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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王尚一:王尚一| 香港经济2016年展望(16.1.9)
前言：我始终认为，社会的进步是靠人去推动的，社会不会在没有任何力的作用下自动滚滚向前，只有大部分人关心社会并且身体力行去推动，我们才有可能享受到社会前进发展的果实，所以，我愿意写下自己思考的成果和大家分享。你可以说，然而这并没什么用，但我想，作为个体我在努力改变些什么，这就够了。
2015年香港的关键字是财富危局，2016年将是惨烈断崖式硬着陆。
2015年，香港处于前所未有的财富危局。危局的核心表现是高资产价格，或者说天价资产。其实质是虚壳价格泡沫和高负债的组合：一方面，高资产价格=汇率x（股市+楼市），高资产价格看起来很辉煌，但只是表面漂亮的肥皂泡；另一方面，背后是天量负债的极其畸形的经济，包括过度依赖大陆经济、生产要素价格奇高、企业经营困难，民众实际收入萎缩以及天量负债。高资产价格是香港经济的毒瘤，已经吸干香港的社会财富。在2015年四季度，随着股市下跌、楼市冰冻、美联储加息，香港高资产价格泡沫开始破裂。
2016年，香港将进入硬着陆阶段。世界上所有的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都不会有所谓平稳的软着陆，只可能以硬着陆的经济崩溃收场。在经济硬着陆崩溃后，社会往往出现严重动荡，甚至产生饥荒和战争等后果。2016年，中国经历金融危机后进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阶段，加上国际经济乱局，推动香港的高资产泡沫全面破裂，香港经济将以惨烈的方式崩溃。
2016年是香港历史上最主要的下降拐点。从香港开埠起，经历了长达170多年的长期经济增长，2015年达到表面辉煌的顶点，但内里已经处于全面危局。2016年是香港经济和社会断崖式崩溃的主要拐点。我曾经概述过香港的关键问题，并且提及长期的黯淡图景。在2015年，以多篇经济文章从不同角度分析香港的主要问题，准确预测香港中近期的经济下滑走势。2016年开始的惨烈崩盘，也是我分析的中近期经济下滑与长期黯淡图景的衔接。
如果考察香港的长期历史，就会发现“2015危局 —— 2016 惨烈 —— 长期黯淡”局面形成，既有香港从开埠以来的制度和文化缺陷的基本原因，也有过去30年香港错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直接影响。本文主要对过去30年错误道路和政策进行概述，进而推导出香港不可避免的全面经济崩溃以及社会财富的惨重损失。
一、天价资产
2014年，香港楼市物业总市值达20.6万亿港元，折合2.6万亿美元，可以买下将近2个纽约或3个新加坡。 2015年4月15日，香港股市市值达到5.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大陆股市）。当日，日本股市市值不到5万亿美元，意味着小小的香港股市市值超过大企业林立的日本。另外，香港2013年的GDP总值为2700多亿美元，而且增长缓慢。在4月15日，香港股市加楼市的市值达到8万亿美元（考虑到楼价上涨），与当期香港GDP不到3000亿美元的数值相比，差不多达27倍。
高资产价格是香港的主要毒瘤。表面上，股市和楼市构成的高资产价格，让香港经济显得非常耀眼。但实际上，高资产价格如同毒瘤，通过吸干香港的真实财富而发展和维持。资产价格越高，香港的真实财富损失越大。从香港股市和楼市与GDP的比例可以看出，香港经济已经像癌症末期病人，毒瘤超级膨胀，病人身体中的营养几乎被耗光，变得瘦骨嶙峋，只需要最轻微的影响，病人就可能死亡，毒瘤也随之消亡。
高资产价格的根本原因在于香港放弃制造业转向贸易和金融。从资金的角度考量，制造业是长期资金紧张。首先，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初始研发投资（专利等）、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流才能开工生产和销售；其次，制造业在发展和运作过程中，都必须持续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研发和设备投资、运营管理和维护、支付员工和供应商账款；第三，不论制造业发展规模多大，只要一直在发展和升级，就必须持续投入资金。
尤其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制造业研发投资需求极度膨胀，制造业必然资金紧张，而且是长期紧张，可以动用的资金储备相当有限。所以，在一个制造业为主的地区，人们手头的现金有限，楼市股市等金融资产价格也很低。与之相对比，贸易和金融的固定资产投入少，运营费用低，研发投入更低。当贸易和金融获得收入后，所得现金流充裕，随时可以进行大量的资金调配。在制造业少、金融资金充裕的地区，资金的主要投向是楼市和股市等金融资产领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因此贸易金融为主的地区，金融资产价格高，尤其是股市楼市价格高。
在制造业流失和贸易金融发展的推动下，香港股市和楼市迅速变得火热。1990-1997年，恒指从2000多点升到16000多点，楼价也从1000多元涨到接近10000元，涨幅达5-10倍。如果从制造业资金和贸易金融业资金的对比角度，可以看出香港1997年前的炒房热和房价暴涨的基本原因。
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深圳的发展，香港制造业开始向大陆转移，在1990年代急剧加速。随着香港制造业大量向大陆转移，香港制造业形态也发生关键改变。香港制造业搬到大陆后，各方面运营成本大幅降低，产生的利润急剧提高，香港制造业不再投入研发资金。同时香港籍高技能员工被大陆低技能员工替代，制造业也不再进行员工高技能培训投入。在这样的情况下，本来蓄积在香港制造业大量现金，被充分释放出来。而且，香港在大陆血汗工厂也获利丰厚，持续释放大量现金。
香港的贸易和金融获得极大发展，行业利润高，对总体经济拉动能力强，支持香港经济繁荣，推动高端市政和建筑发展。在香港制造业萎缩而实现大量资金释放、香港在大陆工厂实现利润、贸易和金融获利丰厚的共同作用下，大规模的溢出资金自然流向房地产和股市，从而大幅推高香港房价和股价。地产商则通过高价销售楼花获得丰厚的收益，成为巨富。在1990年代前半期的世界财富排行榜上，多个香港地产商位居世界前十位。
1997年后，香港错过重大的独立发展机遇。董建华被委任特首之后，实施“8万5”政策打压房价，制定极具远见的战略规划，推动香港向数码港等现代高科技产业升级。但是，董建华为人傲慢，缺乏亲和力，而且任人唯亲，甚至官商勾结（后来在辞职前自己承认），成为其执政的主要问题。
除了其个人问题外，董建华的规划还忽略了三个关键背景：1、基础沦陷。中国血汗工厂对香港制造业形成摧毁式打击。香港的工厂老板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全面将工厂搬到大陆，去享受血汗工厂政策，不再持续投入研发。当制造业停止研发，高科技成果很难转化，难以实现利润，无力继续投资，最终导致高科技发展步履艰难。
2、香港文化缺陷。香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只关注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需要长期努力，而且投入极大，但是，香港社会已经转入贸易和金融的短期获利模式，人们天天讨论的是股价和楼市，很少有人对高科技这样的长期投资感兴趣。很多制造业老板看到股市和楼市赚钱，也放弃制造业而转向炒股、炒楼和房地产中介等。
3、房价暴跌。在“8万5”政策实施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同时制造业加速流向大陆，香港失业率急升，房价崩盘。一部分香港民众因为高位炒房而成负资产，对“8万5”怨声载道，这成为董建华下台的关键原因。
从政策思路上，“8万5”打压房价与维护香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人们陷入负资产的时候，不是检讨1997前香港楼市过于疯狂，不是反思自己参与股市和楼市投机炒作的错误，不是思考失去制造业后的香港生存基础，而是将矛头指向董建华的长远经济战略。当人们都只看自己的眼前利益，谁会关心香港的长远未来？最后，董建华顶不住香港民众的舆论和示威压力，认错辞职。董辞职后，其曾经推动的富有远见着实的经济规划也被抛弃，香港彻底失去以内在财富增长（制造业+高科技）而独立发展的未来。
香港制造业的流失加速香港文化的浅薄化。从财富的角度，制造业是积淀知识技术、资金设备、人才管理等各类社会财富的深水池。尤其在1980年代，香港制造业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一部分制造业由于本身技术含量低，缺乏升级转型的空间，开始遭到淘汰；一部分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则越来越高，在国际上形成较明显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的角度，香港社会应当强化第二部分，进行更大的研发投入，推动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让香港的综合财富积累越来越多。但是，香港社会选择了第一部分，全面淘汰制造业，将制造业转向大陆，包括将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也一起转移到大陆。
在香港人将制造业的深水池抽干后，也溢出大量的资金，人们显得更有钱。但是香港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知识技术、设备和维护、人才管理等财富在整个转移过程中完全流失，成为香港最重大的损失。随后，人们将财富投入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人们从制造业追求技艺精深变成追求资产价格泡沫，意味着香港文化加速浅薄。
随着资产价格泡沫化，香港贫富悬殊急剧加大。在制造业溢出的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后，股市楼市很快溢出各种漂亮的资产泡沫。无数港人看到泡沫的表面收益，随即为之疯狂。在1996-97年的炒作高峰期，港人茶余饭后讨论的主要一个主题是楼市，这种讨论促使更多人跟风入市。民众追高炒房大量贷款，等于自己借贷变穷同时把大量资金送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拿着买房者的垫资，再从事房地产开发，一本万利。
民众只关注房价带来的增值，忽略自己实质上变得越来越穷。因为不论房价涨到多少，只要不卖房，都是虚假的泡沫；当房价过高（核心指标是租售比），不论房价涨多高，都是泡沫或者庞氏骗局。随后香港房价暴跌，部分房屋成为负资产，这些香港市民沦为负翁。但是人们并不自我反思，而是去埋怨董建华。此时，李嘉诚等地产富豪坐拥巨额资金，在楼市暴跌后抄底。因为，只要香港不再从事制造业，资产泡沫化还会重新出现，房地产富豪在新一轮资产泡沫产生后，必然再次实现新一轮财富增值。
随着大陆经济增长，失去制造业基础的香港主要依赖大陆而获利。在2003年沙士之后，香港经济明显好转，越来越兴旺。首先，由于大陆血汗工厂和劳务出口急剧增加，促进香港贸易和技术服务业高速发展。香港作为自由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可以比较轻松的从这部分获取丰厚利润。其次，大陆经济的融资需求急剧增加，刺激香港金融业极度膨胀。金融业被看作是经济金字塔尖的行业，社会地位高而且收益丰厚，吸引最聪明的港人学习和参与。第三，自由行带来越来越多的内地权贵游客，让旅游商业变得日渐火爆，给中低技能的港人以增加收入的机会。
在香港人都积极搵钱时忽略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依附性。收入来源主要依附大陆经济，香港基本失去经济独立性，一旦大陆经济出问题，香港必然受到冲击。第二、过时性。虽然贸易和金融表面上显得高端，但实际上都是传统行业，极大过剩，一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出问题，这两个过剩的传统行业将大规模倒闭。但是香港人注重眼前利益，继续欢迎和积极参与这些业务。第三、浅薄性。贸易、金融和旅游商业没有独立的积累，所有财富都浮于表面，一旦中国和世界经济转差，这些行业立即受到冲击，没有任何缓冲余地，也没有转型空间。
2009年以后，香港的依赖型经济和资产价格泡沫被进一步强化。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香港经济也经历几个月的短暂困难期。不过，世界各国很快采取行动，通过大规模印钞和政府负债的方式给经济打鸡血。中国大陆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与各国印钞合流，制定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增长策略。而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和西方的主要中转金融贸易港，很快得到天量资金的全面支持。国际资金通过香港进入大陆以及大陆大规模到香港股票上市和发行债券，都让香港金融业极度繁荣。大陆官员和土豪到香港旅游购物，让奢侈品销售极度火热，香港酒店和商铺赚到手软。旅游商业的兴旺支持房租大幅上涨，让包租公获利大幅增加。另外，大陆资金疯狂涌入香港楼市，抢购香港豪宅，支持楼价的持续上涨。在新的股市楼市繁荣期，香港地产富豪坐拥大量土地，以饥渴销售的方式控制市场，保持市场热度，支持楼价上涨。股价、房租和房价的大幅上涨，使香港地产商实力更强。
港元跟随美元升值，导致资产泡沫进一步上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金国际化程度高，资金拥有者普遍进行全球化资产配置，而不同国家的货币汇率变化对资产价格起到重要作用。随着美联储减少QE以及预期加息，美元指数从2014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到2015年基本在95以上。与2011年72的低位相比，美元指数上涨达到30%左右。而港币作为与美元严格挂钩的货币，也跟随对非美货币持续走强。港币升值和本港股市楼市价格上涨支持了世界第一的楼价以及世界第三的股市市值，资产价格上涨反过来再支持租金上涨，让香港经济的运行成本急剧上升。高昂的运行成本挤垮了大量低利润行业，也让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由于人民币持续对外升内贬，香港对内地物品价格相对更便宜。香港经济希望从对大陆业务中获利维持自身运营，意味着香港经济对大陆依赖性日益严重。
二、财富危局
天价资产意味着空前的香港财富危局。财富危局的根本是香港成为高端附庸经济，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经济权贵手中，而权贵为了自身既得利益坚持鼓吹香港资产泡沫，最终将香港置于死地。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巨变，香港经济将随时发生崩溃，财富也面临丧失殆尽的风险。
经济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经济安全和经济发展。其中，经济安全是基础，决定社会的生死存亡；经济发展是上层建筑，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根据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任何经济模式都会发生崩溃，区别主要在于崩溃的程度不同。当经济安全得到保证仅是经济发展层面发生崩溃时，一些人会陷入生活困境甚至忍饥挨饿，但不会发生全面的社会问题，大部分人的生活还能得到保障；但当经济安全系统崩溃时，整个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大部分人无法生存，因此发生动乱、饥荒甚至战争，引发大批人口灭损。
香港的唯一重点是经济安全。表面上，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和特别行政区，似乎有诸多便利和自由度。但如果以严肃的态度审视，香港实际上是经济孤舟。首先，香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缺乏资源和战略纵深，基本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无法自给。其次，香港无法完全融入大陆共产政治制度和血汗工厂经济，只能相对独立地生存。第三，香港经济形态过于单一，缺乏财富蓄水池，难以承受经济打击。从这几个方面，保障香港经济安全是香港经济的中心内容，甚至是唯一重点。在世界经济仍然增长、大量资金涌入的情况下，香港民众需要非常努力才能维持香港经济运转，而且相当一部分民众仍然生存艰难。随着大陆经济崩溃和世界经济恶化，香港一部分人正在陷入生存危机。
经济安全包括两方面：经济收入和财富存量。经济收入指当期收入与支出的对比。如果当期收入超过支出，就是正收入。正收入可以转成储蓄，也可以用于消费或者投资。如果当期收入少于支出，就是负收入，入不敷出。入不敷出时，必须借债，减少开支或者减少过去的储蓄以弥补收支的亏空。与之相对比，财富存量是过去的财富积累的数值。从广义的角度，财富存量可以包括两方面：1、自然资源储备，包括耕地、水源、矿产等；2、社会资源储备，可以包括制造业、人才、知识和技术和资金储备等。其中，自然资源是可见的硬件财富，而社会资源储备是软件财富。
对于香港来说，首先需要在经济较好时尽可能增加收入，同时厉行节约，尽可能多积累财富。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同时进行自然资源储备和社会资源储备，尤其需要发展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导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等。
随着中国经济崩溃，保障香港的经济安全更加迫在眉睫。香港作为高端附庸经济，虽然表面繁荣，但是主要集中在贸易、金融和旅游商业等方面。从经济竞争力的角度，香港的贸易、金融业和商业运作水平很高，与中国的血汗工厂经济相比处于高端位置。而香港的主要经济部分为中国大陆的血汗工厂经济和共产政治服务，是依附于中国经济的高端附庸经济。在经济环节上，大陆共产政治反映为铁公基、房地产和官僚经济。其中，贸易对应血汗工厂经济、金融对应铁公基和房地产经济、而旅游商业主要面对官僚消费。
在2010-2013年期间，中国的血汗工厂和共产经济总和达到最大值，也形成香港经济前所未有的表面繁荣。从2014年开始，随着大陆实体经济快速走向末日、官僚与富人消费急剧减少、到2015下半年的铁公基和房地产开始崩溃，导致香港附庸经济收入急剧减少，进而开始全面溃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香港的附庸经济特点，随着大陆经济2014-15年的全面崩溃以及2016年开始的社会危机，香港经济也将陷入全面危局。
特权阶层作为香港经济的主导者是应对香港危局的主力。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领导阶层（特权阶层）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决定经济兴衰和社会安危。在香港，经济特权阶层主要包括港府（掌控政治经济政策）、主要地产商和金融机构（掌控主要资产）以及大学和研究所等学术机构等（掌控知识和舆论）。特权阶层的主要特点是：1、决定香港经济政策，引导香港的经济收入模式；2、掌握香港主要财富，包括港府拥有财政收入和政府基金，房地产商坐拥大量现金、各类房地产和商业分支机构；3、制造和引导财经舆论：通过财经舆论，控制社会民众的经济思维和经济心理，引导民众的经济行为；4、享受优越的地位，特权阶层消耗着社会的巨额财富，其中的主要人员拿着高薪，享受着优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由于香港作为高端附庸经济、贫富极为悬殊以及权力崇拜等文化心理，香港经济可以说完全由特权阶层掌控。
从责任上，特权阶层的唯一责任是维护香港经济安全。在任何社会中，都应当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而且，责任越大，特权阶层的责任意识和相应能力也需要更强。而且，香港是典型的等级社会，不同等级的经济福利差异极为显著。特权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甚至思想上，都享受极为优厚的待遇。而社会阶层越低，生活越艰难，越需要勤劳才能生存，尤其是普通技能岗位的工作，如果进入公职部门，比在大多数私营部门，其综合福利待遇好很多。正是因为等级社会原因，公职系统内部与特权的关系更近，所以社会经济等级更高，福利待遇更好。在此背景下，特权阶层更需要以香港经济为己任，既维护自己的优厚待遇，又能保护较低社会阶层的民众生活。基于经济安全是香港唯一重要的经济内容，特权阶层需要全力维护香港的经济安全，也可以说是特权阶层的唯一责任。
维护经济安全的主要工作是防范和应对风险。这个工作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第一经济层面，权贵阶层应当通过制定经济政策，配置经济资源，调节经济收支，积极实施财富储备，以防范和应对风险。从具体工作上，主要应当包括4个环节的内容：1、预见风险，由于香港的经济地理位置和产业经济状况，随时监控世界经济的真实状况，评估来自世界的各种风险；2、风险管控为主导经济政策，以风险管控为中心任务，制定严密保守的系统经济政策，引导和规范增收节支和积极储蓄的经济行为，保障香港的基础经济安全；3、调配资源，调动各类香港经济资源，建立多重经济屏障，风险防范与应对措施；4、危机应对：当外部危机到来时，及时采取措施应对危机，在危机过程中逐步解决问题，减少危机对香港的冲击，保障和支持香港的生存。
第二社会层面，通过风险教育和经济政策，实施全民经济风险防范机制。其中，风险教育是全民防范危机的关键第一步，主要在于对民众进行广泛宣传，提醒民众预防风险。在风险尚未明确时，权贵阶层首先要帮助民众辨别和认识风险，进而强化风险教育，引导民众保持个体经济安全。在危机到来时，引导民众应对危机。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尽可能利用所有的经济资源，帮助民众开源节流，进而动用特权阶层控制的财富储备，帮助民众度过危机。
最严重的问题是特权阶层不仅不应对风险，反而与风险防范背道而驰，加剧香港危局。根据上述的基本风险策略，特权阶层应当时时将经济风险置于首位，随时强调各种经济风险。但实际上，香港权贵的所言所为，与上述风险原则背道而驰。在经济层面，特权阶层不仅不分析和预测风险，反而忽略风险。在很多风险已经发生，演变成对香港产生影响的问题时，特权阶层还在转移注意力，甚至专门掩盖问题。即使问题影响越来越大，已经影响到香港的经济收入或者财富积累，特权阶层也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止损，而是想法进行经济损失的推诿与转嫁。
在社会层面，特权阶层不仅不对民众进行经济风险教育，还通过掌控舆论，反复鼓吹表面的虚假繁荣。从2014底年开始，大陆经济开始进入崩溃阶段，对香港的酒店和商铺等旅游商业经营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权阶层不仅不考察大陆的真实经济状况，对商家进行风险教育，反而继续鼓吹大陆经济增长，不断给市民在精神上打鸡血，在心理上灌鸡汤，让商家继续无意义的坚持，导致亏损日益严重。可以说，权贵的行为不仅没有增强香港的经济安全，反而将香港经济进一步推入火坑。
首先，港府采取自杀式的经济政策和具体措施。在董建华时代，由于一国两制初期的示范，处于困境的大陆经济需要香港资金和制造业输血以及董建华个人的强硬性格，港府与中央保持基本对等的关系；但是SARS危机之后，曾荫权港府为了刺激经济而开放自由行，表面港府已经倒向经济规模快速扩大的中国；到梁振英时代，港府已经从特首办公室变成市委书记兼市长办公室，不论进京述职还是经济政策，港府都自认下属身份。基于眼前利益的考虑，港府采取几个关键的措施，影响香港的未来：
1、引导香港日益依附于大陆经济。从香港经济安全角度出发，香港经济已经成为大陆附庸，过度依赖大陆经济而生存，只有尽量减少对大陆的依赖，才能提高香港经济的安全度。所以，港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与大陆的隔离措施，尽可能提高香港的经济独立性，减少对大陆的依赖。但实际上，港府不仅不推动香港经济独立，反而从政策姿态上更积极与大陆经济捆绑，进一步加强香港经济的附庸化。即使进入2015年，港府不顾大陆经济崩溃的现实，仍然强调内地经济持续发展，香港需要更贴紧大陆。尤其在大陆高调宣扬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后，港府立即宣布积极跟进，发挥香港的桥梁中介作用，希望从中分杯羹。其实明白人都知道，这只是大陆政治上吹泡泡，增强民众的信心而已，没人关心这个巨大的规划是否真的实施，而港府却不识趣，后来多次提起一带一路对香港的经济支持作用，自己给自己打鸡血。
2、过度建设、铺张浪费。自次贷危机以来，各国印钞的经济刺激已经逐渐走到尽头，世界经济重新探底的趋势日益明显。面对这样的外部局势，正确的应对措施是积极缩减开支，尽可能增加政府储备资金的数量。但是，港府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大量投资基建，消耗政府资金储备。例如，在广九直通车（穗港直通车）已经满足运输需求的情况下，投巨资重复建设香港高铁，促使香港经济更加依赖大陆。而且，高铁预期2015年8月4日完工，在计划不周、监管不力、劳工短缺的情况下，工程严重超期、费用严重超支。2015年5日底，港铁预期推迟到2018年开通，预计造价达到853亿港元，超过之前预算650亿港元的3成，而且高铁建设很可能烂尾。也就是说，仅仅在高铁一个项目的基建上，每位港人在未来的保命基金就减少1万多港元。
3、在正确的政策态度上软弱，缺乏建立经济安全防线的意志力量。2012年，港府推出双辣招打压香港楼市。随后，香港楼市成交量急降，楼价明显下跌，显示港府政策的作用。从香港经济安全的角度，双辣招的政策方向正确而且效果显著。但是，港府的双辣招只是孤立的政策，而不是系统的施政思路。其时，国际游资和大陆资金还在持续进入香港，部分资金继续进入楼市。而且香港的各类财经评论和民众舆论都倾向于香港楼价将继续上涨。所以，楼价在下挫后又逐步企稳回升，而港府面对舆论和楼价走势缺乏坚决打压的态度、缺乏后续的打压政策、也缺乏足够的风险提示。港府大力鼓吹依靠大陆经济，希望从大陆获利，进一步吸引大陆资金到香港炒楼置业。而且，金融机构提供的房贷融资便利，也支持炒楼资金运作。最后，在港府其他政策、金融机构政策、社会经济舆论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双辣招的效用被瓦解。在2014年之后，香港楼价屡创新高，进入最后疯狂阶段。双辣招的失效，表面港府的施政意志软弱，连基本正确的政策都不能坚持，无法建立香港经济的安全防线。
其次，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鼓吹资产泡沫，强化香港的高端附庸经济，掠夺香港的主要财富。从根本利益的角度，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反对经济安全，致力于鼓吹资产泡沫。因为，如果香港将经济安全置于首位，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压资产泡沫，也就是压制股市和楼市价格，当市场没有泡沫，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收入都会很低，所以，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为了自身利益积极鼓吹泡沫。大致上，鼓吹资产泡沫、掠夺香港财富的方式有几种：
1、以市场供求的方式推抬房地产价格，不论房地产商还是金融机构都积极支持房地产价格上涨。香港主要地产商拥有大量的土地储备和商业地产，当市场需求减少房价下跌，地产商共同控制市场，减少楼市供应，支持房地产价格。双辣招实行后，房地产商减少楼盘供应，而港府又缺乏类似“8万5”的政策配合，结果等于房地产商控盘房地产市场，支持房地产价格重新走强。对于金融业来说，在香港制造业流失后，房地产是金融业务的主要内容，不论房地产按揭贷款，房企股市融资，还是房地产债券，都给金融业带来业务和利润。而且，即使在1997后房价暴跌，很多港人成为负翁还在坚持还房屋贷款。港人的坚韧和诚信态度对金融机构意味着的极高的信誉和安全性，所以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和发展房贷业务。在房价稳定或者上涨时，更多人愿意按揭买房，金融机构业务扩大。在金融信贷扩张推动下，充裕资金推动房价上涨，又刺激更多人买房，支持房价上涨。可以说，在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下，香港房价更多由金融属性构成，其价格远远超出香港市民的真实居住需求。
2、加强与大陆的金融联系，支持更大的泡沫。香港即使再富裕，自身的资金总量有限，如果仅以自身资金炒作，资产泡沫也相当有限，如果能引入更多的经济参与者、组织更多的资金、将资产泡沫做的更大，获利也必将更丰厚。所以，香港房地产和金融机构积极进入大陆，支持大陆的资产泡沫。大陆资产泡沫越大，香港资产泡沫也水涨船高，地产商和金融机构的收益也更多。2005年后，大陆央企成批在港股上市，香港成为大陆与国际资本对接的关键场所。次贷危机、QE和四万亿，更急剧加大外资进入中国以及中国资金流出的规模。香港作为主要的桥头堡，堆积了巨额资金，不论外资金融机构在香港租用写字楼和高端住宅，还是大陆机构和富豪在香港购置房产，都支持香港房地产价格上涨，支持香港楼价成为世界第一。另外，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大陆企业在香港上市，消化进入香港的外资，也支持股市扩容和股价上涨。与近20年前的1997相比，香港的股市和楼市规模都已急剧扩大，股市和楼市价格屡创新高。规模更大、价格更高，资产泡沫更严重，而房地产商和金融机构则在更多资金和更严重的资产泡沫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3、通过股市、债市和楼市等手段掠夺香港民众的资金。随着中国实体经济的衰败和走向末日，中国经济日益成为旁氏骗局。旁氏骗局往往需求的资金量日益增大，直到最后突然破败。我在《中国实体经济走向末日》和其他经济分析文章中多次强调，即使在美国3次QE印钞的资金大规模流入中国后，中国社会资金链断裂情况仍然日益严重，需要更多从外部吸血。在2012年后，大陆除了吸引外资到中国、在海外加速企业上市等手段之外，还急剧增加对外借债的规模。尤其是大陆企业的对外借债，到2015年已经达到1.5万亿美元。而且，大陆企业海外上市日益急迫，各类企业造假上市的特征日益显著。而且，很多企业造假已经毫不掩饰，在公开财报中就可以随意捏造数据。各类金融机构为了获得佣金，帮助企业造假，从香港股市圈钱，从债市承销债券。随着美联储逐渐缩减和停止QE3，美元资金外流规模持续减少，远远无法满足大陆的圈钱需求。而在金融机构的运作下，大量香港本地的资金被挪用，变成人民币资产、股票和债券。香港民众不仅被诱导高价买房、炒股和购买人民币，其银行存款在不知不觉中也大量变成对大陆贷款和其他形式债权。
第三，以大学为代表的社会研究机构，不仅不提醒香港经济风险，反而在加剧经济风险。在一个社会中，经济研究机构应该起到看门狗的作用，捍卫整个社会的主要利益。而在香港，经济研究机构为了自己的眼前私利，利用香港经济中存在的漏洞而获利，同时危害到整个香港的经济安全。其中，以大学代表的机构，更是消耗香港纳税人的大量金钱、拿着巨额慈善捐款，做着危害香港经济根基的事情。可以说，大学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仅直接严重危害香港的经济安全，更通过毒害学生，直接危害到香港的长远未来。大致上，经济研究机构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1、大学不仅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反而危害香港的未来。从形式上，经济研究机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定行业或机构的附属研究机构，立足于本行业和机构的利益进行研究，以金融机构的经济研究部门为代表。另一部分是社会经济学术研究机构，为整个社会长远发展而服务，以大学为代表。
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研究机构主要以金融机构的附属部门为主。这些经济研究部门往往以貌似公允的方式，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研究。他们很自然的淡化风险、强化所谓的发展，以鼓吹资产泡沫。由于金融机构大量购买媒体宣传手段，能在社会中实现广泛的宣传覆盖，也因此，以大学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研究机构更需要肩负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主要责任包括对社会强化风险意识、监督经济运行和风险、随时提出关键问题并且寻找解决方案。只要大学等研究机构持续发声，基于整个社会对大学的信任，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资产泡沫。但是，各大学很少针对香港的现实进行系统研究，更不要说系统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大学为了学生的眼前就业率，将大学自身看做就业培训机构，与其他经济权贵合流，为其输送专业人才。所以，大学做的主要不是确保香港的经济安全，而是与其他权贵一道共同危害香港的未来。
2、大学缺乏对香港经济独立与安全的倡导与教育，成为香港全面附庸化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经济的快速附庸化，不仅有大陆血汗工厂发展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自己放弃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中，大学作为香港各界极为尊敬和重视的机构，在思想、知识和政策引导上完全缺位，成为香港失去独立性的关键原因。
首先，香港制造业全面迁往大陆时，各大学没有任何经济预警和相应对策，港府更不可能筛选和保留，而香港制造业全面外迁导致香港独立的基础塌陷。其次，在一国两制早期，大陆中央政府一直避免干涉香港事务。但是SARS之后，梁振英作为港府代表到北京要政策，全面开放对大陆的自由行,中央政府官员提醒梁振英，如果这个口子开了就很难关上,而港府坚持认为，要刺激香港经济增长需要开放自由行。自由行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政策出台，也没有大学进行分析和反驳。
更重要的是，在倒董的过程中，香港内部矛盾难以调和，大陆政府被迫介入事件中，要求董建华下台。在这个时候，大学作为社会中的主要智力机构，如果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香港仍然能保持高度自治。而在自由行、庄丰源案之后的双非问题、倒董等事件之后，大陆政府逐渐涉入香港政治，港府和香港富豪与大陆利益全面捆绑。大学自身也逐渐成为附庸部门，反映出香港的全面附庸化。
3、大学对制造业的忽视也导致自身附庸化。从根本上，大学与制造业互为因果互相支持。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财富基础，也是香港经济独立基本保障，制造业作为财富深水池，能随时通过吸纳投资让城市财富的基础更加雄厚。而且，现代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内涵日益深化，既能吸纳大量高收入员工，又能支持相关的高科技产业。尤其以德日为代表的工业4.0发展，意味着制造业更加强大。从制造业和大学的关系上，制造业吸纳多门类大学毕业生，从就业和经济上支持大学；反过来，大学通过创造思想、传播知识和技术、对员工在职培训，引导制造业的发展。
如果在1980-1990年代，大学能倡导港府和制造业工厂保住制造业，尤其是保留一些朝着高精尖新发展的制造业工厂，香港既能保持足够的制造业财富，又能支持香港的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如果保持香港制造业的基础，并且通过强化香港的核心制造业，领导和管控大陆的支持型组装加工业（类似于日本在大陆设工厂的模式），香港才真正强化独立经济地位，实现财富的积累和扩张。正确的做法是大学领导制造业、制造业领导香港经济，真正强化大学对香港经济的领导，保持香港经济的独立性。
制造业流失的结果是大学缺乏真正的社会领导和影响力，变成实质上的职业培训机构。制造业流失后，香港经济作为高端附庸经济，也影响大学的状态。在附庸化的经济环境下，不需要社会领导者，只需要跟从服务者。社会领导者意味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独立自强的思想、对于社会的发展的认识以及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行为模式，跟从服务者则不需要独立的精神和思想，只需要听话顺从的性格以及特定知识和技术服务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学也不是社会领导者，不需要强调领导者的精神和思想，也缺乏对社会的思想和知识领导能力。
从功能上，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培训机构，为贸易金融和相关技术服务业输送毕业生。从社会关系上，大学与社会民众几乎隔绝，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不担负对社会民众教育的责任；向港府和金融机构等权贵靠拢，通过强化与权贵的关系，更好地位附庸经济服务，实现更好的学生就业；对学生主要采取圈养驯化的手段，一方面以就业和收入吸引学生，让学生聚焦于服务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圈养学生和塑造学校文化，将学生培训成为具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服务人员。
大学对学生的压制反映出香港未来的根本风险。大学生上大学，职业的知识技能培训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长期发展的关键在于，大学的教职员工对学生言传身教，给学生指明发展方向，并且塑造学生的性格和能力。从这个标准衡量，香港的大学不仅没有这样的能力，反而压抑学生的成长。尤其在资产泡沫化的环境中，学生面对的不仅仅是毕业找工作，更重要在于能生活，也就是租房和买房。
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大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就越来越感到绝望。因为即使毕业后收入不错，也因为房价和房租过高而生存艰难，更难以买房成家。而大学对学生失控，加上港府的错误应对措施，后来演变成“占中”的尖锐冲突。在占中之后，港大校方又为了表面就业率，不顾大陆经济崩溃的真实情况，违反学生的个人意愿，强力向港大学生推介到大陆工作。在学生表达不满后，校方与学生再度发生冲突，而且矛盾日益尖锐。
从教育的角度，学生不论占中还是与校方冲突都是迷茫无助的表现，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才会采取无具体指向的对抗行为。大学已经失去对学生的教育能力，无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反而想着强力压制学生，造成更多的无谓冲突。大学生是香港的未来，当学校以职业培训机构的定位，教职员工在言传身教上起反作用，结果只是压抑学生成长，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更加不利。
更为严重的是，权贵形成强大的整体宣传攻势，加速掏空香港的财富。在大学附庸化之后，权贵实现利益上的合流，共同加速香港社会的财富流失。自2012年后，港府的基建项目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大陆的资金输血日益增多，香港的财富被掏空的越来越快，资产市场在表面上也越繁荣。不论港府、金融机构还是大学，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尽力维持挖空香港财富的表面繁荣。
从2012年开始，大陆对于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大，对外债务积累持续增大，不论港府、金融机构还是大学都不对民众分析债务背后的风险。2014年之后，大陆自由行消费快速减少，香港只是强调大陆反腐造成官员购买减少，而不探查其真正原因是大陆实体经济加速崩溃。2015年7-8月，股灾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开始人民币大震荡，说明大陆实体经济崩溃已经演变成金融领域的崩溃，但是香港权贵仍然对危机视而不见。当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开始已经切身感受到大陆经济出了问题，权贵不是帮助民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进行相应对策，而是继续鼓吹大陆经济增长，香港还会继续跟随大陆经济受益。同时，权贵转移矛盾，将旅游商业不景气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转移为“占中”等事件所导致。
到2015下半年，香港形势已经相当危急，但是权贵仍然在掩盖问题，支持股市债市泡沫。例如，一些金融机构和人员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以及香港面临的严峻状况，但是各金融机构不关心香港社会的生死，不对社会发布任何风险提示。例如，汇丰与中国大陆已经紧密捆绑，持续与大陆实施紧密合作，相当部分的资产与大陆挂钩。但是，汇丰银行在年中采取行动，不再冠名发布中国PMI，实际表态与大陆正式决裂（参见本人的《汇丰终止发布中国PMI的超级警讯》）。随后，汇丰甚至考虑，可能将总部搬到美国。
这两个举动说明，汇丰在对大陆金融业务极大的背景下，对大陆经济已经产生绝望情绪。但是，仍然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者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提出质疑，而是强调或者默认中国经济增长。然后，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假设，积极帮助大陆企业和政府（国企）在港股上市，并且发行美元债券进行融资。在7月大陆金融危机爆发后，港股大幅下跌，更积极帮助大陆在香港市场吸金。而港人听信金融机构的吹捧，大量投资到估值到天价、各种方式造假或者随时因为中国经济崩溃而破产的企业。
同时，金融机构也在舆论上支持楼价。在上半年，香港楼市已经达到极为荒谬的程度，而且大陆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决定香港楼价必然在中短期内发生暴跌，但是各金融机构默不作声，暗示楼市继续上涨。在大陆7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楼市将下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个别机构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开始预测房价下跌。不过，只要分析这些预测，就会发现个中玄机。例如，有的相对“大胆”的预测是，香港经过3年时间，楼价将下跌超过20%。
其实，这种表面看空的预测，实际上仍然在变相看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支持楼市的人气。因为，只要稍微了解房地产市场就知道楼价走势的特点是缓升暴跌，一旦楼市开始暴跌，幅度将很大。例如，美国房价在2002年开始加速上涨，涨了6年，总体涨幅才60-80%。而在次贷危机后，虽然美联储疯狂印钞挽救楼市，美国楼市也明显下跌：3个月内，下跌最少地区的跌幅普遍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在跌幅较大的地区，跌幅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至于日本楼市和香港97年楼市下跌，都是在大幅上涨之后开始暴跌，跌幅达到75-80%。按照现在的香港市道，比日本和97前的上涨更加疯狂，所以下跌必然深不见底。但是，金融机构完全忽略忽略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基本特点，即使在看空市场的时候，预测的跌幅也很小。
这种预测给市民的感觉是即使楼价下跌，跌幅也将有限。反过来，如果机构预测落空，楼价不下跌，未来上涨空间巨大。所以，很多市民涌向楼市，把钱送给开发商，把债务留给自己。
资产泡沫化的实质是虚壳价格泡沫和实质高负债的组合。第一、虚壳价格是指表面由于价格高昂而显得很强，但实际的内在价值极低。日本是世界上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第二强的国家，而香港股市在吸纳大陆上市公司后，竟然比日本股市的市值还高。认真考察这些大陆公司就会发现，基本都是纸面上做的好看，实际盈利和资金流创造能力极弱，一些大陆公司在香港上市后，已经因为造假而退市或者股票暴跌。随着大陆经济崩溃的深入，造假的大陆公司也将原形毕露进入全面倒闭，进而拖垮香港股市。同理，与纽约市相比，香港不论贸易、金融和技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还是在经济规模和收益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香港地产物业总值竟然接近纽约的两倍，物业价格与经济规模严重不匹配。仅仅从这个角度考量，香港楼价都必将崩盘。
第二、实质高负债意味着在没有实业利润支持所有高资产价格的背后由高负债支撑。人们大都看到香港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而且楼价高企，往往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但实质上，建设这些高楼的资金并不是香港通过自身财富创造而积累起来的，更多是从其他地区流入香港的资金支持。对于香港，这些资金意味着巨额负债。日本在1980-90年代，通过制造业极高的货值出口获得高额利润，以自身积累发展房地产。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由于主要是自身资金，所以日本的经济仍然相对健康。香港则完全不同，贸易和金融业务发展推动大量负债建设，楼盘越高档楼价越高，负债金额也越大。
随着中国经济崩溃，香港贸易和商业等收入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对外收入持续下降。同时，香港建设还在加速，更多的建筑，更高档的装修，消耗更多的现金，形成更多的负债。负债不仅在企业层面，还包括个人通过按揭贷款买房。很多港人买房，依靠个人存款和当期收入结余，只够支付房贷首付，他们需要大量按揭贷款才有能力买房。当银行发放贷款给个人，个人将钱给房地产商时，个人高负债也就此形成。
高负债开始压垮香港经济。由于香港的资产价格已经远远超出香港经济创造利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香港的GDP。随着资产价格上涨，人们反而更积极地将资金投入虚壳价格上。而且，因为没有任何实业的利润比资产泡沫增长的更快，所以当房价和房租快速上涨后，导致各类商业经营成本大幅提高。如果商业收入能持续增加，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香港的表面经济还能持续增长。但是，随着大陆经济和社会崩溃，不论通过香港的贸易出口，还是到香港旅游消费，不仅不快速增长，反而加速下降，香港经济也受到明显影响。
在资产泡沫扩大和商业收入减缓的共同作用下，大部分香港市民的个人收入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而且，资产泡沫的传导具有滞后性，向商业和生活的传导速度不同。随着大陆消费持续减少，商业集中区的铺租也急降，但是在主要的生活区铺租上涨后，并没有明显下降。生活区商铺保持高价，市民生活成本难以降低。除了加速掏空香港财富的金融业兴旺之外，其他大多数行业和民众个人逐渐陷入困境。
很多港人实质上已经陷入赤贫。随着资产泡沫持续扩大以及权贵支持和鼓吹泡沫，很多港人受到压力，高价贷款买房做房奴。由于房价和个人收入差距太大，不少港人背上沉重的债务。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或者过度工作多赚钱，同时极度削减开支，结余出来的钱才能偿还按揭贷款。例如媒体曾报道，一对80后小夫妻通过按揭贷款成功买房上车。丈夫阿全收入较为固定，以厉行节约的方式攒钱，每顿能只吃一个面包就不再吃第二个，坚持多多步行上班，多走一段路就能省下公交车费。妻子Helen做护士，想法加班多赚加班费，两人拍拖时几乎无消费，主要去公园散步和拍照，而约会吃饭也在快餐厅。当然阿全和Helen属于极端的例子，其他贷款按揭买房的香港市民，很多不像他俩如此节约，但是生活也尽量节省。当然，阿全和Helen看到房价上涨，自己的房屋增值，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不过，如果去除这套房子的价格泡沫，从客观的角度衡量阿全和Helen的生活，两人已经属于赤贫状态。
在12月美联储加息后，权贵终于不再强调乐观情绪，说明香港经济已经危在旦夕。在A股股灾引发大陆金融危机后，港股跟随下跌。从10月份开始，楼市变冷，成交价下降。股市和楼市下挫，已经说明资产泡沫开始爆破。但是，权贵们仍然表现得相当乐观，强调香港仍有各种发展机遇。随着美联储加息真正成为现实，权贵才慌了手脚，表现出对经济的忧虑。但是，权贵仍然在试图安抚社会，给民众以虚假的安全感。而实际上，权贵这样的态度已经说明香港资产泡沫已经开始破裂。而且，权贵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问题全面爆发。
另外，大陆自由行游客日益减少，香港商业也更加萧条，众多民众收入继续减少，支付能力随之下降。除了大陆仍然通过金融市场，继续从香港圈钱而让金融显得火热之外，香港经济已经没有亮色。港府实施的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因为中国经济崩溃而烂尾，这笔巨资终将被证明是玩打水漂。
三、2016年的惨烈断崖
惨烈断崖包括两个含义：1、程度：惨烈。惨烈是指香港经济下降的程度。进入2016年，香港将面临资产泡沫全面爆破、积存财富被大规模洗劫、众多企业和商铺关门、相当一部分人失业的综合经济崩溃。而且，由于大陆进入社会崩溃阶段以及香港经济的全面崩溃，经济下降的程度极大。2、方式：断崖。断崖形容经济下降的方式。在过去几年，由于权贵的持续误导，香港不仅没有进行经济隔离和收缩，反而与大陆进一步深度捆绑，将资产泡沫鼓吹的更大。进入2016年，香港经济下滑将是没有任何支持的、恐慌式、断崖式的自由落体。
从过程来看，惨烈断崖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对过去的未跌部分补跌，二是在未来随着中国崩溃而续跌。
香港经济首先需要大幅度补跌，资产泡沫最少挤掉65%。在过去几年，周边国家通过货币贬值，以国家经济缩减的方式间接实施资产挤泡沫。而香港一边自身积累过度膨胀的资产泡沫，一边港币跟随美元升值。补跌就是香港资产价格相对过高，需要大幅下跌。如果与其他经济体相对应，首先按照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幅度进行相应的挤泡沫。
面对中国经济崩溃，中国周边的相关经济体已经有所反应，主要反映在货币贬值上。2011年，美元兑日元低于1:77。随后日元持续贬值，到2015年达到120日元以上，最高超过125日元，美元对日元升值幅度超过55%。2011年，澳大利亚元兑美元最高接近1:1.10，到2015年，澳元贬值最低时点低于0.7美元，美元对澳元升值幅度50%左右（美元对澳元0.91-1.38）。2011年，美元兑加元最低低于1:0.95，到2015年末，美元兑加元最高接近1：1.40，美元对加元升值45%左右。
三国的货币贬值基于不同的经济特点。按照《福布斯》杂志，日本是世界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排第四的国家。日本最早行动实施安倍经济学，主动大幅贬值日元。日本贬值日元的目的是降低国内生产成本，增加出口产品竞争力，将经济危机尽量转嫁到其他国家。在日元贬值的同时，人民币还对美元升值。由于人民币外升内贬，生产成本与日本相差无几，导致在中国的日资工厂逐步向日本本土回迁或者迁往东南亚。而且，日元贬值后一个额外的效应出现，大陆旅客到日本旅游的数量激增。大陆旅客在日本大量购物，主要采购日本生产的产品。
澳洲是对中国经济最为依赖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的铁矿石进口国。随着中国经济崩溃以及铁矿石持续扩产，导致铁矿石价格暴跌，引发澳元大幅贬值。在澳元大幅贬值后，大量中国人到澳大利亚留学和旅游，积极从澳洲购买各种产品，代购活动极为活跃。
加拿大在表面上受中国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实际上受中国经济主导。因为中国是世界石油的最大进口国，而在世界原油增产和中国需求疲软的共同作用下，石油价格暴跌，直接影响加元汇率。另外，与澳洲类似，加拿大也吸引大量的中国投资移民和留学生等，这些人在加拿大成为投资房主力，推高温哥华和多伦多房价。在加币明显贬值后，中国人从加拿大进行海外代购的产品也同样激增。
三国汇率的大幅贬值对香港形成指标对比作用。大致上，美元结束QE3与其后的加息与中国经济崩溃相对应。一些国家经济严重依赖中国受到显著影响，其中，经济和社会基础差的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进入经济崩溃阶段。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中国经济的影响下货币大幅贬值。与三国相比，香港更加依赖大陆经济，经济和社会结构更加脆弱。
从优选经济决策的角度，香港也应当像其他经济体一样，在过去几年做相应经济调整。香港与日本一样，都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经济模式（如果只考虑本土经济），没有澳洲和加拿大这样国土广大、人口较少、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而且香港比日本经济规模更小更缺乏独立性，所以，香港更需要采取日本模式，根据现实状况主动实施调整。同时，还需要在民众中进行广泛的经济宣传教育，香港才能提前一段时间做足够准备以应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崩溃的严峻后果。
香港补跌的关键是挤破资产泡沫。根据香港目前的资产泡沫水平，最少应当挤掉65%的资产泡沫。按照2015年4月香港股市超过日本的规模水平，下降65%只是进行补跌。在当时，恒指最高达到28000点，下降65%意味着降到10000点左右。同样道理，按照2015年中期的高位（比2014年的20万亿港元继续显著上涨），楼市即使下降65%，香港物业市值仍然达到纽约的三分之二，高于新加坡。大致上，补跌可以通过两个方向的措施实施：
1、港元贬值。让港币贬值35%以上，也就是美元兑港元升值50%以上。正面看，港币贬值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如果按照三国货币贬值的幅度以及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港币贬值最少要达到35%。在港币贬值补跌的同时，将股市和楼市保持在现有的港币计价水平上，能初步实现挤泡沫的目的。负面看，港币贬值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公平，而且导致严重的输入性通胀。香港的主要问题是在权贵的支持和运作下资产泡沫过度膨胀，同时一些港人超出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炒股和贷款买房，也支持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如果实施港币贬值，意味着所有人承受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的损失，权贵和过度消费买房的人得到好处，也就是损害香港经济、败坏社会风气的人得到鼓励，而辛勤工作和节俭储蓄的人群则因为港元贬值而遭到严重损失，也就是说那些支持香港经济、支持香港经济安全的人受到惩罚，这样政策的结果只能是人们更积极炒股和买楼，进一步加剧资产泡沫的比例，让香港经济处于更危险的状态。
另外，港币贬值35%之后，由于香港大部分生活日用品依靠进口，结果是生活物价大幅上涨，考虑到价格上涨的累加效应，普遍涨幅可能超过50%。香港有很多市民自强不息、自食其力，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生存。但是，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以及资产价格泡沫的经济侵蚀，这些人生活非常拮据。如果生活物价再大幅上涨，等于摧垮这部分自食其力的人群，使他们陷入生存困境。所以，港币大幅贬值的负面结果是，节俭储蓄和自食其力的人受到严重打击，推动更强的投机风潮，因此港元贬值的模式不可取。
2、实施通缩。保持港币汇率相对稳定，推动经济通缩，直接挤破资产泡沫，让股市楼市价格最少下降65%，通过升息、公开市场操作和行政措施，直接打压资产泡沫。考虑到香港的股市和楼市过高的价格，可以通过严厉限制港人炒股买房的措施，迫使港人退出股市，并且最少将楼市打压下降65%。按照香港股市2015年4月超过日本股市的规模水平，下降65%只是补跌式的挤泡沫。恒指最高是28000，下降65%到10000点左右。
同样道理，按照2015年中期的高位（比2014年的20万亿港元显著上涨），楼市下降65%后，香港物业市值仍然接近纽约，明显高于新加坡。另外，通过宣传大陆经济真相，促使商业收缩，降低商业地产租金，进而降低整个社会的运作成本。在商业收缩后，利用现有的资源，尽量在大陆还能输出游客和资金时，赚取最后一桶金。在资产价格下跌65%以后，停止一切扩建工程，同时对公职人员的收入大幅度下调，大幅降低港府的运作成本。在实施经济通缩和挤破资产泡沫后，非公职人员由市场状况自然调节。这样政策的好处是能在刺破资产泡沫的同时，不影响节俭储蓄和自食其力人群的利益，同时打击依靠资产泡沫生存的人群。
由于香港社会的阶层尖锐对立，上述任何一个措施都无法实施，所以香港经济无法主动实施补跌。在香港整体经济依附大陆的同时，香港社会内部也形成尖锐对立。其中，一部分人依赖资产泡沫，这个群体包括权贵阶层、非权贵的金融和地产从业人员、高价买房的高负债人群、将很多储蓄投入炒股的人群等；另一部分人更多因为资产泡沫而受损失，主要指非金融和地产行业中，辛勤工作、节俭生活、积极储蓄、不进行高房贷买房和炒股金额少的人群。如果实施港币大幅贬值，会引发后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本来已经陷入尖锐矛盾的香港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动荡。主动挤破资产泡沫等于直接威胁到权贵的利益，一些房奴甚至可能因为负资产而跳楼。港府考虑到大陆和本港权贵的利益，为了不让房奴跳楼，同样不可能实施。所以，香港无法主动实施经济补跌，只能继续维持港币强势，而且尽量维持资产泡沫。
维持现状的结果是问题越拖越严重，最终唯有形成惨烈断崖。香港只有维持不下去资产泡沫被刺破时才出现下跌，仅从补跌的角度，首先要经历65%或者更多的资产价格下跌，已经完全可以称为惨烈，而且，资产泡沫破裂将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形成价格的断崖式暴跌，更重要的是，仅仅过去的补跌就可以达到惨烈断崖的程度，还没包括未来的续跌。
进入2016年，香港面对中国社会崩溃和外储清空的危机，香港资产泡沫必以迅猛的方式全面崩溃。随着中国巨变，香港的问题也将集中爆发。中国将爆发全面社会危机，大部分贸易公司和旅游商业倒闭，从根本动摇香港的主要收入来源。更重要的是，一旦中国外储清空，几乎所有金融机构倒闭，香港大部分存量财富已被大陆掏空的真实情况暴露，香港民众在银行的存款也将基本消失，大部分港人将不得不面对生存困境。
首先，香港权贵的软弱表态反映出香港已经进入经济危机，资产泡沫开始破裂。在2015年，权贵们反复强调香港经济前景向好，试图给香港民众灌心灵鸡汤，2016年开局这种情况没有再现，不少权贵开始公开表现出对未来形势的担忧。在外部，一方面中国经济崩溃已经传导到香港，影响香港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美国在12月首次加息后可能还会继续加息，如果美国加息，港币与美元挂钩，也必须加息。在内部，除了旅游商业一片萧条之外，资产泡沫开始破灭。恒指从28000水平跌到20000点。根据最新行情，港股在2016年开年后，连续4天交易下挫，到1月7日收市为20300点，不久的未来随时跌穿20000点。楼市从10月份开始冰冻后交易日益清淡，一些二手房在四季度出现20%的劈价求售。进入2016年，在大陆经济崩溃、香港商业萧条、港股下跌的共同作用下，楼市购买意愿更弱，价格将持续下行。一般说来，资产泡沫破裂是经济危机的开始，经济危机反过来再加速资产价格下跌。
香港经济危机的直观表现是关铺潮和失业潮，进而推动资产价格下跌。香港旅游商业在2015年已经转淡，到第四季度大部分店铺的销售已经相当差。根据相关数据，2015年香港公司商铺关门倒闭的数量创出08年以来新高。进入2016年，由于大陆经济崩溃传导，香港贸易服务业和旅游商业的经营状况将更差。大致在春节过后，很多商家因为销售回暖无望而开始关铺。考虑到大陆消费急剧下降以及过去商铺开设过多，关铺潮将非常显著。
根据11月我对香港商铺的实地综合考察，即使按照2015年大陆经济崩溃的状况，香港商铺都已处于极为严重的过剩状态，即使在2016上半年关铺数量达到40%，剩余商业也完全能轻松应对剩余的消费需求。而旅游商业吸收大量香港就业人口，关店潮意味着大量的人员失业。相当一部分人员即使不失业，收入也将明显下降。关铺潮、裁员潮、减薪潮相叠加，香港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另外，商铺大量降租和空关后，资产收益水平急剧下降。在大量人员失业和减薪之后，本港消费能力亦大幅下降。各种因素相结合，商铺和住宅楼价格重估，价格下跌幅度最少达到三分之二。
其次，大陆进入社会危机阶段，将导致香港经济全面崩溃。大陆社会危机涉及几个方向，对香港不同行业具有相应的影响。大致上，影响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1、大陆实体经济走向末日，绝大部分生产组装工厂关门。实体经济末日从2015下半年开始全面上演，生产组装工厂连片倒闭或者关门，一些工厂即使表面运营，实际负债累累，随时准备留下债务跑路。从时机上，2016年1月到2月的春节，将是重要的时间窗口。更多大中型工厂将关门或者跑路，其中包括众多外资厂。春节后，只有少部分工厂开工生产，同时继续裁员，维持最低的人力成本。
大陆实体经济末日将重创香港贸易和技术服务业。在大陆生产出口的过程中，香港出口和转口贸易商以及技术服务商起到重要作用，也从中获得较高的利润，香港也是大陆工厂的小型设备工具、零部件和高价材料的重要采购中转地，香港销售商也因此获利不菲。另外，一些港人在大陆工厂担任技术和管理职位，也有较高收入支持香港家庭生活。随着绝大部分出口工厂关门，中国出口和进口都急剧减少，不再雇佣高薪港人。搬离中国的生产厂分散到世界各地，即使香港仍能得到部分业务，与过去十几年相比属于急剧萎缩。
贸易萎缩进一步打击香港经济。贸易是香港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香港经济影响广泛。贸易租用码头、仓库、商业铺面和写字楼等物业设施，雇佣较多的相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一般服务人员，贸易急剧萎缩后，大量物业设施闲置，大量从业人员减薪或者失业。物业闲置意味着贸易公司、房地产商和物业公司、相关服务公司以及政府相关税收减少，进一步打击股市和商业地产。大量从业人员失业或减薪，直接影响到相关人群的生活，进而打击住宅楼价。
2、大陆大部分人口失业，社会陷入混乱。在2015年，大多数企业减薪、裁员和欠薪，大量建筑工地和工厂采取长期欠薪的策略不支付工人工资。在上半年A股暴涨和7月大陆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仅洗劫相当数量的股市资金，也导致社会资金更加紧张。同时，各种高利贷层出不穷，以超高的利息吸引参与者，然后又很快爆破，参与者血本无归。在全民创业的口号下，无数人拿出积蓄创业，大都损失惨重。另外，一部分人买房炒房，投资在理财产品上，整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现金所剩无几。
进入2016年，随着绝大多数企业裁员和关门，大部分人将失去工作以及经济收入，由于绝大部分人的储蓄基本被洗劫，没有工作又没有积蓄，人们只能铤而走险维持生存，也就是说，很快将有数量庞大的失业、无积蓄、有家庭负担的人行为失控。在2015下半年地方治安急剧恶化，进入2016年，社会将快速失序，随后是社会系统崩溃，也就是社会危机爆发，进入乱世。
香港旅游市场和商业市场的主要份额都是针对大陆。港币跟随美元升值后，到香港旅游相对较贵，大陆以外的游客相对减少。根据香港《大公报》2015年8月29日刊文“中国大陆旅游研究院8月28日发布《大陆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5》”称：在（2014年）香港入境旅游市场份额中，大陆游客所占比重高达77.60%，到访3,466.24万人次，且保持15.20%的成长趋势。由于港币升值和资产泡沫，香港销售的产品与其他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相比明显更贵。所以，非大陆游客即使到香港旅游，也很少在香港购物。而大陆各种产品售价很昂贵，香港的产品售价相对便宜，相当多的大陆客到香港旅游采购各类产品，人均消费金额超出非大陆旅客。另外，相当多产品通过水货客运输的方式从香港转运到大陆，支持了大量批发商和零售商。从这个角度，香港的商业零售主要针对大陆客，其份额远超过港人消费。
大陆爆发社会危机后，香港旅游和商业将全面极度萧条，相关商业地产趋向0价值。在大陆经济崩溃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秩序尚存，部分大陆民众仍有一定经济实力继续到香港旅游购物或者经由水客购买来自香港的产品。随着大陆陷入社会混乱，大部分人不再到香港旅游购物，也没钱或者没办法购买水货客产品。如果考虑到大陆社会混乱后，其他国家到港与大陆进行经济交流的人数也急剧减少，到香港的旅游人数将预计减少90%（或者更多），那么现有宾馆酒店的90%房间空置。
同样道理，其他旅游服务业、商业零售业、批发行业、水货客运输销售行业也全面萧条，业务减少80%以上（考虑到本港有一定的消费份额）。香港相当一部分人都在相关行业就业，一旦消费销售，大部分人将失业，直接面临生存危机。旅游和商铺等地产也全面空铺，该类商业地产失去基础价值。
3、大陆外储清空，香港金融和资产全面归零。2015年7月上旬，A股股灾后，我宣布中国经济危机爆发，并提出“股汇双杀”的概念，提醒即将出现的股市与汇市联动造成的根本危机，“如果在4-6个月之内，中共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金融危机将转变成为社会危机”。8月中旬，人民币汇率突然暴跌引发世界金融市场动荡。11月，人民币开始持续小幅贬值，到12月贬值幅度逐渐增大。进入2016，股汇双杀即开始，这个概念也迅速进入主流财经媒体。
股汇双杀的背后是我多次强调的“中国大陆是个巨大的金融黑洞”。中国表面上有3.4万亿外储，实际上其中大多数为呆坏账以及质押资金，可动用资金不到1万亿美元（2015年4月计算值）。同时，考虑到外资对中国投资和盈利以及中国的各类对外借债，中国对外负债可能达到6-10万亿美元。2015下半年开始外企大溃败，外资持续从中国撤资，加上中国人的外逃资金，可能在短时间耗光1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引爆中国金融黑洞。股汇双杀是关键标志，意味着流动资金开始紧张，引发社会抢购美元的风潮，金融黑洞即将爆破。2016年的第一周股汇双杀开始，迅速掀起抢购美元潮。中共仍在顽抗，但能坚持的时间不会长。
一旦大陆外储清空，将对香港形成致命打击。香港受到的打击可以包括几个方面：1、股市重创，港交所可能关门。香港股市一部分是大陆上市公司，这些股票直接清零；另一部分是依赖大陆生存的香港公司，也将破产。与之相对应，恒指将跌到极低的低位，港交所甚至可能关门。2、银行坏账和债券违约，香港民众财富被吞噬。外储清空，大陆既还不了债券的本息，也还不了香港银行的债务。在大陆的欠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香港银行的欠债，也就是香港储户的资金被吞噬。3、外资大规模撤离，抽空香港资金。大陆外储清空后，外资的第一反应是迅速撤离香港回到本国。外资撤离速度越快，撤走的资金越多留给香港机构的坏账也越多。外资抽走后，香港将出现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形。4、大量金融机构倒闭，中高档写字楼全面空置。5、香港经济全面崩溃，民众生活艰辛，甚至面临生存危机。
随着大陆外储清空，香港人将真正认识到经济安全的意义。随着股市和楼市基本接近零价格，一直宣传鼓吹资产泡沫的权贵阶层（除少数先知先觉的富豪）也因为经济基础消失而陷入贫困。由于香港没有建立起独立运转的经济模式，香港积累的财富也被洗劫一空，即使港人欲站起，既没有资金又没有制造业还没有合适的发展平台，更缺乏具有实用技术的人才，香港在经历生存困境重新发展的过程中，将充满各种艰辛和挫折。
第二篇王尚一:王尚一：解析特朗普税改
叙拉古之惑案：川普总统已经在昨天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减税法案。无论你是否喜欢不喜欢川普总统，都必须承认，他在将近一年的任期内，做了很多事。至于减税的效果，汪丁丁老师已经做了肯定。这里推荐一篇文章，是我在微博上看到王尚一2014老师的长篇分析文章，向王老师要了一个授权，推荐给大家。美国，她依然在山巅。
减税是特朗普风暴席卷世界的关键一步。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在全面改变美国。在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背景下，特朗普减税将发挥巨大威力，全面逆转当今世界的大印钞、零利率和高税收经济模式，世界各地区经济和产业经济均将产生剧烈变化，影响几乎每个人。
具体来说，特朗普减税能成为关键契机，扶持中小企业，推动美国制造业的爆发式成长。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加上减税，将对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持。而中小企业将带动制造业迅猛发展，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力，逆转美国经济空心化状况，重新夯实美国经济基础。
目前，特朗普尚缺乏清晰系统的认识，在管理上有极大的提升空间。特朗普一次次强调，美国经济正处在快速成长期，GDP增长连续超过3%，而且可能达到4%，也因此夸耀自己的政绩。而从目前特朗普的内政外交和个人行为模式可以看出，特朗普缺乏清晰认识和系统规划。如果特朗普政府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建立政府的系统发展平台，强有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美国经济增长能从3-4%的水平，提升到5-6%的水平。
减税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管理水平。 特朗普政府提升管理水平，关键在于两个环节：1、经济增长达到5-6%，需要突出几个关键要素：进口替代、制造业主导、中低端市场以及中小企业发展。2、建立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减税的威力，强有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积极抢占中低端产品市场。例如，美国在2016年进口超过2.7万亿美元，其中产品进口2.2万亿美元，大部分是中低端产品。如果措施得当，在未来5-10年，美国产品最少能替代80%的产品进口，并且极大减少服务进口（服务外包）。当美国经济从巨额贸易逆差转为顺差，不仅可以达到年经济增长5-6%，而且构建起可以自立的经济系统。
更重要的是，减税之后，特朗普需要进一步行动，让美国经济增长更加坚实。经济增长不仅需要以自身衡量，更重要的是实现横向对比优势。按照线性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在未来达到2%，如果美国经济实现5%的增长，美国的相对经济增长率为3%。关键在于，当全球经济大崩溃时，经济增长变为负值。这时候，美国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自身不可能实现5%的经济增长，而且也必然跟世界经济同样陷入崩溃。但是，美国经济可以实现相对增长，比如相对增长5%。假设世界经济变化值为-30%，美国经济变化值为-25%，说明美国经济更坚实。经济崩溃时更坚实，是最重要的国家经济竞争力标志。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夯实美国经济基础，特朗普将成为美国最具经济发展能力的总统。
在国际上，减税让世界各经济大国极其震惊。过去一年，特朗普展现出对经济的强大影响，令各国政客开始紧张。当参议院版减税案通过后，意味着特朗普减税的通过近在眼前，并很快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世界经济。主要经济大国的政客才真正紧张，并因此做出反应。 安倍内阁很快表示，学习美国的经济操作模式，也将有条件地降低企业所得税到20%。英法德意西代表欧盟国家，共同反对特朗普减税，甚至号称准备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减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通过官媒批评美国不负责。
特朗普减税如同发令枪，重新定义世界竞争格局。如果特朗普大刀阔斧改变政府，提升中小企业发展速度，也将加速美国重新树立全面的工业优势。在过去10年，日本已经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工业超级大国。安倍内阁作为强权政府，将采取跟随政策，在与美国对等的税收平台上，充分发挥日本优势，应对美国竞争。美日竞争将以螺旋上升的方式，不断激化，重新定义世界经济模式，全面改变世界经济格局。
特朗普减税的作用，需要从两个主要部分理解：第一，特朗普风暴为减税做重要铺垫。特朗普风暴席卷美国，在很大程度上逆转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为减税提供强大的前期铺垫，并且急迫呼唤减税的通过。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前期铺垫，减税作用将极其有限。而且，如果特朗普不在未来实施更加系统、积极、果断的措施，减税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所以，分析减税效果，首先要鸟瞰特朗普风暴的关键环节和影响力。
第二，减税风暴极大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减税将大力扶持制造业，核心是支持中小企业，并激发中产阶级的工作积极性（金融业、大企业和富豪有各种避税渠道和手段，不需要减税，更反对减税）。随着中小企业带动制造业实现爆发式增长，美国经济潜力得到释放，极大提升美国制造的竞争力。日本跟随降税，从政治上支持特朗普，在经济上与美国制造更积极竞争。美日竞争相互推动实现螺旋式升级，全面改变世界政经格局。
本文就特朗普减税风暴的两部分，解析特朗普税改对美国的影响，以及美日竞争与升级。
特朗普风暴与减税
减税是特朗普的核心竞选承诺。在竞选时，特朗普号称自己将成为经济总统，承诺推动经济增长，给美国人带来大规模中高收入的全职就业机会。其中，减税是核心的部分，整合引导特朗普的所有经济政策。我将特朗普给美国带来的颠覆性变革称为“特朗普风暴”，减税则是风暴中的风暴，或者说风暴中的最强音。
减税是特朗普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减税必须与综合措施相配套，才能发挥巨大威力。在过去一年，特朗普以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巨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已经颠覆式地改变整个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创造出亲商的环境。当减税和特朗普的努力成果相结合，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转模式。
特朗普的突出之处在于制造业导向。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制造业强盛意味着就业充分、贫富差距小、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经济发展潜力大。在过去，美国的衰败根本在于制造业衰败，即经济空心化。特朗普减税方案，只有与制造业导向相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潜在效果。
特朗普经济是里根经济学的增强版。我在过去的文章和微博中多次强调，特朗普是里根2.0。从整体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特朗普基本遵循里根路线。同时，特朗普突出自己的特色，以不同方式表现个人魅力。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主要特色表现为：1、身先士卒，吸引制造业回流。特朗普鼓舞制造业企业主和工人，增强资方和劳方的合作；2、特朗普积极改善社会环境，为制造业生存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减税将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3、特朗普减税立即传导到日本，带动日本减税，形成强有力的美日联动效应。
1、制造业导向
特朗普竞选开始就承诺把制造业工作弄回美国。特朗普的制造业导向，在第一年的执政起到显著作用，包括经济快速增长，工作机会不断增加，工人收入提高，特朗普的政策得到广泛支持。当特朗普推进减税，受到制造业企业主和中产阶级/工人的双重支持。如果企业和工人具有更强的发展欲望，能更多合作，减税对经济的提振作用也将更强。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不断强调经济，更直指制造业的大量外流，并且发誓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在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演讲，还经常在当地坐车游览，有时与当地中小企业主座谈。特朗普在全国各地，亲眼看到工厂迁走后留下的大片废墟，感到极其震惊，情况恶化的情况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因为，一个工厂搬走后，不仅意味着制造业工作流失，还有周边服务业就业减少，整个社区陷入贫困，日益荒凉、甚至荒废。他与企业主座谈，一次次对企业主承诺，他上台后将采取各种措施，尽全力为企业主服务，支持企业主的生产和发展。
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一次次利用经济纲领重新赢得民心。特朗普作为政治菜鸟，虽然在商场和媒体经验极其丰富，仍然多次陷入主流媒体、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建制派的圈套中，看似败局已定。但是，特朗普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一次次强调经济，包括颁布经济纲领，解释具体经济政策思路。其中减税方案做为重中之重，成为特朗普赢得竞选的关键基石（我在早期的《特朗普风暴》中，对特朗普的经济纲领有过分析）。
特朗普胜选后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在胜选后，特朗普以侯任总统身份立即行动，主动给某大企业总裁打电话，请总裁不要将美国的工厂搬到墨西哥。特朗普完全打破过去的传统，表现出对制造业的重视。奥巴马讽刺说，特朗普需要有魔法杖，才能把制造业吸引回美国。而且，对于特朗普提出提升美国经济增长到3.5%，甚至在一些场合提出4%的说法，奥巴马嘲讽地说，3%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历史。特朗普不理会奥巴马如何说，而是各国经济界进行大量沟通，要求更多投资进入美国，支持美国经济增长。
就任总统后，特朗普经常每天在白宫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特朗普会见国内国际各界经济金融机构代表/投资者，听取各方意见，要求各方积极投资；不断签署总统令，废止奥巴马在任时各种阻碍制造业的总统令/行政条例；支持执法机构，强调打击犯罪，恢复法律与秩序。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小事不断汇集起来，开始产生巨大的力量，起到给制造业/经济松绑的作用，极大降低企业运作成本，提高经济增速，鼓舞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综合作用。
自从特朗普竞选大胜后，美国股市屡创新高，反映出对特朗普和减税的态度。众所周知，美国股市和中国楼市是世界两大显性泡沫，在16年下半年美国大选期间已经岌岌可危。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股市立即正反馈，在很高估值上还不断上涨，反映资本市场对特朗普的信心和期望。随着特朗普政策的实施，美国商业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越来越强，美国股市泡沫不断放大。其中，支持股市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是特朗普减税，因为减税能大幅提升企业利润，促进整体经济扩张。某主流媒体播报假新闻，说Flynn将军认罪，承认这竞选期间与俄国人打交道。消息传出，几分钟导致道指暴跌300多点。假新闻很快被澄清，股市收盘大幅回涨。这个市场波动充分说明，特朗普对于股市的重大支持作用。
美国股市暴涨，让美国投资者获得丰厚的账面收益。股市上涨支持房地产的火爆，共同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中产阶级是养老金账户（401k）投资者，由于金融市场火热而收益丰厚，因此更加支持特朗普和税改。
GDP增长是衡量总统业绩的一个主要指标。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提出整体经济政策，公布减税方案，并以此承诺，将支持GDP年增长达到3.5%，并且在未来10年创作2000万以上的工作岗位。后来，特朗普说，他本来准备承诺4%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被竞选团队阻止。而在特朗普全职就任后的2017年第二和第三季度，GDP增幅均超过3%。即使在海啸导致德州经济大损失，第三季度的GDP也达到3.3%。11月底，纽约联储甚至预测美国四季度经济增幅为3.93%。可以说，在减税之前，如果消除灾难原因，特朗普推动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3.5%。
在特朗普的努力下，美国就业市场数据日益强劲。除飓风大灾的时期，美国实际就业人数不断超出预估数字。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时期的不少就业岗位，来自于中高收入的制造业全职工作。例如，11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为22.8万人，其中36000个职位是制造业的中高收入全职工作。与之相对比，在奥巴马时期，大量全职制造业中高收入工作流失，增加的只是低收入和半职工作。例如，一个工人失去中高收入全职工作后，做两个低收入的半职工作维生，收入大幅减少，失去各种福利和保障。从个人来说，等于陷入实际失业状态。但是在奥巴马时期的就业数据中，这不是失去一个工作，而是净增加一个工作。
制造业复苏对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具有最显著影响。由于制造业工作的增加，美国工人工资在十几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势头。根据11月数据，美国黑人的失业率创出17年以来的最低，拉美裔的失业率则创出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美国黑人的房屋拥有比例也创出新高。这些数据反映出，黑人劳动者对未来经济更具信心。
美联储连续加息缩表，让特朗普的经济业绩更为可观。在特朗普胜选后，美联储即开始连续加息，从17年10月开始缩表。正常情况下，加息缩表都将导致股市下跌，经济放缓，即给特朗普设置越来越高的障碍。而面对阻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经济增速反而越来越快。 与之相对比，奥巴马在任8年，美联储实施3轮超大规模印钞，伯南克用直升机撒钱，并且利率接近0，财政赤字增加一倍，接近20万亿美元。即使这样，奥巴马时期的GDP增长都只是可怜的1.5-2%之间。奥巴马不是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而说低2%的增长是新常态（New Norm），让美国民众接受这种新常态。奥巴马离任时，经济增长率只有1.9%的水平。特朗普上任后，直接将经济增长率提升到3%以上，而且连续3季度超过3%。特朗普和奥巴马之间的巨大GDP增长差距，说明特朗普对美国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
特朗普的业绩让反特朗普势力非常震惊。在竞选投票前，主流媒体宣传，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经济将遭到摧毁，美国社会将遭到摧毁，世界经济将遭到摧毁。事实是，特朗普当选一年没有通过任何重大法案，政治经济社会架构基本没动，甚至奥巴马的势力仍然盘踞在华盛顿。对于反特朗普的势力，这些迹象都表明，特朗普的执政将失败。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鼓动起巨大的美国经济，让美国经济增速比奥巴马时期高出一倍。这种巨大的差距，让崇拜奥巴马的反特朗普势力遭到严重打击。每当经济预测数据之前，这些势力都预测经济将下滑或者不理想，但是在美国经济增长数据公布后，他们的幻想总是破灭。主流媒体的主持人在谈及亮丽的经济数据时如丧考妣，假装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不存在。
特朗普通过正确的决策，带来超乎绝大多数人预料的经济景气，对美国中低收入民众产生两个重要心理影响：
A、民众相信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特朗普以身为富豪鼓吹自己最善于搞经济、将是最大的（制造业）就业创造者。特朗普重点向黑人和拉美裔夸口，让他们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以及更好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状况。在特朗普竞选中，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数民众——包括部分黑人和拉美裔，都（部分）相信特朗普的鼓吹。与之相对比，希拉里/奥巴马等反复强调，在工业4.0的未来环境下，不可能有更多工作机会，特朗普只是自吹自擂，承诺空头支票，骗取选票。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大政方针还没有通过，就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民众只能相信特朗普，而不信民主党。
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认可，从主流媒体的民调也可以表现出来。主流媒体的民调显示，民众对特朗普个人的认可率为44%，对特朗普政策的认可为62%。从特朗普竞选开始，反特朗普的力量就一直对特朗普进行人身攻击，保守派力量则明确强调，我们不是选圣人或教皇，我们在选美国总统，他的政策比他个人问题更重要。这两个数据反映出，高达18%的特朗普反对者，不得不认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B、民众相信特朗普的承诺。在竞选期间，民众推举特朗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希望满嘴谎言的职业政客再当总统。在过去几十年，除肯尼迪和里根之外，职业政客上台后，所作所为与竞选时的承诺完全不相符，甚至背道而驰。肯尼迪刚开始实施一部分竞选承诺即被刺杀，换上将美国推向社会主义的林登·约翰逊。竞选时，特朗普做了无数承诺，说了无数次“相信我”。支持者的主要心态是，特朗普是商人，诚信是其生存基础，即使承诺不能全部实现，实现一部分也好，给他一个机会试试。
特朗普竞选大胜后，通过不断的工作令支持民众喜出望外。特朗普上任后，虽然在大政方针上遭受各种挫折，但始终在努力兑现承诺，尽管速度很慢。而特朗普无法兑现承诺，跟华盛顿腐败集团的阻挠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腐败集团的阻挠，特朗普可以更顺利地及早兑现竞选承诺。
民众越来越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的承诺如此之多，让人觉得不可能都实现。但是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已经兑现一部分，民众能感觉到特朗普的诚意和超强能力。很多民众希望特朗普能连任总统，用8年彻底改变美国。
对于减税，主流媒体大肆扭曲和抹黑，说税改完全倾向富人，加大对中产阶级和穷人的盘剥，包括富人（包括特朗普家族）大量减税、中产和穷人基本没减税甚至增税、保护穷人的社会福利被取消、政府赤字和债务将激增。在参议院通过减税案后，主流媒体的宣传攻势，让众多民众对减税方案具有明显的负面认识。
而民众信任特朗普政策和承诺，对于特朗普推动减税具有关键意义。对于税改，特朗普亲自表态，主流媒体歪曲事实，不提减税将带来的企业收益提高、更多就业机会、更高的工人工资、以及中产税负更低。民众更关注眼前利益，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特朗普竞选大胜以来，经济确实越来越强劲，而且民众也跟着受益。既然特朗普一次次胜利，难道民众不该跟着胜利者，而是跟着失败者？ 所以，既然减税案是特朗普从竞选时即反复强调的政策，而且特朗普承诺将带来美国经济繁荣，民众就会支持。即使很多人有疑问，甚至极其不满，毕竟特朗普更懂经济，知道选择最好的政策。所以，很多人即使反对，仍然考虑给特朗普机会，看看减税能否起到相应效果。
2、支持制造业的经济环境
制造业不能自身独存，需要强有力的经济环境支持。特朗普在致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同时，致力于打造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硬件和软文化环境。
A、 硬件环境
制造业发展首先需要基础设施。特朗普从不到10岁起即参与工程建设，特朗普的子女也从不到10岁开始在建筑工地开铲车和搬砖。特朗普即使在竞选期间，还在监督儿子操作的高尔夫球场和豪华酒店的工程。出于职业习惯，特朗普对于基础设施极其敏感。特朗普一边羡慕中东和中国的豪华机场和宽敞平整的公路，一边为美国破旧的机场和公路而痛心。所以，特朗普誓言要用2万亿美元，将美国重新装修一遍。但是美国政府早就满世界撒钱完毕，负债累累无能为力。特朗普任命赵小兰做运输部长，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发展基础设施。
特朗普对美国基础设施的宣传得到大量美国人的共鸣。美国很多地方坑坑洼洼的公路，像是第三世界，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耻辱。恶劣的道路条件毁车坏胎，增加交通事故的安全风险，增加汽车保费，美国人只希望特朗普尽快行动。公私合营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减税，让政府拥有更好的谈判条件，降低政府的成本。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降低，也将降低制造业的使用成本，让制造业保持竞争力。可以说， 哪怕仅从基建的角度，减税都势在必行。
根据白宫消息，特朗普将在18年1月，对外宣布振兴基建的计划。从减税案到基建计划的时间紧凑程度可以看出，特朗普迫不及待。减税可以看作吸引私人资本，推动大兴基建的关键前提。
特朗普政府针对互联网的政策，将掀起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新浪潮。17年12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投票，取消奥巴马时期“网络中立条例”。这个条例导致网络服务供应商（ISP）的收入和利润渠道被控制，无法实现营收增长，也无力投资到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同时，网络内容供应商可以廉价使用网络，通过节目赚得盆满钵满，而无需承担网络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这样的结果是，美国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停滞，越来越不适应当前信息发展的需要。取消条例后，ISP拥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收入和利润，进而投入大笔资金，推动美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支持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能源产业也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传统能源的基础作用，积极支持美国能源工业发展。特朗普批判奥巴马时期试图扼杀美国能源工业的状况，誓言重振美国能源工业。尤其对于奥巴马希拉里试图全面关停美国煤矿，特朗普表示坚决支持煤矿工人，支持煤炭工业的复兴。特朗普还支持美国页岩油气的的开采，加强美国加拿大能源工业的一体化合作发展，降低美国能源成本，尽快实现美国能源自给，进一步支持美国制造业复兴。
特朗普上任后，支持美国能源工业扩张。特朗普批准keystone油管建设，加拿大石油可以直接流到得克萨斯。特朗普取消奥巴马总统令，给奄奄一息的煤炭工业松绑。美国煤矿重新兴旺，不仅保住现有煤矿，还有煤矿重新开工，并实现煤炭出口。特朗普还支持页岩油气工业，尤其加大联邦土地上的页岩油开采。在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能源工业快速扩张。预计到18年，美国能源即可实现自给，甚至出现部分能源出口。
为了全面支持能源工业和美国经济，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奥巴马早在上台前，就积极支持全球变暖的观点，不顾美国人的利益，推进排放总额和碳排放交易（碳税）。奥巴马的观点非常鲜明，他在竞选中说，“在总额和交易系统中，电价必须暴涨，商业必须从新安排他们的运营。 这会很费钱，他们可以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奥巴马积极参与巴黎气候协议，慷美国人之慨，承诺美国出1000亿美元给协议。在协议尚未真正开始操作时，奥巴马就未经国会批准拿出上百亿美元。特朗普上任后，对整个协议进行审查，要求其他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但这些国家拒绝，于是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美国不再做冤大头，可以保持低能源成本，不论能源工业、制造业、商业以及消费者，都能受益，政府税收也受益。
能源工业呼唤特朗普减税，进一步降低能源成本。由于能源工业装备水平高，煤炭开采已经全面机械化和部分自动化，而页岩油气开采日益智能化，装备对美国能源开采具有关键作用，而减税将有效降低能源开采的装备成本。而且，减税将提升能源工业的税后利润，支持能源工业的设备更新升级、工人工资提升、增加矿产拥有者的利润分红以及更多现金储备。在竞争激烈时，能支持美国能源工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能源工业极其欢迎特朗普减税，减税后能源工业将更兴旺，既自身创造经济增长，也同时支持制造业发展。
B、 软文化环境
从15年中宣布竞选开始，特朗普即强调“反政治正确”，致力于打垮民主党主导的文化传媒氛围。经过近2年半的战斗，特朗普几乎以一己之力，打垮民主党文化宣传机器。而且，特朗普以眼球经济吸引制造业的高度关注，引发制造业纷纷考虑投资美国。
从经济角度，政治正确试图妖魔化富人，尤其针对实体业主。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明确，政治正确的实质是政治掌权者正确，即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的另外一个说法。掌权者通过妖魔化富人，号召穷人和女人共同反对富人，对富人实施高税收、毁坏富人的财产、甚至威胁富人的人身和家人安全，达到抢劫富人财产的目标。在中国，政治正确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我在《特朗普风暴》中反复说过，特朗普面对的是美国权贵集团及其仆从。这个集团支持政治正确，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权贵集团，主要为政治权力集团（包括国会、法院、白宫和各部委）、大企业中高层、美联储和华尔街金融集团等；2、文化传媒系统，包括主流媒体、各大学师生、中小学校教师、好莱坞等；3、穷人和女人，包括大多数黑人和拉美裔、非法移民和难民、强调和追求女权的双标女人等。
特朗普反政治正确，如孩子指出皇帝没有穿衣。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方向错误，美国权贵集团凌驾于法律之上，致力于危害美国公民的利益，剥削勤劳工作者而支持寄生虫，并对民众进行经济、言论和思想控制。但是，当权贵代表奥巴马希拉里说美国现状很好的生活，大多数人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人说真话，就面对政治正确集团的劝说、训诫、警告、谩骂等口头警告。如果说真话者不闭嘴，政治正确集团将指控说真话者偏激、歧视和仇恨，并且动用个人暴力和国家暴力机器，让不同的人闭嘴。特朗普竞选，首先提出反政治正确，揭开政治正确的虚伪与丑恶，并且强调美国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
特朗普再次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并将政治与经济紧密联系起来。 通过这个口号，特朗普鼓舞美国民众的爱国心，与华盛顿的全球化权贵集团对决。特朗普痛斥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给美国制造业的沉重打击，造成美国工人失业、工资下降、美国人民士气低沉。特朗普尤其抨击奥巴马搅乱中东秩序，放纵ISIS恐怖组织壮大，对北韩古巴等邪恶政权的纵容，对伊朗的软弱投降，对沙特国王和日本天皇卑躬屈膝，在伦敦和中国受辱而归。奥巴马回到美国国内则趾高气扬，被政治正确群体捧为救世主。奥巴马不仅打击制造业，而且鼓励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美国，给美国经济和治安造成严重危害。特朗普在不断的竞选演讲中，对经济问题的阐述日益丰富，也吸引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民众意识到，总统竞选对国家经济和个人生活的重大影响，主动行动起来，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MAGA的直接联系是，美国如“闪耀的山上之城（Shining City Upon A Hill）”，独一无二。美国特殊论不仅激发爱国主义，更影响个人性格塑造。作为美国人就要让自己更聪明，敢于冒险，更具攻击性，同时不怕遭受打击，不怕失败挫折，坚持到底。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和经历，就反映出这种性格。而这种性格，与奥巴马代表的群体完全相反。奥巴马上台后，否认美国独一无二，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并无不同。支持奥巴马的群体，性格上以娘炮为主，也被成为“雪花”。这个群体只能指责他人，只能在温室中生长。面对激烈冲突、遭遇挫折，立即反应过激，甚至精神崩溃。特朗普的竞选过程，就是以本人为榜样，体现美国独一无二的过程，以聪明进取打败愚蠢懒惰，以大胆坚持打败娘炮雪花的过程。
特朗普以企业家精神打败希拉里和娘炮支持者群体。在两者的对决中，民调显示希拉里的胜率是98%。希拉里募集到20多亿美元，创美国竞选集资之最；特朗普包括自己投入的上亿美元，募集的总额只有3亿多美元。在竞选中，主流媒体掌控在希拉里手中，特朗普不断与主流媒体尖锐交锋，抨击媒体的歪曲报道和虚假报道。最后特朗普打败花费22亿美元竞选的希拉里，体现出美国的冒险精神，以及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模式。按照特朗普在建筑业中经常要求下属的目标：提前完工和低于预算（ahead of schedule，under budget），而总统竞选无法提前完工，特朗普战斗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演讲达到5场；而在低于预算方面，特朗普创出与对手相比的最低预算而获胜之最。
特朗普支持者与希拉里支持者的对比相当鲜明。08年总统大选奥巴马胜出后，开始一系列大规模违法支持民主党和保护权贵集团、同时违法打压民主党保守派的行为。当时，民主党保守派反击，奥巴马和支持者宣称，选举结果将带来一系列后果，让保守派吞下失败的苦果。到16年竞选，特朗普和保守派支持者怀着必胜的决心，卷土重来，被冠以种族歧视者、性别歧视者、deplorable（可悲可怜者）等各种标签。而特朗普和支持者坚持战斗，甚至明敢于承认自己是希拉里所说的deplorable。
大选投票之夜，希拉里知道自己失败后，甚至不承认失败，感谢支持者的付出。希拉里在家痛哭流涕，埋怨奥巴马和科米导致自己失败，希拉里的支持者也哭成一片，从主流媒体主持人到大学教授和学生，都遭受沉重的精神打击，很多教授无法上课，老师和学生都需要各种心理治疗，进而更加反美和仇视特朗普及支持者。这些师生不再说，选举将带来一系列后果，而是对特朗普及支持者群体更加仇恨。戏剧的是，当记者采访一些参与大规模反特朗普游行对特朗普满口诅咒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的学生，他们竟然承认自己压根没去投票。时至今天，尽管特朗普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增长，雪花不仅不认可特朗普的业绩，反而对特朗普的成功更加仇恨，希望特朗普被弹劾。
特朗普重视经济的态度，在竞选中明确表现出来。希拉里的竞选经费主要来自金融业、大企业、工会、中国和中东。奥巴马上台后，利用经济大权和国税局，全面打压共和党力量，尤其是压制坚决反奥巴马的保守派团体。特朗普上台后，本来也应该利用总统职权，打击支持希拉里力量。但是特朗普并没有这样做，甚至不指责金融业和大企业。他多次说，自己做商人时也总被政客讨要政治捐款。更重要的是，黑人和拉美裔是民主党的铁票仓，共和党候选人普遍避谈这两个群体。而特朗普主动对这两个群体喊话，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特朗普多次承诺，他当上总统，将致力于帮助黑人和拉美裔，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
特朗普竞选大胜后，继续采取强烈的亲商立场。当特朗普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后，众多美国大企业和富豪即开始抵制特朗普。随着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领先位置日益显著，大企业越来越多抵制特朗普，大量取消在特朗普集团的消费，让特朗普损失惨重。特朗普胜利后，对特朗普的抵制最初并没有减少，让特朗普继续遭受损失。而特朗普并不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利用总统权力打击压制这些大企业和富豪，而是不断对大企业和富豪喊话，希望他们加大在美国的投资，为美国的经济做出贡献。
文化成为强有力的谈判筹码，帮助特朗普劝说企业投资美国。特朗普通过MAGA，唤醒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逆转奥巴马民主党反美的政治正确环境。在MAGA口号下，特朗普进一步提出“买美国产品，雇美国人（Buy American and Hire American）”，签署相应名称的总统令，推动爱国主义的制造业经济指针。在实践中，特朗普可以忽略大企业对个人利益的损害，但是不会放过企业危害美国经济的行为。在吸引制造业的过程中，MAGA成为特朗普与大企业谈判的重要筹码。例如，宝马准备在墨西哥建厂，特朗普听说后直接与宝马对话，如果选择墨西哥建厂，不符合MAGA精神，宝马品牌将在美国市场遭受重大损失。随着MAGA口号的贯彻，美国可能对墨西哥产品实施20%的关税，墨西哥产宝马将在美国遭受大挫败；反之，如果在美国建厂，宝马既能因为支持MAGA获得美国消费者的青睐，又可以避免关税问题，将来还受益于大规模减税措施。一番权衡后，宝马选择在美国建厂。
郭台铭投资美国的过程，突出反映特朗普的亲商立场。在竞选过程中，郭台铭作为外国人，捐巨资给希拉里。特朗普胜选后不计前嫌，欢迎并全力支持郭台铭到美国投资，从白宫到威斯康星都为郭台铭开绿灯。在投资签字仪式上，美国总统、副总统、议长（来自威斯康星）、州长悉数出席站台，给郭台铭以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国宾礼遇。
从特朗普的角度，对郭台铭的态度非常明确，既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高呼的“工作、工作、工作”。郭台铭作为制造业大企业，在中国雇佣超过200万的劳动力，如此强大的雇佣能力，对特朗普充满诱惑。郭台铭投资美国，不仅自身可能投资100-300亿美元，创造上万至数万美国人的制造业岗位，而且围绕郭台铭的工厂，将会有更多的中小型配套企业，形成庞大的产业基地。如果考虑到周边配套产业，郭台铭可能带来超过5万甚至10万的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围绕制造业，会出现各种配套服务业，支持数十万人的生活。
郭台铭所受礼遇起到重要的榜样作用。在过去，美国联邦政府长期表现出对制造业投资无所谓的态度，奥巴马政府甚至实施驱赶制造业的总体政策。美国制造业大量流向东亚，而东亚流向美国的制造业则很少。东亚企业主普遍对美国社会和法律不了解，以为美国工会过于强大，对企业投资者过于苛刻，对投资美国心存畏惧。特朗普不断对制造业企业的宣传，特朗普政府对郭台铭的礼遇、威斯康星州给郭台铭的优惠，让不少东亚制造业企业主快速转变观念，考虑对美投资并且安排相应考察活动。
特朗普推动的美国文化改变，在传媒娱乐领域表现得更突出。在竞选中，特朗普说，如果没有主流媒体的歪曲报道，帮助希拉里通过作弊偷走伯尼·桑德斯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名，希拉里什么都不是。即使特朗普就职总统后，其主要战场之一仍然是针对主流媒体，不断结露主流媒体的假新闻以及CNN的非常假新闻。特朗普的行动，让绝大多数美国民众认识到，主流媒体只是民主党的反美喉舌。根据某民调显示，只有6%的人信任主流媒体。即使人们频繁使用脸书获取新闻，只有12%的人信任脸书。
好莱坞反特朗普、反美、支持全球化的重要阵营，而且具有极强的国际影响力。好莱坞通过各种方式，包装和推销政治正确，将电影娱乐变成政治正确的宣传灌输。好莱坞显得自己如纯洁的白莲花，在抢占道德高地后，可以居高临下地大肆反特朗普。可惜，好莱坞在反特朗普时，自己连颁奖仪式都搞砸，引发大量民众对好莱坞组织能力的嘲讽。好莱坞的性侵案暴露后，各种性侵事件连续曝光，波及多个好莱坞最重要的投资人、导演和名演员，让世界看到真实的好莱坞一面，即了解情况的人早已熟知的极度腐败和糜烂。好莱坞的反特朗普、反美和腐败，引发美国民众的反对和反感，拒绝再到电影院观看电影。好莱坞在美国的票房日益惨淡，2017年的多数大片投资亏损。
更富戏剧性的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FL），美国第一大体育吸金器。16年，个别球员在唱国歌时下跪，表达反美立场。到17年，球员反美变得非常普遍，有时甚至整队在奏国歌时都不出场，表达更强烈的反美立场。随着球队球员反美立场日益强硬，NFL的观众大量减少。在往年一票难求的季后赛中，大量已经买年票的球迷，拒绝到球场观看比赛，现场出现成片的空置座位。可以预计，从18/19赛季开始，NFL曾经的长期忠实球迷将不再购买球场球票，让空置座位转化成为NFL的真实损失。广播电视赞助商也将急剧减少，开始与反美的NFL切割，避免自己的品牌形象和销售受到损失。
美国文化氛围的快速改变，给制造业以越来越清晰的亲商信号。美国文化传媒宣传政治正确，其核心是反美和仇富，试图实现打土豪分田地的社会主义思维模式。随着这些文化符号一个个突然垮台，美国中产阶级民众日益认识到，反美和仇富的结果是经济突然崩盘。如果美国社会继续反美和仇富的趋势，将很快变成委内瑞拉或者古巴。中产阶级对特朗普的支持日增，也意味着美国亲商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制造业企业主感受到这个氛围，对投资美国的顾虑减少，投资信心不断增强。
总的来说，从特朗普的竞选和执政后的操作模式，特朗普具有明确的思路，即支持制造业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工人工资，以创造经济增长：
A、以总统身份直接喊话，请制造业留下来，为美国经济止血。特朗普当选后，对制造业表现出极其友好的态度，首先请准备出国投资的制造业留下来。奥巴马和主流媒体多次说，船已出海，准备搬走的制造业不会再留下。但是，特朗普相信自己的能力，对制造业软硬兼施，要求这些制造业停止外迁。而不少制造业确实留下来，保住制造业工人的工作。最初，制造业企业态度犹豫，认为特朗普可能随时下台，导致自己的投资遭到损失。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发现特朗普的位置日益稳固，大量外迁计划暂停。
B、通过改变投资环境，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为经济增长加上发动机。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都在一步步落实，给制造业越来越明确的信号。美国经济复苏，意味着美国市场更具开发潜力；基础设施和能源工业的改变，给制造业带来全面便利；美国政府积极其制造业服务，极大便利制造业的投资和运作；MAGA和亲商文化环境，给美国制造业更多的价值支持；特朗普将继续推进税改、社会福利、外贸协定，将不断降低制造业的政策成本，增强美国制造的竞争力。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制造业工作，带动其他部分经济增长。
C、保障制造业工人的收入，增加工人工资。郭台铭说，特朗普每次与他见面，都直接问他给美国工人多少工资，这样的沟通方式很高效，适合双方的工作模式。特朗普的交易信息很明确，美国可以为郭台铭创造各种可能的优惠，包括减税，希望郭台铭雇佣更多的美国工人，尽可能给雇员更高工资。
减税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力量，促使制造业对美国实际投资。在特朗普的上述操作步骤中，减税将是中间的关键一步。当前，美国政治经济局势在全面转向，制造业跃跃欲试。在执政的第一年年末，特朗普正准备给制造业更实际的圣诞大礼包。特朗普减税将以大规模减税，给制造业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促使制造业尽快参与到美国未来更火热的经济增长中。
特朗普减税风暴
减税是特朗普风暴席卷世界的关键措施。12月2日凌晨，美国参议院版本减税案通过，消息瞬间传遍全世界。3天后，日本强权政府安倍内阁放风，准备跟进特朗普减税，考虑将主动投资和加薪的企业税降到20%。安倍的声明从政治上支持特朗普减税，从经济上与美国展开竞争。
特朗普减税法案一旦通过，日本政府也将快速通过减税法案。特朗普为了巩固减税效果，促进经济增长，将继续推进其他政策。日本也将亦步亦趋，跟随美国竞争的步伐。美日竞争将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升级，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随着竞争效果波及到全世界，世界的旧政治经济秩序和旧财富格局将快速垮台，新的财富模式将开始建立。
评估特朗普减税，与特朗普风暴相结合，需要从两个层面分析：一、国内层面，大幅降低美国制造业成本，极大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推动中低端制造业爆发式成长，带动整体经济快速增长；二、国际层面，美日竞争日趋激烈，改变整个世界经济形态。
一 减税风暴与振兴制造业
特朗普减税的核心是，振兴中小型制造业。对减税政策，特朗普虽然号称将让广大民众受益，但其重点并不是民众，而是以制造业为主导。减税政策最受益的是中小制造业。
在减税即将通过时，民主党主流媒体全面开动宣传机器，减税是为帮助富人，不是帮助中产工人阶级，他们从来不说的是，民主党主要由权贵集团资助，90%的美国主流媒体由7大财团控制。金融业、高科技、大企业和富豪，根本不需要减税，他们有无数的避税渠道和手段，高税收根本对他们没有影响，巴菲特曾厚颜无耻的宣称他的税率比秘书的都低。 权贵集团支持高税收和增税，将社会中的主要税收负担由中小企业和中产工人阶级承担。减税意味着中小企业和中产税负减少，权贵集团如果不多付出税收，政府必须减少开支，收缩政府规模，并且砍掉懒汉的免费午餐。
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主力，也雇佣着绝大多数就业者。在中小企业振兴后，将在本地加大投资，并带动大多数民众的就业。从政治角度，减税将增强地方的力量，更强有力支撑特朗普的政策，形成经济增长与政治巩固的良性循环。
虽然减税的具体文本并没有公布，但是总纲早在特朗普竞选时已反复强调。下面简析几个关键的减税数字，说明在特朗普风暴支持下，减税将对振兴制造业起到的总体指导作用。
1、 制造业成本大幅降低：特朗普风暴与企业所得税20%（由于参众两院研讨过程中数字一直在改变，我任取其中的数据，对分析和结论没有影响）
按照初步估算，特朗普风暴与特朗普减税结合，在中低端制造业，能降低中小企业大约1/3的成本，让美国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吸引中低端产业大规模回流美国。17年替代当前每年显著提高美国工人的全职就业率和工人工资。这里所说的中低端制造业，主要指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因为工业4.0的发展而设备升级，大量减少人工使用。
早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强调将企业税率从35%降到15%，作为其振兴美国经济大纲的关键部分。特朗普强调，35%的企业所得税处于世界级的高位，实质上扼杀美国制造业，迫使制造业纷纷外迁。他若当选，将把税率从35%降到15%，使之处于世界上很低的水平，以振兴美国制造业。
在很长时间，特朗普的减税计划基本被忽略。希拉里避谈经济问题，只是强调免学费和增加就业培训，达到经济增长的目标。希拉里的真实态度很明显，不仅不准备减税，还准备加税。由于世界都认为希拉里将赢得大选，所以对特朗普的减税计划毫不在意。即使特朗普上台后，世界舆论都传播特朗普干不长、干不好，仍然忽略特朗普减税。
预计参众两院最终将税率定为20%。考虑到削减税率到15%，美国政府收入大幅减税，赤字急剧增加，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的版本，将税率改到20%。在众议两院合议整体税改时，讨论将税率提到21%，后确定20%。特朗普按照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商人谈判模式，很高兴支持20或21%的税率。
企业所得税20%的水平，将使美国企业在税收上处于略有优势的竞争地位。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税率普遍在23-25%之间。美国企业税20%的水平，让美国能与世界主要大国实施较为公平的税收竞争，而且有少许优势。
结合特朗普风暴可以看到，20%的企业税将显著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地位：
A、企业所得税与美国产品降价。举一个最简化的例子，一家企业生产某产品，厂家的综合生产销售成本是80，目标的税后利润是10元。按照35%的所得税，厂家的产品售价需要达到95.38元；在所得税降到20%后，如果厂家进货成本不变，厂家的产品售价可以定为92.50元。显然，所得税减税一项，企业可降价2.88元。假如上游厂家因为减税效应，供货价格下降4.12元，企业可将产品降价7元，即降到88.38元。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企业竞争环境宽松，这7元可以变为更多的企业研发投入、企业与员工的利润分享等部分。反之，如果企业之间打价格战，这7元可能决定客户的选择，即企业的销售，反过来影响企业产品售价和利润率。这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美国产品不再会因这7元的劣势而失去88元的销售（GDP），以及相应的各方利益。
B、个人所得税简化和减税，儿童费用的税收减免。个人和家庭的减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交给政府的税收减少，等于个人实际工资上涨。减税部分缓和企业涨薪的压力，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
C、 特朗普发展能源工业，降低能源成本。在现代制造业和运输业，由于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升级，制造业需要的人工不断减少，而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如果能源价格固定，制造业的能源成本不断提高。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遏制奥巴马所说的电价暴涨，以及美国给巴黎协定付款1000亿美元，每年还需要耗费巨资购买碳排放份额（碳税）。同时，特朗普大力推进煤炭和页岩油开采，实现美国的能源自给，将不断降低美国国内市场的电价和油价。通过这些措施，制造业可以大幅降低能源成本。按照上述例子，在88.38元的产品中，通过能源价格降低，整个产品的产业链可以降低能源成本5元。即产品可以降价5元，降到83.38元。
D、MAGA与买美国货，提升美国产品销量，帮助美国产品进一步降价。特朗普不断推动MAGA，激发美国人极大的爱国热情。差不多一半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购买美国产品对美国经济和美国人工作的关键联系。不少人在美国产品和外国产品对比时，尽量多采购美国产品。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的产品打上美国国旗，利用爱国的影响力支持销量。这种方式正在产生两个效果，一是美国产品销量上升，二是降低美国产品的生产销售成本。两者相叠加，进一步降低美国产品的价格。
根据特朗普签署的“买美国货和雇美国人总统令”，美国政府形成政策导向，推进买美国货的方向。参议院版的减税，对一些美国公司的国外采购征收20%的关税。从白宫和国会两方面的行动可以看出，特朗普减税更多的作用是发令枪。特朗普政府为了促进美国经济，国会为了增加税源，减少财政赤字，会更多在关税上做文章，结果都将促使美国经济中更多采购美国货，帮助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假设，在买美国号召的支持下，企业3年销售增加30%，即达到之前的1.3倍。企业可以将目标利润降到每件产品9美元，而总利润仍能增加17%，相当于每年利润增长5%，算是不错的业绩。厂家让利1美元，考虑到20%的税率，产品可以降价1.25美元。
在销售增加30%后，全产业链的产能利用率提高，全面摊薄固定资产折旧和管理费用，显著降低生产成本。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后，生产成本显著降低。在这里，假设生产能成本能降低5美元。
美国制造的品牌效应，显著减少企业的营销和销售管理费用。对于中小企业，在特朗普政策支持下，只需要在美国制造的产品上贴美国国旗，就可以明显提升与中间商的议价能力，降低企业的营销和销售成本。假设在营销和销售环节，企业降低成本5美元。
以上三者加总，共降价11.25美元。考虑到上述83.38美元的基础，降价后的产品价格为72.13美元。
E、反政治正确与生产效率提升。在生产管理环节，反政治正确有几个关键部分，一是反工会，当今美国工会根本就是企业毒瘤，收取员工的人头费、保护落后、保护邪恶，导致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恶化。例如，克莱斯勒汽车中，有的员工午餐时间喝醉酒或者吸毒，在工会的保护下仍然还能上班。结果导致克莱斯勒工厂生产不稳定，产品质量极其低劣，售价极低，返修成本高昂。现在众多红色州意识到工会的危害，通过“工作权（right to work）”法案，允许工人不参加工会。越来越多工人发现工会只是吸血和破坏，大量投票反对工会进入自己的工厂。在特朗普反政治正确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工厂可以排除工会。例如，曹德旺在美国的工厂最近投票，工人普遍反对工会，工会想进入曹德旺工厂的企图没有得逞。
二是反各种扣帽子，在奥巴马司法部的支持下，民主党左派打着保护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消费者的幌子，巧立各种名目，针对企业/独立执业者发起大量诉讼。企业和执业者需要花钱请律师应对诉讼，牵扯大量时间精力到诉讼案件中，还可能出庭作证。对于中小企业，这种诉讼造成企业的严重损失，甚至直接整垮企业。
三是重塑制造业文化，强调顽强精神，不再宽容娘炮雪花。制造业的沟通方式是简单、直接、明确、甚至粗暴，必要时还需采取高压政策。只有这样，工程师工人才能真正成为团队、紧密合作、通过操作层面的创新，不断提高效率和质量。特朗普本人作为建筑商，其个性反映实体经济需要的个性。政治正确主要培养娘炮，无法适应制造业实体经济的高压环境。反政治正确需要引导年轻人更积极、更勇敢、更顽强。通过社会环境的改变，重塑制造业文化，才能提供较高素质的制造业人员，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质量。尤其在提高质量上，可以通过减少未出厂的次品废品，以及减少出厂后的次品返修，明显降低产品成本。
根据日本丰田的精益管理经验，如果美国能全面反政治正确，重新加强制造业文化，综合成本能显著下降。美国企业可以在3年时间内，通过创新、提高效率、提高质量三方面提升，综合降低产品生产成本较容易的达到15%。
按照上述产品，通过反政治正确提高制造效率，降低9.13元的成本，产品售价可以从73.13元，再降到63元。
上述一系列计算清晰展现，按照合理方式操作，可以削减30元成本。从93.88元降到63元，成本降幅接近1/3。
F、制造业技术的综合创新。以技术颠覆和技术压榨的方式，大幅降低美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创新将重新塑造竞争地平线，让美国制造业短期能在中端制造业获得竞争优势，中长期在低端制造业获得竞争优势。
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整体创新，即技术颠覆。通过全生产线的新设备投资，整体实现整个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整体大幅降低成本。新设备投资意味着，能通过需求拉动，带动上游设备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和发展，实现本生产环节的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二是局部创新，可以成为技术压榨。在既有的整体生产模式下，通过具体的生产流程和操作技术的创新，持续在既有生产模式下，实现局部的瓶颈式突破，不断降低生产成本。突破瓶颈，首先需要制造业企业本身的创新精神，包括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员工的创新精神，并受到管理咨询和技术咨询的知识性支持，不断找到针对瓶颈的解决方案。其次需要上游设备制造业的支持，针对瓶颈研发生产相应的技术设备，解决企业的瓶颈。
制造业创新带来显著的产品成本降低。在当今工业4.0时代，新型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线的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大量替代工人的手工操作。对于高工资地区，当工业4.0生产线替代劳动密集型操作，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在生产流程和技术操作层面，也能通过管理和技术创新，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对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投资新的产品生产线，可以减少50-80%的操作工人。人工减少意味着美国制造的产品成本大幅降低。
假设，通过整体新生产线设备投资，美国制造可以立即降低20%的生产成本。随后，通过不断的局部创新，在5年的半程设备投资期内，再以不断的技术压榨，进一步降低10%的生产成本。
经过技术创新，可以降低30%的生产成本。按照上述价格，降低30%的生产成本，意味着降低16元。63元的产品售价，再降低16元后，达到47元的售价。
综上所述，产品售价从93.88元降低到47元，相当于在保持产品纯利的同时，降价50%。
在很多领域和企业，远远达不到1/3的成本降低。例如，在高精尖新制造业，由于其智力和资本密集型的特点，成本降低的空间有限。在大型行业产业链中，整个系统行动迟缓，成本降低的空间也相对有限。再比如，通用汽车公司作为大而不倒的公司，官僚气氛极其浓厚，不同品牌线的管理水平差异明显。在这样的大公司，只要官僚的氛围不改，即使外部环境改善，其成本降低、质量提升和利润提升的空间也有限。即使特朗普创造出有利的环境，按照通用汽车的规模和速度，在3年的时间内能降低15%的综合成本，算非常出色的业绩。
对于中端行业的中小企业，实现1/3的成本降幅并不是难事。如果中小企业在红色州设立生产，实施坚决果断、聪明机智的运作模式，在中端行业发展开拓，填补美国制造的空白，不难达到1/3的成本降幅，并且获得销量的大幅增长和丰厚的利润。
对于原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行业，中小型企业可以实现50%的价格降低。如果美国的低端制造降低50%的售价，能形成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
2、中小型制造业引领的庞大中低端产业发展
如果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入美国，全力支持中低端产业的中小企业，美国的中低端产业将获得爆发式成长，实现美国经济的整体高速增长。在美国大量进口的众多中低端产业，中小企业加速扩张。在很多行业或产品市场，中小企业可以获得年复合增长率100%以上的水平，直到完全替代进口。
未来1-3年，按照特朗普政府的估算，将有3-4万亿资金进入美国。其中，通过对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征税，刺激海外资本回流美国。特朗普竞选时的减税方案是，对现金征税为10%，非现金资产5%，至目前的版本（17年12月17日）是现金为15.5%。按照特朗普政府估计，刺激利润回流的措施实施后，可能将有2-3万亿美元海外利润回流美国。另外，随着美国经济爆发式增长，GDP增幅达到4%以上，将会有大量资金涌入美国。考虑到欧洲、日本、中东等国家的资金流行美国，规模可能达到1-2万亿美元之巨。两者相加，大致有3-4万亿美元将流入美国。
3-4万亿美元资金进入美国，将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资金流向有两个，形成完全不同的结果：
A、吹大金融泡沫。如果资金主要进入金融市场，将引发所有资产价格上涨，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等，将现在资产市场的巨大泡沫进一步吹大，带动大通胀，进而泡沫破裂，引发更严重的经济崩溃。
B、进入制造业。如果大部分资金进入制造业，部分进入基础设施，将会很快被吸收。在初期，资金将引发经济高速增长，形成温和通胀。随着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制造的产品价格降低，通胀反而会一点点下降，创造经济高速-中速增长、中-低通胀、高就业率、工资增加的超级经济景气。即使全球经济崩溃，美国经济也相对好得多。
在特朗普风暴、减税、资本回流等多重作用下，中小企业将带动制造业的爆发性成长。中小企业积极进入扩张状态，行动比大企业速度快得多。 如果特朗普政策继续推进，中小企业得到适当的资金支持，很快会在美国市场的各个领域，与进口产品展开竞争，并获得爆发式销售和利润成长，带动美国经济高速增长。
中小企业带动的制造业发展，可以根据三大层级，构成不同的发展模式和顺序：
A、高端制造业，主要指智力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在最高端和高端制造业领域，美国拥有强大的优势。但由于奥巴马8年的政治正确和摧毁美国的政策导向，导致日本德国等产业不断追赶，美国优势已不明显。对于这部分，减税的作用并不特别明显。最重要的是，从军工领域着手，废除奥巴马时期政策，全力清除军队里奥巴马系腐败圈，重整军工供应商，让优质供应商获得更多合同，带动高端民用设备和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重新拉开与日德之间的差距。
B、中端制造业是美国中短期经济的爆发点，也最需要减税和资金支持。
如果特朗普政府能进一步行动，积极推出向中小企业倾斜的综合优惠政策，中小企业将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带领中端产业的爆发式成长，为美国经济再次奠定坚实基础，推动未来3年内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端制造业是世界制造业经济中，销量与单价乘数最大的部分，整体利润也最丰厚。中端制造业大致包括中高档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家居装饰、家具家电、中高价建筑和装修材料、各类手动及电动工具、各类中高端机电零配件、中低端汽车和建筑机械产业链、中端以下大型生产设备和流水线、通讯工具设备耗材、冶金和船舶等。
在过去20多年，美国的中端制造业遭到沉重打击，有的产业甚至搬迁到墨西哥和中国等地而完全在美国消失。富士康的发展，依靠美国大企业的外包生存，工人最多时超过100万。在1990-2000年代，主要以超密集劳动力模式，为美国企业组装电子设备，包括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等。苹果兴起后，富士康又替苹果生产系列产品。之后富士康开始生产升级，增加自动化设备机械手的使用，同时开始裁员。进入2010年代，富士康的机械手应用批量增加，形成机器与人共线生产的模式。此时，富士康等于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端制造业不断升级。
在中国，有大量原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厂，因为自动化设备比例提升向中端制造业升级，涵盖上述中端制造业的众多领域。而中国这些工厂的出现和升级，主要是美国大企业向中国的工厂外包，或者在中国工厂生产的结果。例如，通用和福特汽车都在中国建立庞大的产业链，在中国生产零部件和整车。其中，大量中国生产零部件还供应美国产业链，挤占和消灭美国供应商的份额，让美国中小供应商难以生存。
如果美国制造商能降低1/3的售价，将在中端市场建立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中端市场是质量与价格折中的竞争。与中国和东南亚比，美国产品质量好但价格过高，所以被中间商不断抛弃。随着机器成本越来越高，人工成本份额不断减少，这些国家的人工成本优势日益缩小，美国产品的价格劣势已不明显。如果美国制造商能降低1/3的成本，美国在中端市场的成本和售价竞争力显著高于中国和东南亚产品。
将竞争优势快速转化为市场份额和利润，需要大笔投资。在美国制造优势明显后，会引发很多企业在美国设厂生产。但是，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已经形成巨大的产能，制造商不会立即放弃现成的生产设施，搬回美国；而大都先将中国和东南亚的设备折旧完毕后，才陆续回迁。这个自然趋势，对美国来说速度过于缓慢。美国需要强制式在美国建立新厂，快速在美国投产，抢占市场份额。这个强制过程需要大笔投资，购买大量新设备，进行国际竞争。预估从国外回流和流向美国的巨额资金，可以通过金融系统运转起来，用于投资中端制造业，实现资本、企业、工人和政府税收的多赢。
在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时，不能依靠大企业。美国大企业完全以金钱为导向，并不支持美国经济发展，而是通过不断出卖美国利益而获得更大利润。从特朗普竞选开始，大企业即是反对特朗普的主要力量之一。特朗普上台后，一部分大企业仍然继续反特朗普，一部分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也反。大企业深知特朗普的为人，而且清楚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特朗普上台后，越推行美国第一的政策，他们越反对。因为特朗普America First的政策，与大企业的出卖美国利益完全相反。大企业能做的是，尽可能延缓America First的进程，尽可能在全球化经济中多获利。
即使大企业投资到美国中端制造业，其启动速度也极其缓慢。大型制造企业由于规模大，产业沉没成本高，投入规模大，需要长时间的规划与建设才能形成生产能力。例如，郭台铭宣布投资美国，是在特朗普当选后，在苹果和软银等大公司的知识支持下，经过半年多分析和策划，才最终决定在美国建厂。尽管特朗普政府和郭台铭的效率都很高，郭台铭的生产设施仍然预计在2020年才能建设完成。而且郭台铭在美国建厂，不是把中国的整个产业链搬到美国，仅是新增加的显示屏业务模块。即使这样，从考察开始到投产，预计需要3年多。而其他大企业的投资行动，比郭台铭慢得多。对于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和美国经济局势，大企业的行动速度过于缓慢。
中小企业将成为主力，引领中端产业爆发式成长。目前，中端生产的自动化基本成熟，可以在美国快速普及。在特朗普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创造大量新市场空间。在既有的市场中，降税能大幅降低美国生产成本，让美国制造替代国外产品，同样意味着美国制造的新市场空间。中小企业可以看到机会，迅速组织生产，填补市场空间。而且，如果中小企业能找到合适的市场，其销售业绩可以达到年复合增长率100%，甚至更多。在市场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不少小企业只需要3年，即可将生产扩大5-10倍，达到中型企业的规模。
目前，中小企业的积极性高涨，特朗普政府需要更进一步行动，给中小企业更多、更强有力的支持。特朗普竞选期间，以富豪身份鼓吹经济，给大量美国民众以希望；特朗普上台后，通过不断努力行动给美国民众以真正的信心；减税和工作法案通过后，民众的信心进一步膨胀，大多数中小企业将更积极实施扩张计划。面对火热的形势，如果特朗普政府能在政策、市场、资金、知识、技术、人才等各方面，以系统化服务方式，给中小企业以更加完善的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将能更快开拓市场，加速销售和利润成长，带动全职就业和工资的更快增长。
特朗普政府如果引导中小企业，开启中端市场的进口替代竞争模式，美国经济将出现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如果不发生世界经济大崩溃，美国在未来3年的经济增长可以较容易的达到5%，甚至6%。即便发生世界经济大崩溃，美国经济也相对较强。
C、低端制造业：中长期重塑竞争优势，支持整个社会经济
低端制造业主要指大规模集群式生产的低价产品，包括中低档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多类低端建筑装修材料、各类低端零配件等。
在过去20多年，低端制造业基本在美国绝迹，产品全部依赖进口。低端制造业的特点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美国工人工资过高，环保和劳工法律严格，根本无法生产低价产品。随着全球化生产外包的规模日益扩大，美国全面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几乎所有低价产品全部进口。
在未来3-5年，随着美国制造抢占中端市场，生产装备业将得到迅猛发展。在中小企业占领中端市场的过程中，将对中端产品的生产设备产生庞大的需求。中端产品的生产设备市场同样将呈现爆发式成长，研发和生产不断改良和升级。如果市场增长速度过快，生产装备将在2-3年内可以升级一代，3-5年可以升级两代。
在生产装备发展后，将支持美国制造进入低价产品市场。 对于生产装备行业，从中端生产向低端生产的设备变化，主要是规模化、功能简化、低成本、耐用、连续流水线化。美国生产装备行业得到大发展后，在新技术的支持下，从中端进入低端只是流程设计和设备的改变，没有技术研发的难度，可以很快形成大规模的低端流水线自动化生产。由于自动化生产雇佣人数很少，只需要少数技术支持和功能支持的人员，可以规避美国高昂人工的缺点，为美国制造铺平道路。
一旦美国制造进入低价产品市场，将快速从一个产业向另外一个产业蔓延。美国拥有完整的市场、资源和产业优势。一旦装备制造业给低端生产创造条件，支持美国制造的产品售价降低50%，美国将建立明显的竞争优势。在竞争优势支持下，美国制造从某个或几个产业开始，快速向其他行业蔓延，形成庞大的低端产业制造能力。
当美国制造在低端市场形成规模，将全面降低美国社会运作的综合成本。不论依靠人工还是机器，低端产业的特点是大规模生产、薄利多销。从产业本身来看，低端生产创造的利润有限，适合于传统行业的保守投资。从民众的角度，低端产业生产的产品过于基础和普通，往往会忽略低端产业。从宏观角度，低端生产将以巨大的产量，支持整个社会经济运营，分摊社会运转成本，给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面对美国经济的爆发期，特朗普政府有两个选择：
A、放任式鼓励：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措施，主要以放任式鼓励为主。特朗普发布各种政策，给美国经济松绑，激发社会的信心和进取心，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奥巴马民主党势力仍然盘踞在美国政府内部，试图颠覆特朗普个人和政策，阻碍美国经济增长。
B、系统模式支持：特朗普政府进行系统规划，推动中长期的经济模式发展。这个模式可以包括几部分：a、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打破大企业与大政府勾结的权贵经济卖国经济模式，同时大企业有足够力量独立发展，特朗普政府则调动政府掌控的各类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通过中小企业实现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美国第一的导向，实现MAGA的结果；b、全面重组联邦政府，砍掉各种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部门和功能，将联邦政府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转变为中小企业服务导向化。以宏观政策和方向支持，对中小企业发展提供系统平台支持。c、危机防范，美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推行的政策，把世界推到各类危机中，包括全球经济危机、邪恶政权壮大和扩张、核武器在邪恶政权的扩散、恐怖主义横行黑帮泛滥。在过去，特朗普仅仅以口头方式提醒和警告，缺乏系统的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综合分析，更缺乏系统的应对。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仅政府需要全面系统评估各种风险，还必须要对中小企业进行教育指导，帮助中小企业了解和防范系统性风险。
特朗普的选择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果特朗普仅仅鼓吹经济，而在政治层面维持现状，美国经济增长会在短期持续。但是，中长期将因政府反作用、中小企业瓶颈、外部经济急剧恶化等因素，引发经济崩溃，导致现在的经济模式夭折。如果特朗普改组联邦政府，以系统模式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美国将经历5-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并且为未来的美国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当世界经济崩溃，美国也因坚实的基础具有相对的经济优势，经济崩溃程度相对较轻。
2、美日竞争与世界大变局
特朗普减税震惊世界。12月2日凌晨，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参议院版本的减税案。消息随即传遍世界，引发世界各国政经界的广泛关注。特朗普减税急剧升温，有望在圣诞节前在两院通过，并且经特朗普签署生效。从18年初开始，世界经济竞争将按照新规则操作。
特朗普减税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强美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减税和工作法案》的重点不是美国国内，而是面向世界。其路径非常明确，让美国制造业重新强大，在世界市场占据更多份额，获得更多销售和利润。减税促使美国公司利润回流，能强有力支持制造业发展，也能从制造业利润中获利。只有制造业快速发展，快速争得更多市场，减税案才能在税率下降后反而增加税收总额，实现美国政府的收支盈余。如果目的实现，特朗普减税将是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经济史上最典型的减税成功案例。
减税与当今世界主流背道而驰。当今世界经济的主流是印钞、零利率以及加税，只有这样，各经济大国才能维护权贵利益、应对老龄化、通过国家福利支持不劳而获的群体。尤其在08年进入危机后，各主要国家印钞上瘾，根本停不下来。08年后，美国最初是印钞的主力，三轮QE给世界灌入规模巨大的美元。美国停止QE后，欧洲和日本接力，成国际QE的主角。中国疯狂印钞，按照官方汇率，超过美国，成世界货币总量最大的国家地区。大规模印钞之后，政府将实施加税，继续向社会转嫁运转成本。而特朗普竞选胜利后，美联储开始连续加息，并且开始缩表，扭转之前的趋势，也为特朗普减税做铺垫。
世界各国基本不关注特朗普减税。美国主流媒体向世界一直传递的信息是，特朗普受到美国人民的抵制，随时会因各种突发的丑闻被弹劾。人们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是，特朗普工作非常不力，竞选时承诺的天花乱坠，兑现的却寥寥无几。尤其在取消奥巴马医疗、筑墙、贸易谈判等大政方针上，更是一事无成。特朗普减税的日程，在国会两院似乎遥遥无期。再加上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矛盾，特朗普减税能否通过更是个巨大的问号。所以，世界因轻视特朗普，而认为特朗普减税之路必定山高水远崎岖漫长。
然而特朗普减税突然来袭。11月初，共和党占绝对优势的众议院通过其减税案。随后，以工作缓慢著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开始推进参议院版税改。11月底，麦康诺突然推动12月1日投票，这才引发世界广泛关注。 12月2日临晨，参议院最终表决，以51-49的票数通过参议院版减税案。由于两院版本的差异不大，两院减税案较容易合并，快速投票通过，特朗普签字后快速实施。
世界主要经济大国正处于计划经济的增税模式中。当今各大国都进入程度较高的计划经济阶段，不仅中国正式制定5年计划，欧盟也越来越倾向于制定事实上的5年计划。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规划好大致的中期框架，并且按照框架操作执行。尤其在当前的经济模式下，各大国都必须集中精力，实施印钞和增税操作。例如，欧盟计划好印钞的规模，既不能造成大通胀，又得照顾各国经济增长。然后欧盟给予各国额度，各国政府制定财政收支预算，包括经济预测，需要收多少税，未来3-5年需要增税多少等。在每个预算年度接近结束时，还要继续计算，是否另外对多少避税的企业罚款，才能补足政府的亏空。每个国家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执行国家经济计划。
特朗普减税让各国措手不及。对于主要经济国家，印钞和增税都属于刚性计划。从现实的角度出发，由于政府支出不断上升，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必须采取增税措施。而且事实上，即使政府增税，各国财政赤字仍在不断扩大，必须不断想法继续增税。如果停止增税，政府财政会立即出现现金流断裂，有的政府部门将会关门。尤其对于欧盟，各国经济和财政状况差异巨大，只能采取共同印钞和增税计划。如果采取激进措施，共同停止增税，有的国家将很快破产，各国之间矛盾冲突加剧，欧盟陷入瘫痪，进而解体。这还仅仅是不再增税，更不用说大规模减税。所以，欧盟故意忽略特朗普的经济大纲，假装不存在特朗普减税这件事。当特朗普减税忽然摆在眼前，各国当时就震惊了。
欧盟五国很快做出反应，警告美国的减税措施。尽管特朗普上台近一年，欧洲政客还执着的活在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大印钞、国内大增税、世界大撒币，赢得了欧洲政客的高度赞扬。即使奥巴马下台，特朗普全力逆转奥巴马政策，欧洲政客仍然对奥巴马众星捧月，给奥巴马高额的出场费用，打赏奥巴马对欧洲的卓越贡献。而对于特朗普政策，尤其是减税案，早已习惯增税的旧时代腐败官僚怎么都无法相信，美国竟然脱离增税的轨道，突然开倒车。英法德意西五个欧洲大国领导人，无法指责美国的企业税率大幅降低，只好找到参议院版中关于美国公司采购外国产品征收20%关税的条款，与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并且威胁可能对美国实施贸易战。
各国反应的背后是政客们对本国减税的绝望。特朗普减税案中，对其他大国，最致命的是20-21%的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各大国经济的相当部分，美国在这一块说减就减。各大国政府减税时，需要从政府财政角度出发，权衡方方面面的因素。如果支持刚性过大，不可能制定出可行的减税方案。即使权衡后可以压缩开支，也需要全盘考虑，明确哪些可以缩减甚至完全取消，以此来确定减税幅度。例如，欧盟是欧洲经济的国上之国，其财政完全依靠增税。如果欧洲各国减税，欧盟则快速瓦解。所以从欧盟的角度，绝不能实施减税。而且欧洲各大小国家实施高度福利化模式，财政和经济结构，也不可能实现大幅度减税，否则这些国家的政府垮台，福利制度瓦解。
政客绝望的意识到，特朗普减税将很快摧毁摇摇欲坠的欧洲经济。16年总统大选中，欧洲准备欢迎奥巴马时已经欣喜的等希拉里躺赢。万万没想到，特朗普大胜，而现在特朗普还要减税。特朗普减税案通过之际，欧洲各国还在继续加税，严查避税。如此以来，欧洲制造业看到美国的状况，会停止在欧洲的投资调头转而向美国，一些制造企业甚至立即准备把欧洲的生产搬到美国。当大量资金和制造业向美国转移，欧洲经济必然面临萎缩。欧洲政府只能加税，以弥补财政亏空，而加税进一步导致欧洲制造业转向美国。现在多个欧洲国家并没有真正摆脱危机，特朗普减税将是沉重打击，导致这些国家很快破产，根本无解。
欧洲政客的绝望更多来自画皮被揭穿。欧洲政客本身是知识分子集团的代表，以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统治民众。知识分子集团高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以极高的道德姿态给政客形象镀上一层不可侵犯的金光。问题是，特朗普减税后，欧洲将如何应对？政客会大幅降低欧洲的综合税率吗？ 不会。政客能想出其他方法与美国展开新的竞争吗？不能。政客能像特朗普一样，给劳动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提升吗？不能。政客只会装模作样的研究、关注、与美国交涉。政客的交涉能阻止特朗普减税吗？不能。现在是欧洲全方位依靠美国生存，美国会害怕欧洲政客的威胁？ 笑话！欧洲政客把美国的慷慨当作软弱和愚蠢，反过来咬美国给自己喂食的手。更重要的是，以前政客印钞加税，号称应对经济危机，算是plan A。现在更大的问题摆在眼前，特朗普减税，欧洲吃白食的时代即将结束，政客应该启动plan B吧？ 民众发现政客根本没有plan B。plan A用完后，各国税收高昂难以逆转、负债累累既成事实、资金和制造业准备大量转往美国，有的国家面临破产，政客唯一能做的就是坐以待毙。
日本的态度与欧洲相反，迅速调整自身政策。在参议院版税改案通过的三天后，日本强权政府安倍内阁放风，准备跟进特朗普减税，考虑将主动投资和加薪的企业税降到20%。日本政府不仅准备跟随特朗普减税，更表示将检讨过去的经济政策，以便在新的经济趋势中采取合理的操作模式。
安倍内阁的表态有两个关键效果：
1、政治上支持特朗普，扩大特朗普影响力，强化美国权威。安倍内阁从三方面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
A、支持特朗普影响力。安倍内阁准备跟随减税，直接将特朗普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强化特朗普的政策权威性。而且日本表示检讨经济政策，支持特朗普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B、扭转世界经济导向。日本支持和跟随特朗普减税，两大工业强国形成合力，迅速逆转当今世界的增税潮，让减税成为未来经济的大势。当日本表示跟进减税，欧洲政客的无能一览无余。日本都能跟进减税，欧洲为什么不能？所以，美国领头、日本跟随，创造新的经济趋势，不能跟随美日减税的国家将被甩在大势之后。
C、强化美日政治和经济同盟，与特朗普政府保持高效沟通和互动。在特朗普开始逆转奥巴马的软弱政策后，遭到全球化权贵集团的强烈抵制，试图削弱特朗普和美国的强权。而安倍随时跟随特朗普政策，不仅支持美国的强权，也保护日本的安全。
2、增强日本经济竞争力，与美国展开新一轮经济竞争。面对特朗普减税，日本必须跟随减税，以增强经济竞争力。在减税环境下的经济竞争，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A、减税决定日本兴衰存亡。安倍内阁很清楚，特朗普减税将改变世界经济。摆在其他国家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跟随减税，与美国进行经济竞争；继续保持高税率，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被淘汰，进而国家破产。日本不可能选择在高税收中衰败和破产，只有快速跟进减税参与竞争，在竞争中寻找生路。
B、在实质上，日本减税模式比特朗普减税更加激进或者苛刻，以保持本土企业竞争力。 特朗普减税属雨露均沾，盈利企业都能受惠。而根据日本政府的表述，将对能创造新就业、提高工资的企业减税到20%，这使日本企业面临两难：不增加就业或者提高工资，将面临不利的竞争条件；增加就业或提高工资，虽然得到税收优惠，但企业运营成本更高、风险更大。可以说，对于美国竞争，日本给企业更多压力，迫使企业更积极应对竞争。
C、日本分享美国减税经济的好处。日本在美国已经拥有庞大的产业投资。特朗普当选没几天，安倍就飞赴美国紧急拜会侯任总统，承诺日本将对美国大规模投资，后来据说承诺金额达到4500亿美元。在特朗普减税政策下，日本对美国投资的投资更不成问题，也将有更丰厚的投资回报预期，从美国经济增长中分杯羹。
从12年开始，安倍内阁开始强推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包括“三支箭”：1、大胆的金融政策，通过无限制的印钞、日元贬值、零利率等手段，刺激消费和通胀；2、机动的财政政策，即加大政府开支，实施大规模公共投资工程，刺激经济增长；3、唤起民间投资，促进女性就业，增加民间经济活力。整体上，安倍经济学的思想仍然是凯恩斯主义，寄望通过大印钞和大贬值实现经济增长。安倍经济学实施后，日本出口持续增加，日本海外经济继续扩张，从根本上支持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实力的强大。在日本国内，政府大规模花钱时，民众反而更加保守更积极攒钱。结果是，政府负债与GDP比率高居世界经济大国第一位，民众财富却积攒更多。另外，日本就业率不断降低，基本达到充分就业，幸福感增强。安倍经济学带来的好处，让安倍政府获得很高的民众支持率。
安倍内阁宣布跟进降税，只是日本经济政策大转型的第一个信号。日本央行在多年大印钞后表示，学习美联储加息缩表的经验，重新评估过去的印钞和零利率政策，即考虑停止印钞，并且提高利率。特朗普多次对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表示不满，那么日元需要对美元升值，日本减少对美国的顺差。日本政府对企业减税，财政政策必须紧缩，减少对国内的公共投资。安倍内阁和央行几乎同时表态，反映出日本政界、经济界和金融界共同的态度，准备全面逆转日本经济政策。相信安倍内阁随后将会出台一系列跟进措施，以应对来自美国的竞争。
美日经济竞争将日趋激烈，不断升级。美日共同减税后，在税收上处于类似的起跑线。美日竞争将是，美国本土强大的综合经济优势，与日本统领庞大的海外资产之间的竞争。竞争过程中，资金将不断向美日回流，刺激美日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尤其是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美日制造业竞争将更加激烈，尤其聚焦在成本和质量之间的竞争。美日在政治层面加强合作的同时，在经济层面将不断将竞争升级。
特朗普减税是世界经济重组的发令枪。在特朗普减税后，美资开始回流，一些大国将迅速陷入困境。随着美资大规模回流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些国家将面临破产倒闭。随着美日竞争开始，相当多的国家紧急破产。在美日经济竞争不断激化和升级后，大多数国家陷入破产。随后，美日经济也将面临大规模重组。
结束语
减税是特朗普风暴席卷世界的关键一步。虽然减税引发世界关注，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减税将全面打破当前世界的旧经济系统，重建世界经济模式。减税风暴的席卷速度之快，将超出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其影响经济的程度之深也将令世界目瞪口呆。仍然沉醉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值幻觉中的大多数国家和富人，很快将破产返贫，只有少部分人能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会创造新的财富。
第三篇王尚一:王尚一| 公益化潮流下的私营经济(14.9.30)
当人们因为收入越来越少、各种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而焦虑的时候，不应该只看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而是需要认真分析这个社会的组织状况。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的组织结构决定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而决定这个社会的劳动者收入水平。具体来说，在大机器经济下的私营经济，本身也是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大多数私营经济或者依附大机器生存，或者在大机器经济的夹缝中生存，一旦经济形势恶化，大机器会毫不留情地通过收编私营经济而维持自己的运转，导致私营经济失去生存空间同时，扎根于爱邻如己的互助式社会中，私营经济越来越趋向于公益化，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实现强有力的发展，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福利。
根据马太效应，馒头越多的人，获得的馒头就越多；馒头越少的人，就是现有的都要失去。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国外，美国都是世界上最乐善好施的国家；同时美国也在接受越来越多来自国外的捐赠。更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特点是，受美国资助的其它国家的人们感激美国人，同时，如果是美国人接受外国人的捐款，美国人往往同样感谢美国人。比如说，2008年，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慈善午餐，有中国私募教父之称的赵丹阳以211万美元投得，成交价创出最高。他也是继2006年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创办人段永平，以62.01万美元投得和股神午餐以来，再次有中国人中标。巴菲特的午餐很好理解，美国人无功不受禄。我巴菲特想通过吃午餐赚钱，但是如果拍卖共进午餐的机会，然后把钱赚到自己腰包的话，就是庸俗的行为了，庸俗的行为是卖不出高价的。所以，巴菲特转换思维方式，给出一个高尚的理由，让竞拍者出高价。于是，竞拍者就上了套，几十万到200万美元和别人吃顿饭，让这个人在吃饭的时候顺便赚了大钱。而对于巴菲特来说，本来自己就要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所以这顿饭钱就是自己吃饭的劳动所得，而受捐助者只会感谢巴菲特。 2010年初，耶鲁的中国毕业生张磊给耶鲁捐助以888万多万美元，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这是中国人再一次为美国的公益机构送钱了。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这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一个馒头就是一个馒头，甚至不值一个馒头；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个馒头可能救一个人的命，更何况888万美元这个巨大的馒头。所以，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没面子、很伤自尊，很难以理解的事情。人们就会想，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张磊，结果你却把钱捐给耶鲁，不捐给你上本科的中国大学，人们需要了解一下为什么张磊这么做。当人们追溯张磊的历史，发现他要出国的时候，首先必须得把培养费一次缴清，才能够出国，这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另外，他们在办理的过程中，受到很多冷遇（相当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去办事的时候都会碰到），而最后缴清培养费能够出国的时候，办事人员把他们的文件从窗口里扔出来，冷冷地说：“你跟我们没关系了”。而耶鲁给他们的奖学金里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他中途辍学创业失败后，耶鲁又继续培养他，并且通过种子资金支持了他后来的成功。所以，他心怀感激地捐款给耶鲁。多么符合人性的一个选择：人们不是因为种族甚至血缘走到一起，而是爱邻如己的人性和价值观走到一起。中国的一次次战争和运动说明，汉人的自相残杀、自我灭绝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兄弟之间因为蝇头小利而反目成仇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所以，不欠中国任何情的张磊，跟中国确实没关系了。况且，很多网友也在支持张磊，说中国不差钱，反正这个大馒头到不了饥饿的人手中。 那么，中国跟美国相比，差在哪里？关键在于人性。爱邻如己的文化是，不计较一时的利益得失，而把重点放到“人”上。耶鲁并非因为张磊中途辍学回中国创业（可能永远不回去了），就觉得自己亏了，就要跟张磊绝交；或者说，耶鲁并非为美国政/府服务，当它给学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时候，根本不考虑这个学生未来是不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耶鲁也不为美国社会服务，因为它不关心这个学生将来去哪里，是不是在将来成为美国经济的竞争对手；耶鲁在为优秀的学生服务，只要是优秀的学生，只要进入耶鲁，耶鲁就要为这些学生服务，不管这些学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富人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大量捐钱，以普通的成绩进入耶鲁；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自己的优秀，从耶鲁得到钱而完成学业，这就是人人生而平等。 从自私的角度来说，耶鲁只关心自己。作为著名的贵族学校，耶鲁通过大量的富有家庭学生，获得自己的收入来源；通过资助优秀的穷学生，然后以这些穷学生的勤奋刻苦，刺激整个学生群体的学习动力，保持在学术上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自己在各大学之中的竞争地位。所以，它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不关心美国政/府、不关心美国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学生。而人都是以心换心，它关心学生，学生也就关心它，它就能够持续保持着自己的竞争力。推而广之，从微观来看，大多数美国人似乎都不爱国，相互之间充满了竞争和冲突，经常为一点点“小事”就能在报纸上和国会里吵得不可开交。有的人专门就焚烧国旗的事情，跟政/府在法庭上打官司。所以，在美国交朋友（在其它西方发达国家也一样），政治是最敏感的话题，比钱还敏感。因为，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代表自己的群体利益，认为有的政策对，有的政策错。即使是两个人观点很接近，也可能因为一些小的问题而产生非常大的分歧，导致人们产生隔阂。 耶鲁是社会公益系统的一个重要代表。那么，什么是公益？就是为了自己的小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然后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博弈中，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说，有的地区穷，就要求从州政/府、联邦政/府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然后就通过自己的议员到国会里去争取，从财政里尽量获得最大的蛋糕。而其它的地区同样去争抢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达成妥协。有的人因为自己是妇女、残疾人、黑人，而自己在社会中受到了歧视。所以，妇女之间、残疾人之间、黑人之间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然后通过引发男人、健康人和白人的感同身受，获得他们的支持，改变自己被歧视的状况。另外，有些人因为家里的亲人得癌症而病故，于是就对治愈癌症非常关心，所以大量捐钱给对付癌症的机构cancer society（癌症社会），希望尽快研制出应对癌症的药物和方法，能够挽救其他癌症患者的生命，也就是深感痛受而导致的捐款。从society（社会）这个词的使用可以看出，西方对于社会的看法并不是所有人的人群，而更多的是人们因为某种利益结合起来的群体。而社会就由community（社区）和society等方面的条块分割，形成了对人们的不同的、纵横交错的分类。而这种纵横交错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就会发现这种个人的自私以及同情心，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无私，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无形的手。 私营经济扎根于社会系统之上。上面说的内容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但是人们并不重视的是，这样的社会系统对私营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打个比方，在长虹做大之后，提出产业报国的口号，激励了无数的人；奥妮皂角洗发浸膏通过植物一派在洗发水市场立足之后，打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的鼓舞人心的广告。但是，从私营经济的角度来说，长虹和奥妮的广告出发点都是错误的。它们的广告出发点错误，说明了企业领导从根本的认识上，就不是想着发展企业本身，而是将它们作为增强大机器能力的工具。这也很好理解，因为长虹这样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大机器的一部分。而对于私营经济来说，自己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企业主来说，正确的方法并不是关心所谓的国家或者社会，而是应该从自私的角度出发，关心自己的消费者、关心自己的员工，关心自己的和合作伙伴。但是，中国的绝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缺乏这样的认识，总想着自己做大做强，忽略了人。 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非常明确的需求的。比如说，对于消费者来说，你企业“产业报国”跟我何干？你国货当自强跟我何干？我需要的是你的电视机技术更先进、质量更可靠、服务更到位、价格更优惠；我需要你的洗发水在植物的基础上让我自己的头发更加顺滑，减少掉头发、减少掉头屑。这些大而空的大机器思维是不会吸引消费者的。就像一位网友说的，他很爱国，所以他推荐朋友买国产手机，而自己买国外品牌的，结果他的朋友半年修了9次手机，差点要跟他绝交。他很爱国，所以他推荐朋友买全套的国产家电，而他自己家里买的都是进口某品牌的，毕竟自己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不能买不可考的东西。这种辛辣的讽刺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不要用爱国忽悠我。在市场上，外资彩电通过高端技术和技术创新，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而重庆奥妮失去了植物一派的具体利益诉求点，很快就失去了消费者，然后品牌迅速衰落。 人才的需求也一样。有不少企业通过出口加工赚了点钱，所以就开始膨胀，很多在21世纪初想成为世界500强。但是，短短几年间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在亏损和即将倒闭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为什么？人才，或者说精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每个世界500强都是由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组成的管理层领导的。看看中国的企业，管理层的技术和管理等综合素质能够跟世界领先企业相提并论吗？中国的最优秀大学生出国或者大量流入外资企业，也就是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如果连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在人才竞争力上都比中国的私营企业要强大很多，私营企业只能捡外企剩下的人才，那么结果就是连中国本土市场都得不到，更不用说成为世界500强了。从微软离职的人员，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都对微软存在非常深厚的感情，不允许他人对微软的负面评论。再看看中国私企的离职人员，尤其是离职人才，有多少能够跟企业和平分手的？更不要说深厚感情了。有个著名的中国标杆企业，一直强调员工要对企业忠诚，员工与企业共命运，但是当遇到裁员时，却在突然之间将员工“扫地出门”，而且像防贼一样，让员工在被裁之后，立即离开。这样的世界500强追求依靠什么实现呢？ 私营经济就像浮萍，由其潜在的社会形态暗流所决定。大多数中国私营企业都是大机器的附属物，缺乏人性（同情心）和独立性的基本能力。从出口经济来说，中国企业不能够直接以自己的品牌打入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以“独立人”的方式竞争，成为国际市场的领导者。至于管理外国员工，更是mission impossible了。 为什么? 缺乏人性。在国际市场竞争充分个性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产品连基础的品质都无法保证，更不用说满足消费者的个性需求，占领国际市场了。而在外国企业管理中，复杂的人性博弈更是让缺乏基本人性教育的中国企业领导者一筹莫展。在国内市场，很多中国企业毫无人性，因此引发的质量问题更让中国消费者绝望。就像三聚氰胺之后，有的人说“外国奶粉要钱，中国奶粉要命”。而当外资品牌把一件件产品送到市场，由一个个消费者进行自主选择而实现零售销量的时候，中国企业只能通过讨好大机器而生存。这也就形成了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 而有了原罪的企业，正在面临绝境。在国际经济陷入危机后，大机器为了自我维持而侵占他们的利益，或者直接收编他们的时候，毫无抵抗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依赖大机器生存的企业，除了依靠大机器以外，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因此私营企业在经济危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大批倒闭。除了依靠大机器而生存的技能之外，这些私营老板们没有其它的能力，因此把自己剩余的资金投入大机器需要资金的其它领域，比如说房地产和股票等金融虚拟经济系统。而不论是企业倒闭，把自己投入金融市场，还是仍然在维持现有的企业，这些老板们在内心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依靠了，如果国际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大机器还需要挤压更多的私营经济，而且人们连馒头都没得吃，更不可能买房的时候，大量私营老板就会重新变得一贫如洗可以说，不论是做跨国企业的附庸，还是做大机器的附庸，当国际经济危机深化对时候，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顺便谈一谈“让自己无利可图，但是随时准备赚别人的钱，而且能够赚别人的钱”的含义。美国商人和浙江商人都投资了山西的煤矿。当时，山西地方政/府曾经放出消息，谴责美国商人阴谋低价收购中国的资产，意思想通过舆论宣传，把这块肥肉弄回去。结果，不仅美国人不理，还让网民嘲讽一通，说自己无能不要怪别人阴谋，当时煤价很低的时候干嘛去了。当然，山西当地政/府也不敢明抢，因为美国有巨大的决心、经济和军事实力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所以，美国商人就是让人无利可图的状况。而当山西收编浙江商人的煤矿的时候，就非常顺利，受到了除浙江外广大网民的认同。为什么？首先，浙江人有钱，但是没有保护自己的办法，所以就像羊群一样。世界经济增长的时候，他们可以赚到一些钱，然后被养肥了。当世界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剪羊毛运动就开始了，迪拜让浙江人亏了一大笔，而山西煤矿收编又让浙江人亏了一大笔。当然，这只是个开头，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和萧条才是个开头，下一步随着世界经济危机深化，就是杀猪宰羊过冬天的漫长过程。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Google这样的企业，他的唯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人。这些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储存搜索计算机系统，并且持续开发与搜索相关的软件工具，然后凭这个系统和软件获得丰厚的收入来源。这时候，如果有人敢于抢夺Google的资产，那么有形的东西就只有计算机系统，而这个大系统如果离开了Google这些人，基本上是一钱不值。那么，这些人有什么价值呢？就是继续进取、疯狂地工作，满足人们对于信息搜索的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就是说，Google用户的搜索需求就是Google的主要资产。通过这个资产，Google可以获得巨额的广告收入。这时候，Google为了坚持自己的Do no evil的立场，退出某地。这个决策看上去会让Google损失一些钱，但实际上根本对Google来说无所谓。 因为，do no evil是Google维护自己团队稳定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只要有这个信条，Google的资产就是安全和持续增值的。而通过团队的持续发展和进取，保持自己在信息搜索市场的优势，以及通过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而获得的更高的客户忠诚度，Google随时都能够赚到别人的钱。就像一个故事，当时美孚石油驻上海的代表在离开上海办事处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说：“50年后，我们还会回来的”。坚持自己的正确理念，损失和退却是暂时的，收益是长远的。 说到理念，欧美日企业经过100多年的竞争进化，发现理念是指导企业发展的核心。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做企业文化，总结自己的核心理念。有的理论提出企业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要实现某种社会功能。然后援引德鲁克、松下幸之助等等经典人物的语言。（多说一句，我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下，企业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不以营利为目的就不是企业，而是非营利（not-for-profit）组织。）而企业为了长期可持续盈利，借用了非营利组织的理念，也就是说企业的发展思路越来越趋同于非营利组织，越来越趋向于公益化。而我们在前面分析了，所谓的公益化，就是人们为了小集团利益，自主发展起来的独立组织，为自己的利益而竞争。而到了私营经济，这就变成了细分市场，每个企业都在为发展自己的细分市场，巩固自己的细分市场而努力。需要注意到是，发展细分市场是第一位的。那么，怎么发展细分市场？ 发展细分市场的核心，就是面向未来，面向年轻人。当年百事可乐在可口可乐的压迫下艰难生存，想把自己卖给可口可乐，结果可口可乐还不屑于购买，让百事可乐陷入绝境。背水一战的百事可乐不是与可口可乐硬碰硬地竞争，而是寻找自己的盟友，共同对付可口可乐。这时候，同情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发现，当时美国的年轻人在中老年人的压制下也非常痛苦，因此非常反抗和叛逆，跟它与可口可乐的关系非常相像。所以，它提出了年轻一代的选择，把自己定位成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形象，要成为年轻人的代言人。从此，细分市场的概念开始了，百事可乐绝处逢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直到今天，虽然百事可乐的品牌价值与可口可乐的依然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它依然通过保持活力与激情的形象，通过演绎自己积极抗争的传奇历史，吸引着受到社会压抑的年轻人，保持着自己的市场竞争地位。而百事可乐作为一个传奇，只是给市场开了个头，面向年轻人、面向未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成为企业品牌建设的起点。从此，年轻、活力、平等、个性成为经济发展的社会的关键词，或者说核心价值要素。 面向未来的年轻人，是比尔盖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核心成功点。 1968年秋天，比尔盖茨所在湖滨中学做出一个大胆而前卫的决定：租用一台电脑，开始让学生们接触电脑技术。因为当时的电脑处于市场普及的初期，售价太过昂贵，小小的湖滨中学根本无力购买。当时，校长求助于学校的母亲俱乐部。学生的母亲们经过商议，决定举办一次拍卖活动来替学校集资。虽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还从未见过电脑为何物，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集资到3000美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这笔钱使学生们可以使用附近一台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PDP型电脑。后来，比尔盖茨说：“还在60年代末的西雅图，就让学生使用电脑，这是当时一种令人惊讶的做法，对此，我将永远怀着对学校的感激之情。” 再后来，比尔盖茨以“每个家庭的每张桌子上都有电脑，每台电脑里都有微软软件”为目标，建立和发展微软，推动了世界前进的步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但是，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比尔盖茨的这个目标，更多地是促进了年轻人的发展，让PC时代和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颠覆性创新颠覆老企业和老人们的既得利益系统，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虚拟世界”中，年轻人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优势，因此也促进了Google、yahoo、ebay、戴尔等年轻人领导的企业的发展。IT企业的发展让大量新毕业的大学生立刻获得很高的收入，并且获得股票期权，实现年轻致富的幸福生活。 高价值品牌来自于对于弱势群体的扶助，帮助弱者树立信心。伊夫圣罗兰是世界顶尖时装设计师，消费品行业创新发展的典范。1957年，年仅21岁的圣罗兰就当上了迪奥品牌的首席设计师，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著名女服设计师。但是，因为他激进的风格，导致迪奥的传统客户纷纷指责圣罗兰，迪奥也找了个理由让他走人了。后来，他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Yves Saint Laurent。虽然迪奥的主流客户和管理层对圣罗兰非常不满，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加年轻的女性消费群体正在崛起。在二战后成长的女性更加渴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圣罗兰给了她们一个进行强烈自我表达的符号，支持了他们争取女性平等地位的诉求。通过女性长裤套装和女性燕尾服，她们摆脱了裙装的束缚，表现出与男性一样的干练的特点。圣罗兰鼓吹女性勇于舍弃胸罩，设计出将近裸透的洋装或是可透视的上衣单品来宣扬这种风气。这对于传统来说，属于离经叛道。但是，有的女性开始借助他的设计来挑战传统、表达自己，很快形成一个传统无法阻挡的潮流。而且，圣罗兰开创了时装平民化的潮流。在激进思想的导向下，他发表了水手衣、郁金香线条、喇叭裤、喇叭裙线、水手服、骑士装、鲁宾逊装、长筒靴、嬉皮装、中性装等能够普及的时装。他的设计等于重新定义了的时装工业，一向被视为上层社会的流行时装体系，从他开始被瓦解。繁琐复杂而且昂贵的手工时装持续萎缩，而规模化、平民化的时装成衣设计与制造持续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时装工业格局。就这样，他以大胆、前卫的思想，引领了女装的潮流，他以旺盛的创新设计能力，领导了整个时装工业的发展潮流。并且成为其他设计师灵感的来源。1998年7月13日，在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上，主办方特地安排300位模特展示了圣罗兰近40年来设计的经典服装。 2007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再次向圣罗兰颁发骑士勋章，赞誉他是把法国时装升华至艺术层次的第一人，并将他称为法国国宝。 有一次，美国股市因为马丁路德金日而休市，我的朋友问我，是不是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比很多总统都有威望，我说是的。马丁路德金牧师通过带领黑人进行和平运动，以“我有一个梦”赢得大多数白人的同情，领导黑人平权运动的伟大胜利。而他的伟大就是来自于领导和扶助弱者，而且和平运动的最关键并不是进行绝望的抗争，而是让广大黑人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心。拥有自我信心的人，不用通过暴/力，只需要为了自己的权/益进行和平的行动，就能够获得广泛的支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果收益。也就是说，缺乏人性的人往往源于缺乏自信，而缺乏自信又导致人们缺乏人性。其实，我们读书、看电影电视、跟人交往的过程中，也是逐渐培养和开发我们内在的人性，然后通过我们对人性的体会，增强我们的自信，形成人性与自信相互促进成长的良性循环。当我们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力量强大的希望，以希望引导我们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就不会失败。 总结一句，以独+立的思想和人性化的思考，建立自信，追求年轻、活力、平等、个性等价值理念的人们，尤其是年轻的人们，是未来世界经济危机中的社会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