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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司令篇1:胡司令
※小小说
■市泾人
胡建国光头凸肚，扫帚眉，走路八字步，很像京剧《沙家浜》的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因此得了“胡司令”这个外号。
胡传魁手下有十多个人、七八条枪；胡建国却光棍一条，靠“野摆渡”维生。
所谓“野摆渡”，就是无证经营。正规摆渡早上六点开工，傍晚六点歇息。胡司令便从晚上七点开始，摇一条小木船，穿梭于京杭运河两岸，十分钟之内横越江浙两省。
他收费颇高。渡一人一车，十块钱，绝不还价。两岸百姓通婚日久，不免走亲访友。节俭的，赶傍晚六点之前的“末班船”；大方的，则笃悠悠喝酒，不省这个摆渡钱。
胡司令每日得手现金，时常割肉吃酒，惹某些人眼红，遂向政府举报。
镇村干部寻到胡司令，告诫他不得再干摆渡的营生。
他晃动光头，嘴里咬着一根麦秸，问对方：你们瞧见我摆渡了？
干部们摇手，补充道：是群众举报。
他轻蔑一笑：群众是哪个，亮出来，我看他长了几根舌头。
对于这种“滚刀肉”，干部们不敢碰硬，作出让步，叫他写一张承诺书，保证不再摆渡。
他眉毛往上吊，阴阳怪气地说：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干部们彻底没辙，垂头丧气地走了。
胡司令上午困觉，下午孵在茶馆，眯缝着眼睛喝茶，静听茶客们瞎聊山海经、乱造三国志，不插一句话。
有一天，他喝了一场大酒，舌头大了，闲话却滔滔不绝。
他对茶客们说：你们总讲些呒啥名堂的故事，阿三撅壁洞，阿四偷婆娘，我听得耳朵起茧了。今天老子说两个新鲜的。
某夜，胡司令船载两个客人，一男一女。男人黑衣黑帽，瞧不清面目；女人衣衫单薄，头发遮脸。那男子紧搂女人，嘴巴大张，不停朝对方的口鼻吐气。那女人似在睡梦中，任其摆布。
胡司令见状起疑，大喝一声，挺起竹篙往黑衣男子戳去。男子反应极快，翻身后仰，倒跃入河，再无声息。
胡司令跳到船头，搀扶起女人，仔细打量，发现她竟然是邻村渔家之女。
又一夜，一女子跳上胡司令的船。此女身轻如燕，衣袂飘飘，有出尘之姿。
胡司令虽不是好色之徒，平日见到漂亮女人，总要轻薄几句，讨个口头便宜。此刻却诚惶诚恐，低头不敢直视。
倒是这女子主动与他搭讪，问他哪里人氏，家有几口，为何摆渡，等等。
月光如水，女人明眸皓齿，肤白胜雪，眉宇之间却有一股悲怆之气。
胡司令仿佛小鬼遇见判官，逐一如实回答。同时感觉好奇，问她子夜摆渡，去做何事？
女人扫他一眼，目光锋利如刃，而后低沉声调说：我去报仇雪恨。
此时，船恰好靠岸，女人递交胡司令一张纸币，随后纵身上岸，旋即消失踪影。
他摊开手掌，查看纸钞，顿时惊悚失色——居然是一张冥币！
故事讲完，茶客们哄堂大笑，纷纷说：瞎七搭八，鬼话连篇。
胡司令冷笑道：你们看到的，未必是真；没碰到过，未必是假。
茶客们依旧摇头，说胡司令夜路走多了，自编鬼故事来吓自己。
可接下来的一桩奇事，却让大家转变了看法。
这天晚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王山肩背蛇皮袋，上了胡司令的渡船。
王山系无业游民，平日偷鸡摸狗。胡司令打小与他相熟，晓得他的底细。
胡司令问王山：今晚又搞到什么物事？
王山蹲在船头，呲牙一乐：两只大公鸡。
胡司令说：你做“三只手”，我不反对；只是你不赡养八十岁的老娘，做得太过分。
王山咬牙切齿地说：老太婆又不只养我一个儿子，我干嘛要养她？
话音刚落，一个霹雳炸雷般响起，紧接着一道闪电从天而降，正好击中王山。
胡司令没伤一根汗毛，渡船也完好无损。
次日上午，运河两岸人山人海，观看警察捞尸验尸。
法医得出结论：胡司令证言属实，王山确系雷击而死。
观众哗然骚动。那些听过胡司令故事的茶客，更是相顾失色！
胡司令篇2:“胡司令”原型之子首度披露《沙家浜》真相
“胡司令”原型之子首度披露《沙家浜》真相
现实生活中的“沙家浜”
《沙家浜》剧照
核心提示：虽然《沙家浜》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沙家浜》的剧情在沙家浜确实真实发生过，而胡传魁这类的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七十年前，三十六名新四军伤病员在阳澄湖一带，演绎了一段与敌人斗智斗勇的传奇。若干年后，这段传奇被人写成歌曲、写成通讯、写成剧本，进而搬上舞台，京剧《沙家浜》因此产生。
《沙家浜》戏里的故事，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这戏外的故事，依然耐人寻味……
没有这首歌就没有《沙家浜》
2010年元旦后，红色经典旅游胜地常熟沙家浜景区引来了众多的游人，这个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景区也策划起了民俗“年味游”，开始让生硬的抗战史旅游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和亲和力。
一直致力于研究沙家浜革命历史的徐耀良老人坐在纪念馆一个窗口前，听着四周芦苇荡传来的沙沙响声，晒着冬日暖暖的阳光，显得颇为惬意。他现在已经“扎根”在纪念馆里，这个土生土长的沙家浜人，说起这里的英雄，说起这里的风云变幻，仿佛就如发生在昨天。
熟悉京剧《沙家浜》的人都知道，这部戏塑造了“18棵青松”即18位新四军伤病员的光辉形象。《沙家浜》一剧的素材，来源于1939年发生在苏南阳澄湖上的那些故事。那年9月下旬，以新四军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击退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大规模进攻。为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更大冲突，10月初，“江抗”被迫从苏州、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地区西撤至扬中境内，而将一些伤病员和医护人员留在了阳澄湖上。
但在纪念馆笔者却发现，这里记载着的是36名新四军伤病员的姓名。“现在一些历史资料比较混乱，对于当时伤病员的人数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是18个，有的说是35个，还有的说是36个，甚至有的说是100多个，到底是多少呢？这要从这部戏的源头去追溯。”徐耀良说，《沙家浜》的出炉，其实最早应该源于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名为《你是游击兵团》，是一首抗日歌曲，1943年首次演出后广为流传。
1943年10月，时任新四军6师18旅52团宣传股长的过鉴清，和从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分配来团工作的黄苇，一起谈起了52团团史，谈起52团从当年36个伤病员发展壮大的经过。两人决定合写一首歌曲。不久，由过鉴清作词、黄苇作曲的《你是游击兵团》就诞生了。
新华社记者是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
徐耀良说，歌曲传唱开来，就吸引了不少人去写那段斗争历史，而沙家浜故事的第一个作者就是崔左夫，他是新华社一个随军记者。徐耀良曾两次见过崔左夫，了解了很多当年的创作情况。
1948年11月13日，参加淮海战役战地采访的崔左夫，遇到了华野一纵队副司令员刘飞。当时，该纵队在刘飞指挥下，于徐州地区一举全歼国民党六十三军，引起很大轰动。战斗刚结束，崔左夫就要求采访刘飞。刘飞环顾弥漫着硝烟的战场，对崔左夫说：“如果写作战指挥，请不要提我刘飞，仗是部队打的，不能让我贪了大家的功劳。”崔左夫跟着刘飞边走边听，刘飞忽然停下脚步，指着前面一批正在打扫战场的官兵说：“我建议你好好去写写他们二师，这个师是由36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阳澄湖那段斗争岁月真让人难忘啊！”刘飞身旁的人补充说：“我们刘司令对二师有特殊的感情呵，他也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他装着一肚子的阳澄湖中伤病员坚持斗争的故事，他就爱和人说这些故事，你什么时候来好好采访他吧！”
但因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新的报道任务不断，崔左夫未能作进一步深入采访，但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事隔九年后，1957年，崔左夫专程赶赴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地采访了三个月，最后写出了通讯《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此稿写成不久，适逢上海沪剧团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和该团编剧文牧来到南京军区政治部，收集寻找可编写抗日传奇剧的素材。崔左夫和陈荣兰是老战友，便把《血染着的姓名》稿子交给他们参考。他们看后兴奋不已，将此稿带回上海，由文牧以此稿作为基础，改编出的剧本起初定名为《碧水红旗》。
此时的刘飞已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陈荣兰和文牧便将剧本拿来征求刘飞的意见。刘飞拿出他的回忆录《火种》，交由陈、文二人参考。二人回去后，根据《火种》又对剧本作了认真修改，并更名为《芦荡火种》。同时为了使人物更加紧凑，有利于舞台演出，戏里的新四军伤病员改为18个。
修改后的《芦》剧连续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一下子火了！那么，这出戏为什么又被改为《沙家浜》呢？
毛泽东为何改剧名为《沙家浜》
曾在沙家浜镇担任领导的知情人介绍，其实《沙家浜》故事到底发生在阳澄湖畔的哪里，以及戏里的沙家浜到底是苏州什么地方，一直都存在着不同的争议。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芦荡乡（原横泾乡）再次改名为沙家浜镇时，就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周边地处阳澄湖畔的乡镇。他们认为阳澄湖水面主要面积不在常熟境内，“沙家浜”归属值得商榷。但最终，“沙家浜”花落常熟。
徐耀良老人说，其实早在1943年，过鉴清就在《你是游击兵团》中写道，“阳澄湖畔，虞山之麓……”很清楚地点明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活动频繁的区域范围，而今日沙家浜镇正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地区。
“沙家浜原本是个不出名的小镇，它的地名曾演变过三次：横泾、芦荡、沙家浜。在常熟市众多的乡镇中，唯有它的地名读起来有点拗口。但它的名气实在太响了，自从毛泽东同志把京剧《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后，它就变得家喻户晓了。”这是常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沙家浜镇原党委书记张永清的话。
《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后，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改编为京剧。
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后，提了一些很中肯的建议，其中就有把剧名定为《沙家浜》。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是火焰了嘛！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给这部戏改了结尾。原来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的良机，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时，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毛泽东认为这样处理结尾就成了闹剧，应该改为新四军正面打进去。
据说，江青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在《北京日报》上看见了《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泛称赞的消息。到北京当晚，她就去看戏，演出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有经过我就公演了。”她还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是我管的……”“彭真给你们发一篇社论，我以后让《人民日报》给你们发两篇社论。”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剧团到上海，重排《沙家浜》，江青到剧场审查通过，定为“样板”。据说“样板戏”的名称从此就叫开了。
“样板戏”中的春来茶馆在哪里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是《沙家浜》的一段经典唱段，演唱的人就是阿庆嫂。阿庆嫂开了一家春来茶馆，成为掩护抗战游击队的绝佳场所，也是戏里最为著名的场景之一。在实际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个春来茶馆呢？
“镇上还真的出过一个茶壶，就是那个年代的，上面刻的字就是春来茶馆。”徐耀良说。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时，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杨广立来沙家浜调研，当时老地下党员时根元拿出一个刻有“春来”字样的茶壶，引起了杨主任的极大兴趣。
但是否可以凭此说，戏里的春来茶馆就一定存在呢？就此，徐耀良也曾做过专门调查。根据他的调查分析，这个茶壶真正的出处就在沙家浜的陆家村，是时根元年轻时从陆家村岳父家捧回来的，春来茶壶是确实存在的，但春来茶馆至今还没有发现。不过后来，又在沙家浜镇曹家浜发现，抗日战争时期确实有一家“东来茶馆”和一家“春海茶馆”，曾经都是新四军的联络站。
在纪念新四军建军60周年的时候，曾在刘少奇、陈毅手下任参谋的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金冶少将特地赶到沙家浜，当时他也问讲解员，“春来茶馆在哪里？”讲解员说，当时沙家浜有大大小小34家茶馆，这些茶馆大部分都曾经做过联络站，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春来茶馆，现在镇上的春来茶馆是根据戏里内容而建的。
“或许根本没有过春来茶馆，它只是大大小小茶馆的一个缩影吧。”就这一观点，金冶也表示认同。
而这些茶馆中哪一家最接近呢？可能还要从谁是阿庆嫂说起。
那些人和那些事其实都是真的
为了找到阿庆嫂，常熟市沙家浜文化站人员遍寻历史资料，相继寻访出陈二妹、朱凡、干桂宝、戴阿大、范慧琴、徐巧珍、陆二嫂等众多阿庆嫂原型。不过也有人说，阿庆嫂可能是个男的，譬如东来茶馆的胡广兴，就是利用茶馆老板身份做地下工作。
作为36个伤病员之一的原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就是在沙家浜养伤的众多伤病员中的一个，戏里的春来茶馆就是现实中的“东来茶馆”，老板胡广兴，其妻子就叫“阿兴嫂”。
而事实上，沪剧《芦荡火种》编剧文牧在创作札记中早已说得很明确，春来茶馆的原型是常熟董浜镇上的东来茶馆，店主胡广兴本是个男性。在崔左夫《血染着的姓名》一文中，也记载了中共常熟县委委员任天石向东来茶馆老板交代任务的一段。东来茶馆是常熟县委设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胡广兴是任天石少年时期的同学，因此担任了秘密交通员。
在崔左夫的文章中，还实事求是地讲到了胡广兴后来的下落。在胡广兴入党一年后，由于环境恶劣、家庭矛盾，他终于离乡到了上海。临走前，他对任天石说：“我是瘦马负重，只能走到这里了。”
那么，明明是茶馆男老板，为何到剧里就变成了老板娘呢？
文牧在创作札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陈荣兰认为戏里男角色太多，建议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我同意了。谁知把老板改成老板娘，牵一发而动全身，真不简单……老板娘的名字本来取名‘阿兴嫂’，后来觉得‘嫂’这个音是朝下缩的，当中一个字就必须着重、有力。‘兴’字显得平，改成‘庆’字便显得重甸、有力，叫起来也响。”
可见，阿庆嫂完全是个虚构的形象。此外，还有研究者透露，剧中伤病员的领导人郭建光，实际上是从太仓县长郭曦晨、当时中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和新四军第五路军参谋长夏光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而剧中地下负责人陈天民的名字，则是由当地革命者陈刚、任天石、薛惠民三位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
虽然《沙家浜》中的许多人物和场景都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沙家浜》的剧情在沙家浜确实真实发生过，而胡传魁这类的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现实中的“胡司令”
历史图片
说到《沙家浜》，很多人都搞不清剧中复杂的剧情关系，胡传魁明明是跟新四军为敌的，但怎么又会被日本兵追得晕头转向，还要阿庆嫂来救他？而阿庆嫂又为什么会有“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的疑问？想要解开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当年的那段真实历史。
事实上，乱世中的阳澄湖畔，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日军、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土匪等各路人马混杂其中，出现胡传魁这样的人物，正是那段历史真实状况的必然选择……
上海的水巡队长胡肇汉流落吴县打鬼子起家
上个世纪70年代，当样板戏《沙家浜》电影优先在沙家浜放映时，一些社员情不自禁地指着电影中的胡传魁，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就是在解放初被政府镇压的杀人魔王胡肇汉吗？”
这是苏州文史专家沈伟东说的一段轶事。
“新四军未到阳澄湖畔之前，可以说正是各路土匪嚣张称霸的时候，胡肇汉算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土匪头子。”徐耀良说，其实从外貌上看，现实中的胡肇汉与戏里的胡司令截然不同，戏里的胡司令大腹便便、性格粗野、态度蛮横，但生活中的胡肇汉则是长得精瘦、目如鹰隼、眼含杀机，甚至给人阴险毒辣的印象。
苏州历史研究学者郁振国则表示，其实胡传魁与胡肇汉的唯一相同之处，就是早期都打出抗日旗号，后来均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成为死心塌地的“反共派”。
胡肇汉生于湖南岳阳，早年在地方保安团当兵，终日赌博，受到父母兄弟斥责，只得外出谋生，辗转于安徽、江苏一带。他从20岁就混迹于国民党警界，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中队长、青浦县水巡队长等职，实际上都是在上海任职。
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队轰然溃败，大片江南国土沦入日寇手中。胡肇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流落苏州地区。后来他就到国民党程万军部何锡光支队当了副官，受命到吴县阳澄湖中心区太平桥北，收聚溃兵游勇，扯起“民众自卫队”旗号。之后，他还率众摧毁吴县黄棣镇日伪警察所，夺获全部枪支，接着攻下苏州城外北桥伪军据点，从此在阳澄湖立足。
徐耀良说：“应该说，胡肇汉当时在阳澄湖已经有很大名气了，而且还赢得了威信，因为他不仅打日本人，抢过日本人的物资车，还打跑了不少土匪盗贼。”
在京剧《沙家浜》里有一段“阿庆嫂智救胡传魁”的情况，与胡肇汉的发迹过程大致相似。唱词里提及“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在那个乱纷纷的年代里，胡肇汉也在不断壮大队伍，徐耀良说，“当时一块大洋就能买支枪，当时胡肇汉也不缺钱。”
而胡肇汉的“司令”头衔，又是如何来的呢？
靠兵变称霸阳澄湖成了“胡司令”
徐耀良说，当时阳澄湖沺泾一带，有一支由当地人陈味之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比较频繁。1938年10月，应陈味之的邀请，程万军派下属六支队司令何锡光率胡肇汉等，帮助陈味之组建部队。胡肇汉暗藏杀机，再加上他结帮营私已成气候，就以陈味之要投降日军为借口发动兵变，将陈味之的这支游击队据为己有。
但是苏州史学人士钱正的研究则说：“胡肇汉投靠国民党程万军后，在六支队任副官，并随六支队挺进苏州阳澄湖地区，半路上他纠集旧部，突然站出来高呼‘支队参谋长是汉奸，要抗日的跟我来。’当即将支队参谋长陈维芝（也有称呼为陈味之）打死，并威胁谁要反抗就和其一样下场。很多旧部立即站立队伍两侧，拉开枪栓，气势汹汹，部队不明底细，一时都听从了胡肇汉的命令。就此，胡自封为司令。”
队伍开到苏州阳澄湖畔的相城后，胡肇汉在镇上最大一家饭店请客，将镇上有头脸的老板请来。据说当时胡肇汉派人站岗把门，然后发话，说他到这里为抗日而来，自此就不走了，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他一把，反正不能做汉奸。当时很多人为了早日赶走日寇，就纷纷认捐。就这样，胡肇汉在阳澄湖畔不断扩充实力建立根据地，成为远近闻名的“胡司令”。
直到新四军的到来，以及“江抗”武装的崛起，“胡司令”占湖为王的日子到头了。
新四军东进渗透阳澄湖收编了胡肇汉
“战斗负伤离战场，养伤来在沙家浜。半月来思念战友与首长，也不知转移在何方。”这是《沙家浜》里的经典唱词，说的是18个伤病员在地方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沙家浜养伤，而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但是戏中始终没有交代的是，大部队为什么转移，又转移到哪儿去了？
苏州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沈伟东介绍，其实这个问题还要从当时的新四军六团“东进”和“西撤”的历史过程说起。
话说日本人占领江南后，由于兵力有限，只能实行点线占领，分兵把守重要城镇及交通要道，而不能控制广大乡村及众多小城镇，为游击战争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1939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求新四军到苏南作战，建立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为设限共产党军队发展，宣布丹阳以东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游击区，丹阳以西为新四军的游击区，对江南新四军画地为牢，严格限制其向外发展。
而江南新四军的领导、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对向苏南东路地区发展早有预划。1939年5月1日，新四军第六团三个营共七八百人，在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率领下，从茅山地区出发。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寻找借口破坏东进，陈毅决定让六团与当地地方武装“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会合，并采用“江抗”名义东进。
“江抗”东进抗日，一路上战绩赫赫，威慑敌胆，一些地方游击队纷纷接受“江抗”收编。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这年七月的一天，“江抗”副总指挥叶飞亲赴吴县太平桥，向胡肇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胡肇汉虽有不服，但也不敢抗拒。当即，胡肇汉部队被收编为江抗四路独立第一大队一支队，仍由他任司令。
经过仅仅四个多月的东进作战，“江抗”已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而此时，国民党终于发现“江抗”就是新四军，于是向新四军军部施加了强大压力，蛮横要求“江抗”西撤，同时调集“忠义救国军”准备与“江抗”决战。为了顾全大局，陈毅命令“江抗”西撤并准备向苏北发展。而这就是《沙家浜》开场中大部队转移的真实历史背景。
“江抗”挥师西移，胡肇汉部也一起行动。当部队西移来到无锡鸿山这个地方时，胡肇汉再也不想走了，他推脱身体不好，就“请病假”，带了几个亲信，重又回到阳澄湖地区。
他这一回来，给新四军带来很大危害，于是就有了新“江抗”夏光的第二次对他收编。
墙头草胡肇汉逃脱后第二次被收编
徐耀良说，“江抗”西移时，在阳澄湖地区留下了刘飞、夏光为首的36个伤病员，不久上级领导派杨浩庐回到常熟，与夏光等同志研究，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称新“江抗”），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
由于这一带敌我犬牙交错，地下党组织、抗日民主政府、国民党政权、敌伪维持会在当地并存，斗争复杂而尖锐。就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新“江抗”不断成长，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原来，自从“江抗”西撤后，阴霾再次笼罩在美丽的阳澄湖。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和复杂，日寇在东路所有县城、重要乡镇设立据点守备，在各水陆交通要道设封锁线，把大片江南原野划成小块，加强军事和经济控制。日寇在常熟的警备队中队长武藤束、在浒浦的警备队中队长高桥、在支塘的警备队队长冈国义，在阳澄湖地区反复搜查新四军伤病员，肆无忌惮地对乡亲们骚扰抢劫、奸淫掳掠。汪精卫“和平救国军”的干将徐凤藻，接受了日寇的委任状，当上了常熟绥靖司令，配合日寇占领城镇据点，不是“扫荡”就是抢粮。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袁亚承、周振刚这两个支队，与当地封建武装“大刀会”狼狈为奸，也是鱼肉乡里。
得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准备委任胡为先遣支队司令后，夏光、杨浩庐就联名给胡写了两封信，希望他以民族利益为重，站到正确的立场上。但两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此时，胡肇汉有自己的想法，既不愿得罪共产党，又不愿脱离国民党。鉴于这种情况，夏光、杨浩庐决定和胡肇汉直接见面，但胡肇汉生性奸诈，行踪诡秘，一时难找。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村有个姘头，他经常到此过夜。夏光就把部队移驻车渡，张网以待。
一天黄昏，夏光和杨浩庐在湖边堵住了胡肇汉。一席长谈后，第二天一大早，胡肇汉就表示，愿意归顺新“江抗”。
“忠义救国军”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后台
“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是《沙家浜》里阿庆嫂对胡传魁质疑的唱词。《沙家浜》中的胡传魁队伍打着“忠义救国军”的旗号，却成为新四军的凶恶敌人。那么，“忠义救国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沈伟东介绍说，“忠义救国军”的前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由国民党军统负责人戴笠、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杨虎等人组织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该部残存的1000余人根据戴笠指示撤到皖南整顿。1938年1月，戴笠将其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明确其性质为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的敌后游击武装。3月，戴笠在武汉成立“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亲自兼任总指挥。
戴笠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到东路地区扩张势力，收编杂牌武装。例如，于淘生原系戴笠手下一名老牌特务，1937年10月到浦东时，还只是国民党军队某部的一个特务长。上海失守后，于淘生搜集了一批散兵游勇，共有五六百人。这支部队军纪松散，敲诈勒索，甚至和毒贩勾结参与绑票，班长都带老婆，五六百人的队伍，家眷就有一二百人。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也被收编为“忠义救国军”第四大队。
错综复杂的武装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戏剧素材
“忠义救国军”虽然也组织过一些针对日伪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它也积极与新四军搞摩擦。
沈伟东说，在这种形式下，胡肇汉表示愿意率部再次加入江抗东路军，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从1940年6月开始，胡肇汉便打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番号，公开倒向国民党顽固派，还暗中与日伪相勾结，成了阳澄湖一带妇幼皆知的杀人魔王。据统计，胡肇汉抓捕的地下工作者、“江抗”战士亲属及其无辜群众近200人，都对他们施以枪杀、刀砍、挖心、火烧、活埋、“种荷花”（将人身上绑缚石头沉入湖中）等野蛮酷刑。
新“江抗”在打击日伪的同时，也多次寻战胡肇汉，狠狠地打击了他的反共凶焰。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肇汉一度出任国民党太昆边区清剿指挥所主任，后长期担任吴县阳澄湖区区长，继续与人民为敌。1949年春，解放军百万雄师饮马长江，感觉大势已去的胡肇汉悄然从阳澄湖登舟潜逃，从此一度销声匿迹。
正是这些复杂的背景和关系，成就了一部经典戏剧的戏剧冲突。
胡肇汉的长子胡中元
自从1950年胡肇汉在上海被抓，同年年底在苏州公审并执行死刑后，“胡司令”的历史随之灰飞烟灭，家人下落也成了谜。
近日，根据知情人提供消息称，其实胡肇汉的家人一直就住在苏州，他的长子还成了一位著名画家。
在苏州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里，笔者有幸采访到了胡肇汉的长子胡中元，并听他讲述了诸多堪称首次揭秘的胡肇汉家族往事……
太平镇“超级地陪”透露胡肇汉婚姻秘密
在样板戏《沙家浜》中有这样的唱词，“常熟城里办嫁妆去”、“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说的就是胡传魁娶亲的事情。现实中的胡肇汉，娶的老婆真的是“周翻译官的妹妹、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吗？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及阳澄湖畔的苏州相城区太平镇。2009年以来，太平镇大力发展旅游业，“胡司令”胡肇汉的经历也成为一个“卖点”。
王振昌老人今年已是古稀之年了，被称为太平古镇的“超级地陪”，讲起这里的历史头头是道。据他介绍，抗战时期，阳澄湖地区的“江抗联络处”与“胡肇汉据点”，其实很多都设在太平老镇区。当年叶飞与胡肇汉谈判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太平桥王梦九家。一套由两进住房组成的老房子，如今空关着，屋内十分破旧。而胡肇汉曾居住过的老房子，需要穿过几条曲曲弯弯的狭长走廊，据说这是为了安全起见。
“胡肇汉带着队伍来到太平后，娶了当时王氏族长的女儿，还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王振昌说，按家谱算，胡肇汉娶的那名女子，还是他的堂姐，如果活着的话，应该是96岁了。如今胡肇汉的四个孩子都还健在，最大的儿子已经70了，去年他们还回太平来，大家碰了一次头呢。
胡肇汉之子披露父母的真情
冬季的午后，苏州一个老旧小区住宅楼上的小画室里，胡中元正握笔作画。胡中元生于1940年，18岁时师从苏州工笔画画家张辛稼，擅画花鸟，画鹤更是江南一绝，入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现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他的多幅作品被艺术馆收藏并参加展览，还受到姜昆、濮存昕、赵忠祥、黄宏等众多名人的好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就是曾拥有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胡肇汉的长子。
“我母亲叫王佐君，人很漂亮，又有学历，因此上门提亲的不断。”胡中元说，当时外公很有钱，在苏州和太平都有生意和房子，母亲是独生女儿，还上过初中，当时各界提亲的很多，不少苏州人都跑来提亲。“听母亲说，当时提亲的还有苏州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但考虑到这个人是银行家娶的‘二奶奶’生的儿子，觉得影响不好，就回绝了。因为条件太高了，母亲直到27岁时还没有成家。直到嫁给父亲后，母亲还在说，那么多人来提亲，都没有出嫁，偏偏嫁给了他。”
“至于母亲是怎么嫁给父亲的，那些细节我也不是太清楚，据说当时父亲的司令部驻扎在太平镇，而且平时与王氏族长也有联系，经常来往也就娶了母亲。母亲一生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住在上海那段时间，外婆也跟着母亲一起生活，全家人在一起很快乐。”
就在胡肇汉被捕后押回苏州，他们全家人还一起团聚了两次。
胡肇汉为何没带妻儿一起去台湾
根据胡肇汉被捕后供认，上海解放后，他不得不逃往广州，后又转至香港。因人生地不熟，他并未与匪特机关联络上。到了1950年3月，他再转至舟山，这才找到了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被委任为“江苏省第二行政公署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兼行政委员。起先，他企图带着一帮匪徒从宁波沿海登陆，但因解放军戒备森严，未能得逞，只得仍从香港入境。他准备先到上海，再潜回阳澄湖收集旧部，哪知到了上海，就钻进了公安人员布下的口袋。
胡中元至今还记得父亲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场景。“那是1950年的春夏交接的时节，父亲从台湾回来，不知道是怎么与母亲联系上的，母亲就让我在几点几分到楼下的十字路口去接父亲。当时是晚上，我有一年多没见父亲了，看到他后，我很高兴，喊了一声爸爸。他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和我一前一后保持着一段距离往家里走，到了家，我开门进去后，他才跟着进来。至于父亲到底是怎么被抓住的，虽然我们也都在上海，但我也只是听说的。”
不过对于父亲在1946年前后的一系列遭遇，当时9岁的胡中元还是有些印象的，只是懵懂的他没想通，父亲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全家，要去他不知道的那个地方——台湾。
“当时父亲是想带着我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是母亲没有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跟着父亲的部队跑，都跑怕了。母亲说，抗战还没胜利时，有一次夜里急行军，她坐在藤椅上被士兵抬着赶路，都能听到山顶上日本兵的说话声，她心里害怕极了，所以当时她也不晓得以后会是个什么样子，就说‘你一个人走好了，我带着孩子们住在上海’。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就走了。”
胡肇汉去台湾接受训练后，开始带着任务返回。但他还没有到上海，江苏这边已经得到情报了。胡中元说：“听母亲说，当时父亲都安排好一切了，谁负责什么都定好了，他本可以不用再回来的，但这一回来就栽了。”
胡肇汉在一个朋友的布店里被捕
就此，笔者辗转在吴江市找到了当年赴上海抓捕胡肇汉的谢德文老人，抓捕胡肇汉时，谢德文为苏州专区公安局侦查科情报股股长。
谢德文说：“当时像胡肇汉这样的土匪头子是很多的，只不过他的罪行比较大，所以格外重视了，并且派了好几路人马分别奔赴各地抓捕。”但他们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一次行动，根本没有怎么当回事，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沙家浜》这部戏。而且胡肇汉长得什么样，他们也都不太清楚，连个照片都没有，只能根据介绍的特征去抓人，譬如年龄、身高、脸型、口音等。
当时苏州公安局去的一共是五个人，谢德文记得一共去了三趟，才在上海一幢老的居民楼阁楼上抓到胡肇汉，“上海公安局也派了人配合抓捕工作，来到这幢居民楼后，上海公安人员敲门说要查户口，当时是夜里12点半多，睡在阁楼上的胡肇汉已经闻风起来了，上海公安局七个人带着枪进去抓的人。当时看胡肇汉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矮。当时已经是5月份了，他还戴着个帽子，让人感觉很奇怪，一查才知道，帽子里有委任状。当时，他很快就承认了身份。”
其实那个时候，胡肇汉已经非常警觉了，在上海经常换地方居住，太熟悉的朋友也不敢借住的。但那次被抓的地点，恰恰就是他的一个开布店的朋友。
“这个布店老板确实是父亲的朋友，父亲还曾在他那里寄放了两样东西，是一块金表和一支派克金笔，说家里在紧张时可以应急用。后来母亲去要时，那位朋友的妻子却说，她的丈夫也为此被抓了，她已经把这些东西卖掉了。”胡中元说，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也就没有再去纠缠。
谢德文老人说，这次抓捕胡肇汉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连个打斗和争执都没有，抓回来也没怎么特别重视，连个立功受奖都没有，只是当地报纸上写了个报道而已。直到审判时很多人对胡肇汉进行血泪控诉，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土匪。
1950年11月30日，在苏州金门外华东革大礼堂内，召开了对胡肇汉及其同伙的公审大会。随后，法院当场宣判：判决胡肇汉、王群两首恶死刑，立即执行！据说当初胡肇汉是软瘫在地的，后来是被公安人员拽拖上车、押赴刑场的。
最后时刻的胡肇汉劝妻子再嫁
但胡中元对于父亲最后的印象是：干净、精神、平静和米色长衫。对父亲被捕后两次全家团聚的场景，他仍然历历在目。
胡肇汉被捕后，被关到当时的苏州司法机关，地点就在现在苏州的桃花坞大街东头一带，“当时是1950年五六月份，我们全家被通知去见他。下午4点多钟，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在司法机关大礼堂见到了父亲，解放军在旁边站岗，父亲一身米色长衫，没有戴刑具，衣服干净，人也很精神。父亲当时很平静地和母亲说，‘我不会活着出来了，你要把四个孩子养大，孩子送人也可以，你自己找个人嫁了，我不会怪你的。’母亲没有掉眼泪，只是怪父亲这趟不该回上海来。”
那次与胡肇汉见面，一家人是从上海赶回来的，胡中元还算懂事，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听大人说话，其他弟弟妹妹都因为太累，在一旁睡着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全家人却哭成了一团，“当时还不知道是谁说的，说父亲会不会被杀掉什么的，反正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我这个长子说，一定要听母亲的话，至今我都牢牢地记得。”
就这样，胡中元和弟弟妹妹、母亲在关押父亲的司法机关住了三天，临走时被准许再见一次父亲。当时是在办公室见的，胡肇汉依旧长衫衣着，没戴刑具，只是这次大家都没有说什么话，可能大家心里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两次见面后，母亲带着胡中元他们从上海回到苏州居住，“每个月母亲都要给父亲送菜、送棉被和衣服什么的，但就是不准再见面了。”
天气由炎热转寒冷，胡肇汉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
如今“胡司令”墓碑已无处寻找
作为胡肇汉的家属，胡中元一家当时是怎么知道这一结果的呢？
“不好了！先生出事了！”寒冷冬季里，苏州临顿路东花桥巷拉黄包车的师傅冲着胡中元家就喊开了。胡中元说，这位师傅以前经常拉父亲外出，并尊称父亲为“先生”，那天他正好在拉车时看到了公审和行刑现场，飞奔回来报信。
“我们急忙坐车过去，结果还是去晚了，父亲已经被枪决了，尸体已经装在了简易棺材里。”胡中元说，母亲当时就为父亲重新购买了棺材和衣服，还出钱买地，在现今朱家庄一带安葬了父亲，但是没有具体墓碑，毕竟原因特殊，后来随着历史的更迭和城市的发展，父亲的墓地就找不到了。
一位女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我母亲卖掉了所有的金银首饰来过渡，几乎就到了去要饭的地步，后来再靠打一点零工补贴，到了1958年，母亲去世了，全家再次陷入了困境。”
艰难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胡中元18岁，爱好绘画的他被苏州民间工艺厂招录为美术设计人员，一上班每月就能拿到50元钱了，养活弟妹的重任就落到了他身上。
“或许在历史上和人们评价中，父亲会是一个汉奸或者土匪，但是在我们儿女心中，他仍然是有另一种印象。”胡中元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比较称职的父亲，他对子女们都很关心和爱护，平时带着孩子们到观前街闲逛和购买点心吃，对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衣食住行都有具体要求，譬如坐姿要端正，出去做客要有礼貌，大人坐着，小孩子要站着，还有吃饭不能有声音……”
胡中元说，在他印象中，父亲不喝酒不抽烟，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练书法，或许自己的绘画爱好也算是受父亲的一点影响吧！
“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家里父亲的照片都烧光了，现在这张还是我从纪念馆里翻拍来的，希望能留个纪念，毕竟历史已经远去了。”（《现代快报》2010年01月25日《儿子眼中的悍匪司令胡肇汉》）
胡司令篇3:【上海故事】胡司令上海落网记
胡司令上海落网记
陆茂清
一提起胡司令胡传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谁个不晓？都知道这是《沙家浜》里的反派人物。这出戏不知看了多少遍，耳熟能详，能唱几句的还真不少：“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近年，随着《沙家浜》的再演，特别是折子戏《智斗》的频频亮相，连新生代也都“认识”了胡司令，且是难忘其矮胖、粗俗、凶残的形象。
戏里胡司令的结局，是被新四军生擒活捉，大快人心。
胡传魁是有原型的，名叫胡肇汉。其司令头衔与罪恶人生，与戏里的胡司令大同小异，但并非新四军的俘虏，而是解放后被我公安人员追捕到案，其间斗智斗勇，颇费周折。
负罪潜逃
胡肇汉原籍湖南岳阳，小时不读书，大了不务正业，日夜钻在赌场里。父母劝导训斥，他非但听不进，反倒心生厌恶，竟然不告而别，辗转流落来到鱼米之乡的苏州地区，成了兵痞子，混迹于国民党正规军、保安队、警察所，靠着无师自通的投机钻营术，当过小兵、班长、警官，凭借权与枪，发了不少的财。因向往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以钱开路，当上了青浦水巡队长，时不时现身十里洋场，白相大世界、赌注跑马场。
全面抗战爆发，中日军队在上海开打，胡肇汉带着水巡队投靠湖州的国民党程万军师，弄了个连长当当，奉命到苏州上海之间收罗溃兵游勇。上海沦陷，国民党军潮水般西撤，这时，他已有了二百来条枪。
正应了“有枪便是草头王”，胡肇汉趁着局势混乱另立门户，打起了“民众自卫队”的旗号，自封司令，出没于阳澄湖。这时，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在太湖流域及上海周边游击日军，胡肇汉自忖势单力薄，投入忠义救国军麾下，驻防原地，设司令部于太平镇，娶了妻子王氏。
1939年初夏，叶飞率新四军一部东进，以无锡为基地，分兵向苏州、常熟出击，进入上海西郊。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计出发，叶飞招集胡肇汉联合抗战，胡肇汉见新四军力量强大，接受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独立支队。
不多久，江南抗日义勇军主力西撤，北渡长江，汪记政权粉墨登场，苏、沪成了日伪统治区的腹地。胡肇汉见风使舵，暗中投靠日伪，为敌作伥，干起了汉奸勾当，频频袭击我抗日武装，死在他手下的新四军伤病员、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多达数百人，而且手段残忍，枪杀、刀砍、活埋、火烧、沉湖，无所不用，令人发指，老百姓骂他“杀人魔王”“胡阎罗”。孩子哭闹，家长说道“胡肇汉来了”，立马屏息无声。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利用汉奸与共产党抢夺沦陷区，胡肇汉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大员，当上了青浦县警察局长。内战开打，他被委为阳澄湖区区长，兼苏州、昆山“清剿”指挥所司令，不余遗力清剿中共的游击队、地下党，叫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 ，欠下了累累血债。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1949年4月21日凌晨，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越一日南京解放。胡肇汉见势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临走前，在镇政府官署召开应变会议，与会的都是铁杆亲信，如孔方雄、周荣、周果、唐斌、罗景等，布置道：“国军作有计划的撤退，反攻的日子不会很长，我胡肇汉是一定会回来的。你们暂且潜伏下来，伺机行动，搅得共党风声鹤唳、鸡犬不宁，等待里应外合与国军会师，到时候论功行赏，与弟兄们同饮庆功酒。”
此后，每到半夜，胡肇汉与亲信如老鼠出洞，将一批批枪支弹药，或投入深井，或沉入阳澄湖，或埋藏在荒野坟包，以备东山再起时派用场。
一个细雨霏霏的夜晚，胡肇汉偷偷离开了太平镇宅第，如丧家之犬至阳澄湖边，上了一只小船，经青浦朱家角至上海，搭轮船南下广州。
他本准备在广州住一阵，看战局发展决定去向，然而时局令他大失所望，解放军迅猛向南，势如秋风扫落叶，广州明显保不住了。这时，传来了蒋介石意图以台湾为反攻基地的消息，胡肇汉于是找国民党某师的一个湖南同乡参谋，随军逃往台湾。虽说是同乡，也得花钱打点，忍痛割爱了一大一小“黄鱼”各一条。
卷土重来
到台湾后，得先谋个落脚处解决吃与住。胡肇汉摸到来台人员登记收留处，递上预制的名片，自称随政府撤退来台，原任区长、警察局长，请求安置。当下被告知，只能记个名字，过几个月再来问问。
其时，从大陆逃往台湾的党政军长官不下数万，像胡肇汉这样的芝麻绿豆官多如牛毛，哪里轮得着安顿？
胡肇汉得悉内情后，干脆不抱希望了，决定投奔老上司丁治磐。丁治磐本是江苏省省长，以上司下属关系，与胡肇汉有过几次会议见面，巡视阳澄湖区时，还受过胡肇汉的盛宴款待、厚礼馈赠。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丁治磐收罗地方残兵败将，暂编为一个军，逃往嵊泗列岛盘踞下来，不时派遣匪特，或者指挥潜伏特务，骚扰共产党的苏、沪地区。
是期望之中又有点出乎意料，丁治磐得报“阳澄湖区区长胡肇汉拜谒”，马上“请进”，还在台阶上迎接，口称“胡老弟”。
寒暄了几句，胡肇汉悲悲戚戚，报告了逃离大陆到台湾的一路颠沛流离之苦，还挤出了两滴眼泪。
丁治磐已猜中了他的来意，故意问他以后作何打算。
胡肇汉想什么讲什么：“从今以后，追随省长麾下，听从驱策，恳请省长收留。”
“到大陆去游击，迎接国军反攻，怎么样？”
“共党占我地盘家宅，害得我有家难归，有国难投，恨不共戴天。”胡肇汉咬牙切齿，“有仇不报非君子，决志回上海去，回阳澄湖去，报国恨家仇，粉骨碎身，万死不辞！”
“好，英雄不减当年勇。”丁治磐称许一句后，偏着头想了想说，“我委任老弟为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
“多谢省长栽培提携。”胡肇汉诚惶诚恐。
丁治磐取出委任状填写完毕，交与胡肇汉。
胡肇汉喜于形色双手接过，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只差没有跪下叩头。丁治磐随即向胡肇汉交代任务，并决定委派王群等几个经过训练的特务，同回大陆，充任骨干。
不日，胡肇汉与王群等绕道香港北上，于1950年4月初潜返上海。
淀山湖上起了风，小一点的渔船或靠边抛锚，或进了港湾，几艘吨位大些的继续在捕鱼。其中一只船上看似夫妻俩，一个在船边下着丝网，一个在后边慢吞吞摇橹，有时还吼几声青浦田歌，那都是在附近有船只经过时。
船舱里，一伙人席地而坐，为首的正是胡肇汉，招集匪特骨干会议。此人诡计多端，为掩人耳目，安排在湖里船上开会。
他招呼大家安静，得意地“嘿嘿”一笑：“我胡肇汉又回来啦，受命为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少将司令。”说着取出委任状，让匪特们过目，说：“你们都跟着本司令好好干，今天先让你们过过官瘾。”真可谓说一不二，立竿见影，当场封了一个参谋长，两个副官，三个主任，五个大队长。
胡肇汉布置任务，大体为扩充组织、发展武装，捣乱破坏，并就捣乱破坏的方式、对象作了逐一吩咐。为了给众匪特打气，吹牛皮不打草稿乱嚼了一通，说国军正在台湾整编，由美国供给最新式武器，美、日军事顾问专事训练，时机成熟，就要挥师西征，光复大陆，到那时，弟兄们都是中兴功臣，封官晋爵，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阳澄湖、青浦、淀山湖、徐家汇等地警报接踵而来：
分田分房的穷人收到恐吓信；
电线杆上、厕所中出现反动标语；
贫农协会主任家的母猪小猪口吐白沫死了；
住进了地主瓦屋的阿六被放火烧死；
村干部遭人暗杀，抛尸在河浜里；
乡政府助理员被人勒死……
社会风传，胡肇汉回来了。有说听人讲曾看到过胡肇汉，后面跟着一长溜人马，个个手提短枪，胸挂冲锋枪，还有背电台、扛机关枪的。
一时间，谣言满天飞，贫雇农惶恐不安，有的不敢再种分到的地了，有的从分得的房子里搬了出来，重又住回了破草棚。
策反成功
胡肇汉真的回来了？还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
我公安机关分析研究认为，这并非空穴来风。还判断，胡肇汉在阳澄湖、青浦一带经营了十多年，有相当根基，人熟地熟，很可能就潜伏在这片地区。
公安人员或公开走访，或乔装打扮，侦查胡肇汉踪迹。然而谈何容易？此地水陆交错，城乡毗连，人口数十万计，胡匪又诡计多端，藏身在暗处，居无定所。故而多日已过，尚无有价值的线索。
又一次碰头会，侦察科孙科长一看两个科员的脸色，就知道仍无收获，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进展，但并未表现出来，交流情况后鼓励道：“气可鼓不可泄。胡肇汉既然在这一带活动，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三人磋商了一阵，达成一致意见：走访旧有的头面人物。
解放前，这些人与胡肇汉有所往来，有的还受过胡的保护，而今胡肇汉卷土重来，总得要吃要住，很可能找到老关系。这些人虽然对共产党不满，慑于人民政权的巩固与强大，不至于个个死心塌地与共产党为敌，有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力图与匪特划清界限，争取立功受奖也有可能。
这一招还真的有了效果。
一天晚上，孙科长来到王老板家里。
王老板先是一呆，继而客气地请坐、敬茶。他在抗战前就开着南货店，生意还算不错，胡肇汉成了阳澄湖一霸后，常来敲诈勒索。后来不知怎的听说，他的表弟是国军的上校参谋，于是变得客气了许多，少来要这要那了，还让他当了保长。成了保长的王老板，奉命派捐收税出壮丁，逢时过节，也曾给胡肇汉送礼送钱，伤害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事倒未干过，所以人民政府并没有严重处罚他，照样让他开店做生意，对此，他是十分感激的。
胡肇汉逃往台湾布置应变时，将一笔钞票藏在他家里作为活动经费，还说你人缘好，估计共党不会把你怎么样，保险些。王老板口头上答应迎接国军反攻，解放后未曾搞过破坏活动，常告诫自己：共产党厉害，整个大陆都拿下来了，国民党是回不来的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可造次！
叫他苦恼又担心的是，潜伏匪特中的孔方雄，多次黑夜里上门来取活动经费。他想想后怕，一旦事情败露，必然罪责难逃，想检举吧，又怕匪特报复，还碍着孔是表亲，长辈面上交代不了。
再说孙科长与王老板寒暄两句后，道明来意：“社会上传说胡肇汉回来了，想请你提供一点情况。”
王老板暗暗吃惊：说话听音，他分明是说我是知情人。犹豫着道：“我也听说了。”
“听谁说的？”
“孔方雄。”
“你说的是胡肇汉的拜把子兄弟吧？这人没有闲着过，迟早会缉拿归案的。”孙科长继续追问，“他什么时间见过你？”
王老板已无退步了，想想还是坦白为好，于是如实报告。
前几天孔方雄又来拿钞票，数目比以前多了一半，王老板问是怎么回事，他说这是胡肇汉定的数，不能打折扣，你记好账就是，别的不用管。王老板问了一句：胡司令真的回来啦？他说，这还有假？勒死共党乡政府助理员的事，就是他指挥做的，事后还领着我们去“老正兴”酒足饭饱了一顿，算是犒赏。
“知道胡肇汉的落脚点吗？” 孙科长再问。
王老板摇摇头：“不晓得。”
“真的不晓得？”
“委实不晓得。”王老板急了，“我是相信人民政府的，我一家三代都在这里，没有胆量欺骗政府。”
“我们相信你，希望你站稳立场，彻底与匪特一刀两断，争取立功赎罪。前一时期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都记着，应该继续走下去。”孙科长话锋一转，“姓孔的会知道吗？”
“从他的说话听来，他是晓得的。”
孙科长提出要求：“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帮助我们捉拿孔方雄，怎么样？”
王老板表示愿意，但也有个要求：争取让孔方雄坦白从宽，老姨娘只他一个儿子。
孙科长表示：战场上还缴枪不杀，只要他真心实意坦白，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考虑从轻处罚。
侥幸漏网
深夜时分，王老板家库房。今日逢九，孔方雄又来取钱，跟着王老板入内，刚进入内室，就被两支手枪顶住。
屏风后转出三个人，孙科长、王老板的妻子，还有一个老妇人，她就是孔方雄的老娘。
孙科长示意助手松手，孔方雄近前一步，跪倒在青砖地上：“妈——”
方母捧着儿子的面颊，声泪俱下：“看你瘦得像猴精，人不人，鬼不鬼，听共产党的话，老实交代清楚，回家陪娘好好过日子。” 见儿子低头不语，老人家动了火气：“你若是不听为娘规劝，今晚就死在你面前。”
“妈，别……我听您的。”
经由孙科长开导，母亲劝说，王老板现身说法，孔方雄表示要走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悬崖勒马，重新做人。随即一五一十，交代了藏匿的武器、特务队长身份、近时参与的破坏活动、负责向王老板提取经费……
孙科长问：“胡肇汉的藏身地在哪里？”
孔方雄答：“这个人鬼得很，有好几个歇宿地，住上海居多。他说过人越多的地方越安全，即使被发现了也好逃。”他思索着说，“一是静安寺石门路张记洋布店；二是霞飞路法国领事馆边上；再就是浦东杜家祠堂南面姘头黄小兰处。黄小兰是他早先在四马路搭识的妓女，得过他不少好处。这几个地方，都是他信得过的。”
孙科长他们回到局里，商讨捉拿胡肇汉的办法，大体是：搞清胡肇汉的落脚点，实施突袭围捕，最好是晚上，利于隐蔽掩护。
关键之点，胡肇汉狡兔三窟，怎样获得确切情报呢？如什么时间、胡肇汉在什么地方？相对便捷的途径，是争取孔方雄提供。
第二天下午，孙科长在王老板家中约见孔方雄，要他想想办法。
孔方雄感到为难，因为胡肇汉特别警觉，往往临时决定住地，且是秘而不宣，有时定下了又突然改变。
“你们有过约会吗？譬如会议啦、碰头啦。”孙科长提示说，“只要有胡肇汉在。”
“他从台湾刚到这里时开过一趟会，再就是‘老正兴喝酒那一次。”
孙科长沉吟着道：“我估计，这种机会今后还会有的。这样吧，胡匪如有通知时，立即报告给我们。”
“是，是，一定照办。”孔方雄诺诺连声。
好消息来了！胡肇汉因急用钱，叫人通知孔方雄去王老板处再取一笔经费，当天晚上十点钟送到浦东黄小兰家，他在那里等候。
孙科长带领助手们赶赴浦东，请求浦东公安分局协同进行，先派人去黄家周围侦查了一番，然后就行动办法一一敲定。
临近十点，孔方雄手拎小皮箱，不紧不慢来到黄家门前，两个公安蹑手蹑脚踅向大门两边，紧贴墙根，枪在手，弹上膛。其余公安埋伏在四周，见机行动。
孙科长做了个叫门的手势，孔方雄在门上敲了三下，稍等几秒钟，再敲三记。
“啥人？”黄小兰的声音，灯也亮了。
“我呀，方雄，有事见胡老板。”
“他不在。”听声音，黄小兰不太高兴，“你等着，我来开门。”
“胡老板去哪里啦？”孔方雄等不得开门，急切地问。
黄小兰怒气冲天骂开了：“猪头三烂良心，不知道去了哪个婊子那里，死了倒清爽。”
从她的情绪与破口大骂中，孙科长判断胡匪确实不在，脑子急转弯：不能打草惊蛇。他拉过孔方雄耳语了两句，招呼公安躲开了。
门开了，黄小兰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把货给我吧，他临走时交代过的。”
事已至此，孔方雄递上小皮箱，小兰客气了一句：“坐会儿再走吧。”
“天色太晚了，家里人还等着呐，待后再见。”
意外变故，行动失败，胡肇汉逃过了一劫。
跳楼就擒
又有情报传来，5月21日晚上，胡肇汉将在静安寺石门路洋布店召集干部会议，据说台湾来了人，要宣布对他的加官任命。
布店张老板本是胡匪的勤务兵，步步高升为中校副官，上海解放前就在这里开了布店潜伏下来，被胡匪封为麾下的一大队大队长兼沪西区区长。布店三间门面，楼下是营业处，卧室在二楼。假三楼上的亭子间，近时成了胡肇汉的专用客房。
孙科长、周股长、陈股长、夏副股长等一行，又一次赶往上海，这次与上海静安区公安分局徐科长等联手。至傍晚时分，一应准备就绪。
天气阴沉，飘起了霏霏细雨。
布店假三层亭子间不见灯光，底楼和二楼的灯亮着，不同的是，二楼都已拉上了窗帘，还遮得严严实实。大家一致判断，目标在二楼。
按胡肇汉的经验，是要用亭子间的，只因到会的有十来号人，里边嫌小了些，坐不开，所以把会场设在了二楼。
昏黄的灯光下，烟雾弥漫，匪特们正吞云吐雾，或是呷着香茗，他们的外套里都藏着短枪。台湾来的特派员声音很轻，但还算清晰，自我介绍后，转达了上峰的慰问与鼓励，继而宣读了任命胡肇汉为“东区前进指挥所主任”的委任状。众匪特向胡肇汉表示祝贺，胡匪满脸得意，抱拳当胸致谢。
街面门响起了“笃笃笃”的声音。
里边女人声问：“哪一个？”
“公安小陆。老板娘，核对一下户口。”
“哦，是陆同志。”老板娘门开一条缝。她是不想让小陆进门的，三言两语打发走了事。
小陆猛地一把捏住她的嘴脸，使她不能出声，孙科长等乘势冲了进去，踮起脚步，沿扶梯快步上楼，悄无声息在门口站定。
孙科长打个手势，人高马大的陈股长会意，后退一步，猛吸一口气，侧转肩膀，狠命一撞，“轰”的一声，门户敞开，他乘势入内，枪一指：“都别动！”
几乎是同时，连声“不许动”，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匪特猝不及防，惊吓发呆，不知所措。
靠后墙角的络腮胡小半个身子被前面的遮着，偷偷伸手去掏枪，周股长看在眼里，一枪将其放倒，其余的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把手举起来，头抬起来。”孙科长命令。
众匪特谁敢不听？高举双手成投降状，又都抬起了头。
公安们都已记着了胡肇汉的面貌特征，逐一审视，不见胡匪。正要追问时，徐科长“噔噔噔”上楼来报告喜讯：胡肇汉抓到了！
原来就在孙科长等进入底楼时，胡肇汉像是听到了什么，说了声“我去拿烟”，径自上楼去了亭子间。
不出几秒钟，猛听得门被撞开又大喝“不许动”，暗道“不好”，慌忙从老虎窗口钻了出去，双脚一蹬，落在二楼顶上。
他蹲下身子望望下面并无异样，纵身一跳。紧张又心急的缘故，立脚不稳，踉跄一步，跌了个狗吃屎，顾不上疼痛，忙不迭爬起来。
这里是布店后边的弄堂，夜阑人静，连路灯也没有。胡肇汉正暗自庆幸时，对面居户门突然大开，手电、枪口齐刷刷对准，束手就擒。
“叫什么？”徐科长问。
“严永。”
夏副股长脑海里，胡肇汉的长相，与眼前这个匪特十分相像，手枪对着他一点：“你是胡肇汉。”
“不……不是。”
其时天气暖和，徐科长见他戴着帽子，心生怀疑，摘下一检查，夹层里有一张委任状。
眼看赖不了的了，胡匪长叹一声：“我就是胡肇汉，劫数难逃。”
“匪特组织匪首胡肇汉等全部落网”的喜讯公布报端，阳澄湖、青浦等处民众奔走相告，又纷纷投书政府，检举胡匪罪行，呼吁予以严惩。
当年11月30日，公审胡肇汉群众大会召开，受害者争相上台揭发控诉，声声血泪，“坚决镇压反革命”、“枪毙胡肇汉”的吼声如雷。
当宣布判处胡肇汉死刑、立即执行时，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吓得瘫倒在地，硬是被拖拉到刑场，一声枪响，命归黄泉，打入十八层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