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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廖承志简介]廖承志简介,廖承志子女
廖承志简介,廖承志子女
廖承志（1908－1983），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县（现惠城区）陈江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他，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却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多次被捕入狱，却每次都奇迹般生还；他曾因“海外关系”被批判，却凭这份关系在外交战线上独树一帜。童年被叫作“肥仔”，晚年被尊为“廖公”他为世界和平事业，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对海外侨胞感情深厚，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他为港澳回归殚精竭虑，他魂系宝岛情动两岸引。
廖承志大事年表
参加革命
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出生时，父母亲希望其长大后继承革命先辈的志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因而给他起名“承志”。青少年时代，跟随父母为革命奔走广州、上海和日本。
1924年８月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参加广州学生运动并参与领导所在学校岭南大学的工人罢工斗争。６月参加沙基反帝游行示威。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愤而脱离国民党，去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
1928年５月，因参加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被日本当局拘捕并驱逐出境。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编辑“反日新闻”。11月受中共派遣到德国做汉堡中国海员工作，任“国际海员工会”执委、汉堡国际海员码头工人总工会俱乐部支委、书记。
1930年夏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30年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1年春到荷兰鹿特丹，领导中国海员工作，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西欧分会。
1932年回国，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
1933年３月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获释。９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
1934年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2月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被张关押并开除党籍。后被押解参加长征。
1936年冬，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经周恩来同志解救获释，恢复党籍。
1937年４月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加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党报、党刊和通讯社做了大量工作。10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抗日
1938年１月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负责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及八路军广州办事处，兼任“保卫中国同盟”秘书长。４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为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作了积极的努力。10月召开省港地下党会议，决定建立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办和领导香港《华商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１月到粤北参加领导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奉党中央指示，组织领导秘密大营救，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惠阳大队护送下，与连贯、乔冠华由香港九龙潜入惠阳县田头山、淡水、茶园、惠州等地沿途交通接待站，部署营救困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把他们安全转移到东江后方地区。５月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斗争。
解放战争
1945年６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6年１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５月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工作。９月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为新华社的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6～1948年曾历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中共代表、中共南京局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发言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新中国
1949年３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被递补为中央委员。４月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副书记。５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主席。１０月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团结海外侨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2年12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外联部副部长。为祖国的团结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同年负责领导中日民间友好工作（1963年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1953年７月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11月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在反对侵略势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着名的国际和平战士。
1958年３月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1959年任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1960年任华侨大学首任校长及党委书记。
1972年任外交部顾问。
1978年起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党组书记，港办主任。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暨南大学复办后任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1982年７月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殷切期望台湾当局捐弃前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廖公与蒋经国先生相识巳久，“幼时同袍，苏京把晤”，有世交之情，同窗之谊。但两人又各为本党骨干中坚，在政治上各持己见，针锋相对，廖公曾两次被捕，受到国民党的迫害。但其信仰坚定，意志顽强，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当中国共产党重新提出国共合作两岸统一的主张之后，蒋经国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廖公以国家统一为重，且念及“世交深情”，认为“于公于私，理当进言”，于是致书蒋经国，劝其审时度势，顺应民心，善为抉择。廖公不计前嫌，虚怀若谷，令万民仰慕，赞誉不绝，而致蒋信亦成为中共开拓和平统一大道的一座辉煌的里程碑。www.gs5000.cn
从写作角度评价，致蒋信堪称上品佳作。析事论理、表情达意、布局用语及格式规范等皆恰到好处，令人叹服。中国写作史上书信名篇如林，内容不一，各有千秋，历代欣赏。致蒋书不但可与之媲美，而且出类拔萃，充分显示了廖公雄健的笔力。（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5年第6期《和平统一祖国的里程碑——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赏析》）
廖承志先生学识渊博，通晓五国语言，擅长诗词、书画、戏剧，才华横溢。1983年6月6日，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提名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正当党和人民委以重任时，不幸于1983年６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廖承志家庭
廖承志的父母亲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岳父是经亨颐，姐姐是廖梦醒，妹妹是廖光凤。
长子廖晖，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来自 中国历史故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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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廖承志简介]廖承志简介,廖承志子女
篇二:[廖承志简介]最“好玩”的高官廖承志
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廖承志，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在遭遇棘手问题时，却总能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轻松解决，曾任廖承志翻译的资中筠回忆说，廖承志是他所接触到的最“好玩”的高官，“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廖承志说的笑话可编成“新笑林”，但在母亲与周恩来总理面前却不敢顽皮。《南方周末》刊载资中筠的文章，给我们描写了一个最“好玩”的高官廖承志，以下为原文：
“Mr.Liao”没有来，西方人都会有点失落
在廖承志担任的诸多职务中，也包括“和平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有幸多次随他出国开会，而且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还见过几次，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生于日本东京，1983年在北京逝世。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图为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廖承志。
我初见廖公，约在19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我的印象，廖承志大多数时候都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廖承志汇报工作，廖承志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
开会时廖承志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廖承志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廖承志还是愿意通过翻译。廖承志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廖承志的时候居多。廖承志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廖承志，又喜欢廖承志。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英国“和运”的一位领导人蒙塔古（IvorMontagu），是贵族世家蒙塔古之后，又是英国共党员，还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他长得人高马大，肚子尤为突出，与廖承志比较熟，也是廖承志最喜爱画的对象，侧面、正面像都十分传神。在中苏分歧已难弥合，而尚未公开化之时，英共是站在苏共一边的，蒙氏常为苏联做说客。
有一次小组会上，蒙塔古站起来发言，滔滔不绝，廖承志刚好坐在他对面，低头在本子上画，等蒙塔古讲完一落座，廖承志站起来，人家以为他要发言，廖承志把手中刚画的蒙塔古画像举起示众，惹起哄堂大笑，就此化解了蒙塔古的发言，代替了一本正经的表态、争论。
还有一次，休息期间，蒙塔古来找廖承志谈问题，廖承志先送给他一张他的漫画像，大肚皮很夸张，相与哈哈大笑，接下来谈很严肃的话题。廖承志自己也是胖子，肚子也突出，不过比蒙塔古矮一头，小一圈，廖承志就一边听对方讲，一边轮番抚摸自己的和对方的肚子，似听非听。蒙塔古偶然说漏嘴，用错一个词，廖承志马上抓住，重复一遍，大笑说：“哈哈！我们的蒙塔古同志竟这样说！”弄得对方很尴尬，急忙辩解、更正。
一会儿，休息结束，重新开会，廖承志向他顽皮地摆摆手，回到座位上。结果一场严肃的谈话不得要领而罢。蒙塔古是苏联授意来就与会议有关的某个问题说项，要中国配合，不要反对。中国既不能同意，又还没有到公开反对苏联的时候，廖承志就以他特有的方式在嬉笑怒骂中把他给打发了。
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但是他开玩笑也是有分寸的，只对英、法等西方国家人士，而且是比较熟悉的。对第三世界的代表，态度就不一样，人家来谈，大多是要求支持或援助，廖承志就不会玩笑对待之，不论是否能满足对方要求，总是以诚恳、平等的姿态对待，耐心解释。
廖承志灵活掌握对外政策
廖承志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于灵活、务实，在总的气氛向左时，他交代工作时总是强调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常说不要顾虑别人说“右”倾。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廖承志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
有一次“和大”某个活动原来应该有廖承志参加，但是廖承志因接待一批重要的日本客人，没有来。刘宁一开玩笑说：日本人一来，廖公就“万般皆下品”了！足见他对对日工作的重视。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日本有许多真挚的朋友。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廖承志是当仁不让的。在所谓“牢不可破”的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的只有廖承志和李一氓。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我听廖承志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她回到美国，当然为主流社会所排斥，而美国左派也追随莫斯科，不接纳她，使她处境十分孤立、极端困难。
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案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承志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也只好离婚。所以廖承志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
我猜想以廖承志的经历，对于中共与苏共的历史恩怨知之甚深，一旦可以公开批评苏联，他不大需要“转弯儿”。廖承志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廖承志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厢中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承志忽然摘下耳机，往桌上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
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事后廖承志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腻了就退场，好回旅馆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名人轶事信手拈来
廖承志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监狱共坐过七次：日本三次，荷兰一次，国民党的两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一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五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把他救了下来。
廖承志阅人无数，许多名人轶事信手拈来，都是趣闻。说到讲日语，他说日本男、女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用语都不一样，特别是敬语和语尾，一听就听出来讲话人的身份。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有个中国同学日语很差。忽然有一段时间不露面，同学都不知他哪里去了。过了几个月再出现时日语大有进步，但是一个大男人讲了一口特别谦恭的“下女”（即女招待）话，同学就都知道他这段时间到什么地方去混了。
还有一些当时已进入老年的名人，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轶事，他也讲过一些，例如某男士追求某女士，拿出“程门立雪”的功夫，真的在大冬天在门外站了一夜，等等。
廖承志还讲他过去恶作剧的事，最得意的是趁人睡着之时把他两只脚的大脚趾捆在一起，等他起身下地，一定摔倒。诸如此类，当时如果记下来，可以编成“新笑林”。
对自己的“胖”常常自嘲
廖承志对自己的“胖”不以为意，还常常自嘲。常爱讲的一桩轶事是裁缝为他量衣服，发现腰围比裤长要长，起先不相信，量了好几次才相信。说到这里他总是开心大笑。他饭量极大，食欲旺盛，典型的广东人什么怪东西都吃，在国内只要夫人经普椿在场，总要受到约束，但是一出国就放开肚皮吃。
一次在瑞士山区一个小镇上一家以蜗牛著称的餐馆，每份蜗牛一大盘，别人都吃不完，廖承志一人吃了双份。南亚特产榴莲，许多中国人闻之掩鼻，飞机、酒店，都不许带进去，但是廖承志视为美味。
有一次，我们代表团经过仰光，李一氓时任驻缅甸大使。一见代表团就说，见到名单中有廖公，知道就是冲榴莲而来，所以早已备下。打开榴莲时，我和几个女同事都躲得远远的，廖承志笑我们“太没文化”，自己大快朵颐。
廖承志自画像
有一次乘飞机，我坐在他旁边，见一份外国杂志上有一则关于减肥的报道：某人原重三百多磅，减肥成功后减了差不多一半体重，其秘诀就是吃一种降低食欲的药，使食量大减。我介绍廖承志看那篇文章作参考。
廖承志看完后说，“那样人生有何乐趣哉？不干！”我那时很瘦，食量极小，坐在他旁边吃饭成鲜明对比，廖承志总觉得不可思议，说吃这点点能活吗？简直是吃猫食！于是给我起绰号叫“小猫”，在廖承志画的众多漫画中有画我的猫头人身像，穿着旗袍，头大身体小，猫脸上还戴一副眼镜，居然还真像。廖承志送给我一张，可惜我没有保留下来，不知何时丢失了。直到“文革”后再见面，廖承志还当众叫我“小猫”。
在母亲与总理面前不敢顽皮
廖承志在两个人面前决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照顾备至，执礼甚恭。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廖承志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我亲自见到1966年的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会前在一间贵宾休息室内，坐满了与孙中山有关的故旧和海外来的亲属。
周恩来总理进门环视一周，立刻回头问：“小廖，何老太呢?” 廖承志说在另一间休息室。周恩来说，赶快把她请来。于是廖承志连忙出去，过一忽儿，自己推着何老太的轮椅进来了，并站在她身旁，俯首介绍前来问候的客人。
有一次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
廖承志答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恩来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
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恩来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承志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承志特别严，正是对廖承志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承志在周恩来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廖承志（前排右四）接见宋庆龄海外亲属
廖公的确喜欢广为阅读外国报刊书籍，出国时常让人“弄”些来看。我第一次知道《洛丽塔》这本书，竟是从廖承志与旁人谈话中听到的。多年以后，此书正式传入中国，想起原书刚出版时廖公就已看到，才体会到廖承志是如何“开放”。
还有一位与廖承志关系非同一般，廖承志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承志是能随时登门见宋庆龄的，宋庆龄待廖承志如子侄，也最信任他。
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承志成为宋庆龄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对宋庆龄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侨务工作的领导非廖承志莫属
“文革”开始以后，我再次见到廖公是在1973年，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访华之时。那时正是林彪事件之后，“批林批孔”之前，是一段短暂的批“极左”的喘息期，气氛略松动一些。周恩来乘机抓紧落实政策，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廖承志也在其中。廖承志是海伦点名要见的人之一，安排与她吃了一顿饭。
多年不见，我感到廖公老了，比较憔悴。但是一开口说话，神情依旧。
海伦见到廖承志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真好！”廖承志哈哈大笑。
从中日建交到改革开放，当然是廖承志大显身手的机会。另外侨务工作，也是廖承志有特殊优势的领域。我记得廖承志说过，他收到许多访问香港的邀请，但是廖承志不敢去，因为廖、何两家在香港的远近亲戚至少有四百人以上，他如何应付得过来！正因为如此，侨务工作的领导非廖承志莫属。
1982-1983年，我第一次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对中美关系乃至中国整个对外关系有一些新认识，对中国的惯常思路和做法有一些反思。我当时能想到、够得着的，而又估计能听得进我意见的，就是廖承志了。所以，我决定在结束访问后回国，就设法求见他一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不料，就在我回国前，惊闻“廖承志先生去世了”。我感到十分突然，黯然神伤久之。廖承志这样的人物是特殊历史的产物，不可能有来者，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篇三:[廖承志简介]乔冠华—搜狗百科
出生至出国前
1913年，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县东乔庄（现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父亲算是开明士绅。他幼年天资聪颖，有过目成诵之誉。早年在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宋村亭湖中学、盐城淮关中学上学，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在初中高中时几次跳级插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并参加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派所不容，不久被驱逐出境。
德国留学
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土宾根大学留学，一年多后，即在23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德国哲学博大精深，晦涩艰深，能取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当时可说是凤毛麟角。乔冠华真可谓少年得志。
乔冠华（左）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风云变幻，局势日趋紧张，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激烈，疯狂扩军备战，军事问题一时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乔在德遇到国民十九路军的朋友赵一肩，两人对国际局势看法一致，志同道合，他们“不务正业”，在欧洲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
除钻研《战争论》外，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在德国留学期间又自开新课，他广泛研讨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目前的局势，这为他日后写出大量如同身临其境又不同凡响的国际评论文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乔冠华青少年时代的求学及其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的过程看，他在少年时代就有远大的抱负和人生志向。据说乔冠华年少时曾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这句话虽然言过其辞，但乔冠华自诩文章敢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足见他少年时代的豪气！其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性格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国革命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国土沦丧，乔冠华胸中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生活学习环境，打消了在哲学“纯学术”领域深造的念头，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回国后，他先是在香港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开始发表政论、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他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乔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秋季乔冠华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
在这国内外局势大变动的时期里，乔冠华的工作几经变动，但他一直没有从事所学的专业—埋头于深奥的哲学研究，而是紧密联系如火如荼的斗争实际，写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并有重要影响的国际述评文章。
文革期间
文革后期参加了四人帮发起的对周总理的批判。
其同在外交部任职的妻子章含之在回忆录《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也承认了当时的错误：“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几年后，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此话倒有几分当真。章和乔确实是为了前程而批周的，但当时究竟是真心还是违心，已无从查考了。至于做一点减轻总理压力的事，那原本不难，譬如纪登奎散会后会找到张佐良（总理保健医生）悄悄地问张佐良一句：“怎么样？还好吧？”章和乔，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乔冠华 据章含之说，1975年一次会见外宾后，乔冠华曾向总理痛切剖析1973年自己的懦弱，并得到了总理的谅解。但就在那次会见后，工作人员要求与总理合影，章、乔均在合影人群中，照完相，总理忽然大声说：“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有学者认为，这是在点乔。
乔冠华是周总理从1940年代一手提携起来的干部，二人关系情同父子。到关键时刻，却是真刀真枪。倒是江青的护士小赵，总理不过是解了她一次难，“批周”时她竟在大会堂对着张佐良说：“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张要她轻点声，她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怕坐牢！”相形之下，乔的表现未免令人寒心。
当年他在外交部亚洲司的同事们，多年后仍然坚持他们夫妇背叛周总理，“一点也不冤”“到了后期，她到处帮江青拉帮结派，这谁都知道”一位资深外交官说，由于乔冠华深受周恩来的培养与提携，且在乔冠华落难时周恩来力保其复职，所以“唯独这条最不可原谅”，乔、章夫妇更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2]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1976年12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有其妻子章含之于1976年4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
全文如下：
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
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活。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日
专案组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
乔冠华 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是给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邓小平同志策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周秉德的《我的伯父周恩来》中提到过73年那次“批周”会议，不点名地说了章含之：
“...后来我还听一位与会者说过，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总理身体虚弱，右手发颤。他曾向那位常去西花厅的小姐提出：我手颤记不下来，你能不能帮我记一下？那位平时谦和笑容可掬的小姐，此刻杏眼圆睁，板脸怒斥：‘怎么，你想秋后算帐？是批你还是批我？自己记！’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一闭眼睛，仿佛还能看到伯伯那一刻痛楚的眼神，还能体味伯伯以病体承受的千钧压力”
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我回京后第二天，应邀去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他对我说：“乔冠华太不像话，陷入四人帮的泥潭，已经没到了这里了，”他举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耳朵上面，接着说，“政治局要你回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过后，我去看了叶剑英副主席，他对我简单地介绍了打倒四人帮的过程。
对于乔冠华，人们并不缺乏了解。根据张颖同志（章文晋副部长的夫人）在她著的《外交风云亲历记》一书中回忆，1974年冬天，她陪同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章文晋回国述职，向乔冠华部长汇报工作。乔冠华和章含之请他夫妇俩到家里坐。乔冠华对张颖谈起国内文革状况，重点是谈江青。乔冠华说江青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毛主席称赞重用。又说江青认为张颖很能干，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张颖去文化组负责工作。乔冠华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章含之则对章文晋说，江青对他有好感，很欣赏他。显然，乔冠华、章含之认为时机已到，直接抬出江青的旗帜，为江青收罗人才，拉帮结伙。这段回忆十分深刻鲜明地展示出乔冠华、章含之的心态。
我与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他的前妻龚澎同志是我在燕大的校友。龚澎是一二九学生 运动的骨干，业务能力和政治思想都很强，是女干部中的杰出人才。在重庆时期，外事工作方面她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我对她一向敬重，可惜她在文革中过于紧张劳累，英年早逝。我在干校劳动时闻此噩耗，深为痛惜。乔冠华颇有文采，所写时事述评受到读者欢迎，得到组织上的重用。但他的毛病缺点也非常突出...不思自省，反而怨天尤人...曾受到周恩来、董必武和李克农同志多次的严肃批评。文革后期，他参加了对周总理的无理批判，受到外交部广大干部的非议，他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生观支配下终于投靠江青一伙。”
“四人帮”被捕后，从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组阁名单，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拟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笔迹。而这份“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且名列“副总理”。
乔冠华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
文革后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 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和章含之，他们两位详细询问了乔冠华的病情，最后习仲勋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又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乔冠华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他仍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做些贡献。”后来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章含之任对外友协常务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