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向东简历

【www.shanpow.com--散文欣赏】

吴向东简历篇一:【国家艺术频道】吴向东教授油画作品欣赏（全国书画名家展1626期)

? 【全国书画名家】
艺术频道：yishuTV
                            本期画家


孙为民       吴建陵       陈文献      符国平     
吴向东       万进绪         王功学        马佩洪
   
 吴向东简历
      吴向东，男， 1967 年 2 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三工作室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黑土地油画院副院长。吉林艺术学院特聘教授。油画作品：《秋的预言》，《阳光下的梦》，《眉豆花开》，分别入选第二、三届中国油画展，及第十届全国美展。

吴向东作品欣赏



  （欢迎加入“艺术频道”，拓展您的当地人脉圈。请先加微信号：cctvaabb 再私信机构和地区。）

微信公众号 征集优秀作品
艺术频道面向全国书画家征集优秀作品。征稿要求；每位书画家提供高清作品20余幅、本人生活照一张、200字以内简历一份、若有评论性文章最佳。以上提供材料投到邮箱[email protected].待总主编审核后决定录用。
请点击右上角将此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圈
总编室电话：010-57063969 13651017217
来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了解更多请咨询官方平台yishuTV或总编室范老师电话13651017217.

吴向东简历篇二:翁凯旋2017年最新油画作品欣赏

本期画家
翁凯旋吴向东李 伟张桂林
顾 翔胡发烟文 悦闫学磊
翁凯旋简历
翁凯旋，男，1958年9月生于重庆。现为四川美术学院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协会员，教育部首届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北京中国当代写意油画研究院常务理事，重庆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重庆市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国南方油画山水画派成员。重庆市政府文艺奖获得者。
作品入选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曾获2017年重庆市美术作品展一等奖、2014南京国际美术大展银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二届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佳作奖，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美展优秀奖，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美展优秀奖，可见之诗——第二届中国风景油画展优秀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国家画院，大都美术馆，中华儿女美术馆，重庆美术馆等收藏。
诗与思、意与境
——翁凯旋与他的风景写生
文：何桂彦
在翁凯旋的个人创作脉络中，“风景”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母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将自己的注意力从乡土题材转入都市领域，以重庆旧城区为对象，创作了《老城》系列。这批作品追求形式的表达，画面的基调沉着而苍凉，流露出作者对正在被现代都市所取代的老城的眷恋与幽思之情。90年代初，《老城》系列出现了新的变化，画面变得异常的简洁，抒情性的色彩、抽象化的形式将早期的老城转化为现代人所渴望的幻想之城，情感表现上则弱化了此前的压抑、苍凉之感。90年代中期，翁凯旋放弃了对“老城”的描绘，创作了一批具有意象化审美特征的自然风景。在《家园》、《印象山野》等作品中，其笔下的田园、山水、房舍、村落、庭院……远离了都市的喧哗，显得恬静、优美。与其说这是一种超越自然物象的带有理想化色彩的风景，不如说这是一种都市人对“田园”幻想式的心灵期盼。
《东山岛系列之一》8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然而，翁凯旋此阶段的创作也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危机，因为图式的形式感与意象化的色彩稍不留神便会朝着唯美主义的方向蜕变。出于对当代问题的关注和对艺术语言的矫正，2000年前后，翁凯旋着手创作了《废墟》系列。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是在历史的时空之链中不断更替和发展的，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出发走向新的终点，如此循环往复，每经历一个循环，社会就前进一步。而此系列中的“废墟”即成为人类历史中一种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文化符号，它显示出的是艺术家对逝去岁月的追忆和感叹，也流露出对新生世界的渴望与企盼。因而在翁凯旋的作品中，“废墟”被赋予了双重的意义：既在画面那些焦灼、荒凉的色斑中留下了人类对自然充满暴力的伤害，也在静穆的悲剧性氛围中透露出一线生机。
《静园系列之一》80x8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如果说在翁凯旋的早期创作中，“风景”更多的时候充满着隐喻与象征的话，那么，在他近期的写生作品中，“风景”展现出的则是一种质朴与自然之美。无论是从风格还是从作品的语言表达上看，前后两批作品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较大的转变，抑或说是一次断裂，然而，从作品内在的文化诉求上看，它们也有着相对的一致性，即风景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一种情感通道，它承载和言说的始终是艺术家对自然、对文化、对生活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诗”与“思”无疑是这批写生作品的内在气质。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诗”包含着诗情与诗意两个维度，它们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过，和古典绘画或诗歌中追求“超以象外”的“境界”在来源上有所不同，翁凯旋作品中的“诗”主要体现在艺术家对场景的选择上。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极其平常的风景：一段马路、一片树林、庭院一角、林间一隅„„它们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然而，正是在这些并不起眼的“风景”中，在这些往往被都市人熟视无睹，且被忽略掉的日常视觉经验中，艺术家却能借助于构图的层次感和有意味的形式，以及斑驳细微的色彩变化找到隐藏其间的“诗意”，这主要应得益于艺术家娴熟的绘画技巧和超强地驾驭画面的能力。
《静园系列之二》80x8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事实上，虽然这些作品均来源于写生，但在诗性的表达背后，流露出的恰好是一种“思”的品质，即一种文人气质、格调与品位。换言之，在艺术家看来，这些日常的情景不仅有其独特的审美意境，更重要的是，它能映照出一种不同于都市生活的文化，表征一种疏离都市喧嚣而返朴归真的生活，从而唤起都市人失去理想田园之后的审美情愫。因而物理意义上的都市与乡村的距离在艺术家的笔下被引入了审美的维度，同时也被赋予了文化的反思性。 除了“诗”与“思”的特点外，翁凯旋的作品还追求“意”与“境”的融汇。作为一个哲学与美学概念，魏晋之前，“意”就在先秦的哲学和儒家诗学中确立。而“意境”则试图将“意”要达到的审美体验进一步明确化。对于翁凯旋而言，“意”与“境”不是分离的，而是有机融合的，可以直接在“意象”与“意境”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不过，和中国古典审美范畴中的意涵有所不同，前者指艺术家从形式与结构的角度，对描述的对象进行概括与抽离，然后重新加以组织、重构，而意境则体现在画面经营之后对情趣、格调与文化诉求的强调。王国维曾谈到“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种审美表达方式——“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静园系列之三》80x8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在翁凯旋的作品中，“有我”与“无我”呈现出的恰是一种矛盾的转化关系。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艺术家作品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尽管画面中的场景都是日常化的、片段式的，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但我们却很难在画面中寻觅到“人”的踪迹。在艺术家的作品中，“人”似乎永远缺席，是不在场的。而艺术家本人则注定成为了一个“他者”，那么风景则成为了一个“客体”，一个被描绘的对象。而悖论之处在于，缺席了人的风景与艺术家的“他者”身份必然会形成一种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不仅使原本“无我”的风景具有了“有我”的特点，而且也在营建作品意境的过程中，悄然地注入了反思性的视角。
最终，“意”与“境”的融汇又返回到“思”的层面。而这种为“风景”注入反思性的方式恰恰又得益于艺术家所保持的“他者”的眼光，即将艺术家、现代人、都市人的视觉结合起来，共同赋予作品一种潜在的文化身份。虽然说这只是一些写生之作，但艺术家对自然与人、都市与乡村、社会与文明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已经内化在作品之中。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艺术家笔下的风景是纯粹的自然之景，一个绘画的客体，毋宁说是都市人内心渴望的、具有田园色彩的理想之景。此时，乡愁犹如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飘荡在作品营建的时空中，而对都市文明的关照与审视则共同赋予了作品“思”的品质。实际上，从“老城”、“家园”，到废墟系列，再到近期的“风景”，追溯起来，不难发现艺术家的创作脉络不仅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而且也能较为完整地体现出艺术家对自然、对文化、对生活、对艺术创作的态度。
2010年7月11日于望京花家地
翁凯旋作品欣赏
《养马岛系列之一》6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东山岛系列之二》8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东山岛系列之三》8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小岞系列之一》80x12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小岞系列之二》 80x12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养马岛系列之二》6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养马岛系列之三》6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北长滩系列之一》60x80cm布面油彩 2017年
《北长滩系列之二》60x80cm布面油彩 2017年
《震泽系列之一》70x75cm 布面油彩 2017年
《震泽系列之二》70x75cm 布面油彩 2017年
《震泽系列之三》6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震泽系列之四》6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震泽系列之五》60x100cm 布面油彩 2017年
艺术频道，面向国际艺术市场展现中国当代艺术“中国气派”、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与“中国标准”的互联网平台。一带一路，文化包容，让中国艺术走向世界，推进中国艺术传播，繁荣中国高端艺术市场，打造最具权威、最具品质、最具影响力、最具学术性的品牌。
真正实现真正用作品说话，推广不乏中国美协、中国油画学会、油画艺委会及中国美院高校等重量顶级艺术大咖。
征集优秀作品

吴向东简历篇三:中国企业风云人物群像素描:性格企业家

　　 中国企业风云人物群像素描:性格企业家 作者：张小平    
 　　俗话说：“莫以成败论英雄”，在商场上企业的起落跌宕不过是兵家常事，互相攻击也属司空见惯。末路的未必不算英雄，是非公道也自在人心。而留给平常人印象最深的，则是这些叱咤风云的人性格中引领其成败得失的一面。本书从全新的角度对在商场上披荆斩棘的企业家做了一张生动立体的人物素描：中国首富家族的财富路径、封杀令下的民航企业如何突围、一夜暴富的网络帝国、坚持家族式管理的盛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富翁失语者、资本大鳄们垮台的真相、数十年剪不断理还乱的争执纠缠……    
中国铁道出版社 出版             
　　关于本书   
　　序：成败都英雄(1)   
　　张小平 著 
　　成败都英雄 
　　近几年来看到关于企业家的书很多，有总结企业家成功的、有总结企业家失败的，当看过以后都有一种感觉：当企业家成功、当红的时候，一切的一切被吹得神乎其神；当企业家失败的时候，他们简直就成了该下地狱的“魔鬼”。 
　　当年的牟其中如此、褚时健也如此。我不知道那些写书人把《首富牟其中》和《首骗牟其中》二本书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牟其中只有一个，而二种完全不同的评判让读者如何去看？ 
　　史玉柱是更典型的例子。他曾经被人吹到天上后，又在转眼中被打进了地狱，而现在，又再次被人吹上了天。曾经起起落落的史玉柱，面对各种媒介的报道、各种书籍的评论，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很欣喜，能看到张小平先生以独特的视角写出《性格企业家》这样的书。讲实话，我不喜欢这本书原来的名字：《性格决定成败》，因为最近《××决定成败》的书名太多太滥，如果改为《成败皆英雄》，至少不泛滥。 
　　大家可能习惯了以成败论英雄，但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们从小就学习的一些英雄人物，很多可能都只做了一件事就牺牲了，可我们没有人认为他们不是英雄。董存瑞如此、黄继光也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家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但因为某一件事情出了差错或失误，我们就把他完全抹杀了，忘记了他们曾经做出的功绩。客观地评价一个企业家的功与过是社会的责任，本书作者能把一些末路的企业家放在“英雄”这一类，这让我很高兴——能客观地看待当红的企业家和失意的企业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我们想象一下，我们有些媒体肆意主观地报道了一些当红企业家的英雄事迹后，他倒下了怎么办？而对一个失意企业家拼命诋毁的时候，试想他哪一天又站起来怎么办？所以，看一个企业家最好能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企业家毕竟也是一个人，凡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喜怒哀乐，不要把企业家打成另类。 
　　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本书作者能从人性的角度、客观地写企业家这个群体，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我相信这本书会让读者看到一个个更为真实的企业家；尤其是同样一本书里，你既能看到企业家的得意、也能看到企业家的失意，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看到书中的这些“同类”，我衷心地祝愿得意者能长久得意、失意者能尽早转机。 
　　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 兰世立 
　　推荐语 
　　一个群体在一个时代的起落沉浮，有关成功、有关挫败、有关尊严、有关良知、有关财富、有关人生…… 
　　——姜苏鹏(《英才》杂志社总编) 
　　性格不是不可琢磨的天降之物。本书展示的，不仅是性格如何影响命运，更揭示了企业家的性格是如何在与商业的互动中打磨而成。 
　　——张良（《东方企业家》杂志社执行主编） 
　　性格愈来愈被解读为企业家成败的基因，而这本书作出了最生动的回应。 
　　——许奔流（《商界名家》杂志社主编） 
　　把被神话的企业家还原为真正的人，在这样一个极端拜富的年代里，这样的立意无疑极为新颖——商业社会并非“神龛”；惟此，方能昭显人性的力量，以及商业世界的丰富多彩及无限活力。读过此书，相信你也有此判断。   
　　序：成败都英雄(2)   
　　——张刚（《中国新时代》杂志社执行主编）人有性格，钱也要性格。人性和钱性对路子，这样的企业家幸福些。 
　　——陈明键（东方高圣企业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没有企业家就没有中国经济，研究企业家、善待企业家是这本书的价值！ 
　　——路长全（北京赞伯营销智业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此书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忽高忽低的情绪波动，其本人性格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多变的性格，有多少是折射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格局重新划分的震荡？这值得我们去深思和记录。 
　　——夏柳伟（上海尚道企业智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山移改、本性难移’，可能是一个广泛的误解。虽然很艰难，但成功者往往是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从而成功地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 
　　——林永青（价值中国网CEO）   
　　评论：商人性格“写真集”   
　　商人性格“写真集” 
　　英才 吴仕逵 
　　政治家下台，就会死掉，企业家不做企业，就会疯掉。所谓成功，就是做了自己能做的事，所谓失败，就是做了不该自己做的事。本书透析了近几年来一飞冲天的财富新贵，用史记的笔法，记录了他们的泪和血，他们的彷徨和呐喊，他们的舍与得，他们的悲愤和豪情------写出了他们存在的价值，活着的使命。 
　　凡人没有自己的命，他的命攥在别人手里，而英雄才有自己的命，他们之中，顺从命运的人，命运拉着走，比如李彦宏，所谓一夜暴富；不顺从命运的人，命运拖着走，比如郑俊怀，有人呼吁善待他。他们的红与黑，飞升与沉沦，折射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企业里的签字笔和账本，豪宅和跑车，原本不过道具，为的是描摹主人的心理。写吴瑞林，就分章节写了他的信心、忧心、疑心、狠心。 
　　和时下诸多流行的财经图书不同，它是一本商人性格启示录，作者站在人性的角度，观察人的细节，使用人的细节，分析人的细节，提炼人的细节。这些文章，分头发表的时候，就颇为流传，因为个案的魅力，如今结集出版，成就一幅商业群英谱，因为叠加的份量。这是一流精英的写真，是工笔画。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成功的人物传记是二者兼而有之，本书在这方面牛刀小试。论纪事，有顾雏军的绝望，有郭凡生的被敲诈，有柏松的囚徒困境，有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可读性很强；论记言，有兰世立说：“我最反对投票表决的办法，最愚蠢。”有李彦宏说：“希望中文最大的网站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伟大的人生，也就如此。本书把精英的人生撕破给人看。   
　　性格成本：企业家无法承受之重   
　　文·王乾海 
　　作为一名财经记者，作者的职业生涯是丰富多彩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他能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采访了那么多重要的财经人物、见证了那么多重大的财经事件，其中既有黄光裕的蒸蒸日上、李彦宏的“一夜暴富”、兰世立的一飞冲天，也有顾雏军被捕前流着眼泪的“最后告白”、刘虹在资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渊、万平在法庭上的悲情陈述…… 
　　从性格角度入手进行财经报道已经不太新鲜，但却往往能深深地触动读者的情感，即使是财经界以外的人也能产生共鸣。毕竟，人性是永恒的。据作者介绍，他曾供职的《英才》杂志，在创刊初始就提出了“经营人性”的理念，这与他擅长并且喜欢的财经人物报道角度是十分契合的，作者一直坚定不移并乐此不疲地执行着这个理念。 
　　作者提出了“性格成本”一说：“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性格也是一种成本，是比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更隐性、更难掌控的成本。如何把性格成本降到最低？这是很多企业家需要正视的大问题。”并断言，“三流企业家关心生产成本，二流企业家关心管理成本，一流企业家关心性格成本！”尽管这种提法尚缺严谨和科学，但却显得很有新意和创意。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群富有极端个性的企业家。此种个性，牵引着他们飙升或者下跌。但无论是大胜还是大败，对他们来说都是值得一赌的巅峰体验。极端性格理应被成熟的企业家们所排斥，但最终却成为他们大胜或大败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也许值得大家好好思索。 
　　作者另外还提出了一个有点“惊世骇俗”的观点：“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作者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难免片面和武断，但其中却透出一种残酷的真实感。 
　　其实，逐利如嗜血，这是企业家们无可厚非的天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他们逐利天性驱使出来的罪与恶！最重要的是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构筑制度和法律的堤坝，另外企业家本人对自身性格缺隙的正视、自我约束及修补也显得至为重要。这样，可以让聪明、奋发如顾雏军、唐万新之流，最终成为他们从小梦想成为的英雄，而避免沦落为万人所指的“枭雄”。   
　　目 录   
　　第一部 财富新贵中国首富家族真相黄光裕四兄妹的财富路径让人爱恨交加的37岁首富“黄俊钦比我有钱”国美功臣张志铭另立门户黄秀虹以二哥为偶像父母亲言传身教兰世立能飞多高？ 
　　“封杀令”下的东星航空何去何从？ 
　　90亿腾挪空间20架飞机“豪赌”做航空公司“五好分子”“学习力”第一解决“帽子”问题“富翁失语者”周建和43岁38亿身家神龙不见尾发家之秘经营之秘为人之秘第二部 沙场老兵吴瑞林的“四心”人生信心——关于个人忧心——关于家族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徐立华的“平衡术”“我们四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第三部 末路英雄顾雏军被捕前紧急告白：“我绝望了”立案调查卖掉科龙关于收购个人危机狱中国洪起的要命难题“金融大盗”悬疑两难选择：还钱“保命”还是监狱度余生众说纷纭：“黑白通吃”还是“孤家寡人”复杂性格：算计别人还是被人算计第四部 孰是孰非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天狮高管哗变真相高管哗变后的李金元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骆超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守口如瓶的王君平什么导致最终翻脸潘石屹的感情纠葛：多年情谊如何定价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让亲兄弟们不再打架倪光南和柳传志二十年恩怨：“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这次收购代价太高”“我看不清他的表情”“让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第五部 对话实录黄光裕：“他们骂得很离谱”“他们叫我黄校长”“不存在伤害感情问题”“引进职业经理人就像娶老婆”“需要放慢速度、调整节奏”“大家分工清楚，按规则办事就行了”兰世立：8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愤怒”“惟一飞干线的民营航空”李金元VS骆超：企业家与职业人的“对决”李金元：“对这事我不痛心”骆超：“他说要治死我”     
　　第一部 财富新贵   
　　财富新贵(1)   
　　这是一群年轻的亿万富翁。他们年龄都在40岁以下，但名字却高居中国各种富翁排行榜前20名。 
　　他们往往以新兴产业先驱者或传统产业颠覆者的面目出现。在新经济时代，他们财富增值的速度像急遽上升的过山车。 
　　他们的言行举止也极富个性色彩——黄光裕的野心、兰世立的嚣张、陈天桥的内敛、李彦宏的沉稳、周建和的沉默…… 
　　个性决定财富的内涵和张力。面对明天，无论是荣光备至还是灰飞烟灭，他们一样肆无忌惮。 
　　中国首富家族真相 
　　黄光裕四兄妹的财富路径 
　　蝉联两届中国首富，使37岁的黄光裕成为无数中国年轻人追逐的榜样。200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评出“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黄光裕在“创造家及重量级人士”部分当选。越来越“国际化”的他，却是一位“极端人物”——因为初中未毕业的黄光裕，却有着传奇般的财富人生，以及在资本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套现能力，在当代中国几乎不可复制。 
　　对于国美这样成长到很大规模而且还在迅速成长的公司而言，人们对它的任何质疑都不足为奇。一方面黄光裕的哥哥黄俊钦的隐形财富被外界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国美内部家族成员的权力更选不断被曝光到台面上。 
　　期待国美能有惊天动地的表现是一回事，但一味的追捧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国美也许算不上中国最好的私有企业，但却是野心和财富的代名词。 
　　传言中的黄光裕具有教父般霸气。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大宴会厅，由《英才》杂志社、凤凰卫视、新浪网、《北京青年报》等媒体承办的“最聚人气企业家”颁奖晚会正在进行当中。休息时间，参会人员三五成群聚在过道里闲聊。只见一个留着寸头、身穿浅色西装的年轻人走过来，目不斜视地穿过人群，向贵宾室走去。有人反应过来：他不就是中国大陆首富黄光裕吗？ 
　　上百亿的财富赋予了黄光裕耀眼的光环,但他显然没有闲心去享受这一切。他说：“有人劝我说，你这么大企业的老总，走路慢点行不行？但我觉得那样太浪费时间了。”面对“你觉得自己做得最奢侈的事情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想了半天才勉强答上来：“可能现在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再先问价钱了。” 
　　有时间，他也会上网去看看关于自己的报道。从17岁开始创业，19年时间里他和他的国美电器受尽了同行的排挤和媒体的非难，黄光裕已经修炼得几乎如老僧般宠辱不惊了。但有媒体指责国美是“黑社会老大式的企业文化”时，他仍然遮掩不住自己的年轻气盛：“我觉得很奇怪，他们这种故事从哪里编出来的？真这样，国家“打黑”我就要首当其冲了。我黑在哪里？我怎么黑了？” 
　　去年，关于黄光裕及其国美帝国太过霸道的报道屡见报端。有意思的是，黄光裕干脆给自己剃了个光头，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似乎对“教父”、“价格屠夫”之类的称呼安之若泰。但有知情人透露，那段时间他压力特别大，以至于头发掉得太厉害，只得“剃度”了事。 
　　黄光裕做事、做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看1＋1是否大于2。他从家电零售行业拓展到房地产业和投资业，是基于此种理念；他在处理与手下人甚至家族成员的关系时，同样也是基于此种理念。   
　　财富新贵(2)   
　　让人爱恨交加的37岁首富 
　　黄光裕及其统率下的国美电器，一直在争议甚至非议中前进。 
　　2006年初，国美电器在全国各地跑马圈地开了200多家门店后，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应付竞争对手逼近的新一轮愈发激烈的“肉搏战”。同时，合作厂商关于国美电器等渠道商残酷挤压利润的责难甚嚣尘上。 
　　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黄光裕动作不断：先是与华平投资结成战略性合作联盟，华平将认购国美电器发行的1.25亿美元可转换债券及2500万美元认股权证；紧接着，国美以69.87亿港元的代价向黄光裕收购其所持有的国美母公司35%的权益；而在4月份，黄光裕通过鹏泰投资陆续增持中关村的股份，持股总数将达到17.07%,一跃成为中关村第二大股东…… 
　　经过19年的拼搏，黄光裕建立起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但直到2001年前，人们对黄光裕这个在福布斯中国富翁榜上名列前三甲的年轻人还知之甚少。 
　　在不同的人嘴里，黄光裕的性格呈现出多样性。其秘书对他的评价是：为人仁厚，没有架子。据说他下班时经常和大厦里的保安、清洁工人亲切地打招呼。一些采访过他的媒体记者也觉得，黄光裕为人直率质朴。 
　　但对于与他合作的供应商来说，黄光裕是一个让他们“爱恨交加”的人。国美电器对每一位供货商来说，意味着的是极具诱惑力的巨大销售量，但他砍价时的“残酷”又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对黄光裕面部表情的典型描述是“大嘴一撇就说……”。在“2004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黄光裕曾有一段凌厉的讲话：“其实咱们谁也离不了谁，谁想把谁挤垮、谁想把谁控制在手心之中可能性都不大。我做事的规律就是——你对我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你能给我付出，我就带头扶持你的品牌。你若拿我黄光裕平衡我的对手，我就有办法去平衡你的对手！” 
　　在鹏润大厦18层的国美公司总部，黄光裕更是一位让人敬畏的老板。有人称，甚至是他的亲妹夫、曾任国美总经理的张志铭，在黄光裕的办公室里“低眉顺眼像个小媳妇”，至于其他员工在谈到他时，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据一位现任职于国美的高管介绍，黄光裕“当他想好了一件事，或者在布置一件事情时，员工绝对是鸦雀无声，无条件服从的”。 
　　曾有一位去国美应聘的职业经理人，这样描绘他面试时的经历：“黄光裕亲自领着十几位总监及总经理对我进行面试。他一言不发，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看着你，你感觉自己仿佛是笼子中的一头猎物，不可能和他有平等对话的权利。”他感慨说：“我走南闯北几十年，也和不少大老板直接共过事，但黄是最不可捉摸的人。这是我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最紧张的一次面试。” 
　　黄光裕对属下的要求近乎苛刻。国美每年销售收入增长都是惊人的，但内部的高管却仍然诚惶诚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黄光裕提出的目标。比如2003年国美销售额达到了178亿，但比预定的目标仍少了42亿。他常常对张志铭及其他高管说，如果不是为了给机会培养你们，让我亲自来操盘，国美比现在会更好。 
　　黄光裕对员工的严厉随处可见。在一张国美高管递过的名片背面，可以看到这样一则“廉政承诺”：“本人与贵公司合作中承诺做到‘三不’——不接受客户礼物；不收取回扣；不以权谋私。请监督。”上面甚至连廉政举报电话都已经注明。   
　　财富新贵(3)   
　　有高管对此表示理解：“没有他的霸道，也不可能成就他现在这么大的盘子。黄总还是比较讲义气的，有很多人离开国美然后又回来，他不会弃之不用，可能会提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他有时处罚你，不是故意让你很难受，而是为了试探一下你的心态。如果你心态好，又有发展潜质，他就会刻意去培养你。” 
　　这位高管介绍，前不久，他们在国美公司的咖啡厅里为黄光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生日聚会。“那天他穿得很休闲，面对着生日蛋糕时，他竟然笑得那么孩子气。” 
　　37岁首富黄光裕的最大兴奋点是什么？他回答说：“刚开始是以赚钱为最大的快乐，但后来考虑更多的是这个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如何？在商言商，我们在经营的过程中不乏很多技巧和手段，但最好的买卖是参与的各方都能赚钱，即使是消费者买了东西回家，都觉得不赔钱。”而黄光裕觉得，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有意思的是，在胡润的中国大陆百富榜中，黄光裕高居榜首，但同样在他公布的中国大陆慈善家榜单中，却没有黄光裕的名字。当面对记者的“为富不仁”的质疑时，黄光裕似乎有点不屑：“做一些慈善事业是应该的，但我不想公布，因为做慈善事业是修心，而不是修名，说出来没有意思。” 
　　据记者了解，黄光裕及其家族有据可查的善举有这样几宗：从2005年1月13日开始，国美电器出资1000万，启动援建海啸受灾国孤儿院的计划，其中黄光裕家族捐赠700万元；而据《汕头都市报》报道，2004年黄光裕家族捐赠400万元在家乡修建了一条“国美大道”；兄弟两人先后捐资254万多元，建设铜盂镇凤壶村敬老院、幼稚园等；捐资13多万元支持凤壶村曾厝的水改工程，圆了该村几辈人的自来水梦；2002年初，在原潮阳市举办的“情系民心”水改义捐活动中，他们还现场捐资100万元支持水改建设；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后捐资500多万元支持汕头市各县区的社会福利事业…… 
　　至于为什么不站出来给大家起一个号召作用，黄光裕解释：“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其实黄光裕还另有顾忌：“你说出来，会有很多人跑来向你要钱，让你防不胜防。”他觉得，作为一个企业家，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社会责任，也不要回避社会责任；到一定程度企业做大了，你就自然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像我们企业家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投入到社会上去积极地运营。” 
　　“黄俊钦比我有钱” 
　　与弟弟黄光裕近年来声名鹊起相反，大哥黄俊钦的曝光率几乎为零，以至于他的名字出现在2004年胡润的百富榜上时，黄光裕笑称：“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 
　　一直有传言，说黄俊钦、黄光裕的关系曾经闹得很僵，他们甚至一度叫自己手下的保安互相对峙。黄光裕对此传闻进行了澄清：“那是手下人不懂事。”黄光裕认为，兄弟之间意见不和、从而发生争吵，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没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两个人有各自不同的企业。   
　　财富新贵(4)   
　　据知情人透露，外界看来一直不和的两兄弟，其实一直联手在做一些大事情，像今年推出“国美第一城”的国美置业房地产公司，其实上一直是由两人共同操盘，尽管黄俊钦在其中并没有股份，但国美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均在黄俊钦的指导下进行。 
　　对于黄光裕来说，黄俊钦不仅是大哥，更是他走上从商生涯的“领路人”。在家人的眼里，黄俊钦有技术方面的天才，从小就对组装电器着迷。有一年春节，他花了200元买了一个电视屏和一堆配件，在大年三十晚上鼓捣了整整一宿，初一早晨全家人一醒来，竟然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用黄俊钦组装的电视机收看节目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已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据知情人介绍，1985年左右，16岁的黄光裕便跟着19岁的黄俊钦开始出来闯荡了。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小电器的生意，兄弟俩背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电子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他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生怕两个儿子出事。 
　　经过一番波折，两兄弟于1987年来到北京发展，共同创立了国美电器。做生意之余，黄俊钦通过自学，掌握了高深的无线电技术和计算机知识。在1988年，当时只有三四家门面的国美就开始用电脑收款，这在当时北京的很多大商场都是罕见的。而电脑上使用的程序就是黄俊钦自己编写的。 
　　1993年两兄弟分家。黄俊钦创办了新恒基集团，开始以罕见的低调在房地产业急速扩张，先后在北京和外地相继开发了新恒基国际大厦、北京静安中心、鹏润大厦（后转让给黄光裕）、沈阳新恒基中心、新恒基高科技大厦、皇家里兹饭店、沈阳新恒基大酒店、新恒基世贸饭店和朝来森林公园别墅等项目。除了房地产，黄俊钦还涉及生物医药和网路通信等领域，并于2002年收购了上市公司山东金泰。 
　　黄俊钦属于那种干一行钻一行的“技术迷”。在盖鹏润大厦时，黄俊钦已经开始研究建筑设计，并亲自上马操刀，节省了很多空间，大大提高了利用率。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养育的两个儿子，竟然都名列中国富人排行榜前列（在2005年胡润的百富榜上，黄俊钦已经以55亿的资产窜升至第13位）。当记者当面询问黄光裕“兄弟俩到底谁更有钱”时，黄光裕回答：“他比我有钱，只不过他没有上市罢了，他产业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谙熟房地产业务的黄俊钦，加上资本操作高手黄光裕，其效应将远远大于2。 
　　国美功臣张志铭另立门户 
　　“明天第一城就如同我的电影一样，走的是大众路线，因此我对它有一种信赖。”2005年8月29日，著名导演冯小刚出现在“明天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此楼盘极尽溢美之词。 
　　如此高调亮相的，正是已经单飞的国美二号人物张志铭及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地产品牌——明天地产。在为黄光裕打了12年工后，张志铭终于从一个职业经理人兑变为一个老板。   
　　财富新贵(5)   
　　当年，黄光裕把国美电器交给二妹夫张志铭全权打理后，自己则开始从事房地产和投资业务。在张志铭领导下，国美在1997年以后快速发展，并于1999年开始向全国扩张。当时中国的家电零售业有“三张”之称：南京苏宁电器的张近东，山东三联集团的张继升，北京国美电器的张志铭。而国美的真正老板黄光裕却很少有人知道。 
　　张志铭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于1993年加入国美，曾是黄光裕的司机，黄看他踏实肯干，日渐委以重任，一直做到国美电器总经理，是仅次于黄光裕的第二号人物。1994年，年仅21岁的黄燕虹也加入了国美，历任鹏润旗下万盛源物业总经理、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国美集团监察中心总监等职，后去国外读书。两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产生了感情，并于1998年结婚。 
　　虽然面对黄光裕时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但在一些国美员工的眼里，张志铭是一个“善于纳谏、博取众长、眼光敏锐、处事干练”的能人。据说，张志铭善于从每一个人身上听取意见，在与员工沟通时，他从不打断任何一个人的讲话。而他的工作量大得吓人，“在很多情况下，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即使如此，张志铭在国美频繁的人事调整中，已经“不止五起五落”，以至于有些媒体记者都懒得去记他的职务。但张志铭的成绩也得了应有的回报：他从黄光裕那里分得了一定的股权。当黄光裕再掌国美电器后，张志铭已经积累了不少财富和资源。 
　　张志铭2004年开始担任鹏润房地产总经理，具体运作开发“国美第一城”。据说，鹏润房地产是黄光裕和张志铭两人合股，黄光裕控股。2005年元旦，“国美第一城”开盘销售，取得了巨大成功，给了张志铭不少信心。 
　　9个月后，张志铭成立明天地产，携“明天第一城”公开亮相。明天地产是张志铭100%拥有的房地产公司，年底要在立水桥和昌平分别开发各50万平方米的住宅项目。有意思的是，明天房地产公司的LOGO与鹏润的LOGO十分相近——红黄基色不变，但是没了麦穗，只突出了中间那只大鹏。 
　　黄秀虹以二哥为偶像 
　　对于国美来讲，上海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黄光裕把这片区域交给了自己的胞妹黄秀虹来打理。 
　　从1991年来到北京，黄秀虹从一般的财会人员，迅速窜升到现在的大区总经理，自然难免有人会质疑兄长对她的刻意提拔。但黄秀虹觉得不尽其然，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平台别人也许可以为你提供，但你能力的大小、发挥得好与坏，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黄秀虹认为家族企业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互相之间有一个天生的信任基础；而不好的地方，在于别人总会以一种别样的眼光去看你。黄光裕经常对黄秀虹说这样一句话：“千万别把这个企业看作是自已家里的，不然你绝对做不大。”黄秀虹最欣赏自己二哥的一点，就是他的责任感和宽容度，以及用人的独到之处——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重用一个人，什么时候不该重用一个人，分寸把握得适到好处。 
　　像黄秀虹这样级别的地区总经理，在全国就有十几位，另外集团中部还有一大帮核心管理人员，而她又处在北京这样一个敏感的地方，一丝半点的成绩或者失误，别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让黄秀虹感到压力特别大的原因。   
　　财富新贵(6)   
　　与事业的成就相比之下，黄秀虹的婚姻状况却不尽如人意。 
　　在进入国美不久，一个男孩走入了她的生活。当时国美电器还在创业初期，公司一些重要的职位都是回广东老家招人。他在一次招聘中进入了国美。虽然刚高中毕业，但由于聪明能干，他很快就得到了赏识，成为财务方面的负责人。 
　　后来21岁的黄秀虹嫁给了25岁的他。婚后两人马上有了一个小女儿，这个小家庭渡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可这种幸福的感觉太过短暂，一眨眼的功夫，黄秀虹发现自己的梦想也面临破碎的边缘。他是AB型血，特别敏感，喜欢钻牛角尖；而黄秀虹是0型血，心胸比较宽阔，能够容忍一些别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对别人显得比较苛刻。孩子出生几个月后，本来性格就不一样的两个人，开始慢慢有了磨擦。 
　　那时正是黄光裕事业飞速发展的时候，企业资产在几何级地增长。作为公司的创业元老和公司老板的大妹夫，他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回家后总是埋怨黄秀虹。后来他的这种敏感逐渐演变成一种自卑，觉得黄光裕做得这么好，自己永远都没办法超越，心里的阴影越来越大。 
　　黄秀虹小妹黄燕虹的丈夫张志铭同样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很快从一个很普通的员工做到管业务的副总经理，与管财务的他一下子平起平坐了，于是心里难免有一种嫉妒心理。 
　　黄秀虹也挺为难，因为她不象妹妹那么争强好胜，觉得即使不公平，也应该学会自己去调整心态，尽量不让二哥为难。所以黄秀虹常常劝告自己的丈夫，希望他别太狭隘。但这让他更为伤心，有一次他对黄秀虹说：“你要是对我有对你们家人十分之一好，我就满足了。” 
　　2001年，黄秀虹无法再忍受这种对彼此的伤害，两人结束了仅7年的婚姻。 
　　黄秀虹生性是那种不喜欢交际的人，现在的职务越来越高，再加上前一次婚姻的失败，所以对感情问题很是慎重。她想通过自己10年时间的奋斗，达到自己的事业目标，然后就退出来做一个专职的家庭妇女，在家相夫教子。黄秀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办一个慈善机构，做出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黄秀虹家里几代人都是天主教徒，兄妹一出生就受过洗礼，她觉得冥冥之中总有一种神的力量在召唤她。 
　　谈到以后择偶的标准，黄秀虹觉得最重要的是心胸一定要开阔，要像她二哥那样聪明、能干、细心、宽容，最好还有他那么年轻、帅气。她想起自己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年寒假来北京玩，曾对自己的二哥黄光裕说——我以后要找男朋友，就找你这样的人。 
　　父母亲言传身教 
　　黄光裕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庄，整个村子才300多口人，是个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的丘陵地区。黄光裕一家是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最贫困的一户。 
　　黄光裕小时候，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母亲曾婵贞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黄家有四个兄妹。黄光裕本名黄俊烈，1969年出生，大哥黄俊钦比他大3岁。大妹妹叫黄秀虹，小妹妹叫黄燕虹，分别比黄光裕小4岁和6岁。由于村里可耕地很少，一家人的田地加在一块也就两亩左右，加之当时黄光裕兄妹年纪尚小，所以一家人的生活很困苦。全家主要的收入，就是靠母亲到外面揽一些小买卖，赚取每月十几块钱的微薄收入。家里三天两头出现断钱粮的情况。   
　　财富新贵(7)   
　　曾家的祖上曾在泰国从事很大的生意，经营布料、糖、鱼、豆等等，据说那是曾家在泰国的名气，和如今黄光裕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曾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兄妹小的时候，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兄妹四个分外体恤成天忙累的父母亲，每当大人不在家时，哥哥就负责喂猪，弟弟负责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大人回到家时，家里的事情已经被打理得很好。 
　　孩子们从小知道父母赚钱的不易，有时看到门口有人来卖水果等好吃的东西，他们从来都不向母亲说要买。每当春节，母亲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可他们从来都不用掉，等年过完了，几个孩子又都把钱全还给母亲。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负担，兄弟俩常常一到节假日，便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收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卖，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个两、三块钱。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丝毫阻拦，并从外面借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现在儿女们都已经长大成材，但母亲也没有闲下来。她管理着鹏润底下一个名为国美投资的公司，负责鹏润集团办公物资的采购。而黄光裕的父亲，有时到小儿子黄光裕的鹏润集团做些事情，有时又跑到大儿子黄俊钦的新恒基公司做事。在黄光裕眼里，两位老人做生意纯属“玩票”性质，为的是老有所乐。 
　　而在2005年1月，母亲代表黄家和国美电器向海啸受灾国捐赠1000万元（其中黄光裕家族捐赠700万元），被中国红十字协会授予红十字会最高荣誉奖章。母亲说，看到海啸后孤儿流离失所的情况感觉很痛心，于是发起了这次名为“给孤儿一个家”的捐款活动。 
　　个人小档案 
　　姓名：黄光裕（原名黄俊烈） 
　　职务：国美电器集团、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鹏润投资集团主席 
　　出生：1969年5月 
　　籍贯：广东省汕头市凤壶村 
　　学历：初中肆业，1988年至199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院 
　　主要产业：电器零售、房地产 
　　主要经历：1986年，黄光裕和黄俊钦一道，带着4000元钱从家乡北上，到内蒙古做贸易，不久转战北京，并用3万元贷款承包了北京珠市口东大街的国美服装店。很快他又由做服装转向当时非常抢手的家电行业。1987年1月1日，黄光裕正式打出了国美电器店的牌子。1996年进军房地产市场，2004年国美电器成功在香港上市。曾两次蝉联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榜首。 
　　兰世立能飞多高？ 
　　“封杀令”下的东星航空何去何从？ 
　　一个全球亏损的行业，一个被国有企业垄断几十年的行业，一个两年前才被国家政策撕开口子的行业，一个至少需要8000万才能进入门槛的行业，对于这样一个高风险高投入行业，民营企业的进入是馅饼还是陷阱？ 
　　从2005年第一架民营航空飞机正式起飞，到现在已有15家民营企业拿到航空“准生证”。它的意义远不在于一家公司的成败，而是一个行业的商业模式、管理思维、竞争态势都将被深刻改变。   
　　财富新贵(8)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进步。东星航空老总兰世立10天所经历的“封杀”近乎于灭顶之灾，绝不是偶然。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必然反应。整个新闻事件提醒我们的企业家，一个看上去很美的东西，你是否看到里面无数意想不到的隐性障碍。毫无疑问，如何应对政策和市场的不成熟，考验着民营企业家的应变能力。 
　　不管这些民营航空其中有多少将来可能成为“烈士”，但他们存在的本身，意味着一股新生商业力量的崛起，标志着一个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在东星集团总裁兰世立办公室的墙壁上，分别挂着三幅画： 
　　一幅是武汉光谷中心花园的效果图。该项目位于武汉东湖开发区，总开发面积42万平方米，东星集团于2002年拿下这块地皮，但到2005年下半年才开始动手修建，预计总投资达到20亿元人民币，目前一期工程还未封顶。 
　　还有一幅是位于湖北省钟祥市的明显陵照片。当年，明嘉靖帝不惜花费40多年时间，组织几万名劳力为其父母修建的显陵，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皇陵之一。2002年，兰世立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那里得知湖北钟祥竟然还有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显陵，于是在2004年，他决定投资2.7亿开发明显陵，以换取明显陵景区40年的经营权； 
　　最后一幅是一架正在蓝天白云间遨游的飞机。2005年11月27日上午，兰世立在武汉香格里拉饭店的汉阳厅正式宣布，将租赁、购买20架空客A320飞机，总资金达120亿元人民币，并且不需要国内任何银行的哪怕一分钱担保。此番豪举让各级政府部门和众多同行目瞪口呆。2006年5月19日，标有“东星航空”字样的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腾空而起…… 
　　站在这三幅画前，兰世立很自豪，称这是他40岁人生完成的“三大杰作”。 
　　兰世立在商业操作方面的手段之高超与大胆，让人不得不想起另外一个以大胆著名的企业家牟其中——1991年，牟其中用500多节火车皮的国产轻工产品，换来俄罗斯4架崭新的图-154客机，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而15年之后，兰世立没花一分钱，也没有任何银行担保，仅靠一张嘴，便弄来20架崭新的空客A320飞机。 
　　当然，兰世立也有与牟其中截然不同的地方：牟其中不改“投机倒把”的本性，等飞机抵达成都双流机场后，他转手便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赚了1亿元人民币；但兰世立显然不在乎这点“小钱”，这20架飞机凝结着他的产业理想,是他整个产业链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瞄准的是中国潜力巨大的航空市场。为此，东星航空公司已投资人民币5.5亿元，在紧靠武汉天河国际机场的二期工程征地1000亩，用来建造停机坪、航材库、维修中心、办公大楼及飞行员、空乘人员公寓等。 
　　经过数年时间的努力，兰世立终于“飞”了起来。他能飞多高多远？这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 
　　90亿腾挪空间 
　　20架飞机、120亿的巨额资产，每架飞机每天至少30万的运营成本，另外还有昂贵的航材、人工、地面基础建设等诸多费用，兰世立吃得消吗？   
　　财富新贵(9)   
　　兰世立对此似乎胸有成竹：120亿的订单，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破天荒地免去银行保证，而与空客的购机协议又获得了欧洲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保证，实际压力并不大。因为飞机不是一次性到，所以钱也不用一次付。如果按照每架飞机平均6亿元、分10年付款的方法计算，第一年东星只需掏出1.8亿元，以后每年的支出逐步上升，第6年至第10年间达到最高的12亿元。兰世立巧妙地将短期支付和长期贷款结合运用：由欧洲出口银行提供60亿元、15年期限的长期贷款，东星集团将这笔一次性到位的资金分5至10年分期分批支付给空客，这样，兰世立在这段时间内是没有任何资金压力的。 
　　如果航空公司运营发生巨额亏损怎么办？兰世立测算，每架飞机每年的租金、运营费用和其他费用正好为三个3000万元，加起来近1个亿。让他充满底气的是竞争对手公司的一组数字：拥有8架飞机的东航武汉公司去年营业收入12.5亿元，拥有10架飞机的南航湖北公司，去年营收为17亿元，大概一架飞机一年的营业收入为1个亿。兰世立估计，东星航空能在3年内持平、5年后争取盈利。 
　　兰世立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没有一分钱营业收入，三五年内赔3、5个亿，我可以依靠东星集团的旅游和房地产、公路收益来补贴，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兰世立认为，目前他有五大主业——旅游、房地产、公路、航空和电信，各个产业都准备支持航空公司发展。 
　　但我们细细研究东星集团的产业链，发现很多地方还需要不断地“烧钱”：东星集团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附近那1000亩土地的5.5亿元；钟祥景区计划投资近3个亿；武汉光谷中心花园估计投资20亿…… 
　　另外，兰世立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在胸中萌动——那就是通信产业。兰世立透露，因为刚拿到国家的经营许可证，而且东星航空刚刚起步，所以通信方面只是做些前期准备工作，只等航空公司一步入正规，他便会“调转枪口”开始进军通信行业。当然，这方面的投资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很多迹象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星集团在现金上的“捉襟见肘”：去年因为资金一度紧张拖欠工资，从而爆发了一二百人离职的事件；东星国际旅行社的收购和扩张计划，也因为要全力支持东星航空而暂时放慢脚步；另外，有人分析，航空其实并不是东星集团的软肋，真正的“命门”是跟旅游航空八杆都打不着的光谷中心花园。“光谷中心花园去年下半年才开始启动，这已经错过了此番房地产盛宴的最佳时机，销售情况自然一般。而且光谷中心花园是一个综合性不动产项目，其中占据相当比例的商业地产部分更是处在泡沫之中……” 
　　兰世立对公司的现金情况颇为自信，强调自己的负债率才不过区区的7%：“我30多亿资产，贷款不到2个亿，正常企业70%的负债也合理。” 
　　兰世立介绍，今年东星的一个地产项目就有30个亿的营业收入，加上欧洲出口银行提供的60亿元长期贷款，已经留给他充足的腾挪空间了。兰世立觉得自己和奥凯航空等其他民营航空公司是有区别的：“他们没有大企业的实力、资金和背景做支撑。”   
　　财富新贵(10)   
　　20架飞机“豪赌” 
　　在东星航空的第一架飞机上天之前，兰世立突遭行业封杀——2006年5月15日，国航、南航、东航、海航、上航、深航、厦航和山东航空等8家航空公司在南航湖北分公司大楼上召开会议，会上宣布了四条禁令：各代理点不准销售东星机票；不允许东星航空机票签转联程；各旅行社不允许帮东星订票；各景区驻汉办事处不得帮东星订票。 
　　“他们准备把我们掐死在摇篮中！”兰世立对此十分愤怒。10天后，因为主管部门及媒体的压力，8大国有航空公司宣布取消禁令。但此次“封杀事件”，突显了航空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据有关资料显示：武汉空港的旅客吞吐量1997年为280万人次，在全民航系统排名第9位，后来一路下滑，到2004年时仅排名第16位，今年预计为480万人次。 
　　在这样一个发展缓慢的市场上，东航武汉公司已经不堪重负——从2002年8月份成立至2004年底，东航武汉公司账面亏损就达8700万元，这还不包括非典时期对其的税收减免和地方政府的巨额补贴。东航武汉公司的巨亏除了营运因素，与武汉航空市场“惨烈”的竞争密不可分。 
　　在兰世立的计划表中，东星航空明年将到位三架飞机。如果以每月最少开支3000万元计算，定员128人的空客A320必须在保证上座率达到80％的前提下，每天三次往返深圳才能达到收支平衡。 
　　兰世立认为自己最大的依托，就是旗下东星国际旅行社遍布全球的旅游和票务网络，一年游客接待量多达27万。兰世立测算，每年至少有13万人乘坐飞机，分配到每天便有300余人。 
　　但兰世立似乎更看重未来武汉航空市场的增长潜力。同样作为内地一线城市的成都和昆明，机场吞吐量都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作为中国中部地区的交通核心枢杻，武汉机场待挖掘的潜力是巨大的。继中国的东西部开发以后，关于中部开发的呼声也愈加高涨。从去年年初开始，“泛珠江经济圈”开始逐渐成型——以湖南、湖北、广西等内地城市为依托、联手港澳等地，辐射东南亚诸国，而武汉在此战略中的棋子位置举足轻重。兰世立用20架全新的空客A320，去“豪赌”武汉未来数年内的快速增长。 
　　当然，兰世立不会“坐以待食”，使出了自己的狠招。第一招是“虎口夺食”。为配合首航，东星推出了“五箭齐发”的旅游产品，其中包括“999元港澳双飞5日游”：只要花999元，就可以得到东星航空公司从武汉往返深圳的机票，还能获得免费的港澳双飞5日游。这比一般的市场价整整低了800元左右。这个产品一面世，便招来武汉市民的“哄抢”，第一天报名便上千人。第二招是“拾遗补缺”。东星将陆续开拓别人没有做过的市场，比如武汉到周边长沙、合肥、南昌、郑州等省会城市，目前没有航班，如果东星航空开通武汉周边航线，将真正做实武汉“枢纽机场”的地位，把武汉航空市场的蛋糕做大。又比如武汉到西安航线，目前商务旅行的客源很少，但两地的旅游资源颇为丰富，是一个值得挖掘的“金矿”。 
　　对于国有航空公司的垄断与打压，兰世立目前只能“忍辱偷生”，悄悄地积蓄自己的力量。“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的那一天，垄断就可以打破了。”兰世立说。   
　　财富新贵(11)   
　　做航空公司“五好分子”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仔细研究过国有航空公司和其他民营航空公司后，兰世立对服务细节上的重视近乎偏执。 
　　兰世立认为，像春秋航空公司的定位有一定问题：“他们希望用廉价取得市场，但中国人既需要低的价格，又需要好的服务。国外做廉价航空，既不提供食物、也不提供饮用水，但中国不一样，价格便宜也一样需要你提供食品。因为顾客的意见太大，春秋航空现在开始提供饮用水了。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非富既贵，尤其是商务舱，对价格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更看重你的增值、衍生服务。”让兰世立津津乐道的，是他全新的空客A320飞机，因为性能好，营运一个星期了也没有任何问题，而春秋航空之所以有麻烦，是因为他们是旧飞机，性能不好，所以取消了几个航班，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 
　　兰世立的目标是做中国航空公司里面的“五好分子”：飞机性能比别人好、飞机外观比别人好、机内配置比别人好、服务比别人好、餐饮比别人好。 
　　在武汉天河机场，东星航空已经到位的两架紫色飞机煞是扎眼。兰世立对自己的特立独行很是得意：“飞机凭什么非得统一是白色？在上面画一条红线就是东方航空，画一条蓝杠就是南方航空，画一只鸽子就是中国国际航空。但我们的飞机是紫色的，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让人看了有一种想上去的欲望；传统的空姐服装，无非是一件衬衣套一件马甲，头上再戴一顶帽子，而我们的空姐每个人有五套服装，有宫廷服装、欧式服装、旗袍，旗袍可以根据空姐自己的喜好挑选颜色。空姐是一个梦想、是一个美丽的代名词，不能搞得太呆板。她们需要向乘客展示一种美，乘客则在兴奋当中很快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另外，春秋航空是在正常的座位上又加了几十个座位，而我们是拆掉几十个座位，而且我们全部用的是真皮坐椅，大家一坐上去，就会感觉特宽敞、豪华。” 
　　兰世立介绍，自己这些怪招曾招致几乎所有人的反对：“连空中客车都很奇怪，觉得我们太大胆，说你把飞机弄成这种颜色，大家会接受吗？其他同行也说，他们是外行，根本就不懂，飞机只能涂成白色，涂成其他颜色会反光不好，会增加重量，会增加耗油量大。难道紫颜色的油漆就不是漆？后来经过测量，紫颜色漆重量更轻。还有无数个专家跳出来说，真皮椅不好清理，而且增加了费用，增加了重量。真是好笑。” 
　　首航飞深圳时，兰世立便急不可耐地坐了几回自己的飞机，他介绍：“我参加了几个航班的飞行，大家反应非常好。有人说，这是最豪华的飞机、最轻松的旅程，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但他也承认，毕竟经验不足，空乘人员在遇到有关问题时处理得还不是很完美。 
　　对外界关于东星航空搞低价竞争的质疑，兰世立一口否定：“其实我们的机票比他们还高一点，高约5%。”对于价格高的理由，兰世立认为“好东西不可以贱卖”、“五星级的不能当三星级的卖”。“我每年坐200多次飞机，但从来没有哪个航空公司给我打过一个电话。竞争不能只搞降价，而没有高层次的竞争手段。你看百事可乐、可口可乐，他们竞争那么激烈，但从来不打价格战，大家在竞争中一起成长和提升；你看我们国家的电视、冰箱，都在低价竞争中互相打趴下了。”   
　　财富新贵(12)   
　　“学习力”第一 
　　在接受完采访，和记者共进午餐时，兰世立叫上了一位第一天到集团总部来上班的新员工。兰世立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位“海归”：“我把她从家乐福挖过来的……”对国际性人才的渴望溢于言表。面对自己旗下日益庞大的产业群，兰世立觉得自己最大的软肋是管理人才的缺乏。 
　　兰世立的人才观很特别：“我不太注重他的经验，也不要多高的学历，最重要的是看他的观念和思想，要善于学习新东西。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学；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干。”兰世立介绍，原来他刚开始做旅行社时，曾经请了很多有经验的人来做，却一直做不起来。“你给他灌输新东西，他老是拒绝。当时我要在车上喷上颜色和公司名字，他们全反对，说这样没人租你车了。后来我没办法，让他们靠边站。”后来再招聘时，凡是有旅游经验的兰世立一概不要。这在当时引发了大讨论，都说兰世立疯了。但兰世立坚持己见：“他们这些人学旅游时，都是一些老夫子、老学究教的，他们怎么会懂市场？原来的导游开口三句话：大家好，我姓刘，大家叫我小刘好了……全中国导游都是这三句话，气得让人没有办法。比如介绍武当山，他们会说：在封建的旧社会怎么怎么样，现在旧貌换新颜……真让人气得吐血。武当山其实是历史的精华所在，如果没有道教，会有武当山的名气吗？后来的导游词都由我来写，不去搞那些陈词滥调。” 
　　兰世立掏出自己的名片向记者介绍：“尽管企业百分之百是我的，但我从来没有以老板自居。这是一种境界。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总裁，不是董事长。我是以一个企业的经营者身份出现的，企业的所有权先放在一边。”他喜欢为自己干事的员工：“企业几千名员工，他干吗非要为我来做事？他神经病啊！别人为你打工？你以为你是谁？他首先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发展、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能不能得到实现！一个员工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如果得不到相应的回报，那就是管理人员的失职。我们不要你讲奉献，只有你的收入高了，才有可能提高生活质量、才有可能养活妻儿老小。我们强调个人的需求。” 
　　为了寻求“猛士”，兰世立的奖励方法让人血脉卉张，“有一年发年终奖时，我拿了几百万现金摆在几位优秀员工面前。谁成绩如何？该拿多少钱？我都会给他一袋子现金”。他认为这样做对激励员工会更直观、更有效、更刺激。 
　　听东星集团一位员工介绍，兰世立有一个很大的嗜好——常常喜欢召集成百上千名员工进行长时间的演讲和对话。这样会不会太辛苦？兰世立却坚持认为这种方法是和员工最有效的沟通方法：“我要把我的观念讲给每一个员工听，因为传播渠道再通畅，传到下面也会面目全非了，不如我直接和他们沟通。我们一遇到什么大的问题，我就会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到武汉大礼堂去讲。讲话不光出成书，而且全部放在网上，让所有的人来看。我认为，只有坦诚的人才可能成长。我觉得，有些问题提出来并且解决了，就没问题了，如果让他们在下面传，可能会影响大局。”   
　　财富新贵(13)   
　　求才似渴的兰世立，却很喜欢“独裁”的感觉，认为用简单的民主办法啥事都做不成。“有些人觉得我很独裁，其实我很民主——一个重大的决策出来时，往往征寻很多人的意见。开一个小时的会，往往前面50分钟我都在听别人在讲，我一声不吭。但最后如果决定了，就得执行。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我最反对投票表决的办法。那是最愚昧的做法。大家都有眼光，大家都当总裁好了。民营企业要把股权分给管理层，那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从做车队、做房地产、做航空公司，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认为风险太大。如果这些人都有股份，他们不同意，我就做不了。像CBD光谷、钟祥风景区、东星航空公司，这是我的三个杰作，如果实行民主都不可能办成。比如这次我推出旅游套餐时，我决定旅行社这方面不挣钱，利润全给航空公司。如果有其他股东，他们肯定不会同意。股东多，会影响到企业的决策。像英国最好的航空公司——维珍航空，在上市后，创始人布兰森提出的所有意见，股东都不同意，结果公司业绩一直下滑。一怒之下，布兰森又把公司股份买回来，维珍航空又成了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 
　　显然，兰世立对人才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甚至矛盾的。他认为一个企业应该由企业领袖来主导，需要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漫长过程，才可能出现一个精英管理团队。他甚至觉得“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是很可笑的”：“改革开放才20多年，企业的创始人才做了十几年，我们能指望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企业？我们自己都经验不足。真是荒谬！” 
　　如何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能用的、又能信任的人才，是兰世立目前竭尽心智考虑的问题之一。 
　　解决“帽子”问题 
　　在湖北，兰世立显然是一个有争议性的人物。记者在武汉采访期间，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传言，比如：前不久在湖南被抓，他把当地银行的钱都贷光了等等。虽然后来证实并不是事实，但也一定程度反应出兰世立在当地的“不得人缘”。 
　　兰世立一位多年的部下为他鸣不平：“湖北人在湖北出不了名，湖北人不认可湖北人。像兰总做得这么大，但去年的湖北十大企业家都没评上！大家在排斥他。” 
　　关于兰世立和政府的关系，记者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特别好；一种是说很不好。兰世立回答：“两种说法都正确。我做航空公司，省、市政府都很认同，但有些部门也存在着关、卡、压的现象，有时一个小办事员就能卡死你。我不停地去和省领导、市领导阐述，一个航空公司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推动有多大。我说你们每天招商引资，为了几个亿都得出面请人家吃饭，多辛苦？我一架飞机就几个亿，20架飞机就上百亿，而且这都是全优的资产，每年可以带动五六十亿的GDP增长，光税收一年就交几千万。什么企业有这么好的效益？南航在湖北50年，才10架飞机，并且有8架是旧的；东航在湖北20年，也才10架飞机。但我只需要3年，就能带回20架飞机。这相当于他们的30架，因为我全是320全新的大飞机。” 
　　相比前几年的“孤傲”，这两年兰世立去政府部门跑得勤快多了。“我不讲他们不知道啊。他们都觉得不可理解，就凭你兰世立，就能让世界那么多五百强都到湖北来吗？虽然你是湖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虽然你是福布斯富翁排行榜的人物。后来，包括空客等世界航空巨头的人来了后，他们才相信了。”   
　　财富新贵(14)   
　　兰世立对当地政府和银行的某些做法似乎有点伤心：“中国的银行永远是‘晴天送雨伞、热天送炭火’，他们不知道和企业一起成长。和我们直接合作的，有8家世界500强，包括世界最大的民用空机制造商、世界最大的客机租赁商、世界最大的航材供应商、世界最大的飞机维修公司。这次，美国花旗银行会对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考查，但国有银行却害怕风险太大。真可笑！人家把一百多亿都放到我这里了，你贷一两个亿还有风险？国家外汇储备那么大，但我这次租买飞机却没用上，这是我感到特别遗憾的事情。我们只能用外国人的钱，这对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应该值得反思。”兰世立希望通过媒体呼吁：在政策上给一个公平的环境。首先要解决帽子的问题，他们带红帽子，我们带黄帽子，肯定会出问题。 
　　但兰世立的“大胆”与“冒进”也颇让人吃惊。在他没花一分钱从国外拿下120亿人民币的巨额合同时，各级政府的很多官员还根本不知晓，甚至有些人听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在空手套白狼。此前，中国向国外订购飞机通常都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飞机订单是中国外交平衡的一张牌，而东星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租赁或订购如此多的飞机，国家有关部门竟然不知情。据悉，后来兰世立还专门去国家发改委补了一纸批文，“履行了一个必要的程序”。 
　　做大事，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兰世立想飞得更高更远，当地的舆论环境、和政府的关系，恐怕是他得花费不少精力去改善的。 
　　个人小档案姓名：兰世立职务：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出生：1966年籍贯：湖北省武汉市学历：武汉大学经济系主要产业：旅游、房地产、航空等主要经历：1991年创建东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东星集团前身），1993年创建东星国际旅行社，2005年6月筹建东星航空公司获民航总局批准。他先后涉足酒店、房地产、交通、旅游等数十个行业。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民营国际旅行社，机构遍布北京、上海、深圳、武汉、香港、澳门、新加坡，并拥有中国最大的豪华旅游大巴车队。兰世立本人持有东星集团95%的股份，官方数字称其家产达20亿元人民币，2005年《福布斯》名列为中国富豪榜第70名。 
　　“富翁失语者”周建和43岁38亿身家神龙不见尾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现在形形色色的财富排行榜让中国部分富翁“无所遁形”。其中，有些在上榜之前已经名声在外，如希望集团的刘氏兄弟；有些原来极少曝光，但上榜后却借机发力，搞得“天下无人不识君”，如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太平洋建设集团的严介和；有些即使上了榜，也一样深藏不露、神龙见尾不见首，如新恒基集团的黄俊钦。比黄俊钦更神秘的富翁，非香港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建和莫属。 
　　在2003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名单上，周建和以35亿人民币名列第12名；在2005胡润中国百富榜上，他又以38亿人民币名列第29位。但提出这个名字，知道的人甚少，见过他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在互联网上，他是典型的“三无人员”：没有任何一张他个人的照片；没有任何他发表的言论；没有任何一个记者采访过他。   
　　财富新贵(15)   
　　他为什么这么神秘？ 
　　提起周建和名下的产业，在业界却几乎无人不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其投资并经营的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此商场引进日本SOGO百货集团管理模式，是北京市目前单店面积最大的百货商场；其在香港铜锣湾的崇光百货商场，位于香港岛所谓“金箭咀”的黄金购物地段，是香港业绩最佳的百货公司；在武汉，周建和除了开设有崇光百货外，还通过收购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当地最著名的百货商场——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 
　　根据庄胜提供的资料显示，香港庄胜集团历经15年探索，逐渐形成了以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三大产业板块为核心，集国际贸易、信息科技、物业管理、地产中介、餐饮娱乐、建筑规划与文化传媒网络等各项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现在，庄胜集团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38家，遍及美国、日本、欧洲、南美洲、东南亚、港澳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又以中国大陆为投资核心。 
　　自1992年进军北京以来，该集团在北京地区的总资产逾50亿元，净资产30亿元，未来总投资超过百亿。该集团在北京地区拥有的知名企业或资产有：北京庄胜广场、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北京隆博广场、紫金宫饭店、潇湘会所和北京庄胜丽晶酒店。 
　　企业迅猛的发展势头和周建和本人极其低调的作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为什么潜伏得如此之深？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发家之秘 
　　第一桶金累积得短暂而快速 
　　资料称，周建和1963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一个农民家庭。但据他的一位老乡介绍，周建和其实是城市户口，不过他母亲曾在乡下的某所学校教书。周建和高中毕业后，便进入了当地的供销社工作。 
　　周建和的父亲是双峰县农贸公司会计股股长，曾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大约在1985年左右，周的父亲退休，公司领导答应让他三个孩子中的一个顶职。于是，周建和来到了县里的农贸公司。该公司主要做再生资源回收以及一些农副产品的采销。 
　　在他的一位同事眼里，周建和是一个特别会和人打交道的人，年轻时就很大度、有气量。和朋友出去吃饭时，只要他在场，几乎不用别人付钱，即使身上没有钱他也得借钱去买单。 
　　大约在1986年左右，周建和不再安于现状，从公司里停薪留职“跳下了海”。他先用公司给的一万块钱“安抚金”开了一家做服装的小门面。在赚了一点小钱后，他又开始做兔毛生意。后来，他在原单位的什么关系都不要了，跑到广州去做纺织品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贸易，生意最后做到了香港、秘鲁等地，他也于1989年加入了秘鲁国籍。 
　　而据庄胜公司网站的资料称：周建和于1990年1月回香港成立庄胜有限公司，组织国内生产物资出口至东南亚与欧美市场，他本人也取得了香港身份证；1992年11月，周建和应北京市赴港招商团的邀请，来北京成立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与宣武门地段的旧城改造项目，负责开发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占地25公顷的地段。   
　　财富新贵(16)   
　　可以看到，周建和从1986左右下海，到1990年以外商的身份再回来，他第一桶金的累积是如此短暂而快速。关于第一桶金来源，记者听到的有三种版本：一个庄胜公司的正式说法，当时做的是对外贸易；在他家乡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周建和当时在股市赚了一大笔钱，集团取名“庄胜”，便有浓烈的股市味道；最后还有一种比较尖锐的说法，认为庄胜集团还有其他不想为外人知道的业务。 
　　这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外界不得所知。 
　　经营之秘 
　　他从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 
　　北京庄胜是香港庄胜集团在内地机构的中心，是北京市第一家大型中外合资房地产公司。庄胜最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并在北京创造了“庄胜崇光商业新时代”。有人评价，“周建和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开了一家错误的店，结果却赌赢了”。 
　　庄胜的发展已经成为宣武区政府城市改造最重要的业绩。而周建和鲜有的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在宣武区的一次城市发展的活动中，周在有关领导的授意下，代表香港投资者做了一次肯定投资环境的发言。 
　　但据知情人介绍，周建和在内地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北京、武汉、上海、湖南等地的投资，都曾遭受过种种磨难和非议。 
　　在北京，总投资100亿元的庄胜城，2004年底因拖延交房而被业主集体诉讼，成为当时北京最大的交房纠纷案；而庄胜集团在2005年底热销的“庄胜南馆”商业地产项目，因为“售后反租”这种方式而受到质疑。2005年12月开始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帖子《庄胜投资合算吗》中，作者称：“据从北京有关部门了解到，现在的南馆以及后面的土地，已经被他们抵押出去，据说抵押了10个亿，已经三年了，而且到本月的16号就到了还账的时间。” 
　　关于庄胜集团资金链紧张的传闻，在采访中得到了侧面的证实。据著名房地产行销专家邓智仁介绍，1994年非典时，他所拥有的北京信达行房地产顾问公司“连续六个月一毛钱都收不到”，周建和于是找上来门来，并且答应注资信达行帮他度过难关。后来，邓智仁改变了想法，放弃了强弩之末的信达行，只身前往上海帮周建和做一个超大型地产项目。 
　　上海的项目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下来。2005年7月，周建和又把邓智仁请了回来，因为当时的庄胜二期麻烦不断，经历了很多风雨挫折，周急需邓这样的行销高手“救场”。周建和开出的条件十分优越：除了正常的待遇外，还在完成任务后给予1200万到4000万的巨额奖金。但周建和要求完成的任务极其艰巨：单价要高（均价高达3万多元/平方米）、总价要高（16-18个亿）、速度要快（2006年7月要开业，只有一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周建和当时对资金的需求是颇为强烈的。 
　　由于当年从北京“败走”，又有周建和的“知遇之恩”，加之巨额的奖金刺激，邓智仁决定北上，“为荣誉、为友谊、为金钱”而战。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庄胜南馆从2005年9月1日开始销售，短短3个月时间就完成6个多亿的销售，并且90%都是一次性付款。   
　　财富新贵(17)   
　　但随后，邓智仁在销售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向周建和提出辞职，说了7次周才真正相信。按邓的说法，他在巨额奖金即将到手时离开，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在回报周建和的情义。当然，这5个多亿的销售资金，的确是对周的最好回报，一下子大大缓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周建和的资金紧张，与他在其他地方投资受挫是密切相关的。在上海，庄胜集团从2003年初开始启动了上海松江新城交通枢纽区。该项目包括一座城市铁路交通枢纽、一座总面积47万平方米的华南地区最大Shopping Mall、一个占地面积38公顷的住宅小区，总投资约为150亿。周建和当时力邀邓智仁来参与的即是这个项目。但因为股东之间的意见不一致，作为最大股东的周建和，和另外一个股东、也是他一个在上海的好朋友吵翻了，再加上其他原因，项目最后停了下来，一直没有起色。据称，周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 
　　在武汉，庄胜集团与游子乡集团于1999年合资成立了易盈公司，购买了游子乡大厦B座商厦，随后由庄胜集团单方出资1.2亿元筹建武汉庄胜SOGO百货商场，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全国扩张计划。但事与愿违，2000年底武汉庄胜SOGO开业当日，竟然出现了数千群众围堵商场的场面。原来合作方——游子乡集团借开发建设游子乡大厦的名义，于1994年至1998年间从事了长达4年的非法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达1.7亿元，致使商场开业后终日被追讨集资款的集资户围困，无法正常营业。到了2002年4月，庄胜公司占45%股份的易盈公司所合法拥有的物业被武汉市公安局作为游子乡案件的证据予以扣押。 
　　数年中，庄胜和武汉市政府一直处于胶着状态。2003年9月，周建和通过庄胜集团全资子公司盛世投资收购了香港德信控股51.05%的股份，从而获得武汉广场购物中心49%的股权。据知情人透露，在收购后审计时突然发现了一笔高达１亿多元人民币的隐匿债务。为此事，记者曾向庄胜集团一位高层求证，这位高层称：“武汉的损失已经弥补回来了。”至于周建和到底是如何从这一个个“陷阱”中跳出来的，外界仍然不得而知。 
　　湖南的另外一位资本大佬刘虹出事之后，湘西州政府曾找到金六福的吴向东、新华联的傅军，还有庄胜集团的周建和等几个湖南出生的大老板，想让他们出面收购酒鬼酒。在亲近周建和的人眼里，周的商业感觉特别敏锐，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认定对方诚意不够，观念相对滞后，管理成本会很高，于是放弃了收购。 
　　2005年6月和12月，周建和又分别以602万美元和7088万人民币收购了娄底市工程公司和大建煤矿。其中，大建煤矿挂牌起投价为6188万元，周建和多付出将近一千万，但仍被人指责为“侵夺国有资产”。一位接近周建和的人士透露，周为此很为恼火，将了另外一位娄底市老板一军：现在把它转让给你，你要吗？周对身边的人称，自己回家乡来投资，根本就没想着要赚多少钱。 
　　为人之秘 
　　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 
　　周建和低调，却不小气。和周建和很亲近的朋友透露，他这几年悄悄地做了很多公益事业，但从不愿意声张，更不愿意留名。   
　　财富新贵(18)   
　　经过记者查证，在去年的一份《娄底日报》上，有如此一段记载：“富有爱心和赤子情怀的周建和，致富始终不忘报效祖国，始终不忘回报社会和家乡：他倾情为北京申奥成功、为七运会和湖南灾区捐款500万元；为娄底市、双峰县发展教育和文艺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他主动为政府分忧、为企业解难，先后收购了市内两家企业……”双峰县一所他捐助修建的体育馆，本来要命名为“周建和体育馆”，也被他制止了。 
　　周建和的家乡双峰县是全国有名的书画之乡，涌出了闻名国内外的大家，但一些书画家在成名之前往往缺少资金举办展览。闻名海内外的已故花鸟画家王憨山，到北京中央美术馆来办画展，曾求助过周建和。周对他说：我不要你的画，也不用挂我的名，你还差多少钱？我来出。后来周赞助了4万元。而娄底市双峰县一个叫曾彩初的老校长，周建和为他捐助了150万办画展，并帮助出版《曾彩初艺文集》。 
　　在娄底市广播电视报上，曾有一位自称是他老师的人，写了一篇叫《商界骄子的文化情结》的文章夸奖周建和，但他对这种赞誉表现得很淡然。 
　　也曾有传言，周建和为北大法学院一次性捐助1000万元，当时他周围好多人劝他宣扬一下，同样被他拒绝了。记者费尽力气，才在北京大学新闻网上，查到发于2004年10月29日的一则消息。消息称：“今年恰逢法学院百年院庆之际，在新法学楼建设的过程中，庄胜集团慷慨解囊，捐资1000万元，体现了其对教育事业的热心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捐资证书”，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向周建和颁赠了“北京大学杰出教育贡献奖”铜牌。 
　　对于周建和的这种超常低调，也流传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周建和的朋友认为，这是他性格如此，信奉多做事少说话的原则，从来不喜欢张扬。据说，周之所以收购家乡的煤矿，是因为那里的生产技术含量太低、安全系数太低，他看了心痛，甚至花重金专门为此请来了中科院的两位院士，以及一位全国煤炭权威专家前去考查论证，证明瓦斯事故不是天灾，完全是人祸，是可以控制的。他说，如果为了利，我完全不用来家乡投资。 
　　而周建和这位亿万富翁的朴素，也是出了名的。他住在宣武区一个很平常的居民小区里，开的车也很一般。夏天，他经常一个人穿着背心到街上的小店里去吃面，因为反正没有人认识他。邓智仁有次“取笑”自己的老板：我住的房子比你强多了，你开的车也是我不会要的。 
　　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周建和的这种不张扬，可能是因为创业初期曾犯下过“原罪”，并且现有的地产和商场并不是庄胜集团最主要的收益，他在许多领域的发展情况其实不被外人了解。 
　　不管是因为性格原因，还是因为避讳“原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周建和的确算得上是一位典型的“富翁失语者”。并且，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缩影——他们出身低微，行事低调神秘，但又坚忍不拔、敢于闯荡拼搏。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到处暗藏着陷阱，他们稍有不慎便会跌入万劫不复的地步，但凭借着一些正常的、超常的、甚至是非正常的手段，他们避开风险走到了今天。   
　　财富新贵(19)   
　　当然，随着自己企业一天天社会化，他们的“失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们个人拒绝进步的表现。不管这是源于心虚或是个性的缺隙。 
　　个人小档案姓名：周建和职务：庄胜集团董事局主席出生：1963年8月籍贯：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杏子镇学历：高中毕业主要产业：房地产、大型零售百货、酒店主要经历：2004年9月，为人低调的周建和因为公告全面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0758-德信控股)而进入公众的视线。周氏旗下的庄胜集团，是北京最早的房产开发商之一，已于2003年完成了庄胜城的一期工程。庄胜城总投资100亿元，成为北京最大的住宅与商业中心，其规模已打破了先前李嘉诚在北京的投资纪录。周建和曾是其家乡一家供销社的职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纺织品贸易，并于1989年成为秘鲁公民。1990年，他在香港注册了公司，不久开始进军北京房地产。迄今为止，庄胜为人熟知的旗舰项目，是于1998年建成的北京崇光百货。“崇光”这个日本品牌已有170年历史，而庄胜拥有其在中国的唯一使用权。     
　　第二部 沙场老兵   
　　沙场老兵(1)   
　　他们的产业多限于传统的制造业；他们的事业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们的财富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抠出来的。 
　　这决定了他们矛盾的性格——自信而多疑，极度老练却又有点固执。于是吴瑞林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张继升和张文中总在学者与企业家两种身份之间摇摆，徐立华则一直努力地收敛个性的锋芒、学会平衡的艺术…… 
　　对于他们来说，生命中有一份永远摆不掉的责任感，以及因此带来的沉重。 
　　吴瑞林的“四心”人生 
　　“侨兴系”崩紧家族链 
　　听说过侨兴的人不少，但知道吴瑞林的人不多。 
　　要不是侨兴花3.2亿入主中电通信，惊曝人事大地震，而被媒体炒得热火朝天，那么此前不少人眼里，侨兴不过是一个老牌稳健的电话机制造商而已。然而侨兴发展的超前，让中国最先锋的IT精英们咋舌，因为它是最早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 
　　但侨兴管理手法的原始，让所有管理专家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至今侨兴的最高决策者依然采用“打小报告”的方式掌控员工动态，并自认为“很管用”。 
　　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大，不信任职业经理人，权力近亲繁殖是根本。而坚信“血统论”的吴瑞林在几次引进职业经理人，又几次失败后，最终得出当今民营企业家们的普遍心结：用职业经理人不现实。 
　　中国人平衡的智慧在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究竟用“自己人”做“里子”，还是用“外人”做“面子”，“针”在企业家的手里，“缝合之道”全在自己。 
　　信与不信原本是一线之间。 
　　“老爸，你那套不行了，看看人家海尔模式多棒啊！”门外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手举着几张光碟兴冲冲地跑进屋内，向电视机前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嚷道。 
　　这位中年人接过光碟看了看，就不屑地把它们扔到一边：“海尔模式很好，华为模式也很好，可侨兴却只能靠侨兴模式……” 
　　这位固执的中年人便是侨兴集团董事长吴瑞林，而那位激动的年轻人则是他的三公子吴志坚。 
　　52岁的吴瑞林，2004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开疆扩土”的顺利进行。除了已建成的12万多平方米的第一工业园，同样面积的第二工业园也初见规模，另外占地分别为66万平方米和200多万平方米的第三工业园和第四工业园也正在开山平地。而原来一直困扰吴瑞林的发展资金问题，这一段时间也终于被他妙手化解。据了解，美国两家基金公司一笔2亿美元的巨额投资，这几天已经基本敲定。这像一场“及时雨”，浇灭了吴瑞林紧锁眉头的焦灼。 
　　在饭店的包厢里，吴瑞林手捏“小熊猫”牌香烟，气定神闲地和记者应对着，看不出连日奔波的劳累。话刚开了个头，他便拍着记者的肩膀，谈起正在大踏步推进的“新能源、新材料”战略。 
　　“我自认为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吴瑞林充满着自信，所以对记者关于侨兴管理模式的质疑，尤其对用职业经理人的否定态度固执己见，认为在侨兴发展的特定时期和背景下有十二分的必要。“为什么‘海归派’变成了‘海待派’？就是因为有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抵制！我们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家产哪经得起他们折腾？”   
　　沙场老兵(2)   
　　吴瑞林把自己的笑分为“真笑”和“假笑”两种。他毫不避讳地指着旁边一位中层管理人员说：“我对他笑的时候并不一定很真诚，他们工作不认真时我就笑得假一些；但我对公司里那些扫地、栽花的工人笑得最真诚、最纯洁，因为他们不会犯大的错误。” 
　　晚餐开始后，吴瑞林的话语开始变得稀落起来，有点心不在焉。象征性地吃了点东西后，他起身礼貌地告辞，因为隔壁包厢还有一帮“尊贵的客人”等着他。据说这些客人就是来侨兴考察“新能源、新材料”投资项目情况的。 
　　此后几天再也没见着他的身影，但通过几天的参观、访谈，我们对吴瑞林及他的侨兴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信心——关于个人 
　　“他们最终都败在我手下！” 
　　吴瑞林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海镇。当地最有名的地方是一座叫“安平”的古石桥，全长为2255米，为全国最长的石桥。石桥的中亭有清代石刻槛联：“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小地方、大傲气，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全国著名的侨乡，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出位意识。为什么要出人头地？吴瑞林答道:“别人对我不好我才这样，当地人对没钱的人有歧视的习惯。” 
　　他曾讲过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乡下每到农忙时节，总有人挑着各种小物品在田间垄头穿行叫卖。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到他们队里，唯一客客气气地叫到身边一起喝茶聊天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货郎。这给十几岁的吴瑞林很大的刺激，立志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做一个叫人瞧得起眼的货郎。 
　　而最让吴瑞林刻苦铭心的，也许是17年前的那次举家“出逃”：1985年，他辛辛苦苦创办的服装厂因为被骗跨掉了，并且背负了巨额的债务。笑脸相迎的左亲右邻一夜之间形同陌路，就连孩子们在学校的座位也从第一排调到最后一排去了。“老子英雄、儿子好汉；老子狗熊、儿子滚蛋”……这种压力迫使吴瑞林不得不在大年三十的夜晚“出逃”。 
　　问及那晚的心情，吴瑞林不愿再深谈：“不说那些小人了！他们最终都败在了我手下！”他面露讥讽之色，“他们最厉害，我们是笨蛋！现在怎么样？有的在香港还开着一个士多店，在偏僻的角落，三米宽、五米深的一个店面，而我在香港有整栋的写字楼、整座的工厂！怎么还去和这些人比？” 
　　泉州人多为渔民，自古过着“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渔猎生活。所以有人评价，这地方出来的人好赌——打渔的时候你一网撒下去，也不知道到海底下到底有多少鱼虾，完全凭经验和手气。吴瑞林对这种观点十分赞同：“你能不赌吗？我们都是这样赌出来的！” 
　　既然赌就有输有赢，38岁之前的吴瑞林遭受了数不清的挫败。在二儿子吴志忠眼里，成功的父亲也因为想法太超前，有过多次“荒唐”之举：比如十多年前中国物价不稳定，他马上囤积了好多车大米，结果粮食并没有紧张起来，米却霉掉了；比如今年SARS恐慌期间，他高价从外地购回一车醋，结果车还没到家，大恐慌已经过去了…… 
　　在员工眼里，吴瑞林有时很容易冲动。前不久广东省人大代表选举，惠州总共有6个候选人，但只有5个名额。吴瑞林自以为“稳操胜券”，因为在惠州他是6个人当中唯一全票当选的，也是唯一的民营企业家。但结果让吴瑞林很不满：他成了唯一落选的人！一气之下，他下令侨兴公司从此以后“闭关自守”——拒绝所有人的来访、采访和考察，准备关起门来搞建设。最后在手下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放弃了这个“不太明智的决定”。   
　　沙场老兵(3)   
　　侨兴的产业是否应该多元化？这恐怕是最为外界关注的问题之一。其实吴瑞林有他长远的念头：他把现在留给儿子们，自己放手去赌明天，即使“牺牲”了也在所不惜。所以吴瑞林大力推进建设的四个工业园，更像四部恢宏壮丽的交响乐，在他的指挥下愈发激越和惊人。 
　　在第二天参观时，我们看到了让人激动的一幕：位于惠州横沥镇的侨兴第四工业园，占地达七千亩，一眼望去见不着边际。很多山都被整座地削平，这些地方将建起集团的行政总部大楼、繁华的商业街和成片的厂房和居住区。前不久的一次职工大会上，吴瑞林激动地说，希望大家在2004年底就能去第四工业园工作和居住，“当你工作累了的时候，就打开后窗拿出鱼杆，往楼下的水塘抛下长线，坐在办公室里钓鱼玩……” 
　　但在这激越的进行曲中，会有什么不和谐的音符跳出来吗？在“老骥伏枥”式的激越表情后面，冷静的旁观者更多看到的或许是日益紧绷的资金链和愈显传统的管理手段。 
　　而吴瑞林最让外人不解的，就是诸如管理员工时收集“小报告”之类的作法：他选了很多文化程度不高但绝对忠心的人充当“间谍”，派到企业的各个地方监督工作，随时汇报“谁偷东西了，谁贪污了”等问题。 
　　这样是否会在企业内部造成相互防范、彼此中伤的不信任气氛呢？吴瑞林不以为然，认为这一招到现在仍很管用，他相信自己的鉴别能力。但吴瑞林并不讳言有“冤假错案”存在，他甚至举例：“我们车间有个管理人员，有人反应他收回扣，我把他弄了出去。他现在自己在外面做贸易公司，每年还提着几瓶酒来给我来拜年……我们不一定是全对，也有错的，只要调整过来就好了嘛！” 
　　忧心——关于家族 
　　“儿子的接班问题是心头之痛。” 
　　在侨兴第一工业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在花园似的园区内，排列着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和厂房。但在园区的一角，却有一座豪华的两层楼别墅。院落里有三五只鸭在戏水、有十数只鸡在争食。大门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耶稣像。进门右走是客厅，墙上挂着吴瑞林和全家人的合影。而在别墅和几乎所有的办公楼门口，都挂着诸如“顺风顺水顺人意，得财得利得大时”之类的大红对联。 
　　也许一家人最惬意的事情，是在每个清晨或黄昏，坐在自家二楼的阳台上，看着侨兴集团如何在日转星移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于是有人激赏：这是以厂为家；也有人担忧：这不是始终把侨兴当作自家的菜园子吗？ 
　　在吴瑞林眼里，自己的夫人是一位质朴的妇女，从不干涉公司里的事。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则“逸闻”：有天深夜10点多钟，车间里仍然灯火通明，吴夫人跑进去一看，有好多工人正在工作。她特别激动，叫来管事的人，让他把所有加班工人的姓名记下来，每人发100元奖金。她不知道这是夜班，要开工到11点多钟…… 
　　当然，吴瑞林担心的并不是夫人的“闲情逸致”，三个儿子的接班问题才是他真正的心头之痛。 
　　大儿子吴志阳从小就跟着他打天下，自然也最为他倚重，所以他派吴志阳“坐镇”北京，主攻集团最为看好的手机业务。但入主中电通信后，吴志阳一直是麻烦不断，其中最让人费神的是公司高层的人事震荡。据说，在当初让薛晨做中电通信总经理的时候，父子两人便持截然不同的意见。薛晨“被董事会秘密罢免”后，紧接着包括财务副总、大客户销售经理、市场部、品牌部、计划部等要害职能部门的高层主管纷纷离去，个别部门的人几乎走了一多半。   
　　沙场老兵(4)   
　　在公关方面，中电通信也留下了不少“败笔”。2003年2月，南京的个别消费者发现自己购买的中电通信CECT928手机屏幕上竟出现一句问候语“Hello Chow”，翻译意思是“你好，中国种的狗”。此事经媒体曝光后，立刻掀起轩然大波，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对民族尊严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 
　　屋漏偏遭连夜雨。2003年8月22日，上海浦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对中电通信价值三百多万美元的手机成套散件未经检验就擅自加工装配使用，处以罚款人民币150.46万元。中电通信不服处罚，在多次沟通无效后，已于2004年2月18日依法向上海一中院提起上诉。诉讼结果其实已经不重要，中电通信无论如何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刚收购CECT时，吴志阳仅带来一名财务和一名助手。但短短的半年之后，吴瑞林便带着集团公司号称“八大金刚”的调研小组，来到CECT总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重组。这次强硬楔入，被外界理解为吴瑞林对吴志阳前一段工作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意。 
　　而同时被吴瑞林寄以厚望的，是三儿子吴志坚一手掌控的加利利公司。这个公司的命名颇有一番讲究：在耶路撒冷城外有一个叫加利利的海，海里有丰富的鱼类，加利利人以捕鱼为生。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福音营销创始人”耶稣便在那里开始了福音的传扬……吴瑞林希望这个公司能把自己的产品也同样传遍每个角落。 
　　但老三却是他最为操心的一个。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吴志坚，因为爱看李连杰、成龙的录像，甚至跑到少林寺去学了几年武术。后来迷上了网络，吵着父亲拿出100万来搞了一个网站，并用中南海警卫的番号命名为“8341”。一年后，吴瑞林又追加了100万，风险投资进来1000万，结果全赔了。 
　　后来吴志坚想读书了，于是去报了个EMBA，进去后觉得“那是骗人钱的，学校根本没有好好开课”，从此断了学习的念头。 
　　这位老三还曾闹过“办公室”事件。集团公司曾请来一位副总裁，主抓集团的大小事务。那时吴瑞林的办公室在总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第二间是吴志阳和这位副总裁在里面办公。但吴志坚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应该紧挨着父亲和大哥一起办公，所以把这位副总裁的办公桌丢到了门外大厅的办公区内，并且连电话都不给安一台，气得这位副总裁一走了之，跑到下面的子公司去了…… 
　　在父亲的眼里小儿子最聪明，所以一直希望他能“浪子回头金不换”。吴志坚在筹备加利利上市的这段时间内，据说的确是废寝忘食、分外卖力。但在2003年年底，在筹备上市工作告一段落后，又出现了“挪用公款”的事件，关于“公子哥”的批评也开始见诸报端。吴瑞林大为光火，一气之下决定把吴志坚加利利总经理的职务拿掉。后来在两个哥哥的全力劝说下，吴瑞林最终收回成命。 
　　据知情人透露，此次动用的钱款达千万元之巨。在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他的答案既模糊又清晰：“你想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什么事情能够挥霍掉一千万元？”吴家兄弟三人感情深厚，最后每人都赔了几百万元。   
　　沙场老兵(5)   
　　据说，前一段时间曾一度在媒体爆光频繁的吴志坚，近来因为此事低调收敛了很多。我们去加利利公司参观，几分钟后吴志坚正好从外面进来，他对主动打招呼的我们反应冷淡，仅握了握手，一句话都没讲便抬步走开，对“搬弄是非”的记者似乎不愿再多理睬。 
　　在谈及这些问题时，吴瑞林叹息：“家族成员出的问题，就应该由我们家族的人来承担。但血统是改变不了的，这个产业最终是他们的！” 
　　在请吴瑞林给三个儿子打分的时候，他给了老大吴志阳80分，老二吴志忠也是80分，老三吴志坚是60分。有趣的是，吴志坚也曾给他父亲打过分，认为只能打80分，他希望自己将来是98分，能有一天超过父亲。 
　　疑心——关于职业经理人 
　　“请人来哭，没有眼泪！”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许是吴瑞林最为矛盾的心结所在。一方面，他一直坚信“请人来哭，没有眼泪”这句俗语，认为职业经理人绝对不会为自己企业的生死存亡牵肠挂肚；一方面，儿子们又难挑大梁，让他不得不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使用外人。 
　　吴瑞林为此付过不少“学费”。第一次借用“外脑”是在1999年，聘请了曾司职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两家电讯公司的朱刚担任集团执行总裁，为此还专门让任副董事长和总裁的大儿子吴志阳卸任，去北大企业家特训班学习。但最后吴瑞林认为朱刚管理不善，导致公司亏了2000万元；第二次请的是一位曾在韩国工作了10年的MBA，但最后吴瑞林发现他的那套麦肯锡式的管理方法，根本无法渗透到侨兴内部，甚至引起了管理混乱，最后也只好让他走路…… 
　　几次借用“外脑”失败的经验，让吴瑞林对使用职业经理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面对是否会以偏概全的质疑，吴瑞林的回答很坚绝：“不是我天生对外人不信任，试想一下，在巨大的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有多少人能够不乱呢？我想即使是我自己也可能不行，因为这就是人性。”对那些一来就“要权要钱、要车要房”的职业经理人，吴瑞林十分反感，“我们的产业是一步一个脚印做起来的，而不是讲故事讲出来的！中国民营资本量本来就非常少，经不起他们折腾！” 
　　但在采访过程中，吴瑞林又指着从门口进来的一位叫吴谊增的副总裁说：“你们知道侨兴权力最大的人是谁吗？是他！”这让刚刚听完他“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理论的我们面面相觑。 
　　对于“第一重视忠心、第二重视能力”的吴瑞林来讲，这位副总裁也许比较符合他的用人标准。吴瑞林曾有一位有16年关系的老朋友，后来到公司负责绿化工程。凭着和老板深厚的交情，他显得肆无忌惮，购买东西根本不通过主管的副总裁。后来吴谊增亲自去调查，发现他购进的某种树木报给公司的价格是500元/棵，而吴谊增自己去市场买只要130元/棵，差价大得吓人。吴谊增于是坚持要求退货并换人。吴瑞林过意不去，怕这位老朋友的老婆来找他，于是亲自向吴谊增求情，让他以每棵280元买进得了。但这个人最终还是被吴谊增炒掉了。 
　　吴瑞林有一个侄儿，常常开着公司的小车出去玩，有一次把一辆宝马轿车的底盘撞烂了。主管此事的行政部长是吴瑞林的外甥女婿，根本不敢处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吴谊增坚持，要肇事者赔了一万多元的修理费……   
　　沙场老兵(6)   
　　对亲朋故旧狠不下心肠的吴瑞林，倒乐得有这样一位“黑脸”来帮他维持公司的秩序和制度。尤其是在工业园建设、安全生产、预防SARS等重大事情上，吴瑞林更是“抛开”三个儿子，让吴谊增一手操持。 
　　但在询问这样一位得力助手的“价码”时，这位副总的回答有点“高姿态”：“我从不计较待遇问题，能够在帮助自己佩服的这位民营企业家实现理想的同时，我能赚一点小钱就心满意足了。我对老板有信心，当侨兴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他是不会亏待我的。”我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探究：“你手下有没有比你工资高的人？”吴谊增答道：“比我职务低却工资高的人有的是，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的都有。” 
　　但即使是这样一位“价廉物美”的副总，也曾受到过吴瑞林的猜疑。吴谊增一直担任着工业园建设的总指挥，这在常人看来，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不捞一把谁信？于是有人传言，说他贪污了500万，吴瑞林也曾一度信以为真。这位副总一气之下提出辞职，吴瑞林又极力挽留，有次晚上给他打电话：“明天一早你到我家来，不要吃早餐，到我家来吃。”……吴瑞林的恳切最后又留住了他。 
　　“你对老板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这位副总的回答耐人寻味：“没有最不满意的，只有一点点不满意的，就是家族性质的管理问题。”为了避免再出现诸如家族成员挪用“公款”之类的事情，吴谊增正帮着建立起一个内部结算中心，以加强对资金的控制和利用。 
　　恨心——关于一个神秘人物 
　　错信复杂的家族，发生多少说不清的纠葛…… 
　　从深圳市区前往机场的高速路上，有一个叫福永的收费站。过了收费站便是一个大拐弯，迎面立着数块巨大的广告牌。中间一块是侨兴集团CECT手机蓝底白字的广告，往右跳过两块则是天时达手机稍显花俏的广告牌。 
　　“你知道侨兴和天时达的关系吗？”从深圳回北京时，有人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天时达虽然比不上侨兴的名气大，但它和侨兴、步步高、TCL、德赛等号称电话机的“五大霸主”。该公司网站显示，天时达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电讯终端设备为主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1982年，是亚洲少数几个最早生产电话机等通信终端设备的厂家之一，也是全国首批获得国家计委正式批文允许生产、销售移动电话的厂家之一。公司总部位于深圳，董事长叫蔡清楚。 
　　“你相信它们的老板是亲兄弟吗？”当那人向我们透露这个“内幕”信息时，我们很是惊讶：怎么可能呢？一个姓吴、一个姓蔡，而且都是信息产业的知名巨头！ 
　　为了调查信息的真伪，我们开始了查证。在网上搜索，吴瑞林的条目达千条之多，而蔡清楚的条目仅廖廖三五条，而且根本没有关于他个人出身、创业的详细报道。在所有对吴瑞林的采访中，从来都没有提及过他有这么一位同样了不起的亲兄弟；打电话采访侨兴公司有关人员，也都是颇为警惕，说不清楚或不太了解。 
　　后来经过各种尝试，我们终于在《福建侨报》上查到这样一条仅百来字的短讯：“晋江市安海镇曾林村吴氏昆仲捐资行善，创办‘曾林吴清楚、吴瑞林慈善福利基金会’，兴建的灵水中学‘吴瑞林教学楼’日前落成。在慈善福利基金会成立仪式上，蔡清楚（随母性）、吴瑞林昆仲为曾林村共93位老人颁发了‘领银证’……”   
　　沙场老兵(7)   
　　那么为什么呢？作为亲生兄弟的蔡清楚、吴瑞林两人，一个是这样的张扬，一个是这样的缄默？在刘永好、刘永行之类亲兄弟创业致富故事“甚嚣尘上”的今天，作为同样值得标榜的吴氏兄弟，为什么都选择了绝口不提对方？当事人和知情人都守口如瓶，剩下的只能是根据蛛丝马迹去猜测。我们对比了两个人的简历：吴瑞林，1952年出生；1972年创办福建安海镇五金厂；1980年创办福建安海镇服装工业总公司；1991年创办香港瑞创国际有限公司；1992年创办惠州侨兴电讯工业有限公司；1994年12月创办侨兴环球电话有限公司（美国上市公司）；1995年8月创办惠州侨兴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收购中电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嘉阳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宝雅制品有限公司，同年成立惠州加利利通信有限公司；2003年收购大连宇田海洋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侨兴永磁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和惠州侨兴罗氏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蔡清楚，1946年2月5日生；1982年在香港投资建厂生产按键电话机，是亚洲最早生产按键电话机的厂家之一；1984年投资在中国深圳兴建多个电话机生产厂；1994年取得电话机在中国国内的内销销售权；1997年天时达无绳电话在市场销售中位居同行第一名；1998年注册成立天时达移动公司；1999年研制生产出第一台手机，并在其后取得手机牌照；2000年天时达手机被评为“深圳市重大建设项目”；2001年生产出国内最早的闹钟、MP3、复读机等功能为一体的数码录音笔；2002年推出多款彩屏手机；2003年推出集拍摄、录音、MP3等功能于一体的数码相机…… 
　　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吴瑞林屡遭重创的1985年前后，正是蔡清楚作为一个成功商人在香港大展拳脚的时候。是不是那时候哥哥的照顾不周，让打击中的吴瑞林一直铭记在心？两人都是以电话机一前一后发家，吴瑞林是不是受到哥哥的启发但最终形成竞争态势，从而分道扬镳？蔡清楚是国内最早一批拿到手机牌照的人，但吴瑞林却对此物梦寐以求，并最终花了3.2亿的真金白银，他会为哥哥没有借他手机牌照一用而耿耿于怀吗？吴瑞林有12个兄弟姐妹，会不会因为错综复杂的家族发生了很多说不清的纠葛……另外，天时达公司年轻的总经理叫吴裕伟，他和吴氏家族有血缘关系吗？ 
　　一切猜测都难以在短时间内确认。吴瑞林喜欢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你看别人隔着一根横梁，是因为你自己眼里有一根刺。”中国也有一句古话：“相逢一笑泯恩怨。”不知54岁的侨兴集团董事长和58岁的天时达公司董事长能否有这么一天这么一刻？ 
　　即使两兄弟的恩怨真像想象中的那样深重，也最终会在若干年后简化成“蔡清楚、吴瑞林”两个名字，并肩排列在吴氏家谱中某一页的角落里，直至纸张发黄、变脆，最后飘散在风中…… 
　　个人小档案姓名：吴瑞林职务：侨兴集团董事长出生：1952年2月17日籍贯：福建省晋江市学历：小学毕业主要产业：通讯设备主要经历：吴瑞林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晋江，12岁小学毕业便辍学，从17岁开始想办法挣钱。1982年他承包了当地一家濒临破产的服装公司，并在一段时间内把它搞得红红火火。20世纪80年代末吴瑞林开始投资电话机生产。经过十几年的拼搏，成为仅次于TCL电话公司的第二大电话机生产公司。1999年，侨兴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沙场老兵(8)   
　　徐立华的“平衡术” 
　　平衡是一种力量 
　　印象中，波导在浙江企业中多少有些另类。 
　　其一，浙江大多数企业热衷于制造能力，即所谓做工厂。虽然他们对市场有很好的嗅觉，并且把这种嗅觉体现到产品上，但最终市场的成功给人更多的感觉是产品能力的一种成功。而波导之另类表现在：它在市场中乍一亮相给人带来的感觉，至少是很前卫的。 
　　其二，在波导上市之前，有许多人一直以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因为波导在市场层面的很多东西，你无法把它和国有企业联系起来——尽管事实上有一部分国有企业对市场经济已经理解深刻、执行有力了。但更多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通信领域的国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依旧是完全不同于波导的目前风格。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认识波导企业，或者说徐立华这位创业领导人的另类。徐立华显然一直在谋求建立一种良好的体制结构。他的这种努力从他和另外三位创业者一起与宁波奉化政府的合作就已开始，一直到此刻。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是有效的。 
　　这个结构说透彻一些，就是通过股东的相互制约使企业重大决策能够客观，从而推动波导能够持续发展。 
　　当徐立华和几个同学一起创业时，公司取名“Bird（鸟）”，梦想有飞鸟的速度。 
　　1999年决定进军手机行业时，徐立华强调波导的策略：“必须要有速度，不能像烧开水那样，10度、20度……没有人给你时间。” 
　　“波导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波导开放的股权结构。”徐立华开解。 
　　1992年，走出校门仅一年的穷书生徐立华，怀揣一份研制中文寻呼机的可行性报告游说宁波奉化市政府，终于在1992年10月成立了奉化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等4个创业者以技术作价490万元入股，只占49%的股权，别的投资方占大股。 
　　当时波导的实际投资只有510万元，为了创业，徐立华把珠海的家当全部卖了，在奉化市租了东门口的几间民房，进行中文寻呼机的研发。新年钟声敲响的一刹那，寻呼机终于有了动静，随着“嘀嘀嘀”的声响，屏幕上显示出“新年快乐”四个字。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年5月，中文寻呼机批量生产，恰到好处地填补了市场的空白。在只有几台样机的情况下，竟然收到800万元预付款。1993年的后半年，在仅200平方米的厂房内，工人三班倒应付着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的订单，连机器都没有时间歇口气。当年波导产销量即达1万台，利税154万元。 
　　但是，由于扩张太猛，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市场上陆续退回来六七千台中文机，压死了全部流动资金。徐立华“垂死挣扎”，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终一家香港公司决定投资，双方合资成立了吉通波导有限公司。徐立华果断让出部分股权，创业团队的股份只占合资公司的14.7%。 
　　“通过出让股权来吸引更优秀的合作伙伴，将我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徐立华总结。 
　　2000年之前，波导股权结构是合伙制，出资最高的是总经理徐立华(36%)，其余有3位各占18%，另一位占10%。   
　　沙场老兵(9)   
　　为了上手机项目，并争取上市，徐立华再一次决定通过出让股权吸引实力雄厚的企业。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傍上”了有国资背景的宁波电子信息集团。通过收购它下属的电容器总厂和太阳能电源厂，波导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组成合资公司，当时对方占股45%，奉化波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份从80%降到44%，成为第二大股东。波导于2000年6月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徐立华长出了一口气。 
　　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徐立华的步伐更快了。除了开始在全国快速建设销售体系，徐立华在广告推广上更是强调战斗速度。波导请了当时人气正在快速上升的国际新星李玟作为形象代言人，并斥资788万元买下甲B足球队——北京宽利队的冠名权，更名为“北京波导”足球队，让波导品牌第一时间被中国亿万球迷所接受…… 
　　徐立华擅长处理复杂的股权结构，他就像一个优秀的飞机驾驶员，穿过一个又一个云团和迷雾的困扰，“我们希望自己的企业成为一个极具战斗力的企业”。 
　　“我们四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 
　　谈起当初波导的4个创业元老（徐立华、蒲杰、徐锡广、隋波）是如何走到一起这个问题时，徐立华觉得完全是一种机遇：“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跑到深圳打工，然后我同学蒲杰也来了。我们一起商量，是不是找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做。想过很多事情，包括做土豆去皮机。当时在学校吃土豆老是不去皮，就想做这个东西。后来想还是做传呼机比较好，它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前景。我和蒲杰做了一个研究和生产传呼机的可行型报告，然后就到处找投资。蒲杰去找过在北戴河的航天部基地，因为来深圳之前他在那里干过；我们是交大毕业的，我们也回过成都，看有没有人愿意投资……都在谈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徐锡广，正好是1992年夏天结婚，从北京来深圳旅游。于是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问他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老家是奉化的，他马上跟那边的朋友联系，结果说当地政府愿意投资。1992年10月我们来到奉化。当初谈的是当地政府投资510万，我们技术入股490万，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的资金。当时他们找了一些专家来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并邀请我们和专家在奉化迎宾餐厅吃饭。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进去一看，原来是隋波！隋波是我的老朋友，1989年我和徐锡广在宁波大学做研究生论文时就认识了。我们就把他也拉了进来。” 
　　创业非常艰难，曾经一度到了绝境的地步，困难成了家常便饭。“刚开始我们租的是几间民房，吃、住都在那里，研究、开发也在那里，大冬天抱个被子就在地上睡。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技术开发不出来是死，没有钱是死，东西卖不出去也是死！” 
　　但从开始到现在，4个人从来都没有绝望过，大家总是一起努力想办法。“1994年我们的资金极度困难，于是我们去找人家来合资，控制权都交给了别人。后来又分了家，就剩下一点东西，一分钱也没有。镇政府就把镇里所有干部的工资借给我们周转一个月，税务局借给我们五万块钱，国税借给我们十万块钱。都是这样去想办法一点点地渡过的。”   
　　沙场老兵(10)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都有一个磨合的过程，4个人刚开始有过什么冲突吗？徐立华认为没有，他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4个人都是研究生，受过教育，基本的沟通点比较容易找到；再者，4个人的家境都不是很富裕。像他和徐锡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得狠。蒲杰家也是一个小城市里面的。隋波父亲是宁波电信局的，也算不上什么富商和大官。如果从小生活很优越的话，他不一定愿意来吃这个苦。 
　　通常的看法是，一个人的学历越高，可能想法更多，更难得统一；而且越是比较贫困，对钱的欲望可能越强烈。徐立华解释道：“对钱的欲望更加强烈，就更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啊！虽然穷，但是我们受过教育，所以要自己来创造。家里都没有什么背景，不可能靠老爸安排很好的生意让他去做，这决定了这些人要靠自己去奋斗。当时我们刚走出学校，自然想到的是要合伙来奋斗。这个是很自然的，由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决定。我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你想刚开始有什么东西可扯的呢？我们觉得，每一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只有4个人搞到一起，才有可能搞一点事。我们觉得自己的本事都不够，联合起来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 
　　徐立华“检讨”，自己最大的缺点主要是脾气不好，很暴躁、经常发火，给人感觉好像涵养不够。“我往往以为，我是真心对你的，就不需要搞那些礼仪啊、沟通啊之类的东西。像人家逢年过节或者别人老婆住院什么的，知道买一个小礼物去看望一下，但这些事情我都不会做。” 
　　这么多年，徐立华觉得自己做得最失败的一件事，就是处理和同学之间的关系。“我很多同学一听我在搞公司，都愿意到我这里来，但来了后却始终搞不好。怎么搞不好？因为他们觉得是徐立华在做老板，我是你同学，你什么都要照顾我一点原来在大学那么好，我到你这儿来，就应该你有我就有。但是实际上已经不行了，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公司了，必须按照规则来办事情……我在这些事情上是非常注意的，越是亲戚、同学，我越是更严。如果你明显地比别人强，那我用你没有问题；但是差不多的时候，我就不用你，因为我用了，人家会说我是照顾关系。闹到最后，在大学里和中学里一些原来关系很好的同学，最后都得罪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最后很不高兴地像仇人一样地走掉了。我处理得比较失败。” 
　　“我们送过哪个领导一分钱？” 
　　徐立华之所以当初会选择到宁波奉化这个小地方来创业，主要是缘于技术入股这个问题。一般以技术入股占20％，最多也就30％，但奉化政府承诺，只要你们过来，我们51%、你们49%，钱都由我们来投。这个对他们的吸引力比较大。 
　　“当时我们来奉化的时候，虽然没有带钱来，但是一下子这么多人才进来，这在奉化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奉化从来没有同时进来这么多研究生的。同时，奉化的传统产业主要是服装，我们搞的是高科技企业，在它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原因，徐立华他们与当地政府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每次有困难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会出来帮他们一把，甚至有一次镇政府的干部把自己的工资都拿出来借给他们。   
　　沙场老兵(11)   
　　对方信任的基础，缘于他们知道徐立华是在真正地创业。“现在很多从海外归来的所谓‘创业者’，有很多人也找我谈过，我一看他们就不是真正地创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博士在跟我谈，他说我回来，你给我投500万美金，给我一年3万美金的年薪，然后还要技术入股占40％……你想想，这是真创业吗？是假创业！钱是我出的，他的工资也已经拿走了，最后这个企业失败或者是亏损了，他一点风险也没有。我们的创业不！刚开始时，我们几个创业者在企业每个月只拿800块的生活费，其他一分都不拿。我们引进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拿到3000、4000。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花钱的，买设备、投广告，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如果不成功，我们的风险更大。” 
　　徐立华至今还有一本账本，里面记录着当初的借款情况：国税所借10万，地税所借5万……镇里的干部砸锅卖铁地陪徐立华做这个事情了，如果万一失败了，徐立华如何向他们交代？徐立华坚持，最后就是把设备卖了，也不能失信于人。 
　　遇到一些大的问题，据说连宁波市的市长都会亲自为他们“出马”，召开协调会解决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他们有这个意识。波导是奉化唯一的高新技术企业，它对改变奉化的产业结构、对改变奉化的人才结构，都有巨大的影响。只要一说波导，不管是在镇里面，还是在奉化、在宁波，政府都是全力以赴支持的。” 
　　企业家和政府相处的关系很微妙，中国有很多企业家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最后把自己给“处”进去了。徐立华却很明白这个度：“其实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根本不把这句话当一回事。有的只看到了计划经济几个字，有的只看到市场经济几个字，其实它们是完全不能脱离的一个整体。做企业你首先对这个搞明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搞企业或者其他东西也好，都是在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否则我们就不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这个前提你明白了，就好办了。政府支持我们是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了肯定也要为地方政府做贡献，这个是自然的。”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恰恰是走不了“上层路线”的人，因为他的政府关系不过是和镇政府、乡政府的关系，到省里就没有关系了。有时候，企业做得这么大了，可能会有更高层的领导主动找上门来，徐立华却不太“领情”：“他找我来干什么呢？他不过是来视察罢了，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也许他从头到尾就来了这么一次，我就和他有关系啦？这种关系是领导视察企业的关系，是关心企业、支持企业发展的关系。” 
　　但徐立华认为自己也不是“怕”政府和高官、不是刻意和政府在保持距离。“怕什么呢？那一定是有猫腻！你没有猫腻你为什么要怕？除非是向领导行贿了。我是欢迎一些领导们来，他来是来支持我们企业发展的。但是要我去给他送钱，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宁波十几年了，你去查查，我们给哪个领导送过一分钱？” 
　　“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呢！” 
　　细究波导每次的股权结构变动，会发现徐立华都会留一点点空间，比如刚和奉化大桥镇合作时，徐立华会比他们少1％；后来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合并时，徐立华又比他们少0.75％，有人把这个理解为徐立华心目中的一个安全距离。徐立华也认为，这种股份结构是安全的：“不管是国企也好，还是私企也好，我们始终认为一股独大不是好事情，必然带来决策的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股权时，也故意设计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比如在宁波科技集团公司，我只占36％，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比我多。当他们三个人反对的时候，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做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的时候，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它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起很多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它的距离很近，就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定它的东西。”   
　　沙场老兵(12)   
　　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沙场老兵(13)   
　　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我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在宾馆的上面挂了一个横幅——热烈欢迎波导公司总经理徐立华下榻某某酒店！有天我在里面睡觉，突然‘嘭、嘭、嘭’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他说我看到标语，说波导的徐总来了，我买了波导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售后服务问题想找你解决……这个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话。这就是我碰到的最高档次的欢迎。我们波导老总出去基本上是没有接送的，一直是这样。从一开始创业，都是自己背着包跑来跑去，谁来接送啊？都习惯了。” 
　　徐立华在当地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宁波市市长。在记者前去宁波采访的飞机上，曾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的市长是谁吗？”他说不知道；再问他：“那你知道波导的老总吗？”他说：“知道啊，不是徐立华嘛？”徐立华笑言：“那是因为报纸、电视台不断地采访、报道的原因。这个是宁波特有的现象。当地人说起大企业的老总，他们都知道。因为整个政府的中心是围绕着企业在转，所以老百姓主要也是在关心这些企业。像许多地方还是企业在围绕着政府转，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徐立华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不错，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太招摇了。后来就算了。” 
　　个人小档案姓名：徐立华职务：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生：1963年1月籍贯：湖北省随州市学历：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本科）、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要产业：手机主要经历：1991到深圳、珠海外企工作，1992创建波导。国家在1999年9月批准9家国内厂家生产手机，波导是其中一家，那时国产品牌手机几乎为零；2000年波导生产手机92万台，即夺得国产品牌手机第一；2001年波导生产手机282万台，遥遥领先其他国产品牌手机；2002年波导生产手机700多万台，连续第三年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成功超过许多著名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 波导首创的“自主营销渠道，服务销售终端”的手机营销模式，被国内手机厂商广泛采用。徐立华获得过诸多荣誉称号和奖项，如1994年曾获宁波市“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十大青年科技标兵”、全国第四届“实业家创业优秀奖”，1996年曾获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1997年获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2002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国产手机杰出推进人物”等等。     
　　第三部 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1)   
　　他们是曾经的“企业英雄”，却在近年陆续倒下。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盖棺定论，有些则未盖棺时便已定论，有些即使盖了棺也难以定论。 
　　导致这些资本大佬们“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也已有了很多分析和评论的文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正中肯綮之言。但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微观且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性格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隙？这种性格缺隙最后是如何导致他们的“死亡”？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虽然残酷却真实。 
　　顾雏军：我绝望了 
　　被捕前紧急告白 
　　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面对危机一向高调回击的顾雏军，却显得格外沉默和谨慎。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经过种种努力，记者两次见到了正身陷审查风暴漩涡中的顾雏军。 
　　坚硬的顾雏军，其实有极度脆弱的时候——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顾雏军彻夜未眠、泪水长流。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他曾怀着成为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跑到四川绵阳去找倪润峰和赵勇，企图说服他们把长虹卖给自己。但那个晚上，他卖科龙的第一个电话打给的却是赵勇。“科龙是格林柯尔系的灵魂，没有了科龙，我只是一个三流的企业家了！”顾雏军眼圈开始发红。 
　　但即使崩溃，顾雏军仍然拒绝任何反思。 
　　顾雏军有三样东西很难改变：吊带裤、大号眼镜框和他的倔脾气。 
　　2005年7月19日中午的酷暑中，顾雏军穿着一身严实的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北京一家酒楼。他领着几个朋友，穿过幽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二楼的包厢。包厢的名字有点意思：“点江山”、“定乾坤”、“主沉浮”……这是顾雏军常来的地方。 
　　那天他推开的是“主沉浮”包厢。这可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在数年时间内，顾雏军以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在国内一口气并购了十数家家电和汽车企业，并一度成为“一言定乾坤”的行业霸主。但在今天，他已经被抛到风口浪尖，无法再主宰自己的沉浮。 
　　而在5天之前的200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与顾雏军还有一次偶遇。坐在贵宾楼三层的咖啡厅内，望着窗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顾雏军情绪低沉，我们分明能看到，痛苦和沮丧在他的脸上一寸一寸地扩散，并最终瓦解了他眼里的凌厉和自信，一头花白的头发显得愈发刺眼。他几次强行关掉桌上的录音机，坚持不能接受采访。他甚至摇着手对摄影记者说：“你别拍了，我今天这落魄相，岂不和现在科龙的形象一样了？” 
　　记者在4年时间内，曾与他有过数次晤面。巧合的是，每次见面时，他都正高悬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第一次是在2001年底，媒体把顾雏军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不屑一顾地说：“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10月，他已经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代表”，面对种种非议时他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干卿何事。”而这一次见面，他口里反复念叨的是科龙三年内做到的四个指标：销售收入从43亿到85亿，出口从6700万美元到4.17亿美元，税收从2.1亿到5.6亿，雇员从2万人到3.5万人。他数次从沉痛中抬起头来反问：“我把企业做得这么大，我到底错在哪里？”但对当前许多敏感问题，顾雏军仍守口如瓶，他强调说：“我正在接受调查，现在不能说话。”   
　　末路英雄(2)   
　　吊带裤是顾雏军接受西方观念熏陶的结果，大号眼镜框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旧式传统教育的遗留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却害苦了他。在中国这个人脉社会里，他没有扎好根基，却胆敢以自己的理论对抗所有的非议。 
　　3个小时后，酒楼其他的客人早已纷纷离去，包厢外长长的走廊显得寂静而空荡。顾雏军也起身告辞，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显得孤单而沉重。陪同人员解释，他马上要飞到“想买科龙的那个企业所在的城市去了”。他接着说：“等顾总卖了科龙，他会还清所有的借款，不欠国家一分钱的，然后他可能去国外某所大学做教授。”顾雏军本人曾希望，自己和科龙的经历以后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案例，让大家都来讨论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问题。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带回广东接受审查。据说在此前一天，就收购顾雏军所持有科龙股份一事，来自长虹和海信的尽职调查人员已到达广东科龙。 
　　有人说：“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也许事情与顾雏军本人的意愿完全相反——会有人相信他曾经有过的“英雄梦”吗？也好，撒开这一切以后，顾雏军有时间去好好想想这些道理。 
　　立案调查 
　　“任何企业三个月不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 
　　屋漏偏遭连夜雨。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接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通知后，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各大银行马上只收不贷，供应商压缩甚至不再供货，代理经销商开始变得分外谨慎，三个独董一起辞职，后来又有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站出来企图通过收集投票权从而罢免顾雏军董事的职务…… 
　　面对上述敏感问题，顾雏军一脸的无辜和痛苦。但他对这些问题显然有所忌惮，他说：“现在证监会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时候对科龙发表意见岂不是找死？”随行的工作人员透露，其实立案调查之前还是有一些预兆的——去年7、8月份，国家审计署来审，审完了以为没事就过了；后来又有广东证监会稽查局的一个巡查，也没太当回事。他介绍，这些审查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促成的，那就是因为德隆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对“一托多”公司的关注，加上“郎顾之争”，从而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科龙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如果有，问题有多大？但据知情人介绍，这次证监会的确抓住了科龙的一些“把柄”：江西科龙存在着挪用资金的犯规现象，并且尚有5700万未补上。而新闻发言人解释，这是江西科龙一个年轻的负责人干的，他原来是江西格林柯尔的董事，先后拆借和挪用了26个亿，但有好多款项都是用了以后马上又还上了，其实与格林柯尔总部的关系不大，但他的行为拖累了整个公司。而这5700万，差点让顾雏军“栽了进去”——挪用资金的是江西格林柯尔，这是顾雏军的私人公司，所以曾一度被指责为侵占。幸亏有关部门最终认定犯罪事实不够充分。 
　　顾雏军对此进行了辩解：“上市公司没有毛病那是假的，只要查，多少都有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民营企业想发展壮大，按照常规、中规中矩地去做事的话，一个是你做不到，其次是可能机会就没了。我急于想做成做大一些事情，可能做了一些法律边缘的事，这实际上是逼出来的，我的初衷不是想玩资本，我并没有拿一分钱回家。你想做大，有时是回避不了资本运作的。”   
　　末路英雄(3)   
　　但对立案调查之事，有传言说背后有竞争对手在推动此事。但据接近顾雏军的人透露，他对此事一直态度强硬。他说：“现在可能所有的人都很失望——自己会很失望，因为一心想做事，却这么垮了；媒体会很失望，因为他们的猜测没有得到证实；对手会很失望，因为他们拿不到科龙公司，我绝不会卖给他们。” 
　　正是因为这种似乎固执的自信，顾雏军刚开始对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紧接着各大银行开始只收不贷，让他慌了手脚。他感叹道：“任何企业，只要你三个月不给它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他介绍道，其实科龙的品牌、渠道、市场等一切正常，如果目前有8个亿左右的贷款，还是能够让科龙起死回生的。顾雏军已经搭建起一个平台，可能还要三五年才能形成有效的回馈，但突然一刀斩了过来，马上就腰折了。顾雏军一直希望政府在对民营企业进行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保护机制，让企业在接受调查时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对几天前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企图收集投票权准备罢免顾雏军董事资格一事，他斥之为“很无聊、很无知”。顾雏军说：“我们了解到，这个人很聪明，他在适当的时候找了一个适当的点，做出了可能对他自己产生最大效益的事情，但我们不想帮他们炒作这件事。”他对此很是不屑一顾：“把科龙送给他他都不敢要。” 
　　顾雏军受到外界质疑最多的，是玩弄会计手段，对报表“动手动脚”，所以招致审计所的保留意见。对此顾雏军解释道：“我正式入主科龙是2002年1月7日。2001年安达信出具了保留意见，是因为对原来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持怀疑；2002年德勤因为刚从安达信接手，对安达信报表的起止点不敢肯定，所以也是保留意见；2003年没有意见，说明他们对科龙挺满意的；而2004年的保留意见，是为了谨慎起见。科龙的税收三年中从2.1亿做到5.6亿，这是最过硬的一个指标。” 
　　对于郎咸平质疑的“洗大澡”一说，顾雏军指责道：“郎咸平他根本不懂。其实撇账的代价是很大的，意味着你三年不能配股。只有真正想做事的人才会去撇账。我做任何公司，首先是要撇账，然后才经营它。那是肯定要撇的，那么多坏账不撇怎么行？一个人想做事三年不配股，我会是一个坏人吗？” 
　　卖掉科龙 
　　“我告诉长虹赵勇，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 
　　科龙现在的销售情景已经陷入一种持续走低的状况之中。2005年4月份，科龙的销售量还增长了22%，但到自从证监会宣布调查后，5月份的销售量已经下降了48%，6月份更是下降了70%。据最近的消息称，科龙已经停产了。 
　　对顾雏军而言，也许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卖掉科龙。顾雏军其实一直不打算卖科龙，但是十几天以前，有人告诉顾，说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把科龙给卖了吧。如此仓促地决定卖掉科龙，顾雏军的绝望溢于言表，他担心自己最终失去主动权。 
　　据介绍，最具戏剧性的是，顾决定卖科龙时打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给赵勇的。而就在数年之前，顾雏军曾亲自跑到长虹去找倪润峰，企图说服倪润峰把长虹卖给自己，以便成就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后来倪润峰退了，他又去找赵勇，鼓动赵勇和自己一起干。想不到这次却是顾雏军去找赵勇谈卖科龙的事情。   
　　末路英雄(4)   
　　赵勇当时在国外，但第二天就马上给顾雏军回了电话，并立即安排自己的副手刘体斌从四川绵阳飞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首都机场找了一个房间，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下午刘体斌就飞回去了。顾雏军对赵勇说：“我决定卖科龙了，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你干不干？”赵勇说行……从来都是四处收购企业的顾雏军，这是第一次卖出自己名下的公司。 
　　知情人分析，顾雏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科龙再不卖掉就卖不出价了，到时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接手进行破产重组，变得“一钱不值”。也许顾担心的是，科龙最终会被他昔日的对手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政府手上买去。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科龙会以高于净资产以上的价格出售，而且据说将在近期最后签订协议。 
　　有消息称，除了江西科龙挪用后未归还的5700万，另外格林柯尔还借了7.59亿，因此，只要顾雏军把科龙卖到8、9个亿，就可以把全部的钱还了。“科龙现在停厂的情况下还能卖出那么多钱来，这公司会是一个坏公司吗？我把钱全还上了，你还能说我是一个坏人吗？”据说，把全部欠债还清是顾雏军目前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顾雏军特意提到，他自己先后向国内投了1.7亿美元，并很自信地让记者去中国外汇管理局查纪录。那么，我们可以为顾雏军大概算出一笔账：如果科龙以8亿的价格卖掉，那么只能够还债之用，他剩下的就只有亚星、美菱、襄轴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另外还拥有天津工厂、英国公司、法国管件厂等，共约1亿美元的股权。他最终亏了7000万美元。 
　　顾雏军深深地感叹：“科龙是所有公司里最有灵魂的、最闪光的、最耀眼的一个企业。有了科龙，我可以和伊莱克斯的老板平起平坐。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也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 
　　关于收购 
　　“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 
　　顾雏军的收购战略，曾让外界眼花缭乱、难以看懂。顾对此进行了耐心的解释。 
　　收购了那么多生产线，如果开工不足怎么办？顾雏军解释道：“这个是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你没有生产线就没有人找你定货。伊莱克斯和我们谈，打算把欧洲的产能关掉一半，转到我们这里来生产。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有150万台冰箱的订单，全球除了科龙以外，没有谁可以接这个订单。” 
　　顾雏军认为冰箱生产线投资过大，建新的生产线不如收购旧的生产线。他心里算过一笔账：“我花1000万买回来，一年生产15万台，按10年计算，平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7元钱；如果是新的生产线，花了5000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30元钱。你一台多了25元，根本就没办法卖了。我把所有的旧线全买了，看你怎么和我竞争？你买新线，就得每台比我贵3美元。阿里斯顿有一条新线，也是当旧线卖给我的；杭州西泠三条线有两条是新线，其中一条是从来没用过的，但也是当旧线卖的；上菱冰箱三条线，有两条是很好的线。我用新线生产高档冰箱，用旧线生产大众一点的冰箱。”   
　　末路英雄(5)   
　　顾雏军介绍，科龙卖得最好的地区是美国、欧洲，最大的客户是伊莱克斯、惠普、GE、梅泰克等。他庆幸道，科龙不像长虹，在海外没有一单坏账。对2004年年报中多达4个多亿的应收款，他的新闻发言人解释道：“那是很正常的，一般还款期为6个多月，有些还没有到期。” 
　　根据顾雏军的数字，3年的时间科龙的外销创造了5亿元的利润。他坦言，冰箱的内销外销都是盈利的，但空调内销亏得太厉害了。之所以一直坚持不懈，是为了上规模。因为生产300万台可能亏本，但做到600万台就可能盈利了，而2004年空调的盈亏点在450万台左右。 
　　顾雏军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残酷的成本控制战略。他标榜，光管理费用就从4亿降到了2亿。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顾雏军突然进军汽车行业，竟然是耐不住寂寞后的冲动之举。他曾说：“我们原来一直在等，比如说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再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但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没什么可做了，所以我们去做了汽车。”他对国内汽车行业靠低价竞争的手段感到可悲，他认为自己有海外经验，完全可以打开海外的汽车市场。 
　　对于收购资金从哪里来的质疑，顾雏军坚持大部分是自己筹集的钱。“我屡次向国内投资了1.7亿美元，你们可以到国家外汇局去查。另外格林柯尔还向银行贷了7.59亿元。”对第一桶金，顾雏军解释道：“我去国外，从来没有读过书或打过工，一出去就是做老板。我以制冷剂的专利权入股，而且是大股东，占60%多的股份。” 
　　有的人有十分力气，只做八分的事情，有的人却要做十二分的事情。顾雏军无疑属于后者。有人这样评价顾：“兜里只要有一块钱，他就会想着如何去收购企业。”被问到什么叫冒险时，他回答说：“收购科龙就是冒险，当时香港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别买，但我感觉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 
　　科龙的工作人员替他辩解：“这首先和顾老板的个性有关，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抓住了时机你就可以快跑。当时他在全国收购零散的生产线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在买破铜烂铁，等他买到一半时，很多人明白了，他在建一堵围墙。等别人明白过来时，机会已经没了。”但他也觉得，如果战线不是铺得太长，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就不会在危机来临时全线崩溃了。 
　　对于其他几家收购企业的现状，很多媒体进行了悲观的报道，但顾雏军却有另外一种版本的介绍：“美菱是国企改制的样板。当地政府领导曾当面夸奖道，美菱改制过程中，一是没有发生上街游行，二是保证了20%的增长，三是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襄轴2004年我抽出了两个月时间专门来解决问题，它停厂两年了，但我很快恢复生产。2004年2.8亿销售额，2005年销售额将达到5亿。亚星2003年持平，2004年1～6月增长30%……没有一个企业在当地有负面消息的，所有当地政府对我的评价都非常高。” 
　　个人危机 
　　“我比唐万新好一点。我没有欠那么多钱。我把科龙卖了能把欠债还上。” 
　　放着稻草人不做，却宁愿成为众矢之的的草靶子，个性过分张牙舞爪的顾雏军最终身陷绝境。   
　　末路英雄(6)   
　　顾雏军拒绝任何反思。他曾不止一次对手下人说：“我没有什么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科龙公司没有错。即使科龙公司在运营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啊，怎么可以让一个公司就这么死亡了？这是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摧残。” 
　　顾雏军抱怨道：“舆论在妖魔化我。我买的公司都是坏公司，谁也不要的。我呕心沥血把他们弄成这样，弄好了后谁都想抢着要。很多人说我圈钱，你说我一生要花多少钱？我1.7亿美元的存款利息也有300多万美元，我不是穷人啊。”顾雏军当时曾透露，2005年的愿望是把科龙私有化，在股票比较低的时候买回来。他说：“根本就不想掏上市公司的钱。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呢？” 
　　在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社会里，顾雏军却过分吝啬投资。他坚持说：“我并不需要向这个社会奉承什么，因为我是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在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顾雏军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做企业，让他拍马屁他干不了。 
　　记者就对他提出了善意的警诫：“千里堤溃，始于蚁穴。”但他仍然坚持：“这些道理不是我来分析的，我不是政治家，我只会做企业。家电是利润微薄的产业，需要你用100%的努力去做它才能做好，如果你再花50%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去防范本来不应该由我来防范的风险，那你就干不好这个企业。你不能要求一个画家同时又是一个科学家吧？你不能觉得一个画家画不好，就骂死他，也许是我画的你看不懂罢了。” 
　　对此次面临绝境，顾雏军一度表现得极为悲观，埋怨自己出事了大家就等着看笑话，没有人帮他。他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企业界的孙志刚”：“孙志刚在监狱里不服管教，但是就应该死吗？孙志刚之死引致国家修改了收容方面的法规，那么科龙之变能带来什么变化？” 
　　据接近他的人介绍，顾雏军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一度伤心落泪。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科龙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曾悲叹道：“现在媒体铺天盖地地批判我，都把我当坏人，可是我从来没干过坏事。我明明做的事比你多，你却有资格来骂我？即使我做了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那也不用置我于死地啊。”顾雏军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假设限速是120公里，但我开到了119.9公里，这难道有错？”他觉得，从1998年回国创业到现在，自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理想的破灭。 
　　顾雏军曾以万分惋惜的口气谈到了唐万新，但他没想到的是，现在自己却成了“唐万新第二”。但顾雏军拒绝这种类比：“我比唐万新好多了，因为他没有欠那么多钱，他把自己在科龙的股份出售了以后，可以把所有的欠债都还上。”他很自信地打包票：“我可能会只身一人离开中国，但我不会欠国家一分钱。” 
　　但最终，等待他的不仅仅是“铩羽而归”。 
　　个人小档案 
　　姓名：顾雏军 
　　职务：原科龙电器公司董事长、格林柯尔董事长 
　　出生：1959年   
　　末路英雄(7)   
　　籍贯：江苏省泰县 
　　学历：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硕士） 
　　主要产业：家电、汽车等 
　　主要经历：1975至1977年上山下乡，在泰县农村劳动；1981年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本科毕业；1984年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研究生毕业；1985至1988年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1988年9月发明格林柯尔制冷剂；1989年下海经商；1990年在英国成立首家分销公司；1993年业务拓展至美国；1995年成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在天津建立制冷剂厂)；1996年在美国从事一起企业收购成功；1998年在北京和深圳成立格林柯尔工程公司；1999年在湖北和海南成立工程公司；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1年10月收购科龙电器；2003年6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成功入主上市公司美菱电器，成为其控股一大股东；2003年12月顾雏军宣布出资4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后收购ST襄轴进军汽车产业后，再次收购欧洲汽车配件公司和汽车设计公司，得以打通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但其收购行为引起郎咸平的质疑，从而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2005年5月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2005年7月29日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 
　　狱中国洪起的要命难题 
　　“金融大盗”悬疑 
　　因为他，“白领黑势力”成为一个公共概念而走俏舆论界，引发了官员、学者及普通民众的关注和热烈讨论。 
　　据有关媒体称，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广东、江苏、山东、北京、河北等数省市检察院几乎在同时对他立案侦查。在出事之前，国洪起在香港及大陆拥有50多家公司，足迹遍布北京、山东、香港、河北、福建、广东、深圳、陕西、上海、重庆、吉林、黑龙江等地，领域涉及金融、房地产、酒精、建材、化工等行业，有人估测他个人掌控的资产在80亿元以上，“要不了几年，他就可能成为中国首富”。 
　　而据记者长达几个月的跟踪调查发现，在整个事件平静的外表下其实暗潮涌动，各种利益体使尽浑身手段进行着较量。关于国洪起其人其事，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媒体的评述。 
　　2004年3月23日清晨6时许，尚在睡梦之中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卫清，突然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接通电话后，那边传来国洪起急切而焦虑的声音：“我被不明身份的人围困住了，你马上过来。” 
　　曾给国洪起担任过辩护律师的钱卫清知道，当时国正是危机四伏、到处“躲风”的时候。钱马上驱车赶到国洪起当时“藏身”的北京国安宾馆，发现他的房间外面围了一帮人。他们正在不断地对房间内大声喊道：“国洪起，你快出来，不然我们就强行冲进去了。”国洪起在里面回答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不出来。” 
　　在问清钱卫清的身份后，门外的人出示了他们的工作证和对国洪起的拘留证，钱这才明白，“这伙不明身份的人”原来是江苏警方的人，其中还有一人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警方对钱卫清说：“你作为他的律师，应该配合我们的执法。”于是钱开始劝导房间内的国洪起：“外边是警方的人，你最好理智点，出来把事情说清楚吧。”   
　　末路英雄(8)   
　　但国洪起在里面仍然不愿意开门，并不停地用手机和外界联系。在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警方叫来专业开锁的人，才把房门打开。但进去后，警方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动，连手铐都没有戴，只是叫国披上衣服跟他们走。国先被带到北京市公安局，随后被转往江苏省。同年4月22日转监视居住，据说住在一个叫绿园饭店的地方。当年9月29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合同诈骗罪正式批准逮捕国洪起。 
　　随后，“国洪起”这个公众曾经很陌生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的显著位置。在这些报道的描述中，国洪起是一个潜得很深却又手段凶狠的“金融大盗”——他涉嫌利用债券回购，伙同内部人员侵吞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多达20亿的巨额资产；他利用虚增国债做抵押，骗取广东发展银行贷款7亿元；他以委托理财为幌子，涉嫌诈骗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3亿元资金；他是轰动一时的北京“嘉利来大坑事件”幕后真正的主角，“勾结”某些政府官员，“巧取豪夺”了香港嘉利来公司在这个房地产项目中的权益…… 
　　两难选择：还钱“保命”还是监狱度余生 
　　2005年12月29日，当记者拨通国洪起妻子孙涤非的电话时，她感到万分震惊，因为对她的手机号及近段行踪知道的人少之又之。孙涤非再三要求记者说出是谁给的手机号码，最后又推说这段时间太忙，加之身体不好马上要住院，拒绝了采访的要求。 
　　据记者了解到，孙涤非曾为安徽省合肥市歌舞团演员。作为替国洪起抛头露面的三个股东——孙涤非与自己的姐姐刘严、国洪起的弟弟国洪新一起，曾先后被江苏省和山东省警方控制，最近她才回到北京，并获得国洪起的委托全权负责解决公司遗留问题及一切诉讼事宜。 
　　有消息人士透露，其实在被捕之前，国洪起曾做过一番“挣扎”——当时华闻控股把国洪起从广东证券顶了出去，并查封了他的账户，而国的大部分资金都在里面。国气急败坏，在一位“牛人”的帮助下，企图“活动”有关部门抓捕广东证券的总经理钟伟华，但此事未果。而在2004年3月15日，江苏警方抓走了国洪新。国洪起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授意自己公司财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当地警方举报广东证券公司总经理钟伟华涉嫌挪用资金的问题。公司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立案后，马上派人去广东抓捕钟伟华，但扑了个空。随后国洪起被捕…… 
　　找个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律师”，目前恐怕成了国洪起的头等大事之一。在刚被拘留时，国洪起的母亲曾找过钱卫清，因为国委托了其他人负责处理官司事宜，此事不了了之；后来北京证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碧青及大名鼎鼎的北京中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田文昌为其担任辩护律师，分别负责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并准备为其进行无罪辩护，但在一些事实的认定等方面，国洪起与律师方意见不一致；怀有不满情绪的他又找到了南京三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羽正。据知情人透露，身在看守所的国洪起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偶尔能“通过手提电脑上网看邮件并和外面打电话”。 
　　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和江西省相继成立专案组。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江西省专案组成立没几天就结束了；而广东省警方在把所有的卷宗移送给指定的检察院以后，被退回补侦；江苏省警方也被检察院退回补侦了三四次，直到2005年9月才正式起诉，罪名是合同诈骗和虚报注册资本；山东省原来立案时是3个诈骗和1个抽逃资金，现在只剩下1个诈骗和1个抽逃资金。   
　　末路英雄(9)   
　　国洪起在江苏主要涉嫌的罪名是合同诈骗，事情经过是：2001年初，南京禄口机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禄投资）以4.47亿元（其中1.47亿元是他方委托宁禄投资管理）买卖股票。到2001年9月，宁禄投资拥有的股票市值约为2.9亿多元，另有现金约1亿元。于是宁禄投资的董事长陈小戎找到国洪起，委托其名下的北京赛克赛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克赛思）帮助宁禄投资买卖国债进行理财。同年10月7日，国洪新受国洪起委托到南京，与宁禄投资正式签署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协议规定：赛克赛思公司以3亿元存入宁禄投资设在广东证券公司西华路营业部的账户，置换宁禄投资市值29526.33万元的股票以及10037.71万元的资金，其中1.47亿元退回原委托宁禄投资理财的他方。以3亿元为本金，双方约定以3年为期，赛克赛思公司到期退回全部本金，并支付9%的年收益以及前期利息1000万元。但在当年10月9日，广东证券广州市西华路营业部负责人吴克夫根据国洪起的指使，向宁禄投资出具了虚假的3亿元转入凭证和资金对账单，并于当日下午在宁禄投资有关人员离开营业厅后，再将这3亿元转出。在正式签署资产置换交接表后，国洪起把宁禄投资的股票全部抛售，并将还债后剩余的1.85亿元转入赛克赛思公司设在西华路营业厅开设的账户使用。后来，国以理财收益名义分8次共支付宁禄投资5400多万元，其余资金到案发时一直没有归还。 
　　据知情人透露，因为江苏省方面的目的是要追讨回3亿元资金，所以直到正式起诉后，双方还在协商还钱之事，并承诺钱到账后不再追究。但国洪起态度比较强硬，认为自己当时到南京是来帮忙的，并坚持在还款协议前面加个“序言”，要对方承认“搞错了”。国洪起在看守所里为此事曾对自己的律师发脾气：“他们现在连个序言都不同意写，我对他们的说法很生气。（他们）为促进报案胡说，已经造成了我很大的损失，何况我是帮他们的忙。” 
　　而案发后，江苏警方曾扣押了国洪起的现金31.4万元、手表一块、戒指一枚、宝马一辆，冻结资金340余万元，冻结国洪起所拥有的物业有：北京国恒基业大厦、北京亿时代大厦、北京名都园第297号别墅、上海金源大厦地上1-4层和地下室，国洪起投资的北京国恒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泰怡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冻结了国洪起在世纪证券1个亿的股权。但到2005年底，江苏警方已经把部分查封的财产归还给其妻孙涤非。 
　　当时和国洪起、吴克夫一起立案侦查的国洪新，后来被江苏省警方无罪释放，但刚出大门便被山东省警方带走。随后，国洪新、孙涤非与刘严这三个九九集团的股东，都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于是九九集团14多亿的资产被6.7个亿的债权人拿走。随后，孙涤非和刘严两人被放了出来，而国洪新在去年底以抽逃注册资金罪被判了4年。 
　　有人惋惜，大学毕业后曾在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的国洪新，如果没有这个哥哥，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科学研究者。 
　　而有信息称，国洪起涉嫌的诈骗可能会改成挪用，但结果如何，则要“根据国洪起最终的态度而定”。有法律专业人士分析，如果按挪用，又把钱还清了，不过是判个三五年。如果诈骗罪成立，且涉案数额巨大，那么等待国洪起的毫无疑问将会是无期徒刑。国洪起不可能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但他之所以选择一直毫不妥协，如果“不是要钱不要命”，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另外一种是他想还钱但没钱可还。   
　　末路英雄(10)   
　　无独有偶，另外一个“资本大佬”刘虹曾经一意孤行，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于去年9月铤而走险抽逃了购买酒鬼酒的4.2亿元股权转让款，但在吉首市桐油坪看守所羁押了3个月后，他于今年初最终选择了还钱“保命”。 
　　48岁的国洪起会选择在监狱里度过他的余生吗？ 
　　众说纷纭：“黑白通吃”还是“孤家寡人” 
　　即使过去了4年半时间，在谈到国洪起等人“联手”北京市二商集团“抢购”其在北京嘉利来房地产公司权益一案，香港嘉利来集团董事长穆军仍然气愤难平。 
　　穆军向记者介绍：1995年香港嘉利来公司和北京市二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北京市二商局）、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共同成立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经原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准，合作公司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其中香港嘉利来拥有合作公司60%的股权，其他两公司持有40%的权益。但在2001年，香港嘉利来突然被有关部门认定“未履行出资义务”。当年9月，二商集团在北京市原外经贸委（现商务局）等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将合作了6年的大股东——香港嘉利来公司更换为香港美邦公司（股东为董平、赵越，后转给国洪起）。为此，香港嘉利来公司向原外经贸部提起行政复议，并向纪检部门举报此案涉及公务人员合谋诈骗。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经过审议，下达了一份《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北京原外经贸委撤销同意二商集团更换大股东的批复。但北京原外经贸委拒不执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反而由二商集团将原外经贸部诉至北京二中院，一审结果是商务部败诉…… 
　　由于穆军等人不屈不挠地“喊冤”，引起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并引发了包括《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的报道热潮，此案也从一场经济纠纷上升到地方政府官员挑战中央部委权威的政治高度。 
　　但对此事件也有不同的声音。据一位对国洪起案长期关注、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介绍，嘉利来事件“说白了是多个利益主体之间为争夺一块肥肉而发生的战争，谁对谁错应该由司法机关来判断，而不是媒体来下结论”。他说：“嘉利来的股份是别人兜售给国洪起的，如果它是偷来的或抢来的，国洪起最多只是收赃而已。” 
　　上述人士曾长期跟踪观察国洪起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比较知根知底。此人对前一段媒体的许多报道充满了愤慨，认为大部分报道严重失实。他说：“有些媒体泡制了诸如‘中央政法委督办的25件大案国洪起独占两宗’之类的新闻，这说明他们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懂。中央政法委凭什么介入？国洪起又不是国家机关高层人员，他连居委会小组长都没当过。我曾亲自询问过中央政法委负责执法督察的一位处长，他一头雾水，问国洪起是谁？”而据记者向有关部门证实，中央纪委的确曾经接到国洪起的相关材料，也曾把材料转给了公安部门，但完全谈不上“正式督办”。 
　　也曾听到过国洪起“黑白两道通吃”的传闻：河北省唐山市一个与他有合作关系的“贪官”，“因为不太听话”，被国叫人绑架了两次，吓唬了他几下，后来又把这个人给放了；在2004年1月6日晚，北京市一个区人民检察院传讯了国洪起等人，随后他很快就消失了，据传这是因为他与一些政府官员关系密切，而他在江苏省受到的“礼遇”同样是由于这些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   
　　末路英雄(11)   
　　对这些说法，上述观察人士觉得很好笑：“什么黑道白道？国洪起根本没有道。他不讲信誉，非常抠门，无论交朋友还是做生意都是如此。别人做生意是交朋友，而他做生意是树敌人。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没有团队，现在搞成这样了，几乎没有人去帮他。”但他同时认为，虽然国洪起干了很多投机的事情，其中也有不法行为，“但不能因为他不是一个好人，现在进了监狱，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而据记者对曾经办过此案的人员证实，在办案过程中他们根本没有遇到过什么阻力。 
　　在上海金三元烂尾楼转让一案中，国洪起等人被指责妨碍了司法公正。但有曾在上海金三元投资公司任职的人介绍，该公司在上海浦东拥有一栋2万多平方米的烂尾楼——新律大厦，经人介绍，国洪起买了烂尾楼，但订了合同后却拿不出钱来支付。介绍人只得又另找买家。几给周折，上海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季宝红把它买了下来，但双方在不久之后便产生了纠纷。 
　　据《国际金融报》等媒体的报道，望源房地产公司和金三元公司签订了新律大厦的项目转让协议，约定金三元公司将新律大厦在建项目转让给望源公司，转让价格为3350万元。同时，望源公司向金三元公司出具书面承诺，承诺支付金三元为收购新律大厦所代付的2040万元中介等费用。但在支付了3350万元后，望源公司以金三元公司没有向其提供为收购该项目而代付的相关凭证为由，拒绝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 
　　而曾在金三元公司任职的人却有另外一种说法：双方谈定的价格是5000多万，但为了避税，于是把总价拆成两块支付。但交完了第一部分款项并把大厦过户到季宝红名下之后，季却拒绝支付“桌面底下签订的另外一份合同的款项”。于是金三元公司把望源房地产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支付2040万元中介费并交纳相应的滞纳金和违约金，但法院只采纳了滞纳金的要求，没有支持违约金的要求。 
　　为这笔中介费的合法性，以及有关二审审判程序的合法性上，双方展开了长时间的较量。望源房地产公司在上海高院二审时败诉，随后抗诉到检察院，上海市纪委也开始介入，但最终以检察院主动撤回抗诉告终。 
　　其间，上海有媒体报道此案时暗示“以涉嫌金融诈骗而备受关注的国洪起”可能染指了这个官司。上述人士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在此出大戏中，与拥有强大能量的季宝红角力的真正“主角”另有其人，并不是国。国洪起除了曾签过一份并未履行的合同外，与此纠纷毫不相干。 
　　对于国洪起涉嫌套走广东证券20个亿国债回购资金一事，记者通过有关渠道了解到，此事远远不像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那么简单，后面可能涉及到广东省某家银行多达300亿资金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曾有人指出，仅凭国洪起和吴克夫、饶金良（广东证券北京市长春桥路营业部负责人）等人，是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而据有关专家分析，几年以前关于国债回购如何定性的问题还有很大争议。而在国外某些地方，这种由于制度缺隙引发的损失，应由国家“埋单”，当事人往往无罪。   
　　末路英雄(12)   
　　2005年11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对外宣布，鉴于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重违法违规经营，对其作出取消证券业务许可、并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当然，此事的最终真相，以及国洪起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及其“戏份儿”，还有待于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复杂性格：算计别人还是被人算计 
　　在国洪起的相关户籍资料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信息：生于1958年9月23日，籍贯在山东省济宁市，家庭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小黄庄前街10条1号内65号，文化程度为初中，职业类别为“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身高为176厘米。 
　　有接近过国洪起的人介绍，他出生于北京一个底层的市民家庭，父母都是工人，父亲死得很早，母亲叫冯秀荣，现在已经80多岁了。国洪起其貌不扬，外形清瘦，很内向很严肃，不苟言笑，但为人很客气，说话声音有点儿“公鸭嗓”。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很有一点儿小聪明”，尤其对数字特别敏感。 
　　国洪起有一个弟弟叫国洪新，性格与他完全不一样，为人忠厚老实。另外国还有一个妹妹，是残疾。 
　　因为家庭出身很苦，所以国洪起很小便开始到社会上“混生活”。有信息说，国洪起在1980年就因诈骗建设银行贷款而被判刑入狱，出狱后在北京倒卖进口大件商品指标，赚了一些钱后，开始雇人在进口商品供应点收购商品指标，然后转手倒卖赚取差价。也有消息称，国洪起曾经从事“切汇”，靠倒卖外汇赚钱。后来，国洪起在北京后海开了当时京城最大的一家歌舞厅——文苑歌舞厅。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洪起开始从事股票和期货交易，“炒股票非常有脑子，判断非常准确”，所以很多营业厅都争着让他去开户，他本人也迅速积累了多达几千万的财富。 
　　有人戏称，国洪起的历史是一部“被共产党专政的历史”——倒腾外汇时被抓过，开娱乐场所被抓过，炒股票期货时被抓过，现在做国债回购又被抓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像国洪起这样“一无所有却胆大包天”的草民，往往能挣到大钱。 
　　当时的国洪起，对炒股以外的其他行当相当谨慎。他曾对周围的人说过：“我不想做实业，因为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有人劝他投资当时很热门的房地产，他却说：“做房地产不但要和内部人打交道，而且要与政府机关打交道，不像我做股票，只要敲敲键盘就行了——我挣谁的钱不知道，我赔给谁的钱也不知道。” 
　　接近国洪起的人介绍，阔起来的国洪起开始学会摆谱，喜欢穿名牌衣服买名牌车，并且与很多漂亮女人有过密切关系。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以投机起家、甚至有诈骗巨额资金之嫌的人，并没有像其他类似经历的人一样，把财富偷偷转往国外，最后办好护照悄悄走人。 
　　让人惊讶的是，在国洪起身上竟呈现出如此复杂多样、甚至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他既很自卑又过分自傲；他既很低调又常常自以为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既很会算计别人又很容易上别人的当…… 
　　曾经喜欢独自一个人“敲敲键盘”赚钱的国洪起，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那种想出人投地的巨大冲动的诱使，他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张自己的“版图”——从北京到山东、河北、广东甚至香港等地，从金融到房地产、建材、化工等行业，国洪起陆续成立或控制了50家以上的公司。更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他把大部分靠“智力劳动”赚来的钱去创办实业，而有些投资在5年甚至10年之内都是很难收回的。比如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九九集团，曾是全国最大的酒精企业。该公司总投资10多亿元，员工近2000人，产品涉及工业、农业、畜牧业、商业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在2002年底，国洪起雄心勃勃地宣称：九九集团要实现“百亿资产，百亿产值，十亿利润，十亿税收”的宏图。   
　　末路英雄(13)   
　　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相信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所有公司都是他通过自己的弟弟国洪新、妻子孙涤非及妻姐刘严进行牢牢地掌控。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又是一个轻信他人、常常上当吃亏的人。 
　　比如1998年，有人游说国洪起去重庆市某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投资一个烟厂，说仅需要投入三五百万起动费用，一年便能拿上亿的利润。有人劝阻他，说烟草是属于国家专卖的，这么好的事情干吗来找你？国洪起解释道，烟厂里属于包税的，一年光税款就能省多少多少钱。我先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到政策松动了再悄悄把它拿下来。 
　　谁知道，这个烟厂是个无底洞，投入多少吃多少，不到一年时间八九百万下去了，却一分钱也赚不出来。国洪起急了，把县政府告上了法庭。官司在重庆开庭，国洪起胜诉。但他不甘心，认为我北京有人，应该能拿回更多的钱，于是又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最后，国洪起果真又胜诉了，给多判了一些钱回来，但多判的钱却几乎全部花在开销上，光律师费就付了100万。因为上诉，把重庆市法院也给得罪了，去执行时他们根本不理睬，在那里给放着。把当地的县长给追急了，他指着县政府大楼说，你们干脆把它搬回家得了……国洪起最后以亏800多万了事。 
　　而在2000年前后，国洪起又跑到东北某地去投资。当地有一家生产葡萄酒的上市公司，下面有一个销售公司。这个公司在当地是包税的，因为吹牛不交税，所以他们尽量把销售和利润做大，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收购这个销售公司，为此国洪起垫了2000多万。但合作方拿到钱后便不认账了，说你这是买公司的钱。其实任何明眼人都知道，这个公司没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仅有一个皮包装着一套公章和支票，却让国洪起付出了如此巨额的代价。 
　　诸如此类的“上当受骗”或“意外事故”，耗费了国洪起不少的真金白银。熟悉他的人说，国洪起首先是一个机会主义分子，有机会他就会去投。在投资山东九九集团和购买嘉利来股份等几件事情上，也曾有人劝说他小心行事，但他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一意孤行、不听劝阻，最终落得如此收场。 
　　从一无所有，到通过“奋斗”成为亿万富翁，又到最后变成阶下之囚，有人分析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个性：急功近利、刚愎自用、不会做人、不会用人。“他根本不尊重人才，是一个极度实用主义分子——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用不着的时候，马上可以把你一脚踢开。如果这边坐着一个大知识分子，那边坐着一个银行的信贷员，他肯定重视后者，因为银行信贷员可以马上为他变出钱来。” 
　　“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跟国过往密切的人如此叹惜道，“在特定的条件下，你凭小聪明挣了点儿钱，就好好过日子罢了，何必不知道天高地厚去惹事生非？这样的人成不了大气候，即使你给他一支部队，他也当不了元帅和将军，最多只是一个沿途打家劫舍的小毛贼而已。” 
　　个人小档案 
　　姓名：国洪起 
　　职务：北京赛克赛思公司、山东九九集团的幕后控制人   
　　末路英雄(14)   
　　出生：1958年9月23日 
　　籍贯：山东省济宁市（出生于北京市） 
　　学历：初中 
　　主要产业：国债回购、酒精等 
　　主要经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靠炒外汇和国债回购发家，九十年代开始陆续投资一些企业，其中最大的是山东九九集团，是国内最大的酒精企业。2004年3月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抓。2006年3月14日、15日，此案在南京市中级法院第二法庭正式开庭。2006年6月22日，国洪起特大合同诈骗案由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宣判：国洪起因犯合同诈骗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请善待郑俊怀！” 
　　来自伊利旧部的另类声音 
　　郑俊怀进入乳业纯属偶然。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或律师。但在参加第一批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时，郑俊怀差了十几分，后来只得进了工厂。接手伊利的前身——内蒙古回民奶食品厂当厂长时，这个厂是整个系统内最差的一个企业，全部家当才41万元，完全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烂摊子”。 
　　在郑俊怀的经营下，回民奶食品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郑俊怀觉得当时的体制太束手缚脚了，竟带领厂领导班子发动了一场“政变”。那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刚刚起步，呼和浩特市政府最初确定了12家试点企业，但却没有回民奶食品厂的份。郑俊怀找到市政府，表示一定要走股份制之路，“如上级不同意搞股份制，我们将集体辞职！”在市长亲自协调下，回民奶食品厂终于挤进了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的行列。于是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诞生。 
　　但最后，他却栽在了这上面。 
　　郑俊怀出事了！从2004年12月20日开始，陆续有数家媒体惊爆伊利数位高管被拘的新闻。 
　　笔者随即致电伊利公关媒介经理娜米拉，但手机无人接听；之后发去短信，不久后收到回音：“您好！郑总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有关此事我公司已发布正式公告，请您到网上查询。” 
　　接着，笔者又拨通了伊利行政部总经理刘春海的手机。他在电话里介绍，12月17日中午，他接到呼和浩市市委常委办公厅秘书的电话，让他在当天下午3点半召集伊利集团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到丽山湖度假村开会。会上，包括郑俊怀在内的7位高管被马上带走。不久后，刘春海即接到其中5位高管被刑事拘留的函。 
　　对有关伊利员工为此事人心波动的传言，他进行了否定：“没有啊！现在人心很稳定啊！”他透露，像每年年底进行的文艺汇演都在照常进行，并没有受此事影响。 
　　在笔者2004年9月24日这天的日记里，还记载着在“环球企业家高峰论坛”上见到郑俊怀的情景：“与其他企业家不一样的是，他胸前却没佩戴鲜花、身后也没有呼应的随从，只是一个人，拎着一个纸袋子，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处。” 
　　一些小事 
　　“我感到很痛心！很震惊！想不到郑俊怀这种优秀的企业家也倒下了。”窗外是北京今年的第一场雪，但北京赞伯营销咨询公司董事长路长全的情绪分外激动。路长全曾出任伊利营销部门副总经理，和郑俊怀有过长达两年的交往，所以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说自己“这两天心情特别不好”。   
　　末路英雄(15)   
　　对郑俊怀一生影响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幼年丧父：“那年我12岁，家里没有了顶梁柱，记得我的书包还是用父亲的白洋布毛巾做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走到哪里别人都瞧不起。这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没什么可以让你依靠，一切要靠自己努力。” 
　　路长全介绍了郑俊怀的一件小事：“有一次，郑俊怀要来北京会见一家跨国企业的老总。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在西直门附近找了个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才180元每晚。第二天要和跨国企业老总见面了，怎么办？不能丢伊利公司的面子啊！正好他有一个朋友那天住在长城饭店，于是他打电话给朋友，说你把你的房间借给我用2个小时，我会见一下外宾。 
　　在路长全的印象里，郑俊怀还是一个很敬业、很谦和的人：“他常常工作到很晚，常常利用坐车的时间睡觉。有时我们一起出差，常常会讨论问题到深夜，有时甚至通霄达旦。有次我找他汇报工作，他听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没有打断我，只是在我谈完后，他才说，小路，你谈的主要是不是这样几个意思？”对于路长全后来在营销上面的很多建议，郑俊怀都采纳了。 
　　后来路长全想离开伊利去开拓自己的事业，郑俊怀找他谈了几次心，这些肺腑之言至今让他感动：“他说，我一年的薪水已经上百万，已经够用了，我要那么多钱干吗？人终是要死的。我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在法国读书，读书都是靠挣的奖学金。钱多了对孩子反而有害处，是害他们。你看，我都50多岁了，对我而言，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伊利的品牌能够做起来，能够做成世界级的企业，能让员工们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能让农民们能够富裕。我对它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它出任何问题。” 
　　对于郑俊怀曾经打击报复竞争对手的传言，路长全认为完全是造谣。他介绍道：“蒙牛的牛奶曾经在湖北出了麻烦。伊利一些低层员工曾经想把一些不利的报道进行复印，然后散发。但郑俊怀召集了几乎所有的管理人员，明确要求不得散发一份对蒙牛不好的资料。他认为，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蒙牛的问题，我们要帮助蒙牛一起成长。郑俊怀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诋毁过任何人，却常常说，伊利培养了一批能干的人，这是内蒙古人的骄傲。” 
　　“你说这种平时就喜欢吃碗面条、一件衬衫穿了几年、出差不住200块以上宾馆的人，他会贪污？打死我都不信。” 
　　关于郑俊怀的“哑迷” 
　　在公布的资料中，郑俊怀涉嫌的是挪用资金，用来进行MBO的收购。路长全认为关键是如何去界定这个问题，“首先，是不是他自己拿的？其次，这钱拿去干了什么？如果是为了进行MBO收购，那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伊利关于MBO的事情，当初都是当地政府要做的，是他们同意的。” 
　　路长全打了个比方：“比如我们三个人是某个企业的高管，现在当地政府鼓励你们买下这个企业。怎么买？按市场价？那我们买它干吗？我们哪有这么多钱？肯定要折价卖给你，于是每股10元变成每股5元卖给你。但这叫国有资产流失吗？再说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这就像三只猴子分香蕉，怎么分都不公平，最后香蕉坏了，于是全丢了完事，大家反而高兴了。”   
　　末路英雄(16)   
　　路长全分析，这可能是一些人报复的结果：“有几个人贪污了几百万，郑俊怀就说你们走吧。没想到他们反过来又弄了他。郑俊怀对事业的兴趣远远大于金钱的兴趣，有些事并不是他想要做的。” 
　　对事情背后的复杂性，路长全打了个“哑迷”：“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有股份要卖给你，但我们在私下里还得有一个协议，你买的股份里我又要占有多少比例。明白了吗？ 
　　路长全归纳了郑俊怀的三个特点：正直、稳健、勤劳。路长全悲观地断言，“我太了解这个企业了，郑俊怀个人的威信和人格的力量，在伊利没有人能比得上。但他永远挂在嘴边一句话：伊利是大家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郑俊怀是个干事的人，他应该没有拿一分钱回家，但背后有太多的阴谋家，可能在某种力量的推动下做了一些事情。他是整个企业的主心骨，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伊利会怎样。” 
　　“我非常希望这个事情都顺利过去，祈祷郑俊怀能够重新回来执掌这个企业。不要像李经纬似的，弄来弄去等到他卧床不起了，又把他抬出来。” 
　　请善待中国企业家 
　　路长全认为，现在中国存在着“媒体暴力”：“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对中国的企业家太苛刻，不了解他们是多么艰难、多么苦，常常认为自己又搞掉了一个，心里就很踏实似的，殊不知一笔捅死的是一个养活了成千上万人的企业。其实这非常危险，会大大增加整个中国社会营运的成本。” 
　　在路长全眼里，这些“居心不良”的媒体，就是一群害人非浅的蝗虫：“农夫一年365天在土地上默默耕耘，头顶烈日、每滴汗水摔成八瓣却毫无怨言。当收割季节来临时，农夫看着即将熟透的庄稼露出幸福的笑容。突然，一群蝗虫铺天盖地从天而降，把所有辛苦的劳动成果一扫而光。农夫蹲在田埂上，泪流满面……” 
　　“中国的企业家都不容易，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把企业做了起来。他们所付出的个人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比如中国最大硅胶生产企业宏达化工的老板，小学都没毕业。在别人帮不了自己的情况下，他自学了高分子化学，三年后一举攻克了世界性技术难题，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科研价值和市场价值。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脊梁，这样的企业家我们不去善待他们，我们要去善待谁呢？” 
　　路长全分析，所有的经济之争背后是品牌之争，而品牌之争后面是信任度之争。中国必须成长起自己的强大品牌。但是，当中国自己的品牌还有缺陷时、还处于襁褓时，媒体和人民应有胸怀接纳、支持自己的品牌，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是善意而不应该是破坏性的。 
　　“我很替中国的这些著名品牌当心，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品牌，现在就这么轻易地把这些企业的领导人搞掉，这么好的人都出事了，大家还能相信谁？中国大企业倒下一个，谁最高兴？谁受益最大？我想肯定不是本土企业。现在往往出事的，是那些强势行业中的强势企业，火腿肠行业如此、家电行业如此、牛奶行业如此、补钙产品行业亦如此。国人当警惕啊，窝里斗现象是最可悲也最可恨的，这会让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寒心的。到时，就让那些国外的企业大肆在中国掠夺财富吧！”   
　　末路英雄(17)   
　　最后路长全“央求”道：“你们媒体的力量还是比较强，你们帮帮他们吧。” 
　　个人小档案姓名：郑俊怀职务：原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出生：1950年9月籍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学历：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主要产业：乳业主要经历：1974进入呼和浩特市农林局工作，1975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呼和浩特市国营畜禽场副书记、副场长，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呼和浩特市奶牛公司招待所所长，1983年1月至1993年5月任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厂长，1993年5月开始任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CEO，2004年12月因涉嫌挪用公款罪入狱，2005年12月31日被判刑6年。     
　　第四部 孰是孰非   
　　孰是孰非(1)   
　　纷繁复杂的中国知名企业家的是非争端背后，有经济利益的纠葛，也有人性的冲突。 
　　李金元与高管们“兵戎相见”、潘石屹与昔日好友“翻脸”、张宝全痛斥曾经的合作伙伴忘恩负义、倪光南对与柳传志长达20年的恩怨一直难以释怀…… 
　　在诱人的利益面前，人性永远面临扭曲的可能。 
　　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 
　　天狮高管哗变真相 
　　这是一场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的“战争”。复杂的多方博弈，结果当然是多方都不满意。 
　　天津首富李金元执掌的国内最大直销企业——天狮集团，从来不缺乏关注点。而2004年爆出“高层管理团队集体辞职”的新闻后，一时间“CEO被董事长殴打”、“首席培训师被指控‘职务侵占和贪污’”、“中国区员工大清洗”等传闻沸沸扬扬……而事实的真相如何？ 
　　为什么处在高速增长的企业，猝不及防地发生如此严重的人事危机？为什么相见恨晚的企业家与经理人，最终沦到相别如仇收场？为什么企业家与经理人的利益纠葛，总是不能在事前控制？ 
　　记者就此采访了整个事件中的核心人物：李金元、骆超、王坤和王君平，揭开天狮人事大变局的台前幕后。虽然他们仍各执一辞，虽然他们的恩怨依然未了，但我们却从中思索一个更深远的命题： 
　　企业家的个人膨胀少不了经理人的捧场，而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离不开企业家的栽培。如果企业的发展太快，信任的积累跟不上，企业家和经理人翻脸像翻书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海啸的发生丝毫没有影响李金元的兴致。2005年1月22日，天狮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李金元如期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集团举办的第四届年会。 
　　依然是鲜花、依然是万人沸腾。此情此景，不禁让人回想起一年前的第三届年会——那是2003年12月1日，天狮集团召开了包括经销商、三一盛世员工参加的万人庆祝年会。会上，李金元、骆超、王君平、周华健四人肩并肩站在舞台上，一起高唱《真心英雄》，台下激情澎湃。 
　　所有在场的人当时都乐观地认为，董事长和首席培训师、执行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等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但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几十天后，天狮集团却爆发了高管集体辞职的风波。 
　　剑拔弩张的正面交锋发生在2004年初。1月31日，天狮集团首席咨询顾问骆超突然提出想休息一段，并于次日带走了三一盛世营销策划公司（李金元占40%股份，骆超、王坤夫妇占30%股份）全部的财务资料和文件。 
　　2月2日，李金元在公司大会上指责骆超和王坤“侵占巨款，敲诈勒索”。当天，骆超正式辞职，随即天狮集团执行总裁钱港基也提出了辞职。 
　　2月3日，在钱港基与天狮集团副总裁白萍发生争吵时，李金元动手打了钱港基。 
　　2月25日，骆超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状告李金元“侵犯名誉”。两天后，李金元亦向北京朝阳区公安局报案，说骆超“职务侵占和贪污”。 
　　4月15日，天狮集团大中华区总经理王君平宣布辞职。 
　　4月19日，天狮集团另有数十高管离职。   
　　孰是孰非(2)   
　　4月20日，钱港基在网上公布5000多字的辞职信后离去…… 
　　但几个月后，官司却一直没有太大动静——双方似乎偃旗息鼓。但各种迹象表明，双方暗地里的较量仍未停息，且有再燃“战火”的风险。 
　　事过境迁人事震荡后，依然牢牢掌控天狮的李金元从中得到什么教训？离职的天狮高管们今天在做什么？他们如何反思那场纷争？ 
　　高管哗变后的李金元 
　　导致高管“跳槽”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个人欲望太强烈”。 
　　天狮集团位于天津市武清区新技术产业园内。一进大门，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巨幅伟人像和六个大字：“发展才是硬道理！” 
　　上到二楼会客厅，直面而来的是李金元的大幅画像，那神情和姿态，颇有伟人的架势。 
　　而在会客厅的左侧，是一个大鱼缸，几条金龙鱼在里面穿梭游弋。据介绍，这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鱼类价格昂贵，一条动辄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但它们性格凶猛，极具侵略性。 
　　穿过会客厅往右拐，便是李金元宽大豪华的办公室。2004年岁末，一袭中山穿着的李金元在此接受了采访。背后是巨幅的世界地图，地下踩的也是绘有世界地图的地毯，表情严肃的李金元端坐其间，始终不苟言笑。 
　　对几个月前高管的出走风波，李金元不愿多做解释。他觉得，导致这些高管“跳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个人的欲望太强烈”。他抱怨道：“国外对职业经理人有一个评估，职业经理人的档案非常细致和健全，如果名声不好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职业道德非常强，把自己的名声当作一个财产。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就不这样，干好干坏无所谓。这儿骗不了，上那儿骗去。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是不经常跳槽的，二三年就换一换，这个人绝对有问题。” 
　　但无可否认的是，自从骆超、钱港基、王君平等人进入天狮集团后，公司的业务达到了百分之几百的惊人增长。而在骆超的描述中，当初事业发展遭遇瓶颈的李金元，是那么饥渴地游说骆超等人的加盟。于是，三人分别以合作伙伴和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先后进入了天狮集团。 
　　在使用高管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判断失误”呢？李金元面露不悦，他质问道：“林彪还叛逃了。离开了林彪中国就不发展了？”李金元甚至有点懊悔地说，“我们原来用一个人，对他在原单位的所作所为了解得不够，现在我们必须去原有单位反复了解清楚。” 
　　在公司发展的某些具体数字上，李金元似乎模棱两可。在送我们进电梯时，他笑着解释道：“我对数字不敏感，但我对发展很敏感。” 
　　白萍是此次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骆超就曾直言，“白萍这个人是我离开的重要原因，她依赖和李总的关系，过分干涉我的工作，我不能忍受。”在天狮集团，我们没有见到这位副总裁。但凑巧的是，在与李金元交换的名片中，却有一张是白萍的——也许是他无意中拿错了。 
　　而在李金元飞往马来西亚参加第四届年会时，骆超、王君平等人已经加盟步长药业集团，正在国内策划另外一场“直销风暴”。销声匿迹好长一段时间的钱港基，更是在近日带着美国另外一家直销巨头——康宝莱，杀向中国内地。   
　　孰是孰非(3)   
　　“我们已经对天狮构成了威胁！”骆超自信地宣称。 
　　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骆超 
　　骆超觉得“李金元太膨胀了，做的很多事让人难以接受” 
　　在全国各地寻找骆超的足迹，没想到他却近在咫尺。他的工作室兼休息室就位于和平里林达大厦。 
　　劈头盖脸全是书。在他200多平米的工作室内，从客厅、书房、到卧室，全是一排排高大的书架，上面堆满了几万册成功励志、销售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书籍。 
　　坐拥书城的骆超神态谦和。如果不近距离接触，你根本感受不到他内心深处隐藏的不安——说到某个人或某个观点时，他总要马上站起身来，非得从书架上去找出相关的那本书来佐证。 
　　对“精神教父”这个称谓，骆超明确表示不喜欢，觉得“一听了就恐怖”。但从当初以手下十几万直销员的资格和安利公司叫板，到此次大批高管跟随他从天狮出走，足见他的影响力。 
　　多数人认为，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利益之争。骆超也曾表示过，“一个咨询公司应该从培训对象的业绩中提成，前期应该提成5%—10%，到后期可以是1%—3%”。如果按此计算，相比较三一盛世一年仅收取的几百万培训费用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而诱人的“蛋糕”。而天狮集团2003年在美国的借壳上市，让李金元的纸上财富飙升至60亿左右。为天狮集团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骆超，他心里会平衡吗？ 
　　骆超却矢口否认“利益之争”，认为这是“光环的问题”。骆超承认，直销行业内，有时必须进行一些“造神运动”，但一旦他的光环盖过李金元时，两人的矛盾就无法避免了。 
　　形容李金元骆超用了两个字“农民”。在他眼里李金元“超越不了”，尤其觉得“他太膨胀了，做的很多事让人难以接受”。而李又喜欢被人拥戴，“整天弄几千人夹道欢迎，自己坐在敞篷车上面招手。” 
　　从一些网民发表的帖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声音：“当初正是因为听了骆老师的《梦想定能成真》，我才决定加入天狮的。现在骆老师走了，我们的心都凉了……” 
　　对于被人指责人品有问题，骆超似乎颇为介意。他先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肯定人品有问题，因为我没有帮他把生意做得更大，在他需要我的时候我离开了，这个我就对不起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指什么。” 
　　但在这个话题过去之后，他在心里思忖良久，又主动跳回来解释：“当两个人反目成仇的时候，攻击对手都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人品有问题。站在他的角度看我，全是对不起他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我没他有钱，我没他有实力，没有他的平台，但是我三一公司的核心都跟我走了、王君平的中国区高层管理人员跟我走了。” 
　　因为没有股份而两次被资本方“扫地出门”的经历，让骆超铭记在心。2004年7月28日，骆超、王君平的双手和西安步长药业集团总裁赵涛握在了一起。这次，他们不再仅仅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新成立的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用王君平的话来说，骆超这次再也“逃不掉了”。   
　　孰是孰非(4)   
　　采访过程中，骆超的夫人王坤始终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偶尔做出一点补充或更正。当年，骆超因为破产而企图自杀，是她，把自己的男人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有意思的是，经过这次事件后，她递上的名片，不但公司名称发生了变化，名字也已经改成了“王怡人”。 
　　采访结束时，骆超还不忘和自己前一任老板做比较：“我这里的环境虽然没有老李那里豪华，但到我这里你一定会感到比他那里舒服。” 
　　董事长拳打执行总裁 
　　“新春事件”令我万念俱灰，痛心疾首 
　　在此次事件中受到直接“打击”的钱港基，一直没有在视野里出现。 
　　据骆超介绍，他曾经去了时代华纳，任中国区的总裁。但数月后，不知何故又离开了。李金元对此表示了自己的不屑：“几个月换一个公司，你说正常吗？” 
　　在2005年1月14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上，终于发现了他的踪影：他以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总裁的身份，陪同康宝莱全球首席运营官彭阁瑞，出现在于北京召开的世界直销协会年会上。 
　　钱港基素有“财务神童”、“扭亏高手”之称。此之前，他的职业生涯中，在一家加拿大木材公司、安利中国和露华浓中国都有不俗业绩。但在骆超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钱港基被打的惊人一幕。 
　　从2004年2月3日被打那天起，钱港基又在天狮集团呆了47天。4月20日，他公布了一封致“尊敬的李总”的信，然后“挂冠而去”。 
　　曾经“希望能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天狮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钱在信中披露： 
　　当我感觉到相互逐渐了解、逐步适应的时候，发生了不愉快的‘新春事件’，令我万念俱灰，痛心疾首。 
　　事不过三，近两个月来，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为天狮全球业务的发展、规范及改善积极努力。但我渐渐失望了，因为我每一天所看到的、所觉察到的，都是天狮现有企业的方针、政策和理念在走回头路……我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具‘执行总裁’头衔的CEO，令我感到再做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 
　　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月以后，钱港基又与天狮国际传媒公司经理张向东联合署名发表了一份声明，称：“钱港基被天狮集团李金元、白萍打了等等均属无稽之谈”，“钱港基与天狮集团的合作是愉快的和值得信任的”。 
　　但愿钱港基真能忘记，这段令他曾“万念俱灰、痛心疾首”的不快。 
　　守口如瓶的王君平 
　　如果缺乏这个平台，他就没有舞台去演戏了 
　　前不久，傲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另一家公司合资成立了伊康傲普国际管理机构，王君平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当赶到建外SOHU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在给一帮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见面之前，曾听到一则原天狮集团员工编排王君平的笑话：员工A抱怨工作累，整天忙得跟驴似的。员工B说，最近开年会，他已经累得像骡子一样了。员工C说，你们嚷嚷什么？你们知道比驴和骡子更累的是谁吗？员工A和员工B问：“是谁呀？”大家回答：“王君平。” 
　　十几分钟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君平礼貌而警惕。对那段“前尘往事”，他一再表示不想再谈。王君平甚至以一颗“报恩的心”，对李金元当初的信任表示了感谢。   
　　孰是孰非(5)   
　　而据骆超介绍，因为还有几万块钱工资拖着没付，王君平曾为此把李金元告到了天津武清区劳动仲裁处。较量仍在暗处进行。 
　　谈到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的关系，王君平深有感慨：“他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企业要发展，光靠自己一个人或家族是不够的，他必须依靠那些富有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而对于我们职业经理人讲，也需要一个适合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平台。如果缺乏这个平台，他就没有舞台去演戏了，那还怎么发展自我？” 
　　王君平谈起自己心目中喜欢的企业家，觉得应该具备三个特质：一是诚信，待人要真诚，说过的要算数；二要有胸怀，人都有犯错的地方，不可能一个人做100件事都对，企业家要给职业经理人机会，去帮助他们；三是要有眼光，企业家需要去把握市场的走势、趋势，而职业经理人要做具体的事情，从而达到企业家所定的目标。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大多出身卑微，他们身上存在着什么“致命伤”？王君平娓婉地劝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一样，都需要不断的修炼。为什么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受限并最终衰亡？就是因为企业家修炼不够，没有随着企业和社会成长而同步成长，到最后他就落伍了。” 
　　半个小时后，笔者只好“放走”守口如瓶的王君平。在离开时，发现返回自己办公室内的王君平，正独自一人临窗而立。他在2005年1月5日下午那场大雪中静思——也许是因为未来的职业经理生涯还很长，所以年轻的王君平显得格外谨慎，不想再惹是非。 
　　是什么导致最终翻脸 
　　双方最好不要咬得太紧，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北京圣吉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裁林正大认为，李金元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之所以爆发“战争”，关键在利益分配结构方面有问题。 
　　当初承诺给高管30%的股权，但第一年才赚了100万，分给职业经理人不过30万，可能塞牙缝都不够。但过了几年，一年能赚1个亿了，就得分给职业经理人3000万。那时老板就觉得亏大了——这个企业是我的，是我给了你一个发挥才能的平台，你不过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凭什么要3000万？给200万就很不错了，你就不要再贪心了。职业经理人心里也会不平衡，认为没有我，哪来这百分之几百的增长？ 
　　一个企业家在创业初期设计利益结构时，如果眼光不够长远，经常会陷入这种利益纠葛之中。如何避免？关键在于设计短期、中期、长期的利益结构问题。 
　　另外，情商也决定着人生成败。李金元是比较本土的企业家，而骆超、钱港基、王君平都在安利等大公司呆过，他们的管理思维比较现代化，两者在融合的过程中会有矛盾和冲突。 
　　按道理，他们正处于“蜜月期”，为什么一些偶发的事件和冲突会导致最终翻脸呢？这关系到老板个人的修炼问题。 
　　如何避免个人情绪影响企业的运作？在《学习型组织》里说得很清楚，第一项就是自我超越。美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们发现，很多顶级CEO的管理风格，和他的个人风格往往并不完全一样。比如，你平时很内向，但你在公司里却表现得很霸道；可能你平时脾气很冲，但在公司里却表现得很有耐心。   
　　孰是孰非(6)   
　　这是否会压抑自己的个性呢？林正大认为，这是对自己个性的一种发展和扩张。你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不断把自己放大，这样才能海纳百川。假设企业里只用和你合得来的人，那么这个公司就会发生扭曲，就会近亲繁衍，最终冒出一堆白痴。你越多元化，企业的智慧就会越宽广。 
　　林正大认为，如果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出现矛盾，双方最好不要咬得太紧，互相先冷静一下，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在创业初期，你直接招来一个团队，它的好处是容易沟通，可以降低沟通成本。但缺点呢？就是抱成一个小团体，整个班子都听某一个人的，会导致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融入大团体比较困难。 
　　像安利，它基本上不倾向于去引进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这样造成的痛苦和后遗症也会比较多。引进一个团队，甚至可能会扭曲安利原有的一些文化。 
　　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关键是选择的是短期利益还是长期利益。也许你可以利用职业经理人把江山打下来，然后削藩；作为职业经理人，这个小团队就是你的资产，你能不能把你的资产绑在一起形成筹码，但同时又要避免两败俱伤，这就很值得考虑了。矛盾产生的过程分事前、事中和事后。 
　　事前，你要找对老板，理念要沟通透彻，清楚大家的底线是什么。你要学会运用法律充分保障你的权益。比较厉害的职业经理人，还会去观察老板旁边影响到他决策的是哪些人。 
　　事中，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要协助老板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管理结构，让公司的治理结构慢慢规范化。决策权和执行权，越早分开越好，双方互相不踩线。 
　　事后，出了矛盾后怎么尽快地消解？作为职业经理人，尽量不要把矛盾闹大。如果这次把自己的老板干掉了，或者把老板的盘子给掀了，那以后谁还敢用你？ 
　　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金元 
　　职务：天狮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出生：1958年6月 
　　籍贯：河北省沧州市 
　　学历：南开大学EMBA 
　　主要产业：保健品直销 
　　主要经历：20岁时李金元开始担任华北油田的生产主管，随后担任过长春塑料厂厂长、沧州渤海饲料蛋白粉厂厂长等职务。1993年，他到天津创办天狮。开始想搞房地产项目，但是1993年恰逢国家紧缩银根，李未出手就受到了打击。随后，他选择投资天然动植物功能素“骨参”的制造，不久产品试验失败，赔了所有的钱。1994年秋，他转向“天狮营养高钙素”，并依靠直销方式推广。其后的短短3年间，李金元在全国发展了大约300万人的传销队伍，据说有5000万人使用了高钙素产品。仅1996年初到1997年8月的20个月里，天狮靠传销就有了19.89亿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6.39亿元。1998年国家开始打击传销后，李金元开始到国外发展，在俄罗斯、东欧、马来西亚通过传销的方式销售天狮产品。据称，天狮目前已经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在国内设有近5000家专卖店，产品远销世界190个国家及地区，在全球拥有1000万人的稳定消费群体。   
　　孰是孰非(7)   
　　潘石屹的感情纠葛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著名的房地产商人潘石屹有一段时间特别烦，因为有三个曾经亲密无间的老部下，却一起联合起来要起诉他。而他背后，是态度更加强硬、不肯轻易做半点让步的妻子张欣。 
　　一个是13年前就跟随创业的合作伙伴、一个是25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一个是30多年的世交，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挥戈相向”？ 
　　一个是从小生长在甘肃天水农村的“土鳖”，一个是十几岁就去了国外并深受西方文化浸淫的“海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由最初的争吵打闹最终磨合成牢不可破的“夫妻档”？ 
　　和媒体一直友善有加、相得益彰的京城房地产大腕潘石屹，在不久前接受国内某家电视台采访时却突然翻脸：“你不要再问了，要再问，我就不接受采访，你出去！” 
　　是什么让潘石屹在采访中一直闪烁其词、最终恼羞成怒呢？事情得追溯到2004年6月的一纸诉状——北京红石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汪钢、谢光学、姚军等人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该公司最大股东潘石屹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转让了原红石实业所拥有的现代城、建外SOHO的相关权益，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们的利益，并提出共计1.05亿元的赔偿要求。原告们在诉状中称：“潘石屹以上两次非法转让的实质，是其作为红石实业的董事长以权谋私、非法转移、侵占公司的合法财产及权益，使其变相成为潘氏夫妇共有的非法财产……”此案被业界称为中国“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 
　　一度表现出巨大诚意的潘石屹，在与几个小股东经过20多轮谈判并达成口头协议后，却突然关闭了和解的大门。2005年3月15日，原告方在得出其已无和解诚意的结论后，由原告代理律师告知高院，请求法院恢复审判程序。据悉，法院已经下达通知，在2005年5月26日对原告另行提出的股东和董事知情权一案先行开庭审理。 
　　但在开庭前的5月24日，事情突然峰回路转——原本“放手一搏”的几个当事人最终“偃旗息鼓”并签定了和解协议，潘石屹于5月25日在和解协议上面盖上了公章，赔款几天后即一次性全部付清，原告律师于6月1日正式撤诉。但双方约定，具体赔款金额对外保密。 
　　“这个人真是太两面派了，我们觉得自己太老实了。”在和解之前，三个小股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受过欺骗后的愤怒。 
　　姚军：13年的创业合作伙伴 
　　“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 
　　在三个状告潘石屹的小股东中，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姚军，是当初对要打官司最想不通、也最不情愿的一个，“他们刚开始来找我时，我比较矛盾，我并不想走这一步。”回首从前，姚军有种“情何以堪”的感伤。 
　　那是1992年，北京万通刚刚成立不久，去中关村买电脑的潘石屹碰上了24岁的技术人员姚军。打过几次交道后，潘石屹对他感觉良好，于是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盛情邀请姚军加盟北京万通。 
　　当时公司在北京怀柔县，条件十分艰苦，留不住人才，很多大学生呆了一个礼拜就一去不返了。但姚军还是很怀念那段没日没夜却干劲十足的创业岁月：“有时候累得不行，只要有两分钟的空档时间，我就会立马倒在地下，呼呼大睡。”   
　　孰是孰非(8)   
　　那时候，万通在海南的业务已经慢慢萎缩，公司的重点放在了北京。1993年，万通正好赶上发行法人股，姚军参与了公司股份改制并负责募集资金。当时没有证券法、没有公司法，没有人对此内行，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困难可想而知。“现在回想起来仍惊心动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寻求潜在的投资者。刚开始没有什么动静，但到最后的几天时间里，大家开始疯抢起来，有时一天有上千万的资金打到账户上来，有些钱甚至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来的。紧接着在1993年底，国家就开始了宏观调控，如果万通没有募集到这三个亿的资金，当时可能就没了。” 
　　后来公司搬到了北京市东二环边的保利大厦，姚军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办公室在518号房间。那时姚军与潘石屹的关系，可以用“心有灵犀”来形容：“我们之间的交流，到了极其简单而有效的程度，他说一句话，别人可能听不懂，但我明白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很好地完成。”两人的私交也非常亲密，姚军回忆：“潘石屹和前妻当时带了一个两岁的孩子，我们都叫他宝宝，我非常喜欢那个小男孩。” 
　　由于经营观念等诸多差异，潘石屹和其他5个股东之间产生了矛盾和冲突，被调任到上海总部去任总裁，其实上是被架空起来。被看成是“潘石屹亲信”的姚军，也被调往上海出任总裁助理。1995年6月，潘石屹选择了“出走”，姚军也紧接着在7月份提出辞职。一开始姚军不太好意思这样做，感觉上好像对不起冯总似的，家里人也不赞成他放弃当时已有的稳定收入去冒险。潘石屹和太太张欣从夏威夷回来后，就给姚军打电话，邀请他一起去另外做一个小公司，潘石屹鼓动说：“如果做不好，大不了我们再回去打工。” 
　　凭着分家时得到的大约二百万现金，潘石屹创建了红石实业，最开始就潘石屹、张欣、姚军三人。所有加盟的创业者，月薪都在原有基础上拦腰砍成一半，而且没有什么福利、没有奖金，原来月收入已经上万的姚军，每月只能拿到4500元工资了。 
　　由于姚军在万通时积累的融资经验和资源，他仍被委派担任至关重要的“找钱”工作。“最开始的一二百万根本就不算钱，发发工资、交交房租就没有了，公司随时面临现金断流而倒闭的危险。潘石屹经常是告诉我什么时候需要用一笔钱了，我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记得有一次，我终于把一笔几百万的借款支票拿到手，一个人坐在破旧的桑塔纳里，兴奋得啊啊大叫……” 
　　有一个场景在姚军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开始时张欣还没有从她任职的旅行者集团辞职，仍在国贸中心三十几层的办公楼上班。有时我和潘石屹去找张欣，三个人常常站在临窗的办公室里，潘石屹兴奋地指着远处建外SOHO和现代城的两块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地盘啊！我们俩听了都热血沸腾，有干一番大事业的冲动。” 
　　谢光学：24年前“睡在上铺的兄弟” 
　　“尽量不要把以前的事情都抖出去，做人不要搞得太绝了。” 
　　在现任北京阳光时代投资公司总经济师谢光学眼里，24年前的潘石屹是一个聪明好动的小弟弟：“1982年，我们都在廊坊市石油管道学院读企业管理，潘石屹比我年纪小，但比我高一届，我们在一个宿舍住过。学校周围有不少农田，有时我们和潘石屹一起跑到外面刨来一些地瓜，然后大家一起分着吃。”   
　　孰是孰非(9)   
　　毕业后，两人又分到了一个单位——廊坊市石油管道局机关。1986年，谢光学调回北京，而在其后的一两年潘石屹也去了深圳，开始了他的商人之旅。其间，两人偶有书信来往，潘石屹还曾为了自己父亲经销的石棉产品，托谢光学在北京寻找过销路。 
　　在海南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后，潘石屹于1992年8月回到北京做房地产，并盛情邀请谢光学加盟。由于小孩当时有病，自己单位的事也无法一下子完结，谢光学直到当年年底才加入进来。 
　　谢光学认为，潘石屹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人，很有一套经营手法，把阜成门的万通新时代广场做火了。但由于当时万通盲目扩张，在投资东北华联、进军陕西房地产等项目上都出现了失误，6个股东出现了激烈的矛盾，于是潘石屹出来创办了红石实业，谢光学等人也陆续跟着出来了。 
　　在谢光学的印象中，潘石屹是在1994年通过冯仑的介绍认识了张欣，但婚后一起创业的日子并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两人为公司的事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当时第一机床厂的项目（后来的建外SOHO）签下来后，开发的大笔资金需要四处筹措。“我们曾和一个德国人谈判，按道理中方应该是潘总出面，但张欣却抛开他们和翻译，直接用英语和对方交流，把我们完全撇在一边。”干坐一边的潘石屹当着德国人的面不好发火，回来后就和张欣大吵了一场。 
　　潘石屹与张欣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时潘石屹自己的公司是红石实业，拥有现代城项目20%的权益；张欣自己的公司是香港中凯集团，拥有现代城项目25%的股份。中凯集团和红石实业有一个管理协议，前者委托后者对现代城项目进行管理，中凯每年付给红石实业50万美金的管理费。据谢光学回忆，这笔钱后来从没有支付过。 
　　谢光学等人也和张欣发生过直接冲突。他记得，在开一个销售会议时，张欣主张在广告上保证，说业主买了我们这个房子后，每年的回报不低于15%。谢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而且没办法保证。当时两人在会上就吵了起来。 
　　那个时候，潘石屹总是站在自己的老部下一边，而且与张欣之间在财产上分得很清楚。“他们的感情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的。刚开始总吵架，两人都觉得婚姻关系不是很稳定，所以算得很清楚，后来打出来了，慢慢地就适应了。” 
　　在几个当事人当中，谢光学和潘石屹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甚至两人的手机号码都仅差一位数。现在每次进行谈判，都是先由潘石屹和谢光学联系。就在2005年5月份，好久没有理睬他们的潘石屹，在得知媒体开始调查此事时，又突然给谢光学打来电话，说还是可以继续谈嘛！谢光学感慨：“从我做人的原则来讲，我真不想和他闹翻。如果他对一些事实还是不承认的话，我们可以提供证据反驳他。我们现在说的仅仅是小股东利益的事，就尽量地不要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抖出去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想这样做，做人不要搞得太绝。” 
　　汪有芬、汪钢父子：30年的世交之情 
　　“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张欣不止一次地在媒体面前说过，有两个人对她的这一生影响最大：一个是潘石屹，一个是汪钢。她也亲自对汪钢说过，其他的人都只了解我人生的某一部分，只有你对我的整个人生全部都了解。   
　　孰是孰非(10)   
　　两人的情谊，要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年少时光。汪有芬是汪钢之父，曾任《北京周报》社长兼总编辑。这位78岁的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外文出版社英文部当主任，张欣父亲叫林清雨、母亲叫张美瑛，都在同一个出版社任翻译。两人离异时，张欣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张美瑛一个人带着她，生活上有些困难。” 
　　张欣从小个性就比较强，有次母亲一气之下打骂了她，她就一个人出走了。“我听了也很着急，因为自己眼睛不好，于是就发动部门的同志一起去找。最后在北京站，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要她回来时她还挺不高兴，认为一回去自由又没了。” 
　　70年代后期，张欣的母亲先去了香港，把尚在读初中的女儿借宿在同事家中。1980年的春天，张欣也随后去了香港，所有的手续也是汪有芬亲自去派出所办好的。临走前，张欣还在汪家住了两个礼拜。“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爱，聪明好学，也比较懂事，所以走之前我们还带着她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随后，汪钢获得了美国一个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也于当年夏天去了美国。汪钢经过香港时，还专程去看望了张欣。 
　　刚开始几年，张欣在香港也过得不容易，14岁就做了纺织女工。每当心里有什么苦恼时，她就写信给汪钢倾诉，而汪钢总是像一个大哥哥一样安慰她，并劝她不能老去打工，还得坚持学习。后来，汪钢帮张欣在美国联系了一家学校，但因为签证办不下来，她后来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并取得了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汪有芬去美国探亲时，正碰上潘石屹、张欣也到美国渡假，潘石屹还亲手操刀做了一顿饭给大家吃。 
　　张欣在香港创办的中凯集团，最开始的两个投资者是两位英国朋友，每人投了50万美金。凑巧的是，其中一位是汪有芬的好友。有一天，这位英国朋友来汪家做客，看见张欣竟也在场。事后，她向汪有芬询问张欣的情况，汪说：“这是我老同事的孩子，我从小看着她长大的。”后来这个英国朋友告诉汪有芬，她之所以决定投资，和他的介绍有一定关系。 
　　因为长达30年的亲密交往，所以潘石屹和张欣在创办红石实业时，把汪钢从美国游说回国，加入了他们的创业队伍。在刚开始的几年时间内，两家一度来往密切，常常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汪有芬对潘石屹的印象开始也挺好，觉得这个人虽然是生意人，但感觉还不那么俗气，对老人也挺尊重的，有时过年过节还给汪家送来一些蝴蝶兰之类的盆景。 
　　多年情谊如何定价？ 
　　“在2000年前后，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时间如果就此停顿，那么留存在每个人脑海中的，将只是那些峥嵘岁月中的美好情谊。但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好运砸在现代城这片土地上，于是一切开始了微妙的变化。 
　　姚军回忆，大约在2000年的某一天，潘石屹突然提出：以现代城的一套价值一百万左右的房子，置换几个小股东手中分别持有的2.5%的股份。但姚军等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姚军为此还专门与潘石屹进行了交流：“我原来一直认为我们是合作者，如果把这个股份置转了，我们就变成一种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了，这种状况我和我的家人都难以接受。”随后张欣表态：你姚军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你没有问题，就不用转了，但其他的人必须要转。但最后此事在大家抵制下不了了之。   
　　孰是孰非(11)   
　　汪钢进入公司时，投入了100万人民币，占5%的股份。后来汪钢回美国时，他要求要保留股份，潘石屹说没问题。1998年汪钢回国探亲时，潘石屹却劝汪钢说，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听说你的投资里面有你父母的钱，老人家如果不愿承担这个风险，可以把股份转让给他。汪家当时住在机关宿舍的四楼，汪钢的母亲腿脚不太方便，想回到杭州老家去买个房，于是汪家提出按250%的价钱退出一半的股份。 
　　潘石屹回答，那我回去跟张欣商量一下，年底去香港之前给你们一个答复。但后来直到去了香港，潘石屹也一直没有回音。急着买房的汪有芬于是给潘石屹打了长途电话，问他到底能出多少钱购买股份。潘石屹回答说还没商量好。汪有芬觉得凭两家的关系，不妨先借50万元，以后在汪钢的红利里扣。这时潘石屹的口气有点为难，但最后还是答应了借钱的要求。 
　　但想不到的是，几天后张欣给远在美国的汪钢发了个邮件，说你父亲强压着潘石屹要借50万块钱，事实上你离开红石实业时就应该把股份退了。汪有芬看到这封邮件后十分气愤，于是又打电话给潘石屹理论，潘石屹还一个劲地安慰老人，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个人的性格，你就不要生气了……次年，汪钢还是以23%的年利，退出了2.5%的股份。汪有芬认为，这个作价，等于是给潘石屹贷了几年款。 
　　与现代城项目的巨大成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每个小股东前后仅仅进行了两次共150万元左右的分红，再后来红石公司的账面上竟然出现了亏损。而更让姚军等人诧异的是：2002年3月12日，潘石屹在没有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未与股东协商的情况下，与北京第一机床厂、红石建外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将红石实业在该项目中的所有权益，全部无偿转给了由潘石屹的妻子潘张欣（有意思的是，经过几年的磨合，潘石屹与张欣这对“夫妻档”合作得日益默契和稔熟，就连张欣的名字后来都改成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红石建外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月25日，SOHO中国有限公司占该公司90%股份，3月5日将该股份转交给其关联企业SOHO中国BVI2，同年7月法定代表人由潘张欣变为潘石屹）。令谢光学不解的是，到2002年为止红石实业已经为此项目投了一个多亿，等于鸭子马上就煮熟了，却把90%转让给了SOHO中国（BVI2）。据谢光学估算，红石实业因此遭受的损失在15亿元以上，他说：“这纯粹是空手道，是巧取豪夺。” 
　　资料显示，建外SOHO当年总销售额24亿元，名列北京房地产十大热销楼盘榜首。而经过转让之后，红石实业对建外SOHO的权益已从100%减至10%，对3位小股东来说，原来每人2.5%的权益也随即变为了0.25%。据谢光学估计，仅在建外SOHO一个项目上，3位原告损失就超过了1亿元。 
　　同样，2003年3月1日，在现代城获利最丰时，潘石屹将红石公司所拥有的该项目20%的股权以低于原出资额10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潘张欣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SOHO中国BVI1有限公司，红石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全然不知，也未签署过任何相关文件。 
　　潘石屹夫妇与姚军、谢光学、汪钢多年的情谊就此崩裂。再次见面时，姚军等人已经是以原告的身份，和被告潘石屹进行谈判。第一次见面时，潘石屹还笑着给汪有芬打招呼，说您老变化不大，就是头发白了。开会时，汪有芬正好和潘石屹对坐，他首先以长者的口气批评了潘石屹，说他对老朋友们做得太过分了，他引用一篇相关报道中的话说：“你寻求SOHO中国上市的过程，就是消灭红石实业的过程，你是要把红石实业搞垮啊。”想不到潘石屹马上跳了起来，说你不要谩骂，你是局外人（汪有芬是汪钢委托的代理人），请你出去……   
　　孰是孰非(12)   
　　利益当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说法，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几个当事人内心深处的谋划慢慢跃过情与理的框架，最终走向法的较量？多年的情谊为什么拦截不住“利欲”这匹脱缰之马？ 
　　即使在重新启动司法程序后，姚军仍然没有忘记告诉自己往日的那位兄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不能过于贪婪，当你把贪婪戒掉之后，得到的不仅仅是有形的金钱，也许会更多。” 
　　让亲兄弟们不再打架“如果有外力作用，我会变成一个婴儿”在法律这架冷冰冰的机器碾碎几个当事人之间残存的最后一点情面之后，一连串的“陈年旧账”被继续激荡出来。原告代理律师王晓滨介绍，本案至少还存在着以下几个疑点：一、为什么红石实业会出现亏损？那么大的开支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核红石公司的会计报表中就曾发现，没有任何单据的业务外支出仅一年里就有500多万元，在另外一年里又发现公司费用中列支个人代付房款500余万元等问题；二、红石实业的股东到底是6个人还是5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做爱地的公司占5%的股权，它现在到底是不是股东？潘石屹曾经要求把这个股权转让给他的亲戚，据知情者说，双方已经成交，但潘石屹并未按公司章程要求征得全体股东同意。由于潘不向汪钢透露转让价格，汪拒绝签字。市工商局注册表上爱地仍是红石股东，但爱地自称与红石实业已无任何关系；三、像长城脚下的公社、博鳌的房地产等项目现在是否还在红石实业名下？红石实业还有没有其他的投资项目；四、SOHO中国的资金到底来源于哪里？根据红石建外2003年财务报告显示，有SOHO中国公司26092万元的“其他应收款”，而在红石建外注册资金进账时间表中，SOHO中国（BVI2）又先后投入二千多万美元，它们之间是不是有内在联系？谢光学等人不由得怀疑：先从其他地方挪一笔钱投到红石建外来，然后又用红石建外的钱垫上，到时再以分红的钱还上。 
　　但要真正厘定中小股东权益被侵占，在法律条款和具体操作上还是存在着诸多难点。原告股东在提起和进行股东代表诉讼时，其举证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料或证据的收集。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但是对于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复制公司会计账簿和原始会计凭证。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被告律师张学兵则认为，如果公司的股东都要求查阅公司的原始凭证，将严重干扰公司的正常工作。三位原告则认为，他们都仍然是红石公司的董事，如果董事都无权查阅这些材料，还有什么人能有这种权利？ 
　　针对举证问题，北京中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晓滨指出，由于股东与经营者信息资料上的不对称，或者在收集证据时得不到公司的配合甚至公司隐瞒或隐藏证据等情况下，如果规定由原告负举证责任，显然对股东不公平。因此他建议对股东代表诉讼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王晓滨一直想追加SOHO中国等公司作为被告，“但由于它们是BVI公司，即使它们的法人潘张欣坐在隔壁办公室，你的起诉书也得通过外交途径先送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然后再转到潘张欣手中。其他诸如调查取证之类的事情，更是难于上青天。”   
　　孰是孰非(13)   
　　即使困难重重，但王晓滨认为此案仍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一股独大的情况在私营企业里同样存在，而造成私营企业被掏空的原因则和股东知情权无法保障密切相关。”汪钢为此曾上书全国人大法制委，希望借此案来完善公司立法、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规范公司高管的不当行为。 
　　潘石屹曾在自述中说到：“人有三种——第一种骆驼，吃饱喝足把能量存在身体里；骆驼里面有少数会成为狮子，这就是第二种人，要学会竞争，去做领袖；第三种人是婴儿。”他分析自己，1988年4月之前是骆驼，后来变成了狮子。他说：“人最好的一个状态是友善，对周围的人很有爱心。我想，如果能有个外力的作用，我会变成一个婴儿。” 
　　从狮子变成婴儿，我们当然不能指望潘石屹自身的修行和顿悟去完成，这个外力恐怕得依赖相关法规和制度的完善。正如王晓滨律师所说，“让感情和利益受到法律的制约或保护，让亲兄弟们以后不再打架！” 
　　个人小档案姓名：潘石屹职务：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联席总裁出生：1963年10月籍贯：甘肃省天水学历：石油职业技术学院主要产业：房地产主要经历：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1987年起开始在深圳和海南开创自己的房地产开发生涯。1992年，潘石屹与人合作共同创建了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开发出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包括北京万通新世纪广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大厦、北京万通理想世界（现改名为新城国际）。1995年潘石屹与妻子张欣共同创立了SOHO中国有限公司。自公司创建以来，两人共同开发了一系列房地产项目，分别为：SOHO现代城、博鳌蓝色海岸、建外SOHO、长城脚下的公社等。长城脚下的公社在2002年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大奖。潘石屹目前是中国最活跃的房地产商人之一，曾“玩票”参演电影《阿司匹林》男主角，已经成为一个娱乐化、善玩概念、精于反策划的地产商人。 
　　倪光南：希望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和柳传志一段20年的恩怨关于柳倪之争，已经过去20年了，但余波一直未了，这可能归结于倪光南一直以来的不屈不挠的“鸣冤”。 
　　有人说，联想的路走错了。柳传志“抛弃”倪光南，持意走“贸工技”的路线，是害了联想；也有人认为，倪光南太书生意气，太固执、太自私，“历史不可能回到1995年再按照倪光南的意愿重新走过，而柳传志今天的联想似乎比1995年能够想象的还要辉煌。” 
　　对于一位知名的科学家，倪光南偏不服这一口气。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2004年12月8日凌晨，在联想大厦三楼圆形会议室里，柳传志语重心长地对80多位高层管理人员叮嘱道。几个小时后，联想集团在北京五洲大酒店抛出爆炸性新闻：用12.5亿美金收购IBM的PC业务。 
　　各种质疑随即汹涌而至。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近几年来联想的发展之所以裹步不前，关键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这导致了它今天的这场“豪赌”！而经济学家左大培的《联想的路走错了》一文，在网络上更是广为流传。他用近2万字的篇幅企图论证：从最初的“技工贸”，到后来的“贸工技”，联想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   
　　孰是孰非(14)   
　　离开联想快10年了，前总工倪光南在做什么？他是如何看待这一切的？ 
　　“这次收购代价太高” 
　　为什么联想要进行这次“惊天并购”？倪光南认为“联想有这个需要，因为它这几年的发展停滞了。” 
　　他评价道：“这个代价太高了！IBM早就想把PC业务卖掉，因为它一直不挣钱，而且技术含量也不高。IBM找到了一个好买家，卖给其他人可能卖不了多少钱。IBM很聪明，在出卖PC业务之前，它把深圳的工厂给改组了，把利润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服务器拿了出来，拿来和长城公司合作做，而且IBM绝对控股。” 
　　倪光南认为，自己在当年已经为联想找到了未来之路：“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院士，至今仍心有不甘：“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像程控交换机、芯片等一些重要的科技项目终止了，‘技工贸’的方向改变了，不要技术了。” 
　　在中关村，一直流传着“三个企业家找到三个科学家，成就三个知名企业”的经典故事：柳传志找到倪光南，开发出了联想式汉卡，成就了联想公司；张玉峰找到王选，开发出了方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公司；万润南找到了王辑志，开发出了四通打字机，成就了四通公司。而在今天，倪光南和王辑志早已出局，王选在历经“逼宫事件”之后，也已经淡出了。中关村变成了商人街，已经没有科学家的位置了。 
　　但在当时，这种选择似乎无可避免。中科院的一位前领导，在谈到当年的“柳倪之争”时这样说到：“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有人痛心疾首，认为当年的这种“短视行为”，是中国高科技企业最终滑向代工厂商的根本原因。阿果在《不能失去联想》一文中为这些总工们大鸣不平：“联想过于神化了柳传志们的运作，而不公正地贬低了倪光南们的奉献”。他追问：“支持柳传志们昨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前天积淀下来的技术成果；支持柳传志们今天运作的，有倪光南们昨天到联想后重新开发出来的技术；支持杨元庆们明天运作的，又是什么呢？” 
　　但历史具有不可逆性。柳传志领导的联想就摆在大家眼前，我们却难以想象——倪光南领导下的联想，到底会是怎样一番风景？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看不到企业家倪光南，但我们能看到科学家倪光南。 
　　采访原定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但为了了解倪光南现在的工作环境，提出改在他办公室里进行。 
　　见面时还是闹了点“误会”：比预定时间提前20分钟，倪光南就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待我们来到中科院计算所5楼的办公室时，却不见倪光南的踪影。一通电话，才知道他正在翠宫饭店的大厅内等候。10分钟之后，倪光南打着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一边握手一边道歉：“对不起，我弄错了！”   
　　孰是孰非(15)   
　　话题从倪光南的交通工具谈起。“要不是刚才赶时间，我就从翠宫走过来了。平时出去办点事，我都是骑着那辆自行车。所里也有小车，但我一般不去要，留给那些年纪更大一些的同志用吧，毕竟我今年才65岁。” 
　　他很坦然地谈起和柳传志“掰了”之后的一件趣事：“1996年左右，那时老柳还住在中关村东小区。我住5楼，他住4楼。有时我正好碰见他从楼里面走出来，他也从不和我打招呼，就一头钻进自己的奔驰里。我无所谓，推着单车慢慢地走过去，但透过小车的反光玻璃，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后来他就搬往别墅去了，把房子给了他司机住。” 
　　从联想回到计算所后在做什么？倪光南推荐大家去看“中国博客”网站上的个人主页，如《“政府采购正版软件”不能变成“政府采购外国软件”》、《Linux等开放源码技术——软件业革命的“导火索”》等数十篇文章，正是他近几年的所思所想。 
　　而在采访当天，倪光南的工作安排如下：早上七点多就起来，但没有时间锻炼，而是匆匆赶往计算所，为一位专程起来的企业家提供建立电子工程方面的咨询。中午一起去外面吃饭，接着讨论该项话题。下午参加讨论关于政府采购软件方面的会议。晚上回家吃饭，再回到单位接受采访。深夜10点与记者辞别，然后步行回家…… 
　　倪光南最爱听的是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他至今仍然记得当时老师为这首曲配的词：“黄金的年华虚度过，才知道从前铸成大错。萧萧两鬓白徒唤奈何，瘦影已婆娑徒唤奈何？雄心壮志早消磨，斜阳景已不多。深悔蹉跎，深悔蹉跎。” 
　　“当年曾觉得这首词的情调太消极，现在年纪大了，才感觉到其中的深意，才觉得许多事情没有做得更好——我本来是可以为国家、为他人做出更多的贡献的。”坐在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内，倪光南怅然感慨。 
　　“让历史回复到本来面目” 
　　因为10年前的那段恩怨，倪光南不得不存活在各种文本之中。 
　　每一段历史，总要让某些人来肩负责任，以便于让另外一些人轻装前行。2000年初，刘韧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算是为那场长达数年的“柳倪之争”暂时划上了句号。但让倪光南至今郁闷的是，在文章中自己似乎变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刘韧在文章结尾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抱歉，不能写出一篇让倪总满意的文章。” 
　　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有些人眼里“固执已见”的倪光南，为什么在联想公开解聘他之后的1999年9月6日，会通过Internet发出一封“请不要解聘我的工作成果”的“求饶信”？倪光南解释：“作为一个科技人员，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控制舆论对我进行声讨，当时我的压力很大。经过‘文革’的人都很清楚，首先要学会保全自己。有问题是迟早会清楚的，但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想先把这事放一放。” 
　　在提到孙宏斌入狱事件时，倪光南甚至为自己庆幸：“我在公司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权，我从来不批财务条，报销不是我自己签，都是别人签的，这样对我来讲反而也有好处。你最多把我开除、把股份拿掉了事，要不然就很难说得清。”   
　　孰是孰非(16)   
　　在2004年的岁末，一些不同的声音又开始涌现。在另外一次采访时，经济学家左大培为倪光南大声“叫冤”：“联想股份制改革产生了一批亿万富翁、富婆，但作为对联想创业贡献仅次于柳传志的倪光南，为什么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几乎在所有人的眼里，倪光南总是那么谦和有礼，甚至有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中国工程院的大院士，竟然“像小学生一样站起来回答问题”。但在他心中，却一直有一个结、也有一个永远的痛。倪光南表示，成不成为富翁自己不在乎，“但作为科技人员，我一生追求的就是实事求是，我希望让历史回复到本来的面目。” 
　　20年之前，在198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三人一筹莫展，不知刚创办一个月的计算机公司何去何从？第二天清晨，三人模仿三国孔明、周瑜、鲁肃，在手心的纸条上写上各自思考的应对之策。三张纸条同时打开，分别是“倪光南”！“倪光南”！“倪光南”！ 
　　而在20年之后的这个冬夜，在结束采访之后，他拿出一本新书，在扉页上工整地写下：“倪光南，2004年12月20日”，然后送给了记者。这本书厚达353页，作者是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育琨，书名叫:《失去联想》。 
　　个人小档案姓名：倪光南职务：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出生：1939年8月1日籍贯：浙江省镇海市学历：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主要经历：作为我国最早从事汉字信息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的学者之一，提出并实现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较好地解决了汉字处理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于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所在企业亦由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随后又主持开发了联想系列微型机，于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后联想微机成为联想公司的主要业务。上述二项拳头产品，创造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年来，致力于在中国推进开放源代码的Linux操作系统，以及基于国产CPU和 Linux的网络计算机等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产品。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五部 对话篇   
　　对话篇(1)   
　　黄光裕：“他们骂得很离谱” 
　　“他们叫我黄校长” 
　　张小平（下简称张）：注意到一个场景——你一出现在会场，有好几个女孩子惊呼：“黄光裕好酷啊。”你是如何看待企业家的人个魅力？ 
　　黄光裕（下简称黄）：（笑）我觉得自己在个人形象方面一般。我个也不高，长相也没有特别过人的地方。 
　　张：你觉得一个聚人气的企业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黄：首先，我做事目标十分明确，阶断性目标一定要清晰，长远目标一定要模糊。一个人做事不要太杂，轻易不要去做一件事情，但你决定做了就一定要有耐心；其次，做事之前你要估算清楚，自己的无形资产有多少？有形资产有多少？但有形资产只是一种润滑剂，无形资产才是真正的财富。国美原来的有形资产很有限，但在运用无形资产方面做得比较好。社会的无形资产支撑了国美的发展，让国美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越来越大，反过来国美又把这些回馈给社会。国美给社会所带来的东西，已经远远超过了国美从社会索取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比如说就业，直接在我们公司领工资的有5、6万人，而在公司上班的已经超过10万人，今年利税估计有6个亿。 
　　张：很多人说你霸气太重。 
　　黄：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霸气，只是有做不完的事情，所以我走路特别快。 
　　张：看来你是没时间为任何崇拜你的女孩子停留了。 
　　黄：（大笑）如果看到起眼的，我会考虑该不该留步。 
　　张：你喜欢做“教父式的人物”吗？ 
　　黄：所谓教父，是指我过于严格。我做了19年，在中国有这种历史的廖廖无几。有人说国美是零售连锁企业的黄埔军校，叫我黄校长。零售连锁业最关键的在于可以复制，如果不用很严厉的手段把每个环节都做到非常纯熟，那搬到别的地方就会变味，连锁不了。几万名员工、几百家店，开到最后每家店都不一样，买卖还怎么做？他们说这些话太片面，他们不了解这个行业，不尊重这个行业的个性。 
　　张：国美在快速发展，你本人是如何不断充实自己以适应这种发展的？ 
　　黄：我现在只能在工作中学习。 
　　张：有没有上一些什么课程，或读一些什么样的书？ 
　　黄：很希望这样做，但实在抽不开时间，精力很难顾及到。 
　　张：有没有什么人让你特别崇拜？ 
　　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信奉一点：每一个人都有对和错，但在别人身上错的在你身上并一定是错，别人身上对的到你身上也并不一定对。对错是根据你所处的环境来进行判断的。 
　　张：你平时上网去搜索“黄光裕”三个字吗？ 
　　黄：常常去搜索。 
　　张：最让你生气的文章是什么？ 
　　黄：说我们是“黑社会老大式的企业文化”。文章看完了后你会发现，他是为了骂我而骂我，骂得很离谱，没有一点逻辑性。有些文章完全是同行整出来的，是对手在中伤我。但我觉得，最缺德的不是我的同行，而是那些执记者——这种文章根本就不应该写，太没水平了。   
　　对话篇(2)   
　　张：你是不是在给我暗示，提醒我也别写这种“没水平”的负面性报道？ 
　　黄：（笑）要写你就写出水平来，不要像有些记者一样，绕来绕去把一个歪理绕成一个真理。 
　　“不存在伤害感情问题” 
　　张：陈天桥认为，家族企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方式。你赞成这种说法吗？ 
　　黄：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越是家里人，我会越了解他，自然会找一个能力范围所及的工作岗位给他。不能因为他是家里人，就逢人高三等，在公司里什么人都一样，善于摆正各种关系是最关键的，我不会拿企业的生命开玩笑。 
　　张：能介绍一下你的亲属在国美任职的情况吗？ 
　　黄：我大妹黄秀虹在上海，是华东一区总经理。二妹黄燕虹已经不在国美了，张志铭出去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张：能用一句话评价你的亲属吗？ 
　　黄：都很不错，大家都按规矩行事。 
　　张：如果让你打分，你分别能打多少分？ 
　　黄：我觉得没分可打。张志铭原来在国美做第一把手，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业绩。他在做总经理的时候，威信是相当高的，有些人都不知道他是我妹夫。 
　　张：他为什么走了？你不想让这个企业家族的印记太浓重？ 
　　黄：多多少少有这方面的因素吧。主要是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干自己的事，所以在2003年时独立出去做房地产。在一起是1＋1＞2，还是＜2？这是我们考虑的。 
　　张：听说你的母亲也在开公司？ 
　　黄：那和我的企业没关系。老太太想自己做点事，我个人给了她一笔钱，她能做起来就做起来。我的父母都很开通，知道国美不是一个家庭式的小作坊，所以10几年来从来不干涉。 
　　张：你能评价一下大哥黄俊钦吗？ 
　　黄：我们思维不同、性格不同，做的产业也不同。他人比较内向，比我稳。 
　　张：现在还会经常沟通吗？ 
　　黄：大家各自都有一个独立的企业，但有时会互相帮忙。 
　　张：两人之间有没有过矛盾？ 
　　黄：那是很正常的事情，该争的时候就争嘛。 
　　张：有没有伤害感情？ 
　　黄：不存在伤害感情的问题，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企业。 
　　张：有些媒体报道，你和你大哥的关系十分紧张，甚至曾经叫来保安互相对峙？ 
　　黄：当时鹏润大厦一人一半，底下人为了一些小事吵起来。是保安们不懂事，怎么会扣到我们的头上来。 
　　张：你们一家人通常在什么时候会聚在一起？ 
　　黄：大家平时都很忙，但在春节、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聚在一起。 
　　“引进职业经理人就像娶老婆” 
　　张：你觉得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黄：在中国，真正的职业经理人还是很少。 
　　张：你衡量一个真正的职业经理人的标准是什么？ 
　　黄：职业经理人并不需要夸大他的能力，很多职业经理人并没有真正经历过成功和失败。他应该是一个元帅。 
　　张：你最看重职业经理人的什么素质？   
　　对话篇(3)   
　　黄：那要看你用他来干吗？职业经理人明白，他们不是“救世主”，不是来改变什么东西的，而应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担得起“救世主”，能扭转乾坤的人，全球也不多。 
　　张：你认为职业经理人的通病是什么？ 
　　黄：在执行力方面比较差。在中国，有些人做企业心态不是很好。大部分人比较聪明，也有自己的套模式，但他忽略了一个企业的平台，忽略了企业的整体性，所以融入企业的时间比较慢。 
　　张：你最痛恨别人的什么缺点？ 
　　黄：说了不算，对人对事没有责任心和忠诚度，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张：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元帅”？ 
　　黄：我们更侧重内部培养。企业是务实的，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而引进职业经理人就像娶老婆一样，要慎重。 
　　张：既要上得厅堂，又要下得厨房？ 
　　黄：对。 
　　张：你相信你的直觉吗？ 
　　黄：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直觉，但重要的事情不会全凭直觉去决定。 
　　张：在你现有的职业经理人当中，更多的是和你性格相近的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黄：不存在性格问题，企业毕竟不是一个家，我们要能够容纳不同性格、不同能力、不同专业的人来做事。关键看他能不能遵守这个企业的规则，不是说你和老板聊得来就行。 
　　张：你是不是特别看重职业经理人的业绩？ 
　　黄：有些人创造业绩特别快，但有些人先是在铺垫，后面才能创造出好的业绩。不能一概而论。 
　　张：你对表现好的职业经理人是如何激励的？ 
　　黄：不能光用钱来激励，而要树立起他的信心，让他更快地融入企业当中。只有更多地互相了解，才能更快地发挥他的才能。 
　　张：我们看到，你的竞争对手苏宁电器，早就建立了高层持股方案，在今年7月份深交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后，苏宁造就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国美有高管持股计划吗？ 
　　黄：有，但不会很快。 
　　张：大概什么时候？三年？五年？ 
　　黄：不会要那么长。我们在调整一种心态——大家持股后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给企业带来的是什么？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事情。 
　　张：有媒体评介，你是“重人治轻法治、重惩罚轻奖励、重服从轻沟通”？ 
　　黄：这人不太了解国美。前一句话完全错了，国美应该是重法治；后一句话说对了60%，如果我们法治不健全，就惩罚不了；至于沟通，我们要求的是跨两级。国美有几万名员工，都重沟通就麻烦了。 
　　张：你刚才讲到，引进职业经理人像娶老婆，那么创造业绩就是像生孩子。你是不是觉得生孩子生得越多的“老婆”最好？如果“老婆”有红杏出墙的行为，你会忍痛割爱吗？ 
　　黄：如果危及到企业的安全，那会毫不犹豫。 
　　张：有没有高管背叛过你？你如何处置？ 
　　黄：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双方也有约定，我们应该依法而行。一个人到国美来，国美给他的是一种支持、一个平台，他的能力只能在接受或者理解这套模式以后才能锦上添花、充分发挥。当然，不排除他有更好的想法，但对一个企业来讲，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按照某一个人的思想去改变什么的。企业给每一个创造了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体现的是一种综合力量，并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   
　　对话篇(4)   
　　张：国美发展得这么快，你又这么年轻，你到底有没有耐心去培训一个职业经理人并等待他成长？ 
　　黄：国美的文化已经是这样，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 
　　张：你的意思是职业经理人必须快速适应国美的企业文化和运营模式，否则将淘汰出局？ 
　　黄：我想这是必要的。企业本身已经形成一股力量、一种惯性，在自然推动着前进，并不是我黄光裕本人在推动，有时连我想去改变一些东西都很困难了。 
　　张：据说另外一家家电连锁企业进入北京时，前去应聘的人有40%来自国美。 
　　黄：我没听说过。这要看是哪一级的员工，比如促销员，流动性就比较大。 
　　张：有人说你不相信任何一个人，而且绝对不能容忍经理们建立起自己的地方势力。 
　　黄：任何企业都一样。为什么要允许他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没道理！企业越大，越要集团军作战。为什么部队的口令最后简化成12121？因为人多了，命令就要简单有效。你叫12121，他却走到3去了，这当然是不允许的。应该是老总一声令下，下面的人便排山倒海似地冲上去。 
　　“需要放慢速度、调整节奏” 
　　张：国美到今年年底预计再开多少家分店？ 
　　黄：今年开100多家没问题。 
　　张：在去年，几个家电零售企业开店的速度特别快，但大中电器也关了几家店，国美有没有这种情况？另外，你预计一、二年内市场会达到饱和吗？ 
　　黄：大中关了这些店，可能是由于某种不方便说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它对外的一个策略而已。我们花了5、6年的时间，才开了100多家店，但去年一年就开了200多家店，是过去6年总和的1.5倍。但同时我们也有勇气把一些经营不太好的店关了。我觉得一、二年之内市场不可能饱和。当然，如果大家按照去年的速度扩张下去，也许就会快饱和了，因为可能所有的门脸都快变成电器店了，不饱和也饱和了。但行业趋于饱和时，大家就可能放慢速度，调整节奏。 
　　张：在北京，你的主要对手是大中；在上海，你的主要对手是永乐；在南京，你的主要对手是苏宁；在香港，更有丰泽等众多竞争对手。你现在几乎是四面作战。 
　　黄：确实如此。在上海，我们的销售额位居第二，与第一的永乐大概相差35%-40%。假如不计成本，我们明天就可以超过对手。但我们的策略是：先在全国做到第一，然后再提高每个城市的水平。 
　　张：去年你去国外考察参观零售企业，有什么样的感想？ 
　　黄：国外的零售模式和中国很不一样——在中国，要求卖场的产品数量要丰富、质量要好、价钱要低；但在国外，零售商之间能够重叠的产品不到30%，别人有的他不会卖。产品的毛利率极高。消费者买到的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产品，但可能付出的是昂贵的价格。这必须是在一个非常成熟的消费市场，细分市场、细分顾客群，更有针对性地去服务某一类顾客，而且消费者对价格不太计较。但他们进入中国以后，存在着能不能够适应的问题。我觉得10年以后中国可能会适应这种销售模式。   
　　对话篇(5)   
　　张：国际零售巨头家乐福先后从香港和韩国市场退出，他们完全是靠利润率为标准来进行调整的。国美有没有这方面的思考？ 
　　黄：近期来说，单店效率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目前市场并没有饱和到那种程度，还不用这么精确地去计算。这应该是5年后最关心的问题。 
　　张：现在大家都讲究占位，但这样做对以后的长远利益到底有多大？在扩张和效率之间你是如何保持平衡的？ 
　　黄：我们现在更多地是站在企业安全的角度来看问题，并没有太多地考虑盈利的问题。没有扩张，就没有大型企业。当然，如何把握，这要因人而宜、因企业而宜。不能抄袭，也抄袭不来，因为每个企业的背景和内涵都不一样。 
　　张：我们看到，国外的普马特，最终却被后起之秀沃尔马超越了。你有没有担心会有一天被后起之秀超越？ 
　　黄：国际的规律并不能代替中国的规律，不能因为某一个企业倒闭了，就搞得整个行业草木皆兵。零售业竞争激烈，有知难而退的，也有被吃掉的，但并不是整个行业在衰落，也并不是大家都没有买卖做了，这只是某个企业本身的问题，并不是行业的问题。中国10几亿人口，那么多消费者，市场实在太大了，今天没有张三，就会有李四，如果没有李四，那么会进来10个王老五。这是必然的趋势。 
　　张：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国美的竞争策略还是低价吗？有没有什么新的竞争手段？ 
　　黄：低价一直是国美的宗旨，但服务是国美最值得挖掘的地方。去年我们开了那么多店，花掉了那么多钱以后，却还能保持利润额的增长，并且略有盈余。我们去年花精力开起来的店，今年会花精力去把经营指标提升上来，明年可能花精力去提升我们的服务。 
　　“大家分工清楚，按规则办事就行了” 
　　张：据说你这一段与张近东、张大中等其他零售巨头走得比较近？ 
　　黄：是厂家把我们挤到一起去了的。现在厂商对我们的看法有些极端，这促使我们这些人走到一起来，一起去探讨一起问题的看法，检讨我们可能存在的一些错误。他们怨言多，我们可以理解和接受。我们尽量检讨自己的问题，必竟我们是互相依存的关系。零售市场并不是渠道商的，是大家共同有的。厂商在竞争当中，利润出现了下降，这是无可避免的，但他们首先要检查的是自身的问题，是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不能一味地把问题强压给渠道商。 
　　张：现在进场费成为了厂商和渠道商之间的争议焦点。 
　　黄：我们拿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来说。假如你的目标收入是一万块，如果低于这个水平你就不会干。而你一万块钱的收入，可能是由工资、奖金等各种各样的收入组成的。进场费也就好象你收入构成的一块而已，你可以不给我进场费，但我的利益你得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为什么要进场费？第一、是为了减少他们的压力；第二、要让他提前投入，来共同做好这个专场。在几年前，大家都认为进场费这东西挺好的，它促进大家互动互补，但现在个别厂商总拿这说事，不知道他们当时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了？反过来说，其实他们是实在挑不出渠道什么毛病来。   
　　对话篇(6)   
　　张：你觉得真正问题在什么地方？ 
　　黄：真正问题不在渠道，而在于国内的一些厂商的产品没有技术含量和品牌价值。象国外品牌的产品综合毛率大概在18%-20%左右，但国产的只有13%左右。某种空调品牌给我们的扣点是12点多，但给批发商的是19个点，就算上促销员的工资，也不过14个点。 
　　张：国美去年提出了相融共生，今年提出了和谐流通。你是如何理解和谐的概念的？ 
　　黄：大家一起资源共享、信息共享，一起来提高双方的利润，不要总是硬拼硬打，或光打嘴皮子仗，那样于事无补。 
　　张：据媒体报道，华平投资的孙强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和你非常相似。你会不会不习惯？ 
　　黄：他强势我强势，但在真理面前大家都平等。强势的声音是有道理的，这是强者的声音，但并不等于强词夺理。 
　　张：华平会为什么选择国美？ 
　　黄：大家可能对国美并不太了解，国美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华平投资进来之前，对国美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最后认为中国最好的家电零售商是国美。而且他们对国美现有的高层管理团队评价非常高，甚至有些优点是我本人原来都没有意识到的。 
　　张：有合作就会有摩擦，你和华平投资之间最大的冲突和磨擦在什么地方？ 
　　黄：现在还没有什么摩擦。资本市场都有一些规则，大家的分工都很清楚，按规则办事就行了。 
　　兰世立：8个“大人”打一个“小孩子” 
　　“第一反应是震惊和愤怒” 
　　张小平（下简称张）：从5月15日八大航空公司“封杀令”出台后，你一直在忙些什么？ 
　　兰世立（下简称兰）：最近头都被搞晕了。这几天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一些媒体一直在这边采访。有些事情不太好说——说多了得罪别人，不说嘛又对不起自己。 
　　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兰：昨天（指5月25日）全部解决了。8大航空公司及各大机票代理商一起开了会，宣布解除了“封杀令”。错误的东西总是错误的。 
　　张：“封杀令”出来之前你一点都不知道？ 
　　兰：不知道。 
　　张：你后来在什么情况下知道的？ 
　　兰：媒体真厉害。他们第一天开会，有媒体第二天就发消息了。我翻开报纸看到这个消息时，被吓了一大跳。然后再去查电脑，发现全部屏蔽了。媒体是秘密参会的，他们曾经还想起诉媒体。 
　　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兰：震惊！愤怒！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竟然还有这种事情。8大公司占据了中国90%以上的市场，而我们千分之一都不到，没有必要嘛！ 
　　张：当时你有恐慌的心理吗？ 
　　兰：肯定啊。这意味着公司不能生存，是致命的打击。 
　　张：“封杀令”出来后，和你合作的这些世界航空巨头有什么反应？ 
　　兰：他们很关注，都打来电话，问有没有什么对策？ 
　　张：当时有没有制定什么对策？ 
　　兰：一方面和他们去交涉，一方面向主管部门去反应、申诉。   
　　对话篇(7)   
　　张：是不是有关主管部门进行了协调？ 
　　兰：他们是无条件的——它来得就莫名其妙，走的也同样莫名其妙。“封杀令”从出台到现在才10天，是媒体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政府有关部门也介入了。同样是企业，他们凭什么封杀别人？ 
　　张：5月25日这个会议是由哪个部门召集的？ 
　　兰：上午是湖北省民航安全监察办公室召集的，下午是航空公司自己召开的。我都参加了，还发了言。 
　　张：你说了些什么？ 
　　兰：他们责怪我对媒体说得太多，我说，你们8个“大人”打我一个“小孩子”，还不能让“小孩子”哭？8个航空公司的飞机加起来有1000架，我们才1架飞机，是中国最小的航空公司。 
　　张：但你对他们是威胁最大的对手。 
　　兰：我们才诞生没几天，他们从我们还没有真正诞生时就开始打我们，想把我们掐死在摇篮里，有点太过分了。 
　　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打压其实是在帮你忙、帮你省广告费。 
　　兰：从结果上来说，的确是帮了我们，让一个新的航空公司很快让大家知道了；但从过程来说，害得我们不浅，掐着脖子让你喘不过气来，当时心里想着的是怎么活下去？ 
　　张：造成了什么后果？ 
　　兰：代理商都不敢卖我们的机票，也不能签转联程，一但我们的飞机误点不能签转，那后果难以收场，因为我们只有一架飞机，没有回旋的余地。好在我们的飞机是新飞机，没有出现意外情况。 
　　张：如果继续下去，会有多大的损失？ 
　　兰：短期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的票都卖完了，但是两个月以后还没有解除封杀，那影响可大了，公司就可能无法生存。 
　　张：你大概能支撑多久？ 
　　兰：把钱烧完了你就关门呗。 
　　张：你的钱能烧多久？ 
　　兰：烧几个月是没问题的。 
　　“惟一飞干线的民营航空” 
　　张：你是怎么看待民营航空公司前景的？ 
　　兰：国退民进是大趋势，中央有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不是办企业，政府办企业是无奈之举。欧美等国家的航空公司，刚开始也是国家搞起来的，后来慢慢民营化了。 
　　张：但在你之前的几家民营航空公司似乎做得不太理想。 
　　兰：首先、有的民营航空公司缺乏大企业的背景，象奥凯航空，没有大企业的实力、资金和背景做支撑。我们两个月的机票，在3个天内就卖完了，因为我们拥有强大的宣传攻势、拥有旅行社的强大网络；其次、有的民营航空公司定位不一定准确，象春秋航空。他们希望用廉价取得市场，但中国人既需要低的价格、又需要好的服务。国外做廉价航空，既不提供食物、也不提供饮用水，但中国不一样，价格便宜也一样需要你提供食品。因为顾客的意见太大，春秋航空现在开始提供饮用水了。在中国坐飞机的人非富既贵，尤其是商务舱，对价格的敏感度并不是很高，更看重你的增值、衍生服务。春秋航空之所以有麻烦，是因为是旧飞机，性能不好，所以取消了几个航班。我们是新飞机，性能挺好，营运一个星期了没有任何问题；另外，我们是在干线上飞，他们却在支线上飞。培育一个市场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而我们是飞广州、深圳、海口等中国的一线城市，飞上去就有很多人买票。   
　　对话篇(8)   
　　张：为什么其他民营航空公司没有申请飞干线？ 
　　兰：他们定位是廉价航空，就不能飞大城市。 
　　张：东星是唯一可以飞干线的民营航空公司？ 
　　兰：现在是。 
　　张：外面传言，你们在搞低价竞争。 
　　兰：其实我们的机票比他们还高一点，高约5%。 
　　张：价格高的理由在哪里？ 
　　兰：好东西不可以贱卖啊！我飞机比他们好、配置比他们好、服务比他们好、餐饮比他们好。五星级的不能当三星级的卖。 
　　张：飞机运行这一段效果怎么样？ 
　　兰：我参加了几个航班的飞行，大家反应非常好。有人说，这是最豪华的飞机、最轻松的旅程，带来了全新的感受。 
　　张：有没有不好的意见？ 
　　兰：有。毕竟我们经验不足，遇到问题时处理得有不完美的地方。 
　　张：平时和其他民营航空老总有没有沟通？ 
　　兰：有啊。 
　　张：有没有什么联盟？ 
　　兰：那倒没有。 
　　张：作为一家民营航空公司，你们对国有航空公司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兰：对航空市场的垄断和打压，最好的航线和市场都是他们的。 
　　张：你估计垄断多少年才会取消？ 
　　兰：那要等到民营航空有力量和他们抗衡时，垄断就可以打破了。 
　　张：如果20架飞机都回来，你在中国的航空公司中排第几位？ 
　　兰：虽然大家都在发展壮大，但我觉得进前10位没问题。中国大点的航空公司有国航、中航、南航等，其他的公司都是10多架飞机，超过20架的不过几家。 
　　张：据说你的举措曾引起争议，后来还到国家发改委补了批文？ 
　　兰：对。进口飞机还是需要他们批的，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后来履行了一个程序。毕竟不需要国家承担债务，也不要国家的钱，所以相对不有太大的阻碍。 
　　李金元VS骆超： 
　　企业家与职业人的“对决” 
　　李金元：“对这事我不痛心” 
　　“我们慢慢地金蝉脱壳” 
　　张小平（下简称张）：关于职业经理人，天狮这两年闹过一些风波。 
　　李金元（下简称李）：经常跳槽的不是（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我们在这过程中也得到了经验和教训。 
　　张：你觉得有哪些因素会导致一个企业高管跳槽？ 
　　李：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他自然要跳槽。真正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是不会那样去做的。 
　　张：面对手下高管们那种强烈的冲动和欲望，你是如何引导和平衡的？ 
　　李：一般来讲我都会平衡的比较好。这个人真不可救药，我们自然会放弃，慢慢地“金蝉脱壳”，让他自动离开这儿，甚至找借口也要让他离开这儿。 
　　张：他们来时你有没有经过沟通？ 
　　李：也沟通了，但内在的情况是在工作中才能看到问题。 
　　张：这些人当时是你强烈要求他们过来的？ 
　　李：天狮每天都在全球大量招人。 
　　张：当初你为什么会出现对一些高管的错误判断？ 
　　李：判断一个人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对的。   
　　对话篇(9)   
　　张：媒体有报道，他们从1个亿做到9个亿，做了很多工作。你怎么看？ 
　　李：和我们实际情况差距很大，不是一星半点。 
　　张：你不说没人知道真相。 
　　李：我们能描述这个吗？发展这是硬道理。 
　　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据你所说，你派去国外的人都特别优秀，但在国内的人反而不断出现问题，为什么？ 
　　李：这很正常，不值得一谈，对我来说，这叫毛毛雨。对这事我不痛心，我还很高兴。 
　　张：为什么不痛心呢？ 
　　李：他本身就是这样，我有什么痛心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早晚社会会清晰，媒体也会清晰的。说句心里话，发展靠一两个人，是不可能的。天狮的战略靠谁来制定？ 
　　张：你呀。 
　　李：这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都进过监狱？” 
　　张：2004年天狮走的这几个人是一个小团队吗？ 
　　李：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 
　　张：他们在这儿干了多久？ 
　　李：钱港基才几个月，王君平一年多，并不长。 
　　张：骆超呢？ 
　　李：他不是我们管理人员。出现问题后，我才知道他是从安利开除后上这儿来的。他们原来都进去过。 
　　张：是监狱吗？什么时候进的？ 
　　李：在安利期间。 
　　张：你说进去过的那个人，到底是钱港基还是骆超？ 
　　李：我不跟你议论这个事，他们的问题让社会和各方面来说。你们对他们有兴趣，但我对他们半点不感兴趣。你们想了解他们可以去找他们。如果我要对他们重视了，我企业就完了。 
　　张：为什么进的监狱？ 
　　李：这个事我不知道。来了之后，我早有安排。 
　　张：来了多久之后你就有安排？ 
　　李：几个月。 
　　张：你从什么迹象发现的？ 
　　李：这个不便说。别人说好才算好，自己说好不算好，做什么事情让别人评价去。从我这儿走了，又上了另外一个公司。几个月换一个公司，你说正常吗？ 
　　张：后来谁来接替钱港基的位置？ 
　　李：严宇鹏（音），我的副总。比原来要好得多。 
　　张：好在哪儿？ 
　　李：从管理上、稳定上、和谐上，比原来强得多了。 
　　张：钱港基和你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李：不好说，这很微妙。很到位的，起码都是十来年，否则绝对不行。 
　　“三年起码要2万多人” 
　　张：天狮主要靠什么吸引人才？ 
　　李：主要是它的平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外资企业干得再好，上面都是大鼻子，他们空间和平台非常小。 
　　张：你是如何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 
　　李：天狮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998年以前，是原始资本快速积累；第二阶段是走出去，不光是俄罗斯，还有欧洲、东南亚、美国等地；第三阶段是2003年前后，对这些区域的资源整合。原来叫集权制管理，现在叫分权制管理。 
　　张：你的人才能供应得上吗？ 
　　李：光在天津和北京招聘是供应不上的，我是在全球招人才。三年起码要2万多人。光我上海的投资这块，就要将近1万人。   
　　对话篇(10)   
　　张：像这种国际化的管理人才是很难得的，你一下子派出去这么多人能成功吗？ 
　　李：有不成功的，也有成功的。 
　　张：能举一个成功的例子吗？ 
　　李：像白风（音）、李建新（音）。另外像负责俄罗斯区域的谢东平，负责乌克兰区域的陈言国（音），负责西非区域的魏言美（音），负责南非区域的李文秀，都是非常优秀的。 
　　张：你刚才说到有不成功的经理人，他们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李：派出去不成功也很多，但是我们及时地调整。 
　　张：这些人会调回来还是直接解聘了？ 
　　李：有的调回来培训再提高，有的直接解聘了。 
　　张：是不是所有的大区经理全是从中国派出去的？ 
　　李：中国人只占百分之几，其余都要本地化。 
　　张：你的区域经理有外国人吗？ 
　　李：有外国人。我们提倡专业化、国际化、本地化。像负责北美区域的经理就是外国人。 
　　张：叫什么名字？ 
　　李：大卫。 
　　张：你当时是怎么找到他的？ 
　　李：很专业的人都是经过猎头公司来招聘。包括我现在营销集团的执行副总裁，是加拿大人。 
　　张：你考核的标准是什么？ 
　　李：第一是专业性，第二是工作经验，第三是事业心。 
　　张：为什么国内的职业经理人会这么频繁地跳槽？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 
　　李：不在乎。 
　　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李：这个社会的氛围就这样。 
　　张：会不会是因为国外的职业经理人市场比较成熟，大家的心态比较好？ 
　　李：他们都是跟着企业利益捆绑式的发展。刚开始我们的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不太健全，但他们的职业素养够，可以自律。 
　　骆超：“他说要治死我” 
　　“三天灌醉了我两次” 
　　张小平（下简称张）：当初你离开安利时，李金元是怎么找到你的？ 
　　骆超（下简称骆）：我动一动，国内营销界一般都知道。他看中我建团队、建系统的能力。 
　　张：能不能谈一谈你俩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骆：在天津总部的银狮宾馆，他留我谈了三天。我原来是不喝酒的，（他）天天让我喝酒，三天灌醉了我两次。最后一次我说，雇我你出不起工资？一年得100万，他没问题。我说是美元，他说美元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张：那后来为什么没加入公司管理团队？ 
　　骆：这是玩笑话，其实我也不想拿这个工资。他就让我做他团队的领导人，我说我不能不劳而获吧？我正好成立了一个教育公司，就说你来入股吧。最后他投资了230多万。 
　　张：你们的收入情况怎么样？ 
　　骆：钱港基一年400万，王君平一年将近100万。我没有钱港基多，但比王君平多。我还有其他收入，包括给别人做咨询、做策划、做培训。我一天的出场费，至少5—10万。 
　　张：你的收益是按天狮集团的销售额来提成吗？ 
　　骆：没有提成，当时是分红。主要是培训费和资料费。第一年帮天狮做到了3.4亿，第二年做到8.9亿。   
　　对话篇(11)   
　　张：培训这一块你能赚多少钱？ 
　　骆：几百万，这一块没有多少钱挣，但确实把团队做大了。 
　　“说我和王坤贪了几千万” 
　　张：后来为什么两人关系会出现“裂缝”？ 
　　骆：算了，这些话就不想在媒体上讲了。后来我先离开了，君平第二个离开，钱港基第三个离开，是为了我的事。 
　　张：为什么最后会闹得那么厉害，甚至出手打人？ 
　　骆：我走了，李金元挺伤心，在大会上骂我，说我和王坤贪了几千万，说要治死我，要把我送进去。王君平当时没走，就急了，说事实在哪里呢？你没有审计，他今天辞职你第二天就说贪污了几千万，太不负责任了吧。钱港基也生气不干了。李金元就给钱港基打电话，让钱港基去他办公室，钱不肯过去，他就弄了两个保安把钱港基给押过去了。去了以后，白萍又插嘴，钱港基和白萍就吵了起来。老李就把钱港基推到地上，还打了两拳。 
　　张：他当时没有还手吗？ 
　　骆：你见过钱港基有多高吗？又瘦又小，还反抗什么？老李把他抓起来就扔出去了。 
　　张：为什么钱港基后来还在天狮继续呆了一段时间？ 
　　骆：作为职业经理人，很多事要收尾。最后钱港基和王君平走的时候，都没有公开说，直接在网上辞职的。 
　　张：就这样走了，工资结了吗？ 
　　骆：不要了也无所谓。现在还欠王君平5万多元工资。王君平在天津武清区劳动仲裁处告了李金元。 
　　张：你和李金元的官司打得怎么样了？ 
　　骆：暂时不打了。他坚决不让在北京开庭，说管辖权不在这里。我的户口在济南，说我告他只能在济南、天津告他，或者到他沧州老家告他，想转移到他的一亩三分地去。 
　　张：你就撤诉了？ 
　　骆：诉什么诉？多丢人！ 
　　张：李金元不是在朝阳公安分局报了案吗？ 
　　骆：当时账册什么都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坚决要求审计。股东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把账给他，他要作假怎么办？我们不就完了嘛。我们藏了一招——账我们拿着，凭证留给你，我们也没有机会改。然后他就告我们拿走账册，怀疑我们职务侵占。实际上他出的洋相多了。 
　　当时做传销，国家说不行，他要转型，我帮他做了一套转型方案，他给了我30万，打到三一盛世公司的账面上。但他告我，说我贪污。最后朝阳区公安局来找我，但他忘了，上面写的很清楚，30万是纯粹给我个人的。有君平、钱港基和他本人的签字，还有那边总会计师的签字。再一个，他给白萍在“一栋洋房”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让王坤垫的钱。以后他还王坤的钱，说王坤拿走了钱，公安局去调查这个钱给谁用了，（结果）是给白萍买房花了200多万。最后不了了之。 
　　张：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骆：我一走，他确实是慌。 
　　张：既然你们对他这么重要，为什么不留住你们？ 
　　骆：因为白萍想插手教育。白萍原来一直在幕后，第三届万人年会上终于有机会让她找到感觉了。她想成立一个国际的三一盛世公司，她做董事长，王坤做总经理，我做首席咨询顾问。王坤说，我连国内都忙不过来，就没想弄。   
　　对话篇(12)   
　　张：你辞职时怎么和李金元谈的？ 
　　骆：没有，我打电话通过钱港基转告他的。开始没有说辞职，只是说身心疲惫，想休息一段时间。他一下子就毛了，立即开大会，说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 
　　张：事前没有和你沟通过？ 
　　骆：没有。 
　　“我真没有想到要盖过他” 
　　张：听说你走了以后，让很多人心凉了。 
　　骆：2003年12月1日给他在国内做了一个1.2万人的大会，那时天狮走到最高峰，实际上是他走上新台阶的开始。 
　　张：你不主张他炒作？ 
　　骆：中国的一些媒体是不负责任的。他跟你说发展了186个国家，你就照登186个国家？安利做了45年，但安利才做了80多个国家。 
　　张：那他为什么说有186个国家？ 
　　骆：吹呗。我去的时候说是168个国家。所有的经销商问我，你168个国家在哪里？我只能给他改了一个宣传词：产品远销168个国家和地区。怎么解释？就是一个产品有人带到那个国家，也算。他动不动在公开场合说要进入世界500强，这个太可笑了。安利2003财年全球营业额公布的是49亿美元，但安利还没进入世界500强。 
　　张：据媒体报道，李金元近年来捐了不少款？ 
　　骆：开玩笑。捐款你可以说几个亿，你拿出一个捐款单来，就是连捐赠的产品按顾客价都算上，总共捐了多少？一张嘴这个数就上去了。 
　　张：他在国内的直销行业做的怎么样？ 
　　骆：已经不错了，但是你不能吹。他说要在上海投资4.7亿美元，钱在哪里？在美国是借壳上市，三年内不能兑现。在国内这些年有二三十亿，他发出60%的奖金，还有产品成本，从哪里弄40亿？他过去不是说要做商业一条街吗？还有天津天狮工业园，以及开证券公司。有敢说的就有敢登的，登完以后就再没有人管了。但是这样能忽悠经销商加入。 
　　张：你怎么评价李金元这个人？ 
　　骆：胆子大，真的想做大事。还有，他的相片都是模仿伟人的，脚下踩着世界地图，房间里一边放着基督教的《最后的晚餐》，一边又是佛教的东西…… 
　　张：李金元是不是觉得你的风头盖过他？ 
　　骆：隐隐约约有一点。我真没有想到要盖过他，开始我很推崇他的。 
　　张：他在这些直销员的心目中地位应该是比较高的吧？ 
　　骆：实际这个造神运动我当初是推波助澜的，想要把企业家的核心地位做牢固。   
　　性格企业家 后记   
　　这本书稿的内容，来自于我在《英才》杂志四年工作时间的积累。 
　　《英才》杂志在创刊初始就提出了“经营人性”的理念，这与我擅长并且喜欢的财经人物报道角度是十分契合的。我一直坚定不移并乐此不疲地执行着这个理念。 
　　四年的财经记者生涯，我见证了黄光裕的蒸蒸日上、李彦宏的“一夜暴富”、兰世立的一飞冲天，也见证了顾雏军被捕前流着眼泪的“最后告白”、刘虹在资本之旅上一步步走向深渊、万平在法庭上的悲情陈述…… 
　　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但人性的极度张扬、扭曲和冲突，却一直记我记忆犹新。 
　　这是一群富有极端个性的企业家。其个性，牵引着他们飙升或者下跌。但无论是大胜还是大败，对他们来说，都是值得一赌的巅峰体验。 
　　极端性格理应被成熟的企业家们所排斥，但最终却成为他们大胜或大败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也许值得人们好好思索。 
　　我也一直在思索。正好，前几天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艾丰。他说，每个人在为人处世时，应该考虑付出三种成本：生产成本、销售成本和机遇成本。所谓的生产成本，指你在做一件事情时，必须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所谓销售成本，指的是你在做完某件事情时，还必须得花气力去和别人沟通，把你的成绩推销出去；所谓机遇成本，就是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你做得再好、说得再好，但机遇未来，就不一定有理想的结果。如果你在做某件事情时，提前把这三种成本都准备好了，那么即使最终失败了，就会坦然面对，不再怨天尤人。 
　　他这一段话让我深受启发。其实，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性格也是一种成本，是比生产成本、销售成本、管理成本等更隐性、更难掌控的成本。如何把性格成本降到最低？这是很多企业家需要正视的大问题。 
　　从想法、到采访、到成文、到出书，这个过程凝结了很多人的智慧和汗水，在此我深表感谢。尤其是《英才》杂志总编姜苏鹏，因为她对这些报道的修炼、提升，让我时常有一种惊喜的陌生感。本书来

本文来源：https://www.shanpow.com/wx/30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