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教师节】
篇一:[戈鲲化]哈佛校报上的戈鲲化
哈佛校报上的戈鲲化（附照片）
段怀清 哈佛-燕京图书馆前馆员张凤女士的《哈佛受聘中文教师戈鲲化——赴美教学第一人与纽英伦华人一百八十年》一文，以及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编撰的《戈鲲化集》，揭开了一直笼罩在戈鲲化（1838-1882）身上的神秘面纱，让这位哈佛大学中文教育史以及中美文化交流的开拓者，真正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流通部墙壁上的镜框里，走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戈鲲化来哈佛执教，尽管双方合同期只为三年，且在三年尚未期满之时戈鲲化就因为感染肺炎不治病亡，但他却因此而开启了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以及中国研究的历史，并为后来哈佛-燕京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以及哈佛东亚系的建立，奠定了历史及因缘基础。而戈鲲化遂亦无可争辩地成为了晚清中国民间对美文化输出的不可忽略的代表人物。 戈鲲化来哈佛，在当时内忧外患的中国，算不上什么大事——尽管当时的总理衙门还是在戈鲲化去国之前获悉了此事——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尤其是在波士顿和哈佛大学校园里，却是不折不扣的一件新事和大事。最近，笔者偶从哈佛校报《哈佛红》（Harvard Crimson)上，查阅到十多条当年对戈鲲化的报道。这些报道时间上从1879年9月25日，一直到1883年4月23日，覆盖了戈鲲化来美及病逝的全过程，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戈鲲化个人及其家人在哈佛大学工作、生活的诸多信息，另一方面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照哈佛校园文化及公共舆论语境中的戈鲲化形象及“事件”的新视角。 1879年9月25日《哈佛红》上刊载的《采访中文教授》（AVisit to Chinese Professor)一文，应该是哈佛校园内首次公开报道戈鲲化。是日该报还有两则有关戈鲲化及其中文班的短讯。 今天看来，《采访中文教授》一文值得注意的地方，大概有如下几点。一是戈鲲化对于西方公共传媒的“不拒绝”甚至“适应”。当获悉哈佛校报记者计划前来采访时，戈鲲化“声调及态度均颇显热情诚恳”。这可以看出多年在沪及甬英国领事馆与西方人打交道的戈鲲化，其实已经有一定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经验准备，甚至在社交礼仪方面已经颇为自如。二是当时的戈鲲化雇请有译员随行，而且是中国人。当记者来到戈鲲化一家当时临时下榻的寓所（据悉为刚竣工不久的哈佛校医院）时，“他叫醒了自己的译员，后者刚刚美美地享受了自己的鸦片烟。”之后双方展开了一次“时间颇久的对话”。记者几乎是照录了采访中向戈鲲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以及戈氏的回答。令人捧腹的是，戈鲲化的随行译员显然只能讲洋泾浜英语。所以其翻译不仅可以肯定地没能够表现出戈鲲化的语言、文化修养，还将译员自己添油加醋、胡诌乱侃的“神译”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出来。 《哈佛红》上的这几则报道，不只是对戈鲲化及其即将开设的中文班的一种礼遇，也是对哈佛大学即将开启的与东亚及亚洲研究相关的学术史的一种舆论铺垫。 1880年一整年，哈佛校报上只有一则有关戈鲲化的报道。这则报道出现在该年1月9日，也无标题、无作者。“戈鲲化教授赠送给图书馆一册他自己的诗集。诗集名称为《人寿堂诗钞》（Verses composed in the Hall of Longevity）。这部小册子是一个小八开本，1879年在宁波自印，没有英文译文。”此次捐赠个人著作给哈佛图书馆，时间上是戈鲲化来此之后不久，这显示出他对于哈佛文化的某种认同，以及渴望与之建立更为密切之交流关系的意愿。 与上述报道相比，哈佛校报上对于戈鲲化的更多报道，是有关他的病逝以及善后处理。1882年2月15日至17日连续三天，哈佛校报均刊载了有关戈鲲化病逝的消息。“因为急性肺炎（acutepneumonia)，戈鲲化先生昨日下午4点30分在他位于剑桥街717号的寓所去世。从得病到去世只有两周时间。” 关于戈鲲化到哈佛三年之间，到底教授过多少学生，该报道亦有涉及，“他到剑桥之后，一共有三位学生，其中一位跟着戈鲲化学习中文时间长达两年，另一位学了一年，还有一位学了5个月。”关于戈鲲化在哈佛教授过的学生人数，有不同说法。1883年2月23日的哈佛校报上——在戈鲲化去世一年之后——就提到了一位曾跟着他学习过中文的学生。“A.Tonks，哈佛83届的校友，也是戈鲲化教授的一位学生，顷接一项任命，作为美国驻日使团的一名随员，将赴日本。” 毫无疑问，戈鲲化的突然病逝，对于哈佛刚刚开启的中文教育事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原本当初就有人怀疑在美国的大学中开设中文课程的可行性。戈的去世以及极少学生选修此课，似乎进一步证明了上述怀疑的合理性。不过，对于哈佛人来说，当时最关注的，似乎还不是评价在哈佛开设中文课程的“对”与“错”，而是戈鲲化病逝之后如何善后。 16日的校报上，直接提到了善后问题：戈鲲化教授的去世，让其家属陷入到一种悲苦可怜的境地。他的夫人对于我们的语言一无所知。现在身处异国，几乎没有任何友人，还有6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并不清楚戈鲲化教授给他的家人遗留下来多少财产，大概足以让他们返回中国吧。我们获悉戈鲲化夫人将在美国停留三个月，之后会将她丈夫的已经做过反复处理的遗体带回中国。 与戈鲲化初抵哈佛之时校报上那篇《采访中文教授》的长文相比，另一篇有关戈鲲化的较长报道，大概就是2月17日发表的“戈鲲化教授的葬礼”一文了。 昨天下午，戈鲲化教授的丧礼仪式在Appleton Chapel（现哈佛纪念教堂前身）举行。遗体被送过走廊，安放在教堂讲台之前。后面跟着哈佛校长艾略特以及戈先生的长子，——后者身穿白色孝服。一位中国人、牧师Holland博士以及若干友人。遗体放在一口已经密封的棺材里，上面放着他的官帽、一串别致的朝珠，此乃戈先生在中国的官职身份标识。仪式由一支学生合唱团演唱一曲德国丧歌开始。C.C.Everett教授致悼词。悼词大意如下：我们聚在这里，哀悼并送别一位对自己的祖国充满自豪、深怀信心之人。他走了。对于有些人来说，感到失去了一位亲密而爱戴的友人。所有人对他的家人都深怀同情。他一生仁爱，富于思想。对于他在这里的工作，他尽职尽责。戈教授的去世，就人必有一死而言，依然显得过早。他已经获得了我们语言与文明的一些知识。他渴望看到中国的孩子们能够懂得英语。对于任何一位靠近他想了解他尊敬他的人来说，他都乐于施教。他对我们说，一位绅士和一位学者、诚恳的人与真实的人总是一样的。 悼词之后，C.C.Everett举行了祈祷，合唱团之后演唱了一曲由惠蒂尔（Whittier）编辑的教堂歌曲汇编中的颂歌。颂歌之后，戈教授的遗体被送回他的寓所。在遗体从教堂移出的同时，佩恩教授（Prof.Paine)表演了DeadMarch in Saul。 这是一个戈鲲化生前应该不会预料到的“丧礼”，完全按照西方人的丧礼礼仪。据说报道中所提到的那位到场致哀的中国人就是容闳。丧礼简单而庄重，对于戈鲲化的个人及其在哈佛所开启事业的评价，都是适中的。无论是那些与戈鲲化有过不多接触的哈佛的教授们，还是哈佛校报的记者们，都提到了戈鲲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式的“绅士——学者”气质，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好展示。哈佛-燕京图书馆迄今仍悬挂着的那两幅戈鲲化的照片，似乎就是从生命形象上对于上述“绅士——学者”气质的一种表现与诠释。这大概也是戈鲲化的哈佛事业的另一个收获——他用肉身形式，呈现传播了中国文化所能够成就的最为完美亦最值得尊敬的生命形态及生活意义之一。 比较而言，哈佛大学在戈鲲化病逝之后善后方面最令人唏嘘感动的地方，在于对于戈的家人们今后如何生活的持续“关怀”与体谅上。哈佛在料理完戈鲲化丧事之后，即着手募集一笔捐赠，来抚恤戈夫人以及戈鲲化所遗留下来的孩子。在1882年3月17日、4月13日的哈佛校报上，亦两次提到与之相关的那笔捐赠： 1882年3月17日，“H.D.Chapin担任戈鲲化教授的财产管理人，这笔财产估计约$2000。” 1882年4月13日，“为了资助业已去世的戈鲲化教授遗属，已经募集到超过$5000的基金。基金将设在这里，利息将汇寄给中国戈鲲化先生的家人。” 哈佛大学的上述义举，戈鲲化显然不曾想到过。可能同样让戈鲲化没想到的是，比其在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先行三年的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中文教育，多年之中选修学生亦甚少。这种现象，显然与理雅各、戈鲲化等人的语言、文化以及学术素养并无直接关联，更多是与学习者们对于学完之后的职业前途的预见有关。就此而言，今天哈佛大学校园里的“中文热”，一方面与戈鲲化当年所开启的这项事业密不可分，显然也与美国学生们对于学好中文之后的个人职业前景的预判与“投资”相关。
篇二:[戈鲲化]哈佛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戈鲲化
今天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Havard-Yenching Library）借书，临走时我惊奇地发现在该馆阅览室的门口，挂着一个身穿清朝官服，头戴顶戴花翎的中国人已经的泛黄了的照片。照片下面的空白处，用花体英文写着：哈佛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戈鲲化（The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Harvard University – Kunhua Ko）。
就是下面这张照片。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ern Asian Language and Civilization）的网页上也有关于戈鲲化的介绍（http://ealc.fas.harvard.edu/ge-kunhua）。
我知道一些早期的哈佛中国教授及毕业生的旧事，但却从未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这个看似清廷官员是哈佛的中文教授？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
一切要从1877年说起。这一年地处纽黑文的耶鲁大学首次推出了汉语课程，可惜的是，那时候汉语远没有今天在欧美时髦——居然没有学生愿意选修此课。不过波士顿一群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基于对汉语在对华贸易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建议他们的母校哈佛大学能向年轻的学生们开设汉语课。当时清政府的海关有一只非常国际化的公务员队伍，其中就包括5名来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海关总税务司也长期由英国人赫德担任。认真的波士顿人于是向这个在清朝有长期工作经验的西方人请教，如何能找个合适的人选来哈佛教中文。不过赫德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可行，他说让中国人教洋人如此高难度的语言，简直就是一份儿苦差事（drudgery），想学中文？来中国工作一段时间慢慢学就行，我的国际员工都这样儿。
不过哈佛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计划。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伊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写信给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校友爱德华·杜鲁（Edward Drew），请求他帮忙物色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美教书。杜鲁推荐了自己的汉语老师——戈鲲化。戈鲲化生于1838年，祖籍安徽，浙江宁波人。他曾中过举人，在清朝官员家中做过幕僚，也曾经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五年，后来还在美国驻华领馆工作了两年。虽说算是和洋人打过交道，不过却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不知道这个校友是如何为声望颇高的母校物色人选的，他居然在后来的一封信里向伊利奥特校长表示了自己对于戈先生是否能胜任哈佛教职的担忧，理由如下：戈先生确实有些学问，但是不是知名的学者；他从来没有在任何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拿过什么学位；他还向清政府买了个官员身份（戈曾捐了一个宁波候选同知，为五品官员）；还有更糟糕的，有人怀疑戈先生偷偷发表了一篇批评当地政府官员的文章，说不定不久就得吃官司。眼见校友辜负了母校的一片厚望，做出如此不靠谱的推荐，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个人不行，另找一个！不过为时已晚，戈先生已经为了越洋的长途旅行做好了准备，在波士顿租了房子，而且还辞掉了当时的工作。
1879年秋天，戈先生和太太及孩子一家来的波士顿。他带来了一批中文书籍——这成为哈今天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百万藏书中的第一批亚洲书籍。戈先生到了之后，写信告诉推荐他的杜鲁先生报了平安——这封中国旧时知识分子所书写的典型的、字迹娟秀的信件如今也作为档案，收藏在燕京图书馆。那一年，戈先生在哈佛只收到一个学生，该校的拉丁文教授马丁雷恩（Martin Lane），而马丁则教他英语。戈先生在哈佛待的时间并不久，在短短三个年头之后，他不幸地因肺炎在波士顿去世。哈佛给他的家人提供了回国的资助，而杜鲁则筹了一笔钱作为孩子们的教育经费。
在学界，戈鲲化从来都不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过这个受过中国旧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尊严，及良好的职业操守。戈先生在哈佛上课必定是衣帽整齐，坚持着中国的长袍马褂，即使在夏天也不脱下袍子，非常注意师道尊严。他教书认真，虽然仅仅有四五个学生，但他爱社交的性格、幽默的授课、有绅士风度的举止及富有成效的教学，让当地人对他、并通过他对中国人都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他还亲自为学生编写了教材，取名《华质英文》。
（戈鲲化编写的教材《华质英文》）
(Chinese Verse and Prose http://blogs.law.harvard.edu/yenching/?p=98)
其时，美国社会对中国这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古国还了解甚少，对于这个异国来的教师充满了好奇，也颇为尊重。有记录说戈鲲化当时的月薪是200美元，为普通美国人的两倍，可见哈佛方面的重视。戈鲲化在生活中也广交朋友，据说他用中国的礼仪拜访、接待朋友，让美国人逐渐接触到了东方文化。笔者没有细查，但有报道说美国方面在给戈鲲化的悼词中说，“……他的言行，让我们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这应该是很高的评价了。
今天，哈佛大学的东亚系将戈鲲化在哈佛教授中文作为该系历史的开端（见该系网页http://ealc.fas.harvard.edu/1870-1920）。但戈鲲化这个名字，在哈佛之外少有人知，被遗忘了已一个世纪。但他的确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教授中文的中国教师。至于他是不是教授，我也不清楚——翻看哈佛大学文字，比如新闻报道、校史等等，往往是instructor， professor混用。查找官方的聘用文件，肯定要费点功夫的，我一时没有时间。不过直接聘他为教授也不是没有可能，那时候的“非升即走”，毕竟没有现在这么残酷。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rvard%E2%80%93Yenching_Library)
篇三:[戈鲲化]戈鲲化，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文先生
文｜桑宜川
金秋十月下旬，我应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演讲会的邀请，从温哥华飞往波士顿，前往哈佛大学校园参加演讲会。结束后的次日，我怀着敬畏的心情重返校园，前去造访燕京学社，因为那里是我心仪已久的学术圣殿，如今终于有了机会。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简称东亚系和研究所，坐落在校园东北角的一条僻静街道上，是一幢二层的红砖建筑，古雅的风格里透射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学术灵气。这就是哈佛燕京学社及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在地，被誉为北美汉学研究重镇。
杜维明教授在给张凤女士撰写的《哈佛问学录》一书序文里述及“哈佛已经成为英语世界中经常用普通话谈论中国学问的道场。” 点评中肯，诚如斯言。哈佛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美大学之间交流的典范，她的校园里留下过许多现代中国大儒的光影与足迹。
回望历史，早在1928年，远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先生与燕京文理科科长洪业先生成功筹划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遂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叶理绥 Serge Elisseeff 为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他是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教授门下的法籍俄裔高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曾在哈佛燕京学社执教，著书立说。哈佛学者杜维明教授曾于1996年起任哈佛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他是当代新儒家的第三期代表人物之一，目前他的影像高挂在学社一楼社长办公室，展示着哈佛燕京学社的厚重人文积淀。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哈佛学者，赵如兰教授的影像高挂在Cabot House学院大堂，默默地述说着哈佛大学校园里的精彩中国故事。赵如兰教授乃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之长女，是第一位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音乐专家，也是哈佛大学首位华裔女教授，曾与夫君卞学鐄教授同任Cabot House学院院长。现任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教授出自哈佛大学政府系，她是哈佛燕京学社首任女掌门人，一位学识广博，温文尔雅的女学者，高山仰止，令我素然起敬。
校园里的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则由哈佛学者李欧梵教授创建于1994年。从那一年伊始，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任职的张凤女士就热心参与其中事务，后在另一位哈佛学者王德威教授引领下，经过20多年张凤女士仍坚持不懈，协助召集与主持讲座，以期这一燕京传统的薪火不熄，发扬光大。我感悟到，这一举措旨在推动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意义深远。张凤女士是《哈佛问学录》系列获奖作家，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古道热肠，热心公益，同样令我心生感佩。如今使这一讲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华文名家，前来讲经论道，已成为校园里的一道亮丽的中国人文风景。其实，中国文化在哈佛校园的传播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后期，源远流长。
戈鲲化，哈佛的历史光影里有你
当我步入哈佛燕京图书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入口处墙上悬挂着一幅大照片，一位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男子，头上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他就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当年的聘书上注明的是Instructor, 汉语可译为讲师，或循旧礼，称为“先生”，其实他在哈佛校园任职期间享有教授礼遇，那年月西人学界多以“教授”称呼他，去世后更享有这一殊荣。故称其为“教授”，是为尊敬先贤，应不为过。早在1879年，即138年前，他跨越大洋，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早期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据史料记载，戈鲲化是安徽休宁人，年少时期，天资聪颖，凭借童子功，先后通过乡试和会试，从秀才做到举人，在清政府平定太平军的将领黄开榜身边当了五六年幕僚，后在宁波的英国领事馆当了15年的翻译生兼中文教师。在当时，他的家庭生活应是很优渥的。就是这样一个衣食无忧，闲云野鹤的读书人，决意举家去往遥远的大洋彼岸，那里举目无亲，既无红袖添香，又无友朋把盏。是何缘故？
其实，戈鲲化赴美担任哈佛中国语言文学讲师是时代机遇，也是因缘巧合。起先，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课程并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来自于在华经商的美国商人的建议。鸦片战争之后的1877年，中国沿海地区已出现商埠，抵岸的美国商人在与中方进行贸易时，深感培养通晓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哈佛大学可以培养一些了解中国的年轻人，使美国人能够在中国政府供职，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对于学习中文的目的和意义，美国商人均无异议，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却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学习中文就应该到中国去学，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人则坚持从中国聘请教师来美国教学。这时，哈佛大学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哈佛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但校方认为开设中文课极具挑战性，可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因此极力赞同从中国聘请教师。于是，商人们联合捐赠了一笔不菲的款项，让哈佛大学从中国聘请教师，开设一门为期三年的中文课程。
美国方面的计划落实了，但物色一位合适的中文教师却成了一个难题。这时，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Charles· W· Eliot）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美国驻中国牛庄领事鼐德 (Francis P. Knight)。埃里奥特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求鼐德帮忙，在中国寻找一位中文教师，鼐德则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
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中了自己的中文老师戈鲲化。当时，戈鲲化正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共计三年，每月薪金200美元，往来旅费(包括随同人员)亦由校方负担。至于在哈佛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教学时间，则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
戈鲲化，直把他乡作故乡
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7月15日，戈鲲化手执与美国哈佛大学签订的三年任教合同，携带家眷，仆人，翻译和一大批中国书籍，经过23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他就此踏上了这片未知的国土，再也没有回头。这是近代中国官方早期向西方派出中文教师，讲授中国语言文化的事例，旋即成为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戈鲲化在哈佛主要是教授美国学生中文。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思想开化的戈鲲化也有很传统的一面，在美国哈佛任教期间，他一直坚持身着中国清朝官服上讲台，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
戈鲲化是作为中文讲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诗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不忘吟诗、讲解诗。
戈鲲化编写的教材《华质英文》
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这本教材被哈佛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
在这本收录了戈鲲化自己创作的15首诗作的小册子中，既有中文原诗，又有英文译文，还有对诗中词句、典故的英文解释，甚至还标出了平仄发音。通过这种方式，戈鲲化不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动，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在异国的戈鲲化就这样顽强地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在哈佛校园里，名家如林，戈鲲化并不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过这个浸透了儒学思想的旧式举人始终保持着士者的尊严，及良好的职业操守。每逢戈先生在哈佛授课，他必定是衣帽整齐，坚持着中国的长袍马褂，即使在夏天也不脱下袍子，非常注意师道尊严。他教书认真，虽然仅仅有四五个学生，但他爱社交的性格、幽默的授课、有绅士风度的举止及富有成效的教学，让当地人对他、并通过他对中国人都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鲲化也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一到哈佛就开始学习英语。很快，他就摆脱了基本上不会说英语的窘境，能比较随意地用英语和人们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他从不排斥美国文化，对所见所闻总是备感兴趣，孜孜以学。戈鲲化很注意与身边的美国人友好交往。美国报刊评价他“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戈鲲化与美国的汉学家们和当地社会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美国人。在面对中美的文化风俗差异时，戈是十分机智的，后来波士顿每日广告报这样评价戈：“一个纯洁、正直的心灵，一副热心肠，还有与人交往时迷人的微笑。”据他的好友哈佛神学院院长埃里福特回忆：“当他拜访别人时，他具有绅士的老练机智，会尊重我们社会的习俗；而他款待客人时，却总是以中国的礼仪相待。”如此不失风度又有个性的戈鲲化受到师生的喜爱，这种交流智慧，被埃里福特视作“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
戈鲲化，一位可敬的先行者
尽管戈鲲化关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计，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还未结束，就于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虽经当地名医全力抢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断恶化。几天后，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戈鲲化在异国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两大文明的沟通者带着遗憾客死他乡。
哈佛大学对这位中文教师致以了最沉痛的哀悼。2月16日，哈佛大学在阿普尔顿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除了他的亲属，校长埃利奥特，他的美国朋友鼐德、刘恩等，中国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以及中国使团的代表出席了追思会，哈佛在悼词中对戈鲲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们在中国大圣人孔子身上可以发现类似的品质。”
戈鲲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留给美国人一笔精神财富。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百多年来，戈鲲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的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评估的。
那年月，戈鲲化的事迹不为国人所知，但在美国学界却是名人。他初来乍到时，便有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报道，例如1879年11月美国《每日图画报》（Daily Graphic）刊登的《戈鲲化与哈佛的中文讲座》报道所说：“应该祝贺哈佛大学有勇气和远见成为这项学术新领域的先驱……语言文化交流将会促进友谊与和平的发展。”戈鲲化去世时，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周日晨报》《波士顿每日广告报》《每日图画报》等媒体连续刊发了戈鲲化逝世的消息及回忆、纪念他的文章。各大媒体除了对他表示哀悼，还专门刊登募捐信息，哈佛师生也自发的为戈鲲化募捐，以支持他的遗孀返回祖国。戈鲲化去世当天，波士顿发的电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那优雅的风度，谦虚的举止和与人为善的品格，都给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纽约时报》第二天全文照发。至今，戈鲲化的遗像还悬挂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大厅里，是百年以来哈佛大学最早给予华裔学者的殊荣与礼遇。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承袭国学精粹和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这两种选择，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曾产生过困惑，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关系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戈鲲化已经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面对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他试图将其精华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同时，他将古老的儒家文明介绍到美国，给西方文明提供了另外一种价值参照，使人们看到文化交融互补的益处。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时，重新审视戈鲲化的历史贡献，以史为镜，其意义是深远的。
鸣谢：本文初稿写出后，承蒙哈佛历史专家，二十多年前就写了戈鲲化的张凤女士多次拨冗审阅与校勘，订正了拙稿表述有误和不妥之处，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2017年10月31日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树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