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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城之战篇1:邯郸之战
邯郸之战又称邯郸保卫战，是公元前259年（周赧王五十六年）至公元前257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秦国与魏、赵、楚联军在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进行的一次城池攻守作战。
名 称 邯郸之战
时 间 公元前259至公元前257年
伤亡情况 秦国伤亡近30万
结 果 赵、魏、楚联军获胜
参战方兵力 赵、魏、楚联军60万，秦国60万
地 点 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
主要指挥官 廉颇、赵胜、魏无忌；王陵、王龁
参战方 赵、魏、楚联军，秦国
目 录
1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周赧王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公元前259—前257年)，秦军与赵、魏、楚联军在邯郸(今河北境)进行的一次城池攻守作战。
秦军分多路进攻赵都邯郸。因秦壬听信范雎言，准赵割六城求和而退兵。当赵孝成正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如此赵将灭亡；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境)送楚相黄歇，结好楚国，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秦昭襄王见赵既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东方诸国合纵对付秦国，遂于五十六年九月，令五大夫王陵率军攻赵。秦军长驱直入，于次年正月进抵赵都邯郸城下。赵上卿廉颇率军顽强抵抗，赵相平原君散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王陵战至第二年，秦军五校(每“校”领军800人)阵亡，仍不能取胜。秦昭襄王命白起接替王陵为帅。白起认为，赵自长平之战后结亲于燕，连好于齐、楚，合纵之势业已形成，其元气恢复，国库充实，而秦军虽然胜于长平，但将士死亡大半，国内空虚。现在，却要隔着千山万水，争夺别人的国都，如果赵与诸侯盟国内外夹击，则秦军必败。白起推说旧疾复发，不肯应命。昭襄王无奈，只好令王龁接替王陵为主将，继续围攻邯郸。秦军死伤过半，仍不能下。
魏王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秦王派人威胁魏王说：“诸侯中有敢于救赵者，败赵后首先攻先救赵者”。魏王恐惧，命晋鄙大军暂停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观望。魏相信陵君决定救赵。他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盗得虎符，带勇士椎杀晋鄙，夺其兵权。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父回国；兄弟都在军中的，兄回国；没有兄弟的独子，回家奉养父母。最后，挑选8万精兵，于五十八年进击秦军。当时楚春申君黄歇亦率军救赵到达安阳(今河南境)。秦军作战失利，秦昭襄王又令白起领兵攻赵。白起始终托病不出。秦昭襄王罢其官爵，迫使白起在杜邮(今陕西西安西北)自杀。
十二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进抵邯郸城郊，屡败秦军。赵国守军配合城外魏、楚两军出城反击。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王龁率残部逃回汾城(今山西侯马北)；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团团包围，只好降赵，邯郸之围遂解。联军乘胜进至河东(今山西西南地区)。秦军复败，退回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秦国和赵、魏、楚三国签约息兵，把以前占领的河东郡还于魏；太原郡(今太原西南)还于赵；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北)还于韩。
点评：此战，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属失策；而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在作战指导上亦欠稳妥，因而导致失败，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战争背景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命白起进攻韩国，攻占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切断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通往韩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一带）的道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则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孝成王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龁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赵国粮粟短缺难以继续支持战争，赵孝成王听信反间谣言以擅长进攻的赵括取代善守的廉颇，意图速战速决，结果被白起击败。包括主将赵括在内的四十五万赵军全军覆没，赵国从此由强转弱，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长平之战后，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应侯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整为由，建议韩国割让垣雍（今河南省原阳县）、赵国割让六城请和，秦昭襄王同意。赵孝成王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大臣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如此赵将灭亡。虞卿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孝成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建，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封给楚相春申君黄歇，结好楚国，并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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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邯郸之战
地点：邯郸
时间：公元前259年-前257年
结果：秦国大败，魏、赵、韩夺回部分失地
交战各方：秦国赵国、楚国、魏国
伤亡情况：秦国 秦军大败，损失过半，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团团包围，只好降赵
相关人物：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秦昭王，白起，廉颇，王陵
相关事件：信陵君窃符救赵
目录
1背景
2过程
3结果
4影响
5评价
6艺术作品
邯郸之战 - 背景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命白起进攻韩国，攻占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切断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通往韩都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一带）的道路。韩欲献上党与秦求和，但上党郡守冯亭则以上党与赵，联赵抗秦。赵孝成王接受，遣老将廉颇率军守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市西北）以拒秦。秦命白起、王龁率军进攻，廉颇坚壁固守，双方相持达三年之久。公元前260年，赵国粮粟短缺难以继续支持战争，赵孝成王听信反间谣言以擅长进攻的赵括取代善守的廉颇，意图速战速决，结果被白起击败。包括主将赵括在内的四十五万赵军全军覆没，赵国从此由强转弱，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
公元前259年，长平之战后，白起想乘胜进围赵都邯郸，攻灭赵国。应侯范睢妒忌白起功劳，以秦军疲劳应休整为由，建议韩国割让垣雍（今河南省原阳县）、赵国割让六城请和，秦昭襄王同意。赵孝成王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大臣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如此赵将灭亡。虞卿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孝成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建，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封给楚相春申君黄歇，结好楚国，并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邯郸之战 - 过程 秦昭襄王见赵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东方诸国合纵对付秦国，遂于公元前259年10月，令五大夫王陵率军二十万兵伐赵，直攻赵都邯郸。 赵国大将廉颇率赵军十万顽强抵抗，赵相平原君赵胜亦散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王陵战至第二年，仍不能取胜。秦国增兵十万支援王陵，秦军五校（每“校”8000—10000人）阵亡，秦昭襄王命白起接替王陵为帅，白起称病推辞。秦昭襄王改令王龁接替王陵为主将，增兵十万继续围攻邯郸。秦军死伤过半，仍不能下。范睢于是举荐郑安平为将，率军五万携带大量粮草支援王龁，加强对赵的进攻。邯郸城内粮食耗尽，赵孝成王被迫向魏、楚两国求救。
公元前258年，平原君赵胜奉命出使楚国。他想在门客中选拔二十名文武双全的随行人员，却只选出十九人。一门客毛遂自荐随往，赵平原君以为他在门下三年，未闻其能，不肯带他去。毛遂说：“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早得处囊中，乃脱颖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赵平原君用人之际，就带毛遂同去了。这就是“毛遂自荐”。 赵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向楚考烈王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害关系，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还是犹豫不决。毛遂于是拔剑而前，走近楚考烈王说：“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纵者为楚，非为赵也”。楚考烈王羞愧，“唯唯”答应，“歃血而定纵”。赵平原君回国后，楚国出兵十万救赵。
魏安僖王派晋鄙率军十万救赵。秦昭襄王派人威胁魏安僖王说：“诸侯中有敢于救赵者，败赵后首先攻先救赵者”。魏安僖王恐惧，命晋鄙大军暂停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观望。魏信陵君魏无忌依靠魏安僖王宠妃如姬盗得虎符，带勇士朱亥杀晋鄙，夺其兵权，并挑选八万精兵进击秦军。这就是“窃符救赵”。楚春申君黄歇亦率军救赵。秦军作战失利，秦昭襄王又令白起领兵攻赵。白起始终托病不出。秦昭襄王罢其官爵，白起被迫在杜邮（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自杀。
魏楚援军到来之前，赵胜招募3000敢死队，命李谈率领进击秦军，击退秦军30里，李谈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邯郸之战 - 结果
公元前257年12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进抵邯郸城郊，进击秦军。赵国守军配合城外魏、楚两军出城反击。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王龁率残部逃回汾城（今山西省侯马市北），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团团包围，只好降赵，邯郸之围遂解。魏楚联军乘胜进至河东（今山西省西南地区），秦军复败，退回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此时韩国也加入合纵攻秦，赵、魏、楚、韩先后收复魏之河东郡以及安阳，赵之太原郡以及皮牢、武安，韩之上党郡以及汝南。
邯郸之战 - 影响
邯郸之战严重地消耗了秦国的实力，造成秦国军队近三十万人的伤亡，推迟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 邯郸之战是战国时期东方诸侯国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导致秦国对六国执行全面打击政策的破产。秦国被迫改变策略，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外交方针来分化离间东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为统一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邯郸之战 - 评价
邯郸之战，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属失策；而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在作战指导上亦欠稳妥，因而导致失败，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邯郸之战 - 艺术作品
《百家讲坛》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十九）邯郸之战。
《西风烈》电视剧
汾城之战篇2:汾城这个地方
远古村庄
姑山汾水，肥壤沃土，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在这里筚路蓝缕，繁衍生息。一生生，一代代，经受着自然界的雪雨雷电，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海桑田。因而，这片土地上的一沟一岭都是文明创造的参与者，一村一镇都是尘封往事的揭秘人。
一、汾阳岭千秋百世的历史积淀，使姑汾大地上的掌故遗迹俯拾皆是。这不，出汾城南门五里地，就有一座高大的土岭横亘眼前，绵延二三十里。这座岭古时候叫汾阴山，也叫晋岭，今天叫汾阳岭。汾阳岭长期处于原始状态，到处古木参天，荆棘遍地，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从岭上经过。岭上虽然没有开发，却有一个“丑姑姑打虎”的动人传说。这个传说版本不一，大同小异，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春秋时期，有一户鲁姓人家在岭上大路旁开了一座饭店，招待来往过客。但岭上林深草茂，常有猛兽出没，伤害行人。鲁家有个女儿，长得身材魁梧，相貌粗鲁，人称丑姑姑。丑姑姑从小拜高人为师，练就一身武艺，她见猛兽伤人，就召集了几个勇敢的年轻人，到林中猎杀猛兽，保护行客。后来当地百姓在岭上建了一座庙，纪念为民除害的侠女丑姑姑。不过，现在只剩一座土墩，人们说这就是姑姑庙遗址。
今日岭上已经有了村庄，村名就叫汾阳岭。20 世纪60年代，一支拉练的部队来到村里，问村人这里叫什么，有年轻人回答说叫汾阳岭。军人拿出地图又问，清储镇在哪里？小年轻们都说不知道，正巧有一位老人过来，老人说清储镇就是汾阳岭，是村子过去的老名子。军人用的是旧地图，没有标出新名。
岭上什么时候开发？什么时候出现村庄？唐朝开元年间诗人王丘有诗云“代云开晋岭，江雁入汾河。北土分尧俗，南风动舜歌。”这是唐诗中极少数涉及太平县的诗篇，诗中所说的开晋岭就是开发汾阳岭。唐朝中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这是大环境；贞观时太平县迁到今天的汾城，自然有利于县城周围的发展，这是小气候。大环境加上小气候，汾阳岭就开发起来了，周围一些人纷纷上岭垦荒，耕地逐渐增多。
可是后来战乱迭起，特别是金兵、蒙古人先后南下，社会更加动荡，再加上岭上没有村子，来回往返路途遥远，又要上下一道大坡，很不方便。时间久了，人们就不愿意上岭种地，大片农田抛荒，蒿草萋萋，狐兔栖息，很长时间无人过问。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太平县来了一位新知县，名叫侯于鲁。侯知县看到岭上土地荒芜，很是心疼，就做了一个决定，在岭上建立村庄，方便农民就近耕作。县政府的大力扶持和优惠，吸引了远近乡民，到岭上落户的人日渐增多，一座新村庄形成了，取名清储镇。当时，太平县有人在京城做官，听说这件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清储镇垦荒田记》。村民把文章镌刻在碑上，这通石碑至今还在，只是碑身已破裂；清朝时编写《太平县志》，曾收录了该文。
清储镇能够建成，知县侯于鲁功不可没。侯知县是陕西渭南人，村民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敬意，就以渭侯庄作为村子的别名。今天，侯知县亲笔题写的“渭侯庄”三个字，仍然镶嵌在村北城门的门楣上，落款时间是大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那么村子又是什么时候改叫汾阳岭呢？大概是在民国时期，因为光绪版的《太平县志》上，写的仍是清储镇。
二、晋城
离开汾阳岭村顺着大路南行，下了长达二里多的大坡，一个村庄就坐落在大路的两旁。先说路的事，这条路连接着岭南岭北大片的村庄，乡民们来来往往都要通过这条路，但它又不是普通的乡间小路，它同时又是官方的交通要道。太平县在唐宋元时隶属于南边的绛州，明清时改归北边的平阳府管辖，并且，连绛州也成了平阳府的辖区。官府文书的传递，官员衙役的往来，也要通过这条路，这条路在古代的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国道，当时叫做官道。
回头再说刚才的村子，它背靠汾阳岭紧傍官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有了两个名字，汾阳村和官道村。这个村可不简单，村内一座石碑上刻着“晋上大夫赵宣子故里”，专家考证，此碑乃唐时所立。赵宣子即大名鼎鼎的赵盾，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他的谥号为“宣孟”。赵盾的墓地在大路的西边，西边就分化出一个村子，名叫西汾阳yo--，东边的村改叫东汾阳dūnfényo--。
赵盾位高权重，家族庞大，分居在这一带许多村庄， 有赵雄chàoxio-、赵豹chàobo-、大赵dàichao-、小赵、南赵、北赵、赵康（又名师庄sīzuo-）等村。
赵康南边有个古城遗址，相传曾是晋国的都城，又是汉朝所设临汾县的县治。这两点都被现代历史专家否定，理由是证据不足，没有文物、文献作支撑。遗址旁边有个晋城村（俗称晋城园子），遗址也叫古晋城。它们为什么都用一个“晋”字？这里是赵家的势力范围，为什么不用“赵”字？
要搞清这个问题，须从“夜平晋国”的传说谈起，这个传说在汾城一带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话说当年晋国准备迁都，在赵康附近选定了一块地方修建新都城，并取名叫绛。工程进行了一半，突然遇到地震，已盖好的宫室殿宇全部毁坏。这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迁都行动自然泡汤，绛这个名子也就没有传开。之后晋献公忙于扩张，晋文公全力争霸，一时顾不上迁都之事。
而在地震废墟东边，后世出现了一个小村，当地人把它叫做晋城园子。根据这一带村子取名的一般规律，某村园子就是从某村分化出来的，那么，晋城园子是从哪里分化出来的呢？当然是晋城，即被地震毁掉的废墟，夭折的晋国都城。这个园子的前身，可能是地震善后留守人员的居住地，后世的村人多以种菜为生，因而得名。但废墟里没有房屋没有人烟，不但不是城，连个村子也不是。所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说的晋城，主要是指园子；而谈论历史所说的晋城，则是指废都。但要强调废都这一层意思，往往说成古晋城。
除了传说和遗迹之外，还有地方的史著也可作参考。赵康往南不远就进入新绛县地界，新绛县古名绛州，据《绛州志》载：“晋城有二，一在州城东北二十五里，汉临汾址，今在太平县界内；一在州城东南五十里，即晋所迁之新田，今在曲沃县界内。则临汾故城旧绛迹，非今绛迹也。”这段话有几个词需要解释，（一）晋城，晋国的都城。（二）汉临汾址、临汾故城，汉朝所设临汾县的县治，在今天赵康镇的古晋城。（三）旧绛迹、今绛迹，迹是遗迹、遗址；绛，春秋晚期晋国的都城名；旧绛也称故绛，过去的都城，今绛也称新绛，新都城，即晋景公所迁之新田，今属侯马市（今绛、新绛都指新田，不是现在的新绛县，新绛县源于古代的绛州，20世纪40年代末撤州改县时才叫今名）。《州志》特别强调，赵康镇的古晋城是旧绛，即晋国的旧都城；准确地说，应是未建成的都城。
晋人把新田称新绛，说明他们没有忘记历史，还记得原先的绛——故绛，即被地震毁掉的都城。晋人虽然没有忘记，但夜平晋国之事，外人很少知道，史书也未予记载。随着晋国的灭亡，故绛这一地名就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记忆之外，后人更无从知晓了。只有晋城园子旁边残存的都城遗址，仍然默默地躺在汾阳岭下，似乎在向人们展现着已经失落的文明。
晋城，风风雨雨几千年，经历了故绛、古晋城、古汾城、古临汾，一直到今天的赵康古城遗址（应叫古晋国遗址），当然，还有身边晨昏相伴的园子。
三、孝村到荀董
继续从汾城说，汾城西边五里处有个孝hao-村，据说战国名将李牧安葬于此，将军后人守孝护陵，结庐成村。（“孝”字有两个音，文读xiao-，白读hao-。本地风俗，葬礼上孝xiao-子要穿孝hao-衫，拖孝hao-棍。）汾城北边五里地有李果村，该村往东又有西李、南李、北李、东李几个村，是李牧后裔的封地。
李牧之前赵国还有一位名将廉颇，其后代住在德西毛村的人很多，称为“廉半村”。德西毛简称西毛。村内建有廉氏祠堂，祠堂内供奉着廉颇的塑像，日寇侵略时被毁坏。相传廉颇后辈子孙中，曾有兄弟失和，弟弟乘车离村出走，走到北边一个地方住下。商量新村名字时，有人提议叫廉村，弟弟担心哥哥反对；又有人说，咱们是乘车来的，就用“车”字连吧。于是，该村就叫连村。
连村东边有一座大土岭，方圆十几里，分布着许多村子，其中一个叫荀董，村名跟两位历史名人荀息和董狐有关。荀息是晋献公的托孤大臣，忠贞不二；董狐是晋国史官，不畏权势，敢于秉笔直书，刚直不阿。村人以二位先贤为荣，立祠纪念。荀董读xīndun-，董字读dun-，是白读，本地还有其他例子，永固乡的南董村，白读董dun--村，古城镇东边也有个小董dun--村。但这两个字作为姓氏仍然文读。荀董村的董狐，跟赵氏孤儿的故事有点瓜葛，不过只是外围小人物。
四、赵氏孤儿
说起赵氏孤儿，就得说说汾城西北的几个村子。先说程公村，纪念的是救孤义士程婴，村边还建有程婴墓。据说村名原叫程婴村，方言念为she-yo--村，可能是程婴二字的变音。但程婴二字在方言中并没有白读的音。有一个词“芍药”，读音倒是she-yo--，跟村名完全相同，可芍药往往是女孩的名字，不大可能用作村名。不过，假设村子就叫程婴村，可是直接用先贤的名讳作村名，确实不太恭敬，所以后来改叫程公村。 程公村西北几里地，有个三公guo-村，相传当时程婴、韩厥、公孙杵臼三人曾在这里商量救孤办法。后人在村内建立祠堂，永久纪念。三公村西南几里地，有个村子叫太常，小名叫牧洼沟，“牧洼”两个字是借字发音，什么意思？不清楚。但村子却跟赵氏孤儿有关，该村在山边，山上沟壑纵横，洞穴处处，正是藏匿孤儿的极好去处。
在孤儿故事中，有义士，也有奸臣，奸臣名叫叫屠dù岸ngnān贾gū（贾字也有人读gōng），他杀害赵家三百多人，还处心积虑搜杀孤儿。据说屠岸贾是永固yue--guo-村人，赵康镇一带的赵家人，千百年不跟永固人通婚，永固村也从不演唱孤儿戏，并且，屠氏后代也纷纷改为别姓。
其实，赵康人、永固人大可不必纠结其事，因为孤儿故事只是个传说，与历史真相相差很远。历史上确实有灭赵事件，但灭的不是孤儿赵武这一门，而是赵氏宗族其他人。并且在事件发生之前，孤儿父亲赵朔先已去世。事件发生时，六七岁的赵武与母亲住在宫里，得到舅舅晋景公的保护平安无事；赵氏其他人则被满门抄斩。那么为什么要灭赵？谁要灭赵？当时的赵家权倾朝野，做事张扬跋扈，严重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晋景公就借助跟赵家有矛盾的两位大臣的力量，一举除掉心腹之患。至于有无屠岸贾这个人，还难以确定。即使有，他也只是个小队长之类的兵头，决没有资格成为灭赵行动的总指挥。普通老百姓所知道的孤儿故事，主要是来自戏剧，那是艺术加工了的情节，不是事实真相。所以，程婴与屠岸贾之间所谓的藏孤、杀孤等一系列的生死斗争纯属虚构。（有关资料参考《左传》）
另外，随着电影、电视的演播，媒体的煽情，盂县藏孤的正宗地位越来越强，汾城一些文人墨客也忍不住挥笔上阵，跟盂县方面展开论战，想要夺回藏孤的话语权。论战当然不会有结果，因为事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所以，不管是盂县的藏孤山，还是太常的藏孤洞，都是正义、善良、忠贞的承载体，都是民族美德的承传者，双方的根本目标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弘扬古老的中华文明。
五、圣人西行
永固一带还有很多故事，西边的北众村，古名羊舌坊yo-zha--fen-（汾城话中“羊”读yó，是白读；舌读zha--属于古音，今天韵母中的e，古代读音近似a；坊读fen-，汾城境内还有其他例子，如南贾坊nanzha--fen-），相传是晋国大夫羊舌职（另一说是其子羊舌肸）的封地。
永固东北的玉泉村给后世留下一个典故，典故源自孔圣人。话说当年圣人率领众弟子乘车周游列国，这日风尘仆仆来到玉泉村东门外，看见一伙小孩正在村前大路中间玩耍，搬砖运石，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挡住了道路，就有弟子过去，叫他们让路。一个小孩说，没看见我们正忙着吗？弟子问，你们忙什么呢？小孩回答，修城。大家一看，可不是嘛，路上砖石围成一个大圆圈，四边还留有豁口，大概是城门，可惜城门太窄，车子无法通过。弟子就说，请你们先把砖石挪开，等我们过去你们再玩好吗？小孩又说，你这人说话好不讲理，天下只有车绕城，哪有城让车的道理？孔子听罢，对弟子们说，这里连小孩都如此聪明，更何况大人！不要往前走了。于是，车子掉头向东，顺着原路返回。孔子西行至此回，车回东chāhun-dun-的新名也产生了。
永固北边紧邻南贾，南贾属于当时的贾国。西周早期多次分封诸侯，晋国建立之后，在其西边又封了一个贾国，都城位于今天的贾罕村，南贾、北贾、西贾，以及更远处的贾岗，都是贾国的城邑。到了春秋晚期，贾国被晋国灭掉，其地盘自然全归晋国所有。今天汾城境内的贾姓，大多出自贾国。
六、 临汾县、太平县
又从汾城说起，汾城西北三里地有个村子叫长子头zhe-zi--dou，该村跟晋献公有关。史书记载，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逼走后来的晋文公。太子的门客冒着生命危险，连夜盗走主人的头颅，偷偷埋在这里。随后，长子的头就成了村名。汾城话把肠子也读zhe-zi--，外村人跟长子头人开玩笑，说他们住在肠子头，他们立刻用书面语言说，我们村是长zheng--子头。
汉代临汾县北部边界处有个曹家庄，村名来自西汉丞相曹参。曹参是西汉第二任丞相，他的治国方略完全遵循前丞相萧何制定的方针，史称“萧规曹随”，类似于后世的几个凡是。曹丞相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在任上，被封为平阳侯。曹相魂飞封地，灵柩千里跋涉，径往平阳，路经当时的临汾县，到达县境北界时遇到大雨，住了几天。后来，人们就把该村叫做曹家庄，别名庄里。他们未到曹家庄时，曾在南边一个村子休息了一会，这个村就叫曹路村。
汉朝的临汾县跟今天的临汾无关，它的范围很大，包括今天襄汾县的南部和新绛县、以及稷山的一部分。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年间，朝廷把临汾县一分为二，南部设为绛州，北部改称泰平县，隶属绛州管辖。泰平县的县治设在今天的古城（古城位于汾城北边二十多里之处），北周时改名为太平县。隋文帝时把县城迁到今天景毛乡的北古县村，后来唐太宗又把它移到敬德堡。
那么，古城在设县之前叫什么？这要从古城地名的读音说起，字面上写的是古城，读音却是gu- shie-，但这个音却不是方言的变音，那是怎么回事呢？据古城人万好收先生考证，在尧当政之前，古城一带猛兽肆虐，到处伤人。有鹿女姑姑率众为民除害，她擅长射箭，射杀野兽无数，保护了乡亲们的安全。后人为了纪念她，把她住过的山称为姑射山，住过的村子称为姑射村，姑射，即姑姑射箭的意思。后来泰平县的县城就设在姑射村，县治迁走以后才改名叫古城。所以，这个“ gu- shie-”就是姑射的读音，它反映了当地百姓对鹿女姑姑的永久纪念。 （关于姑射山的“射”字，汾城话读yè，这是射字的古代读音之一。但射箭的射，普通话读shè，汾城话文读shiè，白读shí）
七、尉村与鼓车文化
汾城西靠姑射山，沿山有许多村子，侯村、盘道、尉村、膏腴等，其中尉村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连村名都是取自名人。春秋早期，晋国发生变乱，国君鄂侯逃至鄂邑（今乡宁县）。鄂邑地处大山深处，为了加强防御，鄂侯派出一支军队到山前防守。鄂侯死后，山前这支军队也失去了存在价值，于是全体官兵就地转业，弃甲务农，随着人口的增多，逐渐形成村落。鄂侯没有正式的谥号，人们以他最后居住之地称他为鄂侯或鄂公。新形成的村子叫什么？村民原先都是鄂侯鄂公的部下，就以鄂公之号称村子为鄂公堡。
这是鄂公堡村名的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取自尉迟恭。
唐朝初年，尉迟将军曾镇守今汾城，后来到了外地被封为鄂国公。汾城人知道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尉村人，更是引以为荣，因为尉村曾是将军的“职田庄”——俸禄收取之地，村人就以鄂公堡为村名，有些人还以尉迟为姓。
尉迟本是鲜卑人的复姓，隋唐时期随着汉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复姓发生分化，拆分成两个单姓，尉迟分成尉和迟两个姓，村里原姓尉迟的人都改为尉。随之鄂公堡村名也改为尉村。这个尉字作为姓氏，既不读外地人的wèi，也不读复姓的yù，而是读yue-，五声；但作为村名时，尉读yuè，四声。尉村有人当教师，学生都叫尉yue-老师。汾城人认为尉字就应该读yue-（包括尉迟恭的尉），听到电视里读尉wèi某某还感到可笑，怎么把人家的姓都念错了 ？其实，姓氏中的尉wèi姓， 源自古代的官职， 与由复姓拆分成的尉yù是两个系统，没有渊源关系，一个字两个姓，井水不犯河水，各读各的音。
另外，汾城方言覆盖范围内的村子，凡是村名含“尉”字的，也读yue-，不过是五声，如下尉hàyue-。
唐宋以后，民间逐渐形成一个习俗，过年的时候院门或家门上要贴门神避邪。但是，尉村一位姓尉的先生说，尉村大部分尉姓人家从来不贴门神，为什么？因为门神画的是尉迟恭和秦琼，尉迟恭是尉姓人的老祖先，怎么能让祖先给子孙站岗呢？这是对祖先最大的不敬。
尉村、三公村、膏腴、贾岗等村，都流传一种大型的、群众性的体育竞赛活动——拉鼓车。鼓车是由古代战车演变来的，春秋时期作战的主要方式是车战，鄂公的军队经常举行演习，周围老百姓观看后，学习模仿，逐渐形成拉鼓车比赛。在农用车上固定一面（或两面）大鼓，一人（或两人）擂鼓，一人敲锣。拉车不用马，由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拉，一人撑辕，两人抱辕，车辕上系两根粗粗的长绳，二三十名壮汉拉着，车尾还有两人负责稳定车子。
比赛分两队，可以由两个村组成，如南北膏腴、南北贾岗，或一个村自己组队，如三公、尉村。比赛起点问题，分同一起跑点先跑后追式和差半圈同时起跑式，追上者为胜。
比赛开始了，鼓声咚咚，震撼人心；车轮滚滚，快如雷电。双方都以跑百米的速度狂奔，人人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体力消耗极大，所以采用接力方式，跑一段路换一批人。有趣的是，外村看热闹的粉丝们也可以参与，帮助其中一方。除了直接拉车的人外，还有指挥协调的，维持秩序的，送水送食作后勤保障的，呐喊助威的，接待贵宾的，可以说是全民参与，万众齐心。再加上周围十里几十里前来观看的，真是人山人海，场面壮阔，热闹非凡。
拉鼓车，胜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参与，是那种一往无前、顽强拼搏精神的焕发，是黄土高原男儿粗犷勇武本色的弘扬。鼓车比赛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需要的是团队精神，比赛中人们的集体荣誉感空前加强，到处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气氛。因此，比赛一次，全村人精神面貌、综合素质就大幅度提升一次。
每一次比赛都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据说清朝道光年间，两支鼓车队你追我赶，胜负难分，竟然一直拉到河南洛阳，一时传为佳话。诗人贾德亮先生撰联赞曰：“双车争雄去如蛟龙那年曾拉到洛阳白马寺，一鼓作气来似雷霆此日尤难忘大唐尉迟恭”。
今天，拉鼓车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强体健身运动，而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鼓车文化，是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增强集体凝聚力的重要方式。2009年，尉村鼓车文化列入了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201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八、城垣与姓氏村庄
汾城一带各村都筑有城墙，大部分村子都是黄土夯筑，惟有西中黄（别名黄墩hun-dun--）、北相xio-李两村别具一格。西中黄的城墙是黄土筑就，青砖包裹。北相李更是一绝，石块砌筑。因为该村地处涧滩包围之中，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满滩皆是，可以就地取材，用完了，下一次洪水来临，石头又源源而至，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注：涧滩是自然形成的洪水河道，从西山一直通到汾河）
汾城四周村子众多，其分布有一定特点。
绝大部分村庄的名子都是取自当时建村人的姓氏，如：马村、常she-村、姚村、申村、郭店、官庄、高庄等，都是同一姓氏人建成的村子。有些村则是双姓所建，如柴王、陈郭、万王、牛席、景毛、张高、荀董等。
这些村子中，我们重点说一说关村，该村原叫单家庄，位于古城西南五里处。明朝时，从解州迁过来几户关姓人家。他们定居单家庄后，要祭祀祖宗关羽，就跟村人商量，把村内原来的寺庙改建成关帝庙。关姓人又到关羽的家乡解州，举行请关老爷仪式，请来后供在庙内，就跟给佛像开光一样。请关老爷的时间是在农历四月初八，所以后来四月初八就成了关帝庙庙会日。由于该村的关老爷是从解州请来的，被视为正宗，人们说起该村，都说关老爷村，慢慢村名就演变成了关村。关姓人奉关羽为始祖，现在关村的关姓人已传到六十多代。
又有许多村子是成双出现，相距不远，如东吉zhi-、西吉zhi-，南高、北高，上鲁、下鲁，都是村名主要字前面冠以表示方位的前缀词东、西、南、北、上、下等，再如，南北膏腴、南北焦彭、南北古县、南堡北堡、东西曹路、东西薛庄、东牛西牛、东彭biá西彭等。也有不加前缀的， 如， 史威si--yu-、 杨威yo- yu--，或者是加后缀，车口、峪口。
还有三村并立成品字形的，三安平（南西中）、三侯村（南北东）、三中黄（西北南）、三刘村（北南东）、三个贾（南西北）、三个平（绍平、兴平、阜平）、三个尉（下尉、中尉、西尉）、西贾三毛（西毛、东毛、上毛）、丰盈三毛（义西毛、东南毛、西南毛）。
西南部另有四贾zha—村（南北贾zha--岗ge-、南北贾zha--坊fen-）。
更有六七个村子，村名都含有同一个姓氏的字，分布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形成同姓村落群。连村岭上下有几个带“张”字的村子，张坦zhēdan-、大dài张zhe-，南北小张、东张、西张（较远处有张高zhe-guo-村、张村，但距离远些，与本地张家可能不是近支）。村名中的“张”字读zhe-，但用于姓氏时读zhēng。当时的张家是大族，人丁兴旺，因生活、生产的需要而分散居住，就形成几个村子聚集一起的格局。
连村岭上有大柴村，周围远近还有柴王、柴寺、柴村、柴庄、及赵康镇的南柴、北柴、东柴等柴姓村，可见柴姓人家繁衍之多。
张高村西边有大小李果村，东边有西李、南李等“李家村”，以及赵康、小赵等“赵家村”，前面已经作过介绍，都是古代官员及后人的村落群。
有些大村，人口多了往往在附近分出小村，形成本村与卫星村的关系。卫星村与本村不能并立，大都是附属村，本村是行政村，卫星村大多是自然村，村名往往叫本村的庄子、堡子（年代久了也有另取新名的）。如：盘道与堡子、尉村与水峪、北膏腴与庄子（大有）、南膏腴与园子、西毛与兴隆庄、东毛与东毛庄子（万宁），北王yue-与北王yue-庄（丰盈）、定兴dièxie-与定兴沟。
但也有一部分村子不用姓氏命名而另含他意，与距离、方位、地形有关的：五里墩、东庄、西村、西圪塔；与历史有关的：古城、孝村、习xie-礼、三公村；寄托美好愿望的：永固、丰亨、大有、阜宁；赞美家乡的：膏腴、仁佑、义顺，如此等等。
作为县城，城邑周围自然会出现“护卫村”，北关、东关、南关、东坡、西圪塔及较远处的单家庄（南庄），像忠实的哨兵，拱卫在汾城周边。
九、兴教办学
隋唐年间河东大地出现了一位大学者王通，号文中子，在绛州、太平一带长期游学。他在太平县境内足迹有两处，一是汾河边的万vàn王yue-村（口语中叫王yue--村），先生隐居此地，潜心著书立说，其居住地被誉为“文洞墨香”；二是县城西门外，先生在这里收徒授课，会友讲学，桃李遍地，誉满河汾。（有人认为这就是龙门书院的开端）
明朝后期，太平县令在文中子讲学旧地重建校舍，办起讲堂，广收学子，授业传道并研究学问。到了清朝康乾盛世，学校规模扩大，正式挂出龙门书院的牌子，成为教学与研究的学术机构，一时间享誉四方，吸引了众多的邻县学子。
在汾城地区教育史上，王通开创了规模办学的先河，龙门书院的诞生掀起了第二次高潮，第三次则是汾城中学的兴办。
民国时期，县内学人以文中子为楷模，在龙门书院废址小圪塔村办起新式学校——汾城县中学，数载后停办。战乱结束，百废待兴，新的汾城中学应运而生，校址设在东关村外的五龙古庙。文革风暴骤起，学校停课、停办，复校时，由初中升格为高中，进入汾城地区教育的鼎盛时期。
十、丁村与古建文化
汾城县北边紧邻的襄陵县，有着更璀璨、更辉煌的文明，襄陵县境内的陶寺，是黄河流域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考古界已经证实，中华民族的人文远祖——尧，就在陶寺建立都城，陶寺才是真正的古平阳，陶寺文化就是中华文明的曙光。而汾城距此不过五六十里之遥，可以说近在咫尺，当时的河汾大地就是尧都的直辖区，河汾民众直接享受着尧文化的哺育，因而有着程度很高的古文明。
这个文明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古建筑就是文明载体的实物，包括庙宇、戏台、塔、牌楼、祠堂、民宅等，遍布汾城各个村庄，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古建文化。
除了县城外，各村都有著名的建筑，如史威村的普净寺（俗称南寺），一说建于东汉，一说建于元代，至今保存完好。北膏腴村东门外有北齐建立的善慧寺，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1936年来山西考察，曾到过该寺，并拍了照片，成为极其珍贵的档案资料。西毛、西彭、定兴等七村合建的禹神庙，中黄、焦彭、曹路等八社共建的峰坡庙（供奉东岳大帝黄飞虎），东侯村的关帝庙，西毛村的石牌楼等，都是远近闻名，久享盛誉。 至于菩萨庙、魁星阁、大朗庙、牛王庙、马王庙、龙王庙、财神庙，土地庙等，多得数不胜数。往往一个村就有七八座、十来座庙，多的可达十几二十座。戏台、祠堂更是村村有，有的村还盖成对脸戏台，演唱对台戏；凡是大姓人家都建本族祠堂，纪念祖宗。
除了公共建筑，更多更普遍的古建则是村民住宅。素有“银太平”之称的汾城，境内土地肥沃，盛产棉花小麦，在农业时代曾是富庶之地。有些富户还农商并举，经济条件较好，因而各村都有大量明清时期的青砖大瓦房。
虽然各村都有古代民宅，但现在影响最大、知名度最高的则是丁村。丁村位于汾河东岸，村内现存古民宅40座，其中19座收归国有，建成民俗博物馆，接待国内外游客参观。1988年国务院公布丁村民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丁村民宅最突出的一点是保存完好，并且都是原汁原味的明清建筑；而其他村就不一样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改建、甚至拆毁，能够完整地保留到现在的院子很少，至于连成片的古建群，那就少之又少了。但从当年院子的规模、房屋的气派来说，汾城其他村子一点也不逊于丁村，甚至更具优势。比如南高刘家院，大柴旗杆院、南赵杨家院、西中黄城里院、七椽院，就很有典型性。
城里院又叫进士院，系官宦人家的宅第，建筑规格超过一般民宅，主体建筑由前后三进院子组成，中院为正院，北面建五间大厅，进深五丈，宽六丈，斗拱飞檐，木雕图案，合抱廊柱，雕花础石，整个建筑显得高大、雄伟；东西两侧是插廊厢房。后院的北房、东房、西房都是两层楼，这在一般民宅中是非常罕见的。
大门外左右两边各竖立一座石碑，从碑座到碑冠高达一丈多，分别刻着一百个福字、一百个寿字，村民称为“百福、百寿碑”。大门东侧巷口还有敕建牌楼一座。
该院为何叫城里院？是因为它的院墙近三丈高，与村子的城墙差不多。院墙上建有高耸入云的角楼两座。国家文物局局长称之为“华夏第一坞堡”，2015年西中黄被定为“全国文明古村落”。
包括公私建筑在内的古建大量出现，反映了当时汾城地区生产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西中黄城墙三丈多高，一砖到顶，需要多少财力和人力？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不小的负担。
回头再说丁村，它之所以能闻名于世，并不是因为民宅，而是因为“丁村人”的问世。
1953年，民工在丁村河滩挖沙时发现了人工打制的石器，由汾城县政府上报太原，太原转报北京。第二年国家考古队来到丁村，发掘出原始人的牙齿和头骨化石，经测定距今十万年，命名为“丁村人”。丁村人的发现，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之前，西方学者一直宣称中国文化西来说，连中国人都是出自非洲。周口店的北京人距今五十万年，山顶洞人一万八千年，中间掉链，缺乏连接，丁村人正好填补中间，证明中国人种是中国生中国长，不是西方迁移来的，因而它的意义是巨大的。1961年丁村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千余人口的村子，竟有两个“国保”，真是“国宝”。丁村遗址和丁村民宅，都属于“丁村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除丁村外，汾城和南史威的普净寺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外，敬村的观音庙、北焦彭的东岳庙、北古县的善惠寺，正在申请“国保”。列入省级保护单位的有沙女遗址、大张遗址、大柴遗址、晋城遗址。南高村的董其昌书法碑属于市保文物。至于说县保，那就海了，不再列举。
汾城的古建，在20世纪中期曾多次遭受灾难。第一次是日本侵略时，禹神庙、善慧寺、峰坡庙等众多的庙宇及大量的民房毁于日寇的魔掌。1939年日本侵略者在三公村烧毁房屋一千来间，抢粮十几万斤，杀害十余人。1941年血洗侯村杀害四十余人，烧房七八百间，寺庙四座。在西中黄村烧毁民居二三十座院子、拆掉五座古庙、六座牌楼，杀死三十多人，抢劫财物无数。这些，仅仅是日寇在华滔天罪行中的一粒微埃。
古建第二次蒙难，是在破除迷信运动中，村中许多庙宇被拆，神像被毁，村外的古庙、石碑和碑楼，都以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为名而毁掉。
第三次则是“史无前例”时期，破四旧狂风突起，不计其数的文物被毁掉，古建被砸坏、拆除。许多村拆庙建校，捎带砍古树，有一个村把千年以上的柏树都挖掉了，令人痛惜万分。假如说，古建筑拆了，根据资料还可再建，像北京的永定门，可千年古树能马上长出来吗？
再说一个故事：1978年美国一个代表团考察丁村，根据地形地貌沙盘标记的提示，观看丁村遗址西边高崖上的古塔，可是怎么也看不见。第二年，临汾飞机场军人拿着军用地图，来到这里寻找同一座古塔，以便堪划航空地标，也是怎么都找不到，到附近村里一打听，原来是破了“四旧”。
另外，有一部分民宅是村民自己拆的。一座院中，只有北房建得最好，高大、宽敞，用料多，也昂贵，但不住人，利用率不高。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地刮起一股拆房风，大量的北房被拆除卖掉。之所以这么做，首先是经济原因，当时村民很穷，不得已而为之。其次是认识的局限，村民身在宝山不识宝，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住房屋的文物价值。八十年代以后，文物价格飙升，不断有人到各村高价收购，早先卖房的人后悔莫及，连呼亏大了。
伴随着文物市场的繁荣，社会沉渣也泛滥起来，到处盗窃文物，除了盗挖古墓，还到村里偷窃。他们白天上门低价收购，谈不成就晚上动手，石碑、石雕门墩、石狮子，老式家具、甚至院门都被盗走。有一个贼胆子也忒大，他盯上某村古庙柱子下面的鼓石，就用工具把大梁顶起来，移开柱子准备撬鼓石，被人惊动未能得手。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们逐渐树立起文物意识，对自己的古建也重视起来，采取积极行动予以保护和修复。最早动手的是东侯村，该村的关帝庙始建于明代，清朝曾予修缮，1993年又大修一次，恢复了古庙昔日的风采。三公村村内有座卢家阁，卢氏族人自筹资金，重修阁楼，保护了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北中黄村也全力集资，把文革中遭受破坏的戏台修葺一新。北膏腴村东有一座钟楼，已倾塌多年，村民想修复，但原建筑荡然无存，也没有图纸，工程队无法按原貌重建。为避免大铁钟继续在野外日晒雨淋，就在村内先建了一个小楼，把铁钟保护起来。这也不失为一种临时办法。
今天，在新旧文明交替的历史时刻，城镇化的趋势正在发展，我们无法预知新文明对古村落的冲击结果，但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从未间断过。如何认识昨日的灿烂与辉煌？如何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现代文明应该怎样与传统文明相处？这些，都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丁村博物馆的陶富海先生曾说过：保护丁村，是我们的良知，是我们的责任。不保护好它，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
愿尧文化的薪火代代承传，弘扬光大。
附：西中黄百福百寿碑
西中黄城里院大门外左右两边各竖立一座石碑，从碑座到碑冠高达一丈多，分别刻着一百个福字、一百个寿字，村民称为“百福、百寿碑”。该碑镌刻于明崇祯末年，属于集字碑，不是一人所书，大部分是先秦古文字及小篆，还有许多图案化的象形字，类似花鸟字。猛一看，满碑图画。每座碑右上角第一个字都融合在太极图内，称为太极篆；有的字像简笔动物画，如大象、凤凰、蝙蝠；有的字笔画物形化，如柳叶形、水草形、龙形、虎爪形、蛇形、蝌蚪形、鱼形、蚕形；有的字笔画极粗，像黑体字，有的则极细，像宋徽宗的瘦金体，但不是楷书；有的字笔画含隶意，结体却是篆书，也有个别字是篆字行书化；有的字是合体字，如百、福两个字合成一个字，集、福两个字合成一个字，仍是篆书字体；很多字的结构及笔画用了变形手法，字的外轮廓或圆或方，或呈菱形，或不规则，有的增减部首，或部首易位，笔画或直或弧，或者呈波浪形，或者是用装饰笔点缀主笔，等等。另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字，如西夏文，有外来文字，如印度梵文，它反映了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现象。总之，每一个字都极尽变化，可以说一个字一个体，一个字一个形，绝无雷同。
碑上的福字、寿字都比较大，字径有二寸多，所以笔画清晰，纤毫毕现。另外，每一个福字、寿字都有来历，其来历在该字的上面用小字标出，指明字体的种类，如古文、大篆、籀文、钟鼎文、如意篆等；或者是标明出自何人之手：如发明文字的仓颉，统一文字的秦丞相李斯，秦朝时创造隶书的程邈，汉代书法家张芝，《说文解字》的编纂者东汉许慎，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子敬（即王献之）；其他书写者有战国的屈平（即屈原）、唐朝诗人白乐天（即白居易）、王子安（即王勃）、宋之问，还有唐玄宗。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还有寿亭侯，即三国名将关羽。其余人不再一一列举。
这两座碑上的福字、寿字，基本超越了实用范畴，更注重的是文字的装饰性，注重的是民间通俗审美情趣，它对研究我国古文字的起源、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思想理念的角度看，它又反映了人们对幸福和长寿美好愿望的追求，是祈求吉祥思想的图像化。所以，这两座碑是晚明社会美学思维和吉祥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山西老年》杂志2001年第9期上刊载一篇文章，称它是“我国最早、最正规集纳百福百寿镌刻于石的艺术珍品”。
汾城之战篇3:春秋战国著名战役-邯郸之战
邯郸之战-简介
中国战国后期，赵联合魏、楚军在赵都邯郸（今属河北）大败秦军的一次防御战。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上将军白起欲乘胜直捣赵都邯郸，赵孝成王许割六城与秦议和。赵国利用战争间隙，厉兵秣马，重整军备，结好齐、楚、魏等国，决心抗秦。秦昭王得知赵国不予六城，不顾白起关于赵已国内实、外交成而不宜出兵的劝阻，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九月,遣五大夫王陵率军从上党（今山西长治东南）进攻邯郸。赵国军民怀长平之恨，坚城死守。秦军久攻不克，于次年改派王龁代王陵为将，仍屡攻不下。赵军久困于邯郸，形势日趋危急。赵相平原君散家财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同时，接连遣使赴魏求援，又亲自冲出重围,前往楚国,陈说利害,终使楚王发兵相救。魏遣晋鄙率军10万救赵,因受秦威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即屯兵不进。魏公子无忌（信陵君）使人盗魏王兵符，击杀晋鄙，夺取军权,选兵8万会楚军救赵。秦军久顿坚城,师老兵疲,受赵、魏、楚军内外夹击，大败，秦将郑安平率2万人降赵,邯郸围解。赵、魏乘胜夺回了部分失地。
邯郸之战
邯郸之战-过程
周赧王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公元前259—前257年)，秦军与赵、魏、楚联军在邯郸(今河北境)进行的一次城池攻守作战。
秦军分多路进攻赵都邯郸。因秦王听信范雎言，准赵割六城求和而退兵。当赵孝成王正准备按和约割让六城时，虞卿认为割地与秦，秦势更强，赵“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如此赵将灭亡；建议以六城赂齐国，联齐抗秦。赵王用其谋，派虞卿东见齐王，商讨合纵抗秦计划；并借魏国使者来赵连络合纵之机，与魏订立盟约；同时将灵丘(今山西境)送楚相黄歇，结好楚国，对韩、燕亦极力交好。在国内则积极发展生产，重整军备，进行抗秦准备。
秦昭襄王见赵既违约不割六城，反而与东方诸国合纵对付秦国，遂于五十六年九月，令五大夫王陵率军攻赵。秦军长驱直入，于次年正月进抵赵都邯郸城下。赵上卿廉颇率军顽强抵抗，赵相平原君散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王陵战至第二年，秦军五校(每“校”领军800人)阵亡，仍不能取胜。秦昭襄王命白起接替王陵为帅。白起认为，赵自长平之战后结亲于燕，连好于齐、楚，合纵之势业已形成，其元气恢复，国库充实，而秦军虽然胜于长平，但将士死亡大半，国内空虚。现在，却要隔着千山万水，争夺别人的国都，如果赵与诸侯盟国内外夹击，则秦军必败。白起推说旧疾复发，不肯应命。昭襄王无奈，只好令王龁接替王陵为主将，继续围攻邯郸。秦军死伤过半，仍不能下。
魏王派晋鄙率军10万救赵。秦王派人威胁魏王说：“诸侯中有敢于救赵者，败赵后首先攻先救赵者”。魏王恐惧，命晋鄙大军暂停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观望。魏相信陵君决定救赵。他依靠魏王宠妃如姬盗得虎符，带勇士椎杀晋鄙，夺其兵权。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父回国；兄弟都在军中的，兄回国；没有兄弟的独子，回家奉养父母。最后，挑选8万精兵，于五十八年进击秦军。当时楚春申君黄歇亦率军救赵到达安阳(今河南境)。秦军作战失利，秦昭襄王又令白起领兵攻赵。白起始终托病不出。秦昭襄王罢其官爵，迫使白起在杜邮(今陕西西安西北)自杀。
十二月，魏、楚两国军队先后进抵邯郸城郊，屡败秦军。赵国守军配合城外魏、楚两军出城反击。在三国军队内外夹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王龁率残部逃回汾城(今山西侯马北)；秦将郑安平所部2万余人被联军团团包围，只好降赵，邯郸之围遂解。联军乘胜进至河东(今山西西南地区)。秦军复败，退回河西(今山西、陕西间黄河南段)。秦国和赵、魏、楚三国签约息兵，把以前占领的河东郡还于魏；太原郡(今太原西南)还于赵；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北)还于韩。[1]
邯郸之战-点评
此战，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属失策；而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在作战指导上亦欠稳妥，因而导致失败，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