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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和共产区别篇(1):潘维：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
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撰写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上市一周，即在三大网店销售断货。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读后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也以《潘维：要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在朋友圈引发热议。到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我们听听潘维教授怎么说。
信仰人民
文/潘维
（一）
这本《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是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的思想结晶，也是策划编辑王海龙的成功。他们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党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为推介这本书写下一段文字是笔者的荣耀。
五位学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义而非西式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不断告诫说：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我热烈地支持这个观点。只有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党才成为党而非脆弱的行政机器。群众组织起来了，才成为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的肌体才能不腐败，党才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照看好百姓的利益而非仅仅少数人的现代化。 五位年青学者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归结为所谓“一党|专|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人均GDP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之际，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
（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
（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
（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
（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经济发展却骤然失速？
上述六大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搞建设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去维护人民的权益？ 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只要忽略经济是“经世济民”，我们就永远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当我们极力追求“一流”的大学和医院时，生活起点的公平就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空中楼阁。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
（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占彼此和公家的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当群众成了“治理对象”，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时，就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了。
（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
（4）群众生活中的“小事”里缺乏公正，群众就无赖化，就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就迫使政府也无赖化，经济建设的“大事”就办不成了，比如东北高铁久久进不来北京城。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
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
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
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执掌政权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要警惕“烂根”现象。经济建设需要搞拆迁，正如抗战要征兵打日本。但没根的国民党靠“王保长”去“抓壮丁”，有根的共产党靠动员组织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建设人民自己的抗日队伍。倘若村书记不驻村，乡镇书记不驻乡镇，甚至把拆迁工作转包给黑社会，就表明党在群众中的根正在烂掉，我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政左经右”（共产党领导加市场化）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载舟覆舟，扎根于普通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长久生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二）
是政策而非政体决定成败。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体。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形而上的制度，即便貌似相同，实际操作机制却可不同，结果则可大不相同。亚洲的菲律宾和非洲的利比里亚抄袭美国政制，尽管其来有自，结果却大不相同。罗马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罗马帝国的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19世纪的血腥大内战和21世纪走向衰落。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命，分别仅存活了16年、38年、38年。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制。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换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既懒惰又愚蠢。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无视地理和历史经历的差异，无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属于唯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而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本质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21世纪的中国经济奇迹。
近40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路线从看“办大批判会”的本领变为看“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换言之，国家出了问题，不应像王莽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三）
概括起来，我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
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
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归根结底，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讲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信仰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来源：公务员必读
国民党和共产区别篇(2):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如何实行抗战？国民党主张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主张依靠人民群众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战，这就是全面抗战路线。
两条抗战路线的根本区别在于，是打一场国家和民族的战争，还是打一场政府和军队的战争。其核心是如何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抗战，这是国共两党指导抗战、实施抗战的分水岭，也是双方在抗战期间力量消长兴衰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始终实行的是政府操控、军队主体的片面抗战路线。而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在敌后战场，共产党构建起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抗日武装力量体制，真正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
两条抗战路线的区别，还表现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国民党是让民众“共同担负”，共产党是与人民患难与共；国民党致力于控制民众，共产党致力于服务人民，把人民视为父母靠山和力量源泉，与人民是血肉关系、鱼水关系。查看原文
国民党和共产区别篇(3):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角色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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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目前基本了解的是：大部分战役中与日本正面对抗的主要是国民党军，而国民党军分中央军，东北军，晋绥军，桂系，川军。那我的疑问是国中央军，东北军，晋绥军，桂系，川军和共产党军在抗战期间都在哪里主要做了什么？我大概知道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军力越来越强慢慢胜过国民党，最终拿到执政权。那么抗战中共产党军是否同样有能力与日军正面对抗？小的对抗战历史的理解基本停留在义务教育的历史教科书，但是到近几年，内心产生的疑问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与外国朋友讨论历史时，说出的话总得有凭有据。狼牙山五壮士、左权等历史人物的伟大作为很少能代表长达8年的抗战，所以自己一直苦恼与如何向外国朋友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实际作为。望各位对历史有了解的专家赐教。
中国抗日战争国共两方面谁真抗日谁假抗日，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双方针锋相对，基本都是从政治意识的角度来评论。一些量化的东西只能说明表面，却无法解释深层次的问题。
国共两军既有优势又存在问题。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除了站的角度不同外，主要是双方都有理亏的地方。
国民党方面。中华民国政府是抗日的主导力量，军令政令统一下的中国抗战是国民党政府担纲，无论是从正面战场抵抗日军主要进攻力量还是组织指挥抗战，它的地位和作用勿庸置疑。
它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1931年到1937年日军入侵后态度暖晦，先是不抵抗，后来是消极抵抗。二是后来的坚决抗战带有被迫的味道，是1936年西安事变才促成的抗一民族统一阵线。三是国民党包括副总裁在内的大批中央委员和军队降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给国民党方面抹了黑。四是军队节节败退的事实，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和反击作战。。五是在抗战中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尤其是皖南事变消灭新四军军部的行为被后来垢病。
共产党方面在抗日的问题上调门很高，坚持抗日占据了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它把军队交由国民党指挥被认为是件很大度的事，在条件艰苦的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给人以不怕牺牲抗战的印象。她一边抗战一边进行土地改革，不仅获得了人心而且为补充和发展武装力量提供了可能。
她存在的问题一是军事力量薄弱，不足十万的部队参加抗战无法取得超过国民党军队的效果。二是存在着与国民党方面发生摩擦的问题。这种摩擦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而就军令政令统一的角度，共产党军队理应受国民党最高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三是为了政治需要在发动民众和组织群众抗日方面有干扰抗战的问题。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没有放弃政治争斗，这种争斗对抗日大局是有害的。四是事实上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尽管属于国民革命军编制序列，真正服从国民政府指挥的时间很短，自1940年皖南事变后，共产党部队只是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军令统一。五是敌后建立的根据地政府脱离了国民政府，形成了事实上的“一国两制”，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凝聚力。
战果大小只能说明组织效果。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为252万人，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3万，其中阵亡133万人，负伤177万，失踪13万。因病消耗合计94万，其中死亡42万，残废19万，逃亡32万。
国民党方面公开的数字有时讲消灭日军累计233万人，有时说170万
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中公布的数字是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241万，其中死亡48万，受伤193万。
共产党方面：1937年八路军8万人，新四军1.2万人，合计9.2万人。抗战结束时中共军队91万人。据《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伤亡共计58万人，其中伤29万人、亡16万人、被俘4万人、失踪8万人
1945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公布了八路军战果：毙伤日军40万人（包括了击伤）、伪军31万人，合计71万人。俘虏日军5096人、伪军40万人。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有多少日军死亡，或者说毙敌数字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美国学者按日本战中统计数计算是44万，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则采用建国后综合统计后的数字55万。中国社科院刘大年教授根据国民党军战地统计是100万。北京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的数字，在《血祭太阳旗》的最后有“侵华日军伤亡历年统计表”，从1931年到1945年每年数字汇总为死亡117万，伤105.5万，合计222.7万人。
日本权威历史学家伊藤正德（《帝国陆军史》的作者）在他的书中，记录战死在中国的日军，共计79万人。其中国军消灭了79万，共军消灭了2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桂黔会战和湘鄂赣会战）
歼敌数字之所以出现偏差有几个因素。一是国共双方都存在着夸大战果的问题。二是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国家在统计时，一是没有把东北抗战数列入，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满洲国”。二是没有把台湾列入，理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地盘。三是没有把缅印战区统计，理由是属于太平洋战区。四是没有把1931年到1937年的数据列入，理由是那时期不属于抗日战争。五是伤亡数中的伤者难以明确，有的人负一次伤，有的可能负几次。
如果力量对比，战争开始时共军是国军的二十七分之一，战争结束时是4.6分之一。
如果按兵力计算，战果大小一目了然。战果不能代表地位大小，只能说明组织作战的效果高低。
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需要细化研究。
关于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军牺牲了多少高级将领近几年成了争论的焦点之一。
国军方面有说是206人，有说120人，有说是80人。共军方面有说只有左权一个是高级将领，有说188人，还有说超过197人牺牲者属于高级将领。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原因在于国共两军在高级将领的定义上。
原则上凡称得上高级将领的，至少要是少将以上军衔。然而国民党军一方面有临时军衔，另一方面有死后追认军衔，造成许多非正式军衔或校官死后追赠的军衔也列入了将官。而共产党军方面没有授予正式军衔，是否属于将军阶级难以认定。
据国民政府军委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初期经铨叙之正式将官，共有1247人，其中出身黄埔军校者仅92人。这是因为黄埔系普遍年轻，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渐成为师、旅、团级军官。这是殉国中黄埔系将领少的原因。黄埔系阵亡将领平均年龄仅38.4岁，而杂牌军之43.5岁，因为杂牌军很多是从军阀时期过来的，年龄大职务高是事实。
按国军军衔，部分团级（比如国民党青年军团长可授少将）可以授上校或者少将军衔，旅长可以授少将中将军衔，师长可以授少将中将甚至上将军衔。
从这个规定看，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华南抗日游击队牺牲的团旅级主官是否属于将军阶级则值得商榷。
国民党军队有追授军衔制度，抗战中追认的少将就近60位，其中没有共产党部队。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中的许多师旅级军官，统兵有的不到一千。而共产党的许多团在抗战时有的兵力超过五千甚至更多，这个问题从中共军队抗战结束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编制，而军队接近百万就可以看出。
比如东北抗联，有名有姓牺牲的支队以上军官就有75名。东北抗联第二层级是军或路军，第三层级是师或支队。这些人如果按国民党编制都完全有资格授少将以上军衔。同时抗联名义上是11个军，总兵力才三万余人，很多军只有一千多人。比如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北伐时就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副师长，论资格中国民党军中至少是中将军衔。
对共产党军队定级的难点在于只有两个军编制，如果只认旅以上属于将军阶级的话，满打满算也没有几人。共军许多团级干部红军时期都曾担任过军长或师长，抗战时期由于编制限制只能屈就团长或营长。
从统辖部队来分析，抗日战中后期八路军的师相当于大军区或兵团，比如林彪、罗荣桓、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叶挺。二级军区一般由原八路军旅级兼任，它的兵力不少于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二级军区下面的军分区一般由团长兼任，其部队不少于国军的一个旅。而八路军的纵队和新四军的支队基本是军的架子。
中共军队抗战牺牲的团以上干部达到200人之多。中央军的上校团长牺牲一般追赠少将，如果把中共军队团长以上算入将军阶级的话，其高级将领牺牲数并不比国民党少多少。
中共军队牺牲高级干部有两个时期，一个是东北抗联抗日失利，几个军荡然无存。另一个是反扫荡时期。1940年底中共军队达到50万，而1941年底减员到44万，1942年为45万，1943年是46万。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这三年反扫荡的艰难，牺牲的干部多。而1944年和1945年突然猛增，是解放区大参军及局部反攻和接收投降伪军形成的。
国军高级将领降敌是主流。
8年抗日，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的有20人，旅长以上高级将帅投敌近60人。其中既有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生，又有所谓的杂牌军高级将领。有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执委、中央委员、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等。
在统计降将时往往忽略了国民党军中的东北军，包括东北军副司令张景惠、参谋长荣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熙洽、32师师长张海鹏、30军军长于芷山、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邢士廉、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臧士毅、东北边防军前敌总指挥丁超、东北军参谋次长鲍文樾等。
如果把东北军或者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国民党军降日将领统计的话，国民党军旅长以上高级将领投敌不会少于百人。而且大部分是拉着队伍整体降日，并掉转枪口打国军和共军。
中共方面也有降敌，但除东北抗日联军外，关内没有一位称得上高级将领降敌。
网上传播很广的一篇文章列举了共军中当年降日将领名单，52个人里面基本都是东北抗日联军的。
有人提出曾任中共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的邢仁甫和邢仁甫的亲信曾任冀鲁边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二人。其实邢仁甫是投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而杨铮侯则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日本杀害。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朱镇、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罗英、第二师师长兰志渊、第1军军需部长胡国臣、第1军参谋长安光勋、第10师师长高世魁、第一师师长秦秀全、第2师师长王振祥、第4师师长陈云升、第六师师长赵庆珍、一军一师师长程斌、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3师师长王子孚、1师师长曲成山、5师师长董宪章、2师参谋长韩铁汉、2师师长关文吉、9军参谋长洪喜波、1师师长郭成、1师师长关书范、8军副军长滕松柏、9军军长李华堂、8军军长谢文东等，这些投降的抗联干部后来大部分加入了国民党队伍。事实上当时东北抗日联军军一级才一千多人，师长连个营长都不够格。
八路军和新四军部分的名单中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王风鸣（后下落不明）、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投靠国民党）、新四军10旅29团团长王德荣（离队逃跑）、冀中警备旅1团团长张子元（被俘后继续为党工作，后拉队伍回到太行根据地）、新四军第3师1支队1团团长惠占彪（被日军杀害）、冀鲁边军区第3军分区特务团团长陈子芳（投降国民党）、新四军第7师皖江支队政治部主任张经武、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10团政委陈兴（被日军杀害）。这些中共军队的团级干部，只有牺牲才能追赠将军，算不上高级将领。
由此可见，关内中共军队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投敌。而且即使这些团级干部的投敌大部分属个人行为，很少有将整个队伍拉走。
东北军降日将领多是因为日本占领东三省后成立了满洲国，共产党麾下的抗联许多高级干部降日是因为官多兵少，组织不起抵抗并最终被日军扫荡。
杂牌军降日多是因为其中涉及到国军派系矛盾，中央军黄埔系投敌高级将领少是因为当时黄埔系大部分人还没有进入将军阶级，作为蒋介石的嫡系立场相对坚定一些。中共军队高级将领降敌少一方面是有信仰，另一方面从编制上也没有几个高级将领。
抗战态度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坚决。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国民党方面抗战之所以垢病很多，原因在于抗战中许多细节经不起追究。以汪靖卫为首的投降派，大批国军降日。“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全民抗战的破坏性，战场屡屡失利的坏影响等。在抗日态度上国民政府开始对抗战的消极，自始至终与日方勾结，都说明蒋介石集团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坚决。
抗战功过无法量化。
就抗日战争而言，正面战场以国军为主，敌后战场以共军为主。由这两个战场构成了整体的抗日战争，是抗日统一战线。
换一种说法，抗日战争如果是中国战胜了侵略者，摆摆功劳无可厚非。然而国共两党两军中国在这场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地方，一个胜利时仍在节节败退，一个在敌占区里苦苦挣扎。
拳击比赛可以数数点数，战争能够量化的是功在歼敌数量和收复失地的多少，过者败仗多少和失地的多少。国共两党之所以无法论及，因为共产党及其军队没有资格也不存在失地，它的力量与国民党政权不在一个层级上。
在失地上，国土沦陷基本是国民党军，直到抗战胜利基本没有收复失地。共产党也只是收复了一些乡村。并不是死的人多或者死的将领层阶高就是功劳，也不能把失地的帐都算在国民党身上。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民党政权，有责任和义务担当抗战重任。共军和汪伪政权没有资格失地。中国抗战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统一阵线下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
所谓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是抗战军民作战地域的划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战。两个战场是相互配合、互为支援、互为依存的关系。虽然国共两党由于政见和权力之争既有合作又有对立和斗争，在抗日大局上却是一致的。这其中无法分清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计较这些也没有意义，只能让外敌看笑话。Hao Wang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甚好，这几天刚翻完了几本抗日战争的史料，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你如果问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是否有能力和日军正面对抗？答案自然是没有能力正面对抗。其次，你如果问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否是正面的主力？那当然是主力，开战时候国民党拥有几百万政府军，正面主力毋庸置疑。基本上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大家互黑的核心观点不外乎这两个：1，国民党几百万正规部队打那么挫，也好意思邀功？2，共产党军难道不是消极作战，闷头发展？我的看法是，国民党军队显示出了强大的抗战勇气，发挥了政府军应有的作用；而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相比，发挥了远超出自身资源的作用。一，国民党的意志和正面战场的作用政府军本身确实有很多的槽点，比如战术死板，中央军和杂牌军经常闹翻，前线指令自相矛盾等等，总之犯了很多很低级的错误。但蒋介石和政府军在抗日中做出的最大的贡献，是首次展现了鸦片战争百年以来强悍的决战到底的决心（1937年起，此文不讨论918事件）。即便在抗战初期政府军接连遭受了重大的军事失败，失去了华北、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后，中国军队的抵抗势头并未因此减弱，反而随着战线的推进，中国军队从一开始被动挨打，到后来在华中地区开始能够有效组织一些反击攻势，使得日军整个侵华战争有骑虎难下的趋势。这对于抗战胜利结束，我方能够收复所有失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人会说好像这个所谓的决心看上去然并卵，实则不然，决心是相当重要的：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的时候叫嚣过 “三个月灭亡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纵观1937年前的百年历史，中国在面对列强入侵时，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两个手都数不过来。所以当时日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是一个软柿子，捏一捏就扁了。日本军部的设想是通过三个月左右时间的猛烈进攻，并不需要攻克中国的所有城市，就能彻底击垮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可以说日本整个侵华战争的战略是建立在速胜的基础之上的，但开打后没有想到中国的抗战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发表了《告全体士书》，节选如下：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拚。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应该要怎样的拚死，图报国家，以期对得起我们总理与过去牺牲的先烈，维持我们祖先数千年来遗留给我们的光荣历史与版图。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躯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即便在首都南京被攻破之后，蒋介石的告国民书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民族气节：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
在这样的意志面前，即便日本攻克了大半个中国，还是看不到国民党政权灭亡的征兆。这并不容易，自古以来被打这么惨而坚决不投降不和谈的国家是极少的。据多方记载，日本在部署侵华战略时完全不曾预料中国战至一兵一卒的情况，打着打着刹不住了。于是日本从1939年开始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即被迫在中国战场上维持大量的前线兵力。事实上，在1938年攻克武汉之后，日本已经开始出现战线过长力不能及的问题。在1939年围绕湖南湖北的一系列作战中，冈村宁次开始下达诸如：“不考虑城镇的攻陷，立足于单纯作战，专心致志消灭敌军” 的命令。不管日本是否情愿，侵华日军的作战目标已经从扩大占领区变为寻求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诚然中国军队在此之前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战争打到这里，已经标志着抗战形态开始对中国产生有利的变化，这就是决心的意义所在。套用毛泽东在持久战中的理论，中国在1939年起，稳住了战线，把日本拖入了战略相持的阶段。而蒋介石政府也无疑看到了这一点。在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正面战线的态度下，日本始终未能达成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全面的大后方生产基地的战略目标。以至于日本国内为此消耗大量生产力，最终发动珍珠港事件扩大战争范围，加速失败的进程，此为后话。当然，在抗战后半段，尤其是美国参战后，整个国民党多少产生了一种不思进取，消极等待胜利的情绪，这也必须给予相当的批评。二，共产党的角色和游击战的作用关于小打小闹的游击战到底有什么用，老毛在1938年的时候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战争与战略问题》，可以很好的概括这个问题：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相比国民党的几百万正规军，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军队也就不过十万，装备大概可以用不值一提来形容。说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这有点天方夜谭。但是，共产党在抗战期间深入敌后，成功组织了大量的民间自主抗日政权，迫使日本在占领区部署大量兵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到了抗战后期，共产党各部先后在日占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春，全国解放区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军队发展到近100万，以及民兵约220万。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937年-1938年日本攻占的大部分中国领土中，共产党通过不断地游击和发展，到1945年在日占区内对100万平方公里获得了实际控制，部分消解了正面战线的压力。到了抗战后期，由于日军战略上致力于打通两广地区至越南的交通线，已经没有余力大规模拔除共产党在华北的根据地了。这种成果，客观地讲，远远超出了共产党在抗战初期能够调动的资源。所有提出所谓消极抗日，闷头发展论调的朋友，都不妨思考一下，10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是如何产生的？能够维持上百万武装人员的资源是不是从日占区里面挖出来的？有人说哎所谓的正规军解决战斗也是美国和苏联介入的结果，和中国好像没什么关系嘛。是的，美国和苏联的介入在事实层面上加速了日本的失败，但这不影响我们讨论共产党的作用。总体来讲，共产党军队执行了一个正确的作战理念，在有限的资源下获得了相当的战果，在抗日战争中称得上十分有分量的角色。当然，从结果来看抗战结束时共产党壮大了自身，特别是1944年豫湘桂会战后加速扩张，但我更认为这是一种副产品。说到底，直到1948年三大战役之前共产党都极力避免和国民党打阵地战，如果抗战时期共产党开辟第二个正面战场，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和日军拼死拼活，就一定对抗战局势更有利么？也不是吧。至于后来国民党丢了大陆被打到台湾，只能讲按解放战争那种打法，再给老蒋200万军队也没有用。。。最后，关于中国是否能被称为打赢了抗日战争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国才算被德国灭的家里都不认识，回过头来都能号称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还进了五常，中国抗战怎么就没有打赢？
西方援助的主要受益就是中国国民党军队。尽管蒋的这支军队名义上是一支统一的军队，然而在由许多不同派系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国军中，有许多人实际上更忠于那些曾经的地方军阀领导人，而不是蒋的中央政府。同时国军不但派系林立，而且质量也良莠不齐。1941年的中国军队在纸面上拥有三百八十万人。编成了246个“一线“师，而另有70个师驻扎在后方地域。其中大约40个师接受了欧洲国家制造的武器装备和外国顾问—特别是德国和苏联顾问—的训练。而其他的部队则普遍兵力不足，且训练质量低下。总的来说，在西方军事观察家的眼中，国民党军更像是一支十九世纪的而不是二十世纪的军队。
史迪威上任伊始就因为中国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而感到颇为沮丧。在国民党军队的诸多军官中，只有一小部分嫡系部队的军官效忠于蒋介石本人，而其他大多数军官只接受其长官的指挥，而那些长官则对国民政府的权威保有深深的怀疑。而且，大多数军官们将其部队视为政治和军事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参加对日作战。他们更看重保存实力，而不是如何击败日本侵略者。另外，美国的军事观察员自然而然地认为国民党军的行动过分的保守，同时更为蒋坚持将其大量最精锐的部队部署在中国西北以封锁延安的中共军队的做法而感到不满。尽管国共双方都保证要捐弃前嫌一致抗日，然而在1941年中期双方还是爆发了冲突。国共双方此时的关系更像是处于内战，而不是统一战线的状态下。
美国方面对于中国战场这种进展缓慢的情况的忍耐并不是没有底线的。当东京方面开始把中国战场的军队调往其他战区的时候，鉴于中国军队在对日进攻作战方面无所作为，美国方面针对此种情况的批评言论逐渐增多。比如说从1943年12月开始，有五个日军师团从中国战场调往太平洋诸岛。尽管这些部队只是拥有六十二万人，编制大致相当于三十二个师团的中国派遣军中的一小部分，但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军队的力量是无足轻重的。
而美国方面对于国民党的消极态度愈发不满，使得部分美国人甚至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兴趣。史迪威向马歇尔和罗斯福抱怨，有五十万国民党军部署在针对共产党人的封锁线上，而不是投入到对日作战中去。与此同时，尽管延安方面遭受着日军和蒋介石军队的双重封锁，毛泽东仍然针对日军占领的华北地区发动了一场雄心勃勃的游击战争。1944年2月9日，罗斯福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要求他允许美国军事观察员派驻延安，以获得对日作战和营救美国被击落机组人员等方面的情报，尽管美方一再强调这是纯军事行为，毫无政治目的，但蒋介石还是拒绝了这一要求。
美国军队在中国的主要角色是为中国继续进行战争提供指导建议和物资援助。只要中国不退出战争，几十万日本帝国陆军就会被牵制在亚洲大陆上。不同战场衡量胜利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无论是史迪威将军还是魏德迈将军如何劝说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大元帅支持美国的战略目标，也不管美国人怎样训练并武装那些精挑细选出来的中国军队，希望尽可能让他们变成足以和日本军队匹敌的现代化军队。在中国战场，最关键的问题仅仅是怎样让中国继续留在对日作战的行列中。
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属性是在中国战区达成美国战略目标的最大阻力。因为国民党军队从根本上来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工具，也是国民政府立足的根本，国民政府不可能允许对这支军队进行任何制度上的改革或在战场上遭受毁灭性的损失。国民政府只是在维持军队，而不进行任何改革。选择军事长官的标准是他是否忠于蒋，而非其军事能力，同时在国军中，冒着遭受严重损失的危险发动进攻是不受欢迎的行动。另外，为了将共产党人逼入绝境，蒋介石一直将其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战场上。
共军之所以能稳扎稳打发展敌后前期完全得益于国军在扛正面，如果正面真的被三个月灭亡共军根本来不及摸索在敌后发展的方法，还没来得及总结经验就会遭到大力清缴。当时共军军力尚且弱小也不足以拼损耗，只能退到西北深山学习抗联了。中国的抵抗虽然不会终止但解放的日期就更加遥遥无期了。这位朋友对于中日战争的认识 基本上是错误的其观点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中共武装进入敌后发展是得益于独立自主的开展游击战的方针，并不是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第二 日本军队既无能力 也无打算 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所以“如果正面真的被三个月灭亡共军根本来不及摸索在敌后发展的方法”的说法根本就是空中楼阁。日军的目标—如果说有的话—至于“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拿到……因为美苏都不会全力援助一个区区数万人的部队。” 这句话，更说明对二战以及游击战的历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在二战中的游击战争，规模比较大的主要是在苏联、巴尔干和中国的游击战，但是三者又有着鲜明的不同。铁托成功的把离心离德的各个民族捏合在一起，组织成了一支真正的统一军队，并且在德军从1941年秋到1944年夏发动的连续七次大规模围剿下生存了下来，按照在游击队的英国特别行动处顾问的描述，德军的围剿可谓“残忍无情”。在这场“不分前线与后方”（这个评语也来自特别行动处特工兼牛津大学教师威廉·迪金（William Deakin）），铁托的司令部在战斗中曾经多次差点被德军摧毁，而他本人每次都得以死里逃生，有几次铁托距离死亡仅仅一步之遥。铁托起家时只有1.2万党员，到1943年秋已经有30万士兵。以上内容，节选自本人翻译《隐形军队：游击队的历史》。苏联的游击战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紧密配合的形式，以后方渗透/空降的干部和小分队为骨干，以党政干部、流散红军士兵和平民为主力。苏联的游击队虽然总数并不多，但是能够得到后方在武器弹药、物资器材和干部上的支援，部分伤病员还能乘坐飞机返回后方医疗，所以往往能够专心作战，执行的主要也是打击德军后方交通线以及侦查德军兵力布置的任务。巴尔干的游击战和中国类似，南斯拉夫及其南部邻邦阿尔巴尼亚和希腊都出现了战斗力很强的抵抗运动，德军总共有270个师，有24个师被牵制在这三个国家，另外还有31个意大利师，以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当地的轴心国傀儡军—总共超过100万军队。请注意，南斯拉夫游击队基本在没有正面战场配合的情况下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所以到1944年，英美两国暂时将反共置于次要地位，决定不再支持徒劳无功的切特尼克，而是支援组织更严密的游击队。铁托的部下因而得到了大量的空运物资—事实上南斯拉夫游击队得到的物资比法国或意大利的抵抗组织都多。回到中国。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游击武装多是以正规军为核心，辅助以大量非正规军的模式。可惜的是，抗战中中共武装不但得不到国民党军队的有力支援，相反，部分敌后的国民党军往往还扮演类似“切特尼克”的角色，或暗地或公开的勾结日寇。所以，对比南斯拉夫人民军就可以看到，如果真的出现所谓国民党军彻底溃败的情况，那么美苏两国为了把日本军队牵制在中国，并不是没有转而援助中共—当然，不排除国民党其他派系—的可能。如前文所述，在真实的历史上，美国也确实曾经动了援助中共的念头，只是在蒋的强烈反对之下才作罢。第三 答案中两次提到了抗联。但是请注意 满洲不是关内，所以“日军清剿之下游击战又如何，不过是第二个抗联悲剧”“退到西北深山学习抗联” 根本是无稽之谈。对于游击武装来说，想要生存下去乃至取得成功，首先需要获得民众支持，其次是获得外部支持，比如经费、武器、训练的支援乃至安全的根据地。而这些条件，满洲都是比关内都更加恶劣。东北抗联的失败，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原因，究其根本是“满洲没有两年以上的根据地”从地理条件上说，中国东北是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和关内的联系管道基本被日军切断，而且在冬季气候特别恶劣，缺乏游击队武装生存的条件。从政治条件上说，由于地理条件的封闭，在得不到苏联积极帮助的情况下，东北的抗日武装难以得到关内在经费、人员、武器上的援助，东北抗联各部在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无法寻求关内其他根据地的援助，也无法退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休整，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退入苏联休整，但要被解除武装。或者是留在东北，战斗到最终失败为止。这种地理条件的封闭和政治条件的隔绝造成的孤立情况，在关内的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从经济条件上说，东北地广人稀，有利于日伪加强基层统治，尤其是以集团部落为代表的合村并寨手段，是最终摧毁东北抗联的重要一环。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在围剿南方游击队和美军在南越都用过类似的手段，合村并寨可以说是对付游击战的利器，能够直接断绝游击队获得兵员、粮食、被服以及一般生活物资的来源。但需要注意的是，合村并寨的手段需要一定程度上掌握政权，还要占用相当的武装力量。对于广袤的关内来说，起码在真实的历史上日军没有成功复制过这个手段。而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占领军与占领区民众的数量对比，要想在占领区达到相对稳定的局势兵民比至少要达到1:357，而勉强维持治安也起码要有1:40。反观关内，日本华北派遣军常年维持着120—130个大队左右的兵力，即使是如此，在41、42年的连续扫荡之后，也只是一度摧毁了河北境内的部分根据地，到44年以后更是遭到了八路军的局部反攻。
更不用说，蒋政权在大肆绑架壮丁的过程中，造成了相当多壮丁的非正常死亡，使本来可以用于抗战的力量被白白浪费，正所谓“：“日寇不杀，己先杀之，日寇不废，己先废之，何其荒唐”；日军回忆在松山战役期间，中国军官用手枪逼迫少年兵向日军阵地做自杀式冲锋，而苏联出售给中国的T-26坦克，被入缅作战的远征军抛弃之后，竟被埋置在松山阵地上为日军所用，给我军将士造成了重大伤亡。
蒋军的这种表现，也敢奢谈“面对满地图的战争迷雾，蒋至少得了个60分。绝大多数人恐怕连20分都得不了。”？
止增笑耳
PS：“反过来想一想，金将军这么厉害席卷朝鲜半岛如卷席，为啥苏联人不在1940年代给他大量武器装备灭了日本人呢？人民军和金将军不是都能和美军部队钢正面嘛（钢侧面不成），斯大林傻吗？”
怎么连朝鲜战争都不了解，就敢这么说呢？朝鲜人民军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面对的是韩国军队而不是驻朝日军啊，谈何40年苏联给他武器消灭日本人呢？而人民军在南下的过程中只是击溃了美军一个准备不足的师，在美军全力反扑之后一路溃败了下来，谈何跟美军刚正面？
我觉得斯大林确实不傻 是有的人......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毛泽东虽然尾巴没赶上打，但是正处于抗战首阶段的毛泽东显然没打算自己背锅，这锅也背不动。 @赵国星《我比毛泽东还聪明系列》这位朋友又发了这么一通言论，我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说毛泽东背不起正规战的锅，我并不否认啊我先说的是，真实的历史上也证明了靠国民党军的正规战无法击败日军 同样的 苏联游击队也是在配合苏联正规军作战解放沦陷区之后 纷纷加入正规军南斯拉夫游击队也是在得到英美乃至苏联的援助之后，协助、配合苏联军队解放了本国的领土。我觉得我的答案写得非常清楚了 那就是游击武装在一定条件下—至于是什么条件，不再赘述—能够在强敌的压迫之下生存、发展乃至壮大，最后配合正规军乃至转化为正规军。我什么时候说过游击武装能承担正面战场的任务了？近期推送：
【少数派报告】德国国际主义战士——“苏联英雄”施门克尔
【奇妙的战友】沃伊泰克：毛茸茸的炮兵
【奇妙的战友】荣获铁十字勋章的“二师兄”
【一个人的战争】理查德·特萨日克：捷克装甲兵的独眼悍将
【一个人的战争】阿诺德·梅里：与法西斯分子战斗到最后一息
【少数派报告】用生命踢球——基辅迪纳摩和1942年的“死亡比赛”
看到好多说TG游而不击的，别人搬干货讲道理就满地打滚：“我不听我不听，国内说得都是假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我搬运一些日本和日伪的消息：1941年1月20日，东条英机在参众两院做关于1940年代总结报告时说：“昭和15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非常消极，迄今未进行主力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进行大规模反攻；与之比较，蒋介石嫡系及旁系军队始终采取守势。” 1943年，北平伪《新民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伪中华社讯：“共产党军......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共产党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1944年，《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 “《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 敌大半为共产党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共产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共产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共产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共产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再来些美国记者的： 1944年，在经过几番力争后，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成行，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访问归来后，美联社记者冈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撰文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的擦拭着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国后，他又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并在书中列出专章“中共作战努力目击记”，从不同方面引证了大量材料，证明中共部队“在不断地战斗”。他还澄清：“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曾经近距离观看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的一场战斗，深受鼓舞。他在庆功会上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到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有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拥护八路军的。”回国后，福尔曼又写出《北行漫记》一书，他这样写道：“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的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
美国《纽约时报》驻中国特派员艾金山也进入边区访问。他后来也指出：“随共军进入战地的外国记者都认为中共军队的确竭力抗击日寇。有许多在沦陷区跳伞降落的美国航空队多由中共游击队营救出险，对中共尤为感激与赞扬。……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广播与华军接触，事如属实，什九是与共军的冲突。”
美国《时代》周刊驻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到了延安后，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他们的利益是和那些为穷困所迫、深受苦难的农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从那里他们得到最大的支持。”他同时强调：八路军的力量就在于“深入到每个村镇的下层黑暗中去，用他们的意志，用他们的口号从那里唤起了国民党以及日本人所不能想象得到的力量。这力量来自人民——来自无数麻痹着农村的压迫的解除，来自群众的智慧，来自农民的大无畏而持久的英勇精神”。白修德还曾回忆自己一次跟随国民党游击队行动，为了得到百姓的帮助，国民党游击队谎称是八路军。由此可见，八路军与群众关系之融洽是其他军队无法比拟的。
补充一些书籍资料：
“1942年笔作者所在联队有一个小队遭遇八路军伏击，全军覆没，武器全被夺走，等到援兵赶到时八路军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像这样八路军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军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 -----------[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55页
21页“手榴弹是仅有的来源充足的武器” ，22页“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其他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情形分歧，它的特点在于供应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
引用天涯论坛 花猫009的帖子 的一部分答案
《冈村宁次回忆录》：
《剿共指南》：
其他的以后再补充，看阅兵去咯
我姥爷老红军，他亲身经历：八年抗战时期很大一段时间一直在被胡宗南追着跑。后来只好跑到日占区农村打游击，因为日本人比胡宗南好对付。至于胡宗南为什么不去抗日跑来打中国人，你可以去问问凯申。（此段不确定具有典型性）目录0.题外话与目录1.答题主问2.讨论tg抗战期间在做什么3.应大家要求，对kmt失败原因的个人见解4.参考文献++++++++++++++++++答题主问++++++++++++++++++++++++++++++++++++++++++答题主第一问：tg抗战期间在做什么先讲个人见解：与其说tg抗战期间一直在偷偷发展，不如说是在默默挨揍。但是tg在抗战期间对农村的渗透、建立的体系、游击作战，对抗日起到了重大贡献。其中在农村的一套有效的体系，为人民战争理论提供了基础，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许多人认为tg假抗日真发展。虽然具有重大贡献，但也需要客观的认识到tg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军，也有种贩特货的不道德行为。（分割线后有详细讨论）答题主第二问：分别角色kmt：抗日主要力量，正面战场主要力量，保护了宝贵的文化资源、教育资源等等……tg：除了kmt诸多军阀之外的第二股势力，敌后战场的主要力量，左翼文化对当时的中国抗战事业影响极大+++++++++++++++++++++分割线++++++++++++++++++++++++++++++++++++++++对应提问，从宏观角度讲： 我特意采访了一些老人，地域包括了陕北、河北、山东、东北及南方多省。共17名。尽量脱离了受到政治影响的文献，采取相对中立的答案作答，时间线为1937-1946：1937年-1939：1.多元的进步文化、文艺作品tg全面抗日，士气高涨，与日军发生了多次会战，以抗战之名建立巩固了各地根据地，同时建立了抗日大学等，创作了多部文艺作品、歌曲。吸引了许多对当时政府有所不满的爱国人士。2.初步建立根据地政治、经济体系与地下经济的发展此期间日军势如破竹，但主要精力集中在寻找与kmt决战机会以及占领工业中心、城市上，随着阎锡山等部失去了对大城市、乡村的控制，中国共产党派出了大量特派员及部队，在华北、南方乡村建立地下党部、游击队，甚至形成了庞大的农村地下政府（政策相对灵活）。使大量日军与伪军陷入了治安战的泥潭，日军主力在此期间并未对贫瘠的陕北产生兴趣（虽然发生了几次大型会战）。相反，河北到山西到陕北的黑市反而是发展的如火如荼。1939年-1942：1.反围剿、制裁与反扫荡随着各国制裁、治安战难以取得进展、民族主义的激烈抵抗，日本的推进受阻，凯申此时已经感受到了tg的压力。所以开始转移抗日焦点到剿共上面，工合上面制裁、经济封锁以及直接派兵剿共对延安周边的tg造成了极大打击，同时，从41年末开始日军为了补给线，以及难以忍受tg对日占区的渗透，开始了大规模围剿、扫荡。2.制裁下的不光彩的交易这段时间出现了大家所熟知的"特货"等并不光彩的历史。部分部队从渗透国统区不得不转向日占区。（个人认为冈村宁次的到来转变了原有的策略）3.根据地基本成型、加强对农村控制力在此期间，虽然华北有25万日本军队,但农村地区已经相对和平，《冈村宁次回忆录》有这样的描述：“日军如不主动讨伐、则中共方面也不进犯。乍看起来，相安无事，宛如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日本无法完全控制农村，许多地区靠着村中声望高的家族召集村民组成伪军合作维护治安，伪军中又有tg，虽然有日本人背后督促，但是实际上日占区的农村已经被大范围渗透且并没有有效的反击，tg已经在农村扎根。河北甚至上演了，今天石友三军队吃得好，伪军偷跑去加入石友三的军队，伪军发粮食，加入石友三军队的又跑回来。后来被tg游击队围在瓮城，又集体投降了tg。八卦：kmt老兵和我说先有特货再有剿共，tg老兵和我说先有剿共才有特货。日本军官督战，伪军头躲在掩体里手伸出去放两枪，赶紧缩回来，气的日本军官哇哇大叫，督战队在后面督促冲锋，结果石友三这边突然后不放枪了，拿喇叭喊了几句黑话，伪军冲到河对岸就和石友三部队一起撤退了，留着一帮日本督战队和翻译官在对岸傻眼。此期间无论tg还是kmt高层有一部分乐观派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等日本自己崩溃就行了。报纸上时常出现日本民不聊生的文章。1942年-19461.敌后游击、补给线破坏日本逐渐失去了制海权、南方大部分地区制空权，愈发依赖由北向南的补给线，却将补给线侧翼彻底暴露给了tg（然并卵，游击并没有战术核心），43年开始，破坏掠夺日军补给线的行动达到了高潮，到了44年，著名的铁道游击队已经有了300多人。日本海军考察团这样评价……我想陆军的失败毋庸置疑，这些不在主要补给线上的城市已经被孤立，仅靠着部队征粮过活，一方面物资短缺，一方面运输困难。而征收又叫军队不得人心。
2.后抗战时代积极的外交政策此时此刻，日本还在和美国搓舰娘，tg却早早就开始着手战后事宜，积极与苏联美国接洽，美国在44年派出了延安考察团，加深了与tg合作，并许以大量装备。通过宣传，很多美国政客第一次认识到了tg，并且认为tg是中国最大的在野党，而非共匪。在此期间毛延安险些访美，最终由于意识形态斗争，美国外交方向转弯。罗斯福去世等多方面原因，作罢。但是通过tg的外交人员已经让美国认识到了tg拥有的能力和民意基础。个人认为，这和之后美国没有全力支持kmt有很大关系。3.筹备内战tg在抗战结束前就做了两手打算，并希望通过第三方传达给国民党。并且积极布局情报人员，收拢过去积累的情报网。kmt这时也提出了如今的麻烦是半个日本和一根毛
4.根据地体系丰硕收获与抗战结束后的抗战抗战结束后，根据地体系对于抢占优势资源以及控制非城市地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日本投降开始，国共摩擦不断，甚至衍生出一段抗战后的抗战：kmt享有外交的优势，要求日本必须给kmt交接，而tg率先到达，于是上演了kmt军官指挥日本人打tg部队可笑场面，kmt在报纸上说有500kmt干部誓死守太原，最后城破集体自杀，阎锡山更题：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结果台湾档案解密才发现，那“500个英勇抗匪”竟然是kmt军官指挥的日本人……包括了后面的日本白团，竟然能让内战打出抗战的情愫，不得不佩服凯申治军真如神。最后，毛延安曾经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近年来，替kmt叫屈，替凯申可惜的声音越来越大：仿佛tg用了什么卑劣的手段才殴打了kmt。矫枉过正，但是无论kmt内部还是凯申本人，都把失败的主因归结于kmt自身腐败。盲目洗地并不可取。我从蒋纬国回忆录，蒋介石日记，阎锡山日记里摘出一些有趣的事情供大家参考，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kmt会失败。1.军阀出身的高层对现代战术的无知凯申的机械化师总司令曾经建议过：我们应该在台湾海岸每五十里放一部坦克。把坦克当固定碉堡，这就是国民党的司令水准。只教士兵跃进，不教跃退，所以经常能看到士官冲锋团，但是只知道冲锋，不懂得撤退，士兵毫无安全感，都觉得是去送死，一次冲锋失败就没了保留实力的机会。士气涣散，而防线被击破就溃散，而不是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继续作战。说白了，kmt高层根本不懂现代战术。2.派系斗争严重根据指挥官分什么胡宗南派、汤派根据地区分什么安徽派浙江派根据军阀分什么贵系川系西北三马(当然tg狠劲在这方面就体现出来了，陕西本土派tg和毛延安领导的tg不对付，于是毛延安直接把他们堵在江边不让他们渡河眼看着他们弹尽粮绝被敌人消灭，而凯申则仁慈很多)3.军人无荣誉感缺乏士气，高层与基层离心离德而且军人军纪糟糕透顶，蒋纬国自传就说过，有一次蒋纬国遇到一个军官，军官不知道他是皇子，就因为他枪好，就要用自己的烂枪换他的好枪，后来得知是皇子，赶忙跑过来下跪道歉。还有一次皇子坐火车，让座给军官反而被删巴掌，理由是：你刚才怎么不让，看不到我么，没眼力架。后来蒋纬国实在太累，跑到厕所坐马桶。蒋纬国皇子感慨：我军军官看下属都是白痴，而要军人看军官则是上帝。这样怎么有凝聚力。4.军爷心态，破坏民意基础军队如此更别提百姓，他有次看国军欺负百姓，就感叹：我们军人觉得自己劳苦功高，动辄对百姓呼来喝去，中共知道我们的弱点就对百姓百般的好，我们就更不得民心了。不得民心又没有士气，打输也不奇怪了。5.缺乏信仰和理想kmt缺乏指导性的思想和信仰，党内弥漫着失败主义色彩，很多高层暗中通敌。tg打kmt像开了图一样。6.凯申自己最后，很多人说：你知道凯申有多努力么。美国总统曾经说凯申一家全是贼，凯申本人争议很大我不多做评论，但是凯申的老婆宋美龄，建了一个反攻大陆基金，贪污数目折合现在的台币高达数千亿。这笔钱已经不知下落…现在台湾民进党人正在追查这笔钱下落，kmt从上到下都是如此，赢了就有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