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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辱母案法官张文峰篇1:原创| 刺死辱母者案惊动高层!这些人将被调查…...
石破惊天！
于欢刺死辱母者一案，彻底火了，这堂法律课太深刻，只是目前不知道受教育的是中国公民，还是执法人员?
很欣慰的一点是，与一年前雷洋案疯狂删帖屏蔽不同，监管层已经允许民众讨论这个话题（虽然有些帖子已经被屏蔽了），而且大家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舆论，从官媒到民众，几乎一边倒站在了判决书的对立面。
到底是民众是对的，还是那三位法官是对的呢？
其实想知道这个问题不难，也不需要太多法律知识（其实海洋法系，做出有罪无罪决定的都是不怎么懂法律的普通民众，也就是陪审团）。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于欢看到母亲受辱后，该不该反抗？
近日山东聊城中院"于欢案"审判长法官张文峰发出微博："如果我的母亲被凌辱拿屌甩脸，身为法官的我当然第一时间拿手机录像取证。"
试问：为亲生母亲拍“毛片”谁能做到？
被歹徒人身控制，也能录像取证？
这法官，不是智商堪忧，就是已非人类!
反正于欢被人控制的是动弹不得，据南方周末报道：
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刘晓兰看到母子两人瑟瑟发抖，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
让刘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究竟是什么样的“极端手段”？
新闻中并没有报道，有“知情人士”称，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掏出下体往他的母亲脸上蹭、往嘴里塞。
“刺死辱母者”案案发接待室。知情者称，当时苏银霞、于欢母子一人坐在一个沙发上，被刺死者一条腿搭在茶几上脱裤子。
当母亲遭受侵犯时，做儿子的，理应挺身而出，拼死保护亲爱的妈妈。比如于欢。
可是聊城法院的判决告诉我：当母亲受到侵犯时，做儿子的，是不好“保卫”的，弄不好会被判无期徒刑。比如于欢。
习近平曾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判决，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不公平不正义，已经对社会公正产生了“致命破坏作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常听到某些“专家”说：“法律不要被民意左右。”我却认为，法律从根本上讲应该体现人性，凝聚公正，代表正义；如果法院的判决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了愤怒，那么，这要么就是法律有缺陷，要么就是法官有问题。
如果说，杜志浩是用肮脏的下体羞辱了一个母亲的尊严，并激怒了她的儿子；那么，聊城法官则用“庄严”的“判决”羞辱了一个国家的法律，并激怒了他的公民！
那么为什么这些法官会做出如此荒唐的判决呢？
法律到底是在鼓励人行善，还是作恶呢？
显然这些法官能通过司法考试，智商不存在问题；
显然这些法官还需要食人间烟火，也不是什么神仙。
为什么这些法官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呢？
有网友点评，不觉明历:
聊城的法官，不是智商的问题，就是警匪互通了。
那么警匪互通的可能性有么?
可能还真有。
有网友指出，这个事件的本质，是黑道白道勾结后，基层治理灰色化的结果：地方乡绅的崛起和地方官僚勾结在一起。所以，一审法院不是傻子，它是在各方势力中搞平衡！
如果真有其事，那性质可就恶劣了。
于欢的母亲在当地也是一位企业家，都被整成这样，如果是一个普通民众，那还有活路么？
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山东企业家移民了，法治不健全，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有这样一句描述青岛的老板们移民的话：“青岛10个老板中有3个已经移民，有4个在移民的路上，还有3个打算移民。”
从十年前的彭宇案，到一年前的雷洋案，再到现在的于欢案，历历事实证明：这个国家的法治进程一直贴在墙上，而其“法智”水平，更是停摆在凌晨五点之前。
历史滚滚的车轮带着血迹前行，却没能唤醒这个古老帝国。就在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时，他的邻邦正在审判总统，而那遥远的番邦叫停了总统的命令；就在你指手画脚为世界开药方时，你的子民早已断肠！
一个心中毫无生命敬畏的国家，一个心中没有宗教敬畏的民族，唯一可以敬畏的，就只能是圣旨的颜色。
王土之上，每一个人都是彭宇，都是雷洋，都是于欢，都在雷区。
这一刻，我们是看客；下一刻，谁又是主角？
不幸中的万幸，于欢一案已经惊动高层。
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山东高院均给出了回应↓
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调查于欢故意伤害案
近日，媒体报道山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 辱母杀人案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将依法调查处理。
山东高院已受理当事人上诉
最后，希望中国社会道德不要因为少数“执法人员”严重滑坡！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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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辱母案法官张文峰篇2:最高法官微刊文谈“山东辱母杀人案”：民意应得到司法认真对待！
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官微刊登《“于欢案”热评：静待花开 是相信它一定会开》,这篇转引自《人民法院报》的评论称,希望民众给司法以耐心，对法治有信心。
同时也指出，尽管法学界一再警惕“舆论”对司法判断的干涉，但是裁判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认同，却是判断司法公正重要的方面，民意应该得到司法的认真对待。
（最新消息：山东高院已通知于欢案相关人查阅案卷）
原文节选如下
给司法以耐心 对法治有信心
近日，山东聊城的“于欢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位法律专业人士凭借自己对法学理论的了解对案件进行剖析，社会群众以自己朴素的伦理观念对案件发表看法，这都是法治社会的常态，我们对此既应日渐熟悉，更要秉持“耐心”和“信心”两个理念，把社会对法治的关注更好地引入理性的轨道，让法治建设的春风更加“润物细无声”。
我们要给司法以耐心。司法是国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制度设计，其本身是一套复杂的程序集合。因为要满足“公正既要实现，更要以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样的基本法治理念，所以司法制度的理念设计和内容设置必须详细、精确，哪怕让人有一丝繁复琐碎之感也在所不惜。审判实践中，面对原被告双方或控辩双方进行的耗时又枯燥的庭审举证质证过程，能够聚精会神听到底的旁听群众其实并不多。一件案件一审过后还要历经二审、甚至进入再审，看似耗时费力，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让公平正义来得更及时、更牢固。
比如引发社会热议的“于欢案”，目前，正处于一审程序终结、二审程序启动之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合议庭现正在全面审查案卷。审级制度的设置，就是为了能够使案件审判多一道监督的关口，就是为了让当事人多一个程序救济的渠道。任何案件，只要进入上诉审程序，就是还处于司法效力未定的状态，依然需要我们以足够的耐心等待司法最终结论的到来。
同时，针对社会对该案的议论，其他政法机关也正依据职权紧锣密鼓地启动调查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已派员赴山东对该案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媒体反映的警察渎职等行为进行调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已成立由反渎、公诉等相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失职渎职行为等问题，依法调查处理；山东省公安厅已派出工作组，对民警出警和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核查。我们看到政法各机关多管齐下、争分夺秒，为的就是最终给社会一个公正的司法结论，既不枉曲，也不宽纵。
我们要对法治有信心。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无一不是奠基于无数具体个案的依法处置过程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步伐迈得坚实又稳健。
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冤假错案的发生，让正义蒙羞，教训十分深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强调：“直面问题，有错必究。”因此，我们应当也必须对法治抱有信心，坚信司法公正一定能够实现。怀着这样的信心看待类似“于欢案”这样的社会焦点案件，我们就能够在关注中感受中国法治持续前进的动力，在期待中见证中国法治自我完善的努力。
多些法治思维 保持理性冷静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发持续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其展示出传统人伦与法律规则固有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司法机关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包容开放和成熟自信。
纵观目前的舆论走向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还是法律规则的适用，虽然各方观点还有不少差异，但对法治的期许和正义的呼唤却是共同的。
随着各方观点在互联网的碰撞发声和公检法司法机关的积极回应，我们欣喜地看到，围绕此案的二审工作及对相关人员的调查正在有序展开。
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增强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司法领域刑事审判个案极易成为大众热议话题，从赵作海案到呼格吉勒图案，从念斌案到陈满案，从雷洋案到于欢案……
尽管法学界一再警惕“舆论”对司法判断的干涉，但是裁判是否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与认同却是判断司法公正重要的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意应该得到司法的认真对待。
对大多数网民而言，在舆论事件中都能保持理性，冷静思考，妥善发声，积极建言。但也不排除少数“吃瓜”群众，因缺乏理智的分析判断能力，极易受舆论“集体狂欢”的影响，最终成为舆论傀儡。好在，经过诸多“舆论风暴”与新闻“反转事件”的洗礼浸淫，舆论场正日益回归理性与平和。
当然，要让本案在法治框架内得到妥善处理，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媒体与司法机关实现良性互动，要正视新闻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差异，要深知网络舆论并不等同社会民意，要知晓道德正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司法正义。
纵观近日网络上的诸多评论，大家普遍认为，此次事件不失为一场生动的全民法治教育公开课。舆论场也从之前类似事件的“集体狂欢”向“法治理性”悄然转变。
法的精神是普遍理性的体现。随着舆情发展，司法机关正在探究案件真相的路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受理了该案的上诉，合议庭正在全面审查案卷。
值得一提的是，司法虽然是社会矛盾与冲突的“集散地”，但是司法并不能让一切“皆大欢喜”，也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可以经由“司法洗礼”归于和谐与宁静。在中国传统中，司法实践不仅被理解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而且也被民众赋予德行教化的功能。如何让每一次审判在秩序恢复、社会弥合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不仅考验着广大司法人员的办案智慧，同时也考验着社会民众的等待耐心。
基于本案的顺利进展，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大众叙事的正当性通往司法救赎的正义性之间，一定存在一条叫做“法治”的理性之路。
于欢案时间轴
网事28号综合制图
山东辱母案法官张文峰篇3:浙江铁笼沉尸案、山东辱母案不过冰山一角——一位基层法官眼中的高利贷江湖
《信号》剧照
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文 / 金木
来源：人间theLivings（thelivings）
原标题《我一拳砸碎了自己的法院铁饭碗》
前言
2008年夏天，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命运，被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大量企业不景气，工作职位剧减，就业压力前所未有。因此，报考公务员成为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为了找一个饭碗，隔壁宿舍的兄弟半年之内参加了九次公务员考试，最后落脚贵州，被我们赠予“八府巡考”的头衔。
我缺乏“大丈夫四海为家”的勇气，只报了上海、浙江（我的老家）、江苏（女友老家）三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最终被江苏某市地方法院录用。
和兄弟们喝完整夜的大酒，当年9月，我拖着箱子跟女友来到那座苏北的四线小城。我那时以为，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但没想到，几年以后，因为一记冲动的拳头，我不得不从法院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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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考入法院的五个人只有我一个男性，所以我“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法院执行局报道：这里的工作就是强制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出差多，经常外出拘留被执行人，对抗性强，当然男性更适合。
那时执行局每年要办理7000余起案件，近七成涉及民间借贷，这里面，基本有六成以上是高利贷。有时同事间私下开玩笑自嘲说，我们可以被称为“官方专业追债师”，工作的权力包括合法地限制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通过官方公文让银行干涉被执行人的资金等。
刚到进执行局时，我做书记员，直接上级是副庭长林峰。林峰是全局业务最强的老资格法官，比我大十岁，西南政法科班出身，一身书卷气，不仅是局里业务骨干，还是同事公认的笔杆子，材料写得非常好。他热爱法律工作，听说多年以前，市政府办公室曾来指名挖他过去，但他竟然拒绝了。那个代替他调动过去的人，现在已经是市府办主任。
林峰待我如兄弟，从工作到为人处世，事无巨细都是手把手地教我。
除了林峰这样的良师，我也结识了几个聊得来的朋友。一个叫吴昊，在刑庭，是个富二代，家里的别墅离法院步行只要一刻钟。他父亲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吴昊考上公务员时，觉得儿子的保时捷卡宴太过高调，给了换成了一辆“代步”的奔驰E。不过吴昊没有纨绔子弟的样子，只喜欢哲学。
一个是经济庭的郭健，山东人，来自农村，家境平平。读了研究生，考上公务员，沉稳低调，踏实肯干，领导很喜欢，是重点栽培对象。
最后一个是跟我一起在执行局的王观。他是本地人，早我三年考入法院，上班才半年时上级中院领导来视察，召开座谈会讨论法院建设，本来王观只是被安排去凑人头，他却不按照规矩来，当着众人面，主动要求发言，痛斥法院弊病，呼吁解决本法院法官“五大遗憾事”：工资太低、工作量巨大、晋升奇慢、职业风险高、太没尊严。领导见他频繁参加其它公务员考试，心收不住，干脆把他“发配”到了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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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不大，人口不过四五十万，可民间借贷盛行，产生大量的借贷纠纷案件，在我们局，一个执行法官一年要办两三百件案子，工作量是中西部同行的四五倍。师傅林峰手上同时在办的案子有近百件，手下的助手，就我一个。我们办案外出时的公车，需与其他三名执行法官共用。
我们时常调侃自己，“干不好执行法官的法学研究生不是好销售。”作为“专业追债师”，我们面临巨大的绩效考核压力，考核指标上百个，核心指标二三十个，跟高中期末考试一样，每个月还要被厚厚一沓的“名次表”鞭策。我们的任务还包括写论文、扶贫、扫大街，加班是家常便饭。
正式成为执行法官之前，我的工作日常是这样的：将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纠纷双方）——拿着查询通知书，去商业银行查询被执行人（欠债人）的存款——用“冻结裁定书”，冻结资金往来频繁的账户。
欠债人很少会在自己名下账户存钱，通常查几十个案子，也就一两个案子有存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马上制作“扣划裁定书”，并送达银行，扣划存款。
这些，都是师傅在做，我跟在后面。
当然，更有效率的办案手段是，以“拒不履行”为由，拘留被执行人，可案子这么多，被执行人几十上百，我与师傅二人根本应付不过来。这时，往往申请人（也就是那些要钱的债主）就会派上用场，充当我们非正式的“盯梢线人”——我们没有精力盯梢，他们没有权力抓人，合作起来，就不一样了。
申请人的“举报电话”时常在清晨或者夜里打过来，我们接到电话，就要立即赶去“带人”（拘留），师傅、我、开车的司机三人，开车出去一趟，动辄两三个小时。司机对这种突击行动抱怨很多，我也劝过师傅，下班时间就别接举报电话了。但师傅的回答是：“这年头申请人也不容易，打赢官司拿不到钱。加会儿班说不定就能搞掉一个案子。”
在一线工作时才知道，在大多数不讲理的债主看来，来了法院就该拿到钱，甚至有人把法院视作银行和保险公司，认为法院应该先付钱。他们在放贷时不去考虑借贷的风险和自己把控的责任，却认为国家财政应当为个人的损失买单。
师傅林峰办案时追回欠款的“到位率”最高，但光鲜的成绩的背后是“费力不讨好”的心理阴影：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有一阵子，每个周一的下午，都有一个很瘦的女人，来到执行局大厅，对师傅破口大骂，脏话词汇量刷新了我的认识，她情绪激动时，还动手扯坏过师傅的制服衬衫。
这个女人叫周红，是师傅手上一个交通肇事案的申请人。这起案子的被执行人叫王建，一个22岁的无业青年。案子很简单，王建偷偷骑他舅舅的摩托车，结果出事故撞死了周红的丈夫。法院判王建本人除了刑事责任外，还要赔受害者家属45万。可王建家徒四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些情况周红都知道，可她只要钱，被执行人拿不出，她觉得就是法官没有尽到责任，一直纠缠。
领导要维稳，面对的这些复杂情况，指示“忍无可忍，重新再忍”。我有时看不过去，气愤地对师傅说，“这种人，你还让我加班给她准备司法救助的材料，她配拿救助吗？”
师傅无奈又担忧地看着我说，“这年头哪个做法官的不挨骂，你气性这么大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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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傅刚进法院的那个年代，要想从书记员升法官，至少六七年，但我则只用了三个月——因为我入职那年，有7名法官离开了A城法院，人员不足，案件却井喷式爆发，于是我被火速提升，开始独当一面。
执行法官的工作，颠覆了我曾经对司法工作很多书生气的想象，开始了解了现实社会。当时，法律上允许的民间借贷利息，大致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也就是月息两分左右。但实际上，高利贷远超这个水平，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曾经调侃郭健说，“你们经济庭总支持高利贷可不行啊！”郭健白我一眼，反问，“换成你，你怎么判？”
我承认，换了我，也得按证据判，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我带走过的一个被执行人小李，是父母溺爱的家中独子，高中毕业后，不上班工作，在家啃老的同时，频繁约会女网友，买奢侈品讨好她们。小李借了4万元高利贷，8000元利息折现，拿到手3.2万。但是，借贷方会利用小李急于借钱的心理，让他打了一张本金12万的借条，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偿还利息——“4万变12万”的操作手法并不难，双方去银行伪造了转账借款凭证，放贷人先把12万打到小李账户，然后押着小李去ATM机上把12万现金取出，留下实际借到的3.2万，交还给借贷方8.8万。
但最终上法庭时，证据只能是本金12万的借条，拿走3.2万的小李，要按照借条上的规则，还20多万的债务。
当然，法院认定借款事实，也并不是仅凭借条，针对这点，放高利贷的人也会升级手段，在借钱时，就做好全部证据链，欠条、借款用途、转账的凭证一应俱全，借款人迫于各种原因，只能配合。遇到这种情况，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判决。这种情况下，所谓打击高利贷，已经是无从谈起了。
小李的案子，最后庭外和解，他的父母老泪纵横，还是还了放高利贷的人12万。我逼问小李，当初为何要签12万的借条，为什么有12万的转账凭证。他支吾半天，最后喃喃自语说了实话：“借的时候根本没想还。”
我一时竟无语。
也有那些真正值得同情者，小店的业主，工厂的老板，为了周转，不得不饮鸩止渴。有一个名叫胡利的被执行人，本来经营一家制衣厂，接外贸单，生意红火，08年金融危机后，订单锐减，收入大跌，不仅拖欠工人工资，工厂日常运营也无法维持。他先找了银行，但拿不出合格的抵押物，只好铤而走险，头脑一热，找放高利贷的人借了10万，月息1角。一年时间后，10万滚成22万。“债权人”来法院起诉胡利，也是22万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一应俱全，法院不得不判决支持。最终胡利关了工厂，自己卖车还债。
高利贷这个江湖的运行，完全绕过了法律，这令我又恐惧而困惑，在纷杂的现实里，我觉得自己身处某个法律精神深刻隐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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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也被工作上的两难拉得粉碎。
2009年的一个案子，我办了整整一年。这是一起抵押借款案，也跟高利贷有关。被执行人是一对60多岁的退休夫妇，他们向银行抵押自己唯一的房子，借款一百多万，然后将钱全部给了放高利贷的人，月息三分。
正常收息五个月之后，放高利贷的人跑路去了迪拜。银行借款到期，老俩口拿不出钱，银行要收房子，向法院申请强制腾空拍卖。老俩口几乎每天都来我办公室，先是苦苦哀求，然后变成撒泼、谩骂。老俩口希望法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驳回银行的申请执行，不要拍卖他们的房子。
他们贪婪、无赖、无礼，但每日在我眼前颤颤巍巍的佝偻身影，又一次次触动我心底那些柔软之处。
他们的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发现求情行不通后，老两口居然又搬来了老母亲的灵位，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展开新一轮“道德”攻势。那些受人敬畏的习俗，也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道德”攻势没起作用，他们又以死相逼。老两口在自家房门处放了汽油桶，扬言要与房子同归于尽。
最终，法院出动30余人的队伍进行强制腾空——这样的行动，在人力稀缺的法院，每年至多做一二次。执行那天，30余个人分成5组，两组负责外围安保，阻止被执行人亲友冲进来，两组分别负责一个被执行人的拘传，剩下一组人员的职责才是组织搬家公司搬运。期间，还有派出所、居委会和公证处的人员见证。两位老人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两天的强制腾空结束，这个案子的耗时已经接近一整年。
离开时，我没再看他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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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苏北小城，高利贷的烈火还在延烧。
汽车租赁行的经理刘行，改做了放债业务，不到一年的时间，座驾就从马自达6变成了奔驰，还买了别墅。刘行妻子过30岁生日，凡是参加的人，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红包回礼。在人们眼里，他的“投资”稳健而热门，若想要把钱给他拿去放贷，往往还要托人找关系。
暴利吸引来了更多的逐利者。一些小企业主也不再安心经营，而是以企业的名义吸纳大量资金，加入高利放贷冒险，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引发连锁反应，企业就会破产血本无归，引发大量三角债务，供货商的货款，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又形成更多的案件，这些源源不断的起诉汇聚到了法院，案件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此时，欠债人大多已山穷水尽，还款艰难，法院执行的温和手段，已不能满足放高利贷者急切需求。法院最严厉的手段也只是，每年将被执行人拘留15天。
于是，暴力追债上场了。大量的高利贷催生了各种讨债公司，他们采取公司化运作，主动拓展业务，从债权人手中低价收买债权，一边借助司法力量，一边则是非法的暴力威胁。浙江铁笼沉尸案，山东于欢辱母案，只是非法拘禁暴力追债的冰山一角。
2010年初的一天，快下班时，我接到举报电话，说被执行人周新出现了，就在他工厂的办公室里。周新原来办砖厂，生意一直不错，后借钱在江西投资石矿场，因没有理顺当地政商关系，不久，项目失败，欠债200余万，债务越滚越多。
我和书记员迅速赶到现场，却惊异地发现，打电话举报的人就是周新自己。周新连声哀求，“法官赶快把我带回法院，赶快把我带回法院！”
原来，他的办公室内外，有10多个人社会人员盯守着他。
我立即打电话向领导请示，动用两辆警车、5名警察，才把周新从厂里带出，送到了拘留所，周新在车上连声感谢。被关了15天，周新一分钱也没还出来，“法官，我欠的不只是这200万，真就这一笔，我砸锅卖铁也还。我也是没办法。”
后来，周新作为被执行人的案子，果然又来了更多。据说他后来扔下老婆孩子，逃去了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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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在A城已经三年，虽然工作有各样的不是，但也没想过要放下这个铁饭碗。未来的岳父岳母对我照顾周全，三天两头做了好吃的招待我。二老还在小城边买了块地，准备盖栋房子给女友和我做婚房。
但没想到，就在2010年，小城市平淡惬意的生活，连同我执行法官的职业生涯，都突然因为一个女人结束了。
她叫杜君，是我的一个系列案的被执行人，半年多里，共有12个人申请对她强制执行，标的总金额500余万。同样作为被执行人的还有她的前夫王宇，王宇曾是一名公务员，头脑灵活，交游广阔，他虚构了一个投资项目，先从亲友入手，然后是同事，最后是高利贷，大约借了四五百万。忽然一天，王宇卖了房子，辞职，离婚，卷钱离开了小城，不知所踪。
于是，所有的债务，都扔给妻子杜君。
由于之前大量债务人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在相当长时间里，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得非常严格，一般只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即使只有一方签字，也会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随着办案深入，我觉得杜君应该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些钱。她是小城最好中学的老师，31岁，与我姐姐同龄。因为债务，杜君的情绪时常崩溃，变得歇斯底里，总是尖叫、怒吼、流泪。这是一个令我心烦而头痛的被执行人。
有一天，又一个债权人找到我，要我一定去拘留杜君。来到她家里，只有杜君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小男孩很懂事，小心翼翼地端了一杯开水给他妈妈后，便坐在妈妈旁边。每次看到这个小男孩，我心里都有点难受，我的外甥跟他同岁，但这孩子眼神看人小心翼翼地，一点儿不像五岁的年纪。
和杜君的谈话还是老一套，还钱，制定还钱方案。杜君的情绪又开始歇斯底里，这时，小孩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希望把水端给他的妈妈。忽然间，杜君拿起手边的报纸，狠狠地抽向孩子的脸，水洒了一地。
我怒了，对她吼道，“你干什么？！这是你亲生儿子，他才几岁！”
杜君开始哭闹，“他跟他的死鬼爸爸一样，怎么不去死？放着好日子不过，把这么多债给我，都是讨债鬼！都是讨债鬼！”
小男孩还是木木地立在旁边，不敢动也不敢哭，看来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这是他儿子，也是你儿子，是你亲生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你叫他要怎么承担这些东西？你是他妈，当妈就要承担责任，你总不能这么伤害他。”
杜君还是情绪很失控，半坐在地上，哭着说，“我被毁了，被毁了！一辈子被毁了！”
那天，我没有如申请人所愿拘留杜君，因为我知道，如果拘她15天，她将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劣迹”被学校辞退，那时，这母子俩就真毁了。我不想做那根压断他们生活的稻草。
我再三向债权人解释，“拘了她，丢了工作，更还不起钱！”但愤怒的债权人不管不顾，只要我拘留她，先是软磨硬施，继而恶语相向。毕竟被骂是已是工作常态，我一如既往忍着。
忽然，债权人开始用土话骂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拘留她，你跟她有一腿！”
“你XXX再说一遍！”我带着怒气站了起来。
“你跟她有一腿！所以不拘留，我要去投诉你，还要去你家，你别以为我XXX的不知道！”
我一拳挥过去，世界安静了。这一拳不只是打他，也是打向这份工作带来的压抑、无力、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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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打了的申请人一直不停地投诉我。一气之下，我向法院提交了辞职报告，心想：老子不干了！
师傅林峰比我还焦急，不停地上下奔走，拿回了我的辞职报告，扔在桌上说，“你怎么这么冲动？说什么不干了？我去跟领导商量下，给你调换个岗位。”
“师傅，别折腾了，我是真不想干了。我学了七年法律，考了司法证，可拿的是什么收入，每天面临的是什么的工作环境？我这辈子挨的骂都没这几年多。我累了，我不干了，没意思。”
师傅沉默了，我们都明白自己的处境。
临别时，跟师傅喝酒，我流下眼泪，“师傅，我走了，我是逃兵，是懦夫，我对不起你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师傅只是沉默不语。
后来，我去了上海当律师。今年春节，我陪妻子回小城过年，吴昊组局，以前在法院的几个死党聚到一起。王观终于在34岁那年选调到邻市的行政执法局，郭健考到了省直实权部门，娶了一个漂亮的医生。只富二代吴昊留在了法院——当年，我们一直调侃，他的人生结局应该是继承家族事业。
酒酣耳热时，问起我的师傅林峰，吴昊说，因为要进行员额制改革，林峰重新从法官成为了法官助理，几个月前，他也辞职了。
（编者注：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按照案件数量、人口密度、法院设置等因素来确定法官人数，集中行使国家审判权。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风吹江南小密圈上线
希望更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同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