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郎叫门经典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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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郎叫门经典台词篇一:婚礼司仪台词和主持技巧

结婚对于每一对新婚夫妇而言，是幸福而终身难忘的过程。这也就使很多新人不惜钱、财、物等，都要把自己的婚礼庆典办得特别风光和体面隆重的原因所在。 可要筹办一个成功的婚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您的精心策划和筹备：从婚前准备、服装选购、婚前保养、拍婚纱照、布置新房、到购买珠宝首饰、挑选结婚礼服、安排庆典婚宴、设计洞房、发送喜贴等。这些繁杂琐事使不少新人寝食不安。婚礼顾问公司是一种方便快捷实用的选择。现在很多国家的许多新婚夫妇习惯上把所有工作交给婚庆公司承办，自己不用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自己只负责到日子开心结婚去教堂。具国内调查表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福建、湖南等一些大城市，年轻人办喜事，很多新人愿意找婚庆公司服务。现在国内的婚庆行业五花八门，各种类婚庆公司几十万个，婚礼服务行业从业人员上百万人，营业收入达到上百亿元RMB，为我国经济发展税收也做出很大贡献，婚庆行业正向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目前由于我们国家对婚礼行业人才培训和监管并没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管理办法，使这个市场人才比较缺乏，特别是婚礼司仪服务人员供不应求。甚至由于婚礼司仪自身的素质差，以至于把别人的婚礼搞的一踏糊涂，针对这一情况笔者利用业余时间，通过观察、学习、实践、知识的积累，编写了《婚礼司仪实战教程》、《手把手交您做婚礼司仪》《婚礼司仪台词汇编》三套书籍，奉献给读者朋友。希望通过本书的学习，使全国喜欢婚礼司仪行业的朋友、下岗职工、业余爱好者、从业人员，能从中学到知识和经验，以便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二、什么人可以担任婚礼司仪？ 你的长辈、亲属、单位领导、 朋友、 同事、商界名人、政府官员、老师、演员都可以做婚礼司仪，婚礼司仪应该具备良好的 人格魅力、高度的责任感、具备相应知识和水平、有良好的形象和外表、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有舞台经验和表演才华。 因为结婚典礼只有一次。所以如果您没有足够的司仪经历证明自己的水平，建议您最好别拿别人的婚礼终生大事做试验。建议快要结婚的朋友结婚一定要请专业的婚礼司仪或婚礼顾问来操办是比较完美的好办法。 三、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司仪？ 上帝没有规定什么人做皇帝、什么人做总统、做将军、明星、老师、教授、科学家、罪犯，上帝也没有下命令说赵本山、潘长江必须做明星（他们也没有特殊背景和文凭，很普通的人，但他们敢于上台表演和业余创作，所以他们成功了）。我认为只要您对司仪有兴趣、而且喜欢这个行业，走出自己的风格，您就可做一个成功的司仪。要相信自己勇敢的试一试，试一试就有成功机会，有选择才有机会才有发展和创业成功。但最重要的您要走出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最后成功！ 四、 为什么要学婚礼司仪？ 婚庆产业是很有发展潜力的行业，是永远不落的金色太阳，投入婚庆产业使您人生更加绚丽多彩，财富人生更加辉煌。每年都有几十万对新婚夫妇步入结婚盛典礼堂，从购买房屋、装修、家电、服饰、戒指、婚纱摄影、酒店预定，到最终婚礼当天盛典情景，所有的这一切婚礼行为给新婚夫妇带来的是劳累、繁琐、筋疲力尽，影响工作、影响学习，所以您要结婚一定要选择一家婚礼顾问公司的专家来帮您策划，减少您的压力，所以婚礼专家对新人婚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婚礼服务带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前（钱）景无限。 五、中国庞大的婚庆市场等您兼职加盟 中国庞大的婚庆市场，可谓急需婚庆主持人，尤其是比较优秀的婚庆主持人。婚庆主持人行业，职业走俏，全国每年平均大约有3000万对新人结婚，五一长假期间就有800万多对新人举办婚礼。这样的市场，真是太大了。随着婚礼司仪职业化趋势，婚庆主持人的身价也在一路走高，到了5月和10月的婚礼黄金季节，这些人更是抢手。好口才才能带来好身价。虽然这个职业很红火，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从事这个行业，只有您不断进去，增加知识，才有职业前途。 六、为什么要学习司仪？ 1、 学习更多知识和生存技能。 2、 喜欢婚礼司仪行业，学会后为亲人和朋友结婚帮忙，展现自己才华。 3、 丰富业余生活，结交天下朋友，增加个人收入 ，司仪收入每次200-3000元之间 4、 热爱婚礼司仪行业，学会后自己开办婚庆公 。 5、 挑战自己锻炼口才 ，突破语言大关，为以后创业大基础。 6、 做为第二职业投资，主要目的利用自身资源，少投资多努力，保证赚钱。 7、 司仪职业是口碑职业，只要您服务好水平高，那您的客户只能越来越多，一场婚礼30桌，大约300人看，只要您说的好，就有300人为您做广告，如果10场婚礼10场成功，那您就有3000人的客户。如果每场300元算，假设您一年主持40次，那就是12000元，而且是周六、周日工作，不影响您其它正常业务，一次学会终身受益，再加上生日、开业等其它主持活动，您每年的收入大约在2万元左右，2年下来您旧可以买一台奇瑞QQ轿车，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您的地位高了，名声大震，收入多了等等，这一切一切只要您抓住机会，利用别人的实践知识，来圆自己的成功梦想。 8、 司仪职业属于自由人职业，自己给自己做老板，收入很高，永远不会下岗。 七、婚礼司仪工作内容-婚礼筹备计划 1. 双方家长和介绍人协助新人确定结婚日期、宴客日期、地点。 2. 确定婚礼的仪式和宴会方式及相应资金预算。 3. 挑选婚礼婚纱、摄影公司、婚礼顾问，并决定婚礼当天礼服款式的定做或租赁事宜。 4. 结婚登记咨询、婚前到医院做健康体检，决定婚后住所并开始装潢布置新房。 5. 确定婚礼仪式和婚宴地址场所。挑选彼此都珍爱的戒指及饰品以及结婚互赠礼物，确定蜜月旅行去处,时间行程。选购喜欢的家 具、家电用品、购置相应新房设施。 6. 确定婚礼当日人员名单及日程安排、寄出喜贴，注册结婚登记。 7. 订制婚礼蛋糕、糖果及烟酒、 婚宴场地的鲜花布置和饰品的确定，与酒店确定当日现场布置、菜肴等的相关细节。 8. 选择婚礼服务公司， 预约婚车摄影录象并确定相关合同事宜。与婚礼司仪确认婚礼的相关细节问题，伴郎和伴娘人选的确定。 9. 检查婚礼婚宴场所的各项措施是否全部到位。检查所有结婚用品是否齐全。新郎和新娘可彼此先行试装模拟婚礼当日仪式演示。 10. 新人进行全身肌肤护理和洗浴，与化妆师确定当日做发型时间，早起吃早餐水不宜多饮，新郎早带婚礼车队和礼品到女方家迎亲。 11. 新娘化妆、盘发准备随身携带化妆包和相关用品。等待新郎的带来。 12. 下车接亲、叫门、献手把花给新娘花、改口、合影、抱新娘上车、车队出发回新房。 13. 恭喜新娘下车仪式、放鞭炮、乐队奏乐、彩带、新人改口、接福（斧）、佩带新人胸花，坐福等仪式。 14. 车队去酒店举办庆典。 15. 婚礼庆典仪式 16. 婚宴 17. 婚礼结束 18. 准备旅行的相关物品：护照、身份证、现金、衣物及避孕药具。搜集相关资料及规划、预算经费。

伴郎叫门经典台词篇二:文化常识：中国的门文化大全（二）

  文化常识：中国的门文化大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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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常识：中国的门文化大全（二）
目录
第二章　门的民俗
第一节　门之神第二节　对联和匾额 第三节　岁时习俗第四节　人生礼俗 第五节　五行四象与门的厌胜第六节　门镜门符辟邪物 第七节　建房风俗
 第二章　门的民俗
　　以今观古，许多事情的神乎其神，仿佛神得有些古怪。建房筑屋辟门户，设出入口，本寻常事。然而，进须由之，出须由之，暑热敞开吹凉风，冬寒紧闭保温暖，关上门抵抗强盗防小偷，掩门扇即是相对隐秘的空间。种种功用产生了神秘感，再加上想象力，结果“万物有灵”，这门、这户被古人奉若神灵，祭之把之。 　　又有门神被创造出来。倘要追溯本初，此门神、彼对联竟是同根同源，产生于同一的年俗。岁时的风俗，人生的礼俗，总给门以特别的关注，一代代人将两大主题演绎得五彩斑斓，这便是门前的辟邪，门前的祈福……
第一节　门之神
　　　　　　　　　　　　 1．《礼记》：祀户祀门 　　古代五祀，其中门、户占了两项。《礼记》载“祭五祀”，东汉郑玄注释为门、井、户、灶、中(上雨下留)五种。两相参照，可取东汉《白虎通义》：“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上雨下留)。”此五祀，为门神户尉、井神、灶神、士神的滥觞。总观五项，有关水、火、士的神灵，慢待不得，要祭；但却又比不上门和户的双双受礼拜。这是对“衣食住行”中第三条格外偏向？其实，门、户之祀的含义，远超出建筑物的范畴。 　　《礼记》存“孟春之月其祀户”，“孟秋之月其祀门”之说。郑玄注解：“春阳气出，把之于户内阳也”，“秋阴气出，把之于门外阴也”。户内门外，与四时阴阳联系起来。先秦典籍《吕氏春秋》讲，孟春之月“其祀户”，仲春之月、季春之月亦然；秋季的三个月则祀门。这是、整个季节的祭祀。东汉高诱解释说，孟春“蛰伏之类始动生，出由户，故祀户”，“孟秋始内”，由门入，故祀门”。东汉两个学问家，注《礼记》的郑玄和注《吕览》的高诱，讲法虽不尽相同，但着眼点都是时序往复带给天地间万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户和门出入口的意义已被抽象出来，户和门成为符号，古人既祭祀这对符号本身，更是借用户或门的符号意义，与其它符号搭配组合，表达一种顺应自然又引导自然的愿望。 　　班固《白虎通义》所载，也反映了这样的思路： 　　祭五祀所以岁一遍何？顺五行也。故春即祭户。户者，人所出入，亦春万物始触户而出也。……秋祭门。门以闭藏自固也。秋亦万物成熟，内备自守也。 　　“顺五行”，放眼天地间。门、户被当做一种界面，古人希望通过它来实现与大自然的沟通。 　　门和户的这类符号意义，在古代祀典中多有运用，如季春之月在城门磔犬羊以毕春气的风俗、伏天城门杀狗以彻热毒恶气的风俗等。这方面的内容，本书将在岁时习俗一节中谈到。 　　祭门祭户，关于物的崇拜；门神户尉，则为神祗。两者之间，不能说没有联系。最先将“门”“神”二字连用，是为《礼记·丧服大记》注解的郑玄，他写道：“君释菜，礼门神也。” 　　祭祀门户的古风，后来溶入关于门神的信仰习俗。例如，清代宫廷仍循五祀旧制，《清史稿·礼志三》记，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但这司户神、司门神，总似乎有神荼郁垒、秦叔宝尉迟恭的影子。历代皇家最遵古制，这是清宫保留五祀的原因。可是其五祀中的祭户、祭门，已同祭神相混合。 　　民间似乎是另样情景。《荆楚岁时记》：“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春祀户秋祀门，演变为每岁一次，逢正月十五日作一番表示。祭门户的风俗虽有流传，然而，不仅祭祀时间和频率有变，而且，其着眼点限于一门一户，已远逊于先秦时代那种驰思天地间的大视野了。 　　　　　　　　　　　 2．守鬼门的神荼郁垒成门神 　　天地之间有没有门神？对此设问，“无神论”提供的答案自然是无懈可击的。可是，从古到今，世上却有削木造像的门神、印纸绘形的门神，林林总总，显示着人类造神的奇观。神荼和郁垒就是其中“资深”的一对。 　　清代陈彝《握兰轩随笔》说： 　　岁旦绘二神贴于门之左右，俗说门神，通名也。盖在左曰神荼，右曰郁垒。 　　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讲郁垒居有为上：“人家门符，左神荼，有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引了东汉张衡的话。 　　关于神荼和郁垒，较早的记载见于东汉初年王充《论衡·订鬼篇》所引《山海经》：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种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 　　《山海经》的成书，大约经历了从春秋末年到汉代初年的漫长时期。上引一段文字，今本《山海经》不存，其行文特点也与今日所见《山海经》有所不同。神话学家袁珂认为，或许当年《论衡》作者误记为《山海经》，其所引当是汉代或汉代以前的书。 　　《论衡·乱龙篇》也谈及这两个门神： 　　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神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制食虎。故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画虎之形，著之门阑。 　　不吝篇幅引录以上两段文字，为了借二者相互补充，以观全貌。首先，神荼、郁垒兄弟俩本是守鬼门的。度朔山有棵繁枝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枝遮盖的东北角，为万鬼出入之处，叫鬼门。神荼、郁垒在那里监察和统领众鬼。他们手里拿着芦苇制成的绳索，将妄为人祸的作恶之鬼捆绑了，去喂虎。 　　其次，上古神话人物黄帝将神荼、郁垒从鬼门请到人间，制成一种典礼，以驱恶鬼。什么时候派用场呢？东汉末年应助《风俗通义·祭典》说：“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卫凶也。”用桃木刻成神荼、郁垒像，除夕时置于门旁。 　　再次，黄帝云云，不过神异其事而已；“今县官斩桃为人，立之户侧”，“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说明热衷于神荼、郁垒守门御凶的，其实不是黄帝是皇帝——县官，古代称都城京畿之地为县，称皇帝为县官。 　　神荼郁垒是度朔山鬼门的守卫神，东汉蔡邕《独断》直言之：“……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神荼与郁垒居其门，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虎。故十二月竟，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 　　神荼郁垒守门，当初是削刻桃木，雕塑成门神的。这批人也叫“桃梗”，《战国策·齐策》写到它： 　　孟尝君将入秦，止者千数而弗听。苏代欲止之。孟尝君曰：“人事者，吾已尽知之矣；吾所未闻者，独鬼事耳。”苏代曰：“臣之来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见君。”孟尝君见之。谓孟尝君曰：“今臣来，过于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之上也，挺子以为人，至岁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则汝残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则复西岸耳。今子，东国之桃梗也，刻削子以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则子漂漂者将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国，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则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尝君乃止。 　　劝阻的话听多了，孟尝君已厌烦。就有来人不说人事说鬼事，讲了个寓言故事，内容是土捏的泥人与桃木削的木人之间的对话。为什么称此为“鬼事”呢？上偶又叫涌，始作俑者为何？为殉葬。土偶人自然属于鬼事。削桃木为人叫桃梗，这桃木人的身世，神荼郁垒神话已有解说，它来自“鬼门”前的大桃木，又专能治鬼，也算是“鬼事”范畴，或者说简直就是以“鬼”治鬼。《战国策》的这段文字说明，战国时代已有削刻桃梗、饰为门神的风俗。 　　在神话的世界里，度朔山奇大无比的桃树，营构出神奇的氛围。古人画神荼郁垒图，不忘以桃树为景（图32）。门神习俗，不仅以度朔山故事为说词，还从神话故事中借取“道具”——桃木。立在门户的神灵象征，叫桃人也好，桃梗也罢，它们均是削刻桃木的制品。在创造了门神的古人那里，桃木既被用为载体材料，又被当做符号材料。《太平御览》引《典术》： 　　
　　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木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此仙木也。 　　桃木本身即有制百鬼的神功，取它来削刻桃人，象征门神，料质的含义复加造型的意义，可谓双加料。 　　桃木治鬼的传说也是丰富多彩的。《淮南子·诠言》说，“羿死于桃囗”。东汉许慎注：“囗，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这讲的是《孟子》中“逢蒙学射于羿”的传说。羿以善射闻名，逢蒙拜师学艺，学成后恩将仇报，从老师身后下毒手，举起桃木大棒向羿的后脑勺猛砸。羿死后，做了阅领万鬼的官。古人关于桃木辟邪的联想，与这一神话故事有关。试想，桃木棒连统领众鬼的羿都能击杀，用来制鬼就更不在话下了。此外，在古代神话里，夸父逐日，干渴而死，化为桃林。将桃树说成是追赶太阳的英雄所化，这大概也是相信桃木能制鬼辟邪的一个原因吧。 　　天下树种万干，桃树枝于色若紫铜，富有光泽。桃木棒结实而有弹性，用做击打或防身，自是良器。这些特点，或许便是桃木神异传说的初始依据。正是在此意义上，清代俞正燮《癸已存稿》将桃木棒视为神荼郁垒神话的源头，认为审究其义，神荼郁垒由桃椎展转生故事耳。 　　
　　神荼、郁垒的早期造型，汉代画像石留下图案（图33）。看上去，相貌怪异，表情凶狠，虽似乎更接近于度朔山神话的风格，但其手中已执斧钺。南北朝时，石门线刻的门神身着销甲。以后，神荼郁垒成为古代木版年画的题材，至宋代已演变为镇殿将军模样。福建漳州的传统门神画，神荼郁垒常以大红纸印制，还让这两个门神骑上了马。山东潍县传统年画神荼和郁垒（图34），满身盔甲，相对而立，虽然威风，却也和善。 　　　　　　　　　　　　　　 3.门上画虎画鸡 　　门扇上画虎辟邪风俗的神话解释，连着神荼和郁垒。神话中守鬼门的这二位，捉住恶鬼，捆绑了，就喂虎。汉末《风俗通义》说，“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画虎于门”。由于朝廷的提倡，这种岁时风俗在汉代已形成。画虎于门，那当是两扇门板各一虎，形成二虎把门的阵势。 　　大约到了魏晋，鸡开始成为守门辟邪的门上神物。南朝《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风俗： 　　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所记新年习俗，同东汉《风俗通义》相比，门上桃符（桃人）、苇索依旧，唯独画鸡取代了画虎。相应的传说故事也编出来。有趣的是，故事的场景未变，情节未变，道具还是苇索，角色仍有两个捉鬼之神，只是以金鸡替换老虎上场。晋代郭璞《玄中记》讲： 　　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群鸡皆随之鸣。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突，并执苇索，伺不样之鬼，得而煞之。 　　相传是隋代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所加的注解引《括地图》，也讲桃都山上有金鸡，“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 　　显而易见，这故事是《论衡》所存《山海经》度朔山神话的翻版。鸡取代了虎，并且，比虎站得高，鸡被想象为高踞于大树之上，神荼和郁垒居其之下。 　　门上画虎，也并未因为画鸡的后起而绝迹。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 　　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囗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也。子读《汉旧仪》、说傩逐疫鬼，又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囗为合沧耳也。 　　这当是唐代风俗的写照。不仅画虎守门，还要写上个具有神秘意味的字。那个字，源自沧耳——与桃人、苇索、虎图并列为汉时岁末大傩驱疫鬼的神物。 　　至于金鸡食鬼守门户，其解说也并不是仅仅挂靠于神荼郁垒故事。晋代王嘉《拾遗记》载录重明鸟的神话，并言这是以鸡驱鬼风俗的本源： 　　尧在位七十年，有抵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洒扫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旦，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其遗像也。 　　画鸡，原是重明鸟。此神鸟双瞳，能降服妖灾群恶，成为众望所归。有时几年不至，人们就刻木铸金为此鸟，守卫门户，驱除魑魅。这据说是古帝尧舜时代的事。传至晋时，径以鸡代之。董勋《问礼俗》：“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正月初一为鸡日，门上画鸡，新一年就是这样开始的。 　　利用谐音，在辟邪的原意之上，复加吉祥的意义，体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众对于生活质量的关注。清代周亮工《书影》： 　　正月初一，贴画鸡。今都门剪以插首，中州画以悬堂。中州贵人尤好画大鸡于石，元旦张之。盖北地类呼吉为鸡，俗云室上大吉也。 　　陕西神木的传统门画《大吉有余》（图35），突出的是吉祥，大吉——大鸡两相对，驮来摇钱树。 　　
　　　　　　　　　　　　　　　4.打鬼的钟馗 　　有句名言：“为了打鬼，借助钟馗。”钟馗打鬼、捉鬼，且又置身众鬼中间，役使小鬼为他抬轿举伞，随他出游、嫁妹，使得钟馗故事多了几分趣味，在民间广为流传。 　　唐宋以来，钟馗年画一年一度悬于门。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这些都是新年悬于门上，用来辟邪的。 　　到了清代，钟馗画在端午节派用场，如《燕京岁时记》：“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画天师、钟馗之像……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辟祟恶。” 　　新年也仍用钟馗图像。康熙五十八年刻本《汾阳县志》记吕梁一带年俗：“图钟馗像悬门，以除虚耗。”这位捉鬼驱祟的门神，于岁暮迎新之际“上岗”。近代河南朱仙镇年画《馗头》，画面是钟馗头部的特写，形象威厉而不恐怖，一手握毛笔，一手持纸卷，上有“新年大吉”字样。 　　钟馗传说的缘起，见于宋代沈括《梦溪补笔谈》。据沈括讲，宋朝皇宫里曾收藏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图，画卷上有唐代人的题记，似写于开元年间。题记的内容是： 　　明皇讲武骊山，幸翠华还官，上不怿，因囗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措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革郭)及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云：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囗苦顿廖，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写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迄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道子进曰：陛下忧劳宵时，以衡石妨膳，而囗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卫圣德。因舞蹈上千万岁。上大悦，劳之百金。批曰：灵祗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乃告天下，悉今知委。 　　唐玄宗久病之中梦见了小鬼，小鬼偷了贵妃的香囊和明皇的玉笛，围着宫殿跑；梦中又有一穿蓝衣者捉住小鬼，挖其眼珠，将它掰着吃。经问，回答说是武举不捷的进士，叫钟馗，发誓尽除天下妖孽。经此一梦醒来，唐玄宗的病倒好了。丹青高手吴道子依照玄宗的讲述，画出钟馗像，大得好评。唐玄宗颁有司，告天下，岁暮张挂，用一纸钟馗图祛邪魅、静妖氛。 　　唐玄宗是个为后世老百姓留下许多话题的帝王，附在他名下的这个钟馗捉鬼故事，自然也为一代代人所津津乐道。 　　最早提及钟馗的史料，大约是唐玄宗时期大臣张说的《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其中写道：“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一及新历日轴……屏祛群厉，绩神像以无邪。”绘神像用来驱邪，指的即是钟馗。唐代刘禹锡也曾做过类似文章。可见，唐时岁末以钟馗图和历书赐给大臣，形成惯例。 　　辞旧迎新之际，一幅钟馗图，曾成为帝王更迭的导火索。据《新五代史》，吴越王的王位，由钱俊传子，子传孙，至钱佐，传位给弟弟——钱亻宗。钱亻宗年不满二十，少心计，宝座还未坐稳，就对旧臣宿将胡进思耍帝王威风，厉色斥责，卑侮有加。除夕时，画工献《钟馗击鬼图》，钱亻宗又借题发挥，在画卷上题了诗。胡进思看后大悟，知钱亻宗有意除掉自己，便抢先下手，囚禁钱亻宗，迎立钱亻叔为新的吴越王。这段材料，关联着帝王政治史，也是珍贵的风俗史料。钟馗既然是年画的题材，画工除夕献画，可谓应时到节。 　　到了宋代，沈括有记：“熙宁五年，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上令画工摹拓镌板，印赐两府辅臣各一本。是岁除夜，遣入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钟馗之像”。由手工绘制发展到刻版印制，钟馗画需求量的增大，当是一个原因。 　　讲钟馗，沈括《梦溪笔谈》唐明皇之梦常被引用。该书卷六，北宋庆历年间木刻钟馗的一条材料却往往被忽略： 　　木刻一“舞钟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铁简，以香饵置钟馗左手中，鼠缘手取食，则左手扼鼠，右手用简毙之。 　　且不说这木刻钟馗的精巧工艺。钟馗捕鼠，可见这位捉鬼的门神在当时所赢得的世俗性。 　　元代杂剧之中保留着丰富的民俗民风史料，《盆儿鬼》写到新年贴门神。故事讲，沛梁扁担货郎杨国用外出做买卖，住店被店主杀害。凶手焚尸捣骨，和泥制陶，烧成尿盆，送给邻居张老汉。张老汉夜里频频使用，盆体内的鬼魂不堪其苦，吵闹鸣冤，引得老汉同其对话。张老汉得知盆地鬼是躲在自己衣襟底下进屋的，就骂门神：“好门神户尉也，你怎生把鬼放进来了，俺要你做甚么？”接著有唱词： 　　俺大年日将你帖起，供养了撒子荼食，指望你驱邪断祟，指望你看家守计。呸，俺将你，画的这恶支杀样势，莫不是盹睡了门神也户尉，两下里桃符定甚大腿？“做扯碎钟馗科”手捋了这应梦的钟馗！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习俗，贴钟馗，供门神，新年家家户户的门前景观。 　　《盆儿鬼》的故事接下去是，张老汉带上那盆，去包公衙门为盆儿鬼叫屈，故事编得有趣。老汉陈述，包公问盆，盆儿无声，弄得张老汉挺被动，被送出大堂。再喊冤屈，包公又问，盆仍不应声。出来后，盆儿鬼对老汉说：“不是我不过去，只被那门神户尉当着，不放过去那。”张老汉第三次喊冤，向包公道明：“只为你那门神户尉一似狠那吁将巨斧频频掐，他是一个鬼魂儿怎教他不就活惊杀。”包公听后道：“是是是，大家小户有个门神户尉。那屈死的冤魂，被他当住，所以进来不得。张千，你去区将金钱银纸来……”烧了一通纸，并念“邪魔外道当拦住，单把屈死冤魂放过来”。结果，曾经探阴山、勘蝴蝶梦的包龙图，面对陶盆，又一次实现了人鬼通话，凶手也就恶有恶报了。 　　门神像，民居住宅贴，官府衙门贴；元代人有时也要为门神户尉烧纸钱的。这应视为有关门神信仰习俗的材料。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元杂剧《盆儿鬼》这段有趣的细节描写，当是有所借鉴的。请看宋代洪迈的志怪小说《夷坚志》中“五郎鬼”故事： 　　钱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凭之，目为五郎。有问休咎者，鬼作人语酬之。或问先世，验其真伪，虽千里外，酬对如响，莫不谐合。故成安王韩公兄世良尤信呢，导王令召之。巫至韩府，而五郎者不至。巫囗路不自安，乃出。后数日，偶至灵隐寺，鬼辄呼之。巫诘其曩日不应命，曰：“门神御我于外，不能达也。” 　　故事讲，巫婆四娘能使五郎鬼附体，为别人言说命运，预言吉闪。四娘的灵验，全靠五郎鬼暗中代她出声应付。四娘名气大起来，有王府请她去。她去了，可五郎鬼却没跟进去。四娘心里无底，一副恭敬而不安的样子，自然无神通可显。几天后，四娘到灵隐寺，五郎鬼同她打招呼。四娘诘问韩府的事，五郎鬼说：“韩府门上的门神把我挡在大门之外，我进不去。” 　　不需赘言，《盆儿鬼》剧情中可见“五郎鬼”故事的影子。 　　仍来说钟馗。 　　将钟馗奉为门神的古人，讲着唐玄宗的梦，传说着梦出钟馗。然而，捉鬼吃鬼，那色彩瑰丽的梦又是如何编织的呢？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此梦由椎出——钟馗即终葵；《礼记·玉藻》“终葵，椎也”，《方言》“齐人谓椎为终葵”。椎就是大棒槌。顾炎武生活的时代，“今人于户上画钟馗像”。对此，他的《日知录》考证、“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傩之为耳”，如马融《广成颂》描绘的挥终葵、扬玉斧的场面。在驱疫逐鬼的大傩仪式上，以挥舞棒槌来表示象征性意义；久而久之，挥舞棒槌为大傩仪式所营构的那种气氛、所宣示的那种意义，积淀于大棒，使得大傩仪式的个体符号——椎，即终葵，具有了大傩仪式的整体意义，驱邪逐鬼有神通。顾炎武还举《魏书》的例子：“尧暄本名终葵，字辟邪”。此一例子的说明力在于，古人的名、字往往是相呼应的。 　　顾炎武所未言及的是，《礼记·玉藻》的一段原文还提到了“荼”——神荼郁垒四字之一。这是《礼记》讲笏的一段话：“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郑玄注解：笏分等级，天子为(王廷)，义为挺然无所屈，或者也叫它大圭，“抒上终葵首。终葵首者，于抒上又广其首，方如椎头，是谓无所屈，后则恒直”。诸侯为荼，荼含有所畏在前的意思，以示对天子的敬畏。笏的形状还是如椎头，“诸侯唯天子讪焉，是以谓笏为荼”。这说明，荼的形状也是笏或棒一类。 　　北齐《颜氏家训·名实》记，有博学者考问诗友：“玉(王廷)杼上终葵首，当作何形？”答：“势如葵叶。”博学者讥笑之。郑注《礼记》说得明白，“方如椎头”。 　　可以想象，玉圭的顶端“方如椎头”，其整体不正像人形吗？天子手中的玉圭本就不同凡响，又有此“终葵首”的形状，演变为驱邪的神物，再人格化而成为神，不是很可能的吗？ 　　诸侯的等级低于天子，笏的形状也要有别于天子，称为“荼”，比起“方如椎头”有了变化，变恒直为稍有屈，但那形状同“终葵首”也差不了许多。这“荼”也没有被浪费，神而“荼”，它成了门神之一——神荼。钟馗是大棒，神荼、郁垒也是大棒。中国人造神，就是这般有章法。 　　应该说，“钟馗”、“终葵”的谐音，只是呈于表面的联系纽带。“以椎逐鬼”，使椎成了灵物，这才是钟馗传说的根。 　　灵物崇拜进而产生对神灵的崇拜，是古人造神的方式之一，比如，原始崇拜视石为圣物，就有了后来的石敢当之说。棒槌成为钟馗，也是灵物变神灵的结果。 　　钟馗故事的创作，大约同古时的徘谐文体思路相似。唐代文人写徘谐体，代表作品当称韩愈的《毛颖传》。文中将兔子拟人化，多方描写，且有情节。唐玄宗梦里的钟馗故事，不妨说是对于“终葵”大棒的一种拟人化敷衍。 　　逐鬼之外，又讲驱魅，于是钟馗故事便添嫁妹内容，仍然借助音同。旧时舞台上搬演这一出，说是终南进士钟馗进京赴试，误入鬼窟，而被众鬼弄得面容丑陋，因此落第。愤愤不平的钟馗触阶而死，同乡杜平掩埋了他。钟馗有这番经历，天帝封他为驱邪斩祟将军。钟馗感念杜平埋骨之义，以妹嫁之。 　　
　　嫁妹，还成为钟馗画的传统题材。清代拓本《钟馗嫁妹》（图36），钟馗妹乘辇，钟馗率众鬼送妹出嫁。小鬼或拉辇、推辇，或提灯引路，或奉一瓶插三戟表示平升三级，或为钟馗擎伞。 　　
　　钟馗画的常用构图元件之一，是蝙蝠。清代《历代神仙通鉴》说，道士叶法善对唐玄宗讲，混沌初分，有黑白二蝙蝠，黑蝙蝠化为钟馗，白蝙蝠化为八仙之一张果老。这就硬是把钟馗故事挂靠到开天辟地的神话时代。不过，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蝙蝠化钟馗，所乐道的是“蝠”即福。画面一只蝙蝠，那画即可叫“福自天来”，可叫“降福消灾”。杨柳青传统版画的钟馗图，如《福在眼前》、《恨福来迟》等，皆绘大红蝙蝠，取意在于“洪福”。陕西凤翔传统门画《钟馗》（图37），执剑钟馗单足立地，身旁蝙蝠飞。 　　钟馗故事的枝枝蔓蔓，嫁妹、迎蝠，如出一辙。请看《斩鬼传》的故事。钟馗被封为驱魔之神，在奈何桥遇到一小鬼，自称本是鼹鼠，饮奈伺水生翅化为蝙蝠，最晓恶鬼藏身处，情愿当向导。《平鬼传》则说，钟馗本与神荼、郁垒一起捉鬼，后来，神荼化为蝙蝠，郁垒化为宝剑。这类续编的故事，虽可资谈助，但古人讲得更多的是嫁走了魅，迎来了福。 　　　　　　　　　　　　5．白脸秦琼和黑脸尉迟恭 　　明代以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对门神是秦琼、尉迟恭。这是两位确有其人的隋唐人物。有趣的是，《旧唐书》卷六十八只载二人传记，恰是他俩比肩——秦叔宝、尉迟敬德。在《新唐书》中，他二人的传记同在第八十九卷里。到了明代，这两位历史人物一并被吴承恩写入神魔小说《西游记》，并随着小说的家喻户晓，成为妇孺皆知的守门神，一居左一居右，双双画在门扇上。 　　《西游记》第十回回目“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书中说，唐太宗患病，夜梦见鬼，只觉寝宫门外鬼魅呼号，抛砖弄瓦，不得安宁。秦琼自报奋勇，与尉迟恭夜晚把守宫门，使得唐太宗睡了一夜安稳觉。一而再，再而三，两将军连站三夜岗，太宗念及他们彻夜辛苦，吩咐道：“召巧手丹青，传二将军真容，贴于门上……”书中写，以画代人，倒也顶事。 　　吴承恩描述秦琼、尉迟恭执金瓜钺斧，介胄整齐，写了段赞词，对后世的门神画无疑是有影响的： 　　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年作门神。 　　《说唐演义》中有秦琼、尉迟恭救驾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还被京剧及许多地方剧种搬演。不过，秦琼救的是李世民之父、后来的唐高祖李渊，尉迟恭救的才是唐太宗。并且，均在两位未坐龙椅时。 　　京剧《临潼山》剧情，隋炀帝杨广拟夺李渊之妻，愤怒的李渊掷杯占落杨广的牙齿，辞官回太原。杨广亲自出马，装扮成强盗，在临潼山伏击李渊。危急时刻，秦琼经过此地，帮助李渊杀退杨广。这出戏又叫《秦琼救驾》。另一出《尉迟恭救驾》，又名《御果园》：李世民班师，高祖李渊封赏功臣。要封赏尉迟恭时，预谋杀害秦王李世民，以夺太子地位的建成、元吉，硬说尉迟恭救驾之功是假冒，提出在御果园重演救驾过程，并派心腹黄壮扮演对手，阴谋乘机对李世民下毒手。重新演示时，尉迟恭见黄壮心怀歹意，欲加害李世民，唱道：“黄壮假扮单雄信，真杀我主为何情？钢鞭一举追尔的命……”了结了那黄壮，再一次救护了李世民。 　　昔时，这两出救驾戏很受欢迎，是因为唤作秦琼、尉迟恭的门神像就贴在家家户户门板上。这两出戏，于那一对门神，是一种诠释，却又不尽然——由护帝王之驾，到守百姓之家，其间不是包含着古代的大众幽默吗？ 　　这一对门神，传统年画分别绘为黑脸白脸。东北黑龙江的双城，1926年印行的县志记门神： 　　俗谓为秦琼、敬德（即尉迟恭），有分绘其像于两门上者。过年时家家购画像分贴之两门上，白面者为秦琼，黑面者为敬德，皆御盔甲、执武器，若守门者然。谓妖魔见之，则却走不敢入门云。 　　门神黑白脸，清代洪升《长生殿》将他们写得挺和善，有通行证便放行，并不难缠。第三十七出，杨玉环鬼魂，持着土地给的路引，来到唐宫： 　　呀，原来就是西宫门首了。不免进去一看。［作欲进，二门神黑白面，金甲，执鞭、简上”［立高处介］“生前英勇安天下，死后威灵护殿门。”［举鞭、简拦旦介”何方女鬼，不得擅入。［旦出路引介］奴家杨玉环，有路引在此。［门神”原来是杨娘娘。目今禄山被刺，庆绪奔逃，郭元帅扫清宫禁，只太上皇远在蜀中，新天子尚留灵武，因此大内寂无一人，宫门尽扃锁钥。娘娘请自进去，吾神回避。 　　这可视为清初民间门神画的写照，面色、装束、武器都写到了。 　　秦琼持锏，敬德握鞭，这样一对门补画，有些地方就径称“抱鞭锏”。 　　　　　　　　　　　　　　6．守后门的魏征 　　钟馗当门神，有时是要去做“后门将军”的。为什么？因为前门通常是双扇，贴配对成双的门神，神荼、郁垒，或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后门往往单扉，钟馗画是单幅，贴上正好。旧时北京、开封的年画印制品小幅《钟馗》，即是供贴后门的。 　　在后门独当一面的门神，还有一位魏征。这位名臣守后门，再让秦琼、尉迟恭守前门，唐朝的文臣武将凑成了个“门卫班”。当年，北京民间木刻《镇宅福神》，为贴单词后门的门画，画面是魏征持剑坐像。 　　门神魏征被称为“独坐”。《双城县志》所载门神就是唐朝三大臣，说魏征： 　　后门别有一神为魏征，俗称为独坐。祀门神时，即门前焚香楮焉。 　　魏征当上守门神，西游记故事是始作俑者。《西游记》第十回书，魏征与唐太宗下棋，盹睡中梦斩径河龙王。这可惹了祸，老龙号泣纠缠，鬼祟门外抛砖，弄得太宗皇帝夜不安枕，大病一场。秦琼、尉迟恭守宫门，后又画像贴门上。前门绝了鬼祟，后宰门又来事。太宗称，夜里后门乒乓乒乓，砖瓦乱响，有人便进多：“前门不安，是敬德、叔宝护卫；后门不安，该着魏征护巳。”魏征奉旨，手提宝剑，侍卫后门，一夜无事。《西游记》描写魏征守门时的打扮： 　　熟绢青巾抹额，锦袍玉带垂腰。兜风氅袖采霜飘，压赛垒、荼神貌。脚踏乌靴坐折，手持利刃凶骁。圆睁两眼四边瞧，那个邪申敢到？ 　　将魏征比做神荼、郁垒，说成是令邪祟望而生畏的守门神了。 　　　　　　　　　　　　　 7．门神名单一长串 　　门神名单长长一串，或者确切地说，被古人选为守门之神的名字可以排成串。其中有神荼和郁垒、秦琼和尉迟恭，有钟馗、魏征，还有：赵公明与燃灯道人、孙膑与庞涓、伍子胥与赵云、萧何与韩信、马武与姚期、关羽与关平及周仓、裴元庆与李元霸、孟良与焦赞、岳鄂王与温元帅、徐延昭与杨波，有成庆，有穆桂英…… 　　清末著名的四川绵竹年画，以其取材的地方特色、为这串名单增阵容。据王树村《绵竹年画见闻记》，那里门神除秦琼、尉迟敬德外，尚有唐朝名将郭子仪，有八十二岁作状元（民间讹传）的梁淑，有三国故事中偷渡阴平攻下绵竹的邓艾，以及《征西》里的秦英和尉迟松。 　　门神名单长长一串，历史人物、传说或小说人物兼而有之。他们的“门缘”，各有说法。总括观之，可见古人造神的各种思路。 　　燃灯道人和赵公明，《封神演义》人物。武王代纣，姜子牙帐下有个燃灯道人。峨眉山道仙赵公明则站在对立面，助商作战。山东潍县传统年画的这一对门神，依封神故事的描写，燃灯道人骑鹿，两手分别持如意、乾坤尺；赵公明骑虎，一手举钢鞭，一手托元宝。燃灯道人头上双凤戏日，赵公明头上双凤戏月，他二人斗法时所用定海珠、金蚊剪也表现在门神画上。当初选这对人物作门神，使冤家聚首，同守门户，真可谓超脱于恩怨纠缠之上，体现了造神者的胸怀：不论哪方神灵，尽可为我所用。孙膑与庞涓等门神“搭档”，也有此种情况。 　　有些人物当门神，靠原本的“知名度”，妇孺皆知是良将忠臣，是英雄好汉，画像悬门就成了门神。汉高祖刘邦打江山，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万代传，这二位当了门神。马武、姚期为东汉人物，他们反对篡汉的王莽，是追随刘秀的勇猛之将。裴元庆、李元霸均为《说唐演义》中人物，勇武好汉，当了守门神。孟良和焦赞则是忠义杨家将演义故事的人物，成为一对门神。孟、焦勇猛，曾去穆柯寨会穆桂英，败阵而归，可见穆桂英武艺之高强；穆桂英有心做杨家的媳妇，这才有戏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穆桂英门神画，一像两图，分贴左右。四川夹江传统门神画（图38），穆桂英英姿飒爽。 　　
　　三国蜀将关羽，演义小说为其远播忠勇神武之名，经宋明清历代的提倡，渐成同文圣孔子比肩的武圣，被奉为关圣帝君。在旧时，关公既是忠义的楷模，又是驱邪辟恶的神灵。这样一个关帝，被我国客家人奉为门神。客家人住宅，大门二门贴门神像——关羽端坐上位，关平和周仓分立两旁。按照古代的民间信仰习俗，关羽是人神之首，是帝。让关公屈尊门神之列，不是对关帝的轻视，而是对门神的看重。 　　东周列国一对名人，孙膑和庞涓，同从一师学兵法，后共事魏王，庞涓嫉妒孙瞑才能过己，诬告陷害，使得孙膑惨遭膑刑。“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便有了写在竹简上的《孙膑兵法》。孙膑逃至齐国，为军师。马陵道冤家相会，孙膑复了仇。这段史事，经《孙庞演义》添枝加叶，敷演出孙膑和庞涓斗法的故事。比试高低之时，孙膑摇身变做门闩。门闩系锁门闭户的关键，也就成了孙膑与门神之间的纽带。汉中地区的门神画，孙膑骑牛，一手举令旗，一手抱拐杖，形残而神威在。而与孙膑配对的，则是骑马舞刀的庞涓。 　　能有令邪恶望而却步的威风，是为门神的条件；倘若再和门户有些瓜葛渊源，则充当门神话头也就更多。孙膑变门闩，是例；徐延昭抡锤打门也是例子。 　　徐延昭与杨波，鼓词《香莲帕》讲述明代故事：万历帝年幼，外戚李良阴谋篡位，封锁昭阳宫，众臣同皇帝隔绝。定国公徐延昭以祖传御赐铜锤击开宫门，打破隔绝。兵部侍郎杨波率兵诛李良。这一对力保大明皇帝的忠臣，双双当门神，人们看中了他们嫉恶如仇的英雄气概，也看中了徐延昭锤击宫门的壮举。 　　岳鄂三和温元帅。《集说诠真》：“门神或又作温、岳二神，想即温元帅、岳鄂三。”岳飞精忠报国，南宋抗金名将，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溢武穆，追封鄂王。同岳飞配对贴门的温元帅，名叫温琼，明代宋濂写过《温忠靖公庙碑》，说其二十六岁举进士不第，有言：“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讲，温元帅左手执玉环，右手执秩简，玉帝赐金牌一面，篆刻“无拘霄汉”字样，特准他可以出入天门朝奏。 　　温州民间称温元帅为“东岳爷”，也称“温忠靖王”。当地传说，唐代穷秀才温琼几经落第不灰心，寄居温州一座庙中苦读。一天，他读书深夜，听到窗外两个疫鬼的低语，一个说：“到这口井汲水的人多，就投在这口井里。”温琼得知疫鬼投毒，便守在庙门外那口井前，把头天夜里的事讲给前来挑水的人。人们不信，还笑话他：“这秀才，读书读糊涂了。”温琼见众人仍要取水，喊了声“我来以身试水！”纵身跳到井里。人们捞起时，他全身发蓝，中毒而亡。此一传说，讲到了这个东岳神为何能够驱瘟疫，以及其为何常被画为蓝面神像。在温州，一年一度的东岳庙会，“拦街福”、“迎东岳”，主题即是祈福、禳灾和驱疫。 　　岳鹏举正气凛然当门神，自不必赘言；以温元帅为搭档，却有些意思。传说温琼有着同钟馗相似的落第经历，发誓“除天下恶厉”，又有井前舍命破疫鬼的壮举，传说他身上还带着“无拘霄汉”的金牌，凭此出入天门无阻拦，所有这些算是具备了守门神的“素质”。然而，他能与岳飞一左一步，似应归结于他的身分——泰山之神。泰山为五岳之首。民间传说，温琼奉玉帝旨令巡察五岳，是“岳府猛将、众神之宗、岳班之首”。东岳之“岳”，五岳之“岳”，由岳神而及岳姓，使得温元帅和岳飞发生联系，形成双“岳”门神的景观，尽管此一“岳”并非被一“岳”。同时，岳飞报国以精忠，温琼被封忠靖王，“精忠”、“忠靖”也真可为一对伯仲的。 　　中国门神风俗史的重要一页，是唐代前后寺庙门扇画神。这对世俗的门神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捎带提及的是，佛寺门前的哼哈二将，天王殿里的四大金刚，也都具有门神般的意义，因为他们均为护法神。 　　寺庙类建筑门扇上的这类绘画，至今仍存。例如，台湾鹿港龙山寺寺门彩绘一对比例巨大的门神。在台南，还有庙宇在大红色门扇上彩绘三十六神。这也属于门神画。在甘肃张掖卧佛寺，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大佛殿，其面积高大的殿门上，龙飞凤舞的彩绘，虽已褪色模糊，但气韵犹在。如同汉代的门上画虎，这殿门画龙画凤，绝非只用做装饰。 　　我国少数民族也有门神信仰，体现了不同的特点。 　　云南纳西族的立石为门神。宅门口竖立两块半米多高的石头，门左的叫“陆男神”，门右的叫“瑟女神”，这是一对门神。据东巴经典的说法，陆男神和瑟女神为夫妻，他们到人间充当门神，是受善神美利东阿普的派遣。他们的使命是人与神鬼之间的信息沟通，把神旨或鬼旨传达给人，把人意报知神鬼。这对门神，同神荼郁垒等相比，差别有三：一，立石于门侧，而非画像或贴像于门扇；二，一男一女，夫妻门神；三，充当人、神两世界的中介，以信息的传递为职责，而不是守门拒鬼邪于户外——同是置于建筑物的出入口，石门神的侧重点在于实现通联，画门神的侧重点则是阻隔。 　　哈尼族村落设寨门，并有在寨门口立木偶的风俗习惯。据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 　　哈尼族村落通常有两个门（勒坑），一个是前门或叫大门，是人们通行的门。一个是后门或叫小门，是抬死人的。哈尼族一年由纠玛主持立两次寨门，一次是3月，一次是9月。寨门是木头结构，在两根木柱上置横梁，横梁上画斜花纹和圆圈，并装置小鸟一对。在右侧木柱旁立木质男女裸体雕像，叫“迈古张”。木雕像用带两枝桠的木干制成。木干刻头部，两支枝桠作为腿，并在两枝桠的交叉处刻男女生殖器官。大门左侧放铁匠使用的风箱、锤子和钳子等。 　　在寨门的横梁上悬挂术刀，村中十岁以上的男性成员，都要悬挂一把木刀，象征驱鬼，木刀具有辟邪的意思。 　　没有围墙的寨门是象征性的，右门柱的“迈古张”雕像具有象征意义，门左侧的铁匠工具具有象征意义，门的横梁上挂木刀也含象征意味。 　　　　　　　　　　　8．造神又役神：中国人的幽默 　　天官赐福，麻姑献寿，龙王治水，妈祖护航，古人的造神，往往含有明显的功用目的。由此，敬一方城隍、九天玉帝，礼拜财神赵公明；逢腊月二十三祭灶，请他“上天言好事”；至正月初八顺星，祈求一年的吉祥。造神礼神也役神，堪称典型的例证，是有关门神的信仰习俗。 　　神荼郁垒被虚构出来，他们在瑰奇的神话故事中，在奇大无比的桃树下，充当鬼怪出入口的守卫者。创造幻想世界的守门神，动机是人的现实生活需要守门之神的慰藉——前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回应：帝王的宫门前，平民的宅门上，那一对桃人能降鬼魅，只因被视为神荼、郁垒的化身；以至削刻之工减免，仅悬两块桃板，仍靠着这种认同，保持神灵，功能不减。诚然，这种造神活动，又有对于桃木的崇拜掺杂其间。晋代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一句“大傩讫，设桃梗郁儡”，透露了其中消息。后世创造钟馗，所采用的仍是此一思路。 　　
　　当初的神荼郁垒，从汉画像石的图案看，如河南新郑汉画像砖（图39），人物造型圆目瘦面，双耳竖立，头生一角，长衣束腰，肩斧，应为神荼郁垒的画像。门神表情厉害，形象可怖，这折射了人们对于大自然、对于生存环境的感受，当灾害、瘟疫以及尚不能给以科学解释的风雨雷电等带来巨大的恐怖时，礼奉较为凶猛的神祗，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心理的平衡。古代大傩仪式狰狞的面具，提供了这方面的说服力。 　　门神信仰习俗的演变，逐渐形成两大支系：武士门神和祈福门神。 　　
　　武士门神，《汉书·景十三王传》：“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与这条文字史料相印证，汉代墓葬将持械人像画在门，无疑具有象征威慑的意义。北魏宁懋石室门画的武士（图40），已周身盔甲，十足的骁将气派。可与此图相印证的文字史料，有《南齐书·魏虏传》中一则记载： 　　万民禅位后，……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水，又规划黑龙盘绕，以为厌胜。 　　唐代时，据佛经《根本说》寺院“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仗为防非”。这是关于门神风俗的重要材料。至北宋，请看《枫窗小读》所记： 　　靖康以前，对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识者谓：虎头男子，虏字；金饰，更是金虏在门也。不三数年而家户被虏，王公被其酷尤甚。 　　靖康二年，北方金国的军队南侵，俘宋二帝，导致北宋的灭亡。《枫窗小记》将此前汴京城里流行的门神图样视为征兆，所谓“金虏在门”云云。其所记门神样式本身，是一条珍贵的史料。 　　《东京梦华录》记，宋朝宫中，除夕由镇殿将军衣甲胄，扮门神，参加宫禁中的驱傩仪式。由人装扮的角色还有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等。门神同浩浩荡荡的驱祟大军，将祟驱到南薰门外去。 　　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有“等身门神”。而清嘉庆年间高六尺的巨幅门神画，有实物保留下来。 　　“吉日来到贵府门，贵府门上有门神，头戴金盔身披甲，金铜神钺斩邪恶。”旧时甘肃天水一带，正月里艺人走街串巷的唱词。近世的武士门神，包括题为神荼郁垒的画像，大多以甲胄兵器显示威武，构图追求“可悦性”，而非“可惧性”，或为镇殿将军造型，或如戏出人物模样：即便画为横眉立目，也憨态莽气可人。 　　传为南宋画家李嵩所绘《岁朝吉庆》以元旦贺岁为题材，在一幅图画中表现了一户人家门外有人下马投刺，院子里主客相拜，正房内饮屠苏酒的情形。值得珍贵的是，其宅院大门上贴武士门神，院内房屋的两扇隔扇门上贴有一对双手持笏的文官门神。这为研究门神的演变与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文官门神，当是后世的祈福门神的先声。 　　至于祈福门神画，更以喜气吉祥为风格。诸如：天官赐福、如意状元、五子登科、和合二仙、招财童子、福寿童子、刘海戏蟾……严格地讲，已非原本意义上的门神，所以有些也称为门童画。 　　以守门驱邪为“本职”者，有些也担负起祈福的“兼职”。山东平度“恨福来迟”门神画，持剑的守门神左右相对，分别指着一只蝙蝠，蝠即福，让它进门来。清光绪八年《孝感县志》记春节习俗： 　　贴门神，或冠冕，或将军，或钟馗，其像皆有寓意，如“事事如意”，“必定如意”，“加官进禄”，“喜上眉梢（梢）”，“恨福来迟”。不画像者，以红纸书“神荼”“郁垒”代之。 　　北方的商家，新年门上贴利市仙官像，这是生意获利之神。利市，《周易·说卦》巽“为近利，市三倍”。利市仙官像贴门，大约是专管开市大吉，不司驱邪逐鬼的。 　　门神祈福，同样是社会心理的折射。文明的发展，对于生存环境恐惧感的减少，生存的渴望已不是头等重要的命题，人们的关注点移向生活的质量，即对幸福的期望。于是，门神画上叠加了祈福祝吉的符号。 　　请神来守门也好，来祈福也罢，人们回报以何？ 　　元杂剧《盆儿鬼》描写，张老汉埋怨门神不尽职，说道：“俺大年日将你贴起，供养了撒子荼食”；官衙里，为了让门神通融通融，包公吩咐“金纸银钱”一通烧。此剧故事以宋代为背景，所反映的礼奉门神的习俗，虽难断定就是宋时民俗，但将其视为元代民俗的反映，当是不错的。 　　烧门神纸的风俗延续至近代，敬神的气氛渐淡。清代道光年间《黄安县志》：正月“初三日，祭门焚楮，谓之"烧门神纸’”。这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祭神，倒更像年俗的落幕典礼——老话讲“初三烧了门神纸，各人寻生理”，从此商开市，士入学，人们开始由浓浓的年味儿里走出，走入新一年的奔忙。 　　清代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误学武松》说，“古礼门为五祀之一，今礼久不行”，以至见杭州一户姓马的人家“祭门神甚敬”，竟要问：“君家独行之，何也？”原来，马家主人看《水浒》入迷，学武松，杀了犯淫的嫂子。女鬼找上门来理论：“吾夫杀我可也，汝为小叔，不当杀我。”只是被“门神呵禁”，进不得大门，在门前对醉归的奴仆言明缘由，发泄了一通。这段故事，由“祭门神甚敬”的个别例子，反衬出清代时民间的门神之祀已普遍淡化。 　　清代《燕京岁时记》也提醒人们注意这一情况：“门神皆甲胄执戈，悬弧佩剑，或谓为神荼、郁垒，或谓为秦琼、敬德，其实皆非也。但谓门神可矣，夫门为五祭之首，并非邪神，都人神之而不把之，失其旨矣。”虽称为神，却不郑重其事地祭之，因此才有人为门神鸣不平。 　　有时，那“神之”也要打折扣的。清代石成金撰《笑得好》有则小故事讽刺“心毒貌慈”者： 　　一人买门神，误买道人画，贴在门上，妻问曰：“门神原是持刀执斧，鬼才惧怕，这忠厚相貌，贴他何用？”夫曰：“再莫说起，如今外貌忠厚的，他行出事来，更毒更狠。” 　　虽只是笑话一段，但在那买门神画的随意性中，却透露着一种轻慢。乾隆年间《笑林广记》中笑话《白伺候》，从正面反映了这种心态： 　　夜游神见门神夜立，怜而问之曰：“汝长大乃尔，如何做人门客，早晚伺候，受此辛苦？”门神曰：“出于无奈耳。”曰：“然则有饭吃否？”答：“若要他饭吃时，又不要我上门了。” 　　造神又役神，门神可说是廉价的门户守卫者。明代冯梦龙辑集刊刻的《山歌》中有一首《门神》，系“君心忒忍，恋新人浑望旧人”的怨词，却围绕新旧门神画做文章，全用门神口气。摘录如下： 　　记得去年大年三十夜，捉我千刷万刷，刷得我心悦诚服。千嘱万嘱，嘱得我一板个正经。我虽然日你糊口之计，你也敬得我介如神。我只望替你同家日活，撑立个门庭。……并弗容介个闲神野鬼，上你搭个大门。……冉阝间贴得筋疲力尽，磨得我头鬓蓬尘，弗上一年个光景，只思量别恋个新人。……遇着个个残冬腊月，一刻也弗容我留停。你拿个冷水来泼我个身上，我还道是你取笑；拿个筅帚来支我，我也只弗做声。……我吃你刮又刮得个测赖，铲又铲得介尽情。 　　除夕贴门神，如何贴，说到了；如何清除贴了一年的旧画，也说到了。除旧布新，过年的节目，换门神是一项。喜新弃旧的哀怨，那是关于爱情的借题发挥，不必管它。贴上对门神画，撑立门庭，闲神野鬼难进门，获得一年的心理慰藉，这能说不值得吗？ 　　《淮阳乡村风土记》载民间歇后语：“门神里边卷灶爷——话（画）中有话（画）”。侯宝林的相声说，老太太过年买灶王爷神马，讳言“买”，要叫“请”；可是问价时，老太太嫌贵，竟连声说不值！和灶神像一起，门神画花几个铜子即可买来，连“糖瓜”也不必供奉，贴在门板上，四季把门。这，难道不是表现出造神者的一种幽默吗？ 　　诚然，门闩不可废，门锁还要用；但是，如歌剧《白毛女》所唱：“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门神带来心理的慰藉，烘托新年喜气，美化门户，一幅门神画从内容到形式，奉献给人们的还少吗？ 　　山东潍坊杨家埠，为我国清代著名的木版年画产地之一。旧时，那里有专营门神画的门神店。民谣唱：“专做门神店，当了颜色贩，年年刻新版，必定客来办。”品种专营、年年刻版，可见印量销量之大；“当了颜色贩”的自嘲，反映了门神画设色浓艳，用以点缀新年的特点。 　　与艳彩门神形成对照，四川绵竹传统木版年画有种“素门神”，即只勾墨线不加敷彩的门神画。偷工减料吗？否。这是为服丧人家预备的。 　　门神又是随葬品。《明史·礼志》载：“洪武二年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给明器九十事，纳之墓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四，门神二，武士十，并以木造，各高一尺。”门神一对，不是绘画是木雕。 　　门神不仅把门，不仅驱邪纳福，民间还编出门神解危救难的故事。河北获鹿一带贴关羽门神，伴以传说，一户人家孤儿寡母，欠地主债，儿子外出打工，准备腊月时回家还债，好过年关。年三十，债主逼得紧，儿子却因迷路，迟迟不归，老大娘被逼要上吊。儿子迷失方向正着急，一红脸将军骑大红马自天而降，把他拉上马，腾云驾雾转瞬到家。敲开门，回头再看时，将军和马都不见。儿对娘讲了自己的经历，老大娘对着门神就拜。拜过再看，门神画上，关羽骑的那匹大红马还在淌汗珠呢。这门神，为助人，一时“脱岗”，做了本职以外的事。当然，救人危难，也是保人平安。 　　造神又役神，中国老百姓的幽默，还表现在对门神的“分工”。 　　赵公明与燃灯道人一对，因赵公明是财神，二门神去守库房，取意自然在于财宝盈库。孟良和焦赞，根据杨家将故事，焦赞曾辽营盗马，京剧则有《孟良盗马》剧目，由此，这对门神常贴于牛棚马厩。山东潍县的《打猪鬼》，又称“栏门判”，是贴于猪圈门上的。你道画的是谁？民间钟馗、判官不分，“栏门判”即大名鼎鼎的钟馗，他被派去为猪消灾驱瘟。 　　
　　马圈门上贴《庇马瘟》（图41），见于陕西凤阳一带。这令人想到《西游记》孙悟空，他被玉帝封为弼马温，为天宫饲养天马。古代民间传说，猴子能避马瘟。“庇马瘟”、“弼马温”皆取此意。按照阴阳五行之说，十二地支中，午为阳的极盛，为火；申、子、辰依次表示水发生、旺盛和衰微的过程。因此，申可以制约午，申属猴，午属马，猴子可以避马瘟。贴上一幅猴子图，不妨说是请“齐天大圣”来守马厩。 　　就说门神的“主力阵容”——秦琼和尉迟恭，做为历史人物，他们是唐朝的开国功臣，英姿勃勃，绘像挂在凌烟阁；做了门神，也是因为传说他们曾为皇帝站门岗。一身镇殿将军的盔甲披挂，却来给个民百姓把门，是二将军屈尊了，还是老百姓升格了？封建时代等级森严，僭越是罪过。然而，在有关门神的民俗信仰之中，子民们却同皇帝来了一回小小的“平等”。你使得，我也使得，可算是一种幽默吧。 　　　　　　　　　　　　　　9．门神诗文戏曲 　　有关门神的文学故事，前文已多有涉及。文学是一面镜子，它的折射，使门神这一文化现象益发绚丽多彩。 　　明代博学才子视允明，号枝山，曾赞门神。据清代《坚瓠癸集》，祝枝山去拜客，茶罢叙礼而退。人家送到门口，祝枝山见门神画得精彩，一个劲地称赞，并应主人的请求，留下一首《门神赞》： 　　　　手持板斧面朝天，随你新鲜中一年。 　　　　厉鬼邪魔俱敛迹，岂容小丑倚门边。 　　“新鲜中一年”，与清翰林院编修蒋士铨《门神》“面目随年改”，都是一年一度贴门神的风俗写照。蒋士铨诗如下： 　　　　倚傍谁何宅，张施将相形。 　　　　尊疑封户牖，贵比列丹表。 　　　　面日随年改，精魂入夜灵。 　　　　穿窬岂公惧，聊托壮门庭。 　　清代不少文人写有门神诗。清代戴璐《藤阴杂记》说：“新年倒贴门神，查他山、唐实君全传诵已久。近赵瓯北翼作，更欲突过前人。”赵翼有一组门神诗，其中一首： 　　　　漫嗤两脚踏空虚，身已离尘迹自疏。 　　　　甘宁仓琅监锁钥，肯随朱履上堂除。 　　　　无言似厌人投刺，含笑应羞客曳裙。 　　　　暮夜金来君莫受，防他冷眼伺门间。 　　“甘守仓琅”，仓琅即《汉书》“木门仓琅根”所说的门上铺首。诗中说，门神与金铺为伴，司“监锁钥”之职，掌管门禁出入。另一首写辟邪： 　　　　剑笏森森谨护呵，东西相向伊谁何？ 　　　　满身锦绣形空好，一纸功名价几多。 　　　　辟鬼漫同钟进士，序神还让寇阎罗。 　　　　欲稽故实惭荒陋，或仿黄金四日傩。 　　剑笏森森，把剑武门神，持笏文门神。东西相向，人家门户多坐南朝北，门扇上相向而立两门神，一向东，一向西。满身锦绣，另外还该有铠甲，为什么说是“形空好”呢？因为说到底，不过“一纸功名”——纸上画像而已。至于门神的典故，末一句“或仿黄金四目傩”，赵翼假设：门神大约是模仿汉代岁末宫中逐疫大傩仪式里的首要角色——方相氏。《后汉书》记：“方相氏黄金四目”。 　　古代小说中以门神为主角的篇什，见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篇名《鹰虎神》。篇中描写，济南府东岳庙“大门左右，神高丈余，俗名"鹰虎神’，狰狞可畏”。故事讲，一个小偷潜入道士寝室，盗钱三百，逃出城。刚要上山，“见一巨丈夫，自山上来，左臂苍鹰”，面铜青色，依稀似庙门中所见者。这正是东岳庙鹰虎神之一。小偷先自蹲伏战栗了，神喝问：“盗钱安往？”故事的结尾，小偷乖乖地把三百钱送回东岳庙，跪在那里认错。蒲松龄笔下的鹰虎神，就是东岳庙的门神。其形象，具有威慑力。他离开“门岗”，去堵截偷盗者。天下作贼的人读此，该三思吧。 　　舞台上表演门神故事，元杂剧《盆儿鬼》不仅表现“大年日将你（门神）贴起”的风俗，还编出包公让手下人给门神烧纸，以换取门神通融合作的情节。清代《长生殿》描写唐宫里一对黑白门神，同情杨贵妃的鬼魂，为其放行。这些前已述及。 　　明代文人茅维字孝若，曾写过一出短剧《闸门神》。清代焦循《剧说》载，“《闹门神》杂剧，为茅僧坛孝若撰，谓除夕夜新门神到任，旧门神不让，相争也”。此剧开场，扮新门神者与扮桃符神者一同上场：“自家是太平巷第一家新门神，明年该轮俺把门管事。只今小年夜，满巷灯火爆竹，好不热闹，桃符神，你跟咱到任去来。”新门神洋洋得意：“谁将俺画张纸装的五彩？冷面皮意气雄赳，竖剑眉阔口髹囗；手擎著加冠进爵，刀斧彭排。奇哉，刚买就遍街人惊骇。尽道俺，庞儿古怪，满腹精神，倜傥胸怀。桃符神，你去瞧来，怎那旧门神见俺，只佯不睬，并不见他抬身哩。”踌躇满志的新门神上任来了，却不见旧门神挪动。于是，描写新门神眼里的旧门神：“那戴头盔将军忒呆呆，你几年上都剥落了颜色，甚滋味全无退悔？”旧门神出场了：“俺把门管事六七年，这门内人那个不威惧我。他是何等人物，怎便一朝思抢夺俺座头？他不见俺雪白髭须，都为数年把门辛苦……”相持不下，新门神令桃符去请宅内的钟馗出来评判。钟馗出来劝旧门神：“小年夜，少不得新旧交代，只俺把守门内，也早晚望着替身哩。”随后，宅内的紫姑神、灶神，门外的和合神，都劝不动旧门神。九天门监察使来此：“这太平巷怎的秽气薰蒸？呀，元来是那第一家旧门神作祟这方，又不肯让那新门神管事，且不究他贪位慕禄的心肠，只看他吃粮不管事，怎弄得那家门面，直恁破。”旧门神被贬沙门岛。 　　另有《庆丰年五鬼闹钟馗》，似为明初宫廷教坊剧，收入《孤本元明杂剧》，作者阙名。此剧第四折，钟馗被封为“天下都判官领袖”，福、禄、寿神，土地、灶、井、厨、门、户神，三阳真君，青黄赤白黑五方小鬼，有一番同台热闹的场面。门神的台词：“俺门神户尉，职掌左右门庭，年年喜遇正旦，岁岁庆贺新正。今日太平之年，俺见三阳真君去来。”此剧主角是钟馗。 　　以钟馗为主角的门神戏，还有《钟馗嫁妹》。后者更见性格。钟馗降鬼是高手，却偏好役小鬼为奴仆。朝夕相处，很难总是正气凛然的模样。小鬼也就敢灌醉他，戏弄他，与他没大没小。或许正因为此，人家门旁一左一有的“岗位”，让秦琼和尉迟恭占据了，钟馗被派去守后门。 　　明传奇《钵中莲》，存万历年间抄本。该剧第九出《神哄》，小生扮门丞，执单鞭；老旦扮户尉，执单锏；净扮“后门钟馗”，执宝剑象笏。这三个门神角色，同井泉童子、东厨司命、瓦将军、土地爷同台，演出了一场闹剧。门丞户尉的台词是：“从来启闭招仁惠”。钟馗台上说：“论起来，拿捉僵尸，是俺的本等；中是还有一讲，我职守后门，不管你园中之事。不瞒你说，我自从端午消受了他几个粽子，直到如今，饿得来有气无力，干不得什么事来。另求高明！”明代时钟馗的角色定位，由这一番表白和盘托出。做为门神，钟馗守的是后门；同时，至迟宋代始，钟馗又成为端午节的岁时之神。 　　比起门神来，古今文人画钟馗者更多些。这些钟馗形象要比神荼郁垒丰富，并非只是在那里持械站岗。画幅上的题诗因此丰富多样，胜出题咏神荼郁垒的诗篇。明代朱见深画钟馗手持如意，携一小鬼，小鬼双手举盘子，盘内有柏叶与柿子，以寓百事如意。其上题诗：“一脉春回暖气随，风云万里值明时，画图今日来佳兆，如意年年百事宜。”辟邪似已让位于祈祥。 　　清代罗聘画醉钟馗，题诗：“一梦荒唐事有无，吴生粉本几临摹，纷纷画手多新样，义道先生是酒徒。一醉何缘竟若斯，妄占姑亦妄听之。多应忽忆开元事，囗囗还如未第时。艾绿榴红五月天，沉酣正好卧花前……”宋代起，钟馗成为端午节的应时门神。而这位画家偏要调侃一番，说此时正是钟馗醉酒不醒的时节。清代另一位画家高其佩，指画钟馗的题诗也开玩笑：“花妍野冢中，草鸣昏月下，若但醒眼看，非善除妖者。”对钟馗能否捉鬼，甚至提出了质疑。这大约是借题发挥，意在言外。 　　钟馗成了各种漫想的载体。清代钱慧安画钟馗骑驴图，题诗：“终南进士学宏深，呼鬼随行担剑琴，因是无人听古调，跨驴何处觅知音。”醉酒的钟馗此次换了形象，一副儒雅模样。清任伯年朱色钟馗，题诗：“少小名惊翰墨场，读书无用且佯狂。我今欲借先生剑，地黑天昏一吐光。”则是画家在直抒胸怀了。 　　　　　　　　　　10．中外门神比较：以古罗马为对象 　　古中国和古罗马都创造了门神。中外门神具有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异之处，将两者进行对比，不仅有助于认识门神本身，还可以作为一个切入点，体悟两种文化的异同。 　　这两种门神均源于神话。古罗马的门神叫雅努斯。中国古人的造神则开列出门神名单一长串：神荼、郁垒，秦琼、尉迟恭，等等，不下三一十位。 　　雅努斯本是司光明的太阳神。罗马神话讲，雅努斯掌管天宫之门，朝启暮闭，大地有了昼夜嬗递。雅努斯由大国之神而降临人世间，成为主管建筑物出入口的神。 　　中国的神话故事集《山海经》，记录了天国守门神——开明兽的故事。“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开明兽“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这个把守天门的神，还管理着大国里的时序岁次。 　　中国古人认为自己的门户选门神，并没有选中开明兽，而是选择了神话里立在度朔山鬼门处的神荼和郁垒——守鬼门的一对神。而实际上，这一对门神兄弟，原本来自驱傩逐鬼时所用的大棒。取神荼郁垒而合开明兽，应该说是一种反映了民族心理的抉择。 　　关于神荼和郁垒，神话讲述他们的身世，说是沧海之中，度朔之山，山上校于三千里的大桃树，桃树枝间东北为鬼门，是万鬼出入的处所。神荼和郁垒守在那里，见有恶害之冤，捆绑了喂虎。守鬼门的二神人，被人们奉为守卫门户的神灵。 　　区别在两个关于门神的本源神话中已见。雅努斯是掌管昼夜交替的光明神，神荼和郁垒是“主阅领万鬼”的治鬼之神。以当年的知识水平，将日出日落带来的白昼黑夜的转换，想象为天门开闭所致，这是今人容易理解的。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神荼、郁垒的神话，根据晋代《玄中记》所载，树冠三千里的大桃树，树下是那二神，树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群鸡皆随之鸣”。这也将昼夜黑白纳入门神故事之中。晋代以来，门上画鸡，其民俗意义同于人物门神，也是门神的一种形式。这里要说的是，神荼和郁垒成为门神，其民俗意义主要在于御凶驱鬼辟邪。雅努斯当门神，似乎并未被赋予这方面的功用。他是门神，但却似乎未被赋予守卫门禁、以避鬼祟的神威，或曰“岗位责任”。 　　雅努斯与“一’紧密相关，拉丁文1月份的称谓来自雅努斯，月份的开头几天是向他致祭的日子，他被认为是一切开端之神。雅努斯能够成为门神，这“开端”的意蕴联系着造神者的思路。出门是一种趋向、一种过程的起始，入门也是一种趋向、一种过程的起始。最著名的雅努斯神庙在罗马集议广场，神庙有两个以侧墙联结的拱门。门的开闭具有象征意义，和平时期紧闭庙门，战争时期庙门敞开，部队出征要通过这两个拱门。其取意，大概着眼于出师的“大吉”，着眼于万里征战走好第一步。 　　表示开启的含义，雅努斯一手拿着手杖，一手拿着钥匙。神荼和郁垒就不同了，神话故事中这二神人手执苇索，用以缚鬼。后来，这二位门神演变为镇殿将军模样，披坚执锐，周身销甲，手持兵器。手中家伙不同，原因在于中外两种门神的功能个同，前者表示开启、启动，后者表示拒邪恶于大门之外。 　　中国古代都城特定的某一城门，如北京的德胜门，是三师出征的出师之门。此外，还有举行凯旋典礼的城门。然而，却没有像雅努斯那样的门神。 　　雅努斯作为门神，看起来不大安分于“岗位”。他要祝福远征的将士，也要保佑出行的人们，他兼做道路和旅行者的保护神；这尚不够，雅努斯又被航海者奉为保护神。总之，他在门的位置，为启程者壮行色，之后，再沿途“护送”，保平安。他的“职权范围”在门前，但又不局限于此。 　　中国的门神，有些本是采自征战疆场的武将，诸如秦琼、尉迟恭、岳飞、关羽、韩信、赵云等，他们勇猛善战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被请上门扇户扉当门神，仅仅是镇殿将军的角色，看家护院而已。他们活跃于军旅的“本色故事”，只是当门神的入选资格。人们画他的像贴门，仅指望借助他战功赫赫的“过去”，来守门，“大鬼小鬼进不来”，所保者，住的平安，并没有顾及行的平安。这或许是造神的人们心理的折射，反映不同的价值取向。 　　中国老百姓让门神户尉站岗，所赋职责原本是御凶驱鬼辟邪。这是在大自然和社会面前，面对瘟疫天灾、战乱动荡，人们所采取的轩昂状的或蜷缩状的自卫。神荼、郁垒之不同于雅努斯，他们是闭门自守的符号，而非步出门户进取远方的符号——大约因此，神荼和郁垒的形象贴在门扇上，打开门他们便被掩在门后了；而雅努斯的形象则被雕在拱门之上，门开门闭，他居高眺望着远行的人。 　　如果说，做为门神的雅努斯又做道路神、航海神，是民间信仰习俗的一种符号迭加的话，神荼和郁垒做门神，也承载了一种习俗符号的迭加，这便是：祈福。门户的护卫神，复为祈福的神。这祈福所着眼的，仍是大门之内，是居家的满门福寿禄，至于为这福，是风尘仆仆外出经营还是千里万里地去寻取，就与门神无涉了。 　　雅努斯为两面神形象，他有两副面孔。这是时间意义上两面，一面看着过去，一面看着未来。据说他还被古人雕为四面脸孔。这令人联想到中国一个古老的说法：“黄帝四面”。东西南北中，黄帝居中而治，四副脸孔正好观四方。此为空间上的意义。 　　中国的门神往往成双成对，且是固定的搭档。古罗马文化创造的门神却仅一位。中国的门神画在贴在两扇门板上，门扇成双，门神自然成对；雅努斯不以门扇为岗位，也就不必比肩结对了。这可以是一种解释。然而，这单双的差异之中，是否包含着审美的差异呢？比如，华夏文明更讲究形式的对称。 　　门神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文化背景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含蕴。不能仅仅通过以上粗略的比较，就得出此一种文化是较具开拓性的文化，彼一种文化是稍逊开拓性的文化。只能说，门神的差异为文化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方面的材料。 　　同时，做为两种文化的产物，两种门神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说到底，这个它和那个它，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承载着人的期望——平安和幸福。尽管昔日有西风东渐，如今有文化交流，但是对于一代代中国人来说，门神还是自家的好。值新春到来之际，若要在门扇上重温古老的风俗，总把神荼郁垒或秦琼尉迟恭的画像贴出来。
第二节　对联和匾额
　　　　　　　　　　　　　　1．从桃符到春联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王安石为宋代诗歌添此名句之时，桃符已在向春联过渡。 　　桃符，顾名思义，以挑木为材料。在古代，桃木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并且从来都关乎于门户。《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近年考古发现了证明这一古俗的宝贵史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有一条：“囗：禹步三，取桃东枝，中别为回回回之倡而门户上各一。”囗，小鬼。药方的内容是驱鬼，门上插桃枝。桃木驱鬼，也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今人熟知的神荼和郁垒这一对门神，同桃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门神的本源神话，说他们“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这桃树，别把它只看做是环境或衬景。清代《癸已存稿》审究其义，指出神荼郁垒是“由桃椎展转生故事”。人们所以能够创造出神荼郁垒的神话，其生活依据，是汉代《风俗通义》所说“腊除夕饰桃人……冀以卫凶”的风俗。这就是说，神荼郁垒神话故事，其实是对于门户前立桃木人风俗的解说。 　　削刻桃木人以驱鬼辟邪的风俗，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直接在门上画门神户尉；另一则是桃符。用桃木板代替桃木人，桃板之上可画神荼郁垒，也可径写门神神名，悬于门左的一块写“神荼”，右边一块写“郁垒”。这桃板，就叫桃符又称门符——清代尤侗《艮斋续说》：“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 　　总之，这是辟鬼祛邪的“符”。 　　唐代《朝野金史》卷三说，正谏大夫明崇俨有法术，他曾“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在地窖上钉桃符，止住了地窖下乐妓的演奏。钉上桃符真会有这种法力吗？不会的。所以特别说明一个前提，书桃符的人“有法术”。敦煌遗书中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父子相怜爱》：“东家打桃符，西家悬赤索。”桃符与赤索都是置于门前的辟邪物。 　　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司命真君”条写福州人余嗣的梦，涉及以桃符厌胜之说：“辄有压禳之术，公到家日，取门上桃符，亲用利刃所碎，以净篮贮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于东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静坐，冥心咒曰："天皇地皇，三纲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还，乃止。” 　　以上两条材料这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桃符的迷信心理。 　　元杂剧《后庭花》，包公智断杀人案的故事，破案的重要线索即是一片桃符。剧情讲，汴梁城里，开“狮子店”的小二哥，一天晚上要对独自投宿的年轻女子翠弯施无礼，女子不从，小二哥举斧威胁，吓死了翠驾。小二哥道：“这暴死的必定作怪。我门首定的桃符，拿一片来插在他鬓角头，将一个口袋装了，丢在这井里。”“门首定的”，定即钉。桃符钉在门上，可取下，可以簪在鬓发上，这桃符当是木制。“暴死的必定作怪”，因此要拿一片桃符镇住冤魂，所借助的正是桃符的神秘符号意义。 　　接下来，《后庭花》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表现殒命翠鸾的魂魄来会住店的秀才刘天义，后来又将那片桃符给了刘秀才。桃符上写着“长命富贵”。包拯看到后，有唱词：“他们定（钉）桃符辟邪祟，增福禄，画钟馗，知他甚娘报门神户尉。”桃符、钟馗、门神户尉相提并论，可见它仍具有浓厚的辟邪驱祟的意义。 　　然而，元代人的桃符毕竟不同于汉代人的桃板了。请听包拯的唱词：“你排门儿则寻那"长命富贵’，我手里现放着"宜入新年’。”桃符双双成对，一片写“宜人新年”，而断定另一必写“长命富贵”，当是以那时的惯例为依据。剧中包公吩咐寻找门上单钉“宜入新年”一片桃符的人家。再看杂剧的描写：“我出的这门来，转过隅头，抹过里角，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 　　杂剧保留的这一条民俗材料很珍贵，它记录了由桃符到春联的演变过程。这是演变的中间环节，很典型：一方面，仍为木质，是桃符；一方面，四字相对，已近对联；重要的是，处于转变中的桃符虽存“辟邪祟”的古义，但“宜入新年”和“长命富贵”已是更具节日喜气的春联内容了。 　　　　　　　　　　　　　　　2.最早的春联 　　元杂剧《后庭花哩，那一对“宜入新年”、“长命富贵”，从内容上说，是春联。杂剧称它是桃符也无错，因为它写在桃板上。如果抛开书写材料，仅就文句内容而言，可以说，在很长的时间里，古人以“桃符”称谓春联。 　　春联之始的题目，颇使五代时的后蜀主孟昶出了点小风头。只因《宋史·蜀世家》有记，孟昶命学士为题桃符，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清代人认为这是最早的春联。此说影响很广。 　　近年人们论证先于孟昶的春联，有的甚至找出《尚书》里的对偶句，找到古器物上题为“书户”的六字铭文。在众多文章中，1994年4期《文史知识》所载谭蝉雪《我国最早的楹联》一文，引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联句，以证唐代春联，值得重视。敦煌遗书所录如下： 　　　　岁日：三阳始布，四秩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曰：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回（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邪，瑞燕解呈祥。 　　　　立春回（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回回故往，逐吉新来。 　　　　年年多庆，月月无灾。 　　　　鸡回辟恶，燕复宜财。 　　　　门神护卫，厉鬼藏埋。 　　　　书门左右，吾傥康哉。 　　敦煌卷子的这些联句分为两束，分别录于“岁日”和“立春日”下。这恰合于春联的岁时特点。一句“书门左右，吾傥康哉”，更是点明要旨——录这些联句为哪般？它是书写桃符即春联的稿本。联句里又多有至今仍为春联所习用的词句，如“三阳”、“四秩”、“始调阳”，在新春新岁到来之际，人们愿意表达对于岁月四季的关注；“五福”、“富贵”、“庆寿”、“呈祥”，如今仍不乏民俗生命力。历来的春联体现古代年俗的主题，可概括为两方面：驱邪与纳祥。敦煌遗书所录联句，也正是辟邪除祸和福庆呈祥。 　　敦煌遗书斯坦因0610卷为《启颜录》抄本，抄于唐开元十一年。我们称为挑符即春联稿本的联句，抄于录在卷子背面。其抄录年代无疑大大早于后蜀孟昶，证明最迟到唐代时已开始在桃板上书写春联了。 　　从桃符到春联，不止是名称问题，也不单单是写上个“春”字的问题。这实际上表现了变革桃符旧有内容的一种革新。旧的桃符，脱胎于木刻神荼郁垒像，那桃木板上也曾画门神，也曾题写“神荼”“郁垒”字样，总之，就如同桃木本身的符号意义一样，桃符的意义全在于驱鬼辟邪。这是对于保护自身、求得生存的渴望，它比起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来，是更基本的，然而又是低一个层次的。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表现为年俗意识，就是：不但求辟邪，还求纳祥。桃符旧有的内容再也不能满足这新的心理需求。于是，桃符写门神名的老章程就被打破了，让位给“福庆初新”、“寿禄延长”之类祈福纳祥的字样。 　　经此一番革新，桃符原有的符号意义没有丢，——桃木辟邪，并不在于写上门神名；而新的意义，随着祈福纳吉的字句，叠加了上去。这叠加，其实标志着一种质的飞跃。它已区别于旧桃符。同时桃符辟邪的功用，也没有被遗忘。 　　至于名称，唐自不必说，宋王安石的诗句、元杂剧的台词，仍都称桃符。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在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请看，“治桃符”、“书一联”相照应；苏东坡所为，确是除夕写春联——可是，宋代人说这是“治桃符”。 　　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一书，“桃符获罪”条： 　　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永嘉人，甲午岁题桃符云：“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为人告之官，遂罢去。 　　这位黄谦之兴致所至，戏题桃符，大概是将“宜入新年”、“百事大吉”的通常句子续了几个字，不料却有人打“小报告”，害得他丢了饭碗。从这条材料看，南宋之时“桃符”之称仍流行，题于“桃符”之上的文字，早已是“春联”了。 　　春联之名，据说出自明初。《簪云搂杂说》记朱元璋故事：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询知为腌（阉）永苗者，尚未倩（请）人耳。帝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征出，校尉等一拥而去。嗣帝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帝大喜，资银五十两，俾迁业焉。 　　从这条材料看，朱元璋不仅提倡除夕挂春联，还微服出宫，去看户户门上有对联的盛况；当他见到阉猪户门上无联，竟能即兴创作，一副具有行业特色的联语，对仗工稳，落墨成对。 　　明代开国皇帝的提倡，无疑推动了春联的普及。然而，旧的称谓——桃符这名称，还是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明末遗民李中馥《原李耳载》中奇闻一段：迁安郭金溪好扶鸾之术，因此中了邪，只得求助于“姜、蒜、犬胆、鹰脯药之，桃符、鬼箭、雄黄、朱砂镇之，巳针灸鬼眼穴诸络”。桃符被从门上取下，用来镇魔驱邪。不仅旧的名称仍在用，原本的神秘意义也没丢。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宋时，对于写有联语的桃符，已经开始有了别种叫法。宋代《名臣言行录》载：宋仁宗一日见御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说是欧阳修措词。于是，悉取宫中请贴阅之，见篇篇有立意，宋仁宗说：“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宫里门多，春联也多。宋人叫它什么？叫它“御春帖子”。不言而喻，在“桃符”与“春联”之间，“御春帖子”是一种过渡。 　　带着新的内容，春联由桃符的形式中生发出来。从桃符到春联，民风民俗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3．楹联：春联演化为四季对联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宁荣二府辞旧迎新过大年的景象，门饰一一点到：“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还写到从大门、仪门，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 　　这里要特别着墨的是，曹雪芹笔下，联对、桃符并用。 　　联对即对联。如《儒林外史》第七回，“堂屋中间墙上还是周先生写的联对，红纸都久已贴由了”。所言是红纸已褪色的对联。曹雪芹描写，贾府大门在“换了门神”的同时，换了联对。可是，何以又道“新油了桃符”？联对——即对联，写在纸上，同门神画一样，以新换旧；桃符——写木质材料上联语，它不必年年换新的，只需油一下，便焕然如新了。 　　桃符到了清代时，其使命已经完结，因为对联代替桃符已成风气——既然前人已发现可以在桃板上多写几个字，表达一些意思，后人自然不会拒绝这一形式。特别是诗书风雅之家，谁会放弃借桃板显示文思才气的机会？只是“桃符”的名称未泯。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挂在门首的桃木板，并且由彼及此，写在木板上的对联，仍叫“桃符”，以区别写在纸张上的“联对”。 　　纸上的联语，辞岁时贴到门上，语句可以岁岁出新，为新年应景；木上写的或刻的对联，一油即新，语句呢，年年不变，大约已超越除旧迎新的内容——严格地讲，它是楹联而非春联。它既适于迎春的喜庆，又是面向四季的。 　　且将春联之外的对联称为楹联或门联。明代万历年间《长安客话》记，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大明门与正阳门相峙”，曾有门联： 　　既成，成祖命学士解缙题门联。缙书古诗以进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成祖大喜，赐赉甚厚。 　　解缙所书，上句歌颂大明王朝的功德，下旬描绘皇城巍峨。制成门联挂出去，正合于特定场合，烘托气氛。 　　这副对联不是春联。它与如今人们游名胜古迹所见的对联同属一类，通常称其为楹联，以避开春联之名。当然，这也不够严密，因为“楹联”的概念，往往是包含着“春联”的。 　　桃符演变为春联，两者间至少还保持着一种脱胎而来的痕迹。那痕迹印在时间上，就是说，腊月里迎年贴对子的时节，依旧是“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时节。由春联发展为超越了春的楹联，这种岁时的痕迹也被模糊了。 　　楹联走出桃符辟邪、春联纳吉的题材局限，赢得异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华门文化的绚烂花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从道德理想、审美情趣，到方块汉字、骄文偶句的书写效果、朗读效果……一并来为门户之饰增色彩添趣味，无限的情调、绵长的韵味，于左右门楹、上下联句间沁溢着芳馨。楹联还走进门户，登堂入室，装点于屋壁殿柱，从而彻底摆脱了门首桃板的影子。 　　安徽霍山县韩信词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上联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下联两典故，漂母救命，吕后索命。寥寥十字，生动地概括了韩信的一生，也展示了汉语言文字技巧的奥妙。 　　扬州史可法词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史可法不降清兵，舍身取义，衣冠葬于梅花岭。联语情景交融，既悼故人品格也写来者情怀，兼借唐诗《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名句，表现出古典诗歌的修辞美和意境美。 　　成都武侯词联，“能攻心，则反侧处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浓缩了一部蜀地政治史，一副对子如一篇论文。 　　北京潭拓寺弥勒殿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亦庄亦谐，令人回味，也就广为流传。 　　山海关孟姜女庙正殿门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巧用多音字，其妙天成。读此联，“朝”字有的可读为早晨之朝，有的则读为朝拜之朝；“长”字有的读为长年累月之长，有的读为生长之长。据清代《浪迹续谈》，浙江温州江心寺外门旧有对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该书作者还亲见福建罗星塔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它们可归入同一类型。 　　仅从以上几副名胜楹联，就可得砚那种与桃符迥异的风貌。由为了辟邪的门前饰物，桃人、桃梗、桃符，经兼为迎占纳祥的桃符（增写了吉语）、春联（其喜庆气氛不断地挤掉辟邪气氛，后来变得充满了新春之禧），直至同辟邪已无必然联系的楹联，这一漫长的过程，反映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带给人类心理的巨大变化：先民放眼四望，看到的是恐怖的世界，大灾人祸，到处是对自身生存的威胁，门前的桃人寄托着太多的生存渴望；后来，生存环境不那么险恶了，人们便本能地追求生活的质量，辟邪的桃符不肯丢，却已有吉语书写其上；再后来，对天地人之间关系的认识更为理智的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自身的发展、生活的幸福，他们终于扔掉辟邪的桃符，运用联语的形式，来为自己祝福。 　　门前饰物的变革，不仅是一部风俗史，也是一部社会文化发展史。 　　　　　　　　　　　　　　　4．“偷红” 　　春节少不了贴春联，大红对子火爆热烈，点缀着节日气氛。台湾《彰化县志稿》讲到在红色纸条写上“文字吉祥，尤富诗情雅意，最能象征新春气象”的春联，同时又记：“丧家未满三年，旧俗丧男者须贴青纸联，死女者须贴黄纸联示之。”这与人们习见大红对联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办丧事的人家，门户上贴丧联，白纸黑字，如“终日惟有思亲泪，寸草痛无慈母心”。这区别于大红的纸色，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些关于纸色的讲究，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一项民俗，即春联必须用红纸。于是民俗中也就有了一个名目，叫“偷红”。这“红”，指春联。1925年广东肇庆《四会县志》记载这一民俗： 　　“元夜”，妇女步月至人家，撷菜少许，曰“偷青”；或撕取人家门前春联，曰“偷红”；或到神庙摘灯带怀，归置床箦下，云“宜男” 　　正月十五夜晚，妇女踩着月光，至人家摘采一点蔬菜，叫“偷青”。偷偷到别人家的大门前，撕下一些春联，带回家，称为“偷红”。这一青一红，都称为偷，并不是作贼的事，所以人们不必以此为耻。但还是要以“偷”称之，日为做这些事时是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干？只因这是妇女希望“宜男”的事，婚后不育的媳妇盼娃娃，心事无可非议，但总不好大事张扬。 　　月圆之夜，是妇女的好时光。比如八月的十五，“男不拜月”，妇女便有了专享的权利。正月十五为上无节，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妇女们出门来，也是为了“宜男”，去偷偷地摸城门上的门钉，摸钉即摸了——丁，男子。摸钉，丝毫无损于那铜皮门钉，但也得偷偷地去摸。这有助于理解“偷青”“偷红”的那个“偷”字，其主要是指女人们做这事时的情态，至于“偷”——盗窃意义上的偷，则是极为不重要的。 　　上元节夜晚，妇女出门的“偷”俗，是各地较为普遍的风俗。清乾隆年间台湾《澎湖纪略》载，未字之女是夜出游，必偷他人葱菜，谚云：“偷得葱，嫁好公；偷得菜，嫁好婿。”妇人窃得别人家喂猪盆，被人咒骂，则为生男之兆。清嘉庆年间《重修扬州府志》，“更阑人静，女伴相携出行，曰"走桥’，有乞子者取砖密藏以归”。所有这些，涉及物品虽不尽相同，但实质内容是相同的——“偷”，其实是“乞”，是一种偷偷的“乞”。 　　“偷红”也是如此。 　　　　　　　　　　　 5．门匾：建筑物的文字点缀 　　中国古典建筑与文化珠联壁合的范例之一，是匾额。从形式上讲，匾额是书法美的载体，又是同章美的载体。匾额所标识的名称，言简而意赅地浓缩了蔚蔚大观文化内容，使建筑物大增光彩，甚至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符号。有关匾额的内在容量，本书专设“门名的文化含蕴”一节。 　　这里只说匾额这一独特的门饰形式。《邵氏闻见录》说，赵匡胤登明德门，指着匾额问：“明德之（，安用之字？”赵普应答：“语助。”同为宋代，文莹《湘山野录》则将此事的场景记为朱雀门： 　　太祖皇帝将展外城，幸朱雀门，亲自规划，独赵韩王普时从幸。上指门额问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著"之’字安用？”普对曰：“语助。”大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赵匡胤是个马上得天下的君王。他大约不喜欢文绉绉习气，所以有对门额“之”字那一番评论。 　　门匾上“之”并没有因此而绝迹。若不然，便不会有元代张(羽中)《日闻录》的再谈“之”字： 　　匾题字数奇而不偶者，古今往往皆增一“之”字，如大成殿则曰“大成之殿”，不知起于何时。 　　“之”字以外，匾额上的“门”字的说法也颇有趣。清代《坚瓠壬集》引马愈《马氏日抄》： 　　门字两户相向，本地勾踢。宋都临安，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勾脚带火笔，故招火厄，遂撤额投火中乃息。后书门额者，多不勾脚。我朝南京宫城门额皆朱孔易所书，门字俱无勾脚。 　　南宋宫殿发生火灾，有人将此归咎于门匾上“门”字最末一笔挑了钩，“门字有钩脚带火笔，故招火厄”云云。把门匾摘下扔到火里，火被扑灭了。于是，门匾上的门字再不敢信笔落墨，未一笔只可直直地坚在那。 　　除火厄之说外，“门”字挑钩另有一说。据《骨董琐记》，明初年，詹希原写太学集贤门匾，门字有钩。朱元璋见后大怒：“吾方欲集贤，乃欲闭门塞贤路耶？”这位明太祖读字，充分调动想象力，“门”一挑钩，如同大门关闭，堵塞广进贤之路。其实，有此“集贤”之心，还愁网罗人才无门路？倒不在门字笔画如何。 　　北京前门的匾额“正阳门”，“门”字最末一笔为怪，不挑钩。民间就此编出故事，说是皇帝不让写匾的人挑钩，为什么呢？说是皇帝想：我去天坛祭天，要走正阳门，门若带钩，不是把我剐了吗？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檐下有块蓝地鎏金字匾，匾为立形，上题“观音之阁”，落款“太白”。学者史树青认为此匾应是大诗人李白所题，其论据是唐代建筑匾额多为立形，现存唐代匾额如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佛光真容禅寺”是立额，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门额也是立形。 　　其实，唐以后也仍有竖写的匾额。如宋代《鸡肋编》记，有人喜欢苏轼“亭下殿余春”诗句，以名亭，“榜曰"殿春亭’，作横牌书之。同列有恶之者，乃谓其家有"亭春殿’”。《鸡肋编》特意表出“作横牌书之”，可见宋时匾额并非一律为横匾。 　　匾额的形状，状如书卷者叫手卷额，形似册页者叫册页额。园林匾额为避免呆板，还用秋叶匾，形状如飘落的叶子。 　　匾额的字体，真草隶篆，丰富多彩。匾额的色彩也丰。在甘肃武威的文庙，大殿门前和回廊上挂满了清代牌匾，蔚成景观。这些匾分别为蓝地、紫地、黄地、绿地、黑地，匾上铭字分别涂金色、银色、蓝色、绿色，每匾上四大字，如“经天纬地”、“斡旋文运”、“天下文明”、“为斯文宰”、“孝友文章”、“文以载道”、“化峻天枢”、“人文化成”、“贵相太常”、“德盛化神”、“书城不夜”等等，以壮观的形式渲染着义庙的气氛。 　　台南二大名匾之一的“一”字匾，匾额很宽，蓝地，通匾书硕大的“一”字，字金色，若碧海蓝大一金龙。匾四周围以楷书，所书为：“世人枉费用心机，天理昭彰不可欺……”共77字，形如花边。 　　一块横书“立雪堂”的游姓人家的匾额，四边框浮雕四个历史故事，下方为“程门立雪”，道出取“立雪”为堂名的缘由；左方为“载道南来”，宋代人游酢与杨时为程门弟子，学成后到福建传播理学；上方为“惠政于民”，表现游酢的政绩；右方“兴学授业”，游酢收徒讲学。匾额上既铭字，又雕图，其文化内涵也就益发丰富。 　　　　　　　　　　　　 6．姓氏的匾额——堂号 　　上一节刚刚说过“立雪堂”匾额。游姓铭以“立雪堂”，出于立雪程门的宋代故事。游酢与杨时一起拜师理学大儒程颐，程颐瞑目而坐，游酢和杨时侍立等待，等到程颐醒来，门外降雪盈尺。游姓人家以“立雪”为堂号，表示要世代弘扬尊师好学的传统美德。 　　民居门枪上方嵌挂匾额，其匾往往为堂号。堂号是用来表示姓氏、发扬祖风的匾额，通常选用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或典故，镌刻在匾上。例如，“忠厚传家”、“三槐毓秀”、“香山遗派”、“百忍遗风”、“槐荫启秀”等，并且“约定俗成”，各姓人家不会混用的。 　　有时直接名“堂”，像游姓“立雪堂”、周姓“爱莲堂”、张姓“百忍堂”、王姓“三槐堂”，等等。 　　一姓几支，各有堂号的例子也是有的。山东章邱的孟家是经商的巨贾。孟氏兄弟分立门户后，各建本支堂号，于是绸缎布料店，便有了开“瑞增祥”的“容恕堂”，开“瑞蚨祥”的“矜恕堂”，开“瑞林祥”的“慎思堂”。孟姓的这些堂号给人的感觉是，均选自孟子言论。 　　堂号通常都取诸同本姓有关的典故。王姓书“三槐堂”，或匾以“槐荫启秀”。其故事出自《宋史·王旦传》： 　　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人。……父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尝谕杜重威使无反汉，拒卢多逊害赵普之谋，以百口明符彦卿无罪，世多称其阴德。枯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北宋初年，尚书兵部侍郎王祐文章写得好，做官有政绩。他相信三家后代必出公相，并在院子里种下三棵槐树，做为标志。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当时人称“三槐王氏”，在开封建有王家的三槐堂。 　　王祐植三槐，是借用三槐喻三公典故。《周礼·秋官·朝士》有“面三槐，三公位焉”的记载，说是周朝宫廷外种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而三公，朝廷中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代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文学家苏轼，同王旦之孙王巩是朋友，曾应王巩的请求写了一篇《三槐堂铭》。此文被编入《古文观上》书中，广为流传。 　　张姓门前夸耀的，是“百忍遗风”，他们常以“百忍”为堂号。有言道“百忍成金”，这中间包含着累世同居的故事。《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亲慰抚，重表其门。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鳞德中，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嫌帛。 　　张公艺儿代同堂，出了名，几次得到旌表门闾的荣誉。此事《新唐书》也载，唐高宗把泰山，路过那州，到张家，“问本末，书"忍’以对，大子为之流涕”。 　　“百忍”之中虽有几分辛酸在，但能感动穿龙袍的万岁，也是值得荣耀的事。中国古代推崇累世同居，几代同爨、长幼有序大家庭，历来被视为宜加褒显的好风尚。于是，张姓人家以“百忍”为堂号，铭门额，因循成为惯例。 　　周姓人家常名“爱莲堂”，是因名篇《爱莲说》出自宋代名儒周敦颐手笔。《爱莲说》通篇百余字：“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周敦颐《爱莲说》情真意长，说莲喻人，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周敦颐以后，爱莲者众。周姓人家以“爱莲”为堂号，不仅引《爱莲说》为自豪，还旨在以“花之君子”来自励。 　　门匾几个字，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文化内容。 　　由堂号匾额，再来说说姓氏楹联。就以王姓人家为例，其常用的传统楹联是：“黄槐绿竹宜新植，紫燕红鹅说旧家。”上下联分别用了两个典故。黄槐，与“三槐毓秀”匾额用典相同。绿竹，王微之爱竹，《晋书·王微之传》：“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微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紫燕，宋代《青琐高议》载，金陵人王谢，泛海至鸟国，一翁一媪皆穿黑衣，将女儿嫁他。既久，王谢乘云轩旧金陵。有燕子飞到王谢家屋梁上。王谢召时，燕子飞到王谢臂上，燕尾系着字条，上写：“误到华胥国里来，主人终日苦怜才。云轩轻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第二年燕子又来，尾上系诗：“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睽隔是生离。来春自有相思子，三月南天无雁飞。”红鹅，用王羲之爱鹅的典故。《晋书·王羲之传》说他“性爱鹅，……山阴有一道土，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土云："为写《道德经》，当泰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这副对联，选择王姓名人四事，种槐喻门楣光耀，植竹寓品行节操，抚燕表和美，爱鹅见雅趣。 　　　　　　　　　　　　　 7．光耀门楣挂匾额 　　旧时，陕北民间俗语“文魁武魁，不如锅盔”，反映广安于自给自足农家经济的观念。《中部县志》解释，“文魁武魁”是匾上字，“科举时代家有文武举人，于门上悬此匾额”，而“锅盔”即面制大厚饼。本分庄稼汉绝不好高骛远的务实心态，不慕功名，淡泊自安，一句“文魁武魁，不如锅盔”表现得淋漓尽致，平头百姓的幽默感充溢其间。 　　然而，功名、荣誉毕竟不是坏东西。门额上的匾，题写着表彰字眼的匾，到底能让主人荣耀，令旁人艳羡。乡下城里，均是如此。30年代初所修辽宁《义县志》有段话，言及匾额对于地方民风方面的影响： 　　乡间之大门，或以柳条为之，或以木板为之。城中大门多以木为之，上盖板，有脊，曰“门楼”，两边问屏，小门一，曰“角门”；不盖板者，曰“光亮大门’”。世宦或富贵者多以砖为之，上盖瓦，圆脊，俗称“滚鲁门楼”。复有建二门、砌花墙，隔院为二者，二门皆用砖瓦，号曰“垂珠”。乡间多柴门，只富者有砖、木所为之门楼。吾邑世家，大门、二门概挂匾额，科第者或题拔贡，或题父子进士、父子乡魁、兄弟拔贡、兄弟同榜，武魁出仕者或题大夫第，影壁则用三台，俱置吻兽，房脊亦置之。门两旁竖单斗或双斗旗杆，视功名而用之（举人单斗，进士双斗）。民国贵或富家门额，或大总统题曰“孝义之门”，或邑令题曰“热心公益”。其节妇门额，或大总统题曰“节励松筠”，与清朝节妇门额题曰“节孝可见”及孝子门额题曰“纯孝格天”者，先后辉映，吾邑重公益及孝、节、义，亦可概见于所居矣。 　　城、乡人家的大门有所不同，世家与平民的宅门区别很大。关涉到门面的事情，人们挺在意。这其中，匾额的因素，并不被小觑。尽管那匾额不能当饭吃——所谓“不如锅盔”，但许多人还是推崇它。门匾所张扬的，是向脸面上贴金。在过去的时代里，社会以那么一种方式，来宣扬，来提倡，来表彰，来奖励，形成社会价值取向，造成民众荣誉归属，大多数人对此不会冷漠相视，就如同社会永远不会缺乏进取心。世代与泥巴打交道的庄稼汉，当机会摆在眼前，荣耀不再遥远的时候，他们也不免会为那“文魁武魁”而动心，觉得它比果腹的“锅盔”另具一番滋味。 　　当然，“文魁武魁，不如锅盔”自有它的道理。被实实在在的庄稼汉投以轻视，这同匾的虚荣有关。请看1937年东北《海城县志》： 　　至新宅落成，或其他喜寿诸事，戚友亦多赠匾额，或称官阶，或论齿德，然声闻过情者居多，系一种粉饰门面之具，能否名副其实，则在所不计也。 　　这是功名匾的贬值，光荣匾的掉价。言过其实，溢美浮夸，甚至于阿谀奉承，对这样的门匾，人们嗤之以鼻，说一句“不如锅盔”，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就说那有皇上的时代，御赐匾额该是件很荣耀的事吧。可是，大奸臣秦桧偏偏获此殊荣。这就使得踢匾的价值大打折扣。 　　《宋史·奸臣传》记：绍兴十五年，“十月，帝亲书"一德格天’扁其阁”。秦桧的劣迹，主和不主战，投降不抵抗，以至构冤狱，害忠良，“莫须有”，这一切难说不是秉承南宋皇帝之意，赐匾“一德格天”即是明证。秦侩不得人心，据清代《坚瓠甲集》，秦桧死后，开浚运河时，取泥堆积其府第墙外及门，有人在其门扇上题诗：“格天阁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已深。”可见“一德格人”的御匾并没能为秦桧洗刷骂名。 　　清代《啸事杂记》，记骄横一时的年羹尧： 　　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先’。”盖以字形相似也。未逾时，年果债事。 　　雍正能登皇帝位，有年羹尧之功。然而，年羹尧得志猖狂，目空一切，也就埋下了毁灭的种子。“邦’与繁体“败”字笔画相近，“光”、“先”字形也相似，有人故意将年羹尧的门匾读成“败家之先”，正反映了一种民心向背。雍正改元才第三个年关，年羹尧便倒霉了。当然，他的下场，祸由自身出，也与当时的朝廷政治有关，倒不在门匾之字。 　　在门匾上涂涂改改，以作讽刺挖苦，明代笑话集《喷饭录》里有这类故事： 　　有孝廉为京官，颜以“文献世家”于门。一夕，人以纸糊其两头字，曰：“献世”。孝廉怒，命仆骂于世。又一夕，糊其“文”字上一点，曰：“又献世”。孝廉怒骂如前。则再糊其“家”字上一点，曰：“献世冢”。 　　笑话里的那个京官，门上挂着“文献世家”匾。大约因为人品欠佳，人缘也差，屡屡被人取笑耍弄。那自吹自擂的匾额，还是摘掉为好。 　　悬匾额以明志向，题字寓意往往见性格。那些具有文化容量和韵味的匾额，为人们所乐道。岳珂《(木呈)史·见一堂》： 　　孝宗朝尚书郎鹿何年四十余，一日，上章乞致其事。上惊谕宰相，使问其繇，何对曰：“臣无他，顾德不称位，欲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语奏，上曰：“姑遂其欲。”……何归，筑堂扁曰“见一”，盖取“人人尽道休官去，林下何尝见一人”之句而反之也。 　　“林下何尝见一人”的诗句，世俗相传之广，以至被认为是俚谚。它讽刺做官者的虚伪，相逢常说要辞官归隐，但大都口是心非，山林间并未见到辞官者的影子。尚书郎鹿何年纪刚过四十岁便请求致仕，他自言顾虑不称职，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纠正只盯着高官厚禄的风气。鹿何如愿后，悬挂出“见一堂”匾额，意思是：“林下何尝见一人”？我就来做那“一人”。明志之外，刺世疾俗之意，铭于匾上。 　　“见一堂”的修辞之妙，在于从广为传诵的诗句中化出，反其意而用之。元代初年画家郑思肖以“本穴世界”名匾，则利用汉字笔画结构，拆卸拼装，以诉心曲。 　　《宋遗民录》载，南宋灭亡后，郑思肖不买元朝的账，他画兰有很无上，有人问时，他说：“地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他字忆翁，号所南，以寓对于南宋王朝的思念。又将发愤之作命名为《大无工十空经》，“空”字去“工”加“十”，为“宋”。他还以相同的思路名匾，居所门匾书为“本穴世界”——“本”字取出“十”而留“大”，将“十”置于“穴”下，组成“宋”。郑思肖的门匾所隐的是“大宋世界”。这被传为遗民守志、不事新朝的佳话。 　　清代王应奎《柳南续笔》说，狂士归元恭“家贫甚，扉破至不可阖，椅败至不可坐，则俱以纬萧缚之，遂书其匾曰"结绳而治’”。如此“结绳而治”，门匾上的四个字，不是活脱脱地将主人的性格凸现于门户之前了吗？ 　　　　　　　　　　　　　　　8.店家老字号 　　老字号是宝贵的财富。商界讲：“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老字号可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形成一种营销优势。 　　旧时好面子的北京人，讲究出门有身好“行头”，所谓“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里别"西天成’”，分别讲的是帽子、鞋子、衣服和烟袋。马聚源、内联升、西天成都是有名气的老字号，八大祥则指卖绸布的瑞蚨样、瑞林祥等八家字号。 　　商家的字号，本来说的是门上的牌匾，匾上的字写的是商店的称号。这字号太能代表商店的形象了，以至字号竟成了商店的代称，比如讲“京城老字号”、“津门老字号”，便不是单指那么几块店匾，而是对整个商店的称谓。 　　北京有句老话：“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称赞了两家老字号药店。鹤年堂匾今仍存，据说为明代奸相严嵩手书。严嵩字写得很好。有段传说故事讲，权倾一时的严嵩写了“鹤年堂”牌匾，字又不俗，一经挂出，众人皆言佳，却有一个老举子横看竖瞧，说道：“字是好字，只是笔锋转折处，时不时透出一股奸气。”严嵩所作所为，即便朝无评，野也会有议。因此那一番论字，该视为借字说人，如果把它当做确有其事的话。严嵩写的店匾，在北京还有“六必居”酱菜园，名人写匾，也是一种名人效应。天津的老字号正兴德茶庄，不仅有书法家华世奎书写的牌匾，还有军阀吴佩孚、下野总统徐世昌写的店匾。 　　当然，字号本身的含义也是重要的。以天津的一些老字号可为例，建于本世纪20年代的劝业场，牌匾为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商场内悬匾“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是在为自家的字号注解。“正阳春鸭子楼”，取意大门朝东阳光冲照。山东人在津开的登瀛楼饭庄，字号“登瀛”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海中有三神山，名为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同时又兼顾了山东特点。 　　牌匾是面向大众的招牌，出此用典应忌生僻，避免晦涩难懂。《履园丛话》记，济南有家酒店牌匾“者者居”，外地人不解其义，当地人说此语出自《论语》“近者悦，远者来”。虽须解释，尚能弄懂，也就罢了。 　　还有更令人费解的牌匾。近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说：京城某酒肆，所悬匾额很是古旧，上面题“推潭仆远”四字。有一次，朱彭寿与在座诸人议论此匾，不知所谓。朱彭寿一心要弄个明白，曾多次询问友人，没有知晓者。偶遇某翁，告诉他说，曾听老辈人讲到那字号，四字大约出于《汉书》。朱彭寿检阅《汉书》数过，未见其语。复推而及于《后汉书》，得之于《西南夷艹作都夷传》的《乐德歌》内，是为甘美酒食注文。原来那本是夷语，当时在异域听到的，音译为此四字，并无意义可言。如果只就文字求其义，自然虽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样的店匾，就有失于艰涩了。 　　清代文人钱泳游历七八个省，所到之处很注意匾额槛贴之类，他的《履园丛话》写道：酒店匾额曰“二两居”，楹贴曰“刘伶问道谁家？李白回言此处高”，各处皆有。此地“二两居”，彼地“二两居”，匾虽雷同，但它通俗平易，能赢得平民大众，开店的人最实际，愿意把它挂在店门上。 　　牌匾与对联相呼应，是常见的形式。例如，天津达仁堂药店在门前悬店匾，两侧配对联“自选川广云贵道地药材”，“蜜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本世纪初天津八大家之一卞家开办的海货店，门旁对联一边是“隆业有基珍罗山海”，一边是“昌期即遇利取鱼盐”，门楣有“隆昌号”横匾。对联藏头，嵌着字号。 　　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这是容易理解的。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六： 　　市肆字号，除意主典雅或别有取意者不计外，若普通命名，则无论通都僻壤，彼此无不相同。余尝戏为一律以括之云：“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诗固漫无意义，而言利字面，大抵尽此五十六字中，舍此而别立佳名，亦寥寥无几字美。 　　所列举的五十六个字，对于牌匾用字，确实囊括几尽了。然而，这些字用来交叉组合，两字的，三字甚至四字五字的，再加上甲前乙后、乙前甲后的位置变化，是可以组合出成千上万个不同字号的。
 第三节　岁时习俗
　　　　　　　　　　1．除夕：“甘蔗宰相”“炭将军” 　　春夏秋冬一岁分四时。春播，夏作，秋收，冬藏，季节时令决定着农事活动，而农事活动的直接结果是温饱。农业文明在创造耕楼犁耙、创造深耕细作的同时，还面对迫切的社会需求，创造了精密的时序刻度——一年四个季节、十二个月，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一套时序系统，并不单单是“不误农时”的保障系统。农业的需要，使它如此完善；它产生出来，不只充当耕作时间表。它为整个社会生活所遵循，它与民众的消祸祈福心理相结合，在悠悠岁月里生发出绚烂的文化现象——岁时风俗。 　　门与户，几千年里在民风熏染之中，变得色彩纷呈。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以辞旧迎新的独特时段位置，成为展示年节习俗的重要舞台；民居之门则以建筑物出入口的空间取位，承载了一幕幕绚丽的场景。挂春联、贴门神是普遍的岁时风俗，一些地方民俗义在此基础上有所增饰，使得中华年俗益发多彩。 　　门前“藏鬼秸”。1915年《顺义县志》记：腊月三十“各于门前插芝麻秸，挂五色罗”。古人传说，西方山中有一种叫山魈或叫山臊的怪物，独脚，不怕人，专在过年的时候出来害人。按照传说的解释，年俗中红纸对联、爆竹鞭炮之类，都是用来驱怪逐鬼的。插芝麻秸有个名目，叫“藏鬼秸”。人们想象，其意义似如鱼腮的功用，经门前“藏鬼秸”"过滤，大鬼小鬼就全被滤在里面了。此俗相当古老，明代《艺林代山·螺首》引《通典》说，夏、商、周三代分别以苇茭、螺首、桃梗为门饰，具有辟邪意义；并写道：“苇茭，今京师人家，岁除插芝麻秸于门，是苇茭之遗。” 　　葫芦收疫鬼。清代《顺天府志》：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疫鬼’。”葫芦具有收降妖魔鬼怪的法力，是流传久远的话题。记录河北民俗的《深州风土记》讲除夕辟瘟：“洒扫堂厅，悬葫芦、麻筋于门，烧辟瘟丹。”干脆将葫芦挂在门上。清乾隆年间河南《荥阳县志》也记，“焚辟秽丹，放驱魔炮，刻木为匙，悬匏于户，福来灾去”。匏，即可做水瓢的大葫芦。 　　松柏饰门。清乾隆年间《东湖县志》，除夕“以松柏枝插户楣”。道光年间《安陆县志》记为“束柏枝悬门檐，亦户悬苇索之遗”。此俗在我国已鲜见，其传到日本，至今仍为点缀新年的一大景观。 　　“喜钱”招财。四川《江津县志》：“门楣之上，镂彩纸贴之，谓之"喜钱’。”《汉口小志》：“红纸楼花贴于楣上，率以五张为准，名"封门钱’，至正月十八始去之。”在广西柳州，家门贴几片红纸钱，称为“利市”，这是旧时贫苦人家点缀新年的门饰。清代《隰州志》载，山西临汾一带民俗，除夕门上贴招财纸，“以朱抹马形，曰财神所乘”。人们盼财神降临，画红马贴门，算是为财神备下的坐骑吧。广西《灵川县志》记桂林地区除夕贴“岁符”：“各户以红纸条横粘钱纸中腰，遍贴门户”。 　　红桔示吉。清代光绪年问《花县志》记：“除日，扫屋宇，易桃符、门神，悬红桔于门。”南方产桔，广东传此民俗。悬桔，以红色象征喜庆，借谐音表示吉祥。更有几物同谐音者，门楣悬柏枝、柿子和桔子，解为“百（柏）事（柿）大吉（桔）”，见台湾《彰化县志稿》。 　　木炭门前当将军。过去，木炭是日常生活重要的热源材料，可以讲既关系着“温”又关系着“饱”。过年了，人们记着木炭的好处，将它置于门前，并赋予符号般意义。清代《雅州府志》：“拣大炭拄门，曰"黑将军’。山民多以木炭树门外，谓之"有财’。”这是四川民俗。清代《都城县志》：“置炭门外，谓之"炭将军’。”是为河南年俗。湖北《蕲州县志》则记，树双炭于门，以红纸束之，称为“炭将军”。在陕西高陵一带，春节悬挂木炭于门上，意在借炭的威力炙除疾病，名曰“去瘟疾”。旧时在河南一些地方，用红纸裹木炭两根，立门框两旁，称为“拦门炭”；贫穷人家则以木棍一条，放在门槛外，称为“拦门杠”，与“拦门炭”的功能是一样的。 　　甘蔗门前当宰相。除夕夜的年俗一道道，最后该封门了——祭毕门神，关门上闩，两张写“封门大吉”的红纸条相交叉贴在门上；这时，事先备下的两支红皮甘蔗要派用场了。甘蔗裹以红绿纸，插上柏枝，倚靠门上，这叫“盈门甘蔗”，取意自然着眼于蔗的甘甜。除夕守门的甘蔗，被称为“甘蔗宰相”，清代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蔗竿矗立守蓬门，老境须甜直到根。笑杀贫家无莞锁，竟劳宰相作司阍。”司阍即守门人。历史上曾发生过戚继光抗倭的福建沿海一些地方，除夕夜门后放长尾甘蔗的年俗，附有这样的传说：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来犯，当地家家把武器藏在甘蔗捆里，放在门后。待戚家军到来，拿出武器，配合戚家军扫荡倭寇。 　　“百无禁忌”贴门。上海市郊风俗，元日前要送各路神仙，就是取下神马，加上冬青、柏枝焚烧。值此之时，留下姜太公那张。因为这张神马上印有“百无禁忌”字样，过年时要用来贴门驱邪避祸的。 　　类似门趣，仍有花絮可采。1935年河南《武阳县志》载年三十夜“守岁”：“家家大门外横一木，曰防银钱外流也。”这是一种想当然。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长沙新年纪俗诗》：“贫家早早掩财门，债主虽临难进行。恼煞商家收账客，无钱反吃闭门羹。”并注，除夕辞年毕，用红纸条书“衡门衍庆”四字，将大门闭固，无论何人，不许出入，称为封财门。穷人多借此避债。清代《吴郡岁华纪而》则记一美妙的联想：“农家除夕闭门守岁时，竞以石灰画圈于地，圈中大书吉语，以祈丰稔。……画弓矢戈矛之形，以禳灾避祟。……杨循吉《除夕诗》："门前尽画弓。’” 　　旧岁新年，在岁月的出入口，风俗加于门户之上的奇思妙想、怪思异想，不妨视为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在这风俗展上，可以一睹对于那些似有又无的东西，敞门相迎的热盼、拒之门外的意愿。一代代中国人，希望以年俗的形式，为生活安装上纳福避祸的门扇。 　　　　　　　　　　　　 2．“福到”与“见喜” 　　鲁迅有篇小说写了过年，篇名就叫《祝福》。何谓福？《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五曰考终命。”一个福字，含着无尽的吉祥。 　　贴福字，成为重要的年俗。人们对福的渴望太迫切了，以至门上的“福”要倒着贴——以谐音“福到”。 　　民间贴福字的风俗，与清朝皇帝新年赐福字的惯例有关。清代昭囗《啸亭杂录》写到那福字：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 　　康熙帝开始书福字赏赐大臣，第一个获此殊荣者是翰林编修查慎行。至乾隆朝，每年举行书福之典，写福字所用的笔上镌着“赐福苍生”四字，含义是御赐福字，福归天下。得到御书福字，是值得荣耀的事。那“福”要供起来，是不会贴门户的。乾隆朝当了三十一年尚书的王际华，积历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装婊悬挂，名为“二十四福堂”。 　　关于福字，还有传说拉上了明太祖朱元璋。清代褚人获《坚瓠己集》刊有“门贴福字”条： 　　高皇尝于上元夜微行。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乐。乃画一妇，赤脚怀西瓜。众哗然。高皇就观，心已喻之，曰：“是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于是，使人以福字私贴守分之门。明日召军士，大戮其无福字者。盖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犹以福字贴门。 　　门上贴福，当做记号，贴福人家得到保护。一些民间风物传说中，可见到这种故事模式，例如有关门悬艾草、门插柳枝等岁时风俗的解说，都有与此相似的故事类型。 　　民俗把“福”变成星，与“禄”、“寿”合称三星。吉语“三星在户”，意思是福、禄、寿三星拱照之家。清代时，北京民间年画有《三星图》，画福星禄星寿星，尺幅大小正可贴在房门上，以契“三星在户”；天津杨柳青年画《三星在户》，画面上三神仙——福星、禄星、寿星，已然登堂入室，与民同乐了。 　　清代皇家也受到此俗的影响。在紫禁城里，门上也是有“福”的。比如，养心殿室内墙门，上端加雕饰精美的毗庐帽，两扇大红门各一字，一扇“福”，一扇“寿”，正可谓“在户”。有读者问，咋缺个“禄”？答：封建社会里，皇帝家天下，禄是臣子们企盼的星。 　　三星之外有喜神。过年要贴红纸条“出门见喜”，不仅仅贴在迎门处。见喜是遇见喜神。旧时年俗，初一清早，要出门向着喜神所在的方向散步，“出门见喜”，一年康宁。这成为一种仪式，在北京叫“走喜神方”，上海叫“兜喜神方”，不同地方还有“出行”、“出方”、“出天方”等说法。山西吕梁地区，新年元日出行郊外，谓之迎喜神。1917年《临县志》录有竹枝词一首：“粘户红笺墨色新，衣冠揖让蔼然亲。香灯提出明如海，都向村前接喜神。” 　　喜神的方向，《协纪辩方书》说：“喜神甲己日在良方，乙庚日则居乾方，丙辛日居坤方，丁壬日居离方，戊癸日居巽方。”还有一种大为简便的认定，以公鸡最初啼鸣的方向为喜神可能出现的方向。 　　在旧时，红裙是正室妇人的服装。妓女平日不许穿红裙。然而，大年初一迎喜神，却可以破例，那些女人们清早出门，穿着红裙迎喜神。清代小说《九尾龟》有描写。 　　　　　　　　　　　　　 3．立春时节宜春帖 　　告别冬寒的春，万物复苏的春，以植物绿为流行色的春，以百花艳点缀大地的春，春天的来临，永远是个节日。一年节气二十四，立春——立起新春的启程碑，实在该是一次庆典。 　　古时浙江人要采春，立春日郊游踏青，采集冬青树枝、松枝、柏枝、竹枝，回家插门上，叫“插春”，以期“四季长春，春福富足”。 　　立春时节，祝颂新春，宜春帖成为传统习俗。初时用彩绸剪为燕形首饰，贴“宜春”字，以点题。至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即是所谓“春帖”了。 　　本世纪40年代陕西《宜川县志》载： 　　立春，清晨用朱红点于牛角及小儿额上与门窗户壁等处，曰“打春”，以示庆祝新春之意。（间有用纸书“立新春鸿禧”或“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等字者；乡民如不能写字，则画一“十”字代之） 　　这条材料，反映了春帖流行于穷乡僻壤间的情形。不识字的庄稼汉，画个“十”字，代替“鸿禧”之类吉语，将自己对于春的祝福贴上门户。 　　后来，“宜春”也用于辞旧迎新，清代钱大听的一首竹枝词“宵来送岁还迎岁，齐换宜春帖子题”，自注：“元日，题"宜春’二字于门。”清乾隆年间湖北《东湖县志碌《迎春即事》诗：“"宜春’双字写红霞。”迎接春天的到来，人们总是有一种好心情。 　　“宜春”不必一定是帖子，也可直接写在门扇上，并且是用土块来写。清光绪年间云南《浪穹县志略》：“立春日，争取土牛士，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 　　用土牛之土，在门户上书写迎春吉语，这是很有文化内涵的事。《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季冬之月的土牛礼仪：“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对此，《月令章句》解释说：“是月之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出上牛，本出于送冬寒的含义。送冬寒必然联系着迎春暖，风俗的流变使二者融合，到后来，迎春神同出士牛合二为一，时间在立春之际。塑了土牛，涂上五颜六色，在立春日将它鞭碎，称为“鞭春”，以此表达珍惜春光、勤于耕耘的劝农之意。 　　上牛被鞭碎，又有争抢其土的风俗。唐代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宋代《鸡肋编》说：“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土牛之肉，即是打碎土牛，散落的土。古人相信，土牛之土宜蚕，还能辟瘟疫，甚至调水给小孩服用，以求保平安。 　　从云南《浪穹县志略》所记来看，“争取土牛士”，那上也是有一番争抢的；“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人们大约是相信土牛之上，沾了神秘之气，具有特殊的法力，用来在自家门户上写吉语，是可以辟邪纳吉的。 　　　　　　　　　　　　　 4．初三书帖钉赤口 　　海南的地方志，屡见钉赤口的记载。《琼台志》，明代正德年间刻本，记正月：“初三日早则书帖钉赤口于门。清咸丰七年《琼山县志》：“初三日，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 　　关于此俗，元代《岁时广记》：“《陈氏手记》：今日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其口中，云断口舌。不知起于何代。”打赤口，为了禁口舌是非，因此琼山人称此俗为“禁口”。清光绪年间《安定县志》记录较详，且有所发挥： 　　三日祭赤口，题于门前，曰：“赤口原是天上星，凡人不识把汝钉，今日送君归天上，一年四季永安宁。”吃芥包菜，生芥菜包饭，杂以鱼肉、辛酸诸味裹之，谓之“芥包饭”，取其银包金，亦以弭口舌之灾也。 　　赤口依旧要钉，“凡人不识”“天上星”云云，软硬兼施，为了远之而先敬之，体现了民间信仰习俗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 　　为了送赤口上天，求四季安宁，门前书帖钉赤口外，还流行“以弭口舌之灾”的饭食，则是风俗的一种增饰。这增饰，又包括《儋县志》所记：“初三日早，书帖钉赤口于门；略叙饮宴，群邀渔猎，谓之"斗口’。”这已不仅限于自家门前的钉和自家饭桌的吃，而是发展为人际交往活动了。 　　清代《茶香室丛抄》引宋人储泳《祛疑说》，“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斗讼”，并说：“赤口值寅已西戌，则不可用，余皆无害，盖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他位值之，不必尽避。”按此迷信的说法，赤口既是一种主口舌争讼的恶煞，人们自然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逢寅、巳、西、戌之日，因为寅属虎、巳属蛇、酉属鸡、戌属狗，“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每句里的这四大，因为地支生肖的关系，与“赤口”发生了联系。不言而喻，“赤口”本无稽，复加以寅虎已蛇之类，只不过再添上些想当然而已。 　　　　　　　　　　　　　 5．破五：送穷出门 　　正月初五，民间谓之“破五”。除夕辞旧、初一迎新，纳福庆余之后，到破五之日，该送穷了。 　　穷，恰似扰人的怪物，贫苦人家盼着摆脱它的纠缠，富贵人家躲它唯恐不及。于是，新年伊始，风俗为人们安排这第五天的日程——送穷。送穷送到哪里去？大门为界，门里不要它，扫地出门，把它送到门外去。“元旦日，家内不令扫地，至初五日五更，方扫地下尘土，送出门外，名曰"送穷’”，清康熙年间山西《徐沟县志》这样说：“五日早，扫堂宇，委土户外，曰"送穷’”，河北《栾城县志》这样说：“五日，扫除秽土置门外，曰"送穷’”，《赵州志》这样说。 　　也有头一天就开始“筹划”此事的。“初四日晚，扫室内卧席下土，室女剪纸缚秸，作妇人状，手握小帚，肩负纸袋，内盛糇粮，置箕内，曰"扫晴娘’，又日"五穷娘’。昧爽，有沿门呼者，"送出五穷媳妇来’，则启门送之”。初四制个“五穷娘”，只待初五清早送出门，这是清代人修《怀来县志》记录的送穷。在临潼，剪出纸人，门外抛掉，算是过了送穷节。 　　甘肃天水旧俗，破五送穷，早上将垃圾装在竹编簸箕里，弯腰端着，为了防止被风吹掉，由房内倒退着走到大门口。如果出大门之前有东西从簸箕里掉出来，就要回到原处，装好了，重新退向大门。到大门后，转过身，一口气跑到倒垃圾的地方，连同簸箕一并扔掉。 　　送穷出门，一送了之是送，门外另加处理也是送。“正月初五日，俗谓之破五。各家用纸制造妇人，身背纸袋，将屋内秽上扫置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俗谓之"送五穷’。亦有儿童高唱歌者”。依《张北县志》所记，送穷已出门，还要燃鞭炮炸它一家伙，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再加上儿童的歌唱，那气氛不妨说是与“穷”绝交的典礼。 　　以上送穷，皆为河北民俗，大同而小异。所同者：送穷送到门外去。门——领域感、象征性，此与彼之间的界线，这一风俗的基本形式，就是以家家大门为标志，把“穷”送到自家的生活圈外去。 　　送穷是古风。唐代姚合《晦日送穷》诗，“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可入风俗史。唐代于正月的最后一天送穷。韩愈《送穷文》，结柳作车，缚草为船，送穷鬼去故就新，虽是戏墟之文，却也反映了当时的风俗。穷神又称“穷子”，相传“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颛顼为传说远古五帝之一，是黄帝之孙。依此说来，穷和送穷，都可算“来历”久远了。 　　　　　　　　　　　　 6．上元节里家门又张灯 　　本书关于门神的一节里，引用了《荆楚岁时记》的一段话：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三粥插箸而祭之。 　　用来祭祀门户的豆粥，要加些油脂在上边。门上插杨柳枝叶，枝条随风飘动的方向，便被选为行祭祀之礼的方向。 　　古人将祭门之俗，同祭蚕神联系起来。《荆楚岁时记》的注文，据传出于隋代人。注文谈到正月十五大祭蚕神，祭品是米粥表面撒上肉；并引《续齐谐记》说：神女曾在蚕农张成家里显形，并对张成说，正月十五用白米粥加些肉脂祭神，“当令君蚕桑阿倍”。张成照此祭祀神灵，年年养蚕获丰收。 　　正月十五上元节，又是灯之节。赏灯的古俗，曾使得门禁“放夜”，如宋代《事物纪原》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僧史略》曰：太平兴国六年，敕燃灯放夜为著令。 　　新年已过，人们希望尽快走出旧岁留下的冬季，走出严寒，迎来春天。“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即是人们表达这一愿望的方式——城门、里门，一反平日夜晚紧闭的惯例，大门敞开，请“阳气”进得门来，请春暖进得门来。门禁既弛，宵禁暂无，正可欢欢喜喜来它个“夜来欢”，过一个彩灯的节。 　　据旧时方志记载，湖南一些地方“十三夜，各家张灯门外，谓之上灯”，赏灯从正月十三开始。河南信阳一带民俗，上元“挂门灯，前后各三日”，“自十三日为始，市民各于门首悬挂灯球，纤巧不一，至十六、七方止，游者竞观之”。灯节的节期长达五六天。 　　关于灯节，又有“倒灯”之说。陕西《续修醴泉县志稿》：正月十五家家悬灯结彩，“新嫁娘未逾年者，其母家则于一十四日前送灯，婿家是夜悬家门前，名曰"倒灯’。” 　　张家口地区童谣，载于1934年《万全县志》：“正月正，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但不知财神来不来。”除夕迎新后，刚刚平复的日子又掀小高潮。同春节相比，上元没有关于“年”那个怪物的传说，省去诸多忌和宜，仿佛是个只有开心没有败兴的节日，大红灯笼门前挂，财神或许要进门的。 　　灯节之灯，彩灯、花灯、走马灯，灯上又可贴谜，大家猜。湖北《通城县志》，元宵夜花灯龙灯，粘诗射谜，士民嬉游达旦，各家“门前供火一炉，四更加薪，以火大为吉，名曰"赛火’。”这是通宵达旦的欢乐。 　　张灯高高之外，还有另种形式。《宛平县志》记：“是夜，各家以小盏点灯，遍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称为散灯，遍处开花，很是传神。 　　到了二月二，门口再张灯，1933年山西《沁源县志》说：二月“初二日，俗云"龙抬头’。家家张挂灯笼于门首，谓之"挂龙灯’。”灯笼高高挂，象征龙抬头。 　　　　　　　　　　　　　　7.正月金牛保平安 　　正月十五过后，河南灵宝的人们要剪金牛了。家家黄纸剪金牛，贴在大门上。 　　金牛贴门之际，也是传说讲述之时：相传，老子骑牛来到函谷关，要出关，函谷关令尹喜请他留下著述，老子便写《道德经》。就在这期间，函谷关一带瘟疫流行。老子的牛吐出个大肉团，当地人把肉团抱回乡里，瘟疫很快止息。原来，老子的坐骑是神牛，驱瘟镇邪不在话下。 　　贴金牛，为了驱邪除病。请看金牛下面粘着条纸带，上面用朱砂写：“新春正月二十三，太上老君炼仙丹，家家门上贴金牛，一年四季保平安。” 　　与灵宝隔黄河相望的山西夏县一带，也贴金牛。一句民谚流传：“正月二十三，老聃要上天，门上贴金牛，四季保平安。” 　　门扇贴着金牛，人们说这也是在提醒大家，年已经过了，该准备春耕了。这项农耕时代留下的风俗，“一牛”两用，它既驮着驱瘟免灾的祈望，又驮着丰收的期冀。 　　有些地方门上不贴金牛，贴的是剪纸的人、十轮葫芦等图案，也附有相应的说法。山西解州一带还兴贴葫芦，地方志上说：正月二十三“以葫芦、车轮等形贴门，曰老君炼丹日，贴则四时平安”。 　　正月二十一二日门之饰，也着眼于招财。清代乾隆年问《同州府志》：“二十二日剪车轮贴门上，为招财进宝。” 　　二十三日贴纸人，着眼于避疳。清代《蒲城县新志》记：“剪纸人置门上，又令童子食炒豆，云避疳驱虫。”疳，中医也称疳积，营养不良、消化不良、寄生虫引起的小儿贫血症。旧时，这是常见病。 　　从清代《澄城县志》的记述看，“二十二日，纸剪车轮，又剪纸人，俱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禁三数日，惧疾疳”，原为招财进宝的“纸剪车轮”，也被纳入避疳之俗，反映人们的注目所在，对孩儿健康的祈望，是高于对财源的企盼的。 　　正是由此，正月二十三风俗兼收并畜，至1932年的《华阴县续志》，包容有增： 　　二十三日，以谷秸分置门旁，云“散疳”，义取禳疾。用黄纸剪排联佛像，贴于门楣，云作佛事，不得其解。幼子、童女印小粉圈于面，名曰“点月儿”。 　　谷秸置门旁、孩童脸上圈点，均针对疳积；至于“不得其解”的佛像贴门，《咸阳县志》说“妇女剪纸为佛像饰门首，亦彩胜之遗也”。 　　风俗的融汇是一种强调，其在正月二十三的门前申明：恼人的疳，快快远离人去。 　　同处我国西北，类似习俗还见于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平凉、隆德一带。 　　清代光绪年间《甘肃新通志》录《平凉县志》：正月二十三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人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隆德县志》也记：二十三日晚，当门焚柴草，杂以葱皮、纸炮，男女皆绕火跳跃，名曰“燎疳”。 　　治“疳”之法，不是像陕西那样门上贴纸人，近于厌胜，而是更直观——以火烧之燎之。至于“燎疳”而“当门”，这与“避疳”贴纸人于门上、“散疳”置谷秸于门旁一样，都是借自家门户，做防病文章。 　　　　　　　　　　　　　 8．清明时节门插柳 　　节气二十四，清明排第五。这是“泄露春光有柳条”的时节。时秩带来清净明洁的风光，故名清明。各地方志关于清明的文字，大都记载了同一节俗——门上插柳。 　　门上插柳，取义在何？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光州志》： 　　清明日，男妇各戴柳枝于首，门、檐、匾并插柳枝。《岁时记》云：以是取柳火之义。一说柳枝可禳火也。 　　清明与火，涉及三项古俗。 　　其一，古代钻木取火，四季用不同的木，《论语·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所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木酋)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典，据说上古时代曾盛行。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火。 　　其二，寒食禁火。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介子推跟随，曾割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为晋文公，介于推隐居绵山。晋文公焚山求之，介子推仍不肯出山，抱木而死。晋文公下令每年这一天禁止用火，为后世留下了寒食节。此节在清明前一两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与清明合一的趋势。 　　其三，禁火之说，早见于《周礼·司恒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对此，《夏小正》的解释是：“去冬一百五日为寒食者，乃因龙忌丹阳集云，龙星亢之位，春属东方，心为大火，惧火甚，故禁火。”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禁火是因大空星辰的原故。 　　折过头来说柳火。随物质文明的发展，钻木取火已非生活必需。然而，改火是写入《周礼》和《论语》的古制，没有被遗忘。到了唐宋，每当寒食禁火后，朝廷用柳火赐近臣、戚里。《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二：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而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 　　学会用火，在人类进化史上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周代一岁五改火的古俗，反映着用火与天地岁时的神秘联系，很可能是承袭于洪荒远古的风俗遗迹。君王赐火，唐时只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到了宋代，虽然范围稍有扩大，但赐火仍是恩宠有加的表示，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受赐者以此点火，之后，将柳条插在门捐上，以示荣耀。后来，未得赐火的人家在此时节也插柳门上，仿佛要分享赐火荣耀似的。渐渐地，清明节门上插柳的风俗便形成了。 　　在有些地方，民间将此俗全归于纪念介子推，如1936年河南《阳武县志》：“清明节，各神位及主前均供柳；并插门上，曰为介子推招魂也。” 　　门上插柳为的是辟邪，此亦一说。天一阁藏明代《建昌府志》： 　　清明，是日插柳于门，人簪一嫩柳，谓能辟邪。 　　柳枝辟邪是古老的说法。贾思勰《齐民要术》说：正月巳，取柳枝著门户上，百鬼不入家。清乾隆年间《曲阜县志》也说：把清明，插柳于门外，辟不祥。而清嘉庆年间刻本《峨眉县志》则记，清明时妇女贴胜于鬓，名“柳叶符”。这可做为一条材料，以助解释插柳簪柳辟邪之说。另，浙江《临海县志》：清明插柳于门，或簪之，谓之驱“香几娘”，盖指螫虫云。同辟邪相近者，是避蛇虫之说。如河北《怀来县志》：“折柳枝插门，谓可避蛇虫”。 　　插柳“明眼”，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说： 　　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 　　此说见于江南江北地方志。明眼，使目明。关于清明柳的这一说法，大约起于“青盲日”禁忌——如《临晋县志》记：“清明是日，妇女不作生活，曰"青盲日’。”就是说，这天是妇女们的休假日，请放下手里的活儿；若不然，于视力会大有不利的。 　　对于致盲的禁忌，生发了明目的联想，且并不全以插柳为媒介。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说，清明“折柳枝插门或簪之，食青豆令人眼明”；清嘉庆十年《长兴县志》，清明食螺，谓之“挑青”，可明目；此外，还说清明日采新茶能明目。 　　清明门上柳，又是迎接春燕的。燕是候鸟，春归北方。所以，迎燕说只见于北方。河北的《乐亭县志》“插柳枝于户，以迎元鸟”，《滦州志》“以面为燕，著于柳枝插户，以迎元鸟”。元鸟就是燕子。对于北方来说，燕归来永远是一件有美感的事。值得说明的是，山西不愧是介子推的故乡，那面做的燕穿在柳条上，插于门户，称为“子推燕”。 　　《光州志》说“柳枝可以禳火”，《衢县志》却说门插柳“榆柳取火之意，顺阳气也”。这颇有些相左。然而，当我们读到面捏的燕子随柳枝门前轻摆的图景时，便会说一句：门上的绿柳条，为什么不能是春天的旗帜、是春阳的旗帜呢？ 　　历古至今，人们对风俗给出种种解释，实际上是文化的、观念的不断投入的过程。袅袅柳条，将这么多文化信息簪在门楣上、门扇上，给寻访门文化的今人，留下韵味绵长的品味。 　　这似乎是尚未完结的文化之旅。现录1932年《清德县新志》的材料，聊备一格：清明“故事，届日家家插柳于门，相传元人入主中土，防汉族严，编十家供养一蒙人以监之，汉人约于此日起义屠杀之，以柳为号焉”。将播柳说成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暗号，相沿为风俗。 　　陕北洛川旧俗，也录于下：“忌女子上坟。女子上坟者，回家后须以烧余之纸钱剪成门形，贴于门上”。将女子上坟列为犯忌讳的事，但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清明节上坟，只能由女子前去。人们也聪明，设计出补救的办法，也就留出妥协折衷的余地。 　　　　　　　　　　　　9．城门杀狗：季春的磔禳 　　季春，春季第三个月。磔，古代祭礼的一种形式，分裂祭牲以祭神称为磔。禳，去邪除恶却变异之祭。 　　春三月城邑之门杀狗磔禳，是一项古老的风俗。《吕氏春秋·季春纪》说：“是月也，……国人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傩，“击鼓大呼，驱逐不祥”。九门指城门，磔禳以狗和羊为牲，见汉代高诱所作注释： 　　九门，三方九门也。嫌非王气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气尽之，故曰以毕春气也。 　　此种古俗，《史记》《礼记》《淮南子》等汉代典籍均有记载，解说大同小异。将这些材料参阅互证，古代季春之月上演于城门门的一幕，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请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所述： 　　俗说：狗别宾主，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也。 　　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光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进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 　　古代礼制，都城四面每面设三门。按照五行之说，东方属本主春而色青，春是发生万物的季节，故言“东方三门，生气之门”。磔禳仪式，在南、西、北三面九门进行。古代有种讲法，“犬，金畜也”。五行生克，金克木。杀狗磔禳，意在象征对金气的抑制，使其不能危害春季所萌生的万物。至于“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也是根据五行生克之说敷衍出来的，那就是：木生火。《淮南子》说，季春之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春气既毕，木行告终，时序进入了五行属火的夏季。 　　三要素构成这一古俗，时间：季春；地点：城门前——南北西三方的城门前；形式：磔狗。坐落方向所赋予城门的特殊含义，于此可见一斑。 　　　　　　　　　　　　　　10.谷雨贴符禁蝎 　　从立春数起，二十四节气经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到了谷雨。 　　谷雨通常在农历三月，已届暮春。谷雨之后便要立夏了。湖北《兴山县志》：“每岁三四月，里民……门首各贴符字，又纸糊船焚送于水，谓之"化龙船’，可以收瘟摄毒。”这已是着眼于夏季的风俗。 　　
　　与此近似，山西临汾一带风俗，“谷雨，画张天师符贴门，名"禁蝎’”，40年代的《吉县志》有录。旧时，陕西凤翔一带的禁蝎咒符（图42），以木刻印制，可见需求量是很大的。其上印有：“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囗一嘴，毒虫化为水……”画面中央雄鸡衔虫，爪下还有一只大蝎子。画上印有咒符。 　　雄鸡治蝎的说法早在民间流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五回，孙悟空猪八戒敌不过蝎子精，观音也自知近他不得，只好让孙悟空去请昴日星官，结果马到成功。昴日星官本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书中描写，昴日星官现出本相——大公鸡，大公鸡对着蝎子精叫一声，蝎子精即时现了原形，是个琵琶大小的蝎子。大公鸡再叫一声，蝎子精浑身酥软，死在山坡。陕西凤翔的这幅神鸡图，是有关谷雨风俗的宝贵材料。 　　山东民俗也禁蝎。清乾隆六年《夏津县志》记：“谷雨，朱砂书符禁蝎。”道光年间《商河县志》记：二月二，“煎正月之糕食以祛虫，用杖击梁以避鼠，贴蝎符以辟蝎。谷雨日亦或禁蝎”。虫、鼠、蝎，都是人们要驱除的。 　　除虫害，昔时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有关习俗的岁时定位，不一而足。有些地方置于早春二月；有些地方则包含于惊蛰风俗之中，惊蛰一般在农历二月初或一月末；而一些地方，则有四月初八“嫁毛虫”的风俗。 　　清光绪年间《沅陵县志》：“惊蛰先一晚，各家用石灰画弓矢于门后，撒灰于阶除，以驱虫毒。”这是湖南一些地方的风俗。 　　清咸丰四年四川《云阳县志》记：四月初八清晨，各家自书纸条：“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往深山去，永远不归家。”人们说，将纸条贴在门窗上，可避毛虫。 　　　　　　　　　　　　　　 11.蚕月昼闭门 　　有则传说讲，蚕是天虫，是神仙对人间的赐予。这反映了农耕时代里蚕桑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与养蚕相关的岁时风俗，清乾隆四年《湖州府志》载，清明节晚间“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祛蚕祟也”。清同治年间《安吉县志》载：“清明后数日蚕始生，育蚕之家禁往来”。 　　江浙等地以农历四月为“蚕月”。这期间的习俗，蚕忌或叫蚕禁，宋元诗歌里常写到。南宋诗人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赵汝钅遂《耕织叹》：“春气熏陶蚕动纸，采桑女儿哄如市。昼饲夜喂时分盘，肩门谢客谨俗忌。”叶绍翁《田家三咏》：“田回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闭。” 　　元代白(王廷)《余抗四月》：“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 　　明代谢肇氵制《西吴枝乘》写此俗： 　　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家家闭户，官府勾摄征收及里囗往来庆吊，皆罢不行，谓之蚕禁。 　　关于蚕忌风俗的记载，可追溯到《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劝蚕礼仪，气氛神秘。 　　养蚕是细活儿。蚕苗娇嫩，对温度湿度很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收成。养蚕所忌不止这些，明代家应星《天工开物》说：“凡蚕畏香，复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圊者，顺风吹来，多致触死。隔唯煎鲍鱼、宿脂，亦或触死。灶烧煤炭，炉囗沉、檀，亦触。懒妇便器摇动气侵，亦有损伤。若风则偏忌西南，西南风大劲，则有合箔僵者。”忌气味，臭也怕，香也怕。老远的地方淘厕所，养蚕人若是掉以轻心，未做防范，也要受损失。刮两南风时，要特别注意防风。凡此种种，所以，在育蚕的月份里，家家闭门谢客，轻手轻脚，只怕惊了蚕宝宝。可见，蚕忌风俗顺应养蚕生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蚕忌期间，贸然串门，犯乔禁，那就太不识趣了。 　　“扃门谢客谨俗忌”，门不仅紧闭，往往还贴上张画。《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州养蚕之迷信》载：“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香祷祝者，谓之拜蚕花五至。其用意在乞怜于神之默佑，使蚕花旺盛也。又当蚕初出时，不准生人进门……”门贴花纸，意在蚕花，有企盼蚕茧丰收的意思在。同时，凡养蚕之家届时门上必贴花纸，也就约定俗成，有了蚕忌的标志，外人会望而却步。正因为起到了提示蚕忌的作用，所以那花纸“谓之门神将军”。 　　
　　在传统年画著名产地苏州桃花坞，有一种彩色版画《逼鼠蚕猫》（图43），是专供蚕忌期间贴门的。画面花猫，口叼一鼠。《天工开物》说，“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逼鼠蚕猫》之类的画贴在门上，提醒人们养蚕须防鼠，又是在告知外人，蚕禁时节请遵守蚕忌习俗，勿扰养蚕人家的清静。 　　　　　　　　　　　　12．四月初一破蚩尤的纪念 　　晋西南，运城、临汾一带民俗，农历四月以牛图画、皂角叶装点门户。 　　清代乾隆年间《曲沃县志》：“四月朔日，贴画牛，簪皂角叶，以禳瘟。”朔日即初一。 　　清代山西《翼城县志》记此俗，言及这是“关壮缨侯破蚩尤之日”。1929年的《翼城县志》记此民俗，较为详尽： 　　初一日，相传为关壮缀侯破蚩尤之日。人多于门旁插皂角叶，粘印牛于门楣，或以色布作三角式，用线串之，间以枯蒜梗令小儿佩带，殆皆避瘟之意欤。 　　这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关壮缨侯即关羽，他为今运城解州人，是这一方人们的骄傲。蚩尤，上古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讲，蚩尤战黄帝，双方战得黑天昏地，蚩尤战败，付出了血的代价。《山海经》说，蚩尤弃其浸血的桎梏，化为枫树林；《梦溪笔谈》说，山西“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 　　两个与这一方大地相关联的人物，还被装入同一传说，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记：宋真宗时，解州盐池灾变。城隍托梦，说是“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张天师则推荐关羽讨蚩尤。关羽对宋真宗说：“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告示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宋真宗从之，诏告解州居民悉知。几天里，大风阴暗，白昼如夜，云空似有铁马金戈之声。到后来，盐池真的水清如初。 　　清代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记此传说，又添枝蔓，续出张飞来：盐池之水熬不出盐，关羽托梦说：“盐池为蚩尤所据，故烧不成盐；蚩尤我可制之，蚩尤妻名枭，只有张飞能擒服。”人们依梦，在关公庙里新塑张飞像。次日取水煮盐，成者十倍。 　　关羽、蚩龙的传说，正可引为对这一带四月初一风俗的诠释。1920年《虞乡县志》也记：“俗传宋时蚩龙作祟，盐池水涸。关帝率神兵讨之，令神兵各戴皂叶以为标记。蚩尤亦令妖兵头戴槐叶，意图混乱。及至日午，槐叶尽干，卒为所破，池水如初。”皂叶、槐叶的精彩细节，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创造功力。关羽由一员武将而公而帝而圣，除了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外，还赖于民间文学的塑造。这塑造之中，寄托着属于大众的惩恶扬善的社会理想。 　　　　　　　　　　　　　13.立夏的门饰和忌讳 　　“二十四节气歌”关于夏季的一句“夏满芒夏两暑连”，概括的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大暑之后，便立秋了。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云南民俗关注的是厌祟避蛇。清乾隆元年《云南通志》载，四月立夏之日，“插皂荚枝、红花于户，以厌祟；围灰墙脚以避蛇”。 　　值四月而言避蛇，与十二生肖已属蛇有关联，地支纪月，三月为辰，四月为已。立夏厌祟，门上插皂荚树枝和红花，含有黑、红既济之义。按照古代五行说，黑为水，红为火。这是希望通过两者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平衡。同时，古人不仅日常用皂荚去污，还以皂荚入药，认为它具有杀虫功能。将它当做厌祟之物，也着眼于除秽驱邪。旧时五月有门悬皂荚风俗，皂荚状若刀形，称为“悬刀”，相传可以吓跑鬼怪。 　　清光绪年间云南《腾越州志》也说：“立夏日，插皂角枝、红花于户以厌胜，围灰墙脚以避蛇。”清代《浪穹县略志》记云南大理一带风俗：“立夏，插白杨于门，以灰洒房屋周围，名曰"灰城’，以避虺毒。”有所不同，门前插白杨。 　　“四月八，毛虫瞎”，这是立夏前后福建一些地方传唱的民谚。1919年《政和县志》记：“人家每户书"四月八，毛虫瞎’六字逢门张贴，以禁毛馅虫。”门扇贴上这样的字条，以求避虫害。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民俗关注的是怎样度夏。清光绪八年《嘉定县志》：“夏至日，称人，云不囗夏，戒坐户槛。”囗夏，似可理解为暑期综合症。清代《浪迹续谈》：“杭人谓自立夏多疾者为囗夏”；旧时江苏《吴县志》：“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囗”。夏季炎热，有些人不能适应气候，吃不好，睡不好，一到暑季人就瘦下来，北方有“苦夏”或“枯夏”之说，南方称此为囗夏。 　　在浙江，清代雍正年间《青田县志》说：“立夏日，各作面粢、稻饼，取其坚韧砺齿，谓之"拄夏’。忌坐门限，言能令人脚肝酸软。”夏至这天，吃些硬饼，象征磨砺牙齿，以期在整个夏季里保持正常的消化能力，不厌食。同日，也是为了有一个愉快的夏季，切勿坐在门槛上。 　　忌坐门槛之说流传很广。在安徽，道光十年《太湖县志》：“立夏日，取笋苋为羹，相戒毋坐门限，毋昼寝，谓愁夏多倦病也。”说是这天坐门槛，夏天里会疲倦多病。30年代《宁国县志》：“立夏，以秤秤人体轻重，免除疾病，所谓不怯夏也。俗传立夏坐门限，则一年精神不振。”确实令人不敢坐，——此日坐门槛，全年萎靡。 　　囗使人瘦。夏季第一天称体重，其意义在于，既然已经注意到了天热使人瘦的问题，人就不会减肥增瘦了。这是民俗事项中常见的思维方式。 　　在江苏，30年代《吴县志》说： 　　立夏日，……是日取去岁撑门炭烹茶以饮，茶叶则索诸左右邻，谓之"七家茶’；又，天虽寒必着纱衣，并戒坐门槛，以免囗夏。 　　只为远避那个“囗”，立夏当天，除屁股勿挨门槛之外，即使气温还不高，也要穿上夏装，取一种象征意义；除夕夜倚在门前的“炭将军”或曰“撑门炭”，也被赋予“以免囗夏”的功用，用它煮水烹茶——茶叶是向邻居讨要的，人们说可以为整个夏季消解暑气。 　　在尚无空调冰箱电风扇的年代，这些借助联想的风俗，带给人们沁心爽身的希望：一个没有囗夏的夏季。 　　　　　　　　　　　　　　　14．端午门饰 　　端午节名，又称端阳、重午、天中、朱门、五毒日。 　　在古时，俗传五月多不祥，有“恶五月”之称。正月建寅，排到五月，地支为午。地支十二个，这午，被古代的阴阳学家视为阳之极；端午系午月的五日，这一天的干支虽不一定是午，但人们还是称其为“重午”——双午重叠，被当做一年里阳气最盛的日子。传统哲学讲阴阳谐调，失衡便不好。双午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要禳解。同时，古人还有种揣摩，阳气旺盛时节，也意味着“阴气萌作”。由这种参悟天地的思想，派生出流传久远的门饰风俗。 　　请看《后汉书·礼仪志中》：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饰，以难止恶气。 　　夏五月，饰门户以避邪恶，曾历流变。但朱索总是要挂门上的。明代夏完淳《端午赋》：“地腊谁传，方舟不渡，今年之朱索空缠，去岁之亦符已破。”门上画符咒，倒是两汉以后风俗的增饰。 　　端午节俗辟恶去秽、驱邪禳灾的内容，追根寻源，大都由“午为阳极”而来。对此的直观感触，就是随夏季而来的暑热。端午节俗的一些内容，表现了在那一时令里，对于夏季卫生防疫的关注。 　　端午门饰多取植物，其中草药反映了这种关注，例如悬艾。 　　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习俗：“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隋朝人作注说，南齐的宗测曾在五月五日公鸡啼晨之前采艾草，专采那些像人形的，用来治病很有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端午“钉艾人于门上”。 　　宋代《梦粱录》所记周全，门前景象缤纷，围绕着端午节俗的中心题目——求平安： 　　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五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 　　扎成天师形象，无疑加强了悬艾的符号意义，但它的基本取义，仍是门示艾草以辟邪祛秽。艾还被制为虎形，《帝京岁时纪胜》：“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清乾隆四年刻本《湖州府志》记，将蚕茧剪作虎形，以艾编为人形，跨于虎上，民间称为“健人老虎”。海州湾的渔民过端午节，门上贴“虎符”，即朱笔黄纸画虎头，或用红黄纸剪虎贴于门。还以蛋壳羽毛制成老虎造型，挂在门上，称为“挂艾虎”。门上贴红字，也见于台湾《苑里志》：端阳节“各家以黄纸朱书为"午时联’，贴于门，并悬蒲艾，所以招祥而祛灾疠”。 　　艾是草药，又可用于灸疗，因此被民俗借重。山西民间有一端午传说，另作构思，说是唐朝黄巾起义军打到邓州城下，妇孺老幼往城外逃。黄巢见人群中一妇女怀抱着五六岁的大男孩，手领着三四岁的小男孩，觉得奇怪，就上前询问，回答说：“人的是邻居的孩子，他父母已亡，只剩下这根独苗。小的是自己的孩子。万一不能双全，宁可丢掉自家的，保邻居的。”黄巢说：“黄巾军杀富济贫，专与官府作对。你爱邻居孩子，我爱天下百姓。”说着，拔下两棵艾草递过去：“有艾不杀，请回城告诉百姓，门上插艾，便保平安。”转天黄巢进城，全城穷人家门都插了艾。这“艾”“爱”同音的故事，虽续出新的情节、新的境界，但对于了解悬艾的初始意义，已是歧路一段了。 　　台湾《苗栗县志》说，“客家风俗，端午之日，门上并挂葛藤，相传出于黄巢故事”。故事情节同上述山西传说基本一致。 　　旧时端午民俗，尚有其它门饰，简列如下： 　　《玉烛宝典》引裴玄《新言》说，五月五用色缯成麦状，“以悬于门，彰收麦也”。门饰取意于农业生产，这在有关端午的传统风俗里是独树一帜的。其年代当是较早的。 　　《重修台湾府志》记：“门楣间艾叶、菖蒲，兼插禾稗一茎，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门前悬禾苗种草，着眼于夏日里避蚊虫，而悬榕枝则令人想到老年人的健康。 　　在陕西，旧时的《延长县志》说，端午日人家用蒲艾纸牛贴门，名曰“镇病”。 　　敦煌遗书《杂书》：“取东南桃枝，悬户上，百鬼不敢入舍。”桃木自古被视为辟邪的神物，端午节里也派用场。 　　1930年《盖平县志》记辽宁风俗：“门悬黄布猴，手执彩麻小帚，取扫除灾孽意。”此低应是极富文化渊源，同五行生克之说相关联的。地支午属马，申属猴。反映五行生克关系，有猴辟马瘟之说，据此，《西游记》里孙猴子也就做了“弼马温”。重午之日，在门前悬黄布猴，取意正在于借申猴所代表的水气，来限制重午的火旺之相。 　　清代湖北《蕲州志》，五月五“庙巫祝例送朱砂黄楮符，贴之门壁”；30年代河北《沧县志》：“五月五日，门插艾枝，剪红纸葫芦粘门楣”。门上贴剪纸葫芦之俗，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记：“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以泄毒气，体现的依然是旧时端午节的主题。 　　　　　　　　　　　　　　15．伏天城门磔狗 　　三伏酷暑，数伏是一年里气温最高的日子。 　　伏天的开始同夏至相关，叫做“夏至三庚便数伏”——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这里就先说夏至风俗。东汉《风俗通义》的一段佚文，见录于《太平御览》和《岁时广记》：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日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案：织取新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己织嫌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文，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 　　夏至时节，门户上系彩色丝绸，目的是防止瘟疫入户。瘟疫流行，令人恐怖，那据传说是由名叫游光、野重的瘟神疫鬼带来的。在今人看来有趣的是，“知其名者无温疾”——那瘟神疫鬼倒是讲礼讲面，只要你心里知、眼中有，再把“游光”之类名目写在新缣挂在门扇，它就不来为害。于是，夏至门上系新缣，成为风俗。这是一种后来未能广泛流传的风俗。 　　夏至之后，再来说伏。 　　伏的慨念始自秦德公。春秋时代，只做了两年国君的秦德公，办了件久传不衰的事，司马迁的支笔为此写下：“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初伏，以狗御蛊”。历来的注家为之着墨，如： 　　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历忌释》曰：“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日伏也。” 　　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 　　根据五行之说，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四季的代谢，立春是春之木代冬之水，水生木；立夏是夏之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是冬之水代秋之金，金生水，都循以五行相生。惟独t秋不同，夏属火，秋属金，以秋代夏不是五行相生，而是相克，即火克金。时秩的演进冬尽而开春，春暮而入夏，说以相生，有种顺理成章韵致在。可是，唯独夏与秋的交接，火不能生金却克金——伏日的概念正从此中出。为何要“至庚日必伏”呢？庚，天于序列位居第七者，五行属金。伏日的推算方法，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一抹浓厚而艳丽的原始思维色彩，曾涂在“伏”这岁时的刻度上，这就是城门滴血的一幕；磔狗。 　　磔是残忍的肢体分裂。磔狗，因为视它为“阳畜”。溽暑难当的烦躁，借磔狗而发泄；阳畜狗——热毒气，由此及彼的联想，更增屠割撕裂的力度。磔狗在城门进行，城门是空间意义上的出入口，所以要在此实施对热毒气的禳却；同时，城门还被视为喉舌——城乡借此发表宣言，而它的对象则是大地长空。 　　东汉《风俗通义》也谈到始于秦德公的城门磔狗风俗，并记：“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这记录了东汉时期的民俗，同时也反映了风俗的泛化与扩展。 　　对于三伏之“伏”，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副”的错字。《周礼》“以副辜祭四方面物”。副音劈，义为剖开，与磔同。这就意味着，伏日名称的来源在于：要磔狗。 　　　　　　　　　　　　 16．七月十五门上挂麻谷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民间称其为“鬼节”，将其与清明节、十月初一寒衣节合称“冥三节”。这是祀孤魂的日子。台湾民俗，“此日，家家户户于门口备丰盛五味碗，造银井，即用银纸叠成井形，并烧经衣”。这一风俗叫“拜门口”，50年代《基隆县志》有载。 　　清乾隆年间《府谷县志》记陕北地方风俗说，七月十五日为“麻香节”，祀祖茔如“清明”礼。并写道： 　　夙兴，折取麻、谷之秀者各一枝，奉于门扃。 　　将麻与谷悬于门前，这似乎是那里中元节风俗的关键项目。因为，在府谷，中元节之名，甚至让位于“麻谷节”。挂麻谷的风俗形式保存下来。1939年修志，再次录下： 　　十五日“中元节”，用香纸献食牲醴、瓜菜，拜祭祖先；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午后仍送郊外。 　　门上挂麻和谷，取意何在？《东京梦华录》描述宋时此日的祭祀风俗：“中元前一日，……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祭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情形，可做为清时陕北府谷中元风俗的注解。“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即是“告祖先秋成之意”。 　　关于中元风俗的这一形式，还可参考40年代初《潍县志稿》。潍县风俗，中元节前，七月十四夕祀祖先。祭品外，并列麻、谷。祭毕，将麻谷抛向临街屋上。其含义是，“麻为织者所需，谷为耕者所获，以之敬献祖先之前，系告秋成，有象人无饥寒之虞”。在辽宁铁岭，七月十三日俗称“麻谷”，胡朴安《中华风俗志》说：“所以名麻谷日者，回时交初秋，新麻新谷咸将登场，盖示不忘死者之意耳。” 　　府谷民间也以麻、谷“告祖先秋成”，不同的是，所取形式——“奉于门扃”，挂在门上。 　　　　　　　　　　　　　 17.茱萸酒洒重阳门 　　九九重阳，登高，佩茱萸，饮酒于高单处。同这一风俗密不可分的，是《续齐谐记》里的神仙故事：费长房学道有成，能施缩地之术，已有其它神异。一天，他对徒弟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你要带全家人登高山，每人臂上扎一个红布袋，袋里装茱萸。靠着这一番泄漏天机的指点，桓景全家躲过了危及性命的大灾难。 　　登高、茱萸和酒，重阳节俗的三要素。唐代诗人咏九月九，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到登高和茱萸；杜甫“醉把茱萸仔细看”，言及茱萸和酒。茱萸是味药材，《本草纲目》讲其辛辣芳香，性温热，功能治寒驱毒。晋代《风上记》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说的即是这一层意思。 　　古人以阴阳论事物，偶数阴、奇数阳，九为最大的阳数。注《易经》的人讲，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因此又有一说，九为老阳，九而重，阳盛极，阳亢则为灾，需要禳解。并就此以为，茱萸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菊花得四时之气、金水之精，能息风除热。这是着眼于重九阳亢的一种解说。 　　翻开《辽史·礼志六》，可以读到关于东北地区重阳节古俗的记述：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番、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囗，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礻会禳。国语谓是日为“必至迟离”，九月九日也。 　　重阳节俗的三要素登高、茱萸、酒都涉及到了，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礻会禳，要将茱萸酒洒于门户。为御初寒也好，为禳阳亢也罢，人们把措施落实到自家门前，洒些许桧禳的酒，换得全家平安的心理慰藉。 　　此俗并非仅存于史籍里。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1964年修《宾县县志》，也记录了这一风俗。照搬县志里的话，“邑为辽旧，故犹存此俗”。 　　这是另一种思路，有别于登高躲灾的妙想，——门户洒洒，禳灾门前，自守家门。当然，重阳登高乐悠悠，不会那么沉重；门户洒酒，也是岁时风俗里的快活事。因为，桓景故事只不过谈助而已，禳灾早不是重阳的唯一主题了。 　　　　　　　　　　　　　 18．冬至门上糯米圆 　　有段故事在福建台湾民间流传，故事讲冬至节时门扉上的糯米圆：很久很久以前，两个穷苦人讨饭来到闽南小镇，女儿要留在这里做奴婢。离别之际，父女俩讨来糯米圆，父亲对女儿说：“今日离别，就像糯米圆分成两半，咱们就人一半把它吃下吧。待日后团圆时，再吃圆子。”父亲走了，这大上是冬至。女儿盼望等着父亲，义到冬至，她对家主说：“大家都吃国子，门神也该敬敬。”就搓了两枚又大又圆的糯米圆，粘在大门上。她想，父亲不会忘记离别时的相约，若是看到门上的圆子，会来接她的。花开花落，女儿每到冬至都要在大门上粘两枚糯米圆。周围的人们说，糯米圆象征着团圆和吉利，也学着装点自家的门。由近及远，传为闽南、潮汕和台湾的冬至风俗。 　　这段传说对于风俗的解释，只讲了团圆，尚欠周全。 　　冬至为民间八节之一，旧时颇受重视，有“冬至大于年”之谚。在福建等地方，“冬至，粉米为丸，祀祖如仪”。此即所言圆子，又称糍、团圆子。 　　冬至，一年中昼短夜长的至极之日。冬至过后，便开始昼渐长而夜渐短的过程。因此，古人以冬至为阳生之日。就像出土牛送冬寒一样，人们想象在阳生之日，通过天人的沟通，以达阳气。请看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惠安县志》： 　　十一月冬至，阳气始萌，食米九，仍粘九于门。凡阳象圆，阴象方。五月阴始生，黍先五谷而熟，则为角黍以象阴。角，方也。冬至阳始生，则为米九以象阳。丸，圆也。各以其类象之。夏至不为节，抑阴也。 　　修于清代的几部地方志记录了这一风俗。康熙年间《诏安县志》，“冬至，人家作米团而食，谓之"添岁’。门扉、器物各以一丸粘其上，谓之"饲耗’”；乾隆年间《重修台湾县志》，“冬至，家作米丸，谓之"添岁’，即古所谓"亚岁’也。门扉器物，各粘一九，谓之"炯耗’”；道光年间《罗源县志》，“冬至先一夕，捣米粉如玉屑泥，少长团聚搓为丸，次早荐之祖先，粘于门槛，取其圆以达阳气”；光绪年间的《福清县志》，“以粉米作丸，取团圆之义，又粘门楹间，取其圆以达阳气”。 　　天人相通，以达阳气，国是信息符号，门扉做了人与大之间的媒介。 　　关于冬至，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所谓“至日闭关”——关闭城门。《易经·复·象辞》： 　　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参看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其《诛伐》篇说：“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大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阳气，太阳之气。承天理物，就是积极主动地去顺应大自然。《初学记》引《五经通义》：“冬至阳气萌生，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宜静不宜动，城门要关，行役要上，君王呆在城里不出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寒气已极的时候，扶助刚刚萌生、尚显微弱的太阳之气。 　　谨闭城门，竟有这样一篇天地大道理，不妨归为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神思遐想。这神思遐想也缀在各家各户的门户，那就是粘米圆，达阳气。 　　　　　　　　　　　19．腊月杀鸡：雄著门，雌著户 　　送走冬寒，迎接春暖，自古是岁时习俗的重要命题。《后汉书·礼仪中》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就是著名的例证。在冬季的第三个月份，以上塑牛，立在城外东北方，表示“送大寒”。这风俗，后来演变为立春之日鞭打春牛的习俗。寒冬腊月，除了土牛送大寒之外，古人还在门户上做文章，杀鸡祭祀门户。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时俗风尚，录下许多风俗史料。“风俗”一词即源自该书。《风俗通义·祀典》载：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扦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壮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太史丞邓平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 　　以门引文，三条材料各言其说。第一条为东汉时民间的说法。雄鸡啼晨，大门黄昏关闭早晨开启，以这时间方面的相似点做为中介，说明“门户用鸡”。第二条引《青史子》，将鸡归为“东方之牲”，也同雄鸡司晨相关；旧岁的终了，新岁的开始，在于太阳东升，“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第三条，录汉代邓平之语。古人以暑为阳，寒为阴。大寒之时，人们不希望阴气过于旺盛，所以先择属戌的日子举行腊祭仪式。地支十二，戌属土。在腊月的成日杀鸡，意在送走刑杀之气，迎接将至的春气。因为，十二地支中西属金，金主刑杀，而鸡为西的属相。古人相信，在这特定的日子里，杀雄鸡悬于大门，杀雌鸡悬于房门，可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求得来年风调雨顺。杀鸡悬于门户的风俗，因阴阳五行说的掺入，益显得色彩神秘，并形成不尽相同的解释。但是，归根结蒂，这一风俗所体现的，是漫长冬日里对于春天的热望。对此，《太平御览》卷二九引裴玄《新语》，讲得较为直白： 　　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于门，又磔鸡副之，俗说以厌疠气。玄以问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也，土气升，草木萌动，羊吃百草，鸡啄五谷，杀之以助生气也。” 　　不仅杀鸡还杀羊，羊头也高挂在门上。为的啥？只四大地复苏，草木将萌发。杀一只吃草的羊，再杀一只啄谷的鸡，人们希望以此表示对自然界的一种干预，以此象征对于春天生发之气的扶助。说得而直白一点：帮助春的气息壮大起来，尽快挤掉冬寒。 　　作为一种风俗，东汉之际磔鸡祭门时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传至魏晋，这项岁时活动逐渐融入年俗，《晋书·礼志上》：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岁旦即新年第一天。新年伊始，门上悬苇索、桃人，还要杀鸡祭门禳恶气。《南齐书·魏虏传》记北方民俗：“腊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这反映了风俗的传播。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言及新年时磔鸡祭门的古俗，并特别讲到雄鸡、鸡头、东方在这一风俗中的含义： 　　古者，正旦，磔雄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盖鸡乃阳精，雄者阳之体，头者阳之会，东门者阳之方。以纯阳胜纯阴之义也。 　　鸡啼黎明，使古人感到它是同东升的旭日相关联的动物，因而视它为太阳鸟，为阳精之禽，如《太平御览》引《春秋说解》：“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人们说，鬼魅昼伏夜出，害怕太阳，害怕光明，是阴邪之物。故而，古人在新年第一大，“磔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相信此举可使新一年避开恶气邪鬼的搅扰。 　　　　　　　　　　　　　 20．岁末门前风景线 　　经春历夏，由秋而冬，时序走到岁末的门前，展现年俗的景观。 　　这是寒冷的日子，“腊七腊八，冻死俩仁”，人们过腊八节。如同闽台等地冬至糯米圆粘门扉，以达阳气的风俗，河北等地风俗，腊八粥煮成，要在门环等处“涂粥少许，以禳不祥”。记录这一风俗的，有1934年河北《万全县志》。 　　腊月初八，八种米料煮粥，各地风俗皆然。陕北一些地方的腊八习俗，外加门户的文章。《宜川县志》记：腊八节“晚置木炭、冰块于门之左右，谓黑白虎守门，以警鬼魅。”木炭色黑，称为“黑虎”，冰块色白，称为“白虎”。一左一布置十门口，就说有此二“虎”把门，鬼魅不敢靠近。冰、炭本不相容，古人却能将两个极端之物结成对子，安排到门前站岗。这实在可以说是思维的大手笔。 　　黑虎白虎，门前的静物；同时还有活剧在门前上演，从一进腊月直演到除夕。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说：腊月初一日，“乞人始偶男女傅粉墨妆为钟馗、灶王，持竿剑，望门歌舞以乞，亦傩之遗意”。 　　傩，古人驱逐瘟疫的仪式。《后汉书·礼仪志》已有详细记载，皇宫举行大傩以逐疫，要选一百二十个童子，红布蒙头，身着黑衣，每人手持一个拨浪鼓。还有人戴上熊皮面具扮做方相氏，有人打扮成了二神兽模样。大傩仪式上，人们手举火炬，狂喊着，狂舞着，做着驱疫出门的动作，“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论语·乡党》有曰：“乡人傩”。傩本民间古风。由敦煌遗书可知，唐代民间仍兴此俗。敦煌写卷《儿郎传》随：“圣人福缘重，万古难传匹。剪孽喊不残，驱傩鬼无失。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驱傩总是重门户，“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就是声音要把鬼怪逐出门去。 　　到了清代，这些被称为“跳钟馗”或“跳灶王”。清代《清嘉录》：“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清代《土风录》：“腊月丐户装钟馗灶神，到人家乞钱术，自朔日至二十四日止，名曰跳灶王。”不论是标以钟馗还是灶王，同用一个“跳”字。“跳”正概括了傩舞的形态。 　　而在宋代时，这称为“打夜胡”。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占鼓，沿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以此与清代的“跳灶王”相比，驱傩阵容里的灶王，当是后增的。大门小户前的这一通表演，使皇宫里的逐疫大傩普及至千家万户，原先的主角方相氏改为民间所熟悉的钟馗及灶君。值得注意的是，《梦粱录》同时也记载了当年宫中的情况： 　　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请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神户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所扮神祗鬼使，比汉宫傩仪角色要多，反映了风俗在传袭过程中的增饰。逐疫的主题也被淡化得似有似无，融在了“埋祟”之中。但是，有一个形式没有改变，这就是驱出门去——一座大门，不仅表示空间领域，而且代表了超空间的意义，即把瘟疫把邪祟从生活中扫除干净。这是在辞旧岁之际，对于新年的祝福。 　　腊月之后是新春。风俗会沿着岁时的刻度，走向千门万户，开始新一轮的流转。一道又一道门前风景，表现着一代代中国人对旧的因循，对新的希望。
第四节　人生礼俗
　　　　　　　　　　　　　　　 1.生男悬弧 　　人生在世，是生活于社会礼俗之中的。中国门文化的篇章里，写着人生礼俗七彩的风景。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产妇临盆之际，人们借助“门”之开——不仅仅建筑物门户，还包括柜子、箱子等有门的器物，将能开的门都打开，表示大门已经敞开，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这是出于一种联想。民间以为，由此造成开启的氛围，能为孕妇开骨缝而助力。 　　孔子后裔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记录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出生，时在1920年正月初四，为助产也是诸门大开的： 　　为了迎接“圣人”，陶氏命人将孔府所有门户层层打开，从内宅一直开到孔府大门，甚至连威严的重光门也不例外地打开了，并且在门上挂上了弓箭。偏巧母亲又难产，几个时辰还未落生，大家都很着急。……有人提议开孔府大门还不够，要开正南门，公爷要从正南门进来。正南门是正对孔庙的曲阜城门，平时关闭，只有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打开。民国后德国公使来曲阜参观也曾开过一次，除此之外就是小弟出生这一次了。正南门打开后，刚才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变得轻松了，当差的纷纷忙着准备鞭炮、红纸、彩绸等，仿佛这位“小公爷”已经出生了。 　　孔府深似海，门也多。上面记叙，可以说是开门助产风俗的极致了。 　　初生儿不哭，民俗以门扇派用场。清同治年间湖北《江夏县志》说：“儿生有不啼者，俗呼"闷脐生’，或频开阖门扇，……儿即啼也。”反复开关门扇，希望引出婴啼声。 　　婴儿呱呱堕地，要志添人增丁之禧。《礼记·内则》说：“生子，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巾兑)于门右。”郑玄注：“设弧、设(巾兑)，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蜕者，事人之佩巾也。”设弧象征阳刚，设(巾竞)象征阴柔，与生子弄璋、生女弄瓦异曲同工，都体现了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当婴儿初生之时，门前悬弧悬蜕，做为性别标志。此其一；其二，男左女有，悬挂物在门上的位置，表示得子还是添女。东北满族习俗，生男孩门前挂弓和箭，生女孩挂红色布条。《孔府内宅轶事》里，也是“门上挂上了弓箭”。 　　这种挂门标的风俗，衍生出多种样式。以山西一省为例，清代康熙年间《隰州志》说：“初生子，禁生人入室，插稻，男二女一。”这是在乡镇人家在门上做标志的习惯。山西定襄县风俗，门口挂带根的秀谷和红布之外，生男孩要配以弓箭和大蒜，生女孩则挂蒜不挂弓箭。山西运城一带，生产的当天，门上贴长二寸、宽一寸的红纸表示添了男孩，若生女孩，红纸要剪成石榴状。在晋西北，生子门上贴一对剪纸红葫芦，生女贴一对剪纸红梅花。1982年印《西藏风土志》载，生孩子人家门口堆上一堆小石子，“要是生的是男孩，便堆上白垩小石子；要是生女孩，什么石子都可以”。 　　这类门标的用途，首先是报喜，如陕西《洛川县志》所说“生子，悬红布于门上，示喜也”；其次，门前悬挂物用来表示避祸驱邪，以免婴儿生病夭折；再次，坐月子期间忌外人闯入产妇房内，门前挂出标志，如1933年《海南岛志》所言，“用青树叶悬门上，曰"打青’，拒绝外人来往”。 　　有些地方流传“见死不见生”的俗谚，孩子落生三天内忌生人入门，怕冲了财气，孩子长大后受穷。为此，门口插树叶做标志。如果有人因为不知道而进门来，主人便立即让来者喝一口茶，说是这样可以解邪。 　　新生命诞生的第三天，将接受“洗三朝”的祝福。这又称“洗三”，是唐时已见记载的古俗。“洗三”这天，要为婴儿沐浴洁身，接受亲朋好友的礼贺，并招待前来祝贺的人。这是满门喜气洋洋的日子，门前的装饰烘托着喜庆。王森泉、屈殿奎《黄土地民俗风情录》记： 　　“洗三”，又称“三朝”……河东大部分农村还沿袭旧俗，在门上扌百草。即用大红绸布条把10把干谷草扎成16个菱形块，在中央插上一双筷子，一个木铲和两只小红旗。旗上常写表吉祥的词语，如“麒麟送子”、“弄璋之禧”、“长命富贵”、“国家栋梁”等挂在门的中央。门前照壁上也扎上一把。 　　旧时劣俗，忌五月初五生子。战国时，齐国孟尝君田文生于此日，其父田婴意欲遗弃婴儿。田文被母亲偷偷养大，第一次见父亲，田婴大怒。田文问父亲为何“不举五月子”，田婴说：“五月子者，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听后说：“人生受命于天，岂受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田文讲，人的命运怎么会同门户相关？再者，若真是孩子长到同屋门一样高时会妨父母，那么，把门修得高高的，孩子又怎能身高过门？司马迁《史记》记载了这段故事。 　　关于五月初五的这种谬说自古广为流传。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录俗谚：“举五月子，长至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汉成帝时把持朝政的大将军王凤，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想养育他，叔父以孟尝君的例子，劝说王凤的父亲：“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 　　南朝《殷芸小说》记类似故事：“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两无所归，以其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这也是对“不举五月子”之说的驳斥。 　　旧时的育儿风俗，有些事要在门前门后、户里户外做，以取得象征意义。在浙江有些地方，小儿患病时，家里烧香祈求平安，然后点燃几张方纸，燃烧着扔到门外去，表示病邪在“家”之外被烧掉了。浙江一些地方又有“扫赶邪”风俗。孩子闹肚子疼，人人持扫帚对着孩子肚子，做出扫的样子，口中数着次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扫”过七下后，迅速把扫帚扔到门外，关上房门。人们相信，如此一通折腾，病疼会被扫地出门的。 　　借助门户，取收进门来一的象征意义，请看1931年《大津志略》所载一条民俗资料： 　　儿跌于地，或遇犬斗，则以手拊其顶，谓可不惊。儿惊而失魂，母则以饭勺叩门楣，呼其名而唤之曰：“家来，家来。”有人应于内曰：“家来矣，家来矣。”自大门至内室，每门皆然，谓之“收魂”。 　　小儿受到惊吓，哭闹不止，对此有种并不科学的说法，说是“丢魂”了。所谓“魂”是不可见的，要找回来，先要设法表示失而复得这样一种状态。选门户为标志。从院落大门，到房屋门、内室门，由门外向门内，一门一门地敲着门楣，唤着家来家来，门内有人应着来了来了——这就叫做“收魂”，只能这样由门外向门内，绝不可从门里向门外去收。 　　　　　　　　　　　　　　　 2．闺中女 　　戏剧的旦角，根据饰演角色的年龄不同，有老旦、小旦之分。小旦多扮演少女形象，又称闺门旦。闺门已通常是不习武的，因为，表演行当中还有刀马旦。一方面区别于“老”，一方面排除子“刀马”，闺门旦也就划出了自己的一块领地。顾名思义，闺门旦以特有的戏路，演示古代闺门里的生活。闺门旦最基本的生活依据，与汉语中一个常用词相关，这即是“闺女”。 　　“闺”和“女”联级为词，“闺门”之内，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 　　闺是怎样的门？《荀子·解蔽》：醉者“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醉酒者出城门，俯身爬行，朦胧醉眼将城门洞看成为闺门。此语之妙在于，尽管视大如小，却不失形状——《说文》：“闺，特立之门户，上圆下方，似圭。”闺门与拱顶门洞是形相近的。 　　《墨子·备城门》称城上小门为闺门，那是相对而言小：“大城丈五为闺门”，城门则要比这高大得多。因此，醉者“俯而出”所误以为团者，不是大城闺门，而应当是另一种闺门——宫苑里、府宅中的小门。《公羊传·宣公六年》“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何体注：“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不同于中轴线上的重重宫门，闱、闺是小门，是宫室，或者说具体房间的出入口。宫殿重重，闺是内宫小门；庭院深深，闺是后院房门。纵观“闺”字的历史，越来越侧重于表示后者，即内宅里的闺房，及由此引申的意义。 　　就像“大门小户”可以指代院落人家一样，“闺”也被用来以门代室，所表示的自然不是门脸房屋，而是内室，如汉代枚乘《七发》：“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固处。” 　　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有个著名的说法，叫“男主外，女主内”。闺为内室，正好作为女子生活空间的称谓。于是，“闺”由内室进而特指妇女的居室。明代《三才图会》画闺，院内居室，一形状似圭的闺门，房内为妇人课子的情景。 　　《礼记·曲礼上》：“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捆，门槛。这讲的也是对于女子生活空；司的限制。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闺门之内，自上而下提倡那么一种行为规范。这规范被称为“礼教”是后来的事。汉代《白虎通义》说：“或曰：夫人有谥。夫人一国之母，修闺门之内，则群下亦化之，故设谥以彰其善恶。”这里，“一国之母”是个颇有封建味道的称谓，她率先垂范，而群下化之——讲的就是“修闺之内”的种种规矩。 　　《礼记》和《白虎通义》都是汉代的书。提倡归提倡，真的将“闺门”变成一道与世隔绝的关口，却是大以后的事。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而今俗，妇女……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可见当时风俗，妇女并非是囿于闺门之内小天地的。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街，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也是讲，妇女持门户，抛头露面的事，不仅要做，做得还比男人强。 　　然而，纵观历史，“闺”还是成为专为女子设置的“门”。请看，“闺流”即女流，“闺娃”即女孩；种种礼教，“闺训”、“闺教”、“闺箴”、“闺德”、“闺风”、“闺范”，都以女子为传授对象；闺苑之内，“闺心”、“闺情”、“闺怨”，全系女儿的感情生活。白居易《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人未识，正由于闺之深——同闺外世界的隔绝。在旧时，浙江《金华县志》“女事妇工，不出闺门，鲜钻穴逾墙之行”，广东《徐闻县志》“大家妇女不出闺门，唯事纺绩”，讲的就是闺门之内女性的生活。 　　特别是经过宋、明两代，社会对于“理学”的提倡，把个“闺”门弄得如同一道屏障——有言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闺范”。这二门，内宅之门，将妇女们限制在一个窄小的空间。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有出《训女》，描写了闺中生活的单调。杜太守问：“春来闺阁闲多少？”夫人答：“长向花阴课女工。”过后又问丫环：“小姐终日绣房，有何生活？”答：“绣房中则是绣。”“绣得许多？”“绣了打绵。”问：“什么绵？”答：“睡眠。”杜太守不高兴了：“好哩，好哩。夫人，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却纵容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 　　于是，杜家为女儿延师。你道如何？《牡丹亭》又有一出《闺塾》——依旧不出女儿家的“闺”。 　　　　　　　　　　　　　　　 3．嫁出去 　　女子成婚叫出嫁，叫出阁。出，点明了生活空间的转换，出娘家门进婆家门。所以，有的地方将婚嫁称为“出门子”。 　　婚姻大事，这“出”很受重视，古今民俗民风向这形式里填充了丰富的内容。在儒家经典《礼记·郊特牲》中，可读到如下说法：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大门，指出嫁者家的大门。这是对仪礼的诠释。封建时代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通篇道理，借助迈出大门的先后顺序，形象地演示出来。 　　“男帅女”的前提，是先要叩开女家的大门。这往往不是简单的事。婚姻礼俗有项节目，叫“拦门歌”。清代李调元《粤东笔记》记此风俗： 　　粤俗好歌……其娶妇而迎亲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慧者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革，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上即唐人催妆之作也。 　　在新嫁娘家门口的这一番戏嬉，各地同风，南北皆然。1924年出版的第56号《歌谣》所载《北京的旧式婚姻》记： 　　轿子到了女家门首，当由女家的四位送亲老爷将门紧紧关闭，等着娶亲的叫门。到这时，送亲的就要和娶亲的斗话了。娶亲的说：“天不早啦，开门吧！别误了吉时。”送亲的在门内问道：“你们是于什么来的？”娶亲的答道：“我们是来贵府求亲的。”送亲的问：“你们都有什么举动？”娶亲的说：“花红大轿，宴鼓喇号。”送亲的说：“请你们来一屎蚵螂爬竹竿。”外面就应声奏一段“节节高”的牌子。奏毕，娶亲的仍旧叫门，里边又说道：“再来一个"花德胜’。”外面就应声复奏“花德胜”的谱子。种类繁多，不可胜数，但是非达到外面等急了不能开门。 　　河南婚俗亦曾如此。南阳有首民歌：“吹三阵，打三阵，吹吹亲家开开门。”说的就是迎亲、送亲双方，门里门外的应对。 　　这是一种古老的婚俗。在敦煌遗书中，写卷《下女夫同》使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时迎娶的热闹场面。“下女大词”，下含有戏弄、给点下马威的意思；女夫即女婿。所谓“下女夫同”，正反映了各地广有流传的“拦门歌”婚俗。敦煌《下女夫词》情调喜庆，趣味盎然，现节录如下： 　　儿家初发言：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女答：门门相对，户户相当，通问刺史，是何抵当？ 　　儿答：心游方外，意道恒娥。日为西至，更兰（阑）至此。人先马乏，暂欲停流（留），幸愿姑嫂，请垂接引。 　　女答：更深月朗，星斗齐明，不审何方贵客，侵夜得至门庭？ 　　儿答：凤凰故来至此，合得百鸟参迎。姑嫂若无疑回，火急返身却回。 　　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 　　女答：既是高门君子，贵胜英流，不审来意，有何所求？ 　　儿答：闻君高语，故来相头（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女答：金鞍骏马，绣褥交横，本是何方君子，至此门庭？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赤悬（县）名家，故来参谒，囗（聊）作荣华。 　　门里门外，有问有答。提问者不避明知故问，戏弄取乐；应答者文采风流，展示才华。一通比试之后，门里的人终于说：“君登贵客，久立门庭，更须申问，可苦（惜）时光？”于是，请迎亲者下马，进门。 　　婚俗中的“拦门歌”，是由远古时代的抢亲风俗演变来的。《易经》“贡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说的是：烈日下，白马奔袭而来。临近方知，不是掠寇，而是来抢亲的人马。在这种野蛮的婚姻形式里，来抢者自然要遇到抵抗。随着文明的发展，抢亲之武越来越变得“文”起来，直至有了媒灼，演变为迎娶；随之而演变，婚姻的另一方也“文”起来。于是，门里的一方刁难门外的一方，诗与歌的唱和而已。 　　时间推移，“拦门歌”也在风俗中泛化开来。将“拦门歌”的形式，运用于寻找心上人，对歌定情是不少地方的风俗。对歌中，往往是先由女方难一难男方。这其实是“拦门歌”的超前使用。因这已是远离于“门”的话题，这里不再赘言。 　　还有一种泛化，将“拦门歌”由女家门前移开。广西瑶族风俗，男婚女嫁，客人贺喜，外村客人来时，主人拦门盘问，相互对歌。如，拦门者唱：“月亮刚刚挂树顶，门前吵闹是何人？门前吵闹何人到？弄得我屋嗡忱忱。”来客唱：“月亮刚刚挂树顶，丢了碗筷就出门，园里花开引蜂到，歌堂嗡嗡招客人。”以此增加喜庆气氛。 　　“拦门歌”由新娘的娘家门前，移至新婚洞房门前，1992年第一期《民俗研究》载朱雄泉《四大民瑶的传统婚姻习俗》，介绍主要生活在湘南江永县的瑶族的一支，婚俗事项之一——“叩门”。新娘先进洞房，而新郎请的诗伴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把洞房门叩开。如叩门说：“何以此门重闭，几时得到桃源。铁锁难开，无路可归通洞府，免阻新郎，听吾诗句，早早开门。”还要对着洞房之门吟诵，如：“引得新郎到此来，隔门如隔万重山，今宵二姓交婚后，不怕此门夜夜关。”一段诗后，再叩门：“何以侍娘侍娘，何不思量，叩门许久，吟尽好诗章。门前立久，新人心下忙忙，早开门户，免阻新郎……”再吟诵，直至洞房里面打开门。这种庆喜的形式，同在新娘娘家门前的“拦门歌”很有共通的地方。 　　婚俗中，故意难为新郎的小把戏，不止“拦门”、“叩门”。 　　《天津志略》载迎娶风俗，“轿至女家，必关门，令作乐，故意迟延，谓可减新郎之暴性，过门后不至虐待其妇。女家启门时，尊长出怀中铜钱向门掷之，曰"满天星’”。迎娶的轿子到了门前，新娘家故意缓开门。所取象征意义，是磨一磨夫婿的性子，让他平和地待妻。 　　《清稗类钞》记黄陂婚嫁礼俗，新郎偕媒人至女家，女宅闭门，有迎候者立于户左右。新郎至，鼓乐齐作，佐以爆竹。热闹一阵儿，方开门纳婿。新郎逢门必跪叩，取“门下子婿”之义。进了屋，红地毯下垫着瓷片瓦片，是戏弄；落座以后吃“三元汤”，鱼圆、肉圆、汤圆，以寓“连中三元”，但味道故意弄得难以下咽，又戏弄。总之，新郎别想轻而易举地把新娘请出门。 　　在台湾，新娘带出娘家门的东西有所讲究。陪嫁妆奁须有青竹一根，要丈余长的小青竹，连根带叶。带到夫家后，“即悬系于大门框上。俗以竹可生笋，笋长大成竹又生笋，以此占子孙绵延之喜”，《台湾省通志稿》记。 　　娘家也有不愿女儿带走的东西，如《台北市志》所记，“女嫁，迷信福气将被带走，出门后女方则急用米筛封门以防之。又用扫帚作扫入家中状，亦为此意”。无形的福气，有形的门户，民俗将它们融在同一事项里，只用一个米筛，便能表意圆满。这说到底，依然是借用了门的意义——出入口，和区别内外的界线。 　　　　　　　　　　　　　　　 4．娶进来 　　嫁，出娘家门；娶，进婆家门。不管婚俗变得如何繁文缛节，这出一门进一门，总是婚礼形式的要旨所在。说过娘家的嫁出去，再来说婆家的娶进来。 　　《快嘴李翠莲记》，载于明代人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其中保留了当年婚礼习俗的材料。迎亲的车马来到夫家门前，歇下轿子，先生念诗：“鼓乐喧天响汴州，今朝织女配牵牛。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这是新娘进门前的礼仪。媒人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快嘴女子李翠莲大约不识此俗，不耐烦了，骂媒人：“说我婆家多富贵，有财有宝有金银，杀牛宰马做茶饭，苏木檀香做大门……当门与我冷饭吃，这等富贵不如贫。”李翠莲心直嘴快，对婚俗又不甚了了，把热热闹闹的喜事搅得一塌糊涂。 　　娶进来的仪俗，在元杂剧《桃花女》里，被编为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挺有趣。此剧内容之丰，甚至可以讲，旧时诸多婚俗都能从中寻到对应。 　　《快嘴李翠莲记》里新娘乱搅，而《桃花女》则是娶儿媳妇的公公一再出坏招。剧情故事讲，洛阳开卦铺的周公，嫉恨高他一筹的桃花女，便以娶她做儿媳为名，欲置她于死地。桃花女过门时日的选择，即是周公的毒计。出门的时辰正与日游神相触，桃花女让人拿个筛子在前头走，这叫“千只眼”，赶跑了日游神。又犯着金神七杀，桃花女妆束巍巍戴花冠，驱赶那凶神。还犯太岁凶神，桃花女上车后，先让人把车倒拽三步，她坐车上用手帕兜在头上，避过了太岁。 　　桃花女的车子到一了婆家大门前，周公“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地算了一课，然后吩咐：“去请他（指桃花女）下车儿来，正囗着黑道，找着他登时板僵身死。”媒婆请下车，桃花女说：“今日是黑道日，新人着地皮，无不立死。……与我取两领净席来，铺在车儿前面。我行一领倒一领。”——桃花女又胜一个回合：“这是我避难的机谋，躲灾的见识。……他拣定这黑道的凶辰，我将这净席呵，与他换了个黄道的吉日。”地上铺席，变黑道为黄道。 　　一计不成，周公又算一卦：“如今他（指桃花女）该入门了。正是星日马当直，新人犯了他，跑也跑杀，踢也踢杀”。媒婆请桃花女进门，桃花女识破这一招，“今日是星日马直日，把一副鞍子来搭在门限上，那马便顺顺的伏了。他跑也不敢跑一跑，踢也不敢踢一踢”。——星日马，及下文所涉鬼金羊、昴日鸡等，皆为古代配合二十八星宿的神兽，是星辰崇拜的产物。门槛上置马鞍，降服星日马，桃花女顺顺当当地进了头道门，赢得第三回合。 　　周公再算卦：“如今请他入这院子来，却是鬼金羊昴日鸡当直。这两个神祗巡绰，若见了新人呵，鸡儿啄也啄杀他，羊角儿触也触杀他。”桃花女自有对策，取镜自照，又吩咐撤碎草、米谷和五色铜钱。“草喂了羊”，鬼金羊；“谷喂了鸡”，昂日鸡；撒下些五色铜钱，孩子们相争相抢的打闹里，桃花女用镜子照脸，走进了二道门。——第四回合，撒碎草、米谷、五色铜钱。 　　周公仍算卦，寄阴谋于第三重门：“他如今进的这第三重门，正是丧门吊客当直。新人这一番入门来，不板僵身死，我也再不算卦了也。”桃花女又赢了这一回合——她识破阴谋，在进第三重门之前，先让人关上门，射上三箭，然后平平安安进了门。 　　新娘要到洞房里坐床，桃花女察觉“这床正坐在白虎头上。他那里响动鼓乐，惊起白虎，那里取我的性命来”。这次化解的办法，是要小姑子来陪她坐。 　　《桃花女》剧中，婚礼成了公、媳斗法的过程。其中几个主要回合，围绕新媳妇进门设置矛盾冲突。桃花女化险解厄的招数，是门前铺席、门槛置鞍、进门撒草和谷及五色铜钱，等等。这些，并非剧作家的独出心裁，而应是采自元代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的民间婚俗。当然，此类婚俗来之久远，元代人也是出袭古俗，并非首创，渊源并不在他们那个时代。且看宋代高承《事物纪原》： 　　汉世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门故也。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损尊长及无子。奉以谓不然，妇将至门，但以谷豆与草禳之，则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来，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门阃内，下车则撒谷亚，既至，蹙草于侧而入，今以为故事也。 　　高承解释宋代风俗，援引汉代事例。由此可见，新妇到门前，以草，以米、谷、豆禳煞的婚俗，实是古风。清赵翼《余丛考》认为，这种婚俗“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诫富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至于新娘进门跨马鞍，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风。 　　“当迎妇，……箭三支置户上”，《酉阳杂俎》记此为“近代婚礼”，即唐代的婚俗。《清稗类钞》记，“新婚舆至门，新娘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同元杂剧内容相一致。 　　婚俗的这种种讲究，来源既久，流传也远，并在各地有所增饰。 　　《天津志略》：“轿至男家，入门时必跨火盆而过，否则谓恐有妖邪。新妇下轿时，必手抱宝瓶，或左手金、右手银，以示其非空手来也；又必口含苹果，谓平安也。” 　　河南《获嘉县志》：“妇至，由搀新人授以瓶、抒、秤、镜之属使抱之，取德、言、容、工四德之意也。” 　　湖北《来凤县志》：“女至婿门，婿家陈香烛、酒醴、鸡一，把护送神于门外，曰"堵煞’。入门，门内燃七星灯，罩以筛，喜娘二人扶女从筛上过，曰"触邪’。” 　　《江夏县志》：“新妇舆至门鸣金，云避白虎凶神”。 　　广西《宜北县志》：“妇将入门，男家破竹一条，揉成拱桥形，派老妇一人扶新妇跨过竹，以取健康之兆。” 　　江苏一些地方，迎娶之时，门前要以布袋铺地，几个布袋子辗转交替向前铺，新娘踩着袋子进门。此俗称为“传袋”——意谓传宗接代。 　　甘肃张掖一带，婚礼拜堂之后，新娘跨进洞房门的这一步，也有几道程序。要扶瓶，即把油瓶放倒，由新娘扶起；要捏门锁，把洞房门锁打开，由新娘重新锁好；马鞍子摆在洞房门口，让新娘跳过去，这才得进洞房。 　　山东《莱阳县志》，新人下轿进门，“路铺红毡，阈覆马鞍。将入门，以黍糕越新人首，谓之"顶高’。……大门左右则置谷秸一束，蒙孺子红衣，或书"狮王’二字”。 　　关于新娘进门的种种讲究，无非基于门的关乎出入、划界内外的意义，生发出想象。先是避开凶邪，赶走凶神恶煞，不让其混进门里；再是希望通过礼仪，表达迎新迎进幸福来。诸如捏门锁等，又具有谨门户、遵妇道的意味。 　　新婚之日，对于门槛似乎特别关注。1943年《民国新修大埔县志》记广东婚俗，新娘到门前，有妇女用火把烧桃枝、茅红，新郎新娘跨门槛而入。不可踏门槛，俗说“恐后来夫妻反目”。“阈覆马鞍”，即用鞍子盖在门槛上的风俗，见于许多地方。对此事项，如果剔除其神秘意义，剩下的就是历来的习惯观念：踩门槛是没礼貌。少教养的表现。新人初入门，自然应注意自己的举止形象。《台湾省通志稿》说：“新娘如足踏阈限，则同于蹂躏其尊长，而臻令患病。盖因触怒门神，罪及尊长”。踩踏门槛，一副不懂规矩、目无尊长的样子，说这“同于蹂躏其尊长”，正是着眼于举止礼貌。至于“触怒门神，罪及尊长”的注解，则是为强调其说而借助神鬼，兜了个圈子，反倒画蛇添足了。 　　至于故意踩踏门槛、把它做为要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招数，则实在是旧时代的一种陋俗。据胡朴安《中化全国风俗志·浙江》，湖州新娘未到门之先，婆家在床上置袱一条，或扁担一个，俗语称为“扁扁伏伏”，意思是令新娘敬畏公婆。可是，新娘的对策生出来，“新娘进门，亦有立门槛及私坐新郎袍角等事，亦系制伏翁姑并夫之意”。故意踩踩门槛，好像是将婆家踩在脚下了。但这对于初入门的新媳妇来说，是不是也就付出了形象欠佳的代价呢？所以，有言道：行此者甚鲜。 　　嫁出门、娶进门，婚姻因建筑之门而增礼俗，关于美满婚姻的祈盼和祝福，靠了大门小户、门扇门槛，有了大作文章的承载体。 　　“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还有如下的例子。男到女家称“赘婿”，文绉绉的；民间叫“倒插门”，语言的形象性超过前者。在广西，又有“上门郎”之称，1936年广西《融县志》：当地人讲赘婿难为，有句谚语：“上门郎，大凳扛。” 　　此外，旧时的说法，女子订亲后，未婚夫死，女为“望门寡”——望着婆家的门，尚未得入。“望门寡”，是要求女子为死者守节，尽管并未曾完婚，由此可见封建礼教之残酷。还有，定亲后未婚妻死，谓之“望门妨”。“望门寡”、“望门妨”，这样的词如今已罕有使用。这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旧事物旧观念，被时代扫地出门了。 　　　　　　　　　　　　　5．人生几多“槛儿” 　　以十二属相纪岁，派生出“一巡”、“本命年”等说法。人逢本命年要扎红腰带，说是为了辟邪的。陕西一些地方，民间又在本命年之前加了一道“门槛”。请读陕西作家和谷所写《我的门槛》： 　　我觉得明年该是我的本命年的门槛之所在。扳指头数来，鼠大、牛二、虎三、兔四，龙五，蛇六，明年才是我的龙年呀！可就在年前几天，弟弟从乡间赶来，说是替父母为我叮咛门槛之事的。唤，我是按实足年龄计的，而老家依然按虚岁掐算，丁卯年当是门槛了。又有人说，门槛得提早一年过，遇事得防着点为妥。 　　弟弟很虔诚地说，门槛得信，这一年事是多。他说的“事”，指磕磕绊绊的灾辙。 　　传统的人生礼俗，重视恰逢整“巡”的本命年。这除了生肖因素之外，还在于十二年的间隔，大致上反映了人生的里程——少年、青年，以及中年、六十花甲、七十古稀……本命年前的“门槛年”，是对于本命年的强调。如果排除种种庸人自扰的旧例儿，可以讲，是适应年龄变化的心理调整。走向人生新里程，“门槛”之说很形象。 　　民间老话，本命年即是“槛儿”。“槛儿”横在那，本命年里据说人多灾多难，日子过得要分外小心。扎根红腰带以辟邪，是为了迈这“槛儿”。在内蒙一些地方，孩子十二周岁的生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一天家里要置办酒席，孩子要“扎红”。 　　青海河汉一带的“本命禳解”旧俗，老年人逢本命年，要庆寿。庆寿仪式一如寿村落成的仪式，同时儿女们要献上红衬裤、红绫带，当时穿上系上。“本命禳解”第一回在60岁那一年，72岁第二次，再往后是84岁、96岁…… 　　民间至今将73岁84岁说成是老年人的“槛儿”，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还讲“孔子七十三，孟子八十四”，意思说，这“槛儿”在孔孟两圣人身上也是应验过的。人们说，闯过七十三这道“槛儿”，一准活到八十四；而过了八十四，还会更长寿。这两道“槛儿”，大致与本命年的尺度相吻合。或许同心理因素有关联，老年人在逢“槛儿”的年份里，往往多病，精神也欠佳。及至“天增岁月人增寿”，过了那一年，反倒身体硬朗精神爽，大约是因为迈过“槛儿”后，对自己的生命力也有信心了。 　　　　　　　　　　　　6．丧礼风俗中的门前事项 　　人生是在社会上，更是在家庭里经历的过程。按照传统礼俗，新生命降生的宣言，是他或她的父母亲人悬设在门前的弧或(巾兑)。当人生历程完结的时候，他或她的子孙亲人，将悼念与哀思，寄于自家门前。 　　依照传统殡仪，在河北等地，丧家门前要悬挂纸杆，按死者岁数，每岁白纸一张，每纸剪为三连，其末条下垂，插于门头上，名“门幡”，有的地方谓之“告大纸”。男，置门左；女，置门右。门内立一木板，上糊白纸，纸上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日、时，享年若十，下列孝子名次，这叫“立阳榜”，或叫“殃榜”，又叫“告白”。据县志载，四川雅安等地丧礼，门外树竿挂纸，大圈表示寿十岁，小圈表示寿一岁，圈如死者年龄，称为“出老纸”，又称“望山钱”。刘家训、王全宝《鲁东南民俗系列调查》：家里死了老人，屋门上、大门上要用火纸贴上门幅，告知有丧。砍一根鲜柳木棍子，贴上一张大白纸。死者享年多少岁，白纸割多少条。竖在大门口，这叫“飞飞”，也叫“岁头纸”、“出头纸”。 　　“恕报不周”、“恕不遍讣”或“恕不敢报”白纸条，称为“报丧贴”、“门报儿”，贴在大门侧，男左女右。四字直书于纸中，下款处以小字写“×氏之丧”。如果亡者是有老人在世的中青年，在纸上径书“×氏之丧”，不写小字款。出殡时，棺木出门之际，立即将其撕下烧掉。清光绪年间《常昭合志稿》，记常熟、昭文风俗：“初丧，糊纸屏如讣式书之立于门内，谓之"丧屏’，小户则粘于门上，即幼丧亦有之。凡停柩在家者，门必贴白纸，书"囗灵’二字，既葬而后除之。” 　　钉门麻。儿孙为逝者披麻戴孝，家门也“穿”孝——在大门上横钉一粗麻，称为钉门麻，或就叫“门孝”。此俗曾流行于浙江等地。 　　大门上贴“批书”。1932年《德清县新志》：“令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批斗书于大门外，告于戚属”。1948年浙江《杭县志稿》，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并回煞日，谓之“批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海宁风俗记》，人死后立延阴阳生，将死者年庚及其家属生肖，推算书成一纸，斜贴于丧家门外，上写何时小殓，何时大殓，何日迎神即回煞，以及冲忌等，称为“批书”。 　　小说《金瓶梅》哥儿夭折，及李瓶儿、西门庆亡身的回目，都有徐先生批书的描写，可视为古代殡葬习俗的史料。如第六十二回： 　　徐先生……手掐丑更，说道：“正当五更二点辙，还属丑时断气。”西门庆即令取笔砚，请徐先生批书。徐先生向灯下，问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将下来：“一故锦衣西门夫人李氏之丧。生于元枯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时，车于政和丁西九月十七日丑时。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声，成服后无妨。入殓之时，忌龙、虎、鸡、蛇四生人，亲人不避。” 　　李瓶儿丧葬时，“批书”忌属龙属虎属鸡属蛇的人。“批书”又涉及避煞陋俗，有“煞高一丈”云云。 　　旧时代的迷信说法，人死后若十大，魂魄要返回故宅，并有凶煞相随。为避损害，丧家要“避煞”、“掩煞”。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 　　偏傍之书，死有归煞。子刊。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燃火，户外列灰，拔送家鬼，章断注连： 　　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 　　颜之推说，所谓“煞”，出自旁门左道之书，是不近人情的陋习，应当革除。有的亡者死十传染病，即颜氏所说“注连”。古人对传染病视为恶鬼凶煞，大概也是“避煞”之说的来源之一。出殡日门前燃一堆火，归来人要跨火入门；户外撒灰，也同“避煞”相关，《夷坚乙志》说：“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说来荒谬，那灰若是被猫呀狗呀踩下了脚印，就说死者托生了猫狗。 　　“煞”的迷信，是鬼魂迷信的重要分支，由来已久。据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唐朝《百忌历》载丧煞损害法。迷信的人说，煞出现的日子，甚至煞之高矮都是可以推算的。《金瓶梅》徐先生“批书”所云“煞高一丈”，即是。1944年《重修彭山县志》载此习俗： 　　殓时，凡睡者皆令醒，术士执斧绕棺及门，咒而击之，谓之“掩煞”。术士又依死者日之于支，为定日之远近、时之早暮、竿之长短，以告丧家。临日，设酒脯、燃香烛，布灰于庭，空室而避之。倚竿于门，竿粘楮钱，过时乃鸣爆竹，启门视灰迹，谓之“回煞”，亦曰“回殃”。 　　这真叫“煞”有介事。所谓“煞”，本系子虚乌有。故弄玄虚的人硬是“算”出“定”出煞回之期、煞高几何，届时门前倚放贴着楮钱的竿子，还在门庭内撤灰，借以观察无形的煞迹。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陋俗已被扫除。 　　传统葬俗，门前立方相。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记孔府丧礼： 　　大门两边还站着“方弼”、“方相”，这是两个用绸缎和木架扎成的大汉，衣冠服饰和脸谱都很像京剧中的花脸，有一丈多高。人站在大汉的身体里，可以操纵着大汉活动、走路、做出各种动作，人还可以从大汉的肚脐向外看，来了吊丧的客人，根据男客、女客或男女都有，操纵大汉伴着乐曲上前迎接，在送殡时，这“方弼”、“方相”，也要走在队列前面，一直跟到墓地。 　　方弼、方相神像，用来驱疫辟邪，在出殡时还要一路在前，俗称开路神，或称险道神、阡陌将军。《周礼·夏官·方相氏》记方相形象，“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矛扬盾”。汉代宫中驱傩也用方相氏。《封神演义》附会出方弼，说是兄弟俩，凑为一对，就像门丞户尉抓对成双，门左门有，容易安排。方弼方相体量高大，面目狰狞，如《聊斋志异·金和尚》所描写：“方弼、方相，以纸壳制巨人，皂帕金铠；空中而横以木架，纳活人内负之行。设机转动，须眉飞舞；目光弥闪，如将叱咤。观者惊怪，或小儿女遥望之，辄啼走。”俗话说，神鬼怕恶的。这一对神像恶模样，正为了令鬼邪退避三舍。 　　民间出殡时，沿途路口、桥梁要撒纸钱。此俗至今未见绝迹。而《清史稿》载皇家丧仪，卤簿前导，册宝后随，所过门、桥皆致祭，由礼部长官祭，则是民间风俗的宫廷化。 　　旧时守孝，有倚庐之说。《礼记·丧大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囗，非丧事不言。”郑玄注：“倚庐，倚木为庐，在中门外，东方北户。”倚庐，要盖在东墙下，向北开门，以草为屏障，不加泥涂，门上没有横梁和柱子。以示所居简陋，哀思悲痛。 　　旧时办丧事，在门外用白布扎成牌楼门形。1935年广东《罗定志》：“三日大殓，……表其门，曰"礼庐’。素食寝苫，朝夕奠，如事生前。”表其门的做法，源于古时的“凶门”。魏晋以后，凶门柏历置于大门外，举哀表丧。 　　凶门柏历，体现了丧事大操大办的陋俗，在古时即为有识之士所反对。据《南史·孔琳之传》，孔琳之建言国事，提出禁行凶门柏装旧俗： 　　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爱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因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人患者乎。凡人士表仪，多出间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产单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一罢凶门之式。 　　孔琳之建议革除凶门柏装旧俗，指出“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贫寒人家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实为人患”。
第五节　五行四象与门的厌胜
　　　　　　　　　　　　　 1．四象与门的朝向 　　门和户都有着朝向问题。透过门的朝向，可以看到华夏文化的许多篇章，那是些绚丽而神奇的篇章。 　　宫之阙，那立在皇城周围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高大阙门，简直是星空四象立在地面的标志牌。《古今注》引《三辅旧事》：“仓龙阙画仓龙，白虎阙画白虎，玄武阙画玄武，朱雀阙上有朱雀二枚。”中国古代天文学，将周天的众多星辰划分为二十八星宿，东南西北各七行，分别被看成一种神物，即四象。汉代张衡《灵宪》，“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这是坐北向南来描写四象。东为青龙，西是白虎，北为玄武，南是朱雀。四象的名称，将各自的色彩也标示出来了。北方的玄武，一般认为是龟蛇合体。在古代笔记中，俞琰《席上腐谈》另持一说：“玄武即乌龟之异名。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捍御，故曰武。其实只是乌龟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龟形，其下有腾蛇星。蛇，火属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绘为龟蛇皤科之状。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为龟蛇二物。”但从汉瓦当图案看，玄武已然是龟蛇合体。 　　阙门依四方之色。汉“武帝造赤阙于南，以象方色”，见《三辅黄图》。 　　阙门之外，古代的城门或宫门，也常取名、取义于方位，这里暂巳不表。 　　且来说民居。乡村人家，向阳的房屋，门右置磨，门左置碓，叫做“左青龙右白虎”，被认为是吉象。 　　又以十二地支来标方位。海州湾渔民庭院和房屋的朝向，均不取正南北或正东西。渔民们传说，“正子午”和“正卯西”的朝向，只有皇宫、庙宇方可以采取，民宅硬要坐落“正向”，不吉。这实际上说的是门的朝向。 　　古代设计宅门方位，影响较大的一种说法是“坎宅巽门”。所谓“坎宅巽门”，是讲院门的开设方位，根据八卦风水说，选在左角青龙而避右角白虎。比如，主房坐北朝南，宅门开在东南隅；主房坐南朝北，宅门开在西北隅；主房坐东朝西，宅门开在西南隅，等等。就一个坐北朝南的院落来说，大门不是开在南墙正中，而是偏于东南角，避免大门正对着正房，也就避免了许多不便。进了大门以后，要向左拐，才可进二门，进入内院。北方传统的四合院，多是这种格局。 　　古时还有种说法，叫做“春不作东门，夏不作南门，秋不作西门，冬不作北门”。讲风水的《阳宅十书》就可见此说。将四时与造门方向联系起来，所依据的也是五行四象。下面就来看一看东、南、西、北四面之门。 　　　　　　　　　　　　　　　2.朝日于东门 　　地球自转，日复一日地为人类演示旭日东升的壮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契丹好充而贵日，每月朔里，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崇拜太阳，面东拜日，以东为尊，而四楼——这四座楼颇似城廓四面的门楼，它们的“门屋皆东向”，一概朝东开门，迎向红日初起的方向。这种古代风俗，如今仍有遗迹可寻：山西大同华严寺的主要殿宇皆向东开门。 　　东方被视为太阳的方向。“墩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屈原《九歌·东君》为太阳而歌，东君就是太阳神。《礼记·祭义》：“祭日于东，祭月于西，……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礼记·玉藻》还说“朝日于东门之外”。郑玄注：朝日，春分之礼；东门，谓国门。出城东门，面向日出的方向礼拜太阳神。 　　太阳以金子般的光芒长育万物，使得日出的方向，在古人的心目中具有了无穷的生机。《白虎通义·五行》：“木在东方。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设想五行五色的标签写成之初，东西南北中五方如何粘贴？因为日出东方的关系，人们把涂着绿色的“木”给了东方。万木欣欣以向荣，富有生机的春也被划归于东方，就称青春。 　　东方的这些含蕴——五行属木，五色为青，四时为春，又一起被赋予东方之门。请看《风俗通义顺言：“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东门有了区别于南门西门北门的意义。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郑风《出其东门》、《东门之囗》，陈风《东门之松》、《东门之池》、《东门之杨》，几首民歌均是青年男女相约相会等内容的爱情题材。城之东门，情歌恋歌，两者间的内在联关就在，东方是属于青春的方向。 　　南齐明帝时，东门自毁，被认为是萧氏王朝的衰微之兆。见《南史·隐逸下》： 　　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或以问孝绪，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行，东为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此事也见于《梁书》。阮孝绪是个“至性冥通”的文化人。他对东门自坍的解说，引用了五行东方木之说，故有“齐为木行”云云。早在先秦，齐国因地处东方，就被划归为“木”，并且附以日出东方的种种说法。如战国中期甘德《天文星占》“日出至早食时蚀，为齐”。东为木位，齐为木行，南齐东门的坍塌被塞进象征意义，便容易使许多人宁可信其有。 　　　　　　　　　　　　　　 3．夕月西门外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系统中，不管是鸿篇巨制，还是散珠碎玉，常有双双呼应、两相对称的情况。例如，讲过了朝日东门外，其续文就可以是：祭月西门外。 　　朝日夕月的祀仪，明朝初年曾做过一次探讨。据《明史》，洪武三年，礼部上言，列举了六种说法。一、《郊特牲》：“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二、《玉藻》“朝日于东门之外”，《祭义》“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三、《小宗伯》：“肆类于四郊，兆日于东郊，兆月于西郊”。四、《月令》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类；五、《觐祀》：“拜日于东门之外，反把方明，礼日于南门之外，礼月于北门之外”；六、“霜雪风雨之不时，则囗日月”。礼部的见解和建议是： 　　惟春分朝之于东门外，秋分夕之于西门外者，祀之正与常也。盖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阳气方水，秋分阴气向长，故祭以二分，为得阴阳之义。 　　今当稽古正祭之礼，各设坛专祀。朝日坛宜筑于城东门外，夕月坛宜筑于城西门外。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星辰则礻付祭于月坛。 　　礼部的建议，当时被采纳。到了嘉靖九年，嘉靖帝又将这个问题提出来。所议结果是，“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夕月坛于阜城门外，东向”。 　　日月对应，日为阳，在东，朝日于城东门外；月为阴，在西，夕月于城西门外。这些说法，有着广阔的文化背景。 　　依照五行说，西方属金。《白虎通义》说：“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上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秋季称为金秋，金风送爽暑热尽，均源出于此。“金飚门，唐长安西门名也”，明代《艺林伐山》说。 　　金陵别称白门。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诗》：“白门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白门本城门名，南朝宋的都城建康，西门名之。这是一个出由五行五方五色的名称。西方属金，色白。清代朱彝尊《卖花声·雨花台》“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也用此典。 　　　　　　　　　　　　　　　 4.南门开闭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同光绪帝出逃西安，随扈西行的吴永，后来口述了《庚子西狩丛谈》。书中写折返时离西安城的情景： 　　出城后仍绕赴东关，诸八仙庵拈香进膳。本来直出东门，路线可省三分之二，谓因体制关系，且取“南方旺气向明而治”之义，所以辇路必出南门。 　　两宫启跸，浩浩荡荡，宁可走三倍的路，也要打由南门出西安城，“南方旺气向明而治”——这南城门的含义，对封建帝王自是非同小可。 　　四面之中，南门为正门。《水经注·榖水》：“蔡邕曰：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属，郊把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南门最尊。关于南城门，《南史·广陵王诞》记： 　　广陵城旧不开南门，云“开南门者不利其主”。诞乃开焉。 　　南朝的刘宋王朝，皇族间兵代相见。广陵王刘诞，受到他父皇的猜疑，兴兵来讨，最终破了他的广陵城。《南史》作者渲染围城战事，描写了流星坠城，还有这南门的开与不开。“开南门者不利其主”，此说之根，仍然基于统治者面南而治，南城门是城的正门。南门大开，没了遮挡，即所谓“不利其主”吧。《南史》说，广陵城南门本来是不开的，刘诞却开了此门。言外之意，这也是刘诞的不祥之兆。 　　按照五行之说，城南门又是关涉阴晴雨雪之门。 　　旧时逢旱祈雨，要关闭城之南门。例如，河南新乡民俗，祈雨时设坛、禁屠宰、闭南门。到1923年续修县志时，此俗有所改观：“近年以有碍交通，南门不避（闭），人皆称便”。修于30年代末的贵州《开阳县志稿》说，“南门昼闭，意谓久晴火旺，而五行家以南方属火，故闭之”。 　　公元九世纪，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高僧圆仁，写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合称“东方三大旅行记”。圆仁书中写到乞雨乞晴风俗：“唐国之风，乞晴即闭路北头，乞雨即闭路南头。相传云："乞晴闭北头者，闭阴则阳通，宜天晴也；乞雨闭南头者，闭阳则阴通，宜雨也。’”讲到了南阳而北阴。与此相印证，有《旧唐书·五行志》一则材料：“开成二年，……京师旱尤甚，徙市，闭坊南门。”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俗观念。《汉书》为董仲舒立传，说“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这里所说的求雨止雨之法，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 　　令民阖邑里南门，置水其外。开邑里北门，具老囗猪一，置之于里北门之外。 　　在古人的想象里，水与火，两相对立，此消彼长。关闭城邑和间里的南门以求雨，因为五行南方为火，关南门以示拒绝火气。置水南门外，再展示一个强调。关上南门的同时还要大开北门。北方属水，敞开向北的大门，以壮水气之势，求得雨来。门外置猪，因为十二地支中亥属水，方位北，而猪是亥的生肖。止雨求晴时，一切反过来，即《春秋繁露》所说：“开阳而闭阴，阖水而开火。” 　　总之，城门启闭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出入交通的现实功能，而成为把幻想付诸行动的一种方式，古人借此方式，表达选择五行之气、沟通苍天的愿望。当然，以这种表达愿望的方式来求雨，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对于开门求雨、闭门祈晴的风俗，清代钱泳《履园丛话》提出异议： 　　请雨祈晴之说，自古有之。如《檀弓》、《吕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载者。如董江都之闭阳门则雨，欲上则反是之谓也。余谓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虽帝王之尊，人心之灵，安能挽回造化哉！即有道术，如画符遣将、呼风唤雨诸法，亦不过尽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请雨祈晴，则全仗观音力，尤为可笑。 　　这位清代文人所言，无疑是有见地的。挟带降雨的暖湿气流，来去与否，是由当时大气环流形势决定的。南、北门的敞开与闭合，并不能召其来或拒其去。钱泳评论求雨祈晴风俗，“不过尽人事以待天”——求雨在人，降雨在天，久旱盼甘霖的人们，在此一风俗中得到心理上的自慰。 　　　　　　　　　　　　　　　 5.北门主兵 　　有迷信观念的人，因为自己的笃信不疑，能将无中生有的事讲得入丝入扣。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衡岳借兵”条，便可做为这样的例证： 　　衡岳庙之四门，皆有待郎神，惟北门主兵，最灵验。朝廷每有军旅之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用盘上食，开北门。然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之间，南北之兵未释，朝廷降旨以借阴兵。神许启门三寸，桌使遂全门大启之，兵出既多，旋以捷告。而店旁数里民居皆罹风灾，坏屋近千家。最后有声若雷震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 　　衡山南岳庙的北门主兵，每有征讨于戈，要前去致祭，打开北门。传言之神异，甚至于庙门开多大，要“以尺寸计兵数”。有一次只该开门三寸的，却全敞开了，结果告捷虽快，庙旁人家却也遭了风灾。 　　北门的这种象征意义，引起古人的议论。宋代高承《事物纪原》： 　　《御史台记》曰：台门北开，取肃杀就阴之义。韦述《唐两京记》曰：台门北开，以纠劾之司主意于杀，故门北启，以象阴杀。或日，俗传开南门不利大夫。《谭宾录》曰：或云隋初移都，兵部尚书李圜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开北门，唐因循不改，迄今遂为故事。《唐会要》载裴冕语云：此说若冬杀之义，本置台司以纠正冤滥，是有好生之德，岂创冬杀之义以入人罪乎？冯鉴以冕说为当。 　　北门主兵，是个有渊可寻的说法。我国处在北半球，一天里，太阳的视运动轨迹仿佛画了个由东向南再向西的弧：朝阳东升于天边，然后渐向南移而高起，至中午，日在中天，最高，但一般不是垂直照耀地面，而是由南斜照；午后，太阳向西北滑落，直到日落西山。由此，古人定五行五方五色，南因“近”日而属火，色红；北与南相对，属水，色黑。这样，炎热的南方和寒冷的北方各得其所。所谓开北门“肃杀就阴”之说，如此释说，似乎也可应付。 　　然而，此外尚有故事。比如说，四象之中北方为龟蛇神，名叫玄武。《楚辞·远游》“召玄武而奔属”，洪兴祖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由鳞甲曰武，到甲胄为武，玄武主兵之说立。玄武门通常为北门，这就将北门同征伐联系起来。 　　《淮南子·兵略训》讲到将军受命出征，在太庙举行仪式，接受鼓旗斧钺，发过誓言以后，要“凿凶门而出”。注释说：“凶门，北出门也。将军之出，以丧礼处之，以其必死也。”这象征甘愿捐躯。而凶门的方向确定为北出，则与北门主兵相关。此说延续干年，一直影响到清朝对北京城门的设置。当时京城北有德胜、安定两座城门，出师走德胜门，凯旋进安定门。 　　北门主兵之说，又得助于唐朝的推波助澜。佛教有四大天王，俗称四大金刚，分别为东方持国天王多罗吒，南方增长天王毗琉璃，西方广目天王毗留博叉，北方多闻天王毗沙门。四天王各护一方，本无高下之分。从唐朝起，北方天王毗沙门从四大金刚中脱颖而出，不仅是护法神，还被视为军旅保护神，以至于后来演变为妇孺皆知的托塔李天王。 　　北方毗沙门天王声威大振，同唐代的一段传说相关——安西城被围困，驰表请援兵。无奈千里路遥，唐明皇诏高僧不空设法解救。不空口诵密语，请北方天王援救。传说，毗沙门天王金身在城北门楼上出现，并有神鼠咬断敌军弓弩弦，围城兵惊溃。毗沙门为北方天王，所以传说故事敷衍出城北门的情节。清代钱泳《履园丛话》说，“今寺院门首必设四金刚，即佛家所谓四大天王也”。钱泳溯其所由，讲到不空和尚诵密语，神兵见于殿庭；而前方云雾中见神兵鼓噪，有金色鼠皆咬断敌军弓弦，城坳忽放光明。 　　唐玄宗时期，北方天王已在四天王中独领风骚。不空和尚曾翻译《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唐代《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则说，玄宗时军旗上已画北天王像，城防、营寨祀天王像。北方毗沙门天王信仰，至宋不衰。这一民俗信仰，无疑为北门主兵之说涂上一笔醒目的色彩。 　　　　　　　　　　　　　　 6．城门的灾异 　　西汉王朝有过“文景之治”，有过武帝的极盛，到了成帝的后期，已近强弩之末。农民起义不断。篡汉的王莽开始发迹，永始元年封王莽为新都侯。修《汉书》的班固要渲染一下汉王朝的不祥之兆，请看《五行志》： 　　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长安章城门门牡自亡，函谷关次门牡亦自亡。京房《易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灾水，厥咎牡亡。”《妖辞》曰：“关动牡飞，辟为亡道臣为非，厥答乱臣谋篡。”故谷永对曰：“章城门通路寝之路，函谷关距山东之险，城门关守国之固，固将去焉，故牡飞也。” 　　门牡，颜师古释“所以下闭者也，亦以铁为之”，是锁门之键——关之键。 　　长安一个城门的门牡不见了，函谷关一个关门的门牡也不见了。这不翼而飞，可是非同小可。视城门和关守，为天下稳固、社稷牢固之所系，“固将去焉，故牡飞也”。这里，都城的门、关隘的门均有象征意义，关闭大门的牡也就有了象征意义。“辟为亡道臣为非，厥咎乱臣谋篡”，想想看：“固”已随“牡”去，还不是因为“乱臣谋篡”要成气候吗？ 　　班固此一笔，记的是人的意识，是人对城之门关之门的情感投入；记的是对器物的失、世事的变，两者巧合的解说。当然，他的解说是“马后炮”，事后说。 　　城门器物有失，不祥；如果城门上多了点什么呢？比如忽然出现血迹，会不会也是一种征兆？古人相信是那么回事。 　　这至迟是东汉人的想法。《淮南子·淑真篇》“夫历阳之都，一夕反而为湖，勇力圣知与罢怯不肖者同命”。东汉高诱注： 　　昔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二诸生过之，谓曰：“此国当没为湖。”谓妪：“视东城门阃有血，便走北山，勿顾也。”自此，妪便往视门阃。阍者伺之，妪对曰如是。其暮，门吏故杀鸡，血涂门阃。明旦，老妪早往视门。见血，便上北山。国没为湖。 　　这老妇人，好人得好报，她被告知：见到东城门的门槛染血迹，快往北山上跑。老妇人就去看城门槛。多事的守门人故意用鸡血涂之，转天城市被淹没了。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三有类似一记，不是鸡血涂槛，而是狗血涂门： 　　由拳县，秦时长水县也。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没为湖。”有老妪闻之，朝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后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便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干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于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搜神记》卷二十还载一则故事，说的是城门前石龟龟眼涂红，城被淹没。故事讲，江水涨又落，一条巨鱼没能随水退回大江，搁浅在小河沟里，死掉了。全郡的人都去割鱼肉吃，唯有一位老妇未去。她得到了报答，一龙化为老叟，指那鱼告诉她： 　　“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姥日往视，有稚子讶之，姥以实告。稚子欺之，以朱傅龟目。姥见，急出城。有青衣童子曰：“吾龙之子。”乃引姥登山，而城陷为湖。 　　城门出现血或红，城陷为湖，这种传说当年一定广为传播，因此有这些大同小异的记录。南朝人写《述异记》也录入这传说，书生遇老妇，受到厚待，便告诉她：“县门石龟眼出血，此地当陷为湖。”门吏朱点龟眼，城陷。 　　在这个传说系列里，血和红实际上被用为色彩“通用件”，而其本源，则是对于流血造成死亡的联想。选择城门做为预兆的承载体，或门扇，或门槛，或城门前的石龟，因为城门是都邑的脸面。 　　这个传说系列，直到清代仍有续篇。请看清昭裢《啸亭杂记》： 　　乾隆庚子，城南火灾，毁焚数千家，延及城楼雉堞，经月乃已。或言大灾之先，有卖菜佣梦一人告曰：“京师当有火灾，汝视某火神庙额字如朱，即其期矣。”某日往视，其守者询知，因暗涂系血以戏之。次日果有是灾，人皆以为妄言。按《淮南子》云：“历阳有老框颇行仁义，有两书生过之，告曰："此国当没于湖。姐见东城门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拒数往视，门吏问之，9区对如其言。东门吏杀鸡以涂其门，明日b区早往视，便走山上，国没为湖。”然则古即有此事也。 　　乾隆年间京城一场大火，随后就有人神秘其事，编出卖菜人梦中得神示，火神庙匾额字体变红，便是火灾之期。昭裢还列出《淮南子》大致相同的一条材料，所不同的地方是，一是火灾，一是水灾，而后者的征兆为东城门门上有血迹。分析起来，既有《淮南子》云云在，于是，庚子年大火后，人们借古以释今，附会出“火神庙额字如朱”的流言来，也未可知。这一水一火的灾兆，都是城门被厌胜迷信所利用的例子。 　　对于发生在城门的异常，作出附会，春秋时代已有先例。《后汉书》载，杨赐曾向汉灵帝言说“《春秋》两蛇斗于郑门，昭公殆以女败”。《搜神记》录这一故事，并引京房《易传》“立嗣子疑，厥妖蛇居国门斗”，说是不祥之兆。 　　修《后汉书》的司马彪记下不少这类材料。如，灵帝光和元年，南宫平城门内屋、武库及外东垣先后坏损。博学的蔡巨答皇帝问，讲了下面的话： 　　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税法驾所由从出门，门之最尊者也。武库，禁兵所藏。东垣，库之外障。《易传》曰：“小人在位，上下成悻，厥妖城门内崩。”…… 　　说的是，奸臣当权，城门内坏，以兆不祥；而“平城司午，厥位处中”，是正门，“门之最尊者”，其所兆示也就至关重要。 　　由这种联想生出的故事，《隋书·五行志上》录有一则： 　　大业十二年，显阳门灾，旧名广阳，则帝之姓名也。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也。时帝不遵法度，骄奢荒怠，裴蕴、虞世基之徒，阿议须旨，掩塞聪明，宇文述以谗邪显进，忠谏者成被诛戮。天戒若日，信谗害忠，则除“广阳”也。 　　广阳门因避杨广名讳而改称“显阳”。此门遭灾，甚至被说成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国门之崇显，号令之所由出”，受灾而毁，大不妙；再是它的门名，连着隋扬帝杨广，也不妙。所有这些，又被归为对于昏君的“天戒”，是上天要除掉“广阳”即杨广的征兆。 　　与此类似，北齐人撰《魏书》，在《灵征志》里记下：“肃宗正光元年八月，有黑龙如狗，南走至宣阳门，跃而上，穿门楼下而出。魏衰之征也。”宣阳门当是坐北朝南的正门，非同小可的一座门。“黑龙如狗”由门洞里钻出，王者气象已经走失，北魏还能不衰微吗？修史者笔触，就是这个意思。 　　据《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李玄盛的次子李士业为凉后主，用刑颇严，又不停地搞土木工程，有人上疏谏曰：“政之不修，则垂灾谴以戒之。”举了几个例子，其中有“十一月，狐上南门”，还引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的民谚，以证不祥，并且讲：“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日将有胡人居于北城，南面而居者也。”推论狐上南门为大灾之征兆，以“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为大前提，既然野兽入家是这家人的不祥征兆，那么，狐上南城门则是国之不祥了——因为，由南门而联想到“南面而居”，这便同政权的更迭联系起来。 　　此外，《后汉书》记：延景五年，太学门无故自坏。襄楷以为“太学所居，其门自坏，文德将丧，教化废也”。由太学大门，联想到文德教化。 　　思路同上，官宦人家的府第之门出现变异，也被视为不祥之兆。《汉书·五行志》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是对他发出了警告；哀帝时，大司马董贤大失臣道，第门自坏，后来夫妻自杀。门的灾异，被用来附会世情人事，在那时恐怕能影响不少人的思想。 　　　　　　　　　　　　　 7．门前求雨和祈晴 　　农耕时代，靠天吃饭，旱涝丰歉全看老天爷的脸色。求雨礼奉龙王，祈晴剪出扫晴婆。人们还将迫切的祈求，陈列于家家户户的门前。 　　清光绪年间《顺天府志》所载求雨习俗，与明崇侦年间《帝京景物略》相同： 　　谓阴雨为“酒色天”。几岁时不雨，贴龙王神马于门，磁（瓷）瓶插柳枝挂门之旁，小儿塑泥龙，张纸旗，击鼓金，焚香各龙王庙。 　　不仅要上香龙王庙，住家门扇上还要贴龙王神马，门前塑龙。行云布雨，龙是治水的神灵。求龙王之外，寄希望于柳枝。柳枝插在挂于门旁的瓷瓶里。 　　柳枝致雨，是影响很广的风俗符号。1933年《南皮县志》记祈雨，“人戴柳帽，且执柳洒水作雨状”，同时“家家门插柳枝”，文章似乎全做在柳枝上。 　　柳枝的这一符号意义，由多种因素聚合而成。柳，在水边可以生长得很好的植物。天上二十八星宿有柳宿，《晋书·天文志上》：“柳八星，……又主雷雨”。佛教在中国流传中，有一个中国化了的偶像——观音，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手持净瓶，瓶里的柳枝可洒下甘露。所有这些，给人们以提示，借用柳枝表达祈雨的愿望。 　　各地求雨风俗虽有差异，但大多是离不开柳枝。1935年山东《陵县续志》记，乡民以禾稼为命，每多迎神祈雨，并有文祈和武祈两种方式。“文祈，则各门首置坛盛水，上插柳条，按时跪祷”。1937年河南《封丘县续志》：“遇旱，知县令淘翟母井，或亲诣城隍、关帝庙焚香祈祷。……闭南门，令各家门首设水缸，插柳枝，悬"沛然下雨’等吉语，以求甘霖之下降。”门插柳枝，再加上水坛、水缸，一并表示着“沛然下雨”的企盼。 　　苏州弹词《描金凤·玄都求雨》：“人家门首还插了杨柳条，有的还挂了黑色布旗。”按五行方色之说，北方为水，色黑。黑色布旗与杨柳条一同，召唤着水气，召唤甘霖解除久旱。 　　说过求雨再来说祈晴。宋代曾糙《类说·事始》：“天宝中，秋雨两月余，敕人家门前作泥人，长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以祈晴。”这是唐时人们盼天晴的场面。秋雨连绵两个月，人们沉不住气了，户户门前塑了三尺泥人，泥人指天指地，祈求云开雨停见太阳。 　　唐天宝年间水灾祈晴，们日唐书·五行志》有则记载：“十三载秋，京城连月澍雨，损秋稼。九月，遣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累门。”秋雨连绵成水灾，京城采取祈晴措施，玄冥主阴，要祭；井属阴，要上盖；可笑的是，古人认为男属阳女属阴，所以禁止妇人上街，做为祈晴的一着；再就是北门，因为五行说规定北方为水，于是要关闭了，以绝水气；同时囗门。囗，古代为禳水旱风雨雪霜而祭神灵。《旧唐书·哀帝纪》“积阴霖雨不止，差官囗都门”，所囗大约是北城门。唐大历四年久雨成涝，《旧唐书·五行志》记：“京城闭坊市北门，门置土台，台上置坛及黄幡以祈晴”。闭北门表示绝水气，门置上台表示上克水——这在五行生克说里有一项，而土台上的黄幡也取诸五行之说：土行色黄。 　　后来广为流传的祈晴形式，是扫晴娘，又称扫天婆。这是剪纸而非泥塑，贴在门上的。人们指望其笤帚一挥，阴云尽扫。清代《燕京岁时记》：“六月乃大雨时行之际。凡遇连阴不止者，则闺中儿女剪纸为人，悬于门左，谓之扫晴娘。” 　　河南一些地方又流传打门祈晴之俗。《淮阳乡村风土记》所录求晴风俗四项，其中一项： 　　以木棒打门祈祷者。此法仅以捶衣之木棒一个，将绳系于门上，用手摆之，使之与门相撞，同时即向之唱“打门歌”三遍即得。歌曰：“棒捶打门，晴天晒死人；棒捶打秋千，晴天大日头。” 　　这“打门歌”是祈求，也是怨气的发泄。以棒打门，其象征意义，大约在于拨云见日的联想吧。 　　　　　　　　　　　　　　　8．门的厌胜 　　汉代萧何建筑长安未央宫，只立东阙和北阙两个阙门。中唐以后有人注释《三辅黄图》指出，西、南两面不建门阙，因“萧何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然乎”。是出于厌胜的筹划。 　　《吴越春秋》记载了一段城市规划的故事，其中对于城门的设置筹划，充满了厌胜迷信色彩。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所撰。清代编四库全书的官员为此书写提要，称其“所述虽稍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未免多所附会”。然而，因书中保留了许多史料，后世将其视为史部之书，并不仅仅当作稗官小说看待。 　　吴王阖闾是派人刺杀父王后自立为王的。即位之初，雄心勃勃，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与他谋划国事。《吴越春秋》记，伍子胥对阖闾言说要强国立城郭，为吴王所采纳，并委托他筑城。伍子胥的设计，寓神秘含义于建筑物。《吴越春秋》这一节的文字如下： 　　阖闾曰：“安君治民，其术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斯则其术也。”阖闾曰：“善。夫筑城郭，立仓凛，因地制宜，岂有天气之数以威邻国者乎？”子胥曰：“有。”阖闾曰：“寡人委计于子。”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象地八聪。筑小城，周十里。陆门三，不开东面者，欲以绝越明也；立闾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阖门，以通天气，因复名之破楚门。欲东并大越，越在东南，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吴在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两鲵(鱼尧)，以象龙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门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属于吴也。 　　这是一段很精彩的历史故事。伍子胥的设计方案，处处隐含着破楚攻越的算计。打着制服楚国的主意，便设计出破楚门。此城门又名“阊阖”，是因《史记》“阊阖风居西方”，楚在吴的西北方，故言“立阊阖，以通天气”。又图谋吞并越国，越在东南，按照十二辰所标的方位，地处已位，“故立蛇门，以制敌国”。同时，南大门上木雕蛇形，呈向北回首之状，表示处于巳地蛇位的越国向吴国称臣。伍子胥的构思，利用了地支与相属的对应关系——十二生肖巳属蛇，为对付方位在已的越国而建蛇门。辰属龙，用龙来象征吴国自己，这就是所记“其位龙也，故小城南门上反羽为鲵(鱼尧)，以象龙角”。在完成了充满厌胜含义的城郭建筑之后，接下来，《吴越春秋》记述了干将铸剑的著名故事。 　　伍子胥的厌胜之术，可以说是几着并用的。利用城门方位，借门名以寓意，还在城门的装饰部件上做文章。生肖文化也被援引其间。关于天门地户的说法，更将天、地、人搅成一片，调浓了城门厌胜的神秘色彩。 　　明代曹学亻全《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今府城为门十有七，九开八闭，以象九宫八卦。”城门的总体规划，含着神秘色彩。《蜀中名胜记·绵州》也记关于城门的奇异说法： 　　梁天监中，张齐贤为太守，更造楼橹却敌，有东西门。东门久塞，富东山气所冲，门开则丧乱。宋元嘉初，太守王怀素开之，果致丧乱，尔后复塞。 　　城东修筑着大门，却不能开。原因说是在于地理，那一面“山气所冲，门开则丧乱”。有个地方官开过，应验了，——其实，很可能不在“山气所冲”，而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不佳，正值山雨欲来之际。 　　然而，在民间这类迷信观念也确有市场，能够传播。1934年所修河北《大名县志》，录有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 　　大名城郭最新鲜，底下石头上边砖。文庙前开个小南门，四下风水往里钻。嘉靖以后文风盛，将相府道相接连。大清朝，来一府，知事忽把此门用砖闭。问闭此门果为何，言于府署大不利。合县无权难力争，城乡士绅干生气。 　　这首古代歌谣，在河北大名流传了几百年。人们将明朝时这里文风旺盛，归功于文庙前的小南门招得好风水。进入清代，有一任知府用砖封砌了文庙的小南门，说是此门对府署不利。知府老爷有权势，乡绅们争不过他，只好干生气，埋怨这一方好风水被破坏了。人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歌谣传到本世纪30年代，被采入县志。
第六节　门镜门符辟邪物
　　　　　　　　　　　　　1．敦煌遗书中的门符 　　1900年发现的敦煌莫高窟石室遗书，主要为唐及五代人的写本。当时民间挂门符的习俗，连同那符，一并记录在敦煌的文献中。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对此做过介绍。 　　说来也怪，门上贴符一纸，除病迎吉，还管“夫妻相爱”，真有如此法力？古代偏就有人相信。这种贴门之符，见伯三三五八《护宅神历卷》（图44）。 　　
　　写于唐咸通三年的《发病书》，反映了唐代民间兼用吞符、挂门符驱病的习俗。其中《推初得病日鬼法》说：“卜男女初得病日鬼各是谁，若患状相当者，即作此鬼形并书符藏之，并吞及著门户上，皆大吉。书符法用朱砂(外门内下)气作之。” 　　这里，不是对症下药，而是卜鬼画符；至于“初得病日鬼各是谁”，同十二地支纪日相对应，鬼的名目列为十二，如： 　　卯日病者，鬼名老目离，青头赤身，各乐，使人狂病，令人多涕，藏头掩口入人家失火，狂语恍惚不安，以其形废之，即吉。此符朱书，病人吞之，并书著门户上，急急如律令。 　　如此子丑寅、辰巳午，至戌亥，十二种鬼，十二种符。看来，“卜”不过是虚幌一招，子日画子符、丑日画丑符而已。十二鬼形象的来源，如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所言，“与中古时代的假面舞、驱傩舞角抵戏等颇有关系”。那符，形若汉字与一些笔画的叠加，大都含“鬼”的基本字形，甚至不一而足。例如“卯日病者，鬼名老目离”，符上含三“鬼”字形。吞符挂符的人相信，用朱砂画出的符箓具有法力，可使关涉子日病之鬼、丑日病之鬼等十二鬼，“急急如律令”，快去将病患驱除。符的处置，吞，缘自于服药的联想；挂门前，则是借用门户的意义以表威慑。 　　　　　　　　　　　　　 2.书“(上渐下耳)” 　　同是唐代，门上书字符以辟邪驱疫的风俗，段成式《酉阳杂俎》有“俗好于门上画虎头，书囗字，谓阴刀鬼名，可息疟疠”的记述，并认为囗字“合沧耳也”，是《汉旧仪》所说傩逐疫鬼“立桃人、苇索、沧耳、虎等”，之中“沧耳”的合写。 　　门上书囗之俗流传下来。金朝韩道昭《五音集韵》对此的解释更进一步： 　　人死作鬼，人见惧之；鬼死作囗，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于门上，一切鬼祟，远离千里。 　　蒲松龄《聊斋志异·章阿端》写到了囗。这段人、鬼相处的故事讲，戚某不怕鬼，与鬼女章阿端交往。鬼女病，“恍惚如见鬼状”。戚某不解：端娘已是鬼了，还有什么鬼能害她？书中的答复是：“人死为鬼，鬼死为囗。鬼之畏囗，犹人之畏鬼也。”这同《五音集韵》的说法正合拍。 　　小说《章阿端》接下去的情节是，章阿端终于一病而去，戚某的亡而复来的鬼妻对戚某说：“适梦端娘来，言其夫为囗鬼，怒其改节泉下，衔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场。”蒲松龄的构思挺奇妙：原来，章阿端的鬼丈夫就是囗，不能容忍她与戚的暧昧关系，而鬼妻自然惧怕囗夫……从小说看，囗似乎只盯着冥间的鬼，不怎么危害世间的人。 　　由此，这囗便与死后专以吃鬼为能事的钟馗、与在度朔山鬼门口阅领众鬼的神荼郁垒，有了相似之处。古人相信门上贴囗保平安，正是视若门神的。清代山西《晋县志》： 　　除日，图镇殿将军像，或书神荼、郁垒，或书“囗”，驱魑魅。 　　“囗”和诸色门神相提并论，被人们寄以相同的角色期待。 　　云南彝族民间的驱疫神灵（图45），被画为三目圆睁，赤臂赤足，踏“罡”“煞”，头顶“囗”符。 　　
　　尽管这个“囗”字远播四方，其来历却大约出自讹传。宋代《事物纪原》引唐代《宣室志》： 　　裴渐隐居伊水，时有道士李君善视鬼，尝见渐于伊上。大历中，寄书博陵崔公曰：“当今制鬼，无过渐耳。”是时朝士成书渐耳字题其门，自此始。盖渐谓裴渐，耳本助辞，后人因李君之书，误作一字也。 　　这真是和门上书“囗”开了个玩笑。就像如下一问：“触龙言说赵太后”，还是“触囗说赵太后”？那位赵国的左师应是名叫触龙的，《战国策》讹传为“触囗”，全怪简书竖写。唐代崔公的信也是竖写的，结果读者将“渐”与“耳”视为一体，以为是法力首屈一指的驱鬼之符。可叹的是，段成式出来予以解说，“合沧耳”云云，居然引经据典；可感叹的是，这个源自“合二而一”的讹读字，千百年来一次又一次地被请上门扇，本没有的，硬是有了——“心诚则灵”所赋予这“囗”字的功能：辟邪。 　　不过，这功能只是作用于心理的。好在天地间并无邪鬼凶煞，自己吓唬自己的人们，书个“囗”作为心理的门户，也就又实现了自己抚慰自己。 　　以门户上的古怪的字符，作为庇护心理的镇物，不止“囗”字一端。清代康、乾年间，龚伟《巢林笔谈续编》载： 　　吴中大疫，民居多粘“囗囗囗”三字于门首，云驱邪也。不知创自何人？按大事记：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马祖，剪楮为兵以骇众，各户多悬“囗囗囗囗”四字厌之，字形相似，出道藏，亦未详音义。此等字，大约如《酉阳杂俎》所载“囗”之类。 　　乾隆年间，袁枚《续子不语》有篇《驱狐四字》。篇中讲，黄纸两方，朱砂为墨，分别写“右户”、“右夜”，贴门上，驱狐怪。 　　瘟疫流行之时，门上贴经文，以求摆脱瘟疫的搅扰。见清代褚人获《坚瓠集》： 　　天启中，蜀明时举庐陵令，值邑中疫大作，明刻一经条似封条样，上写《玉青文昌大洞经》，取道士印钤于上，散病人家，贴门上，病者即愈，未病者不染。人成异之，问于明。明曰：“文昌父母皆死于疫，及得道，乃法治疫鬼。鬼名元伯，愿听约束，但有经号在门，即不敢入，已入即出。” 　　把刻有经文、铃道士印的纸条，贴在人家门上。希望此举既可以起到治病作用，又能有防病功能。据说，疫鬼名叫元伯，见门上贴的纸条“即不敢入，已入即出”。 　　此种迷信的办法，敦煌遗书里即有涉及。其中劝善经一卷，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其言：今年大熟，无从收刈，有数种病死，举出疟病、赤白痢、赤眼病、风病等七种疾病致命。并说：“今劝众生写此经一本，免一门难，写两本免六亲难。……门上榜之，得过此难。”这是唐朝写本，记有“贞元十九年”字样。 　　所有这些能有功效吗？答案是否定的。它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为迷信这些做法的人提供心理慰藉罢了。 　　　　　　　　　　　　　　　 3.贴“酉” 　　贴“酉”的传说，曾伴着习俗在山东一些地方流传。 　　除旧布新之际，“酉”字贴在门框上；建房、改门之时，大梁、门框贴“酉”。这传说同姜子牙有关：姜子牙是白熊投生，出生时带着封神榜。姜子牙封诸神，天地间的神都敬畏他。神仙鬼怪唯恐避之而不及，于是，便有了“姜太公在此，诸神让位”之说。传说姜太公西时落生，爹娘给他取名“酉”，以为纪念。“酉”又与“有”谐音，不受穷。根据这一传说，贴“酉”也是双重含义——代表“姜太公在此”，辟邪；“酉”也是“有”，祈福。 　　此俗先是新年习俗，除夕夜据说是神鬼纷纷出动的时候，需要“酉”来把守时间的关口；后被建房、改门所移用，着眼大约在于空间的关口——邪别进门，福请进来。 　　有时也径直请姜太公上门。1927年《绥阳县志》载，迎娶之日，“门首大书"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这是请姜太公在新娘过门之时，把门镇邪。 　　吉林西部蒙古族民居，住房门楣贴纸条，上面写“过此门万恶消除”。门户是入口，“进此门万恶消除”，门内也就诸事合顺，吉祥平安了。这采用的是表意明了的形式。 　　军营门上写“慎火停水”字样，有段故事载于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 　　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或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而当时皆以为意在国家，无以是解者。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上以军营人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因仅“慎火停水”四字，颇费猜度，有了不同的理解。后因大中祥符年间宫中屡发火灾，便把那四字遗言释为防火之义。宋真宗认为军营人多，尤其应注意防止火患，下令军营门上书此四字。从那时到《石林燕语》成书，时间过了百余年，军营门上书写“慎火停水”四字，一直沿袭下来。 　　将“慎火停水’懈释为谨慎防火，提醒人们注意消防安全，大概要比贴“酉”更能保平安的。 　　　　　　　　　　　　　 4．门挂“照长镜” 　　《今晚报》1995年3月13日报道，天津市一些居民区内居民悬挂“照妖镜”现象增多，影响邻里团结，这种迷信现象，实不可取。消息说，一些居民将小镜子挂在自家的窗前或门前，用来驱邪，图吉利。对过的居民见自己家被镜子照，也挂起镜子照对方，从而使“照妖镜”越挂越多。 　　有种说法，门对富、窗对门不吉利，在自家门前窗上挂面小镜子，可以破掉那不吉利。 　　“镇宅神以埋石，厌山精而照镜。”语出北周瘐信《小园赋》。前一句说的是埋石辟邪，后来有了“石敢当”；后一句反映了镜子照妖的民俗观念。 　　古代以钢为镜。距今约4000年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铜镜，那是原始社会末期铸件。先秦时代的一些铜镜饰以饕餐纹、怪兽纹，这除了造型装饰意义外，更具有符号意义。汉代铜镜出现铭文，如“左龙右虎辟不羊，朱乌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辟不羊即辟不祥。汉代铜镜还常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图形，有的铸十二地支，这都为镜增添了神秘色彩。 　　晋代道教理论家葛洪《抱朴子·登涉》推崇镜的法力。书中写道，有谚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因此，要带镜以却鬼魅： 　　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唯不能于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形貌皆见镜中矣。 　　葛洪所说的照妖镜，主要神威在于令妖怪现出原形。《太平御览》引《洞冥记》说，铜镜四尺，“照见魑魅，百鬼不能隐形”，与此同。 　　元代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写了三种具有法力的神镜： 　　那里是天狱，有三面镜子，一面是照妖镜，一面是锁魔镜，一面是驱邪镜。三面镜子，镇着数洞魔君。不知射破那一面镜子，走了那一洞妖魔，倘或驱邪院主见罪，如之奈何。 　　这出杂剧的故事说，那吒神与二郎神在天上饮酒，比试武艺，二郎神一箭射破锁魔镜，使因犯天条，被罚在锁魔镜里受罪的九首牛魔罗王、金睛百眼鬼得以逃逸。天狱有三镜，照妖镜、锁魔镜和驱邪镜。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三面镜子，镇着数洞魔君”，镇魔——其法力之所在；其二，统管三镜的神祗名叫“驱邪院主”。剧中交代：“太极初分天地中，驱神使将显神通，金阙书名朝上帝，掌判驱邪镇北宫。贫道乃驱邪院主是也。”太极初分的资历，金阙书名的名分都可视为渲染其事的虚文，而实在的意思，惟“驱邪”二字而已。 　　一是镇魔，二为驱邪，连同三镜名称，元代人心目中镜子的法力，被记录在杂剧里。这无疑对后世有所影响，为民俗中门前悬镜这一事项，提供了说词。 　　照妖之镜不照妖，写《西游记》的吴承恩有这样一番调侃。小说第五十八回故事讲，六耳猕猴以假乱真，纠缠到玉皇大帝前，玉帝传旨宣托塔李天王：“把照妖镜来照这厮谁真准假，教他假灭真存。”天王即取镜照住，请玉帝同众神观看。镜中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金箍、衣服，毫发不差。玉帝也辨不出来。最后，还是如来高明，只说出六耳猕猴的本象，那猕猴便胆战心惊，现了原形。 　　吴承恩涉笔成趣，极言真假难辨，连照妖镜也失去神威，只是运用了文学的反衬手法，还是别出机标，要对照妖镜之说来一番讽刺的幽默？ 　　　　　　　　　　　　　　 5．门悬辟邪物 　　纳祥开门，辟邪闭户。门户作为出入口，旧时被人们赋予民俗信仰方面的特殊意义。许多门前饰物，其实原本并非取其装饰性意义。 　　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乡间人家建房盖门楼，门楣上兴挂“财角”。财角，用一尺见方的红布，叠出并缝成两个三角形袋，两袋不要剪开，袋里装五谷和硬币。建大门时，将一对财角、一双筷子、一卷古书悬挂于门楣上。这一串民俗符号的并用，周全地为新大门内的人家祝吉，包含着：五谷丰登、财源茂盛、人丁兴旺、诗书传家。 　　羌族崇拜羊图腾，建筑物门上悬挂羊头骨和羊角。贵州一些地方，门楣挂木头刻绘的衔剑吞口，怒目利齿，煞是吓人。蒙古可汗的大帐门前，树黑缨大矛，称为“苏鲁锭”，象征战神……所有这些，都是选取具有威力的物件，用来驱鬼辟邪。 　　这些物件能驱邪吗？它们既已被民俗信仰所选择，就能起到心理慰藉的作用。这就足够了。悬在门前的，往往其状可怖。以恶对恶，所谓“神鬼怕恶的”。宋代《梦溪笔谈》卷二十五： 　　关中无螃蟹。元丰中，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病虐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遂痉。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 　　关中不产螃蟹，关中人不识螃蟹，视为可怖的怪物，结果呢？正好，挂在门上，借它的恶模样来降伏病魔。这样的一只干蟹，被人们借来借去，并且，“挂门户上，往往遂搓”，仿佛真有奇效。其实，要说能有作用，不过心理作用。《坚瓢戊集》卷四“祛虐鬼咒”也记：“悬于蟹，门画狮皆可愈疟”。 　　胡朴安《中华风俗志·宁古塔风俗杂谈》：“有疾病，用草一把，悬于大门，名曰忌门。虽亲友探望，只立于门外，问安而去。”该书还记洛阳风俗，“家家门中，须树夹竹桃一棵，以为能驱一切邪祟。” 　　
　　台湾民俗，削木为狮头，挂在门首，视为驱邪厌煞之物。狮头模样凶恶，巨口呲牙，有的还衔着利剑。又有挂八卦牌的习俗（图46），其图形既表现八卦符号，也包括九星术符号——解说其来源的传说，为伏羲河图、大禹洛书。如将狮头同八卦牌图案合二为一，人们相信其辟邪威力会更大，八卦符号就被安排在狮子额头（图47）。 　　这种狮头，同我国西南地区民俗辟邪物——吞口多有相似处。下一节就来说吞口。 　　　　　　　　　　　　　　 6．门楣挂吞日 　　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彝族、水族、羌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以吞口为守门辟邪的神灵。吞口多为变形的虎头，目圆睁，嘴大张，表示要尽吞世间邪恶。即便衔剑的式样（图48），也不合唇，以示厉齿。据马昌仪、彭荣德、郭振华的湘西土家族梯玛文化调查报告，士家人信仰的神鬼包括“辟邪的吞口神”。 　　以吞口辟邪，与“石敢当”有关联。1932年四）0（万源县志》： 　　石敢当……县俗人家少埋石者，多于中门钉一虎头牌，中书“泰山石敢当”，或立石刻此字，犹古意。虎头，俗名之曰“吞口”。 　　这一习俗也见于贵州，印行于1932年的《八寨县志稿》记： 　　虎头悬门，谓之“石敢当”。今人家冲道或山岭悬一虎头于门上，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虎舌，谓其能镇厌凶煞。 　　
　　这样的造型图案，如今在贵州仍能见到（图49），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风俗的相互影响。1938年《麻江县志》，记门前“埋石，书石敢当”，并记：“今人家的门有当路冲或屋顶及高压，皆悬虎头匾中书"泰山石敢当’，于门楣上。” 　　石刻的“石敢当”，刻字之外，再加上虎头图案，是为辟邪符号双加料。吞口上写“石敢当”字样，也仍是虎头与石敢当两种符号的叠加，只不过造型形式变了，兽头由客体符号成了主体符号。 　　四川岷江上游地区的羌族民居，大门上贴门神以驱鬼，一左一右，通常为神荼和郁垒。同时，羌族同胞又信吞口神，石雕的吞口立于门前。这石雕吞口，似乎更能说明吞口同石敢当之间有关联。1932年四川《渠县志》记录有关吞口的材料： 　　居室犯凶煞者，于门前立石高三四尺，圆瞪两目，张口露牙，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于胸前，或于门楣悬圆木若车轮，以五色绘太极图及八卦于其上，或贴“一善”二字与“山海镇”三字。凡以镇厌不祥也。 　　民宅镇厌凶煞，相提并论有三，门前立石敢当刻石、门楣悬挂绘太极八卦的圆木即吞口、门上贴字。而1921年四川《合川县志》说： 　　今人家有埋石者于门中，立一虎头，书曰“泰山石敢当”五字；或又门额中钉虎头，匾上书“一善”两字，谓此可以避煞。 　　民俗的流变，由刻石而刻木，由“石敢当”而“一善”、“山海镇”，有一个符号贯穿其间，就是虎头。这反映了老虎驱邪民间信仰习俗的生命力。 　　
　　制作木刻吞口，通常用桃木或柳木。桃、柳木本身就有驱邪逐恶的民俗符号意义。白族的吞口，造型古朴，形象凶狠，一般不敷彩，用木料原色，圆圆的大眼睛或涂为黑色，或雕透。彝族崇拜葫芦为神灵之物，就在葫芦上绘制吞口。虎头怒目，虎口中画阴阳鱼（图50）。借助古代神话传说及青铜、彩陶文物，来说明吞口的文化含蕴，可将目光投向先秦或更遥远的时代。浙江河姆渡原始遗址发现有葫芦，说明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已将葫芦作为生活资料。在陕西临渲出士的彩陶虎头葫芦瓶（图51），属于距今五六干年的仰韶文化，其造型同彝族的葫芦吞口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可以证明，吞口是保留着远古文化信息的活化石。彝族风俗，在举行祭祀大典时，由祭司画吞口，红底黑虎头，悬挂于大门门楣，表示这户人家在祭祀祖先。 　　
　　1947年四川《新繁县志》，载录“悬门有吞口神者，谓能镇宅”的民俗材料，认为“吞口，即饕餮之声转”，古彝器的饕餮饰纹，就是吞口。人家门悬吞口以辟邪，“盖取《左传》浑沌、穷奇、(木寿)杌、饕餮投诸四青，以御魑魅之意”。这是借助语言发音的推溯，认为吞口是上古神话的产物。 　　水族同胞制做吞口，涂彩似戏曲脸谱，深蓝色的眼珠、眼圈，杏黄色的鼻子，粉红色嘴唇，雪白的牙齿横咬着一支剑。将吞口挂在房门正中，说是这样能保佑人畜健康不生病。水族民间传说，吞口是玉皇大帝的第八个儿子。故事说：玉帝第八子降生，是个畸形怪物。王母娘娘见了不高兴，玉帝便将他用竹篮装了，遗弃在天河边。竹篮里的小家伙自有神灵，冻也不怕，饿也不怕，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了，打了个哈欠，就将天河吞下了半截。这惊动了五帝。玉帝封他为吞口神，发挥他的特长，让他到人间吞食邪恶鬼怪、瘟疫孽障。 　　以吞口为守门之神，不是仅仅着眼于“兵来将挡”，门神守卫，大鬼小鬼进不来；而是口大尽吞邪恶，吞掉它。这略不同于一般的武士门神，倒像神话门神神荼和郁垒，捉鬼捆绑了去喂虎，像传说门神钟馗，捉鬼挖眼，再吃掉它。 　　吞口，形式连同内容，有一近似物，即陕西宝鸡的辟邪马勺。当地传说社火脸谱能驱邪，将舀水马勺绘上脸谱，挂在居室，企望保佑一家人的平安。 　　云南昆明附近乡村，人家建房，常于院门门头上垒一吞口，瓦质。其大兽头，配以小比例的身躯四肢，或坐或卧于瓦片形基座上，圆目獠牙，巨口吐长舌，虽体量不大，却具啸天之势。当地人以其为辟邪神物，吞口守院门可以守财存财，还可招财，甚至夺财——相同方向的大门，先置吞口就先占了“财源”，邻居想要与之分庭抗礼，只得远远地暗设一砂锅，对准占先的吞口，意思是：你若“吞”财过分，小心被砂锅煮化了。 　　这吞口，由门楣移至门头，由表示尽吞邪恶，而兼顾吸纳“财源”了。
第七节　建房风俗
　　　　　　　　　　　　　1.“宅以门户为冠带” 　　大门与吉凶福祸的关系，是旧时风水术的重点话题之一。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可以见到造门关乎吉凶的内容。秦简的《日书》，涉及房屋的布局、门的位置二十二种门图，分别标明吉凶。例如——南门、将军门：贱人弗敢居。辟门：成之即之，盖廿岁必富，大吉，廿岁更。屈门：其主昌富，女子为巫。失行门：大凶。不周门：其主富，八岁更。大门：利为邦门，贱人弗敢居，居之，凶。等等。这种特别看重大门的神秘文化，在延续之中，不断地增加着神秘的说法。 　　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名言。唐代起广泛流传的风水书《黄帝宅经》引用了它。敦煌出土的卷子中，也可读到类似的话。 　　套用唐太宗的话，以钢为镜，可以正冠带。历史铸造了这样一面镜子，古人借助它造门、安门、品评门。今天，我们端祥这面镜子，有一种既生疏又熟识的感觉。因为，它是由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等中华文化的诸多元素冶铸的“合金铜”，它的原材料，用了民风民俗，用了混杂于古代居住民俗之中的风水术。 　　就说门的朝向。敦煌写本《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有句绝对不深奥的话：“南入门为阳宅”。坐北朝南，是最普遍的居住民俗，不仅“衙门口，朝南开”，民居也以北房为正房。我国地处北半球，面南开门，背阴向阳，光线好，暑天纳南风徐来，冬季寒风吹后墙，如常言：“向阳门第花常春”。这种合理的居住民俗，被风水理论接收，称为“子午向”。 　　敦煌遗书《诸杂略得要抄子》所记，反映了对于开门方向的迷信：“门在青龙上，令人不吉利。门在玄武上，令人数被贼盗。”四象各代一方，青龙为东，玄武为北。古代的敦煌人是要避免把宅门东开和北开的。甘肃裕固族居所，门忌朝北开，有句俗话：“人只有倒霉时，门才朝北开。”山东东北部地区乡村，民居院门一般向南开，院内正房坐北朝南，但院门不可正对堂屋门，否则会说南火、北水相克，犯忌。此说甚至兼涉门、窗的位置关系，所谓“门对窗，人遭殃；窗对门，必死人”，院门或南屋门与正房窗相对，也是大忌。 　　子午向，南北轴线。选择南北向时，有意稍稍偏向于东，叫做“抢阳”。不言而喻，这是为了使阳光尽早地照进门窗。遣词用“抢”，表达了人类面对大自然的主动精神。 　　就一座院落而言，院门最受重视。传为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说：“大门者，合宅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吉方。”大门，除了朝向问题，还有方位问题。四川省岷江上游地区羌族居住风俗，讲究门户的位置和朝向。曹怀经《羌族居住文化概观》记，房间门户不正对大门，据说鬼走路不能转弯，房门不正对着大门，鬼即使进了大门，只能直走，也是进不了房间的。在青海农村，大门多开在与主房迎面的墙上，但大门不能与主房的屋门相对齐，要交错方位。错不开时，则在庭院中建一座照壁，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冲喜”。 　　对于邻里间的宅门，相互方位关系也有许多讲究。粤北瑶族习俗，各家大门不能相对。否则，便认为两家邪气相撞，不吉利。当地有种说法，所谓“千斤打上，万斤打下，门不相对，门扇相挑”。出于趋吉避凶的心理企盼，住房门前还忌讳遮蔽物，因而前排房屋要低于后排房屋。 　　宅院大门的位置，比左邻右舍向前凸出，旧时称为“压人一头”，据说这样能够得阳气。建房者不免希望“压人一头”，此院凸一点，彼院凸一些，大门的前凸使得街巷胡同难成直线，造成弯曲凹凸的景观。吉林市有条白旗堆子胡同，《吉林民居》记录了这条胡同里宅门凹凸的情况。 　　北方的四合院，院门通常不开在南北中轴线上，而是设于东南。这称为卖门，源自风水说。大门不取正中而开在左侧，民间有个说法，叫做“横财到手”。所谓横者，大约是指大门的位置做了垂直于中轴线的横向移动。旧时相宅法常用的“大流年法”，将院落按九宫格划分，除中间～格以外，周围八格用八卦按方位标定，再以开门的方位为坐宫卦位，从而得出宅院中不同方位的大吉、次吉、小吉、小凶、大凶的区别。以此方法推算，院门处于龚位占了小吉，而院中正北的处在坎位上的主房，恰占了大吉。从风水意义上讲，是上好的选择。《阳宅十书》说，“坐北向南开巽门者，水木相亲。若修一、二、四层及离、坎二方房高大，发富贵，子孙万辈兴旺”。 　　方位之外，大门前的环境也纳入相宅的范围。就在这部存录于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的《阳宅十书》中，对此多有讲究，选录如下： 　　凡宅门前不许开新塘，主绝无子，谓之血盆照镜。门稍远，可开半月塘。 　　凡宅门前不许见二三四尺红白赤石，主凶。 　　凡宅门前见水声悲吟，主退财。 　　凡宅门前忌有双池，谓之哭字。西头有池为白虎开口，皆忌之。 　　凡宅门前屋后见流泪水，主眼疾。 　　凡宅并不可当大门，主官讼。 　　门口水坑，家破伶订。大树当门，主道天瘟。墙头冲门，常被人论。交路夹门，人口不存。众路相冲，家无老翁。门被水射，家散人哑。神社对门，常病时瘟。门下出水，财物不聚。门著井水，家抬邪鬼。……水路冲门，忤逆子孙。……门前垂柳，非是吉祥。 　　这其间，多有联想的成分在，如“主退财”、“主眼疾”两项；将双地看成“哭”字，则是对字形的联想。同样，由空心树而顾忌肺痨病：“空心大树在门前，妇人痨病叫皇天。万般吃药皆无效，除了之时祸断根。”医病先医心病，拔掉空心树，心境为之一爽。门前两株树，说是“门前若有二等树，断定二姓同居住。大富之家招二妻，孤翁寡母泪沾衣”。该书还说：“门前三塘及二塘，必啼孤子寡母娘。断出其家真祸福，小儿落水泪汪汪。”门外的水塘多至三三两两，幼儿落水的可能性自然不小。因此不妨说，风水术云云，其中一部分，本是大众的生活经验，被风水先生拿了去，一旦成为金科玉律，便具有了唬人吓人的功能。 　　贵州安顺1932年印行的《平坝县志》说，宅门外的街路、田塍宜横过，或弯曲而过，忌直形、交叉形并且正对大门，直路对着大门“俗呼"箭射’，交叉路俗呼"人字杀’”。不言而喻，“箭射”、“人字杀”均是对于门前环境的形象描述。如果排除迷信的说法，单就民居环境而言，直路对大门或门前路交叉，确实不是理想的处所。 　　民国年间的《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记录了“一位看阴阳者所告”，反映了旧时贵州民间建房的禁忌： 　　大门两旁的墙壁务须大小一般，若是左大，则屋主换妻，若是右大，屋主孤寡。造大门时，应低于墙，若门高于墙，家中必常哭闹。大门口不能有水坑，否则必家破人亡。大门口又不能正对大树，否则家中必遭大瘟。大门不能被水冲，否则家散人亡。门下又不能有水流出，否则财物不聚。粪坑不能对门，否则家中子孙必有忤逆。 　　可以看出，有关风水的种种说法，思路往往是大同小异的。那位“看阴阳者”还涉及到大门本身大小高短。这方面的迷信说法，在上面提到的《阳宅十书》里也有所反映： 　　凡造屋切忌先筑墙围并外门，主难成。凡大门门扇及两畔墙须要大小一般，左大，主换妻，右大，主孤寡。大门十柱，小门六柱，皆要着地，则吉。门扇高于墙壁，多主哭泣。 　　人们对于住宅的外部形态的审视，依凭的是千百年间约定俗成的建筑规范。中国人的传统审美心理，崇尚和谐，以对称为美。左右失谐，瞅着别扭；再融以男左女右、相生相克的观念，“主换妻”“主孤寡”的说法就出笼了。于是，显露的形式，演变为诡秘的征兆。虽被写进风水书，但为人接受的前提，仍难以脱离普遍的审美判断：那大门，不美。 　　《黄帝宅经》说，宅有五虚五实，五虚令人贫耗，五实令人富贵。五虚中，“宅门大内小”算一虚，“宅大门小”为一实。对于结构的审美来说，院门大而院子小、房间少，便失去了和谐之美，给人以虚有其表之感；相反，宅院大、院门小的格局，或许会给人以充实之感，如果院门尚未小到局促失美的程度的话。 　　　　　　　　　2．门的尺寸：“鲁班尺”和“玄女尺” 　　“宁与人家造十坟，不与人家修一门”，这是一句“古人云”——清代所编《古今图书集成》所引的“昔人云”。 　　为什么如此慎言修门？这部大型类书的“堪舆部”所收《阳宅十书》，“十书”之一“论开门修造”，以古人的风水观，讲建筑物门户沟通天地造化的奇功——即所谓“通气”： 　　夫人生于大块，此身全在气中。所谓分明人在气中游者是也。惟是居房屋中，气因隔别，所以通气只此门户耳。门户通气之处，和气则致祥，乖气则致戾，乃造化一定之理。故先圣贤制造门尺，立定吉方，慎选月日，以门之关最大故耳。 　　这段话，体现了古代风水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视门户为咽喉。在“天人合一”的心理背景下，出入由之的大小门户，被设想出了和气、乖气，致祥、致戾的神奇意蕴。造门安门，成为举足轻重的事。在古人看来，门户得体，顺应天地造化，不悖自然规律，就能同人们生存其间的“气”取得和谐。否则，“乖气则致戾”，要吃苦头的。由此，造门的种种禁忌也就被想象出来。 　　门的尺寸关涉这一切。“故先贤制造门尺”，这就是神秘的“鲁班尺”。《阳宅十书》说： 　　海内相传门尺数种，屡经验试，惟此尺为真，长短协度，凶吉无差。盖昔公输子班，造极木作之圣，研穷造化之微，故创是尺。后人名为“鲁班尺”。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鲁班尺在江南民间工匠中口授言传。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宋陈元靓的《事林广记》： 　　鲁般即公输班，……其尺也，以官尺一尺二寸为准，均分为八寸，其文日财、日病、日离、日义、日官、日劫、日害、日吉；乃北斗中七星与辅星主之。用尺之法，从财字量起，虽一丈十丈皆不论，但于文尺之内量取吉寸用之；遇吉星则吉，遇凶星则凶。亘古及今，公私造作，大小方直，皆本乎是。作门尤宜仔细。又有以官尺一尺一寸而分作长短者，但改吉字作本字，其余并同。 　　以鲁班尺来裁定门的尺度，关键在于选寸。一尺在手，上有八寸——财、病、离、义、官、劫、害、吉（或作本），财义官吉（本）四者为吉，病离劫害四者为凶。工匠们说，做门采用这神尺上的吉寸，会光宗耀祖。许多人宁可信其有。这尺，又叫门光尺，或叫门尺、门公尺，还称八字尺。 　　旧时工匠们说，鲁班尺在手，如果房主对手艺人不仁义，做门的时候就报复他。房主善侍工匠，图个顺星，这是原因之一。于是，工匠们多了一种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 　　清末民初木匠行业的隐语，称鲁班尺为“较量”，可说是语涉双关的。 　　鲁班尺的尺寸有所变化。天一阁所藏明代《鲁般营造正式》记： 　　鲁般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间有八寸，一寸准曲尺一寸八分，内有财、病、离、义、官、劫、害、吉也。凡人造门，用依尺法也。假如单扇门，小者开二尺一寸，压一白，般尺在“义”上；单扇门开二尺八寸，在八白，般尺合“吉”；双扇门者用四尺三寸一分，合“三绿一白”，则为“本门”在“吉”上；如财门者，用四尺三寸八分，合“财门”吉；大双扇门，用广五尺六才六分，“两白”，又在“吉”上。今时匠人则开门四尺二寸，乃为“二黑”，般尺又在“吉”上；五尺六寸者，则“吉”上二分加六分，正在“吉”中为佳也。 　　如这段文字所显示的，确定门的尺寸，往往不单用鲁班尺。除了鲁班尺的财义官吉以外，又有“一白”、“八白”等。后者来自木工通常所用的曲尺。曲尺以十寸为一尺。《鲁般营造正式》讲到曲尺，“开门高低，长短度量，皆在此上。须当奏对鲁般尺八寸，吉凶相度，则吉多凶少为佳”。 　　怎样同鲁班尺配合使用呢？陈元靓《事林广记》说： 　　《阴阳书》云：一白、二黑、三绿、四碧、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皆星之名也。惟有白星最吉。用之法，不论丈尺，但以寸为准，一寸、六寸、八寸乃吉。纵合鲁般尺，更须巧算，参之以白，乃为大吉。俗呼之“压白”。其尺只用十寸一尺。 　　门高门宽的吉祥数字，既要合于鲁班尺，又要恰好压在曲尺上的“一白”“六白”和“八白”上。两套系统，双双制约，更加神异其事了。 　　同鲁班尺相类，民间传有玄女尺。《事林广记》载“玄女尺法”： 　　《灵异记》曰：玄女，乃九天玄女。造此尺专为开门设。湖湘间人多使之。其法以官尺一尺一寸为准，分作十五寸，亦各有字用之法，亦如用鲁般尺。遇凶则凶，遇吉则吉；其间尺有田宅、长命、进益、六合、旺益、玄女六星吉，余并凶。 　　玄女尺的尺长有别于鲁班尺，各寸的名称另有一套，但其功用和鲁班尺是一致的。且玄女尺又有尺长九寸许的，据民间《鲁班经》载，也分“财、病、离、义、官、劫、害、本八位”。鲁班是建筑业的祖师，是被神化了的历史人物；与他相比，玄女并不逊色，她是旧时各地九大娘娘庙中的主神，源自玄鸟生商的始祖神话，《水浒传》描写她显灵救宋江，先授天书，后授兵法。 　　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工段营造录》，也说到这些门尺： 　　门尺有曲尺、八字尺两法。单扇棋盘门，大边以门诀之吉祥尺寸定长，抹头、门心极、穿带、插间梁、拴杆、槛框，余塞板、腰枋、门枕、连槛、横栓、门簪、走马板、引条诸件随之。……曲尺长一尺四寸四分，八字尺长八寸，每寸准曲尺一寸八分，皆谓门尺，长亦维均。八字：财、病、离、义、官、劫、害、本也。曲尺十分为寸：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十白也。又古装门路用九天元女尺，其长九才有奇。匠者绳墨，三白九紫，工作大用日时尺寸，上合天星，是为压白之法。 　　九天元女尺即玄女尺。这里讲到工序，做门要先量定吉祥尺寸，其它结构“诸件随之”。 　　财、义、官、吉（本），尺寸的裁定，并非从这四项中任取一个了事，而是要视具体情况，如《鲁班经》所说： 　　惟本门与财门相接最吉，义门惟寺观学含义聚之所可装，官门惟官府可装，其余民俗只装本门与财门，相接最吉。 　　平民百姓家安门，以“本”和“财”最好，不宜取“官”。《鲁般营造正式》中“官字歌”说，“富贵人家有相压，庶人之屋实难量”。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取数合于“义”字的大门，只可装在寺观学舍，因为这些场所才是公众“义聚之所”，与“义”相宜。 　　此外，门尺的使用还要同兼顾时间因素。“鲁班尺”、“玄女尺”，名目既已神异，叠加在那尺子上的东西越多，其也就益发神秘了。 　　　　　　　　 3．“安门请到公输子，立户聘来姜太公” 　　“安门请到公输子，立户聘来姜太公”，山东鄄城一带建房时习用的对联。 　　有言道“民以食为天，民以居为地”。旧时，置房产、置地产，同是造福子孙的家庭大事；至今在民间，建房筑屋仍是件分量很重的事。这不仅因为对于家庭来说，盖房子是一项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还因为驱邪纳福的传统心理，千百年来根深蒂固地介入于居住习俗，而居住习俗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体现在建房之时。 　　从夯基开始的诸道建房工序中，安门和上梁的讲究最多。栋梁在房屋结构中的重要性，不需赘言。它受到重视，顺理成章。与上梁相比，安门的种种说法，更多地是着眼于驱邪纳福，而非建筑物的结构和装修本身。 　　正缘于此，有了本节引为标题的那副对联。这对联可配以横批“安门大吉”，一并用红纸书写，建房时贴在门框上。这类对句或单句，山东还有：“安门增万福，立户纳千祥”，“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等。 　　“安门请到公输子”，公输子即公输班，木瓦石匠业的祖师鲁班。“立户聘来姜太公”，姜太公吕尚，西周建国名将。唐宋时封武成王，与文宣王孔子并列。明清两代，武圣奉关羽，但是，姜太公崇拜未泯，姜太公的传说仍广泛流传于民间。安门立户要请这两位神明，以求辟邪纳吉。 　　迷信的人，对于造门之期也有讲究。讲究之一，是看此时太岁所在方位，以便避忌。《宋史·注辇传》载，嘉祐年间，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大岁在东，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大岁果何在？”令兴工勿忌。 　　宋朝太史所言太岁，即“谁敢太岁头上动土”那个太岁。大岁迷信是天体崇拜和方位迷信的混合体，汉代时已有“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的迷信，这就是“不可犯”之所指。宋仁宗赵祯批道，方位东或西，本是相对而言，谁也说不清太岁到底在哪。因此，大可不必避忌。宋仁宗此举，颇有宋太祖赵匡胤的风范。据宋代岳珂《(木呈)史》记，宋太祖下令增修皇宫，司天监说太岁在戌，西北之隅不可动土。赵匡胤驳斥：“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太岁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岁且将谁凶？”照修不误。 　　避免“太岁头上动上”，是时间加方位的避忌。撇开方位，又有单讲时间的避忌。明万历年间刻本《便民图纂》，讲到修门择时，所忌年、月、日，如作门忌庚寅日，“门大夫死”。书中刊有“门光星”计30个格，“大月从下数至上，逆行；小月从上数至下，顺行，一日一位。遇白圈大吉，黑圈损六畜，人字损人，不利”。依图示，一个月份里大约有一半日子是修门的吉日。 　　旧时的迷信者还把避忌固定为若干日期，如《台北市志》记：“凡择地开门，正、七两月忌用卵日；二、八两月忌用已日；三、九两月忌用未日；四、十两月忌用西日；五月、十一月忌用亥日；六月、十二月忌用丑日。”昔日迷信的人，就像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哩的“小诸葛”，今日不宜出行、明天不宜动土，偏偏信这一套。关于门户的避忌，不过是人们自我束缚、自己吓自己的又一项内容罢了。 　　　　　　　　　　　　　　　 4.镇物厌胜 　　旧时有种说法，建房主家，不可慢待了工匠，否则，工匠或在“鲁班尺”上使坏招儿，或暗使凶符、下镇物，会使主家家运衰颓。 　　关于“鲁班尺”的迷信，前已述。这里来说镇物厌胜。清代褚人获《坚瓠余集》“木工厌胜”条： 　　木工造厌胜者，例以初安时一言为准，祸福皆由之。娄门李朋造楼，工初萌恶念，为小木人荷枷埋户限下。李道见，叱问之，工惶恐，漫应曰：“分不解此耶？走进娄门第一家也。”李道任之。自是家遂骤发，赀甲其里。 　　娄门的李某建楼，木匠要施厌胜术，刻了个肩扛枷锁的小木人，偷偷地埋在门槛下。这显然是下镇物，诅咒人家。可是，正往门槛下埋的时候，被李某看到了，喝问他在干什么。木匠慌了，应付说：“您还不懂这个吗？这枷，叫做走进娄门第一家。”后来，李某真的发了家，成为娄门一带最富有的人。 　　这段故事，讲门槛下面埋镇物的厌胜之术，而本来是致祸的镇物，因为木匠当时于不得已之中说了句祝福的话，便成了“祸兮福所伏”。 　　民间也用厌胜的方式，祝吉纳祥，在门下埋吉符。如台湾一些地方民俗，建门时将米置于槛柱门间，视为可致富贵的喜符，见于《台北市志》。《民俗研究》1996年1期载《青海农村居住建筑习俗》提供的情况是： 　　修大门前，慎重地选好黄道吉日和时辰。先在门坎下埋一个小瓶子，内装钱财、药材（如十全大补汤等），谓之“宝瓶”，取“招财进宝”、“平平安安”之意。 　　在立大门这天，主人要在太阳升起来之前，外出挑回一担清水，路上忌回头、歇息，忌遇送葬、娶亲、病人、孕妇等人。待门框立起前，忌外人进门。门框主梁用桃木（青海大多数地方以古木代）雕以花纹做成，与房屋大梁相同，正中凿洞装以粮食、财物，用铜钱钉住包梁的红布。 　　吉时到来前，主人焚香化裱，告慰先人。门框立起来后，在木坎上浇上早晨挑来的水，匠人站在门框上向下抛撒枣、糖、钱、馍馍等，众人纷抢。而后，祝贺的客人才鱼贯进门，入席就座。 　　有的地方的人家，还在门框的门洞里放入青砖制成的狮子，以避邪，求得吉祥。 　　门槛下埋装有钱财、药材的“宝瓶”，钱财代表富足，药材表示驱除疾患。以这两样稳于门下，正应合了一句俗语：“有么，别有病；没么，别没钱。’门槛下埋了，门梁上还要凿洞装粮装钱，此外青砖狮子辟邪，这些属于厌胜物。 　　古时杭州的昭庆寺，从吴越钱武肃王，至宋至明，几建几毁，屡遭火灾之殃。堪舆家说是地处“火龙”所致。明嘉庆年间再建，“遂用堪舆家之说，辟除民舍，令使寺门见水，以厌火灾”。结果怎么样呢？明清时代人张岱《西湖梦寻》记，隆庆三年烧了一回，崇祯十三年又起火，烟焰障天，湖水为赤。“寺门见水”这门的厌胜，并没能制伏“火龙”。这似乎可以说明，火灾的原因不在于地脉如何，而在于对香火的管理有漏洞。因此，“寺门见水”的厌胜之术，只能反映防火的愿望，却非有效的防火的措施。 　　　　　　　　　　　 5．“踩财门”和“开彩门” 　　在传统居住习俗中，宅院大门至关重要。青海等一些地方，立大门称为“开财门”，新门落成要举行“踩财门”的仪式。云南《雄镇县志》也记，大门装修完备，要由至亲“踩财门”。逢此之时，要由德高望重的长者致“踩门颂词”： 　　启吉门，启祥门，吉祥如意四季春，财丁两旺世世兴；踩福门，踩寿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汛河《布依族风俗志》录“开彩门歌”：“梭罗树林一根根，梭罗树林笔挺挺。长板解得千千万，短板解得万万千。长的拿来做门条，短的拿来装门心。两扇金门光生生，两扇银门生碧辉。左边雕有金狮子，右边刻有玉麒麟。早晨开门金鸡叫，夜晚关门凤凰归。主家六畜年年旺，子孙荣华万万春。”这是新房落成，亲朋邻里前来祝贺时，由建房木匠唱出的。这仪式叫做开彩门。此时，还要将一块一尺五寸长、二尺宽的红布钉在大门枋上，象征招财进宝。 　　“开财门”之初的几日，忌带孝、鳏寡、残疾者及有过恶行的人进门，称为“忌财门”。据说这是为了避免带入不祥。在海南，黎族村民迁入新房时，要在门后插上红藤刺叶，传说刺叶可以钩住鬼魂，使人免受灾祸。 　　　　　　　　　　　　　　 6.《论衡》诘术 　　东汉王充《论衡》抨击迷信观念，专有一篇《诘术》，批驳当时所传“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的无稽之谈。这可视为珍贵的思想文化、民俗风习史料。 　　王充诘术，主要针对两段“图宅术曰”。一段讲：“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八术讲宅院的方位，也就是门朝哪开。六甲，天干配地支，用来排定住宅的五行归属，所谓“第定名立”，换言之，是通过对门的一番解说，把住宅纳入神秘的符号网里。另一段“图宅术曰”讲：“商家门不宜南向，征家门不宜北向。”说姓氏对于大门朝向的忌讳。 　　五行说是一个构思庞杂的系统，通过五方、五色、五音的转换，可以用五行生克附会众多事物。比如，它甚至可以把姓氏归纳为五行。怎样划分呢？先将五音与五方、五行相对应，五音宫、商、角、征、羽，宫为中属土，商为西属金，角为东属木，徽为南属火，羽为北属水；读姓氏时的发音，“口有张歙，声有外内，以定五音”。这样一来，便把姓氏同五行联系起来，下一步，就是赵钱孙李诸姓人家的大门的朝向了，说什么“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商音属金，火克金，南方为火，因此“商家门不宜南向”，姓为商音的人家大门开向南方不吉利。“征家门不宜北向”，徽音属火，北方为水，水克火，所以说姓氏属徽音的人家向北开门犯忌讳。 　　这种“图宅术”实在是欺人之谈。王充写道： 　　姓有五音，人之质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向门，则人禀金之性者，可复不宜南向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门，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食口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黄。五色之人，俱出南向之门，或凶或吉，寿命或短或长，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长者未必色黄也，五行之家何以为决？南向之门，贼商姓家，其实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气之祸，若人延燔径从南方来乎？则虽为北向门，犹之凶也。火气之祸，若夏日之热四方洽泱乎？则天地之间皆得其气，南向门家何以独凶？ 　　王充诘问：如果说这家大门向南面开犯忌，这家的人向南而坐、向南而行就不犯忌了吗？ 　　王充诘问：既有五音之门，又有五行之人，假使一户五口人家，五人脸色不同，禀木性者脸色青，禀火性者脸红，禀水性黑……那么，五人都出人于南向之门，会怎样呢？短寿命者，不一定就是白脸禀金性那位——南门之“火”为何没克掉“金”？同样，长寿者也未必是黄脸禀土性那位——火生土，既然出南门有相生之吉，为何不长寿？ 　　王充诘问：南方属火，火气之祸就是从南方烧来的吗？就像夏日的暑热，周遍四方，若真有火气之祸，即使向北开门，也难逃其祸：“天地之间皆得其气，南向门家何以独凶”？ 　　《论衡·诘术》还有一节文字也很精彩，限于篇幅，不再照录。在那一节中，王充诘问：“今府廷之内，吏舍连属，门向有南北；长吏舍传，闾居有东西。……安官迁徙，未必征姓门南向也；失位贬黜，未必商姓门南出也。或安官迁徙，或失位贬黜何？”官吏的升迁贬黜，同其姓氏五音、大门朝向并无关系。 　　王充又诘问：“门之与堂何以异？五姓之门，各有五姓之堂，所向无宜何？”为什么只论大门不论厅堂？王充写道，论空间，“门之掩地，不如堂庑”，门的占地小；论时间，“朝夕所处，于堂不于门”，呆在厅堂里的时间长。 　　王充还话问：“如当以门正所向，则户何以不当与门相应乎？”意思是，为什么只论门不论户？王充举出两条，以证其谬。其一，大门是出入口，户——旁门、房门也是出入口，并且，孔子说“谁能出不由户”，言户不言门；其二，自古五祀，祭门、户、井（或说行）、灶、囗五神，门与户同在其列。 　　这后两法所及，论门不论堂，关乎做为建筑物出入口的门与建筑物的关系；论门不论户，关乎同是建筑物出入口的门和户的关系。就建筑整体而言，门这一局部，往往被赋予较多的象征意义，因而受到重视。对于同是出入口的门和户来说，大门是一组建筑的总出入口，故而更容易被视为关键所在。所谓图宅之术、选中门的朝向大做文章，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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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郎叫门经典台词篇三:100句经典经典语录,穿透现实直刺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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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路相识不相认­
　　1、风光的背后，不是沧桑，就是肮脏。­
　　2、有一种感情叫无缘，有一种放弃叫成全。­
　　3、我只能目送着幸福的末班车远去——不是我没赶上，而是压根儿都挤不上去。­
　　4、最好的东西，往往是意料之外，偶然得来的。­
　　5、要替别人着想，但为自己而活。­
　　6、公主的纯情写在脸上，巫婆的深情种在心里。­
　　7、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就是——笑脸相迎你最讨厌的人。­
　　8、两个人因为开心在一起叫喜欢，如果不开心还想在一起就是爱了。­
　　9、真正的知己看上去比骗子还冷漠。­
　　10、所谓陌路，就是最初不相识，最终不相认。­
分手不是伤害或失败­
　　11、只想优雅转身，不料华丽撞墙。­
　　12、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
　　13、与其在别人的生活里跑龙套，不如精彩做自己。­
　　14、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有一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你就有机会选择更多。­
　　15、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世界上就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16、因为你不爱我，一切必要的都没必要了；因为我爱你，一切不该原谅的都原谅了。­
　　17、我希望躺在向日葵上，即使沮丧，也能朝着阳光。­
　　18、分手不是伤害或失败，而是彩排幸福的到来。­
　　19、被恨的人，是没有痛苦的；去恨的人，却是伤痕累累。­
　　20、人之所以活的累，是因为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解不开情结。­
缘分是本书­
　　21、而我已分不清，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22、记忆就像是握在手中的水，不管你握紧还是摊开都会慢慢的消失。­
　　23、我们应该学会感恩，他来过，我爱过，就已经足够。­
　　24、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
　　25、玫瑰说：不是所有的花都代表爱情；钻石说：不是所有的钻石都代表永恒。­
　　26、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了错误的东西。­
　　27、勤奋但不讲究效率的结果就是：笨鸟先飞，然后不知所踪。­
　　28、缘分是本书，翻的不经意会错过，读得太认真会流泪。­
　　29、心是个口袋，东西装少点叫心灵，多一点叫心眼，再多一点时叫心计，更多是叫心机。­
　　30、心里放不过自己，是没有智慧；心里放不过别人，是没有慈悲。­
时间让相爱成为过去­
　　31、不要追寻前人的脚印，而是追求他们的目标。­
　　32、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
　　33、频频回头的人，自然走不了远路。­
　　34、小时候，幸福是很简单的事；长大了，简单是很幸福的事！­
　　35、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相亲是为坟墓看风水，表白是自掘坟墓，结婚是双双殉情，移情别恋是迁坟，第三者是盗墓。­
　　36、智者把放下当前进，愚者把放下当绝望——你能放下多少，幸福就有多少。­
　　37、通往成功的路，总是在施工中。­
　　38、每个人都难免会埋怨——时间的手把“相爱”写成“相爱过”。­
　　39、所谓永恒的爱，是从花开一直到花落，从红颜一直爱到白发。­
　　40、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因为世界虚伪，你也变得虚伪了。­
爱情是一场高烧­
　　41、你不尊重我，我尊重你，你还不尊重我，我依旧尊重你，你再不尊重我，我就废了你。­
　　42、要懂得珍惜守护身边的每个人，因为前世扭断脖子的回眸，我们才换来今生的相遇。­
　　43、女人用友情来拒绝爱情，男人用友情来换取爱情。­
　　44、亲爱的，你可一定要相信我啊，我连坐船都头晕，更何况是脚踏两条船？！­
　　45、前女友短信：我要结婚了，我说过要和你一起走入婚姻的殿堂的，所以你来当伴郎吧……­
　　46、我是一棵孤独的树，千百年来矗立在路旁，寂寞的等待，只为有一天你从我的身边走过时为你倾倒，砸不扁你就算我白活了。­
　　47、爱情是一场高烧，烧傻的去结婚了，退烧的分了手，那些痴痴缠缠的是正烧着的。­
　　48、一个人幸运的前提，是他有能力改变自己。­
　　49、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看老婆抹了化妆水后拍脸，边听“啪啪”声边默念：叫你让我洗袜子，叫你让我接孩子，叫你不让我喝酒，就你不让我玩游戏，打，打，给我使劲打！­
　　50、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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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一个更美的拥抱­
　　51、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结束之后就不要悔恨。­
　　52、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你自己。­
　　53、当你觉得整个世界都背弃了你时，请相信，她只是背过身去，酝酿一个更美的拥抱。­
　　54、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55、生命太过短暂，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56、心境可以归于平和，但不能趋于死寂。­
　　57、重复别人走过的路，是因为忽视了自己的双脚。­
　　58、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
　　59、经受过严寒的人，才知道太阳的温暖；饱尝人生艰辛的人，才懂得生命的可贵。­
　　60、成功的信念在人脑中的作用就如闹钟，会在你需要时将你唤醒。­
希望和失望都折磨人­
　　61、我这命老和他们算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他们没算对，还是我活错了。­
　　62、在最悲伤的时候不能失去信念，在最幸福的时候不能忘记挫折。­
　　63、不经巨大的困难，不会有伟大的事业。­
　　64、生活的美来源于你对生活的热爱，友情的纯真来源于你对朋友真诚的相待。­
　　65、人们常常慨叹生活中缺少美，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66、希望和失望都折磨人，但希望折磨人的时间更长。­
　　67、三行情书：我记不得你说过的情话，但这不重要，我记得你的银行卡密码。­
　　68、我的心是个集体宿舍，里面住着宅女·妖精·泼妇·大妈·萝莉·熟女，以及天使和恶魔，她们轮流当宿舍管理员。­
　　69、人生如天气，可预料，但往往出乎意料。­
　　70、适时适度的弯曲，便于卸掉那份多余的沉重，从而求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爱不提永远只说珍惜­
　　71、失败并不可怕，关键是要看这个失败是不是成功的母亲。­
　　72、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
　　73、所有的胜利与征服自己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
　　74、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喜欢你的就是最好的。­
　　75、金钱就像水一样，缺了它，会渴死；贪图它，会淹死。­
　　76、没有远见，就会寻短见。­
　　77、没有比记忆中更好的风景，所以最好不要旧地重游。­
　　78、愤怒到无语，真想立马把我37码的鞋拍在你42码的脸上……­
　　79、年轻时候，如果爱，别说永远，说珍惜。­
　　80、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但谁都可以从今天开始，书写一个全然不同的结局。­
每一个生命都是美丽的­
　　81、有的家庭，几根面条就能撑起热腾腾的日子；有的家庭，一堆金币反而把日子折腾得七颠八倒。­
　　82、成功的人不是赢在起点，而是赢在转折点。­
　　83、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
　　84、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烦恼，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透就好了。­
　　85、少年的时光就是晃，用大把时间彷徨，只用几个瞬间来成长。­
　　86、每一个生命都是美丽的，再小的花也不会拒绝。­
　　87、蓝天下便是阳光；艰苦后便是甘甜；失败了就当经验；成功时便是灿烂 。­
　　88、过去的一页不要再翻，翻落了灰尘会迷了双眼。­
　　89、如果你不总在想自己是否幸福的时候，你就幸福了。­
　　90、在争辩的时候，最难驳倒的观点就是沉默。­
伤得最痛的是最真的感情­
　　91、没有人富有得可以不要别人的帮助，也没有人穷得不能在某方面给他人帮助。­
　　92、咖啡苦与甜不在于怎么搅拌，而在于是否放糖；一段伤痛不在于怎么忘记，而是在于是否有勇气重新开始。­
　　93、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
　　94、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而是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95、我们把心给了别人，就收不回来了；别人又给了别人，爱便流通于世。­
　　96、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97、生活在希望中的人，没有音乐照样跳舞。­
　　98、不敢生气的是懦夫，不去生气的是智者。­
　　99、走的最急的是最美的风景，伤的最痛的是最真的感情。­
　　100、要成功就不能有借口，有借口就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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