议员也积极敦促老布什关注东帝汶。迫于内外压力，苏哈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帝力事件。同时苏哈托此举也有着其个人思考。一方面印尼的一些军方领导人逐渐表现出不服从的强势姿态，如印尼军方曾通过提出苛刻条件，迫使苏哈托阻止了葡萄牙议会代表团访问东帝汶;苏哈托曾下达了更换军队将军人选的命令，该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苏哈托想借此事件震慑一下军方势力。
帝力事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现在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在国际舞台上做出支持东帝汶人民的姿态。90年代以后，大量的政治组织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的第一波出现在印尼学习的学生中，他们甚至组建起了东帝汶最大的学生组织。第二波出现在东帝汶的本土，前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组织。这些新生组织都是在反抗印尼的旗帜下筹建和运作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与已经存在的政党产生认同。
这些组织在1999年东帝汶举行全民投票之前，都是秘密运作的，是为了保存实力，蓄势待发，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东帝汶走向独立时，与其他党派或政治组织进行竞争。国际舆论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增强，不再使大国的能够肆无忌惮地放任行事。只是舆论和非政府组织的批判只能集中在人权问题上，关于自治或者独立的问题，需要国家出面，尤其是需要那些支持印尼的大国改变其自身态度，这种情况的发生还需要等待一次机会，这次机会就是亚洲金融危机。
由于一系列的内外压力，在东帝汶驻扎的印尼军队的状况亦不如前。原本在东帝汶服役的军队人员，升迁之路是非常迅速的，只要抓获一些革阵成员就能得到提升，但是帝力事件发生以后，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许多官员的升迁之路变得异常艰难。东帝汶抵抗运动的斗争策略也发生了转变，由以军事抵抗为主转变为以非暴力抵抗为主，这种转变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已经的确不如最初时那样强大，尤其是缺少一些基本的武器装备;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舆论的作用得到增强，通过游行、示威向印尼和其他国家政府施加外交压力。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印尼政府的措施变得越来越不得力，并且因为拒绝改革的态度，导致国际援助不足，印尼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屠杀华人、工人罢工、学生运动屡屡发生。1997年5月21日，苏哈托被迫宣布辞职，副总统哈比比在军方领导人的支持下继任总统。
西方国家知道，苏哈托的下台，势必会引起印尼巨大的变革，现在在东帝汶问题上对印尼进行施压对于他们来说是明智的。欧盟在哈比比一上台就表示要继续坚持欧盟于1996年达成的“共同立场”。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1998年1月打电话给印尼领导人表达了他对印尼的关切并敦促印尼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为获得金融援助和贷款创造前提。此外，澳大利亚领导人一般认为“对澳大利亚的任何军事威胁，最大的可能性都来自于或者通过印尼群岛，那里交错着重要的空中航线和海上航线。但是只要印尼保持稳定，那种威胁看起来就很遥远”。但苏哈托下台后，情况改变了。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亚洲事务，提高自身影响力的绝好时机已经到来，印尼稳定状态的被打破也促使澳大利亚要采取积极行动。1999年1月澳大利亚公开声明支持东帝汶独立。澳大利亚态度的转变对于印尼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最终，公投于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78.5%的东帝汶人拒绝加入印尼。
公投中，印尼军方是输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在军方的支持下，仅仅一小部分所谓支持同印尼合并的东帝汶人，拿起武器，展开了大规模屠杀。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了那些曾长期与自己的部族有着矛盾的部族，进而屠杀和破坏面都迅速扩大。东帝汶的大量人口或被杀、或饥饿而死。有近一半的东帝汶人逃亡，基础设施、建筑物遭到大面积破坏。
葡萄牙和澳大利亚进行公开谴责，并呼吁美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尽快介入东帝汶问题，对印尼进行政治和经济施压，澳大利亚强调美澳同盟关系的存在，葡萄牙首相则威胁美国，“如果美国不支持澳大利亚和葡萄牙在东帝汶建立维和部队的政治努力，葡萄牙将撤出北约驻科索沃的维和部队。”
美国出于盟国的压力，同时也出于自身的考虑，为了扩张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后来又进一步对印尼进施压。美国宣称，如果印尼不邀请国际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的管理下进驻东帝汶，美国将停止对印尼的任何军事援助，并将阻止未来所有的对印尼的经济援助。印尼被迫同意国际社会的要求，与联合国等进行合作。1999年10月25日，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正式成立，全面接管东帝汶事务，这是联合国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在某一地区进行全方位管理，东帝汶进入了联合国管理时期。
古斯芒等东帝汶领导人希望联合国能够早日将实际管理权交还给东帝汶人民，联合国决定在2001年8月30日进行大选，成立立宪会议，制定宪法，促成还政于东帝汶。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赢得了赢得了大选，立宪会议议员9月5日宣誓就职，9月20 日，一个全部由东帝汶人组成的过渡政府在东帝汶首府帝力宣誓就职。2002年4月17日，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领导人夏纳纳·古斯芒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随着联合国旗帜的降落，东帝汶国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升起，东帝汶国民议会议长卢奥洛庄严宣布：东帝汶mz共和国正式成立。东帝汶首任总统古斯芒宣誓就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葡萄牙总统桑帕约、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外长唐家璇等9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以及近10万名东帝汶群众目睹了这个历史性时刻。
东帝汶迎来了自己的新生，终于拥有了民族国家身份。如今的世界，全球联系空前加强，一个国家的苦难应该被整个世界体验。大国曾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东帝汶的命运，在东帝汶面临困境时，大国也该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它度过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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