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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元是谁的侄子]唐朝“傻子”皇帝：当过和尚，被侄子迫害，最后成为千古明君！
大家都知道，在古时候皇家贵族的眼中，权势和地位永远凌驾在亲情之上。要想在残酷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就要有勇有谋，要能忍辱负重，吃得苦，霸得蛮。唐宣宗李忱，就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成功案例。
李忱原名李怡，出生于810年，是唐宪宗的第13个儿子，唐穆宗是他哥哥，唐敬宗、唐文宗及唐武宗是他侄子。李忱小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沉默，在跟人玩耍时，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不会生气，只发出嘿嘿的傻笑。众人都以为他智力有问题，就一直叫他傻子，就连他的几位皇侄，也经常逗他取乐。
有一次宴会上，几位皇侄搞恶作剧，不停的逼李忱，想让他说话，但是李忱从始至终都是傻笑，一句话也没应答。这时唐武宗李炎看着这个傻笑的皇叔，就起了疑心，怀疑李忱是在装傻，要真是装傻，那他们几个晚辈可就会倒霉了。为了以防万一，李炎派人把李忱绑了准备将他扔到厕所里淹死，幸亏被太监马元贽救下。
死里逃生后，李忱远离长安城这个是非地，出家为僧，四处漂泊。李忱漂泊在外的期间，皇宫里的政权几经更迭，唐穆宗、唐继宗、唐文宗、唐武宗先后粉墨登场，一直到846年，唐武宗李炎驾崩，此时李忱回到了长安，众宦官就拥立这个“傻子”当了皇帝，本以为会很好掌控，但李忱即位后表现出的精明强干、治世之才，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先是严厉打击干预朝政的宦官势力，杀的杀，流放的流放，只饶了马元贽一个人。然后就是打击朝臣权贵，将李德裕贬出朝堂，结束了几十年的牛李党争。最后就是大破北狄，击败吐蕃，收复河湟，这是唐朝历史上对吐蕃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军事胜利。
在他执政期间，唐朝的经济恢复发展得很快，政治稳定，老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历史上把这段统治称为“大中之治”，李忱也赢得了一个“小太宗”的美称。不过李忱有一个不好的毛病，那就是痴迷成仙，追求长生。后来因为服食大量丹药，引起中毒，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859年8月，李忱在大明宫中驾崩，享年50岁。
(2) [马元是谁的侄子]宫女之子装傻36年，曾遭多次被杀，最终成为唐朝千古明君！
自古能坐上第一把交椅的都有一番能耐。有的励精图治；有的韬光养晦；有的谋权篡位。可是能以傻、愚、钝这种“本事”登基称帝的人，恐怕也只有他了。
古人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很多做大事者都有一颗极其能忍的心。而他，也是史上最能隐忍的皇帝，装疯买傻36年，被身边的人捉弄，甚至还被太监扔进过粪坑，可是最终他登上了皇位。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国力逐渐下降，到了中后期，加上藩镇割据、大臣党政，唐朝越来越显出衰败的迹象。正是因为这位隐忍的皇帝，力缆狂澜，延缓了大唐帝国的衰落，以不凡的表现和睿智的才能成为了一代强势的帝王。
他就是唐宣宗李忱，唐宪宗李纯第十三子，唐朝第十六位皇帝（除武则天和殇帝李重茂外）。唐宣宗李忱初名李怡，长庆元年（821年），封光王。
李忱的一生可谓充满了坎坷。虽然他贵为皇子，但是他的母亲郑氏却是一位宫女所生，这也造就了他跟其他皇子的地位无法比，更不可能当上皇帝。由于母亲地位的卑微，所以李忱从小就是被嘲笑和捉弄的对象。他在一次刺杀事件之后，就彻底变“傻”了，这一傻竟傻了36年。
无论别人怎么欺负他，他都不理会。当时的唐朝已经在走下坡路，在唐宪宗之后，皇位的继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皇帝的废立都掌握在了宦官的手中，当时当皇帝的居然都是他的侄子，宫中各种争斗，在这种情况下，皇子之前自相残杀的都已经是常事了，而这个天天傻傻的李怡没有给任何人造成威胁，所以一直安稳的做他的光王！
后来被自己的侄子武宗李炎所发现一些蹊跷，为了消除心中的顾虑，他便开始策划害死自己的亲皇叔李忱。唐武宗李炎先是每次外出打猎、划船、游玩都带着李忱，故意捉弄李忱，让他落水、摔下马，跌落台阶，想以意外的方式来结果李忱，可是每次李忱都能逢凶化吉。
唐武宗李炎眼看用意外的方式不奏效，便决定直接处死李忱，他召来了太监马元贽，把李忱丢进了粪坑，企图淹死他，过了一天一夜，李忱竟然还在粪坑里游荡。马元贽深知李忱有天子之命，遂把他救出，悄悄地送进寺庙出家了。
后来武宗死后，李忱被马元贽推上了皇位，李忱一上位便施展了一系列的雷霆手段。先是把之前反对他称帝的宦官、大臣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宦官势力只有马元贽幸免遇难。对外又是大破吐蕃、回鹘、党项、奚人，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使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
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忍了这么多年，终于成功当政。坐上皇位的他，在位13年将国家打理的井井有条，彻底地甩掉了“傻皇叔”这个称谓。所以直至唐亡，百姓仍思咏他，称其为“小太宗”。
(3) [马元是谁的侄子]（143）军统大案之京沪失败
此时的丁默邨，霉运当头。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政府”当中，特务工作被划归“警政部”，丁默邨以为，凭自己的资历，这个“警政部长”是当定了。 不料，“政府”的名单一公布，“警政部长”居然是由周佛海兼任。 周佛海是老党棍了，目光如炬，早已看出丁、李这伙家伙人小鬼大，同时他也深知，特务工作非同小可，非得抓在自己手上不可。于是，早在伪“国民党六大”期间，周就玩了一个“花活”，在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特工总部”之间，加了一层盖子，叫做“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并自任“主任委员”，这样轻轻巧巧地就把特务工作抓到了自己手中。 及至伪府成立，特务工作需要纳入“政府”的范畴，不能再放在“党口”工作当中，周佛海故技重施，由他以“财政部长”兼任“警政部长”，把财权和特工同时抓在自己手上，再放心不过了。 至于丁默邨，考虑到他的资历，再加上他与李士群搞得几乎势不两立，如果把俩人搁一块，绝对尿不到一个壶里，于是周佛海让丁去当“社会部长”，把李士群留下当“警政部”次长。后在李的推荐下，又增加唐惠民任“警政部”次长。 李士群这一手搞得漂亮之极，唐对李感激涕零，用马啸天的话说：“唐对李真有肉我枯骨使之再生之感，即过去有些恩恩怨怨，也都记恩不记仇了。” 因周佛海的兼职很多，特别是在“财政”方面，工作很忙，对特工又是外行，而唐惠民已经被“拿下”，李士群在“警政部”遂大权独揽。 丁默邨可惨了，此前，他已经因为“郑苹如事件”搞得灰头土脸，“特工总部”主任也丢给了李士群，等于是被李扫地出门。这回又没有当上“警政部长”，只弄了个没有任何实权的“社会部长”，好比一条冰凉的“玉石板凳”，丁气得牙根疼，看着李士群一天到晚招摇过市，恨不得要宰了他。 霉运还在继续，丁默邨不但没能奈何李士群，他的弟弟、原“七十六号”交际科长丁时俊反而被别人宰了。 1940年5月24日，丁时俊在南京大世界舞厅跳舞，一个“白俄”突然扔出一个酒瓶，怎么那么“寸”，正好砸在丁时俊头上，还就把人砸死了。 丁默邨知道，大世界舞厅的后台，就是“七十六号”南京区，更蹊跷的是，出事的时候，苏成德就在现场！怎么说，苏成德也脱不了干系。 不过，据罗君强说，此事与苏成德，确实没有关系，他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月某夕，苏成德在南京大世界内某厅取乐，丁默邨的弟弟丁时俊也在座。苏酒后胡调，指挥乐队奏这支曲奏那支曲，同在舞厅喝酒的两个为日军做间谍的白俄不耐烦了，顺手使劲掷去一只啤酒瓶，正中丁时俊脑袋。车送鼓楼医院，当夜即重伤死去。” 罗君强说：“丁默邨藉题发挥，乘机报复，咬定说丁时俊之死是苏成德的阴谋，是苏授意那两个白俄动手的。在场的许多人都对我说，苏成德当时并未和两个白俄打任何交道，丁时俊是自己走向苏的台子上去的，那白俄怒击苏未中，而误伤了丁，说苏阴谋杀人是不对的。” 自己的弟弟居然就这样窝窝囊囊地死了，丁默邨岂能善罢甘休，于是找到周佛海，一口咬定是李士群和苏成德俩人下套设局，害死了丁时俊。 此事把周佛海搞得焦头烂额，在5月25日的日记中，他说；“下午赴默邨及士群处，先后谈处留苏成德问题。晚复先后约二人来谈。此次默邨意气用事，似属不合情理，其弟因伤致死，情绪恶劣，亦属可原。唯局势如此危急，同志间不顾大局，徒知逞意气急权势，岂真中国应亡欤？” 此事，罗君强也曾居间“调解”，出事的第二天晚上，他到周佛海家去，正遇上李士群夫妇来“讨救兵”。当时周佛海说：“士群和丁默邨的问题不妨趁此和解，现在丁默邨遭此变故，必然悲伤，士群可去丁默邨处，表示慰唁，默邨必感动，过去的痕迹就可望消除了。” 李士群听了表示同意，这时叶吉卿建议说：“不如请罗先生陪士群同去，有一个中间人总要好些。” 罗君强是周佛海“夹袋”中的人，他回忆说：“周佛海赞同，我只好偕李士群前往丁寓。夜半三人见了面。谈了半小时，丁默邨态度稍缓和，但对苏成德不能释然，至少要将苏撤职听候查办。我们回到周寓，再度商量。” 罗向周佛海和李士群建议说：“如果苏成德本人同意，我和李兄可以同苏再到丁家，向默邨赔罪认不是，当然不是承认杀死了人，只说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我在场而没有能够好好照顾他，出此惨事十分难过，特来赔罪。同时苏成德可到日本去玩几个月，让默邨消消气。” 最终，经双方妥协，周佛海免去了苏成德的南京区区长职务，改任“警政部”“特种警察署署长”。在5月26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饭后，赴士群处，时默邨亦在，表示对苏成德让步，一场小风波或可告一段落。” 这样一来，丁默邨那头暂时压下去了，苏成德又不干了，认为失掉了“南京区”的实权，结果与李士群又闹得别别扭扭。 此前，周佛海已经辞去“警政部长”，让给了李士群，结果，李苏不和的事情闹到了汪精卫处。汪无奈，只好使个“障眼法”，将“政府”中的“警政部”予以裁撤，改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部”，任命李士群为“部长”；苏成德则升任“内政部”“首都警察总监”，这样，李、苏二人分属不同的系统，暂时缓解了矛盾，不过这俩人之间，从此也就分道扬镳了。 苏成德留下的“南京区”，交给了李士群的铁哥们马啸天。 马啸天与李士群之间，属于“不打不成交”，当年，李士群因“马绍武事件”被送到南京关押，看守他的，正是时任调查科南京区侦查股长的马啸天。后来，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买通了马，当然也包括更高层的顾建中、徐兆麟等人，李才给放出来，在马啸天的手下当“侦行员”。 此后，马啸天与李士群一起到丁默邨手下办《社会新闻》杂志，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唐惠民。 抗战开始，马啸天奉命在上海潜伏，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六大”之后，马投入“七十六号”，当年《社会新闻》的“四条汉子”，在汪伪阵营中又凑齐了。 此一时也彼亦是也，此刻的李士群，已经成为“七十六号”的霸主，他昔日的上司马啸天也不得不低头，不仅与李拜了把子，还被李引为心腹。 马啸天本就是南京人，派到南京，可谓人地相宜。 来到南京的第一件事，马啸天要面对的就是“黄逸光刺汪”。他回忆说： “黄逸光，广东人。一说系印尼华侨。力大逾牛，据说曾打死过老虎。平时从事童子军活动，抗战前曾组织过徒步旅行团，黄自任团长，到南京时曾去见过汪精卫。时汪正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因而与黄在那时的行政院门前拍过一张照片。1941年9月，黄又到南京，并去请见汪精卫。汪没有见他，黄便将在抗战前与汪在行政院门前拍的那张照片递了进去，以便引起汪的回忆。汪果然叫人通知他，留下地址，定期约见。黄除将照片留下外，并将住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的房间号码，也抄了下来，交给汪的副官，等待约见。” 马啸天回忆说：“汪精卫还没有约定见黄的日期，却收到了76号的密电，说是军统已派了两个特务到南京来见汪，准备在接见时，将汪行刺，并说内中有一个人曾做过徒步旅行团团长，要汪注意。” 出卖黄逸光的，居然是京沪区区长钱新民。 陈恭澍说：“黄、邵二先烈的牺牲，均非本身有失，而是受到联系关系的牵累，这在"反间活动’中，该是一个血的教训。” 陈恭澍口中的所谓“联系关系”，即指钱新民。因陈后亦落水，因此，当他提及钱新民等与他有类似经历的的人时，常常用些“曲笔”，甚至百般回护、辩解，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时，索性略去。 李雨生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后，钱新民区长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不意在公司附近，为伪"特工总部’万里浪手下林焕芝等发现，一面盯牢，一面即通知"七十六号’派来大批人员守候，迨钱新民区长理发已毕下楼时，即被林焕芝等挟持至沪西极司非而路七十六号伪"特工总部’。当即在钱区长身上抄出一些地址及电话号码，随之，即展开搜捕行动，于是南京区书记室在沪人员大都均被伪"特工总部’捕去。” 钱新民的被捕，后果很严重。徐远举说：“钱新民在沪宁潜伏活动三年多以后，由于目标暴露，引起日汪特务机关的注意，1941年夏在上海被原系军统运用分子后投敌的李燮宇扭住，送日汪特务机关，经诱降叛变，钱所领导的组织归于瓦解。” 按：徐的回忆中，对钱被捕的时间记忆有误。另外，李燮宇是丁锡山的手下，抗战开始以后，与丁一同附逆。按李的经历来说，应该不会认识一直搞秘密工作的钱新民。 潘光祥就是被钱新民出卖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潘回忆说： “记得那天晚上，副区长尚振声匆匆回来，马上叫译电员杜雪帆把所有机密文件全部烧掉，又叫电台做好转移准备。谁料不一会，钱新民已带着不少汪伪特务上楼来了，把我们全部捉去。钱新民和我乘坐一辆汽车，尚振声、杜雪帆则另乘一辆汽车，钱新民和我所乘的汽车直接开进了汪伪特工总部，当天晚上我和钱新民就睡在万里浪家中。那天晚上，万里浪把他们拟好的电报交给我，要我用他们预备好的一部电台，将这份电报直接发给军统局总台收。” 被捕的当晚，钱还悄悄对潘光祥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已派安少如到后方去了，将来我们可打入汪伪伺机做些反间工作。” 钱新民“反间工作”的成果是，不仅军统局京沪区几乎被汪伪“一锅端”，同时还连累了邵明贤和黄逸光。李雨生说：“钱被捕之后第三天，被押解至南京，遂将黄逸光、邵明贤二同志亦分别拘捕。” 这就是“七十六号”密报汪精卫，说有人要对他行刺的由来。 马啸天说：“汪精卫看了电报，虽没有两个人来要见他，可确有徒步旅行团团长其人，除电告李士群外，遂着林柏生约特工总部南京区长马啸天来，告以经过。马当即着侦查科长姜志豪派人调查。这个房间里除黄逸光外，同住的还有一个傣族人叫黄征夫。于是由两个南京区特务，化装成中央饭店的茶房，趁黄逸光、黄征夫出去吃饭的时候，入室检查，在橱里的衣服袋内，发现四寸手枪一支。去的人未动袋内的枪，仍化装为茶房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马啸天将经过情况电告李士群，李又转电汪精卫请示，汪复电逮捕。” 按：黄征夫原名黄和吟，祖籍广东饶平县，出生于泰国，是个混血儿。据称黄曾肄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此后，不知以何因缘进入军统，其时，黄征夫为军统特派员，与黄逸光到南京来的使命并不相同，纯属巧合。但二人住在一起，则显然违反秘密工作的一般原则，致被一网打尽。 1940年11月19日，黄逸光被捕。 马啸天说：“马啸天曾知黄逸光打死过老虎，其力大可知，为了防止意外，除派了曾在上海大世界以武术卖过艺的大力士王霖外，又派了六个侦行员，随同侦行科长姜志豪一起前去。当时黄逸光果然凭着自己有些臂力，想起来反抗，他虽然打死过老虎，可是蛮力还不如王霖，给王霖制住了。黄征夫生得矮小，身体灵活，一见这些人进来，便知不妙，一个箭步想窜到衣橱前去，拿橱里那支手枪，可是已给冲进来的侦行员把橱门挡住了，终于双双就捕，被解到颐和路2l号南京区。又在黄逸光的身上，搜出了一包毒药。” 与此同时，邵明贤也暴露了。他的问题是出在电台上，马啸天说：“马便会同特工总部南京无线电侦察总台台长晋辉，由晋派人在明瓦廊邵的住所隔壁租了幢房屋，专事窃取邵与重庆方面的电讯，查出军统局本部的指示，要邵在中央纪念周或大宴会时，刺杀汪精卫及其他重要傀儡。马即电李请示，李复电立即将邵逮捕。” 邵、黄被捕以后，被押在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在这里，黄逸光、黄征夫见到了不少“同志”，而且是各个方面的同志。 在抗战之前，国民党的各方势力，如特务处和调查科，可说泾渭分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能做到彼此相安无事、不打架，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名义上在一个系统当中的国民党的党务干部和调查科，彼此也是两回事。 但抗战开始之后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在沦陷区，彼此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从事的是相同的地下工作，险恶的环境容不得继续内耗（也没这个精力），因此，1938年之后，大家会发现，国民党内的各个方面之间，陡然间“团结”了许多，彼此居然能够坐在一起研究问题了，如前面提到过的、天津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如以后要说到的“上海统一委员会”，都是大敌当前，不得不如是尔。 因此，这一段的叙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乱，一会儿说军统、一会儿是中统、一会儿又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一些干部，这没办法，因为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他们是在一个阵营当中，面对的是同一伙敌人，坐的是一个牢，受的是一样的罪，在叙述中，很难截然分开。 按：在日后，经历最曲折的也是这批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这个期间，这些“地工人员”不可避免地要与日、汪两个方面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很奇特的际遇。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环境当中，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大义凛然”、“英勇就义”等等习惯上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到底是什么颜色，显然过于简单。 同样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中间相当的一批人，在日后就成了“灰色人物”，不但别人搞不清楚，自己都说不清楚。还有些人，恐怕是想说都不能说。 现在，我们就要说到国民党党务系统派在南京的一个“地工人员”——马元放。李雨生回忆说：“南京区在沪被捕人员，亦分批解抵南京，由马啸天、苏成德二奸亲自鞫讯，讯毕，一并拘禁于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大牢。据悉，同时被捕者尚有我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两路（京沪、沪杭甬）特别党部主委李达三、军统局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诸同志，一时顿告人满。” 马元放，生于 1903年，江苏武进人。 马元放毕业于南京法政专科学校。抗战开始以后马曾与掌牧民等组建“上海抗建协会”，并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熊剑东。 1938年4月，马元放任江苏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当年8月转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40年，马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留在沦陷区做地下工作。 1940年6月，在一次集会中，马元放与掌牧民（“上海抗建协会”会长）、石顺渊（江苏省党部委员）、崔步武（江苏省党部委员）、张北生（江苏省党部委员、南通县县长）等5人被租界当局逮捕，押在“中央捕房”。马元放回忆说： “我是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被敌伪劫持，至七月十五日，被送至南京，先被押于伪首都警察厅，嗣于八月十七日，改押于伪南京区看守所。 马元放回忆自己被捕时的心情说：“我参加革命，早已许身党国，所以我的态度，在被捕的一刹那，就毅然决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内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苏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身被敌伪劫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自问总不能免去未能克尽厥职的罪名。同时，我觉着，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无论是教育和党务，都是忝居指导地位，平时训导别人，勉励别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这点成仁取义的决心。现在，正是我现身说法的时候，我绝未存临难苟免的心理，却反增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 次日，一个朋友来看马元放，问他是否有话要带出去，马即说：“并无别话，只说我决不会使朋友失望。”另外又写了个纸条：“稍读圣贤之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托来人带到重庆，“以安一般朋友的心”。 同时，马元放又告诫与自己同时被捕的同伴，希望他们“赶快决定态度，免得精神上痛苦”。 马元放的话，是有指向性的，因为，叛徒就在他们同时被捕的5个人中间。马元放回忆说： “我们这次被逮，显然是被人出卖，究竟是谁在出卖我们呢?虽然一般人都说是张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说是他，在捕房的第一天，捕房工作人员就来对我们说："我们对你们很同情，但现在的工部局，已为日人所控制，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你们要知道，这次完全是你们朋友出卖的。’并且把他们的登记簿给我们看，在张某的名字下面，他们已经注明了"汉奸内线’四个字。我们看了，啼笑皆非。那时捕房里的华籍人员，确实对我们很表同情，称我们为"四君子’，真使我们愧悚交并。” 事实上，出卖马元放等人的，正是张北生。 张北生，1902生，江苏南通人。 张北生也是 “老党务”了，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嘉定县县长，抗战后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兼南通县县长。 马啸天、汪曼云说：“（张北生）与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是小同乡。抗战后，他在家乡丢了官，钻营了一个时期钻不出名堂来，于是在1939年底辗转来到上海。”从此，张就落水进入“七十六号”。 事发当日，张北生事先告密说有这样一个集会，等捕房人员破门而入时，他首先承认自己就是某某，马元放等无奈，只好坦承自己的身份，遂全部被捕，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此被“一锅端”。 马元放回忆说：“同时被逮的几位，以为案子的口口口口张某，应该对他特别客气点。在移到伪特工部的时候，他们曾向我表示这个意思，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有一天，张某到我被押的房里来，那时因为我案情较重，在伪特工总部里，我是独押在一室，其他几位，另是一室。” 借此机会，马元放决定与张北生谈谈，于是说：“我们这次被逮，在你，决不会承认是你出卖，也许你还自以为是口口；想使大家来参加所谓"和运’，可是，事情决不应该这样做的，将来我死之后，我的鬼魂虽不致来找你，但我的朋友，决不会饶恕你，我的子孙，更不会放过你。” 听了马的话，张北生“面红耳赤，表示惶恐万分”，“发誓”说：“假如我张某做了这事，先死父亲，再死儿子!” 马元放回答说：“你也不必发誓赌咒，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马元放回忆说：“由于上面的经过，他既肯拿死父亲死儿子的话来发誓，似乎我还不必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卖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和别人谈起这事，就有人说："先死父亲，后死儿子，是当然的道理，这个誓等于没有发。’我听了只好付之一笑。” 此后不久，马元放先是被带至日本宪兵队，旋即羁押于“七十六号”，李士群亲自来审讯他。当时李对马说：“别人并不重要，只有你，是主持江苏全省抗日反汪工作的人，注意你已一年多了，照理是应该死罪，但我很愿意和你做朋友，希望大家一起参加"和运’工作。” 马听了说：“你说我有死罪，就请你执行好了。我已被你们逮捕，别无话说。” 马回忆说：“后来其他审问的人，更是说些卑鄙无耻不伦不类的话，什么你肯做官，给你的官，总比你现在的要大多啦，不然的话，一切刑罚受不了呀，一面还要你表现工作，供出所有工作人员。这些话，听了更增愤慨，惟有一概置之不理。” 不久，日伪正式从租界当局将马元放等人“引渡”，并送至南京，关押在宁海路二十五号、“七十六号”南京区的看守所。马元放回忆说：“使我在精神上最感难受的，莫过于在伪看守所的一个时期，因为在伪看守所中，目睹一般被难同志遭受敌伪的凌辱残害，不由得你不悲愤填膺。” 这些人当中，就包括军统局的一个小字辈——徐文祺。 徐文祺也是学生出身，中学时代就读于天津著名的新学书院，因徐爱好足球，因此认识了高他三届的一个学长——新学书院足球队的右后卫、日后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 按：新学书院本是大学的底子，徐文祺曾回忆说：“当时的新学书院在天津，是与南开中学在学术同体育上，唯一相颉颃的学校，每年两校的球队作英国式的足球比赛时，虽没有今日在美国足球赛的伟大场面，但在那约六十年前的时代，每赛时观者必近千人，也就可观了。” 日后，不知怎地，新学书院降成了中学，与南开相比，直是判若云泥。 此后，魏景蒙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徐文祺则入清华，1934年毕业，入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科护照查验组，当上了一名“外事警官”，他的组长俞鸿润，即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的弟弟。参加工作不久，徐文祺被送到“内政部警官学校”办的“外事警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徐回忆说： “那时外事警官班的课程是密集式的，约略还记得的几项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形势、外交礼节、中外条约……等。除了学科之外，每日还有术科的操练，……。我起初对此教育非常不惯，也吃不下这辛苦，很想离去，连上海市警察局的事都不想做了，但看看班上这么多人都不动声色，处之泰然，我就想为什么别人能耐下这苦，我就耐不下呢？就也一声不响的咬牙苦撑下去，约两周以后习惯自然，也就不觉得苦了。” 在这里，徐文祺还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日后他在特务处的同事，北平站的王云荪，徐文祺后来回忆说：“他原是北平市警察局的警官，在台湾却在某一部中供职了，我们彼此都因事忙，未多作来往。” 另一个人，我们以后再说。 1936年6月，徐文祺从“外事警官训练班”结业，并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加入了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到上海市公安局大约三周之后，负责人事的“黄副主任”找到徐文祺，徐回忆说：“他说组织上需要派一员警官，于公余后便衣到某个宅第协助工作几小时，打算就派我前往担任这个任务。我因为他既是选中了中，不前往也不行。” 黄副主任特意叮嘱徐说：“去了时要一切听命，多服务少发问。” 徐文祺回忆说：“我奉派公余后前往驻留的地方，是当时上海法租界福履理路合群坊十七号内，看来不很起眼，是连幢楼房中的一幢，有前后小院一上一下的房屋。我去到时只能在楼下的起居室、或楼梯间的小小空间休息，也无人为我作介绍谁是那住宅的主人，我也不敢问，在那房子内我首先见到的，是一位名赵立俊的男士。他时常出出进进那幢房子，我起初以为他是那房子的主人，后来晓得他不是，他是来照应那幢房子，他的家就住在附近。赵为人沉着，个性刚直，疾恶如仇，后来知道他原名赵理君，系军校六期生。” 接着，徐文祺又认识了这里的“管家”：“其次我见到的为一女性，约廿七、八岁，名骆芷青，不仅聪明稳秀、仪态大方，而且气度端凝、风范高雅。我初以为她是屋主人之一，后来晓得她也不是。她只是一个管家，住在那房子内的亭子间，负责整个房子的次序和管理，兼做点交通的工作。” 此后不久，赵理君、骆芷青的据点又搬到了福履理路四十一号，徐文祺回忆说： “有一天午后我到了福履路四十一号，骆芷青因事须外出，嘱我为她代看守门户，赵理君恐在家等吃夜饭尚未到来，我一个人在客堂中当门而坐，居高临下在摇椅中正自洋洋得意，忽从门外走进来一位有些面熟，却又不相识的，穿深色中山装的男士，浓眉大眼气派昂然，进了门来也不打招呼，竟欲越过我向楼上走去。当时我年少气盛，因他不将我放在眼中，我立刻起身挡住了他，告诉他家中没有人在，不让他上楼，并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答告我姓江名汉清，他知道家中人都已因事出去了不在，他是骆芷青吩咐他来，到楼上去取一件公文带往南京去的。” 徐文祺说：“在那时的上海市还没有时下的"闯空门’，冒运别人财物的不良风气，以这位江先生的气宇和谈吐，他决非撞骗之流，同时他又说他必须将那文件带走，因时间关系他须今夜立乘飞机去南京报命，不能躭搁。我因他情辞迫切，恐误了公事，只得让他上楼。因楼下无人，我必须坐守，又因为在合群坊时，我只上过两三次的楼，来到这新居后我还未上过一次楼，他既能说出骆芷青的名字，自是自己人，就由他独自上楼去了。片时他下楼来，微微向我点了点头，轻微的说了声"再见’就离去了。”这位不速之客离去后，徐文祺越想越不对劲，他回忆说：“这时我一个人坐在客堂中忽然想起，时已入夜，今日已无夜航客机往南京（该时之夜航尚未盛行），江先生所云之今夜乘机赴南京，话不可靠。同时我又想这江先生不知是否真为自己人？他一人独自上楼，不知是否会多拿走了什么东西或文件？如发生有差错，我的责任很大。想到了这些我就惶恐不已，坐立难安。” 徐文祺说：“大约一小时后，赵理君先来到了，我就向他诉说发生的一切。他问我江先生的像貌形状，我就描述给他听。他听了后哈哈大笑的说："他就是戴笠，戴先生呀！’不久骆芷青回来了，她听了发生的一切以后，也说江先生就为戴笠无疑，我才放下了心来。” 此后不久，徐文祺正式加入“团体”，他回忆说：“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戴笠先生的真面目，他那时于我这年轻人颇给以优容和信任。在他的感召同赵理君的诱发之下，我自此就投入了神圣的对日八年抗战，因之也曾经三度居狱，备受伪特工同日宪兵的酷刑。” 淞沪抗战之后，戴笠将徐文祺派到天津，当“直属情报员”。徐回忆说：“时我正感苦闷，又以抗日卫国为我人天职，当欣然表示接受，如此就受了约十天的速成训练，其中最重要的为密写通讯训练，训练完毕后，由黄派人安排我就乘船往天津去也。此行去津我几乎命丧黄泉，幸得同学好友侯福尚的预先通风和资助，我才得逃离，能回到上海区部工作。” 回到上海之后，徐文祺在赵理君的“行动总队”当了一名“书记”，1939年10月被捕，关押在“七十六号”。他回忆说： “记得在民国廿八年十月底当我初度被捕，遭施以老虎凳刑罚逼供后，双腿受伤已不能站立，每日匍匐在泥土地的牢房内转动为难，只有现已退休了的台北中央印制厂警卫队长徐一帆的夫人陈丽影女士，她那时早我匝月被捕入内，于上厕所经过我牢房门时，有时悄悄的掷一张报纸到我的房内，或在门口的小窗交谈三几句就迅速的离去。那时的青年男女，为了保国卫土，大都愍不畏死，前仆后继向抗日的大道上前进，真可说是气壮山河。” 不久后，徐被转到南京宁海路二十五号，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马元放、黄逸光、黄征夫等人。徐在回忆马元放时说：“他居狱时穿一件青色长袍，颇为矜持，除不时同张瑞京、李连三喁喁细语外，与其他人很少说笑。 徐还说：“黄征夫为粤之花县人，性格狷傲，好独行其是，平居暇时即自行写大字以消遣时光，其练字也并无碑帖，所写之字型颇似翁方纲体，但字写的并不好。他曾在泰国居留很久，所以曾出家当过一个时期的和尚。他为什么被伪府所捕迄未谈过，我也未问过。”同被关押的，当然少不了邵明贤。马元放说：“邵烈士系浙江余姚人，浙江警官学校毕业，担任调查统计局南京区电台主任。到了南京以后，特意就了伪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旋又担任伪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以作掩护。后来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九日被逮。” 在谈到黄逸光时，马元放说：“黄烈士系广东赤溪人，墨西哥国内师范学校及墨西哥民用航空学校毕业，一九三零年三月曾和同志三人，以童军资格，作徒步旅行全世界的壮举，历时将及六载，经中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欧洲巴尔干、及非洲等地。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由非洲赶回祖国，投效空军服务。同年九月，调至昆明空军军官学校受训，后又奉调担任成都轰炸总队队员。因为他曾在法国和汪逆精卫会过数次，就请求去南京担任秘密工作。到了南京以后，假意投入伪组织航空署服务，以便遇有机会接近汪逆时，即实行除奸工作。不幸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五日，与其夫人于者香女士，在中央饭店一同被逮。” 审讯二黄的，就是马啸天，他回忆说：“经审讯后得知，两个人（指黄逸光、黄征夫）虽同属军统，而到南京来的任务却是不同的。黄逸光来的目的，是专为谋刺汪精卫，他想凭着过去曾见过汪精卫，且与汪是广东老乡，以这些关系去求见，汪必然会接见，在接见时他便下手。他觉得带了枪去反而会坏事，准备在下手时就凭自己这双手的臂力，把汪掐死；万一自己脱身不了，就把随身带的毒药吞服自杀。至于黄征夫是军统的专员，一向在南京、上海、苏州一带布置工作，专事搜集军事情报。他与黄逸光，并不同谋，只是住在一起而已。” “审讯”的情况，马啸天报告了李士群，李又转报汪精卫，汪批复“概予枪决”。 1940年12月17日，邵明贤、黄逸光在南京就义。 临刑之前，邵明贤写了一份遗嘱，其中说：“现在正在英年有为之际，理宜为大众服务，为国家宣劳，以不虚吾生，不虚父母之生我也。然而今一切已矣，乃是是非非，自古莫由定论，何况纷纭杂沓如今之世乎。临死之人，勿复言矣，即个人之是非，亦只有待于国人之评断，是者是也，非者非耳。” 马元放说：“邵烈士的遗嘱一向由我代为保存，用尽种种方法才得面交其继娶夫人张凤山女士，我这次脱险来渝，路过浙西时，又另缮一份，寄到他分水家里，我的心愿才了。” 据马元放回忆，在狱中，黄逸光曾为他“题辞”：“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马元放说：“黄逸光烈士，体格魁梧，臂力极大，曾经和猛虎搏斗过。据他夫人说：只要有机会和汪逆接近，就可徒手把他处死。可惜约会几次都未能如愿，赉志以死，可为浩叹!” 马还感叹说：“黄烈士已为中华而死，他求仁而得仁，可以无憾了，他的遗墨很多，有一部分已代为带出保存。他的夫人于者香女士，和他结婚仅及二月，在伪看守所中目睹其夫之死，悲痛可知。黄烈士就义后，于女士仍被收押，直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五日，才被释放返平。” 黄征夫则活了下来，马啸天说：“林之江与万里浪，以黄征夫在京沪一带可以交出许多军统线索，联名向李讨保，李又经汪照准。于是，黄逸光于同年10月被南京区用政治警察署名义，枪杀于雨花台。黄征夫则在南京区看守所关押一个多月后由李士群任他为清乡委员会上校专员，派在苏州江苏实验区工作。后来郑大章在苏州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因黄征夫是黄埔四期出身，遂任为该部参谋长。” 在回忆中，马元放痛斥钱新民，他说：“我想到邵、黄二位烈士的遇害，不能不致恨于钱逆新民，虽然钱逆已经被杀，究还不能宽恕他的自私，他于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七日在沪被捕以后，他所属的工作人员竟都由他供出，先后被捕的，共有二十多人。但据案内人谈，他的几位亲戚，却不在内。” 马还说：“更属荒谬的，邵黄二烈士的被逮，都是他率同伪特工人员前去捉拿，当黄烈士在被审问的时候，他居然在隔室伪作受刑惨呼之声，骗黄烈士承认所任的工作，试想他的无耻到了何种程度?凡是做一个负责人，都应该牺牲自己，成全大家，钱新民只为怕死，竟不惜牺牲大家，保全一己，可说是毫无人格!” 此时，钱新民等京沪区上下一干人员，都已经在“七十六号”中“安了家”。潘光祥说：“1941年以后被捕人员先后均获释，并担任了伪职。区长钱新民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其他人员委以专员、科长等职。潘俊滔回到南京担任汪伪特工三处南京总台报务领班。” 同时担任伪职的，还有原京沪区副区长尚振声，他任汪伪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旅长即另一个说不清“颜色”的著名人物——张瑞京。 钱新民的被捕，还牵连了已经成功潜伏在汪伪政权中的京沪区直属通讯组组长程克祥。 沪战失利之后，根据文强的要求，程克祥与他的搭档彭盛木即来到南京，伺机打入伪组织。 1939年5月，汪精卫一伙回到上海，程克祥即接到了军统的指令：“即刻设法打入汪精卫的组织，越深入越好，限期一个月，一定要进入一一三六弄，并设法参加他们的活动，千万不得违误。” 通过上海“闻人”徐朋西的介绍，程克祥结识了易次乾，跟着又通过易认识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 在罗的引荐下，周佛海“接见”了程克祥，其时，周正当用人之际，因程曾在伪“满洲国”做事，又是“亲日人士”，周见到程即引为同道，并请他推荐一位日语秘书。 事情就有这么巧！程克祥的搭档彭盛木，是个台湾人，精通日语，当年的台湾，已经过日本几十年的殖民统治，在亲日分子看来，完全可以信任。黄曜隆在《京沪区长》中说： “不但程克祥本人，连同他的副组长彭盛木，也深入了周佛海、罗君强他们的圈子，一搭一配，左右逢源。周佛海认为彭盛木很可靠，日本人更认为彭盛木可靠。因为彭是台湾人，从小受日本教育，而且也是在日本机关做事。周佛海他们万万料想不到，这样最可靠的人，竟然是军统局的工作干部。”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府”，程克祥任“军委会”参议，彭盛木则在周佛海的“财政部”当参事。 黄曜隆说：“因为周佛海、罗君强的关系，杨揆一又签准，派程克祥兼伪点编委员会总务处长，程带了一位军校六期的陆炳仁同志去当处员，伪警政部也是特务机关之一，程也安置了两名组员。军事、财政、警务、特务各重要部门。都安插了干部，部署可谓周到，因此伪方各项重要静动态，军统局方面随时都能得到详细的报告，所得的资料非常丰富，情况也十分明悉。戴将军时常覆电奖勉。” 可惜，随着钱新民的被捕，京沪区及其一切关联，全部暴露。 1941年1月14日，程克祥被捕，同时被拘押的还有彭盛木、原南京区助理书记李雨生，程克祥的侄子、上海国民学校校长程士大，以及程克祥潜伏南京以来发展的全部下线。 至此，在“七十六号”南京区与军统局京沪区的“PK”中，李士群几乎完胜，一举奠定了李在汪伪“警政系统”中一股独大的地位。 同时，京沪区的全军覆没，也揭开了戴笠在京沪两地一连串失败的序幕。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