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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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篇(一):人类简史，还是人类“贱”史

2016-04-22
苏琦 导读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关于人类如何“自甘轻贱”的历史：从浑身是胆技能满满、早上草莓中午蘑菇晚上烤兔的采集者，堕落成蝇营狗苟饮食单调的农民和流水线上的工人。
即使你读过《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这样令人脑洞大开的书，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也足够让你感到惊艳，因为其中首先充满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人类历史可能更多是一部歪打误撞将错就错的历史；比如所谓一神教固然由于想打败多神教，想让人们皈依“元始天尊”而特别富于战斗性和侵略性，但其实可能更多是伪装的因地制宜的多神教；农业的出现可能不是因为社会大分工，而是因为人们想“侍奉”天上的神明而大兴土木，而这种大型集体活动的粮食供给问题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人类简史》/[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著/林俊宏 译/中信出版社/2014.11
除了这些俯拾皆是的“洞见”之外，整本书也给人很宏大叙事的感觉。视野固然足够宏观足够全球，视角也足够“俯视”，几乎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待芸芸众生和凡碌尘世的变迁，也因此一部人类简史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自然史、生态史和地质史等等。
在经过近三十年在新史学指导下对小人物、边缘人物的日常命运和局部的、区域的小历史的“关爱”后，人们渐渐对过多通过森森细细的细节去填补大历史画卷的努力感到不满足，就像素食主义了大半天突然想吃肉一样，迫切希望再次跳出来看人类自身的“大历史”，这也是近年来各种全球史、新全球史、世界史和简史又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根源所在。
大历史的叙说若要圆满，必得删繁就简明白晓畅地抻出一根历史主线，也就是所谓的历史大脉络，否则历史不可能简明，而以己之昏昏又何以令人昭昭？
当然，“发现”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一回事，找到一个合适的结构来展现是另一回事。挂一漏万是可以的，但必须让人感到“框得住”整个大历史。这时你对历史片段的截取和历史机枢的聚焦，就真正见功力了：哪些时刻和事件是历史的“奇点”，哪些趋势真正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哪些工具承载着历史的驱动力等等。
这其中最重要是找到串联历史的“关键词”，比如伊恩·莫里斯以“战争”枢纽来串起人类历史，道格拉斯·诺斯则用“暴力”及其控制来展示社会秩序的演化，而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两兄弟则以“制度”及其变迁为平台来展现国家兴衰的悲喜剧。
就《人类简史》而言，历史主线的拿捏并没有太出人意表，对于熟稔全球化叙事的我们来说，肯定觉得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大合流”的故事的说法，往好了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和“正确的废话”，往坏了说还有从现状倒推历史之嫌。尤瓦尔·赫拉利的出彩之处在于用“三次革命”即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框架来拢住人类发展进程，并用金钱、宗教和帝国这三个承载驱动力和凝聚力的工具，来阐释四海为家的人类是如何走到“天下一家”的。
手握这些颇为新颖的组织性符号之后，尤瓦尔·赫拉利就可以从容不迫地讲述人类的故事了。而给他的故事添彩的是，他把学术通俗化，也即把《三国志》白话为《三国演义》的能力。比如讲到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作为入侵者的雅利安人为“说服”被征服者认命而“发明”出的一种秩序，让人想到马克斯·韦伯在《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中的相关论述。再比如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虽然挣的比从前一个鞋匠多上许多，但从来享受不到从头到尾完成一个产品的快感，无疑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异化”的通俗版表达。
尽管尤瓦尔·赫拉利对人类大历史的把握给人以得心应手之感，《人类简史》的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惶惑不安之情：人类历史并没有所谓的规律，而是充满了随机的选择，人们更多时候不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将错就错。人类的来时路固然崎岖泥泞，充满因恐惧而生的暴力和自以为是的偏见，未来的发展也并非全局在握，种种快速演进的科技进步或将给人类带来种种始料未及的风险。
尤瓦尔·赫拉利
此外，人类的历史也不是一个不断进步的线性的历程，人类整体福利的提高并不会一定量化为个人幸福指数的提升，很难说我们就比先人们更为幸福和强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关于人类如何“自甘轻贱”的历史：从浑身是胆技能满满、早上草莓中午蘑菇晚上烤兔的自由自在的采集者，堕落成蝇营狗苟劳役一生饮食单调的农民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更让人瞠目的是，人类不仅自甘轻贱，还欲壑难平，不肯知足而乐，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栖栖遑遑不可终日的状态。
更有甚者，人类还经常打着文明、科学和进步的旗号“作贱”世间万物，包括改造自然环境、“教化”异乡的“野蛮人”和驯养直至批量生产各种动物，结果给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文化和社群的存续造成了各种或有意为之或始料未及的毁灭性伤害。
眼下人类更变本加厉地“犯贱”，竟试图超越各种伦理禁忌，制造出自己也无法控制的生化人或人工智能，从而将人类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尤瓦尔·赫拉利忧心忡忡地指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柏拉图所鼓吹的“哲人王”，能够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从而提前因应由“事故性创新”可能造成的种种不堪的结果。但我们现在面临的各国领袖是一群娴熟于处理当下日常事务的“经理人”团队，所以人类能否预判并处置未来的风险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尤瓦尔·赫拉利并不迂腐，而且不是反发展主义者。他充分承认科技的进步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演进而给人类整体所带来的福利，这其中包括大规模饥馑的消失、暴力的消退和长期的和平等等。他只不过想打破关于“进步”的迷思，想更多表明所谓的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关于人类的种种困境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这会让读者变得更为谦卑，如果不是更为悲观，从而能够更清醒地发现我们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傲慢与偏见，其实不过是虚妄和偏执。尽管这种解构颇让人感到尴尬，但由于他的幽默、通达和某种自嘲，倒并不让人有被冒犯之感。
对尤瓦尔·赫拉利的采访堪称一次愉悦的经历，相对于他的博雅通识，他的谦逊显得相当真诚，甚至不乏羞涩之感。在采访的最后，当被问到为何在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长大，面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组成部分的战争、冲突和恐怖主义，他却能够拥有如此超脱开阔的视野以及悲天悯人的视角，他以特有的幽默感回答道：在以色列，你要么相信世界是非黑即白的，然后择其一端而固执勇敢地生活，要么彻底超越这些。
【责任编辑：陈小远】

人类史篇(二):人类史前史（科普）

赫克托尔 于 2013/4/15 11:46:22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人类史前史（Human Prehistory）（连载）    （一）人类的历史从何算起？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解释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存在过的那些生物，哪些可以被称作“人”——物种划分意义上的人。    在物种分类上，与“人”有关的重要概念有7个，依据概念外延由大到小排列如下：人超科、人科、人亚科、人族、人亚族、人属、智人（Superfamily Hominoidea, Family Hominidae, Subfamily Homininae, Tribe Hominini, Subtribe Hominina, Genus Homo, Homo sapiens）。    人超科包括长臂猿科和人科，人科包括猩猩亚科、大猩猩亚科和人亚科，人亚科包括黑猩猩族和人族。通常所说的古人类，是指作为人族成员的古生物，他们与同属于人超科、人科、人亚科的其他生物相比较，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自身空间位置的移动，以两足行走为常态。    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或者，人会制造并使用工具。从这种观点出发，寻找最早的人类，就是寻找最早会使用工具或制造工具的人形动物。但是，动物学家后来的观察发现，动物也会使用工具，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甚至会制造工具，并且，在不同环境中的黑猩猩种群能制造不同的工具。这些发现表明，使用工具或制造工具，并不能将人与动物区分开。
 
（二）最早的人族动物：    目前已知，最早的人族动物“可能是”生活在距今约7-6百万年前的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其化石包括一个相当完整（但变形的）的头骨和两个下颌骨， 2001年由Michel Brunet及其同伴发现于非洲乍得的Toros-Menalla。    古人类的命名均采瑞典人林奈（Carl Linnaeus）创造的生物命名二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名字有两个拉丁文单词构成，前一个表示生物所属的“属”，后一个表示生物所属的“种”。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表示，这种生物是Sahelanthropus属的tchadensis种。这两个拉丁词，均源于化石的发现地：Sahel是个地理名词，表示撒哈拉沙漠以南，苏丹草原以北的一大片地区；anthropus含义是“人”；tchadensis源自“乍得”之国名（Chad）。    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生活在距今约6百万年前，其化石被发现于非洲肯尼亚西北部的Tugen Hills。其名字中Orrorin表示“original man”，原人、最初的人；tugenensis表示其发现地Tugen。化石中的三块股骨残片，使古人类学家相信O. tugenensis习惯于两足行走，是人族成员。    地猿（Ardipithecus）生活在距今约440万年前，目前发现的地猿属化石，已被古人类学家识别出两个不同的种，即始祖地猿（A. ramidus）和卡达巴地猿（A. kadabba），前者化石较为丰富，后者化石极少。地猿化石被发现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地区，Ardipithecus一词中Ardi源于阿法尔语（Afar），意为“地面”（ground），pithecus则出自希腊语，意为“猿”（ape）；ramid亦为阿法尔语，意为根源（root）。    人类学家目前拼出的一个最完整的始祖地猿化石标本，称为阿尔迪（Ardi）。
（三）南猿    南猿（Australopithecus）是发现时间最早，存世化石量最多的早期人族动物。Australopithecus一词，前部分出自拉丁语的australis意为“南方”（southern），后部分出自希腊语的pithekos意为“猿”（ape）。南猿作为“属”的名称，包括若干个“种”：湖畔南猿（A. anamensis）、阿法南猿 （A. afarensis）、非洲南猿（A. africanus）、羚羊河南猿（A. bahrelghazali）、惊奇南猿（A. garhi）、源泉南猿（A. sediba）。这些不同种南猿的生活年代从400多万年前，到100多万年前，前后延续了近300万年。    阿法南猿（A. afarensis）出现于距今约400万年前，其化石最早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法尔地区（Afar），故而得名（“-ensis”为拉丁语后缀，相当于英语中的-ese，用在地名后面，构成该地名的形容词）。古人类学家能够相对可靠地重构阿法南猿的形象，最著名的阿法南猿化石个体，被称为露西（Lucy），其骨骼化石的完整程度达到了45%；另外，阿法南猿还在东非平原上（现坦桑尼亚的Laetoli）留下了足迹。    阿法南猿在距今约300万年前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非洲南猿（A. africanus）。    目前发现的化石表明，阿法南猿和非洲南猿在历史上并未共存过——所有阿法南猿的化石，都被认定距今300万年前；所有非洲南猿的化石，都被认定距今300—220万年之间。Africanus系拉丁语，意为“非洲的”。事实上，人类学家在发现阿法南猿化石之前，已经发现并命名了非洲南猿化石。如果当时的命名者知道在非洲大陆上还有其他（甚至更早）的南猿化石，或许，就不会使用Africanus这个名字。    非洲南猿看起来比阿法南猿更像现代人，但是，与阿法南猿以及其他先前的人族动物一样，非洲南猿的脑容量相对于大型猿（great apes）并没有明显增加。
（四）傍人    依据目前已经发现的颅骨化石，人族动物中脑容量最早有明显增加的，是生活在距今220—140万年间的傍人（Paranthropus ）。Para-是前缀，表示“旁边的”；anthropus含义为“人”。傍人作为人族动物的一个属，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古人类学家认为傍人只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的一个旁支，并非现代人的先祖。    傍人属之下，最重要的种是粗壮傍人（Paranthropus robustus，robustus意指动物的具有强健的体魄，粗壮傍人得名于其颅骨粗壮）和鲍氏傍人（Parathropus boisei，鲍氏是发现活动的资助者，发现者用其名以为纪念）。    傍人颅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sagittal crest（矢状嵴），即在相当于我们头顶的位置，颅骨纵向突起。矢状嵴亦可见于雄性的大猩猩与猩猩，其作用是固定牵拉下颚的肌肉，以增加咀嚼的力量。    傍人之所以认为是人类的先祖，一方面是其形态与现代人差异较大，另一方面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傍人与“能人”共存于非洲大陆，而古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能人”是现代人的先祖，就自然排出了傍人。
（五）人属    人族（Hominini）可以分为两个亚族（subtribe），南猿亚族（Australopithecina）和人亚族（Hominina）；南猿亚族大概可以分为六个属：沙赫人属、原人属、地猿属、南猿属、肯尼亚人属、傍人属（Sahelanthropus，Orrorin，Ardipithecus，Australopithecus，Kenyanthropus，Paranthropus）；人亚族只有一个属，即人属（Homo）。    Homo在这里是个拉丁词，意为“人”（human）（homo也是希腊词根，意为“相同”（same））。我们现代人，是现存唯一的人属动物，但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许多的其他人属动物，分述如下：
（六）能人    能人（Homo habilis）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属动物，生活在距今约250—180万年间。Habilis是拉丁语，相当于英语中的habile，意为skillful or handy（有技能的、手巧的）（有些中文文献将能人称为“巧人”）。当时的命名者认为，能人是最早学会制造工具的人族动物。今天，似乎没有足够理由可以排出能人之前的人科动物亦会制造工具之可能性，但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器，的确是与能人处于同一时代。    相对于之前的人族动物，能人的外貌更接近于现代人，能人的脑容量相当于现代人的一般，明显大于猿和之前的人族动物。
（七）人族动物为什么直立行走？    传统理论认为，直立行走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猿本来是树栖动物，但是，随着全球变冷，森林面积缩减，很多森林地带退化为稀树树草和草原，迫使一部分猿到地面采集或猎取食物，这种地面活动最终使他们学会了直立行走。    但近些年的研究发现，人族动物采取直立行走，在时间上，很可能早于森林面积大范围缩减。就是说，全球范围的森林面积缩减并非人类先祖直立行走的原因——在森林面积大范围缩减之前，人类先祖已经直立行走；只是，在森林面积大范围缩减之后，很多猿类灭绝了，而人类先祖仰仗其直立行走能力，能够适应环境，生存下来。    目前，对于人族动物为什么直立行走，主要有四种假说（科学哲学告诉我们，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假说），这些假说都在试图解释，直立行走会有怎样的生存竞争优势，得以遗传给后代：    第一种假说认为，直立行走能解放双手，雄性动物就可以带回足够的食物给雌性动物和他们的子女（前提是，对偶婚的习俗保障了雄性动物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这会提高其子女存活的可能性。子女存活概率的提高，即为竞争优势。    第二种假说认为，人类先祖曾是食腐动物（scavenger），直立的姿态能扩大视野，在更大范围内发现动物尸体；并且，直立的姿态还有增加自身体积的视觉效果，可以吓退其他食腐动物，保住食物。    第三种假说认为，人类先祖曾经主要靠猎取动物来获得食物，而他们缺乏其他肉食动物那样适于捕猎的嘴和爪子，于是逐渐发展出一种狩猎方式，即持棍棒围攻大体积的动物，先将其击伤，然后长途追踪，不断攻击，待其伤重耗尽体力，再将其杀死（有一本书名为《裸猿》，在国内很容易找到，对此有很生动的描述，有兴趣的不妨看看）。以两足支撑身体，有利于低速度、长距离的奔跑。    第四种假说认为，两足行走的优势在于，它是动物空间位置移动的最经济方式，即移动相同距离，耗费的能量最低。当食物匮乏的时候，动物不得不扩大食物搜索的范围，这种低能耗的方式，就成为一种生存竞争优势，使它们能度过困难期。    当代学者中，支持前三种假说的皆不乏其人；但比较而言，支持第四种假说的更多一些。
 
很多学者认同第四种假说的原因在于，其他三种假说的可靠性程度更低。    目前的一些对早期人族动物牙齿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早期的人族动物并非食肉或食腐动物，他们似乎是以植物的果实、叶片、根茎为食，兼而吃昆虫和小动物。这与第二种和第三种假说有冲突。    对偶婚很可能是更晚才产生的。一些对现存大型猿的研究表明，雄性动物确保雌性动物生产的事自己子女，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没有理由假设人类的先祖会这么做。这些研究，降低了第一种假说的可信度。
（八）以化石来推断古人类容易产生的偏差    古生物形成化石，是极其困难的。所以，对于古人类化石应该保有的一项原则认识是：一个古人类的身体某部分能形成化石，又能被现代人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在这极其有限的证据基础上，试图获取知识，这种知识的可靠性并不高。但是，了解古人类，除了通过化石证据之外，却也别无他径。    在这个原则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看到，化石形成本身存在一些偏差（bias），这不仅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知识的可靠性，而且，一些研究者还会因为忽视这些偏差而做出错误的断言。    首先，我们现有的早期人族动物化石总量非常少，并且，这些化石也并非早期人族动物的合适代表——即已得到的化石样本，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能代表整个种群。因而，依据这些化石对古人类种群的一切推断，都只是可靠程度或高或低的猜测。    其次，环境对化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一些环境更容易形成化石，另一些环境则很难形成化石。例如，人类的先祖很可能是生活在森林之中，但森林的酸性土壤，对形成化石非常不利。    所以，当我们在某个地层中发现了古人类化石，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那时那地存在过；但相反的推断则不能成立，因为，他们可能在某时某地存在过，却没有留下化石。这就是“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没找到X存在的证据，并不能证明X之不存）”的道理所在。    再次，不同种类的生物，通常体积大的相对较容易形成化石，而体积小的则更难。这种体积大小对形成化石概率的影响，也存在于同一物种中，即同一物种中体积较大的个体，相对于体积较小的个体，形成化石的概率会高一些。    此项偏差告诉我们，我们依据实际发现的化石，对种群体态的推测，在总体上很可能会偏大一些。但是究竟大多少，则难以判断。    当然，个体骨骼化石的大小，也不能准确代表该个体骨骼的实际大小。因为，骨骼会因为有小的裂缝，使形成的化石体积大于原来的骨骼；骨骼形成化石之后，也可能会因为水蚀或风蚀的原因，使体积变小。    再再次，就同一个体而言，身体坚硬的部分，即骨骼，更容易保存下来，而柔软的部分，皮肤、肌肉、内脏等等，除了在极特殊的环境中形成了干尸、冻尸、泥炭鞣尸之外，无法长久保存。迄今为止，从未发现过早期人族动物的干尸、冻尸、泥炭鞣尸，所以，对于他们身体柔软部分只能进行可靠程度很低的想象和推断。    个体骨骼中，牙齿和下颚最为坚硬，形成化石的概率相对高些，因为，我们对古人类牙齿的知识，是最多、最可靠的。    最后，不能通过化石发现的地点来断言古人类的分布情况（这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常犯的一个错误）。    第一，早期人类化石大都发现于东非，除了东非的火山灰易于形成化石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东非大裂谷，早期人类活动当时的地层，被暴露于地表，便于发现化石。而在其他很多地方，相同时代的底层，则处于地下深处，难以发掘。    第二，化石发现的地点，也不一定就是古人类活动的地点。因为，在人有意识地埋葬同伴之前，绝大多数人族动物的尸体，会被食肉动物或食腐动物动物吃掉了，一些食肉和食腐动物，会先将尸体拖到隐蔽的地方，再慢慢吃。在非洲南部，很多古人类化石是在洞穴中被发现的，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古人类生活在这些洞穴之中，他们的遗体只是被其他动物拖到了那里。而且，这些食肉和食腐动物动物吃东西的习惯，也会影响化石的形成。例如，我们很难找到古人类的手脚的化石，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很可能是被吃掉了。    流水也会搬动尸体：通常较重的骨骼，如牙齿、下颚骨等等，不会被水流带走太远；但一些轻质的骨骼，则可能会被水流带到更远的地方，甚至带到湖泊中，最后沉积在那里。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在一些环境中很难有化石形成，故而，断言某种古人类的地域分布范围，就显得很轻率。
 
（九）直立人    化石显示，距今约18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族动物，体态比已知的此前所有人族动物都更接近于现代人类，脑容量较能人增加了1/3，已达到现代人类的2/3。古人类学家将他们命名为Homo erectus （直立人），Homo是属名称，表明他们属于“人属”，erectus（拉丁语）是种名称，即“直立人种”。    对于直立人以前的人族动物，古人类学家说他们可能是现在人类的祖先时，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说直立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则少有异议。因为，在上百万年的历史中，直立人似乎是唯一存在的人族动物——迄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里，还有其他人族动物存在。如果现代人类真的是逐渐进化而成，直立人不大可能不在这个进化的链条上。    目前已知年代最久远的直立人化石，是在肯尼亚Turkana湖东岸发现的一具头骨化石，以钾氩法测年，距今约1.78万年。据此，古人类学家通常说，直立人的出现不晚于距今180万年前。    直立人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留下了大量的化石，对于直立人的体态，我们了解的比此前的人族动物要多得多。直立人的样子已经很近似于现代人类，其脑容量比能人有了显著增加，已经达到现代人类的2/3。而在肯尼亚的Ileret发现的、形成于150万年前的直立人足迹化石，更是与现代人类完全一样。    直立人以前的人族动物，都生活在非洲大陆，而直立人的化石，则不仅存在于非洲，在非洲以外也大量存在。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之后部分直立人走出了非洲，迁居到了亚洲和欧洲。    为什么其他的人族动物都不能走出非洲，而唯有直立人可以？在任何环境中，物种能否生存下去，都取决于该物种是否能适应环境。物种通常通过进化来改变自身的身体结构，以适应所处的环境，但直立人是个例外。直立人的身体，对于非洲的热带环境显然是适应的，但对于中国北部的寒冷干燥环境，则没有任何生存优势。在这样的环境中，直立人之所以能长期生存下来，在于直立人具有一项特殊的能力——文化适应力。
（十）文化适应力    通常的物种，面对生存环境的发生，会逐渐改变体质，以适应环境。物种体质的改变需要若干代，需要较长的时间；当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多数物种会因为无法适应而灭绝。通常物种的特定一代，绝不会故意迁移到一个与自身体质不相适应的新环境中去自取灭亡。    但是，脑容量证明直立人有着相当的智力，而生活遗迹则表明他们有了文化。文化，是某一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两个人群体质完全一样，却因身处不同环境而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直立人创造了一种文化，以适应生活环境，并世代相传，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包括：打造更精致的石器、控制火、做衣服、构建栖身之所，以及集体合作狩猎。    直立人最早出现于非洲大陆，其体质无疑是适应热带生活的，但文化带个他们的适应力（cultural adaptation），使他们能在不同环境中生存。    文化适应力是直立人走出非洲的实力基础，而走出非洲的动力，或许是种群人数增加所导致的资源紧张。不管原因如何，在直立人这个新物种诞生不久，似乎他们中的部分人就开始了走出非洲的旅程。    目前发现的非洲以外的最古老直立人遗迹，是今天以色列境内的石器和格鲁吉亚境内的直立人骨骼化石，其年代都接近180万年前。
（十一）火    火对于早期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火意味着温暖、安全、光明和食物的改善。火带来的温暖，能帮助人类在较高纬度地区的生活；火能驱走各种猛兽，给人类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火带来的光明，使人类在夜间或黑暗的地方能看清东西，而包括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获取信息主要都是依靠视觉。    此外，火还扩大了人类食物的范围，一些原本不能或不便食用的动植物，经过火的加热，变的可以或便于食用。更重要的是，经过加热的食物，更易于被消化，从而使人类能从较少的食物中摄取较多的能量，降低了人类对食物需要量，这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中，无疑是一种生存优势。从有限食物中获取更多能量，也为人脑的继续进化提供了可能，因为人脑是高能耗的器官，它只占体重的不足2%，却消耗了人每天所需总能量的1/4。    直立人何时开始学会控制火，我们不得而知。人类学家在以色列境内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能证明当时的直立人已学会了控制和使用火。此处遗址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约80万年，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时间。
（十一）火    火对于早期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火意味着温暖、安全、光明和食物的改善。火带来的温暖，能帮助人类在较高纬度地区的生活；火能驱走各种猛兽，给人类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火带来的光明，使人类在夜间或黑暗的地方能看清东西，而包括人类在内的绝大多数灵长类动物，获取信息主要都是依靠视觉。    此外，火还扩大了人类食物的范围，一些原本不能或不便食用的动植物，经过火的加热，变的可以或便于食用。更重要的是，经过加热的食物，更易于被消化，从而使人类能从较少的食物中摄取较多的能量，降低了人类对食物需要量，这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中，无疑是一种生存优势。从有限食物中获取更多能量，也为人脑的继续进化提供了可能，因为人脑是高能耗的器官，它只占体重的不足2%，却消耗了人每天所需总能量的1/4。    直立人何时开始学会控制火，我们不得而知。人类学家在以色列境内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可靠的证据能证明当时的直立人已学会了控制和使用火。此处遗址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约80万年，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早时间。
（十三） 一种直立人，还是三种直立人？    对于能人之后、智人之前的古人类的分类，有两种观点：    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所有能人之后、智人之前的古人类化石都属于同一人“种”，即直立人。    另一些古人类学家则认为，上述时期的古人类应该被分为三个人种：非洲直立人（匠人）、亚洲直立人（直立人）、欧洲直立人（前人）。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同意，在非洲直立人、亚洲直立人、欧洲直立人三者之间，在体质上和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人类学家的分歧只是在于，这些差异究竟是同属（genus）不同种（species）之间的差异，还是同属同种的不同亚种（subspecies）之间的差异。
（十四）匠人、直立人与前人    如果将非洲直立人、亚洲直立人、欧洲直立人看作人属的三个不同种，依据二名法的命名系统，一般将非洲直立人称为“匠人”，即Homo ergaster，种名称“ergaster”源于希腊文，意为“work”（工作）；将欧洲直立人称为“前人”，即homo antecessor，种名称“antecessor”为拉丁文，意为“forebear”（祖先）；而将“直立人”这一名称保留给亚洲直立人。    尽管，直立人起源于非洲，后移居亚洲和欧洲而演化为亚洲直立人和欧洲直立人，即非洲直立人更为古老，但依据命名规则，“直立人”的名称已被固定于亚洲直立人，如果将亚洲直立人与非洲直立人、欧洲直立人区分为人属之下的不同种，则需要给后二者重新取名。    林奈系统（Linnaean System）的命名规则要求，每引入一个新的古生物物种（species），须选某化石为其典型样本。典型化石样本的选择，通常是保存最完好的化石，但不一定是该物种的典型个体。例如，古人类的典型个体无疑是成年人，但是，很多古人类的典型化石却是未成年人，最著名的或许是Turnaka Boy（非洲直立人的典型化石）。    在典型化石选定后，新物种的名称就与该典型化石绑定在一起，如果后来认为应该将该物种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物种，则该物种的名称属于该典型化石所在的新物种，其他新物种需要另取名字。    1894年，荷兰医生Eugene Dubois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最早发现了直立人化石（即爪哇人，Java Man），并将其所发现的化石命名为Pithecanthropus erectus。前文说过，pithecus是希腊语，意为“猿”；anropus是拉丁语，意为“人”；erectus是拉丁语，意为“直立的”；整个名字意为“直立猿人”，即“猿人属”之“直立人种”。这是直立人（erectus）最早的命名。    依据上述的命名规则，当直立人被分为三个人种，“直立人”这一名称须保留给爪哇人所属的亚洲直立人。
（十五）中国的直立人    中国的直立人是从非洲迁徙来的，对此学界少有异议。    在非洲大陆上，古人类学家已经发现了诸多直立人之前的古人类，但在亚洲，直立人是最早的古人类。这意味着，中国的直立人由本地的其他物种进化而来，其可能性非常小。    在科普方面比较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旧能看到很多作品称“禄丰古猿”是“腊玛古猿”（Ramapithecus）的一支，是人类的先祖。    其实当代的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    第一，腊玛古猿很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而只是某种（或某支）“西瓦古猿”（Sivapithecus），西瓦古猿约距今1000万年前灭绝，西瓦古猿的一支很可能是今天猩猩的先祖。    第二，禄丰古猿（Lufengpithecus）被作为与西瓦古猿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属”，属于猩猩亚科（Ponginae），与现代人的亲缘关系较远，不可能是现代人的祖先。
（十六）元谋人    元谋人的正式名称是“元谋直立人”或“直立人元谋亚种”（Homo erectus yuanmouensis）。    国内许多教科书将元谋人作为中国境内最早的直立人，其实，在当代古人类学家中，这并不是主流观点。    1965年劳动节当日（5月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云南元谋发现了两枚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确认，系同一成年男性个体的两枚上门齿。其后，又在附近发现了几件石器、若干留有人工痕迹或火烧痕迹的兽骨，几个地层中还含有大量炭屑。    牙齿化石能证明曾有古人类存在；石器虽然不多，但加工痕迹明显，应为人造石器；兽骨上的加工痕迹，可以合理推断当时的古人类已用石器处理动物尸体（或许是切割肉作为食物，或许是试图制作骨器）；炭屑和烧骨显示古人类“有可能”已会用火，但通常，炭屑和烧骨由自然原因形成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炭屑和烧骨并不是“用火”之确证。    任何描绘元谋人模样的尝试，都只是想象，因为元谋人的化石太少了，通过两枚牙齿给一个人种（亚种）画像，目前还难以实现。    对于元谋人，最受关注的是其测年（dating）。1976年，中国数个科研机构分别采用古地磁法为元谋人测年，结论是元谋人生活的年代距今为（170加减10）万年或（160加减10）万年。据此，元谋人被认为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直立人。    古地磁法（Palaeomagnetic dating）是一种绝对测年法（absolute dating methods），通过化石所处地层的古地磁特征，来确定该底层的年代，进而确定化石本身的年代。    地球具有磁场，在地层形成过程中，磁性微粒的沉积会按照当时的地球磁场而排列，并且，其排列状态还会随着地球磁场方向的改变而改变。地层中的磁性物质的这种特殊排列状态，就是该地层的古地磁特征。将待测地层的古地磁特征，与各时期地层古地磁特征的标准样本（取自于深海海底，称为“古地磁柱”（palaeomagnetic columns））相对照，就能确定待测地层所形成的年代。    对某个化石以古地磁法测年，能否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能否确定该化石属于某个特定地层；第二，能否确定该地层的古地磁特征。    对元谋人化石的古地磁法测年，上述这两个关键因素的确定性都不理想，所以，目前多数古人类学家对元谋人的生存年代持怀疑态度。
（十七）西侯度遗址    元谋人之外，另一个“中国境内最早直立人文化遗址”的竞争者是西侯度遗址。    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山西芮城的西侯度村，发现了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块、若干烧骨，以及一根有切痕的鹿角。后来，以古地磁法对该遗址测年，其年代被初步认定为距今180万年，早于元谋人遗址的“距今170万年”。    目前国内的一些教科书，将西侯度遗址作为中国直立人的起点，甚至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也有人称西侯度遗址的烧骨是人类用火的最早证明。不过，在学术界，上述结论被认可的程度并不高。    对元谋人遗址的质疑，主要在测年的可靠性，几乎没有人怀疑那是一处古人类遗址。然而，很多人却认为在西侯度目前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古人类曾在那里活动过，并不能证明那里是一处古人类遗址；至于测年是否可靠，倒在其次。    那些被认为“有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块，究竟是不是人工制作的石器，还有很大疑问。目前，我们比较确定地知道这些石块曾被水流搬动过，这些痕迹究竟还人工形成，还是自然原因形成，还不能确定。而鹿角上的“切痕”，同样，也很有可能是自然原因形成。至于“烧骨”，动物骨骼化石的颜色是否由火烧形成，尚有疑问；即使确是由火烧形成，这火也更可能是自然之火。    在古人类学的研究中，人们常会有wishful thinking（即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是真的），而损害知识的客观性。石块上或兽骨上某种痕迹，客观上更可能出于自然原因，而非古人类之活动；后者只是小概率事件。    人类的绝大多数知识，都不是确定无疑的，但我们应该去相信那些更具可能性的东西。所以，除非我们看到该石块或兽骨上的人工痕迹如此明显，以至于人工形成之可能性超过了50%，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这是由人工形成的。否则，我们更应该相信这些痕迹是由自然原因形成，因为其可能性更大。    对于西侯度遗址，我们要问的，不是“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古人类可能曾在那里活动”，而是“这种可能性是否超过了50%”。
（十七）西侯度遗址    元谋人之外，另一个“中国境内最早直立人文化遗址”的竞争者是西侯度遗址。    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山西芮城的西侯度村，发现了一些有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块、若干烧骨，以及一根有切痕的鹿角。后来，以古地磁法对该遗址测年，其年代被初步认定为距今180万年，早于元谋人遗址的“距今170万年”。    目前国内的一些教科书，将西侯度遗址作为中国直立人的起点，甚至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也有人称西侯度遗址的烧骨是人类用火的最早证明。不过，在学术界，上述结论被认可的程度并不高。    对元谋人遗址的质疑，主要在测年的可靠性，几乎没有人怀疑那是一处古人类遗址。然而，很多人却认为在西侯度目前的发现，并不能证明古人类曾在那里活动过，并不能证明那里是一处古人类遗址；至于测年是否可靠，倒在其次。    那些被认为“有人工加工痕迹”的石块，究竟是不是人工制作的石器，还有很大疑问。目前，我们比较确定地知道这些石块曾被水流搬动过，这些痕迹究竟还人工形成，还是自然原因形成，还不能确定。而鹿角上的“切痕”，同样，也很有可能是自然原因形成。至于“烧骨”，动物骨骼化石的颜色是否由火烧形成，尚有疑问；即使确是由火烧形成，这火也更可能是自然之火。    在古人类学的研究中，人们常会有wishful thinking（即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是真的），而损害知识的客观性。石块上或兽骨上某种痕迹，客观上更可能出于自然原因，而非古人类之活动；后者只是小概率事件。    人类的绝大多数知识，都不是确定无疑的，但我们应该去相信那些更具可能性的东西。所以，除非我们看到该石块或兽骨上的人工痕迹如此明显，以至于人工形成之可能性超过了50%，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这是由人工形成的。否则，我们更应该相信这些痕迹是由自然原因形成，因为其可能性更大。    对于西侯度遗址，我们要问的，不是“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古人类可能曾在那里活动”，而是“这种可能性是否超过了50%”。
（十八）人字洞遗址与龙骨坡遗址    人字洞遗址和龙骨坡遗址，也是“中国境内最早直立人文化遗址”的竞争者。    人字洞遗址位于安徽省繁昌县。1998年开始对人字洞的数次发掘，已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并发现数百件“疑似”人工石器的石块，另有十余件动物骨骼化石上，“疑似”有人为加工痕迹，但在人字洞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    人字洞出土的这些“石器”和“骨器”，以古地磁法和生物年代法（biochronology）测年，其年代有可能在距今200万-240万年。如果这些“石器”、“骨器”，果真为古人类的作品，并且，如果上述测年是准确的，那么，直立人起源和迁移的理论将受到严重质疑。    古地磁测年法，上文第（十六）节，已做了介绍，这里介绍一下生物年代测年法。    如果“待测对象”（古人类化石或石器）所在地层或其上下地层包含有其他古生物化石，并且，如果能在当地建立起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年代表，参照这个年代表，就可以确定待测对象的年代。    古人类遗迹是罕见，而古生物化石则丰富得多，在某些地区，确立古生物化石年代表比较容易。生物年代测年法在早期人类遗址（有其师洞穴遗址）的测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些作为古人类遗址的洞穴，常会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起先，这些洞穴通常是一些食肉或食腐动物的巢穴，它们会把自己的猎物（包括古人类）和猎物的残骸带回洞穴，于是，诸多猎物的骨骼在洞穴内堆积，形成化石。在古人类能控制使用火之后，古人类会在一些洞穴栖身，其猎取的动物之遗骸与古人类生活之遗迹，就一同被保存在了洞穴中。我们通过测定这些动物骨骼的年代，就可以推知古人类活动的年代。    龙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1985年至今的数次发掘，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化石、若干“石器”、以及一段带有两颗牙齿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据推测，其年代距今可能超过了200万年。    这些疑似有人工痕迹的石块，是否为人工石器？这段下颌骨化石是否属于人类？目前都颇有争议。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将这里的古人类命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Homo erectus wushanensis），简称“巫山人”。其中一些人进而将巫山人作为证据，来质疑直立人起源和迁移的理论。    不过，依据现有证据，人字洞遗址和龙骨坡遗址确为古人类遗址的可能性，尚不足50%；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我们并不“知道”人字洞遗址或龙骨坡遗址系古人类遗址。
（十九）马圈沟遗址    目前，最可信的“中国境内最早直立人文化遗址”是马圈沟遗址。该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在北京西偏北，距离著名的周口店遗址不过百余公里。    1992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首次发现该遗址， 其后十余年间，在该遗址发现了六个文化层，以古地磁法测年，最古老的第六文化层距今175万年，其余五个文化层分别距今174万年、169万年、166万年、164万年、155万年。    目前在第一、二、三文化层中，均发现有人工石器，第三文化层的时代最为久远，距今166万年。在第三文化层中还发现一具大象的骨骼化石，有多处砍砸、刮削、切割痕迹；同时发现的其他动物骨骼化石，也多有人工痕迹。    在第四、五、六文化层中，以及第六文化层的下面,发现了一些有“疑似人工痕迹”的石块，然而，它们是否为人工石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转至第43楼第 43 楼 北京小左 2013/5/17 6:33:28  的原帖：好文, 为什么没有发现很多其他类人猿的化石啊？-----------    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古猿的化石，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黑猩猩先祖的化石。基因研究表明，黑猩猩与人类大约在500万年前分野。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分野后的原始黑猩猩的化石，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前述的那些人类先祖的化石中，或许有一个或一部分是黑猩猩的祖先。即我们将一个或若干黑猩猩族动物的化石，误认为了人族动物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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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篇(三):《揭开隐藏的人类史》

附录一反常考古事实汇总表
前言格雷汉姆·汉考克[1]
     很荣幸能在这里把《考古学禁区》一书的精华本——《揭开隐藏的人类史》介绍给大家。可以这样说，我确信此书将成为20世纪末人类智慧成就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相关问题，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保守学者的心里认同。尽管时光不能倒流，克莱默和汤姆森的研究却让我们望见了远古岁月生动的历史——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迟早得面对那些科学曾记载过的事实，那些出色的远古人的研究。
     本书的诣在告诉我们：两百多年来学者们精心勾划出的人类进化史是一个误区，一个不是小的修缮就能纠正的误区。现在需要我们脱下桎梏的教条，用开放的思想和无成见的头脑去探索人类文明真实演变的历史。
     这一点，在我心中早已扎下了根，它是我的著作《上帝的指纹》的思想基础。那本书的焦点是在2万年前，也就是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早1万2千年，先进的甚至超过现代的人类文明之花已经开遍了全球。只是被最近一次冰期的大灾变摧毁扫平，渐渐消逝在记忆中。
     而《揭开隐藏的人类史》一书则更进一步，克莱默和汤姆森把人类文明的水平不止推前了1.2万年或2万年。而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他们的研究显示，几乎所有的教科书中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学术理论，都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的，学者们精选了有利于己的证据，掩盖了大量异己的事实。作者发掘好那些尘封的科学研究，深入的剖析告诉我们，那些科研工作不是因为有误或者造假，而是因为他们与现行观念相抵触，所以没有被收录。
     本书暴光的那些反常的事实，令学术界十分尴尬。书中大量确凿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现代人类的出现不是经典理论认为的十万年，早在成百上千万年前，能制造先进金属器件的人类文明，曾经主宰过地球。尽管以前，轰动性的报导介绍过这类事实，但象克莱
     默和汤姆森这样，给出如此深入精辟的让人不得不信服的分析，还是第一次。
     该书后半部剖析中，谨小慎微的治学风范加重了本书的学术分量。我相信，本书在当代拥有广泛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不盲的、不迷信经典教条的、有开放的思维和理性思考素质的读者。
     该书凭着严格的科学事实和推理，开创了探索“人类”真实演化史的新纪元。
                     格雷汉姆·汉考克                     1998年1月英格兰迪文（Devon） 
作者序言
     我们的原著《考古学禁区》一书，是一本952页的专著，对普通读者可能有一定难度，因此，汤姆森和我想出版一个精简本，以适合更广泛的读者，这就是本书《揭开隐藏的人类史》的由来。
     本书几乎涵盖了原著所有讨论的事实，略去的是大量文献的引述，以及地质学和形体解剖学的详细分析。比如，书中我们仅仅是简单陈述一处遗址，属于上新世晚期，而在原著中，我们提供了参考文献和现代地质学术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原著。
                     迈克尔·A·克莱默                     1994年3月26日于美国加州太平洋海岸
 
内容简介
     1979年，玛丽·李基等古人类学家在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雷托里（Laetoli）考察时，在360万年前形成的火山灰尘沉积层里，发现了人类脚印化石。玛丽等专家说那些脚印和现代人类的脚印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人的祖先在360万年前已经长出了今天人类的脚。
     另一些学者，如芝加哥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塔特尔（R. H. Tuttle）认为，360万年前，人的祖先还处于“南方古猿”（简称南猿）阶段，它的脚从化石上看，具有鲜明的猿的特征，和雷托里的脚印无法相容。
     塔特尔在1990年3月的《自然史》杂志（Natural History）上坦诚地讲：“看来我们陷入了一个神秘的结果之中”。也许结果是李基和塔特尔都没提到的——360万年前的东非，具有现代体形的人类已经出现了。正如封面上描绘的，那里的人和猿共存。尽管这是有可能的，却为正统的人类进化论所不容。
     从1984年到1992年，汤姆森和我，在助手博奈斯（S. Bernath） 的协助下，广泛收集了这类证据，足以置疑现在的人类进化论了。其中有近期发现的证据，但更多的却是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科学发现。
     有人对此不屑一顾，想当然地说：“搞错了没有！”但是，它们却是早期学者无可挑剔的科研文献。我们深入研究也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发现它们和那些符合人类进化的文章相比毫不逊色。
     本书第I部分，我们逐个聚焦大量的抵触现今进化理论的科学证据，同时也深入探究它们遭到系统压制――遗漏——淡忘的原因。这种压制不是科学骗子用诡计欺骗公众，而是提示社会流行的“知识过滤机制”——貌似无关大体，其累积效应却很惊人——整个一类科学文献在我们视野中消失了，这是不公平的。
     这种压制模式由来已久。比如1880年，美国加州地质学家惠尼特（J. D. Whitney）发表了长篇报道——加州金矿中发现了先进的石器文明。在隧道深处没有翻动的火山岩帽下面，发现了石枪头、石钵和石杵，其年龄在900万～5500万年之间。史密森学会的福尔摩斯（Holmes）挑不出毛病，就凭想象来攻击。他写道：“如果惠特尼和现代人一样理解进化论的故事，他就会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满腹狐疑了。他是说：别看远古人类的证据那么深刻，如果事实不合乎现在的理论，再严谨也得丢弃。
     这就是本书提示的“知识过滤机制”。科学界用它过滤掉不受欢迎的事实证据。它自如地运转了一百多年，悠然至今。除此之外，还有更直接的压制。 
    20世纪50年代初，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李（T. E. Lee）到了北休伦湖的曼尼托林岛，他在诗光达（Sheguiandah）的冰川沉积层，发现了高级的石器。韦恩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J·斯坦福的分析表明：诗光达的石器年龄至少为6.5万岁，可能是12.5万岁。那些恪守标准美洲史前史的学者无法接受这个年龄。他们确信人类从西伯利亚进入北美是1.2万年前。
     李回忆说：“遗址的发现者（李）被国家研究机构开除长期失业；出版渠道被切断证据被几个有名的学者歪曲滥用……挖出成吨的石器在博物馆的贮藏室消失了；馆长因为拒绝开除我，还提议出版那次考古发现的单行本，自己也丢了饭碗；官方用特权压制了6个样品，并把遗址变成了旅游点；那里的人被迫尴尬地说：那个婆罗门[2]什么也不懂；有关书刊都被改写。那个发现必须被扼杀掉——就这么扼杀掉了。”
     书的第II部分，我们审视了支持现今主流进化论的证据，尤其研究了南猿。多数学者认为南猿是人的远祖，头象猿，身体和步态象人，而后来一些学者却给出完全不同，却更令人信服的研究结果——南猿是象猿一样的树栖动物，与人类无关。
     第II部分我们还探讨了这样的可能——在遥远的过去，现代类型的人和原始的类人动物同时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科学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事实，表明如今在世界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还生活着象巨猿、南猿、直立人以及象尼人（尼安德特人）的生物。在北
     美有巨足野人（又称斯考奇人Susquatch），在中亚有奥玛斯野人（Almas），在非洲、中国、南亚、中美洲、南美洲，它们都有不同的名称，一些学者把它们统一叫成“野人”。科学家和医生报道发现过活野人，死野人，还有各种脚印，他们统计了上千例目睹野人的报导，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这里，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本书的合作者理查德·汤姆森。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在生物数学方面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涉及卫星运行、地质学、物理学等领域……
     我从1984年，理查德请史蒂芬·博奈斯开始收集有关人类起源和考古学的材料，1986年，理查德请我把那些材料编辑成书。
     史蒂芬收集的材料，1859～1894年的一些文献深深吸引了我，那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到杜布瓦（Dubois）发现爪哇猿人的时间段。在好奇心的趋使下，我请史蒂芬找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书籍，包括布尔（M. Boule）的《人类化石》，从中我发现了大量与现今进化论对立的事实，顺藤摸瓜，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文献，大多是19世纪科学家描述的切劈兽骨，石制工具和现代体型的古人化石，年代都出乎意料地遥远。文献的科学质量很高，深入分析了各种情况，这些促使我开展一个更系统的研究。
     历时三年，在对这类尘封文献的挖掘中，史蒂芬和我搜集到了难见的会议记录和世界各地的一些杂志，我们一起把这些资料译成英文，摘抄又用了两年。整个成书过程，我几乎整天和理查德在研讨。
     第6章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卡莱斯（R. Calais）收藏的原始文献，他慷慨地提供了复印件。感谢史蒂恩·麦金泰尔博士，她曾在墨西哥霍亚勒克遗址做过第一手研究，她热心地拿出了当年的资料。圣博纳迪博物馆的辛普森（R. D. Simpson）与我们对石器作了有益的探讨。关于骨化石上鲨鱼齿印的问题，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迪默尔（T. A. Demere）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本书的成书，我们要感谢比托（C. Beetle）、泰勒（A. Taylor）、达萨（Y. dasa）、垂普莱特（M. Triplett）、希米斯（B. Symes）、史密斯（D. Smith）、宾亚米尼（S. Binyaminy）、弗瑞兹（S. Fritz）、坎塔特尔(B. Cantatore)、福兰克林（J. Franklin）和百斯特（M. Best）。我们还要呜谢巴卡特丹塔国际图书公司的鼎力支持。最后，我们邀请广大读者来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实证据，以期收入下一版中。读者可以直接写信至：
                     Govardhan Hill Publishing                     P. O. Box 52                     Badger, CA 93603                     M.A. 克莱默                     1994年3月26日于加州大学太平洋海岸 
注[1]: 格雷汉姆·汉考克是《上帝的指纹》一书的作者，这布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专著，已译成11国文字，畅销全球，中文版已由李永平先生译出。
[2]：婆罗门是古印度封建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种姓，在英语中喻指那些社会上的名门望族，尤指那些出身于英格兰世家傲慢的文人雅士。
           一旦获得了语言
           就象造物主一样，
           无可否认地握住了
           主宰世界的大权！”
         “众狮”们摇头摆尾，用轻声的“狮吼”向他贺彩——这是协会特殊的礼仪。
     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2年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谁不相信人是动物的后裔，就太可笑了。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只是对人类起源的问题蜻蜓点水地说：“将来会搞清人类起源的历程。”可见达尔文还是比较谨慎的，他没有把人类作为物种进化的例证。
第一节 达尔文如是说
     直到1871年，达尔文才在《人类家谱》（Decent of   Man）一书中详细表述了人类进化的观点。他这样解释这12年的延迟：“多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人类起源和亲缘的证据，不是不想发表见解，而是一种偏见让我很矛盾，所以沉默至今。《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说过：‘将来会搞清人类起源的历程’。这意味着无论人有多特别，也出不了生物进化的普遍结论。”
     《人类家谱》一书中，达尔文明确否定了人类这个物种的特殊地位，他说：“人可能是从古代一种披毛长尾巴的四足树栖动物进化来的。”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缺少证据—古猿和人之间的过渡物种的化石。
     当时除了出自德国和直布罗陀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年代确定很粗陋的化石之外，只有少量的现代人类型的化石。那些被达尔文主义激发而叛逆传统的人们，在这个局面下又激动了——化石能证明达尔文主义吗？
     今天，现代古人类学家毫无例外地认为：“他们已经实现了达尔文的遗愿，在非洲、亚洲等地找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
     事实真是这样吗？ 
第二节 灵长类的出现
     本书中，我们不去讨论地质年代表本身，只是拿来一用（表1-1），作为研究的一个固定参照，这样比较方便。不过我们认为，我们的发现可能使得地质年代的划分问题——需要谨慎、重审了。
     目前认为，最早的象猿的动物出现于渐新世，约3800万年前；最早的作为人类祖先的古猿，包括森林古猿，出现于中新世，约500～2500万年前。到了上新世，距今400万年前，最早的直立行走的类人猿——南方古猿（简称南猿）出现了。科学家们说：南猿已经象人了，4～5英尺（1.2～1.5米）高，脑容量在300～600毫升。脖子以下象人，头介于人、猿之间。
     以前认为：南猿的一支，在20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进化为能人——外形象南猿，脑量增大，在600～750毫升。
     还推测能人在150万年前进化为直立猿人（包括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5～6英尺（1.5～1.8米）高，脑量在700～1300毫升，多数古人类学家认为直立人和南猿、能人一样，颈部以下象人，只是前额低，眉脊高，嘴突出，牙较大，下颌没有颏。它们生活在非洲、亚洲，延续到20万年前 。
     古人类学家设定的进化顺序是：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智人。在30～40万年前，早期智人（或称古人——现代人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但仍有直立人的特点，以英格兰的天鹅谷（Swanscombe）、德国的斯德海姆（Steinheim）、法国的丰谢瓦德（Fontechevade）和阿拉哥（Arago）发现的颅骨为代表，称为“前尼人”。他们进化为尼人和新人。
     20世纪初，一些科学家曾提出：最后一次冰期的西欧尼人，是新人的直接祖先。比现人头大，吻突出，眉脊突起，脑门后塌。这些化石发现于3～15万年前的更新世沉积层，而智人化石比他们还早15万年！这样，尼人就从人类直系血系中被除名了。
     3万年前在欧洲出现了克罗马农（Cro-Magnon）人，是典型的新人。过去学者们认为新人诞生于4万年前，而今更多的权威人士从南非等地的考古发现上判断，他们最迟是在10万年前出现的。
     现代人脑量在1000～2000，平均1350毫升。研究一下现代人类，就会发现：脑量和智力没什么因果关系，有的高智商者脑量只有1000毫升，也有脑量2000毫升的白痴。
     现代人类起源的疑问太多，何时？何地？又如何？—— 至今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大多数学者同意：只有现代人进入了新大陆（the New World）[3]，从南猿开始的早期进化都是旧大陆的事，人类进入新大陆，始于1.2万年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是2.5万年。
     今天仍有太多进化论的断层，中新世的森林古猿和上新世的南猿之间，就有400～800万年的大断面，完全没有过渡化石。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找到化石填入这个断层——但是，为什么用这类假设来支持进化呢？
     如果发现了早于森林古猿的新人化石呢？再说，即使发现了100万年前的新人遗迹，也是在森林古猿绝迹400万年以后。如此巨大的鸿沟，足以废弃现在的人类起源框架了。
     事实上，这样的证据——为现在进化论所不容的事实——已经发现了很多，只是被压制、掩盖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十年中，这类报道很多，只是在此之前，除了尼人化石，都未受重视。达尔文主义确立的最初几年，还没有什么主流的人类进化模型可以维护，许多专家的论文水平较低，最高也就在现在《国家探索者》的水平。
     但是，杜布瓦（Dubois）的“爪哇猿人”[4]，把大量反常的化石和远古人类遗迹埋没了。爪哇人化石出自于80万年前的更新世中期地层，被认作森林古猿和人之间第一个过渡类型。它的发现是进化论的里程碑。从此进化论者再不希望发现早于它的人类遗迹了。如果发现了，他们会说：“不可能。”并想办法把它搞成错误，或干脆扣上骗子的帽子。但在爪哇人发现以前，科学家们的确发现了许多更早期的人类化石和大量遗迹——石器和切刻的兽骨。 
第三节 评判的标准
     在展开本书的研究之前，很有必要确立判断证据的科学标准。“自然真实”是科学证据的根本，而研究方法和适用的范围也很重要，违背了这些推理，就会陷入幻想的旋涡。应该指出，古人类学证据有特定的局限性。
     首先，证据太少，又无法重复。一些学者找到了重要的化石而得到了殊荣，大多数人耕耘一生也没有值得一提的发现。
     其次，一旦确立了一个发现，证据的关键部分→如出土位置→就被破坏了，这些关键信息只有靠发现者提供。有人可能会说：“化学或其它方法不也能指示原始位置吗？这只在某些特例中成立。在判断这些证据时，我们必须借助于相关的地层信息。”
     一些重大的化石发现无源可查。几年后，原遗址区不可避免地被——侵蚀作用以及继续挖掘、商业开发——弄得面目皆非。除了从记载中推断，再无直接证据可言了。许多重要的发现，即使是最近的，也缺乏关键的细节。
     因此，想确证一个古人类学证据，即使亲临现场，也很难得到原始证据。当然，时间不够、资金不足，我们也只能分析一小部分文献。
     第三，古人类学证据没那么简单。一个论断的背后——比如——某化石出自更新世早期——涉及地质断层、塌陷机率，滑坡与否、二次沉积等许多问题的讨论分析。还常有这样的情况：当你垂询该址的另一位研究者，他（她）会提供一些重要细节，对此第一见证人却没有描述。
     不同的现场观察者，有时互相矛盾。他们的感觉和记忆也有局限性，难免漏掉一些重要的东西。别人会看到吗？——不可能，因为一出土，原位证据就被破坏掉了。
     骗子可能钻这个空子。“皮尔当人”[5]就是一例。揭穿这类骗局需要有福尔摩斯的头脑，加上现代全套实验设备。不幸的是，总有一种强烈的动机，有意无意地缔造这样的欺瞒——因为荣誉的诱惑太大了，谁都想当人类祖先的发现者。
     欺瞒可以这样体面地实现——简单地略去不合意的证据。本书中我们将不断看到这种战术。比如发现古老地层中的人工制品，却不予报道——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工艺品会有那么古老。看到了反常的证据，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我搞错了没有？”用忽略一些重要事实来欺瞒，也是人性局限性的一面，糟糕的是，它将误导经验和理念。
     撤回一些古人类学报道，可没有撤回样品那么简单。同样，现代确定化石年代的化学和同位素分析，也没有表面那么容易。比如碳14测定年代，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样品的污染程度却决定着结果的可靠性。一些原始数据，可能被复杂的讨论分析“吃掉”了。给出的是第二组理想数据——而文献中却极少披露这个过程。本书也揭示了这样一些很不科学的实例。
     尽管博物馆的化石和石器也能提供一些线索，但重要的信息还是在文献报道之中。所以我们的研究结论也主要是建立在原始文献的研究之上的。
     文献中的研究未必尽善尽美，最简单的古人类学事实背后，可能涉及复杂的难解的因素，因此，想要得出确切的结论是很难的，那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提议：可以去对比不同研究报道的质量，分析不同角度的研究论文，提供全面认识问题的可能。一篇论文是否讨了各种可能性，是反映其研究深度的重要标志。由于很多报道需要建立在观察者诚信的基础上，因此，我们也查到了相关人员的信誉评价。
     如果两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诚信度相同，就应该一视同仁。可是为了压制异已，学术界常常接受已方，对另一方置之不理，以致后来人无法知道真相了。
 
     上述评判标准贯穿全书。本书的第一部——隐匿的反常事实，介绍的证据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类化石和遗迹；第二部是作为现代人类进化证据的化石和石器，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两组发现有的相互关联，一些反常的证据在第二部中也做了分析。
     我们的观点是：为了维护现在的人类进化论，接受一类文献而把另一类科研工作打入冷宫——是不妥的。如果拒绝第一类报道——反常的证据，也用这个标准来对待第二类证据，进化论就成了无本之木，如果接受了第二报道，我们也必须承认第一类反常的事实——在遥远的中新世甚至5500万年前的始新世，甚至更早地球上就存在能制造工具的智慧生命了。接受其中的人类化石证据，就不得不承认，那是具有现代人体型特征的远古人类的杰作！
     这些事实证据不仅在埋葬现代进化论，对新生代整个哺乳动物进化模型也是巨大的挑战。
注：
[1] 红色和狮子都是英国的象征，这里喻指达尔文是英国的骄傲。
[2]原表较为简略，为方便读者，译者这里做了较为详细的年代表。
[3]指美洲大陆。进化论的一个经典结论是：美洲大陆没有进化出灵长类，更没有进化出人类。现在人类是从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白令海峡的“陆桥”进入北美洲，而后扩散到南美洲的。陆桥是一个假设，是指现在已经沉入海中的曾经连接大陆的狭长陆地，或者白令海峡的浅滩在冰期被结冰后，将亚洲、北美洲连接起来的巨大冰面。
[4]爪哇猿人化石本是有争议的，它只有头盖骨和一根大腿骨化石，而且出土地点相距45英尺，出土时间相差1年，杜布瓦年轻时认为它们是一个个体，晚年又放弃了这个猜想。但现在学术界把它认定为进化论的经典证据，并且不提原来的争议和挖掘原始记录的差异问题。详见第8章。
[5]皮尔当人的化石是把人的颅骨和猿的下颌骨拼在一起，伪造的猿人化石。一时名声雀起，赢得美誉40多年，充当着进化论的经典证据。但终于败露。详见第9章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的几十年，科学家们发现了许多留有人类切削痕迹的兽骨化石，它们显示在上新世、中新世（2500万年前）以致更新早时期，人类已经存在了。虽然反对者设想那是猛兽、鲨鱼或地质压力留下的，但支持者的分析更有说服力。比如，兽骨与石器埋存在一起，新鲜兽骨上的实验结果与化石上的刀、斧痕迹一致。同时，显微摄影技术也把刀痕与鲨齿咬痕区别开来。而且，许多事例中刀痕出现的部位恰好是屠宰时“游刃”的部位。
     然而这类“反常”的事实证据，没有被现代理论收录。学者们从符合进化论的发现入手，来展示现代人在近代出现的设想。从本章揭开的事实来看，这种做法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第一节 法国——几百万年的刀痕
     证明思路 F 刻痕——多个实例——刻痕表面矿物沉积——有石器同埋 确证
     1863 年4月，法国国家博物馆的迪斯诺耶斯（J. Desnoyers）到法国西北部的圣普莱斯特（St. Prest）收集化石。在砂砾中，他找到了一段犀牛胫骨，上面有一系列狭长的划痕，很象利刃所为，他还发现上面有一些象刀尖刻出的小圆圈。后来，他去了查垂斯（Chartres）博物馆和巴黎矿石学院的陈列室，发现那里存放的出自圣普莱斯特的兽骨化石上也有同样的记号。于是，他向法国科学院做了报告。
     一些科学家说过圣普莱斯特的遗址属于晚上新世（200～300万年前）。如果迪斯诺耶斯的判断是正确的，显然那时已经有现代人类活动了。
     有人会想：“什么地方搞错了吧？”上述结论显然与现行进化论对立。那么遥远岁月的欧洲，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智能水平呢？在正统观点看来，200万年前只有非洲能找到人类始祖——南猿和能人。而“能人”作为最早的工具制造者，可能性也很小。
     虽然另一些学者认为那处遗址的年龄小一些，在120～160万年，这对骨头上的人类遗迹来说，也太反常了。
     在19 世纪，迪斯诺耶斯的发现也引起了争论，反对者凭想象说那些痕迹是挖掘工刻上去的。迪斯诺耶斯驳斥说；“划痕的表面与化石其它表面一致，也有矿物沉积。著名的英国地质学者赖尔猜测——印痕是啮齿动物留下的，但法国史前学家德莫提理（G. de Mortillet）说：“不可能是动物咬的，可能是利石在地质压力下刻上去的。”对此，迪斯诺耶斯说：“在挖掘和运输中，许多刻痕被磨蹭过了，所以和原始痕迹大相径庭。”
     究竟孰是孰非？一些权威人士说：“如能在那里发现石刀之类的工具，问题就解决了。包热瓦（L. Bourgeois）是一位牧师，同时也是著名的古人类学家，他仔细检查了普莱斯特的遗址，终于发现了一些真正的古人石器，并于1867年1月向科学院提交了报告，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德夸菲吉斯（A. de Quatrefages）说：“那些石器有削刮器、钻孔器和矛头。”
     但这还不能让德莫提理满意，他还说划痕是地质压力所为。看来划痕的特性分析，邂逅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定石器的真伪？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难怪他不认可。在下一章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将做出有力的证实。
     1910 年，美国著名古人类学家奥斯本（H. F. Osborn）的研究把石器和划痕联系起来。他说：“这个年龄的地层里最早的人类足迹，是1863年迪斯诺耶斯在查垂斯附近的圣普莱斯特地层发现的兽骨切痕。最近拉维尔（Laville）和儒塔特（Rutot）在那里发现了石器，从而排除了兽骨切痕造假的可能，证实了那确是人力所为，也充分证实了包热瓦 1867年在该地层的发现。”
     该发现一旦确立，揭开的问题就不是能一带而过的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该发现证明上新世存在人类，就无条件地拒绝它是不对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课本上，人类进化的部分丝毫也没有提到这类反常的实例呢？甚至只有几例否定和嘲弄式的脚注呢？是它们不可接受，还是因为它们要重创主流的人类起源学说呢？
     基于这种考虑，法国科学院的成员，巴黎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德夸菲吉斯教授在书中写道：“对上新世、中新世，以致更早期人类遗迹的全盘否定，更象出自一种基于理论的思维定式，而不是实际的直接调研。” 
第二节 加拿大——8万岁的刀痕
     证明思路 F 排除可疑——电镜扫描——与标准样对比 确证
     19世纪还有很多挑战进化论的考古发现，在展示它们之前，我们且看一个近代的实例——一个为“迁入美洲论”所不容的发现。
     现行的“迁入美洲论”认为：约1.2万年前，一些亚洲的狩猎者部落经白令陆桥迁入了北美洲，后来扩散到了南美洲，也有一些学者把时间推远至3万年。
     然而，一些发现表明在美洲的更新世时期（200万年前）就有人类存在了，这类反常的证据与时俱增。后续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剖析这些科学发现。现在，我们只看一个近代典型例子：加拿大肓空河流域北部老鸦河（Old Crow）出土的化石。
     20 世纪70年代，加拿大考古学会和国家人类博物馆的莫兰（R. E. Morlan）指导研究了老鸦河的化石。他的结论是：这些兽骨和鹿角在形成化石之前，就被认为切削过。后来经过河水的搬运作用，沉积下来。其出土位点是威斯康星州冰川的冲击平原，距今约8万年——这对现行理论是个巨大的冲击。
     但1984年，萨森（R. M. Thorson）和古思瑞（ R. D. Guthrie）的论文指出：划痕可能是河水中的冰凌划出来的。随之，莫兰收回了他的断言，他说了34个样品有30个有可能是冰凌划的。
     即使这样，他依然认为——另4个样品上的印迹无疑是人类切削出来的。他在一篇论文中说：“这些划痕和用石刀肢解动物留下的划痕完全一致。”
     他还把两个样品送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什曼（P. Shipman）博士那里鉴定，什曼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了代石上的印迹。和1000多个记录在案、确定的样品作了对比，她说：“一块化石没有结果，另一块很明确，就是工具切割的痕迹。”
     这个实证也在告诉我们，19世纪的这类发现也不容忽视。虽然那时没有电子显微镜，但光学显微镜足以胜任鉴定工作。 
第三节 加州——数十万年的屠宰痕迹
     证明思路 F 复原骨架上，划痕处处相连 古人宰割痕迹
     另一个类似圣普莱斯特化石的近期发现，是美国帝国山谷大学博物馆馆长米勒（G. Miller）找到的，米勒报道：他在加州的安泽波雷格（Anza-Borrego）荒漠挖出了6个獴犸象化石，上面有明显的刀痕，美国地质局用铀衰变法测出的年龄是30万年，古地磁定代法和火山样品显示的年龄是75万年。
     一个有名望的学者说米勒的发现像一个怪兽，象西伯利亚发现一只活獴犸象一样荒谬。米勒反驳说：“这些人不希望发现那么早的人类证据，因为那样，他们毕生的成绩就要进地沟了。”
     1990年5月31日，我们和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迪默（T. Demere）对此做了探讨，迪默说：“他也很自然地怀疑米勒的报道，化石出土时，也没有发现石器，而且，那些发现也没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为未必过得了审稿那一关。但后来，我们从样品保管人帕克斯（J. Parks）那里得知，迪默曾被邀去那处遗址考查，可他没去，也从没看过那些化石。”
     帕克斯说：“样品上的切划痕迹处处相连。显然是屠宰时的刀痕。如果骨头分开后，被石头挤动产生的划痕，不可能在复原的骨架上处处相连。” 
第四节 意大利——百万年的刀迹
     迪斯诺耶斯在意大利阿诺（Arno）河谷出土的化石中，也发现了和圣普莱斯特化石一样的切划痕迹——其中有南方象和伊特鲁亚犀牛（Rhinoceros etruscus）的化石，地层属于上新世阿斯丁期，距今300～400万年。考虑南方象在欧洲灭绝的期限。兽骨年龄的低限也不会低于130万年。
     这种古人切划过的兽骨，在意大利其他地区也有发现，1865年9月20日，在斯佩齐亚（Spezzia）召开的自然科学学会会议上，拉莫里诺（Ramorino）教授展示了两种灭绝的动物——红鹿和一种古犀牛的化石，上面都有切划过的痕迹。化石出自圣乔瓦尼（ San Giovanni）靠近西纳（Sicna）的地区。而且也是上新世阿斯丁地层。
     德莫提理风格依旧，又一次想象地宣称——极可能是挖掘工人划上去的。 
第五节 法国——1500万岁的斧痕
     证明思路 F 与认定标准对比，排除其它可能 确证
     1868年4月13日，劳斯戴（A. Laussedat）向法国科学院报告了一个发现：博传德（P. Bertrand）送给他一块犀牛下颌化石，出自法国比利（Billy）附近的一个地堑。上面有四个非常深的短痕，在颏骨下部，基本平行。很像短斧砍的，因为印痕上有交叉外形的骨纹，象斧子劈的木块一样，因此，他认为那在骨头新鲜时，石斧砍过的遗迹。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与刻动物同时生活在遥远的古代—— 地层的年代竟是中新世中期——距今1500万年！
     真是人类所为吗？德莫提理照例否认。他自己排除了猛兽咬印的可能后，写道：“那是简单的地质作用的压痕”——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
     宾福德（L. R. Binfond）是现代研究切骨痕迹的权威，他在《骨化石：古人和现代人之谜》一书中写道：“石斧、石刀砍出的痕迹较短，而且是一组一组的平行痕迹。”这是对1868年劳斯戴研究的直接证明。 
第六节 法国——1500万年的敲骨吸髓
     证明思路 F 现场做对照，再综合其它痕迹 确证
     1886年4月《法国科学进展》中，还有一份同类论文。贾瑞格（F. Garrigou）和费侯（H. Filhol）报道：“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远在上千万年前的中新世，人类就和那时的动物共存了。”
     证据是一组出自法国珊珊（Sansan）的兽骨化石，明显是人为弄断的。当现代科学家判断它出自1500万年前的中新世地层时，又成了现代进化论的灾难性反例。
     德莫提理老调重谈：“那是在石化过程中，可能因为脱水而自然破裂的。后来又经受了地层运动。”
     而贾瑞格则证实那是古人敲骨吸髓的结果。1871年，在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举行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先展示了一系列新鲜的骨头，都有无可争议的切割砍砸的印迹；而后，他拿出一种小鹿（Dicrocerus elegens）的骨头化石来对比，两者印迹完全一致。
     他还出示了一些晚上新世的骨片，上面有明显的切削遗迹。按宾福德的说法，敲骨吸髓之前，要用石刀刮下骨表面的肉。 
第七节 希腊——500万年前的剖骨取脑
     证明思路 F 敲砸骨头，有序的剖取，石器同埋 确证
     希腊的派克米（Pikermi）靠近马拉松平原，有一个化石丰富的晚中新世地层遗址，那是杰出的法国科学家高莱（A. Gaudry）发现的，1872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冯杜克（B. von Duker）报告了他在派克米发现的兽骨化石，上面的印迹表明至少500万年前的中新世，已经有人类存在了。
     冯杜克首先去了雅典博物馆，检测了出自派克米的大量骨髓化石。他发现了34块三趾马（Hipparion）下颌化石，19块羚羊的胫骨和22块犀牛等大动物的化石，都明显呈现被敲砸吸食骨髓的特征。这样的骨头化石，他标注了几百个。
     此外，他还发现许多三趾马和羚羊的脑腔，呈现有序地去掉上颌取食脑髓的迹象——食肉动物的撕咬和地质压力是不会造成那样的效果的。
     随后，他亲自到派克米调研。第一次发掘。挖出的三趾马和羚羊化石，有1/4带有人为敲斫的痕迹。他还报道：“我在化石中发现了一块很合手的石锤，很适合处理那些骨头。” 
第八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前的首饰
     证明思路 F 三个典型特征——疑问不成立 确证
     1872年4月8日，英国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议上，地质学会的查尔沃斯（E. Charlesworth）展示了一批鲨鱼牙齿，每枚牙齿中间都有穿孔，就象南海岛民做武器或项链钻的孔一样。牙齿出自东英格兰的红岩（Red Crag）地层，距今200～250万年。
     对海洋动物，比如软体动物，不可能搞出这样的钻孔的问题，查尔沃斯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一个科学家提出了牙齿腐蚀的可能，但就目前所知，鲨鱼没有这个问题。另一个提出是否寄生虫所为，但他承认鱼的牙齿里不会有寄生虫。
     考野（Collyer）博士对此提出了是人工制作的观点。会议记录中记载：“他用高倍放大镜检查了那些一线穿通的鲨鱼牙齿。……在他看来，那些连续贯通的孔洞，是人类所为。”他提出的理由中，这几个较为典型：
     1、钻孔在牙齿正中间；
     2、钻孔边缘的斜面斜度；
     3、人工钻孔的记号。 
第九节 土耳其——恐象化石上的雕刻
     证明思路 F 骨雕＋石刀＋纵劈的兽骨 确证
     1874 年，卡沃特（F. Calvert）在土耳其达达尼尔（Dardanelles）一带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一块恐象（Deinotherium）化石，上面刻有一个动物图案。他这样记录道：“我在发现骨雕的四周搜寻，找到了一个燧石刀和几块纵向劈开的兽骨化石。显然是古人取食骨髓的残迹。”
     恐象与大象有点相似，但身体巨大。现代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从早中新世至晚上新世时期，生活在欧洲。因此，卡沃特把达达尼尔遗址定位于距今500～2500万年前的中新世，比较合理。可是现行理论认为，那时只有像猿一样的灵长类存在，即使定位于晚上新世— —距今200～300万年前，出土骨雕饰品也太早了，这种工艺（按进化论）应该是近4万年的事。
     在《史前史》中，德莫提理回避了达达尼尔地层的年龄，却说：“发现一个骨雕，一个石刀和劈开的兽骨化石，简直太完美了，以至于让人怀疑。”
     真太有趣了，在圣普莱斯特遗址中，德莫提理埋怨没发现石器工具，或其他人类遗迹，这里，他又说发现太完美了。他言外之意说卡沃特在骗人。
     但是，加州大学的垂尔（D. A. Trail）教授曾这样评价卡沃特：“他出身于最优秀的英裔世家，具有深厚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造诣。他在达达尼尔的研究，成绩斐然。”
     卡沃特在达达尼尔地区指导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垂尔说：“在我与卡沃特的交往通信中，我了解到他是个很诚实很严谨的人。” 
第十节 意大利——上新世宰割的鲸鱼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发掘出一批带有切削痕迹的鲸骨化石，1875年11月25日，波伦亚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开普里尼（G. Capellini）对此做了研究，他说是鲸鱼新鲜时用石刀宰割出的。许多科学家同意他的观点。
     那是典型的上新世的一种鲸鱼，一些化石出自博物馆，另一些是他自己在塞纳河附近，如在波贾荣（Poggiarone）那儿挖出来的。
     化石上的划痕出现在屠宰下刀的部位，如肋骨外缘。开普里尼挖出的一具完整的鲸骨中，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他对此解释说：“这个家伙应该是左侧着地挣扎，人们在它右侧下刀。”——这的确排除了地质作用和深水鲨鱼咬食的可能，因为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而且鲸骨化石上的切削痕迹和现代肢解鲸鱼留下的划痕几乎一模一样。在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开普里尼报告说：“在波贾荣出土的鲸鱼化石旁边，我还发现了石刀。用这些石刀，我可以在新捕获的海洋动物骨头上留下同样的印迹。”他还注明了在意大利的同一地域——萨伏纳（Savona）发现了古人化石（详见第7章）。
     与会人员对此做了研讨。伊文斯（J. Evans）等人提出反议，而巴黎古人类学秘书长博乐卡（P. Broca）则表示赞同。博乐卡是当时骨髓形态学的主要权威之一，他特别排除了鲨鱼撕咬的猜想，并说痕迹的每一个特征都表明是利刃所为。
     德夸菲吉斯也是赞同的人士之一。他是1884年撰文说：“只有用锋利的石刀切割才能留下那样的印迹，用其他方法，你怎么努力也复制不出来那些划痕。
     这项工作总结性论文，是1893年赖英（S. Laing）用英文写的：“划痕曲线很规则，也有半圆环，单手切削可以造成这样的痕迹——骨向外凸起的部分有明显的切削痕迹，骨内凹处有粗糙的擦痕，显微镜检测证实了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在鲸鱼新鲜时用石刀样的利器大力切削留下的，就像一个野人在肢解一条搁浅的鲸鱼。没有别的解释，也不存在欺骗的可能。如果固执的观念，还反对第三纪（220～6500万年前）已有人类存在，只能是主观臆断了。”
     图2.1 上新世一种大白鲨鱼的牙齿
     （Carcharodon megedodon）
     现代的权威人士宾福德说：“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不可能把肢解剔肉时在骨上切划的痕迹和动物撕咬的印迹混为一谈。”
     图2.1 是鲨鱼牙齿，它比狼等猛兽的牙齿还要锋利。鲨鱼撕咬的痕迹比较接近切削器的划痕。我们检测了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鲸鱼化石之后，分析过这种情况。
     图2.2 鲨鱼锯齿状的牙在鲸骨上划出的沟槽
     那是一个上新世一种小型须鲸。我们用放大镜看到了规则均匀的平行沟纹，这正是鲨鱼牙的锯齿边缘的划痕。图2.2的印痕可能骤然一咬，牙齿边在骨面上划出的痕迹。
     这样，需要重新确定意大利出土的化石划痕成因。区分鲨鱼捕食和人类屠宰的关键特征，在于——划痕是否呈现平行走向的V型沟槽。 
第十一节 法国——中新世屠宰的海牛
     证明思路 F 划痕与化石表面沉积一致，地层中原位紧埋 确证
     1867年，巴黎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包热瓦提交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展示的一块中新世海牛化石上，明显带有人类宰杀的痕迹。（图2.3）
     图2.3 中新世海牛化石，法国庞思
     海牛化石是迪劳奈（A. Delaunay）在靠近庞思（Pouance）的巴瑞尔（Barriere）挖出来的，它埋在贝壳沉积层中。包热瓦惊异地发现其中一段上肢的肱骨上，有不少切划痕迹，划痕与化石的其它表面一致，这样轻易排除了破裂造成的可能性。骨头已经石化了。紧密地埋在一个未翻动过的地层，表明划痕的年龄和地层一样古老。
     印痕的深度和锋利程度，进一步证明了那是化石形成前划上去的。一些痕迹还表明它经过了两个独立的切割过程。
     即使德莫提理也承认那不是地层错动或挤压所致，但他不承认那是人类所为，主要是因为地层属于中新世，他1883年写道：“要是人的遗作，年代太早了。”——这里我们又一次明晰地看见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判定事实的深重干扰。 
第十二节 意大利——上新世的刀钻痕迹
     1876年意大利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费瑞提（M. A. Ferretti）展示了一块化石，带有明显的人类钻孔的遗迹，证据充分得不容置疑。
     这是一个大象（或犀牛）的化石，出自意大利圣华伦泰（San. Valentino）的晚上新世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引人注目的是化石最厚的部分。有一个完美的圆洞。费瑞提说这不可能是软体动物或甲壳动物所为。
     第二年，他又给委员会提交了一块化石，也带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的遗迹：化石出自圣茹菲诺（Ruffino），也是在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埋存的。它显示出从一端拉锯式劈开的迹象。
     1880 年一次科学会议上，意大利人类学与地质学学会贝鲁西（ G. Bellucci）的新发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是在靠近佩鲁贾（Perugia）的圣华伦泰和福密堡（Castello delle Forme）挖出来的化石、骨炭和片状石器，化石上有石器切削打击的遗迹。这些上新世湖泊型粘土中的发现，证明在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就有人类活动。 
第十三节 法国——中新世的刀痕
     19 世纪后期，在克勒蒙特-福兰德（ Clermont-Ferrand）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了一块犀牛（Rhinoceros paradoxus）股骨化石，上有明显划痕。化石出自佳奈特（Gannat）一段有流水穿过的石灰石沉积层中，其中另外的化石是典型的中新世物种，也就是说，划痕产生于中新世（距今500～2500万年）。
     有人提出划痕是动物咬的，但德莫提理反对，用他的老调谈道——骨化石在地质压力下移动，被划出来的痕迹。
     德莫提理的话，把这个问题搞成了公开的问题。沟痕位于股骨的末端，靠近关节——正是宰杀下刀的部位——根据现代骨骼划痕专家宾福德的说法是这个结果。
     德莫提理还描述说：划痕是平行的沟，有点不规则，穿过骨轴，宾福德提示说：“石刀屠宰时最常做拉锯式切削，这样留下的沟痕比较小划痕平行，而且走向弯曲。” 
第十四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的贝雕
     证明思路 F 表面颜色一致，变脆不可再雕 确证真品
     1881年，英国地质学会的斯道皮斯（H. Stopes） 向“前沿科学学会”提交一份报告，讲述了他在红岩（Red Crag）沉积层发掘到的贝壳化石，里面刻着一个人脸——虽然粗一些，但确凿无疑就是一个人脸，而贝壳的年龄在200～250万年。
     1919 年的《地质学杂志》上，远古贝雕发现者的女儿（M. C. Stopes）发表论文，证实贝雕不是赝品：“刻画人象的刻痕表面呈棕红色，颜色深浅与贝壳其他部分完全一样。这点很关键，因为如果是后来造假刻上去的，刻痕就会比其他表面颜色浅。还有一个关键，贝壳变成化石后，变得较脆，那样的刻画只能把它搞碎。”
     而传统的人类进化学说，只有3万年前的克罗马农人，才有可能制出这种艺术品。而200万年以上的贝雕，与进化论势不两立。 
第十五节 红岩：至少200万岁的工艺品
     20世纪初，莫尔（J. R. Moir）发现了大量异常古老的石器（详见下一章）。他报道过“萨福克（Suffolk）的红岩和珊瑚岩的基部以下，发现了一系列矿化的骨器。”
     英国东部的红岩地层顶部，现在断定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分界线，距今200～250万年。珊瑚岩是晚上新世岩层，距今250～300万年，红岩和珊瑚岩层的基底，是碎石层，其中含有上新世直至始新世的矿物，年龄在200～2500万年。
     莫尔挖出的一组骨器是三角形的（图2.4）。他在报告中说：“这些是用又平又宽的鲸骨做的，……现在变得很脆了，谁也不可能再修饰它们了…… ”他指导了的模拟制作实验，结论是“骨器化石确是远古人的遗作。”他认为三角形骨制品是作枪头用的。后来他又发现鲸肋制造的枪头。从克罗默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的上层至下层，莫尔等人都发现了古人的遗迹。最上层的年龄约为40万年，最下层80万年。若按现代一些权威人士的观点，最下层约175万年。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描述了住在木桥（Woodbridge）的温柯普先生收藏的一根肋骨化石——出自红岩地层以下——两端被锯过，温柯普和后来做鉴定的菲舍(O. Fisher),都认为那是古人的加工遗迹——而年代却太意外了。
     图2.4 出自珊瑚岩地层以内的3块骨器
     年龄200～5500万年，（上：俯视图，下后视图）
     图2.5 40～50万年前锯过的木头
     箭头处的沟可能是开始下锯的痕迹
     还有一块古物，是纳卡特（S. A. Notcutt）在曼迪斯雷（Mundesley）的“克罗默森林地层”挖出的一块锯过的木头，距今40～50万年。
     莫尔说：“木头平面的末端（图2.5 箭头处）显示出被利刃锯割的痕迹，就像现代锯木头时，在树干边缘开口处留下的记号一样。”
     莫尔进一步说：“图中箭头所指的后部有些发黑，象火烤过。可能这个东西是原始挖树根的木铲。”
     现行学说认为40多万年前，英国东部只有“直立猿人”是最高级的生物，但这种象猿的家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工艺使用锯子。一个木把柄石刀，也切不出那么清晰平整的锯面。
     上述骨制枪头和其他人类手艺的遗迹，在今天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克罗森林地层”的发现，大部分在现行理论可以接受的边沿，也被主流学派操纵的知识过滤机制过滤掉了。 
第十六节 英国——3800万年前的捕象沟
     1912年，地质学杂志上，地质学会会员菲舍说：“多塞特郡（Dorsetshire）的一个风景点——都里士（Dewlish）挖出的考古遗址大象沟，原来是远古捕象的陷阱。”
     “大象沟是在白垩中建成的，12英尺深，只容一个人通过，很陡，一端通入一个陡峭的谷地。地层中只有南方象化石。我认为这是上新世造的，是个捕象的陷阱。”
     因为南方象生存于120～350万年前，因此，遗址年代至少在12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当然，还可能是350万年前——晚上新世开凿的。
     图片显示，大象沟垂直的陡壁，用大凿子仔细削刮过。菲舍的这个报道，显示了古今通用的一种狩猎方式。
     《自然》杂志1914年10月16日，用一则短讯报道了多塞特原野俱乐部的继续发掘工作：“沟并不止于现在挖出的地面，一直延伸到一条很深的白垩岩缝中。”古人不是不可能借一个地缝开凿了猎象的深沟。看来值得检查象骨上有没有屠宰的刀痕，如此，证据就更完美了。
     菲舍随后又有了重要发现。他1912年的研究总结中写道：“在巴顿崖始新世地层挖掘时，我发现了一个‘煤玉’样的东西，面积9.5平方英寸，厚2.25英寸，至少一边被切削过，打制成这个形状。”煤玉是一种致密的黑色煤炭，表面光亮平滑，常用作宝石，而始新世地层的年龄是3800～5500万年。 
小结：化石上的古人遗迹
     太奇怪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么多独立的科学研究，不断报道“在上新世、中新世、始新世的兽骨、贝壳上留下的远古人类印迹。发表这些成果的科学家有：迪斯诺耶斯、德夸菲吉斯、拉莫里诺、包热瓦、迪劳奈、博传德、劳思戴、贾瑞格、费侯、冯杜克、欧文、考野、卡沃特、开普里尼、博乐卡、费瑞提、贝鲁西、斯道皮斯、莫尔、菲舍、凯斯。
     这些科学家在骗人吗？这些学者精神有问题吗？还是那些就是上新世以前的古人真迹呢？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一个恰当的解释是没有人去寻找这类证据了，骨骼化石形成划痕是罕见的事，也很容易被忽视。如果一个古人类学家确立了上新世以前不可能有人类存在的观念，他就不会留心那些化石上的人类手迹。
     这些反常的石器，我们分为三大类，在三、四、五章中介绍：
     （1）始石器：天然适合使用的石头，不做或仅做简单的加工，有使用痕迹。
     （2）粗制旧石器，有一定打磨的石制工具。
     （3）精制旧石器和新石器：精良加工的石制工具，器具。
     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把始石器和一般石头分开，好在专家已搞出一些评判标准。 
 
 
 
你所不知道的历史--考古学禁区（格雷汉姆·汉考克）方舟水手
第一节    英国肯特——数百万年的始石器
     伊哥塞姆（Ightham）是肯特（Kent）的一个小镇，在伦敦南约27英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哈里森（B. Harrison），在经营杂货店之余，常到山间峡谷收集石器。尽管今人无从记起，但当时他的石器却引起了学术界几十年的争论。
     哈里森的工作大多是在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普莱斯威奇（J. Prestwich）的密切指导下进行的，他还与古人类学家定期通信，画上自己发现的石器，按标准程序分类。
     哈里森在古河床里发现了旧石器，很容易鉴定出是人类打制的，他和普莱斯威奇判断一些石器（图3.1，图3.2）是上新世的，20世纪一些地质学家，比如英国地质局埃德曼兹（F. H. Edmunds）都同意。20世纪早期古人类学界领头人欧博梅尔（H. Obermaier），认为是上新世中期的，也就是说距今200～400万年，但现在的学者从进化论出发，……只承认英国最早的石器有40万年。
     哈里森的发现中有一些较原始的，如图3.1，但也能看出是人力所为。这种石器在今天的原始部落中还在制造，他们捡起一块燧石，打出一边的刃，就当成了石刀。
     批评者断言哈里森的始石器是想象的，其实是天然燧石。但现代石器权威帕特森（L.W.Patterson）提出了区分天然燧石和粗制始石器的方法。他说：“比较困难，要看在一个方向沿着石刃施力造成一致效果的机率。”……
     1889年9月18日，地质学会的贝尔（A. M. Bell）给哈里森写信说：“这些一致打制的石器，人力所为的机率远大于天然所为……我确信。”按照帕特森的标准，不得不把它们归为始石器。
     1891年11月2日，著名的科学家、与达尔文共创进化论的华莱士，到哈里森的杂货店走访。看了哈里森收集的石器后，华莱士认为石器是真的，并请他写一份详彻的报告。
     普莱斯威奇是英国最著名的石器权威，也认可哈里森的发现。1895年，他驳倒了石器是天然所为的猜测：“有人挑战说那是天然所为，三年过去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流水能单向打掉边棱，但同时把石头磨成卵石。”
     他189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说：“现代的野蛮人，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的石器，和现代发现的早期旧石器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没必要把那些过于古老的石器划归给猿人，既然石器是典型的智人作品，那么在上新世中、晚期，出现智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的科学家在上新世地层中，挖出了许多原位沉积的现代人类型的骨骼化石。
     有趣的是：现代专家却把很接近哈里森的始石器的石器，当做人类作品。如非洲奥杜韦遗址的石器太粗制了（图3.3），但没有质疑它们是否是人力所为。
     一个由英国著名学者组成的学会，资助了一次高水平的实地考察工作，以解决对于石器年代的置疑。这次挖出了许多上新世地层中原位沉积的石器，现场证人有30人之多，结论性证明了石器的上新世年龄。
     1895年，哈里森应邀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展出他发掘的石器。一些人仍然持疑，另一些则表示赞同。英国地质局的牛顿（E. T. Newton）是皇家学会会员，1895年12月24日写信给哈里森：“至少有一部分，无疑是人力所为，是古人类的作品。1896年，普莱斯特去世后，哈里森继续用事实回敬凭空质疑者，并得到了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的支持。”
     1896年，普莱斯威奇去世了，哈里森纪续发掘工作，用事实回敬凭空置疑者。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成了他的支持者。
     有人也许会问：这么详细分析这些有什么必要？原因之一是告诉大家：这些证据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狂人之语。实际上这些反常的事实，正是严肃问题的中心；它们占据了学术界精英们争论的焦点，持续地打击着现行理论，其科学严谨性也不次于反对者的理论――简直是现今进化论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通过展现这类事实的科学辨析，读者才能不被任何一方牵着鼻子走，才能自己面对真相，得到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机会……
     1921年，哈里森去世了，遗体安葬在圣得教堂墓地上。1926年7月10日，教堂北墙铭文中写下：“纪念哈里森（1837～1912），一个乡村杂货商，一位考古学家，在伊哥塞姆地区发现了大量始石器文化，丰富了远古人类的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那些“远古人类的成果”随着哈里森一起埋葬了。19世纪90年代，杜布瓦发现了极有争议的爪哇“猿人”，这个很不确定的“猿人”，被供奉为人类的祖先，那早于它的人类证据，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反常证据忽略、遗忘掉。
 
第二节   英国红岩：更古老的石器
     旅程的下一站是英国东海岸，我们来看看莫尔（J. R. Moir）的发现。
     莫尔是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员，英国东部史前学会的主席。自1909年起，他在红岩（Red   Crag）和珊瑚岩（Coralline   Crag）的地层展开了发掘工作，收获颇丰。
     现代地质学研究告诉我们：红岩地层有200～250万年历史，比珊瑚岩层年轻一些，它们以下是砾石层，或称骨层，由沙、砾石、贝壳和骨化石组成，更为古老，其中含有始新世（3800～5500万年）的“伦敦粘土”。
     莫尔发现的石器出自红岩下部砾石层，显出不同程度的加工痕迹，（图3.4）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始新世，下限也有200～300万年。
     莫尔认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应是“人类进化的早期野蛮阶段”，但是，现在智人阶段的人，也能并且还在制造这么粗糙的东西。
     始石器本身就有争议。许多学者是自然所为，但莫尔有不少有名的科学家支持，包括考察过遗址、证实莫尔发现的布莱尔（H. Breuil）,皇家学会主席地质学家葛吉（A. Geikie），以及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兰克斯特爵士等。
     兰克斯特从莫尔的石器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品，它把它们叫做鸭嘴铲。后来，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样品（图3.5），它们出自威庭翰的红岩地层以下。要是这样，那么石器的年龄就在250万岁以上了。
     该石器的垂直切削面，显示了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兰克斯特1914年给皇家古人类学院的报告中写道：“非人力的石头开裂不可能造成手工打制的特征，它们只能是人力所为。”他还指出样品可能有中新世的年龄（500～2500万年）
     在福克斯豪（Foxhall），莫尔有了重要发现——红岩上新世晚期地层里的石器（图3.6），距今200万年以上，1927年他写道：“那是一个石器加工厂的废墟，有石锤、打制的燧石、煅烧的石头、用火遗迹……还有著名的福克斯豪古人下颌化石，显然不是原始类型。如果确实是原位沉积的，那时的古人和现代人身体结构差不多。”
     1921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 F. Osborn）的研究，确证了石器的上新世年代。他说上新世人类的存在：“如今有了坚实的基础，豪克斯豪的石器确为人类作品，无可辩驳。”他把那些石器样品分为：石刀、尖状器、刮擦器和单边刮削器。
     奥斯本还重新研究了莫尔的其他工作。他说：“莫尔发现的古人化石，证实了上新世的英国东部已有人类存在了，由此开辟了考古学研究的新纪元……他们的智慧足以制造石器和用火了。”
     另一个被莫尔的证据所折服的是奥博梅尔，他原是反对派。1924年他写道：“福克斯豪的发现是我们得到的第三纪人类的第一个证据。”这里所说的第三纪，是指从上新世直到始新世。（500～5500万年）。
     莫尔还在诺福克（Norfolk）近代的“克若莫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挖出了石器，有40～80万岁，另一些人估计该层下部的年龄为175万年。
     面对事实证据，还是有人拒不接受，硬说那些纯粹是自然力所为。比如瓦仁（S. H. Warren）说那些石器是地质压力在白垩岩床上擦出来的石片。1920年，他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3.7）……如果不考虑它的环境，几乎肯定会说它是莫斯特石器文化的近亲。”莫斯特文化（Morsterian）是公认的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瓦仁抱定始新世地层中不可能有石器，而不抱这种偏见的人，想知道――瓦仁是否实地考察过？
     后来的研讨中，一位科学家指出：莫尔发现的一些石器，是第三纪中期的地层，不挨着坚硬的石灰岩。这就排除了瓦仁空猜臆断的观点——地质压力在白垩层上磨出来的伪石器。
     为了解决对莫尔发现的争论，一个国际学术科考队组建了起来。在国际人类学院的要求下，由8位杰出的欧美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了科学考察团。
     考察团的结论支持了莫尔。他们说伊普斯威奇附近的红岩地层没有翻动过，最晚也是上新世的，而且石器确是人类所为。他们在红岩层以下的地层做了四次挖掘，找到了5个典型的石器，至少250万岁。因为该层含有始新世的沉积物，石器年龄的上限为5500万岁。
     考察队的开匹顿（L. Capitan）说：“红岩下的地层没搅动过——我们亲自做了鉴定。出土的石器，只能是古人的作品，其他可能都已排除。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史前文明的绝好证实。”
     令人奇怪的是，考察团正式发表了报告后，反对派还不认帐，还在重谈“自然压力说”的老调。这回凭空推出“冰川说”。但据我们所知，至今无人能解释冰川如何在石器上造出的双向疤痕，磨制出精确的形状。而且许多石器并非贴在硬岩表面，冰川对它们同样无技可施。英国考古学家柯里斯（J. M. Coles）报道：“福克斯豪沉积层的层理，是陆地性沉积，不是海洋性沉积，这也排除了瓦仁想象的‘冰川说’”。但瓦仁冰川说发表后，争论却平息了。1968年柯里斯说：“因为事实未定，学术界没接受任何一方……”事实未必如此。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科学主流派发现保持沉默，是埋葬莫尔发现的稳妥方式——“不理不提”胜于积极的“凭空攻击”。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已经固执地认为：早更新世之后，非洲中部成了人类进化的中心。莫尔的发现证明英国在这以前就有人类了，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实证据，否定它反而引火烧身，沉默不理却是上策——于是，莫尔的证据被成功地抹煞了。
     柯里斯认为这么做太不公平。1968年，他还是接受了莫尔石器的真实性，尽管有些犹豫。然而，1972年的《美国冰河时代》杂志上，斯巴克斯和威斯特的论文却错误引述了莫尔的发现，而且粗略地用了一种石器鉴别标准来否定莫尔……但是，剑桥大学的博吉特（M. C. Burkitt）用这个标准，却发现莫尔的样品符合真石器的特征。
     博吉特在20世纪20年代，随国际著名学者考察团亲自做了实地鉴定，他1956年的著作也肯定了莫尔的发现。他对伊普莱斯威奇南2英里的索灵顿豪（Thorington Hall)特别感兴趣，他说：“在那里石器埋存的位置以上，发现了脆弱的绞链还未断的双贝壳，表明地层没有搅动过……”这是石器原位沉积的有力证据。
     博吉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石器比晚上新世地层古老，可能是上新世（500万年）以前的作品。”这么多充分的证据，还有人类化石，没有理由排除这个可能的结论：500万年前的红岩，使用石器的智人曾在那里繁衍生息。
     另一个支持者是李基（L. Leakey），他1960年写道：“原始人很可能在更新世早期已经在欧洲出现了，……红岩下层的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明显是人类所做，不能简单想象成自然产物。石器不是早更新世的，而是早于上新世晚期（距今300万年）。 
第三节    两个诡辩的反对者
     对莫尔发现的反常石器，有两个知名的反对者：布莱尔（H.Barenes）和巴尼斯（A.S.Branes），他们激进的反对，及时迎合了树立进化论的需要，因此被一遍又一遍地宣传，以抹煞各位科学家对那些反常证据的证实。但是，认真的读者能从他们的立论方法上，发现严重的问题。
     布莱尔认为他1910年指导的研究，可以结束英国东部始石器的争论了。在他常引用的文章中，他说发现了5000～5500万年前的燧石，很像石器，他不信那时会有人，于是断定是简单的自然所为。
     图3.8也许是他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了，但谁也不会把这么粗的东西当始石器的。现代石器研究的权威人士之一帕特森（ L. W. Patterson）说：石块上切砸的疤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所为，特别是连续一致的疤痕——锤疤，一般都是人为凿的。
     图3.9也被布莱尔猜定为假石器想像成自然地质压力所为，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对照的母石。
     “天然压力假说”的问题，在布莱尔下面的断言中暴露无疑，他说：“有两个非常例外的样品，也绝对是地质压力的结果。”
     一个是图3.10的样品，是他和欧博梅尔发现的，他说和典型的晚更新世智人的石器没有区别，因为沉积在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所以是假石器。
     另一个是图3.11的样品，出土位置与上者相同，布莱尔说酷似晚更新世的尖状石器。但它5000万岁的年龄，为进化论不容，他也硬说成地质压力的“妙手”
     布莱尔的文章至今依然被学者引用，作为攻击的武器——这是广告技巧，而非科学的精神。但是，谁会去查布莱尔的原始文献，看它是否真有科学意义呢？
     布莱尔还用了无中生有的战术。他的报导早于莫尔的论文。当莫尔在美国东部的发现引起广泛重视的时候，布莱尔也去了那里，指导第一手的考古发掘。奇怪的是，他求助于莫尔，还同意莫尔的观点，还说：“红岩下层的石器与经典的石器绝对一致，”年龄在200～5500万年之间，但后来他变卦了。
     他的《旧石器人类》一书，在他去世后的1965年出版了，上面说：“一些特定的燧石也许可以鉴定为石器，但它们的切削角度通常否定这一点。”奇怪，他竟对以前的立场观点只字不提。
     另一位有名的反对者巴尼斯，20世纪20年代曾是莫尔的支持者，他1939年创造了莫名其妙的“平台角度鉴别法”（Platformangle test）
     至今，还被一些人当做莫尔的克星。但巴尼斯并不只瞄准了莫尔，他要击沉从法国、葡萄牙、比利什、直到阿根廷所有的反常石器。他创立的方法过于模糊，说：“如果25%以下的平台疤角为直角或钝角，才是石器。”加州圣博纳迪诺（San Bernardino）博物馆的石器专家辛普森（R. D. Simpson）说：“不知道巴尼斯有什么根据，怎么想来的。”
     更滑稽的是，巴尼斯竟说莫尔本人也认可了他创立的标准！也承认他的石器不合标准，在他看来，争论已经结束了。这可不是事实。对第三纪石器文化的争论，在主流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随着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的发现，上新世的人类文化被排除在标准进化论以外。巴尼斯“模棱的标准”成了重要武器，用它来“炒掉”反常证据，此后尽管反常事实时有出现，只须拿它一吵就行了。
     但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巴氏标准”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1986年，加拿大人类学家布莱恩（A. L. Bryan）说：“鉴定石器真伪，需要大量研究才能解决……巴尼斯的标准并不通用……”1981年5月28日，布莱恩电话告诉我们：“巴尼斯实际是想击沉英国所有反常的石器文化，太过头了，近来澳大利亚晚更新世的石器（近代），也不合‘巴氏标准’。”双重标准又一次露馅了。已公认的奥杜韦石器（图3.3上两件）同样不合“巴氏标准”。李基（L. Leakey）说：“与莫尔的石器相比，它们过于粗糙，却没人怀疑它们。”显然是因为符合现行的进化观念。
     布莱恩等人认为：用巴氏标准全盘否定英国早期的始石器文化，显然无理。 
第四节   美洲反常石器的意义
     尽管巴尼斯和布莱尔尽了最大努力，始石器的悬疑依然萦绕着考古学家，在美洲挖出的几件反常的始石器，使现今理论更难招架了。
     现行学说认为人类进入北美洲只有1.2万年，在南美洲更短，最后一次冰期降低了海面，亚洲与美洲间出现了白令陆桥，西伯利亚的黄种人——狩猎部落进入北美洲西北角，1.2万年前加拿大冰盖融开之后，他们沿冰隙进入了现在的美国，并逐渐扩散至南美。这些人被称为克罗维斯猎人，善于制造石枪头——克罗维斯枪头（Clovis   point），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的文化。
     但是，现代考古家却在美洲许多地方挖出了至少3万年的人类遗迹。就始石器遗址来说，有墨西哥北部的厄西周（EL Cedral），加州的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岛，巴西北部的岩棚（Rock-shelter），有的甚至有几十万年岁。这些事实如果被接受，那现行进化论不得不退役了。 
第五节   加州“德州街”——8万年前 的文化
     20世纪50年代，卡特（G. Carter）在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德州街挖出了始石器和炉坑，距今8万年。
     批评嘲笑说那是天然燧石，并叫它“卡特赝品”。后来在哈佛大学一次讲课中，有人以“幻想考古”公然贬毁卡特。
     但卡特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深入剖析了天然燧石和他发现的石器的差别，给出了明确的鉴别标准，并得到了韦索福特（Witthoft）等石器专家的认同。
     1973年，卡特在该遗址指导了深入的挖掘工作，邀请不少考古学家亲自查看第一手资料，但没人响应。卡特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竟然顽固地拒绝，连后院的考古发现都不敢去看看。”
     1960年，美国科学院刊《科学》的编辑，向卡特约稿，请他介绍有关美洲早期人类的研究。但卡特的论文被两位审稿人枪毙了。
     接到拒登通知后，卡特回信中写道：“我猜你是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操纵力量，现在，想给美洲早期人类一个恰当的地位，几乎没有希望。有趣的是：我有一个同事支持我，但是他要公开表态，他就得被革职；还有一位笔友，他也挖出了同样的证据能证明我的观点，但他和学生把证据又埋上了。他知道公布出来，就得毁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一次学术会上，一位教授悄悄跟我说：‘我真希望你能给他们当头一棒，如果我那么做，马上就被开除了。’还有一次研讨会，一个年轻学者悄悄过来说：我在X地也挖到了象你们发现的的早期石器，只是没敢公开。”1986年，地质学家瑞武斯（B. Reeves）给合作者的信中，揭示了舆论压制卡特的原因：“因为那些功成名就的地质学家的学说统治着这个领域，笔者（瑞武斯）和其他考古学家已经不做怀疑地接受了，那么，否定卡特的反常证据就很自然了。”
     可是，当他亲自有了那些考古证据后，改变了立场，他说：那明显是石器，德州街遗址正如卡特报道的那么古老（8～9万年）。 
第六节    加州卡里口——20万年的石器
     李基（L. Leekey）在成名前，就认为美洲存在早期人类。他回忆说：“1929～1930年间，我在剑桥大学当助教时，告诉学生：新大陆的人类至少有1.5万年历史。当时，史密森学会的名人赫立希克（A. Hrdlicka）正好在剑桥，他听说后冲进我的房间问——
     “李基，我听到什么了？你在教授异端吗？”
     “没有”。
     “你在！你告诉学生美洲1.5万年前就有人类了！证据呢？”
     “没有正面证据，但有环境旁证。从北美东北角的阿拉斯加到南美尽头合恩角，有那么多语言，至少两种文化渊源，不可能是你们容许的——几千年能形成的。”
     1964年，李基在加州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的卡里口（Calico）遗证搜集到了精确的证据，该遗址位于一个更新世古湖床上，现已消失了，他们在辛普森（R. D. Simpson）的指导下挖掘了18年，从各层相继挖出了1.14万件石器，铀系列法测出最古老的石器有20万岁。
     祸不单行，同德州遗址一样，这些更反常的考古证据被打入冷宫，剥夺了发言权。理由还是：石器出于自然妙手。李基传记的作者柯尔（S. Cole）写道：“对以李基一家的成就为荣的同事们来说，在卡里口18年工作是一段尴尬、失落的岁月。”
     然而，卡里口石器仍然有捍卫者，他们做了精辟的分析，证明那就是人类石器。1979年，南猿发现者的同事，知名度颇高的托比亚斯（P.Tobias)撰文说：“李基博士一给我看卡里口的样品，我就认识到，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石器。”
     1986年辛普森说：“自然压力要造出和人类石器一样的燧，石产生一致走向和外观一致的切凿痕迹，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卡里口的石器，有不少单面石器，其中末端刮削器，侧面刮擦器和挖掘铲（图3.12），都有统一模式的边刃，这些正是欧洲始石器的典型特征，东非奥杜韦文化的始石器也是这样。”
     卡里口的考古发现，遭到主流进化观念的压制和嘲弄。辛普森揭示道：“新大陆早期人类遗迹的发现迅速增加，不能再因为‘事实不迎合理论模型’，而置若罔闻了……我们需要改变思维定势，公正对待考古事实。 
第七节    巴西希望洞——20万年的始石器
     巴西的一个考古发现印证了卡里口遗址的研究结果。1982年在巴伊亚（Bahia）州，贝朝（M. Beltrao）发现了一系列岩洞壁画。
     1985年，在希望洞（ Toca da Esperansa）开始了挖掘工作，1986～1987 年间，挖出了沉积在一起的石器和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铀法测出大约20万岁，上限为29.5万岁，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德鲁雷（H. de   Lumby）向学术界做了报道。
     石器是石英制品，有些像奥杜韦文化的风格，但距离最近的石英石，却出自10英里以外。德鲁雷等人的报告中说：“考古证据表明：希望洞的发现，间接印证了加州卡里口遗迹15～20万年的石器文化。” 
第八节     智利先进的史前文明
     智利中南部的蒙特沃德（Monte verde），有一处重要的始石器遗址。1984年的《獴犸号角》（Mammoth Trunpet）上报道：该遗址由考古 学家迪里黑（T. Dillehay）于1976年最先做了考察。
     虽然年龄不太破格：1.25～1.35万年，也是对人类迁入美洲论的不小打击。蒙特沃德文化与克洛维斯文化完全不同。尽管也能打制先进的双面石器，他们主要还是制造小型的卵石状工具，很像欧洲的石器。很幸运，这里的环境特点，平息了是石器还是天然石的争论：那里是沼泽地（没有可能压制燧石的地质压力），易腐烂的动植物易于保存。其中挖出了：
     1. 带木柄的石器；
     2. 12个修筑地基，由砍削的树干作桩，架着削成的木板；
     3. 两个大的集体灶坑，还有一些糊着粘土的小炭炉；
     4. 印有一个8～10岁小孩脚印的粘土块；
     5. 一个粗木杵，原位放在木架上；
     6. 几块磨石和野生土豆药用植物，高盐海岸植物在一起。
     蒙特沃德的这些发现，展现的绝不是半人动物的遗迹，而是现代型的人类文明，还出现了家庭文化，像今天的乡社。这个先进的文明，加重以前提到的两个观点的分量。即：上新世和中新世的欧洲，以及上新世的非洲已存在始石器文化了。
     这个1万多年前的遗址展现了一个意外的实情；具有先进文明素质的人，却使用粗制的石器作工具！那么，那些几百万年前的人类遗址，我们只看到了石器，是否也有像本例一样的木器，只是腐烂掉了呢？ 
第十节   西伯利亚——几百万年的石器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也挖出200万岁以上的始石器。
     1984年，俄国科学家欧克拉第诺夫（A. P. Okladinov）和拉格金（ L. A. Ragozin）报道：“1961年，西伯利亚乌拉林卡（Ulalinka）河流域的高诺－奥太斯科（Gorno-Altaisk）地区，挖到了几百件粗卵石石器，出自150～250万年的地层。另一位俄国科学家莫查诺夫（Y. Mochanov），在西伯利亚俯看勒纳（Lena）河的戴灵约拉克地区（Diring Yurlarkh），挖出了像欧洲始石器的工具。
     钾-氩定代法和地磁法测出地层约180万岁。 
第十一节   印度——更久远的石器文化
     印度不少古石器文化出自显婆（Siva）山脉地区。显婆是古印度梵语，是宇宙毁灭之神。这些石器的年龄异常古老，有的有200万岁，还有的竟是中新世的遗物。
     1981年，印度人类学会的桑延（A. R. Sankhyan）在哈瑞塔阳格（Harltalyangar）村挖着一个石器，约200万岁。随后，在该层又挖出了石器。
     还有更久远的反常实例。1982年，印度地质局的普拉萨德（K. N. Prasad）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哈瑞塔阳格附近的中新世（500～2500万年）地层中挖出了一个‘单面手斧’。石器是原位沉积的，地层沉积界面连续清晰，没有搅动过。挖取时十分仔细，排除了出自上部年轻地层的可能。”
     普拉萨德认为是西瓦种森林古猿（Ramapithecus）制造的这些石器，但绝大多数学者目前认为森林古猿只是像猩猩一样的旁支，不会造石器。
     很可能是现代型的古人在（500～2500万年的）中新世已经存在了，石器就是他们的遗迹。就算是石器划归给能人也会掀起轩然大波，现行理论认定200万年前能人才在非洲才出现。上述西伯利亚和印度的考古发现，对流行的直立人走出非洲说是致致命的，该学说推定——非洲是所有人类的发源地，直立猿人约100万年前才是走出非洲，向外分布。 
第十一节   印度——更久远的石器文化
     印度不少古石器文化出自显婆（Siva）山脉地区。显婆是古印度梵语，是宇宙毁灭之神。这些石器的年龄异常古老，有的有200万岁，还有的竟是中新世的遗物。
     1981年，印度人类学会的桑延（A. R. Sankhyan）在哈瑞塔阳格（Harltalyangar）村挖着一个石器，约200万岁。随后，在该层又挖出了石器。
     还有更久远的反常实例。1982年，印度地质局的普拉萨德（K. N. Prasad）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哈瑞塔阳格附近的中新世（500～2500万年）地层中挖出了一个‘单面手斧’。石器是原位沉积的，地层沉积界面连续清晰，没有搅动过。挖取时十分仔细，排除了出自上部年轻地层的可能。”
     普拉萨德认为是西瓦种森林古猿（Ramapithecus）制造的这些石器，但绝大多数学者目前认为森林古猿只是像猩猩一样的旁支，不会造石器。
     很可能是现代型的古人在（500～2500万年的）中新世已经存在了，石器就是他们的遗迹。就算是石器划归给能人也会掀起轩然大波，现行理论认定200万年前能人才在非洲才出现。上述西伯利亚和印度的考古发现，对流行的直立人走出非洲说是致致命的，该学说推定——非洲是所有人类的发源地，直立猿人约100万年前才是走出非洲，向外分布。 
第十一节   印度——更久远的石器文化
     印度不少古石器文化出自显婆（Siva）山脉地区。显婆是古印度梵语，是宇宙毁灭之神。这些石器的年龄异常古老，有的有200万岁，还有的竟是中新世的遗物。
     1981年，印度人类学会的桑延（A. R. Sankhyan）在哈瑞塔阳格（Harltalyangar）村挖着一个石器，约200万岁。随后，在该层又挖出了石器。
     还有更久远的反常实例。1982年，印度地质局的普拉萨德（K. N. Prasad）报道：“印度喜马拉雅山脚下，在哈瑞塔阳格附近的中新世（500～2500万年）地层中挖出了一个‘单面手斧’。石器是原位沉积的，地层沉积界面连续清晰，没有搅动过。挖取时十分仔细，排除了出自上部年轻地层的可能。”
     普拉萨德认为是西瓦种森林古猿（Ramapithecus）制造的这些石器，但绝大多数学者目前认为森林古猿只是像猩猩一样的旁支，不会造石器。
     很可能是现代型的古人在（500～2500万年的）中新世已经存在了，石器就是他们的遗迹。就算是石器划归给能人也会掀起轩然大波，现行理论认定200万年前能人才在非洲才出现。上述西伯利亚和印度的考古发现，对流行的直立人走出非洲说是致致命的，该学说推定——非洲是所有人类的发源地，直立猿人约100万年前才是走出非洲，向外分布。 
第九节   巴基斯坦——20万年的始石器
     美洲以外的国家，不符合进化论的始石器文化不断涌现。最近，英国学者又在巴基斯坦挖出了反常的石器，距今约200万年。
     1987年，英国学术刊物《新科学家》上的一份报告说：迈克布瑞提的挑剔太过分了。对于他们猜疑的垂直地层定位问题，《新科学家》上说：“设菲尔德（Sheffield）大学和是英国地质学会旧石器研究项目的野外指导迪奈尔说：这种猜疑对（巴基斯坦）饶瓦品迪（Ranwalpindi）东南的索安（Soan）谷遗址无效，他和同事——苏塞克斯（Sussex）大学地质学家任戴尔（H. Rendell）,在挖掘中发现，石器在‘上瓦立克地层’（Upper Siwalik series）里原位沉积得特别紧密，不得不用凿子挖。”而且，文中说定代时用了古地磁法和地层垂直分析的综合手段。
     那么，猜疑它们不是石器的根据是什么？《新科学家》杂志上提出了中立的观点：“所有样品中，有8个已被迪奈尔鉴定为‘明确的人类石器’。迪奈尔认为：样品中最模棱两可的，是图3.13，所示的一块石英石，有3个方面的石锤打制的锤疤。这种多面打削和多种显见的锤疤，正是人类石器的典型特征。”
     那么这些考古证据后来怎样了？学术界依然固守他们的人类非洲起源论，认为直立猿人是人类的唯一代表，100万年前才向非洲外扩散。显然，他们在掩藏事实，而不是根据新的发现纠正自己的观念。
 
第十二节 谁是主人公？
     全面听完本章的报道，再对它们掩盖，还可以原谅吗？学术界的答案是“定个标准就可以了”，但这个标准实际上抹煞了所有的石器文化。图3.3的对比中，我们无法不承认，它们和奥杜韦文化一样都是人类石器。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那谁在那么久远的岁月生活？谁是石器的主人呢？
     其实，真正的障碍在于：学术界已接受了“20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唯一能制造工具的能人”，就不能再承认那时或那以前的人类文化了。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这个可能——现代型的人同样制造和使用旧石器和始石器。玛丽?李基在介绍奥杜韦石器的书中举了现代西南非洲人使用始石器的例子。
     还有学者会说：100～200万年前只有能人化石，没有人类化石。——这是掩藏考古事实的结果，本书第7章和12章揭开的大量远古人类化石，严谨的考古研究足以证明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更久以前具有新人特征人类已经出击了，就在杜韦遗址第二层（能人化石出土的同一层），莱克（H. Reck）博士也挖出了原位沉积的完整的现代型古人颅骨（见第12章，图12.1）而且，在奥杜韦第一层以下的DK位点，玛丽还发现了“支撑蓠芭（或墙）的地基”，约175万岁。她说：“总体上看，那个石头圆圈像个临时住所的基座，现在一些游牧部落就是在他们的住处外围砌上石头，支撑树枝，再蒙上兽皮或草做挡风墙。”为此她还拿出一张纳米比亚部落的挡风墙照片做演示。
     虽然玛丽并没有推定那是现代型古人的智慧之作，但奥杜韦出土的一些很先进的石器工具，也在指证这一点。克拉克（J. D. Clark）在玛丽。
     1971年研究报告的前言中写道：“该层还发现了旧石器晚期的工具：小型刮削器、刻刀、锥子……和卵石做和带沟的鸭嘴铲。”这正是智人的器具。
     路易?李基和玛丽?李基夫妇还在最下面的第一层（距今至少175万年），挖出了一些流星石锤和一个制皮革用的石器，可能是用做裹流星锤的皮袋的皮链的。流星锤的制作和使用，绝非能人所为，何况近来发现的较完整的能人骨架没有任何人形，分明是以前的能人骨骼混入了人的局部结构。（详见12章及图12.7）
     那么，这些说明了什么呢？今天，人类也使用着从原始到高级的各型石器。这一章和下两章中，我们将揭开第四纪、第三纪――从几十万年直至5500万年前的各种类型的人类遗迹。最合理的解释是：现代型的人打制了不同档次的石器，而且可能人类与其他类人动物，在几千万年前已经共同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
显的人为加工和精细整形特点。 
第一节    葡萄牙：千万年的旧石器
※ 艰难的文献挖掘
     查找瑞北若（C. Ribdiro）的科研工作费尽了周折，从中我们能看到这些违背主流观念的科学发现，是怎样遭到压制的。近代古人类课程中，根本就不把瑞北若和他的重要发现告诉学生，从30多年前的课本[1]中，最多只能找到他的名字。
     我们从英国地质学家惠特尼（J. K. Whitney，详见第5章）的报告中，看到了瑞北若曾在中新世地层发现石器的线索的。19世纪末，英国科普作家赖英（S. Laing）的作品中也简单描述过。奇怪的是，在图书馆中，在瑞北若的名下检索不到任何文章。后来，1957年英文版的《人类化石》一书中里，却看到了对他考古成果的草率批判。于是，顺藤摸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篇用法文写的正面报道，从其中的脚注中，我们发现了19世纪法文科学期刊中的原始资料。瑞北若的考古工作终于重见天日。
※ 问题指出
     1857年，瑞北若被提名为葡萄牙地质局长，并当选葡萄牙科学院院士，1860～1863年，他指导了葡萄牙第四纪近代地层的研究。在考察中他发现：里斯本东北面塔古斯河流域的盆地中，在卡诺格德（Canergado）村和阿里克（Alemquer）村之间的人类遗址，是古老的第三纪地层。
     他当即亲自勘查，在几处挖出了第三纪的石英石器，但当时他认为应该服从流行的“科学信条”：第四纪前不可能有人。于是1866年，他不情愿地在官方地质图上，把第三纪人类遗址标成了第四纪。
     但是，法国地质学家德沃纽（E. de Verneuil）一看到那张图，就指出上面标的那处第四纪遗址，肯定是第三纪的，不是上新世就是中新世地层。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学者包热瓦（A. L. Bourgeois）也在第三纪地层挖出了石器，在这些影响下，瑞北若开始公开报道第三纪石器了。
     1871年，在里斯本的葡萄牙科学院大会上，瑞北若提交了一组石器，其中有塔古斯河谷第三纪的石器。1872年布鲁塞尔兴办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他提交了更多的样品，多为尖状器，学者们的意见分成两派。
     1878年巴黎会展时，瑞北若展出了95个第三纪石器。著名法国人类学家德莫提理（G. de Morfillet）指出有22个样品确凿无疑是古人石器，德莫提理与卡太海克（E. Cartailhac）请了不少专家参观，大家一致认为其中大部分是古人石器。
     德莫提理在文献中进一步做了确证。现代石器专家帕特森（L. W. Patterson）也认可。如图4.1。
※国际考察团的证实
     1880年，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国际史前人类学考古学大会上，瑞北若展示了更多的中新世石器，他在报告中声明了三组证据：
     （1） 样品发现时，和地层已经长在一起了
     （2）石器的利刃完好，表明在地层里没搅动过
     （3） 石器颜色与周围土质一致。
     这些，尤其是第二组证据，证明石器是原位沉积的。大会任命了一个特别考察团到遗址勘察。德莫提理的《史前史》一书，对此做了非正式的总结：“考察团到了那个古湖床的遗址……来自意大利阿布瑞亚（Umbria）的贝鲁西（Bellucci）挖着了一个原位沉积的石器，位置见图4.2，在取出前，他让同事们先行证实了一下。因为沉积得太严实，用锤子才凿了出来。”
     现代学者认为那处地层为中新世早期的，1500～2000万岁。
※结局？！
     奇怪和是，今天对这处重要的人类考古事实置之不理，它实在太超出进化论的框框了！
     注：[1] 指20世纪50年代。 
第二节   法国泽内：几千万年的石器
※事实释狐疑
     1867年8月19日，巴黎国际史前人类学考古学大会上，包热瓦（L. Bourgeis）提交了一篇论文，他在法国泽内（Thenay）1500～2000万年的中新世早期地层中，发现了石器，有明显的人类工具特征：
     （1） 整形良好；
     （2） 切削匀称；
     （3） 有使用过的痕迹。
     但在巴黎会议上，只有一部分科学家承认它们。于是他继续挖掘，更多的成果让另一些学者不得不信服了，德莫提理即是其中之一。
     一些学者曾对图4.2提出疑问，普莱斯威奇（J. Rrestwich)爵士人认为那是冲击形成的表层沉积。针对这个猜疑，包热瓦用事实来回答，他在谷中挖了一条壕沟，在中新世地层又挖出了一些石器。
     但批评家还不满意，硬说石器是由上面近代地层的缝隙掉下去的。包热瓦的事实证据再一次击溃了这个猜疑：1869年，他在台地顶部向下挖坑，挖到了一层1英尺厚的完整石灰岩层，没有任何裂缝迹象。
     在坑的更深处，约14英尺的中新世早期地层，他又挖着了不少石器。德莫提理为此在《史前史》（Le Prehistoriqne）一书中说：“再不应狐疑那些过于古老的石器了。”
     但仍然有不少学者仍对这些视而不见，继续无理的猜疑，于是有了布鲁塞尔国际大会的一幕。
※大会焦点：
     1872年布鲁塞尔国际大会上，包热瓦出示许多石器，还有大会出版过的期刊上样品图片。图4.3即是其一，他说：“这是个典型的锥状器，基部宽厚有球状凸，尖端经过规则修整，位于中尖。”
     图4.5是他发掘的反常石器和已公认的石器的对比他说：“石器一侧的利缘被打削掉了，可能是为了抓握方便。另侧有锋利的刃，这也表明地层没有翻动过，否则刃就毁了。”
     为了解决争议，大会这次提名了15人组成的评委来鉴定结果。评委中8人完全赞同包热瓦，1人支持但有点保留，5人反对，1人中立。
     泽内出土的石器，球状凸较少见，但大多数有单面整形的打削痕迹。德莫提理和现代权威人士一样，断定那不是天然压力的妙手，而是人类智慧所为。在他的《史前文化》（Musee Prehistorique）一书中，他说泽内的石器是典型的单面石器（图4.6）。
     猜疑者山穷水尽地说：泽内样品中只有一少部分，约30个能确证是中新世人类遗迹。德莫提理说：“一个足矣，何况有30个！”
     帕特森等现代石器专家确定的石器特征，在泽内石器上很明显（图4.7）。
※火迹同存
     泽内许多石器显示出用火处理的痕迹。德莫提理说：那时（上千万年前）人类已经会用火处理火大石头，来制造石器了。
     赖英把这些中新世早期的人类石器介绍给英语国家的知识阶层。他说：“泽内的石器和安达曼（Andaman）岛的民口皮克（Mincopics）石器几乎一样，用火来烧裂石头……这都是中新世早期人类的结论性的证据，反对者几乎没有立锥之地，不得不承认那么古老的岁月中已有人类了。”
※谁是主人公？
     1500～2000万年前泽内谁打造了哪些石器呢？
     有人认为是人类那时的祖先——猿人所为，可是没有证据，后来发现的“猿人”化石（爪哇），不到100万岁，相差太远。
     为什么不是人呢？科学家们已经挖出了不少第三纪的人化石——那是象智人一样的古人，完全可以造那些石器，而且，现代人们制造石器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 照例被埋没
     但是，第三纪人类的证据为进化论所不容，于是，被静静地、彻底地冷落、埋没了。
     可是，埋没这些事实证据而精心搭建的进化论大厦，仍然根基不牢，只要一个上述人类遗迹确立，整个理论大厦将轰然坍塌。 
第三节   法国——中新世石器文化
     1870年，柔舟（A. Roujou）报道说：地质学家塔迪（C. Tardy）在法国南部的奥瑞莱克（Aurillac）的晚中新世地层中，挖出了一个石刀（图4.8）。柔舟说石刀是原位紧密沉积的，但德莫提理设想石刀是从近代地层滚进去的，把它定为更新世石器。
※ 亲自释疑
     法国地质学家瑞姆斯（J. B. Ranes）怀疑它不是人类石器，但1877年他在那儿附近的派考尼（Puy   Courny）亲自挖出了石器，也是晚中新世的，距今700～900万年。
     1894年，赖英对瑞姆斯发现了详细总结：“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石斧、刮擦刀、箭头……它们具有公认的石器的特征：1）球状凸；2）走向一致的整形疤痕； 3）同一方向使用磨损的痕迹。”根据这些提示，法国人类学家德夸垂菲吉斯（A. de Quatrefages,下简称德）注意到：石器只在使用的一侧有磨损痕迹。在法国格瑞诺贝（Grenoble）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派考尼遗址的石器得到了认可。
※从反对到支持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沃沃恩（M. Verworn）也用实地挖掘打消了自己的疑虑。1905年，他到奥瑞莱克做了6天的考察，在离派考尼不远的派得宝(Puy de Boudieu)，挖出了第三纪石器。他记道：“我幸运到了一个富含石器的地方……很久才意识到：那是第三纪石器！我满腹狐疑，地质年龄？原位沉积？自然造成？……最后，所有狐疑不足以面对事实。”
     尖利的石器成堆分布，各堆中间的石头都是圆滚滚的天然石块，这表明地层没有搅动过，而且是古代人为摆放……像一个石器打制厂。
     图4.9、图 4.10是他发现的两个石器，明显的一致整形的锤疤、尖、刃和磨损痕迹，证明了不可能是天然所为。他还发现了石锤、石斧、石铲和适于投掷、钻眼和刻画的石器，石器大小不同，但都很合手。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亲手挖出了原位沉积的第三纪石器，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在晚中新世，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了。”
     他进一步说：“它们是人的动物祖先的杰作吗？还是已具备现代体型的远古人所为？谁能断言现代型的人类不可能追溯到晚中新世呢？”
     在第7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型的古人化石可以追溯到上新世，中新世，始新世甚至5500万年以前，而今天的一些部落也在打造这样的石器。如果是这样，现今理论设想的怕进化序列，就成了空中楼阁了——它的建立无视大量相反事实。当所有证据全面考虑时，并不存在进化顺序!而很可能是各种人类和类人生命长期并存，他们打制了不同的石器。
※多家认证
     1924年欧洲史前研究院美洲研究所的主任迈克科迪（G. G. MacCurdy），在《自然历史》杂志上正面报道了法国奥瑞莱克发现，它们很像英国东部莫尔发现的第三纪石器。一些批评家狐疑是地质压力所为，但有一些科学家指出：莫尔石器的地层构造，也否定了自然成因的猜想。
     迈克科迪说：“英国东部上新世石器的遗址构造，排除了地质压力制造石器的设想……法国奥瑞莱克遗址呢？索拉斯（W. Sollas）和开匹顿（Capitan）通过深入对比分析，也证实石器是人类所为……”索拉斯是牛津地质学会的主席，开匹顿是法国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
 
第四节   比利时：渐新世石器
※ 幸运的大发现
     20世纪早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自然史博物馆。馆员儒托特（A. Rutot）挖出了一系列旧石器，展现出一个石器工厂，他开始认为是早更新世的遗址，但1907年，他进一步发现：比利时阿登尼斯（Ardennes）地区邦色里（Boncelles）的沙井中挖出的石器是渐新世的，距今2500～3800万年。
     1907年，施威福斯（G. Schweifurth）对此总结道：“那些石器中有砍削斧、石砧、石刀、刮刀、钻器和流星锤，都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痕迹，很合手……发现者请来了4位地质学家和史前专业的学生来参观，他们都认为石器的原位沉积，位置确凿。”
     而儒托特有关邦色里的全面报道，发表在1907年的比利时地质学、考古学和水力学公报上，他说：与邦色里一致的渐新世石器，也在巴拉米开（Baraque Michel）和巴奈特湾（Bay Bonnet）出土了，在罗萨特（Rosart）缪斯河（Meuse）河左岸，也发现了上新世中期的石器。
※ 一比就知道
     他说：“这显然是渐新世人类的遗迹……石器打削力度恰到好处，差一点就会前功尽弃。”他用近几个世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民的石器（图4.11）和2500万年以前的渐新世石器（图 4.12）对比，二者很一致。
※火迹与渐新世人
     儒托特详细介绍各型石器后，还指出石器上多处显现的用火处理的痕迹，这种火迹在晚更新世石器上也有发现。
     “我们面临一个既严肃又严重的问题，”他说，“事实证明渐新世已经出现智人了。”现在的学者根本排斥这个可能，也不承认那时有原始类型的人。
     其结局也和众多“幸运的反常发现”一样，归于不幸的尘封之中。
 
第五节   比利时：中新世石器和脚印
※曾经沧海又桑田
     1918年2～3月，德国地质学家福登堡（W. Freudenberg）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钻探考察时，在圣吉利斯山豪尔（Hol）的粘土坑里，挖出了第三纪石器，同时还有切划的兽骨和贝壳。大部分样品在斯高迪（Scaldisian）省海洋沉积层；斯高迪海浸与海退分别发生在700万和400万年前，他认为石器近似与海浸同龄，约 700万岁了。石器周围有许多碎贝壳和烧打的碎石，所以他认为石器是撬贝壳用的，当时人已经会用火了。
     他说：“贝壳上有许多切削痕迹，特别是靠近贝壳连接处，一些贝壳只能是切削开的”。当然也有撬开的。兽骨上也有人为的刀痕和锤砸痕迹。他仔细辨析，排除了腐蚀和地质压力成因的可能。
※ 700万岁的人脚印
     进一步的证据，是一块粘土上的半个人脚印化石，上面残留了脚掌和四个脚趾的印迹。他发现脚印和猿类差异很大，和人脚型正好相配。
     福登堡受进化论影响，他认为：700万年前的这种智慧生命，除了长着人脚以外，其他特征象南猿，但现行占人类学教条认为，南猿400万年才在非洲出现，100万年前，才演变成直立人进入欧洲。
     那脚印是谁的呢？南猿不可能，现在公认它们不会制石器，更不会用火。今天非洲和菲律宾的俾格米部落，成年男子不足5英尺约1.5米，应该是像这种小体型的古人在700万年前留下的，这个判断与切划的兽骨、贝壳、火迹和石器的主人不谋而合。
 
第六节   意大利：上新世石器
     1871年，意大利波伦亚（Bologna）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庞子教授提交了一篇论文，报道在意大利中部发现了第三纪人类的遗迹——尖状石器，石器是地质学家在上新世水蚀界面的角砾岩沉积中挖出的，年龄在200万岁以上。 
第七节   缅甸：中新世石器
     1894～1895年，古生物学家诺灵（F. Noetling）报道：在缅甸中新世（500～2500）万年前地层发现了石器。
     诺灵是在挖化石时，发现图4.14这个石器的，他说：“它很难说是天然形成的，它很像印度地质局年报第一卷报道的更新世石器，那些出自内布达（Nerbudda）河的石器没人有疑议。”他相继挖出了10多件。
     对地层垂直结构，诺灵也做了细致分析：“石器出土位置在深谷陡峭的东壁，离谷底很高，但又在可以确定为原位沉积的范围内，那儿什么东西也放不下……洪水把石器冲到那里的可能也被排除了。斟酌所有可能的因素，我十分肯定那是原位沉积的”。
     “如果这样的石器也被怀疑为自然所为，”他说，“那么，大批已公认的作为古人类学证据的石器――都得被怀疑了。” 
第八节   美国：更新世石器
※三轮事实发现
     1932年，劳（E. Lohr）和丹宁（H. Dunning）美国怀俄明州黑叉河（Black"s   Fork）河的高地挖出了不少石器，年代是更新世中期（12～19）万年前的。因为进化论认为最多3万年前人类才进入美洲。这个考古证据太反常了。
     丹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瑞挠德（E. B. Renaud）任西部高平原的考古主任时，为此组织了一期实地考察。1933年夏天，他们在格兰格（Granger）和莱曼（Lyman）镇之间的古河床台地挖出了粗手斧等石器，划给了更新世直立人。
     美国人类学家对此大加批判。瑞挠德1938年记道：“遭到了势不两立的反对者的猛批，他们说（根据进化论）美国既没有古人遗址也没更新世石器。
     瑞挠德又以三次实地考古工作作为反击，又挖出了不少石器，尽管美国以外的不少专家认为那些是石器文化遗址，但美国学术界坚决反对至今，依据就是进化论教条。
※民绍三胜反对者
     反对者最常见的说法就是石器没用过，是近代印第安石器，掉进更新世地层的。但是，1998年，石器挖掘者民绍（H. L. Minshall）说，那些石器有很严重的使用磨损痕迹，尽管他们沉积在古冲击平原，但那里已经断水15万年了。
     如果是在非洲、欧洲或中国发现一个更新世石器遗址，谁也不会大惊小怪，而在美国有15万年以前的文化，绝对为进化论所不容，他们信奉――在西伯利亚黄种猎人迁入美洲前（至多3万年前），美洲根本没有猿类，更没人了。
     还有人猜道：样品不是水蚀磨损，而是风沙磨损，以此来否定那是人类使用的磨损。但民绍回击道：“样品的磨损遍及各面，如是风沙磨损，这么重的石器沉积在土中，只能磨损向风沙的一面。”
     另一个古老的特征再次击败了“近代埋入说”。民绍记道：“石器外沉积着一厚层矿物质，形成光亮层，这个光亮层需要漫长的积累才能形成，而且深层沉积的石器的矿质外衣比浅层的厚。”在美国南加州布坝南（Buchanan）峡谷发现的石器，民绍认为也是更新世的。
※何患无辞？
     但是，美国“科学界亲自考察或看过样品的考古学家连1/1000都不到，在没有科学根据的情况下，对此类北美更新世人类遗迹猜疑、否定至今。” 
第五章 反常的先进石器     本章先介绍在南美洲F·阿米吉诺的发现，再从尘封的文献中挖掘出C·阿米吉诺的科研工作——他们用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现代型的人在上新世已经出现了，随之类比同时期欧洲和非洲的同型石器——流星锤，然后，我们开始巡览，散布在北美的远古人类遗迹：墨西哥的霍亚莱克（Hueyatlaco），加拿大的诗光达（Sheyuiandah），美国的西瓜洞（Sandia Cave）和提琳（Timlin），最后，美国加州金矿精美的第三纪新石器将结束本章的北美之旅。
第一节 阿根廷的发现
     ※ 350万年前，一系列人类遗迹
     19世纪晚期，F·阿米吉诺（F. Ameghino）对阿根廷的沿海省分做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地质学和化石调查，获得了国际上的赞誉。他发现的一系列上新世、中新世以及更早期的古人类学证据，如石器、切骨、等等，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国际声望。
     在阿根廷布兰卡港（Bahia Blanca）以北，约37公里的海岸有个叫蒙特赫莫索的地方。1887年，F·阿米吉诺在那里有了重要发现。他在总结那些考古学证据时说：“那些遗迹不是人的远祖，而是人类留下的，其中的粗燧石很像葡萄牙中新世的石器，切刻的兽骨，烧过的骨头，烧焦的地表都证实了这一点。”它们出自蒙特赫莫索的上新世地层，距今350万年。
     蒙特赫莫索的化石中，有一块寰椎（连接头骨的第一块椎骨），F·阿米吉诺认为较原始，但赫立西克（A. Hrdlicka）断定那就是人的寰椎，这有力地印证了那里出土的手工制品和用火遗迹是现代人体型的古人所为。
     ※ 敌对者的技巧――避实就虚，哗人耳目
     这些发现引起了不少欧洲学者的兴趣，而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古人类学家赫立西克却表现出敌对的兴致，他发现在科学界，特别是欧洲，支持他观点的学者比例不高。为了改变颓势，他开始口诛笔伐。他不止敌视第三纪人类（距今200～6500万年）的报道，连几万年的美洲人类遗迹都予以抨击。他用有不确定的讨论做了大量的批判，使自己的知名度越来越广。随之，他矛头南指，对准了F·阿米吉诺在南美的科研工作。
     1910年，他在F·阿米吉诺的陪同下，绕有“兴趣”地参观了那几处遗址。他在1912年版的《南美洲早期人类》一书里，简略地提到了F·阿米吉诺在蒙特赫莫索地层中发现石器和其他人类遗迹。奇怪的是，他没有直接批驳，而是，对后面一处确定性略有欠缺的地层展开了长达十几页的质疑，那是他和F·阿米吉诺在佩尔切（Puelchean），挖掘的一处遗址，位于蒙特赫莫索层以上，距今约100～200万年。
     很明显，他用这招——绕过对方大量有力的证据——连篇累牍地批驳其中最弱小的片断，足以间接对那些确凿的证明含沙射影，这种战术，经常用于打击反常的考古发现，不过。更多的证据表明蒙特赫莫索和佩尔切的发现无可辩驳。
     他们的联合考察中，发现的大部分石器是用石英卵石打制的，即使最粗制的人类石器，赫立西克也没有异议。但是，他转而置疑年代问题——他认为那些地层是近代的，而这主要是平行陪同他的美国地质学家威利斯（B. Willis）的鉴定结果。
     ※ 反对者证据――逻辑混乱
     威利斯对佩尔切地层上部埋存的石器有些犹豫，但还是接受了“至少是上新世时期的”结论……他说上层约6～16英寸（15.2～40.6厘米）厚“由灰砂石组成……其中有人造的石器。”
     威利斯指出上层和下层的组成一致，但以一个侵蚀性的“不整合面”分隔开，这个不整合面代表一段没有形成沉积的时间。要判定这个时间间隔，目前最好的依据就是动物骨髓，但他没有提到。这个不连续沉积的时间可能很短，这样上、下层的年龄就差不多了，都在100～200万年之间。
     为了排除这种可能，威利斯写道：“手工打制的石器和沙子是近代的标志”他的逻辑是——假定石器是近代的，所以地层是近代的，——显然逻辑混乱。但是，显然上层也是“佩尔切沉积层”的，如阿米吉诺判断的，石器至少200万岁了。
     ※ 有力的佐证――切骨和火迹
     阿米吉诺发现的石器同时伴有切骨和用火的遗迹。其中有的位于圣克鲁斯（Santacrucian）地层——中新世早期或中期，距今1500～2500万年。有的位于恩特林（Entrerrean）地层，该层我们没查到具体年龄，但它位于蒙特赫莫索地层之下，这样至少距今500万年。
     F·阿米吉诺在许多地方发现的用火遗迹，它们显示的温度高于篝火和草燃的火。其中包括大块又厚又硬的烧结粘土和炉碴。可能这是上新世阿根廷的居民烧铸或烧窑的遗迹。 
第二节 证据无可辩驳
     ※ 兄弟的杰出工作
     F?阿米吉诺的发现遭到赫立西克的攻击后，他的胞弟――卡洛斯?阿米吉诺（以下称卡洛斯）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爱丽斯以南的海岸，又发现了一系列远古人类遗迹。
     1912～1914年间，卡洛斯和他的同事，承担了布宜诺斯爱丽斯和拉普拉它（La plata）两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研项目，他们在米拉马（Miramar）一列海岸的崖壁底部的上新世地层挖出了石器。
     ※ 考察团的现场验证
     为了确定石器的年代，卡洛斯请了一个由四位地质学家组成的考察团来发表意见，其中有布宜诺斯爱丽斯省地质矿产局的负责人儒斯（S. Roth）和地质学家维蒂（L. Witte），拉普拉它博物馆矿物部主任席勒（W. Schiller）和地质部主任坎特尔（M. Kantor）。仔细研究之后，考察团一致认为石器出自未翻动过的卡帕马拉兰（Chapadmalalan）地层，距今200～300万年。
     在考察团现场研究时，大家亲眼目睹了一个石球和石刀的挖掘过程，地层是上新世的，大家都能证实这一发现的真实性。周围还挖出了烧灼的泥土和炉碴。考察团还报道：“在飞石球和石刀出土的地方继续刨，当场又挖出来一个石台——印第安人用来取火的石器。进一步发掘又有了新发现。所有这些表明。能制造工具、用火的人，在200～300万年前的上新世晚期就已经出现了。
     ※ 令人震惊――200～300万年前兽骨石中――铁抢头
     考察团去了布宜诺斯爱丽斯后，卡洛斯留在米拉马继续发掘。他又在上新世卡帕马兰层的顶部挖出了一个剑齿兽（Toxodon）的股骨（图5.1），剑齿兽是一种已灭绝的哺乳动物。”
     剑齿兽生活在南美洲，像一个有毛无角的短腿犀牛。这块骨头上部有一个石枪折在里面，这显然是200～300万年前的古人杰作。
     ※ 原位埋存的铁证
     莫非这是近代的兽骨，从上面地层掉下去的？卡洛斯指出：不可能。因为股骨发现时还和后腿的其它，骨头粘在一起，这表明骨头是原位埋存的，没有移动过，如果移动这些保持腿形的骨头就散架了……他还补充说：骨腔中填的是卡帕马拉兰层的黄土，这也表明它开始就埋在那一地层……
     有些人不想接受200～300万年那么古老的年龄，他们会说剑齿兽只是在几千年前才从南美灭绝。但卡洛斯说他发现的是成年个体，比近代的体型小，应该是更古老的品种，因此，他把该种定名为卡帕马拉兰剑齿兽。
     这个300万年的石枪头，强烈动摇了现代的人类进化论。进化论认为：200～300万年前，只有最古老的南猿在进化中独占鳌头啊！
     ※ 继续发掘，展现石器打造厂
     1914年12月，卡洛斯和布鲁克（C. Bruch）、托雷斯（L. M. Torros）以及儒斯一起考察了米拉马遗址，并对剑齿兽的精确发掘位点拍了照。卡洛斯说：“我们到了那个出土位点，继续挖掘，又挖出了不少石器，证实该地曾是个石器作坊。”众多工具中有石钻和石锤，在卡帕马拉兰层上面的地层也发现了石器。 
第三节 反对者弄巧成拙
     ※ 罗米若夸大其辞，歪曲引述
     卡洛斯在阿根廷的研究工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阿根廷在上新世人类就已经存在了。罗米若（A. Romero）对此大动干戈，他1918年的文章用了许多攻击性的词藻，但当你想从中找到准确的地质学依据时，就会大失所望，仅有一点点表面化的地质历史观点而己，凭此他就把米拉马所有沉积层都判定为近代的。他说：“如果你在崖壁下的不同深度的地层中发现了化石，它并不代表一个连续沉积的年代，因为海水的侵蚀掉古老的地层，使化石沉积在崖壁的底部。”
     可惜，没人同意罗米若的观点。几份不同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宣扬研究报告中，没人提罗米若的看法，现代学者也否定了他的混乱解释。并把那里地层定位于晚上新世，距今200～300万年。
     罗米若还说：崖下的地层经过了大规模的变动，把上层的石器和兽骨搅到了下层，但所能支持这点的证据只是两个极小的地层错动。
     飞石球出土点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地层有小的错动。这是附近一个大沟造成的。这样崖壁沉积层会往这儿略侵斜。但不远处飞石球埋存的地层的层理很清晰，没有搅乱的痕迹。在崖壁延伸出去的另一处，地层与水平线只有16度角，这两个相对不连续的位点，就是罗米若否定所有地层定位的全部证据。
     威利斯等许多地质学家的考察结果都表明：那里的地层很普通，没有搅动过。
     但是，1957年布尔（M. Boule）的《人类化石》一书中，讲到了最初的剑齿兽股骨出土后，卡洛斯又在那里挖出了剑齿兽原位埋存的脊柱骨，同处还埋着两个石枪头。布尔说：“这些发现是有争议的，令人信赖的地质学家证实：它们出自上面的地层，是古印第安人的遗迹。它们埋存第三纪地层是地层大搅动的结果。”
     这里布尔的脚注露馅了，原来他的根据是罗米若的报告！并且根本没提到那四位地质学家高水平的研究，也没提到否定罗米若的问题，是他看来只有罗米若的含糊说辞可信吧？但只要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布尔和罗米若的结论是怎么回事。
     布尔还说：“考古学证据支持这个结论：第三纪地层中的削磨的石器石球和印第安人用的飞枪和流星锤一样。”他还说优秀的人种史学家鲍曼也这么说过。
     ……不能因为石器与近代印第安人使用的一致，就排除它们，埋存于第三纪地层的事实。现在世界各地原始部落使用的石器和200万年前的石器也没有区别，卡帕马拉兰地层还挖出了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化石呢。（见第7章）
     布尔对上述反常事实的歪曲转述，给大家展现了一个学术歧视的经典范例——伪装好偏见来抨击掩盖客观证据，在布尔的《人类化石》中，用“理论观念”全部否定了阿根廷第三纪地层中的人类遗迹的事实，完全不顾许多科学家的研究论文，仅仅因为那一类科研得出的结论为现行进化观念所禁止。比如《人类化石》中，却对阿根廷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人类化石只字不提，所以，我们看到著名教科书中古人类学的结论时，可要慎重了。
     其他持反对意见的人，学风和布尔一样浅漏。既然来攻击对立面，所以研究古人类学文献时，得严谨地分析一翻，否则，万一碰到罗米若这样的故意扭曲事实我们，很可能被误导。
     ※ 反对者相和造势，弄巧成拙
     鲍曼的论文和罗米若的是一个水平。而布尔和鲍曼一唱一和，互相引证，彼此赞扬。布尔的文中，把鲍曼誉为优秀的人种史学家；在鲍曼的报道中，也经常把布尔当作学术权威，多次引用。鲍曼整篇批判阿米吉诺兄弟的科研成果，正如我们预计的，他还引用赫立赫立西克不着边际的批驳。不过，尽管鲍曼目的明确，他偶尔还事与愿违——给对方提供有力的证据 ——反而证明了第三纪人类的存在。
 
 
     鲍曼弄巧成拙的经过是这样的，他怀疑卡洛斯的助手，博物馆馆员帕若迪（L. Parodi）在一些工作中做了假，但没有根据，他说：“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因为卡洛斯对他评价甚高，向我保证过他是个诚实的值得信赖的人……但考虑到万一那些石器是被假冒上新世地层的，问题就解决了。遗址几英里外有一个荒废的印第安人定居地，地面有些现代化的石器，距今约4、5千年，它们和第三纪地层里发现的石器一致。”
     鲍曼继续记录了他1920年11月22日访问该遗址的“趣事”：“帕若迪提交了一个石球的报告，是被海浪冲刷显露出的，大部分还埋在崖壁下的沉积层中。卡洛斯请了很多人到现场参观。我和前外事部长泽宝洛斯（E. S. Zeballos）博士，巴西圣保罗博物馆前馆长冯叶英（H. Von Ihering） 博士，著名古人类学家列曼尼克（R. Lehmann-Nitsche）博士都去了”，在米拉马的崖壁下，鲍曼肯定了卡洛斯早期报道的地质结构――如此说来，罗米若的反面观点，就更不足信了――这也否定了布尔，因为他唯一的根据就是罗米若的报道。
     鲍曼写道“到了最后一处遗址，帕若迪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石制物体，只露出2厘米的直径（不到1英寸），其余紧埋在地层里，那里有点下凹，显然是海浪冲涮造成的。帕若迪挖开一些土，好来照相存档。这时能看出它是个石球了，球的中间有一条沟槽（图5.2）。照相记录了原始位置后，这个飞石球被挖了出来。它在土里埋得太紧了，不得不使大劲儿一点点挖。”
     鲍曼肯定了这个飞石球的位置，出自比海岸沙地高了英尺的崖壁地层。他说：“上层是思森那丹层，下面的卡帕马拉兰层，两层的界线略有点一点混杂，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飞石球埋存的是卡帕马拉兰层（距今200～300万年）”。随后他又介绍了另一个发现：“后来，在我的确指导下，帕若迪在同一地点继续刨挖。突然，出乎意料地挖出了第二个石球，位置比前一个靠下的约10厘米……”
     这个精心磨制的石球，不像是做流星锤用的（图5.2b）……鲍曼还说它用得已经磨损了。不久，第一个石球200米远处，他和帕若帕若迪又发现了第三个石球（图5.2c）出自卡帕马拉兰的下层，他说：“毫无疑问，那是人类的工艺品。”
     事与违愿，鲍曼的记录反而证明了石球是原位发现的。鲍曼写道：“列曼尼克博士认为石球是原位发现的，后来对这一点没报道。冯叶英博士对此也没有异议，而我看来，我敢断言：我没发现任何迹象能说明石球是晚期地层的。几个石球牢牢嵌在坚硬的地层中，土质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
     鲍曼戏剧性地提出了质疑，他设想了几种方法——帕若迪如何把石球埋进去的。以及如何把一个石枪尖插进了兽骨化石，示意帕若迪可能的造假方式。但最终，鲍曼又说：“可最终的分析，无庸讳言，没有任何造假的证据，不仅如此，许多环境条件强烈地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
     ※ 偏见的力量
     真难理解，为什么鲍曼那么怀疑帕若迪。人们会说，帕若迪还没傻到用他的名誉和职业生涯做赌注去造假。任何一个考古发现，博物馆的专家都会让帕若迪保持样品的原位，照相后再挖出来，这个方法比许多科学家的证明进化论的经典发现严谨得多，科学得多。比如，孔尼华（Von Konigswdd）发现的大部分爪哇猿人化石是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的，没有原位埋存的任何记录（见第8章）。还有，著名的欧洲新石器人类艺术品继兰多福——维纳斯（图6.5）像，是一个修路工人发现的。显然，用鲍曼的方法去置疑的话，那些进化论的经典证据全都不成立了。
     讽刺性的是，阿根廷200～300万年前古人类遗迹如此确凿，连鲍曼本人都承认怀疑没有根据，可他还要怀疑几段。退一步讲，就算是帕若迪自己埋进了第一个石球，如何在解释对立派鲍曼指导下，又没人暗示，让帕若迪挖挖看，却真挖出来的第二、第三个石球呢？鲍曼有记录不是在讽刺帕若迪，而是在讽刺鲍曼自己。
     总之，尽管鲍曼、布尔、罗米若反对卡洛斯等人在米拉马发现的200多万年前的人类遗迹，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只是凭猜测去怀疑，可是鲍曼的记录，反而作茧自缚，证明了上新世的阿根廷的确有人类生活。 
第四节 欧洲和非洲的印证
     ※ 200～5500万年的流星锤
     米拉马的石球，有力地证明了南美洲在上新世就有了人类的文化。而非洲和欧洲的上新世地层，也发现了类似的石器。
     1926年，莫尔（J. R. Moir） 的一个助手巴克斯特（J. Baxter）在英格兰红岩的上新世地层发掘出了一个有趣的石球（图5.3）
     莫尔当时没注意。三年后，它引起了布莱尔（H. Brewil）的注意。布莱尔写道：“我和好友莫尔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逗留期间，我们一起浏览一抽屉石器，出自布莱姆渡（Bramford）的红岩地层。莫尔把一个蛋形石头递给我，因为它形状特别才被收藏的。我一眼就看出了上面的人工打磨面和刻纹，于是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图5.4），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直觉，那就是个手工制品。”据莫尔说，另外好几个考古学家都赞同布莱尔，这些飞石和石球，展示了当时较高的工艺水平。那个地层年代跨越了从上新世到始新世的时期，年龄应在200～5500万年之间。
     ※ 非洲的印证
     1956年，孔尼华（G. H. R. von Koenyswald）描述了坦桑尼亚奥杜韦遗址下层切削打磨的石器，他写道：“许多石头被切削直到成为近似圆形，它们是飞石的雏形。这种飞石球在南美的土著部落用作链子飞锤，用小皮革包住两三个石球，系上长索，就成了狩猎的链子飞锤了。”
     如果南美洲发现的飞石球也是这么用的话，那意味着数百万年前还有简单的皮革工艺呢。
     这些引出了一个问题，非洲的飞石球出自奥杜韦地层，距今170～200万年，按标准的进化论，那里只有南猿和能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南猿会制造工具，能人也无能制出那些精良的石球，而且新近的发现更倾向于能人“无能”制造工具（见第12章）。
     ※ 再入进化论的禁区
     又一次，我们发现自己闯入了一个明显的禁区——一个为现在人类进化论禁止的结论：更新世早期，有现代人能力的生命已经存在了。
     反对者会毫无疑问地说：没有化石支持这个观点。按照现在课本出看到的化石，确是这样，但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广一些，就能注意到奥杜韦II层的现代人骨骼化石；此外，据一组科学家介绍在不远处的卡纳姆与奥杜韦一层年代相当的地层中，路易?李基挖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人类下颌。近代在东非又挖到了一个很像人的大腿骨，可是，有争议地划给了早更新世的能人，但随后发现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能人骨架，腿骨明显是猿类的构造，这表明以前把人形大腿骨分给能人是张官李戴了，那应该是现代类型的人类遗骨——早更新世，约300万年前。
     如果再把视野拓广到全球，我们会看到：成倍的现代型人类的化石遗迹――在早更新世以前存在的考古事实，如此，本节讨论的奥杜韦的飞石球也就不足为怪了。
     是否那个样品不是飞石球呢？玛丽?李基的回答排除了这个可能：“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磨制的圆石是作流星锤用的，但没有别的解释能说明这样的精工细作意欲何为。如果只是用作投掷的武器，因为很难找回来，显然不值得这么加工……L. S. B. 李基非常支持这种解释。
     路易?李基也报道过在同一地层发现过飞石球。1960年他写文章说：“这可能是用来创光皮革的东西，它所展现的奥杜韦文化北我们原来想象的可能先进得多。” 
第五节 诗光达——考古冤案
     现在，我们把搜寻石器的目光转向北美洲。首先，我们来关注加拿大的诗光达（Sheguiondah），它位于休伦湖北的曼尼托林（Manitoulin）岛。虽然这里的考古发现不很古老，却有独特的价值——透露了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内幕。我们在前面目睹了科学主流派压制反常事实和数据的往事，现在将揭开压制的另一方面：发现“反常事实”的科学家如何身受不公。
     ※ 北美数万年的人类遗迹
     1951～1955年，加拿大国家博物馆的古人类学家李（T. E. Lee）在休伦湖的曼尼托林岛上发现了大批石器。
     遗址的上层（Ⅲ层），约6英寸（15. 2厘米）厚，埋有飞枪头，李认为是近代石器（图5.5）。
     进一步深挖，在冰川的冰碛物中发现了一个双刃枪头，这表明在上一次威斯康星冰期（约5万年前），人类已经在北美生活了，进一步深挖开第二层冰碛物时，在该层下面又发现了石器（图5.7）。
     这引起石器高寿几何？在该遗址考察的四位地质学家，有三位认为石器属于上一次间冰期，年龄在世界上7.5～12.5万年。最后在联合的报道中，四位地质学家妥协成一个最小年龄，3万年。李则坚持石器是间冰期年代的产物。
     最初的四位专家之一桑福德（J. Sanford），是韦思州立大学的教授，后来他出来支持李，并提供了广泛的冰川学的证据，证明遗址可追溯至桑格门（Sangamon）间冰期或圣皮尔（St. pierre）间冰期……但这个观点为进化论所不容[2]。其他学者没多加考虑。
     ※ 发现引来的灾祸
     李回忆说：“遗址的发现者（李），被国家研究机构开除了，长期失业，出版的渠道被切断。证据被几个有名的学者歪曲滥用，成吨的古人石器在博物馆的贮藏室中消失了。馆长卢梭（J. Rousseau）博士，由于拒绝开除李，还提议出版此次考古发现的专辑，自己也丢了饭碗。官方用特权压制了6个样品，并把遗址变成了旅游点。长达4年，没有专业人士对此关注过，尽管有的是时间来关注这桩‘冤案’。在巨大的压力下，那里的人被迫尴尬地说：“那个婆罗门什么也不懂。有关此事的书都被改写。那个发现必须被扼杀掉——就这么扼杀掉了。”
     李为发表他的论文历尽艰辛，他简述了受打击的历程：“一个顾虑重重的编辑，更多地考虑他的职位，安全和名誉，以及可能受到的责难。他把论文副本转给两个他认为最可能安全通过的审稿人。他们看了，也许只是跳读了一遍，以找到把柄，作为退稿的说词。他们的观念根深蒂固，用了一些完全没有证据的论断冠冕堂皇地把文章扼杀了。知识过滤机制的匿名操作，使你无法看清这美丽的背后。”
     ※ 历尽艰辛的出版，然而歪曲不断
     终于，李自己创办了一本刊物《加拿大古人类学报》把在诗光达的考古发现发表了。李逝世于1982年，他的儿子罗伯特?李（R. E. Lee）继续做了一段主编。
     当然，主流学派想彻底埋藏诗光达的发现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要贬低、漠视或歪曲解释那些反常的事实证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达到目的。
     他的儿子罗伯特写道：“诗光达的沉积层被歪曲成一个范例，错误地讲授给学生——把威斯康星冰碛物说成是冰川后的泥石流。”
     ※ 过分苛刻的双重标准，却没得逞
     老李的原始论文中，深入剖析后，否定了泥石流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埋有石器许多地质学家已经把那里叫成冰碛层了，几乎所有来考察的地质学家都是这样，桑福德说：最能确证该地层是冰碛层的研究，可能是40～50位地质学家1954年的实地调研了，那是密立根盆地地质学会的年度野外考察。那时该遗址还未挖出石器，只露出了冰碛物，那时大家都确认这是沉积冰碛屋，没有任何异议。如果有不同观点，当时一定会讨论的。”
 
 
     如果谁否定那儿是冰碛沉积层，他会用符合标准进化论的观点来佐证。密立根州立大学的古人类学家格瑞芬（J. B. Griffin）说“在北美洲有许多很古老的第三遗址，已被现在看来是早期印第安人的定居点。”
     他还说一个确切的考古遗址必须具备“一个清晰的地层结构……并且排除外界侵入和二次沉积的可能性。”他又说必须有几个地质学家现场考察，意见一致才能断定它。还得有几类石器……兽骨化石……花粉研究……常规植物性证据……人类化石，还要有同位素和其他方法的年代确定……
     现今进化论引用所有的考古遗址，用这个别有用心的标准衡量全变成假遗址了！比如大部分有关南猿、能人、直立人的发现，都没有明确的地层结构，都是在地表或洞穴中发现的，不可能进行地质学分析。绝大部分爪哇猿人化石都是地表发现或买来的，没有地层定位——这个考古学最基本的研究条件。
     有趣的是，诗光达的遗址竟然几乎满足全部上述苛刻的要求：
     （1）石器埋存处的地层结构比许多已公认的遗址都详实准确；
     （2）北美许多地质专家都给出了一致意见——年龄至少3万年；
     （3）找到了没有外界侵入和没有二次沉积的证据；
     （4）发现了数种类型的石器；
     （5）做了花粉研究；
     （6）做了同位素定代分析；
     （7）找到了常规植物性证据——泥炭。
     可见，诗光达遗址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却被封杀了。老李在回顾那里发现的第一件石器时写道：“面对那处遗址，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填好挖掘沟通，在夜间悄悄溜走，从此缄口不言……实际上在那里参观时，一位杰出的古人类学家考察时，带着不信的情绪检查完之后，说：‘你不能在这儿挖出石器吧？’当他被告之那正是古人类遗址时，他说‘咱还是不要下地狱吧！快下到这儿来看看你自己在哪儿吧！’他力劝我放弃并忘掉这儿的研究工作，只去关注上层并新时期的人类遗迹。” 
第六节 列维城——法庭介入？
     ※ 为进化论，宁可不遵事实
     1958年，在德克萨斯州列维（Lewisville）附近的一处考古遗址，挖出了石器、烧烤过的兽骨和几个炉坑。对炉中碳的同位素定代显示，该遗址至少距今3.8万年。后来又挖出了一个克罗维斯枪头。
     亚历山大（H. Alexander），当时是刚毕业的考古专业的学生，他说：“在好几次公开场合，学者们都说炉坑是人造的，石器等是原位埋存的。可是，一旦同位素定代结果出来了，一些人立即倒戈。克罗维斯枪头出土后，有人开始热切地找岔儿，有人想法忘掉它。而那些起初认为炉坑是原位埋存的人，也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了。”
     真倒霉！竟然发现了一个子3.8万年前的石枪头——正统的进化论，标定人类进入北美的时间是距今1. 2万年。所以一些科学家对此的反映不是“造假”，就是“年代搞错了。”
     亚历山大提起那里一系列被遗忘或被嘲笑的发现后，想起了当时一个提议：“为了解决是否是早期人类遗迹的问题，我们最好请律师来解决。”在考古学这个领域，这也许不是个坏主意，因为这一领域，观念决定着“事实的地位”，而“事实”又得穿上解释的外衣后，才能扮演角色。所以律师和法庭也许能帮助这一领域这一领域的学者达成共识。但亚历山大提出：法庭还得有陪审团。陪审官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这人案件你拿定主意了吗？”几乎没有考古学家不认可人类首次进入北美的时间——传统认定的1. 2万年，那在这偏见下，如何公证陪审呢？
     但是，硬把那个克罗维斯枪头划给新大陆近代早期文化的想法，又遭到了另一处考古发现的打击——又一组为进化论所不容的石器。
     ※ 北美又一个例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纽约州卡茨基尔（Catskill）山脉的提林，挖出了一些石器，很像欧洲阿舍利（Acheulean）后期文化的工具。欧洲的阿舍利石器以往是划给了直立人，但这并不肯定，因为直立人化石所在地没有发现石器。提林遗址的石器，冰川学方法测定的年龄是7万年。 
第七节 霍亚莱克——相煎何激？
     ※ 轩然大波－－25万岁的北美石器
     20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城东南75英里，靠近瓦西奎楼（Vasequillo），卡马科（C. A. Camacho）和厄文威廉斯（C. Irwin-Williams）挖出了精制的石器，可以和欧洲克罗马农（Cro-magnon）文化最好的工具媲美。（图5.8）附近的伊霍诺（EI Houno）也出土了一些粗制的石器。
     这两处遗址的地层垂直定位都确定无误，但出土的石器的年龄却极具争议——距今25万年！这是美国地质两派出的一个考察团的鉴定结果，该团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由美国地质局的茅迪（H. Malde)和史丁麦金泰尔（V. Steen-McIntyre）博士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福莱克赛（R. Fryxell）组成。
     这些地质学家用四种独立的方法：
     （1）铀系列定代法
     （2）同位素裂变示踪法
     （3）火山灰水合法（tephra hydration dating）
     （4）矿物侵蚀法
     都一致地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巨大年龄——25万年！从而掀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接受了这个数字不只是新大陆人类史要改写，整个进化论都要革命了。进化论最多能接受——距今10万年，智人才在非洲进化出来，而进入美洲绝对不到3万年！
     ※ 压制十几年，饱受歧视
     为了发表论文，史丁金泰尔博士历尽了艰辛，承受了太多的社会压力和职业打击。她在1976年7月10日给同事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努力地从谣言蜚语中挣扎出来，我们三人被称作投机者，在哗众取宠。提到霍亚莱克，我至今依然感到深深的刺痛。
     她们的论文不明不白地搁置了许多年，直到1975年，才被一个古人类会议的一个专题论文集收录，4年以后，她给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付布莱特（H. J. Fullbnght）的信中写道：“我们在霍亚莱克的联合研究论文真是一个炸弹，它揭开的考古事实——人类在美洲生活的时间比许多科学家信仰的早了10倍。更糟的是，那个双面打磨的石器被认定早期智人的作品，而进化论禁止智人在那么早出现，也不承认智人会进入美洲。”
     “霍亚莱克的发现炸起的怒涛可想而知，科学界对此不予考虑。我从第二手资料中看到了，许多专业人士认为这是‘不称职’，‘新怪兽’、‘投机者’‘不诚实’‘傻瓜’。显然这些帽子毁了我的名誉。我唯一洗白自己的方法就是发表那篇论文，让公众自己去评价事实。”这封信和她后来的垂询石沉大海，不仅论文不予刊登，连手稿也没退回。
     一年后，1980年2月8日，她又写信给《第四纪研究》的主编波特尔（S. Porter），提出发表论文的要求：“我愿意给这位小姐提交地质学证据，简明扼要，如果文章不意味着现行古人类学教科书要彻底改写的话，地质学家们接受 它是没有问题的。而如今，哪个学术刊登也不愿沾惹是非。”
     1980年3月30日，史丁?麦金泰尔写信给《第四纪研究》的副主编利奥波德（E. Leopild）：“我看到的问题比霍亚莱克的问题还大，有一种力量在操纵科学思想，通过压制这些‘谜一样的数据’——重创流行理论的数据，来达到目的。霍亚莱克的研究正是被压制的代表如果不是一个古人类学家，我不会看到我们1973年的科研数据有多么重要——它深深地刺中了进化论，也不会知道进化论在思想中的统治会那么顽固。这就是我们的论文被不断拒绝发表的原因。这些进化论者的推理是循环论证，如果我们对；你的观点就不对；因为你不对，所以我们对。这就是自鸣得意的考古学家的逻辑诡辩。
     ※ 歧视依旧，不准提及
     费尽周折之后，她们的论文终于发表在《第四纪研究》上了，文中坚持了25万年这个未被修饰的数据，当然要招来反对。厄文威廉斯给三位作者的信中提出了若干反对意见 ，而作者逐条做了答复，尽管如此，对方也不嘴软，她和美国考古学会总体上依然反对史丁麦金泰尔等人的研究。
     霍亚莱克这处反常事实的发现者，遭受的不仅仅是人身攻击，科研经费被撤回、失业，相关领域不予录用、名誉扫地……这个案例尤如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类学界学术压制的内幕，看到了大量的斗争和伤害。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申请复制霍亚莱克石器的照片时，杂志社说：“如果我们想提及那个近乎‘疯狂’的年龄——25万年，就不得复印。” 
第八节 西瓜洞——欲盖弥彰
     ※ 25万岁石器――再次出现
     1975年，史丁麦金泰尔博士得知了北美洲另一处年代反常的石器发现——美国新墨西哥西瓜洞（Sandia Cave），那里挖出的精良石器，如弗索姆（Folsom）枪头，也在25万年的石笋地层之下，图5.9即是样品之一。
     1976年7月10日，麦金泰尔给那个反常地层定代的加拿大地质学家施瓦茨（H. P. Schwartz）写道：“1975年在加州獴犸湖的学术会议上，我记不清是你还是你的同事讲的，那是排队打饭的时候，他说在西瓜洞覆盖石器的石笋地层，用铀系列法测定的结果是25万年，他很不安——这个结果彻底打破了人类迁入美洲的学说。当时，我差点把饭盘摔了，不是因为那个年龄让我震惊，而是25万年——那个结果和我们在墨西哥中部霍亚莱克的研究结果一致。不用说，我非常想进一步了解你们的研究，以及感受。”但她说：信如石沉大海。
     ※ 照例被压制
     她又向西瓜州考察队的首席指导垂询年代问题，1972年7月2日，史丁麦金泰尔收到这样的回音：“让我们有机会权衡它之后，你再用这些烦人的东西来证明什么吧。”
     史丁麦金泰尔赠给我们一些西瓜洞石器的报告和照片，并附有一个便条：“地质化学家对它们的年代距今25万年确信无误，而考古学家却把它们解释成：啮齿动物的咬叨的结果，使石器和木炭出现在钙华地层之下……那么，紧密凝结在地层中的石器又如何解释呢？”
第九节 金矿新石器——石证如山
     1849年，加州中部内华达山区的古河床里发现了金子，大批无业游民去那里淘金。个体淘金者在古河床中寻找金片和金块，一直找到了现在的河里去了。不久，金矿公司压埋的用高压水枪冲刷砾石的时候，在被山体压埋的古河床里发现了更大的金矿资源。
     ※ 金矿里的古人遗迹——900～5500万岁
     金矿工们发现了数百件石器和罕见的人类化石（化石见第7章）最重要的石器已被当时加州的地质学家惠特尼（J. D. Whitney）报道。
     表面沉积的和水力冲出来的石器，年代难断，但深层矿架隧道中的石器，可以准确定代。惠特尼认为：地质学证据指示石器，至少是上新世的，但现在的地质学家认为一些沉积带应属于始新世地层（3800～5500万年）
     托伦（Tuolunne）县的平台山（Table Mountain）有很多塌陷的矿架，压在山体厚厚的玄武火山岩层之下，一些地方矿架在火山岩帽下，水平延伸数百英尺（图5.10），在岩帽下的地层距今3300～5500万年，其他沉积层的年龄在900～5500万年之间。 
※ 专家的考察鉴定
     惠特尼鉴定了一些样品，是加州索诺拉（Sonora）的斯奈尔（P. Snell）博士收集的，其中有枪头和其他工具，这部分石器没有太多的原位，地层垂直结构信息，但有一个例外——“一个石杵，明显研磨用的，”惠特尼这样说。斯奈尔博士告诉他：“那里我亲手在卸下的石块中捡出来的，石块出自平台山体内部，熔岩帽下的沉积带。惠特尼还鉴定了一个人类下颌，是矿工给斯奈尔博士的，也出自熔岩帽以下的古河床沉积层。
     一个石研钵记录比较完全，由沃顿（A. G. Walton）先生收藏着。沃顿是情人矿（Valentine mine）的一个矿主。研钵直径15英寸，出自山体表面180英尺下，也被熔岩所覆盖。值得注意的是，它沉积在水平走向的古河床的支流上，从情人矿井垂直的主风井下方延伸出去的沉积带上，这就排除了石钵是从上面掉进来的可能，该矿还挖出了一块人颅骨化石。
     辛克莱（W. J. Sinclair）凭想象提出：情人节矿附近的许多矿道彼此相连，所以石钵可能是从其他矿道冲进去的，但他承认：1902年他考察时连情人节矿时，连风井都没发现。辛克莱用无根据的假设来开除沃顿的报道用这种猜疑策略，任何考古发现都可以开除掉了。
     1871年，卡文（J. Carvin)报道了托伦县平台山的另一处发现：“这份我签名的证明书，证明1858年斯坦尼劳斯公司（Stanislaus)挖出石斧的事……地点在托伦县平台山，在斯坦尼斯劳斯的河隧道300英尺（91.4米）深处，山体表面以下60～75英尺（18～23米），处于欧白恩渡（O"Bym"s Ferry）的对岸，火山熔岩帽以下挖到的，同时还在那儿挖出了几个研钵。
     1870年，史蒂文斯（O. W. Stevens）提交了这份证明书：“这份我签名的证明书，证明1853年考察索纳拉隧道时发现一枚乳齿象牙齿和一个大石珠……地点在平台山隧道200英尺（61米）深处，萧台（Shaw"s Flat）西北半英里处约125英尺，在玄武岩帽以下。当一车从那里挖出的距顶部山体表面含金矿石，从隧道里运出来的时候，我从那些砾石中捡出了一枚乳齿象的牙齿化石，同时发现了一个大石珠，可能是细纹理石磨制的。”该石珠的年龄在900～5500万年。 
※ 刁难事实
     辛克莱说那个石球的发扬环境记述不够清楚。但是许多已经接受的砾石发现，环境记述的程度也就是这种水平。例如南非博德洞的发现，智人化石是从几年前开矿挖动过的岩石堆里发现的，只因为它那开挖过的岩石混在一起，就被定为10万年。如果用辛克莱的标准去衡量，那些发现都该被拒之门外了。”
     1870年，皮尔斯（L. Pierce) 提供了一份证明书：“这份我签名的说明书，证明把我亲手挖到的石钵交给沃伊（C. D. Voy）先生收藏。这个石钵显然是人工打磨的，位置在平台山隧道1800英尺深处，山体表面200英尺（71米）以下，被60英尺（18.3米）的玄武岩所覆盖的沉积沟中，时间大约是1862年。波士顿隧道公司知道这件事”。那处沉积沟的年龄在3300～5500万年之间。
     石钵是安山岩磨成的，而这种火山岩在平台山内的沉积层中很少见——辛克莱以此置疑石钵。但现代地质学家报道说：“平台山北部有四处遗址，是安山岩沉积，年代和含金砾石一样古老。石钵出自北部有何不可？这个有用的商品不能带到平台山来么？……”据辛克莱介绍，皮尔斯发现石钵时，还发现了一件石器样品：“一个小片黑色的卵形石板，上面以浅浮雕手法雕着一个甜瓜和一片叶子……这个石板片没有被砾石磨损的痕迹，划痕都是近期造成的，雕刻显然是钢刀所为，而且艺术水平相当高。”
     但是，辛克莱并没说清楚他怎么知道那是钢刀刻的……不管怎么说，石板片和石钵同时出土，是在火山熔岩下原位埋存的，所以，即使那个石板片上的浮雕是钢刀所刻，也不能说明是近代艺术品。我们可以以公正地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3300～5500万年前一个较高水平文明的遗迹。至于辛克莱说石板片没有在砾石中磨损的痕迹，也好解释，如果在流水中沉积下来（到石缝里），就留下砾石的磨痕，掉进干石缝里也是一样。
     1890年8月2日，尼立（J. D. Neale）在他的石器发现说明书上写道：“1877年，尼尔先生在监管索特祖马隧道公司在托伦县平台山的隧道掘进工作，在隧道1400～1500英尺（427～457米）深处，在山体表面200～300英尺的下方，在熔岩帽以下，尼尔发现了一些黑岩石磨制的一些石枪头，近一英尺长。进一步发掘，发现了一个直径3.4英寸的小石钵，形状不规则。距那些机头1.2 英尺远。随后又发掘一个精细打磨的大石杵，以及一个大个圆形石钵，如今由布雷（R. I. Bronley）博士收藏。”发现的第二个石钵和石杵（见图5.11）。
     尼立的证明书继续写道：“所有这些石器，在离岩床1英尺的范围内。尼立先生声明：石器只能在火山熔岩形成前，沉积在河床中砾石中的，没有别的可能。那里没有于地层翻动过的迹象，上部处四周也没有任何自然裂缝，所以排除了石器掉入的可能。”那一位点地指示的石器层的年龄为3300～5500万年。 
※ 不实的刁难自相矛盾
     1898年，福尔福尔摩斯（W. Holmes）走访了尼立，并于1899年发表了他总结的证词：“一个矿工出来吃午饭时给总监带去一个石杵和一个破石钵，说是在隧道最深处，距洞口1500英尺处发现的，尼立提议他回去再在原地发掘一下。正如他所料，又发现了两件石器，一个直径5.6英寸的卵圆形石钵，还有一个扁平的钵或称石碟，直径7.8英寸，这些如今已不知去向了。还有一回拿来了11个黑曜石枪头，约10英寸长，也是隧道里的，由工人发掘出来的。”
     这个记录不真实！福尔摩斯这样评述尼立：“他和我谈话时，发掘那些石器时，他不在矿井。”这可能暗示尼立在原始记录上说了谎。但这只是福尔摩斯自己在本子上记的，他还说：“与尼立交谈后，我立即做了记录。”这就更让人怀疑了，是以他间接总结尼立的话为准，还是尼立本人家的石器发掘证明为准？而且，福尔摩斯的记述也没经过尼立的认可，怎能生效呢？
     福尔摩斯记述的错误，在1902年，辛克莱与尼尔的会谈记录中得到证实，辛克莱总结会谈记录说：“一个矿工（乔），在蒙特马蒙特马祖隧道上白班，他带来一个两英寸厚的石碟，尼尔建议他再搜寻一下。尼尔继续留下上夜班，在开挖的隧道里钉一个板子时，钩出来一个黑曜石枪头，除了乔发现的那个石器外，其余都是尼尔在靠近岩床的沉积沟中，和一种象木炭一样的基质混埋在一起。”这份证词分量很重，足以证明尼尔本人深入现场亲自发掘到的石器。
     ※ 猜疑不成――莫须有
     福尔摩斯对尼立发现的黑曜石枪头做了毫无根据的臆测：“这一地区经常能挖出印第安人的遗迹，其中就有黑曜石枪头，这些枪头可能是从地裂掉入下面的地层，正好被矿工发现了，交给了尼尔。”但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也找不出谁从那里的地表层挖出过印第安人枪头。
     他只好说：“那11个枪头如何进入矿山深处的，我也无法想象。”
     用这种猜疑战术，人们可以轻易否定任何古人类学发现——只要简单拒绝相信某个报道，提出一些含糊其词的借口来解释就行了，不用回答合实际的问题。
     福尔摩斯进一步断言那些黑曜石枪头：“太不可能出自第三纪的河流沉积层了。这组11个长叶形薄枪头怎能在那种环境中保存下来？脆弱的黑曜石枪头怎能禁得起河床的冲刷和研磨？怎能在矿工的镐下完好无损呢？”但，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条件下都会能实现：比如用过河时如用兽皮包的石枪头掉进了河里，在河床一个石缝里被砂石盖住……至于如何在发现时保持不坏，也没什么神秘的，可能福尔摩斯并不知道，有些已破损了，再说尼尔发现后，保存得也很小心。 
※ 争议服从了事实
     1891年地质学会的大会上，地质学家贝克（G. F. Becker）宣读了一篇论文，其中说；“如果我亲自发现那些石器，我会很满意。我看了尼立先生的挖掘说明书，实在找不出哪儿比我记录的差。他像我一样，精于发现顶部工作面上任何一处古代裂隙，那些可能造成大事故的小裂缝会使矿工们顿生恐怖，因此可以排除人上面掉入的可能。有人可能怀疑是否是工人把石器埋在那儿的？谁也不会以此取乐……含金的矿石刨起来困难，很多情况需要爆破，最不称职的监工也不会那么设骗局……简言之，我认为尼立先生的陈述告诉了我们唯一的结论——石器是原位埋存的。”
     尽管人们对矿工发扬的石器争论很大，1869年，一个科学家在那儿挖出的石器中心说明问题了。1891年，贝克向美国地质学会报告说：1869年春天，地质学家金（C. King）在平台山指导考察时，在火山玄武岩帽下的金矿沟中发现了一个石杵，紧紧埋在沉积的砾石中。这个沉积层是近期由于侵蚀作用才暴露出来的。贝克说：“金先生十分肯定，那里原位沉积的石器，没别的解释。”根据这里的地层描述：显然那个石器的年龄在900万岁以上。
     就是福尔摩斯也不得不承认会发现的石杵，他说“谁也无法狐疑了。”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史密森森学会的陈列室中。福尔摩斯仔细审察了遗址，并记下当地地表的印第安人的石器。他说：“我努力思考，是否那件石器是近代的产品？曾埋在地表？但想不出任何确切的结果。”如果他发现了一丝最弱小的二次沉积的可能，他早就抓住机会对石杵展开“猜疑攻势了”。 
※ 相继发现的印证
     除了托伦县平台山溶岩帽下的石器以外，惠特尼还报道了其他地区火山地层下原位发现的石器，其中有金石县（Calaveras）圣安第列斯山脉的金矿沉积层，金园县（Ell Calaveras）的西班牙溪（Spanish Creek），平原县（Butte）的切罗基（Cherokee）。这些遗址与石器同层出土的现代型人类化石，将在第7章中讨论。 
第十节 进化偏见
     从本章所述的事实证据和深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福尔摩斯和辛克莱等人的凭空猜疑很难成立。他们挑不出任何毛病，凭设想认为印第安人把数件石杵石钵和一包枪尖埋进山体里边，也不可信。加州大学的现代史学家杰克逊（W. T. Jackson）指出：“在淘金的年代，印第安人被赶出了金矿区，极少再进入那49个矿区了。”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们那么敌视第三纪人类的证据呢？福尔摩斯本人的话道出了关键所在：“如果惠特尼和现代人一样理解进化论的设定，就算远古人类的证据再深刻，他也会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满腹狐疑的。”他是在说，如果事实不合乎现在的理论学说，再严谨深入的科学事实也得丢弃。
     不难看出为什么一些进化论的支持者会不遗余力地攻击那些远古人类的证据。
     福尔摩斯为什么有信心那么做？原因之一是1891年杜布瓦发现了爪哇猿人化石，这是进化论渴望已久的，被进化论者认定为人类进化的中间环节。福尔摩斯说：“惠特尼的证据明显是独立的[1],它显示的人类历史比爪哇猿人至少早一半，而后者才是早期人类的唯一样本”。爪哇猿人的化石本身争议性很大，连发现者杜布瓦本人也收回了自己的观点，（见第8章）但对于接受它的人来说，任何早于它的人类证据都得被删除。
     福尔摩斯就是一个被这种观念哺育成长的学者。他对加州的发现评述道：“不正面引用来强化这些证据，它们就可能被渐渐淡忘甚至消失了。但科学等不起这个漫长的选择过程，需要努力加紧确立一个选定的学说。”他和辛克莱等人，用凭空猜疑的手段，来攻击一系列深入确凿的科学发现，给后人产生有争议的感觉，从而达到了掩盖科学事实的目的。
     与达尔文一起创立“自然选择进化论”时说的华莱士（A. R. Wallace）说——第三纪存在代型人类的事实证据：“遭到了所有武器的进攻—猜疑，非难嘲讽应有尽有，我深感忧虑。”
     他详细考察了北美第三纪人类的证据后，对惠特尼在加州发掘的石器和化石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对那些想把金矿中的远古文明证据弃之一隅的做法，华莱士说：“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承认它（证据确实，研究深入，无法不承认），万一将来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某种生命和它们有关呢？而现在，猜疑、歧视、忽视、扣上‘骗子’或‘被骗’的帽子，这类不择手段的攻击不可取。”
     20世纪早期，学术气候倾向于福尔摩斯和辛克莱信奉的进化论。现代型的第三纪石器？这类报导很快被就变得尴尬了，维持它们太不时髦，淡忘处之却很便利很成功，这种时尚持续至今，余韵不衰，以致稍微影响主流观念的考古发现，都被有效地过滤掉了。
注：
[1] 福尔摩斯在这里犯了个逻辑错误，对于进化论这个想要阐述整个生命界普遍规律的学说，一例即否。就象说了大话一捅即破一样。第六章 史前文明展辉煌     读到这里，我们讨论的部分证据给读者的印象可能是：在遥远的年代，即使有人类存在，也保持着原始的石器时代。你也许会问：如果人类经过一段时间能进入先进文明的话，为什么我们没发现高级的史前文明呢？
     ……事实上，发达的史前文明遗迹已经发现了许多，其年代之久远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些反常事实的涌现，有一部分不是出处科研文献，这些艺术品有的也没有在博物馆展出，但我们为了不漏掉可能的重要信息，为了鼓励进一步的探索，也把它们收入本书。
     这一章中，我们只归纳了所搜集到的已发表的资料，如果这类高度反常的例证没被系统保存过，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本书挖掘的这些，应该只是一小部分。 
第一节    法国——岩层里的文明遗迹展现
     波农(C. Bournon)的《矿物学》一书记载了一个很诱人的发现：“1786～1788年期间，在爱克森省附近，正义宫（Palace of Justice）的大规模重建，动用了一个采石场的石料。那种石头是深灰色的石灰石，刚采出来时有点软，晾在空气中会慢慢变硬。采石场的地层屋理清晰，每层岩石由沙子和粘土隔开，多少有些石灰质成分。”
     “第1层岩石挖出后没见异常，但工人们移到第11层，异常的发现震惊了所有的人：在第11层与12层之间的粘沙土中，露出了残断的石柱，以及半加工装饰过的石头，这些石艺就是该地的那种。还有不少硬币，几个木把铁锤，及一些木制工具和工具碎片。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一英寸厚，七、八英尺长的宽木板，碎成几块，但一块也没丢，对起来的原始形状，正是泥瓦匠和石匠用的那种，边已磨圆了，还有波纹。”
     “雕饰完和半雕饰的石艺，样子一点也没变，但木板和木制工具，已经石化，变成玛瑙样品化石了，颜色很漂亮。”
     “在距地表50英尺（15.2米）的深处，在11层复合石灰岩下面。发现的远古人类的工艺文化和文明竟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上文也在1820年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刊登了。现在，这样的反常事实，已很难被科学刊物看上了。科学家们用最简单的对策处理它们——不予考虑。这就是无处不还的知识过滤机制。 
第二节   费城——大理石内的浮雕
     1831年的《美国科学杂志》有这样一篇报道：“1830年，费城西北12英里的一个采石场中，在一块大理石内部，发现了浮雕的字母（图6.1）石头出自地表以下60～70英尺（18.3～21.3米）”深的地层。
     采石场的工人挖出层层的片麻岩云母层，角闪石层、滑石层以及原始粘土，露出了一块大理石，一个工人偶然瞥见了石面上有直角凹痕，去掉浮土后，显露出1.5 英寸宽（3.8厘米），0.625英寸（1.6厘米）高的两个浮雕字母。于是请来了几个有名望的绅士，到现场来鉴查。这不会是自然地质作用的产物。它展示给我们一幅远古史前文明的画卷。
 
第三节    苏格兰——泥盆纪的铁钉
     1844年，布鲁斯特爵士(D. Brewster)报道说：在苏格兰金谷地（Kingoodies）采石场一块完整的沙岩中，发现了一个紧紧包埋着的铁钉。
     1985年，英国地质局的麦德（A. W. Medd）博士写信告诉我们：那块石头是泥盆纪的，距今3.6～4.08亿年。
     布鲁斯特是苏格兰著名物理学家，是“英国前沿科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在光学领域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给该学会的报告中说：“金谷采石场的石头层理分明，由硬层和冰碛物层交替组成，厚从6英寸和6英尺不等，那块嵌有钉子的石头有9英寸厚，钉尖嵌入石头的冰碛物层约半英寸，与石头紧密咬合，钉子中间部分平卧嵌到在石头表面，尾部又弯嵌进石头中一英寸。”
     钉尾嵌入石头的状态足以证明钉子是随地层原位沉积埋入土中的，沉积层经过漫长的岁月在地质压力下，土壤石化为沉积岩，钉尖，钉尾就嵌入石中了。这不可能是石头开采后钉进去的，那样钉尾嵌不进去。 
第四节    苏格兰——石炭纪的金线
     1844年6月22日，伦敦时报报道了一件奇事：“几天前，在特威德附近卢瑟福面粉厂（Rutherford-mill）下游1/4英里处，工人采石头时，发现8英尺深处，一块石头里包埋着一根金线。”
     1985年，英国地质局的麦德（A. W. Medd）博士写信告诉我们：“那块石头是石炭纪形成的，距今3.2～3.6亿年。” 
第五节    麻省——6亿年的金属瓶
     1852年6月5日出版的《科学美国人》杂志中，有一篇名为《远古岁月的遗迹》的论文上面写道：“几天前，在道切斯特（Dorchester）的‘会厅山 ’（Meeting house Hill）豪尔先生的会议室几竿远的地方，进行了一次大的岩石爆破，岩石被炸成大大小小的石块，四散纷飞，有的重达几吨。在一块石头内部，人们发现了一个金属瓶，被爆炸震成两半，两半对起来是一个金属花瓶，4.5英寸（11.4厘米）高，下部直径6.5英寸(16.5厘米），上部开口处直径2.5英寸（6.4厘米），约1/8 英寸（0.3厘米）厚。花瓶颜色象锌、象合金的颜色，含银量很高，面上有纯银镶嵌的6支花组成的一个花束图案，镂刻、雕琢和镶嵌等技艺显然出自技艺娴熟的匠人之手，这个神奇的花瓶是从地下15英尺（4.6米）的岩石层中炸出来的。”
     “现在这个花瓶被柯特尔（J. Kettell）先生收藏了，史密斯（J. V. C. Smith）博士最近在东部旅行时，研究了那里数百件珍稀的家用饰品，都画了图，他从未见过那样的花瓶。他画下了那个花瓶并精确标注了尺寸，交给了学术界。”
     “无疑，那个花瓶是从岩石坯里炸出来的。请阿格吉斯教授或其他科学家告诉我们：花瓶是如何包埋进岩石内部的？这个实例值得研究，其中没有欺骗的成分。”
     《科学美国人》的编辑有一段讽刺性的评说：“上文出自波士顿的刊物《文摘》（Transcript）。我们想知道：《文摘》为何能认为阿革吉斯教授比铁匠多利（J. Doyle）更能解释这个问题呢？这不是一个动物学、植物学或地质学的问题，那个金属瓶可能是多切斯特的第一个定居者凯恩（T. Cain）做的。
     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用“无根据置疑”的战术。虽然人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这种凭着想象而置疑的战术，百多年来却运转自如，把学术界不希望见到的“反常证据”置疑掉了。
     根据最近美国波士顿——多切斯特地区的地质勘测图判断，那块包埋花瓶的岩石叫做“罗克巴利砾岩”（Roxbury Conglomerate）形成于6亿年前的“前寒武纪”。
     据现行的学说，6亿年前，地球只有最原始的原核菌类，生命刚开始形成，但这个金属花瓶，却告诉我们：6亿年前的北美洲就已经有金属雕刻工艺了。 
第六节    法国——第三纪的白垩球
     1862年4月的《地质学家》杂志中，刊登了法国赖昂（Laon）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米利维尔（M. Melleville）的论文。文中报道了一个白垩球（图6.2），是在赖昂附近距地面75米（246英尺）深处第三纪早期褐炭层界面下发现的。
     褐炭，是一种松软的煤炭。赖昂附近蒙太谷（Montaigu ）的褐炭层，在一部小山的基部，上下都是水平的矿质沉积层带。主矿带纵横600米（约1969英尺），伸入褐炭层。
     1861年8月，工人们挖到主矿带末端，距山基部225英尺处，看到一个圆球从坑道上部滚落下来，该球直径6厘米（2.36英寸），重310约克（约11盎司）。
     米利维尔说：“他们查看清楚了石球的原位埋存点：石球不是埋在褐炭层内部，而是向上项着岩石层，岩石还有石球原位埋存的凹痕。”工人们把石球交给了列尤恩（Lejeune）博士，他通知了米利维尔。
     米利维尔声明：“早在这个石球发现前，采石场的工人就告诉过他：他们多次挖出木片化石……上面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痕迹，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没有相信，所以没能去看一下。”
     按米利维尔的论文介绍，那个石球不可能是伪造的：“石球由下往上有超过五分之四的部分呈现沥青色，与上部交界处呈现一个黄圈，这显然是下部埋存在褐炭层造成的。而上部，因为埋存贝壳层，颜色正相反，而呈现白垩的天然色……至于那儿的岩层，没有任何开裂过的痕迹，也没有洞，所以我敢肯定那是完好的原位埋存，不是从上面的年轻地层掉进去的。”
     对该白垩球呈现的人类加工特征，米利维尔很谨慎。他说：“一方面讲，即使结论显而易见，我也不愿意自下断言——在褐炭层展现的那个年代人类就已经存在了。我只是把这个奇异的东西当作一个发现报道出来……”把它交给科学界，等待学者们的评判，以及近一步的发掘工作，以使我们能知道蒙太谷遗址的真实价值。
     《地质学》杂志的编辑写道：“我们认为，在没有进一步证据之前，他不把那个石球定位于早第三纪是明智的”1883年，德莫提理提出：一块白垩在新生的第三纪海洋中，被波涛磨圆了，留在了今天的位置。
     但这种解释难以成立。首先，球表面的待征与波涛打蚀的痕迹完全是两回事。米利维尔说：“那块石头埋存的土方，还同时发现了有利角的三个大石刀，如果白垩磨成圆球，同埋的石刀为什么还保持利角呢？再者，如果被波浪磨圆，石球必须持续悬浮在波涛之间——白垩球怎能漂浮在海面呢？进一步讲，就算白垩能悬浮在海面，也早降解成碎片了。
     德莫提理说：石球发现于早第三纪地层，如果是人工磨制的，那是法国这一地4500～5500万年前的文化，这么超出进化论的考古发现，在其实为数众多。 
第七节    伊州——20万年前的铜币
     1871年，史密森学会的W?杜布瓦报道了在较深的地层下，发现了不少人造物品。第一个物品是图6.3所示的准铜币。出自伊利诺伊斯州将军县的劳恩山脊（Lawn Ridge），莫菲特（J. W. Moffit）在1870年8月给史密森学会的信中说：他正用一个普通地钻钻井时，打到125英尺（38.1米）深处取出了钻头，发现钻头上粘着一个铜币状物。
     打穿125英尺的地层，钻头穿过了：3英尺的土壤；10英尺的黄粘土，44英尺的兰粘土，4英尺的粘土沙砾，19英尺的黄粘土。10英尺的黄硬土。20.5英尺的泥合土。
     1881年，温吉尔（A. Winchell）也记述了这个硬币，他还引述了威尔蒙特（W. H. Wdnot）的一封信，上面记述的深度是地下114英尺，与上述原始记录略有差异。温吉尔的分析表明：伊州地质局鉴定地下114英尺处的年龄在20～40万年之间。
     W?杜布瓦说：“这个准铜币是多边形，接近圆形，两面都有原始图案和文字说明，文字看不懂，和任何已知硬币都不同。”
     W?杜布瓦说：该币一定是机器压制的，它有一致的厚度，如果古印第安人有这个东西，一定也是史前的……硬币一定用利器切削过。
     这铜币告诉我们，北美洲至少在20万年前曾有一个先进的文明——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按标准的历史，人类最早制造金属钱币的是小亚细亚人——公元前800年。
     莫菲特还报道了伊州白塞（Whiteside）县附近发现的其它史前文化遗物。如在120英尺深的地下，发现一个从铜箍，和现在船上用的很象，还有象船钩一样的东西。他说：“上面地层还有大量人类遗物，一个有矛夹的钢盔埋在40英尺深的粘土里。在地下10～15米的范围内，发现不少石制的管子和罐子。
     1894年9月，伊州地质局指出：白塞县地下120英尺处的沉积层年龄差异甚大；一些地方只有5万年，另一些地方竟是志留地层距今4.1亿年。
 
第八节    爱德华州——200万年的泥塑
     1889，在爱德华州的纳帕（Numpa）钻井时在距地面300英尺（91. 4米）以下挖出3个用粘土精心塑成的人像（图6.4）。      1912年，莱特对此写道：“钻井记录显示，钻到泥像埋存的深度，要穿过50英尺的土壤，15英尺的玄武岩，再经过交替出现的岩床和粘土碎石……一直到 300英尺深处时，沙泵往上带出的是各种粘土球，一些直径在2英寸（5厘米）周身包着厚厚的氧化铁。这一层的下部显示了一个未翻动过的陆地界面，这个界面以上有一些植物的印迹，就在这一位置——距地表320英尺，挖出了泥人，再往下一层，就是沙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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