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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哪个胡同有站街女一:茂林之家的文件夹【妓女悲情】
揭秘新中国如何取缔妓院 女性迈入新时代
解放初，北京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其中有著名的四大妓院老板，人称四大恶霸。7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北京的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况。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亲自巡视前门八大胡同妓院区，了解到妓院中连13岁的妓女都...
阅1 转自君主帝王 公众公开 15-07-20 04:32
共和国初期北京禁娼风暴
妓女是老板、领家的奴隶,老板、领家对待妓女就像对待牛马一样。妓院封闭后的第二天,在“八大胡同”之一韩家潭胡同一等妓院“春艳院”的门口,挂出了一块“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牌子,教养院下设8个所,分别设在院子较大、房屋较多的满春院、明花院、美鑫院、潇湘院、新凤院、美凤院等妓院内,全市所有妓院的妓女都被集中到这里,来自北京市公安...
阅1 转自读万卷书... 公众公开 15-07-20 04:31
妓院：罗瑞卿──夜除北平妓院 ?
妓院：罗瑞卿──夜除北平妓院 ?羅瑞卿──夜除北平妓院 ?北平的妓院分為四等。二等妓院的妓女大都來自一等妓院中“人老珠黃”的妓女，嫖客都為地主、商賈、浪蕩公子等有錢人。同時還明確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罵虐待妓女，不得誘使良家婦女為娼，不得阻攔妓女從良，不得讓有傳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
阅1 转自浩学归隐 公众公开 15-07-20 04:31
11小时封闭全城妓院 小凤仙驻场成宾馆
11小时封闭全城妓院 小凤仙驻场成宾馆北京记忆：11小时封闭全城妓院 小凤仙驻场成宾馆。北京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北平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况。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亲自巡视前门八大胡同...
阅1 转自荆州老翁 公众公开 15-07-20 04:30
午夜，红灯区里的站街女咋成了民工猎艳尤物？
午夜，红灯区里的站街女咋成了民工猎艳尤物？午夜当你散步街头，当你无意间走进红灯区附近，你会看到很多民工接近这种场所，接近站街女，很廉价的那种，一些年轻有姿色的站街女为了勾搭这些民工寂寞男，能出卖自身廉耻，她们深知民工男的嫖资好赚，而且民工男的工资不低，他们长期性压抑需要释放，这样各大城市里的站街女就成了民工性释放的工...
阅1 转自2008y8m 公众公开 15-07-20 04:29
八大胡同一夜清绝 政府为妓女看病且解决就业
八大胡同一夜清绝 政府为妓女看病且解决就业。解放后，妓院被改造成妇女生产教养院。深夜12点，各行动小组把集中起来的妓女送到当时设在韩家潭胡同36号的北京市妓女教养院，然后将她们分别安置到8个教养所，这些教养所分别设在韩家潭胡同、百顺胡同内的14个妓院中。22日上午，罗瑞卿向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汇报了执行封闭妓院决议的情...
阅1 转自2008y8m 公众公开 15-07-20 04:29
1949年毛主席电令封闭北京妓院（图） - 书山有路的日志 - 网易博客
1949年毛主席电令封闭北京妓院（图） - 书山有路的日志 - 网易博客1949年毛主席电令封闭北京妓院（图）此后不久，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妓院的事。.当封闭妓院的决议在人代会上通过以后，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下达了封闭妓院的命令，由公安部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同志任封闭妓院的总指挥..继北京封闭妓院后，上海、天津、南京、石家庄、郑...
阅1 转自齐天大圣人 公众公开 15-07-20 04:28
揭秘：毛泽东如何在12小时内封掉“天上人间”？
在妓院的周围，则形成了妓院的消费服务行业，如浴池业、理发馆、影剧院、戏楼，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卖唱的艺人等，都是依赖妓院而生存的。先是各行动小组在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各妓院门口由民警把守，胡同里有民警巡逻，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
阅1 转自江海闲人 公众公开 15-07-20 04:28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闭妓院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闭妓院#历史上的今天#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封闭妓院。当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当晚即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下令执行。经过一夜的行动，北京224家妓院全部被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多个妓女得到解放。妓女们被分别安置在8个教养院里，进行改造。
阅1 转自格SangHua 公众公开 15-07-20 04:28
高级青楼的讲究
生客经人介绍看中某妓女，妓女亦愿意，则示意娘姨另换一只精致茶碗，泡好茶亲手捧给客人，俗称“加茶碗、攀相好”。如妓女不愿意和这生客交往，嫖客必须另觅他妓。打过茶围，有了相好，嫖客以后才可随时光顾妓院。第三步就是吃花酒，嫖客与妓女交往一段时间后，要在妓院中摆酒宴客，广邀宾朋捧场。经过这场铺张，吃了花酒，嫖客才可留宿“落水...
阅1 转自靓剑凛波c... 公众公开 15-07-20 04:27
管仲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管仲被娼妓奉为保护神 文章摘自《不可不知的中国5000年历史悬案》 作者：孙建华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本书简介：泱泱大国，5000年的灿烂，奏响了一曲钟鼓雅乐。梭伦改革是在公元前594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 685年，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
阅1 转自靓剑凛波c... 公众公开 15-07-20 04:27
买淫溯源
袁枚说：“唯春秋时，卫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此妇人当是妓女之滥觞。不然，焉有良家女而肯陪人饮酒乎？”袁枚这里有一点搞误会了，宋国大夫南宫万杀了宋闵公后没有逃去卫国，而是去了陈国，是“陈使妇人饮南宫万以酒，醉而缚之”。袁枚说中国的妓女起源于陈国使“美人计”于南宫万，而不是始于管仲，陈国在国宾馆设立妓女制度，比管...
阅1 转自把吴钩看了 公众公开 15-07-20 04:26
天津哪个胡同有站街女二:[转载]妓业为何屡禁不止？解密当代中国妓女现象
[转载]妓业为何屡禁不止？解密当代中国妓女现象(2010-05-28 17: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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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妓业为何屡禁不止？解密当代中国妓女现象作者：浪漫游侠
妓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古老而耐人寻味的行业，从春秋时齐国的宰相管仲发起官妓到解放初期新中国废止约有三千年的历史。尽管名声历来不好，却是业绩辉煌，不仅创造出灿烂的青楼文化，而且成为各个时期的城市形象窗口企业，同时为历代的封建王朝解决财政税收等经济问题。那时候，无论京都，还是江南小城，青楼都是最为繁华的地方，如果把历史拉近与今天相比，那时的青楼甚至可以与今天的五星级宾馆，地标建筑群相媲美。 的确，各种文艺诗词歌赋，大都是通过妓女们的吟唱而传诵的，而且中国文学产生了无数表现名士名妓之间感情交流的诗文。以唐代而言，大诗人中与青楼娼妓交往最为密切的，就有李白、白居易、元稹、杜牧、温庭筠等人，就连诗圣杜甫这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居然也有二十多首是写青楼和妓女的。 青楼历史上并不是现在通常所说藏污纳垢的地方，而是一个高雅且有品味的休闲娱乐场所，儒士荟聚、笙歌曼舞，文人雅士来到这里会灵感如潮，诗兴大发。妓女整体素质也高于寻常女子，各个时期的知名才女，无不出身于娼妓。如果与今天相比，那时的娼妓，大多具备现在女歌唱家、女影视演员、女音乐家、女舞蹈家、攻关女秘书等女明星的综合素质。这样的才女在寻常人家是找不到的，只有青楼才能培养出这样的色艺俱佳的尤物来。而且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寻找这样的称心女子，也到青楼里来寻找。的确是“青楼藏佳妓，色艺两相求。”
人们为了寻代生活的乐趣，为了寻找情感寄托，往往置身于此。杜秋娘一曲《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使风流才子们神昏颠倒，佳人相伴自是醉生梦死。青楼确实是个迷魂荡志的地方，对读书人来说，眼前佳人们花团锦簇，顾盼生情，一个个潘郎李郎地叫着，让他们充分享受到顾客即“上帝”的待遇，自然有“今日之乐，不减王公”之叹，妓女、青楼的确是中国男人几千年的情感依赖。从明人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段描绘“秦淮风月”盛况的语句中便可窥见一斑：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画船萧鼓，去去来来，周折其间。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夏月浴罢，露台杂坐。两岸水楼中，茉莉风起动儿女香甚。女各团扇轻绔，缓鬓倾髻，软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灯如联珠，船首尾相衔，有连至十余艇者。船如烛龙火蜃，屈曲连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鏾钹星铙，宴歌弦管，腾腾如沸。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尽管古代的青楼也掩藏着种种痛苦和罪恶，但至少还为推动古代文化作出了一些贡献。然而到了民国时期，青楼演变为“出卖色相、肉体的场所”，甚至与许多犯罪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解放军进入北京便取缔妓院。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马湖，上海的会乐里、四马路等地都是妓院的聚集处，在毛主席的一声令下而全部取缔，到1958年时，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扫黄打黑”运动，也是一次真正的、标本兼治的运动，使性产业和“黑蝴蝶”在中国大陆绝迹了30多年。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自由”资本市场的横行、“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裕、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以及西方性自由性解放文化思潮的偷渡和进口，“富贵思淫欲”带来的妓女现象又出现了。80年代所谓的“舞女”；90年代“明目张胆”的妓女，时髦名字为“小姐”。虽然政府一再明确取缔卖淫嫖娼，但官僚资本的中国社会却无法使问题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一个庞大的妓女集团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发展壮大起来，特别是买淫市场的技术化和国际化，中国妓女早已抛弃或被剥夺了古老传统的“卖艺不卖身”等陈规和琴棋书画——这些不够技术——的良好修养，而从事直接的卖淫活动，以及投入非本质的技术高消费的社会中去。这意味着，在我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嵌入”的市场技术不再是神话、而是现实，性产业也迅速地与国际技术卖淫市场接轨。于是便像引进外资那样引进“先进”的性交技术与设备，当然也包括性观念、性道德等文化资本在内。在这一过程中，国外A片、黄色书刊，特别是互联网上大量的色情图片、电影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传统的房中术、春宫图以及更超前的性知识、性技术得以重见天日。“性是好的，钱是好的”，这样我们才知道，妓女的工作场所可以不必仿照古人，叫什么“怡春院”、“藏春阁”、“百花园”等等，可以叫“洗头房”、“夜总会”、“休闲中心”、“美容院”、“××发屋” ……总而言之，都是男人泄欲的“天堂”、女人赚钱的市场，而成为当今时代无耻糜烂的标志。
现代的妓女们从事的纯粹是皮肉交易，根本与文化沾不上边，她们甚至不需要太漂亮的色相，只要具有女人的肉体就行了，她们沦落为一种让人欢心取悦的工具，一种供那些道德败坏的男人们泄欲的容器。古代的青楼女子大多是因为生活所迫而从事这个行业的，而现在的妓女除一部分是胁迫的以外，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贪图享乐，为了虚荣和金钱。她们日夜纵行声色，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且与许多犯罪活动相呼应，诸如偷窃、杀人、抢劫、吸毒、走私等等，现代妓女、妓院的存在，无疑加速了社会的腐败与道德的沦丧。
一、当代中国的妓女现状透析面对政府的严打、面对“道德”的歧视，中国妓女依然前仆后继，性产业仍生机勃勃，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在中国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新兴的卖淫业和房产、家电、餐饮、娱乐、艺术文化等产业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尤以广州、上海、北京这三座经济发达城市最盛。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8月18日表示，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600万娼妓，已成为世界上最多妓女的国家之一。另据国内不完全统计，中国当前从事性产业的女性估计约有2000万，职业妓女已经超过400万人。不管是400还是600万，数量都是巨大的。妓女在夜总会、歌舞厅、美容院甚至马路上张罗生意，可谓形式多样，规模宏大。根据相关资料，近20年来，中国的嫖娼问题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妓女和嫖客在总人口中已占有相当的比例。潘绥铭认为“从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嫖娼卖淫人员大约是210万人次”，90年代后期每年查处卖淫嫖娼人员平均为“25万人次”。查获率充其量也仅仅是历史发生率的5%，甚至可能只是2.5%，警方人士主观推测则为10％。据此推算，中国在90年代后半期实际卖淫嫖娼人数应为每年250--1000万，而80年代初以来涉足过卖淫嫖娼的人士应有2100--8400万之众。（2）性产业的外围产业发展迅速。我们不能说卡拉OK、夜总会、发廊和桑拿浴就一定是“鸡窝”和妓院，但它们与卖淫嫖娼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据一家桑拿浴老板供述，其收入大约有近50%直接来源于介绍和容留卖淫嫖娼，另20%--30%来自卖淫嫖娼的附加消费。（3）卖淫嫖娼的相关社会现象急剧增多，例如性病问题。许多人认为，卖淫嫖娼愈演愈烈，是我国政府近20年来忽视了社会治安及道德建设的结果。其实也非尽然，我国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仅从禁娼扫黄的直接投入来看，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改变，尤其是贪官污吏的层出不穷，社会风气的每况愈下，这种做法已是“治标不治本”。中国的妓女不但在国内卖，而且还跨国卖，这是卖淫国际化的“重大成就”，从各类的报道中都不难看出中国妓女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中国大陆妓女遍布台湾、日本、欧美国家，香港更是国内妓女的重要集居地。2002年7月8日南方网讯：在法国的政治人物就妓院应否合法化问题引发广泛争论之际，根据《费加罗报》日前的一篇报道指出，巴黎街头近来常见来自中国的妓女。这篇报道一开始便戏称，“什么都逃不了世界化，尤其是卖淫”，因为继东欧、非洲的阻街女郎充斥巴黎之后，警察发现，中国女人也出现了。这些妓女来自中国东北，她们收费低廉。中新网马尼拉2002年7月3日消息：菲律宾移民局上周将两个月前因无证工作而被逮捕的7名可疑中国妓女遣配出境。菲律宾移民局长杜明戈说，这些被遣配出境的是5月1日在马拉地区马米尼街的INTIMACY卡拉OK酒吧被移民局及国调局逮捕的14名中国妇女的一部分。2003年10月2日，美国之音记者歌篮东京报导：日本警方最近发表二零零三年治安白皮书，说日本成为外国人犯罪天堂，其中四成是中国人，犯罪包括杀人、盗窃、贩毒和卖淫等等。而在东京新宿的歌舞伎町，原来就是日本著名“红灯区”，现在是中国妓女街。此外在高级办公楼集中地的赤阪，每天傍晚开始，在后街小巷轻易地可听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妓女日语拉客之余的中国话交谈。在日本，按照总理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日本自83年对中国实施留学生政策以来，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好印象的从73％下降到去年的46%，相反印象不好的从20%上升到49%，这自然和中国妓女脱不了干系。 二、当代妓女的收入、消费与社会源头在性产业野火烧不尽的情况下，妓女的个人收入因人而异，总体收入却相当可观。据某网站资料，中国2000万妓女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这类人的消费也甚惊人，估计每年带动社会总消费额达10000亿元。有调查称，北京及一些大城市的妓女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曾经有媒体报道，某小城市的政府迫于群众的强烈反对，对“小姐”的工作环境稍加整顿，引起“小姐”的不满，于是“小姐”纷纷提款离去，一时银行动摇。不得已，当地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又重新开始“筑巢引凤”。可见这“小姐”和性产业已经成了某些地方经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性产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有一个镇长在全镇大会上公开讲：“你们不要笑那些小姐们，她们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像我们这地方，贫困瘠得很，有什么资源？就是人力资源！要搞活经济就得靠她们。”的确如此，乡镇产业在我国几乎是一个空白，县市级工厂也所剩无几。这位镇长的话实让人啼笑皆非，“笑贫不笑娼”已成为人们的公认。但就其实际情况而言，收入不菲的仅是高级妓女或有知识的妓女，而一般的妓女不仅难以挣到钱或挣很少的钱，而且还有极大的危险性。 关于中国妓女的个体消费问题，目前还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无具体的数据可言，但卖淫所得的金钱不外乎两个去向：一是城市消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式的技术高消费、即挥霍，将当成目的或为以后的卖淫及转行积累资本。中国经济学家杨帆的假设分析：中国妓女的收入中约有一半用于消费上，如购买高级服装和化妆品、手机、坐的士、租公寓或民居，则每年消费为2500亿元。此外，她们的消费亦可带动赌博业、宾馆和旅游业的兴旺。假设估计这类群体的消费支出带动其他消费，则将消费支出乘4倍，那么这类性服务行业每年带动社会的总消费额可高达10000亿元人民币。二是乡村消费。用于盖房子，供弟妹上学，或者为家里其他之用。总之和时代的消费要求及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试举《当代妓女问题研究》中的几个例子：1996年4月，丹阳吴某、庄某因缺钱盖房，夫妻合谋以妻子庄某勾引某物资公司张某，由丈夫吴某出面捉奸，逼张写下8万元的“欠条”。1995年11月，徐州也发生一起夫妻合伙敲诈案。丈夫廖某胁迫被诈对象交了3万元作为与其妻通奸的“补偿费”。1992年4月，广东中山市打击卖淫嫖娼，一次性抓获来自湖南某县的妓女63人，其中11人有丈夫相陪，都是为了“过日子”。湖南某县一女子赴广东卖淫挣了6万元钱回家盖房，在当地引起示范作用，所在村50余名青年妇女除两名相貌较丑外，其余全部南下当妓女。四川更是首当其冲，此类事件各地都有，屡见不鲜。三、妓女的来源和类型及其阶层关于当前妓女的来源问题，有关权威部门从未公布过详细的统计数字，但仍可以通过不同时期专家们的个别调查进行分析。据李良玉的《当前妓女问题研究》，中国社科院有一个社会学家详细地调查并描述了中国妓女的现状。该调查发现，做妓女的主要来自三类人：一类是由乡下进城的打工妹转换过来，这类人占妓女的主要部分。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第二类是由组织卖淫的“鸡头”直接从乡下“哄骗”而来的。这类被骗来的乡下妹显然要比第一类要相对悲惨些，因为她们每接一个客就要给“鸡头”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鸡头管理费”，而鸡头常在马路上为她们提供名为保护实为监控的跟班，以防少报接客人数。第三类是城里极为个别的为某种目的而“志愿”的女性，比如，极个别的女大学生、下岗或待业女青年等。而且根据调查显示，这些妓女的年龄大多在25岁以下，以外来农民、城镇无业待业人员为主。妓女的层面有多种形式，有人把如今市场上的“小姐”划分为七个阶层：一是“二奶”。按月收费，满足买淫客对自己的性占有，但不提供感情、生育、居家等等内容；二是“包婆”。提供阶段性服务，一个出差期，或一个业务活动期，对象不象“二奶”那样长期固定，一次一成交；三是“陪女”。场所在“三厅”，‘坐台’服务，可以卖艺，可以卖身，可以当场成交，可以“出台”包夜；四是“应招妹”。电话、网上联系，全方位上门服务，或到自己的住所提供服务，当场成交；五是“发廊妹”（按摩女）。当场成交，服务方式多样化；六是“马路女”。游荡于大街小巷，公共场所，拉客服务，一次性成交；七是“工棚妹”。随流动民工辗转各地，专为民工提供性服务。在这七个阶层之中，第一阶层提供的是同居性服务，对象是权贵、大款、外商，老百姓俗称“卖骚”；第二、三阶层提供的是社交性服务，对象除了上面几种人外，尚有那些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俏”；第四、五阶层提供的是多种性服务，对象是有几个“糟钱”的主儿。老百姓俗称“卖肉”；第六、七阶层提供的是满足嫖客一次泄欲要求，对象“卖油郎”一类的游荡汉。老百姓俗称“卖B”。前面已述，性产业市场是买方市场，所以妓女的层次划分可以对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面的划分无疑是清晰的，但根据李良玉的意见，不能把情妇和二奶包含在妓女之内，因为这种关系属于“事实婚姻”（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或许值得再考虑，这只不过是史上家妓、官妓的变种）。另外，上面的划分虽然注意到了民工潮等问题，但却忽略了地区差异以及中国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准确说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问题，所以还是比较粗糙。某网站一位署名“某人”的嫖客对妓女的层次划分却完全是活生生的经验性的。为避免麻烦，挑选最主要的部分叙述。1. 根据档次划分（1）最高级型：最高级型的妓女一般是“名人”或小有名气，她们主要跟高级领导人进行性交易，其实并非追求自己的享乐，实际上由于领导年龄普遍较大，妓女也根本不可能达到性高潮。这些妓女追求的是性之外的东西，例如金钱、权力、地位等切身利益。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也是被迫的，类似于无暴力强奸。这一类，她们的嫖客在某一时期仅局限于一人，其他人无权“享用”。（2）高级型：高级型的妓女大多数都是非职业的，一般比较漂亮，比较性感，是些不出名的文艺工作者，例如唱歌的、跳舞的、模特。而最近几年又有新的趋势，一些大学校园的校花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她们往往有固定的嫖客，但不超过10人，嫖资一般不固定，却以万计，十分丰厚。（3）中级型：这一类妓女嫖资在200～2000元之间，主要活动于大宾馆、写字楼、夜总会，服务于在上述场所的工作、活动人员。（4）低级型：这类妓女主要集中于歌厅、发廊、洗头房、舞厅、甚至一些饭店，一般以坐等上钩为主要经营方式，即“坐台”。嫖资50～500元不等，她们跟广大的嫖客有密切关系。（5）最低级型：最低级型妓女以站街女为主，嫖资20～100元，这类人较杂，服务对象也较多，几乎不分对象，给点钱就能上。这个嫖客说，从以上分析看，服务的人员越多越低级，这里所说的低级是纯粹以收入而言。但他认为，最低级的才是“广大炮友”最喜欢的，因为她们才是中国妓女发展的未来，以薄利多销为宗旨，让利于“广大炮友”。他说：“我们炮友决不能有等级观念。我个人就深有体会，从站街女中，我做过几个，又年轻、又漂亮，服务又好，价钱又低，才100元，比我做过的一个2500元的还好。由于中低级的妓女，与我们炮友关系更密切。2. 根据地域划分这个嫖客先说，广大炮友也许有一个误区，认为妓女大部分来自农村，其实根据他的总结，最大的来源是中小城市，其次是大城市。由于农村人的观念比较传统，因此，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最少。中小城市，观念比一些大城市都开放，另外，加之就业压力较大，而又贪图享乐，因此，产生了大批妓女。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各地的风土人情差异很大，因此造成了各地妓女各有特色。他将中低级妓女分为6种。（1）东北型：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妓女，比较直接，不会温存，上来就干，喜欢口交。（2）西南型：来自于这一地区的妓女，服务态度最好，比较温柔，大部分属娇小型，但做的方式十分传统，不让走后门，不口交、不乳交，但她们叫床，是中国叫的最好的，她们知道怎样使男人快乐。（3）华东型：这一地区的妓女最差，几乎没什么可评论的，尤其是山东的。（4）华北型：这一地区从业人员较少，相对比较隐蔽，也形不成什么气候，服务质量及方式也参差不齐，一般从属于东北地区或西南地区。（5）江浙型：服务较好，喜欢与你聊，不喜欢直截了当，需要温存，如果能使其达到高潮，对你百依百顺，有能力的应多做这样的。（6）华南及海南型：以湖南、湖北为多，因为她们是最早开放的，因此，干的方式不一而足，职业道德、服务水平较高，但掏你钱的本事也很大。最后他总结道：西南型值得广大炮友关注，她们大部分皮肤较白，身材娇小，年龄不大，服务较好，价格偏低，如果能使她们的性交方式多样化，我敢说，中国男人的未来是她们的。 3. 根据职业划分（1）职业型：职业型妓女的构成相对简单，也是中国妓女的发展方向。（2）非职业型：非职业型妓女的组成相当复杂，她们中绝大多数为贪图享乐型，白天有自己一份职业，晚上再从事第二职业，她们白天的职业形形色色，有失业青年，有白领丽人，有学生，有教师，有医生，有护士，甚至还有女军人。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近一二年来，女教师，女护士，女军人，倍受广大炮友的亲睐，也吸引了更多的上述人群加入到卖淫行列中来，对职业卖淫队伍造成了很大冲击，我个人认为，只有职业卖淫，才会让广大炮友受益，我们应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职业卖淫队伍中来，这样，职业人员的素质才会进一步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这位嫖客对妓女的划分是令人信服的至少是周密完整的。但是这里同样有一个问题：身为嫖客，他注重划分妓女的层次却不留心嫖客的层次。“高级领导”、“广大炮友”这些概念是很模糊的；妓女的分层必须在卖—买的关系中做出，如果不能分清嫖客同样不能区分妓女。妓女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及社会学问题，如果不能在中国的官僚资本社会中看清各个社会阶层所占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看清文化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关系，那么我们无疑会简单地将当前的妓女问题仅看作是传统观念的死灰复燃，看作自由道德问题，看作是“我们”一切人所拍手赞成的。譬如男民工，他们在异乡的性能力不能在合法婚姻中得到释放，所以当然要找妓女，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和这个时代的政策、主要问题拧在一起的。在文末他说：“谨此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娼盛！！！”并且连用三个感叹号，但就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他似乎懒得探究。 四、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研究妓女问题的社会根源，可以用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层来分析，也可以用新的社会学的重要成就来剖析。在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借用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这三个概念来扼要地分析。性产业的根本特征在于制造快感，它需要有经济基础、有一定文化和社会身份的人来投入，于是我们先假定性产业也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形态，然后再展开分析。按照布尔迪厄的意见，经济资本是最根本的资本形式及资本主义的根本表现，而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象征资本是经济资本的有效调节。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归结为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它还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形式，它和文化资本构成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形式是：（1）具体的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方式；（2）客观的状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如电影、书籍、工具、机器存在；（3）体制的形态，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受到社会的庇护。我们假定性产业的发展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一样经济资本是根本的，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资本形式虽然还没有像婚姻那样制度化、合法化，也就是没有体制的外显形态。下面我们就从这两个假定来谈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或权力场的经济资本的获得方式以及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存在和来源。当代中国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官僚-技术式的资本社会，其中各个社会阶层获取他们自己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方式表现在：（1）个体工商和私营经济实体在政府的大力声援和官僚资本市场的发展中获得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这种资本获得和他们原有的社会资本密切相关，亦即和他们原有的经济实力、文化积累以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重视对个人道德的较小控制有关。这种资本还和他们个人在市场中的打拼、社会裙带关系有关。以“情况复杂”的北京为例，许多民营经济实体都有政府高官的庇护，没有这种权力的支持，中国的私营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在巨大的经济资本获得后，他们一方面要继续投资，以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一方面由于工作的压力、道德的非强制而寻求婚姻之外的刺激，于是获得自由资本市场中的色情文化也就是文化资本，如此他们和中国的妓女问题的关系就是重要的。近10年来，中国的离婚率、婚外恋以及妓女问题已经蔚然成风，人们在这类事件面前几乎已经麻木，这和官僚化的“自由竞争”的资本市场是关联在一起的。（2）广大工人在国营经济的困境中获得他们最小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国营经济几乎全部面临解体，虽然没有人无耻地喊出“消灭公有制”的口号，实则就是这样。国营经济一直处在改组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国营经济仍发挥重要作用，由国家投资的一些新兴产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支柱产业；但另一方面，由于旧体制所遗留的问题以及市场的冲击，国营企业包袱重、效益差、面向市场的能力弱，相当一批企业处于亏损半亏损甚至负债经营和破产的境地。所以企业主和广大工人并不占有主要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比较单一，吃饭是大问题，和妓女问题的关系不大。（3）三资企业迅速发展中的国外经济资本和官僚经济资本。三资企业的发展在国内依赖国家政府的优惠政策，依赖地方官吏的功利性支持，所以国外经济资本和国内官僚经济资本大获丰收而使农村外来人口获得极少的工资。同时由于他们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从而使大多数外资企业倡导了一种先进的技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管制方式。如网上资料：“在生产南方出口产品比较高的地区，人们常能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里观察到大批大批的乡下妹被圈入工厂，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几小时这样的劳动管理现象。这种现象，目前已成为厂家提高劳动组织管理效益的‘经典模式’，在许多三资企业中广泛应用。”这种经典的剥削模式把产品的劳动价值降至最低，从而占有巨额的经济资本，同时带来和追求更“自由”的文化资本，如国外的性自由文化，中国传统的官僚嫖娼文化。经济资本角逐成为时代的中心，外来或本地女工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除了努力拼搏争取做个城里人就只能去卖B。既然一切的目的就是钱，那么卖淫能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更快，而所得到的钱却可以从事一切的经济活动及参与到社会化的技术文化消费中去。（4）广大“农民工”在官僚化的自由资本市场的竞争中仅分得微乎其微的经济资本。地区经济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东西部之间、西部地区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而且东部地区的城乡之间、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乃至贫困区域之间同样有相当的差别。地区经济悬殊的突出后果是形成庞大的民工潮。据上世纪末统计，1980年代初，农村外出打工者不过几百万人，至1988年已超过2500万人，目前已达到8000余万人，由于统计不全，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亿；而今后民工潮肯定还有扩大的可能。中国的农民不再是土地的“主人”，他们有了另一个确切的名字“农民工”。他们的女人和文化资本只在自己的出发地，他们的社会资本需要通过背井离乡去搞现代化建设才能获得，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完全有理由追求原生的色情文化以及城市的地摊色情文学并且通过收费低廉的妓女解决他们的性需求，而这些妓女一般也是乡下来的。（5）下岗工人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从城市国营企业中分流出一个庞大的下岗者群体。据1996年7月统计，全国各大城市的下岗人员约750万人。（张俊英：《广州市嫖娼卖淫的调查》，《社会》1991年第10期）目前大约1500万人。这些人收入较低，生活有一定困难，他们通过为私营企业、白领阶层服务获得微薄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与妓女问题关系不大，但不排除个别现象。（6）文艺界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宽松的道德环境使中年作家在性生活和性描写方面不成问题，这是时代给予的文化资本。新一代作家大多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社会中同样受到资本的剥削但精神的困境使他们更靠近西方的自由文化，色情生活与色情描写同样不成问题。他们的经济资本离不开资本市场，他们拥有并且制造着第二种意义上的文化资本，也就是也许严肃的色情书籍。演艺界同样以经济资本为先，在巨大的社会潮流中他们的文化资本同样是技术化色情化的（想想那个谁拍的破《手机》吧）。色情和卖淫几乎成为这个行当的“潜规则”，每天我们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捏造和报道。所以文艺界和妓女问题也有较大关系：至少色情是卖（买）淫的前逻辑阶段。（7）乡镇企业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乡镇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但企业主和干部在这里发挥主要作用并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在这种资本获得之后它的一种重要去向也和传统或现代的色情文化有关。（8）自由资本市场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平衡。由于国家的政策倾斜，特区、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加剧了各社会阶层获得的经济资本的不平等，形成了中国式的中产阶级，使他们追求色情文化，而外来城乡青年收入微薄，道德、法制观念淡薄，从而使妓女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政策的贯彻，西部的妓女问题也自然跟着出现乃至发展更快。根据以上分析，由于资本经济的发展，多种所有制并存，已经出现了一个以私营业主、个体户、外资或中外合资企业白领阶层、国有或集体与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者、作家、部分演艺人员、部分收入较丰的新兴企业职工为主体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是嫖客群的基本来源，同时他们也制造了妓女。另外，巨大的民工潮中的很多人也是嫖客和妓女的重要来源。妓女主要是乡下妹、中小城市的待业青年，其次有下岗工人、大学生、准演艺明星、转业军人等。若按古典的方式可以简单分为官妓、私妓、市妓三种基本类型，而以市妓最为猖獗。官僚和技术完成着所有资本间无耻的转化，虽然政府一再坚持“两手抓”，但物质与精神在这里都是资本化的，官僚文化资本和技术资本市场并没有得到深刻的反省，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所以一切还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丑恶角逐。从以上分析，性产业的文化特征主要反映在文化资本的前两种存在形态上，也就是身体的和工具的，至于制度化虽然已有人提出但目前自然是不可能的，政府不允许的；而已经制度化的我们知道是对技术文化资本的极端推崇。技术文化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技术消费；二是与之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由于官僚的存在后者往往是虚假的，由于国家的资本市场政策及富裕阶层的引领潮流前者成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本质。这样，技术文化资本有了资本的三大存在形态，也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这种资本的就是政府官吏、个体户、中产阶级，未拥有的就是下岗工人、臭流氓、民工、妓女。资本既是部分人的又是全社会的；虽然资本化的技术生产是下层人不可控的，但非本质的——之所以说是非本质的就是说：人们早已忘记了官僚－技术市场的主导作用——技术文化消费却已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追逐的目标。于是，即使是妓女也要参与到这种技术文化的城市-乡村消费中去。文化资本不只是像布尔迪厄说的那样是在调节赤裸裸的经济资本，它更重要的作用是掩盖、蒙骗，也就是把部分人的道德行为说成是全社会的道德行为。我不否认某种社会资本的共同体，不否认人的兽行，但我们要是比较一下卑贱的民工的嫖娼和高尚的中产阶级、政府官吏的嫖娼，就完全能看出时代嫖娼的不平等，亦即当代中国官僚技术资本社会的不自由、不平等。五、妓女问题的解决办法妓女问题的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的严厉打击（现实的）；二是学者的道德诉求及卖淫合法化的法律制度（理想的）；三是广大“炮友”的非意见性支持（可能的）。1.政府的严厉打击1983年至1992年，是我国娼妓增长最快的10年，在此期间，政府除日常性查缉外，光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禁娼行动，就有4次，力度不可谓不大。以广州市为例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通过1983、1989年两次整治，次年的娼妓数即明显下降，但随后的第三年却又出现了更大的反弹；（2）1991、1992整治，尽管“炮火”密集，“战果”显著，但却已无法抑制娼妓人数的增长，“娼妓病毒”似已获得某种“抗体”；（3）从整体上和长远的观点来看，娼妓的增长应根源于某种社会的内因，绝不会是由于“打击”或“整治”的不力。事实上，1992年至今，暗娼越抓越多，政府的不懈努力充其量也只是起到了某种有限的抑制作用，娼妓的迅速增长有其自身的规律和原因。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我国为禁娼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潘绥铭先生推算，公安机关每抓获1个嫖娼卖淫者，平均需耗费7.5个人工时，以93年为例，抓获25万人次，就至少需要花费180万个人工时，相当于800名专职“风化”警察整整1年的工作时间，仅工资一项就达1000万元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实际支出的一个零头。妓女问题的产生完全是官僚资本市场的产物。简单说来，一方面管制的市场化需要公安人员通过罚款等手段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其非法占有），另一方面生产——消费的绝对市场化使感性野蛮的性自由文化得以汹涌澎湃。所以，如果政府不对这个可恶的市场进行必要的遏制而只是唱高调，如果进步的社会团体不对这种时代的荒谬进行批判、反击或促进市场的规范化而只做什么“公益事业”（这是商品广告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是在“良心”、道德上做文章而不投入具体的行动，即不“走上街头”，再严厉的打击批判也将无济于事。2.学者的道德诉求与卖淫合法化意见首先是道德诉求的方式。这种方法往往和儒家哲学的教义联系起来。而且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许多社会问题是崇洋媚外的恶果。很显然，这种观点无疑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形上学的问题必须得到重新的思考和认识，但社会问题不能简单理解成是形上学问题，在康德、利奥塔的意义上理性应该是多元的；在布尔迪厄的意义上人类社会实践依赖各个习性—资本“场”的通力合作及斗争。再此是卖淫合法化的途径，如某网站《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一文就认为卖淫的完全合法化可以解决当前的妓女问题，应是“合乎理性”的最佳方案。这是有“建设性”的观点，我们来做较详细的考察。按《关于中国娼妓问题的对策性思考》一文，妓女合法化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下三个方面：（1）从目标和方法的角度看。卖淫意味着有产者对无产者直接的肉体剥削，但这种社会现象的消除，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只要仍然存在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卖淫就一定会具有现实和必然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放弃现有的一味打击制裁的禁娼政策，代之以卖淫合法化的曲线拯娼策略。（2）从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角度看。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是指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我国民法虽然未对性权利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性权利作为一种与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离的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符合人身权的构成要件。从刑法的角度考察，“妇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是妇女所特有的一种重要的人身权利。”性权利在我国《刑法》中也是作为人身权利而加以保护的。单就卖淫行为本身来说，它并没有侵犯任何人法律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故意传播性病者除外），为什么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呢？（3）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认为，一方面，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法与道德又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不能混为一谈。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注重了前一方面的涵义，对后一方面的涵义相当地忽视。特别是在涉及性的立法与司法中，我国普遍存在将道德任意提升为法律的现象。笔者认为，上文完全是站在有产阶级和似乎历史的历史层面上自以为是地发言。我的意见是：（1）卖淫确实是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但我们不能用一个糊涂的“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把问题打发了。卖淫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结果。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有各种形态，至少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三种，当代中国私有财产的形式更由传统官僚思想和技术资本文化来决定，即使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市场，也受制于时代的技术生产和高额消费。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只是一再声明不能“把无娼的理想运用于现实的社会”，那么结果将是可怕的、灾难性的。（2）18、19世纪的自由资产阶级很重视“天赋人权”说，由这一概念资产阶级学者才制造出了种种的法律法规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即使是天赋，它也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代表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的。无论民法还是刑法，性确实没有和它们相抵触，但是这些法律如果真是公正的就不可能使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保持甚至加剧下去。我们常常将西方的法律神圣化了，虽然在现代社会这不可或缺。在官僚主义的当代中国，法律往往（很好制订）很难执行；在当代技术资本式的社会中，它更是一种控制形式：它保护你的财产，你的身体，以便能让你更好地为有产者出卖自己的头脑和体力。（3）将道德提升为法律的确是中国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决不能抽象地谈论。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官僚资本化的中国，社会利益问题已同布尔迪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后得出的那样是多种多样的，而不只是政府—人民的简单对立统一。法律自然重要，但孟德斯鸠云：德行是民主的基础。一夫一妻制不是任何人的美妙规定，在形式化的法律上人们可以像在哲学中像叔本华、辜鸿铭那样认真地攻击它。但笔者坚持认为，在中国，抛开人口学上的问题，如果“一夫一妻制”不是法律也不是道德，而只是社会群体的习惯或习性，所以对于它，应该通过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分析才能完全理解，才能掌握它的来源和去向。 有一篇题为《妓女妓院 —— 中国男人几千年的感情依赖》的文章中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正式地全面取缔妓院，解散妓女。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深入，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大批的年青的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打工。无论男女，离开家的日子的寂寞。从妓院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应运而生的，我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一夫多妻制，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妻妾成群，这就造成大量的男性公民无妻可讨，只要是个生理正常的男人，没有性伴侣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当这个群体超过一定数量，对社会会形成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因为人生有两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一是饮食；二是男女。妓院和妓女的出现，其初衷和出发点就是为解单身男人没有性伴侣的社会问题，目的是为社会整体的安定和团结。其意义是积极，效果是显性的。这样做合情合理，又合符人道主义一贯主张。 因此，我们要为妓女和妓院正名，要积极地支持妓院的发展和壮大，要积极地大量培养高素质的妓女人才。为了鼓励妓业的发展，政府有必要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办几家大型的国有妓院。恢复我国妓院青楼的历史地位。同时，要开办妓女院校，培养妓女人才，要把妓女学校办成与中央艺术学院一样的档次。同时，为妓业正名，为妓女平反，是我国目前国情民情迫切要求。 我国目前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百分的十以上的男士很难找到异性伴侣，全国八亿男性，到达结婚年岁的超过2.5亿，大约有3000万适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加上前几年积压下来的单身男士，总人数超过5000万，这主要是我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根深蒂固，许多家庭都只想个男孩，如果是生了女孩，许多父母采取遗弃的不人道做法，致使女性婴幼儿成长艰难，过早死去。还有许多父母，将女婴在孕期就行流坠胎手术，使大量女婴不能经常出生，还有一部分人通过饮食，和特殊的受孕措施提高了男婴受孕的几率，从而减少了女婴受孕的几率。这几种情况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调，追根朔源，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埋下的祸根（当然不搞计划生育是决然不行的），目前我国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男女比例失的状况是避免不了的。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多达5000万单身男性的性伴侣问题，迟早会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 爱滋病和其它性病的迅速漫延，迫切地要求政府规范妓院的运作，控制爱滋病的漫延。目前我国妓女数量不少，她们活动于地下，没有部门去管理她们，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健康状况，许多妓女带病与人滥交，导致疾病迅速漫延。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办法强迫这部分人去干别的营生，因为无法安排她们的工作，她们是为生活而为妓的。目前采取的由公安警察出面干扰她们的工作，打击她们的事业，这种做法缺乏理性，也不科学，说得严重是侵犯人权，说得轻一点是欺侮弱小。我的看法是，既然妓女的人数庞大，又没有办法禁止她们继续做妓女，那么政府就应该因势利导，将这些人组织起来，让她们合法地进行经营，在她们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有组织的从事妓女活动，有病的要进行治疗，痊愈之后回到“单位”继续干，对于进妓院的嫖客，也必须出示健康证明，方可与妓女们厮混。只有如此这般，才能有效遏制爱滋病的漫延，保护妓女们和嫖客的合法权益，使坏事变成好事。如果继续让大量的妓女在地下活动，爱滋病毒的漫延将会越来越迅速，对于国家安全、人民健康将造成极大威胁！
妓业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而且几千年以来都是兴旺发达的行业，经受历史的长期考验，证明这个行业对社会只有益处，没有害处，应该是正当行业，要不然生命力不会有这么长，解放后取缔这个行业，当时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为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需要，做法是对的，现在改正过来，是在延续几千年的文明史，也是对的，我们应该发扬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
笔者对这篇文章的评论与思考：该文揭示了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对妓业、妓女的源头进行了抽象分析，亦对如何规范管理这一产业和从业人员提出了建议。显然其出发点是好的，当然有些观点应予以探讨，但目前也是比较现实的。的确，妓女、妓院这一历史毒瘤的死灰复原，实是难以遏制。或许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同一事物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策略和方法，因为社会矛盾、生产资料、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与毛泽东时代产生了大的变化，应根据现时的社会思想、社会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制订出适合国情的处理对策。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所谓“扫黄”，根本没有从人们的思想上解决问题，或许还为公安、警察提供了发财的机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也是不花本钱的嫖客，有的还与妓院、妓女勾结，宰杀嫖客），扫黄往往流于形式。若能有效规划“红灯区”并制订相应的管理措施（其他区域发生性交易则重罚重判），是比较实际的处理方法，不然满地开花、四处泛滥、性病成灾，的确是个大问题。在这一时期，干脆学习特区的管理经验，让其合化化，规范妓女、嫖客的性交易行为，亦即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和医疗检查机构，有证经营和有证上岗及有证享受，杜绝性病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亦减少官嫖（当官的在这公开场所是有所顾及的。当然，这如同“高薪养廉”一样，也是不会有大的收效。应对官员加强监督，严肃党纪、政纪，做到“杀无赦”）与此同时，加强这方面从业人员的文化素养和思想素质，吸收传统的文化艺术，形成新型的妓院文化，让服务对象得到性快乐的同时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政府，要加强精神领域的宣传力度，推进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作为男性公民，都要自觉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不涉足或少涉足那些娱乐场所，从而使社会风气好转，形成良好风貌。待一定的过度时期之后，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再行立法，逐步消除这种陋习，此举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另外，政府还应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来改变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计划生育政策也可变通采用，比如生女孩的可以享受一定的补贴或优惠政策（上学、就业等）。大家是否记得前几年为解决吃肉难的问题，就曾经出台过“母猪”补贴政策，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鼓励人们生女孩，从而解决男女比例失调的难题，这可是百年大计啊！
本文根据网络文章整理而撰写
主要参考资料：新华网 徐淳刚《当代中国的妓女问题》
天津哪个胡同有站街女三:北京红灯区探营
这是《财经文摘》记者齐介仑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转贴在此
2007年3月，《财经文摘》记者历时近一个月深入到北京四个相对显著的红灯区调查采访，其间感受丰富，而我们遴选这样几个特定区域进行细致探访的目的，其实无非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只有深入到小姐中间才能更为直观、更为深刻地知道她们的想法与生存环境。其次，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小姐队伍的现状理应具备更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代表特征。
黑社会控制下的小姐团体
角门路这个红灯区的采访其实颇费周折。
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的洋桥一带曾经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记者首先便去了洋桥。在洋桥车站，记者却并未发现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面一家挨一家，足有几十家”的景况，摩的尽管有，也并未形成“长长的队伍”。从洋桥路口往里走，的确可见大大小小的门面，但基本都已锁门或者改做他用。据一位河南籍摩的司机讲，正对记者的一家修理自行车的店铺，其实在几个月之前还是一个情色发廊，小姐“十来个”，而且整条大街都是小姐出租屋。在“残疾人修车铺”大木牌背后，记者清晰可见各种自行车零件，门口更是停放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个正在修理中的三轮车，地上黑乎乎油乎乎一片。
往前走，发现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筑已被推平，一家暂时还未被推倒但早已关停的店面很突兀地立着，而其旁边却都是砖头瓦块，标牌上“泰国按摩足疗一条龙38元”的字样还算显眼。“都搬走了，一拆迁就都搬了，整条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一边削着菠萝一边操着听不清归属地的方言告诉记者，“没有公安局的事，他们也不管，就是因为城中村改造拆迁，没办法，就走掉了。”
洋桥的城中村面积不小，记者绕着未被彻底拆除的村子走了几个来回，这里密布大量的小铁皮房子或石膏板房子，“有房出租”的告示依旧低低地挂在由大小房子交错构成的胡同口上。房子四周都是破旧的水泥板，坑洼不平的小路上污水横流，一间敞开的小院子里易拉罐、废纸板聚拢成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好奇地看着记者经过。
“要往前走好远，去角门路，很多这里的小姐已经搬迁到了那边”，地摊卖菜的小伙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于是，去角门路。
摩的司机自称四川人，姓王，今年52岁。车子颠簸了足足20分钟，老王说，到了。
当我走进角门路（马家堡西路）对面的又一片面积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时，不禁有些震惊，其时不过下午五点，天根本没有黑。记者在该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发现这里至少有20家店面，且每家店面里至少有两名小姐。记者进得其中一个临街的出租屋，里面的小姐正频频地向记者点头示意。
房间里逼仄狭窄，屋里陈设粗陋，四面单薄的墙体，墙壁的白灰脱落后露出黑黑红红的砖头，理发的工具一概没有，除了一张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东西和两把椅子外，就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沙发，同样破旧不堪。小姐自称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刚好20岁，不相信可以拿给你身份证来看”，女孩子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符的大胆与成熟，嗲嗲地，“哥哥，您这发型我可理不了，我们做个交易呗，保准让您舒服”。记者刚刚进入这个小屋子不出一分钟，她便开始大胆地推销自己，并主动向记者伸手要烟抽。当拿过记者递给她的一根烟后，她更是动作娴熟地点着并边吸边说起来，“我们这边几十家小店，都是一个老板管理。老板现在不在北京，在这里看场子的只是他雇佣的几个马仔。还有，我们不能出去做，这是我们老板的规定，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老板势力很大，所以我们也愿意听他的。”
记者面前这位显然年龄太小的女孩子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职业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飞机、做喽。随便你喽，100块没商量的。”说着就要往记者身上靠，记者以“再看看”为由转身出来，其间逗留不过5分钟。据这位年轻的小姐讲，如果嫖客进入小姐房间超过10分钟，旁边观察的马仔便认定生意已经做成。于是记者没有迟疑，出来，小姐无奈地看着我离开。
记者再次前前后后在城中村走了两遍，但仍旧不确定究竟哪个或哪几个就是所谓的马仔，唯一确定的是，这里的老板确实有些后台，小姐隔着玻璃窗沿街卖笑且有恃无恐，这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场所的战战兢兢是有区别的。
进第二家店面主要是看到这两个看起来既没有文化又没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劲地敲窗户，并远远地喊 “帅哥，过来玩啊”，记者略做迟疑，走进几步，倒要看看这是怎样的两个大胆女人。屋子同样布置，两个人更为直接，“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块，一个人100，”一个操东北口音、长相粗鄙的女人进一步解释说，“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么用？”见记者萌生退意，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更是几乎贴了过来，并很大胆地将手往记者下边摸，记者本能地退开并拉门出来。“***有病”，东北口音的女人一边摔门一边骂街说。
记者分别几次进入该红灯区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这里的小姐组织严密，管理严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没钱”。另据一位小姐说，“我们老板在北京的黑道里很有名头”。第二，小姐基本没有多少文化，长相也并非具备竞争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农村女子，平均年龄不到25岁。第三，尽管组织严密，但她们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个小姐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专业化意识很强且拉客的胆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环境恶劣，而且绝不“外卖”，更不提供“包夜”。
游离状态的暗娼与站街女
三里屯酒吧街甚至将其扩散到亮马桥、长虹桥一带的狭长区域，是北京更为显著的红灯区。
3月7日下午三点半，太阳好大。
在这样清爽的空气里穿梭，尽管迎面是微寒的春风，却也一样挡不住暖洋洋的舒畅，这在刚刚下完大雪（雨）之后的北京来讲，实在算得上一个阳光和煦的好天气。三里屯雅秀服装市场内外，随处可见一群群肤色各异的外国朋友，服务员在七八平米面积的空间里熟练地说着中国式英语，“want a shirt, sir?”。出门口，便见一个手持或黑或白袜子的妇女迅速跑向几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one, two, three, four……”，大抵是数过这些数字之后，再说一个钱数就可以成交了。老外们似乎并未有停住的意思，妇女锲而不舍、步步进逼。
晚上七点，使馆区的灯光渐次亮了起来，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里屯方向汇集。几个烟贩开始扯灯拉线，准备趁着夜色做点生意。八点钟，记者仍旧未曾与“皮条客”正面接触，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两会召开在即，很多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纪酒店（？）”，于是小姐有所收敛。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记者准备前往附近的关东店后街，据称，那里存在数目不少的站街小姐。
操着浓重北京腔的出租车司机老刘看起来五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说，现在的确打击比较厉害，原来亮马桥一带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点区域，尤其在晚上九点以后，人数更多更主动。“现在两会期间，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过年还没回来的。”老刘说。
据老刘讲述，三里屯的小姐一般在7点以后尤其是晚上八九点的样子最多，主要是鸡头带领，皮条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后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话，小姐拿一百，鸡头拿一百，皮条客拿一百。“这些鸡头手里起码都有四五个小姐，他包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疗，都是一水儿的东北人控制。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这个不敢。”记者表示疑问，老刘接着说，“这些东北人做这个买卖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北京有不少关系，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
另据记者了解的到情况，三里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这样完成交易的：一般来讲，在三里屯酒吧街，皮条客会主动上前搭讪，介绍小姐情况，如果嫖客有“嫖”的愿望，他可以迅速拨通一个号码。大约五到十分钟后，便有一个小车开过来，四个门依次打开，至少四五个小姐，随便挑选，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换一拨，但如果鸡头发现嫖客有意为难的话，情况很可能不妙，这样的斗殴并不鲜见。知情人士透露，鸡头的车子上都有铁棍、斧头、刀子，以备不测，“他们下手也狠。”
老刘的出租车开得很快，不过10分钟就到了。
老刘带我到的，正是关东店后街菜市场。尽管天色已经很不算早了，但这里的灯光却显然并不明亮。卖菜的小贩不时地提高嗓音喊上几句，地上的摊位稀稀拉拉，但买菜的周围居民却并不在少数，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比超市的价格大约要便宜不少。
路面崎岖不平，加之没有灯光映衬或灯光不够明亮，总感觉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污水顺着脚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闪动的光芒。
“这几个就是”，老刘无所顾忌地指着胡同口且靠近菜市场的几个女人，一个着粉衣，两个着红衣。“你看一下，不满意再说”，并继续往前走。
记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菜市场背靠一个大马路，但大马路边上有几栋年代稍久的楼房，而其后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数城中村建筑的房子，看起来历史应该不算太短，石头砖墙的土泥灰很厚，墙角显露出被水浸泡后粉状班驳的样子。除了蔬菜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理发店，一个菜馆和面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构成了入住这里的大多数。昏暗的光线下，尤其在理发店门口，灯光照射在络绎来往、头发乱蓬蓬、衣着不显整洁的中年男子身上。这里的几条胡同既深且窄，胡同里的地面更为不平，更为黑暗。这里的门口一个挨一个，民工很多。
“这边还有两个”，老刘不停地提醒着记者身边哪个是站街小姐，可以上去交流， “你随便挑一个就行，反正是聊天吧。”记者给他钱，让他先走，老刘说可以等我，因为“这一片打车都不好打”，我说不用，他才离开。
记者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走过两个女人站脚的地方。两个女人满脸堆笑地过来搭讪，“小哥哥，玩一下吗？”记者表示不解，“怎么个玩法？”“随便你怎么搞喽，你能怎么搞就怎么搞喽！”“多少钱？”“100块。”“去哪里？”“离这里很近，就在胡同里，我宿舍。”
记者靠近这位自我推销的女人，这位看起来还算周正的女人应该不少于四十岁，皱纹清晰。记者说，“好，你带我去。”
进胡同，真正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碰到路面隆起的小石头，我险些跌倒过去，而这位粉衣服的阿姨级小姐却健步如飞，看起来果真轻车熟路。没走一百米，粉衣服推开一个平房的门口，说，到了。并补充说，“你别担心，这个小院里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乡，他们也做这个，互相不打听不干扰的。”
这是一个乱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间小得几乎回不过身来，门口的过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几个不知道装什么的纸箱子，横七竖八的木头斜挂在两边墙上。“进来吧”，她推开第二道门，进来后却发现里面的房间再次在中间打了隔断，于是进第三道门。粉衣服闪身进来后迅速把门别住，并开始准备脱衣服。记者一惊，表示并不与她做，但钱照样给她，只是和她聊聊天，为写作小说而体验生活。“那有什么好说的呀”，粉衣服显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这是一个破旧的出租屋，但却一定是一个还算温馨的民工住处。简陋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床头摆着的是一个“TCL”标志的电视机，床头的被子被整理得还算干净整洁，屋子中间被一条绳子横穿过来，绳子上挂着或男或女的衣服，显然，这里并非她一个人居住，更像是两口子的住所。做饭的工具也摆放得整齐，屋里也并无发霉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生活的气息，记者惊讶得厉害。
据记者了解，该小姐为江西吉水人，农村户口，自称38岁，从事小姐行业“有几年了”，“老公在家里种地，孩子在老家上学”，因为没钱就出来做了。粉衣服表示，春节前她在十里河一带做，生意也并不好，一天也就两三个，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三个，基本都是民工。“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当记者问及是否定期体检，她说，“那没有，我们没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
记者与其交流时，门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与粉衣服口音一致，于是记者认定是江西方言）。听粉衣服转述，外边已经有人反对她与记者谈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问外继续响起嚷嚷声并开始砸门，记者不好纠缠，表示可以走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语。
门外居然已经有四五个小伙子站着，互相在说着同样口音的话。看表，晚上十点半，步行五分钟，非常庆幸打到一个出租车，于是直奔三里屯。
出租车刚刚在酒吧街边上停下，立刻就上来四五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操东北口音、体形显瘦的男子称，“哥们，玩玩吗？“玩什么？”“谁不知道三里屯是红灯区啊，你一个人指定寂寞，我给你找个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钱？”“400，包夜800”，说罢该男子向远处招手，紧接着迅速跑过来一个着白色羽绒服、同样操东北口音的女子，应该不超过25岁。“400块，这个还不行么？”男子进一步拉皮条，女子毫无羞涩也并不显张狂地看着我，嘴里嚼着口香糖类的东西。
记者表示先看看，并没有提前想好这个事情。记者沿着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紧跟不放。街道边上的酒吧里，人已经基本坐满了，音乐声、哄笑声不止。从街面的窗户望进去，几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胆时尚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鸡头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徕着生意。
各有阵线的小姐“小团体”
从公主坟地铁站坐车一路向西，过八宝山烈士公墓，过八角游乐园，公交车337路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大包袱小包袱堆了一地，连立足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下午五点，记者赶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红灯区——石景山首钢厂厂区附近。因地点不甚明确，所以只能先行探路。
首钢集团东门，门面非常宏伟，两侧各有武警把持，高高的门廊之上雕梁画栋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天安门附近的建筑群。工人进出有序，周围空旷且并不算嘈杂，远远近近锅炉房的烟囱里正不时地有巨大的白色烟柱腾起，一座座高大的钢铁架子绵延到很远的地方，厂房对面的大马路宽且平，总体感觉，这里是一个稍微远离城市但又与城市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在。建筑并非连成排，也非高楼大厦林立，天空中尽管如北京市区一样灰蒙蒙，但似乎这里要比在市区更让人有出去踏青的冲动。首钢好大的院落，夕阳西下，白烟腾起，一股大工业的味道扑面而来。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进入老古城村，距离首钢不过千米。
村庄很大，街道横纵穿梭，记者几次尝试以一种方式将其走遍却始终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间挨一间，人流如织。据了解，这里居住的人群基本为首钢职工，包括临时工（民工）、合同工、长期工。
下午六点，记者在该村一横一纵的主干大街两侧连续走了两个来回，粗略估计，这里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疗房为标识或者任何标识都没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尽管有标识但已经关停的并没有计算在内），且每家场所容纳的小姐平均在7-8个。
据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确场所的小姐店面一家挨一家，村里胡同深处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数。记者首先进入村子里探访。经过数次打听，记者得知，这里确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价50块，30块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讲，“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诉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记者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前后停留近三个小时仍旧没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
就在记者即将正面接触马路两边的小姐时，发现远处一个北京口音的男子正在与自己打招呼，“兄弟，怎么，找个小妹？”并一边说一边将刚刚修理完毕的夏利车后盖盖好。走近，此人身高不过170cm，眼小精干，看起来很健谈的样子。“我领你去，这边我都认识”，他说。记者婉言谢绝了他的诚恳。
此时已经是晚上9点半。
记者再次在红灯区走过一圈，其间，记者每经过一间店面总会有几个小姐向外张望，并总有一个人在招手并说着些什么。
准备进入一个名曰“双旭旭”的按摩房。这是一个左右都有旁门中间却没有认识标志的奇怪入口，记者实在无法知道该从哪个小门进入。出于谨慎，我抬头向右手边的窗户看了一眼，隐约可见几个嫖客模样的男子正在与几个小姐周旋，于是从左门进入。敲门进入。空调开得很大，空气里弥散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味道，7个女人分成两排，或躺或坐，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记者，记者刚要开口，对面沙发上坐着的光头（此人必是鸡头）说话了，“说吧，看上哪个了？”开门见山。记者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将7个小姐扫视了一圈，这些女人也同样以一种记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着我。记者问是否还有其他小姐。鸡头分明领会了我的意思，“这都7个了还不成？找什么样的？”据该鸡头称，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这也是整个该红灯区的“行价”。
记者继续接连进入四五家店面，这些店面面积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小异，小姐看起来尽管没有多少竞争力却一个个非常放得开，从她们的眼神里，我并没有看到半点伤感与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气昂的成分却更多了一些。据一位店面的经理（或称妈咪、老鸨）讲，相对其他店面，她店里小姐年龄最小，尽管都是从农村来且刚刚初中毕业，但“该有的技巧，她们都会，如果有哪一样她做不到位，回来我不要您一分钱”。但记者从她手底下的几个小姐眼里看到的分明是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后据某北京黑车司机讲述，该红灯区里的各个店面基本各自为阵，互相之间并无关联，更无集中领导，小姐分别属于各个堂子老板，“跟谁混，谁就负责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间也不多打听，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儿”的司机知道的更多。“来这边嫖的，大多数是附近首钢职工，当然也有从市区过来的。周末的时候生意会多一些。”该司机称。
陪酒女与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门坐地铁到前门，出C口，绕过一个巨大的环行通路，进入快速公交站台，终点站“大兴区德茂桥”。
快速公交且停且走，中途不断有人上下。车子逐渐驶离最为繁华的北京市中心，周围的建筑也渐次低了下来，而树木和农田却开始多了起来。在马路两侧路灯的掩映下，一种未经开发的、大自然的苍茫感越来越明晰。
梦夕湖休闲中心真可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下都是荒地、杂草以及尚未萌芽的各种树木，该休闲中心是大兴乃至北京周边相对知名的小姐集散地。记者与一位同行的朋友先后两次进入，并最终得到一次与某陪酒女深入交流的机会。该陪酒女自称“绝对不出台”，而记者从该休闲中心某大堂服务生那里得知，这里“一百多号小姐没有一个不出台、不提供性服务的”。于是，如果依照该服务生的观点，那么该小姐的自我介绍便很值得推敲。
该小姐自称姓韩，辽宁沈阳人，生于1982年，体形胖硕，姿色也并不好恭维。据该韩姓小姐自述，因为要攒钱结婚，所以就出来“做这个了”，“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家结婚去”。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该小姐的男朋友就是她的一个老乡，两个村子距离不远，是朋友帮忙介绍认识的，现在也在休闲中心做，只是他在天津，而她到了北京，而所谓的陪酒女，绝非陪酒陪唱而已，更多的却是打擦边球的性行为。与其他小姐黄黄卷卷的头发、妖冶轻佻的装扮略有不同，这位胖硕的小姐却梳着一个粗大的辫子且油黑发亮，着装更像一位公交售票员。另据她讲，很多老乡都在做小姐，有的坐台有的出台，“这个休闲中心就是一个老乡介绍我过来的”。
记者问，做这样的职业，是否有对未来老公背叛的内疚，或者你男朋友是否知道你的具体情况。韩小姐称，“当然知道，而且非常理解我，家里也支持我们，两个人都在努力挣钱，年底结婚后我们就不出来做了”。据信，陪酒小姐的一次小费为100块，而小姐本人能拿到其中的90块，而据韩小姐所述，她一天“大约能出两到三个这样的台”。
临晨12点40分，记者进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
一位年龄在30岁上下，装束整洁且看起来并非小姐的女人出来，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后得知，该小姐之前曾做过长达数年的性工作者，只是后来退出并改行做了领班）。一名中年男子臃懒地斜躺在大厅的长条沙发上，而对面的几个小沙发上，4个衣着暴露的小姐正对着宽大的镜子说笑，暖气很热。
为了能与三陪女深入交流，记者提出要带小姐出去。“我这里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这里不是一样吗？”领班仿佛不解，并幽幽地说，“我们不熟悉你，怕出问题，而且我们这里比外边的宾馆还要安全的。”
上二楼。三个小间，“这里是做按摩的地方”。三个大间，“这就是包房了”。她开了灯，房间冷飕飕，屋子里除了一张低矮的木床、两个黑红的柜子以及柜子上一个灰白且个头很小的电暖气之外，什么都没有。当记者表示不满意，并提出“如果到周围最近的宾馆也不可的话，那就算了”后，领班立刻与那个依旧在长沙发上斜躺的男子开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来。“可以，那边还是很近的，带上手机”，男子用普通话和记者“点”到的小姐说。片刻，领班、男子、三陪女开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讨论起来，具体内容听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险性不会太大，可以出去”，并提出，要该男子送该小姐到宾馆门口。
边走边问。得知，她们都是湖南籍老乡，但具体是不是同一个地区则不得而知，而该男子也并非老板，只是来看店帮忙的。但与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该男子却是一副纯粹的书呆子模样。
亚亚（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于1975年，相貌娇好，面相和善。据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职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龄“也算是大的了”。
“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知道风险，但又有什么办法，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搞钱才是最重要的”，她说，“我出来做小姐，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从湖南坐火车直接到了北京，因为这边有熟人。其实，如果我胆子再大些，长得再好些，就去广东了，那边的老乡其实比在北京的老乡混得要好很多”。
据称，从家里出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近一年时间，其间从来没有回去过，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发’”，其父母也未曾表示过怀疑，她也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
记者与这位自称亚亚的小姐交流了一个晚上，时间长达近五个小时，而其与记者的交流，也开始由不信任转变为非常信任。一开始，她就在言谈中流露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再后来她又拒绝承认，说只是交往了几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后，她见记者“是个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非常伤感地谈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
“人就一条命，怎么过都是过，死了就完了。我没有钱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钱想做什么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进嘛，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谈这个东西了”，当记者进一步类似残忍地追问她，那段婚姻究竟给她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伤害，是否改变了她的人生观时，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其他同质小姐存在很大差异的是，亚亚的谈吐和涵养要远高过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侩。她懂得文学，知道大学文化，知道很多时尚浪漫的风物，尽管她不过初中文化，而且“从小就讨厌学习，成绩不好，不想学”。
“听一些嫖客和我讲，其实东北小姐是很厉害的，但有时候她们太厉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欢”，亚亚说，东北小姐往往太主动、不含蓄、体形高大，于是对男人的心理是一个压力，“有些男人其实是喜欢含蓄的、小鸟依人的那种。”
谈到东北小姐，亚亚介绍说，东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东北小姐了。”
“我是不愿意和她们（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们之间也交流，但我很懒，也懒得学”，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职业技巧也是在不断切磋中进步的，“我进这一行以前，对这个东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心理上特别不舒服，非常不情愿。被一个互相不认识的人摸来摸去，这与和自己老公做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亚表示，对小姐这个行当，她自己在心理上还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挣钱，我就只能做这个了，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经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实，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说，我是不是很懒呢？”她反问我。
记者向亚亚探询，是否担心这边的老乡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说，“不可能的，家里人不会知道的，她们也是不会说的，她们自己也怕被别人知道”。“如果你的老乡恰巧来北京，而且恰巧经过这里呢？”记者问。她沉默。当记者进一步问及，她是否担心，哪一天她的老公来北京并从这里经过，知道她的情况。她目光迟疑，“你说，这有多大可能呢？”从她的表情里我知道，其实，她并非反问，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记者表示，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迟早大家都会知道的。言毕，她至少两三分钟沉默不语。
“其实，我父亲是50年代后期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他曾经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62岁。我母亲对我也不多问”，记者非常感谢亚亚的信任，起码从我这里看来，她的这些论述确是发自内心而并非杜撰的。
“我当初在酒店当过服务员，在商场卖过衣服，一个月累死也只能挣到800块，而现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个月还能拿到2000块左右的工资”，她说，老板提供她们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钱，出了事他们也要管，“所以我们的出台费我只拿一百，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每个月要给这边派处所几千块，还要交乱七八糟的税哦，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对了，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什么营业执照？”记者确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来的东西，但并没有凑过去看端详，“我们的执照是休闲中心啊”。
关于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万块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的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几万块总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 亚亚给记者详细计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盘算，看来心里确有细致的规划，“就说我自己吧，一个月哪怕2000块，一年不是24000块了吗？不过，我到年底就不做了（与上面陪酒女类似），回去做点别的事情。”
颇为诧异的是，在经过与记者长时间的交流后，亚亚非常信任地和我讲述了她在做三陪女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感情，并征求我对这段感情的认识。
“其实，去年有个北京男人对我很好，他来过两次，是给了钱的。后来，他提出不让我做这个了，他愿意每个月给我八百、一千的，说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过他家，也在他家里做过，三室一厅，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这个职业，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没钱了哦，所以，我就没有答复他，也有半年没怎么联系。后来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和一个北京女孩子要结婚了”，亚亚反复絮叨这个事情并几次和记者交流，“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哦？”当记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对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那男人是否只是为了欺骗她的嫖资也未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着说，“但他当时真的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好多东西。而且，如果我们中间半年还保持联络，你说，他还会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吗？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说，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顺父母，我是做得来的。”记者面前的亚亚，眼睛里满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丰富了许多。
但她仍旧难以回避理性的忧虑。“如果我和他结婚以后，他会给我钱么？如果他不给我，我就没钱花了……其实，如果他要是把钱给我管着就好了。但如果她不给我呢，我能向她要么？……”
人生观的些许变化。记者问及，做小姐前后，对人、对生命有了怎样不同的认识。“我现在看到男人就烦！”，感觉打击面似乎有些宽了，她补充说，“我其实并不适合做这个的，我很懒的。比如老板发工资，这个四千那个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觉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没努力，但我有时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说结束就结束了……”
亚亚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发展，“那样说出去会好听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惯性的哦，做小姐时间长了就不想做别的了……”，记者问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后，经济来源再次遇到尴尬时，是否会重新选择做小姐，她说，“应该不会了吧，不会了，不做就永远也不做了。”
记者最后的两个问题令亚亚几次陷入长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约，这也是她目前考虑最多也是最为焦虑的事情：第一，是否有过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后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经历。第二，是否害怕将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亚亚谈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内容的敏感性，此处略去。
“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临别前，亚亚仿佛依依不舍，并为记者做上述评价，大略是因为：第一，记者没有与她发生任何接触，只是聊天，“没有为难她”。第二，钱，一分没有少她的。
红灯区之外的制度缺失
深入调查后我们发现，大量的小姐分别生存于各种档次的KTV、洗浴休闲中心、按摩美容院（房）、酒吧以及各种不知名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而这些小姐以及以小姐为核心的外围队伍也已逐渐形成组织化、职业化的特色。尽管这些小姐对于目前其所从事的职业并未感觉到无法接受的难堪，但她们对于自身卫生状况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误区，她们很大程度上与当地黑恶势力、公安机关存在或明或暗的被控制与被胁迫关系，人身依附、人身控制以及与之关联的犯罪乃至凶杀案件迭出，而由此引发的官场腐败更激化并加剧了社会矛盾。
灰色的小姐以及灰色的性产业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严重关注，多位相关学者先后提出小姐队伍规范化甚至娼妓合法化的动议。他们认为，只有将娼妓非罪化、合法化提高到国家立法的高度，小姐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006年1月，《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笔名皇甫平）曾发表题为《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的文章,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他在文中指出，因色情服务的非公开化已经导致一系列问题，如性病爱滋病的传播、家庭的破坏、社会性犯罪的大量增加以及警察队伍的被腐化等。据此，他提出，要将性产业纳入政府公共管理范围，并应普遍对性产业制订行规进行规范。以设置“红灯区”办法，把它从地下转到地上来，限制范围，严加管理，严把性工作者健康关，杜绝性病流行。另外，他还建议成立专门的工会组织，为性工作者提供维权服务和社会保护。
然而，这个本为针砭时弊的文章却遭到了众多反对者的围攻，更有批评者以“性产业合法化的主张属于哪个阶级的党性”为题对周进行了猛烈攻击，同时在引经据典之后提醒周瑞金“要珍惜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要再以鼓吹新自由主义来误国害民了”。
就在周瑞金文章发表不久后的2006年全国两会上，黑龙江律师迟夙生更是大胆拿出“娼妓合法化”的提案，并建议废除《刑法》第358条中关于“组织他人卖淫”的处罚规定。尽管因该提案过于敏感，最终被迫以建议的形式发出并被人大否决而“胎死腹中”，但大家普遍认为，迟夙生是“开了一个好头”。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曾深入某红灯区调查走访，而在其先后出版的几本关于“地下性产业”的著作中，他有过这样一个总结：性产业已经越过了奴隶制（强迫卖淫）与封建制（人身依附），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自由雇佣制度。同时他提出，“我认为，小姐和妈咪也是打工者，与在工厂里打工的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再进一步说，小姐和妈咪都是外出打工女性，她们与任何一种外来妹之间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之间的差异。”
非但如此。广受争议的“哈尔滨小姐培训班”曾一度被视为“暗娼合法化”的信号，尽管其初衷更多的是防止爱滋病的进一步蔓延。而接下来的广州、兰州、沈阳、太原等地先后出现类似的尴尬。如何正视不可避免的小姐与小姐问题，如何在打击与管理之间寻觅到一条更为理想的解决之道，任务艰巨。
2007年3月14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五楼。该院皮肤病、性病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建中在接受《财经文摘》记者专访时表示，娼妓合法化，就从事性病治疗与研究的学者看来，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因为合法化之后，妓女的管理就不再成为问题，而非法的、地下的性服务是无法集中有效管理的。“与其让它地下，反倒不如让他浮出水面，这样便于政府管理、便于疾病预防、便于政策的贯彻实施，而在这方面，欧洲很多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也完全可以借鉴”，他进一步说，“推进娼妓合法化，具备积极意义。如果能够集中管理，可以有效杜绝性病、爱滋病的蔓延，通过体检与检验可以把患病的女性提前甄别出来，如果提前诊察出某位从业者已经感染爱滋病，告之不能从事该行业，并给予相应治疗，总会比不知情要好得多。前一段时间，韩国有一个小姐，她知道自己得了爱滋病，与2000多个男子发生性关系，有意报复社会。所以说，不实施娼妓合法化，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或已经发生了，这是很恐怖的。”
尽管如此，张建中仍旧认为，在中国提倡“娼妓合法化”虽然出发点是好的，是善意的，但推行起来将非常之难，从政府到民众，人们很大程度上对小姐问题存在偏见，他们会提出相反的逻辑，他们会认为我们要一个“干净的社会”，而娼妓合法化很明显是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认为“社会不干净了”。
“能在人大会上提出这样的提案，已经说明中国在进步了”，张建中认为，十年之内，中国的性产业在政府决策上不会有大的变化，“首先政府很难定夺，我也很理解政府在这个行业上的举棋不定。究竟是往前走让它合法化呢，还是往后退取缔它呢？往前走障碍会非常大，而退后会更加困难，最可能的结果是维持现状，保持现在半明半暗的灰色状态。往前往后都不现实。我认为取缔很难，因为那是走老路，是历史的倒退，而合法化是可以讨论的话题，那是前进的眼光，当然，往前走也是需要过程的，我估计10年之内不会有大的动作”。
在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科候诊区，《财经文摘》记者与一名刘姓（全名不详）患者有过交流。在谈及小姐以及娼妓合法化问题时，他更是提出了与众多专家近乎一致的看法。他认为，性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又一有力引擎，而在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小姐队伍扮演了重要角色。针对中国性产业现状，他提出了如下几个观点：第一，政府有责任。政府可以组织小姐定期体检，她们不承认小姐身份也无所谓，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不公开。“我不问你是否提供性服务，也不说你就是小姐，但要求你必须有健康证。小姐无论在什么场所服务，一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要到正规的健康中心、医院进行体检，我觉得这是做得到的，不一定要她承认小姐身份”。第二，卫生机关应担负相关社会责任，定期的卫生指导不可或缺，但避免与媒体过多交流。第三，普通民众应看淡小姐问题，应把小姐看做普通人，把小姐问题看做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才是起码的正常心态。
与各方热议截然不同的是，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娼妓问题讳莫如深。2007年3月15日，记者先后到朝阳区三里屯派出所、朝阳区公安局采访。前者的采访本来很顺利，但话题一谈到娼妓合法化，其所长立刻颜色大变，表示不可以谈，并请记者到分局。到朝阳分局后，记者通过保安、前台、助理等多人确认，得知，局长肖兴国未在，但至少还有两名副局长在楼上，但当记者与某局长秘书面谈并将采访提纲交到其手中后，秘书匆匆上楼，再也没有回来。该秘书晚上九点给记者打电话过来，并做出如下回复：第一，娼妓合法化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我们认定这是胡说八道，是假的。第二，我们局长目前不在，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了。
-------发布者：周志兴 | 浏览(9022) 评论 (1) | 发布时间：2007-04-06 14: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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