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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星简介]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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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编辑：潘葱霞 记者：谢海涛
“如果做一部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十年。我常常想：如果不是这样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在这十年里，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完成了青春期，这期间我写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没想到，这封情书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 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 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只用了几十年， 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 变成了“消费者”。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 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 “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可是我看到的这些，即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了一双脚，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垚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垚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 “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有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 忏悔和宽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两年的片子杀青时，他心里一片茫然，曾经的伤痛让他沉重。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会上遭遇质疑。 那是影片结束时，掌声和灯光一起降临，1米88的徐星，站起来答观众问。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纪录片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它并未继续1980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上海一位大学教师说，影片的示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 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学者质疑徐星的“文革”叙事过于主流。一个80后的姑娘徐星：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徐星说：不知道过去，就没有未来。 姑娘问：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呢？ 这让徐星感到非常悲哀：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消费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时，一位老先生说：“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刘自立认为，对于历史的无知，源于某种强迫遗忘症。他说，人们既要对现在社会上不幸的人有恻隐之心，也应该对历史上无辜死难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则，我们将无异于禽兽。 “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触动了观映的年轻人。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的人来说，“文革”是尘封的历史，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它也许是《青红》里的悲惨世界，又也许是姜文所描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电影爱好者，受徐星的启发，准备买部DV，把父亲的“文革”岁月拍出来。
来源：《南都周刊》 来源日期：2008-3-18 本站发布时间：2008-3-18
(2) [徐星简介]恐龙大地-徐星
主讲人简介 徐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97年以来，单独或合著在英国、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著名学术刊物及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近40篇学术论文。 所发表的成果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10大新闻。2001年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丰田计划”，成为全球11位入选科学家之一，也是亚洲的唯一代表。 其在恐龙研究领域的贡献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高度评价和世界各地媒体的广泛关注。 内容提要 恐龙最早大概是一六几几年被人们发现的，最早发现的是一个大骨头，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生物进化了解的知识非常少，就把它说成是一个古代巨大猿人的腿骨化石，当然现在看来很荒唐可笑，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猿人。不管怎么样，从这块化石开始，陆陆续续人们又开始发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恐龙化石。那么最早研究恐龙的人叫欧文，他是英国一个自然学家，也是第一个命名恐龙的人，因为大家发现了很多恐龙化石，但是当时不知道它属于哪个类群，后来欧文给所有的恐龙化石归到一个类群，他说这些动物叫做恐龙。从他命名恐龙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恐龙发现非常非常的多。现在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大概有1100个属，这1100多个属分布在我们已知的所有大陆上，所以从现在看来，就是说恐龙它这个分布范围和分布时间都是非常广泛的。 和恐龙关系最近的是关于鸟类起源的问题，也是最混淆的一个问题。鸟类起源大家知道，现在鸟类世界有很多不同的鸟，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这所有的鸟都是在很久以前，有一种恐龙进化出来的。这个假说是根据发现的化石得到的。关于鸟类的恐龙起源有两种假说，一种是地栖说，就是恐龙最先在地上 奔跑，后来它跑着跑着就飞到天上去。另一种假说就是树栖说，就是说恐龙它是先爬到树上，然后在树丛之中生活的时候，比如说它在树上往另外一棵树跳的时候有一个跳跃，或者是从树上往地上跳的时候，它在跳跃的过程，它有一个降落的过程，在这降落的过程中，变成了滑翔，然后在这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它学会了飞行。现在很多古生物学者根据化石的研究都支持树栖说。 《恐龙大地》（全文） 大家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到化工大学跟同学们讲讲，我们怎么样找恐龙，怎么样研究恐龙。大家都是做化学的，做工程的，怎么会跟恐龙沾边呢？其实要说起来有时候研究恐龙还真能跟化学联系起来，比如说我们在研究古代恐龙的时候，有的时候希望了解这个恐龙当时它的生活环境，那么我们有一个研究做的方向，就是比如说做这个地球化学这些东西，测一些稀土元素或者微量元素，通过这些元素来恢复当时的环境，了解当时恐龙生存的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很热，还是很冷，是很干旱，还是很湿润，这些东西很多都可以依靠这个化学的方法来复原。其他方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研究恐龙蛋，还有研究其他一些方面的时候，有时候也可以用到化学的方法。当然今天我在这里不会讲这个化学方法，因为我本人也不做这个，我做什么呢？我就是做，用个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我希望找到越来越多的恐龙，然后理清这些恐龙之间什么关系，比如说谁和谁是哥俩，或者是父子关系，通过了解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恢复生命的这个演化树，换句话就是说，恐龙在它生存的大概一亿七千万年这么长的时间内，它的这个生命演化树，而通过恢复这个演化树，我们能够了解一系列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生命学命题，比如说这个鸟类起源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个鸟类现在是咱们已知的最大脊椎动物类群之一，了解的属种大概有一万种左右，但是这些一万种美丽的鸟类，非常可爱的形态各异的鸟类最初是怎么起源的，怎么演化的，那么我们要从恐龙化石当中去探寻，当然恐龙除了鸟类起源这个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下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恐龙，然后讲一下我们这些年研究一些工作。 恐龙最早大概是一六几几年被人们发现的，大家看见上面这个大骨头棒子，就是报道的最早的一块恐龙化石，开始这块儿恐龙化石发现的时候。因为当时人们对于生物进化了解的知识非常少，开始把它只是说成一个古代巨大猿人的腿骨化石，当然现在看来很荒唐可笑是吧，显然不可能有这么大的猿人。不管怎么样，从这块儿化石开始，陆陆续续人们又开始发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恐龙化石。比如说下面这块儿恐龙化石，大家看看长牙齿的这块儿恐龙化石，是世界上命名的第一种恐龙，叫做巨齿龙。牙齿旁边的这位先生呢，他叫欧文，他是英国一个自然学家，他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恐龙的人，也是第一个命名恐龙的人，就是大家发现了很多恐龙化石，但是当时不知道它属于哪个类群，后来欧文给所有的恐龙化石归到一个类群，他说这些动物叫做恐龙。从他命名恐龙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恐龙发现非常非常的多。现在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大概有1100个属，这1100多个属分布在我们已知的所有大陆上。所以从现在看来就是说恐龙它这个分布范围和分布时间都是非常广泛的。大家看看这张图是生命演化的一个螺旋状的一个复原图，恐龙的生活时代，就是大概在中三叠纪世到白垩纪晚期，大概是1.7亿年这个长的时间间断内生存的这一类动物。这是一个脊椎动物的生命演化图，大家可以看见各种不同类型的生物，有这个鱼呀、什么蛇呀、有鳄鱼各种各样的东西，在最下面大家可见有一个尾巴很直的，这是一种恐龙，就是说恐龙在现在我们知道的动物当中，它跟鸟类的关系很近，它跟鸟类是一个支系上的。上面是我们对恐龙是怎么认识的，比如说它是生活在这个三叠纪到白垩纪1.7亿年前生活的一类动物，它的亲缘关系跟鸟类最近，这是它生物学界的位置。那么这些知识我们是怎么了解的，那是通过研究恐龙化石来得到的。在这些不同类型岩石当中，我们去寻找恐龙化石，发掘恐龙化石，然后通过这个恐龙化石来复原。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恐龙它在生命演化当中，是处在什么地位，我们可以通过恐龙了解古代的世界。 这是一块解放初期，在云南发现咱们国家第一个装架的恐龙叫禄丰龙，大家看看这个图上面是个骨架，下面是一个在岩石当中原样的一个恐龙化石，当时它埋藏的情况，大家看看这个化石是很漂亮的。这个恐龙叫做马门溪龙，这个龙非常长，大约有23米左右，它的脖子大家看见应该说是超乎想像的长，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么长的脖子它怎么会把这个脖子立起来，会不会把脖子折断了或者怎么，但是我们有很多化石证明，就是说这种动物生存得很好。这是一个化石的复原图，这是发现在新疆的一种恐龙化石。大家看这个恐龙化石有点儿像狗一样，不过它跟狗可没关系。确实有些恐龙的化石是形形色色的，就是形态大小、模样、差异非常大。这说明了恐龙是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就像我刚才最开始给大家讲的，目前为止已经报道了1100个属，当然应该确切地说成立的只有300多个属，但是每个属里又包含很多的种，就是说恐龙的家族是非常庞大的。那么我们做这个工作，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我们发现新的化石，了解它有多少种恐龙，再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不同种的恐龙联系起来，就是说把它分类，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是哥俩的关系呢，还是叔侄的关系，也许就是理顺它们这种关系。这里是不同种的恐龙复原的一个小生命演化树，叫分支树，表明这个恐龙有不同的两大类，就是上面有个蜥臀类，下面有个鸟臀类，这两大类又包含着不同的小类。其中大家看见就是第三个，这一类恐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类恐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类恐龙它们当中的一种变成了鸟类，而这种鸟类，后来再演化、辐射变成我们今天看见这个庞大的鸟类家族，就是一万多个种。我刚才讲恢复它的亲缘关系，也就是系统学的工作，我们还可以做其他很多工作，比如说古生物学的工作，比如说研究恐龙，它是不是温血动物，比如说大家知道鳄鱼、蜥蜴这些动物都是冷血动物，它们很懒洋洋的，每天都是。但是恐龙呢？大家发现就是有些证据发现它不一样，它跟典型的爬行动物不一样，而它跟这个鸟类、哺乳动物很接近。所以它的新陈代谢率很高，它活动很快。 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说明恐龙研究当中，它是怎么丰富我们对古代世界，这个生命世界的了解，它是怎么促进我们对进化问题的了解的。大家看这是一张图，大家看这个动物长的很奇怪，长个大肚皮，但是它嘴又像鸟一样有些尖，身上还长着羽毛，这种恐龙叫做镰刀龙，大家看到它的爪子非常非常的尖，像个匕首一样表明是一种肉食动物，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龙的其他特征，比如说它这个嘴上的牙齿，还有嘴的一些具体的构造，这种龙呢，它不像一个很凶猛的动物，而像一个很温顺的食植物的动物，就说明这种动物是个矛盾的结合体，正因为它有这种矛盾的特征，所以大家说这个镰刀龙到底是哪家的？是鸟臀类它们家的，还是蜥臀类它们家的。最近通过研究咱们中国的化石，大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是说这种恐龙它虽然长的非常奇特，但是我们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它跟鸟类关系比较近，就是跟鸟类还有很近的亲缘关系。这是另外一种恐龙，叫做辽宁龙，这个恐龙很小，只有五十厘米，很小很小，但是它跟二十多米长的恐龙不同之处是，二十多米长的恐龙它是一个成年个体，这个恐龙是个幼年个体，它一出生不久就遭遇了不幸，然后也死了，形成化石。这个恐龙有什么意义呢？原来研究，大家都觉得恐龙是直立行走的，就是恐龙跟其他爬行动物不一样，比如蜥蜴、鳄鱼，大家看它的这个手是个匍匐前进的。但是恐龙它不一样，恐龙它跟鸟类、跟哺乳动物更像，它的四肢是在身体的下面，是直立行走的。这旁边蜥蜴大家看它是爬行的，它俩两种姿态是彻底不一样，而且一般认为所有恐龙都是直立行走的。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辽宁龙的有些化石证据，好像看起来它像其他爬行动物，比如说刚才看的蜥蜴，或者是鳄鱼一样，它是爬行的，为什么我说它是爬行动物？ 这个大甲片保存的位置在它的腹部，而且从这个恐龙保存的状态来看，它是一个原地埋藏的，就是说它的甲片很大，使它的腿无法伸直，它只能侧着伸，所以它是个爬行的动物，这是个很直观的现象。这个动物大家看着是不有点滑稽，这边是个恐龙，这边是个兔子，大家一下看见它们两个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大门齿，是挺难看的，不过也挺可爱的。确实在这恐龙世界当中，它有很多很多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说恐龙家族是个千奇百怪的家族，它很多形态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在发现这块化石之前呢，我自己确实说我作为研究恐龙那么长时间，我绝对也想像不出来，它会长成这样，甚至我看到化石以后，觉得化石是不是会有什么毛病，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确实在古代的时候，就生存着这么一种恐龙。我为什么把这个图放在这儿呢？它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通过研究这种恐龙，你会发现一些证据，比如说它的牙齿上有很好的磨食面，说明这种恐龙是植食性的动物，就是吃植物的动物，但是如果从刚才这个生命演化树上讲，这种恐龙它的祖先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就是它从一种肉食性的恐龙变成一种植食性的恐龙，就像我们现在了解的大熊猫，它是吃竹子，但是大熊猫的祖先也是吃肉的，所以在不同的脊椎动物支系当中，比如说在哺乳动物中，在恐龙当中，大家会发现一种惊人的趋同演化的现象。 下面我再讲一个科研当中的例子，叫鸟类起源，这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其实也是最混淆的一个问题。鸟类起源大家知道，我刚才提到现在鸟类世界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鸟，那么你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所有鸟都是在很久以前，现在如果预计的话，大概是1.5亿，或者1.6亿，甚至是1.7亿，大概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有一种恐龙进化出来的，这个假说最早是由左边的这位长胡子的先生提出来的，这个人叫做赫胥黎，他是英国的一个自然学家，他在19世纪时候就是发现了鸟类和恐龙长得比较像，他说这两类动物是不是有什么关系，然后右下角这个戴眼镜的同志，他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叫奥斯特罗姆，他研究了世界上最早的鸟叫做始祖鸟，也研究了北美的一些吃肉的小型恐龙，后来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鸟是从恐龙演化而来的，但是确实我如果把这两张图放在一起，大家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现象说法，这么丑陋的恐龙怎么会变成这么漂亮的鸟呢？但是确实从科学的角度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假说，而且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证实。我们研究鸟类起源，不是从这个很漂亮的小鸟研究的，而是从古代最早的鸟的化石研究的。大家看到左下角的这个化石叫做始祖鸟化石，它是发现在德国的一种最古老的鸟类化石，右上角的化石复原图，是发现在美国的一种恐龙，叫做恐爪龙。如果你比较这两种动物的骨骼形态的话，你发现这两种动物是惊人的相似，就是你无法否认它们有亲缘关系。左边的这张图，大家看见是一个恐龙和一个鸟的骨骼对比图，如果你一点一点数的话，你会发现恐龙和鸟类的相似性是非常多的，至少有一百多种，而且它们当中的很多种，都是鸟类和恐龙独有的，在别的动物当中发现不了的，所以说这种骨骼形态就为鸟类和恐龙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证据。上面这个化石，大家看见有些白色的化石，再下面是圆的东西，是一个恐龙的骨架趴在一窝恐龙蛋上，这个化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这个恐龙骨架和蛋的化石，发现这种恐龙当时在死的时候它是孵卵。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从农村来的，看见过老母鸡孵卵，就是如果你再对比一下其他动物，会发现这个孵卵行为是鸟类一个很好的特征，就是鸟它会孵卵，像其他动物，比如说乌龟，大家可能没机会看乌龟产卵，但是你如果看到科普书，你会知道，比如海龟产卵，它会游啊游，游到一个岛上，挖一个小坑，下一些蛋埋起来，它就跑了，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鸟不一样，它会孵卵，孵卵一段时间，小鸟出来以后它会育雏，来抚养它。这块化石发现表明恐龙也像鸟一样，它也会孵卵，就是说鸟类这种孵卵的行为是从它的恐龙祖先中继承过来。还有下面这块儿化石，圆圆的这个恐龙蛋，大家也可能听说过这个恐龙蛋。通过研究恐龙蛋，比如说研究它，把恐龙蛋切开，看它的结构，会发现恐龙蛋的结构跟鸟蛋的结构非常相像，就是说在过去，应该说三十年中，很多科学家从美国，比如北美、从阿根廷、比如说南美很多地方，从非洲像马达加斯加，从亚洲像蒙古，包括我们中国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很好化石证据。从这个骨骼上、从这个行为上、从这个微观结构上，都证明了恐龙和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证明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在上个世纪应该说到1990年代中期以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大家通过研究这些化石，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就是说在，也许是1.6亿年前有一种恐龙变成了第一只鸟类，然后由这第一只鸟类形成现在的这个庞大的鸟类家族。 这好像看起来鸟类起源研究就完了，就结束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从科普的角度讲，我给大家讲这个假说在上个世纪1990年代以后以前，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论证，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失业了呢？不是的。实际上在这个演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虽然我们知道恐龙变成了鸟类，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比如说哪种恐龙变成了鸟类，我们在了解了哪种恐龙变成鸟类以后，我们会把这段历史精确地复原出来，再看一看鸟类它的主要特征是怎么演化的。比如说我们知道了，这个恐龙变成了鸟类，那么我们如果有一个精确复原它的演化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鸟是怎么会飞的？它的飞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什么时候学会的？它是怎么学会的？比如说还有像鸟类的羽毛，大家知道羽毛是鸟类特有的，如果现在随便逮个动物，就算是你，怎么说呢，闭着眼睛，你一摸有羽毛，是鸟没问题，你不会说它是耗子。因为它和羽毛是不一样的，你也不会说它是乌龟，因为它这个羽毛是很独特的一种东西，那么这个羽毛很独特的东西，它是怎么演化出来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还有世界上其他很多科学家，也正在做的工作。这是一个简易的图，大家看一下很多很多不同的恐龙，这也只是恐龙当中的一小部分。就是说大家发现这些恐龙都有可能跟鸟类的关系比较近，但是到底是哪类最近呢？我们不知道。这是我们对于恐龙变鸟类，这个过程做的一个分支图，换句话说就是生命演化树，我们试图发现比如说哪种恐龙变成了鸟类。大家看见这只鸟类的位置在这儿，跟两种恐龙关系最近，一种叫做伤齿龙，一种叫奔龙，就是下面这两种，这两种合在一起叫做恐爪龙。就是说鸟类是跟这两种恐龙关系最近。我们国家上个世纪1990年代开始发现了很多很多很重要的化石，这些化石就是为刚才我讲的飞行和羽毛，这两个大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化石证据。在我们发现这个化石证据之前，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了解的还非常少。比如说在这个集合点上，鸟类的羽毛和飞行肯定是在这以前形成的，那么到底是在哪个点上？在这个树的哪个位置上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需要化石证据来解答这个问题。 这是咱们国家辽宁发现的第一种就是很重要的恐龙化石，大家猛一看，我不告诉你这是化石，你以为是一幅国画，或者什么很漂亮的艺术品，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化石，是保存得非常精美，你看从头到尾都有，最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看见它背上有很多这种黑色的东西，这黑色的东西从形态上看来跟我们这个毛发有点像，就是这个头发，当时一发现，大家就觉得是不是一种原始的羽毛呢？大家猜是原始的羽毛。但是很多人也反对，不久呢又发现另外很有意思一个化石，大家看到这个化石叫尾羽龙，这个姿态就是鸟类一个叫做求偶的姿态，表达爱意吧。但是这个化石为什么有意思呢？大家看到它的尾巴上，它叫尾羽龙，尾羽龙，为什么叫尾羽龙？大家看它的尾巴上像一把扇子一样，它就像跟现在这个鸟的羽毛是一模一样的，虽然跟现在鸟的羽毛一模一样，大家甚至还看见它的这个前肢上也长着羽毛，但是它是一个恐龙，它不是鸟类。这是另外一块化石，这化石就没有刚才前面两个化石漂亮了，但是它也长了羽毛，这是它的复原图。这个就没刚才那个温情脉脉了，这个龙很凶狠，张着很大的嘴，牙齿很尖锐，这种恐龙叫做中国鸟龙，大家看见它这个前肢就跟鸟的翅膀一样，是会拍打的，它虽然长着羽毛，又会拍打翅膀，但是它依然是恐龙。这是另外一种恐龙，它不像刚才那些恐龙站在地上，或者是跳起来，它是跑到树上去了，这种恐龙叫做小盗龙，远处是另外一个小盗龙。大家看见它好像是张开了翅膀往下在学飞行。 这个小盗龙在图上看不出来多大多小，实际上这种恐龙是很小的一种恐龙，小盗龙的大小，就是整个体长从头到尾只有五十厘米，是目前已知世界上发现最小的恐龙。过去也发现了一些小个体的恐龙，但是没有一种恐龙像它一样小，它甚至突破了一个临界点，什么临界点呢？就是说过去所有发现的恐龙都比最早的鸟类始祖鸟要大，但是小盗龙是第一种恐龙，比始祖鸟个体还要小，这种个体很小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鸟要学会飞行，它必须体重很轻，否则的话，你说大象它要学飞，我想它是很难，它必须体重轻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才能飞向蓝天，小盗龙算是达标了，在这个方面满足了这种要求，小盗龙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它不仅有这个意义，它个体很小，对飞行起源研究有价值，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其他很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小盗龙它的这个后足，它的一些结构、一些形态跟一些树栖的鸟，就是生活在树上的鸟是挺像的，不说特别像吧，就是说比较接近的。当时我们就根据这个证据推断，这种恐龙它身体很小，很轻，而且它这个腿，后足的结构又跟树栖的鸟很像，那么它是不是也是生活在树上的恐龙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它是第一种已知的，就是有化石证据支持的，生活在树上的这种恐龙。那么如果这个推断正确的话，就为鸟类飞行起源提供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证据。当时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把这个观点写进去了，也进行了一些论证。当然了文章发表了以后，应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的证据还不是很强，还有其他很多的科学家，他们有其他的证据。说，你这个证据不够强烈到能够改变这个小盗龙它是个树栖动物，能够得到这种结论，你只是提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还不足以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科学的过程。但是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它毕竟是一个开始，应该说为这个问题解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始。而且就是在这里私下里给大家讲，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最近又发现了很好的证据，这次我们的证据就是很厉害的证据了，就是比刚才我讲的小盗龙的证据强烈多了， 就是为这种恐龙是树栖的提供了非常非常好的证据。所以小盗龙还有类似小盗龙这种恐龙的研究，为飞行起源提供了证据，应该说把飞行起源推进了一大步。 实际上小盗龙的研究，还有另外一个应该说很有意思，也是很尴尬的，怎么说呢，一个事情，就是说小盗龙的研究跟有一个叫“古盗鸟”事件是紧密相关的，它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事件，当时这个事件怎么发生的？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有一本叫《国家地理》杂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杂志，这个是世界上很有名的一个杂志，是个科普杂志，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科普杂志，也是办得最成功的杂志，这个杂志呢，有人说它是美国人精神的一部分，确实美国人能把科普杂志办到这个份上是很不容易的，它的杂志影响很大。它在1999年它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在它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应该说是最严重的错误，什么错误呢？ 那是在1999年10月，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一种叫“古盗鸟”的早期鸟类化石。非常有趣的是，这种鸟类长着一条恐龙的尾巴。当时“古盗鸟”被称为连接恐龙和鸟类中间一个“缺失的环节”。该报道称“古盗鸟”前边部分是很进步的鸟，它有很强地飞行能力。但是它身体的后半部是个典型的恐龙尾巴。所以恐龙变成了鸟类并学会了飞翔。这是鸟类起源于恐龙的最好证据。一时间，世界各地的许多媒体争相报道。 我在1999年11月的时候，去辽西出差，非常幸运地发现了小盗龙的标本，当时确实没想到小盗龙跟“古盗鸟”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拿回来这个标本以后进行观察对比，突然发现一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我想大家是学理工的，知道什么叫小概率事件，什么小概率事件呢？就是我们发现的小盗龙标本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放在美国那“古盗鸟”标本的另外一半。就是大家知道这辽宁产很多很多的化石，这些化石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还有很多的化石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都走私到国外，或者流失到国外了。但是居然这两件标本，一个在地球的那端，一个在地球的这端，被我很碰巧的发现。刚刚看完那个，然后回到辽宁转一圈，很碰巧发现了这块，而且它们俩就是一块标本掰成两半的。然后通过对比这两块儿标本，我们发现“古盗鸟”的尾巴不是它自己的尾巴，是小盗龙的尾巴，是安错了，当然这种安是故意有些人作假安的，至于他什么想法，什么目的我们不说，确实我就讲这个过程，这个小概率事件发生了，我发现了化石的另外一半。后来就告诉了《国家地理》杂志社，就是说你们“古盗鸟”的宣传不用再进行了，因为我现在发现化石证据，表明那个“古盗鸟”是假的，再宣传下去可能犯的错误就更大了。 “辽宁古盗鸟”事件披露之后，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国家地理》杂志社立即派人调查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并于2000年10月在一期文章中报道这次错误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是如何纠正的。美方把这件“辽宁古盗鸟”标本无偿归还中国，现被保存在中科院古脊椎所的标本馆内。 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讲，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会看看这个报道，这个事情的过程，大家会看见在整个的事件过程当中，科学和人性，还有普通人和科学家这些之间的关系，这种感受是什么样一个联系，就是说大家会发现科学是一个很人性化的过程，普通人有的缺点科学家们也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方面你是个普通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时时刻刻你要记住你是个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最重要的一点是正视证据，勇于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证据。 通过研究我刚才讲的那些很漂亮的化石，我们也可以研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飞行起源的问题。大家看见这两张图讲的就是飞行起源的两种假说。恐龙变成了鸟，我们现在没有疑问了，大家都承认了这点，但是人们对另外一个问题有争论，就是恐龙变成鸟的时候，它是怎么会飞的。大多数人认为，因为恐龙是生活在地面上的动物，它跑得很快。那么显而易见，那肯定是它跑着跑着就飞到天上去，很多人从这个直观上很难接受这种假说，就是跑着跑着就飞上天上去了，这个约翰逊百米跑八秒几几也没见他上天呀，他不是还在地面上跑吗？确实这个假说从直观上讲是很难让人接受的，就是跑着跑着上天了，当然它这个是个简化的话了，实际上它有很多的过程，虽然这个直观上很难接受，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你要研究这个证据，我们最讲的是化石证据，以后研究它结构的变化，你会发现确实好像这个化石的证据支持这种假说，就是它跑着跑着就可能就变成了会飞的动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从恐龙化石得出的结论，大家研究很多恐龙的姿态，研究它。 比如说它的后肢，它的行走速度，它的前肢的变化，会发现就是从恐龙演化成鸟类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它只是一种很好的奔跑动物，它的很多解剖结构也支持它在变成鸟之前，也是很好的奔跑动物，甚至包括最原始的鸟，始祖鸟，也是个比较好的奔跑动物，所以从化石很多的证据来看，确实大多数化石是支持这种假说，就是恐龙是在跑着跑着就飞上了天，支持这个过程。但是还是有人相信，就是说我难接受这个跑着跑着上天了，我还是愿意接受另外一种观点，什么观点呢？就是树栖说，就是说恐龙它是先爬到树上，然后在树丛之中生活的时候，比如说它在树上往另外一棵树跳的时候，有一个跳跃或者是从树上往地上跳的时候，有个跳跃，它在跳跃的过程，它有一个，比如说降落，降落的过程，在这降落的过程中，慢慢它能力越来越高，它拍拍前肢，它把这个降落的过程延长一下，变成了滑翔，然后在这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它学会了飞行。就是说它这个假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恐龙学会飞行它是借助了重力，因为上了树了，有重力，然后往下再有个降落过程，那么这种再有个滑翔过程，这种从直觉上很容易让大家接受的，这叫树栖说。但是这种假说，化石证据确实很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说恐龙是地栖的动物，你如果是树栖说的话，那么变成鸟的恐龙应该是树栖的动物，但是现在恐龙是地栖的，所以你这个假说跟化石不符合。确实就是说这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发现树栖的恐龙，还有一个，原始的鸟类确实很多特征也是地栖的，这两个问题把这个树栖说就给掐死了，就是树栖说在没有这两点证据支持下是很难生存的。咱们国家是个聚宝盆，古生物的聚宝盆，就是你想发现什么，就能发现什么，真是这样。我们在辽宁发现了很多很好的化石证据，确实把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两个问题，应该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得到了很多促进，而且我们也发明了，不叫发明，我们也想了一些新的方法，用一些新的方法来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在做一些工作以后，我们发现确实可能存在这么个环节，就是有些恐龙是树栖的，它是生活在树上的，然后慢慢地变成了鸟类，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就是说换句话说，关于飞行起源我们比原来就是了解更近了一步，我们就知道飞行是怎么起源？是恐龙在演化过程当中，有一只恐龙它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也许是比如说是捕食，因为树上，比如说昆虫很多，昆虫很多，也许是为了躲避敌害，因为有些很小的恐龙，它只有比如说七 八十厘米，五 六十厘米，它生活在地面上是很危险的，在树上相对比较安全，不管什么原因，它迁移到树上生活，在树上生活的过程当中，它完善了它的这种各种结构，包括它的羽毛，包括它的这个翅膀，然后它在树上生活当中它这种跳跃、这种滑翔、这种降落、这种滑翔慢慢的就把这个飞行演化出来了，就变成了我们了解的鸟类。 上面就是我讲的就是说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而且我刚才讲了这种假说得到了很好的化石证据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好工作的支持。但是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它，这种假说到现在为止，还在科学界受到一些反对，也有反驳恐龙假说的人。另外一些科学家他们还是说，你说的不对，鸟类不是从恐龙起源的，他说鸟类是从别的动物起源的，那么这些科学家呢，有些科学家相信鸟类是从一种更原始的爬行动物起源的，还有一些人说鸟类是起源一种鳄形动物，就是咱们现在看见的鳄鱼它的远祖。当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假说，有很多很多的假说。这些假说我把它归结为非恐龙起源假说。这两种假说有些人支持非恐龙起源学说，有些人支持我刚才介绍的那种演化过程，那种假说。非恐龙起源说，它是靠攻击恐龙学说生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鳄鱼起源说也好，原始的爬行动物起源说也好，持这些假说的学者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他提不出自己的证据，但是他们联合在一起，就是说我反对你，我给你恐龙起源说找茬，我找出你的毛病来，那你的假说不成立了，是不是我的假说就有可能成立了，他在做这么一个事情。他们反对恐龙起源说，他们找到两个问题，就是说你说恐龙变成了鸟类，那么我现在发现你这个假说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时代问题，第二个同源性的问题，什么叫时代问题呢？就是说我刚才给大家展现很多很精美的化石，也有很好的这种生命演化树，但是有一个问题确实存在，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我说可能是这种恐龙你看，这种恐龙长着羽毛，还会拍翅膀的恐龙，我说可能是这种恐龙变成鸟的，或者另外一种恐龙变成鸟的，但所有像鸟的恐龙我们发现从时代上讲都比较晚，都是晚于1.2亿年，就是都是发现在1.2亿年以后的，但是最早的鸟类是什么时候？是1.4亿到1.5亿年间，就是说现在的化石表明了最早的鸟类是生活在很像鸟的这批恐龙以前的，这样的话就出现了矛盾，就是说你变成我，你比我还年轻，你怎么变成我。 确实这好像猛一听是个问题，虽然恐龙我刚才讲的变成鸟的这种恐龙发现的化石年代比较晚，但是不代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比较晚，实际上从理论上推测，就是说我讲的长羽毛的、拍翅膀的这种恐龙从理论上讲应该比始祖鸟，就是最早的鸟，出现的要早，也许它肯定在1.5亿年前就出现了，但是因为我们化石不是很完全的，这个化石比如说在这一段，保存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只是在上端发现了，在下端应该还有，但是我们没发现，这种现象在古生物当中很常见。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大家知道鸭嘴兽叫单孔类，这只是现生哺乳动物当中最原始的一种哺乳动物，从理论上来讲，鸭嘴兽它应该是从哺乳动物演化历史当中先分出来的，它的祖先应该先分出来，比其他哺乳动物要先分出来的，但是鸭嘴兽，最早发现的鸭嘴化石只有两千万年前，但是其他哺乳动物化石生存于一亿二千万年前发现了，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鸭嘴兽就不是先分出来了，但是其他证据很好地说明，鸭嘴兽确实是先分异出来的，在哺乳动物的演化历史当中。所以依此类推，就是说恐龙也一样，就是说像鸟的这些恐龙它是很早就出现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证据，所以这不是个理由。上头就是我今天做的报告吧，谢谢大家！ 问：徐博士刚才您说那个鸟类是从恐龙演变过来的，然后这显然是鸟类经过演变以后它形成一种新的种类。那么您刚才说，鸟类应该是恐龙的一种，应该是一种会飞翔的恐龙，那么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人类是从古猿发展演变过来的，但是从来没有观念说人类应该是称为古猿。 答：前不久在另外一个大学也讲过一次，也有人这么认为，人是猴子变的，那你不能说人就是猴子。实际上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说人是猴子变的，它只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确切地说人是灵长类的一种，人是由一种灵长类变过来的，然后这个灵长类包括什么呢？里面包括一些像我们知道的这样的猴子，我们知道猿、猩猩这些东西还包括我们人类，它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就是说猴子最原始，再下来就是猩猩这种猿的这些东西，然后是人，这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再看恐龙，为什么说鸟是恐龙，它是这个概念说，恐龙是个大的概念，恐龙从科学定义上讲，就相当于我讲的灵长类，而在这个恐龙当中呢，它有很多不同种的恐龙，比如说霸王龙，刚才我讲的中国鸟龙，什么尾羽龙这些恐龙，就是说鸟类是从恐龙当中的一种变来的，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恐龙是从尾羽龙变来的，或者是从中国鸟龙变来的， 这等于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也不会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肯定也是从严格角度讲也是不对的。（
(3) [徐星简介]徐星：把文革中的农民记入历史
徐星：把文革中的农民记入历史
发布时间:2014-04-14 11:58 作者:胡涵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1018次
摘要：徐星认为，大部分文革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研究缺陷。他今年拍摄完成了新纪录片，讲述浙江十余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时隔50年，这些村民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4月2日，北京大屯的家中，作家、导演徐星展示文革时期“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的复印件。
历时三年多的寻找、拍摄、剪辑，这台电脑帮徐星完成了135分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历时三年多的寻找、拍摄、剪辑，这台电脑帮徐星完成了135分钟的纪录片《罪行摘要》。
对话动机
作家徐星变成了导演徐星。
22张37年前的“犯人登记表”让徐星拿起了摄像机。去记录文革中农民的烙印。
寻找用了一整年，拍摄一年多，又花了一年多剪辑成片。135分钟的纪录片，里面的14张面孔，最年轻的也已年过古稀，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而他们的罪名，在当年被冠之以“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冒名借刀杀人书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等。
在杭州放映会的展板上，印着徐星的一句话，“我期望以后的年轻人，不再生活在谎言中，这就是我拍下去的动力”。
人物简介
徐星
58岁，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称为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近年来独立拍摄纪录片，作品有《我的文革编年史》、《崖畔上画下你眉眼》等。
今年，徐星完成了最新纪录片《罪行摘要》，讲述文革期间浙江地区十余个“现行反革命”农民因言获罪的故事。
冲动
这里有命运的必然性
新京报：你为什么想到拍成纪录片？
徐星：看到那些登记表后就被它吸引，当时特别冲动，觉得应第一时间就去找这些人。
新京报：登记表上的什么内容吸引你？
徐星：那是22张1977年的“犯人登记表”。已经发黄的登记表背面，一张张人脸与油墨混在一起，透过纸张都可以看得清楚。2010年，我在画家朋友家发现了它们：早已变成了临摹人物的草稿。这些人都是农民，这是命运的东西。
新京报：为何上升到“命运”的高度？
徐星：这是历史态度问题，到今天还有好多人在美化文革，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只要出门去找，大街小巷，准能找到打人的，准能听到皮带抽到人身上那个特殊的声音，你看到那些很血淋淋的事儿，终生难忘。
新京报：经历过文革，看到登记表，拍成纪录片，这就是命里的必然？
徐星：80年代末我出国后，发现很多书和资料是我从没接触过的东西，再对照我从小长大的环境，受的这些教育，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我觉得必然性是在这儿。
新京报：当初为什么想拍成纪录片，有没有想过写成小说？
徐星：有想过，写小说可能会有点儿难，但可能会有本书，“nonfiction”，非虚构写作。这个得等一等，在我有体力时，时间还是应该用来去拍，使劲儿拍。写靠一支笔一张纸就行了，但是拍的话，要是不赶快去做，这些老人就没了，特别可惜。
寻找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新京报：时隔多年，单靠这些表格，你是怎么找到这些当事人的？
徐星：到处问，大的地方没变，但具体到乡、生产队这些地址都变了，以前都是意识形态色彩很重的地名，比如红旗什么的。我先问岁数大的人，以前红旗那个地儿在哪儿，再去找人，反正在农村，都还知道。
新京报：最后找到了多少人？
徐星：我拿到了22个“现行反革命”的资料，有些人是一八九几年出生的，可能不在人世了。初步筛选了15个人作为采访对象，有的人后来没找到，有的不愿意接受采访，最后选了12个。另外有个叫胡俊录的老人，还有两个同案犯不在名单里，但我也采访了，所以片子里实际出现的是14人。
新京报：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主要是哪些？
徐星：片子里的人当年的罪名看起来很可笑，比如“写反革命信件”、“吹捧刘少奇”、“用气枪污蔑毛主席像”等等。当时，任何事任何罪名都可以加上反革命。
新京报：最重的判了多少年？
徐星：一个叫林品新的人对文革有疑问，写了封信，就为了一封信，判了20年，罪名是恶毒攻击文革和社会主义制度；当事人周明夫，罪名是“用气枪污蔑伟大领袖画像”。当时生产队有一杆民兵训练用的气枪，枪把已经沤烂了，第二天就来人把他给绑了，说他玩枪时瞄了毛主席像一下。房间里就三个人，他知道谁举报的，但他不说。
新京报：找到他们时，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徐星：大部分人都生活孤苦。他们中，当年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要求离婚。这十几个人里，如今还有好几个是老光棍。林品新家父母都八十多了，还种地、挑红薯，住着风雨飘摇的木房子，连窗户都没有。
新京报：他们在回忆时，用得最多的词是什么？
徐星：“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八个字，几乎每个人都说过。
感受
50年，恐惧还在心里
新京报：他们为什么愿意对着你的镜头回忆这些？
徐星：我自己就是底层的人，无车、无房、无工作、无保险，很容易和他们亲近。
另外，我是第一个专门去和他们聊文革的人。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和别人说起过，有的是自己都没想过。有的也可能是没人可说。
新京报：采访中，面对那些老人，你哭过吗？
徐星：哭过，但我要克制自己，不能用我自己的情绪感染他们，影响他们。我没有嚎啕大哭，眼眶湿了。那是当我拍完，拿着机器往回走，离开他们的时候。
新京报：是什么让你眼眶湿了？
徐星：哭是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的恐惧到今天还有，这已不能用可怜来形容了，这是多大的悲剧？50年了，心里的恐惧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让它持续到今天？
新京报：挥之不去的恐惧注定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徐星：有个徐兴林，当年被朋友告发，说他参加反革命集团。从监狱里面出来快50年了，他一直不敢交朋友，他家离县城很近，但他几十年都不去县城。
除了恐惧，还有控诉。谈到政治两个字时，徐兴林说，“你要是说我偷东西，你拿出证据来，政治这东西，说你是你就是。”到今天他还这么想。
思考
没人关注文革中的农民
新京报：纪录片出来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吗？
徐星：我觉得没有，他们还是在农村里生活，能有什么改善呢？
片子在他们村子里放映时，当年迫害他们的人也去看了。我尝试过采访他们，但是没成功。
新京报：那受迫害者现在有什么诉求吗？浙江放映会上，我知道他们还在提补偿的事？
徐星：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得到补偿，就抱怨为什么工人、知识分子都有补偿，就我们农民没有？其实越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承受的压力最大。西方有句谚语，穷人的税是最高的。
新京报：农民好像也一直是文革研究中的空白？
徐星：对，大部分相关的纪录片都是拍知识分子、官员，我没见过有拍农民的。我确实觉得文革研究在农民这块儿有巨大缺陷。
我很同情这些最底层的人，你没办法用现今“正能量”的这套价值观来影响他们，他们的生活完全不是那回事。
新京报：片子里翁志渝说自己听到一边在放“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另一边在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怀疑这是个人崇拜。像他这样的人，在当时农村算是少数的独立思想者吧？
徐星：对，他们都上过学，可能受教育程度不高，比如翁志渝上过初中。他一直强调他看报纸，他什么事儿都知道，比如中苏关系破裂了，九评什么的，都是从报纸上看的。
他们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士”的影子，这可能是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尽管走样了，但他们是有所继承的。
意义
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
新京报：从镜头里看，你是单枪匹马去拍摄的？
徐星：就我自己，当然如果有助手是最好的，但如果雇个助手，我可能都不够付人家薪水的。
新京报：拍这部片总共花了多少钱？
徐星：拍了三年，共花了18万多，没细算过，有一部分钱是朋友赞助的。
新京报：拍纪录片时想过要靠它赚钱吗？
徐星：拍这些纪录片从来就没有过盈利，也不可能有。我省吃俭用，当然温饱得有，穿衣服不能露着屁股，得有饭吃。我不太买什么东西，唯一的奢侈品就是烟。
新京报：拍摄中最困难、最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徐星：最大的困难就是没钱，最累时，江南很潮湿，我住的都是小旅馆，连出租车都不敢叫，就坐农民的摩托车，在后面加个斗篷，两根杆子撑着，这是我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翻山越岭，还得背着40多斤重的器材。
新京报：在最疲惫的时候你都想些什么？
徐星：我就想，这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做这些对历史、后代有交代的事？既然他们不做，那就由我一个老头来做。我觉得我确实在做一件大事，一件很值得我骄傲的事，现在让我死了我也值了。
来源: 新京报 | 来源日期：2014-04-14 | 责任编辑：张白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