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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童话作家篇(一):中国著名童话作家
陈伯吹
(1906-1997)
现代儿童文学家。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人。1906年8月13日生。少年时代就喜爱演义小说、诗词、笔记和外国童话、民间故事，16岁当小学教师，并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活动。陈伯吹历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华书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张天翼
（1906―1985），男，汉族，现、当代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名元定、才宁，字汉弟，号一之，笔名张天净、铁池翰，湖南省湘乡县东山乡双泉村一是庠人，生于南京。早期成名作品有长篇小说《鬼土日记》，以革命的立场观点，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反映了社会和人生。《罗文应的故事》荣获1953年全国儿童文学艺术评奖会一第奖，《宝葫芦的秘密》亦深为全国少年儿童的喜爱。
孙幼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当代著名童话作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外交学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孙幼军，原籍哈尔滨市。当代著名童话作家。
严文井 （1915 ～
2005.7.20）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现代作家、散文家、著名儿童文学家。1935年到北平图书馆工作，1938年赴延安，历任延安鲁艺文学系教师，《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
张之路：1945年生于北京，山东诸城人。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现为中国电影集团策划部编审、一级编剧、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少年电影协会理事、中国影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北京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等。我国最有影响的少儿小说作家之一。主要从事电影剧本、小说、童话和电视剧本的创作。其作品不仅屡屡在国际国内获奖，而且绝大多数被改编成电影、电视，风靡全国，拥有广大的读者。
任溶溶
(1923--)：原名任根鎏，又名任以奇。我国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早年曾参加文字改革工作。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后从事编辑工作，长期在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工作。1941年翻译第一篇苏联小说。1945年翻译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从此他以儿童文学为终身事业。负责编辑《苏联儿童文学丛刊》。1952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后，他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出版了许多好书。
秦文君：当代作家。儿童
文学作家。1954年生，上海人。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1971年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塔林林场插队务农，后历任上海少儿出版社编辑，上海《儿童文学选刊》主编，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委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少年作家班编委，“中国少年作家杯”大赛评委会评委。
杨红樱：生于1962年,儿童文学作家，成都人，18岁开始当小学老师，19岁开始童话创作。她做过7年幼儿园老师，7年儿童读物编辑，现为成都某杂志社副编审。她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破解童心。2000年以《女生日记》拉开“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序幕，与其后的《男生日记》、《五三班的坏小子》、《漂亮老师与坏小子》一起，在学生、老师和家长中反响巨大。她的作品深受中小学生喜爱，曾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海峡两岸童话一等奖等十余个奖项。
梅子涵：儿童文学作家，1949年生，安徽旌德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70年代末期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作为儿童文学家，他为儿童写了几十部书集，如《女儿的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等；作为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他写作、主编了多部理论著作。梅子涵倡导儿童阅读，并为孩子们推荐值得读的好童书如《天使雕像》、《亲爱的汉修先生》，也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传播做了不少事情。
曹文轩：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
沈石溪：原名沈一鸣。生于1952年10月,汉族人。1969年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1972年调当地山区小学当教员。1975年应征入伍，官拜宣传部长。1980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82年10月加入云南作家协会，1985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调任成都军区创作室。擅长写动物小说，努力笔耕，以养家糊口尽男人之天职。现为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创作员，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
伍美珍：女，1966年6月出生，汉族，校园文学作家，安徽黄山人，1988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安徽省儿童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现任安徽省电视台文体电视剧中心编剧。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反映少年成长生活的作品20余部约3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同桌冤家》、《愿望树》，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2003年以来，出版了8部书籍，这些作品不仅受到内地读者的喜爱，也为香港中小学校图书馆收藏。
任大霖
(1929～1995)
，浙江萧山人。1947年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山岗上的星》、《童年时代的朋友》，儿童剧集《水淹春花田》，童话集《鹰妈妈和她的孩子》，中篇小说《我们的田庄》、《喀戎挣扎》、《哥哥二十四我十五》，短篇小说集《蟋蟀》、《秀娟姑娘》、《少先队员的心灵》、《心中的百花》，通讯集《红泥岭的故事》等。
葛冰：辽宁凌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党员。《儿童文学》编辑、编辑部副主任。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童话、小说、剧本等，已有四百余万字作品发表。著有短篇小说集《绿猫》，童话集《调色盘，市长和绿毛驴》、《太空囚车》、《隐形染料》、《魔星杂技团》、《哈克和大鼻鼠》等。另有数十篇短篇童话获过各种儿童文学作品奖。系列动画片《小糊涂神》获1998年金童一等奖、金鹰奖。
金波：原名王金波。1935年7月生于北京，祖籍河北冀县(现冀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北京师范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在北京师范学院学习期间(1958年)创作歌词《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
(是长期活跃在我国儿童诗坛的一位富有独创性的诗人。在近50年的创作历程里，金波将《林中的鸟声》、《会飞的花朵》、《我的雪人》、《雨铃铛》、《在我和你之间》等20多本诗集、1000多首诗词，以及数百篇散文、童话、文学评论等奉献给小读者。)
周锐：1953年生，上海市人。现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有《拿苍蝇拍的红桃王子》《勇敢理发店》《PP事变》《扣子老三》《三个杜杜先生》《明星和替身》《天吃星下凡》《挤呀挤》等三十多本童话集。作品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等。
冰心
（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人称“世纪老人”，福建长乐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作家，儿童文学家，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小孩，把小孩看做“最神圣的人”.深受人民的敬仰。
郑渊洁：作家。慈善家。一个人写一本月刊24年世界纪录保持者。是1985年创刊至今的《童话大王》半月刊的唯一撰稿人，创刊24年总印数逾亿册。其作品字数达两千万字。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克和贝塔是他笔下塑造的形象。郑渊洁创作童话30年，作品已售出1亿2千万余册。2008年，联合国为表彰郑渊洁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成就，向郑渊洁颁发“国际版权创意金奖”，郑渊洁成为中国作家获此殊荣第一人。
圣野：现名周大康。先后出版过诗集《啄木鸟》、《列车》和《小灯笼》。业余时间他还创作了大量儿童诗和其它样式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有《欢迎小雨点》等40多本儿童诗集。一些诗作曾被多次译成外文介绍至国外。
黄亦波：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阿布加和中国医生》，散文诗集《远方的礼物》、《阳台上的小客人》，故事集《眼睛会动的布娃娃》，儿歌集《从小养成好习惯》，诗歌《含羞草》，散文《峨眉山上的奇遇》。
樊发稼：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有《儿童文学的春天》等10本评论集、《春雨的悄悄话》等41本作品集。
中国童话作家篇(二):活在童话里
1975年，广州遇到了百年不遇的严寒。恰是这个冬天，我带着童话处女作《小鲤鱼钓山猫》的提纲，来到广东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儿童文学创作班，在广州一个招待所里进行修改。
那时，我出乎意料地遇见了久负盛名的童话作家黄庆云女士。童话从此与我结缘。
我想结识更多童话作家。1983年6月，机会从天而降。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讲师团来到广州。我第一次认识了陈伯吹、蒋风、洪汛涛、葛翠琳。我的心思全在那位创作了童话《神笔马良》的洪汛涛身上，他当时戴着黑框眼镜，摇着纸扇，一副温文尔雅的风度。
“神笔马良”来到我的身边，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里。那时，全国正在浩浩荡荡地向文化开火，我猫在学校教导处的狭窄阁楼里，悄悄地寻找被横扫在那里的布满灰尘的书，有幸看到了洪汛涛先生的《神笔马良》和蒋风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
这两位前辈的名字注入了我的心间，他们成了我日后进行创作和建构人生的楷模，几十年从未忘却。在童话创作上，洪先生更是经常关注我、提示我、鼓励我，让我始终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我们韶关市成立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之后，接着又在广东成立了童话作者联谊会，把全省童话作者组织起来进行活动。洪先生听说后非常高兴，说：“我国童话作者自己结社这还是第一次。给童话界带了一个很好的头。如果各地都像广东这样有一支队伍，全国的童话界就能壮大。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应该写上童话大事记。”他勉励我们把童话创作推向新的高峰。
我知道他正指导编辑《童话选刊》，把全国(包括港台地区)的童话选出来刊登，便选了韶关4位童话作者的童话作品寄给他，他亲自写了评介文章《童话的“韶关现象”议》，组成了一个地方童话小辑，在《童话选刊》上发表。他说：“韶关成了大家瞩目的童话中心，韶关童话研讨会记入了童话历史的史册。韶关和童话结了缘。于是，有人提出，韶关可否称之为‘童话之城’。”他的话激励了韶关一大批儿童文学作者。
洪汛涛先生认为，中国童话的发展和繁荣，童话理论和批评是不可缺少的一翼。他建议我在韶关筹办一次全国童话研讨会。于是我奔走联系，得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共韶关市委宣传部和韶关市文联的支持，于1989年在韶关成功举办了全国童话研讨会。洪汛涛先生和蒋风先生亲临会议，具体指导。童话名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粤北山城，畅所欲言，探讨童话的理论和创作。会议过程中，我不断跟洪先生交换意见，除了讨论，还组织了一次全国童话书展，并与中小学生热烈隆重地联欢，我还带作家们到狮子岩体验马坝人的原始风味。会后洪先生来信说：“这次会很成功。这是童话的成功。”
接着，我和洪汛涛先生又有几次会面。每次见面，我们都异常高兴。我觉得，他不仅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对中国的童话都有说不完的话，都寄予无限的希望。每次分别，我们都依依不舍，想象着下次再见的机会。
我每次出版新书，发表新作，都会给他邮去，请他指教。他都会写信给我，进行评议。洪汛涛先生和蒋风先生都是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洪先生几乎看过我在他生前发表的所有童话，他来信谆谆教诲：“写童话，一定要创新，要走人家没有走过的路。”“要走自己的路”，这激发了我创作新主题、新题材的新童话。我的眼光投射到整个地球村。当他得知我转向写生态环保童话时，来信说：“近年你将写作方向，转向生态环保，这是世界性的永久性的大主题。”他的评价，更坚定了我继续走这条路的信心和决心。
但人的一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曲折和袭击。就在他风平浪静地投入童话事业时，却突然陷进了《神笔马良》一案的纠缠中。我深为他心情的焦虑和体力的消磨、精神的窘境担忧，特别为他的健康担心，一再写信安慰他，要爱惜自己的生命，乐观地处理一切事情。然而，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一颗中国童话之星殒落了。恩师的远离，我真是欲哭无泪，心如刀割。
我知道，他的一生，不仅留下了《童话学》，留下了精美的童话作品，留下了“神笔马良”永远光辉的形象，也留下了他对中国童话界的深切期望。遗憾的是，他建议我争取办成的几件事却没有办成，他的远去让我遗憾和痛心。
他热切希望成立一个全国“童话学会”，办起“南国童话”刊物，开办一间“中国童话书屋”，为孩子们多印童话书，在韶关建立“童话城”，开展童话夏令营的活动……
洪汛涛先生的遗愿，只能让新一辈的童话界来实现了。几年前我搬到深圳居住了。深圳有童话节，有童话艺术团，有少儿报刊，有少儿图书馆。深圳完全有条件成为“童话城”。洪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
值此洪汛涛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忆起这个在我童话创作之路上给予我许多帮助和支持的导师，除了纪念，更想写出新的童话，以告慰洪先生。
洪汛涛先生，您一直会活在童话里，您将和您的童话形象一起永生。
中国童话作家篇(三):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文 / 眉睫
2005年，随着中国出版市场对外的进一步开放，在更多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域外童书的引进势头必将越来越凶猛，而青春文学的走俏、80后写作群体的崛起、奇幻魔幻文学的持续红火、写作商业化的加剧……必然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更大更猛烈的冲击。中国儿童文学的写作格局，也可能会发生重组。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一线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们，都或多或少地会产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中国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成为作家们私下里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词。 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如何？它的未来将会朝着何处发展？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带着这些问题，活跃在创作界的青年同行们进行了一次网上交流。以下，是青年作家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一、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 在谈到中国儿童文学现状的问题时，青年作家们都比较乐观。湖北童话作家萧袤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总的看来充满生机，尤其是年轻作家的趋于成熟带来新的风景。儿童文学各文体的写作，呈现多元化发展的状态，近期图画书（绘本）的兴起，就使儿童文学更“儿童”，也更“文学”。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李学斌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目前正处于转型期。文化出版产业日趋市场化和少儿读者阅读需求不断变迁的社会生态环境对儿童文学的裹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容分说、明目张胆。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逐渐分化是必然的。传统的以文学格调和审美意蕴为目标的经典写作在近两年陷入最低谷，这表现在真正经得起推敲、让人经久回味的佳作凤毛麟角，大量平庸的创作在人们的视野里招摇过市。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学的市场化作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也逐渐浮出水面。在儿童文学领域表现为，带有商业气息的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成为当前儿童文学领域最为盅惑人心的“卖点”。极少数畅销书作家的创作在获得了令人眩目的市场号召力的同时，也招致了来自理论、评论界的深刻置疑。其内在原因则在于这样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在昭示了儿童文学未来前景的同时，也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儿童文学的美学准则和艺术根基，这实际上是两种儿童文学创作观念在市场机警这个大背景下的交锋。在李学斌看来，这里不存在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同化东风的问题，作为相互关联的两种写作，其融合、借鉴的态势是主要的。这也是，未来儿童文学将更加多元的一个表征。 在问到域外儿童文学大量引进并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冲击的背景下，我们的一线创作者应当做什么时，萧袤认为，有实力的作家不必惧怕“域外浪潮”。在“拿来主义”的前提下，一心一意写自己的东西，不跟风，不迎合，不卑不亢。同时寄希望于出版机构重视原创，培植原创力量，这是我们“突出重围”唯一的绿色通道。李学斌也指出，毫无疑问，目前的本土儿童文学是远远落后于世界主流儿童文学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域外儿童文学的涌进可以让中国儿童文学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坐标。而具体到每个写作者，则有了更为明晰的参照。当然，面对那些堪称经典的域外儿童文学，我们的写作也大可不必固步自封或妄自菲薄。他也认为，我们应当坚持“拿来主义”，但“拿来主义”的前提要有智慧，要有自信。搞清楚为什么要“拿来”？“拿来”之后干什么？想清楚了这些，相信我们最终会在“拿来”中培育一些创造的眼光，孵育出一些“送出去”一较高下的资本。 杨火虫则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表达了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从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进程看，无论是“五四”以后的第一次喷发、“十七年”的黄金期，还是八十年代的繁荣昌盛，其实都无一例外地是以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作为前奏的。而从九十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引进热潮，与前几次相比，更加汹涌、更加广泛全面、更加深入，从世界儿童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到最新的畅销书到最前沿的探索，从文本到绘画到影像，从观念变革到思潮流变到技术研究，从主流评奖规则到商业化运作机制到跨媒体的操作方法，都纷纷在中国出场亮相。可以想见，这一轮的引进热潮，将对中国儿童文学产生极为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看得出来，无论是作家、评论家还是出版家，都在如饥似渴地拼命接纳或者试图接纳这些拿来之物。虽然出现了不少囫囵吞枣、邯郸学步的现象，甚至有些一线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或明显或隐晦的模仿、“借鉴”的现象，但消化总要有个过程。打个形象的比方，中国儿童文学就像是一个相扑手，现在正处于拼命填鸭的催肥期。当中国儿童文学的从业者们将这些拿来的营养化为自身的组成部分的时候，当在这些营养的滋育下成长起来的小读者们也拿起笔开始创作的时候，一场长期积蓄后的爆发，一个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期，相信会如约而来的。 二、儿童文学各文体的艺术增长点 在谈到儿童文学各文体增长点时，李学斌认为，从小说的角度看，成长小说无疑是艺术增长点之一。当前的少年小说创作在审美意蕴的发掘上还存在着将“成长”简单化、表象化、粗鄙化的情况，而在艺术表现上则难以祛除形式感匮乏、创造力不足的征候。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深入发掘“成长”多层面、多方位的蕴涵，如何准确把握“成长”主题在小说形式下的文体特质，就成为制约新世纪儿童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瓶颈”。萧袤以黄蓓佳的《中国童话》一书为例，认为该书书名非常好。我们就是要写“中国童话”。而中国童话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民间的中国童话，二是当代的、创作的中国童话。前一方面，可以开发的艺术生长点非常多，收集整理、重新改写、拍动画片等；后一个方面，我觉得中国童话作家要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等方面下大功夫，重视传统文化，关注现实民生，写出可以傲立于世界童话之林的“中国童话”来。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面，80后出生的儿童文学评论新锐眉睫认为，当前的状况是过于薄弱，他说：且不谈现在从事儿童文学评论、书评、研究工作的人有多少，光是现在某些儿童文学研究家和文学家的作品没有很好的发掘出来。如果我们没有“整理国故”的精神，儿童文学的传统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可持续发展”？杨火虫则认为，无论是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是儿童文学各文体的增长点，都应该从少年儿童精神生活中的缺失与需求出发，去寻求，去规划，去实现，而非在艺术的自生长、艺术突围方面下功夫。通过纵观各个时代少年儿童成长的规律，横切当代少年儿童精神生活现状，杨火虫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最大的两个增长点在于：贴近现实、放飞想像。两者看似毫不相干、背道而驰，实则是一体两面。就像一棵幼苗既需要努力向天空伸展又需要紧抱大地深深扎根一样，少年儿童既需要贴近自己生活现实的描述以寻求群体认同及其带来的归属感、安全感，又需要想像的导引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自由感、探索欲、自我实现的意愿。对于这个看似文不对题的答案，杨火虫解释说，只所以这样回答，就是因为过去中国儿童文学在这两方面做得太不够了，因此就拥有了足够广阔的成长空间。如果能够紧紧抓住这两点，少年儿童读者自会主动聚拢在中国儿童文学周围，中国儿童文学将会像是一个内功深厚的大侠，无需什么战略也能够随时可持续发展，各种文体也无需刻意去寻求什么增长点，写什么什么就是增长点。实际上他的观点有点儿“抱元守一，无为而治”的味道。 杨鹏认为，儿童文学也有很强的时效性，大多数的作品随时间推移，会因为受众（读者）的变化将淡出主流阅读视野，成为儿童文学史家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阅读的文本（比如80年代创作的少年小说，大部分都不适合于现在的读者阅读），因此，儿童文学作家和搞电脑的人一样，如果不随时充电，只会被读者和时代淘汰。作为创作者，必须随时进行自我更新和升级。李学斌指出，所谓文学的“时效性”，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阅读的现实性、当下性。任何阅读都是即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没有一部作品仅仅只提供当下阅读而不能被后世阅读。但是又不能否认，每个时代都有与时代特征相表里的占据社会主导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因此，文学的“时效性”确实客观存在。儿童文学亦然。尤其在以写实为主要手段的小说作品中。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文学的“时效性”也可以理解为“速朽性”。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说，仅仅注重“时效性”的创作常常问题多多。最简单一点，就是它缺乏深度、厚度和透视力。它在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都往往只注重当下色彩，而缺少穿越时空、可以为后世言说的意味和形式。这样的创作“速朽”是必然的。对这类创作要求“永恒”，显然是勉为其难的。另外，我们知道，文学的价值指标主要是通过“审美”来衡定的，具体到个体作品，阅读量的多少，读者的众寡只是参照性的标准，并不具有绝对意义。儿童文学也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体验生活、熟悉当下是远远不够的，写作者更主要的自我升级应该是精神高度、艺术眼光、艺术修养和文学技巧上的。杨火虫认为这个问题不应该笼统而论，他认为以大多数童话、寓言、儿歌为代表的体裁具有简洁、概括性强的特点，不需要太多的知识、经验的积累就能接受，具有接近大众文学的性质，蕴含的是一种自发的自然美学，一般来说并不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像安徒生、格林的童话，伊索的寓言，至今仍拥有极大的阅读量即是明证；而部分个性化极强的人文童话及大部分小说，则需要相近的时代、人文背景，相似的精神处境，才有可能更清晰、更深刻地体会作品中蕴含的意味，时效性在这类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些。 当然，这是在优秀作品这个层次上谈论这个问题，不好的作品，无论是童话还是小说或是其他，那是“真的”连时效性都没有了。
三、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思路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思路，李学斌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儿童文学的发展受整个社会儿童观、教育观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大。当前社会生态中，儿童文学不仅是文学系统中的弱势部类，而且更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大系统中最为弱小的文化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儿童多元文化消费中早已边缘化的一元形式，儿童文学仅仅靠传统的个体写作或者指望来自政治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来维持生计显然是行不通的，难以彰显其影响。荀子说“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在我看来，目前有一种思路就是“傍大款”。借助于外力发展自己。具体就是借助于商业的力量和种种手段，为儿童文学谋求更多的人文资源、社会关注和发展空间。按照这个思路，儿童文学的产业化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当然，这里有个前提，进入产业化和商业运营的儿童文学必须保持文学艺术上的必要水准和艺术操守。不能过河拆桥、釜底抽薪。否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就得不偿失了。 萧袤则从现实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一是建议全国所有大学开办儿童文学课程，实行考分制，让更多的人了解儿童文学，喜欢儿童文学，乃至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二是建议全国所有大报（尤其是晚报类）像对待社会福利事业一样，无偿提供报纸版面，定期开办儿童文学专栏（创作、理论或阅读指导等）；三是建议倡导儿童文学进社区活动，比方说，定期聘请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对社区儿童进行阅读辅导、好书推介、经典赏析等；四是建议援建更多的儿童图书馆或在全国所有图书馆内开设儿童文学专区；五是建议设立儿童文学图书奖，提高奖金额度，每年评选一次，一次一本书，任何作家终身只能获奖一次。 杨火虫再次唱起了反调，他认为思路无所谓新旧，关键在于对发展有无助益。实际上中国儿童文学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要拾起欧美日儿童文学发展的“旧思路”：注重儿童观的改造；重视、加强儿童文学文体规律的分析与研究。这也是他曾经多次提到过的儿童文学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论。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多组织、邀请一些国外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家来华讲学、讲座，现身说法，并提出一个口号：教育中国家长，指导中国作家。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新思路了。 四、作家如何保持写作立场和品位 面对市场化、商业化浪潮，儿童文学作家如何保持个人的写作立场和写作品位？李学斌认为，这个问题是有些自相矛盾的。因为从本质上说文学是非功利性的。文学品位也就是艺术品位、审美品位的代名词。非功利性的审美原则和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动机格格不入。虽然，我们不否认有鱼和和熊掌得兼的个案。但就普泛意义来说，文学自主地走向商业化、市场化则必然要付出审美的代价。必然降低文学审美的品位。因为在这里，“商业化”已经发动了政变，审美已经从文学的金鸾殿上被赶下来了，它成了手持笏板，站在班列中的普通臣子，此时端坐在龙椅上君临天下的是眩目的商业销售业绩。换句话说，当文学审美和利润获得的终极目的发生冲突的时候，审美的失落是必然的。而具体到写作者个人的文学立场，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想“鱼和熊掌二者得兼”，求得文学性的畅销。现实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可能。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如何保持写作立场和写作品位就不完全是一个作家自我定位的问题。它也是当前的文学格局下，写作和阅读怎样进行资源整合和观念重构的问题。而在这样的文学结构中恰如其分地为自己选择写作支点，也不仅直接决定个人的写作面貌和文本命运，而且也将担负着建构或催生儿童文学新生力量与价值取向的职责。 杨火虫得出的结论竟然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面对市场化、商业化浪潮，与儿童文学作家保持个人的写作立场和写作品位，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他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他的观点。首先，秉承自己一以贯之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思路，他认为，品味一词绝非一个具有恒定价值、普适意义的概念，会随着时代、地域、种族的变迁而发生语义流转甚至逆转，对于儿童来说，最好的作品不一定是最高雅的，而应该是最合适的，有益有有趣的，从这个角度讲，写得真好的作品一定能够卖得好；同时，他认为，也不应简单地将商业化、市场化与艺术品味对立起来，商业化、市场化最根本的原则是“物以稀为贵”，而非“物美价廉”，手工艺品往往价格远高于流水线产品，精心烹调的食品价格远高于快餐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在儿童文学界找不到合适的例子，《我们仨》与《狼图腾》的畅销似乎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果觉得安徒生、怀特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只能说，我们对市场化、商业化的理解错了，错得一塌糊涂。 眉睫认为，现在的新生代作家还不够成熟。他们一般把文学创作当作个人化、私人化乃至商品化的东西，这既有好的方面，又有不好的方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把写作当作爱好，有利于培养新人以及作家的迅速成长。但是，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今日新生代作家的各据山头、画地为牢的表现。一个大作家的产生，往往不是单凭个人的天才，而是在大环境、大气候下产生的，在其他众多名家衬托下凸显出来的。中国儿童文学没有自己的流派、作家群以及它们的领军人物，这也是不够繁荣的表现。这表现在新生代作家，就是群体意识不够。这也不利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有人认为，中国儿童文学也有自己的流派，如教育学派、游戏学派等，这只是理论上的划分，不是实际自然形成的。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是在发育不良情况下缓慢发展的。然而我并未对此抱着悲观态度，我坚信只要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与理论家携手奋进，加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认识，以及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承认不足而又不甘落后，这样中国儿童文学一定会更加健康成长起来，慢慢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讨论时间：2005年1月20日）
竹密何妨流水过 山高岂碍白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