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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篇一:“代际划分”的误区和影响
文/新浪读书专栏作者 雷达
当23岁的曹禺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张书桌前完成了《雷雨》时，他并没有因为作品所写超出了他的年龄和经验而有所不安，他以雷雨般的激情和自信，直面社会、家族和伦理的黑暗，创造了繁漪、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等等不朽的复杂人物，成就了一部经典；当23岁的张爱玲写出《金锁记》的时候，她的文笔的苍凉显然也与她的年龄不符，但这并没有影响她创作出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中篇小说；同样，才23岁的年轻的粮食管理员肖洛霍夫，已经写出了史诗性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描绘了顿河哥萨克的历史命运，塑造出了极为复杂的人物葛里高里和阿克西里娅……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说明，文学创作与年龄并没有决定性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创作活动的内在机制是极其复杂的。
但是，在我们现今的文坛上，对一个作家来说，几乎每天都有人在他的耳边提醒，他是“几零后”。两年前，我在《当代》长篇小说评奖会上，就深深地预感到这种观照方式可能走向歧途，坦率地表达了我的忧虑。我担心我们的理论观照是否已经陷入了“代际划分”的误区，是否因为断代的划分而遮蔽了创作背后更本质的东西？作家们被按十年为单元的“代际间隔”，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分别被装进不同的方格子里，或者笼子里。“代际划分”的研究者们，不是首先从文本出发，而是首先从年龄出发，为了说服作家也为了说服自已，挖空心思地归纳出每个代际的肖像，面貌，心理特征，取材和主题的共同点，审美的共同性，赋予每个代际某种共同的“文化身份”，把这个称做“身份共同体”，要求作家们牢记这种身份及其所属的“体”，从而建立起文坛上的“代际谱系图”。其实，这种划分有什么道理呢，除了年龄，还是年龄。我们并非不承认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文化心理差异，但这种差异倒底大到什么程度，真到了以邻为壑，无法共同相处，只能采取每个年龄段独处的方式？真到了凌驾于审美的普遍原则的地步？要问，为什么十年就是一代？即使按照民间传统的分法，那至少也得18年到20年才称得起是二代人啊。我看，无非是鲁迅先生早指出过的“十景病”的习惯性反弹罢了。
起先，“80后”的提法，不失新鲜，像网络新词一样，半含调侃，却道出了新新一代的簇新面目和叛逆心理，给贫乏无趣的文学理论界一个刺激和震动。但它突入文学界，毕竟只是一种睿智的描绘，说说可以，是无法代替一种切身、切实的审美判断的。不料由此蔓延开来，文坛上就有了“后”的泛滥和更加细致的划分，成为一种叙述研究的“新”方法，甚至变成了一种学术摩登。令人更想不到的是，这种代际划分在此后十年间成为文学界最大的“理论利器”。多少硕士，博士的论文，乃至社科基金的选题，都把研究“几零后”作为最重大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们把同年龄段的作家们捆绑在一起，非要榨出他们的共同点来不可。
我认为，以十年为单元的代际划分，是近些年来文学理论界最大的误区。其谬误首先在于，把年龄当作了最重要的价值源和审美依据，甚至直接把年龄当作美学标准，以至真善美这最根本的美学法则，也不得不让位于“代际划分”。按说，社会历史内涵的深广度和思想的丰厚度，人性的复杂和深度，艺术上的创新程度，以及语言风格的新颖、鲜明和独特，应该才是衡量一部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一切年龄的作者的作品在这样的标准面前应该都是平等的，但是，现在无形中被置换了，切割了，年龄的作用和意义被夸大了。研究者们只要抓住了一种代际的“行规”——“几零后”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就以为抓住了某位作家的特质。上百种的研究著作，实际上不过是关于作家年龄与文学题材的社会学调查报告而已。比如被称为“八零后”中坚人物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他们也确曾大声疾呼自己本不是什么“八零后”，而是一个想用文学自我表达的写作者；但结果是，他们既没有跳出“被八零后”的命运，也没有创作出超越自己“创作青春期”的大作品。
代际划分的第二个误区是，强调代际划分有可能阻断作者对生活本身的整体性、广阔性的拥抱和全方位的体验，过于注重文化身份的认同，不敢突破方格子里的定位，在题材，人物类型，生活层面上，无形中恪守代际划分的框范，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说“八零后”是被命名的“叛逆的一代”，那么“七零后”一代作家被认为是被忽略和淹没的一代，后来他们自己也接受了。大量冠以“七零后诗歌档案”、“中间代诗歌选”、“七零后批评家”的命名，多是出于一种“被遗忘”的焦虑，其潜意识中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而缺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立此存照”的大胸怀。一方面，以年代的划分取代了文化身份的驳杂与差异，另一方面又将无法以个人性介入现实的局限归结为时代的无情。从命名者的角度而言，这只是一种寻求话语权力的修辞策略，而从被命名者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不甘于人后的“焦虑的招安”和画地为牢的自我封闭。
代际划分的第三点负效应是，那种充满了暗示和定位的规约，有可能助长了每一代作家的“溺爱需求”和‘自恋情结”，强化了“抱团取暖”的依赖心理。很显然，这种“长不大”的青春期自我定位，是一种身体的成熟和精神未成年的自我修饰，这种心理方便于为自己写不了好作品找出逃路，即，要好大家一起好，要不好大家一起不好。而创作是极强的个体性劳作，要求作家必须有风格上的排它性，要有独特地面对生活和艺术的勇气和担当，而代际划分强调株守身份，不啻于一道避风港，相反，跨代对话才有可能让年轻的作家健康地成长。比如，生于1950年代的莫言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认真阅读张悦然，就在于“她能够以想象将故事弹开”，能将“梦与悲剧作为小说的双重基座”；生于1960年代的余华能欣赏蒋方舟，则在于年轻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对“大众化”、“平庸化”的有意抗拒等等。可见，更年轻一代的作家被不同时代的读者认可，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几零后”，恰恰是他们用语言的、情感的、想象的方式进行了隔辈的、跨代的对话。
文学史早就证明，杰出的、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不同凡响，正在于他们突破了年龄，身份，职业，以及社会对他们的一般性规定，完成了其年龄几乎无法完成的时代高度。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某种划分和定位，而是反抗这种框范和要求；他们不是小心翼翼地求同存异，而是敢于标新立异，更在于与不同年龄层次的广大人群的心理对话。代际划分理论的“求同为本”和“排异倾向”，对于文学生机的压抑是显而易见的，它要把千姿百态的创作现象嵌入一个个方格子里，让活生生的无穷多样的文学变成他们的“理论体系”的注脚。
所以，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它绝不是“几零后”这种命名就能涵盖得了，就能划分清楚的。年龄不是根本问题，代际研究的确可以观看某一个特定阶段作家和时代的一种特殊关系，或是一个角度，但是，“文学、哲学、美学”与时代和现实结成的关系会随时代和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发生重组，文学的建构与重构、想象与批判的审美功能也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如此看来，代际划分已经变成了话语操纵者套在一代代作家头上的紧箍咒，而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想象、文学与人的多重关系却是广阔无边的。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代际篇二:代际传承是一个过程
主导逻辑:传承过程
摘自项保华《活着》第163页
有人认为，代际传承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不仅涉及股权、职务、金钱与权力的交接，更涉及地位、身份、认知与情感的转换。这种交接转换过程，对于交棒者、接班者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来说，都需经过一定时间的心理准备、实践磨合与相互适应，才有可能最终完成，所以，必须提前筹划，以免太过仓促而致权力交接危机。
对于代际传承，从理智逻辑上考虑，似乎还比较容易，只要谁能干，也就是更能带来企业的盈利发展，就让谁接班；从情感联系上考虑，需要解决创业者的心理割舍、逐渐淡出的问题；从过程体验上考虑，有些创业者可能会以经营企业本身为唯一乐趣，这种情况下的传承，就需为创业者提供平台，使其能够退而不休、老有所为。
代际交替与传承的成功运作，重点在于解决其中所存在的决策机制平稳、平和过渡的问题。为了防止代际传承的滥情或无情，企业创始人除了自知之明、知人之明，还需要有先见之明，冷静应对，理性看待，及早做好规划并有序采取措施做出制度安排。
具体地，可借助企业流程、制度、文化建设，构建目标共识、协同共事、成果共享运行机制；加强自身及高管团队的德性修炼，更好地化解因各人的角度不同、看法分歧、价值观差异所可能引发的决策矛盾，避免由此可能造成的内部分裂与战略迷失。
代际传承过程，必须涉及相关当事人的名、利、权、面子等，这些都很容易在无意中激发出人类的争斗本能。为此，相关各方需要明确各自的角色定位，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有利于企业整体的长期发展出发，加强相互理解，注意顺势而为。
创业者要注意自我超越，摆脱超强的自我成就动机与控制欲望，须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主动做到功成身退；继任者需尊重元老、忍辱负重、踏实做事，要学会努力证明前任的正确性，而不是无意中显摆自己怎么比前任更高明！
采用轮值制的企业，要确保参与轮值的高管团队具有全局观。为使原先较为熟悉自己所分管条块的高管团队成员，在担任轮值CEO 时，能够打破部门观念，更具有整体统筹的思维观念，可以采取干部轮岗的做法，以形成跨部门合作的习惯与非正式网络。
对于企业整体来说，代际传承的过程管理，需确保企业的长期持续盈利与稳健发展，以形成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柔性高管团队。从操作上看，特别需要建立在位者的退出机制，以便能够真正腾出岗位与空间，让更能干的后来者有锻炼及施展智慧与拳脚的机会。
现实中，许多未能有效解决代际传承问题的企业，因为既缺少马上继任者，无后备人选，也没有集体决策机制，如此直到企业面临重大危机，创业元老难以招架时，才不得不考虑采取临阵换将的做法，这样自然可能就会显得较为被动与无奈。
代际篇三:代际效应
基本解释
“代际效应”视角中的“垄断高薪”
摘要
代际效应指前后两代人中后一代人受前一代的影响并很难脱离上一代人的社会特征。比如，低收入阶层的儿女，在自己的一生中受到贫困和社会地位地下的父母的影响，在受教育、工作等方面得不到足够的与富裕阶层平等的待遇。很多学生在求职时发现，虽然传统的性别、户籍、疾病等限制已经渐渐淡出用人单位的招聘条件，就业重压下渐渐呈现的“代际效应”却成了就业公平面前的拦路虎。
代际效应-简介
当前一些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正在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他们在父辈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占据了令人羡慕的职位，而那些来自农村或是家境一般的大学生，却经历一次次的求职失利。
调查显示，有41.61%的学生坦然承认：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高达51.29%。去年四川某市调查，在录用的公务员中，父母是“进城务工人员”的比例最小，仅占2.8%，而父母是“公务员”的比例最高，达到33.3%。
代际效应-挑战就业公平
“现如今，很多人就业依靠的是一种‘软渠道’。”南京理工大学学生会主席叶菁并不否认“代际效应”在就业中发挥的作用。但是她认为，大学生对这种现象所持的默许态度并不可取，“成功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叶菁认为，学校可以通过讲座、广播等方式，把“成功需要更多的是自身努力”等观念灌输给同学们，让大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任由“代际效应”来挑战就业公平。此外，除了已有的就业指导办公室，学校还可以开辟专门的就业指导热线，方便学生随时获得他们所需的帮助。
河北理工大学学生会主席宋双杰认为，既然“代际效应”短时期内已经成为一种“伪正常”现象，“我们改变不了现状，那么就要努力改变自己。毕竟不是所有单位都能靠关系进，努力提高自己永远都不会错。”
此外，已经加入求职大军的宋双杰发现，招聘会上常常见到用人单位有对工作经验的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这不是直接把大学毕业生拒之门外么。”宋双杰觉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产生既有企业的原因，也和青年人自身脱不了干系。首先，企业应该积极、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追求快速利益，不愿付出时间和金钱从头培养人才，这是一种企业责任的缺失。”但是，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也缘自青年人自身。“很多大学生毕业找到一份工作，单位付出代价培养他，经过一年、两年，当他终于从一个普通大学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才，这个学生就会跳槽。这样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企业不愿意付出代价培养人才。”宋双杰觉得，初入社会的青年人应该懂得双赢的道理，否则，“学生先失信于企业，必然导致企业对没有经验的学生关上大门。”
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李越翰认为，就业公平等问题，归根结底是由资源不足引起的。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提供更多岗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更需要的是大学生个人素质和自我能力的提升。这里提到的素质、能力不仅仅指知识的储备和积累，更重要的是指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社会化技能，等等。“我们能感受到团中央也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比如举办挑战杯等，以锻炼我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另外，现在有一些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学生遇到就业困难时不妨选择自主创业。”
代际效应-垄断高薪
谈到收入，许多人总是讳莫如深，尤其是身处垄断行业的人士。然而7月26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一场由劳动纠纷引起的索赔案，却意外爆出烟草行业的惊人收入：杭州烟草公司中层干部年收入30万元(《中国青年报》7月31日)。
垄断行业高收入的曝光呈现出一个荒诞的事实：尽管“垄断高薪”问题已在社会上流传多年，最终却要靠“意外事件”才能让外界掌握证据。联想到大学生就业难中的“代际效应”，“垄断高薪”问题就更加耐人寻味。
《新华每日电讯》7月31日称，就业在一些大学生身上正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代际效应”正挑战就业公平。据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联合调查显示，有41.61%的学生已经坦然承认：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一方面是垄断行业具有“垄断高薪”，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存在“代际效应”。按照“理性经济人”的通常假设，那些能够利用父辈资源实现就业的大学生，自然会优先考虑进入垄断行业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同时，垄断行业在引进人员时，也会受到“代际效应”的影响。
于是，父辈拥有更多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大学生，更容易在垄断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取胜，并在垄断行业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也意味着在“垄断高薪”甜美诱人的背后，连接着“代际效应”的腐败。“某领导托关系把儿子安排进某单位，一年有××万元薪金”，“某单位招的人基本都是领导的子女、亲戚”，人们对由此带来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早已非常不满。
由此推测，“电力行业降薪”之后，即便能够缓解社会舆论的部分压力，也仍然难以消解人们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忧愤。根治“垄断高薪”、“代际效应”，反垄断才是根本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