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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陨落篇(一):仇和前传：“可惜了”的农家学子
在仇和的家乡，江苏滨海，离家多年的他在一些乡亲们的记忆中，依然是自幼奋发有为、勤奋廉洁的官员。但今日仇和的落马，以及被公开指控的案情，已经超出并打破了乡亲们的记忆。曾经优秀的后生，如今贪腐落马，仇和的陨落留给家乡和家人的，还有巨大的伤痕。
仇和家老宅。
在仇和老家，隶属盐城的江苏省滨海县五汛镇张圩村，至今保留着对于往生者盖棺封钉的仪式，若家里父母去世，需要长子来做安葬事宜。“要取长子的头发，绑着红布，放进骨灰盒”，是为封钉。一位仇和家乡人告诉记者。
2015年夏天，仇母与世长辞。但因仇和被带走调查，无法回乡，其母的骨灰盒至今未下葬，仍安放在老宅里。
“他母亲去世，他也不晓得，也没让他母亲知道他的事儿。”仇和舅舅陈乃越低声说道。
中年仇和倒下了，但家乡父老记忆里的青年仇和，仍然意气风发。他做事勤奋，成绩出色，从小就表现出异于同龄人的口才、文笔及思维方式。在仇和被带走调查的一年后，家乡人提起他，仍愿意用“公正”、“好官”等词语来评价。在他们心目中，情感上，很难将当年的仇和，与今日之贪污受贿划上等号。
在“读书无用”盛行的那个年代，仇和能在高考恢复之初便金榜题名，至今仍让乡人赞不绝口。他此后的步步高升，也符合乡人对于一个农家子弟通过个人付出而功成名就的想象与期待。
只是所有的期待及可能，都随着仇和的落马被按下了暂停键。
中学里的优秀团支书
“他现在在哪边？”
在五汛中学后方的一排平房里，仇和的舅舅陈乃越，打破了良久的沉默，关切又痛惜地打听着关于仇和的最新动态。
陈乃越曾是五汛中学的美术教师，也教过仇和。如今退休在家，与外界接触颇少。谈起仇和，这位已八十高龄的老人，眼眶泛红，接连叹气。仇和被带走调查，他也是从邻里处得知的，“那有什么办法”，他重复了几遍，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做事很认真的，你提个什么要求，他都能达到。”陈乃越评价道。
五汛中学位于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五汛镇。这里曾走出多位声名显赫的学子，仇和便是其中之一。在这里，仇和度过了自己的初中、高中时光，并担任了高中班里的团支书。
在五汛中学2006年的50周年校庆纪念册里，有一个名为“桃李馥郁”的栏目，专门介绍优秀校友，其中不少是任职各地的党政干部。该栏目的首页第一张照片，就是开会时面带微笑的仇和。照片下的图说“75届校友 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显示着他当时的身份以及与这所学校的关联。
50周年校庆时，时任江苏省副省长的仇和，也回到了学校，并发表了讲话。在盐城市委组织部的“红色盐埠”网站上发布了仇和参加校庆的消息和他主要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讲话内容。
在五汛中学75届高二（2）班班主任蔡宝培于50年校庆之际写就的追溯文章《岁月有痕》里，花了很大笔墨去回忆自己曾经班里的团支书——仇和。
75届高二（2）班共64名同学，90%是农民子女。仇和也是其中一。在蔡宝培眼里，团支书仇和，是淳朴的农民儿子，“睿智、勤奋、上进、执着”。在他先后做过的17任班主任上，要算好的团支书，仇和当之无愧，“那一年，我的班务工作真算是省心得很哪！”蔡宝培在文章中这样形容。
《岁月有痕》一文中还写到，一位张姓同学，当时家庭困难，几次想辍学。后来她回忆说，是同学们帮助了她，特别是当时的团支书仇和。“仇和团支书了解我想退学，就几次找我谈心，开导我：要坚持，不能放弃，只有坚持了，才会有希望。”品学兼优的仇和，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仇和的校友兼儿时玩伴许连声（化名）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大部分同学家庭困难，仇和家也不例外。仇父为了养家，天冷时也坚持去海边割芦苇挣钱，而性格内向的仇母一直在家种田。为了供仇和读书，几个姐姐早早回家务农，“一个人做一天工，一分钱都不到。”而那时，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7元5角。“负担很重啊”，许连声感慨道。
“可惜了啊！”
如今，曾经的优秀学子仇和却要成为阶下囚。“可惜了，这个人可惜了。”翻着过去的老照片，许连声叹了叹气。
高中毕业后，因1975年高考还未恢复，仇和和大多数农村同学一样，回到了张圩村老家，进入生产队开始劳动。
仇和人生的前20年，都与张圩村紧密相连。遵循村民指引，很容易就能找到仇和家老宅。老宅坐北朝南，门前印着“幸福之家”四个金字，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除了高高的院墙和大门两旁的白色石狮，老宅与相邻的农家大院并无太大差别，如今，这里已无人居住。
“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许连声评价仇和说。在他的记忆里，出身贫苦的仇和，从小就能吃苦。
回到老家的仇和，也加入到种田的行列中来。因为能吃苦，表现优异，他很快成为了生产队副队长。
每天一大早，仇和会带着社员去挑担子干活。那时没有专门的尿素、化肥，于是仇和带着社员，下河里挖泥、挖水草，待其腐烂后，再弄到地里，当作肥料。“他和大家一样做”，许连声回忆道。
一整天的体力劳动消耗甚大，但仇和也没忘得闲时抓紧学习。“白天劳动，晚上还学习”，许连声颇为敬佩地说，“后来一恢复高考，他就考上了。”
仇和顺利考上大学，陈乃越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回忆道，别人高考是很费劲的，但仇和不同，他一点不费劲，“因为他是胸有成竹的”。
1978年，仇和进入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毕业后，曾先后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江苏省科委工作。1996年，仇和来到江苏省宿迁市，开始了他最为人争议的十年执政生涯。
虽离家工作，但仇和每年仍会回老家看望老母亲。许连声说，仇父去世早，每年清明，仇和都会回来给父亲上坟。不过，即使后来身居高位，仇和也未对父亲的坟墓稍作修缮。“别人的坟都修得很漂亮，大墓碑啊什么的，他父亲的就是一个土堆。”许连声感慨。
仇和的一位亲戚告诉《凤凰周刊》，他孩子初中毕业后，想通过仇和的关系找一份好工作，但得来的回应是“没有文化，没有水平，不好干事”，不得已，只能自己外出打工。他评价仇和是一位“相当公正”的官员，“没有水平，他是不会给你安排（工作）的”，这位亲戚不断重复道，“他这个人可以说，当官就是为了老百姓。”
邻里们回忆，仇和每年都会回到村里，只是有时时间紧，略显匆忙。有时就回来十来分钟，回来上个坟，上完就走。虽然行色匆匆，但仇和对邻里的态度很好。“他跟谁都谈得来，遇到乡亲们，就说说话，聊聊家常。”
在许连声看来，仇和的“擅长聊天”从小就有苗头的。在他印象中，仇和口才好、书法好、文笔好，小时候还会画画。“他的文化水平很好，我们那个时候，大队书记开会的发言稿，一般都是他写的。”许连声笑着说。
乡亲们回忆说，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将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小孩身上。父母一辈辛勤劳作，期望子女能通过外出当兵或读书来摆脱家庭成员们夜以继日的劳作和沉重的贫困，希望终有一天，子女能功成名就，光宗耀祖。而仇和，正是当地靠读书跃龙门的佼佼者。
采访间隙，许连声从家中书柜里翻出一张字迹苍劲的双开新年贺卡。贺卡一侧，记录了道贺者诚意的祝福。抬头上书“五爹、五奶”，正文是“给二老拜年”，落款“仇和”。许连声说，这张贺卡，是2005年仇和送的。而五爹，正是仇和对他的尊称。而贺卡另一侧，是对仇和当时仍主政的宿迁市的情况介绍。
时隔多年，许连声仍小心地保存着这张贺卡，也保存着对于仇和的点滴记忆。
“可惜了啊”，在仇和家老宅旁，几位邻里聚在一起，同样是这样感慨着这位传奇老乡的前半生。年代久远，张圩村乡亲们的记忆中，仇和还是一个清廉朴素的人。一个读书上进、光宗耀祖的佼佼者成为阶下囚，不胜唏嘘。
只是离开张圩村的仇和，越走越远。不论是从政功过，还是最终未能“脱俗”的巨额贪腐，其路径和手段都已远远超出乡亲们的认知。留给家乡和家人的，则是沉重的伤痕、记忆和哀叹。
记者/王彦入
编辑/李克难 美编/青年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7期，总第592期。
《好人难当：德国深陷难民泥沼》
《挫伤默克尔的“另类选择党”有多“另类”？》
《令计划一家的陨落》
仇和陨落篇(二):最具争议明星官员的倒掉——仇和末路
曾经大陆政坛上的明星仇和，如今笔直地站到了被告席上。在电视转播画面里，庭审中的仇和，憔悴了不少。他两鬓斑白，标志性眼袋依旧明显。对于指控，以惯用排比句闻名的他，用“四个真”完成了最后的陈述：“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2016年8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受贿一案。起诉书称，2008年至2015年，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但在其2015年接受中纪委调查之前，仇和无疑是大陆官场上的一颗明星。其影响力与知名度远超其他副省级官员。
从担任沭阳县委书记到成为宿迁“一把手”，从回到其大学时的旧地南京担任副省长、再到成为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一路不改其大刀阔斧、独断猛进的风格。其中有整顿市容、修路造桥等城市建设的必需，也有大栽杨树、大肆拆城的争议。
但毫无疑问，仇和总是受到媒体的青睐，至少是作为争议的中心而受到关注。作为那些年里大陆媒体争相进行专题报道的主角，出现在新闻画面里的仇和，大多发色黝黑，一只手高高抬起，无不展现出这名官员的魄力和决心。
2008年的仇和，还在各项评选中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改革之星”等称号。他不仅与吴敬琏、厉以宁、于光远、袁隆平、林毅夫等名人同享殊荣，也成为这诸多奖项中首位获奖的在任官员。
而庭审中的仇和，已经与媒体上照片中的他，全然不同了。
仇和腐败的“左膀右臂”
仇和入滇，其发表的“八无感言”称自己“人地两疏”、“无亲无故”，“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事实上，他不仅不是“无亲无故”，相反，还带来了自己的“左膀右臂”—曾任仇和秘书、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的谢新松，和“红顶商人”刘卫高。仇和的落马以及涉嫌犯罪，与谢、刘二人密切相关。
2015年3月15日，两会闭幕后，仇和被通报落马。同一天，谢新松也被纪委带走。而在此之前，中豪集团董事长刘卫高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带走调查。3月17日，中豪集团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刘卫高因其个人原因已提出辞职，公司经营正常。
在仇和案开庭前一个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原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谢新松受贿案。谢新松曾任仇和秘书，跟随仇和一路，从沭阳到宿迁再到昆明，被称为仇和的“大总管”。
据公诉机关指控，谢新松先后3次收受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贿赂近6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蛳湾商贸城的7套商铺。
2007年12月，仇和南下入滇，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据报道，谢新松看到仇和到昆明当“一把手”，便主动联系老领导，表示愿意跟随仇和到昆明一起做一番事业。
于是，2008年，谢新松空降昆明，任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随后升为市委秘书长。直至2014年6月，谢新松迎来了仕途的巅峰，任昆明市委常委、副市长。同期，老领导仇和为云南省委副书记。
据悉，借调到昆明工作后，谢新松为了感谢仇和的帮忙，在2012年春节送给仇和3万元；2013年春节又送给仇和4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尽管不知道“他人”包括的范围有多广，但谢新松的职位调动及其送钱的举动无疑包括在指控范围之内。
谢新松还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写到：2010年，仇和安排他找刘卫高索要价值30万元的书画一幅，仇和怀疑是赝品，由谢新松转手送给昆明市某局局长，这幅被怀疑为赝品的书画后来不知去向。
自仇和主政沭阳起，就有媒体报道称，仇和擅长走上层路线拉关系，并不时会向下属开口要钱，用于招待、打点。而谢新松在材料中所述之事，正好印证了三人分别立足政商圈，各自的角色和相互之间微妙的关系。
值得玩味的是，面对指控，谢新松的辩护人云南宁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聪认为：谢新松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都没有异议，但谢新松具有自首和立功情节，其被“双规”前曾经主动写材料向有关部门坦白，他还供述了仇和的一些涉嫌受贿线索。
昔日的“大总管”，在失势面前还是选择了与老领导“分道扬镳”。而仇和身边的另一号人物——刘卫高，也在其受贿罪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浙江籍商人刘卫高以袜业起家，在仇和于江苏宿迁大搞招商引资期间，将大本营由浙江转至江苏，由此与仇和结缘。在宿迁，刘卫高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创建了“宿迁·义乌商贸城”。在其2005年8月1日的奠基仪式上，作为市领导的仇和以及时任浙江省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的吴荣川，均有出席。
2015年2月，吴荣川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据媒体报道，吴荣川正是刘卫高进军宿迁地产的引荐人。
2007年，仇和赴昆明上任。不久后，刘卫高也飞往昆明，并成立了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云南中豪”）。
在仇和将沭阳、宿迁模式搬到昆明官场时，刘卫高也打算将“宿迁·义乌”模式复制到昆明的商业圈，“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以下简称“新螺蛳湾”）应运而生。但刘卫高的新螺蛳湾项目甫一亮相，就备受争议。
在昆明，本已有的螺蛳湾商品批发市场（以下简称“老螺蛳湾”），位于昆明主城区西山区二环内，多年来，逐步发展成了占地面积82万平方米的大型批发市场，享誉华南和东南亚地区。
但在中豪的巨无霸商贸城规划中，老螺蛳湾需要拆迁，商户迁至新螺蛳湾，新螺蛳湾项目是未来昆明仅有的综合小商品国际商贸城。
2009年11月21日上午，矛盾升级，不满拆迁的数百名商户自发上街，堵路抗议，一度导致交通瘫痪。之后，24人被带离审查。这一被称之为“螺蛳湾事件”的群体冲突，更是加剧了以仇和为核心的政府与昆明市民间的矛盾。
民情激愤，也未能阻止中豪云南圈地的步伐。政府公权力为商业站台，在新螺蛳湾项目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有关部门大开绿灯为其放行。
公开报道显示，2008年9月23日，昆明官渡区总面积877亩的7宗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以开价7.8亿元，平均每亩90万元的价格被云南中豪收入囊中。整个竞拍过程用时不到五分钟。而在2011年3月16日，昆明当年面积最大、总价最高的27块整体竞买地块被云南中豪以64.87亿元的价格获得。整个交易也仅用了不到10分钟，并且在这两起土地拍卖会上，云南中豪都是唯一的竞拍者，成交价格均为起拍价。
新螺蛳湾的争议还不止于此。“以刘卫高当时的资本实力，是不可能承接新螺蛳湾这么大一个项目的”，昆明地产界人士张枫说。由于摊子铺得太大，刘卫高资金吃紧。据大陆媒体报道，一位中豪集团的高层曾透露，刘卫高的项目基本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而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仇和也曾帮助刘卫高筹措资金。
而上文提到的吴荣川，也被报道不仅为刘卫高提供关系、便利，更是他民间借贷的中间人。
之后，刘卫高被司法机关带走调查，传闻其因涉嫌“非法集资”。很多人将此视为仇和将落马的先兆。而之后发生的事，确实也印证了外界的猜想。
法庭上，检查机关指控仇和，利用任内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万余元。
虽未点明项目推进、银行贷款等帮助的具体受惠对象，但从刘卫高的诸多行为及其项目的进展上，可以窥见其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文提到的中纪委发布的对仇和的组织调查结果里，还提到了仇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
媒体曾报道，在仇和从沭阳县委书记逐步升任宿迁市委书记的过程中，其弟弟仇恒时常充当政商之间的掮客角色，延揽土地和工程，转手卖给开发商。而其岳母也在仇和主政沭阳期间，打着他的旗号经商及受人请托办事。据悉，在仇和于沭阳大搞杨树种植时，其岳母将大量的杨树树苗运到沭阳，两三年间，沭阳有过半乡镇都被迫以高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购买了这些杨树苗。
但在检察机关对仇和的指控中，只提到了仇和于云南任上的问题，其亲属于江苏一带的活动是否与其有关，是否也属于被提供帮助的“他人”范畴，官方暂无更多披露。
“勤奋”官员落马反思
能吏还是酷吏？这一判断，从仇和在江苏沭阳独当一面起，就始终存在争议。曾经的改革明星，有着光鲜的履历和辉煌的政绩。在外人眼中，他们应扶摇直上，仕途无可限量。
然而时过境迁，当年官员中的改革明星们，落马者不在少数。同样是江苏，曾被认为是政坛新星的杨卫泽，与仇和一样，难逃官场跌落的宿命。
纵观这些曾经的明星官员，身上都有着共同的标签：工作卖力、能力强、有魄力。这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不少官员相比，自然显得“出挑”。但魄力的背后，往往是说一不二的霸道，甚至是仇和所称的“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这样的目的至上。
一个强势官员，用不民主、人治的手段来管理一座城市，确实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变化。但集中的权力也会在不民主、人治的空间里寻找寻租的可能性。仇和与刘卫高之间的关系，就诠释了这种可能性产生的必然。
原山西省副省长、“反腐作家”张平曾在一次大陆媒体采访中，谈及落马官员，他说“我常常思考一些共性的问题，比如那些出事的官员，有一点基本上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平时表现得都很‘强势’，处理问题往往都说一不二。现在想来，这些现象的背后，大概都是利益使然。一个领导，之所以总是那么说一不二，根本原因就是他必须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他必须强硬，必须霸道，必须排除异己，清除障碍。”
在被问到怎么看待这些官员落马的过程时，张平提到，有的领导一年四季都睡在办公室里，晚上12点以前总亮着灯，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秘书、司机跟他几个月都得累垮，整天都在疯狂地工作。然后，卖力工作的背后，往往又有让人大跌眼镜的结局，“新来的纪检书记对我的一个老大姐慨叹，有些干部让人气愤又难以理解，他们的工作太努力了，但在办公室一搜就是上千万、几千万。”张平说。
尽管张平所谈“共性”，是就山西“塌方式”腐败而言，但这一“共性”在仇和等不少“明星”落马官员身上，同样能找到影子。从公认的“工作狂”，到受贿的阶下囚，仇和的遭遇与此相似。
仇和被指控非法收受、索取的2433万余元，用途为何官方未有披露。但此前有多家大陆媒体报道，仇和不止一次开口向下属要钱。有些报道称，要来的钱，不少用于向上打点、招待。不过又有多少个人收入囊中的情况，未有明确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假设官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淘汰，如果不贪腐、不送钱、光干事就升不上去的话，这就是一个悲剧。换句话说，平民官员，不仅要做大业绩，恐怕还要送钱，如果不送钱，可能升不上去。”
聂辉华的评论是否适用于仇和，仍待案情的进一步披露方可判断。但一些“能吏”的政治生涯不能善终，显然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反腐高压态势的进程，云南官场成为反腐“重灾区”。据大陆网站腾讯的数据整理，截至今年3月，十八大后云南腐败落马官员达到904人，超过山西的837人，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厅级以上干部51人，昆明市处级以上干部47人。
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2014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今年6月开庭审理其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涉案金额达到2.4亿元，白恩培当庭认罪。有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在其执政期间，白恩培曾相当看重仇和。仇和一调任昆明，便被安排住进省委一号院，就在白恩培家隔壁。白恩培离职省委书记时曾想推仇和成为自己的接任者，但遭到众多老干部反对而作罢。
记者／王彦入 编辑/李克难 美编/青年
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
本文节选自《最具争议明星官员的倒掉——仇和末路》，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7期，总第592期。
《“能吏贪腐”：能干不一定是好官 》
《中共清理“超配干部”再发力》
《令计划一家的陨落》
仇和陨落篇(三):任性仇和，“明星”官员的陨落（检察风云杂志）
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史上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他的改革措施、做事风格和言谈，始终伴随争议。有百姓感激他“铁腕治城”所带来的收效，有人赞同其“以人治推动法治”的理念。但人们不会想到，仇和“任性”的背后，隐藏着不受监督的权力和腐败。
2015年3月15日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一年一度的记者“围观”总理的大戏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上演。主席台上，总理妙语连珠。然而，主席台下，今日的主角不是抢了西班牙记者话筒的奥地利记者，也不是拦着让总理“返场”的香港卫视记者，而是散会后被公布“正接受调查”的仇和。
这一天上午10点多，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后，仇和坐车回到了云南代表团的驻地，北京真武庙附近的中国职工之家饭店。刚下车，仇和即被中纪委的办案人员直接带走。12点55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发布消息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条爆炸性的消息立刻吸引了公众视线，仇和落马了。
曾高调亮相在公众视野中的仇和，以同样“高调”的方式落幕。
“仇和新政”
仇和195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滨海县属盐城市所辖县之一，因东濒黄海而得名。
仇和出生在滨海县一户普通的农户家庭，兄弟姐妹共八人。因为家境贫困，他养成了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性格。从农村考进城里读书，随后又参加工作，仇和处处显示出聪明过人。1978年全国恢复高考，仇和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农业学院植物保护学系，经过四年的深造，仇和圆满地完成了学业，成为我国第一批植物保护专业的本科毕业生。1982年大学毕业后，仇和被分配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当上了一名科研人员。工作中，仇和每天早来晚走，积极主动，领导和同事们无不对这个聪明能干、讨人喜欢的小伙子竖起大拇指。很快，仇和被提拔为江苏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副处长、处长。1996年，原本隶属于淮阴市的宿迁县被撤县组建地级市，在农科院和科委摸爬滚打了十余年的仇和，终于有机会实现人生的跨越，他被从科委直接派遣到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
同年，仇和被提升为副厅级的宿迁市副市长。不久后，时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仇和被派到辖下的沭阳县兼任县委书记。当时宿迁下辖沭阳、泗阳、泗洪三县，数沭阳最穷。1997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全县38个乡镇里有8个是省级贫困乡镇。全县工商业普遍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基础设施薄弱，断路、缺水、少电是家常便饭。县城面积仅有6平方公里，还包括无数露天大垃圾堆。当时，苏北号称江苏的“经济洼地”，新成立的宿迁则是“洼地中的洼地”。
但命运把这样一个地方交到了仇和手里。这里是仇和第一次当一把手的地区，也是仇和施展其改革抱负的第一站。他来到这里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仇和在沭阳县委书记任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强令全县干部上街打扫卫生，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上任当晚，仇和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结果，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之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在沭阳，仇和做了几件大事：修路、种树、推广城镇化和发展工业园区。
道路在当时落后的沭阳来讲是瓶颈性问题，当时沭阳全县黑色路面只有五六十公里。仇和要求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在仇和的主导下，沭阳公路建设飞速发展。包括黑色路面、砂石路在内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2200余公里，是三年前的几十倍。
仇和倡导种树。起初，很多农民反对，理由是先解决口粮问题。但实践证明，沭阳的种树计划，为之后沭阳木材工厂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使林木发展成为整个沭阳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城镇化和工业园的发展之中，最大的问题是拆迁引发的矛盾。当地顺口溜说:“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很多拆迁户意见很大。但事实上，推广城镇化和工业园区成为发展沭阳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在很多人眼中，仇和这个官有点“特别”。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出手机叫来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类似的管理手段虽然强硬，却让沭阳人改变了不少。三年过去了，沭阳的经济上去了。2000年4月，江苏省和宿迁市的专家们联合对沭阳199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得出“沭阳三年前似乎没有指望，三年中谱写了五大篇章，三年后发展大有希望”的结论。
《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的教改医改
2000年12月，仇和离开沭阳，回到宿迁担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1年2月任市长，8月又升任市委书记。直到2006年1月调到省里，他在这里干了5年多时间。
在宿迁，仇和的铁腕更多得体现在他的政策上。仇和在宿迁最具争议的举措，是卖掉了公立医院、学校、幼儿园。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他甚至说过：“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有9家改制。
有人叫好，宿迁的医疗、教育水平那么差，财政又根本没有能力支持，人才不断流失，眼见就要不行了，不卖怎么办？有人反对，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宿迁市沭阳县中医院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2003年7月至10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央视《焦点访谈》，三次质疑宿迁教改医改……
对于仇和的大胆尝试和改革，一位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提出“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虽然仇和的施政举措存在诸多争议，但当地有些干部认为他“敢试、敢闯、敢冒险”。“所谓的‘卖学校、卖医院’，从一定意义上是逼出来的改革，不改已经不行了，与其穷困下去，不如放手一搏。”
2006年1月，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就任副省长之后，仇和首先面临的是环境问题。化工行业是江苏省的“第一排污大户”和生产安全事故高发区。2006年10月，江苏省政府公布了《全省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同时成立了全省化工行业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仇和任组长。2007年5、6月间发生了太湖蓝藻危机，仇和用铁腕治理太湖污染，强令污染源的工厂必须关闭，高污染的产业必须淘汰，有效地解决了太湖污染问题。
在仇和的主导下，截至2007年年底，江苏省共关闭化工生产企业1934家。他的“老百姓可不管什么COD，他们只知道污染物总量在增加、水质在变坏，水不安全了，他们当然要骂娘”引发了干部群众的广泛好评。
熟悉仇和的干部介绍说：“仇和对事很严肃，对人则极具亲和力，跟省里职能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仇和对待下属，无论是对省环保厅、建设厅的官员，还是对不在自己分管领域的部门官员，言必称请教，非常谦虚。”
云南滑铁卢
仇和任江苏省副省长不到两年时间，2007年12月，仇和调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2007年12月28日，仇和在他到昆明的第一次大会上用“八无”感言的方式，来表达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随即，仇和开始强力推行一系列新政。
2008年2月4日，仇和在《昆明日报》上公布各县(市、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联系电话，包括他自己和市长张祖林的电话，一时“昆明纸贵”；2月19日，仇和又公布自己和张祖林下班后的联系电话，要求全市公务员24小时做到“办公电话、家庭电话和手机，三通必须有一通”，“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 一连串暴风骤雨般的整治行动，深得民心。
“瞌睡门”事件让仇和再一次走向众人瞩目的前台。2008年2月20日，在招商投资专题讲座上，第一排一名官员打瞌睡，长时间没醒。仇和喊道：“第一排在睡觉的，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单位的？做什么职位？”吓醒的官员站在会场上，不敢答话，旁边的人代答：“呈贡县投资促进局的副局长，蒋文辉。”当时仇和没再追究。但两天后，呈贡县紧急召开纪委会议，县长宣布蒋文辉辞职，投资促进局局长向大会作书面检查。过了几天，仇和看到各大报纸对“瞌睡门”的报道，才知道蒋文辉辞职了，吃了一惊。
仇和的“铁腕治吏”彻底搅动了昆明官场。仇和喊开会，所有人跑步下楼、出门、上车，一个都不敢迟到。女干部随仇和调研，不敢穿高跟鞋，否则跟不上。没人敢关手机，一位局长睡着了，没接到市委办公厅半夜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就受到仇和批评。一个下大雨的中午，仇和撑把伞，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观察，看到垃圾车里的垃圾顺着雨水往下流，就打电话给正在吃饭的局长，要求立刻解决……
与多数市委书记一样，仇和把城市建设看得尤为重要。在他的主导下，昆明市政府提出了“大昆明”的发展思路。“大昆明”的核心是要建成“一湖四片”、“一主四辅”的城市格局。“一湖四片”是以滇池为核心，优先发展主城片区、呈贡片区、晋城片区、昆阳片区。“一主四辅”是建设昆明一个主城，开发安宁、嵩明、宜良、富民四个辅城。按照这一部署，昆明市委、市政府等四套班子办公楼和大中专院校全部要集中搬迁到新建的呈贡区域，昆明市主城区将由180平方公里，发展为460平方公里。同时，昆明市总人口将从578万增加到800万，城镇化率将由52%提高到81%。
仇和说：“从现在开始，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市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在这一声势之下，昆明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一时间，昆明到处都在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春城”昆明一度变身“拆城”。
彼时，全国各路房地产商云集昆明。在众多的地产商中，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颇受仇和青睐。
刘卫高是浙江义乌人，祖籍宿迁市沭阳县。2003年5月，刘卫高投资100多万元在宿迁开办了江苏芬那丝有限公司。彼时，刘卫高结识了仇和。从此之后，刘卫高紧跟仇和步伐十多年，两人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随着仇和的仕途攀升，刘卫高的生意也越做越大。2005年，仇和主政的宿迁市政府提出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总投资2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146万平方米。商贸城项目竣工后，刘卫高与仇和的关系进一步加深。刘卫高为人高调，他所开的“苏N00000”牌照劳斯莱斯黑色轿车，在宿迁一度无人不知。
多年来，在仇和的力挺下，刘卫高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刘卫高相中了仇和的“权”，仇和看上了刘卫高的“钱”，两个人各取所需，成了莫逆之交。由于为刘卫高提供了诸多便利，仇和向其索贿底气十足，俨然把刘卫高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刘卫高则对仇和“知恩图报”，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数千万元。
仇和主政昆明后，刘卫高追随仇和来到了昆明。2009年，仇和启动了对原螺蛳湾商业片区的拆迁，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新螺蛳湾项目规模宏大，计划占地1.2万亩，建筑面积超千万平方米。在仇和的关照下，2008年9月23日下午，新螺蛳湾前期部分项目土地拍卖会在昆明市土地交易中心举行，整个过程只持续了5分钟左右，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地块。
2011年，刘卫高再次出手，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了“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全部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这背后，是刘卫高与仇和不可告人的权钱交易。在新螺蛳湾项目实施中，引发了很多矛盾：暴力拆迁事件，在建设中多次爆发拆迁人员与当地村民的暴力冲突；非法占用耕地问题，这一问题在仇和的关照下，不了了之；原商户动迁问题，很多补偿和安置问题未得到解决……
仇和在收受了刘卫高的巨额好处费以后，不惜赤膊上阵、亲自打招呼，指示昆明市土地城建系统的领导“关照”这个项目，明目张胆地出卖公共权力，甘当刘卫高的“办事员”“马前卒”。此时的仇和沉浸在捞钱的快感中，全然忘记了“大昆明”发展战略。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是仇和案的显著特点。正如仇和所说：“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开始，我就产生了从他们身上捞取好处的想法，我也确实利用权力从他们手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仇和在调任昆明市委书记后，把第一把火指向了城中村改造，这项巨大的工程立即吸引了各路建筑“诸侯”纷至沓来。很多江浙商人追随仇和，来到昆明搞开发，淘金挖宝。仇和执政的四年，也是江浙企业大规模进驻昆明的时期。人们不会忘记，彼时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的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2009年6月，江苏南通的顺丰集团看中了昆明呈贡新区黄金地段的一块地，准备投资搞建设。按照昆明市土地规划局制定的基准地价标准，一环以内土地底价至少500万元一亩，推算该地块的土地竞拍价大约为700万元一亩。这个项目的土地在正式竞拍前，顺丰集团多次找到昆明市政府，希望地价控制在每亩200万元左右，被昆明市政府的领导拒绝。顺丰集团的总经理姜涛感叹与市政府的领导“不熟”，开始在上层寻找“关系”。2010年9月的一天，姜涛给仇和打电话说：“仇书记，你在哪里？我有事想找你。”仇和回答：“我在办公室，有事就来吧。”
姜涛开着车来到市委办公楼，提着100万元现金进了仇和的办公室，把装钱的袋子放到墙角说：“仇书记，给你带了点土特产，表达我一点心意。”
仇和知道姜涛无事不登三宝殿，把姜涛让在沙发上坐下：“姜总，你有什么事，就说吧。”姜涛回答：“我们集团开发了呈贡新区的一个项目，但是成本太高了，希望仇书记协调一下土地局，帮我们公司节省点费用。”仇和说：“你说的这个项目我了解，你放心，回头我找他们沟通一下。”
谈完事，姜涛就走了。仇和打开袋子一看，里面装的不是土特产，全是人民币，数了数，100万元。仇和关上办公室的门，把钱放进休息室的保密柜里。
很快，仇和与土地局进行了联系，以扶持企业发展为名，指令昆明市政府必须把土地低价出让给顺丰集团。昆明市政府只好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每亩300万元以内。最终在土地竞拍中，顺丰集团如愿以低价拍得土地。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昆明市政府部门一名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仇书记有令，我们不得不办啊。”
除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是远近闻名的“花木之乡”。仇和到昆明后，提出昆明要建设“国家园林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植树造林。随着仇和一声令下，昆明市一年要种300万棵树，每条人行道都要有3行树，昆明市的园林部门、城建部门的公务员，集体上街种树。4年间，昆明市共种下了876万株树，2010年，昆明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53%，当年就圆了“国家园林城市”之梦。云南省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王国”，植被丰富，令人惊讶的是，昆明市的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千里之外的沭阳引进的。为何要舍近求远？原来，江苏北方花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华是仇和多年的好朋友，早就把关系打通了。昆明重金购树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的内幕，北方花卉公司赚得钵满盆满，仇和也从中敛取了大量的不义之财。
培植亲信，搞小圈子，也是仇和的惯用手法。仇和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与下属的关系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而是哥们儿关系，彼此之间称兄道弟，形成了一个“团结紧密”的哥们儿利益集团。仇和到任昆明三个月后，时任宿迁市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的谢新松就追随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谢新松以前当过沭阳县检察院的书记员，他从沭阳县县委研究室副主任起步，紧紧跟随仇和13年，并担任过仇和的秘书，是仇和的心腹、爱徒和得力干将。据谢新松讲：“我非常感谢仇和，是他把我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有人说，仇和去昆明，也带去了左膀右臂，谢新松是“左膀”，刘卫高是“右臂”，一个是得力秘书，一个负责商业开发。在仇和的影响下，谢新松与仇和沆瀣一气，谢新松先后3次收受原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卫高贿赂近600万元，其中主要包括螺蛳湾商贸城的7套商铺，这些商铺，都被谢新松转移到自己私生子的名下。仇和落马后不久，谢新松同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2011年12月，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之职，转任省委副书记。仇和在发表离任昆明市委书记感言时，自我表白：“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
毁誉参半的宿迁从政经历，给仇和带来仕途的惊喜。但仍然毁誉参半的昆明从政经历，却未能像他所期待的那样继续惊喜，而成为其仕途的终点站。在被媒体称为“反腐斗士”、92岁的云南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的持续举报下，仇和的腐败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仇和在接受调查后，只是避重就轻地交代了曾接受吃请、收受烟酒和土特产等违纪事实，对自己的主要经济问题闭口不谈。为了打破仇和的幻想，打掉他的侥幸心理，办案人员对仇和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法律、政策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审讯有条不紊，步步深入，使其抗拒心理慢慢崩溃瓦解。最终，在事实和证据面前，仇和抵受不住压力，供认了自己收受贿赂的全部犯罪事实，案件由此取得重大突破。
身陷囹圄、身败名裂
2015年7月3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仇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定，依法对仇和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2016年8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仇和受贿一案。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仇和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仇和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仇和说：“在审判长依法公正的主持下，今天的庭审过程庄重、严谨、理性、文明，体现了依法庭审和人文关怀。我完全接受检察机关对我的指控，绝对服从审判机关的最终判决。做到真心知罪，真情认罪，真诚悔罪，真切赎罪，负罪服法。”
全国及贵州省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60人旁听了庭审。
2016年12月1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仇和受贿案。法院认定：2008年至2015年，被告人仇和利用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推进、银行贷款、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索取刘卫高等13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33.98万余元。仇和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具有索贿情节，应依法惩处。鉴于仇和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受贿罪对仇和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万元。对仇和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