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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篇(一):秦亚青：中国东盟合作要有大局意识
导语虽然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看法存在分歧，但东盟问题专家秦亚青依然坚信，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的。
“我对东盟特别有感情。我从事过十多年与东盟有关的工作，收获颇丰！”时值暑假，外交学院的校园里一片静谧。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激动的神情令记者深感好奇——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这位中国外交领域的资深学者对东盟抱有如此强烈的热忱？
名人小组工作铸就大局意识“在中国—东盟名人小组的工作最令我难忘。这既加深了我对东盟和东盟国家的了解，增进了感情，又让我在从事这项工作期间，从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等前辈身上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大局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根植于我未来的工作中，对我个人成长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秦亚青说。
2004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老挝召开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为纪念双方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倡议成立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此举意在全面评估、梳理中国—东盟关系的合作历程，提出加强双方关系的政策建议，其任务则是起草并向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提交《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这一倡议受到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一致欢迎，各国都派出重量级人物参与，如马来西亚前副总理穆萨、越南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阮孟琴、泰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格森亲王、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董事瓦南迪等。2005年4月，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正式启动并开始工作。
当时，中国—东盟名人小组中方主席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根据该小组职责范围的规定，每位名人可携带一名助手。于是，作为钱其琛的助手，秦亚青与名人小组结缘。
“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钱副总理开展《报告》的策划、起草工作，其中既要顾全宏观层面，又要将具体问题谈得透彻、到位，这是颇有难度的。”回忆起当年的工作，秦亚青的语气中泛起深深的怀念。据他介绍，为了让工作顺利进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部分同志参与进来，东盟国家的专家、官员也积极投入其中。友好、亲切的气氛感染着秦亚青，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感到自己和东盟国家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他与众人坦诚地交流，试图通过多种渠道化解难题。不过，一时间众人的意见仍难以统一，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时，钱副总理用他的智慧为我们的工作打开了局面。”秦亚青兴奋地向记者回忆着，语速也快了起来，“他告诉我们一定要有大局意识，要明白什么是大方向。确立好大方向，之后再让所有的细节和努力都围绕其展开，自然就会理出头绪，不会白费力气。”
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大局就是“平等互信、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建立机制、推进合作”，钱其琛用这五组词汇概括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迅速健康发展的理念，并就《报告》的框架提出建议，让名人小组拥有了制定细则前的整体设计，思路也更为明晰。最终，经过各方努力，历时九个多月，《报告》草案终于在2005年10月12日形成最后文件，提出促进今后15年中国和东盟关系发展的38项政策建议，涉及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建设四大领域。这份报告是中国—东盟关系史上第一份集名人的战略思维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于一体的重要文件，对于双方中长期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东盟关系的迅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遵循了《报告》的精神而结下的累累硕果。
“如果没参与中国—东盟名人小组的工作，我就不会有机会从钱副总理身上学到这么重要而实用的知识，也不会结识到如此多热情友好、学识渊博的东盟友人，了解到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特殊纽带。”秦亚青感叹道，“这项工作增长了我的能力，拓宽了我的思维和眼界，促进了我的成长；它还让我结交了不少国际友人，丰富了我的生活。”
建立智库促进双边交流从那之后，大局意识贯穿到秦亚青的整个工作当中，而对东盟的深刻情感则让他在完成中国—东盟名人小组的工作后依然时刻关注着东盟国家的发展动态，一心为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身体力行。
“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但从大局上看，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是友好且相互支持的。”秦亚青坚定地说。虽然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但他依然坚信，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
秦亚青认为，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坚决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和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增强区域稳定。他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方式和“协商一致包容”的东盟方式，在相互交融中定会共同打造一个安全的地区环境。正是抱着此种信念，作为外交学院院长，近年来秦亚青一直致力于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从安全合作、经济合作和人文合作等领域入手，为促进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发展献计献策，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NACT)就是其一。
2013年，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正式成立，中国外交部指定外交学院作为中方协调单位，全面负责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的前期筹备和协调工作。秦亚青不仅积极动员学院的资深教授和青年学者参与建设，还和同事们一起与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广州航海学院等相关机构联络交流，商讨共建事宜。在他和同事们的不断努力下，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广东基地、海上合作基地等项目一一建立起来。
“从多年的外交工作经验中，我深刻了解到在任何时刻双方人员都认为我们需要保持交流与合作，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因此，我们和东盟之间的智库合作、人文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的建立恰好符合双边需要，它代表着双方共同的愿望，也是从大局出发。” 秦亚青说。
秦亚青认为，相较于政府之间的对话交流，智库的交流更坦率、更直接，也更有建设性。智库能让不同地域和国家的学者共聚一堂，将双方的共同点和分歧点进行梳理、归纳，再有针对性地给出建议。这一方面增进了学者之间的交流，让不同的思想碰撞出绚丽的火花；一方面又为政府提供了指导未来引领双边关系发展的策略和蓝图性参考。
“从为政府献计献策的角度来看，我们近年来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推动智库在公共外交和社会沟通领域发挥作用的问题上，我们依然做得不够。”秦亚青表示，未来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同时，还要促进中国与东盟智库交流的“社会化”，让更多中国和东盟国家社会公众了解、体会中国—东盟友好合作的重大意义，为双方民心的交流沟通打造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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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文婧（实习）
秦亚青篇(二):秦亚青：如何避免三大“兴衰陷阱”
2015-05-27 10:1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有话说
秦亚青：如何避免三大“兴衰陷阱”
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几点思考
当前，我国正以新兴大国姿态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能不能为我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应时顺势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航程。总结世界历史上大国兴衰的经验，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建设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将其称为“兴衰陷阱”。
如何避免“保罗·肯尼迪陷阱”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研究了世界500年来大国的兴衰，指出大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战线过长”，亦即在世界全方位发力。战线一旦拉开，就像是启动了一个自我运转的进程，无法停止，致使用力过度过散。即使一国资源再多，也难免最终耗尽。肯尼迪由此预言了苏联的衰亡和美国的衰退。
摆脱“保罗·肯尼迪陷阱”，避免出现重大战略性失误，首先，应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有所必为，有所不为，防止脱离自身实际的战线延长和拓展。二战后，苏联成为全球第二大强国，开启了两极时代，与美国进行了全球性争夺，最为突出的是军备竞赛，最终耗尽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因“历史终结”而欢呼膨胀，唯我独尊，四处插手，滥用军力，结果出现重大战略失误，国力相对走弱。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上鼓吹中国责任论的声音不绝于耳，其本质是要求中国在全球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从国内来看，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已是实力强盛的超级大国，应以与美国争夺世界领导权为主要战略目标。根本而言，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外交战略上需要保持定力，不能不切实际地拉长战线。
其次，应保持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16世纪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等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与军事实力相互影响和制约，经济与安全不可偏废。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只有通过推动共同发展，形成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可持续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障。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信第四次峰会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了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再次明确了经济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
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指出，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也必然遏制新兴大国，双方终将以战争手段解决问题。当时的斯巴达和雅典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结果雅典失败，斯巴达也伤筋动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此总结为国强必争、争则求霸的大国历史宿命和国际关系铁律。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尤其是中美战略竞争，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客观而言，中美两个世界性大国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提出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随后，新型大国关系被进一步诠释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2013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庄园会晤和2014年瀛台对话中，新型大国关系都是重点。这表明，中美两国都想避免重蹈大国争霸的历史逻辑。在“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方面，中美双方分歧不大。但在“相互尊重”问题上，美国心存疑虑。美国把领导世界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把中国崛起视为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此外，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美国一直没有放弃冷战思维，不会尊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内秩序，这也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
化解“修昔底德陷阱”，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一方面，中国要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倡导包容性发展。2014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中国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合理性，从行动和心态上呈现“不称霸”的一贯政策，对国际体系主张改革而不是革命。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这与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相比，明显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精神。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改革现有的国际机制，接纳中国和平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创始成员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当前中国经济已同世界深度融合，完善现有国际机制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约有6%的份额将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作为最大股东国，但至今尚未批准该方案，导致改革方案迟迟未能生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也承认，成立亚投行是不得不为，57个创始成员国积极响应中国倡议，也体现了世界各国对美国阻挠国际机制改革的不满。
如何避免“奥尔森陷阱”
“奥尔森陷阱”即集体行动逻辑陷阱。美国学者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一个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大型利益集团，这些大型利益集团会逐步蜕变为财富分配性集团而不是财富生产性集团。也就是说，它们只考虑自我利益，只谋取自身在总财富中获得份额的最大化，努力寻求搭便车机会，而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三个和尚无水喝的悖论。集体行动逻辑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所有各方均受损。后来他用这一理论撰写了《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指出国家内部集团林立，各谋其利，难以协调，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衰退。
破除“奥尔森陷阱”，需要建立合理高效的协调制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每年对外投资规模超1000亿美元，年出境旅游超过1亿人次，在世界126个国家建立了475所孔子学院。随着中国的商品、资本、人员走向全世界，随着中国越来越外向化和国际化，随着中国的利益和影响向全球扩展，“奥尔森陷阱”的负面效应风险也在大国外交领域日趋显现。在这种利益风险格局的变化中，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协作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国家大、地区差异大，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现象比较突出，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在国际范围内恶性竞争屡见不鲜，条块分割、缺乏协调、相互掣肘，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突出问题。
大国外交尤其需要做好统筹协调，既包括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也包括国内各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做到内外联动、上下联动、纵横联动。十八大后中央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就是克服外交角色太多、缺乏统一协调的问题。只有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国外交才能打出有力的组合拳，更好地创造和维护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历史绵延5000年，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孜孜追求。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而认真思考和总结世界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责任编辑:蒋正翔]
秦亚青篇(三):秦亚青、阎学通两位教授的“巅峰对话”
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一年前曾经做了题为“中国崛起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发言。微信号“国关前沿通讯”委托同学进行整理，要点如下。
秦亚青
传统的、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决定论为主。但现在，实践理论的兴起，给了我们一条完全不同的理论路径。实践理论是继建构主义之后，理论潜力最大的一个范式。目前，实践理论的主力军，并不是美国学者，有很多是加拿大学者，还有欧洲的一些学者。
比较体系研究，也是非常具有潜力的一个方向。我这里只举三个人。第一位是瑞典学者Eric Ringmar, 他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他比较了中华朝贡体系、日本幕府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异同，他用语言学与戏剧理论做研究。世界是行动者perform出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通过实践产生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不是简单地由体系决定的，中华朝贡体系、日本幕府体系就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规则大不相同。韩裔学者康灿雄也认为，朝贡体系是中国与朝贡国之间教化、学习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体系决定论。许田波认为，具体的行动者的战略选择的不同，使得中国走向了大一统，欧洲走向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上述理论，都不是由美国学者创立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地区的经验中得出来的，而且在国际上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即体系决定论是不是可以颠倒过来呢？这就不是体系因素决定体系转型了，而是行为体、行动者自己的战略选择、战略互动决定了体系的变化。
我们看一看，近期的历史中，存在过哪些历史体系？可能包括权力秩序型的体系（单极体系、两极体系，但两强也可以联合起来，实现共治），同时也包括规则秩序型的体系（主要指制度体系）。在以制度为基础的体系中，各国不再寻求谋求权力主导权。最后一类是混合型。东盟就是例子，各国之间散而不乱，充分协商，相互照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国际体系呢？体系因素会发生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实践，即它们自己怎么演出这台戏。我们可以回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确成为了超级大国。但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己如何去进行战略选择的问题。冷战后，美国决定用强大的实力，支撑其全球霸权战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结果，美国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这些错误值得全世界的人进行反思。
1300年—1900年，东亚朝贡体系中，战争非常少，即康灿雄所说的“长和平”，而欧洲大陆则战争频发。二战后，欧洲各国决定推动地区一体化，进行多边协调，它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并且吸取历史教训，选择了自己的战略。从196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选择了另一种秩序，即松散多边秩序体系。欧盟的扩大，只吸纳民主国家。但东盟则不一样。一方面，它们的效率很低，但另一方面的确很民主，化解了很多问题，照顾了各国的面子。西方人认为东盟是一个松散的“面条碗”，但东盟国家认为，这种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许这种秩序对其他地区更有借鉴意义。
就理论本身而言，它不是一个超然的大脑思考出来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基于很深刻的草根实践而来的。所以，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都可以从实践理论中得到非常好的素材。现在，世界上可能会出现两种体系。一种是中美对抗，另一种就是松散的多边协调。到底要走哪条道路？这并不是体系本身规定的，而是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战略互动，我们应该努力保持张弛有度，不搞战略冒险。在这一方面，理论创新的余地是非常大的。
阎学通
秦老师对最近刚出现的理论，做了一个细致的解释。最主要的就是，现在的学者们在学习新的范式，不想再受到体系理论的束缚，不再在体系的框架下去思考问题。我现在做的道义现实主义，也是想跳出原来的框架。我们中国学者学习理论的过程，是先介绍，然后再综述、分类。综述是需要一定的能力的，不仅仅要说它是什么，还要说哪些理论之间是一样的，哪些是相似的，哪些是不一样的。之后才是创新的过程，我们中国学者的创新，应该是从90年代后期才有的。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理论的创新呢？我想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研究对象的改变。我们知道，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有很多。你可以研究行为体、规范、体系、秩序、格局、结构。你改变了研究对象，你就会发现自己能有所创新。第二，你可以改变自己的研究方法。最早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很多是从哲学角度开始的，后来又加入了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经济研究。现在，我们有了定量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还有很多。第三，是研究问题的方向不同，或者叫路径不同。例如，都是研究国家的决策，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路径，比如戏剧理论、观众理论、实践理论、环境理论来进行研究。侧重点不一样，你也是可以创新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说一下，我们中国学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思考自己的创新？在这个世纪，导致国际关系发生变化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国的崛起。没有其他的现象，能比这个现象更能引发世界的变化。无论是那些希望中国强大，还是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宣传中国威胁论的人，前提也是这个。我们作为中国学者，你恰好生活在这个国家，你在这个国家长大，你对这个国家有文化上的理解，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其他国家的人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因此，你未来几十年的创新点，就是研究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因为你可能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因此你的研究可能更加接近于事实，更加接近于客观规律。
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国际关系理论为什么会有创新？国际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如果它不发生变化，那就不会出现理论创新。只有当你发现新的现象，并且原来的理论不能够解释新的现象，你才会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知道，二战结束后，在五十年代，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提防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一战、二战之间就相隔了20年，当时没有人知道后来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又如，Waltz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理论提出二十年之后，冷战就结束了，原来的理论不适用了。这就好像是文学创作，一切都要来源于生活，你先有了好的生活实践体验，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演员要先真正体验某一个角色，然后才能演好某一个角色。
现在，很多学者都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英国、美国有一些学者也参与进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理论创新者，已经不再是欧洲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学者。邝云峰比较了中美两国的朝贡体系。他认为，当今美国主导下的朝贡体系，之所以战争很少，与当年的中华朝贡体系，是由很大相似性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没有什么新的手段，它与当年的中国是一样的。因此，这篇文章现在很火。我认为，他的研究之所以被人关注，是因为他借鉴了东亚的历史、文化，而不是像以前的欧洲学者单纯地借鉴欧洲的历史、文化。现在，还有一些印度学者，也想通过印度的历史、文化来发展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被称为道义现实主义，是因为我们发现，东亚的人对于道义的认识，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我们东亚人认为，道义是一种权力，是一种实力。道义现实主义的很大突破在于，我们关注“领导”（leadership）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重新关注国家，但是他们没有关注“领导”问题。60年代，有的学者研究领导类型，包括国际领导、国家领导。美国心理学曾经将国家领导权分类，有的总统能够适应大众还能够具有领导能力，有的总统能够适应大众但缺乏领导能力，有的不适应大众但具有领导力，有的既不适应大众也缺乏领导力。后来，由于体系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都被边缘化，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理论，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如何进行科学化？我们的道义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向领导权的回归。
国际关系的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行为体、体系、规范。现在，关于国际体系的文章很多，关于国际规范的文章也很多。但是关于行为体的文章，却非常少。我和我的学生也曾经想做行为体的研究，但是失败了。对国家进行类别、性质划分，是非常困难的，做不出来。后来我又发现，国际关系研究难以进步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对行为体进行分类。Waltz认为，所有的行为体都一样。例如，美国和梵蒂冈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二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就好比，我们把大象和蚂蚁视为一类，这显然是违反事实的，因为大象和蚂蚁天然就是不一样的。生物学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步，就是因为当年达尔文对生物物种进行了分类。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还没有对国家进行分类。大象和蚂蚁有一样的地方，例如它们都需要呼吸，但更多的是不一样的。
目前，尽管我们难以对国家的类别进行非常精确的分类，但我们至少可以对领导权进行分类。我们借鉴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即荀子的王、霸、强三类国家。这个相对容易一点。我们发现，王、霸、强三类国家的行为不一样，行为不一样是因为国家性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是因为它的领导方式不一样。
在国家分类、领导分类上，已经有人做出了一些研究，主要路径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例如贺凯、冯慧云曾经通过行为代码分析的方式，研究，毛、邓、江、胡、习的不一样之处。但这也有局限，就是只能一个一个做，而不能成为类别。而我认为，这个类别划分，非常重要。生物学之所以能够进步，就是基于类别的划分。由于类别的划分很细，研究才有更可靠的依据。但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中，类别的划分，往往都是非常虚的。比如，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太简单了。所以我们难以理解，美国和现在的伊拉克，形式上都是民主国家，但为什么一个内战少，另一个内战多？只有划分好类别，我们才可以跳出体系对我们的束缚。
目前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都没有对国家的类别进行划分。当然，定量的方法，更有助于进行划分。国家的类别和生物的类别是很相似的，并不仅仅是现在的190多个国家。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至少已经有一万个国家了。至少中国的历史上，就已经有无数个国家了。但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数据是缺乏的。直到今天，对生物物种的划分，也没有完成，依然存在很多争论。国家类别的划分也非常困难，不比生物简单。
今天，在我们的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即这次我们国家的外交转型速度非常快。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制度不变、国际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会发生如此迅速的外交政策变化？因此，在变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研究领导权变化的问题了。我认为，中国学者今天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创新的机遇。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国家。其他国家的人，要想研究中国，还要远道而来，花很多钱。我们就住在中国，因此非常方便，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国家，创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秦亚青
某种程度上，实践理论是从建构主义理论中延续下来的。但它的创新性也很高。这个实践，与我们过去理解的实践是不一样的，在这里，background knowledge是最重要的。你长期形成的思维的积淀，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知识，是最重要的东西，它会引导你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我近些年来，一直在考虑传统的东方文化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国际关系学者的最重要的关怀，就是人。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不是随意创造的。
实践理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实践理论只能巩固西方的软实力。事实上，实践理论强调任何一个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既包括西方世界的实践，也包括东方世界的实践。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学者的实践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实践理论是一个approach，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与比较体系理论结合起来。很多非西方的学者，就是根据东方的历史文化与经验，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因此，实践理论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各个地方的实践都有自己的意义。这样，反而可以加强中国理论的软实力，而不是削弱我们的软实力。
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曾经提出进化第三定律，即合作定律。放眼望去，历史上的所有物种，凡是不合作的，最后都灭亡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物种不与其他物种合作，那么就一定会把别人杀死，或者被别人杀死。现在能够存在的物种，都是以合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这种道理非常简单易懂，但也非常深刻，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阎学通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理论创新的能力与基础，但我们也需要理论创新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都是大国才有的，小国很难有国际关系理论。苏联过去很强大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苏联解体了以后，这些理论就发展得很慢了。目前，尽管和美国相比，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其他国家还不如我们。日本、英国和我们差不多，但俄罗斯肯定不如我们。我们现在不仅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而且还有了一定的条件。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分歧，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通过争论可以解决的。史学家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永远不会有同一只大象踏入同一条河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事，历史永远不可能重复。但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是规律，理论是用来解释规律的。社会科学认为，小的规律是没有的，但大的事情一定是有规律的。
生物学、生态学都认为，合作是生存的最有效方式。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到70亿，是因为人类的合作能力最强。我们“共同体”会议的目的也是，通过合作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没有合作，只靠个人，那么突破也是比较困难的。
东亚的一体化，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有人曾经说，把东亚发展成欧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这样做就一定好吗？我们知道，冷战之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欧洲，今天的土克兰问题也是由欧盟东扩引发的。然而，在柬埔寨结束之后，东亚没有发生一场战争。从这一点上看，欧盟并不比东亚好。我们是一个不发生战争的“不特别好”的地区。因此，东亚要建立符合自己需要、适合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