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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赵燕菁:赵燕菁：“大国首都”格局中的雄安新区
记者：新版总规对北京的定位是大国首都，雄安新区的最主要定位是作为北京的“非首都职能”集中承载地，您觉得北京有哪些具体的非首都职能是应该优先考虑安排疏解的？这些职能的搬迁能否有效实现相关产业及冀中地区城镇化的带动？有人担心雄安新区的过高规格会将河北省乃至区域的各类优势资源集中于此，可能会减慢河北省其他地区如唐山、沧州等沿海地区粗放型产业的转型速度，雄安是否会曲高和寡，形成新的断崖？
赵燕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分工，决定了什么是“首都职能”，什么是“非首都职能”。传统的“首都职能”大都寄居在普通的城市职能之中。由于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需求类似，首都和所在城市的“非首都职能”总体上是共享、互补的。“首都功能”对高端公共服务需求的外溢效果，往往还会给所在城市带来额外的竞争力，使得“首都”地区大幅领先周边的“非首都”地区。
而一旦传统型首都升级为“大国首都”，“首都功能”在数量级上就会显著扩大和升级。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得不经常性地为“首都功能”让位。“首都职能”带给“非首都职能”的外溢成本超过外溢收益。两种功能原本的兼容性开始解体。这时，专门为“首都功能”服务的设施就必须分解出来。
传统首都和“大国首都”在质和量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世界上，大部分首都都是传统型的。真正的“大国首都”寥寥无几。说到底，北京目前的规划问题乃是“大国首都”定位带来的。北京副中心、雄安新区乃至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核心都是围绕着“大国首都”。
对“首都功能”最敏感的主要涉及交通、维稳、环保等。至于哪些“非首都功能”优先疏解，就要看哪些功能对“首都功能”干扰最大。只要看一下“两会”、奥运、APEC、“一带一路”等国家活动期间，哪些城市活动被限制最多，哪些就是应该优先安排疏解的。
“非首都职能”外迁能否带动冀中地区的城镇化是有条件的。在中国的城市制度下，“非首都功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间进行选择。迁出北京“非首都职能”未必一定要去冀中。他们可以在上海、香港、深圳等城市间“用脚投票”。谁是北京之外那个次优的城市，是要靠竞争才能知道结果。
雄安新城可能将河北省乃至区域的资源集中过来，但反过来也会给其他地区（如唐山、沧州等）带来更多的资源。深圳当年对周边（东莞、惠州等）和广东的带动远大于抑制。北京周边之所以出现经济“断崖”，乃是因为北京的优势是中央财政“补贴”出来的。用全国的资源补贴局部地区，必然会人为创造公共服务落差。只要雄安的发展不是靠外部输血，其发展就必须与周边共生共荣。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一直在强调控制人口的增长，然而收效甚微，尤其是北京申办奥运会后几年，人口呈现更加快速增长势头，人口涌入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直接导致中央政府提出“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项政治任务。赵教授，我们想让您谈谈对北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这项任务的看法？
赵燕菁：对于任何一个大城市而言，尤其是以服务业为发展重点的大城市，人口都是财富，而不是负担。现在全中国的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一类是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的城市，前者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增长的明星城市；后者则多是遭遇增长瓶颈。
如果说，在城市化1.0阶段，是哪里有工作，人就向哪里集聚，是人口追逐就业；那么在2.0阶段，则是哪里吸引人才，机构就设在哪里，是就业追逐人口。城市化2.0阶段，人口是一切的核心，最终胜出的是人愿意留下的城市。人口增长是城市竞争中成功的主要标志。
厦门曾经想吸引富士康，条件远比河南优厚，但最后郭台铭去了哪儿，去了河南，因为“人”多。现在来看，他是对的，富士康用工量巨大，而福建自己的工厂工人都招不到。同样，当年深圳的发展，也是得益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速度，乃是是城市相对竞争力的体现。
但为什么北京要限制人口？这是因为过多的人口，影响了“首都功能”的发挥。换句话说，“非首都职能”的成功，成为“首都功能”的问题。特别是当北京要成为“大国首都”时，两者间的矛盾就变得更加突出。
北京是全国顶级城市，很多“非首都功能”是依靠首都的特有需求和优势，才得以产生、发育。它们与“首都功能”共同组成了北京的产业“生态”。只要大的“生态”不变，人口的膨胀就不可能停止。政治任务不能用政治的办法解决。简单地“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可能行之于一时。一旦气候回暖，就会像以前历次控制的结果那样，出现更大规模的报复性增长。
任何生态系统都是由其顶端控制的。北京的顶端功能就是首都。顶端改变，系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2004年北京总规修编中，中央政府在北京的角色，被公开提出来过。“梁陈方案”之后50多年，中央政府的走向，依然是北京城市空间战略的无法回避的焦点。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北京看作“纽约”和“华盛顿”的合体，今天的规划面对的问题依然是迁“华盛顿”还是迁“纽约”。从城市规划角度，建设专门化的首都区无论在发挥首都职能，还是释放北京经济，都远比建设综合性的新都市风险要小，速度更快。相对“非首都职能”而言，首都功能需要的资源并不多，如果可以专门建一个服务首都功能的“首都区”，北京的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选择“迁华盛顿”未必意味着立即就要迁都。荷兰的首都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政府却在海牙。北京和雄安的空间距离，决定了我们可以在北京首都职能运行的同时，通过在雄安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备份”，来承载那些在北京已经难以升级的首都职能。
比如重大国事活动（国家元首来访、高端国际会议、国家大型会议等）需要的安保条件，在北京这样功能混杂的大都市往往要付出很高的保障成本。但在新的首都区，则很容易通过规划设计，满足最高水平的接待需求。同样，对于功能单纯的首都区，简单的人口构成，也为高水平的社会稳定提供了普通城市难以满足的条件。在信息社会，高水平的保密对大国首都越来越重要。在北京这样的各种功能交叉的大都会区，很难实现信息的隔离与监控。而在新的首都区，信息安全从一开始就可纳入规划。北京已经形成了一套首都所必需的应急保障和指挥系统。但作为大国首都，只有一个单一的系统并不能满足新的需求（更何况这些设施的防灾、防震、防战争的标准都是很多年前的）。建设一个高标准的“备份”首都，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安全标准和应变能力。
一般而言，就地升级首都功能，往往会比新建成本更高（因为要先摧毁旧的功能）。不放弃北京原来积累的首都功能体系（包括各种设施）的同时，集成最现代的技术手段（比如智能交通、无线通讯等智慧城市等）建设一个“备份首都”，就可以将中国的首都体系，一举提升到世界最高水平。
记者：风传包括央企在内的大量单位将从北京迁往雄安新区，它们留在北京的空间如何更新利用？我们思考认为，一般会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引入新功能，二是留，三是拆。但如果引入新功能，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不引的话，是否留给中央？继续形成内封闭的循环吗？这样是否就失去了活力？如果拆掉，现在规划提出要“留白增绿”，北京市将根据原疏解地周边环境情况，把腾出来的空间变成服务群众的公共服务设施，适时、适地建设城市绿地。这是否是一个新的转折机遇？
赵燕菁：三种方式我们倒过来说。先说“拆”。无论迁走的是什么单位，留下的都是巨大的资产。哪怕建筑空无一人，哪怕土地上没有任何开发，这些资产都不会凭空消失，更不可能被自由使用。很多央企，实际已经上市，这些资产更不可能被简单注销；再说“留”，原来的产权人一定会最大化其收益。北京从一开始就要打消按照“规划需要”任意处置这部分留下的资产的念头。最后说“引入新功能”，无论引入什么“新功能”，都要至少付出不低于现在用途的土地价值的代价。“留白增绿”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大规模拆除无异于挥霍国民财富的败家行为，不仅经济上不可行，政治上也通不过。
水往低处流。你把水舀出来，一定会有别的水填进去。留在北京的空间如何更新利用，取决于有目的的政策设计——有都江堰，岷江可以造就一个天府之国；没有都江堰，岷江就会为患成都平原。未来管理存量的城市规划，要创造新的规划工具，让市场发现城市的功能。通过“负面清单”的规划手法，构筑空间上的都江堰。政府通过限制少数城市功能，将迁移出去留下的土地使用交给市场选择。城市规划通过给不同用途土地的地租，间接诱导城市“引入新功能”。
记者：从历史的角度看，首都城市空间结构经历了“梁陈方案”“大地园林化”“分散集团式”“两轴两带多中心”，到新版总规的“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变化，每一次战略调整，都是首都城市发展的新形式和新问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请问，中央提出雄安新区建设，对首都城市空间结构将产生一些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首都空间结构调整始终需要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赵燕菁：除了“梁陈方案”，历次总规划都是“单中心”结构，基本上都是换汤不换药。雄安新区则不同，是一副新药。其目标是要将“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彻底分离以解决两者不兼容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的空间结构就必须围绕着“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的分离这一战略，在更大的空间里统一考虑。只要不能解决“非首都功能”对“首都功能”的干扰，首都的空间结构调整就不能算成功。
记者：大量经济职能的单位搬迁走后，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北京的国际竞争力？疏解会带来短期的空城或经济的阵痛吗？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从缓解问题的角度该如何响应？
赵燕菁：如果真能实现“大量经济职能单位迁走”，北京的国际竞争力一定会下降。但如果“大国首都”职能得以发挥，国家的影响力却可能上升。对北京而言，这样的疏解也不会是短期的“阵痛”。“阵痛”的大小，取决于迁走的方式：第一，留住“经济单位”，将不兼容的首都功能迁往雄安。这是澳大利亚、美国模式。对北京影响最小，问题解决最彻底。第二，首都留在北京，中央政府迁往雄安。这是荷兰模式——首都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政府在海牙。这和第一种方式接近，但阻力较小。第三，北京老城核心区留给首都功能，“经济单位”迁往通州——北京是华盛顿，通州是纽约。雄安则负责截留新的流向北京的“非首都职能”。后一种方法貌似简单，不要动中央，实则风险最大，问题解决也最不彻底。随着“大国首都”职能的升级，和“非首都职能”之间的相互干扰，又会卷土重来，持续不断。
记者：建设雄安是千年大计，请问北京这座“东方盛城”如何实现千年可持续发展？北京旧城如何复兴？历史地段到底该如何保护与更新改造？
赵燕菁：保护古城，取决于能否找到古城的价值。任何一件事物的价值，都会因人而异。在对的人手里，它就是宝贝，在错的人手里，可能就一文不值。古城也一样。现在北京的旧城，聚集的是大量的低收入人群，这些人既没有需求也没有能力消费古城。这就好像一个穷人，虽拥有价值连城的古董，给他一个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择把这个古董贱价卖掉来改善他的生活。北京旧城就相当于价值连城的古董，它的价值是否能实现，关键在于能否转移到真正识货的收藏家手中。
著名的法云安缦所在的地方是杭州原先一个叫“法云村”的古村落。留在原住民手中，只会不断衰败。安嫚买下小村子后，把整个村子改建成高端酒店。整个法云安缦的设计概念为“18世纪的中国村落”，尽量保持了杭州原始村落的木头及砖瓦结构，房间以不同的形式遍布于整个小村庄中。甚至侍者的制服都使用了与村落极为合拍的土黄色。建成后国内外慕名而去者络绎不绝。如果北京老城的那些四合院能都能象法云村那样落到识货的买家手里，北京古城的价值就会翻倍。现在的旧城就可以延续、复兴。
可是为什么现在北京古城的资产转移不到识货的人手里？这就涉及到房屋的产权问题。
我国平均析产、共同拥有的继承制度，导致老旧房屋产权关系极其复杂，再加上缺少遗产税和财产税，结果旧城房屋产权高度分散，一栋房屋甚至有十几位产权人。即使私房已经属于危房，产权人之间很可能因为意见不统一、无法找到所有产权人等问题而无法达成房屋翻建、修缮的共识，只能低价出租给低收入人口。结果，旧城虽拥有城市的核心区位，但却不得不接受日渐破败的残酷现实。这也使得整体拆迁成为旧城产权重置的唯一途径。要彻底解决历史名城保护的难题，就必须从重新设计产权制度开始。制度不变，任何保护规划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北京历史名城的破坏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首都功能和历史名城在空间上的高度重叠。“首都职能”使得老城区位有着极高的“影子价值”。这也是诱使老城不断被拆除的重要原因。若中央职能（而不是“非首都职能”）迁走，北京古城的压力立刻减少。加上北京市政府的外迁，古城地区的“生态”的顶层会发生根本改变。辅之以产权制度的破题，围绕着古城的新的文化生态立时就会应运而生，古城就会在空间上同北京其他地区形成更高档次的专业化分工。在单中心结构下被长期压抑的各种增长机会就自然会在古城被创造出来，北京古城也就可以在新的更高的经济水平上实现持久地复兴。
记者：提到雄安新区的规划，生态问题是绕不开的坎。新区的生态问题很严峻。一是大气问题。远期目标不论，近期5～10年内空气质量能否达到国标？二是水资源问题。做城市规划一般是以水定产，河北本来就水资源匮乏，如何解决，是南水北调吗？三是水污染问题。白洋淀已是脏水，如果治理？
赵燕菁：大气问题不是雄安自身能够解决的。但雄安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为大气问题的早日解决创造条件。水资源也是如此，不能简单地靠跨区域调水。以色列、新加坡都缺水，但他们都解决了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水资源的解决，更多地要靠市场，靠提高水资源的使用率。只要废水能重复使用一次，就等于水资源增加一倍。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水价。水价高，节水技术才能有需求。只要水价够高，白洋淀的“脏水”就会成为有利可图的资源，污水就不再是废水。新加坡就是通过高水价，使得污水再生、海水淡化、雨水节蓄等措施有利可图，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水资源独立”。
当然，提高水价会加大居民和企业的成本，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将提价获得的收入，全部返还给个人账户（比如社保或养老金账户）。由于税费是按照用水量收取，返还则是按照人头，这相当于用水多的人补贴用水少的人。只要水价足够高，就可以大大增加全社会节水的意识。不仅水的问题，所有短缺的公共资源，包括垃圾、停车等问题的解决，都更多地依靠制度设计，而非工程手段。
记者：对于首都北京而言，雄安新区需要多大的城市规模、什么样的核心功能以及多长的时间能够形成反磁力中心？
赵燕菁：这要看转移到雄安的是什么功能。如果是非首都功能，深圳相对香港反磁力的形成，就是一个有用的参照。香港2015年人口730多万，深圳2016年常住人口1190万人。北京2015年人口2171万人，那雄安城市规模达到2000万以上的人口是必须的。
另一个可能的参照是广州。深圳-广州之间没有物理隔离。深圳城市磁力超过广州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就是人均可支配税收开始超过广州。雄安要想超过北京并形成反磁力，也必须做到这一点。但如果首都功能依然留在北京，北京就可以依赖中央税收。只要中央不允许首都比周边其他城市差（这是可以预料的选择），雄安人均财政收入超过北京就是小概率事件。这样，在雄安规模形成“反磁力”之前，北京必须像香港一样，保持极高的进入门槛。这对没有边控又要维稳的北京，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必定是代价十分巨大。
但如果北京外迁的是首都功能，需要的门槛人口则要少得多。2005年，悉尼人口428万，堪培拉人口只有32.5万（2004年）。同样，2015年纽约人口855万，华盛顿人口则只有55万左右。我估计依靠中央财政，雄安达到200万就足以形成相对北京的反磁力中心。这个规模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短期就可以实现的。比如深圳，1981年人口约36万，1987年就超过100万，1991年就超过226万。只用了大约十年，人口净增接近200万。今天中国的国家能力远超1981年，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还可以更短。而一旦超过这一门槛，雄安就可以无需补贴，进入自主增长。
记者：从世界各国展都、扩都的经验看，并不是都很成功，如巴西利亚。特别是在新区建设初期的5～10年内，肯定会形成大量钟摆式的人口流动，请问雄安和北京的交通联系如何保障？应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模式及配套政策来保证新区建设的成功？
赵燕菁：巴西利亚的成败不能看其本身，而是要看其对里约热内卢城市功能释放带来的效益。只要这个效益大过新首都的成本，巴西利亚就是成功的。首都功能不是同国内其他城市比经济增长效率，而要同其他国家的“首都职能”相比，看谁更能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北京和雄安的距离，决定了北京-雄安间一开始更多的是周往返，或月往返，当日往返的数量不一定很大。因此，北京-雄安也不可能像老城和通州那样依靠钟摆交通解决，这实际上有利于雄安尽快实现自主平衡，避免沦为北京的“睡城”。
如果首都功能继续留在北京，北京要想当好雄安的助攻，就必须缩小与雄安公共服务的落差。途径有三：1）减缓北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这显然和首都功能是矛盾的）；2）抑制要素（主要是人口）流入（这需要更严格的辖区边界管制）；3）让雄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北京的公共服务水平（让渡北京优质资源）。无论哪个途径，都一定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政治代价。但如果雄安承接的是“首都职能”，这几条都不会是问题——雄安建成的那天起，公共服务水平就会达到甚至超过北京。
记者：我们有理由相信雄安新区一定能够成功，请问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一个工程、一个项目或是仅仅是编制了一个规划，或是治好了北京的“城市病”？
赵燕菁： “首都功能”能否充分发挥，是检验雄安成败的唯一标准。只要 “首都功能”依然像今天这样受到“非首都功能”掣肘，哪怕雄安比深圳、浦东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也不能认为是“成功”。雄安的成败不能看自身，而要看“首都”。能否履行“大国首都”的职能，是检验雄安这一剂空间药方疗效的唯一标准。
北京空间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单中心结构却要负载众多顶级的城市功能。这样的结构必然导致不同功能的空间冲突。体现在城市运行中，就是国家活动、经济增长、旧城保护、高房价、交通拥堵等问题相互交织，哪个功能的解决都会导致其他功能的恶化。2004版北京总规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2017年最新版总规又提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多中心和多点，表面看似不同，但都是在回避这个根本问题。正是由于北京单中心空间分解的失败，以致今天不得不祭出雄安这样的大招。
这一问题的空间解决答案就是功能分解。那么这些功能谁去谁留？我的答案是:首都功能外迁更有利于解决北京多功能+单中心的空间困境。首都功能是城市所有职能中对其他功能依附最小、带动力最强的功能。它的去留，完全取决于政府，说走就走，决策输出率高，容易操作。而其他功能大多由市场决定，引导和说服工作时间长，见效慢，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发展机会。
更主要的原因，是过去30年来，中国崛起为世界级大国，首都职能急剧膨胀。“传统首都”面临向“大国首都”的升级的迫切需求。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升级给不同功能空间分配带来的颠覆性影响。雄安定位的摇摆，就在于我们对“大国首都”的功能到底有多大没有一个清晰地判断。
没有判断，也就没有愿景。世界大国本来就屈指可数，北京作为一个管理13亿人口且在国际活动中日益活跃的国家首都，能够作为参照的对象几乎没有。小时候我在北京长大，那时国事活动很少，很久才来一个小国的总统，大家都去欢迎，但一年也就折腾两次。可是现在，超大规模的国事活动持续不断，从全国两会、金砖四国峰会、APEC峰会，到亚运会、奥运会、冬奥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隔三差五就得人口管制、交通限行、停工停产甚至区域戒严。为“首都功能”服务已从偶尔时段的特殊管制，演变为连续不断的日常事件。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上升，今后这样的首都职能只会越来越多。“首都职能”和“非首都职能”间的矛盾也会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伟大复兴刚刚开始，她的首都应该是什么样？这是首都规划必须回答的问题。2004年总规时，曾有人提出把西城区、东城区合并，作为专门的首都区，当年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设想。但放到今天，就算是真的可以做到，也难以满足“大国首都”所对应的职能。中国失去大国地位已久，以至于今天的规划师已经丧失对“大国首都”的想象力。今天的北京，不仅比不上自己历史上曾经的“大国首都”——元大都，甚至还比不上更早的秦咸阳、隋大兴城在当时世界上曾经达到过的高度。
今天真正能作为参照的“大国首都”，只有华盛顿。而华盛顿已经是200多年前的规划。如果今天中国的首都规划还比不上200多年前华盛顿的规划，“千年大计”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是首都的新两翼，雄安距离北京中心城约100公里，北京城市副中心距离北京中心城约20公里，相对较近，这两翼在规模把控、增长模式上应该探索什么新方式？这两翼该如何互动和错位发展？它们会对京津冀的大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京津发展轴是否会弱化，是否会形成串联副中心、新机场和雄安新区的新发展轴？
赵燕菁：通州和雄安是在不同尺度上解决“非首都职能”对“首都职能”的干扰。通州类似于杭州市政府从西湖迁到钱塘江，目的是为“省会职能“腾出空间。我曾把它比作在一个大房间里隔出一个自己的卧室，把客厅留给中央。但北京的首都功能远大于省会功能，即使市政府迁走，增加的空间依然不够大。雄安则是为了承纳北京市政府带动不了的其他功能设计的。这些功能可以是“首都功能”，也可以说是“非首都功能”，目的就是一个——服务“大国首都”。
从大区域来看，雄安虽然选址河北，但北京-天津这一世界级的增长轴依然地位不减。深圳发展初期，采用的是典型的两翼对进模式——沿着深南大道从罗湖和蛇口两端向中间发展，最后在福田形成整个城市的中心。实践表明，这一增长模式极为成功。如果将这一模式移植到更大尺度的京津冀，京津就是区域的两翼，对进的结果，应当是在武（清）大（兴）廊（坊）一带形成区域新的中心。由于高速、机场、港口、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都是现成的，选址在武清，“非首都功能”外迁的阻力会小很多。
天津作为呼应“非首都功能”外迁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应当尽快将武清开发提升到战略层次。如果成功，北京-天津这一世界级增长轴至少可以提前十年形成，其战略意义一点不会小于雄安。如果说雄安是千年大计，武清就是百年大计。两者加上通州十年大计一起，构成京津冀城镇群崛起的三个台阶。
记者：从规划实现的财务政策上，中央会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这两个地区采取同样的政策支持吗？或换句话说，应该怎样获得中央的财政支持？
赵燕菁：中央的财务政策对北京副中心和雄安显然应该不同。北京副中心的财务首先应当由北京负担。不仅因为北京有这个实力，更主要的是因为北京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是受益者。杭州、成都、长沙等市政府迁移，都是由市政府负担而非省财政负担。雄安开发的体制机制取决于雄安承接的是什么职能：如果主要是“首都职能”，就更应当成立独立的首都区，像堪培拉那样，由中央财政承担大部分成本；如果承担的主要是“非首都职能”，一开始就只能复制深圳土地财政的模式。通过卖地实现财务平衡也就不可避免。然后象深圳那样，一次性的土地收益就要逐步减少，直到完全被经常性的收入取而代之。
记者：您曾提出土地财政是中国城镇化得以快速推进的重要原因，对于雄安新区的建设是否要继续坚持这一法宝，还是需要另辟蹊径，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放弃土地财政采用低地价模式，高水平公共服务如何保障？
赵燕菁：土地财政是非常成熟的模式，是浦东、深圳等新区快速崛起的成功秘诀。如果在城市化高速增长的1.0阶段，一次性土地出让收益就是最好、最快的融资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转向现金流为主的城市化2.0阶段，则有很多弊端。如果能够摸索出一套不依赖或少依赖土地财政的新模式，对全国城市化转型都会具有示范意义，其作用不亚于当年深圳开创土地财政。
在雄安，我个人建议采用一种混合式的财政模式，将资本型土地市场和保障型土地市场分开。前者还是采用目前通行的有限期限土地有偿使用模式，通过招拍挂获得初始资本。但这部分土地市场按照一定比例同保障房市场（现金流）挂钩。一开始，资本型供地比例高一点，之后不断减少。到后来转为以保障型土地出让为主。保障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与就业（“五险一金”）挂钩，取消户籍制度。新区采用低房租、低税收、低地价，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利润环境。
在城市化进入2.0阶段后，一次性的土地收入显然越来越不适应现金流支出的增长。成熟国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稳定的税收财政基础上的。税收分为直接税为主和间接税为主两种模式。经济界的主流观点是向多数发达国家那样选择直接税为主。我个人的建议是，可以参照新加坡模式，通过企业国有权益的分红，间接获得现金流——首先，成立城市公众基金，所有打算上市的都拿出一部分原始股形式出售给公众基金，然后公众基金保荐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上市。最后，公众基金通过企业分红（不是税收或卖地），获得现金流收入，用来覆盖部分公共服务支出。
（杜立群、路林、白劲宇、王亮、陈军、徐勤政、杨明，对此文亦有贡献，谢谢！）
嘉宾：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Cardiff 大学博士
记者：文爱平
本文即将发表于 《北京规划建设》2017年第三期，获授权微信首发。
第二篇赵燕菁:赵燕菁：定制的城市
导
读当城市从大而全的规模竞争走向小而专的效用竞争，我们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在何处？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和王亚楠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赵燕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未来城市正朝着定制化城市的方向发展。赵燕菁教授通过援引众多特色城镇的案例，为定制城市出谋划策。
内容来源：UED城市环境设计
采访：YHz，编辑：璇仔
感谢UED城市环境设计授权分享
1— 两类城市 —©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城市增长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增长是当城市的规模由消费者的预算限定时，城市的的竞争方式就是看谁的公共服务更便宜。此时，人口会涌向能提供更便宜的公共服务的城市。
人类如何能够建设一个更便宜的城市？规模。只要城市的规模够大，就可以通过均摊降低成本。比如造一个机场，同样的设计，哪一个吞吐量大，哪个机场的均摊成本就低。像北京这样8000万人的吞吐量的机场，全世界没有几个城市能在成本上拼的过。你可以注意到，一旦区域内出现一个超级机场，区域内其他城市就再没有盖新机场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一旦出现，就像恐龙一样，周边小城市就再也难以获得胜出的机会。
现在的一线城市没有一个小城市，必须是大城市。区域竞争，首先是顶级城市之间的竞争。一旦压倒对手的顶级城市，就可以兼并整个区域。而规模越大，顶级城市就越有竞争力，如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都是如此。即使在城市化水平已经稳定的美国、欧洲，人口也在继续往大城市集中，如美国的湾区、波士顿、纽约，英国的伦敦等。区域兼并通过顶级城市之间的竞争激烈展开。
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要给规模不大的小城市出主意，这类城市的增长机会是什么？显然，通过规模扩大降低成本不是这类城市的优势。这类城市的机会，来自于人均收入的增加。当一个商品的需求不是由人的预算限制的时候，市场需求就不再取决于商品的价格——有没有钱买，而是取决于个人偏好——愿不愿意买。比如说在收入较低的时候，人们都到商店里买现成的、批量生产的衣服，因为便宜。而一旦有了钱，就不再买批量化生产的衣服了，而是为自己的需求定制衣服。
城市的本质也是一种商品——公共服务。依靠巨大的规模，城市可以把公共服务的价格压得非常低。一旦居民人均富裕程度提高，总有一部分人的偏好不能被满足。此时，城市规模的扩大，就不受预算的约束，而是受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种类的多样性所约束。这就是那些无法在规模上竞争的小城市的增长机会。
2— 规则改变 —©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竞争的规则改变后，成本型的城市竞争就被效用型城市的竞争所取代——原来比谁跳得高，现在比谁跑的快。城市之间的竞争方式从看谁能提供“更便宜”的公共服务变成看谁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由于城市的规模越大成本越低，所以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一定是“大而全”的综合城市胜出。显然，只有“小而专”的城市，才能提供“量身定做”的需求。
©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城市能否吸引人口，关键是其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以前成本型的城市竞争，靠的是扩大规模，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现在效用型的城市竞争，靠的则是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用。可以说，其他地区人们的收入持续增加，是效用型城市的前提。所谓“定制的城市”就是量身定做的公共服务，精确满足高价值的个性需求。
那么，这一类城市的规划有什么特点，或者和规模性的城市有哪些不同？
2— 专门化城市规划策略 —规划一创造效用、发现需求从规划的角度，首先要创造效用、发现需求。这种需求是潜在的，在出现iphone之前，没有人知道智能手机的需求。专门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分工，高收入群体越多的城市地区损失的效用就越集中。效用来源于什么地方？不是来源于偏远地区，而来源于北京、上海等无法满足的效用。第一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使我们的城市能够和顶级的富人聚集的地方实现分工。
此时，你能否与高收入地区有所分工，就变得异常重要。举个例子，2000年我们在做三亚总体规划的时候，曾经想让三亚仿效迪拜、普吉岛那样，和全世界顶级富豪区进行分工，结果不可行。差就差在缺少迪拜那样的全球可达性，全世界飞迪拜的飞机远远多于飞三亚的，出入境的管制、货币的管制、语言等等可达性门槛，要远远低于三亚，富豪到这些地方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当时三亚只能同国内城市分工，好在北京、上海、东北、成都等地迅速致富，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三亚提供了足够的需求。
莫干山景观 ©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莫干山交通 ©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莫干山也是如此，与周边富裕地区良好的可达性是其成功的关键。靠近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富裕且巨大的城市，就好像靠近品位极高的富矿，其他的农家乐很难与之相比。
回到今天的主题，未来城市的分工水平有赖于能够连接的城市，而这取决于我们的政府能不能提供这个通道。
规划二区域交通
相比于小城市内部的交通，小城市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交通更重要。由于高净值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对时间非常在意，因此，“省时”的交通模式（比如飞机），就要比“省钱”的交通模式更重要。
在这方面，云南的交通组织方式，可以作为未来城市交通模式的借鉴。云南有个特点，所有的飞机都不是直接飞北京、上海、天津，或者是纽约、芝加哥，全都要飞到昆明，这样造成了一个枢纽机场的效应。90年代，我们在景洪（西双版纳）做规划时，景洪到昆明的飞机有十几班，而只要到了昆明，飞全国的飞机就数量很多了。
云南航空枢纽图 ©图片由赵燕菁教授提供
如果每一个小城市的机场不是对应昆明，而是都对应大城市的话，实际上选择性反而会下降，更少的班次导致交通可达性的降低。未来的城市如果选择效用型竞争，就一定要和最大的枢纽联系起来，这是提高分工水平的一个前提。
规划三人口规模
在做城市规划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人口规模——多好还是少好？如果是规模竞争，一定是有效人口越多越好，这样才可以通过均摊降低成本。但如果规划的是“定制的城市”，就不是规模越大越好。相对于有限的消费规模（流动人口），本地人口越少，人均收益才会越高。
迪拜是典型的专门化城市，本地人口仅为38万，实际上其日间活动人口340多万，城市服务人口250多万，过夜游客更是高达1490多万！而真正创造价值的正是这些过夜游客。2016年迪拜国际机场的吞吐量达8365万人，大量的流动人口为迪拜带来巨大的消费收益，若这些人都把全年最有价值、开销最大的时间集中在迪拜，迪拜的收益可想而知。对于“定制的城市”，人口结构比人口规模更重要——本地人口比重越低，每个人分得的财富就越多。
第三篇赵燕菁:赵燕菁：福建大棋局
原标题：赵燕菁 | 福建大棋局——厦门空间战略的区域视角
引
“不谋天下者，不足以谋一域”[i]。
不理解福建的战略利益，厦门的空间策略就无从谈起。过去十年，福建省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位次不断下滑[ii]，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战略层次的思考。愿景不等于战略，目标不代表行动。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概念，顶多是一种愿景。只有可操作的战略，愿景才能转化为行动。
战略是最稀缺的资源。改革三十年，福建在国家战略中无足轻重。无论东部崛起，还是西部开发，福建不是配角，或者干脆缺席。2008年后，海峡两岸的战略互动开启，福建地位骤然提升。但机会仅仅意味潜力而非现实。现实是,福建对台湾的影响，不仅比不上北京、上海，甚至比不上东莞、昆山。海西的战略“抓手”在何处？
战略需要想象，但想象代替不了战略。战略必须可触摸、可操作。唯有具体，才能摆脱空谈。
一、合作还是竞争？
空间战略的核心是组织要素。
阻碍福建省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水、环境）配置效率的是制度，而不是基础设施。制定战略，就不能回避制度设计。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战略；有什么样的战略，就有什么样的行动。长期以来，福建省的城镇体系被分为福州和厦漳泉两大战略集团（图1）。这样的划分的，并非依据对福建空间本质的理解，充其量，是对空间表象的一种描述。但这一描述，却长期误导政策的实践。
图1 传统解释：双中心的福建城镇体系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
理论是战略的先导。
思考空间问题，前提必须是竞争[iii]。传统区域规划强调的是区域间如何整合，如何合作。但现实中，凡成功地区域合作，必定是建立在区域竞争基础上的讨价还价。不仅城市如此，省一级如此，国家之间也同样如此。
财政核算体制决定了任何区域合作，都必须基于区域内利益主体的竞争。脱离竞争的“整合”，必是一厢情愿。竞争并不一定意味着消极。如果说计划经济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竞争，那么，中国改革的成功，则离不开激烈的区域竞争。因为唯有竞争，才能发现价格；而唯有正确的价格，才能优化各种经济要素。
放眼国家经济版图，哪里竞争激烈，哪里发展就快。分属不同省市的长三角是如此，同属广东省的珠三角也是如此。最近，北京-天津经济圈、成渝经济圈的崛起，也同样是如此。竞争，基于利益的分歧。其最优结果，却可能是利益的整合。
行政整合的本质，是财政的整合。西方国家很少诉诸行政合并，乃是因为发达的市场制度提供了多样化的替代手段。即便如此，欧洲债务危机也表明，缺少财政的整合，即使货币完全统一，经济也无法真正一体化[iv]。
基于合作的区域战略转向基于竞争的区域战略，关键是要形成一系列初始条件近似，大体上在一个起跑线上的经济实体。福建山海，落差巨大，无论资源禀赋还是基础设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从一开始，山海之间就无法展开有效竞争。
福建的区域战略必须从“合纵”改变为“连横”。
九大地区应从山到海重新划分为经济规模相当的三大城市集团：1）福州+宁德/南平；2）泉州+莆田/三明；3）厦门+漳州/龙岩。然后，将三个集团都升格为副省级，分别形成厦门-泉州-福州为中心的三个超级城市，各自整合九龙江（厦门+漳州龙岩）、晋江（泉州+莆田三明）和闽江（福州+宁德南平）三大流域，构成“全要素”的“山-海”格局。
这样，就形成了资源禀赋互补，都有出海口，行政地位相当，平行竞争的空间格局。外部交易的要素，变为内部配置的资源[v]。交易成本大幅度降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在空间上重组（山区做减法，沿海做加法），使得要素使用效率大大提高。所有各方（山或海），在交易中都可以最大程度获益。各种要素，都可以获得最大的价值[vi]。
图2 依托流域，“山-海”整合
省政府只需抓住福、泉、厦[vii]，而将腹地交给三个中心城市[viii]。福州、厦门、泉州三大城市集群的内部基础设施，自然会从各自的沿海向腹地延伸。整个海峡西岸形成以海岸线为骨干，三大城市为基点，各自向内陆树枝状延伸的基础设施分布（图3）。三个城市集群内部，功能互补；三个城市群之间，则允许产业重叠（如石化、港口）。在此基础上，鼓励三大城市集群在所有层次上展开竞争。
图3 福建城镇群结构
海峡西岸的概念可大可小，关键是匹配的政策。不同的行政边界，各行政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同，要素配置的效率和方式也不同。“山—海”平行，山区各市就必须仰仗省一级财政统筹和转移支付；“山—海”一体，三大龙头城市就会自动配置资源，开发各自的山区腹地。山海之间的内部交易，会自然缩小两者间的发展差距[ix]。
二、厦门的同城化策略[x]
同城化的本质，乃是区域的一组联盟。
任何联盟，首先必须明确各方在其中的利益。空间整合之所以成少败多，就是因为认识不到（或者不肯承认）参与各方的利益。同城化不是做慈善，也不是扶贫，更不是救灾，而是利益交换。缺少利益交换的结盟，不可能持久；只满足一方利益的结盟，不可能存在。
厦门在同城化中的利益是什么？第一是空间，第二是资源。
先看空间。所谓空间短缺，乃是相对于经济结构而非经济规模。无疑，经济规模越大，需要的空间越大。但厦门的空间短缺，并不是简单的面积不足。
下面这组数字很说明问题。厦门1565平方公里，2008年GDP1560.02亿元。而同期，浦东新区532.75平方公里，GDP3150.99亿元；深圳1953平方公里，GDP7806.54亿元；同647平方公里的新加坡（2010年2200亿美元），1100平方公里的香港（2010年1.7万亿港元）比，厦门空间面积对应的经济潜力差距更大。
差距原因？腹地。
所谓腹地，乃是区域内顶级城市垂直分工覆盖的范围。顶级城市为周边提供服务，周边对顶级城市创造需求。腹地的经济规模和水平，决定了顶级区域发展的规模和水平[xi]。
放眼区域，那个城市可以成为厦门的腹地？显然不会是泉州。无论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泉州都高于厦门。在厦泉漳同城化中，泉州不仅不是厦门的腹地，相反，乃是厦门的主要对手。
对泉州而言，厦泉漳天生就是一个不利的战场。厦门由于地理位置占得先机。这就是为什么三市中，泉州必定是同城化意愿最低的一方。厦泉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属于水平分工。厦泉漳同城化越成功，泉州就越处于从属地位。泉州是闽商的主要发源地，留住乃至吸引企业总部，乃是泉州经济的本能。作为拥有过福建最辉煌历史的泉州，很难容纳厦门展现出的雄心。
漳州则正相反。加入厦门，利益最大。厦门的港口、机场、教育、医疗等，可以大幅提升漳州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只要用厦门概念，对于外来的资金和劳动力的吸引力就会成倍增加。漳州的招银、角美，实际上已经纳入厦门经济圈。漳州新市区也在向厦门大幅靠拢。加入厦门，对于漳州人而言，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和心理包袱。三市同城，漳州获利最大——而且越紧密，获利就越大。
漳州负载着厦门的雄心。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得漳州者得“天下”。只有成功整合漳州，厦门才具有和泉州竞争区域龙头的资格，才有可能在更远的将来，将泉州吸入厦门。反之，厦门就只能在区域分工中平行于泉州，时局有变，就有重被泉州经济圈吸收的危险。
再来看资源。
区域整合的利益，来自于资源的互补。厦门拥有的是资本和项目，缺少的是土地和劳动力。显然，厦门和漳州的资源要素可以互补，而同泉州则会竞争。从战略角度，厦门最短缺的不在地，而在水。
纵观厦门发展的全部历史，水，一直是高悬在厦门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厦门水源，绝大部分来自漳州。“龙江精神”凸显出的，乃是厦门对漳州水资源致命的依赖[xii]。土地之所以短缺，很大程度上乃人为所致（农转用指标）；而水资源短缺，才是厦门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这一资源上，漳州和厦门恰存互补。
厦门整合漳州(乃至龙岩)的核心动力，就是水。在水的分配上，稳定的机制远未形成[xiii]。厦门必须抓住同城化之机，彻底整合全流域的水资源，不论代价多少。同城化，水资源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不会永远有低成本的优质水源。不仅是水量的问题，更是水质的问题[xiv]。但在这方面，属于晋江流域的泉州，完全可以作壁上观，抽身事外。
“龙头”不是封的。对于厦门而言，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深度整合漳州——最优的策略是合并。非如此，不能形成足够的腹地；非如此，不足以充分利用漳州的土地，特别是水资源；非如此，漳州的区域地位无法实现质的提升；非如此，厦漳就不足以吸引泉州加入厦门经济圈。
厦门的策略应当是:首先彻底整合漳州——最好是通过行政合并；再北上龙岩，实现九龙江流域一体化；然后，借力高铁，前出潮汕平原。
图4 厦门整合：先漳州，后龙岩
同泉州的合作，则要由近及远，由低渐高——先南安、安溪；然后徐图晋江、石狮；如果届时泉州成功整合莆田、三明，厦门就要准备和泉州水平分工。如果泉州依然孤立，就择机实现大厦门与泉州的融合。
任何一体化，必基于竞争。城市联盟如同企业联合，或整合，或兼并，背后无不隐藏竞争杀机。厦门决不能想当然以为自己已经是区域龙头。先谋后动，落棋无悔。谁率先完成对腹地的整合，谁就可以赢得先机。越早认识这一点，战略上就越主动[xv]。
厦漳泉同城化，不是孤立的短期行为。必须放到区域竞争的大格局下，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长远。短短几年，上海整合了浦东，天津整合了滨海，重庆整合了江北，西安整合了咸阳，成都整合了天府，合肥整合了巢湖……;再远，广州整合了番禺、花都，杭州整合了萧山……;而海峡对岸，五都整合已然先行一步……[xvi]；厦门对腹地整合速度的快慢，不仅影响厦门自身，而且影响整个福建在国家版图中的地位。
有人说，同城化不必行政整合，这就相当于说，皮肤联在一起，而骨骼、血管不必联系在一起。行政整合，如企业兼并，乃是区域一体化的最高形式。相比低水平的城市联盟，虽然困难更大，风险更高，但收益也更大。
非常之时，需非常之策。不敢冒足够的风险，就会在区域竞争中越落越远。
三、“城市病”与空间结构
市中心建设高架，乃是“城市病”恶化至不可逆阶段的典型症状。广州如此，上海如此，北京也同样如此。厦门刚刚通车的仙岳路高架，显示出厦门的“城市病”，正在步一线城市的后尘，快速进入其临床的晚期。
厦门正在同日益恶化城市病赛跑。
过去几年，厦门老城密度继续增加、岛内外落差持续扩大、岛内设施不堪重荷。所有熟悉厦门的人，来到厦门后都会明显感觉到厦门正在迅速失去往昔的宁静、优雅。全市50%以上的城市建成区和城市人口聚集在仅134平方公里的本岛土地上，全市65%的就业岗位也集中在本岛（171万就业岗位，本岛占110万）。轿车进入家庭，是引爆城市拥堵的主要引信。
图5 密集的本岛：现状用地及人口与就业岗位分布
资料来源：厦门市规划院，《2011总体规划检讨》，2012
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结果。近几年，厦门跨海通道迅速增加。但现实表明，跨海通道只有和城市结构调整同步，才能达到分解本岛压力的作用。中心不出岛，跨岛通道的建设就非但不会减轻岛内负荷，反而内吸更多需求——更好的“血管”，使“心脏”承受的压力更大；更多的跨海通道，只会使城市中心负担增加。
图6 入岛通道越多，本岛压力越大
资料来源：厦门市规划院，《2011总体规划检讨》，2012
更为严重的是，统计滞后导致了对恶化程度的误判。厦门本岛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停车）和公共服务（如学校、医院）都是按照上一版总体规划2010年252万人作为规划依据的。但刚刚公布的五普数据显示，2010年厦门实际人口已突破353万人——整整增加了100万人[xvii]！其中本岛更是高达186万人——超过总体规划合理人口将近一倍。厦门城市病恶化程度，已远超早前的判断。规划预留的缓冲空间，已被吞噬殆尽！
厦门的挫败并不孤立。比厦门规划控制更严的北京，也曾试图减少老城压力，结果失败了；广州十年前开始限制老城，建设新城，结果也失败了……；“城市病”如同急性流感，在短短的十年内放倒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其实，他们的病因都一样——单中心的城市结构。
城市如同一个生物，起初是单细胞的坯胎。随着增长不断分化出各种专门功能的器官。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房子，它的扩张，不应是简单空间面积的扩大，而是不断增加卧室、厨房、餐厅……等一个个专门的空间。但是失败的城市，却不能及时实现城市功能的空间裂解，而放纵自己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自由漫溢。
这些外溢发展，无一不是围绕着原有的中心。使得老城不得不负担比以前大得多的功能。城市外部的任何扩张——新城、卫星城、工业区、居住区、机场、码头……，只会导致更多的血液流向心脏。这就如同肥胖一样，脂肪的堆积，不仅不会分担心脏的压力，而是会不断增加其负担。
面对压力，大部分城市起初都是选择保守疗法。比如，越来越多的高架桥。但是，高架桥就如同心脏搭桥，导致城市病的“病根”——单中心的结构并没有解决。从来没有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靠“保守疗法”治好过城市病。大部分城市下决心治疗时，都会发现最佳的“治愈窗口”已经失去。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像北京、广州那样选择“保守疗法”[xviii]。最早跳出老城建设新城的，就是青岛。然后是深圳、苏州（厦门当初新政中心从老城迁至筼筜湖，也属于较早调整空间的结构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加入这一行列的城市越来越多。省内的龙岩、漳州、泉州、南平……，省外的成都、长沙、杭州、西安、南宁、郑州、济南……。
2011年6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决定建设首都联邦区并将中央政府部分职能迁往新区（4万联邦官员及20万名家属），11月2日，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进一步提出市政府迁出老城的计划。莫斯科面积将因此扩大16万公顷[xix]。无独有偶，2012年7月1日，韩国世宗市正式启用为“行政首都”。包括总理办公室在内的韩国16个政府部门、20个政府下属机关将在2014年前迁往新都。届时，1万多名中央政府公务员将在世宗上班。
所有这些规划实践，都指向一个方向——从单中心结构转变为为多中心结构。这是目前已知的，可以治疗“大城市病”的唯一药方。
图7 深圳：多中心结构的典范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相比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厦门又是幸运的。由于在城市规模还没有膨胀的过大时，轿车就开始进入家庭，这就为厦门调整空间结构，应对交通模式的急剧变迁留下了可能。只是这样的可能转瞬即逝。稍一犹豫，就会错失解决城市问题的最后机会。
上世纪30年代，厦门高速发展时，城市重心成功从鼓浪屿移向本岛；现在，厦门则面对其城市发展史上第二次重心转移——从本岛移向大陆[xx]。
不能说厦门现在才意识到这些问题。10年前，朱镕基就提出厦门要壮士断腕，跳出本岛；2002年，习近平就要求厦门“跨岛发展，拓展岛外”。特别是2003年左右提出的海湾城市发展战略，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岛内多区合并、岛外撤县设区），为城市结构的调整做出了战略上的准备。
陆续通车的海沧大桥、集美大桥、杏林大桥，特别是2010年，翔安隧道通车，标志着跨海发展条件的成熟。此时，如果城市空间不能及时调整，无论采用怎样的规划手段，本岛都一定会车更多、楼更高、人更密。特别是如果不及时将本岛核心功能外迁，跨岛通道所起的作用就会与当初的设计目标相反——导致本岛压力骤增，而不是压力的纾解。
也许有人寄希望地铁之类的技术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交通问题。北京的经验告诉我们，地铁和高架桥没有本质的差别——可以延缓症状，却不能解决问题。更危险的是，密集地铁在老城的汇聚，将使中心区的转移更加困难。一旦城市在高速发展阶段没有及时转型，城市就会被锁定在单中心结构——就像今天的北京。
厦门必须抵制饮鸩止渴的诱惑——每一条高架的建设，就是逃避彻底治疗的借口；厦门必须拒绝“刺激-反应”式妥协——每一个妥协的叠加，就是本岛的负荷的增加。厦门必须明白，问题出在策略而非规划。没有一个城市曾经靠“规划”，解决过空间结构带来的问题[xxi]。把责任推给规划，是一个容易的借口，但不会解决问题。面对变局，最需要的是战略远见和政治意志[xxii]；最危险的是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
四、厦门的空间调整
未来五年，厦门必须立刻开始空间结构的调整。没有人愿意离开服务完善、设施齐全的老城。拒绝外迁的借口，永远都会存在。不要指望形成共识后，方开始行动。成功的政府，从来都是领导，而非追随。各种抵制在一开始就必须被计入“成本”。
调整城市结构，不仅仅是工业的外迁，而必须是核心功能的外迁。近期，厦门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岛内的货运码头外迁；第二，全市的行政中心外迁。
厦门的火车站已经开始向集美转移，厦门的机场外迁翔安也是箭在弦上。唯有东渡港，依然吞吐着上百万标箱的货物，占据着四分之一以上本岛岸线。厦门以港立市。“港口和风景旅游”，是国务院确定的厦门两大城市性质。港口在厦门的地位的确与其他城市不同。但这并不意味厦门港必须在本岛。纵观世界各国的港口城市，随着城市发展，港口无不从原来的中心区退出。尽管港口在这些城市兴起中，曾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城市发展的规律依然迫使港口退出中心城区。纽约如此，伦敦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是如此。
2010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徘徊在在600万标箱左右。与预计的1000万标箱，相差甚远。而仅分布九龙江口南北岸的海沧港和招银港区可建吞吐能力，就有约1900万标箱。即使本岛集装箱全部转移到岛外，现有能力绰绰有余。而只要港口外迁，岛内交通压力可以马上降低20%；置换出上百亿的土地；相关物流、工业用地可以退二进三；邮轮、会展、旅游、娱乐经济应运而生……。
厦门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就是，只要港口不外迁，厦门本岛的空间压力、交通压力，就不会有解。本岛新增的各项功能，就不可能找到足够的空间[xxiii]。
相对港口外迁，争议更大的是行政外迁[xxiv]。
争议一：是否必须外迁？过去3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历程表明，凡是高速成长却拒不调整结构的城市，无一不陷入瘫痪的挣扎；凡是赶上过去十年黄金增长期及时调整结构的城市，大多开始收获“多中心”的好处。空间调整，最大的风险是未来宏观经济会的波动。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随时会影响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厦门势必首当其冲。但同时，最大的机会也来自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可以部分对冲外部市场流失的影响。
争议二：是否现在外迁？如果厦门维持过去十年的高增长，现在外迁也已经晚了。随着地铁等设施的建设，中心外迁的最佳时机随时都会丧失[xxv]。如果未来经济急剧减速，远离根据地，建设岛外新城，风险就会成倍放大。这意味着资金准备，必须双倍于过去流动性极度充裕的“黄金十年”。但反过来，成功的空间调整，则可以作为逆向操作的工具，防止经济增速下滑。典型的案例，就是厦门30年代逆世界经济危机而上，大力拓展新城，形成了厦门城市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xxvi]。
争议三：本岛会否衰落？鼓浪屿撤区后，压力骤减，但发展动力随之消失。近年来，鼓浪屿居住环境不断恶化。欧美国家高收入居民外迁郊区，都曾导致中心区的衰落。但中国的经验却显示，高速成长过程中，老城衰落可能极低。这是由于老城自身增量，足以弥补损失存量。同鼓浪屿不同，即使政府外迁，思明区政府犹在。思明是福建最富裕的区，可支配财力不输十年前厦门，即使省内地级市，也罕有其匹。但长期以来，发展动力却受到市政府的约束。市政府外迁，束缚减少，反有助于释放区级发展潜能。
争议四：往东？往西？向东，靠近机场、泉州；向西，靠港口、漳州。[xxvii]厦门的新中心区选择，关键看厦门的产业方向和区域雄心。按照市场流理论（周一星，1998；赵燕菁，2001），只有向下游建坝，才能将“经济水库”做大。泉州方向，就是区域市场流的下游。如果厦门目标在第二产业，收编漳州后，小富即安，应当趋向物流中心（港口）——选址马銮湾；如果厦门志在逐鹿“南福建”，成为区域领袖，就应以发展高端服务为产业目标，新中心区就应趋向人流（机场）——选址翔安。
图8 市场流与行政中心选址
五、翔安、金门与海西
空间经济，既有波峰，也有波谷。发展潜力最大的，既不是波峰，也不是波谷，而是落差最大的地方——比如深圳。厦泉漳三个城市之间的走廊地带，是福建最重要的战略增长轴。显然，在这个走廊里，厦门和泉州间的翔安-晋江地区，就是这条增长轴上最顶级的区位。
特别是枢纽机场的选址，更加奠定了翔安-晋江在海峡西岸的特殊地位。现代城市的发展表明，机场（高端人流）的因素已经取代以前的港口（货流）和火车站（货流和低端人流），成为更重要的城市动力[xxviii]。新机场建成后，周边要素必然向此汇聚。整个福建，绝无第二个地区在发展潜力和区域地位上可与翔安-晋江相比。
图9 机场奠定翔安-晋江区域战略地位
厦泉之间的晋江至翔安地区，是厦泉决战的主战场。厦门必须尽快出手。晋江强翔安弱，则泉州取得区域主导权。相反，若翔安利用机场等区域要素，将南安收入囊中，便可一鼓而下晋江，进而实现苏树林省长提出的闽南“小福建”整合大业。
翔安之于福建，相当于南沙之于珠三角。无论厦门政府是否迁入，其区域地位也不会减损分毫。而远离这个轴线，受影响的反而是行政中心的地位[xxix]。
抢先在翔安构筑制高点，便可登高而招，南安、晋江就会渐次脱离泉州，融入厦门经济圈；反之，南安、晋江率先崛起，翔安就会被逆向吸入泉州。区域竞争，战场的位置决定生死。拥有主场，就拥有根据地，就可以制定比赛的规则，就能建立起以我中心的区域秩序。临高直下，江河千里。晋江已然落子，厦门不可不察。
图10 以翔安为核心的区域秩序
翔安的更大价值，还在于金门[xxx]。
福建的地位在对台。对台的抓手是金门。就国家战略价值而言，不只平潭，福建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同金门相比。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区域发展战略中（包括所谓海西发展战略），都有意无意地回避金门。在热闹非凡海西规划中，近在咫尺的金门，就像厦门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子，处于福建空间战略的盲区。
不久前，金门政府委托美国AECOM公司编制战略规划。带队到厦门调研的金门官员一定要见我。席间，我问，金门的定位？答：生态保育、两岸花园。如果此策成真，势将与我利益背道而驰。
金门，是台湾“蓝色”最深的地区，是“统派”的根据地，是统一理念渗透岛内的桥头堡。金门人说，即使台湾真的想独立，金门也会加入大陆。这在“独”意渐浓的台湾，乃是一个罕见的异数。这恰是金门的战略价值所在。过去20年，台湾政治赋权，已逐渐转为自下而上。在这一情势下，金门在岛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端赖其人口和经济占台湾比重。
台湾人口2300万。大选决胜只在数十万票，甚至数万票之间。金门面积150平方公里，10万8千人左右，实际居住人口不到5万人。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微不足道。对比之下，面积更小的厦门（130平方公里），2010年本岛人口已达180万。
大陆高速崛起，时间在我一边。故大陆的战略目标，应在维持台海不变。台湾如船，金门如锚。金门只有足够重，才能使台湾不至被不测之风暴卷走。故此，金门重，则福建重，则海西重。福建的战略利益，就是全力增进金门在台湾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分额。
金门只要有100万人（包括籍在金门，住在厦门的人口），就可占到台湾人口二十分之一。人口多，可以通过选票，影响岛内政治；金融强，可以通过货币，操控岛内经济。如果达到200万人（含厦门在金门投票者），就足以影响岛内政治平衡。规模，决定了金门在区域战略格局中的价值。
在海西的战略棋局中，金门应当成为台湾的迪拜、香港。翔安的作用，就是作为金门的“影子替身”，引领甚至“逼迫”金门成为台湾的顶级城市[xxxi]。
中央入金，势将引起对岸战略警觉。厦门入金，利之所在，民意趋之，岛内无从拒阻。入金，乃福建的无可替代之职责。福建一定要深度渗透金门——或明修栈道，或暗度陈仓。此乃国家战略使然。此一战略中，翔安作用无可替代。
第一步，争取翔安、金门共用机场。金门机场多雾，适航条件差，限制福建透过金门入岛的通道。然后开放厦门（金门）机场飞台湾有航权的国际航线。以大陆的市场为代价，使金门（厦门）机场迅速取代岛内机场（如桃园）成为台湾通往全球的口岸[xxxii]。这样岛内飞机就会以桃源为枢纽，转为以金门为枢纽。对外枢纽既定，市场就会迫使岛内相关产业外移金门。
第二步，仿效机场模式，创造条件，让两岸的贸易金融和其它产业向金门集聚（比如可以给金门比香港、上海、澳门更大的金融特权和市场优先，鼓励两岸贸易集中在金门-厦门交易）。同时，让金门的医疗、教育、治安，甚至城市风貌、建筑品味等等，各种公共产品远远超过台湾本岛；要吸引台湾精英在金门就业、发展；要使台湾的金钱在金门汇聚、增值；要让金门成为台湾的高技术创业的“天堂”；要让金门的文化成为台湾最新潮文化的策源地……最终，引导岛内的资本和人员向金门大量汇集。
届时，金门的时尚，就可以引领台湾的时尚；金门的舆论，就可以左右台湾的舆论；金门的选票，就可以成为“关键的少数”。统一的声音，就会压倒分裂的声音。台独的阴谋，在弱化金门，必要时弃金门脱陆；我们的战略，必反其道行之——要强化金门，必要时假金门入岛[xxxiii]。
台湾战略思考和行动能力向来低下。寄希望说服台北采取行动，无异于缘木求鱼。台湾政治制度，使得政治家只能追随民意，而无力领导民意。岛内操弄民主，为台独创造空间，同时也为我影响台湾政治创造了条件。
金门决策层级低，民意影响大，为我提供介入金门之机。借助民意，引导民意，决定了推动金门战略，必由下而上，先民后官，以民意驱政府，以地方促中央。福建之金门战略，应以本土住民为基轴，造福金门住民，争取金门住民，扩大金门住民，提升金门住民。
台湾如鱼，金门如饵。下好金门这粒棋子，不仅要眼高，还要手疾。海峡时局，瞬息万变。难以等待平潭形成战略级的影响力。一旦情势逆折，战略机遇顿失。翔安依托厦门，启动速度远超平潭。
翔安之战略价值，不唯泉厦，更在金门。纵观全局，无子能代。只有在国家大棋局里，翔安，乃至福建，才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结 论
世事如棋。
没有当年华中、山东两大野战集团的合并，就不会有淮海战役的胜利。将几大战略区，整编为四大野战军，更是解放战争决战阶段的关键之举。总量不等于力量。福建崛起，必先完成三大中心城市群的整合。只有在全省大棋局里，每个棋子才能有意义地行动。散兵游勇，规模再大，也无法展开战役级别的布局。各市无序发展，只能是战术盲动。
战略性的行动，必是在全局性重要的区位展开的行动。四川举全省之力建设天府新区，是战略性的行动；天津借国家之力建设滨海新区，也是战略性的行动；西安启动西咸新区、广州谋划大南沙、深圳开拓前海，同样是战略性的行动。“大国以天下观一隅，小国以一隅观天下”。厦门的战略，必须放到世界来思考。
福州一翼，或许具有省域的重要性，而只有厦漳泉，才具有国家级的重要性。厦泉漳三市争雄，先整合者得先机。合，才有资本；合，才有腹地。厦门必先合漳州，方能举两地之力，上联龙岩，东叩泉州，南控金门，前出台海。
厦门的短板，在于城市结构。单中心的结构，限制了厦门的规模，抑制了厦门的雄心。“城市病”不会随时间不治自愈。决策者必须放弃侥幸心理。越早正视这一点，厦门就越主动。未来五年，厦门要尽快从“鹭江道-鼓浪屿”，转向“观音山-翔安”，进而形成一东一西，两翼齐飞的双中心结构。厦门要挑起区域的重担，必先撑起自身的重量。自身问题不解决，任何区域角色都是空谈[xxxiv]。
战场的选择，决定了战役的规模。放弃渡江，选择江北作为战役主战场，使粟裕成为军事战略家中的王者[xxxv]。决战海西，同样需要战役级的空间谋划。在这场重塑“南福建”经济版图的大角逐中，谁是胜者，取决于谁能选择更有利的战场。淮海战役的经验是，坚持依托根据地，坚持内线作战，才能抵消对手的优势，克服自己的弱势。
战场博弈是如此，经济竞争更是如此。厦门一定要争取本地成为决战的主场——唯有主场，才能尽享规则制定之利。厦泉之间，乃四战之地。天下有变，势为兵冲[xxxvi]。不为我取，必为他用。故此，岛外落子，应首重翔安。
赵燕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Cardiff 大学博士
文章发表于《城市规划学刊》201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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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i] 语出清代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原文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ii] 1990年，福建落在全国第14。2000年，GDP连续超越数省，排名曾居全国第10位。但过去10年，福建连续被湖南、湖北超过。退到第12位。与紧追其后的北京、安徽差距不断缩小。其中，安徽2010增速接近15%，福建勉强超过9%。
[iii] 最早用财政联邦制来解释区域竞争的有钱颖一（1998）、杨小凯（1997）等海外学者。张五常（2009）则将地区竞争上升为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
[iv] 克鲁格曼2012年7月18日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地区间生产力也存在巨大落差，地方政府也有巨额债务，但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危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各地区间的财政联盟（联邦政府）。这一观察，也适用于解释经济发展落差更大的中国。
[v] 比如，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土地紧缺；山区则有土地资源，但缺少投资。财政统一后，就可以将山区的土地指标置换沿海投资——总的占用耕地没变，但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了。沿海地区的投资或转移支付，重点投向劳动力，特别是职业教育：一方面给沿海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一方面减少内陆地区土地的压力，提高人均耕地占用水平。
[vi] 这样，厦门就不必为没有空间吸引PX这样的大项目发愁（完全可以放到漳州），龙岩也不用担心本地的企业、资金，流失到厦门（财政在一个锅里）。沿海城市还可以通过内部转移支付，补偿山区保护水源带来的损失。山区各市遇到灾害，沿海对应城市自然成为救助主体，而无需省里统筹。
[vii]如协调龙头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市际轻轨、铁路、高速路、机场）。
[viii]在这个结构基础上，重新考虑全省大型基础设施的配置和规划，并确定哪些由省里建设，那些由中心城市建设，那些由区级政府建设。唯有如此，福建省才有资格参与区域乃至国家层面的竞争。
[ix] 省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可以有两个方向。第一，权力下放。由于大部分发展的职能都下放给中心城市，省一级机构的行政资源（如机构编制）可以大幅向中心城市转移。在总编制不变的情况下，加强中心城市的力量，提高中心城市的行政级别。第二，权力转移。在长乐甚至平潭建立独立的“省会区”，并将省政府转变为有完整土地财政权的“城市政府”（类似直辖市）。
经略福建，平潭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对于平潭可能存在的风险，决策者必须保持清醒。同天津滨海、西安西咸、成都天府的超大规模城市新区相比，平潭岛最大的不同，就是孤悬海外，远离经济发展重心，没有任何城市可凭依托。尽管投资巨大，但其区位（战场）并不具备战役级经济要素展开的条件。珠海当年举全市之力，冒进西区，一棋落错，至今没有翻身。
解放战争初期，为减轻延安压力，刘邓被迫远离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的刘邓大军，处境极为艰难，不得不在进山3个月后的12月进行了分兵。刘伯承率中原局机关及1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1纵）转出了大别山，移往豫西。一个月后，邓小平也走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蒋介石则在1947年12月29日宣布：“大别山的剿匪军事，初步的工作已经完成。” 刘邓大军出征时12万余人，到走出大别山，全军减员至5万余人。由于丧失大部分重武器，几乎组织不起战役规模的行动。刘伯承等人在8月10日给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中原野战军）1、2、3、6纵，对返回大别山几乎是谈虎变色。”
平潭时运不济，正好赶上国际金融海啸、主权信用危机、国内地产下行。一旦项目烂尾，资金无法接续，就会重演刘邓脱离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式的战略冒险，甚至把福建经济拖至危险海域。
非常之时，需非常之举。两条路，其一，壮士断腕，适时收缩规模以待良机；其二，将平潭变为战略级重要区位。办法之一就是省会落地长乐甚至直入平潭（也可仿效成都、西安，市政府迁马尾，省政府迁长乐）。长乐乃福州最关键之发展区域。省会外迁长乐，无疑更是一招险棋，且不说政治阻力，财务风险也很大。但此举可以盘活省会在福州的存量资产，提升平潭融资主要来源——土地的价值。惟如此，方可能维持必须的大规模、超常规的投入。未来五年，需要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级的投入，平潭方可越过存活门槛，进入财务良性循环。如此巨额投资，一旦无法回收，福建没有一个城市有能力施救。递次式投入资源，很难达到启动所需临界点。一旦资源耗尽，平潭不仅不足以完成中央赋予的职能，自身也将陷于极大的财务风险。
[x] 任何战略，首先必须有实施主体。“海西”实施主体是福建省，战略对手乃是周边各省，其规划可以是省政府编制的统一规划；“厦漳泉”的实施主体是三个城市，其战略就只能是三个城市在同城化的框架内，寻找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结合点的独立规划。因此，只存在“厦门的”战略，“漳州的”战略或“泉州的”战略，而不存在“厦漳泉”的战略。
[xi] 上海、香港区域地位，并非仅靠内部产业提升，而主要是因为其垂直分工腹地内，产业不断扩大提升；而台湾地位之所以下降，就在于其垂直分工产业不断流失到东莞（香港腹地）、昆山（上海腹地）。福建近年的边缘化，就在于缺少参与顶级比赛的中心城市。城市衰则腹地衰。区域中心竞争力的丧失的后果，就是在区域分工中，逐渐沦为他人的腹地。
[xii] 这与珠三角非常相似。区域规划外人看到的都是合作。参与者才知其中的利益所在。其中，讨论最激烈的根本不是谁是中心城市，也不是那个城市规模多大。大家都知道，谁是中心，市场说了算。真正最激烈的争夺，出现在分配珠江流域（特别是珠江东岸广州、东莞、深圳惠州和香港）水资源。草稿征求意见，所有城市都是主要领导亲自出面。目标只有一个，水资源指标。
[xiii] 枋洋水库换招银隧道，暗示缺少利益交换的“龙江精神”，已不适于今天的市场环境。
[xiv] 从广义的环境角度看，离开漳州，厦门根本无法独善其身。
[xv] 同城化不一定是利益均沾，而可能是有失有得。即使是多方共赢，也会有获利多寡。厦漳泉利益不同，目的各异。三者关系也绝非等边三角形。各方利益不挑明，政策建议依然会是空洞的宣言。
[xvi] 相反的例子如京津冀。由于长期无法消化廊坊这一战略要地，京津冀一体化显著受阻。
[xvii] 2012年内部数据显示，人口已达420万人。
[xviii] 最近，广东省政府迁往南沙的呼声再起，而这正是我们十年前给广州的建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00）。
[xix] 要知道，当初北京放弃多中心的“梁陈方案”，正是由于听从了苏联专家依据莫斯科规划所提出的建议。
[xx] 厦门岛与大陆的关系，很像鼓浪屿和本岛的关系：开始本岛统治鼓浪屿。五口通商后，鼓浪屿很快取代厦门成为城市的中心。随后，中心逐渐迁回本岛。随着鼓浪屿政府的撤销，鼓浪屿彻底沦为本岛的附属；历史上，厦门长期隶属同安。后来同安衰落，本岛成为全市重心。现在，历史再次摆回大陆。大陆统治海岛的历史周期开始启动。
[xxi] 北京曾提出“夺回老城风貌”，禁止老城开发。结果却是老城大面积消失，中心压力与日俱增。
[xxii] 负责任的规划师必须告诉“病人”实情，哪怕这会使“病人”不快。远见，是规划师必须具有的职业素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为现实所理解。规划师应当像城市的医生那样，把“城市病”的真实后果和处理办法诚实地告诉政府。“怕痛”的政府会找各种借口拒绝治疗，甚至通过责备规划师回避痛苦的决策。但一名职业规划师不能因此而沉默甚至为讨好领导而说假。2000年广州战略，我们提出广东行政中心外迁南沙，白云机场应建在番禺海鸥岛，当时被视作狂想。但不久前，这个话题再次在南沙战略中被提起。奥运会前，我也建议中央政府外迁，被新版总体规划拒绝。现在，莫斯科政府却在做我们建议北京要做的事。我曾建议首都机场不要原地扩建T4航站楼，而要向天津靠拢。结果，T4航站还是就地扩建。但现在北京新机场已经将北京南部作为首选。同样，深圳机场、前海定位，我们都曾提出不同建议，也都不为当时的领导所理解，但最后又都回到当初的规划。
[xxiii] 2003年，我们提出深圳前海放弃港口，转而瞄准珠三角核心高端功能，深圳也是一片哗然。直到汪洋一锤定音，2010年，前海才被国务院确定为“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xxiv] 不仅厦门如此，所有行政外迁的城市无不伴随巨大的争议。
[xxv] 烟台是山东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张高丽主政山东，要求烟台跳出老城，东部突破。不久前，我去烟台，他们感慨迁的还是太迟了。许多金融机构在老城刚刚建成，再次搬迁，代价极高。
[xxvi] 一个有趣的数据就是厦门的港口吞吐量。根据海关统计，厦门30年代的这一数据，到改革开放十年后的90年才被超过。
[xxvii] 这也是当年苏州面对的问题：是向西，趋向太湖？还是向东，趋向上海？二十年后，可以得出结论：1）无论苏州新区还是苏州工业园，都比原地在老城发展好；2）相比而言，面向上海的新加坡工业园，发展更有潜力，动力更持久。西面的苏州新区，则在逐渐边缘化。
[xxviii]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初机场的计划目标是2010年达到1000万人次，结果却是1300万人次。2011年，将突破1500万人次。机场和港口，一升一降，预示了未来厦门的增长动力的转变。国务院定位厦门“港口、风景城市”，福建省要厦门成为“东南国际航运中心”。但事实上，航空已不经意间超越港口，成为厦门更加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资源。
[xxix] 苏州市政府的选址，就是错误选址导致空间边缘化的实例。
[xxx] 数年前，我就提出将翔安拓展为区域的中心。现在，我依然认为翔安在国家战略上重要性，远超深圳前海（因为深圳的战略任务，1997年后以完成大半，厦门则刚刚开始）。
[xxxi] 金门需要高等级的基础设施支持，翔安就是布置这些基础设施（共用区域机场、码头、水资源）的最佳场所；金门需要特殊经济政策支持，翔安就是新政策（法律、资质认证、货币互换、流通）的先行先试区。
[xxxii] 桃园机场在2007年国际旅客量曾经高达2086万人次，亚洲排名第7，前6名依次为香港、迪拜、新加坡、东京、曼谷及仁川机场。近年来吞吐量减少，但位次依旧靠前。
[xxxiii] 金门缺点在小，优点也在小。唯其小，我方势力才易介入。金门开发，难在土地。常住金门人口4万，地类以农业为主。陆资入金，有望短期控制大面积土地。若原住民愿以土地入股，则成本更低。我可假民资之手，分散低价购入土地，然后注资扩大。以厦门过去之经验，20年之内再造金门，并非难事。在20年的空窗期内，翔安则应衔枚急进，使金门之产业特别是人员，暂借翔安，快速做大。
[xxxiv] 大战略，必需强大的融资。但凡高速发展的区域，无不首先融资破题。过去十年，是土地融资的黄金十年。凡是抓住了机会的城市，都尽享“天时”之利，以极低的风险，实现了城市结构的战略调整。空间战略是融资战略的载体。未来十年，房地产荣极必衰，土地融资难以为继，资金来自何处？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2011年10月20日，财政部发布通知称，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在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和深圳市试点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同时，财政部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显示出我们的邻居们已在为下一轮增长准备粮草。11月，上海首先发行的71亿元地债，中标利率仅3.10%，甚至低于同期国债利率。显示对市场对高质量地方债券的巨大需求。厦门政府资产质量，领先全国，应当尽快考虑这一新的低成本融资途径。
[xxxv] 1948年初，毛泽东命令粟裕组建华野一兵团共十万大军，挺进江南，以吸引蒋军回师，减轻刘邓压力。粟裕犹豫再三后，向毛泽东建议建议暂不过江，而是依托根据地，在华东地区展开几个大规模歼灭战。 后来粟裕果然在中原发动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最后在江淮之间又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尽歼蒋军精锐的主力于江北。
[xxxvi] 2003年，厦门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空间战略整合。这次整合，一举实现两大目标：第一，合并思明、开元、鼓浪屿，组成仅次于晋江的全省强区——思明。为重心外移后的本岛，做好了战略准备；第二，设翔安区，在区域最重要的战略地带，开辟了可以展开战役级经济布局的战场。第三步整合漳州已悄然起步，可惜功败垂成。每言及此，厦门的老领导郑立中都不禁扼腕叹息。尽管如此，近年来厦门的跨越式发展，依然显示出2003年整合的巨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