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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丘成桐评价陈景润]专访数学家丘成桐：如果我没得过菲尔兹奖，早就被打垮了
丘成桐，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少年成名的丘成桐，早年经历就是一枚“学霸”的标准版本：22岁博士毕业，25岁任副教授，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卡拉比猜想”，34岁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即便如此，他说：“快没什么用，做好的学问需要时间。”丘成桐用五年时间证明卡拉比猜想，其间历经波折，甚至不得不写信给卡拉比本人承认自己错了。他的看法是，“花了真功夫，走的冤枉路都不会冤枉。”现在他的影响力早已溢出数学界。丘成桐同时担任哈佛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教授，以其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是物理学中弦理论的基本概念。他关注中国，关注教育，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邀他出任校长，他一个也没答应。丘成桐说，不想花功夫在学问以外，“即便做校长，也绝不做公立大学校长”。10年前，丘成桐公开批评北大数学系一教授抄袭，言辞激烈地指责国内学界有学术腐败等问题，自己也遭到围攻。谈起这场风波，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不后悔”。“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没从中国拿过一分钱薪水，还倒贴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愿意花时间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有所改变。”这样的丘成桐，从世界各国请来科学家朋友，找来志同道合的企业家赞助，做起了面向华人中学生的科学竞赛。他总觉得中国孩子的学习方法有问题，希望通过倡导研究性学习来选拔和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接受采访时，他已经为第八届“丘成桐科学奖”的评审工作奔波了一天。然而谈起那些颇有潜力的孩子，谈起科学与大自然，谈起父亲与妻儿，谈起经历与纷争，疲惫便渐渐从他的神情中褪去。他如何看待过往的人生选择？如何评价华人在世界数学界的成就？如何看待中国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在深冬夜里的清华园，这位颇有点脾气、但毫无架子的数学大家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娓娓道来。
丘成桐弃文从理：热爱历史，但选择了更客观的数学1949年，丘成桐出生于广东，后全家移居香港。父亲丘镇英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崇基书院任哲学系教授，从小教他读古文诗词。14岁时，丘成桐的父亲猝然去世。家道中落，原本贪玩的少年突然经历了世态炎凉，过去读不太懂的《红楼梦》读懂了，“做学问的兴趣忽然变得极为浓厚，再无反顾”。但他没有走上文史研究的道路，而是钻研起数学来。如此选择，颇有对现实境遇的考量。只是丘成桐仍喜欢读《史记》、《汉书》，说历史的事实教导他如何在重要时刻做决断。澎湃新闻：对您影响比较大的历史著作有哪些？丘成桐：从小喜欢读《史记》，现在还在看。吕思勉、陈寅恪、梁启超的著作都有看。澎湃新闻：据说您后来选择去斯坦福大学就与《史记·汉高祖本纪》有关。丘成桐：是的。我毕业时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任教，那时石溪是度量几何的世界级重镇。一年后我又接到斯坦福大学的聘任邀请，但当时斯坦福几乎没有几何学教授，我面临重要的抉择。这时我记起刘邦。刘邦离开四川与项羽争霸，才有汉家四百多年天下。如果他留在蜀地，一辈子也出不来，就像刘备一样。石溪虽然是重镇，但格局小，斯坦福毕竟是百年老校，局面大得多。他们研究的方向是我在石溪学不到的。最后果然是这样，石溪再也没出过几何大家，而在斯坦福的经历对我的学问帮助很大。我在那里和朋友一起走出的微分几何研究方向，影响了这个领域几十年的传统。澎湃新闻：从小爱读历史，父亲还写过《西方哲学史》，为什么没有做历史研究，而是钻研数学？丘成桐：我考虑过做历史研究。读历史很有趣，但这门学问的评价标准不是完全客观的。我想，我生长在香港，也不是名门望族，以后无论如何要养家糊口、照顾前途，假如我走历史研究的道路，万一没有遇上很好的教授赏识和支持，有可能潦倒半生。但数学是很客观的。只要有能力，就算一开始不受重视，最后还是会出人头地。因为没人能否认你做的东西是对的、是有影响力的。后来果然如此。我大学时数学做得还不错，即便有时得不到认可，最终仍能渡过难关。因为这个学问还是很客观的。澎湃新闻：您做学问受父亲的影响很大，父亲去世也是一个转折。丘成桐：是的。我从小决定要做学问，是受父亲影响。他一辈子想做学问。父亲很早教我读书，我十岁开始念古文。后来他突然去世，家里一下陷入贫困，出殡的费用是朋友捐的，我能不能继续上学也成问题。这个变故对我是很大的冲击。那时读诗词，一方面是排遣苦闷，一方面因为这些是父亲教的，我突然很想了解他教我的是什么。所以这大半年的阅读又深入不少，情感波动很大，做学问的兴趣也变得浓厚。澎湃新闻：您说一直很喜欢孔子的一句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年纪轻轻时就想到要名留青史？这种人生信条和早年读历史有关吗？丘成桐：当然有关。另外我父亲是个哲学教授，虽然名气不大，但他看得很透彻、很长远。我父亲也想这样的，但去世得早，没有成功。而我接受了他的想法。
丘成桐与父亲少年成名：27岁攻克世界数学难题丘成桐的导师、世界数学泰斗陈省身曾这样评价他：“21岁（从伯克利）毕业时就注定要改变数学的面貌。”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丘成桐只用两年便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则在第一年就完成了。此后不到10年，他就成长为世界数学界不容忽视的人物。在此期间他证明了卡拉比猜想——这标志着微分几何新时代的到来，一个新的学科随之产生，被称为几何分析。1983年，34岁的丘成桐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世界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华人中唯一的获奖者。澎湃新闻：1969年去美国留学应该是您人生的另一大转折。是直接联系了导师陈省身教授吗？丘成桐：不是，很多媒体都讲错了。我运气还不错。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位刚从伯克利毕业的博士来教书，与我走得很近，因为他刚毕业，教书遇到些困难，我帮他解决，他很高兴。他与伯克利的年轻教授熟识，帮忙联络，年轻教授就推荐我去念书。这位年轻老师联系了一位做微分几何的日本教授，他也是数学系招生委员会的主席，我四十年后才晓得当初决定收我是他最后拍板。我们很熟，但他从未跟我提过这事，后来是他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一生中最骄傲的事就是收了我。当然陈省身先生有着最大的影响力，毕竟这位日本教授是他聘请的，但是其中的真正情形，他没跟我讲过。澎湃新闻：去之前对美国有多少了解？丘成桐：不了解，但只有这一条出路。1969年香港没有一所大学是研究性的，基本没有博士生。有博士学位的教授都没几个，怎么带博士呢？那时不可能去台湾，内地正是“文革”时期，更不可能来。想做研究，只能去英国或美国。我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第一个直接去伯克利读博士的。澎湃新闻：1960年代的伯克利大约还在学生运动的热潮中。研究的氛围怎么样？丘成桐：反越战学生运动正厉害，但对学问仍然很重视。许多学生家境优渥，但就是热爱做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生比不上他们。现在香港大部分学生对研究已经完全没兴趣了。1960到1970年代，伯克利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之一。虽然哈佛大学数学系一直最受尊重，但是资深教授只有十多个，伯克利则有几十个。当年加州政府决定将加州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往伯克利投入了大量经费和精力。
1977年的丘成桐澎湃新闻：您成名很早，有传记文字称您“最重要的工作在26岁之前就完成了”。丘成桐： 我想说这句话的人对我的数学不了解。26岁当然指的是证明卡拉比猜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不过大部分人是为了写文章制造“高峰”。一般（媒体）问我问题，我讲完卡拉比猜想以后就不太想讲下去——不想花时间。其实我的数学到今天都还在做。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这十多年来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惊讶的，当时一年可以做好几个有意思的工作。澎湃新闻：数学家哈代说，数学是一种适合年轻人的游戏，数学家成名都在年少时。您认同吗？丘成桐：很多人这样讲，假如年少是指三四十岁以下的年龄，我不敢不认同。年纪大的人集中力可能差一点，但看法不一定不对。往往年长的人和年轻人合作会有很好的效果。年纪大的能看清楚方向，年纪轻的愿意冲，愿意花时间计算。现在很多重要的学问是研究者四十多岁时完成的。澎湃新闻：早年成名对您有什么影响？丘成桐：1976年我解决了重要的问题（卡拉比猜想），所以一举成名。在此以前，没人问我意见、我讲话也没人关心，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成名后，有很好的待遇，也有很多人来问我意见，我一般都如实直说，就得罪了许多人。我想，这我也无法改变。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职业道德。学校聘请教授要问你意见，学生毕业找工作你要写介绍信发表意见，其他学者写文章你也要发表评审意见，而我不愿意说假话。我还编辑过很多学术杂志，不可避免地要退掉很多文章，有些作者就有不满。起初我替学生写介绍信都实事求是，结果学生一开始找工作有点困难。我才慢慢了解，原来人家写介绍信会有所夸大。我只能“入乡随俗”，但也尽量实事求是。坦白讲我看过陈省身先生写的信，都是好话，所以他没有得罪过人。我写的信，至少有一半是毫无掩饰的吧，比较得罪人。1982年的丘成桐（右一）关注中国：这30年来中国数学发展了吗？1977年，丘成桐应邀在世界数学家大会做了一小时报告。同时，大会也邀请中国数学家陈景润作分组的45分钟报告——这对于刚走出十年“文革“的中国而言是件大事。此时由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掀起的“陈景润热”正在国内发酵，而丘成桐则用更冷静的视角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后，丘成桐应数学家华罗庚邀请，于1979年访问中国。随后他开始从中国招收博士生，曾与国家领导人商讨重建中国的数学学科。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相继建立了数学研究所，培养中国的数学人才。澎湃新闻：您从1980年代起先后从中国招收了十几名博士研究生。这样做的契机是什么？丘成桐：1979年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就常来。从1980年开始，清华、北大等学校提出希望我帮他们训练一些学生。我的态度是有教无类，只要是有能力的学生，从不拒绝。第一批学生是1981年来的，清华的曹怀东是第一个。这些学生，只要通过正式途径录取了，我就愿意帮他们。澎湃新闻：这些年您对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很关注，尤其是教育。丘成桐：我当然期望中国的年轻人能慢慢培养起来。但我毕竟还是个学者，我只能提供我的意见，讲我能讲的话。澎湃新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都曾请您做校长，为什么拒绝了？丘成桐：我不想花太多功夫在学问以外。即便做校长，也绝不做公立大学校长。做公立大学校长要不停地去政府听令，要巴结一些人，我做不来。澎湃新闻：您还是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好几所大学的数学中心是您创建的。丘成桐：对，毕竟数学中心还是跟研究有关。澎湃新闻：但您对中国数学界有过一个评价：“德不如欧美，力不逮乎日苏。”丘成桐：现在还是这样。澎湃新闻：有人说近三十年来中国数学没有大的发展，但过去有过辉煌，我们有华罗庚、苏步青、陈景润……丘成桐：相对于欧美的数学水平，中国数学界没有辉煌过。中国数学界最伟大的大师只有陈省身、华罗庚和周炜良，应用数学家则有林家翘和冯康，周、林两位学者长期在美国，不能够代表中国。我在伯克利读书时，大师甚多，包括陈省身和Stephen Smale 。一间大学就比得上中国数学最辉煌的时候。这样说也许会伤很多人的心。中国数学与欧洲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一味地往脸上贴金是没有用的。澎湃新闻：改革开放之初，在邓小平重新提出重视科技人才的背景之下，中国曾有过“陈景润现象”。作家徐迟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使得数学成为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当时国际数学界对于陈景润先生的研究是如何评价的？丘成桐：陈景润做的工作很好，但谈不上伟大，对于整个数学潮流的影响有限。徐迟的报告文学是夸张的。但“文革”期间能做出工作不容易。最近美国有位华人学者张益唐，他的工作比陈景润的工作重要得多。张益唐做的是让人吃惊的工作。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数学和陈景润成为全国上下的热门话题。谈“数学江湖”：用派系斗争来解释过错，是逃避责任2005年，丘成桐公开批评北大数学学院教授、他曾经的学生田刚，指其涉嫌学术造假和窃取他人学术成果。事件随后在网上发酵成一场舆论大战，涉及中国的学术腐败、学术道德标准等问题。2006年，《纽约客》杂志网站刊出了由《美丽心灵》一书（诺贝尔奖得主纳什传记）作者Sylvia Nasar与人合写的文章《Manifold Destiny》，攻击丘成桐此前宣传中国学者首先完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动机不纯，并质疑其人品。丘成桐随后在网上刊出一封12页的信，陈述他与他的律师认为《纽约客》文章中的错误之处。澎湃新闻：您曾在2005年公开批评田刚先生造假。丘成桐：他抄我的文章，抄其他著名学者的文章，并且不愿意改正。我当然要公开批评，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学者职业道德欠缺，恐怕没办法做好的学问，所以我很重视这件事。澎湃新闻：这些争论以及后续的《纽约客》报道、关于庞加莱猜想证明的争议，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对您的名誉也有伤害。当时在公开辩论前，对随之而来的压力和代价有过预期吗？丘成桐：我没想和谁辩论，只是一次次回应别人对我的攻击。可笑的是他们都不敢具名，而是匿名捏造一些假消息。这些假消息（环环相扣），第二篇引用第一篇，第三篇引用第二篇，有的人也就真的相信了。有些媒体也很奇怪，我根本没说过的话，文章写得煞有介事。我在国内至少看过10篇这样的报道，说丘成桐如何回应，但所谓的“访问”从头到尾都是假的。我记得2006年中国南方一家颇有名望的报纸有位李姓记者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正在去台北的飞机上，还有一分钟就要起飞了，非关机不可，无法接受访问。他就在电话里大声指责我，说我不公平，接受别人访问却不接受他的。我说飞机马上要起飞，你过几天再访问。结果第二天报道就登了出来，通篇他问、我答，写得像真的一样，内容全是网上东拼西凑来的。这也不是唯一一次，很多次了。我突然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道上，根本没有进行过访问却写出了文章。我没有办法，可以告他，但没这个精力。如果编造的内容不太离谱，也就算了。但仍有许多内容不是真的，慢慢地就以讹传讹。澎湃新闻：但是针对《纽约客》的文章，您就找了律师和他们辩论。丘成桐：《纽约客》在全世界的影响都很大，报道中不少事情是假的，不回应的话就好像我认可了。澎湃新闻：《纽约客》表示仍坚持原来的报道。丘成桐：这是一件很可笑的事，虽然庞卡莱猜想的证明是几何分析的重要部分，但是直到如今，我还不知道有多少最好的几何分析专家懂得它的证明。但是很多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数学家，听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说法，看了一些媒体的报告，就慷慨激昂，不谈数学证明的严格性，而提出它引起的社会关系。记者凭什么来做判断？她访问了几个平日不喜欢我的所谓的学者，看到网站上一些人散布的謡言，就坚持已见？如何让他们正式道歉？律师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如果要在美国起诉《纽约客》，我要证明他们有意诋毁我，否则报道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打官司要花费至少一百万美金，我只是个学者，做不到。如果去英国起诉，举证的义务小一些，但要花很多时间。如果胜诉就不用付律师费，如果败诉，还要付对方的律师费。这是英国的法律。无论哪种选择，对于一个学者而言都是很大的负担，我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在这件事上。澎湃新闻：所以这件事确实牵扯了很多精力、引发了不小的风波。丘成桐：我讲话太直，人家不愿意接受，我也没办法。我从不讲假话。我说他们做假，得罪了他们。他们不敢直接否认，就用下流手段攻击我。引发很大的风波，我一点都不后悔，只要我讲的都是真的，我一点都不后悔。学术作假对于中国学术界进步是很大的阻碍。姑息纵容造假，这不是科学家应该做的事。也不只是田刚一个人，外国也有学者做这种事。数学界的道德不好，学问也很难做好。澎湃新闻：也有人说，您虽然是在批评某些学者，但实际上是想要否定某一派系把持中国数学界的这么一种做法。丘成桐：什么叫派系？中国有许多数学家受到过我的影响，攻击我的也是我的学生，田刚就是我的学生。派系也是我的“派系”。我不愿意跟我的“派系”里使用不正当手段的人在一起。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什么问题都用“派系”来解释。我批评抄袭的人，他们就说，这是派系斗争，把田刚和北大说成一派，说我是另外一派。既然是派系斗争，那么意见不同好像就很正常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没责任了。一般老百姓、媒体，即便是学校里的官员，也搞不清楚学问上的专业问题。（把我指责的抄袭现象）讲成派系斗争，这事就算了。澎湃新闻：您曾说，“如果我没获得菲尔兹奖的话，我可能就被这些人打垮了。”丘成桐：是啊。学问上的事情别人搞不懂，丘成桐有什么了不起？有人诽谤，也许媒体和官员就相信了。但菲尔兹奖中国只有一个人得过，想毫无凭据地攻击我就比较难。就好像我的两个小孩，他们小时候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记得一件有趣的事：1997年他们才十六七岁，当时我得了总统奖，是美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消息在我住的小城市也见报了。那天我就听到两个小家伙私下聊天说，诶，爸爸平时可能不是在吹牛，他好像还不错，拿了总统奖。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在中国吃不吃香、能得到多少荣耀。我没从中国拿过一分钱薪水，还倒贴了不少。但我不在乎，我愿意花时间在中国的年轻人身上，希望他们能有所改变。只是我不拿钱，反而有些人不高兴，攻击我。
第八届丘成桐科学奖颁奖现场。丘成桐邀请他的朋友、麻省理工大学物理系主任Peter Fisher教授、日本数学学会会长Motoko Kotani教授等人前来担任评委。谈“丘成桐科学奖”：华人并非天赋异禀，中国孩子需要创造力丘成桐的两个儿子都曾获“西屋奖”（后更名为英特尔奖），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高中生科学竞赛奖项。他也受此启发，创办了属于华人学生的中学数学奖。“东润—丘成桐中学科学奖”的前身是设立于2007年的“丘成桐中学数学奖”，由丘成桐发起，东润公益基金会和泰康人寿支持。奖项面向全球华人中学生，舍弃试卷和标准答案，学生的作品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提交。丘成桐说，他在评审中发现了一些很有能力的孩子，“中学生的数学水平相当于研究生”。然而总体上，他并不赞同华人是“数理天才”的说法，他希望中国的孩子能从研究性学习中找到乐趣，培养创造力。澎湃新闻：近年来只要是关于“华人数理天才”的报道都会引发热议，比如哈佛最年轻的华人物理教授尹希（Yin Xi）、另一位华裔菲尔兹奖获得者陶哲轩（Terry Tao）。华人在数理学习方面真的天赋异禀吗？丘成桐：我不这样认为。我也是哈佛物理系的教授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尹希的升职，就是从助理教授到正教授的一个正常程序。尹希是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但谈不上是大天才。澎湃新闻：华人数学家在美国的影响力整体上如何？丘成桐：影响力没你想象得那么大。学数学的中国人多，但和犹太人还有差距。在数学界，要论最尖端的领域，俄国人的影响力比中国人大得多。澎湃新闻：那中国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伯克利能走出八个菲尔兹奖获得者，中国没有？丘成桐：中国事事讲平均，拔尖人才不容易脱颖而出。澎湃新闻：您设立“丘成桐科学奖”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丘成桐：我觉得中国很多小孩念书方法有问题。家长望子成龙很正常，但以考试、分数为主不能培养创造能力，跟外国人相差很远。我设立这个奖项，鼓励研究性学习，是效仿美国“西屋奖”。我的两个孩子都得过“西屋奖”，我看得很清楚，这个奖对他们的人生有很大影响，他开始考虑做科研，充满了做研究的信心。这个奖为美国培养了不少一流的人才。我想中国小孩子也应该培养这样的创造力。澎湃新闻：为什么2007年开始做这个奖项？丘成桐：这不是想做就做的。八年前我跟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先生谈这件事，他很高兴，也很支持。要请世界级的专家来改卷、面试，安排学生来考试，机票住宿这些基本开销加起来，一年也要将近一千万人民币。坦白说我拿不出来。陈东升在人力和经济上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有人认为你在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我没法取悦每一个人，人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是想帮助中国小孩。澎湃新闻：对于这个奖，您一直说要以奥数在中国的发展为前车之鉴。丘成桐：奥数不是罪恶，外国的学生也做奥数。真的有心去玩玩没什么不好。但你强迫小孩子为了它日以继夜地准备考试，那就成了问题。奥数考的是偏门、艰深的题目，有些题目我也做不出来，考那么刁钻的内容有什么好处？小孩拼命学习某一方面很狭窄的路径，即使拿了两个奥数金奖，很多数学问题还是不懂，这就是大问题。从中学到的东西不足以使小孩子成为好的科学家。我为什么这样讲？我有学生拿了两个金牌，奥数满分，现在出来的成绩不是最好的。分数高不是目标，我们做教育是希望小孩能有前途。澎湃新闻：跟踪过“丘奖”获奖者的发展情况吗？丘成桐：做过跟踪，大部分会选择读书深造，发展得很好，到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清华、北大的都有。澎湃新闻：从公布的名单来看，不少获奖者来自一二线城市的著名高中。“丘奖”鼓励的研究式学习，在中国是否只有少数学生有条件进行？毕竟还有许多孩子的教育是和高考绑在一起的，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丘成桐：我们不是教育部，能力有限。你要我丘成桐或陈东升，照顾到整个中国每年毕业的六七百万高中生，这不可能。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我们能做的，是以最少的经费达成最好的结果。我们义务做这个奖，没收过任何钱。我的朋友，今天来做评委的，都是世界著名的大教授，我们除了报销机票和住宿费，没有给任何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去照顾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只有在能力范围内，通过一些著名的高中、大学，来挖掘最好的人才。澎湃新闻：您对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寄语？丘成桐：年轻人做数学一定要有很浓厚的兴趣，否则就不要做。虽然刚才讲了不少曲折，但其实我很愉快，我做了想做的事，至于成功与否不在我，而在这些小孩自身的努力、中国政府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做事情是凭热情，认定是对的就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而只要热情够了，事情就会做好。我做学问做了四十多年，经历过很多挫折，最后还是成功了。很多事情，我一点也不后悔。
篇二:[丘成桐评价陈景润]数学界如何评价陈景润？他对数学的影响到底多大？
陈景润的数学成就是没有被过分夸大的，你 可以去国外看看数学圈内的评价，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很少，陈氏定理是其中一个，这里陈氏就是说的是陈景润，这个定理的大致内容是：一个大的偶数，总可以表达为一个素数与另外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其中后面的“另外两个素数”的这2个素数中，如果其中一个素数等于1，那么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在这里为了表述方便，我定义1也是素数）。
很明显，从单个数学定理来说，陈景润的数学成就是高于华罗庚的，当然了，没有华罗庚就不太可能有陈景润的数学成就，毕竟是名师出高徒呀。
当然了，华罗庚与王元的数学成就也非常高，有所谓的华王方法。
接下来说陈景润对数学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陈景润的数学成就是在解析数论，但他的方法其实也是筛法，目前已经发展不下去了，张益唐的成就已经是最高成就，在这个方面目前看不出有什么新的希望。所以，陈景润的数学成就不像陈省身，陈省身的微分几何与纤维丛理论，不但在数学上有用，而且主要还是在物理上有用，规范场论本身就是纤维丛上的截面，而陈类还可以用到凝聚态物理学中，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拓扑物态，这里刻画拓扑的不变量其实就是陈类。
所以，要论华人对数学的贡献，陈省身高过陈景润，但这两位陈先生都是登峰造极的人物，都可以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其中陈省身是菩萨，陈景润是修行者——如果陈景润的生活条件好一些，能在国外做研究，也许也会成长为菩萨。
篇三:[丘成桐评价陈景润]丘成桐教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顶!）
丘成桐教授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三次谈话中举北大为例，批评国内大学教育，得到了许多国内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大多是赞同丘先生的看法。此举引起了一些北大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在所谓的调查实际情况后，对丘成桐的谈话做了一番辩白。最近记者有幸采访到丘成桐教授，请他就北大的"真相辩白"作一番评论，并介绍有关问题南晗副尘啊?记者：您最近多次对国内基础教育以及北大提出批评意见。在国内引起很多教育界人士和学生家长的共鸣，很多人在网上发帖或投票支持，也有人表示了不同看法。前些时候北大通过对部分师生的采访，对您的讲话做了一番辩白。您能否就北大发布的"真相调查"一文作一些评论。丘成桐：我注意到《北京科技报》文章出来后，北大组织人马写了一篇"答辩状"，在媒体传播。我想有人出来回答、解释问题未必是坏事。我同时也注意到，这篇答辩状仅仅就《北京科技报》文章揭露的部分学术不正之风作了回应，而未对《北京科技报》文章中揭露的主要学术腐败现象作出辩解。对北大关于学术不正之风部分所做的辩解，我知道的事实与北大答辩状中的陈述有很大的出入。 记者：您最近在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提到您招收的一位北大学生由于本科基础太弱，最后在哈佛被退学。有人认为既然您当初选择录取她，就自然有您的道理。并对您当初挑选学生的评判标准起了质疑。丘成桐：哈佛大学理学院每年招收的都是中国最好的学生，多数是来自北大等名校。这些学生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来的，当然其中与他们推荐信的"分量"大有关联。我们至今还保留着北大这位同学的成绩单。主课成绩为：数学分析I 93 数学分析II 99 数学分析III 91 高等代数I 93 高等代数 II 99 大学物理I 94 大学物理II 98 微分几何 99 复变函数 94 概率论 91 常微分方程 89 讨论班 95 这当然是很高的成绩。当时数学学院主管教学的教授，以及柳、王等三位北大教授分别写了很好的推荐信，他们在他的哈佛推荐表上的每一栏都在"best"上打了勾。王教授说，在他的动力系统课的成绩是最好的。柳教授说，在大二就修完了为大三学生开设的实变函数论。2000年5月，他还获得了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夫妇设立的君正奖学金，全北大只有30个学生获奖。2000年10月，他被一致提名推选为北大3000位大三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向李政道博士报告成果。所以，在录取新生时，他理所当然地被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学生。他到哈佛后跟不上其他同学而被劝退说明了什么？从某一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北大教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北大教授推荐信的信誉无法得到保证。总之，这是北大教育的不幸。记者：您在谈话中表示，北大教授对学生漠不关心，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学生却没有受到教授们应有的重视？丘成桐：这也许和有些教授在给学生推荐信上签名过于草率，以至推荐信名不副实有关。北大学生们自己写推荐信，教授们签名是很多人告诉我的。而对于一些真正出类拔萃的学生，却不懂得悉心栽培，任其埋没。我记得在1995年，北大数学系的王同学申请到哈佛大学读博士，申请表和推荐信都说他是北大最好的学生，于是我在北京时就面试了王。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在当时张恭庆院士主持的座谈会上，北大的二十几位教授竟然都没听说过这个学生。刚巧有一位认识这位学生的青年教师，走过会议场所，他认识这个同学，找到了这个同学后，教授们还是对他没有印象，我当场问了他几个问题，而后，张院士的评价是北大这些年来的学业不行，所以不敢向我推荐，王同学也不算好，所以张院士劝我不要录取他。以后他被加州理工大学录取了，并到耶鲁大学做助理教授，这也说明他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学生。只不过北大的院士们不认识优秀的本科生罢了。两年前，我在加州理工遇到这位王同学。他对我说，当初没能成为我的学生，是他一直感到最遗憾的事情。 记者：您对国内的大学教育，尤其是北大数学系，提出过很多批评。您曾经说过，北京作为国内最好的大学，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就好比做生意投了一大笔钱，产出却不怎么样。丘成桐：中国这十年来在教育和科研上投了不少钱，但投进去以后，却不问成果如何。比如长江学者计划，李嘉诚和教育部花了不少钱。还有一些特聘教授通过几种不同途径拿了很多钱。如北大聘的某著名教授在国内要到的工资待遇已达到100万年薪以上，却没有履行工作合同，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在国内。此人的学问远不如北大说的这么好，却同时在国内两三个学校任全职，拿好几个地方的大量科研经费。这种情况数学有，其它学科也有。在国外任全职，北大却说此人是国内学者，因此可以做中国院士，但选上中国院士后，又声称从国外引进。此人每年在国内时间很短，一般由一个到三个月不等，北大却声称此人是全职引进教授，他的年薪差不多是一般教授的二十倍，做成很坏的风气，北大企图与清华大学全职引进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姚期智相提并论，并委以重任，摇身一变成了政协委员。这是对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极为反感，但多数人不敢公开表述自己的看法。国家投资大量经费后，也不见有任何的学术回报。由于这种做法，北大可以向国家报告他们已经引进了大批人才，而所谓被引进的人才则名利双收，却辜负了纳税人的期望。北大数学系每年要把全国最好的学生招走一半，但教授们没有花心思去培养学生，不知道学生的好坏。 记者：那是不是与高校扩招，学生太多，教授们忙不过来有关系呢?丘成桐：北大数学系教授的数量是哈佛的5倍，他们有100多位教授，哈佛数学系的教授不到20个。北大的本科生有哈佛的5倍吗？（哈佛文理学院本科生6400，北大不超过12000。）没有啊！哈佛数学系每年大概有2到3位学生的学士论文可以登在一流的学术杂志，往往比北大最好的数学教授的文章还要好。哈佛数学系每年至少开一次到两次会议，讨论本科生的进展，所有教授都参加这些讨论。同时所有资深教授都教本科生，更有三个到五个以上资深教授花长时间和一、二年级学生交流。记者：您曾对国内院校的学风表示堪忧，这些"不正之风"表现在那些方面？丘成桐：例如北大数学院每年都招全国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些学生中出国的占了大多数，北大自己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寥寥可数。北大数学院的领导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是否真的对得起国家投入的巨额资金。我的学生中有一些北大来的学生，他们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是如果他们不是到国外来，而是继续留在北大，那么可能就会一事无成了。虽然经费大量增加，这十年来北大培养的学生素质比十年前相差很远。北大数学院不久前刚有一位博士生自杀，而以前北大数学院在美国的留学生自杀的事情我也听过一些。另外，北大的院士几乎从来不给本科生上课，成立的所谓数学研究所，就是给不愿意教课的教授找到了一个好的借口。某院士到香港一呆就是两年，给Smale做助教 赚点钱。北大个别人动辄用头等或商务飞机票请来一些外国数学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中国老百姓的钱来讨好外国人可以说极为不道德的事，即使许多外国数学家也鄙视这样的行径。记者：您在采访时还曾提到，有位北大的博士想到哈佛做教授，被您以论文水平低。为由拒之门外。可现在有人认为您作为国际著名的微分几何学家，但不是代数专家，不该随意评价他的论文水平。 丘成桐：这位北大博士曾三次写信给我，想要来哈佛教书，他给我看了他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只是把20世纪30年代德国数学家Kneser的关于黎曼面覆叠映射的构造推广到了带边的情形，基本上是非常平凡的推广。此后他的导师大概知道这篇论文不行，改用以后的论文作为博士论文。两篇关于自由群自同构的文章，也了无新意，都是很平凡的结论，发表的杂志Journal of Algebra也往往发表第三流的文章。他说Vogtmann的综述文章中引用了他的结果，但是Vogtmann并非是这方面的大家。而且据我所知，他的这个被引用的结果早他几年Levitt 和Nicolas就已经得到了。可是这样的文章居然都可以评为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使人惊讶。 （记者注：丘成桐对代数与几何拓扑的交叉问题有很深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流形基本群与曲率的关系，后来发表在著名杂志Annals of Mathematics上。丘成桐一向来非常关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他自己培养的50多名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国人。80年代，当时在国内不太出名的丁伟岳、张恭庆就被丘成桐邀请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参加讨论班，并为丘成桐教授整理讲课笔记，他们后来在几何分析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都评上了院士。） 记者：您最近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时，提到北京大学对中国其它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并且特别提到中山大学一位学者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却受到了北京大学的打压。这位中山大学的学者是指朱熹平教授吗？丘成桐：朱熹平的工作是海内外中国学者中做流形几何做得最好的。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内的演讲人大部分是东道主中国数学会自己推荐的。当时让中国数学会推荐做一小时大会报告的学者，推荐的是田刚。还有45分钟报告的演讲人推荐了7个，大部分是北京的。朱熹平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哈佛数学系今年就一致通过以最为礼遇的方式邀请朱教授来访问半年），却没有接到邀请。还有南京大学的程崇庆，他研究动力系统的Arnold diffusion的问题，做的工作非常重要，很多人做不出来，他做成功了。他也没有被邀请。（记者注：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得菲尔兹奖、做一小时大会报告和45分钟分会报告，是数学家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之前，中国内地仅有华罗庚、吴文俊、陈景润、冯康等6位著名数学家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而被邀请做1小时大会报告的华人科学家仅有数学大师陈省身和丘成桐等4人，1983年丘成桐获得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至今仍是华人中的唯一获奖者。丘成桐一直比较欣赏朱熹平和程崇庆。2004年12月，浙江大学刘克峰、中山大学朱熹平分别获得了华人数学界最高荣誉"晨兴数学奖"中的金、银奖。而在他们之前，内地获奖者仅有程崇庆、席南华两人：分别获得1998年第一届"晨兴数学奖"银奖和2001年第二届"晨兴数学奖"银奖。据介绍，"晨兴数学奖"每三年评选一次，主要表彰45岁以下在理论及应用数学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华人数学家，由全国高校数学系及杰出数学家提名，对候选人反复筛选，再提交由非华裔知名数学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进行评鉴，产生最后的获奖者。）记者：您的意思是田刚不应该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大会报告？丘成桐：我批评田刚和北大数学系是因为我认为这十年来的全国数学学风浮夸，与他们作风有密切关系。田刚的学问距世界第一流数学家相差很远，即使在所谓几何分析这个微分几何的分支领域里，他在中青年学者队伍中也只能排在十几名开外。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1小时演讲，是中国数学会推荐的，当时北大和他们的同路人操纵了整个中国数学会。然后又通过媒体讲，田刚应该拿菲尔兹奖。当时我在杭州，有中学生问我，田刚为什么没有拿到菲尔兹奖？我很惊讶，连中学生都有能力批评菲尔兹奖了。田刚的学问根本达不到菲尔兹奖的水平，差得远呢。1998年菲尔兹奖的评选委员会成员为：Yuri Manin John Ball John Coates J.J.Duisterm aat Michael Freedman Jurg Frohlich Robert Macpherson Kyoji Saito Steve Smale，这些都是有名望的数学家，主席Manin是几何学专家，尤其是Gromov-Witten不变量的专家，对田刚的工作最为清楚，评价不好。我的中国学生工作比田刚杰出的有李骏和刘克峰，他们都很踏实，不喜欢作自我宣传，一般媒体不了解他们。 记者：传闻北大对您在各种场合多次批评您的学生田刚有所不满，认为您是无中生有，事实是怎样呢？丘成桐：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田刚的数学工作，他的想法大部分都由我教导而成。北大的几位数学院士对田刚的工作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中间的两位虽属几何分析领域，只是在二十年前赴美在我的讨论班上听讲，帮忙整理我的讲课笔记，跟着做些研究。他们对近十年的发展不甚了然。另一位则是依靠近亲的极力支持等因素才当上数学院士的。田刚在国外所获得的奖都由我帮忙得到的，比如Waterman奖，就好比国内的杰出青年基金。当时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的数学家是美国数学会主席，我的好朋友Graham教授。最近我和他聊起，他说此前从来没听说过田刚，可是就在提名截此前最后一刻，收到了我写的一封非常强力的推荐信，正是依靠我的推荐信，Graham才决定把Waterman奖授予田刚。Veblen奖的水平比较高，评选委员会主席认为田刚关于量子上同调的工作太简单，还不够格，我力排众议地替田刚争取到了这个奖。但是主席说他本人不觉得田刚的工作重要，要我负责写田刚的工作，但是只能提他在凯勒-爱因斯坦度量方面的工作，现在想来我过分的提拔他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当时田告诉我许多结果，说他很轻松就能得到，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工作要么根本就是错了，要么根本从来没写下来，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本希望他日后能为发展中国数学出力，但他日后的蜕变更令人痛心。他不仅胁迫不少年轻人在论文上署上他的名字，窃取他人学术成果，还多次利用自己的名声替自己谋求私利。如今他觉得自己成了天才，可以公然凌驾于学术和道德规范之上。写文章错误连连，却从不修改。他以前曾经每周三次到我家中，我把一些重要的思想教给他，他只字不提的用在了自己的文章里，完全当作自己的成果。更令人气愤的是，最近甚至抄袭我和德国一个数学家的著名论文，略加一点点推广就说全部结果都是他做的。而他对这个领域根本一点都不了解。当年肖荫堂教授也多次指责田抄袭他的工作，还给我写信揭露田(注：丘教授当场向记者出示了当年肖教授写给他的两封信)，我为了保护他，不惜违背老朋友的意思。我把田刚极力推荐给我的朋友Singer，帮助田在MIT当上了教授，使他一步登天。没想到他从此开始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了。我劝过他很多次，为人治学切不可腐败，可是他根本不听。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对国内的科研风气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给年轻人树立了很坏的榜样。作为老师，我既然一手提拔他，使他成名，也该为他今日的作风负责任，所以指出他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