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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国之秋]天国之秋
导读
如果不是美国南北战争，太平天国可能不会灭亡得这么快。
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逃到南京，取得了洪秀全的信任，成为太平天国第二号人物，权势与曾经独揽太平天国大权的杨秀清不相上下。
洪仁玕认识到，欲取得战争胜利，必须将英国人拉过来，在他努力下，太平天国力行“亲英政策”，并几乎取得成功。只是因当时英国驻华外交使节们的偏见与误会，才一次次推迟了双方的合作。
然而，就在英国国内舆论越来越偏向太平天国之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英国经济遭遇巨大冲击。美国是当时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重要原材料产地和巨大市场的暂时关闭，迫使英国不得不倍加重视其第二贸易伙伴——大清帝国。英国政府的想法是：扩大对清贸易，以弥补对美贸易的损失。
虽然厌恶清政府的保守、愚昧与残忍，可英国政府最终还是站在了清廷这一边，正是在英国的支持下，太平天国遭遇了一连串的惨败，清军最终取胜。
写太平天国的历史著作很多，但能从全球视角去研究太平天国，本书堪称开创之作，兼以作者裴士锋文笔极为生动，本书于2012年斩获“坎迪尔奖”（全球奖金最高的历史类写作奖），也就不足为怪。
一、英雄从此任纵横
1852年，香港。
此时它刚被英国占领10年，基本保持旧貌，炎热与潮湿的天气让欧洲人大感不适，他们相信，这里的空气中含有“瘴气”，它们因“到处开挖的土地”被释放出来。
韩山文（又译韩山明，本名Theodore Hamberg）的传教基地在香港，但他此时不在这里，而是深入了内地。
韩山文是瑞典籍传教士，1846年来到中国，先在香港，然后在广州，接着闯到珠江上游16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去传教。这不仅违反清廷法律，且很可能遭排外的当地人攻击。他因此赢得名声，成为最早闯入中国乡间的欧洲人之一，同时也是最早学会客家话的欧洲人，他甚至还编了第一本客家话字典。
这年晚春，一名圆脸、矮个儿的客家人来找韩山文，他说：我是洪仁玕。
洪仁玕讲了他的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屠杀、追捕、逃亡、造反之类。韩山文越听越糊涂，从清政府的官方公文中，根本看不出发生过任何重要事件，一切平静如常。
韩山文让洪仁玕把这一切写出来，然后就把他打发走了。韩山文将这些手稿塞进抽屉里，看都没再看一眼。
直到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南京。
南京失守，惊呆了西方人，毕竟南京离通商口岸上海是这么近！他们派一条美国船，即苏士贵限拿号（Susquehanna），去探个究竟，没想到它半道搁浅。直到4月下旬，一艘英国船终于到达南京，但什么也没打听到，只知道太平天国相信“迷信与胡说八道”。
欧洲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历史去想象太平天国。
1848年，欧洲爆发革命，意大利、法国、德国、丹麦、瑞士、奥地利均卷入其中。反对这场革命的欧洲人将太平天国视为“骚乱”，而支持这场革命的则称太平天国为“革命”，甚至认为从中可以看到欧洲的未来，比如马克思就评论道：太平天国会掌控中国市场，则英国的鸦片贸易将被终止，茶叶价格将暴涨，致使英国经济崩溃，进而引发整个欧洲工业体系动荡，最终走向政治革命。
1853年秋，洪仁玕再度找到韩山文。直到此时，韩山文才认真阅读了洪仁玕当年写给他的东西，发现里面猛料不少。韩山文将它们译成英文并出版，从而让欧洲第一次详细地了解了太平天国，韩山文因而名垂青史。
9月，韩山文为洪仁玕施洗入教，并将他带回香港。他希望把洪仁玕培养成助手，并最终将自己所属的教派带入太平天国。
按洪仁玕手稿中的说法，比他大9岁的族兄洪秀全天赋聪明，其祖上在宋代很显赫（从族谱看，洪秀全远祖为洪皓，洪皓系南宋名臣，其子洪迈是《容斋随笔》的作者。清代曾有人认为洪秀全原姓朱，冒姓洪，后又有学者认为他原姓郑，此二说均不确），但后来成了贫农。洪秀全7岁入学，16岁已当起老师养活自己。1827年，13岁的洪秀全赴广州参加乡试，第一天成绩领先，第二天名次下滑，第三天已跌出榜外。9年后，他再次应试，依然失败。
1837年，三次乡试均失败的洪秀全发了一场大病，被抬回家，醒来后，自称梦到“华丽而光明之地”，有老妇为他洗净身体，几位老者用刀剖开他的身体，取出旧内脏，换上新内脏，然后合上伤口。然后他被带到一个大厅，上坐金须黑袍老者，流泪道：“世人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然后他给了洪秀全一把剑、一方印和一颗黄果，黄果味甚甘甜。
洪秀全断断续续做了40天梦，在梦中，黑袍老者还曾痛斥孔子误导百姓，孔子羞愧地低头认错。此外，还有“长兄”邀洪秀全用宝剑去斩除妖魔。
洪秀全生病期间，洪仁玕一直服侍左右。他和其他亲戚紧锁房门，因洪秀全常大呼“斩妖”，一跃而起，在房中跳来跳去。
据说，洪秀全康复后，完全变了一个人——更高，更壮，更聪明许多。肤色更白皙，鼻梁更高挺，目光“锐利，令人难以卒视”，声音也增加了，大笑时“响震全屋”，且变得更机敏了。
但，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乡试依然失败。此时他的族中兄弟从其柜中意外翻出一本旧书，是中文布道的《劝世良言》，洪秀全这才花时间认真阅读了一下，他对洪仁玕说，这本书解开了他6年前的异梦之谜。
洪仁玕与邻居冯云山是最早皈依洪秀全所创宗教——上帝会（以往多称为“拜上帝会”，实为误解，应为“上帝会”）的人，他们在河里替自己施洗，并拆掉了学堂中的孔子牌位，学生因此不再来私塾。同样靠当老师养活自己的洪仁玕失去了收入，他亲哥用棍子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1844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其他地方传教，洪仁玕本想同行，但亲戚逼他留下来继续教书，因为他才22岁。洪仁玕不得不把孔子牌位放回私塾，使学生愿意回来就读。
上帝会在广东发展不顺，只好去更贫瘠的广西，但直到1847年，也只有2千名信徒。1850年，瘟疫肆虐广西，“病人向洪秀全祷告即可痊愈”的说法疯传，信徒数量猛增。
广西是客家人与当地人矛盾比较多的地区。1850年，几个客家人的村庄被烧掉，他们找上帝会出头，而当地官员认为是客家人在挑事，便派一队士兵来抓洪秀全与冯云山。洪秀全等人打败了他们，并迅速集结上万信徒，拿下附近的一个小镇。
1851年1月11日，太平天国成立，他们一路北上，到1853年1月兵临南京城下时，已有50万之众。
听到起事消息，洪仁玕赶到广西金田村，但起义军已离开，官军正四处追捕。洪仁玕几度历险，但侥幸逃脱。
1854年5月，韩山文给了洪仁玕和两名友人到上海的盘缠，希望他们能进入太平天国。
韩山文让洪仁玕带去重礼：钦定《圣经》译本、西洋历史著作的中文译本、多张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巴勒斯坦地图、单筒望远镜、温度计，还有指南针。
但洪仁玕等没能进入南京。在上海，接待他们的传教士在其房间中发现了鸦片烟管。洪仁玕称，那是来找他玩的友人落下的，但传教士们不由分说，将他们统统撵走。（干货版作者注：裴士锋此处对中国文献似有误读，争吵发生在洪仁玕与同行的李正高之间。李邀请一名瘾君子旧友同住，导致洪仁玕等被逐出教会接待处。）
洪仁玕只好去找“小刀会”，但“小刀会”不愿帮他。洪仁玕只好乘船返回香港，在旅途中，他写下了《回港舟中诗》：
船帆如箭斗狂涛，风力相随志更豪。海作疆场波列阵，浪翻星月影麾旄。
雄驱岛屿飞千里，怒战貔貅走六鳌。回日凯旋欣奏绩，军声十万尚嘈嘈。
1855年，洪仁玕回到香港。他没再见到韩山文，在他离港几天后，韩山文便死于痢疾，终年35岁。
因被认为是“韩山文的朋友”，洪仁玕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成为伦敦传道会传教士、大名鼎鼎的苏格兰人理雅各（James Legge）的助理。理雅各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他很少称赞中国人，但他却称赞洪仁玕为“我所认识最和蔼可亲、最多才多艺的中国人”。
理雅各的女儿也说，坏脾气的理雅各对洪仁玕“特别喜爱，极为敬佩，几乎没有其他中国人得到他这样的喜爱和欣赏”。
洪仁玕谦逊、聪明、口才甚佳，引起很多西洋传教士注意，人们称他是“能力出众、人品极佳之人”，“对基督教真理有明确且高明的认识”。
1854年，因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廷在广州大规模搜捕太平天国“余党”，数万人被杀害。一位英国目击者惊恐地看到，在刑场上，刽子手们4分钟内便砍下63颗人头，他写道：“场面很恐怖，几十具断手断脚断头的躯体布满整个刑场，无头躯体之间散落许多剥掉皮的肉块。”
暴行的结果是大批难民涌入香港，推高了房租，香港经济欣欣向荣。
理雅各知道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但他不认为洪秀全是基督徒，因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理雅各让洪仁玕别再想南京的事，洪仁玕似乎也很听话。那4年，中国大陆烽火连天，而洪仁玕与理雅各却过着读书、讲道和野餐为主的生活。
很多传教士私下议论：如果让洪仁玕去南京，将纠正天平天国的错误教义，从而将真正的基督教带进中国。
1858年晚春，理雅各回欧洲探亲，其他传教士凑了一笔钱给洪仁玕，承诺今后会给他留在香港的亲人发工资。于是，洪仁玕决定离开香港，临别前，他写下诗句：
枕边惊听雁南征，起视风帆两岸明。未挈琵琶挥别调，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地隔关山雁有情。把袖挥舟尔莫顾，英雄从此任纵横。
这一次，洪仁玕准备从陆路进入南京。
二、中了僧格林沁的大招
1858年5月上旬，大沽口（又称白河口，今天津市东南50公里海河入海口处，距北京约170公里）。
就在洪仁玕准备离开香港前，英法海军21艘军舰在英国额尔金勋爵（James
Bruce）、法国葛罗男爵（Jean-Baptiste Louis Gros）率领下，向北京扑来。
在这支远征军中，还有宣布中立的美国人乘“密西西比”号来观战，俄国则派“亚美利加”号观战，四国以法国旗舰“果敢”号为会晤场所。
英国人心里恼火：打赢了，俄国、美国将白捡便宜，清政府允诺给英国的优惠政策，俄美也会得到。后来的事实证明，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获利最多的一方，借口调停，割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但，英国人不能不吃哑巴亏，毕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太荒唐了：1856年10月，英殖民主义者利用“亚罗号事件”制造战争借口。“亚罗号”是中国船，为走私曾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嫌犯，英国称清兵侮辱了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开始动武。但绝大多数外国目击者称，当时“亚罗号”并没悬挂任何国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以为可从此打开中国市场，结果却发现对华出口并未显著增长。他们坚信：清廷只开放5个口岸远远不够，应开放长江沿线口岸，并允许英国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
为实现这一目标，怎么也得找借口和清朝再打一仗，可这在道义上太站不住脚，只好将法国人也拉进来，这样英国人才能义正词严地宣称：我们是为了更崇高的贸易原则与国际关系而战，而非为了扩大英国版图。
大沽口要塞派出几位满洲官员来谈判，但他们除了拖延，再无其他。一位官员甚至说，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联军炮轰大沽要塞，因为守要塞的都是汉人。
不久，一名刚从北京俄罗斯文馆（清朝教习俄国留学生学习满、汉语言文字的学馆）回来的俄国教师告诉联军：咸丰皇帝对洋人很火大，多数大臣不敢和他说外交的事，皇帝大部分时间在骑马，带着妃子在圆明园里玩耍。
1858年5月20日，早10点08分，英法舰队动手。
大沽口要塞的设计主要针对海盗和本国叛民，根本抵挡不了联军大炮，北岸炮台修得挺坚固，可奇怪的是，它和水面之间有个斜角，后面完全敞开，联军军舰可从后轻松地炮轰它。
当联军登陆时，清军指挥官慌了，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打法，他们只知对敌船开炮。
战斗很快结束，清军伤亡500人，其余2500人逃走。让英军惊讶的是，守军武器相当先进，有些炮甚至是在英国铸造的，沙包防御工事的配置也很专业。清军军纪严明，一名逃跑的军人被砍了头，还有个炮台指挥官因战败而自刎。
联军军舰溯白河而上，沿岸中国百姓匍匐在河边，大声叫喊。额尔金问翻译是什么意思，得到的答案是：“大王好！愿您下船登岸，统治我们！”
联军一路进入天津，河床太浅，一艘法国船搁浅32次，另一艘搁浅42次。他们只好让当地农民用绳子拖出来，给予硬饼干的酬劳。他们很愿意帮忙，丝毫不因自己国家被侵入而愤怒。英法士兵在大沽炮台劫掠了很多铜钱，因太不值钱，有时士兵们干脆抓一把，扔向岸边，看民众们争抢，以此取乐。
联军未遭任何抵抗便进入天津。很快，清朝派来全权大臣，与英、法、美、俄各签订了一份新条约。英国对这份《天津条约》很满意：英国军舰可沿长江而上，深入中国内地。此外清廷承诺再开放10个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也得到了自由传教权，且中国人在正式场合再不得称西方人为“夷”。
中国的大门终于彻底打开了。
不过，咸丰皇帝苦恼的是另一件事：条约允许英国在京派驻代表，从此英国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清朝的臣民们将看到：这些人既不是来进贡的，也不对皇帝三跪九叩。今后该怎么维持国内秩序呢？
1858年，拿着《天津条约》，额尔金舰队溯长江而上，奔向汉口。这是清廷承诺开放的新口岸，额尔金宣称，此行将检验清朝是否会遵守新条约。路过镇江时，额尔金倍感凄凉，被英军攻占后，这个曾有30多万人的大城市仅剩几百人，“从来没见过这么荒凉的景象”。
额尔金舰队路过南京时，虽打出白旗，却遭太平天国炮击，一名英国水兵被打死，两人受伤，其中几枚炮弹还差点打中额尔金。第二天，额尔金派炮艇向下游回驶，猛轰了太平军的炮台。
太平军指挥官了解了额尔金舰队的来意后，立刻与他联系，既表示歉意，同时建议他和太平军一起对付清朝，并保证他将因此得到洪秀全授予的尊衔，太平军还送他12只家禽和一些红布。
一个月后，1858年圣诞节，额尔金舰队从汉口返回上海。路过安庆时，额尔金收到洪秀全热情洋溢的信，即《赐英使额尔金诏》：
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
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
“爷哥”指耶和华和耶稣，而“臭虫”则指清军。
同一天，额尔金舰队中“惩罚”号舰长收到太平天国地方官员侯裕田的来信，称想要“短洋枪一二，火药、洋炮火嘴若干”，他知道英国禁止将火炮等武器交给他人，便搬出共同信仰来说服：“原系天父上帝之子，均是天兄耶稣之弟，彼此情同手足，谊切同胞。”
其实，此时英国国内舆论有利于太平天国，但额尔金犹豫不决：一是他反对为鸦片开战，因此对自己的使命有罪恶感，而帮助太平天国，将继续伤害清政府，让他于心不忍；二是太平天国是不是基督教信徒，还有争议。
他向翻译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征求意见，威妥玛喜欢和中国精英打交道，对来自最贫穷阶层的太平天国充满鄙夷，觉得他们是“脏兮兮”、“乱哄哄”的“一群蠢民”，“字写得很难看”，全是“一帮吸鸦片的海盗”。
在威妥玛影响下，额尔金亦鄙视太平天国，但英国在上海的商人们对这种看法极为失望。他们需要和太平天国做生意，毕竟太平天国也掌控着一部分的长江流域，且清朝已明显失去民心，何必再对它抱有期望？
而威妥玛的反驳是：他去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感受是“叛乱组织几乎得不到民心支持”，“整个民心对这场冲突的双方都不是很关注”，人民“心态类似于看待地震、瘟疫或其他天灾的心态”。
最终，额尔金在给英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继续保持中立。
1859年初夏，入侵天津整一年后，又一支英法舰队出现在大沽口，这次是额尔金弟弟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领军，任务是拿着已获国会批准的《天津条约》赴北京换约。清政府通知他，不得走大沽口到北京，让他在北塘登陆。
卜鲁斯是个45岁的老光棍，为遮蔽易脸红的毛病留起长髯，但他的秃头依然会在他难为情时变得通红。
卜鲁斯认为，北塘是贡使走的路，这是对英军的羞辱，他坚持要走白河口。法军对此不以为然，只派了1300多人中的60人加入卜鲁斯的进京之旅。
清廷此时负责天津防务的是名将僧格林沁，他因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名扬一时。他早就判断出：英国人必然会走大沽口。
卜鲁斯的舰队进入大沽口后，见两岸炮台守军不多，没有旗帜，炮眼被草席盖住，只是水道中多了两道拦障。
密探说，清军兵力很少，只够阻挡太平军的那种破帆船。卜鲁斯让军舰试着冲了一下第一道拦障，很轻松便通过了，守军未作任何反应。卜鲁斯信心大增，命令全力进攻。
然而，突破了两道拦障后，英军才发现新的拦障。它们用粗铁链和粗木桩组成，将英舰拦住，此时两面炮台迅速撤下炮口上的草席，僧格林沁部下操炮本领比当年的守军高出许多，很快便击沉两艘英舰，并将另两艘击伤搁浅。
英军再度拿出登陆的老战术，没想到僧格林沁早有准备。他在炮台前设置了两道壕沟，沟里全是水和烂泥，陆战队一进入，立刻动弹不得，成了守军的活靶子。
观战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也加入了战局，一名美军士兵因此丧命。
战争以联军惨败收场，400多名英国人死伤（清军此战毙敌93人，伤敌355人），其中29人是军官。英国人将此败视为奇耻大辱，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美国传教士，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写道：“对于从未败在中国人之手的英国军人来说，那真是未有的奇事。”
三、洪仁玕玩起大战略
1858年夏，就在额尔金舰队逼近天津时，洪仁玕正在中国内地来回游荡，以寻机进入太平天国。这年12月，他差点和额尔金见面。当时额尔金舰队正准备从汉口回到上海，洪仁玕想找威妥玛帮忙，搭他去南京，因为他在香港时认识了威妥玛。但他未能找到威妥玛，只好作罢。
1859年4月22日，在一支太平军巡逻队帮助下，洪仁玕终于进入南京，此时他已跋涉了近一年。
太平军刚占领南京时，拆掉并烧毁了大部分庙宇，逼城中男女分馆而居，组成集体工作队，财产共有，必须赴教堂礼拜。但洪仁玕到达时，婚姻制度已恢复，鸦片吸食一如以往，只是周六安息日制度被严格执行（干货版作者注：基督教以周日为安息日，但犹太教以周六为安息日）。
天王宫宏伟华丽，主殿墙壁镶金，天王手可能碰到的一切东西都用金子制成，比如碗筷、毛笔，连他的夜壶都是纯银的。洪仁玕到南京时，洪秀全已不理政事，整天在宫中研读经文，除了后宫女子，几乎无人可见到他。
1856年，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之变”，权倾朝野的东王杨秀清被杀，翼王石达开逃走，而帮洪秀全剪除杨秀清的韦昌辉亦被杀，太平天国高层出现权力真空，洪秀全迫切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二把手”，洪仁玕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洪仁玕到南京才两个多星期，洪秀全便打破不再封王的承诺，封洪仁玕为“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南京朝政，级位等同于昔日的杨秀清。
洪仁玕寸功未立，却后来居上，让李秀成颇觉不快。杨秀清死后，李秀成跻身太平军最高领导层，成了洪秀全最信赖的将领之一，却未能封王。洪仁玕被封王几个月后，李秀成才被封为忠王，自然分外眼红。
洪秀全当然明白手下军官们的不满，特意给洪仁玕举办了隆重的封王仪式。即将登台授印时，洪仁玕察觉到众人的愤怒，想婉拒任命，但洪秀全低声告诉他没事，并轻声道：“风浪暂腾久自息。”于是，洪仁玕收下印，开始演讲。在演讲中，他追述了东王杨秀清的政策，逐条批驳，并提出改进意见，众人被镇得鸦雀无声。
洪仁玕坚信：要想得到人们的效忠，不能只谈精神鼓励，还得物质刺激。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治国之道：一个神权国家加极端清教徒的社会，政府将动用公权力防止不合道德行为，烟、酒、鸦片被严格禁止，此外禁演戏、修台、建醮（道士设法坛做法事），禁庙宇寺观，根除风水，惰民由父兄擒送官府，流放异地。
洪仁玕还提出一整套振兴经济的设想，它们后来成为20世纪中国改革者们不断重复的口号。
洪仁玕称今世最富强国家都是新教国家，英国尤甚。他认为，其法律体系和人民聪明是成功的根本。
但，洪仁玕想治国，前提是先要建立一个国家。此时南京正被清军包围，无法像一个国家那样运作。
定都南京，是洪仁玕和洪秀全年轻时就讨论过的计划，北方根本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他们只想建立一个控制整个长江流域的南方帝国。
但，这个设想未能实现。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迅速北伐，结果惨败。清军趁机收复了南方大片失地，对南京形成了夹击，城中谷物和盐只能通过一条补给线输入。
此时江北大营统领是满人和春，江南大营统领是汉人张国梁，幸亏南京城高墙厚，两军僵持6年，清军始终无法攻占。1856年，太平军曾一度击溃官军防线，几乎化解南京之围，没想到很快发生了“天京之变”，杨秀清被杀，前功尽弃。
洪仁玕制定了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谋求彻底解决南京之围。根据该计划，一支太平军将绕到官军背后，直扑杭州城。杭州城是江南大营补给线上的重镇，但兵力空虚，清军不能不去救。趁清军兵力分散的机会，李秀成、陈玉成、李世贤（李秀成表弟）将率领各地太平军向南京集中，合围歼灭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留守部队。
李秀成虽赞同该计划，但提出质疑：将这么多太平军集中到南京附近，南京怎么养得活他们？
洪仁玕开始描画他的大战略：
首先，南京东边有苏州、杭州两座富饶大城，如解南京之围，可以先占此富庶之地。
其次，占领苏杭后，天平天国就会更有钱，足以从上海洋人那里租20艘汽船，运兵直攻武汉三镇。
其三，占领武汉后，将整个清帝国沿长江一分为二，再取四川、陕西，使太平天国偏安南方。
第四，北方诸省失去南方稻米供应，必然逐渐衰落，终至消亡。
这个大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上海洋人能否支持太平天国，肯将汽船租给他们。洪仁玕与洋人共事多年，自信可以成功。
洪秀全对这个蓝图非常满意，表示：一旦南京解围，就邀洋人来此一游。
1860年2月10日，李秀成率6千精兵，乔装成官军，溜出南京。清军由地方民兵、乡勇、绿营兵等组成，不同编制间协调不良，反应速度极慢。
3月11日，李秀成杀到杭州城下。3月19日，太平军用炸药将杭州城炸出了一个缺口。杭州守军乱作一团，汉人城（干货版作者注：当时国内大多数省会城市均满汉分治，将城市分为两部分，汉人居汉城，满人居满城，又称鞑靼城）很快失守，但李秀成猛攻6天，未能攻破满城。他不敢恋战，按原计划退走，他此行的战略目的已达到——张国梁果然抽调四分之一的兵力前来救援。
李秀成的军队再度乔装为官军，骑着征来的马，回奔南京。张国梁的部队扑空，干脆和李秀成的军队一样，将当地百姓洗劫一番。
4月，总数超10万的太平军从三方掩至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清军惨败，和春吞生鸦片而死，张国梁在逃跑过程中淹死。
经此一役，清廷已派不出什么名将了。
四、成事不足的洋枪队
1860年春，取胜的太平军涌向上海，此前他们刚刚占领丹阳、常州、无锡。6月2日，苏州不战自降。这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城市可为太平军提供大量有生力量。
太平军每到一处，都会大量招兵。清军也招民兵，要求薙（同“剃”）发留辫，而太平军则披头散发。农民两边都不敢得罪，只好留起长发，把长辫盘起来藏在长发中，一旦官军来，马上放下长辫，剃掉顶上头发，以免被官军当成“长毛”处死。
但富人没办法，两方都在抢掠他们，他们只好逃向上海。
1860年春，上海已有50万以上华人，洋人通常只有2千，英人最多，法人次之，美国人少到可以忽略。
虽然当时上海被传教士们称为“世上最污秽的城市之一”，但英国人离不开上海。中国内陆所产的茶叶、生丝经长江载运，在此集散。英国产的鸦片、棉织品也运到上海，转手到中国内地。
此时在上海地位最高的英国官员是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他刚在大沽口惨败于清军之手，这让他深感难堪。他决定：既不得罪清朝，也不得罪太平天国。
上海官阶最高的清朝官员是上海道台吴煦。他想拉拢英国人合守上海，但卜鲁斯不信任清军，因败退下来的清军比太平军威胁还大，他们沿途洗劫乡村，以发泄怨气。
卜鲁斯倾向于建立主动防御，即不仅保护上海租界和县城，连周边县也保护下来，但兵力不够，此外还要向伦敦当局请示，这至少要等几个月，时间上显然来不及。法国人就干脆得多，他们听说太平军杀死了一名法籍传教士，立刻调来3千兵力，欲杀向苏州。但卜鲁斯认为这等于是在支持清政府，拒绝参与，法国人不得不打消了此念头。
看着太平军逼近，卜鲁斯惊慌失措，他手下只有几百名士兵，很难有所作为。
于是，“洋枪队”出现了。这是上海商人杨坊以每月100元天价组织起来的雇佣军，听命于上海道台吴煦，成员主要来自劣等商船上的水手。杨坊答应：只要占领松江，轰走那里的太平军，就可以再给他们10多万元奖金，此外可任凭他们抢掠这座城市。
年近29岁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是首任队长。他的偶像是一批被称为“菲利巴斯特”的人，他们不为钱打仗，而是在中美洲煽动叛乱，自建政府。
华尔曾报名西点军校，但未被录取，后在私立军事学院诺里奇大学读了一年，未能毕业。1852年，他来到中美洲，加入到威廉·沃克（William Walker）麾下，他们在尼加拉瓜挑起内战，以建立一个“扬基国”。华尔离开沃克不久，沃克还真的征服了尼加拉瓜，当上总统，但后被英军逮捕，并遭枪决。
华尔本想帮助太平天国，但没接上线，只好替清军打仗。
华尔的洋枪队主要是欧洲人、美国人、菲律宾人，他还招募了许多逃兵，这违反了英国人奉行的中立立场，所以华尔要求手下受伤时不能在上海就医，以防被英人拘禁。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有一种迷信，认为洋人更会打仗，战场上一出现白人，防守方立刻逃跑，所以经常是一小队白人在前冲锋，后面跟着几万官军。一位美国军人在广州看到：因找不到白人，官军让一名给白人当过仆人的中国人扮白人，以糊弄对方，这个仆人会一点英语。
1860年4月，华尔的洋枪队攻打松江。他们偷偷爬上城墙，出其不意地干掉哨兵，可跟上来的人喝醉了，又唱歌又骂娘又争吵，把太平军哨兵统统吵醒，没等爬云梯，就被哨兵们砍死。
7月，华尔第二次打松江。他购买了两门半吨重的拿破仑炮，轰开城门，但冲进去才发现，里面还有个内城门。他们没办法将炮运过护城河，只好蛮干，最终“洋枪队”勉强占领了松江城，但500名外国雇佣兵死亡超一半，活下来的只有27人没受重伤。
8月1日，“洋枪队”攻击青浦，又被打败，因为太平军也建了一支洋枪队，队长是英国人萨维治（Savage）。华尔脸上挨了一枪，子弹穿过双颊。
两星期后，洋枪队再度进攻青浦，后面还跟了清军，结果招惹来5万太平军的反击，李秀成亲自出战。洋枪队惨败，好在太平军洋枪队队长萨维治此役受伤，不久死于南京。
1860年7月上旬，5名英国和美国传教士试图与苏州太平天国当局接触。他们绕过清军防区，他们中领头的是艾约瑟（Joseph Rdkins），他和理雅各关系很好，并受其托付，想找到洪仁玕。当他遇到第一批太平军时，问他们是否知道洪仁玕，得到的答复是：他是仅次于天王的高官。
艾约瑟等人受到了意外的友好招待。4天后，他们进入苏州，沿途水面上漂满尸体，腐臭味浓烈，苏州城内残破不堪，所有寺庙都被太平军捣毁。在苏州，艾约瑟与李秀成见了面，发现他很像知识分子，在宗教的基本理解上，彼此相近。
艾约瑟回上海后，将见闻公开发表在英文媒体上，称太平天国“是最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杀戮和决裂都是为完成大业而不得不为”，他认为，最多两年，太平军将赢得战争。艾约瑟特别强调，太平军称西方人为“我们的洋兄弟”，他们愿意开放整个帝国对外通商。
几星期后，艾约瑟收到洪仁玕、李秀成的邀请函，希望他再前往苏州。8月初，艾约瑟等如期而至，受到热烈欢迎。衣着华丽的洪仁玕坚持以西方礼节接待他们——握手，而不是磕头。洪仁玕还屏退左右，摘下金王冠，与他们交谈，并一起祷告，一起唱赞美诗。谈到未来，洪仁玕称，中国必须基督教化。
艾约瑟等人的文章引发国际宗教界的兴奋，连理雅各也对太平天国连连点赞，英国报纸更是齐声赞美洪仁玕，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相信，太平天国将取代清朝。
五、北京陷落
就在传教士们和太平天国打得火热时，英国政府正为报复“大沽口惨败”而忙碌着。
1860年，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再度来到大沽口，这次他们带来了一支大得有些夸张的舰队：41艘军舰，后面还跟着143艘运输舰，运输舰里装载着一千多匹战马。远征军拥有2.4万名来自英国、法国和印度的官兵，此外还有几千名后勤人员。
在上海，艾约瑟神父的文章引起了卜鲁斯的注意。
卜鲁斯不会中文，几乎不和中国人打交道，他警告艾约瑟：不要鼓励英国支持太平天国，不论多么腐败、愚昧，清廷仍是唯一合法政府。
卜鲁斯这么说，是因为他心中有偏见，他认为中国人都不老实，艾约瑟可能上了洪仁玕的当。
倒是卜鲁斯的下属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钻研出一套中国政治的变迁理论，他认为，叛乱是中国政治中自然循环的一环，“在政治气氛变得窒浊而压迫之时，只有靠这些叛乱风暴，才能恢复政治的清明”，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现，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
密迪乐认为英国最好的办法是不干预，但他的意见没人理睬。
不久，李秀成派人给卜鲁斯送来一封密信，但卜鲁斯不想和叛军有瓜葛，未拆封即退回。几天后，洪仁玕又给卜鲁斯送了一封秘信，依然未拆封即退回。
卜鲁斯错过一次重要的机会。在信中，李秀成通报太平军正向上海进军，但只入华界，不会进租界，并保证，伤害洋人的太平军将被处死，他希望到上海后能与各国公使会谈。
1860年8月17日下午，太平军果然逼近上海，但人少得离谱，顶多数千，英法炮手们立刻予以猛烈轰击。看得出来，太平军们一脸困惑，有一小队太平军挥舞着清军旗帜想蒙混进城，结果遭英法守军痛击。太平军阵脚大乱。
为防止太平军利用城厢民居作掩护逼近城墙，8月19日清晨，法军开进城厢中国人居住区，胡乱射击，并放火烧房，数万中国人无家可归，而太平军的兵力最多只有3千。
太平军被迫后撤，上海城厢的大火烧了几天才熄灭。《伦敦季刊》评价道：“那些人用言语和行动表明与我们友好，而我们完全未告知已把他们当外人，就把他们杀了。”
几乎同时，额尔金与葛罗男爵的军队进犯大沽口。这支军队成分异常复杂：有英国人、法国人、50名贴身保护法国将领的阿尔及利亚骑兵、超过4千名印度人，还有3千名来自广州的中国人。
这些中国人以客家人居多，充当苦力，每月领9元薪水，口粮是米和腌肉，因谣传英国人招他们去当炮灰，因此招募颇难，据说“全是广州居民里的人渣”，但军需主任记载道：“他们勤奋，脾气好，似乎对北方中国人没同情心。”他们都头戴尖竹帽，帽上饰有“CCC”字样，即广州苦力团（Canton Coolie
Corps）。
军中有1名法国业余动物学家（战前额尔金刚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该书“大胆创新”）、1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业余学者，此外还有3名记者、1名摄影师、1名漫画家。
这次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1860年8月1日下午3点半，200艘英法军舰停泊在岸边，400名联军先头部队登陆。
北塘防守薄弱，联军先头部队未开一枪，便拿下堤道，两座炮台清军逃得无影无踪。趁夜，联军8艘炮艇悄悄溯河而上。天亮时，他们占领了“脏得无法形容，臭得让人受不了”的北塘镇，将3万居民赶出他们的房屋。
清军主力在大沽，但僧格林沁预计洋人会在北塘登陆，便在要塞里设置了几个大陷阱：埋藏大量炸药，有人进入，就会引发大爆炸。
但，一名当地居民为讨好洋人，将陷阱的位置通报给联军，法国工兵迅速拆掉机关。那名居民还告诉敌军：僧格林沁带了1.5万清军，其中6千是蒙古骑兵，正在赶来。
因为大雨，军事行动暂停。英军这次带来了新式武器——阿姆斯特朗炮，不足320公斤，重量只有同类口径的炮的一半，但测试射程达8公里。因造价高，后来英军不再使用这种炮，但它的威力确实惊人，可发12磅炮弹，炸开后变成49个尖锐的碎片。
8月11日晚，天气终于变好。第二天凌晨4点，联军离开北塘，兵分两路进攻塘沽。上午11点左右，战争开始了。阿姆斯特朗炮第一次用于实战，蒙古骑兵很勇敢，一度包围了联军，但最终不得不败走。
8月14日，联军拿下塘沽，接着他们杀了个回马枪，奔向大沽，和海军夹击那里的清军炮台。联军的轰炸引爆了北炮台的弹药库，但清军屹立不退。又经过两个半小时炮轰，北炮台全军覆没，一千多人丧命。英军这才发现，炮台出口已被堵死，里面人想跑也跑不了。
北炮台陷落，大沽其他5个炮台背后无人保护，只能投降，此役联军仅伤亡350多人。
联军继续北上，一路未遭遇任何抵抗。8月27日，他们来到天津城下扎营，诸国公使再度进驻天津城，准备和清廷谈判立约。
英方首席代表是年轻翻译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他脾气火爆，14岁时曾参加1842年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约仪式。“亚罗号事件”后，他积极主战。1858年联军占领广州，巴夏礼一直是该城实质上的英国首长。进攻大沽时，32岁的他已成英国驻华最高阶外交官之一。
9月2日，清廷2名和谈代表到达天津。巴夏礼提出的条件是：允许外国使节长驻北京，赔偿英法各300万英镑（共计800万两白银）。清朝官员签字同意，但巴夏礼要求他们拿出皇帝的授权证明，却发现他们根本拿不出来。巴夏礼与额尔金认定：只有兵临北京城下，才能逼迫清廷签约。
咸丰皇帝很快派出另2名和谈代表，即怡亲王载垣和兵部尚书穆荫。9月14日，联军还在北上的路上，双方重开和谈。第一天谈了8小时，巴夏礼提出的所有条件都被认可，清廷允许联军前进到五里处，这里距通州10公里，距北京30公里。到五里处后，额尔金则只可以带卫队进京面见皇帝，并正式签约。
其实，咸丰皇帝已下密旨，要僧格林沁在额尔金前来签约的路上将其击杀。但，谈判突然出现僵局，在“额尔金见咸丰皇帝时是否三跪九叩”这一问题上，双方严重分歧。巴夏礼坚决不同意，载垣与穆荫又不敢做主。最终，穆荫告诉僧格林沁，已无和谈下去的可能。
9月18日下午，僧格林沁扣留了巴夏礼等26人，并押回圆明园讯问。
9月21日，双方再度兵戎相见。这次，僧格林沁将蒙古骑兵摆在阵前。英军阿姆斯特朗大炮一轰，这些未上过战场的战马受惊，反冲向步兵。到天黑时，联军占领了通州。
咸丰皇帝匆匆逃往承德，京城大乱，居民纷纷逃走。10月4日，眼看北京守不住，商人们凑了千只牛羊，准备欢迎洋人。
联军10月5日接近北京城墙，当晚小心翼翼地驻扎在3公里外。第二天他们穿过外城门时，发现已无人防守，劫掠随后展开。
恭亲王奕訢奉命留守北京，负责与洋人谈判。10月8日，他释放了巴夏礼等2名人质，接着又有几人获释。他们都遭遇了虐待，26人中15人（1名法国人、4名英国人、10名锡克人）死于关押期，尸体被严重损毁。
10月18日，英军火烧圆明园，这座2.5平方公里的美丽园林从此消失。在圆明园，劫掠士兵们意外发现了一间马车房，里面放着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赠给乾隆的大批礼物，包括科学仪器、两门12磅英国榴弹炮和大量弹药、英制马车，它们原封未动。
六、军无湘军不算军
1860年10月16日，身高1.70米、身材壮实的曾国藩午餐后收到公函，得知皇帝已逃出北京，落下了男儿泪。
曾国藩此时坐镇湘军大营，地处安徽南部群山环绕的祁门镇。
曾国藩本是文人，父亲16次乡试失败，1832年勉强考上秀才。同年，曾国藩也在第7次尝试中考上秀才，当年22岁。同年，他通过了洪秀全从没通过的乡试，成为举人，之后2次会试失败。1838年，他终于以优异成绩考上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
屡考不中让洪秀全精神失常，走上造反之路，也让曾国藩这样成功考上的人产生了对清廷效忠与感恩之心。
为资助他求学，曾家债台高筑。他在翰林院时生活也不宽裕，但第一次外派出京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下层官员争相送礼，回京时曾国藩有16顶轿子随行，里面装满了裘、玉和银，足以还清宿债，且绰绰有余。
曾国藩对朝廷的腐败忧心忡忡，所以他严格管理自己：每天早上静坐一小时，夜不出门，一书未完不读他书，每天写日记，餐后步行一千米，等等。
1852年，曾国藩母亲病逝，正好太平军经湖南攻到武昌。一般情况下，朝廷从不派官员回原籍任职，以防地方坐大，而曾国藩丧母，必须辞官回家守丧三年。在他回家路上，太平军正围攻长沙，曾国藩绕个大远才回到家乡。
这时，皇帝下旨地方官员，要他们创办团练自保。大部分团练没有战斗力，因招募来的士兵不愿离开本土，此外没武器，也没战斗经验，许多团练的作用只是在太平军过境后，忙着继续洗劫百姓财物。
1853年1月上旬，华中形势恶化，皇帝下令曾国藩掌管湖南境内杂乱无章的各处团练，以恢复秩序。皇帝也对邻省几位官员下了类似命令，因官军已对太平军无可奈何。选上曾国藩，不是因为他有打仗的本事，而是他就在湖南，找他比较方便。推荐曾国藩的是他的老师唐鉴，唐鉴说：曾国藩才干不高，但善识才用才。
曾国藩本不想接这份差事，拿到谕令时，他刚回乡4个月，丧礼还没办完。他写了奏折，就在准备递上去时，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曾国藩的父亲、弟弟、亲友恳请他接受此职，以免家乡毁于战火。最终，曾国藩答应了。
清常备军分两大系统，即八旗和绿营。
八旗以满人、蒙古人为主，主要驻扎在北方，以及部分省城的满城中，仅京畿就有13万八旗军，而太平天国爆发的广西没有八旗。
八旗之下是绿营，以汉人为主，1850年代初达60万人，但官员吃空饷，导致数量严重不足，此外缺乏训练，几十年没参加过大规模战争。
绿营人数大大多于八旗，可清朝军费绝大部分用在八旗上。18世纪的几场战役榨干了清朝军费，所以到1850年时，清军依然以大刀为主要武器，虽有早已落伍的火绳枪，但维修不足。
1816年，清廷规定武器使用30至40年才可替换，但事实上，许多现役武器已用了上百年。加上指挥权分散，互不对付的文武官员共掌军队，在移动迅速的太平军面前，清军自然不是对手。
曾国藩以戚继光为榜样，从1853年开始，建立起一支精兵。他写道：“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
曾国藩要求士兵是来自农村而非城市的年轻人，此外统兵者必须亲自招募下属，不假手于人，这样他们会招募亲属、同乡并肩作战。
这支部队体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理想，父子关系是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曾国藩主张官兵之间建立类似的感情联结，以唤醒他们的责任意识。
因为尊重个人关系，所以士兵与基层军官只听命于自己的直接上级，别人无法越权操作。一个统兵官调走，他的士兵也会跟着走，换言之，湘军成了曾国藩的私人军队。
湘军工资特别高，步卒月薪4两多，是绿营的近3倍。杀土匪一名10两、活捉15两、抓一名太平军20两、抢了敌人战马可以自己用，也可以交给上级，换10两赏银。此外抢一桶火药赏5两、一桶铅弹3两、一门大炮10两、小炮5两、鸟铳3两、刀矛旗2两。
赏格高之外，曾国藩还很重视思想建设，教育士兵们忠诚皇帝，并劝他们不要在乎生死，比如“大胆向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
湘军的惩罚极严：装伤者受40杖并开除；临阵脱逃者斩；虚报战功者不仅斩，还要悬首示众。所有士兵入伍时，必须由他家族的亲属具保，所以几乎没有逃兵。
曾国藩最初的障碍并非来自太平军，而是来自清廷地方官员。
因皇帝给予曾国藩的“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职称含糊，且他只有木刻关防而非玉雕，地方官员怀疑是伪造的，不愿帮助曾国藩。理论上，团练只能配合绿营作战，但绿营讨厌湘军抢了他们饭碗。1853年，绿营甚至烧了曾国藩的大营。
曾国藩没钱，只能找地主富商化缘。这些人对清廷没什么好感，不反对改朝换代，可太平军四处毁坏孔庙的行为却让他们不满，曾国藩也刻意大谈儒家文明兴亡，以打动他们。虽然曾国藩花的是绅商们的钱，可他却告诉士兵这些都是皇帝所赐，应该效忠皇帝。
湘军武器和太平军差不多，最好的就是火绳枪了，每打一发，重新装弹要用1分钟，遇雨则无法操作。此外是2.4米长的大号火绳枪，即抬枪，需三四人操作，它能将一磅重的子弹打出1.6公里远。此外还有不多见的小铜炮。
清军、太平军都非常渴望从上海洋人那里得到可连发的卡宾枪。1852年，太平军拿下湖南岳州时，从地下挖出了近200年前“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军队留下的、锈迹斑斑的火器，太平军如获至宝，可见中国军事科技多么停滞！
湘军基本单位是营。
营的编制是：每营505人，下辖4哨（即先哨、后哨、左哨、右哨），每哨108人，再加上营官亲兵72人。每营另有180名长夫，负责运送武器弹药。
营官亲兵编制是：共分10队，每队10人，什长1人、伙夫1人，共6队，共计72人。其中2队配火炮，3队配刀矛，1队配火绳枪。
哨的编制是：每哨分8队，包括2个抬枪队、2个火绳枪队，另外4队只配备刀矛。哨长另有7名扈从，其中副哨长（又称护勇）1人、贴身侍卫（又称伙勇）5人、伙夫1人。
队的编制是：每队10人，加上1名队长、1名伙夫。抬枪因为太沉，常常多编入2人，这样4人操作一支抬枪，每队有3支抬枪。
曾国藩还成立了一支水师，一名来自广州的顾问教他们建造大船“快蟹”。“快蟹”本是走私鸦片用的船，两侧各有14根桨，可乘45人。后因“快蟹”笨且慢，改用广西顾问建造的“长龙”，长13.5米，宽1.8米，有16根桨、7门铜炮，每门炮180公斤。“长龙”中间安有大帆。而船身较小的则是舢板，装4门铜炮，长9米，宽不到1.2米，装10根桨。
1854年，曾国藩已有13营陆军、10营水军。水军包括200多艘战船、100艘补给船。但他首战小胜后，接下来便是一连串惨败，在靖港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他愤而投水自杀，幸被手下军官救起。
曾国藩因自杀未遂而卧床时，长沙的一群官员集体参了他一本，要求皇帝惩罚他，并解散湘军。但恰在此时，坚守湘潭的湘军陆营取得大胜，据说杀掉万名太平军，缴获了1千艘船。1854年，湘军肃清湖南地面的太平军，10月，夺回了武昌。
曾国藩的大胜令咸丰皇帝很开心，但大学士祁隽藻却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意为：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回乡在家为母亲守孝的前侍郎，和普通人没啥区别，一个这样的人都能在乡间一呼百应，让上万人跟着他，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言外之意，曾国藩有野心，不能不防。）咸丰默然。
这一年，曾国藩43岁，他的4个弟弟中，有3人成了统兵官，即曾国华（32岁）、曾国荃（30岁）、曾国葆（26岁），此外还有一些非湘籍的人也加入湘军，甚至还有满人多隆阿。多隆阿专横跋扈，以不认识汉文自豪，别的统兵官多不愿与他共事。
其实，太平军兵力强于湘军，但将注意力放在别处，这给了曾国藩机会，湘军顺长江而下，准备沿途收复太平军占领的城市。然而，1855年2月，他们在九江被太平军击败，曾国藩的旗舰被烧，他再度准备自杀，又被手下军官救回。
此后，曾国藩被困在江西省18个月，旗下兵力仅万余人，且付不出饷，江西官员们也不愿帮助他。1855年4月，太平军夺回武昌，幸亏1856年“天京之变”，曾国藩才喘了一口气。1857年底，他父亲去世，曾国藩再度辞职回乡，因对官场失望，1年后才回来。
归来后的曾国藩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湘军由湖南子弟组成，一出省，战斗力立刻下降，但此时曾国藩已把自己的生命归属于国家。1859年春，湘军攻打景德镇，恰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带着二三十万大军杀入湖南。担心父老有失，湘军士兵纷纷逃回家乡，但曾国藩坚决不肯回师湖南，还让几个将领回乡把逃兵们找回来。
石达开一度包围了湖南宝庆，这里距曾国藩老家只有50公里，好在宝庆守军挺了过来。8月份，石达开无心恋战，转战广西，而曾国藩也如愿以偿地攻下景德镇。
然而，1858年11月，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在进攻安徽三河城时战死，6千湘军全军覆没，其中许多人来自曾国藩的老家。不久，湘军又兵败景德镇。在曾国藩老家，遍布梯田的丘陵上，到处是他邻居的哭声。
直到1860年，清军都把重心放在和春、张国梁身上，但洪仁玕的成功反击，使咸丰皇帝不得不在6月时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8月时，确认他为长江流域的清军主帅。
曾国藩的战略是持续包围。他认为，石达开、捻军都是“流贼”，不足为患，而洪秀全是“窃号之贼”，应全力对付，可以先“剪枝叶”，再拔根本。他认为，以往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包围南京太着急，因而不能全围，太平军出入自如，得以从容反扑。曾国藩的意见是：应该一个个攻下南京以西、长江沿岸的城市，特别是英王陈玉成在安徽的首府安庆，应最先拿下。
其实，此时曾国藩只有6万左右士兵，如果野战，毫无胜算。据他的情报人员报告，太平军经常采取变化多端的“螃蟹阵”，1队居中，两侧各有5队，遇敌则迅速变阵。此外还有所谓“百鸟阵”，每队25人，如飞翔的鸟，星罗棋布，令对手不知对方兵力多寡。另有“卧虎阵”，用于丘陵地带，上万名士兵贴地隐身，敌人通过山谷时，他们突然全部跃起。
曾国藩的应对之策是：扎牢营盘，诱使敌军来攻。
1860年6月，趁太平军向东连胜之机，曾国荃率1万湘军从西杀入安徽，包围了安庆。他在城外建造了两道高土垒，与城墙平行，以守对守。为防止援兵，另派多隆阿率2万骑兵在安庆北65公里处设了一道阻隔线。此外，曾国藩调水师入长江，封锁了安庆上下游。
7月下旬，曾国藩带余部约3万人进驻安徽南部山区，他以祁门为中心，放射状部署兵力，以防止太平军东进。
10月10日，他收到圣旨，要求他手下最能干的将军鲍超速带3千精兵北上援助僧格林沁，以抵挡英法联军。但曾国藩认为，没有鲍超根本守不住围困安庆的阵地，所以他故意拖延，上奏要求另选将领。他知道，奏折到北京得两星期，等皇帝命令下来，至少是4周以后了，那时安庆应该已被自己攻下。
但，攻占安庆并不顺利，而坚守祁门东翼——徽州的湘军又遇太平军主力，溃败下来。
11月6日，曾国藩得到了圆明园被烧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
七、老师给徒弟下了跪
1860年8月21日，即进攻上海的军队被英法军队击溃后2天，李秀成写了一封深感委屈的信给英美领事。他暗示，法国人收了清廷的钱，并分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才会对太平军动手。他表示可以原谅英国和美国，因为它们也是新教国家，但法国人狡诈且崇拜偶像，等太平天国夺取天下，他们走着瞧。
信的内容是洪仁玕的想法，他要求太平军必须与上海洋人建立和睦关系，李秀成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洋人好打不好和。”
兵败上海让李秀成与洪仁玕的矛盾公开化。
李秀成遇挫，洪仁玕却继续展开他的外交攻势。
在干王府中，洪仁玕接待了一批批来自上海的访客。他的寝殿内摆满了各种海外物品，多是访客们赠送的，有一个气压计、数个洋钟、一具望远镜、数把柯尔特左轮手枪、一台二手簧风琴、两座太阳灯、一块英国香皂、一把英格兰海军剑，还有一罐“考沃式什锦腌菜”。
书架上的书证明洪仁玕正研究英国军事方法，包括英国伍德里奇皇家军事学院《防御工事构筑原则》。洪仁玕用牛排和波特酒款待外宾，和他们用英语交流，并展示着他熟练使用刀叉的技巧。
在这些客人中，最独特的当属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
罗孝全是美国浸信会传教士，1837年抵华，在太平天国起事前，他在广州曾短时间教导过洪秀全和洪仁玕研读《圣经》。
罗孝全性格怪异，因人缘太差，不断有人向海外投诉他，包括他虐待中国仆人、伪造捐献册等。1852年，由于罗孝全不愿救助一名自杀的传教士，被浸信会开除。
但，1853年，罗孝全收到了洪秀全从南京发来的信，向他表示敬意。这封信让罗孝全大喜过望，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替太平天国宣传，以募集去中国旅行的款项。这让他名噪一时，被美国报纸称为“爱国革命党的首领太平王的宗教导师”。
1856年，罗孝全带着捐款回到中国，但4年未能进入南京，直到1860年，洪仁玕宣布南京欢迎洋人后，10月13日，罗孝全终于进入南京，在洪仁玕王府楼上的房间住下。
罗孝全没能马上见到洪秀全，因为要下跪，他拒绝这么做。最终诸王还是同意他去见洪秀全。当他浑身别扭地站在一大堆太平天国文武百官后面时，洪仁玕突然对他大吼：“罗孝全先生，拜天父！”罗孝全猝不及防，本能地跪倒，并向他的昔日弟子洪秀全施礼。
罗孝全在南京过得不太如意，穿着洪仁玕穿过的破烂缎袍，戴着朝帽，四处晃荡。他自认为会当上天王的导师，但实际上只是洪仁玕的助理。在南京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不断给上海和香港的英文报纸投稿，吹捧太平天国。
不久，威尔士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于1860年11月进入南京，他亲历了太平军的上海之败，认为太平天国会从此怨恨洋人，可他却受到了热情招待。不久他回到上海，给70位左右的新教传教士们带去天王用朱砂墨写在黄缎子上的圣旨，欢迎他们到南京居住。
西方人一直渴望清廷开放自由传教，为此不惜战争，而太平天国却轻易地给了传教士这一权利。杨格非把希望寄托在洪仁玕身上，因为洪秀全“写的东西像疯子写的”，虽然他发现，洪仁玕有4个老婆。洪仁玕解释说，为了保持自己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他不得不这么做。
与杨格非同时去南京的，还有容闳——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后在清末洋务运动中，因促成并且经理了两件大事而彪炳史册：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他不太关心宗教，而是想看看太平天国“是否有资格成立新政府，取代满清王朝”，结果他很满意。洪仁玕在香港时就认识容闳，希望他加入太平天国。容闳说要先看看，并提了一些治国意见，这些意见与《资政新篇》的部分内容不谋而合，洪仁玕非常同意，但这得等打下天下之后才能执行。
几天后，洪仁玕派人给容闳送去官印和朝服，但容闳拒绝了，他坚持要等太平天国执行了他的那些现代化建议后，才肯当官。他要求洪仁玕给他通行证，使他可以在太平天国辖界内自由活动，说是要好好观察一下。
洪仁玕同意了，但容闳的目的是进入别人无法进入的茶区，他购买到了珍稀品种的茶叶，并转手卖给上海洋商。他因此赚了一笔钱，并从此未再与洪仁玕见面。
12月2日，杨格非、容闳返回上海的第二天，额尔金也回到了上海。10月下旬，《中英新约》最终敲定，《天津条约》的条款被正式认可：英船可自由航行长江、传教士可自由传教、清廷开放了更多口岸，法国人也得到了类似特权。
此外，英法还得到了巨额赔偿——各800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清朝国库所剩银两的80倍！清朝肯定付不起这笔钱，只能依靠上海、广州两地关税。换言之，英法要拿到债款，就必须保证对华贸易繁荣。
12月底，英国已与清廷和好，一半英国军队撤离，剩下的部队大部分驻扎在香港，天津和大沽留了4千人，上海则只剩1200人。额尔金离开中国前，特别嘱咐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来年春天务必拜访南京，看能否缔结友好关系，毕竟部分清廷新开放的口岸正被太平军掌控。
此时太平军正积极控制江南富庶省份。通常情况下，有太平军将领驻扎的地方秩序较好，违纪军人立刻被处决，但在边缘地区，情况往往失控，很难区分太平军和落败的官军，他们一样可怕。
太平军反对妇女缠足、擅拜“妖神”和吸鸦片，但至少在禁鸦片上，没取得多大成效。清朝靠土豪与绅士管理乡村，太平天国则重新分配了乡村权力，许多清朝前官员投向太平天国，当上乡官。此外农夫、佐吏、和尚、商人、耆老、丝织工、豆腐小贩、武师等，都可能成为乡官，苏州附近某县，一位乡官的本职是“赌徒”。太平天国还招募乡官下属，多是懂地理、战术、医学、星象算命的本地人。
太平天国曾试图全面重新分配土地，施行清教徒式的礼俗，但洪仁玕到南京后，改变了这套做法，他恢复了六部制，并开科取士。1861年初，奉洪仁玕指示，太平天国科考也纳入了传统典籍，孔子重新占有一席之地。
洪仁玕带头写政治宣传文章，他的王府中有西式印刷机，制作大量宣传小册子，其中许多已不再谈宗教。这些小册子宣布：太平天国不再是革命政权，而是捍卫传统的本土政权，继承了抵抗外族的遗风。
1860年晚秋，李秀成不得不停下征服华东诸省的行动，去解安庆之围，因为安庆是南京门户，如果失守，南京危矣。洪秀全本来命令李秀成北征，可能是进攻北京，但李秀成拒绝了。11月，他带兵离开南京，沿长江沿岸，直奔祁门。
1861年2月，连洪仁玕也不得不奉天王之命，带兵去解安庆之围。他从没打过仗，农历大年初一出征时，恰好伦敦传道会的访客慕维廉（W.Muirhead）在南京。在一片“干王千岁千岁千千岁”的呼声中，洪仁玕上了8人抬的大轿，他对慕维廉说：“为我祷告。”
八、巴夏礼的鼻子差点气歪了
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时，咸丰皇帝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这里因道光时期财政危机，宫殿年久失修，已几乎废弃。跟他到承德的有端华、载垣和肃顺等，他们是满人中最好战的一批，绝大多数是10年前咸丰登基时就跟着他的，此外还有僧格林沁。肃顺是强硬派领袖，强烈反对与外国签约，他还是曾国藩的靠山。
恭亲王被留在北京谈判。他当时才27岁，性格内向，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犹豫把位子交给谁。据传说，1846年道光皇帝分别召见两个儿子，问如果当上皇帝会如何，恭亲王奕訢列出一系列开创性政策，而奕詝（咸丰皇帝的名字，詝音同煮）则倒地大哭，因为他当上皇帝，就意味着道光去世。道光皇帝认为，奕訢只有才干，而奕詝仁孝，是当皇帝的料。
英法联军撤退后，咸丰依然不愿回京，因恭亲王同意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他极为不满。为了让皇帝免去接见外国公使的羞辱，同时还能令公使们满意，恭亲王建议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提出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这时他开始认真考虑：是否要借外人之力消灭太平天国？
俄罗斯最早投来橄榄枝。早在1857年，沙皇就表示愿提供步枪给清廷，1858年，俄罗斯再次表示可以派军事顾问，如果大清愿将黑龙江之北土地割让的话，但咸丰帝断然回绝。1860年，俄国外交官伊格那提耶夫随额尔金远征军进入北京，与恭亲王谈成了《中俄北京条约》，以调停之名，割走中国大片领土。
为加强对清廷的影响力，伊格那提耶夫愿意在先前承诺提供的步枪外，再派几艘蒸汽炮艇及上面的三四百名俄罗斯人助战，以一举攻下南京，此外愿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合作，从海路运粮进京，因大运河已被太平军切断，漕粮已停。
对此提议，各方意见不一。曾国藩基本持反对意见，只认为通漕粮可议，皇帝最终决定审慎，接受了俄罗斯人提供的1万支步枪和8门火炮，但婉拒其他提议。
1861年2月，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下令自上海溯长江而上，以完成额尔金离开前留下的命令——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
此时在英国议会中，已无人支持清朝，但不少议员担心太平天国是“民族党”，如它取胜，恐怕比清朝还难对付。此外，议员们还担心战争继续下去将使民生凋敝，影响英国对华出口。其实，后一种担心是多余的，在太平天国治下，同地区同期出口额增长超过了9倍。
何伯的舰队很快到达南京，负责与太平天国谈判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在北京从僧格林沁手下逃过一死的巴夏礼。
在南京，巴夏礼等人见到了罗孝全以及慕维廉，偏偏此时洪仁玕在外作战，不在南京。巴夏礼受到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到忠王府住，因忠王李秀成此时也在外作战。
3月1日，巴夏礼告诉太平天国两位负责谈判的三等王，英国与清廷已签约，英国军舰有权在长江自由航行，虽然太平天国控制着从汉阳到安庆的大部分航线，但不应妨碍英国的此项权利，同时何伯想派一艘6门炮的军舰常驻南京，以保护该地英国侨民。
两位三等王去天王宫汇报，几小时后，他们回来说，天王做了“异梦”，不同意洋人的要求。巴夏礼争执道：“他肯定还做了别的异梦。”最终，他们接受了巴夏礼的条件。
巴夏礼说：如太平军攻打通商口岸，请勿伤害当地英国人，并保证英军不会再像在上海那样，阻止太平军进攻。
巴夏礼对太平天国和清廷评价都不高，他曾在长江边遇到一位中国农民，并问他的看法，结果“他认为官军和叛军没什么两样，他在这两者底下都没过上好日子”。
何伯观点更激进，他不喜欢太平天国，希望通商口岸成为战乱中的安全岛，他提出要将上海方圆2日步程内的地区（50公里）都算作英国势力范围，太平军不得进入该区域。
3月，为了何伯这个想法，巴夏礼再度到南京谈判，仍是两位三等王接待他。巴夏礼怀疑他们没实权，便直奔天王宫，但卫兵挡住了他。他不得不把意见写在纸上，让宫女送进去，洪秀全批答后，再送出来，如此往复。巴夏礼在外庭怒气冲冲地坐了几个小时，但洪秀全最终同意了英国人的全部意见。
闲极无聊时，巴夏礼盯着墙壁看，让他火冒三丈的是，墙上有一张“世界地图”，太平天国居于世界正中，面积惊人地大，英、法被挤到左上角，只是两座小岛。
为表示中立，舰队司令何伯命令上海当局搜捕在中国参战的英籍雇佣兵，并派出富礼赐（Robert Forrest）前往南京，沿途寻找这些人。
富礼赐证实了，沿长江和大运河两岸约1.5公里内已荒无人烟，但其他太平天国辖区人民生活比外界传说的好很多，在清廷控制的上海与太平军控制的苏州间，地下贸易非常繁荣。在较大的镇，太平军设了“乡官”，富礼赐认为，那里的人民似乎信任这些乡官，而相对偏远地区，太平军不过是每隔一个月来收次税，与清廷治下乡村差别不大。
富礼赐发现，100多名洋人在为太平军打仗，少数人是自愿加入的，每月薪水60两，相当于湘军营级指挥官，其他则是躲避追捕的罪犯，或干脆是被绑架来的。他们没有工资，但打下一座城池，可以任意劫掠。富礼赐说服太平天国交出其中的英国人，最终他带回26人。
萨维治战死后，太平军洋枪队由一名美国人担任队长，叫孔雀，富礼赐到达南京时，这批人正准备去攻打杭州。
为表示公平，何伯也下令抓捕“洋枪队”中的英国雇佣军，最终抓到13人，其中1人证明，洋枪队中只剩82名洋人，比太平军中的洋人还少。
不久，英军抓到华尔，当时他正在上海招新兵，由于他是美国人，只能交美国领事处理，可华尔说他已加入中国国籍。江苏巡抚薛焕拿出了证明文件，称清廷确实已归化了华尔，美国领事信以为真。其实，这份文件是伪造的，第二年2月，华尔才正式加入中国籍。
英国人不知该怎么办，就把华尔关在何伯舰队旗舰上，结果华尔从一扇未关的窗户里跳船逃走了。
九、安庆陷落
安庆，此时是安徽省会，省城方圆2.5平方公里，坐落在一块高地上，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从陆地进攻安庆，需越过一座陡峭的高山，山上有工事坚固的集贤关。
从南京入湖北，必过安庆，而长江在安庆这一段又特别窄，只有800米，欲攻击南京，必须先拿下安庆，这样水上运粮船才不会被阻断。
如有防备，敌军很难靠近安庆，但1860年夏曾国荃大军到时，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安庆主力去解南京之围，只留2万守军。其实曾国荃只有1万士兵，却吓得太平军警戒哨四散逃走，白白让出集贤关。
这一年陈玉成才25岁，他18岁即拿下了武昌和安庆，因眼睛下方有两块胎记，清军称他为“四眼狗”。
太平军并不担心安庆被围，因安庆城高墙厚，城内有大片菜地，通过长江，可将粮食源源不断运入。
1860年9月，太平军制定了安庆解围计划。
洪仁玕“先控制南京以东，再回师直取武昌”的大战略执行得并不顺利。他原本期望进入上海，从洋人手中租到汽船，再溯江而上，但李秀成的上海之败让太平军明白了：洋人不会和他们合作。
太平军只能临时更改计划，沿长江步行去攻击武昌。陈玉成在江北，先取安庆，再取汉口，而李秀成则在江南，突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再奔向武昌，与陈玉成形成合围之势。如此，长江将被太平军遮断，曾国藩将失去来自北方的补给，成为瓮中之鳖。
1860年10月，陈玉成军出南京，渡过长江，11月下旬，逼近安庆，但刚出桐城，便遇多隆阿2万骑兵组成的防线，无法突破，只好退守桐城。第二年3月，他绕过安庆，直奔武昌，他的军队行进速度飞快，11天便步行约300公里。1861年3月17日，他的先头部队已到黄州，距汉口仅80公里。
黄州只有2千守军，很快被歼灭，现在，武汉三镇已成陈玉成嘴边肥肉。
1860年11月23日，恰逢曾国藩50岁农历生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马齿虚度，颓然遂成老人。”
几天后，12月1日，李秀成的大军已靠近祁门。曾国藩忙写信求援，但他的主力都在安庆，祁门大营只剩3千人，最近的军队是50公里外的鲍超部，而此时李秀成的军队已出现在祁门大营与鲍超驻地之间。
但，李秀成当天竟未发起进攻。他不知湘军虚实，不想冒险，此外他急切想进入江西和湖北，那里有10万太平军的新追随者，可迅速扩充自己实力。
第二天，鲍超回援部队与李秀成部遭遇。鲍超部队少，但休息充分，李秀成的军队则翻山越岭而来。双方打了两天，李秀成匆匆退去，留下4千名死伤者。
李秀成虽然退兵，但仍在祁门大营周边作战。到第二年二、三月时，他的部队再度杀到距祁门大营30公里处，好在鲍超来回堵截。
4月9日，左宗棠据守的景德镇落入李世贤之手，祁门大营的粮道断了。
曾国藩事实上已被包围，他不得不带9千人突围，可在徽州城遭遇惨败，只好又退回祁门。4月22日，他写信给老家的几个儿子，几乎是在作遗嘱，告诫他们不要从军，并痛悔自己终生一事无成。
陈玉成没等到李秀成部，但此时武汉三镇兵力薄弱，他准备先攻汉口。汉口是《北京条约》新承诺的对英开放的口岸，恰好巴夏礼、何伯都在这里。
1861年3月22日，在太平军占领黄州5天后，巴夏礼登门拜见陈玉成。此时黄州有两三万太平军，陈玉成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赶来。巴夏礼对陈玉成印象不错，觉得他谦逊客气，且极聪明。
陈玉成将太平军沿路进攻情况告诉巴夏礼，并说明按计划将于4月合围武汉三镇。巴夏礼虽然对陈玉成的军事才能很佩服，但他警告说：太平军不能进攻汉口，因汉口已对英开放，战争将伤害英国利益。
以巴夏礼的职位，本无权作出这个决定，但陈玉成并不知道，他试探说：太平军可否不攻击汉口、武昌，只取汉阳。但巴夏礼坚持说，武汉三镇距离太近，攻击任何一个，都可能伤害英国利益。
陈玉成无可奈何，他的部队孤军深入，虽然汉口此时只有3千清军，他却无法向前。
安庆此时被曾国荃一连串的土垒和深壕所包围，但城内生活并不寒酸，每人每天一斤米，还有自己种的蔬菜。巴夏礼自汉口去南京时，还在安庆下船看了看，发现这里情况尚好，太平军希望巴夏礼转告洪仁玕送些食物来，并试图塞给他一把金饰，被巴夏礼严词拒绝。
巴夏礼到南京后，南京方面问巴夏礼，可否租用一艘英国船为安庆送粮，巴夏礼立刻拒绝，并给来人上了一课“中立国的权利与义务”。
安庆能坚守下来，全靠洋商运粮，他们的船挂着洋旗，湘军不敢阻拦。在安庆城脚下，出现了一个自由市场，城里人与城外湘军在此交易，湘军此时已欠饷9个月，急需各种物资。他们发现，城里的湖南人不比城外少，他们在此共叙乡情，可一旦开战，双方又会杀个你死我活。
4月时，李秀成未能按期赶到武昌，因为他忙着在江西、湖北扩充实力，所以走了一条奇怪的、锯齿形的行军路线。李秀成获得了大约30万新兵，但缺乏训练，没有武器，且人越多，供给就越难。
李秀成体现了他的价值观：在途中，他的手下俘获了一名清军统兵官，李秀成觉得他是个好汉，处死太可惜，便邀他加入太平军，但遭拒绝。李秀成最终给了他60两银子，把他放走，此人没有拿钱，并历尽艰难跋涉，重新投入左宗棠旗下。这个浪漫故事有个糟糕的结尾：几天后，他被当成叛徒砍头。
6月，李秀成终于到了武昌城外，整整迟到了2个月。陈玉成早已撤走，而此时武昌已有清军重兵增援。
李秀成看无法取胜，干脆回师，路上被鲍超部追击，在赣江附近几乎被追上，但幸运之神眷顾了他——他的部队渡江后，突起大风，一直肆虐4天，等风停时，李秀成早跑远了。
陈玉成等不到李秀成，只好去解安庆之围。4月27日，他率军3万到达集贤关。但集贤关的湘军坚壁不出，陈玉成只好在集贤关外构筑起防御工事。
这是一个奇特的战争景观：围绕安庆城，出现了三道同心圆防御圈，一道是曾国荃的围城部队，一道是集贤关守军，一道是陈玉成围关部队。
但，还有一个圈，那就是多隆阿的马队，在陈玉成背后，切断了他与南京的联系。
5月1日，洪仁玕带2万大军来到桐城，成为第5个圈。洪仁玕没有军事经验，他心里明白，之所以派他上阵，是因为洪家其他诸王（特别是洪秀全的儿子）看他不顺眼，想让他在外边吃点苦头。
洪仁玕的部队是在安徽、浙江地区临时招募的。战争造成地方残破，招兵甚易，且官军溃败后，大部分人直接转入太平军阵营。但洪仁玕不知道怎样把这些兵力转化为战斗力，他更擅长写诗，比如“一枝卓立似干戈，横扫千军阵若何”之类，以此激励部下。
5月6日，洪仁玕军队分两路进击，但惨败于多隆阿，只能困守桐城。5月24日，陈玉成率军从背后夹击多隆阿，但走漏了消息，部队落入埋伏圈。经过苦战，陈玉成进了桐城，这下，他与继续攻集贤关的1.2万名太平军丧失了联系（4千在集贤关前，8千在菱湖）。
就在陈玉成率军去夹击多隆阿的第二天，他留在集贤关前的4座营垒遭到鲍超攻击，前3座投降，3千守军皆被屠，第4座营垒坚守了几天，最终也全被杀。一名高级统兵官被鲍超带到安庆城下当场肢解，以震慑城内太平军。
紧接着，曾国荃包围了菱湖上的太平军营地，这里支持的时间更长一点，但几个月后，粮食耗尽，太平军请求投降，曾国荃表示同意。7月7日，8千太平军放下武器：6千支洋步枪、8千支长矛、1千支抬枪、8千支明朝火绳枪，以及2千匹战马。
曾国荃不知该怎样处理这些战俘，手下人建议，将战俘从营中每次带出10人，分批砍头。曾国荃觉得太残忍，便交给部下。砍头从早晨7点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终于完成。
曾国荃为此数日精神抑郁，曾国藩来信斥责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但，安庆仍在太平军手中，就在曾国荃、鲍超击败援军同时，8艘外国商船正给守军送来补给，而湘军的粮食补给却已岌岌可危。
6月中，曾国荃的密探报告，说最近一艘洋船给安庆送了近200吨米，足够城内人坚持一周。曾国藩大怒，写信向湖广总督抱怨，湖广总督将他的信转给了皇帝。
信到了恭亲王奕訢手中，他7月18日致函卜鲁斯。卜鲁斯本来对太平军就没好感，7月23日，他给英国驻上海领事发电，要求警告洋商。
安庆的补给，至此终止。
到了晚夏，安庆的储粮即将用尽，而湘军也在苦撑，幸亏左宗棠收复了景德镇，祁门大营才重获补给。5月上旬，曾国藩把大营搬到安庆上游40公里东流县江岸边的一艘大船上，并派鲍超渡江去增援曾国荃。皇帝让左宗棠去救援杭州，并让曾国藩派一名水师将领去广东，曾国藩都未听命。显然，曾国藩已孤注一掷：不攻下安庆，他将彻底崩盘。
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此时洪仁玕已被洪秀全招回南京。陈玉成带着他剩下的部队，从桐城出发，通过大迂回，再次来到集贤关前，准备攻击曾国荃的围城工事，而安庆城内的守军也大举冲出。
双方混战在一起，杀声震天。经过7天7夜苦战，9月3日夜，一切突然安静了下来。安庆失守，陈玉成被击退。
安庆部分守军趁乱逃出，但也有说法称，他们之所以能逃走，是因为和官军做了交易，让后者可以顺利占领安庆。那些城墙上的炮手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与火炮被拴在一起。
因断粮数月，安庆一片萧条，9月5日湘军进城时，这里人肉价格为每斤仅80文（干货版作者注：安庆当时人肉价格有不同说法，本书原作“每斤半两钱”，文理不通，此处依据英国人呤唎（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的记载酌改）。城里幸存约1.6万人，皆被杀光。
十、靠边站后的洪仁玕
1861年7月，彗星现于西北天空。9月5日拂晓，日月同升，金木水火土五星排成一线。
曾国藩将五星连珠视为吉兆，正好在这天，湘军攻下安庆。但，噩耗很快传来。1861年8月22日，咸丰死于承德，享年30岁零一个月。他可能是患了结核病，也可能是丢了京城，愧悔交加。此时他的儿子只有5岁。
咸丰死后，清廷最高权力层发生政变，8位顾命大臣被逮捕，其中载垣、端华、肃顺被判处死刑，另5人被发配到西部边疆。
慈禧成为清朝实际上的新统治者。
得此消息，太平天国大喜。洪仁玕随机发布檄文，将咸丰早逝归于他的失德，还说咸丰在圆明园设了男院，以渔男色。
而在京英国公使馆得到的消息是，北京的精英分子都不支持太平天国，但对清朝也不抱希望，他们认为清朝已被奢靡和淫逸拖垮。
巴夏礼说：“这个时期的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位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应对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除了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
陈玉成被困，李秀成却在大肆扩张。他准备进攻浙江，洪仁玕不同意，希望夺回安庆，以继续贯彻他的大战略，但李秀成根本不理睬。
洪仁玕自桐城战败回来后变了一个人。因洋人并未帮助他，加上奔波与挫折，让他性格中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他与诸王更加不和——此时南京权力结构发生改变，在他离开时，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成了2号人物，洪仁玕被挤到第3位，所以李秀成敢于不甩他。
洪仁玕回到南京后，与富礼赐会晤，富礼赐称他是“我所见过最有见识的中国人”，并说“如果整个太平天国都是这样的人，中国很快就是他们的”。富礼赐并不是天国粉，但他更不看好清朝，他说清朝的腐败是“全国性痢疾”。
洪仁玕不在南京时，太平天国遭遇几次重大外交挫折——被迫接受何伯、巴夏礼要求，不进入上海方圆50公里内。此外艾约瑟等人原本想到南京居住，可天王只给了他们一栋小房子，根本住不下，艾约瑟只好去了天津。
杨格非在此期间也到了南京，发现它安静得像座死城。几家店铺老板因不顾禁令开业，被洪秀全下令处死，结果所有店铺都告歇业。此外，上海商人对南京的敌意越来越强，杨格非担心常驻南京可能丧失上海的资源，因此转去汉口设立传教团。
罗孝全倒是一直没走，并继续为英文报纸撰稿，替太平天国宣传。但他过于鲜明的立场让英国媒体对他越来越不耐烦，倒是美国读者很喜欢他，因为他是美国人。
罗孝全为太平天国的暴力辩护，他深信，一如约书亚消灭迦南人，太平天国也是在尊奉耶和华摧残满清的旨意。
洪仁玕返回南京后，继续与传教士会晤，但当时在华传教士良莠不齐。一位传教士在南京待了几个星期，晚上住在河中的小船中，白天四处传道，只要没人看着，他就宣讲洪秀全不是真正的天王，太平天国不是真正的天国。
消息很快传到洪秀全耳中。有天夜里，这名传教士声称有急事要见洪仁玕，两名守门士兵不顾禁令打开了城门，结果两人各挨一千大板，差点被砍头，洪仁玕也失去了主管太平天国涉外事务的职位。
这事过去不久，来自香港的老朋友郭修理（Josian Cox）来到南京，见到了洪仁玕，发现他胖了，而且比较粗鲁。他说：“我一直对外国人和传教士很友善，这给我带来麻烦，让我遭到贬职。”当郭修理提议在南京开设传教团时，洪仁玕愤然说：“现在我和涉外事务没有瓜葛，你别跟我谈正事。”
连一天一夜都不到，郭修理便离开南京。罗孝全告诉他，洪仁玕印刷部的两个员工因未照天王要求更改印刷品内容，被洪秀全处死。洪仁玕的哥哥不久前带着儿子从香港来到南京，他私下和郭修理说：“天王不会容许自己教义以外的其他教义存在。”
好在，洪仁玕最终恢复了随和的态度，他请郭修理吃饭，谈到了太平天国令人振奋的未来，并请郭修理参观他的王府。郭看到太多的金银财宝，讽刺地说：“你变了，现在有钱了，我仍是以前的我，拥有平和。”
洪仁玕回答道：“世上多的是在天上并无一席之地的王。”
十一、英国人开始乱伸手
1861年夏，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彻底改变了太平天国的命运。
英国夹在两场内战之间。中国和美国是英国的两大市场，英国工业命脉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纺织厂与两国息息相关，这些工厂购进的原棉四分之三来自美国南部，成品中近一半卖到远东。
南北战争爆发后，美国棉价暴涨，英国纺织品价格亦涨，对华出口严重受损。1861—1862年，纺织品贸易额减少了三分之二，且在继续减少。1862年10月，兰开夏失业率已达6成。
除了棉花，还有茶叶贸易，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的绿茶三分之二转口美国销售，现在这一市场也消失了。
要弥补损失，最好的办法是利用清政府刚开放的10多个口岸，将上海的商品送到这些口岸去倾销，而相比于中国的风帆商船，英国人的蒸汽动力商船优势明显。
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弥补对美国贸易的损失，英国政府的天平开始向清廷倾斜，虽然议会仍坚持中立策略。
此时，李秀成正在浙江攻城略地。1861年12月底，杭州在被围8周后陷落。杭州有230万人，到12月13日时，城中食物已吃光，29日，居民打开城门，街上已有数千尸体。
李秀成知道曾国荃在安庆的暴行对民心的影响，因此进入杭州后秋毫无犯，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李秀成花钱请人将他遗体运到上海厚葬。
同一时间，太平军进攻宁波，它是清廷新开放口岸之一，离上海只有160公里海路。清军希望洋人也守卫该城，并向卜鲁斯提出申请。卜鲁斯坚守中立，但何伯对中立有自己的理解：1861年5月，他派乐德克（Rodriok Dew）率领军舰“遭遇”号（Encounter）与太平军接触，像巴夏礼对陈玉成一样，警告太平军不要攻打宁波，并要乐德克到宁波协助清军阻止太平军进攻，但如果太平军“真的开战”，不得参与其中。
卜鲁斯和何伯想的差不多：干脆让英军把所有新开放口岸都保护起来算了，否则太平天国占领这些口岸，清廷将失去贸易收入，那么也就没钱支付给英国的战争赔款了。
此时上海只有不到800名英军，且大部分是印度人，不可能保护那么多新开放的通商口岸。卜鲁斯突发奇想：攻击南京，逼太平军不再靠近通商口岸。
好在，何伯还没那么疯狂，他回信说：南京太大，光靠海军根本攻不下，就算攻下了，太平天国跑到其他地区，今后英国想找他们谈判都找不到了，况且，英国陆军未必是太平军的对手。
乐德克上尉于6月考察了清军掌控的宁波，发现这里只有1千名清军，城墙上的旧炮没有炮弹。他提了一些建议，然后奔向距上海30公里的青浦（它虽在巴夏礼划定的50公里禁入圈内，但在巴夏礼与洪秀全谈判前，这里已被太平军占领，因此不受双方后来达成的协议制约），华尔的洋枪队刚攻打过这里，因此太平军给了乐德克一阵枪击。
乐德克转去距上海约80公里的乍浦，他的翻译说该地太平军军官特别怪胎，“身穿最亮眼的有色绸服，非常华丽，个个又脏又有病在身，手臂上布满金镯和痂”。接待乐德克的太平军军官详述了他们与洋人的友好关系，并要乐德克缠上他的黄头巾（按太平天国制度，士兵扎红头巾，小官扎黄头巾，大官戴帽子）。第二天，乐德克见到统兵官，统兵官说没打算攻击上海或宁波，并希望乐德克提供洋枪，并说，许多洋人到太平天国来卖枪。
离开乍浦后，乐德克再去宁波，带去12门大炮，可宁波守军除了拔掉城上的杂草，未做任何其他准备工作。
太平军逼近时，宁波已成空城。宁坡道台买了一艘小汽船，停泊在近岸的海上，将家眷和家当都搬到那里。由于未邀守城主将一起跑，主将一怒之下，将他扣在城中，结果汽船开跑时，道台大人没赶上。
刚抵达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Frederick Harvey）在11月12日写道：“这个城市像荒漠，只有航运业在动。外国汽船正忙着以天价费用，将急欲离开该港的中国人运到上海。”
12月2日，太平军逼近宁波，一群英国人骑马出城，请太平军一周后再攻，太平军勉强答应了。12月4日，夏福礼与美法两国领事一道，与两名太平军统兵官会晤，他们非常友善，表示凡骚扰洋人者，一律处死。12月9日，时限一到，6万大兵涌入宁波城，官军如鸟兽散。
1862年1月上旬，宁波已经平静，不多的欧洲侨民开始邀太平军军官赴他们的晚宴。为恢复繁荣，太平军打算重开海关，税率与清廷相同，并给3个月免税期。但夏福礼认为，太平军的友好“建立在恐惧和缺钱上”，他认为他们不可靠。
1862年元旦，北京和南京都在改组人事，以期消灭对手。
曾国藩在安庆建立了新大营，正准备东征。而拿下杭州的李秀成的兵力已超百万，他几乎握有江浙全境。在和平时期，两省税收占清廷的四分之一。他下一个目标是上海，他不能容忍自己地盘上还留有清军据点。更何况，如今洪仁玕也管不了他。
1862年1月15日，巴夏礼终于得以回英格兰探亲，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被清廷扣留，而这段经历也是英国发动战争唯一像样点的借口，因此英国政府对他大肆宣传，并颁给他第二等巴思爵士（Knin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the Bath）荣衔，此时他才34岁，是历史上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人之一。
离开中国前，巴夏礼再去南京谈判，要求太平军延长不靠近上海50公里承诺的期限，结果被拒绝，这激怒了他。
此前，英国政府已收到何伯、卜鲁斯等人关于太平天国的报告。他们按自己的偏见，将太平天国描写成一群无法无天的叛乱分子。如今，大名人巴夏礼又对太平天国痛加诋毁，这对英国政府的立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十二、太平天国与西方联系彻底中断
1861年11月，在拿下安庆2个月之后，曾国荃被派回湖南，招募了6千湘籍新兵。为彻底围困南京，曾国藩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安庆直奔南京；一路由左宗棠率领，先从江西进兵浙江南部，然后从南攻打杭州；一路起于江苏，从东边往西打，攻向苏州和南京。
第三路难度最大，因为要绕到太平天国的另一边，此外他担心湖南兵消耗太大，将来会无兵可用。于是，他派38岁的李鸿章回到皖中家乡，募集一支地方民兵部队。
李鸿章比曾国藩小11岁，他父亲李文安1838年与曾国藩一起考取进士，两人结下友谊。李鸿章通过乡试后，1844年初次来北京准备参加会试，曾国藩便收他为学生。1847年，李鸿章考中进士。
尽管两人相知多年，且李鸿章的哥哥早就投入曾国藩幕府，但李鸿章1858年第一次投奔湘军大营时，曾国藩却对他不理不睬。李鸿章找熟人问为什么，曾国藩讽刺道：“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这里空间太小，像您这样的大船，不是此处这么个小河沟容得下的。此处裴士锋似有误读，参酌全信，未必有讽刺之意，而是曾国藩对李鸿章这样的文人能否适应军旅生活，有所怀疑）。
接下来，曾国藩刻意挫折李鸿章的傲气，比如在李睡懒觉时，让卫士硬将他拖下床。曾国藩在祁门时，李鸿章甚至准备弃他而去，但1882年后，两人关系终于稳固，曾国藩决定让他统帅一支私人军队。
曾国藩麾下名将很多，但李鸿章是进士出身，曾国藩用人，极看重学问。1862年初，李鸿章建立了淮军，共7千人。他将这支军队拉到安庆，交给湘军训练。
处死肃顺后，奕訢与慈禧太后决定留住曾国藩。1861年11月下旬，处死肃顺两周后，他们以同治皇帝名义发布一系列上谕，确认咸丰帝曾授予曾国藩的大权，并进一步提高他的职权，使他成为江南四省的巡抚。
12月26日，一船送给曾国藩的珍宝抵达安庆，有礼袍、貂裘、绸缎、御用玉指环、地毯等，1862年2月，又授予他大学士之职。
新政权急需获得曾国藩的忠诚，华东的行政大权完全被曾国藩和他的门生接管，现在，他只有打下南京来回报了。
那年冬天，洪仁玕过得很不如意。洋教士希望修正太平天国教义，而洪秀全只想拉洋人来对抗清朝。
在外作战的太平军努力贯彻着洪仁玕的指令，对“洋兄弟”恭敬热爱，但洋人全不理睬，将领们怨言越来越多，而洪仁玕成了千夫所指的焦点。洪仁玕异常尴尬，努力与洋人圈子保持距离，到了第二年初，南京城里只剩罗孝全一位传教士了。
但，罗孝全也离开了南京。罗孝全说，1862年1月13日，干王拿着宝剑闯入他的住所，杀掉他的中国仆人，并殴打了他，还冲他怒吼“滚开”。
一星期后，罗孝全搭乘路过的英国炮舰逃离，放弃了所有书籍和衣物。1月30日，他到达上海，逢人便讲述他的悲惨遭遇，作为太平天国曾经的宣传员，如今他成了最激烈的批判者。
罗孝全显然在满嘴跑火车，他“遇害”的仆人后来又出现在上海，洪仁玕还托人将罗孝全落在南京的行李运到上海。后来，罗孝全承认，洪仁玕没有攻击那位仆人，是洪仁玕的哥哥打了那个仆人，因为他在干王的步道上大便。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殴打过罗孝全。
洪仁玕把这次争吵称作小误会，但从那以后，上海已没有谁愿意再听洪仁玕说话了，太平天国对外的联系管道已被折断。
恰于此时，李秀成的军队再度靠近上海。洋人们相信：那个温和、开明的洪仁玕只是假象，真实的他不过是一个怪物。
曾国藩本不打算插手上海，1861年11月，上海乡绅组织了一支小代表团来游说他，说凭海关收入，上海每月可为湘军带来数十万两白银。
上海华界只能靠洋枪队。华尔从何伯的船上逃走后，回到松江基地，由于英国人的查抄和几次战败，此时他只剩68名外籍雇佣兵。他向太平军掌控的青浦城发起进攻，他此前打过四次，都失败了。
洋枪队成功地攻入城门，但后援的清军再一次未准时出现，洋枪队惨败，华尔又丧失近三分之一的兵力。
1862年1月11日，李秀成军队再度逼近上海。据传说，他们的武器比外国联军还精良。不久，一支配备滑膛枪的两三千人的部队占领了吴淞镇，它在上海之北，离上海只有15公里。
李秀成不想打烂上海，所以兵分五路，拿下上海周边的两镇，大肆宣传太平军将攻占上海，承诺只要献城，就可保和平。他想以此来威吓在上海的清朝官员，让他们主动投降。
但，1月26日，突然天降大雪，上海雪厚60厘米，宁波也有30厘米，整个长江下游瘫痪。到2012年春节，东南一带依然冰霜覆盖。宁波一位传教士记载，室内温度只有零下13度，野外的太平军只好躲入薄帐中发抖。
2月，天气好转，太平军开始进攻松江，却遇到顽强的抵抗。华尔改变了思路，他让雇佣兵们担任教练，训练华人士兵作战，由于华人士兵的工资只有洋人的十分之一，所以洋枪队兵力大增。
华尔的军队配备了购自上海的最先进武器：英国的埃菲尔德式步枪，以及英国的滑膛枪和一些普鲁士步枪，士兵们枪法很准。华尔的弟弟也加入了，他还动员远在美国的老华尔去买一批轻型炮艇，老华尔为此注册了一家公司，准备和两个儿子一起赚大钱。
当然，也有洋人把西洋武器卖给太平军。1862年，英国大卫维荪洋行的船被英政府查扣，里面有从新加坡运来的300门炮、100箱小型武器，还有50吨弹药，准备卖给太平天国。此外，还有一条美国船被扣，里面有3千支滑膛枪、800门火炮、1.8万颗弹丸、300多万根雷管，准备卖给吴淞镇的太平军。
1862年2月3日，华尔成功守住了松江。他们在城外隐藏了一个炮兵阵地，炸死了两千多攻城的太平军，趁太平军匆匆逃离，洋枪队又抓了700多名俘虏。
洋枪队终于一战成名，在代理江苏巡抚薛焕的建议下，改名为“常胜军”。华尔的军队名义上听命于上海道台吴煦，但吴煦给华尔写信，一写到华尔的名字都另起一行，且比其他文字高一格，以示尊敬。
筹钱供养洋枪队的上海银行家杨坊甚至于1862年3月将女儿常梅嫁给了华尔，不过这桩买卖并不赔，常梅前未婚夫没等到成亲便过世。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她克夫，没人敢再娶她。华尔死后，杨常梅下落成谜，唯一留下的东西是如今摆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一间博物馆里的少许首饰。
在上海，雪暴结束后，英国人、法国人忙着强化防务。他们兵力薄弱，只有1550人，其中650人是英军，其余是法军，另有少量水兵，此外还有200名平民志愿兵。周边清军名义上有一万人，但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
由于华尔的部队挡住了松江方向攻来的太平军，何伯承诺以后会派炮舰支持他进攻太平军的城市，以此与华尔结盟。
对于雇洋人帮朝廷打仗，曾国藩极为审慎。他知道李秀成军中有洋人，他斥为“系用钱雇，无足轻重之鬼”，但华尔的几场胜利，让曾国藩承认，让洋人对付太平军，有利于清朝，但他提醒朝廷，只能让洋人守上海，不能让他们深入内地参与会剿。
因军费紧张，曾国藩对上海的期望值越来越高。1862年春，他决定派兵赴上海解围，一旦取胜，这支部队将成为包围南京的第三支部队。
但，这支军队怎么才能从安庆跨过南京，到达上海呢？吴煦找到英国麦肯锡洋行（Mackenzie, Richard & company），与之签订合同，用该洋行汽船运9千官兵到上海。这是洪仁玕曾梦寐以求的方案，却始终没能实现。
太平军曾央求巴夏礼允许他们租洋船给安庆运粮，却被傲慢地拒绝，可曾国藩的运兵方案，却很快被何伯批准。
不到一个月，李鸿章和6500名淮军及支援人员在1862年4月底到达上海，李鸿章取代薛焕，成为江苏巡抚。当然，运兵费高得离谱——18万两白银，相当于4万多湘军士兵的月薪总和。
被狠宰一刀，这让曾国藩下决心，中国人必须自建洋船。清廷最初命令曾国藩派曾国荃去上海，但曾国荃想取得攻占南京的殊荣，故意拖延。最终，曾国藩决定抗命。
3月24日，曾国荃率2万湘军直逼南京，他将与弟弟曾国华所率5千军队会合。
1862年2月21日，上海继续笼罩在战火中。洋枪队600人在距上海13公里的高桥村主动出击，何伯与卜鲁斯则带着500人的海军部队登陆配合。他们很快取胜，只有一名法军士兵丧命。
教士们对这场主动进攻感到很满意，洪仁玕发疯的消息让他们对太平天国由爱生恨，希望一举将其剪除。但洋商们则连声指责，认为何伯破坏了中立原则，这可能给他们的生意带来灭顶之灾。
4月23日，宁波太平军举办庆祝活动，他们的统兵官范汝增在杭州升职，刚返回宁波。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秩序井然，华商已开始大肆活动。因战时浙江稻米不足自养，华商们从英法船只买来暹罗进口稻米，再运到浙江。虽丝、茶叶出口大减，但到1862年6月30日，该年度宁波对外贸易已比清廷占领的前一年增长了八成二。
早上10点多一点，太平军在东城门鸣放礼炮，几发炮弹意外地落在了洋人居住区，打死了两三名中国居民。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斑鸠”号舰长去信抱怨，当天就收到太平军道歉信，城中另一位领兵官黄呈忠表示：一定查出元凶，“予以严惩”。
但何伯听说宁波炮击，立刻行动，派乐德克率军舰前往宁波。乐德克到了宁波，觉得太平军的道歉颇有诚意，便于4月27日写信给范、黄两将军，接受他们的道歉。
可第二天乐德克突然又给太平军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要求把所有朝向洋人居住区的炮全部移走，包括沿着江岸布防、正在兴建的大型炮台。他说，如果24小时内仍不开拆，英国人就自己动手。
乐德克态度突变，有两个原因：一是“斑鸠”号几天前差点被太平军滑膛枪击中，他认为这构成侵略行为；二是他收到伦敦新指令，表示在英国贸易利益受到太平军直接威胁的地方，英军有与太平军作战的自主权。
范、黄两将军再度回信道歉，他们不愿移走大炮，但同意封住炮眼，移除火药和炮弹，只在宁波遭攻击时，才会重新启用这些炮。
一个星期后的5月5日，被太平军赶走的那位宁波道台在周边集结了150艘小船组成的杂牌军。他们手持“干草叉、带尖钉的竹子、锄头”，甚至是“大头短棒”，准备收复宁波。而他们准备攻打的那段城墙，恰好是乐德克要求太平军撤走防御火炮的那段墙。
乐德克完全同意了这些人的计划，并允许他们在洋人居住区扎营，隔江与宁波城相对。
然后，乐德克继续致书太平军，首先重申英国中立的立场。其次，他宣布因为太平军拒绝移走所有面朝洋人区的火炮，英国将不反对清廷支持者从洋人区向宁波进攻，如果太平军敢向这些人开炮、开枪，英军将视此为战争行为，毫不犹豫炮轰宁波。他建议：太平军立刻撤出宁波。
为什么宁波道台的杂牌军来得这么巧，很多人怀疑，这不过是乐德克导演的一出戏。
第二天清晨，炮轰开始。
十三、吸血鬼舰队来了
1862年5月，英法两军动用6艘炮艇，轮番轰炸宁波。
在狂轰之后，联军突击队翻过城墙，打开城门，宁波道台的杂牌部队和洋人一起进了城。据香港《德臣西报》记述，他们“几小时内就带来比叛军（指太平军）在整整5个月占领期间所带来还多的损害”。
这篇文章还透露了一个内幕：城破后，占领军大肆屠杀，而夏福礼领事的私仆是暴行的主要参与者，他叫郑阿福。一名中国官员称，郑阿福是英军与道台之间的联络人，正是他偷偷朝英军舰队开炮，从而给英法联军占领宁波提供借口。
也许，夏福礼领事、乐德克上尉、何伯司令只是为了改善英国对华贸易的状况，但从结果看，清军收复宁波后，商业再度凋敝，而在太平军占领时期，这里本来生机勃勃。
虽然出现了一些批评之声，但英国很少有人关注出兵宁波事件，巴夏礼的歪曲，以及此前夏福礼提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产生了作用。他们把太平天国描绘成一帮怪物，连马克思读了夏福礼的报告后，也认为太平天国难成大事，他写道：“他们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马克思进而推论道，“但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这种怪物，那是停滞型社会生活的产物”。
根据夏福礼报告，《泰晤士报》得出结论：英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乃是消灭太平天国。他们提出了一个豪华的主张：太平天国是人道威胁，帮助清廷恢复中国秩序乃是英格兰的荣幸。
1862年晚春，联军开始向上海周边太平军据点反攻。刚开始很顺利，因为太平军装备太差。5月13日，即拿下宁波的3天后，上海联军与洋枪队用40门重炮连轰了2个小时，将青浦南城门炸成碎片，华尔率领3500人的华人部队占领了该城。
但拿下青浦4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卜罗德领军攻打松江附近的南桥村时，却被太平军一枪击毙。法军屠杀了附近村中全部3000人，包括妇女和儿童。
联军人太少，攻城容易守城难，不久，青浦再被太平军包围。经过1个月坚守，洋枪队1500人全军覆没。华尔副手法尔思德被太平军生俘，他被扒光衣服囚禁2个月，后被李鸿章赎回。
不久，媒体发表了一位英国士兵对太平军俘虏交给上海官府后的遭遇的描述：
一名年轻女子，看来怀胎约8个月，先前遭周遭暴民施以种种残酷虐待，都未发出一声呻吟或叹息。暴民挖出她子宫中的胎儿，抓着胎儿的一只小手，举起给她看；她一看到胎儿，立即发出一声令人心碎、令老虎听了都心生恻隐的尖叫，然后，流着血、身子颤动的胎儿被丢到她胸脯上后，她使出最后一股超乎人类的力气，将双臂从按住她的人手上挣脱，猛然将胎儿抓到她流血的心脏上，至死抓着不放。由于抓得很紧，无法将母子分开，他们就这样一起被丢到尸堆上。
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席卷英语世界媒体圈，何伯说它是“百分之百的虚构”，但他的驳斥反而让人们更加相信，因为他的这句话借自上海道台吴煦。
自1860年清廷劫持巴夏礼等人后，英政府一直将清廷说成是一帮野蛮杀人犯，所以英国民众毫不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们纷纷致书媒体，追问：英国为何要卷入这场战争中？英国为何要帮助残忍的清政府？
此时，在香港沉默已久的洪仁玕的师傅理雅各公开发表看法。在文章中，理雅各承认洪仁玕曾劝他支持太平天国，他们之间一直偶有书信联系。在初期，理雅各也曾对太平天国抱有期望，但得悉洪仁玕纳妾后，便认为他“背弃信仰，违背良心”。理雅各不相信太平天国的人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即使有洪仁玕引导也一样。
但理雅各认为，满清在中国的日子已到尽头，就像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或波旁王朝在法国一样，英格兰唯一符合道德的做法，就是收手，并恢复中立。
其实，无需媒体压力，何伯的出击也不得不终止，因为兵力太薄弱，不足以肃清上海方圆50公里内全部太平军，他退兵上海，听任李秀成占领其他地区。乐德克上尉因在宁波的举动，遭到海军部正式申诫。
对曾国藩来说，1862年春天却顺风顺水。
首先是与陈玉成作战有了重大进展。丢掉安庆后，陈玉成退到北边约140公里外的庐州城，这里从1858年起便被太平军控制。以此为基地，陈玉成与捻军携手，计划兵分四路北征，进入河南、陕西二省，相机攻占刚刚换了皇帝的北京。
头三路很快出发了，但陈玉成却被多隆阿的马队和其他湘军困在庐州，因为与各部联系中断，陈玉成不知该从何处突围。
5月13日，陈玉成率4千士兵从庐州北侧突围，以与苗沛霖会合。按计划，苗负责攻打庐州西北约110公里的寿州。他原是皖北民兵首领，效忠清廷，1860年陈玉成率兵去解安庆之围时，他投靠陈玉成，并成为重要将领。苗沛霖部是陈玉成派出向北方进攻的4支军队中的一支。赶到寿州时，陈玉成看苗沛霖的部下来迎接，顿时松了一口气，只是奇怪苗沛霖为何自己不来。
原来，苗沛霖在寿州被清军击败，4月25日全军投降，答应诱捕陈玉成，以换得清廷饶他一命。陈玉成果然上当，6月被处死，在供状中，他毫无悔意，只是为部下感到难过。
英法联军在上海城外的征剿，给进兵南京的曾国荃开辟了一条坦途。为对付洋枪队与上海联军，李秀成将主力东调，他自己也从苏州奔赴松江前线，因此安庆与南京之间长江沿岸的太平军无法得到他的援助，而长江对岸陈玉成的军队又被歼灭，亦无法来援，曾国荃得以各个击破。由于进兵太快，连曾国荃自己都怀疑这是诱敌深入，但他担心的反击始终没有发生。
曾国荃的军队来得太快，南京毫无准备。到5月下旬，曾国荃已到南京郊外，在南岸，湘军水师也拿下护城河与长江合流处。1862年5月30日，李秀成仍在上海周边作战，而曾国荃已挺进到南京南城外一座小山的山脚，即雨花台。
雨花台高90多米，宽800多米，正对着南京南城门。由雨花台山脚到南京南门，不过800多米，骑马一分钟就能到，从雨花台的瞭望塔上看南京，肉眼便能掌握南城门顶上的动静。曾国荃决定拿下这里，作为进攻南京的跳板。
湘军手中的火绳枪威力远不如洋枪，但曾国藩对洋人上门兜售武器并不感冒，因为他见过一些洋枪，多不耐用，射击20或30发后就得修理。曾国藩拒绝洋枪，更多出于哲学理由，他认为胜利靠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曾国荃反复劝说，1862年曾国藩不得不派人到广州、上海买了一些洋枪、洋药，但数量不多。
虽然对小武器不屑一顾，曾国藩对洋人的大武器却很关注。1862年2月，他从上海买了一艘小汽船，邀几位中国科学家在安庆设工坊，以了解如何仿造，但这艘船不久便出了故障，谁也修不好。这年夏天，他的一名工程师造出一台蒸汽机，曾国藩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一年后，他们在安庆造出一艘长8.4米，能在长江以不错的速度逆流而上的小汽船。
但等自己研发，显然已来不及，恰在此时，曾国藩希望恭亲王从海外买几艘军舰的事有了眉目。
何伯主动攻击没能取得成果后，卜鲁斯一直在找另一个干预中国内战的方法。恰好此时恭亲王表示要买几艘英国军舰，卜鲁斯立刻表示支持，他向伦敦游说道：这是保护通商口岸，同时不需英国军队代为平乱的最佳方法。
受清廷委托向英格兰订制汽船的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他是语言学家，用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名字给自己取名，1859年受聘清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62年回英格兰老家休假，收到他的继任者赫德（Robert Hart）来信，授权他代表清廷购买几艘汽船。
虽非正式协议，也没签合同，李泰国还是马上活动起来。他最恨别人说他在清廷“底下”做事，每次听到，他都会怒气冲冲地更正，他是“替他们”做事，而非“在他们底下”做事。
李泰国坚持独立性，他自己为这支舰队选了一个司令，即阿思本上尉（Sherard Osborn）。额尔金第一次出使中国时，他曾担任“狂暴”号船长。根据李泰国拟定的合同，阿思本只听命于清朝皇帝，而皇帝命令只通过李泰国传达，如李泰国认为皇帝的命令不合“道理”，他将拒绝向下传达。
要让这支舰队为清廷服务，存在两个法律问题：首先，和英国中立政策相抵触；其次，《国外服役法》禁止英国国民为外国政府打仗。
但，英国始终未承认太平天国为交战团体，虽有议员提出过相关议案，但后来又被主动撤回。从法律看，既然不是交战团体，那就是叛匪，清廷成了英国唯一承认的政权，这样商人可坦然将炮艇卖给清军。
当时美国南军也派出海军首席代表布洛克（James Bulloch）游说英国，希望偏向南方的英军能伸出援手，但因美国北方被承认为交战团体，布洛克什么也没得到。
为了给阿思本舰队铺路，1862年8月，英国暂时取消了《国外服役法》，舆论对此颇为不满。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赛克斯上校投书给伦敦《每日新闻》报，困惑地问道：“卜鲁斯先生、麦华陀（Henry
Medhurst）先生和夏福礼先生一再于官方文件中表示，清廷是地球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他们拷打并杀害我们的军官，杀害战俘，虐待囚犯，这些都说明他们的残忍无情；而今我们政策的目标，却是让具有这些问题的政府恢复有效率的运作。”
来年2月英国国会复会时，这支舰队已是既成事实，国会不得不同意，虽然遭到部分议员的严厉批评。当然，当时英国主流舆论却对这支舰队表示支持。在一次演讲中，李泰国提出一个离奇的建议：可以说服太平军完全放弃中国，移到东边群岛上开拓土地，“那里有荒地、食物、人力和宜人的气候”。
1863年夏天，阿思本舰队整装待发，共有8艘船——7艘炮艇和1艘军需船。旗舰是长达72.3米的“江苏”号，虽然没有最新铁甲，但对付太平军的火炮已足够。它最高航速为19节（约35.2公里／小时），平均航速为17节（约31.5公里／小时），有人甚至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舰。
这些军舰共搭载40门现代火炮和400名士兵，李泰国坚持要他们清一色是“第一流的欧洲军官和水兵”。这支舰队有无数名字，在上海，它被称为“吸血鬼舰队”（Vampire Fleet）。
十四、终于挺了过来
1862年，已有150万人挤入上海。
霍乱自当年5月开始出现，刚开始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因为大部分上海居民原本就常腹泻。到了6月，疫情蔓延，在上海的约2千名外国人，每天会有10～15人死去，每天死去的中国人则有数百名。到了7月，每天死于疫情者达数千人，最多一天死了3千人。
传染病从上海向内陆蔓延，在雨花台山脚下的曾国荃部队也有万人病倒，占围城部队的一半；在皖南的鲍超部也有万人病倒，连鲍超自己都卧床不起，好在他最终活了下来；在浙江的左宗棠部感染率亦达五成；在皖南的湘军感染率则高达六七成。
上海英军发放了“霍乱带”，一种很宽的法兰绒腰带，他们认为疾病源于肠子受寒。在安庆，曾国藩命令麾下统兵官发放高丽参给患病士兵，他还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责罚，所以上奏折请皇帝减掉他一半权力。
到了冬天，疫情终于平息，却很快又传入日本。传教士估计，上海方圆约60公里范围内，约有八分之一的人死于这次瘟疫。
曾国藩对曾国荃扎营离南京南门如此之近深感担忧，此前绿营7万人包围南京8年尚且未成功，而曾国荃只有2万人。
因为霍乱，曾国荃攻城部队损失了一半，虽曾国藩援助了一些，但仍未超过3万人马。此时李秀成准备回援南京，晚夏时，他派出三路大军：一路打皖南鲍超；一路打长江水师，以切断湘军补给线；一路由他亲自统领12万人，直扑雨花台。
曾国藩只能给弟弟多送粮食、弹药，因为他实在无兵可派。鲍超被困在皖南，多隆阿已不再听曾国藩指挥。12月时，祁门原大营亦被太平军攻破。
多隆阿在消灭陈玉成之战中出力最大，受赏时却被排在曾国荃之后，故曾国藩让他增援雨花台，他不仅不去，反而受命督办陕西军务，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2年后，他在西安以西约60公里处，攻打有城墙环绕的盩厔（音周至，今周至县）城时战死。
李秀成的部队10月13日开始攻击雨花台。7天后，曾国藩才得到消息，他想救援，但可派出的援兵只有几百人，他只能写信鼓励弟弟。他推算李秀成大军每天需60吨米，只要湘军守住长江，李秀成就得不到大量补给，而从陆路运输补给又非常艰难，至于从南京往外送粮，不仅可能遭曾国荃部队突袭，且以李秀成部队的规模，很快会将南京的存粮耗光。
此战中，太平军使用了从外国军火贩子手中买来的新式武器，比如落地开花炮，炮弹碎片击中了曾国荃的脸，使他受伤。两天后，李世贤又率10万大军出浙江省会攻雨花台。
曾国藩情急之下，让在上海的李鸿章派兵支援，李鸿章却推说离不开，倒是可以派洋枪队来援。曾国藩多次提醒别人，决不能让洋雇佣兵深入内陆，可此时他却不得不同意，可洋枪队始终没有出发。
曾国藩写信给弟弟，同意他撤出，并提醒他，雨花台根本守不住。此时曾国荃已苦守近一个月，坚决不肯撤。据他统计，11月某日激战，他的部下杀死了上千名太平军，而自损不足百人。
最终，曾国荃撑了下来，在45天猛攻后，11月26日，李秀成因粮食不够，不得不停下来。他派去攻击湘军水师的部队未能成功，湘军给养源源不断，太平军则补给艰难。随着冬天将近，李秀成军队没有寒衣，不得不让其中大部分人返回江浙，自己则留在南京，准备下一步作战计划。
危机终于过去，长期无眠与忧心，使曾国藩的身体出了问题，他牙齿剧痛，有时无法工作。1月11日，曾国藩收到弟弟曾国葆病逝的消息。
十五、英国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1862年9月21日，华尔肚子中了一枪，当夜死于宁波。
此前，华尔与李鸿章合作，趁李秀成不在时肃清了上海周边数个镇。9月，他又与常捷军合作，试图将太平军赶出宁波周边。常捷军是中法混合部队，完全仿洋枪队建成。
华尔的临终遗言是索债，他认为吴煦和杨坊欠了他14万两银子的薪水（当时约值20万美元）。拧巴的是，运送华尔遗体的汽船在杭州湾公海失去了动力，华尔的副手们把船体的木板拆下，丢进锅炉里，木头烧完后，又把船舱中的50桶猪肉也丢进锅炉，居然还真的把船开到了对岸。
华尔死后，李鸿章提议法尔思德接管，但被拒，因在太平军被俘的经历让他的小心灵备受伤害，李鸿章只好让华尔另一副手美国人白齐文接替。
1862年整个秋天，白齐文带领洋枪队不断取胜，到了冬天，上海周边50公里基本肃清。但李鸿章让他去增援被围困在雨花台的曾国荃时，白齐文却认为是白送死，予以拒绝，而杨坊则挑明：如果抗命，他就不再支付薪水。
1863年1月4日，白齐文带几名侍卫闯入杨坊家并殴打了他，抢走4万银元，并运回松江付清士兵们的欠薪，李鸿章因而宣布解除白齐文职务，并悬赏5万两白银购买他的首级。
清廷决定不再找美国人统领洋枪队，因为接下来的调查发现，白齐文与华尔挥霍公款，欠下巨债，且几乎接管了松江城官署。卜鲁斯认为，应该找职业军官接管洋枪队，而不能再找一个雇佣兵。
在美国人的圈子中，显然找不到这样的人，于是，卜鲁斯同意找英国人。第一个试着接手洋枪队的是贺兰德上尉（Captain Holland），可他上任不久，洋枪队即遭惨败，不得不黯然下台。随着欠饷不断增加，洋枪队开始劫掠松江府的商家，最终，卜鲁斯不得不敲定皇家工兵官戈登（Charles Gordon）。戈登出身于军官世家，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暴民们洗劫的就是他外祖父的船。戈登不近女色，说话大舌头，却是一个非常职业的军人。
卜鲁斯插手这件事，是因为他急于恢复中国国内秩序，以扩大英国的生意。
1863年3月，戈登正式上任，很快让这支纪律涣散的部队恢复了战斗力，一说是他逼杨坊付清了欠薪，一说是他在训练中让人拖出一名不听话的士兵，当场枪毙。
华尔、白齐文能打胜仗，皆因李秀成集合精锐部队去围攻曾国荃。面对太平军主力，洋枪队少有胜绩。戈登则不同，他不是为钱打仗，他与李鸿章合作更密切。很快，他和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联手出击，驰骋江苏，到1863年夏，二人打开了一条攻击苏州的通道，而苏州堪称从东边攻打南京的跳板。
戈登与李鸿章的合作很顺利，但白齐文还在惹麻烦。他躲过追捕，逃到北京，避难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家中，毕竟洋枪队队长年薪4千镑的工资，对他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白齐文送给蒲安臣许多礼物——6箱加州葡萄酒、1本地图册、一个地球仪，此外还给蒲安臣夫人两顶轿子和一些工艺品，给蒲安臣7岁的女儿一盒法国糖果。
奉林肯之命出使中国的蒲安臣于1862年初来到中国。林肯给他的指示很简单：别招英国、法国生气，因为美国没有海军当后盾。
美国无力插手中国事物，但华尔帮清廷打仗，有助于扩大美国对清廷的影响力。恭亲王奕訢常用美国内战比喻中国内战，这让蒲安臣一提同样在南方的太平天国就感到厌恶。蒲安臣喜欢华尔，所以他也支持白齐文。
蒲安臣找到奕訢，逼他给白齐文安排职位，奕訢只好答应。最后，白齐文在一名钦差大臣陪同下回到上海，并交给李鸿章一封信。白齐文相信，那是奕訢下的命令，让白齐文重掌洋枪队。
但，这封信只是一个建议，被李鸿章断然拒绝。白齐文又去找戈登，戈登说只要李鸿章同意，他立刻就走。接着，李鸿章带着戈登去打苏州了。白齐文只好又回北京，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李鸿章不同意，他们也没辙。
白齐文再度回到上海，他招了70名外籍雇佣兵，然后偷走洋枪队一艘炮艇，开到苏州，投奔了太平军。
白齐文的到来确实提升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在他的训练下，江苏战局开始有利于太平军。
戈登率洋枪队准备攻打苏州城时，白齐文曾深夜几次冒险去访问他，劝他不要再给清廷卖命。此时戈登状况确实很糟，经费不够，管不住手下，程学启爱杀俘虏，让他深感耻辱，但基于军人的荣誉感，他决定干下去。
白齐文向戈登提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二人联手，带各自军队北征北京，灭掉清朝。
不知为什么，白齐文的方案被《纽约前锋报》公开披露。在北京的卜鲁斯吓坏了，他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李鸿章可以拒绝听命于奕訢？他开始后悔：他全力支持的清政府可能已不是中国真正的权力中心。
白齐文投太平军，让曾国藩很开心，因为证实了他反复强调的洋雇佣兵不可靠的观点。对洋枪队不救曾国荃，曾国藩把怒气发泄在吴煦头上，写信痛斥：“天下有如此延迟而可谓之救兵乎？”他告诉吴煦：“无论中国外国，无论古人今人，无论大官小官、有才无才，危机之际，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矣！”
1863年4月，英军驻华部队新司令士迪佛立（Charles
Staveley）来安庆拜会曾国藩，曾国藩只给了他一个小时见面时间。士迪佛立建议雇用英国军官带领湘军，并成立中英混合编队，共17营一万两百名华人士兵，每营21名军官，只要清廷肯支付外籍军官5.8万两白银（约8万美元）的月薪，双方就可以合作。他保证可以迅速攻占南京，但曾国藩说，士迪佛立应该去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这事。
曾国藩对西方科技却越来越感兴趣。1863年晚秋，容闳收掉在上海的生意，去安庆面见曾国藩，得到曾的赏识，此时容闳完全收起了对洪仁玕的那种高傲，拜倒在曾国藩面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曾国藩一直盯着容闳看，让他极不自在，但曾国藩说，他从容闳的眼神中看出，他会成为好的指挥官。
接下来2个星期，两人又会谈几次。最终，容闳表示愿回美国，为曾国藩购置建造现代工厂所需的一应设备，以生产西方枪炮，供湘军使用。
曾国藩同意了。1864年，容闳向马萨诸塞州费茨堡的朴德南公司（Plutnam Machine Company）订购了足以建成一座完整工厂的蒸汽动力机器，并运到上海。当时南北战争尚未结束，在美国行期间，他抽空回了纽黑文，参加第十次耶鲁大学校友会，听老同学谈起南北战争，容闳热血沸腾，差点去加入北方军干半年。
1863年9月1日，阿思本舰队抵达上海。在英国，阿思本已成颇有名气的“公知”了，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中国的文章，畅谈他今后改造中国的方案，比如将蒸汽动力、电力和铁路引进中国。
然而，到了中国，阿思本才知道整个计划是李泰国编造出来的，清廷无意请欧洲海军帮忙打仗，甚至并没答应买舰。
11月发布的谕旨是这支舰队将是朝廷资产，先用于对付太平军，以后用来保护中国海疆。恭亲王说，军舰的士兵将由三部分人组成：水兵选自山东，炮兵选自湖南，海军陆战队则是满人。
可曾国藩坚决不同意，他在第二年1月30日上奏称，如此混编必将造成内部不统一。他的意见是，完全使用湘军，由于湘军不会航海，所以这支舰队只在内河航行。
恭亲王不得不让步，让阿思本舰队直接听命于曾国藩和李鸿章。阿思本跑到北京抗议，但恭亲王拒绝批准阿思本和李泰国签的合同。李泰国此前已回中国，他花了3周劝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后来，恭亲王干脆不再出席会议。
10月下旬，阿思本辞职，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效力于皇帝和他底下的摄政，而不是受省级机关的差遣。”
阿思本辞职后，美国南北两阵营都通过上海代理人来买这支舰队，最后这支舰队被送回印度和英国卖掉。此事让英国人尴尬万分，卜鲁斯为了说服英政府同意此事，称清廷听话且开明，但从事实来看，并非如此。
白齐文渐渐发现，新主子和旧主子一样难处，太平军不让他带一支独立部队。他频频去见戈登，也招来猜疑，而他偷来的炮艇又被意外炸掉。他开始沉溺于酒精。有一次苏州太平军统兵官交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去上海买武器，可回来时他却带了一船白兰地。
1863年10月15日，苏州遭戈登部队攻打时，白齐文的几名追随者投降了清军，几天后，白齐文也投降了。
在戈登担保下，白齐文免于被处分，条件是他必须离开中国。1865年，他又潜回中国，组织了新的民兵队，结果被清军捕获。不久后，他身戴手铐脚镣，淹死在河中，当地官员说是押送他的小船意外颠覆所致。
白齐文离开后，攻取苏州的一大障碍便被消除，好在苏州城防御坚固，到11月下旬，守军几次打退洋枪队。
但，守军内部出现不和，主帅慕王谭绍光准备死守，而他手下6位等级低于他的王担心守不住。11月28日，程学启告诉戈登，太平军的一个王偷偷会见他，准备献城投降。12月1日，他们开始正式与程学启和戈登谈判，领头的是纳王郜永宽。
程学启本是太平军将领，当时就认识郜永宽，他发誓保证投降者的安全。12月4日，慕王在王府盛宴招待纳王等，却被纳王等人刺杀。
第二天，戈登最早进入苏州城，六王已经剃发，准备当晚按计划投降。
但，李鸿章带卫队接管苏州时，原本平静的城内却爆出枪声。程学启告诉戈登，纳王等一直未现身投降，戈登忙赶到纳王府，发现这里已被清军洗劫。戈登找到程学启，程学启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久，戈登找到了诸王遗体，他们全被肢解。
戈登怒不可遏，宣布不再效力于李鸿章。12月16日，上海十国领事官员发布联合声明，谴责李鸿章“令人发指、极端背信弃义的作为，很可能促使西方诸国收回对清廷的支持，收回勇武军官对清廷一直以来的援助”。
这件事让英国民众彻底明白，清政府根本不值得一帮。
戈登与李鸿章的决裂，使英国与清廷的军事合作彻底告吹。卜鲁斯原本期待清廷成为英国的代理人，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华的英国人越来越期待发动一场战争，直接将中国变成殖民地，但在英国国会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决定重拾中立政策，召回了戈登和阿思本。
不过，英国政府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开始积极剿灭太平军后的几年，英国对华贸易的总收入增加了两倍。英国人在中国的冒险举动，事实上帮助英国人顶住了美国内战对其经济造成的冲击。
英国人回归中立，但清廷此时也不再需要他们了，曾国藩已能解决剩下的问题。
十六、凋谢在秋天
1862年初罗孝全离开南京后，洪仁玕少与外界往来。
一年半后的1863年夏，洋枪队与淮军正在江苏省攻城略地。一名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的德国传教士来到南京，他发现洪仁玕满怀怨恨。
“我们有失信于洋人吗？”洪仁玕问，“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打仗，以摆脱外族支配，如果有人朝南京开第一枪，落入我们手里的外国人将会遭殃。”
罗存德被洪仁玕语气中流露出的被出卖之痛惊呆了，他投书媒体，为太平天国辩护。
洪仁玕不再负责涉外事务，1863年，洪秀全让他负责扶保自己十几岁的儿子。败亡前的洪秀全精神失常程度加重，他封了100多个新王，多到他儿子也弄不清所有王的名字。
乡间的饥荒加剧，曾国藩在皖南设置了救济站，他在1863年6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皖南到处食人。”
这不是他第一次记录吃人的事，他之所以记下这么一笔，是因为人肉价格上涨，从30文一斤涨到120文一斤。戈登写信给母亲说：“在书上读到人吃人的事，不如亲眼看到被割了肉的尸体那么骇人。”
鲍超本打算找一条贯穿安徽的补给线，以供给南京北岸部队粮草，但赤地千里，让他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大面积荒芜有利于曾国藩，太平军已很难获得补给。
2月，李秀成在南京待了3个月后，率兵杀出南京，欲突破皖北湘军，为南京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但和鲍超一样，李秀成也找不到粮食，他的士兵甚至不得不去吃草。李秀成想要拿下的城市均有吃饱喝足的湘军死守，太平军伤亡惨重。
6月20日，李秀成只好又回到南京，此番出征白白损失了10万兵力。
不久，湘军水师攻下南京北边的太平军要塞，因长江阻隔，南京西门等于被封住，加上此前曾国荃封住的南门，现在，南京只剩北门和东门。1863年夏天和秋天，曾国荃陆续攻下10个有重兵防守的桥梁和关隘，从而封住了南京东南。
南京只剩2条路可以出城，粮食供给艰难，城内住了约30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军人。
12月，苏州落入李鸿章之手。李秀成再度回到南京，他面陈洪秀全，南京已无法坚守，应马上弃城转战江西，但洪秀全一口回绝，并指责他没有信心。
李秀成无奈，只能在城中开辟耕地，以补充粮食。洪秀全的疑心病越来越重，谁与城外人通信，就会被石头砸死，或被公开活活剥皮。
因陈玉成已死，南京北面再无名将，他庞大的部队已解散，挡不住清军的压力。
李秀成不得不奔波于多个战场。1863年圣诞节隔天，洪仁玕再度领兵出战，洪秀全让他到周边招到足够的士兵，再回师解南京之围。1861年时，洪仁玕招兵很容易，只要插上他的旗子，写下他的诗，就会有成千上万人投奔。可如今情况已不相同，在丹阳和湖州，还有守城的太平军，他们不愿离开较安全的驻地。洪仁玕只好在湖州暂驻，待秋粮成熟时再回南京。
而湘军招兵却很顺利。到1864年1月，在南京已有5万湘军。曾国藩手下兵力为12万，10万是陆军，除了南京的5万人，另有2万守皖南、1万守皖北、1.3万跟鲍超四处征讨、1万守在安徽与苏州之间，这还未将李鸿章的淮军统计在内，也未计算左宗棠部。
1864年2月，曾国荃拿下了天堡城，南京最后两座城门已面临被封的风险。
3月31日，左宗棠部在法华联军支援下拿下杭州，这样太平天国在东部已无大城，南京被团团围住。
3月底某个阴郁的雨天，曾国荃将自己做的一个梦告诉部署赵烈文：他梦到自己攀爬一座高峰，快到顶时，却找不到向前的路，只好掉头，却发现后面也没路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噩梦。
此时曾国荃部队的粮草几乎用尽，士兵只靠稀饭活命，曾国荃说，如果一个月内不破城，他的部队将瓦解。
到了初夏，来自北京的压力开始增加，清廷要求立即拿下南京，但曾国荃想独占功劳，拒绝调李鸿章助战的建议。
已经辞职的戈登去雨花台拜访了曾国荃。在瞭望台上，他俯视南京，指出：“城墙连绵数英里都无人防守，只在零星地方见到单单一人，而那人若要得到支援，也在数英里之外。”
湘军缺乏能击穿城墙的火炮，只能采取古老的办法：挖地道。可地道上方的草会明显变黄，留下一道泄露地道路线的痕迹，守军特别留意这样的痕迹，太平军往地道里灌毒烟或污水。一次湘军的坑道兵成功地将地道挖到城墙附近，但炸药威力不够，未能炸出足够大缺口，太平军随即在这片城墙后又筑了一道新墙，堵住受损处。
到了6月，湘军已在南京周边挖了30多处地道，为此死了4千坑道兵，未取得任何成果。7月3日，湘军拿下南京城东的地堡城，此处居高临下，离南京城墙极近。曾国荃调了100多门炮夜以继日向城内轰击，在炮火掩护下，湘军挖了一条足够长的地道。
7月15日午夜，李秀成率数百名骑兵从南京东门冲出，想攻破地道开口处的围桩，但被湘军逼回城中。3天后，地道修建完成，开始填入炸药，担心朝廷已丧失耐心，曾国荃让部下足足装入20吨火药。
7月19日，400名湘军精兵蹲在城墙边，准备冲入缺口，他们后面是一千名后续部队。正午，一声巨响，炸药引爆，城墙被炸开，石块纷飞，将400名前锋部队砸成肉酱，而南京城也露出近60米宽的缺口。
湘军迅速冲入南京，直扑天王宫，李秀成抢先一步，将洪秀全儿子送到别处。第一批湘军进入天王宫时，发现里面空空荡荡，洪秀全已在南京陷落前6个星期去世，并穿着龙袍入土，后曾国藩开棺验尸，确定死者是洪秀全。
李秀成冲过城墙突破口，并甩掉骑兵追击后，把自己的上等骏马让给了幼主，自己带两名骑兵殿后，后在南京南约20公里处的一座破庙中歇脚。一群农民发现了他们，其中两人抓住他。7月22日，在逃出城3日后，他被交给曾国荃的部队。
攻占南京后，湘军纪律完全瓦解，士兵们放火烧了王宫与王府，然后开始烧民宅，红色烟雾滞留在城市上空，直到7月25日下午天降暴雨，才将其驱散。
7月26日，赵烈文入城，他在日记中惊讶地写道：“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为两三岁者亦砍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就他所见，妇女无一人在40岁以下，“老者无不负伤”，湘军士兵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他们说出值钱物品存放处，因而身上“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曾国藩取胜的消息传入北京，慈禧太后喜极而泣。
7月28日，曾国藩开始审讯李秀成。双方战场上交手多年，终于首次照面，李秀成留下了审讯记录，曾国藩花了几个晚上来修改它，将不利于湘军的话统统抹去。虽然知道清廷会命令他将李秀成送往北京，他还是下令将其就地处死。
洪仁玕最后一次出现在洋人面前是在7月上旬的湖州，当时南京刚刚陷落。
一名叫内利斯（Pattick Nellis）的雇佣兵在那里，他原是阿思本舰队成员，后受诱投入太平军，此时正协助防守。洪仁玕和另一个王在大会上向众人讲话，讲了几个小时，不会说中文的内利斯什么也没听懂。
讲完后，洪仁玕走下讲台，用英语和内利斯交谈，此时他的英语已不再流利，他问内利斯是哪国人，内利斯回答道：“英格兰人。”
洪仁玕说：“我碰到的洋人没一个是好的。”
10月上旬，洪仁玕离开湖州，接下了保护幼主的责任。逃亡近3个月后，他们在江西石城东北方24公里处的偏远山区被俘。
结语
攻陷南京不到一个月，即1864年8月，曾国藩开始解散湘军。早在5月时，他便向朝廷请病假，好让他战后得以归隐。
所有的人都在看曾国藩何时挥师北上，推翻满清王朝，但曾国藩决定交出权力。
曾国藩的选择让人大跌眼镜，源于他有一个外在的自我、一个内在的自我。外在的自我身经百战、冷酷残忍，经常不听朝廷的命令。而内在的自我则抱着宗教般的忠诚心态，他怀疑朝廷腐败，却从不怀疑皇帝的正当性。
也许，处在乱世的曾国藩深刻体会到，权力是一种负担。他执掌湘军时，终日生活在恐惧中，这使他明白，权力越大，担子越重，在中国当皇帝绝对不值得羡慕。
随着曾国藩的退让，朝中官员开始猛烈抨击他。他们指责曾国荃下属劫掠，指责他们腐败、擅权，接着，他们批评曾国藩贪污和专横。此后8年，曾国藩的胡子变白，眼睛渐渐变瞎。他想回归学者生活，但朝廷不准他退休，在他战后的日记中，充满了遗憾之语。
太平天国这场内战究竟夺走多少生命？一般认为，是两千万到三千万人。
1969年美国发布一项研究成果，发现到1913年，即清军攻下南京近50年后，中国人口仍未回到1850年前的水平。
1999年中国学者发布新的研究，估计受害最烈的5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人口共约减少8700万，其中5500万人死于战争，其他则是战争造成出生率下降所致。他们推测全国共7000万人死亡，人口减少1亿多。这个数据流传甚广，但也引发很多争议。
令人惊讶的是，此后清朝又存在了近50年。
英国人曾预料，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对华贸易将大幅增长，结果正好相反。战争让大量有钱人进入上海，刺激了当地经济繁荣，而战争结束，上海房地产迅速崩盘。
英国对这场战争感到自豪，因为不断有人重叙卜鲁斯的立场，即太平天国是一场叛乱，是良治的公敌，英国人介入其中是人道之举，戈登与华尔因此被塑造成挽救中国的伟大外国英雄。
在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李鸿章、左宗棠等致力改革，但满清的腐败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相反，日本继续受益于中国的前车之鉴。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日本1850年代选择不与外国冲突；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日本在1860年代开始彻底改革。
日本的改革计划与洪仁玕的构想差不多，到1890年代，日本的海军彻底击溃清军舰队，到20世纪初期，中国改革者开始把日本视为中国的榜样。
也许，中国本不必走到这一地步。1909年，伊藤博文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提到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他说他们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50年前就已开始的工作，“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国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他说：“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这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
这场战争对清廷与中国都没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洪仁玕以为自己很了解英国人，可以充当中英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对洋人采取开放政策，最终却害了他自己的人民。
同样，卜鲁斯也自认为很了解清廷，认为它是文明之邦，正在抗击一群暴民。
洪仁玕与卜鲁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自认为深入了解对方文明，但他们都错得离谱。这或者也证明了，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以为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可能只是我们虚构出来的东西。
二：[天国之秋] 天国之秋
撰文：[美] 裴士锋
翻译：黄中宪
校译：谭伯牛
“裴士锋生动重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所夺走的人命之多，在人类史上名列前茅。它的深远影响，在当今中国仍未消失。《天国之秋》是由第一流历史学家和杰出作家完成的引人入胜之作。”这是亨利·基辛格对《天国之秋》的评价。这本书曾获2012年坎迪尔（Cundill Prize）历史奖大奖（世界奖金最高的历史著作奖），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以下内容选摘自该书第一部《帝国的黄昏》。
一八五二年的香港是个潮湿和疾病肆虐的地方。有人说岛上“到处开挖土地释出瘴气”，岛上居民终日害怕瘴气缠身。山与海湾之间坐落着小小的英国人聚落，但翠绿与湛蓝的山海风光使人看不到表象底下的阴暗。香港的主要街道，街名散发着思乡情绪（皇后大道、威灵顿街、荷里活道），货栈、兵营、商行紧挨着矗立其间。离开这些建筑，走上从海岸通往山丘的石子路，能看到最壮丽的景致，但走不久即离开白人聚落，触目所见是散落于水稻田和甘薯田之间的华人房舍。自十年前英国人靠着鸦片战争拿到这座岛屿当战利品之后，这一农村景致一直没变。有些较有钱的商人在那些山丘上盖了豪宅，宅邸中呈阶梯状布局的花园将山下的港湾和城区尽收眼底。但这些大宅的主人好似离开香港的保护圈太远，宅中居民于是生病，然后死亡。这些阴森森的宅邸被冠上“热病屋或死人屋”之名，静悄悄地坐落在山间，人去楼空，像是空洞的眼神在冷冷审视着山下的移民。
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是那些移民之一。
他是瑞典籍的年轻传教士，薄薄的络腮胡衬出他秀气、几乎女孩子气的五官。他天生有着迷人的嗓音，年轻时在斯德哥尔摩曾与“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同台合唱。但林德继续走歌唱之路，风靡欧美歌剧院，令肖邦与安徒生之类仰慕者拜倒在她石榴裙下时，韩山文的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他雄浑有力的男高音，在讲道坛上找到注定的发挥舞台，一八四七年离开故乡瑞典，坐船来到地球另一端，疟疾横行的香港，心里只想着要以另一种方式让中国人臣服。
韩山文本来大有可能默默无闻度过一生，因为他最自豪的成就，在小小的新教传教士圈子以外没人看在眼里。他是他那一代最早勇闯中国乡间的欧洲人之一。他离开较安全的香港，到中国商港广州之外，珠江更上游一百六十公里处的一个村子传教（但后来基于健康考量，他还是回到香港）。他也是第一个学会客家话的欧洲人。客家人是吉卜赛似的少数族群，在华南人数颇多。若非一八五二年晚春某日，有位因他而皈依天主的乡下人带了一个客人来找他，他这一切努力大概得不到世人多大重视。那是个矮小圆脸的客家人，名叫洪仁玕，有着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要说。
韩山文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这个客家人最让他奇怪的地方，是他似乎已非常了解上帝和耶稣，尽管他来自离香港传教士狭小的活动范围很远的地方。韩山文带着好奇，听洪仁玕讲述使他踏上香港的众多机缘，听得一头雾水。他说到异梦和战斗，说到由信徒组成的军队和礼拜会，说到一名客家人出身的先知。他被清廷差役追捕，易名到处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他曾遭绑架，然后逃脱，曾在森林里住了四天，在山洞里住了六天。但这一切听来太光怪陆离，韩山文坦承：“我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不知道洪仁玕说这些遭遇的用意，于是请洪仁玕写下来，洪仁玕照做，然后没说什么就离去——韩山文原以为他会留下来受洗。韩山文把洪仁玕写下自身遭遇的那叠纸放进书桌抽屉，将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
此后将近一年，他没把这些纸放在心上，直到一八五三年春得知南京已成血海，韩山文才意会到洪仁玕粗略交代的那些怪事，意义超乎他想象。
韩山文跟香港及上海的其他移民一样，完全是透过零星含糊的传闻，得知中国境内情势日益动荡。从中国的政府公文，似乎看不出一八五○年代初期日益加剧的混乱有什么模式，看不出存在什么原则或势力集结之处。中国乡间的地方暴乱和小股盗匪横行，始终是帝国当局的困扰，谈不上是新鲜事或值得一顾，尽管在鸦片战争后这几年，这类事的确变多了。深入中国内陆的本国旅人和秘密（传教）的天主教神甫传言：有个更大的运动团体出现，那个团体由名叫“天德”的人领导。但许多传闻说那人已经死在官兵手里，或说根本没那个人。在没有明确消息下，沿海港口的洋人对这类事情不大关心，只担心土匪使茶叶和丝的生产停摆。
但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的陷落，把一场庞大内战直推到上海租界的大门前。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距更上游的南京只约三百公里。五十万名自称太平天国的叛军，从华中搭乘大批征来的船，浩浩荡荡涌向南京，所过之处，城市变成空城，政府防御工事变成废物。情势非常清楚，这不只是土匪作乱。上海人心惶惶，与南京的直接通信断绝，情况混沌不明（美国轮船“苏士贵限拿”号〔Susquehanna〕想溯江而上到南京查个清楚，结果搁浅在路上）。谣传叛乱分子接下来会进军上海攻打洋人，上海县城里的本国居民把门窗封死，收拾家具，搭上河船或逃到乡间避难。洋人仓促着手防御，临时找来一批志愿者组成防守队守城墙，并备好几艘船，打算情势不妙就上船离开——两艘英国汽轮和一艘双桅横帆战船，还有供法国人与美国人搭乘的汽轮各一艘。
但太平军到南京就停住，至少目前是如此。太平军并未进军上海，上海警戒解除。叛军把矛头朝北，指向满清都城北京，以南京为作战基地，掘壕固守，准备打一场漫长且惨烈的战役。他们把南京改名“天京”，天京距上海不近又不远，令上海洋人想一探究竟。一八五三年四月下旬，就有艘英国船排除万难抵达南京，但带回来的南京动态消息却相互矛盾。最明确的看法出自英国全权代表之口，他宣称太平天国拥有由“迷信与胡说八道”构成的意识形态。那些去过的人对叛军的出身一无所悉。
尽管欠缺明确的讯息，有关中国内战的第一手陈述还是从上海和香港往外传，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欧洲刚在五年前经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巨变，中国的动乱似乎与之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悲惨的中国人民，遭满人主子欺压，如今终于挺身要求改变。《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称那是“与最近欧洲所遭遇者类似的社会变动或动乱”，说“亚、欧同时发生类似的骚乱，史上绝无仅有”。由此可见，地球另一端的帝国如今和西方的经济及政治制度有了联结。
一八五三年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伦敦通讯记者，正埋头理清他对资本主义之看法的马克思，也认为中国这场叛乱表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称它是英国在最近的鸦片战争中强迫中国开港通商的最终结果。照马克思的说法，中国正发生的事，不仅是叛乱或数场暴动的合流，而且是“一场令人赞叹的革命”，那革命表明与工业世界的息息相关。他甚至主张，正是在中国，可以看到西方的未来：“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欧洲人民的下一场起义，他们下一个为了共和自由与廉洁政府的运动，其成败或许更可能取决于目前在天朝上国——与欧洲完全相反的国度——发生的事，而较不可能取决于如今存在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
诚如他所说明的，中国这场动乱肇因于鸦片贸易；十年前英国用战船强行打开中国的市场，从中削弱了中国人对其统治王朝的“盲目相信”。他深信，与外面世界的接触将摧毁旧秩序，因为“腐烂必然随之发生，就像任何细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旦与室外空气接触，就必会腐烂一样”。但受清朝腐烂影响者，不会只有中国自己。在他看来，整个太平革命是英国所造成，而英国海外作为的影响，如今将回传到国内；他写道：“不确定的是那场革命最终会如何反作用在英格兰身上，并透过英格兰反作用在欧洲身上。”
马克思预测，中国市场落入太平革命团体之手，将削弱英国的棉花与羊毛出口。在动乱的中国，商人将只接受用金银条块换取他们的商品，从而使英国的贵金属存量愈来愈少。更糟糕的是，这场革命将切断英国的茶叶进口来源，大部分英国人所嗜饮的茶叶，在英格兰的价格将暴涨，同时，西欧境内的农作物歉收看来很可能使粮价飙涨，从而进一步降低对制成品的需求，削弱英国经济所倚赖的整个制造业。最后，马克思断言：“或许可以笃定地说，这场中国革命会将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已然（火药）过载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然后在往国外扩散之后，紧接着欧陆会爆发政治革命。”
如果说马克思一心想让《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读者相信，这场中国内战是与欧洲境内的运动类似的阶级斗争和经济革命运动，那么美国南方奴隶港新奥尔良的《每日琐闻报》（Daily Picayune）的主编则从他们自身的世界观出发，以大不相同的角度看待这件事。诚如这些主编所认为，这是场种族战争，中国是剧变中的奴隶国。他们解释道，太平军发迹于广西和广东这两个南部省份，两省居民“基本上是中国原始种族”。相对地，北方的满人是“中国的统治种族”，自两百年前入主中国之后，“中国一直被其主子当成受征服国家来统治”。他们解释道，这两个种族从未混合，然后，与他们的美国南方观点，也就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和谐社会观相一致的，该报表示，在中国，“不多言、有耐心、刻苦的数百万人，以足堪表率的温柔敦厚，接受他们主子的统治”。这个主奴和平共处的满汉国，唯一威胁其稳定的是这些不愿接受宰制的华南“原始”人。于是，太平叛乱与美国黑奴的暴动，有了令人神伤的相似之处。
伦敦《泰晤士报》（Times）最有先见之明，立即抓住问题核心，探讨英国是否该派海军投入这场中国内战，以及如果这么做，该站在哪一边。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不久，《泰晤士报》某篇社论指出，太平天国似乎所向披靡，“据各种可计算的概率，他们会推翻中国政府”。《泰晤士报》还转载了上海某报的一篇报道，问道“换人当家做主”是不是大部分中国人所想要，并表示太平天国虽然在华北不大受喜爱，却代表了一股汉人所乐见的改变力量，“认为不该再忍受官员横征暴敛和压迫的心态，似乎在全国各地都愈来愈浓”。到了夏末，《泰晤士报》直截了当宣告，中国这场叛乱“就各方面来看，都是世人所见过最大的革命”。
但叛军本身却是个谜。《泰晤士报》的读者会轻易断言，太平天国得到汉人的支持——至少得到勉强的支持——准备推翻满人，开启新政。但该报主编也就英国的无知发出告诫之意。“关于叛乱的源起或目标，我们没有具体的讯息，”他们写道，“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政府可能在内战中遭推翻，但就只知道如此。”他们忧心英国不够了解叛军的本质或意识形态，而无法决定该不该予以支持或鼓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无法断定我们的利益或职责该落在哪一边——这场叛乱有正当理由或无正当理由，前途看好或不看好；民心向背如何，或它的成功会促成我们与中国人的关系往好或往坏的方向改变，或是否会促成改变。”但事实表明，其中最迫切的问题——叛乱的根源、太平天国是什么样的组织、他们的信念为何——答案将在香港寻得。答案就潦草写在几张纸上，而那些纸就塞在韩山文书桌的抽屉里。
同年秋天，洪仁玕再度找上韩山文。这时人在广州郊外村落传教站的韩山文知道他是什么人：太平天国创建人的族弟和终生奋斗伙伴，这时与太平天国断了联系，因缘际会流落香港。洪仁玕是唯一对兴起于中国内陆的这股势力有第一手了解且又与外国人有接触的人——而这时，在世人终于注意到且远远注视下，这股势力有可能从帝国内部摧毁统治王朝。韩山文与洪仁玕结为密友，一个是三十四岁的传教士，一个是三十一岁的难民。一八五三年九月洪仁玕终于在韩山文主持下受洗入教，然后随韩山文回香港。韩山文细心教导洪仁玕认识路德宗教义，打算把他培养成外国传教士的助手，最终则希望他把他们的基督教派带到南京的太平天国（但后来洪仁玕表示，那几个月是他在教外国人，而非外国人教他）。随着两人一起工作，韩山文靠他蹩脚的客家话，终于掌握洪仁玕所写东西里暗示的详情，终于完全弄清楚他的身世和来历。
照洪仁玕所述，比他大九岁的族兄洪秀全始终聪颖过人。他们分别住在距省城广州约五十公里的相邻的两个村子里，天气好时从村子里可看到广州城东北方的白云山。村民大部分是他们洪氏的亲戚，这个氏族曾非常显赫，宋朝时许多洪氏族人当过高官和皇帝辅佐，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这时他们只是贫穷农民。但他们有一所小书塾，洪秀全七岁时在那里开始读儒家典籍。他一入学表现就很优异，几年内熟背四书五经和科举考试必读的其他典籍，少年时也已博览中国文史书籍。由于聪颖过人，族人深信他不需人教，自己就能看懂古籍。他们期盼他光宗耀祖，让没落已久的家族重振声威，他的几个老师无酬教导，冀望他通过考试当官，
届时自己得到回报。为获得更专业的教导，他到离村子更远的学校上学，由家人集资供他读书，尽管十六岁时他已当起老师养活自己，领有微薄薪水，薪水主要是米、猪油、盐、灯油。
要取得当官资格，就得通过以儒家典籍为内容的科举考试，而洪秀全、洪仁玕两人都胸怀此志。但科考很难，一次乡试没上，通常表示要再等几年才有机会再考。乡试时考生得在省城贡院里阴暗潮湿的号舍待上三天，证明自己真的将儒家思想融会贯通于心。洪仁玕本人考试成绩一直不理想，但洪秀全于一八二七年第一次赴广州参加乡试时，他第一天的成绩名列前茅。但随着考试继续进行，他的名次下滑，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他已跌出榜外。再过了九年，也就是一八三六年，他才又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一次他又落榜。洪仁玕也从未能上榜，但背负整个大家族光耀门楣希望的是洪秀全。为何最终身心崩溃而病倒的是他，原因或许在此。
洪秀全于一八三七年，也就是第三次应试落榜后不久，首次做了异梦。由于不堪煎熬，身体虚弱，他靠人抬才得以回家。回家后他即无力倒在床上，请家人过来诀别。他向围在床边的家人道歉，说他快死了，辜负了他们的期望；然后闭上眼睛，全身瘫软。他们以为他死了，结果后来他醒来，开始向他们说起自己梦到的怪事。梦中有一龙一虎一雄鸡走进房间，后面跟着几个奏着乐、合抬一顶轿子的乐师。他们请他上轿，抬他到一个“华丽而光明之地”。那里有许多男女，看到他非常高兴。有个老妇为他洗净全身，除去污秽。还出现一群老者，他认出其中有古代的中国圣贤。他们用刀剖开他身体，拿出内脏，换上鲜红簇新的内脏，然后替他合上伤口，但后来他完全找不到剖开的痕迹。他在别人陪同下进入一个大厅，厅内最高的宝座上坐着一个金须黑袍的老者。老者流泪道，世人不尊敬他。他告诉洪秀全：“世人以我之所赐品物去拜事鬼魔。人有意忤逆我，而令我恼怒。你勿要效法他们。”然后，他给了洪秀全一把剑，用以斩除鬼魔（但告诫他别用来杀兄弟姐妹）；又给他一方印玺和一颗黄果。他吃了黄果，味道是甜的。黑袍老者引他俯瞰世间芸芸众生，他到处都看到污秽和罪孽。然后他就醒了。
洪秀全做异梦，断断续续做了四十天，洪仁玕待在他身旁，听他醒来时讲述梦中所见。梦中还有其他一再出现的人物，其中一人是个中年男子，他称为“长兄”，“长兄”带他一起“遨游遐迩”，用他的宝剑斩除鬼魔。在另一个异梦中，黑袍老者痛斥孔子未将正确学说教予中国人，孔子羞愧地低头认错，洪秀全全程在旁观看。那几个星期，他的兄弟紧锁房门，不让他出去，有时看到他在房间里四处跳，嘴里喊着“斩妖！”对着空中乱砍。他的精神失常引来邻居的好奇，让邻居觉得好笑。他们在他睡觉时上门，凑近端详这个有名的疯子。有一次他醒来，声称自己是中国皇帝。他家人觉得丢脸又担心。照洪仁玕向韩山文所说的，“亲友等只能答全事真是奇异，但其时人皆以为并非实际经验也。”当时，洪仁玕并不相信族兄的异梦其实是天启——但到了向韩山文叙述自己的遭遇时，他已经相信。
后来洪秀全康复，洪仁玕看到他大病后整个变了一个人——更高，更壮，更聪明许多。这时他变得更好看，肤色白晳，鼻子高挺。他的目光变得“锐利，令人难以卒视”。声音洪亮，大笑时“响震全屋”。他身体变得更健壮，心智变得更机敏，然后他重拾教鞭，再度准备参加科考。但考运还是不佳。一八四三年他第四次赴广州参加乡试，再度落榜。就在这一年，另一个族中兄弟在洪秀全的柜子里找到被遗忘的一本书。那是一本中文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名叫《劝世良言》。几年前在广州时，有个传教士塞给洪秀全这本小册子，他把它摆在一旁，未拿来看。这位族中兄弟看了一遍，觉得很有趣，于是洪秀全花了时间仔细研读，
于焉大彻大悟。他告诉洪仁玕，那本书解开了他六年前的异梦之谜。读了基督教基本信条之后，他茅塞顿开：那个命他斩妖除魔的金须黑袍老者是上帝，助他斩杀鬼魔的长兄是耶稣基督。那些鬼魔是中国人在儒佛寺庙里所拜的偶像，他的兄弟姐妹是汉人同胞。洪秀全自己替自己施洗，然后丢掉他学堂里的孔子牌位。
洪仁玕和邻居冯云山是最早皈依洪秀全所创宗教的人。他们在河里替自己施洗，拿掉学堂里的“偶像”——孔子牌位和肖像。三人开始一起研读，四处搜罗中译的经文。洪秀全向他们讲道，不久就向被他的主张吸引来的其他人讲道，并以福音书小册子和他的异梦补充内容——他宣称福音书小册子和异梦互证真实不虚。他深信《圣经》明显是为他而写。
三位信徒——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开始劝自己的兄弟姐妹、妻子、小孩皈依上帝，洪秀全则是上帝派来的先知。传教并非一帆风顺，洪仁玕拆掉孔子牌位，学生因此不再上私塾，他没了收入，也因此挨了哥哥一顿棍打。气愤难平的洪仁玕回道：“我是不是老师呢？孔夫子死了许久又怎能再教人呢？你为什么迫我拜他呢？”洪秀全和冯云山于一八四四年离开家乡，向广东省内其他村子和远地族人传扬他们的理念，洪仁玕很想同去，但亲戚逼他留下来教书，因为他才二十二岁。他不得不把孔子牌位放回私塾，以使学生愿意回来就读。但即使被困在家乡，他仍使至少五六十名皈依者受洗。比起韩山文一生的传教成绩，这个成绩好多了。
随着冯云山在邻省广西山区逐村传教，这个运动日益壮大，势力更广。自治礼拜会迅速出现，为数达数百的追随者自称“上帝会”的一员。他们把洪秀全当作精神领袖，尽管其中许多人从未见过他。洪秀全于一八四五年返乡时，洪仁玕注意到他意识形态上的变化；他不再只关注儒家学说，而是以崇拜上帝取代之。他传道时多了个新基调：把清朝的满人统治者斥为不当窃据中国者。“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洪秀全向洪仁玕如此解释道，“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业耶？”他的宗教运动渐渐变成政治运动。
到了一八四七年，上帝会已有约两千名信徒，以客家人居多。在信仰和人数众多的鼓舞下，他们开始捣毁佛像与佛寺，引来当局的怀疑。到了一八四九年，“独立礼拜会已出现信徒（因神灵附体）昏厥痉挛，说灵语情形”。他们希望洪秀全指点他们所说的灵语里，哪些来自上帝，哪些来自魔鬼。一八五○年瘟疫肆虐广西，病人向洪秀全的上帝祷告即可痊愈的说法传开之后，信徒大增。无数人加入上帝会，瘟疫平息后，他们把自己得以活命归功于洪秀全的宗教。
但这些都还不足以催生出军队。真正使局面改观的因素，乃是从外地移来广西的客家人和当地人发生的土客械斗。较晚来的客家人争夺土地和水权，住在当地较久的本地家族蔑称他们是闯入者。一八五○年秋，几个客家庄和本地人村庄爆发械斗；本地人烧掉客家人房子，客家人找上帝会寻求保护和支持。早已对这个教派心存猜忌的当地官府，这时开始认定它为乱民的庇护所。但据洪仁玕的说法，洪秀全早预见到此事，耐心等待出手时机。
随着土客械斗蔓延开来，认为乱子是客家人搞出来的清朝官员派了一队士兵搜捕洪秀全和冯云山。附近的一个上帝会礼拜会得到消息，拿起剑矛，前去解救他们的领袖。他们三两下就击败人数居于劣势的官军，洪秀全首次发出号令，要该地区所有上帝会信徒聚集于一地，准备展开下一阶段行动。许多人为此卖掉房子跟土地。接下来几天，他们聚集于一地，人数达数万。他们轻松拿下一个小镇，取得第一个军事胜利。官军来围，从镇外向上帝会信徒开火，但他们于午夜时溜走，隔天早上官军攻入时，镇上已几乎没人。奉命追击的官军在林中遭歼灭，恼火的其余官军把气出在留在镇里的倒霉镇民上。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洪秀全宣告成立太平天国，自封为中国的新皇帝“天王”，并分封四位得力助手为东、南、西、北王（冯云山为南王）。一八五一年及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往北打，沿途吸收穷人和贱民、罪犯、所有害怕或痛恨清朝当局者，以及所有愿意皈依他的教派、矢志摧毁儒家学说者，特别是推翻满人主子者。一八五三年一月他们穿过华中抵达长江边时，已有五十万之众，但途中也死了冯云山和其他无数人。但洪仁玕都是透过他人之口得知此事。第一次聚众起事他没赶上，等他抵达那个小镇时，上帝会的人已趁夜逃走。他想追上他们，却只见到猎捕掉队者的官府巡捕。于是他开始逃亡，改名换姓，躲避将他家乡村子烧光的清廷差役的追捕，然后被一名想领他项上人头赏金的男子劫持，所幸逃脱，最后避难于香港，得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的收留。
韩山文这辈子所做的事，就只有一件会得到他小小传教士圈以外的人注意，那就是将洪仁玕所陈述的事译成英文出版。他这么做是因为那份陈述使他相信了一件事，这场叛乱在他眼中最神奇、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从中国内陆起事欲推翻满人的叛军是基督徒。他的书先在香港和上海以《洪秀全的异梦》（Visions of Hung-Siu-Tshuen）为名出版，然后在伦敦以《中国叛军首领》（The Chinese Rebel Chief）为名出版。那其实无异于宣传册子，意欲让英语世界的读者相信，太平叛军和他们拜一样的上帝。此外，用韩山文的话说，那也是欲借由唤起“对中国数百万人……更热切、更持久的同情”，以争取外国支持这些叛军——而他所谓的中国数百万人，当然不是指那些仍效忠于满人的中国人。
最后，韩山文出版此书以为太平天国募款，由于他与洪仁玕的友谊，他已成为该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他在该书末尾写道：“读者帮助此书之推销，即有功于书中多人之赒济，此可以为慰者也。”
一八五四年五月，韩山文完成此书时，给了洪仁玕和两名友人到上海的盘缠，冀望他们能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过清军警戒线，与南京的太平天国再度会合。他送了洪仁玕重重的礼物，其中有多种中文书籍：外国传教士所编的钦定《圣经》译本，还有历史著作译本和多张世界地图、中国地图以及巴勒斯坦地图。韩山文还给了他欧洲人想让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时会送的标准物品——单筒望远镜、温度计、指南针（尽管指南针是中国人所发明）。他希望洪仁玕成为欧洲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搭上线的桥梁。而那将只是开始：韩山文真正希望的乃是他们一旦到了南京，他本人能跟着过去，然后他能以宗教导师身份加入太平天国。洪仁玕提过他很希望韩山文跟他一起去天京，但韩山文不想造次，坚持要太平天国正式邀请，他才会加入他们的行列。
但南京之行未能如愿。洪仁玕与在上海接待他的传教士发生争吵（他们在他房间里发现一根鸦片烟管，尽管他声称那是某个来找他的友人留下来的），而且无论如何，他们没办法帮助他到南京。
据夏春涛引施其乐相关叙述，裴士锋原文所谓这次“争吵”似在洪仁玕与同行友人李正高间发生，因李氏邀请一瘾君子旧友同住，导致洪仁玕等人俱被逐出教会接待住处。上海的中国人居住区，即上海县城，当时由一个支持太平天国的秘密会社（小刀会）控制，而那个会社不相信他是天王的亲戚，不愿帮他。洪仁玕在上海待了几个月，在那段时间到处找门路，在一所教会学校读天文、历数，最后打消与太平天国再度会合的念头。他搭汽轮回香港，途中轮船以惊人速度航越中国外海。返港后有感而发，他写了首诗，将波涛翻腾的大海比拟为战场，将破浪的船行声比拟为“军声十万尚嘈嘈”，抒发他渴望加入那场无缘与会的战争的心情。但回到香港时，他的瑞典朋友没有来找他；洪仁玕离港赴沪几天后，韩山文染上殖民地的“瘴气”，死于痢疾，享年三十五岁。
洪仁玕一八五五年返港，结果一待数年未离开。他找到一份长期工作，当伦敦传道会传教士的助理，替新入教者传授基本教义。他是受过洗的基督徒，由于和已故的韩山文交好而为人所知，因此极受信赖，而和善可亲的个性，使他赢得更广大传教士圈子的好感。他的上司和接下来几年与他合作最密切的人，是身体笨重、留着大络腮胡的苏格兰籍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当时理雅各正致力于将整套儒家典籍（即炼狱般的科举考试的命题来源）译成英文。理雅各与洪仁玕合作无间，常一起讲道——先是理雅各以他新学会的粤语讲，然后洪仁玕以客家话讲。与过去的做法不同的是，洪仁玕在香港的讲道内容，反映的是理雅各的理念，而非他族兄的理念。
不轻易称赞中国人的理雅各，极喜爱洪仁玕，称他是“我所认识最和蔼可亲、最多才多艺的中国人”。理雅各女儿赞同此说，说她坏脾气的父亲对洪仁玕“特别喜爱，极为敬佩，几乎没有其他中国人得到他这样的喜爱和欣赏”。洪仁玕的个性里的确有某个地方——谦逊的特质、聪明的特质——得到与他共事的许多教士注意。另有一位传教士称他是“能力出众、人品极佳之人”，“对基督教真理有明确且高明的认识”。理雅各在伦敦传道会里的一位同僚俏皮地说道，只要看到有个中国人常与洪仁玕交谈，“大概就可以确定会有好事发生”。敬佩他的不只外国人，有个曾赴爱丁堡留学的中国医生，也说他是“极聪明、口才甚佳之人”。但由于后来所发生的事，其他人检视他过去的言行，会怀疑那是不是装出来的，怀疑使洪仁玕博得外国人好感的“和善可亲个性和讨人喜欢的基督徒作风”，只是遮住狼身的羊皮。
南京陷落后那些年，香港人口开始有了变化。满清政府开始大举搜捕太平天国党羽，将抓到的全部正法，有些人因此逃到这个安全、稳定的英国殖民统治区避难。清朝官兵动不了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南京周边地区，但在名义上仍归朝廷管的中国其他地方，肃清党羽的活动非常残酷。朝廷的目标除了太平天国党人本身，还有每个太平天国已知成员的亲戚——不管那些人有多无辜——就连他们家族最远的分支也不放过。在广州——距珠江出海口处的香港只约一百五十公里——两广总督叶名琛带头在辖区内扫荡，肃清太平天国党羽，手段特别残酷。一八五四年，为回应他所认定（很可能是误以为）的支持南京叛民的一场秘密会社暴动，他的部属在广东撒下大网，捕获被控支持太平天国之人，据估计有七万五千人。对于那些漏网之鱼，官府设立了自杀站：备有自杀工具（匕首、绳子）的亭子，亭子上张贴布告，呼吁乱党的支持者选择速速自我了断，以免最后被生擒凌迟，不获全尸，而使家人蒙受更大羞辱。
一八五四年直到一八五五年间，两广总督叶名琛命人执行了英国领事所谓的“一连串处决，那是人类信史所记载，在规模和方式上最骇人的处决之一”。据某位亲眼所见的英国人所述，数万名被指控支持太平天国之人在广州刑场遭到杀害。刑场是条摆满陶器的小巷（在较安定时期那是个市场），散发鲜血凝结后的腥味。他说：“数千人死于刀下，数百人以十二人为一组绑在一起丢入河里。”他看着那些人遭处决，大为惊骇：一名刽子手抓住被绑着跪在地上的囚犯顶髻，另一名刽子手挥刀砍下他的头。那地方非常窄小，但刽子手手法利落，这名目击者看了四分钟就看不下去，而在这四分钟内，他算过共有六十三颗人头落地。他写道：“场面很恐怖，断手断脚断头的躯体，几十具布满整个刑场，无头躯体之间散落许多剥掉皮的肉块。”现场有数只箱子，等着装砍下的囚犯人头，送到总督面前，以证明已执行应行的处决，但砍下的人头太多，箱子装不下，最后刽子手只把耳朵（右耳）装箱，仅此亦箱箱满溢。
另一名目击行刑场面的是中国人容闳。他于一八五四年自耶鲁大学毕业，这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已完全美国化的他，希望为朝廷效力，希望以美国为师推动教育改革。他先到广州以拾回他几乎忘光的中国话，却在刑场看到这一幕，使他重新思考该不该支持一个容忍如此野蛮行径的政府。诚如他所述：“（呜呼！）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而被屠戮者太众，“且因骤觅一辽旷之地，为大圹以容此众尸，一时颇不易得，故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
广州大肆处决人犯，大大改变了香港的命运。大批难民涌入这个殖民统治区，除了性命受到两广总督手下威胁的逃犯，还有来自华南想找个较安稳地方经营事业的富商。这些新移民盖房子，推高既有房屋的租金，创立新的贸易公司，为香港注入旺盛的新活力，使香港欣欣向荣。传教士大为欣喜，原本洋传教士要到广州并不容易，如今看来反倒可能所有广州人都来到他们跟前。广州城残酷血腥的镇压，也使外界对朝廷有了新的认识，并感到心寒，就连质疑太平天国动机的外人，都无法替现行政权回应太平天国时做法的野蛮可怕辩解。
理雅各很清楚他的三十三岁助手洪仁玕是太平天王的族弟，但他远不如韩山文那样欣赏这些叛军。他坚决认为，只要太平天国的教义是来自他们所谓的天王，而非来自受认可的教派，他们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此外还有他很不能接受的事：洪秀全自认是耶稣基督之弟。理雅各很喜欢洪仁玕，但他对于洪仁玕的大家族所为大体上不感兴趣，一再劝他别想着南京的事，应全心奉献于香港的传道和进修——因为他深信，如果情势照目前这样继续扩大，全中国迟早会被打开，届时传教士将通行无阻。
洪仁玕本人似乎谨记理雅各的劝谏，几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他接下多种职务——除了陪理雅各四处跑，还赴狱中探望囚犯，赴医院讲道。香港有一所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名叫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洪仁玕在该校教中国基督徒学生中国历史与文学，也协助理雅各英译儒家典籍，就是他为了在清帝国当官这个已扬弃的梦想而精通的那些典籍。在华北的内战陷入僵局，华南因报复行动而动乱不已之际，洪仁玕在香港当理雅各的助手，安全、安静、有效率地工作。太平天国的同志找不到他，若抓到他会将他就地正法的清朝官府也找不到他。
对后来的发展影响更大的，乃是洪仁玕在香港这几年期间也对中国以外的世局有了广泛的了解。了解的程度或许不如在耶鲁受教育、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容闳，但绝对比其他任何太平天国的支持者高上许多。严格来讲，香港仍在中国境内，却是中国与大英帝国和更广大的世界联结的节点。在传教士所办的学校里，在他们所翻译、用以宣扬他们自己文明之长处和发现的书籍里，他学到欧美在政治经济、科学、医学、政府行政乃至军事科学方面的观念。他见识到这个英国殖民统治区的运作——使社会井然有序的方式、贸易在其经济中的地位、教堂在其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这些只是对大不相同于他已知社会的香港社会浮光掠影的一瞥，但这一瞥让他铭记在心，且将久久难忘。但最重要的，那是那几年里难得的惬意日子。他和理雅各研读、讲道，间或到香港岛的山上踏青健行。那四年，中国大陆烽火连天，而他们过着以读书、讲道和野餐为主的生活。
但洪仁玕的好人缘有利也有弊。因为他不仅受到传教士喜爱，也受到每次他冒险出门就围在他身边的大批中国人、被广州刑场的幽灵赶到香港的大批难民喜爱——甚至应该说大受喜爱。理雅各很清楚，那些在洪仁玕一到码头时就凑上去的人，不是要问他宗教的事，至少不是问理雅各所认知的宗教的事。他们要问他族兄和叛乱的事，问他是否会带他们去南京和太平天国。其他传教士私底下悄声说道，如果洪仁玕能到南京，他能照他在香港所学的东西纠正他们的教义。他能独力将真正的基督教带到中国。最后，就是这些传教士背着理雅各让洪仁玕前往南京。
一八五八年晚春理雅各返乡探亲期间，洪仁玕偷偷离开香港。其他传教士给了他盘缠，承诺发薪俸给他留在香港的亲人，但未将此事告诉一再告诫他远离太平天国的理雅各。洪仁玕留下一首诗，表白他离开安全的香港时的心境。那是首乐观的饯别诗，一个终于觉醒而准备与其家人、会众重聚的孤独旅人的心声：
枕边惊听雁南征，
起视风帆两岸明。
未挈琵琶挥别调，
聊将诗句壮行旌。
意深春草波生色，
地隔关山雁有情。
把袖挥舟尔莫顾，
英雄从此任纵横。
这一次他未带《圣经》或望远镜，也未搭便捷的汽轮。他未带在香港簇拥着他的那些民众，甚至未带费尽千辛万苦到香港和他会合的寥寥几个亲人。他留下族兄当理雅各家的管家，免去后顾之忧，然后乔装改扮只身启程，踏上跋涉一千一百公里，横越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大地，前往南京的陆路之旅。
三：[天国之秋]天国之秋
命运之战——回眸太平军与清军安庆攻防战
作者：mp586
一、前言
一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王朝兴衰的历史，更是一部战争流血的编年史，这是因为，每一次王朝的更替，每一个国家的国运沉浮，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征战与残酷的杀戮，无论是按照“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还是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中的“成王败寇”的宿命选择观念，都决定了暴力决斗中的强者将实际掌握解释篡改历史的话语权，最终往往会被后世史家以胜利者和“圣君”的光辉形象载入史册，而一笔抹杀那些他所犯下的违背当时社会伦理道德的暴行与罪恶。（或者说敌对的双方按照自己的宣传的需要编写符合自身要求的“历史”）
在这种背景前提下，历史记载中的战争过程往往也就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被修史者们有意的按照统治者意愿去修簒，而不再去注重考证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就使得流传下来的史书记载与历史上的真实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在这方面，在传统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被评论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堪称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的赤壁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部分学者专家们已经将它称之为“弥天大谎”！
面对错综复杂的歪曲删改，就给那些真正关注历史本身的人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就是怎样去伪存真，拨云见日，把人为处理过历史还原成令人认可的信史？
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涉及到了对待历史的本身的严肃性和修史者自身认真负责态度的两重因素，作为能力有限的笔者，也许无力将发生在150年前，决定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安庆之战这幅残酷而又惨烈的历史画面全面客观的展现给诸位看官，但将本着求真务实的准则，努力的去探索勾勒描绘这一战的原始面貌。
二、战前形势
公元1860年，也就是清王朝历史纪年历的咸丰十年的时候，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殊死相搏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对清王朝来说，其实形势一点也不容乐观，从战略上看，虽然清军在北方挫败了太平军北伐军直捣京师的图谋，消灭了由林凤祥、李开芳所统率的太平军北伐军和曾立昌等人所统率的北伐援军，基本解除了太平军对清王朝国都北京的威胁；南方的湘军在胡林翼的统一指挥下，利用太平天国内讧的大好时机，趁势收复了武汉三镇，在江西方向拿下湖口与梅家洲，使得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内湖与外江水师重新会合后，紧接着于公元1858年5月19日攻克九江，拔除了太平军在天京上游的一个重要屏障要塞，得以顺江东下继续逼近天京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庆。
表面看来，清军似乎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形势一片大好，但此时清王朝的仍然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出走的石达开部太平军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的民变造反浪潮，同样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国际上英、法等列强，为了在中国谋求更大的特权，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其廉价工业品，榨取中国的财富，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在广东大打出手，还于1860年春组织远征军北上京津，经过交战击败了清军胜保、僧格林沁所部，于10月进入北京，咸丰皇帝留恭亲王奕在京督办和局，自己率部分大臣与妃嫔仓皇出逃热河避难！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就是清军大量的兵力被牵制，难以集中精力一心对付太平军，在安庆之战中，围攻安庆的湘军和绿营军在兵力上始终处于劣势，太平军以及配合作战的捻军前后动员的兵力达数十万之众，而湘军与绿营总计投入兵力不过数万，排兵布阵上的捉襟见肘，直接导致了湖北巡抚胡林翼在省城武昌面对太平军威胁时无兵可调，两江总督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遭受围攻的惊险情况发生！
就太平天国方面来说，经过天京内讧和翼王石达开领军出走等一系列的变故，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原有的六王集体领导体制瓦解，失去像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有着出色军政才能的高级领导人和大批从两广杀出的且富有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的老骨干，极大的削弱的太平军的战斗力，使得太平军所面临的局面骤然变的很困难！
虽然从战火中走来的洪秀全比较及时的调整重组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大胆提拔了像陈玉成、李秀成这样骁勇善战的青年将领主持局面，取得了击溃湘军悍将李续宾部的三河大捷以及再破江南、江北大营的辉煌胜利，一度遏制了清军猛烈的势头，但此时的太平军的领导层由于缺少了类似东王杨秀清这样能够统揽全局、驾驭高级将领的总参谋长式的权威人物，使得太平军在作战中往往缺乏配合与协调，将领经常看重一己之私而不顾全大局，因个人矛盾而忽视整体的安危（这种情况在陈玉成、李秀成两人之间体现的很明显），这就为安庆之战的最终失败种下了祸根。
而另一个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是，随着江南江北大营的彻底瓦解，清廷终于失去了对绿营军的最后一丝希望，转而重用在实战中表现强硬的湘军，于公元1860年8月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统一指挥长江下游两岸清军水陆各军。这样，曾国藩可以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调配相对富庶的江浙一带的赋税、厘金以充湘军军饷，解决了湘军后勤上的后顾之忧和与绿营军及地方练勇协调作战的问题，以往长江中下游湘军和绿营军各自为战的局面不复存在，可以毫无顾忌的组织围攻安庆了，也可以充分实施他的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的总体战略了！
另外，此时太平军的水师已经基本瓦解，长江水面已经完全是湘军水师的天下；而湘军水师在统领彭玉麟、杨载福二人的精心调教下已经成为一支劲旅，安庆之战中湘军最终获胜，与此也有很大关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清军和太平军都各有自己的困难，但相对而言，清军方面的困难更大，因为清军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应付其他地方的造反运动和外敌入侵，实际处于军事历史研究者习惯所说的“两线作战”的困境之中，造成战线过长，机动兵力与预备队匮乏，如果太平军能够利用再次摧毁江南、江北大营后，清军对天京的直接威胁得以消除的有利形势，联合捻军向上游的湘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攻为守，充分利用兵力上的优势进行机动作战来消耗对手，伺机收复在江西、湖北的失地的话，则胡林翼、曾国藩很容易由于兵力不足而收缩战线转入守势，太平军将重夺战争的主动权（这一点已经被太平天国前期的西征行动所证明），那麽其后的太平天国与清廷之争或许将是另一番模样，中国近代史或许也将是另一番模样……
但实战中，太平军却未这样去做，虽然的确也制定了一个先攻下游江浙后取湖北的计划，但并未认真加以贯彻执行，而是将很多的兵力与精力投入进击相对富庶的江浙一带，坐视湘军步步紧逼合围安庆，其后的解围行动中，又在有利形势下将主动权拱手相让，自陷被动之中，最终导致安庆陷落。
三、清军紧逼合围安庆
清军紧逼围困安庆的行动，早在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就在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主持下开始了，三河之战以后，太平军收复了安庆附近的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四县以及石牌镇，但太平军前军主将陈玉成并未趁势入鄂进击清军，使战线远离安庆，以确保安庆的安全，而仅是派军驻守潜山、太湖两县及石牌一镇，作为安庆的屏障，随即领兵东去，与李秀成会攻两浦，不再亲自主持安庆的防务，胡林翼趁机进驻黄州，积极布置反攻。
胡林翼对安庆志在必得，而陈玉成则对安庆的安危疏于关注，使得战事一开始就向着不利于太平天国的方向发展。
公元1859年9月福州副都统多隆阿率军夜袭石牌镇，守军未加防备，待到对手越壕爬城才察觉并开始反击，结果石牌镇为清军轻易攻克，守军数千人战死，守将被俘。
拿下石牌镇之后，胡林翼以福州副都统多隆阿率总兵鲍超等部一万余人进攻太湖县。
陈玉成得知石牌镇陷落，太湖县被围，遂亲率大军援救太湖，公元1860年1月，陈玉成会同捻军龚得树所部在太湖县附近与多隆阿展开激战，前后一月有余，一度形成相持局面，但驻军宿松的曾国藩不断调兵增援太湖前线，胡林翼又密令一部官军绕到太平军侧背，与多隆阿部前后夹击，太平军腹背受敌，最后不支败退。
多隆阿乘陈玉成锐气受挫，立即组织反攻，公元1860年2月16日，多隆阿分兵三路，直扑太平军营垒，太平军接战失利，败退而去，在太湖的太平军守将见大势已去，于2月17日夜弃太湖县而走潜山县。
多隆阿很快尾随而至，再次于太平军交战于潜山城下，太平军再遭失利，潜山又告失陷。
两县一镇既失，安庆门户洞开，公元1860年5月，驻军宿松的曾国藩派遣其弟曾国荃领军万余人合围安庆，深沟固垒，开挖长壕，以围为攻。
胡林翼则命令多隆阿领军万人，一面进攻桐城一面阻太平军救援安庆，又派李续宜部万人为多部援军。
在曾国荃部包围安庆的同时，湘军水师在彭玉麟、杨载福率领下，于6月20日拿下安庆与外界唯一联系的陆路补给通道枞阳镇，这样在安庆的太平军守军叶芸来部与外界的联系中断，湘军对安庆的合围完成。
纵观这一阶段的战事，太平军先是准备不足，其后不得不仓促应战，战斗中既没有阻止宿松的清军增援，也没有出奇兵避实击虚以扭转战局，反而被胡林翼钻了空子，结果导致全盘失利。
四、太平军直接援救安庆失败
自太湖、潜山失守之后，陈玉成本来应该立即组织反攻，夺回太湖、潜山，但他却被洪秀全调去天京与李秀成会攻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困，这一去就是将近十个月，这就使得湘军得以从容合围安庆，进而布置严密的防御体系，等到十一月份陈玉成回到安庆城下，以图解围时，自然就变得难上加难了。
公元1860年11月下旬，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所部约十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线，伺机救援安庆，但12月10日，进攻桐城的多隆阿会同李续宜部湘军近万人夹击陈部，并派一支偏师抄袭陈军的后路，陈部在付出伤亡数千人，捻军首领孙葵心阵亡的代价之后，不得已败退庐江休整。
挂车河的失利，使得陈玉成不得不另做打算，他在休整一段时间之后，于次年一月初又遣军一部进攻枞阳，试图打通通向安庆的陆路补给通道，但被湘军水师总兵李成谋率军击退，至此太平军首次直接救援安庆的努力宣告失败。
五、陈玉成、李秀成合取湖北落空
公元1860年5月，正当曾国荃部湘军的合围安庆的同时，太平军诸将在天京召开会议，确定了先取苏常，后攻天京上游的主张。将解围安庆之事暂时放在了一边。
到9月下旬，随着安庆局面的日渐困难，太平军领导层决定再次采用击破江南大营的围魏救赵之法，通过进军湖北调动皖南湘军主力回援，以期安庆自然解围，为此，太平军决定分兵五路，陈玉成从长江北岸西进湖北；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湖北；杨辅清、黄文金自长江南岸进军赣北，李世贤率军经徽州入赣东，刘官芳率军攻击曾国藩祁门大营，约定陈玉成、李秀成两路于次年春天会师武昌，迫使安庆湘军回师，另外三路则牵制皖南、江西湘军，并寻机破敌。五路人马，每路少则数万，多则十余万！
看得出来，太平军这个计划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因为它恰好抓住了清军兵力不足，后方空虚这一软肋（屯驻安庆城下，如果各路太平军能够密切配合，搞好协作，坚决按照计划实施，则解围安庆甚至重现二破江南大营的辉煌，还是很有可能的！
公元1861年3月初，陈玉成率军数万西进入鄂，于3月18日攻克黄州府，逼近汉阳、汉口，当时，武昌城内兵勇不足三千，附近无一兵一卒，时胡林翼驻守太湖，重病缠身，连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也吓得逃出城外。
作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当然不会坐视省城沦陷，急忙调水师彭玉麟自安庆附近逆水上行救援，同时派李续宜部由桐城回师上救。
此时，对陈玉成来说，夺取北岸的汉阳、汉口已经易如反掌，南岸的武昌由于湘军水师的存在，则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调动安庆清军回援的目的已经部分达到了。
就在陈玉成逼近武汉之际，英国参赞巴夏礼于3月22日抵达黄州，会见的陈玉成，巴夏礼借口维护英国商业利益，危言耸听的“劝告” 陈玉成不要进攻武汉，陈玉成果然上当，决定终止攻打武汉，转而在鄂东南攻取州县，先后拿下了一些州县，到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见李秀成不能如期入鄂，而安庆又被湘军围困日紧，遂放弃了合取湖北的计划，回师安庆，以图再次直接救援。
与此同时，南岸的李秀成从1860年10月下旬自天京出发后，却并不积极迅速向武汉进发，而是转战于皖南、赣北、浙西一带，攻城筹粮，甚至还从容在浙江常山过年，直到次年六月才进入湖北。
但这时陈玉成已经回师安庆，正为解围安庆与湘军展开激战，如果李秀成利用招纳湖北境内的会党武装，（大约有三十万会党武装和民众加入李部），实力膨胀的机会，积极在湖北境内展开攻势，图谋威胁武汉的话（在湖北境内与李部接触的清军陆师仅有一万余人），清军必然积极回援，同时陈玉成集中兵力解围安庆，则清军很容易因为兵力不足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在安庆城下的曾国荃部陆师也仅一万余人），即使不能立即解围安庆，也会使得战局转而向着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
但李秀成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听到陈玉成早已回师救援安庆的消息之后，于7月上旬率军东返赣北，又一次放弃的夺取武汉的好机会，就这样，太平军精心策划的“围魏救赵”、合取湖北之计最后落空了。
六、太平军策应西征的牵制性作战
根据太平军先前的计划，在李、陈二人西征武汉的同时，留在安庆附近长江两岸的太平军李世贤部、杨辅清和黄文金部、刘官芳部须在皖南与赣北同时展开牵制性进攻，并伺机捣破曾国藩的祁门大营。
公元1860年9月下旬，杨辅清在与李世贤携手率军攻克宁国府后，又于12月上旬与黄文金联手拿下曾国藩祁门大营与江北之间的交通要道建德，祁门大营与江北湘军主力的联系受阻。
曾国藩急忙调军反攻建德，杨辅清为湘军所败，退回宁国。
在此之前，黄文金会同另一太平军将领李远继率军进入赣北，很快攻克饶州府。
公元1861年1月5日，黄文金、李远继以二万之众自饶州府分数路攻打景德镇，意图切断祁门大营的补给线，但为在景德镇的湘军左宗棠部所击退，2月18日，赶来增援的湘军鲍超所部与左军联手，在景德镇西北的洋塘谢家滩与黄文金、李远继展开激战，结果太平军失利，退往建德，驻扎于城外的黄麦铺。
3月7日，鲍超率本部与左军一部复又攻击黄麦铺，太平军再次落败，不得已放弃建德，退往芜湖休整，这样，黄文金、李远继意图阻断祁门大营粮道的作战宣告失败。
而李世贤在与杨辅清共同拿下宁国府之后，随即南下进攻徽州，击败湘军李元度部及来自祁门的援军共六千人后占领该城。
接着李世贤于10月中旬转向浙江一带活动，到12月上旬，与刘官芳部联络，开始进攻祁门大营。
12月底，李世贤自休宁、刘官芳出羊栈岭共同进逼祁门，但刘官芳很快为湘军鲍超部所击退，公元1861年1月4日，李世贤也被湘军张运兰部所击败，被迫后撤至兰田。
公元1861年2月18日，刘官芳探知鲍超出援景德镇，便分兵两路，再次进攻祁门，一度到达仅距祁门十八里处，但由于遭受伏击，被迫无功而返。
李世贤自祁门失利之后，决定绕道江西，先切断皖南湘军粮道，尔后伺机回攻祁门。
4月9日，南下的李世贤在击败左宗棠军一部之后攻占景德镇，威胁到皖南湘军的补给线！
正当李世贤准备回攻祁门之际，在途中却闻听退守乐平的左宗棠军开始反攻景德镇，便改变计划回师进攻乐平。
4月22日，太平军与左军大战于乐平城下，至23日，湘军发动反击，击溃李世贤部，李部损兵万余，被迫放弃景德镇东返浙江，至此，太平军为策应西征而在皖南与赣北展开的牵制性作战告一段落，但却未能达到对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造成实质性威胁，进而吸引安庆湘军回援的目的。
另外，李秀成在西征途中，也曾经于12月初一度突破羊栈岭，到达黟县逼近祁门，但李秀成的真实目的在于借道前往湖北，并不打算真正进攻祁门，因此在遭遇到鲍超部抵抗，稍有失利后，就退出羊栈岭西去。
本来，1860年底到1861年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四面都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李世贤部在东南方的休宁，西南景德镇一带是黄文金、李远继部，刘官芳部在东北方向，李秀成部自南面进抵婺源；从客观上对祁门大营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且皖南太平军兵力一度十倍于湘军，使得在祁门的曾国藩深感危机四伏，甚至写下遗书布置后事；但太平军方面却非但没有一个合力进攻祁门的总体计划，在实战中也未做到统一协调指挥，而是各自为战，想打就打，想走就走；虽然李世贤、刘官芳一度有所配合，进攻祁门，但很快李世贤就转而南下赣北，只剩下了刘官芳一部唱独角戏，这就使得太平军为策应西征而进行的牵制作战行动显得徒有声势浩大，而实际效果不佳，最终让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只是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而已。
七、太平军二次直接救援安庆失败及安庆陷落
陈玉成自放弃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既定计划，自湖北率军三万回师之后，即着手谋划再次直接援救安庆，1861年4月29日，陈玉成与安庆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船沟通两岸联系，同时在集贤关外赤冈岭筑垒四座，以加强安庆防御。
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由干王洪仁旰、章王林绍章领军出天京，会合桐城一带的太平军吴如孝部，谋与陈玉成共救安庆；以黄文金出芜湖西援安庆，同时联络皖北的捻军南下，以增强援军实力。
1861年5月1日，洪仁旰等人进至安庆以北的新安渡，连营三十余里，与进攻桐城的多隆阿部形成对峙。
清军方面，曾国藩为就近指挥安庆湘军，自祁门移营至长江边上的东流，并将湘军悍将鲍超部六千人自江西景德镇北调，驰援安庆，驻太湖的胡林翼也以总兵成大吉统兵五千赴安庆增援。
这样，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庆城下和桐城两个方向，同时展开了逐鹿。
5月1日，陈玉成和叶芸来率部与进攻菱湖十八垒的湘军发生激战，胜负未分。
5月2日，在桐城的多隆阿率军向驻扎新安渡的太平军发动进攻，太平军迎战失利，营垒被毁坏甚多，被迫退守桐城。
5月3日，太平军黄文金部及皖北捻军约三万人赶到，扎于桐城东南面的天林庄，与桐城形成犄角之势。
5月6日，黄文金部与洪仁旰部联手，兵分两路，主力进击新安渡的多隆阿部，另一偏师则进攻桐城挂车河多隆阿大营，但两路太平军皆无功而返。
5月11日，多隆阿自新安渡、挂车河进攻天林庄，黄文金不敌，退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
陈玉成见洪仁旰援军受阻，而湘军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赶到，决定亲赴桐城与洪仁旰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5月20日，陈玉成到达桐城，与洪仁旰、林绍章会商，决定先解决多隆阿，尔后回救安庆，进攻日期定在23日。
5月24日清晨，太平军及捻军约二万人兵分三路，再次进攻挂车河多隆阿大营，但因事先走漏风声，为多隆阿所知，多隆阿遂派出多支马队，分路设伏，当太平军进攻时，伏兵自后方突发，冲乱了太平军阵脚，使太平军腹背受敌，被迫退回桐城。
这一阶段的战斗，太平军疲态尽显，却未取得任何进展；而桐城方向的太平军屡屡失利，也证明洪仁旰、林绍章绝非多隆阿的对手；太平军要想扭转颓势，非得长江南岸的李秀成兄弟统率的强大援军加入不可，已是明显的事实。
就在陈玉成赶到桐城的5月20日，湘军鲍超、成大吉部也赶到了集贤关外，并立即向赤岗岭四垒的太平军发动攻击。
初战，湘军为太平军刘玱林部击退，随后，湘军改变战法，在赤岗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自6月2日开始，不断轰击赤岗岭四垒，到6月8日，太平军三垒被毁坏，守将朱孔安等人知无生理，被诱乞降，但湘军入垒后仍然斩杀2800余人。
刘玱林率部在第一垒继续抵抗，坚持到6月10日凌晨，率残部向北突围而走，因溪水上涨，不能渡，被鲍超部追及，全军覆没，刘玱林本人为湘军水师俘获，押解至统领杨载福营垒处死。
赤岗岭四垒失陷，对太平军打击很大，守卫赤岗岭四垒的四千人均系太平军精锐，此次全部被歼灭，使得陈部战斗力大受影响！
7月1日，太平军吴定彩部自菱湖北岸攻击湘军，但为湘军所击败。
7月8日，曾国荃督军对菱湖十八垒发动总攻，太平军因连受挫败，士气低落，以致数千人出降（结果均被处死），吴定彩率残部退入安庆城内。
赤岗岭四垒和菱湖十八垒的陷落，使得安庆对外联系完全中断，完全成为一座孤城。
在此情况下，陈玉成联系驻扎安徽无为的太平军杨辅清部，约其出兵援助。
8月上旬，杨辅清部抵达马鞍山。
8月7日，驻桐城的太平军林绍章、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再次与多隆阿交战，仍无胜绩，只得返回桐城。
8月18日，安庆城外北门三垒为湘军攻克。
事已至此，陈玉成不得不改变先前先取多隆阿的计划，以一部在桐城监视多隆阿，大部趋安庆，力图以拼死一击突破湘军封锁，进而与安庆城内守军会合。
8月21日，陈玉成、杨辅清率军约四、五万人，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准备向湘军营垒突击。
8月25日，太平军大举进攻湘军外围壕沟，拉开了安庆之战双方最后决战的序幕！
在战斗中，湘军以鸟枪与铁炮构筑火网，阻止太平军接近外壕沟，
8月27日，太平军再攻西北壕沟，每人背一捆束草，掷草填壕，然后越壕冲击，前仆后继，毫不气馁！
在湘军猛烈的火网面前，太平军尸如山积，以致连路都阻断了，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他们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至8月28日寅刻，太平军连续猛攻12次，苦战一日一夜，而不能破湘军后濠，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
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17万斤，铅子50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其后自8月28日至9月3日，太平军一面以大队攻壕，一面用小划送米接济城内，但为湘军水师截夺，未能入城。
9月4日，湘军地道挖成，于夜间引爆地雷炸塌城墙，随后大队蜂拥而入，守城太平军饥极僵仆，不能抵抗，最终守将叶芸来、吴定彩以下万人战死，安庆遂陷。
时为公元1861年9月5日。
八、结语
历时一年之久的安庆会战，最终以太平军的失败而落幕，其对太平天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正如洪仁玕所言：“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受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洪仁旰自述》）
洪仁玕话是他在一百多年前临刑前痛苦反思后的归纳，可以说准确的总结了安庆之战对决定清王朝和太平天国最终命运沉浮的纪念碑式的划分意义！
作为生活在一百多年后的后人，笔者既无法亲身体会那场惨烈而又漫长的殊死搏杀的艰苦，也无法亲眼目睹胜利者的喜悦与失败者悲伤，因此，笔者可以坦率地率讲，这篇参考少许资料后草草撰写的小小文字恐怕连安庆之战全部内容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展现出来！
但从总结经验教训角度来说，笔者通过翻阅史料，却又收获了很多！
在笔者的收获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那就是其实就安庆之战本身来说，作为安庆之战的双方其实都没有表现出高超的战略与战役层面的谋划！
就清军方面来说，曾国藩先要保江南，必须先控上游的总体战略思路当然是没有错的，但在安庆之战中，曾国藩与胡林翼却罔顾清军战线过长，机动兵力不足这一根本缺陷，像而二战中的希特勒进攻斯大林格勒一样，以重兵屯驻坚城安庆之下长达一年之久，而湘军本身又无能力迅速攻克安庆，只能将战事向持久方向转化，以不变应万变。
这样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后果，就是湘军将广阔的地域让给了太平军，任其自由驰骋纵横！
所以当陈玉成、李秀成重兵逼近武昌的时候，当李侍贤、刘官芳围攻祁门、景德镇的时候，曾国藩、胡林翼面对太平军以多打少的巨大的危机，除了抽调部分兵力回援之外（这正是太平军所希望的），除了写下遗嘱布置后事之外，就再也做不了甚麽。（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安庆之战中他所管辖各省没有派出一支驻防绿营军和地方练勇前往祁门大营救援）
历史上的曾国藩知人善任，注重幕府建设，手下人才济济，可是就在安庆之战中，他的这些幕僚却竟然也毫无建树，这里面就包括后来成了曾国藩事业继承人的李鸿章。
当时还是幕僚的李鸿章，在整个安庆之战中一直在曾国藩身边效力，亲身经历了此战的全过程，但他却没有在这个最应该表现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刻为他的恩师兼幕主分忧解难，这就不能不让人感觉到他在军事谋划方面的缺陷！
这样想来，就不难理解后来未及人臣的李鸿章虽然成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扛鼎旗手，在外交领域更是一柱擎天，成就非凡，但却在四十多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按照西式方法武装训练起来的日本新式陆海军，却连自己的家底---北洋水师都保不住的尴尬情况出现！
就太平天国方面来说，他们其实可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利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联合捻军从长江两岸南北夹击围困安庆的湘军，利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实施反包围，就像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那样。
第二种选择，是利用湘军后方兵力不足的空虚，沿用二破江南大营的老套路，实施围魏救赵。
实战中太平军选择了第二种，但首先此招为曾国藩和胡林翼所识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认为太平军会“抄写前文无疑”），其次在实际执行中走了样，完全没有统一协调可言，各部太平军首领实际是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完全不顾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安排，使得围魏救赵的计划最终无疾而终！
太平军所表现出的这种组织纪律性的观念的淡漠，不仅使得太平军兵力较多这个优势变得毫无用处，也使得战事一步步得向着不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太平军在关键的安庆决战中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