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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慕华做检讨篇1:副总理公开检讨，中央取消副总理级专机
1983年秋在罗马尼亚
原标题：她是新华社记者，她迫使副总理公开做检讨，中央由此取消副总理级专机
你知道吗？——中国除了国家元首等极少数人出行有专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行出访，是与我们大家一样，坐民航班机的。
但多年前并非如此——
副总理，甚至解放军三总部的副总长，出行都是有专机的。一趟专机飞个来回，油费、停机费、人工费，各种花销至少几十万美元。
是新华社一名普通女记者，写了稿子“捅了天”：中央由此开会决定：严格控制专机的使用人数，取消副总理级的专机。一名副总理为此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在人大常委会上做了检讨。
这名记者叫丁永宁。
丁永宁今年已九十岁了，但思维依然敏捷，思路依然清晰，用电脑，爱微信，追韩剧。
她虽是上海出生的江南女子，一生却都有英武朗阔的男儿气、壮士气，而她的正直与敞亮，又为她的豪侠性格平添人格魅力。
上海解放时，丁永宁肄业于教会学校震旦大学医学院，懂法语、英语，后在工作中学习了罗马尼亚语。进入外交部工作后，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当翻译。年轻的丁永宁完全可以凭着天时地利，如鱼得水，顺利成长为高级外交官。
国庆五周年在天安门城楼
为周总理当翻译
但是丁永宁更喜欢做记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于是不顾外交部的挽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调到新华社国际部做了一名编辑、记者，按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话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
但遗憾的是，丁永宁那段风华正茂的青春好时光，很大一部分是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度过的。
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四面出击、四面受敌，丁永宁和同事们则加班加点，千方百计地寻找“反修炮弹”加强火力。她参加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和中联部联合组成的写作班子，不分昼夜地撰写大批判文章，既批苏修，又反美帝，上纲上线，断章取义，无所不用其至。什么家庭、孩子，什么周末休息、休闲，统统让位于革命需要！
在工作中
对这段往事，丁永宁不堪回首，回想起来，如同噩梦：“我们就像盲人骑瞎马，被死死捆绑在打倒一切反动派的战车上，何曾有过自己的脑子？”中苏交恶，尽管苏联确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多年岁月，就这么蹉跎了。
痛定思痛，这段经历，让丁永宁在后来的事业生涯中牢记：作为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最重要！不唯上，不唯书，脑袋要长在自己肩膀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丁永宁两度被派往罗马尼亚担任首席记者。那时，新华社的女性担任首席记者，少而又少，丁永宁赴任时，小女儿才一岁半，五年后回国时，已不认识妈妈这个“陌生人”。
在罗马尼亚，她广交外国朋友，非常活跃，知名度很高，也“胆大包天”干了不少惊心动魄的大事。
在罗马尼亚友人家做客
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她顶着压力，秉笔署名写下内参：《中国女篮是怎么被撵下专机的？》，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亲自批示，导致当事人（副总理陈慕华）在人大常委会上公开做检讨，中央并立规严格限制坐专机的领导人级别。
文革结束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国际上还是死要面子、讲排场，各级领导人出访，动不动就是专机出行，而民航班机却是少得可怜，机票紧张。
由于闭关锁国，中国通向全球的转机航线只有三条：北京至莫斯科，北京至（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北京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与“苏修”闹翻后，与“小修”捷克斯洛伐克当然也要翻，中国通向全球各地的航线只剩下北京至布加勒斯特这条线了。而这条线一周只有两趟，一票难求，旅客滞留就成了常态。
那一年（1978年），中国国家女子篮球队一行二十余人从拉美打完比赛，从罗马尼亚转机回国，机票很紧张，长期滞留住宿也是要花国家外汇的。怎么办？
而中国这位女副总理正率代表团乘专机访问罗马尼亚，准备启程回国。使馆、中国民航驻罗办事处以及代表团三方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这一架专机能坐150人，而副总理的代表团也就十四五个人，空闲大量座位，何不让女篮队员搭这顺风机回国？国家队员政治上可靠，又是个团体，便于管理，领导人无安全之忧，又给国家节约了一大笔外汇，真是一举多得、皆大欢喜！
大家都很高兴，分头安排：先让女篮队员们办好罗马尼亚边防的出境手续（对罗方善意撒谎说：女篮急着要回国参加比赛），再把他们的行李提前托运到国内，最后让他们提早坐进专机里，万事俱备，只等副总理结束与罗方的告别宴会登机，就起飞啦！
就要起飞之际，代表团工作人员突然匆匆上了飞机，要求女篮队员全体立即下飞机！
大家都惊呆了！任凭使馆和民航代表处人员怎么解释，但对方就是坚持：“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下去！”
这边说：那我们怎么向罗马尼亚方面解释？言下之意是：这让人家看咱们中国的笑话了！会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对方不为所动，坚持说：“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证吗？如果女篮要乘专机，首长就只好不坐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没有办法，女篮队员全部下了专机，低着头，默默离开机场。
罗马尼亚的工作人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解地问：“我们刚为你们办好了出境手续，怎么又回来了？”……中方人员尴尬无言以对。
有个女篮队员是全国人大代表，她说：就在当年的三月人大开会时，自己还和这个副总理分在一个组讨论，现在我们也是代表国家出来的，怎么连同乘一架飞机的资格都没有了？
女篮的旅馆事先已退房，离开机场后，没有住处，只好睡在使馆的会客厅里，过了一周，才买到到民航的机票回了国。
这个事件发生时，作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的丁永宁并不在现场，当时她回国参加新华社国外分社会议。
与新华社驻波恩分社社长丁仰炎在一起
回到罗马尼亚后，使馆人员气愤地对她说起这事。丁永宁也火了！“如此严重脱离群众！这是犯众怒！”
她决定：报告给中央。
在罗马尼亚，她挨个采访事件的当时人。事件的全过程弄清了，最关键的问题是：把人赶下来，是不是这位国家领导人本人的决定？
丁永宁认为：既然是临时变卦，极可能是女篮队员上机后、这位领导人本人在与罗方的临行宴会上作出的决定。
这必须找参加宴会的人核实。当时参加宴会的是大使和参赞，大使胆小怕事，参赞是这位主管外经贸的副总理的下属，两人不但不会如实告知丁永宁，反而可能会极力阻挠她写稿发稿。
丁永宁绕开他俩，想到了宴会上还有翻译人员。翻译私下告诉她：宴会上代表团成员确实确实向这位副总理报告了此事，但他没有听到副总理的回复。
丁永宁如实在稿件中写下这些，并写道：“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代表团内部当晚就这件事作了研究，副总理在现场听取了有关汇报。”
稿件中，所有的人都是真名实姓，包括对那位副总理，也是指名点姓。文尾，她署上名：丁永宁！
在罗马尼亚国庆观礼台上
很多人看来，做新华社记者是件很风光的事，有名又有利，全世界跑，真是风光无限的好差事！但实际上，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搞不到“料”且不说，署名，不是为出名，更是表态：文责自负，我承担一切责任！
在稿件中，丁永宁还介绍了罗马尼亚的情况：“除了罗共总书记兼总统外，其他领导人出访一般均乘民航班机。”
她写道：
副总理乘专机不是个别现象，现在出国访问，凡是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参谋长均是专机。
大量使用专机是一种讲排场的坏作风，是封建落后思想的表现，党和国家的威望不靠这些来提高。相反，凡了解我国目前经济和劳动人民人民生活状况的人，只会暗中耻笑我们，它有损于我们的社会制度。
我们国家还在还很穷，劳动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我们处处都应注意勤俭节约，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
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几位主要领导人。
丁永宁写下如此沉痛又尖锐的文字。她将手写的稿件亲自装好，交给外交部信使队带回，由新华社总社参编部手抄两份，一份送胡耀邦，另一份报送中央办公厅领导。
“这个事情，如果是别的记者，可能就不敢写了。毕竟指名批评一位国家领导人，写了也许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既然丁永宁写了，肯定做过深入调查，新华社相信她。”当时编发这稿件的总社编辑后来回忆说。
中央领导看到稿件后，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很诚恳地进行了检讨和反省。
中央并决定：取消副总理级出行专机，只有党政军等四位国家领导人可以坐专机。这个规定，一直执行到今天。
消息传来，外交系统一片欢呼！大赞这个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女记者。到罗马尼亚来访问的中国代表团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要来见见这个女记者的真身。“你就是丁永宁？你就是新华社那个丁永宁？你胆子好大呀！你写的文章让中央领导做了检讨！啧啧······”
从公开新闻中也可看出来：这位副总理1978年的这一次出访，新华社公开稿写的是：“某某某副总理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1980年，这位副总理又来罗马尼亚访问了，这一次，新华社写的是：“某某某副总理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一字之差，内涵丰富。
这一次，这位副总理坐的是民航班机的头等舱，丁永宁也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副总理下了飞机，一个个地与欢迎的人握手。握到丁永宁的手时，丁永宁自我介绍说：“我叫丁永宁，新华社的丁永宁。”
这位副总理看着她，顿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丁永宁？我以为是个男的。”
丁永宁笑笑。
丁永宁采访二十多个国家，这是在菲律宾
这位女记者不仅大智大勇，更能独立思考。丁永宁在东欧工作期间，和同事们独立研判东欧和国际形势，向中央进言：世界大势在缓和，而不是紧张。
而当时的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对罗马尼亚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使馆主要领导思想僵化，认为：罗马尼亚把主要精力搞生产建设，就是修正主义，中国不应与修正主义国家友好。在这个问题上，使馆党委内部吵得一塌糊涂，严重影响了中国与罗马尼亚关系的正常发展。
丁永宁列席使馆党委会议，她认为：大使的观点与国际大背景不符，与国内经济建设的方针不符。经过长期慎重思考，她写下两万字长文：《如何正确贯彻中央有关对罗方针政策》，回国开会时当面向新华社社长曾涛详细汇报，曾涛立即将报告呈送向当时中央负责外事工作的耿飚。随后这位大使很快调离了罗马尼亚。
人们口口相传：新华社这记者太厉害，竟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给“赶”跑了！但丁永宁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了国家的利益，“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与哥哥、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在全国“两会”上
从罗马尼亚卸任回国后，丁永宁1986年被借调至中国记协，任记协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兼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来华常驻的外国记者越来越多。“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中央为对外宣传工作制定了八字方针：积极主动，更加开放，”总书记胡耀邦说：“要多培养一批斯诺式的记者。”
丁永宁开创性地贯彻了这一方针。外国记者俱乐部平均每个月举行四五次记者招待会，甚至一周两三次。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公安部长阮崇武、航天专家钱学森、副总参谋长迟浩田等人，都先后接受了俱乐部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一些部长们心有顾虑，担心自己在外国记者面前讲错了，更高的上级会批评，丁永宁就一一做他们的工作：“嘴巴是长在你们自己脑袋上的呀。让外国人为我们宣传，这是最大的广告。给外国记者提供了大道消息，小道消息不就没了腿吗？”部长们点头称是，其中以“敏感部门”公安部部长阮崇武面向中外记者的招待会最为成功。
感谢公安部长阮崇武成功会见中外记者
部长们担心正襟危坐的招待会太正式？没关系，丁永宁很“洋派”，那就办午餐会、茶话会，喝咖啡，不拘形式。这些努力获得了外国记者的认可，到她办公室谈事时，甚至同中国人一样，称她“老丁、老丁”。
在全国记协四年，丁永宁最难忘的，是1987年担任中共十三大新闻中心副主任，参与筹划了十三大选举出的新领导人会见五百余名中外记者的新闻酒会，这是中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为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改革开放的高大形象”，西方媒体如是说。
“我所受到的感染、我所获得的启迪，终生难忘，”丁永宁说。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穆之后来给丁永宁的一封信里说：“你留给我的是一个女同志非常难得的出色的印象。”
与老朋友、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交流
在全国记协如鱼得水之际，1989年丁永宁因正直敢言，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气之下，她提出：回原单位！
新华社张开了双臂欢迎这位优秀的员工归来，常务副社长郭超人说：“组织上了解你、信任你、欢迎你！”
至此，丁永宁就再没离开新华社。直到今天，九十高龄的她依然每周两次到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上班。
本文作者与丁永宁（摄于2017年7月）
丁永宁简历
1928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镇江。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饶漱石女儿做家庭教师。
1950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
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立一等功。
1950年，作为上海大学生代表，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0至1953年，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任法语、罗马尼亚语翻译。
1953年至1956年，外交部苏欧司翻译。
1956至1975年，新华社国际部编辑。
1975至1980年，新华社（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
1980至1982年，新华社国际部苏欧组副组长。
1982至1984年，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
1984至1986年，新华社国际部机动组特派记者。
1986至1990年，借调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任国际联络部副主任兼外国记者俱乐部主任。
1990至1993年，回新华社国际部，任世界形势研究室研究员。
1993年至今，先后任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陈慕华做检讨篇2:陈至立撰文缅怀陈慕华:清白做人、一心为公、廉洁从政
敬爱的陈慕华大姐溘然长逝，噩耗传来，我们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
慕华大姐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工作和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她16岁参加革命，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大姐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她的丰功伟绩与世长存。
慕华大姐自1988年9月起，先后兼任和担任第六届、七届全国妇联主席、党组书记和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作为我国新时期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她在主持全国妇联工作的十年中，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博大无私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风范，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儿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深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妇女的爱戴。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坚定倡导者和实践者
慕华大姐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主持全国妇联工作后，她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思考我国的妇女问题，高度重视妇女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9年，她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解决妇女问题，坚持把男女平等作为全社会共同争取的目标，旗帜鲜明地抵制歧视妇女思想和行为。
她明确提出中国妇女运动要走有中国特色妇女解放道路。1990年，她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和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更加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妇女解放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努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解决好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全国人民总体利益与妇女群众具体利益的关系，推动妇女全面发展。
慕华大姐全心致力于我国妇女学学科建设。20世纪80年代妇女学引入我国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反响。1989年初，她亲自为《妇女学原理》题写书名，表示对妇女学学科建设的支持。为了加强妇女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在她的倡导推动下，1991年全国妇联成立了妇女研究所。她还推动各级妇联建立妇女研究学会，加强我国的妇女理论研究。
开创了我国新时期妇女儿童工作全新局面
慕华大姐主持全国妇联工作的十年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她团结带领全国妇联领导班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妇女，开创了我国新时期妇女儿童工作的全新局面。
她领导、组织在农村和城镇全面开展“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城乡妇女更好地融入改革大潮、提高素质、贡献智慧搭建了广阔的舞台。为落实《北京行动纲领》和《妇女发展纲要》目标，她因势利导启动了巾帼系列行动，重点解决妇女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迎接知识经济挑战，适应妇女发展的需要，她四处奔走，协调各方，集资兴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女性高等院校——中华女子学院。这些重大工作举措使城乡广大妇女求知、求富、求发展愿望和创新、创造、创业的激情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是把党的方针政策与妇女工作紧密结合的成功实践。
在她倡导和努力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妇联多次与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会议，提出了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建立妇女人才库，畅通推荐、交流女干部的渠道，推动形成了妇联与组织部门联合调研、联合开会、联合发文、联合培训、联合检查的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工作格局，为新时期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机制保障。
在她的推动下，建立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妇女儿童专门小组、全国政协妇女青年委员会，为统筹开展妇女儿童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她推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这对我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她多次倡导举办了海峡两岸妇女大型交流研讨活动，加强了与港澳台妇女的交流，增进了同胞情谊，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妇女儿童公益事业的有力推动者
慕华大姐以超前的眼光和勇于实践的胆识，打造了“春蕾计划”、“母亲水窖”等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公益品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妇女儿童事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妇女儿童发展。
她深刻指出，妇联组织要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不能仅仅停留在道义层面，而要有强大坚实的经济基础来保障，没钱办不了事，维权也难落到实处，妇联要有个基金，通过办实事来维护妇女权益。正是在这样一种宏大、宽广、富于时代特征的维权理念指导下，1988年，她领导创办了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并长期担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领导两个基金会为贫困地区妇女脱贫致富、为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办实事，推出了一系列面向妇女儿童、特别是贫困地区妇女儿童的公益品牌，这些品牌日后都成长为我国妇女儿童公益事业的排头兵，有力推动了妇女儿童事业的健康发展。慕华大姐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基金会诞生、成长、发展的全过程，慕华大姐沉甸甸的辛勤付出，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间。
慕华大姐十分重视贫困边远地区妇女儿童的生存发展，她是“母亲水窖”公益项目的奠基者和积极推动者。针对我国西部干旱地区严重缺水、群众生产生活比较艰苦的实际状况，她提出了紧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筹集社会资金、组织各方力量实施“大地之爱·母亲水窖”工程的宏伟构想。“母亲水窖”在她的力推下不断发展壮大，把解决干旱地区饮水问题与做好贫困地区帮扶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有效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难问题，还成功做好了以水致富这篇大文章。截至2010年底，“母亲水窖”项目实施规模近6亿元，覆盖24个省市区，解决了170多万人口的饮水困难，促进了受益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和谐，对新农村建设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成为造福西部贫困干旱地区群众的惠民工程。
慕华大姐密切关注儿童少年的发展，把做好儿童少年公益福利事业看作是一项恩泽后代、造福民族、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她发起建立的“春蕾计划”，成为促进女童全面发展的公益品牌。项目实施至今，已帮助160余万失学女童重返校园。大姐率先垂范，奉献爱心，把资助延安贫困辍学女童作为全家每年的约定，至今累计救助195人次失学女童重返校园。
她倡导的“母亲健康快车”项目，以提高妇女卫生健康意识和卫生健康水平为宗旨，向全国27个省区市的1000多个县发送健康快车，受益妇女达2600余万人次。她亲自担任儿童少年安康计划工作委员会主任，帮助孩子们“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为儿童少年健康成长铸造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多年来，大姐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她付出的巨大心血和超凡智慧，将永远镌刻在妇女儿童公益事业的史册上。
陈慕华做检讨篇3:陈慕华:与中共同龄的铿锵巾帼
陈慕华:与中共同龄的铿锵巾帼
“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也能干！为什么不让女同志参加参谋训练队？”17岁的陈慕华站在了毛泽东的面前，她那纯真坚定的要求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她被正式批准进入延安抗大参训队。
这位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参谋，后来担任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首任女行长，并在中国近一半人口为其成员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担任主席，印证了毛泽东说的一句话“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陈慕华自17岁走进革命队伍，经过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受过政治运动的冲击，遭受过委屈和误解，然而，她那坚忍不拔的性格和坚定的信念，支持她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走进一个又一个陌生的领域，开创一个又一个工作新局面，为党为祖国尽心尽职尽责。身材高大的她精明能干，和蔼可亲，洋溢着特别的活力，既无逊于男性领导人的风度，也不失东方女性的魅力。
与中共同龄的陈慕华亲历了一个政党的由弱到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2011年5月，她走完了人生历程，接过火炬的年轻一代成了她最放不下的牵挂。
难以抹去的延安记忆
2011年5月12日12时25分，陈慕华因病在北京辞世。
陈慕华的弟弟陈慕榕回忆说，姐姐一直很忙，很少回浙江青田老家。“老家的木屋还在，姐姐很久以前回来的时候特意去过一次，还和我们感慨时间过得太快……”
1921年，陈慕华出生于素有“石雕之乡”、“华侨之乡”、“田鱼之乡”、“杨梅之乡”与“浙南油库”（山茶油）美誉的江南小城青田的一个军官家庭。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南京读中学的陈慕华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消极抗日，她满腔爱国心，坚定了一个信念：不能当亡国奴，要追求新生活。日本人打进来了，书也读不成了。于是，她辗转到了西安，看了当时的《新华日报》，感觉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便于1938年3月奔赴延安。从此，这个官宦世家的娇小姐走上了革命道路。
陈慕华曾回忆说：“我那时候还想继续上学，但是日本侵略了，学上不成了，因此思想上是一股子热情，要抗日，要抵御外敌的入侵，所以积极地参加抗日活动。延安有个抗大，而且只要学半年就可以毕业――这是个好事情，很吸引，所以我就要求到延安去。临走前，林伯渠林老，那时候他负责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还跟我谈了话。他讲延安很苦，你到那里去要准备吃苦，要有吃苦的精神。第二点意思是到那里要好好地学习，年轻人应该好好学习上进。第三条不要过早恋爱。这样我就交了10块钱，搭了八路军往延安运粮的卡车，坐在卡车后面到了延安。”
在延安，陈慕华如愿以偿地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共产主义思想培训和学习。1938年6月，陈慕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我那时先是参加了抗日委员会，接着参加‘民先’，然后积极要求入党。我在班组的时候挺活路，当班长，一个小骨干。这样，很快就入了党。”革命圣地延安的生活十分艰苦，总是“饥一顿饱一顿”，但这没有动摇陈慕华的革命决心。当时，战士都是没有军粮吃青菜，没有青菜就吃干白菜、喝面糊糊，苦是苦，但陈慕华革命的劲头从没退缩。
后来延安抗大开办参谋训练队，但是只招收男学员。当时的女战士就是搞卫生、当护士或学医，搞通讯的都很少，陈慕华等女战士不甘于此，还是想从军学参谋。于是，她毅然决定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革命的决心和信念。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陈慕华为代表的11个女孩终于参加了参谋训练队的学习。
延安岁月是陈慕华难以抹去的记忆。她与后来相濡以沫的老伴钟毅是在这里相识相恋的。钟毅毕业于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从事抗日活动遭日军追捕，1938年赴延安参加革命，同陈慕华一起在参谋训练队学习，毕业后在留守兵团当参谋，两人于1940年结婚。陈慕华曾这么回忆：“没条件搞结婚仪式，那时候经济条件很差，大家吃得都很差，生活标准都很低，行李也不多，反正两个人的行李凑到一起，搬到一个窑洞里。”
1943年11月，秋风萧瑟，陈慕华的二女儿降临到了人间。当时陈慕华因叔叔陈栖霞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而受到一些人的围攻、逼问。钟毅带着大女儿住在延河对岸，因陈慕华被审查一直不能与家人团圆。二女儿诞生后，陈慕华一直在为女儿的前途抉择，因为严峻的形势使她无法给女儿最基本的照顾。
经过3个月的思想斗争，陈慕华终于下了送出女儿的决心――为了革命需要，也为了女儿的生存，她把女儿送给了安塞纺织女工王进。
1945年，王进夫妇离开延安时带着用羊奶喂大的女儿小苹来向陈慕华辞行。陈慕华牢牢记住了“小苹”、“王进”的名字，魂牵梦萦30年没有一天淡忘过。全国一解放，陈慕华就开始四处寻找，但音讯杳无。
直到1975年，奇迹终于发生。在一次极偶然的机会里，陈慕华听说外贸部有一位女同志叫王进，心中的希望之火又被点燃了。她找到一位熟悉王进的同志，请他特地去看看王进的女儿。那人很快就回来了，惊喜异常地说道：“没错！没错！女孩儿是高个儿，非常像您！”陈慕华立即赶到王进家――老太太确是当年的女工王进。她端详着王老太太，口未张泪先流，继而哽咽着说：“你们照顾小苹32年实在不容易！小苹永远是您的女儿。我身边还有3个女儿，小苹会永远留在您身边尽孝道。老姐妹，今后我们就是亲戚了！”
走在“赶考”的路上
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慕华靠着一双脚从延安走到了吉林长春，在东北的铁路线上四处奔忙。即使是一穷二白，陈慕华也是不遗余力，将共产党员“革命的螺丝钉”精神发扬光大，干好本职工作。她先后担任热河军区司令部一科参谋、东北铁路总局机关政治协理员等职。
1946年9月，按照党中央要建立东北北满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东北铁路总局总工会委任陈慕华为穆棱矿特派员，负责党的工作；东北铁路护路军司令部委任钟毅为穆棱矿军代表，兼任矿长，前去接管穆棱煤矿。陈慕华她们深入矿工和家属中访贫问苦，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中共穆棱县委与派到矿上的工作团，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公审镇压恶霸、汉奸。
当时矿上严重缺粮，陈慕华帮助矿总工会派人去外地购粮。口粮解决后，她又发动职工用“献工出煤”的钱，集资成立职工消费合作社，使职工生活有了保障，并将持续20年的井下12小时工作制改为8小时。她还带领职工和学生平出800多平方米操场，并组织学校开课。
1948年5月，陈慕华夫妇调离，职工上书挽留未准。临别时，几千名矿工和家属步行3公里多路送到火车站，含泪与陈、钟告别。后来，陈慕华又先后任东北铁路保育院院长、中长铁路中央医院副院长。
多年的革命经历，使陈慕华从一位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一种信念，遇到挫折时信念一定不能动摇。因为事情的发展总是不确定的，形势顺利时不要昏昏然，不顺时也不要垂头丧气。年轻人更是要不断学习，积累经验，坚定信念，勇于克服困难。”陈慕华经常这样告诫后人。
新中国成立后，陈慕华调任东北铁路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后历任铁道部政治部宣传组副组长，国家计委交通局副处长、处长，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套设备局副局长，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副局长等职。
在20世纪60年代，陈慕华就开始做援外工作，经常前往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她非常注意与受援国家人民之间密切关系，在确定援助项目、提出技术帮助时从受援国家实际需要出发，体谅他们的困难和需要，尽量使援建项目适合受援国家的要求。在会谈和交往中，她十分注意平等相待，同第三世界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中，陈慕华被打成“走资派”，并株连到她在黑龙江工作的弟弟，致使其惨遭迫害致死。陈慕华后来回忆说：“在‘文化大革命’里头，我有一些同学受委屈了。（我）这么讲的：你还要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我们是讲实事求是的，总会弄清楚的。要有这个信念，我一直是这样的。一时弄不清楚，总会弄清楚的。信仰最重要，信仰要坚定。”
1971年，陈慕华出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5年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兼党组书记。1980年9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并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82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增设“国务委员”职务，陈慕华由副总理改任国务委员，并兼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及党组书记。
1985年3月，陈慕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成为共和国唯一的央行女行长，时年64岁。当时，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金融机构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预示着中国在改革中提高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日益发展的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强金融业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协调，由中国人民银行来专门承担中央银行职责成为完善金融体制、更好发展金融业的紧迫议题。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国务院领导下统一管理全国金融的国家机关”，以此为起点开始了组建专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准备工作。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作出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人民银行的10项职责。
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同时新设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由中国工商银行专业经营。至此，中央银行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确立。陈慕华上任时就明确表示：“早些时候银行就是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大‘出纳’，1984年1月1日银行机构真正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时间、经验的欠缺，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在职能划分上的关系还没完全调整好。货币发行量有些猛涨，物价上扬的情况有些明显。对此，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分灶吃饭’以搞活金融，调控信贷投放。”她常说：“经济越搞活，越需要银行这一经济杠杆。”
“原来的银行，只是财政部管辖的，实际上是财政部的出纳，代收代支。”陈慕华认为，搞活金融最先从管好用活国家外汇入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逐步加深，对于对外贷款管理机制的缺失、引用外资的混乱以及利用外资上的“开源”、“节流”等问题，陈慕华急在心上，她经常与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几位负责人对此进行讨论。经过约谈专家以及与同志们交换意见，陈慕华做到了心中有数。她决定组织央行统一管理对外借款，要求境内机构向外国或港澳地区银行、企业借款，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归口管理。
1985年10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成果初显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论断，号召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对此，陈慕华提出，为了贯彻好“经济要稳定、改革要深化”的方针，央行必须做到“宏观管住、微观搞活、稳中求活”。
1986年，陈慕华带领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信贷资金管理方式，编制了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以此确定金融宏观控制的目标。在陈慕华的领导下，央行坚持以控制贷款总规模为主，同时研究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方法，并按照管理增长率、物价计划上升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确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再进一步确定贷款规模。当时，我国信托业进入发展最快的时期，各地、各部门设立信托机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信托业也出现了诸多弊端。因此，陈慕华在1988年即将卸任央行行长的这一年里也没有懈怠，对信托机构进行了清理和整顿，丰富了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在原来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人民银行信贷计划和专业银行信贷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计划，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的信贷收支。1986年至1988年的3年间，我国的城市信用社规模迅速壮大，构成了我国城市信用社现行体制的基本框架。
她特别重视研究货币问题，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的新路。经过这些尝试之后，陈慕华上任时面临的经济过热和信贷投放过大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货币回笼情况良好，信贷总规模、资金结构和贷币发行量得到了调整，货币问题的研究逐步走上正轨，金融工作逐步适应了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针对搞活金融中的货币问题，陈慕华曾形象地说：“涨价的原因是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增长过大，经济发展速度太快。大家疯抢原材料，原材料价格上涨，回过头来向银行要钱，银行就要多出钱，可票子多了，又要打银行屁股。这种情况下，即使把银行屁股打扁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必须研究货币问题以解决根本问题。”陈慕华这种研究货币问题的决心，成为现在制定货币政策的典范。
难了的“妇幼”情怀
1988年4月，陈慕华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这年9月，陈慕华在第六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全国妇联主席。此前，当中央领导同志找她谈话，推荐她为全国妇联主席时，她曾惊讶地问：“你们是不是选错了人？”当她无可选择地担任此职后，曾幽默地说：“我这辈子没做过妇女工作，这回可是‘赶鸭子上架’。”
走马上任后，陈慕华表示一定干好份内之事。她主帅的全国妇联在新的历史时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促进男女平等。她注重从妇联自身优势和特点出发，让妇联在服从、服务经济建设的大局中找准位置，选好角度，把握着力点，使妇联组织和妇女工作适应加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在谈及提高妇女全面素质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时，陈慕华曾说，作为一个女人，有女儿、妻子、母亲、祖母、外祖母等多重身份。“教育好一个女孩，就等于教育好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如果她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她生育的子女，也会像母亲那样，懂得怎么生活，她的丈夫也会受到她的影响。作为一个女人，最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子女，因此最懂得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1989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一个抽样调查显示：全国当年仍有480万7至14岁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其中女童竟占了这个数字的83%。看到这个数字，陈慕华震惊了！这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数字！她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注儿童就是关注未来，关注发展。1989年，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和全国妇联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设立了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专项基金――“女童升学助学金”。1992年，这一社会公益项目被正式定名为“春蕾计划”。
陈慕华既是“春蕾计划”的倡导者，也是“春蕾计划”的捐助者。每年1月1日，她都是第一个捐款者。她曾特意给家人与亲友立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凡是有工作的人都要资助一个“春蕾计划”的贫困孩子。她和全家人每年至少资助13名延安女童，累计资助女童195人次，并曾提议且率先捐款，设立“春蕾计划实用技术培训专项基金”，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女性人才资源开发，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春蕾计划”让贫困地区千千万万个女童改变了命运，在帮助女童重返校园、维护女童受教育权、维护社会公平、推进社会文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由此，“春蕾计划”成为我国民间公益组织促进女童教育发展的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范例。
后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又推出了“中国儿童少年安康成长计划”，帮助孩子远离失学、远离疾病、远离伤害、远离犯罪，陈慕华亲自担任这个计划的工作委员会主任。她以年迈的身体亲自参与活动和会议，关注未来，救助迷途的孩子。陈慕华曾强调：“为了孩子，为了培养人才，我们要竭尽全力，要用不怕‘磨破嘴’、‘跑断腿’的精神搞好儿童少年教育福利事业。”
对基金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募集资金与管理资金。陈慕华一直强调，基金会一定要有很好的信誉，要取信于民，对每笔基金都要有交代。募来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即使是利息部分的使用，也要严格限制。有一次，有家食品厂向基金会捐糖果，基金会的同志分给了陈慕华20块糖。可陈慕华却认真地拒绝了，并且说，不能给我，该给谁就给谁。我们要对捐赠者负责，也要对接受捐赠者负责，这是基金会的信誉问题。陈慕华在这募集资金方面有两句名言广为流传：一句是“搞募捐是为了妇女儿童，不是为我自己”；另一句是 “要有爱心，脸皮要厚”。
为了创造一个培养妇女人才的良好环境，1992年初，在陈慕华的倡导下，全国妇联决定：自己筹资，在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扩建一所集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女子高等学府――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将专项集资兴建中华女子学院的任务交给了妇基会。陈慕华不顾自己年高体弱，亲临募资一线，转战大江南北，她走到哪儿，就宣传鼓动到哪儿，安排落实到哪儿。她曾说过，“办好女性教育是千秋伟业，这个光荣的使命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要把它完成好。”
为了在1995年世妇会召开前建成中华女子学院，陈慕华一步步制定筹款方案，从设计图纸到施工都亲自过问。她冒着酷暑，顶着寒风，多次到建设中的中华女子学院视察，从防水层问题到学生宿舍内部结构的设置，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几年中，陈慕华带领妇基会的同志四处奔走，八方求助，向社会广募资金，最终募集资金达1.5亿余元，较好地完成了专项集资任务。经过艰辛的努力，她的心愿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华女子学院已被建设成为一所专门培养新型女性人才的现代化的大学。
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慕华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9月，又连任第七届全国妇联主席。1998年之后，她还一直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继续为共和国的发展发挥着“余热”，曾成为第十届宋庆龄樟树荣誉奖的唯一获奖者。
在中国西北部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极度缺水。那里的人畜用水几乎全靠人工蓄集有限的雨水。人们在地下修建的蓄集雨水的容器，被称为水窖。因无足够的资金对这种水窖的内部进行混凝土硬化，会很快出现渗漏。严重缺水的恶劣状况，导致当地农民生活艰难、生产原始、教育落后、妇女的疾病率和新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妇女们承担着数倍于正常环境下妇女肩负的生活重任。
2000年，陈慕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心痛，明确指出：“修水窖是解决当地缺水难题的最科学、最有效办法，但是1000块钱建一眼水窖，当地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为此，她指示相关人员开展专题研究，并由全国妇联、妇基会发出了捐建“大地之爱?母亲水窖”的倡议，向社会募集善款，为西北缺水地区捐修混凝土构造的水窖，使该地区能利用屋面、场院、沟坡等集流设施，有效地蓄集到有限的雨水，以供一年的基本饮用水，最终解决百姓的缺水问题。她还提出以“母亲水窖”为龙头，立体化发展，开展综合扶贫，帮助当地农民发展农业，寻找致富新方向。陈慕华和家人多次捐现金资助修建水窖，在她的倡导下，许多金融机构也纷纷解囊，修建“母亲水窖”，为贫困地区农民送去了温暖。
一口“大地之爱?母亲水窖”解决一户家庭的饮水，千万口水窖让千万户家庭走进希望的绿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莫文秀回忆，2000年7月21日，她在甘肃东乡县考勒乡当土村检查“母亲水窖”的有关情况时，102岁的马文华老人拿出了自己舍不得吃的金瓜，要她把这个金瓜送给陈慕华。原来，用水不便让马文华世代吃土豆，建成“母亲水窖”后解决了他吃水的问题，后来当地政府又帮助他搞起蔬菜大棚，他才吃上各种新鲜的蔬菜。老人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拄着拐杖到大棚里去摸一摸新长出来的瓜。当时，大棚蔬菜成熟后，他把村子历史上结的第一个金瓜，托莫文秀带到北京，送给陈慕华。陈慕华收到这特殊的礼物时，泪流满面，她动情地说：“真想亲自去水窖项目实施地看一看，可惜年纪大了，已经不宜远行了。”
“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项目帮助许多西部贫困地区的妇女解决了用水难题，为妇女疾病的减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但广大贫困妇女健康条件与观念的改变仍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西部妇女的健康状况时刻牵挂着陈慕华的心。陈慕华在2001年底听取妇基会汇报时就提出：“你们要开通巡回医疗车，直接送医送教，为西部贫困母亲送去实实在在的关爱。”
根据陈慕华的指示，妇基会启动了“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目，该项目旨在以流动医疗车为载体，通过为西部广大贫困妇女送健康理念、送健康知识、送健康服务，缓解西部贫困妇女就医难的状况，维护妇女健康权益，提高妇女卫生健康意识和卫生健康水平，激发她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高她们参与经济建设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从而促进西部妇女的发展。在陈慕华领导下的妇基会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多的调研、筹备，2002年11月25日，第一批试点的“母亲健康快车”终于在重庆市涪陵、石柱、丰都三地开始巡回义诊。“母亲健康快车”每到一地，专家医疗队便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基层县、乡医院进行义诊、查房和培训当地医生；一部分深入到农村进行普查和救治。“母亲健康快车”在国家级贫困县石柱期间，一个在当地医院被怀疑为宫颈癌的农村妇女，经过专家查房诊断为宫外孕，并成功地实施了手术。闻讯赶来的群众更是把“母亲健康快车”的专家视为妙手回春的大夫。陈慕华在听取“母亲健康快车”试点工作汇报后，特别强调指出，要把工作做扎实，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受益。
在陈慕华的关心和指导下，2003年7月12日，“母亲健康快车”发车仪式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批200辆“母亲健康快车”驶往陕西、贵州两省。在项目活动周期间，除了直接救助之外，“母亲健康快车”还承担了流动科普教育的角色：它们在为妇女实施救治和保健服务的同时，举办各种形式的讲座和培训班；利用农村广播和地方电视节目，向贫困妇女传播卫生保健知识，发放“家长手册”、“孕产妇须知”、“安全分娩必读”、“预防出生缺陷的发生”和其他科普知识手册。“母亲健康快车”项目启动以来成效显著，广受欢迎，使西部妇女真切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
面对许多的荣誉和头衔，陈慕华宠辱不惊，她时刻提醒自己，鞭策自己，自己是人民的一员、女性的一分子。身为领导干部的陈慕华在生活上廉洁朴实，平时上下班都乘公交车，在机关排队买饭，深受机关干部的称赞。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除了养花与散步，陈慕华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平时，她对衣着也没有讲究，不穿名牌，也不用名牌化妆品。她所有的风度和魅力从朴素中来，从智慧中来，从才干中来。
其弟陈慕榕说，虽然姐姐陈慕华当过副总理，但是她没什么架子。“她是个简单干净的人，衣着也不刻意讲究，因为她长期做妇女工作，所以很关心各地妇女儿童的情况，每次回老家都喜欢看看孩子们。”让陈慕榕印象深刻的，还有陈慕华对于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虽然很少回老家，但是每次回来都告诉陈慕榕要踏实工作，不要好高骛远。
2011年5月12日，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30周年之际，中国儿童慈善事业的重要奠基者并为此奉献出全部智慧和心血的陈慕华却永远地离开了。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一位老部下得知陈慕华病逝后，深情地说：“尊敬的老领导，老大姐，您今天走了，您在汶川地震发生时的3周年前的两个小时前走了――我们心里知道，您是为了赶在全国人民祭奠几十万死难同胞前，先行前往灾区看望慰问四川大地上的那些死难同胞了，特别是去提前看望慰问那些在灾难中罹难的妇女和儿童们了。因为，在您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就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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