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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四书为何被禁一:閻連科長篇小說《四書》
「保外就醫」的一本奇書——閻連科長篇小說《四書》亞洲週刊閻連科禁書香港出版 ．邢舟小說《四書》寫兩次大戰及前蘇聯大災難，觸及中國知識分子的磨難，被中國大陸十五家知名出版機構拒絕。作者閻連科說，他要表達人的靈魂深度的真實。中國最受爭議作家閻連科所寫的這部作品，稿成，卻於內地無法出版，而要「保外就醫」，在香港以繁體字見讀者。這是一本在中國大陸超過十五家知名出版機構無法出版的小說，出版負責人都是作者的老友，他們婉言謝絕不是因為作者或是小說本身不夠優秀、不值得出版，事實上，他們甚至給予作者這次創作很不一樣的讚許，但這本書，因為「用了太不一樣的寫作方式，寫了太不該寫的『中國經驗』」，即使作者多次刪改，可能也逃脫不了「新抽屜文學」的命運。這本書的內容，具體的背景，就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間的一場大災難。然而，小說並不囿於此。這場大災難，北京的叫法，是「三年困難時期」。這相類於「那一場政治風波」，「蒙太奇」了。對於那三年，較多人稱為「大饑荒」，然而，事實上，那一種災難，遠遠超乎此。只有這樣，才較為容易理解，閻連科為甚麼要到了今天才寫這本書和為甚麼本書會被禁。我們「不禁」會想：那場災難過去了，然而，發生那場災難的根本原因是否仍在？這便多少讓我們知道，《四書》的可讀性，或者說，它的現實性在於甚麼地方。閻連科，中國大陸最受爭議的作家，雖然他還是渴望與真正母語和歷史、文化上同一塊土地的讀者交流，新書《四書》，也只能先在香港完整出版（明報出版社）。目前，法語、日語、西班牙語和韓語版的《四書》已在翻譯當中，另有五六種語言的版本正在商議。閻連科說，作為一個本土的中國作家，他總是懷著一次「不為出版而胡寫」的夢想，雖然並不徹底，但小說裏對「習慣文學」變節的筆墨，讓他終於做了一回「寫作的叛徒」。由《天的孩子》、《故道》、《罪人錄》、《新西西弗斯神話》組成的書摘體小說《四書》，寫的是一場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前蘇聯斯大林時期並列的二十世紀人類的大災難」。在一個「既實指而又不確定的時空裏」，閻連科又一次觸及中國知識分子的磨難。小說中，閻連科給每個人物取了特別的名字，「作家」、「學者」、「宗教」和「音樂」，甚至「孩子」……這些人為了得到足夠的紅花能夠離開被送來改造的育新區，都按「孩子」的指示和要求做事；而「孩子」為了得到「上邊」嘉獎、為了戴著紅花去北京接受接見，又跟著「上邊」的要求做事。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焚書。由這些知識分子帶來的文學孤本、研究報告、樂譜琴譜甚至是《聖經》裏瑪麗亞的畫像，也逃不過被「孩子」撒尿和糟蹋的命運。在一次又一次的檢查、揭發、充公和焚燒之後，這些精神、信仰都不見了，人們空虛地活著。於是，虛報畝產、用人血種糧、黑沙煉鐵、饑荒吃人肉、互相告密，一切看似荒誕的事就這樣自然發生。直到最後，「孩子」讓大家回家，卻把自己釘死在了十字架上，他的床頭，擺著《聖經》故事的連環畫，屋裏粗糙的書架上，大家的書基本都在，一塵不染。你說不出他們當中誰好誰壞，誰對誰錯，好像就在一種無法抗拒的矛盾中直面慘白而真實的人生。閻連科這本小說，用上不少明喻和隱喻，例如開篇處有著內地版《聖經》的語言色彩，又例如小說裏的人物叫「宗教」、「音樂」、「學者」、「實驗」、「作家」、「孩子」等等，都是。這倒不是因為作者本是希望這書能在內地出版之故，與某個目的相比，這是「小焉」者，是眼前之利。歷來世界上的文學巨著，或是稱上是傑作的，莫不有著極大的前瞻性和概括性，能夠跨越時空，起碼影響幾代人。一個那麼大的一個國家，裏面那麼的一個獨裁政權，在那麼的一個時期，做了那樣的使數以千萬人給活活餓死和折磨死的一樁事，這本《四書》倘若僅僅是眾多「紀念碑」中的一個，其意義當然還是有的，然而，閻連科有著更大的寄望，他也是這樣做了的。小說裏，給放逐到荒原裏的「音樂」，年輕和有氣質的這個女子，為了治療自己的飢腸，也更為她所愛的「學者」不用餓死，給相貌醜陋（行為更是不堪）的一個小小的當權者獻出自己的肉體，連「月事」來的當兒也被逼做這樣的事，結果死了——下體流血，嘴巴裏哽著食物(來不及喝水送下)，還給「學者」留起了一袋「活命糧」。這是「音樂」的遭遇。「學者」的，還沒有完。荒原，「音樂」等知識分子所屬的一個小區，那個小小代言人，叫「孩子」，這名字和他最後的死法，意味深長。閻連科這部小說，教我們讀了這一層，還有下面一層要看，是趕緊地要看，趕緊地要想，因為，裏面說著的，不完全是過去的事，不完全是今天的事，還至少是我們孩子一代的事。以下是閻連科接受亞洲週刊專訪的摘要：能否談談寫這篇小說的初衷？您說的「胡寫」、對文學的破壞和建設怎麼理解？寫這部小說的初衷說來不可思議，許多年前我腦子裏突然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一個孩子有一把手槍，他每見到一個人都把槍遞給對方說：「你把我槍斃掉吧！」他見人永遠是這樣做這樣說﹕「你把我槍斃掉吧！你把我槍斃掉吧！」——如果把這個念頭寫成一部小說會是什麼樣子？這個念頭在我頭腦裏醞釀多年，這就是《四書》最初的根苗。所謂胡寫，是希望把自己從中國既有的寫作模式中解放出來。我在為《四書》準備的後記中寫道：「我總是懷著一次『不為出版而胡寫』的夢想。《四書》就是這樣一次因為不為出版而肆無忌憚的嘗試（並不徹底）。這裏說的不為出版而隨心所欲地肆無忌憚，不是簡單地說故事裏講些什麼粗糧細糧，花好月圓，或者是雞糞狗屎，讓人所不齒。而是說那樣一個故事，我想怎樣去講，就可能怎樣去講。胡扯八道，信口雌黃，在寫作上真正、徹底地獲得詞語和述的自由與解放，從而建立一種新的述秩序。我把《四書》的寫作，當做是我寫作之人生的一段假期。假期之間，一切都歸我所有。而我——這時候是寫作的皇帝，而非筆墨的奴隸。」這段話，既是破壞文學的，也是建設文學的，但還有一層意思，在中國的寫作環境中，一生沒有幾次「胡寫」的過程，我相信一個作家的寫作是不完整的，也一定是存在某種巨大缺陷的。《四書》涉及的題材這些年有很多書都有觸及，但大部分是紀實、文獻、甚至研究調查，為了說出真相。可您把它處理成小說，這個過程裏面會不會涉及到一些歷史成見和判斷？您怎麼處理當中的真實和虛構呢？小說所表達的真實，是歷史資料和紀實文學所不能表達的。前者可以表達人性、靈魂的真實，而後者更易於表達時間的真實，二者有根本的差別。我之所以選擇小說來表達這種題材，最根本的目的還是希望表達人的靈魂深度的真實，關於歷史成見和判斷，那不是我寫作的任務，我只是希望通過《四書》這樣一部小說，讓讀者獲得比歷史事件本身更深刻的思考，並且通過這種思考來反省人類存在的一些共有的悖理和荒謬。其實，在大陸和境外，我們所看到的很多歷史文獻和紀實文學，其中都有少量的「虛構」，並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真實，但在許多文學作品中，因為虛構倒是可以達到一種「新的真實」。就我來說，我更喜歡用小說獲求一種真實，而不是用文獻去獲求一種真實。文獻可以給人以一些驚人的數字和事例，但不能長久的擊中人的心靈，而小說恰恰可以完成這一點。您說您在尋找一種新的敘事方式，是獨立於現有價值觀之外的，是什麼？我堅信中國文學中有一種「神實主義」。我最近寫完了一本所謂理論的文學隨筆，名為《發現小說》，在這本書中，我具體談了中國的現實主義寫作和現實主義寫作的不可能性，梳理了我對二十世紀文學的一些看法，其中也詳細分析了「神實主義」創作。神實主義是基於在中國的寫作環境中，現實主義無法達到中國經驗最深層的內部，無法獲得深層的真實，因此，在有才華和想法的作家那裏，他們試圖超越這一點，用神實主義的方法抵達真實的內部和人的靈魂深處。小說人物好像又好又壞。您是怎麼設定這些人物的？關於《四書》中「作家」、「學者」、「宗教」和「音樂」這些人物，都如你所說不是可以簡單去形容和概括的，他們的複雜性在我以往的小說中並不多見，尤其是「作家」這個人物，他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第一次在當代文學中表現出的矛盾和懺悔心理，我以為都是新鮮的、少見的。但是，我認為最獨特的「人物」，還不是這些，而是其中的「孩子」，他亦真亦幻、亦正亦邪，充滿了天真的惡和醒悟後的善，他和「宗教」所構成的關係，使讀者可以感到我們中國正因為沒有宗教，才充滿著缺少宗教的不安和焦慮。對於《四書》，與其說它寫了宗教，不如說它寫了因為沒有宗教而給這個國家、民族和人類所帶來的災難和不安。《四書》對你今後的寫作會有什麼影響？關於小說，因為有了《四書》和《受活》這樣的作品，我知道我的突破將有一定的難度，但我不會因此停止創作和重複自己。說實在，激勵我不斷寫作的動力不僅是對藝術探索的那種求新的慾望，更重要的是發現別人不能發現和視而不見的現實和某種被掩蓋的真實。我總是堅信，我們的生活下邊還有生活，生活的真實下邊還有真實，如果能夠發現這種看不見的生活和看不見的真實，我就會繼續創作，如果不能，我就無從寫起。我知道，我這樣寫作會備受爭議，甚至遭到出版的困難，但我不能違背一個作家內心的明悟，不能站在生活的浪花上用藝術的才華去彈琴唱歌。現在，一方面「不為出版而寫作」，另一方面，我非常清楚，讀者長久看不到你的作品，你不和讀者進行文學的交流，你的寫作就會窒息、滯後、停頓和停止。我不知道如何解決這些矛盾，但我想我不會為了出版而妥協我的寫作，我相信，《四書》和我別的一些作品，總有一天會出版，畢竟社會在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阎连科四书为何被禁二:阎连科：禁书不一定就是好书
阎连科：禁书不一定就是好书
腾讯文化 阎连科
2014-06-06 11:53
中国有句倍加流行的话是：“雪夜读禁书，人生一快事。”由此可以想到禁书给读者带来的某种满足感，一如被锁在箱子中的糖，在寂静无人中漫溢出来的那种甜。今天无论到哪儿，大家都会介绍我说：“这是来自中国最受争议、也禁书最多的作家。”对这种介绍我不置可否，当然没有贬，但也并不会太多体会那种艺术的褒。
因为我始终以为，禁不能等同于艺术。它有时和勇气有太多牵扯。尽管我们还可以理解歌德那样的话——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把这话延宕开来，可以说，没有勇气就没有艺术开创性的创造。然而，我还是担心读者把禁书和争论仅仅地停留在勇气的层面上，尤其对来自中国的作家和前苏联的作家和作品，还有我们说的“第三世界”的作家和作品。
对此——于禁书和争论，我谈如下一些看法。
尽管世界上有无数作家都曾遭过禁，比如被我们挂在嘴上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纳博科夫、劳伦斯、博尔赫斯、略萨、米勒、昆德拉、拉什迪和帕慕克、卡达莱等等，这一长串的名字，如果我们站在图书馆中，或者打开电脑的某一页面，这串名字就可以如凯旋归来的马队，前至古人，后至来者，成千上万，无计其数。
但之所以我们仅能记起这个队伍中少数的名字，是因为他们不仅遭禁，而且还写出了被禁的优秀而伟大的作品。而其余那些——那些为言论自由有着巨大付出乃至牺牲生命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必须真诚地表达对他们为他们的国家和人类的开放、进步、自由、民主、平等所付出的牺牲的敬意。但当我们把这些作家和作品纳入艺术去谈时，也必须残酷的承认，我们——是我，仍然没有记住他们，这除了我该死的记忆，该为此负责的，大约还有他们写下的作品。
有时，艺术是残酷的，如同时间不会因为人的贵贱而对谁把一天拉长到三十六小时或者四十八小时，艺术也不会因为你在某一国度、某一环境和时代受到的政治、权力对你的压迫而在成就的天平上，多放一个重量的砝码。就是放上去，有一天它觉得不够公平和得体时，还会在另外一天悄悄把这个砝码拿下来。
今天，就中国而言，几乎每年都有几本、几十本出版被禁和被审查后禁止出版的书。对此，我们一方面，深深厌恶这样的出版制度和审查，甘愿为去除这种审查去做牺牲性的各种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作品被禁和审查，就把好作品的桂冠摆到那些作品的封面上，戴到那些作家的头上去。
我知道，今天的中国作家，离开了那块土地后，到西方，到美国，都喜欢对听众和媒体说，他（她）是在那个国家很受争议的，他（她）的书被批判、被争论、被删改、被禁止出版等等和云云，因为这样西方和媒体才会对他和她的作品引起关注和注意。但请这些可敬的朋友原谅我，在这儿，我想说的是——禁和争论是一种中国审查的污垢，是西方对中国最直切的关注口，但它并不等同于就是一部艺术成就高的好作品的尺度与标准。
早些年，中国有作家曾经愿意用十万元人民币贿赂中国的出版机构来把他的小说禁掉、批判掉，这可笑的一例，就说明禁是被关注的门眼而非艺术的标高了。也因此，当我每到一地，都说我是中国最受争论、禁书最多的作家时，我只能沉默，既感受不到荣誉，也感受不到不快，只能把这种介绍当做不相适的一道礼节，如你们和熟人相遇时，伸出脸面亲吻而对方却伸过来一只要握的手。
老实说，你们和其它西方读者对我的熟知是从我的禁书《为人民服务》开始的，无论你们怎样评价这部书，我并不以为它在我的创作中有多么了不得。它只是我人生和写作中一道鲜明的痕迹、事件和记忆，而并非一部上好的头等小说。以为它好了，那就更应该——有机会去读我的另外一部小说《坚硬如水》。你们喜欢《坚硬如水》，我会很高兴，但对《为人民服务》评价过高，我也就只能会心一笑、而心存感激了。还有1994年我在中国被禁的《夏日落》，它只在中国的军事文学和写实作品中有意义，但扩大范围就意义削减了。且范围逾大，它的意义怕会愈加模糊和被削减。在禁书中，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丁庄梦》和《四书》，而不是前两部。而在论评我的作品时，我仅仅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作家，而非“最受争议”和“禁书最多”的作家去看待。
我一生的努力，只是希望写出好作品，当一个好作家，而非要成为“禁书最多和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
（本文根据阎连科2013年3月29日在美国杜克大学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收入阎连科尚未出版的新书《沉默的喘息》中。）
阎连科四书为何被禁三:阎连科：中国现实的荒诞和复杂没一个作家能把握
阎连科：中国现实的荒诞和复杂没一个作家能把握
2013年12月02日 08:48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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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高亚飞 周惟娜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多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作家。 近日，作家阎连科带着新作长篇小说《炸裂志》，做客方所书店两周年庆系列讲座。他以“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为题，从《炸裂志》及“神实主义”文学谈开去。讲座过后，他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阎连科自嘲说一直以为自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家，没想到作品却一直被认为是“负能量”的代表。他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这种写作，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是那扇光明的窗户后面的内在、本质和人心最复杂的一部分”。 阎连科说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即便作家有天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阎连科把《炸裂志》的写作看做是他与中国现实变幻的一次思想赛跑，“输的可能是《炸裂志》，但赢的也可能是《炸裂志》，而读者是这场比赛最好的裁判。”但阎连科以为，他都从来没有像这样真切地面对现实，面对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明确地在文学中和现实构成如此直接的对话。就凭这一点，无论输赢，他相信读者都一定会对他和《炸裂志》表示宽容和理解。 不过，他也说，输掉归输掉，赛跑归赛跑，坚持走过没有光的胡同，终会有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就是来自读者的认同。“也许你的写作充满争议，也许你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性会让有些人怀疑，但你所表达的那种最质朴的良知和正直，读者是会认同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最后的同一平台上，更见功夫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可能更是正直、良知和最独立的人格”。 对话 1、用“炸裂”形容当下中国很精准 “以此表达30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包括社会和人心的现状” 羊城晚报：读《炸裂志》这本小说的感觉是，用“炸裂”二字来形容当下中国的飞速发展十分贴切，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几十年就完成了。这个名称是否隐藏着类似的深意？ 阎连科：是。其实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儿，我们谁都说不清，很难用一个字或一句话来形容当下中国的状态。我们可以说是发展的爆炸，也准确，但还不够。而“炸裂”这个词，似乎就准确、深刻了。 “炸裂”是四年前我偶然看到的，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某间教室的海报上，全部韩文中用了“炸裂”两个汉字。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教室人满为患，多得要爆炸了，用来形容有老师讲课学生已经爆满到没有座位。然而我觉得，这两个字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今天中国的现实，或说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它不仅是爆炸，更重要的是一种分裂。人内心的分裂，人与人关系的分裂，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分裂等等。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两个字实在太精准了，要写的小说就用这个名，以此表达30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社会和人心的现状。 羊城晚报：所以您是从四年前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了？ 阎连科：要说写这部小说，也是靠点点滴滴累积。《炸裂志》里女性人物那条主线，我在十五六年前就想写部小说叫《姐姐妹妹》—想写一群乡村的女孩子都到了南方，比如广州、深圳、海南，或者东莞，不管她们在这些城市做什么，她们的家乡因此富裕了；人，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我不会写她们在南方具体的经营和生活，主要笔墨就写她们家乡的变化和那些不可思议、扭曲变形的神奇故事。然而，真要写时，又觉得单薄，以这样的容量写中篇比较可惜，但写长篇又分量不够。所以没写，直到现在就变成了《炸裂志》的一个部分，一条线索。但具体是从我去年三月到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开始写起的。 2、对历史的书写是一种主客观较量的过程 “地方志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 羊城晚报：为什么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整部小说如何出炉的过程，作家阎连科写虚构出来的作家“阎连科”，可以说这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元小说”的设置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安排吧？ 阎连科：我们看所有的地方志，开头基本都是主编要出来很牛地说那么几句话，所以也就那么写了。至于结尾，更重要的是，它会给读者带来很多别的想象。比如说写这样一本地方志，书里的孔市长不满意这部《炸裂志》，拿火把它烧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炸裂志》又是哪儿来的？到底哪个《炸裂志》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似乎有种“书中书”的意义。由此，我们会想到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真的吗？但你如果不相信这些，又该相信什么呢？ 羊城晚报：这里边其实隐藏着您的历史观。 阎连科：是这样，所有现在留下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撰写历史的人，也许他对世界的认识尽可能客观了，但就在他尽可能客观的同时也无处不渗透着他的主观。在历史记忆中写哪些不写哪些？皇帝要求写哪些？而我又不想写哪些？这些都是一种较量的过程，是一种主客观较量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都是被别人过滤过的东西。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用“地方志”这样的形式来写《炸裂志》？ 阎连科：我的小说从来不缺少故事，不缺少人物，不缺少千奇百怪的情景和细节，而是缺少某种讲故事的方法。这不光是小说的形式，还是小说的思维。比如我用《四书》的方式讲，我用《受活》的方式讲，我用“地方志”的方式讲，同时也都包括小说的叙事和思维。如《炸裂志》中有很多最真实而又超想象的细节，他们的来源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的思维和方法。地方志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思维。思维的方法决定了很多故事最本质的东西。 3、基于非常自私的想法提出“神实主义” “要尽可能地放弃物理逻辑关系，只强调内因果” 羊城晚报：你称自己的小说是“神实主义”，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阎连科：我的想法是：或者，中国作家的写作可能确实还没有逃离西方文学的框架；又或者，我们早就逃离了，中国的写作已经非常丰富，非常“中国”，可批评家有点偷懒，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去讨论，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说清楚，好像读者才可以理解。 比如今天评论阎连科的小说会说什么批判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黑色幽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套到阎连科的作品头上。你有时候很高兴，有时候心里很不爽。我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小的非常自私的想法提出“神实主义”的。 中国作家无论如何，今天写作怎么样，借用、汲取多少西方的写作经验，但我们最终都必须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不能完成西方的现代性。 羊城晚报：那“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阎连科：你看拉美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魔幻现实主义最大的特点，一是所有魔幻的都是人无意识的，比如所有人会突然梦游，这是最无意识的东西。二是我们认为魔幻的，其实都有内在物理因果关系。比如人生出来都长尾巴，这是和我们人类的进化有物理关系的；再比如磁铁经过家具时家具上的铁钉都会纷纷掉下来，磁铁和铁钉是有物理关系的。包括《百年孤独》里最后主人翁坐着飞毯走掉了，而这前提是刮了一场飓风，那飞毯是借风、被风刮跑的，这也是有着物理关系存在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某种半因果关系，是物理逻辑关系的不对等，很小的原因有很大的结果，或很大的原因导致出很小的结果来。 而“神实主义”，是要尽可能地放弃这种物理关系，只强调内因果。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事情表面的因果逻辑关系完全不存在，但它必然有个内在的、看不见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我强调的神实主义。比如小说的开头，村长特别想和秘书耍一腿，但秘书不同意，后来村长变成了镇长，秘书的衣服扣子自己就纷纷掉落了，主动在镇长面前宽衣解带了。这儿其实是有个“内真实”、“内因果”，而这内在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权力的无所不能。《炸裂志》很多地方都贯穿了这种内因果的关系，根本上是这个区别吧。阎连科：中国现实的荒诞和复杂没一个作家能把握
2013年12月02日 08:48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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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炸裂市”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 羊城晚报：可见您这部小说的抱负其实是蛮大的，炸裂村如何变成炸裂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命题。 阎连科：当然有些话不太该说，其实一个作家是可以写出大小说的。为什么要用一滴之水去映照大海，直接写大海不就行了？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写大海，所以才写了一滴水呢？我们有以小见大的传统，那我想就直接写个大的行不行？我以为，一个作家要有能力，要尝试，要有勇气去审视一个民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很早就想写一个“大”的小说。这个大，不是指他的长度，而是指它现实的容量和体积。但在小说中，有些地方最后没有写下去，包括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光只是变成了直辖市，它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这个情节担心不能出版，最终没能写出来。 羊城晚报：所以写这部小说跟之前的长篇感觉会很不一样？ 阎连科：写《炸裂志》有种轻快的畅感。之前写《四书》、《丁庄梦》、《受活》、《日光流年》，都非常痛苦，因为那种写作不能给你带来快感。但《炸裂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忽然有了太多召之即来、挥之不去的想象和奇异的情节，好像小说情节就放在书桌上，每天你坐在桌前，拿过来就写了，没有任何地方是卡壳的。小说就这么行云流水地写了出来，好像一提起笔，它就在那里。之前写的几部小说，有时候你还是要去想想构思什么的，而这本小说，最有趣的地方，恰恰是最不需要构思的。 羊城晚报：其实也还是跟您对当下社会的体认有关系，包括你十几年前就想写姐姐妹妹的故事。 阎连科：是，我觉得你对现实的关注，可能是你的命运决定的。比如说你从小来自于最底层的乡村，而今天你所有的亲人、疼爱的人，仍然生活在那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这些亲人，其次才会关心你的朋友，再其次才会关心朋友以外的人，这个关心、爱的次序是非常清楚的。当你最爱的那些人，仍然命运坎坷，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你会去思考许多现实的问题，会和现实有种很紧张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会被你带进小说中。 拿我来说，我的尴尬之处是：第一我绝对不是北京人；第二我也不是原来那个乡村人。那个乡村不会再认同你是那里的人。这种尴尬，其实对写作有好处，这让你可能更客观地去认识那块土地，既保持非常复杂的情感，又有更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果你一直在那片土地上，可能无法认识外面的世界，也无法超越那块土地。你离开了，就可以清晰地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乡俗、权利和婚丧等一切文化的复杂性和现代性。 羊城晚报：“炸裂市”的原型是深圳？ 阎连科：至少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圳给了我写作的启发。这个小说直接写一个乡村在三十几年间变成超级大都市，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深圳，从小渔村变成今天这样。小说中某些情节确实也是来自深圳的。比如开头写到孔家弟兄四个听了父亲的话，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那是一个深圳的朋友很早时候告诉我的，说深圳当年来了四个大学生，到了那里什么都不懂，为了生存，为了命运，就果真在某一夜的酒后朝东西南北去冒险了。小说里的弟兄四个的命运方向，其实就是这四个大学生的命运方向。 羊城晚报：您之前的不少小说引起了蛮大的争议，现在也包括对《炸裂志》的某些非议，您一般怎么看待它们？ 阎连科：我想首先讲一点，禁书并不等于是好书，这个要搞清楚。第二，在中国写作生态不健全的环境中，作家如果一生的写作都在赞歌中，没被争议过，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在这个写作环境中，争议是极其正常的。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反过来，每部小说都被禁掉，也是不正常的。当然，今天大家说起阎连科可能更敏感一点，比如说《四书》在法国出版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和读者，都不太去讨论小说写什么，大都讨论你怎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小说，可中国却恰恰相反。我想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对文学认识的一个差别吧。他们更注重艺术的本身，而我们可能更注重内容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