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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篇一:2016部编版：七下第3课《盛唐气象》
【课标要求】
通过经济的繁荣、民族交往与交融、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多彩的文学艺术，了解盛唐的社会气象;以文成公主入藏为例，说明唐代民族关系的和睦。
【学习目标】
①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三个方面归纳唐朝前期经济繁荣的表现，识记曲辕犁、蜀锦、唐三彩等标志性成就。
②了解唐朝与吐蕃等少数民族交往的史实，识记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两个历史人物。
③知道唐朝诗歌和书法领域的代表人物，理解其艺术特点。
④从积极开放和兼收并蓄两个角度了解唐朝开放的社会风气
【学习重点】
民族交往与交融 唐诗
【教材解读】
知识点一 经济的繁荣
1、唐朝前期经济发展的特点：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呈现繁荣景象。
2、农业发展的表现
①垦田面积逐渐扩大。
曲辕犁
曲辕犁是一种轻便的短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后期的东江地区，它的出现是我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犁普遍使用前，耒耜是主要耕作工具。使用畜力牵引的耕犁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方普及使用。
曲辕犁和以前的耕犁相比，有几处重大改进。首先是将直辕、长辕改为曲辕、短辕，并在辕头安装可以自由转动的犁盘，这样不仅使犁架变小变轻，而且便于调头和转弯，操作灵活，节省人力和畜力。
筒车
筒车亦称“水转筒车”。一种以水流作动力，取水灌田的工具亦称“水转筒车”。
②一些重要的生产工具被发明和推广，代表是曲辕犁和筒车。
③兴修水利，在全国各地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
3、唐朝手工业发展的表现
①纺织业：品种繁多，尤其以丝织工艺水平最高，其中蜀锦以色彩艳丽、纹饰精美冠于全国。
唐三彩骑驼乐舞俑
唐三彩，汉族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因唐三彩最早、最多出土于洛阳，亦有"洛阳唐三彩"之称 。
②陶瓷业：陶瓷器生产水平很高，越窑的青瓷如冰如玉，邢窑的白瓷类雪似银，闻名中外的唐三彩，造型精美，色彩亮丽。
③其他：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等都颇具规模
4、唐朝商业繁荣的表现
①大都市出现：唐朝由于水陆交通发达，贸易往来频繁，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大都市。
朝鼓励对外贸易，所以用于货物交易的“市”设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大致上靠近中心地带）；唐朝的宫殿建在城市北方，处于首位，象征着王室的权威；.盛唐时期的长安街道分明，市、坊、柜分工明确。
②唐都长安：都城长安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对称，街道宽敞整齐，商业繁荣，既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知识点二 民族交往与交融
1、文成公主入藏
（1）背景：唐太宗时期，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定都逻些，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改革制度的措施。松赞干布仰慕中原文化，多次派使者到唐朝求婚。
（2）入藏：唐太宗同意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并派专使护送文成公主远行。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谷物种子、药材、茶叶、工艺品以及历法、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随行的还有很多手工工匠，他们在逻些修建了小昭寺，并参与修建大昭寺。
（3）意义：唐蕃和亲促进了吐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增进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
（4）传播：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这段历史佳话，以戏剧、壁画、民歌等各种形式在汉藏两地广泛传播。
2、唐朝时期的民族交融
（1）发展概况：唐朝时期，汉族和一些北方少数民族杂居、通婚，民族之间的交融进一步发展。
（2）具体表现：
①在朝廷中，有很多重要的官职由少数民族担任；
②西北、西南等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唐王朝保持着友好而密切的联系；
（3）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
①原因：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得到周边各民族的拥戴
②表现：当时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各民族首领尊奉唐太宗为各民族的“天可汗”，意即各族共同的君长。
知识点三 开放的社会风气
1、特征
①唐朝时期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社会充满活力，人们多显示一种昂扬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②当时的社会风气兼容并蓄。
2、具体表现
①一些妇女受过诗书、音乐等方面的教育，喜好骑马、打球、拔河、射箭、弈棋等活动。
②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多受西北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刚健豪迈的尚武风气盛行一时。
知识点四 多彩的文学艺术
1、唐诗
（1）唐诗的社会地位：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
（2）唐诗的用途：当时的文人士子，以唱和吟诵诗歌作为社会交往和抒发情怀的重要方式。
（3）唐诗的特点：唐诗题材丰富，风格多样，传世的诗歌有五万多首。
（4）代表诗人
①诗仙——李白
李白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诗歌主题：歌颂祖国山河的壮美，抒发了昂扬的进取精神，表现出蔑视权贵、超凡脱俗的风骨
诗歌特点：飘逸洒脱，充满想象力和感染力，具有浓郁的浪漫情怀
②诗圣——杜甫
杜甫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而且各执一词，发人深思。
生活时期：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
诗歌主题：诗风淳朴厚重，很多诗作反映了战争和政治腐败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抒发悲愤凄婉之情
③诗王——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诗歌主题：直面社会现实，揭示统治者的腐化和人民的疾苦
诗歌特点：诗歌平易近人，通俗易懂，妇孺都会吟唱，深受大众欢迎
2、书法
（1）代表：最著名的是颜真卿和欧阳询
颜真卿书法
“安史之乱”中，因在平原郡守任上毅然起义抗贼立下汗马功劳而受朝廷重用，历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要职，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
（2）作品特点：颜真卿的字端庄劲美，雄浑敦厚；欧阳询的字方折峻丽，笔力险劲。
3、绘画
（1）特点：唐朝绘画的题材和类型广泛。
（2）类型：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以及宗教画。
天王送子图局部
吴道子，后人尊称画圣，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很早就开始当画工兼雕塑工。少年时孤苦穷困，随书法大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发奋改攻绘画，渐渐掌握了绘画的妙法。
（3）代表画家：阎立本，其人物故事画，人物形态各异，神形兼备；吴道子，落笔雄劲，风格奔放。
4、音乐和舞蹈
唐朝的音乐、舞蹈吸收了周边民族的艺术精华，多姿多彩，还涌现出一批技艺超群的舞蹈家、歌唱家和乐器演奏家。
【拓展延伸】
1、唐朝前期经济繁荣的原因。
①国家统一、强盛、交通发达，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
②前期统治者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
③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互通有无。
④唐政府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交往频繁。
2、我国古代民族交融的主要方式
①战争：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兼并战争，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融
②民族迁徙：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南迁和五胡内迁，长期杂居促进了民族交融。
③改革：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3、唐朝时期文化繁盛的原因。
①唐朝时期国家长期处于统一局面，政治稳定，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②唐朝时期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吐蕃等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③唐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注意吸收国外的科技文化，如朝鲜音乐传入中国，在民间广为流传。
④唐朝经济繁荣，农业发展，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对外交往频繁，这些都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盛唐气象篇二:“盛唐气象”的提出及其内涵
在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论著中，常常会碰到“盛唐气象”一说。然而，它是何人提出的？时间概念如何？所及范畴怎样？具有哪些审美特征？……却每每语焉不详或互相抵牾。依笔者考察，在现当代学者中，最早提出“盛唐气象”这一概念的，是林庚先生。他在《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上就以《盛唐气象》为题，来说明盛唐时期的诗歌审美特征。他写道: 盛唐气象所指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这时代性格是不能离开了那个时代而存在的。盛唐气象因此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时代是出现在百年来不断上升的和平繁荣的发展中，是有了几百年来成熟了的封建社会中民主斗争的方式，它是一个进展得较为顺利的解放中的时代。一种春风得意一泻千里的展望，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黄河之水天上来”、“大道如青天”、“明月出天山”，这就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同为解放的歌声，而又不全然相同的地方。……这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它孕育了鲜明的性格，解放了诗人的个性，他的那些诗篇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 由此看来，所谓“盛唐气象”既是一种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时代特征，甚至也包含了作为一个时代诗人群体的个性特质。如果按此追溯起来，其实在林庚先生以前就人说到了“盛唐气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概念而已。早如胡适就曾于1928在《白话文学史》中写道，盛唐“是一个解放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的文学”，“文学的风尚很明显地表现种种浪漫的倾向”。 苏雪林先生则在1933年于《唐诗概论》一书里发展了胡适之论，指出盛唐时期的“作品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上。况且道教正在发展，做人最高的标准便是神仙。所以那时诗人的人生观都像胡适所说的是‘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这种人生观和富裕繁华、奢侈闲暇的环境结合，当然产生一种春花烂漫、虹彩缤纷的烂漫文学。” 而郑振铎先生则在1932年完成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里，从艺术风格入手概括盛唐诗歌，认为盛唐时期“虽只有短短的四十三年（713年—755年），却展布了种种的诗坛的波澜壮阔的伟观，呈献了种种不同的独特的风格。这不单纯的变幻百出的风格，便代表了开、天的这个诗的黄金的时代。在这里，有着飘逸若仙的诗篇，有着风致澹远的韵文，又有着壮健悲凉的作风。有着醉人的谵语，有着壮士的浩歌，有着隐逸者的闲咏，也有着寒士的苦吟。有着田园的闲逸，有着异国的情调，有着浓艳的闺情，也有着豪放的意绪。” 上述三先生描述的盛唐诗歌，已经在着眼于对时代风格、时代精神、时代面貌的总体勾勒，并将它们与唐代其他时期的诗歌相比较，从而为以后“盛唐气象”的正式提出打下了基础。当然，如果还要往前追溯，实际也可发现，“盛唐气象”之说，早在南宋严羽那里就有了开端。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又说，“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他还说，学诗“当以盛唐为法”。在谈到诗法时，他指出：“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在这里，严羽将盛唐诗歌与其他时期的诗歌作了区别，并提出了“气象”一说，但未阐明它的内涵。不过，他在《答吴景仙书》中的一段话，似可对此进行注释。他写道： 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 据此可见，严羽是最早提出盛唐“气象”的学者，只是未具言“盛唐气象”而已。再者，他这时的“气象”之论，还很狭窄，仅限于诗歌的艺术风格；所指风格，又止于“浑厚”一条。因此与当代林庚先生所说“气象”，不可同时而语。然而，倘指“盛唐气象”论的滥觞在严羽那里，却是讲得通的。 那么，“盛唐气象”在时间上是否仅限于历史学家所说的“盛唐”，即唐玄宗在位时的开元、天宝时期（713年—756年）呢？回答是否定的。作为文学史上的“盛唐”，当如明代沈骐在《诗体明辨?序》中所指出的：起自玄宗开元元年（713年），终于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计53年。至于初唐，沈骐认为当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开始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止，计95年；而中唐则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文宗大和九年（835年），计70年；晚唐起于文宗开成元年（836年），终于哀帝天祐三年（906年），计71年。后来有不少学者又将文宗开成（共5年）与武宗会昌（共6年）凡11年也并入中唐，而将晚唐的起始年定在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这样，文学史上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期便各为95年、53年、81年、60年。杨柳先生认为：“这样分期似较沈骐的分法要自然而合理一些。” 学者们之所以要将“安史之乱”时期（755年—763年）也并入盛唐，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诗歌仍呈盛大的繁荣景象，其艺术特征与时代精神、时代风貌也大体未变；而作为“盛唐气象”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诸如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刘长卿、储光羲、綦毋潜等，都曾经历过“安史之乱”；他们诗歌的黄金时期，大体与此同步，或者延续至这一时期。而“盛唐气象”之所以被人津津乐道，高山仰止，主要是因为“盛唐”时期有着一个代表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诗人群体。其著名者，除上面提到的诗人外，还有在“安史之乱”前就已去世的贺知章、张若虚、张说、张九龄、王之涣、孟浩然、李颀、王湾、王翰、常建、崔国辅、祖咏、刘眘虚、崔颢以及也亲历过“安史之乱”的孙逖、李华、萧颖士等，真是光彩熠熠，群星璀璨。其中李白、杜甫则无疑属于光芒万丈的巨星，堪称盛唐气象的“双子星座”。 那么，“盛唐气象”所包孕的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李泽厚先生说：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像”，“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痛快淋漓，天才极至，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林庚先生则说：“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 其实，这还不够。在笔者看来，作为“盛唐气象”内核的东西，应当是一种自尊自强、自由自在的人性自觉与人格独立，是一种青春、浪漫、飘逸、开朗、清丽、率真、雄阔、远大、浑厚、沉郁、慷慨、豪迈的美学境界，是一种舍小我为大我、兼济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是一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蔑视传统、挑战权威、不拘俗态、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和唯美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高昂的英雄主义（盛唐诗人特别任侠尚武、勇于牺牲，风行书剑从军、建功边关），是一种充盈着强大生命力的自信、高放、傲睨、倜傥之气。它们不仅是“盛唐气象”之魂，同时也是唐诗之魂、唐代文明之魂，是一种与时共进、放飞青春的时代精神；是盛唐诗歌、盛唐诗人对当时社会所作出的一份最值得骄傲的贡献，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盛唐气象篇三:真实的盛唐气象究竟如何
唐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在传世的史料和现存的文物中，盛唐气象处处可见。但唐朝所处的世界与今天完全不同，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唐朝的国际影响。在近三百年间，唐朝也经历了一个创建——兴盛——衰落的过程，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离不开两个最基本的因素——领土和人口。在工业化以前更是如此，因为无论是农业、牧业、手工业的存在和规模大小都决定于这两个因素。
唐朝初年约有2500万人，远不如西汉末年的6000万人，也不如北朝和隋朝的全盛时期。因此，唐初对外来人口无论是主动迁入，还是降俘流落人员，无不大开门户，妥善安置。另一方面，努力增加人口，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唐太宗登位之初就诏令天下，地方官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庶人之无家室者”尽可能婚配，对象包括“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制已除”，并以此作为地方官的考绩指标。也就是说，寡妇在服丧期满后也必须改嫁。到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年间，唐朝的人口估计已达8500万左右，超过西汉而成为中国人口史上新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安史乱后人口锐减，直到唐末也不足5000万。
唐朝人口中有大量外来移民，其中一部分是东汉以降陆续迁入中原的外来民族的后裔，另一部分是唐朝期间才迁入的，包括匈奴、鲜卑、铁勒、昭武九姓、突厥、回纥（鹘）、党项、沙陀、吐蕃、高丽、新罗、百济、日本、契丹、阿拉伯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相当普遍，连唐朝皇室也有非汉族血统。
随着隋朝的覆灭，不仅新扩大的疆域全部丧失，而且东突厥大肆南侵，连唐朝的首都长安也受到威胁。但不久以后，唐朝就转入攻势，恢复并开拓了疆域。
贞观四年（630年），大将李靖灭东突厥，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600里，超出了今国界。贞观十四年，唐军灭高昌，在今天的新疆先后设置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三个正式行政区，并在交河城（今吐鲁番市西北）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年，唐军击败薛延陀，进至郁督军山（今蒙古杭爱山脉东支），可汗（首领）咄摩支降。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西突厥车鼻可汗被擒。至显庆五年（660年），唐军由山东半岛东端渡海进攻朝鲜半岛中部的百济，百济降。龙朔二年（662年），唐军在天山击破铁勒。总章元年（686年）灭高句丽，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了黄河上游和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州县；在西南今贵州东北部、云南一部和广西建立了正式行政区。
唐朝的疆域并不限于它的正式行政区。随着军事行动的一次次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置了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
这六个都护府是：单于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年）置，麟德元年（664年）改置。治所在云中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辖境相当今内蒙古阴山、河套一带。圣历元年（698年）并入安北都护府。安北都护府，龙朔三年（663年）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本部（今蒙古国杭爱山东端），总章二年（669年）改名。辖境约相当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垂拱二年（686年）移置今内蒙古。安西都护府，贞观十四年（640年）置。治所在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市东高昌故城），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显庆、龙朔中（656-663年）移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境扩大至自今阿尔泰山西至咸海间所有游牧部族和葱岭东西直至阿姆河两岸城郭诸国，后逐渐缩小，安史之乱后退至葱岭以东。北庭都护府，长安二年（702年）分安西都护府置，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统辖包括天山北路东起今阿尔泰山、巴里坤湖，西至咸海的西突厥各部族。安史之乱后辖境丧失。安东都护府，总章元年底（669年）置，治所在平壤（今朝鲜平壤市），辖境西起辽河，南至今朝鲜北部，东、北至海，包括今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直至海口之地。咸亨元年（670年）治所即内迁于辽东，后又迁至辽西。安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年）改交州都督府置，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市），辖境北有今云南红河、文山两自治州，南至越南河静、广平省界，东有广西缘边一带。安史之乱后，西北今云南地渐为南诏所有。
另外，唐朝在正式政区范围外的部族地区设置了边州都督府，如东北设于室韦部落的室韦都督府、设于黑水靺鞨部落的黑水都督府及勃利州，设于靺鞨粟末部的忽汗州都督府（渤海），虽然并没有实际统治这些地区，但确立的臣属关系维持了较长时间。
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曾经西达咸海，北至西伯利亚，东抵萨哈林岛（库页岛），南到北纬18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疆域真有那样大，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这样的范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唐朝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661年）后，但到麟德二年（665年）就撤至葱岭，实际只维持了三年多时间。而那时还没有灭高句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715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至辽西。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到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二十年（646年）灭薛延陀，唐朝的疆域达到贝加尔湖以北，到仪凤四年（679年）突厥再起，又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了32年。所以尽管开元、天宝年间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但它的疆域的极盛阶段已经成为过去，六都护府的控制力大为削弱，范围也大大缩小，有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倾全力对付，西部疆域被吐蕃夺取。到广德元年（763年）叛乱平息时，今陇山、六盘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为吐蕃所有。起初河西走廊有些政区还是由唐朝的地方官据守着，不久就完全陷于吐蕃。西南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都已为南诏所有，大渡河成了双方的界河。而且西南的少数民族纷纷摆脱唐朝的统治，到唐末，今贵州、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都已不在唐朝管辖之下了。随着渤海国的兴起和扩张，东北的疆域也已收缩到今辽宁中部。
大中二年（848年），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南）人张议潮驱逐吐蕃守将，收复了沙州。以后又收复了瓜州（今瓜州市西南）、肃州（今酒泉市）和甘州（今张掖市）。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领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回归唐朝。此前的大中三年，唐朝已经收复了秦、原、安乐三州。至此，唐朝的西部疆域恢复到了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连成一片。但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对边疆已鞭长莫及。至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爆发后，就更加无法控制河西。当地汉人实力有限，陇右、河西的土地又陆续被吐蕃和回纥夺去，只有瓜、沙二州始终为汉人所据，孤悬于唐朝疆域之外。以后曹氏政权取代了张氏政权，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总之，唐朝的疆域前后相差悬殊，最衰时的西界只到达今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贵州，东北只到辽东半岛，而且唐朝的最大疆域也没有包括青藏高原在内。
唐朝的军事实力有过辉煌的记录，如曾先后击败并消灭东西突厥。王玄策率领向吐蕃和泥婆罗（今尼泊尔）借来的军队远征印度，将曾攻掠唐军的那伏帝阿罗那顺俘获，送回唐朝。但灭高丽之战就持续多年，对朝鲜半岛的控制只维持了几年。抵不住吐蕃的进攻，一度连首都也不保，最终不得不议和。天宝十年（751年）唐军在西洱河（今云南洱海）大败，南诏就此脱离唐朝。同年高仙芝的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与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军交战，大败而归，唐朝势力退至葱岭。
唐朝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远胜汉朝，但与大批外族、外国人来到唐朝相反，唐朝人几乎没有涉足境外。除了没有留下任何记载的民众外，有限的例子都不是出于主动。玄奘去印度是为了求法取经，回国后一心译经弘法。要不是唐太宗要求，连《大唐西域记》也不会问世。杜环是怛罗斯之战的俘虏，好不容易才返回唐朝，因族叔杜佑编纂《通典》才留下千余字的《经行记》（其中有杜环亲历的阿拉伯帝国的记载）。而到唐朝后期，仅居留在广州的阿拉伯等国移民就数以万计，形成自己的社区（蕃坊），有自己的管理者（蕃长），商船定期往返于阿拉伯和唐朝之间。安史之乱前的陆上丝绸之路、此后逐渐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将无数产于唐朝的丝绸和其他商品输往中亚、西亚和欧洲，但从事长途贸易的都是外国商人，找不到唐朝商人或唐朝官方直接经营外贸的记录。西方史料中的“中国商人”，实际却是唐朝史料中的“商胡”（主要是中亚的商人）。唐朝的开放程度很高，长安不仅有大批外来人口，也是西域和其他外来文明大量传播的地方，洛阳、扬州、广州等地和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同样如此。佛教、景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伊斯兰教都已传入中国。但除了具体的商品以外，唐朝几乎没有什么对外输出。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外国是日本，学习模仿唐朝到了“全面唐化”的程度。但除了鉴真和尚东渡弘法外，其余都是出于日本的主动，而不是由于唐朝的传播。唐朝在境外的影响与其实力和地位是远远不相称的。
由于自西周以降，中原一直以天下之中自居。自秦汉直至清朝，无不以为中国是天下最文明、富裕、先进的国度，而华夏（汉族）以外的各族都是夷狄，只能在接受华夏礼仪的教化、接受中华文化后才有资格成为中原王朝的臣民，更不用说比夷狄更遥远、更不开化的外国。
中国的农业区足以供养自己的人口，到唐朝时，内地还有不少土地尚未开发，完全可以容纳新增加的人口，自然不必像中亚绿洲地区或阿拉伯人那样冒着风险、不远万里从事长途贸易。加上地理障碍的阻隔，对外联系的成本太高，连统治者都视为畏途。
中国的本土宗教不发达，缺乏宗教狂热，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局面，更不会采用强制手段对外推行某种宗教。鉴真和尚赴日本传播佛教是应对方的需要，完全是和平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唐朝的对外开放只是打开大门容许或欢迎别人进来，却不许自己的臣民外出。而除了出于宗教或政治原因的特殊人物，其他人也不会有外出的需要和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