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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唐朝苏有道]蚩尤殇——噶尔钦陵的终极之战【二】
《二、大非川的罗生门》
唐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青海大非川。濒临崩溃的唐军仍在坚持，但抵抗的意志已经越来越微弱，食不果腹的官兵们正承受着吐蕃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唐军主帅右卫大将军薛仁贵和他的两名副手，突厥族的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以及名将郭孝恪之子左卫将军郭待封，在占尽优势的敌人面前早已无计可施。这些绝望的将军们，只能和越来越少的部下如困兽一样，在尸山血海中拼命挣扎，以生命为代价拖延着全军崩溃一刻的最后到来……
关于这个“大非川”究竟在哪里，目前起码有六种说法，一是青海海西柴达木河；二是青海湖旁的布哈河；三是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四是惠云河，也就是《大清一统志》的盐河；五是共和县的苦海子草原；六是大坝河草原，即共和县切吉以南的黄清河与青根河合流一带。
无论大非川具体在哪儿，上面这几个地方都离青海湖不算太远。
大非川之战爆发时，薛仁贵五十六岁，经过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他想必已经是一位须发班白的老将了。其长子薛讷时年二十一岁，正做着城门郎的小官，他在未来将成为大唐及武周北方边境的柱石，也是后世传说中薛丁山（有说，薛讷字丁山）的原型，而薛仁贵的孙子薛嵩——民间传说中那位反唐薛刚的原型——也是一代名将，其官爵甚至在父祖之上，直至封王，他曾先后被封为高平郡王和平阳郡王）。因此，尽管薛仁贵的子孙都是官二代，但薛家确实可谓虎父无犬子。
薛仁贵此时的对手，亦是一名虎父所生的虎子——吐蕃已故大相噶尔.东赞即禄东赞的二儿子噶尔.钦陵，由于他担任着吐蕃部长级的官职“论”，因此汉文史书中通常称他为论钦陵。汉文史载禄东赞有五子（比照藏文史料则至少六子），他们都是一时豪杰，其中尤以钦陵的才华最为突出，成为从薛仁贵开始几代唐将都无法挣脱的梦魇，即使是后来的汉文史书，对钦陵出神入化的将道也相当叹服。
但当时，身经百战的老兵油子薛礼未必把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放在心上——尽管史书上没有关于钦陵生年的记载，不过他一直活到二十八年后的公元698年，才在突然之间非正常死亡，死时正当年富力强。因此估计大非川之战爆发时，吐蕃军团的主帅噶尔.钦陵应该也就二三十岁年纪。
其实，大非川之战并非噶尔家族第一次领兵与唐军对垒，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吐蕃军团与唐军爆发的首次冲突，应该是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河源之战，但史书对这场战争的记载却相当诡异。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如此记述，这一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再次出兵攻打吐谷浑，他的副手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战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
但奇怪的是，汉文史书对这场相当拉风的大胜却没有丝毫表示，使得后人疑窦顿生进而众说纷纭，近代藏学大师根敦群培的《白史》甚至将以上的记载解释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可参看上下文又明显驴唇不对马嘴，完全颠倒了胜负关系。
后来的研究者参照各种相关史料，终于找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是年，大唐名将苏定方出兵帕米尔高原以平定当地的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很可能是高原以南的吐蕃所煽动的，因为就在一年前，大唐皇帝刚刚拒绝了吐蕃赞普的求婚，感觉受到羞辱的吐蕃人发誓报复。苏定方率军取道唐朝在青海的附庸国吐谷浑，途中很可能在乌海（可能在柴达木盆地的托索湖）以少胜多，击败了试图阻挠唐军的吐蕃大军，连吐蕃副相也在这场战斗中被杀。
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这场失利极大打击了急切希望通过军功来树立威望的噶尔家族，因为按照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禄东赞随后辞去了吐蕃大相的职务，他很可能是迫于朝野压力而引咎辞职的，因此对打败自己的唐朝不可能抱什么好感。直到两年后的公元661年，噶尔家族才又恢复元气，禄东赞在这一年以谋逆的罪名除掉了前任大相，重新执掌吐蕃朝政。
禄东赞复职后，带领仍致力于建立显赫军功以服众人之口的噶尔家族，审时度势迅速改变了战略方向，改以西域为突破口，并为此与汉文史称大食的阿拉伯帝国结盟，同时积极接纳反唐的西突厥残余势力，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到禄东赞逝世的公元667年，吐蕃已经占领了唐朝安西四镇中的龟兹和疏勒，大唐西域总督治所——安西都护府也被迫迁往西州。
按照汉文史书的记载，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即开始执掌吐蕃国政，但参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等相关考古证据，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继其父执政的，其实并非次子噶尔.钦陵，而是汉文史书中认为“早亡”的长子噶尔.赞聂多布，他担任吐蕃大相达十六年之久。
钦陵在此后十多年中，一直以吐蕃主要军事将领的身份辅佐哥哥，率领吐蕃铁骑东征西讨。到大非川之战爆发的公元670年，早已残破不堪的吐谷浑汗国终于被吐蕃彻底吞并。于是，只剩下数千帐可怜人马的吐谷浑末代可汗诺曷钵与王后弘化公主，高宗皇帝这对名义上的姐夫和姐姐，不得不逃进大唐的西北重镇凉州寻求保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傲的大唐认为，该是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亲戚的时候了，于是征讨吐蕃的大军开始行动，高宗宣布的出兵原由当然理直气壮：送自己的姐夫姐姐回家，即“护吐谷浑还国”。与皇帝有着深厚私人感情的猛将薛仁贵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由帝国最东方的高丽调到西部青藏高原，出任远征军最高统帅。
凭心而论，此时的大唐对自己这个边远的亲戚仍没有怎么重视，这从皇帝授予薛仁贵的头衔中可见一斑——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行军大总管”就是本次军事行动的总司令，而所谓的“逻娑”，其实是吐蕃的国都逻些的异译，即现在的拉萨。很显然，此次高宗皇帝的目标可谓雄心勃勃，绝不仅仅是送姐姐回家这么简单。
尽管在战略上藐视了敌人，但同时唐朝在战术上仍相当重视，这次出动率领的兵马不可谓不强。关于他们的具体数量，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即使同一史料的不同部分记载也差异很大，比如《册府元龟》中就同时有“领兵五万”和“率众十余万”之语，当然如果有人说“众”和“兵”是两回事儿，那也由得。总之，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主力兵团，按照唐初的战法，很可能以方便大范围机动作战的骑兵为主，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就出自那支久随薛礼的朝鲜半岛得胜之师，至今仍无定论。
按照汉文史书记载，战争的过程大致如下：八月，薛仁贵率军进入青海大非川，命副将郭待封在大非川构筑工事以存放辎重粮草，薛仁贵自己则一如既往，亲率少量精锐向乌海（和上一个乌海可能并非同一个地方，学者们考证说这个乌海即青海兴海县西南苦海子）方向突击。
钦陵此时也率领吐蕃军应战，《旧唐书.薛仁贵传》说此次吐蕃参战兵力多达四十万，似乎有所夸大，要知道吐蕃并非匈奴、蒙古那样的全民皆兵，而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半定居民族，至今西藏的许多农民一辈子连马都没有骑过，在遥远的中世纪，于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征集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无疑极其困难，如果它真存在的话，也很可能是吐蕃、吐谷浑以及附近羌、党项、突厥等各部落临时拼凑的联军。
兵贵神速的薛仁贵迅猛突进，在河口打败吐蕃一支防守部队，随即大掠当地牧民的牛羊以为给养。从后来战局发展来看，人们认为钦陵这时候很可能利用熟悉的地形，以及吐蕃军队在高海拔地区惯于作战的优势，果断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为他很快就亲率铁骑包抄到唐军后方。
此时，唐朝副将、出身将门的郭待封却一直“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他怕薛仁贵独占功劳，没有按照事先安排建立工事保卫粮草，反而带着笨重的辎重在薛仁贵后面慢慢跟着走，估计是打算一有机会就上前抢功，遂于钦陵的吐蕃主力相遇。郭待封大败，唐军辅重粮草全落入吐蕃军队手中。薛仁贵得知郭待封已败，遂不敢再进，只好退回大非川防守。
终于，在平坦辽阔的大非川（前面提过的那几个大非川疑似地，基本都是平原或草原），唐军被钦陵的吐蕃军团从四面合围，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吐蕃铁骑怒涛般冲击着唐军越来越残破的防线，黑压压的箭雨遮蔽了天日。防线的另一边，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饥饿的唐军在绝望中一个接一个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故事的结局没有任何悬念，史载最后“王师大败”，唐朝远征军在这里全军覆没“死伤略尽”，吐蕃军团赢得了大非川战役的全面胜利。
最后发生的一幕却相当诡异，唐书说“仁贵与吐蕃将论钦陵约和，乃得还”，对此您相信吗？没有证据显示吐蕃主将钦陵是位博爱主义者或者精神病人，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几名唐军主将很可能被吐蕃部队俘虏或者被迫答应了什么屈辱的条件，而心满意足的钦陵也不为己甚，或者惺惺相惜或者认为对方没什么危害，最后把他们都放了回去。
成书于北宋但基本利用唐朝史料撰写的《册府元龟》则提供了一个相对不那么离谱的记载：“仁贵、待封及阿史那道真并脱身走免。”也就是说，他们三个唐军主将是突围逃回来的，尽管全军“死伤略尽”，但主将身边可能还有少量残兵。鉴于唐初主力部队多为骑兵因而跑得不会太慢，在吐蕃的重重包围中有少量唐军漏网逃脱，这种可能应该说存在。
鉴于胜利的一方吐蕃人惜墨如金，在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对这场大战只有“于几玛郭勒击唐军多人”的寥寥数语，事情的真相也许永远成谜。
三名唐将回去后，很可能由于薛仁贵和唐朝皇帝的特殊关系，他们都没有被处死而仅仅免官除名，不久之后因高丽复叛，薛仁贵又被起用，此后他还曾去西北边疆与突厥人作战，也许因为当年“三箭定天山”的余威尚存，据说突厥人见到他仍“相视失色，下马罗拜”。之后他可能一直镇守西北边境，直至永淳二年（公元683年）病逝，享年七十岁。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时任禁卫军高级将领的薛仁贵，曾在咆哮的山洪中救下了唐高宗的性命，我们有理由相信，薛仁贵与皇室所建立的这种深厚的私人感情，很可能是他日后全军覆没却仅仅受到免职处分的重要原因。尽管皇帝对他当年的救命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屡次表达过“无卿已为鱼矣”的感激之情，但大唐的士大夫们也无疑有充分理由对这位未能效死疆场的败军之将表示自己的愤慨，比如当时的太学生也是后来的名相魏元忠，就曾愤怒地向皇帝上书，说薛仁贵“今又不诛，纵恶更甚。臣以疏贱，干非其事，岂欲间天皇之君臣，生厚薄于仁贵？直以刑赏一亏，百年不复，区区所怀，实在于此！”
的确，尽管将帅不和是失利的重要原因，但作为全军主帅，薛礼确实无法洗刷自己的罪过。大非川之战是唐朝开国以来对外战争中所遭遇的最大失败，此后不仅河源局势已无法收拾，西域形势也随之改观。
大非川之后，吐蕃乘胜扩大战果。很快，大唐在西域的主要统治中心，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即著名的安西四镇全部被钦陵统率的吐蕃军团收入囊中，唐廷被迫取消了这四镇的编制。不仅如此，原本臣服唐朝的西突厥十姓也转降吐蕃，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已经岌岌可危。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多年以后，那位以慷慨激昂著称的大诗人陈子昂，仍在奏章中耿耿于怀地说：“薛仁贵、郭待封以十万众败大非川，一甲不返！”这场战争给唐人留下的深刻伤痕，恐怕终唐一朝都无法磨灭。
篇二:[唐朝苏有道]攸县石山书院为中国第一所书院
专家多方论证认为
攸县石山书院为中国第一所书院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灵宾 贺勋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灵宾 贺勋）今天，记者从攸县宣传部门获悉，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邓洪波经过多方论证，中国的第一所书院当属攸县石山书院，故址在今攸县莲塘坳镇凉江的阳升观村，大觉寺的左侧。最近，在其司空山下发现的一块石刻碑文印证了邓洪波教授的这一推断。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地方教育组织，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发展于宋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唐玄宗时代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邓洪波教授在其编著的《中国书院史》一书中，引用了光绪《湖南通志》、《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的唐朝苏师道《司空山记》为证：公元498年，南齐老臣司空张岜大人，挂冠退隐。沿湘江，溯洣水，巡攸河，倾家南来，至麒麟山，筑坛朝斗，结庐修道，早晚诵《太洞真经》39章，得其妙旨，养神育气。至梁天鉴末年(公元519年)8月15日，全家80余口白日升举、冲天而去。麒麟山后亦改名为司空山。天宝七年(公元708年)，唐玄宗下旨兴建了司空山朱阳观(后宋徽宗改名阳升观)。建观7年后，潭州(攸县古属潭州)刺史苏师道奉旨前来祭拜，他专门察看了张司空的生活遗迹，并在《司空山记》一文中详细记录了位于张司空宅左的石山书院。
此次发现的碑文为乾隆二十九（1765）年刻写的：“大觉寺系张公书院，为司空常读书之所。”张司空在“放光峰下结草舍三十余间居焉，全家斋戒，日诵大洞真经三十九章”。据此可推测石山书院为张司空全家升仙前特定个人家庭读书治学之所。石山书院的创立最迟可推断为南梁初期，比起开元六年（718年）所建的洛阳丽正书院，早了200年，比岳麓书院更是早了400多年。
篇三:[唐朝苏有道]闲话东坡
笨人闲话系列：
闲话东坡
人人皆知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可大家知道苏轼最初为自己起的是什么名号吗？说出来你一定会深感意外，是“鏖糟陂里陶靖节”。此号的得来还要从苏轼因“乌台诗案”获释出狱后，被编管在黄州说起。
在贬谪黄州之时，苏轼过着度日如年的贫困生活。在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中记载：“东坡谪齐安（即黄州），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去一块。”从记载中可见苏轼当时度日之节俭、苦难。
节俭只能省钱，可长此以往，终究会坐吃山空。这可如何是好？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生路。此时这应验了这句俗话。曾在苏轼手下做书记官（秘书）的马梦得不远千里赶到黄州，通过各种关系，把城东一块闲置的荒地要了过来，赠与苏轼以作躬耕之资。这也是平日里苏轼礼贤下士的佐证，若当初苏轼为官时嚣张作恶，飞扬跋扈，在此落魄之时，马梦得又怎会千里而来鼎力相救呢？
从此苏轼象陶渊明一样，开始了一段自耕自种、自食其力的生涯。在《与王定国（王巩）书》中记载：“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鏖糟”是湖州人的口语，意思是日子糟透了，过得窝心；“陂里”是乡巴佬的意思，合起来则是一句骂人的话；“陶靖节”是指陶渊明。由于此号太长太拗口，且充满自嘲，外人岂敢用此号称呼当时的“文坛领袖”呢？
那“东坡”之名究竟如何而来呢？在《与李公择》中记载：“某见（现）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亦自有乐事。”所以有个很通俗的说法是：由于苏轼所耕之地在城东，又是山坡，俗称东坡，于是他便以“东坡”为号，从此人称“东坡居士”，同时也写下著名的《东坡八首》也是佐证。如果各位觉得牵强，请看在南宋宰相兼诗人周必大所著《杂志》中解道：“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白乐天，屡形诗篇。谪居黄州，始号“东坡”。”从此东坡之名号随其诗稿名传天下。
好了，到此关于“东坡”名号的来龙去脉，算是交代的告一段落。说句题外话，我更喜欢此时的苏轼，因为没有距离感了，因为俺也是“鏖糟陂里人”。最后还是以一首诗做结尾吧!这是唐朝苏颋的《新昌小园》。
闲花傍户落，喧鸟逼檐驯。
寂寞东坡叟，传呼北里人。
在山琴易调，开瓮酒归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