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三马


青海 2019-07-30 10:22:59 青海
[摘要]西北三马篇(1):“西北三马”指的是哪三马?准确来说,应该是“西北四马”。分别是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这其中,马步青和马步芳属于青海马家军,是前清镇南中旗帮办马海宴的孙子,两人是亲兄弟。马鸿宾和马鸿逵是宁夏马家军,是前清甘军总兵马千龄的孙子,两人不是一个爹,是堂兄弟。宁马和青马之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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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三马篇(1):“西北三马”指的是哪三马?


准确来说,应该是“西北四马”。分别是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
这其中,马步青和马步芳属于青海马家军,是前清镇南中旗帮办马海宴的孙子,两人是亲兄弟。马鸿宾和马鸿逵是宁夏马家军,是前清甘军总兵马千龄的孙子,两人不是一个爹,是堂兄弟。
宁马和青马之间没有亲戚关系,只是同姓马而已。
四马在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合作是1933年的“四马拒孙”事件。
由于担心孙殿英(盗东陵的那个)与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合作,蒋介石让当时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何应钦,调孙殿英部到西北,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发给10万元开拔费,令其到“青海西部柴达木地区”去屯垦。
这个命令让当时的青海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极为震撼,而宁夏军阀马鸿逵和马鸿宾也担心孙殿英进军青海,经过宁夏时“假途灭虢”,偷袭宁夏,因而联合马步芳和马步青,四马一齐通电:拒绝孙殿英假道宁夏,进军青海。
蒋介石见甘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军政大员一致反对孙部西进,便宣布撤销孙殿英“青海西区屯垦督办”职务,让他“暂住原地,再待后命”。这下孙殿英就不干了!因为他在察哈尔是有地盘的,现在调他到青海,原来的地盘没有了。让他“就地待命”,如果中央掐断孙部的供给,他的七万大军就要兵变了。
于是孙殿英孤注一掷,不经中央批示,直接向部队下达了进攻宁夏的命令。蒋介石授意西北绥靖主任朱绍良负责此事。朱召集三省军政长官,四马联合出兵一万,甘肃驻军邓宝珊部出兵一万,中央军胡宗南部出兵一万,六万人联合抗击孙殿英。
甘军和中央军仅为声援,实际与孙部血战的还是四马联军,四马以四万对六万,将孙殿英部击溃。而在战后当天,前脚还是联军的四马立刻翻脸!马鸿逵立即借口战争结束,对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一律停发给养。马步芳率领部队退回青海途中还遭到甘军的鸣枪射击。
四马的军阀本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在此处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此之后,马步芳和马鸿逵又有过一次合作。当时马步青失势,马鸿宾起义。剩下马步芳和马鸿逵决心继续替国民政府效力,抗拒解放军西进。在兰州战役失利后,马步芳逃回青海,坐飞机飞往重庆,后又飞到香港。蒋介石听说马步芳逃到香港,电召他去台湾。
(马步芳)
在台湾,马步芳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马步芳深知这是蒋让他去送死,因而不寒而栗,萌生去意。
在以两千两黄金贿赂了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后,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因而最后包了英国航空公司三架飞机后,带上全家大人小孩共计两百多人逃离大陆,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后死在国外。
(马鸿逵)
马鸿逵比马步芳晚两日到台湾,刚下飞机就遭到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和马步芳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其后马步芳逃跑,台湾当局将马鸿逵撤职查办,把失败的责任全部怪在他头上。马鸿逵遂心灰意冷,以去香港治病为由飞离台湾,后又飞往美国,定居洛杉矶。马鸿逵也死在国外。

西北三马篇(2):中国军阀史-西北军阀(西北三马)


西北三马:西北军阀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鸿宾。
马步芳
(1903~1975)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字子香。
甘肃河州(今临夏市)人,回族。早年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任宁海巡防军营附、营长等职。1926年随父马麒投西北军。1928年后,任副旅长、旅长、师长。1932年1月兼青海省政府委员,旋又兼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1934年起,历任陆军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青海省保安处处长,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其间曾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3月,任青海省政府主席,直至1949年。1943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7月正式任职,积极参加反共内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后,由新疆逃往印度。1950年,移居埃及,曾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7月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鸿逵,字少云,1892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国民党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19年,段祺瑞上台后,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1925年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战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
                 
 马鸿宾,字子寅。甘肃省临夏县韩家集人。回族。1884年9月14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临夏。信仰伊斯兰教,从先世属于临夏老教毕家场门宦。
  
  父名马福禄,字寿三,曾率回民军队马步七营旗,编为“简练军”,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及蓟州之帮均镇等地。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是年阴历五月二十二日,马福禄骑兵在廊坊一带与侵略军短兵相接,重创侵略军,史称庚子第一场恶战。二十六日,马福禄入城内防守正阳门(前门)城楼。时侵略军以英使馆为基地,设十栅于城前,逼正阳门楼,欲夺制高点。马福禄激励将士攻栅,战三日,夺二栅,又自督战,数日夺七栅,只一栅未下。至六月六日夜,忽飞弹入口,殁于阵上。马福禄阵亡后,简练军则由其弟马福祥继续统领。
初创时期   
  马福禄阵亡时,马鸿宾年仅16岁,还在家乡。其叔马福祥回到甘肃任靖远协副将时,令马鸿宾和马鸿逵在署读书。马福祥任西宁镇总兵兼代青海办事大臣时,曾成立西宁矿务马队。由马鸿宾带领,从此起家,以后发展为马鸿宾的基本武装力量。1913年,改任昭武军骑兵中营营长,历任甘肃新军(骑兵约五营)司令,军衔升至陆军中将,勋四位,地位仅次于马福祥。此间经历几次战役,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沉着勇敢,深为马福祥所倚重。
  
  1915年秋,绥远变兵及会党在河套发难,推弓占元为首,起事于五原县属之东皮房,以狼山为根据地。马福祥命新军统领马鸿宾率所部往击,大捷于科布尔。后来变兵复出狼山,马福祥亲启率兵出击于千灵庙,变兵相率引去。马进至五原,因留马鸿宾驻守。
  
  次年二月,马福祥到台梁,接马鸿宾告急电,变军数千人已至西山咀,马鸿宾以数百人与之鏖战已三日。马福祥往援未至,马鸿宾已经战胜,变军向东溃退。
  
  1916年5月,马鸿宾于同心城布置伏击圈,击散变军卢占魁部,并率轻骑追杀两日夜,斩俘甚众。
  
  1917年春3月,高士秀挟达尔六吉,奉之为“皇帝”,自称御林将军,率众数千人,由绥西犯宁夏,忽至磴口。这时;马福祥因送母丧归葬,由马鸿宾代理宁夏护军使职,鸿宾急电请马福祥回署,并擒斩高士秀所派间谍,出兵分道迎击。马福祥得电后,先至灵武布置河东防务,然后回宁,即派马鸿宾率骑兵、炮兵前往石嘴山督战。又派骑兵前往阿拉善旗王府防守,并以步兵为后续部队继之。高士秀等过河时,黄河即将解冻,冒险进入磴口,河水陡涨,冲尽岸冰,尚未布置妥当,突然腹背受敌,辎重拖累,损失甚重,突围逃走。马鸿宾又以大队分九路包抄,困之于贺兰山阴。高士秀不能支,自烧辎重,退入山内。最后,马鸿宾大索山中,搜得伪皇,全部送至宁夏交军法审判,处伪皇以下首要19名死刑,次要30余名徒刑,眷属20余口资遣回籍,从犯100余人劳役百日后释放。
出任宁夏镇守使   
  1920年直皖两系军阀战争,直系军阀得胜,马福祥当时是站在直系军阀一边,因此得升任绥远都统。1921年马鸿宾随之升任宁夏镇守使,仍兼管内蒙三旗军事,其兵力主要为马福祥留下的军队。计有昭武巡防军,骑、步兵五个营,司令为马福寿—(马鸿宾的三叔);甘肃新军,骑兵三营、步兵三营、炮兵一营;共七个营。司令马鸿宾兼,炮兵营长马普仁是马鸿宾的长子。此外,马鸿宾又成立了镇守使署卫兵马队一营,营长是马楚卿(马鸿宾的岳叔)。
 
  1924年,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后,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马福祥任西北边防会办。但马福祥失去了绥远地盘,向冯玉祥要求扩充马鸿宾的兵力,经冯玉祥允许自行招兵,够一师编一师,够一军编一军,因此马鸿宾委派宁夏当地绅士和头面人物在自己地方上拔壮丁,一共扩充了三个补充甲(计步兵七个营):第一团团长王德铨(又名王衡之,外号王大炮、天津人)。第二团团长马献文(马鸿宾妻弟)。第三团团长马显诚(马鸿宾四弟)。以上骑、步、炮兵共20个营,约有2000余人。
  
  1925年冯玉祥准备向甘肃进军之前,曾派人进入甘肃刺探军政情况,对于八个镇守使的底细,打探的较为清楚,并且各加评语,冯玉祥将这个情报交给马福祥过目,其中对马鸿宾的评语是“面黑若漆,骁勇善战”,马福祥看了也觉舒服。有此缘渊,所以刘郁芬率部入甘时,在宁夏得以顺利通过。
  
  刘郁芬到兰州后,代理甘肃督办职务,以兵力不足,曾许马鸿逵为他的副指挥,调第七师拱卫兰州,意在让甘肃的军队自己火并,好收渔人之利。马鸿宾劝马鸿逵不要轻举妄动,免伤回汉感情。马鸿逵听从了这个意见,按兵不动。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进攻冯玉祥,同时,陇东镇守使张兆钾也发出声讨刘郁芬的通电。刘部孙良诚旅与张兆钾开战之后,地方遭受战祸,人民怨恨,马鸿宾于是发起“平番会议”,意在调和。刘郁芬在上述情势下,极表赞成,派人以汽车接马鸿宾至兰州面商,然后再往平番(今甘肃永登县),并通知兰州各界代表及各镇代表先赴平番等候。此时马鸿宾举足轻重,这一倡议很得人心。他行至石空时,为了更有把握,又渡河经中宁至同心城,欲先与张兆钾电话交换意见,再往兰州、平番。马鸿宾在同心等候多时,张兆钾才派其司令谢有胜(外号“谢苛子”,湖南人)、参议马国义(回族)、县长李某等三人为代表,携带张兆钾向刘郁芬提出的八项条件来同心与马鸿宾商讨,马鸿宾估计张所提各项条件,刘郁芬不能接受。而张兆钾又电马鸿宾,还要追加四条。
  此时冯部吉鸿昌已率兵一旅援甘,经宁夏至兰州,因此刘郁芬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电催马鸿宾速来兰州面商,早已到达平番的各界代表和各镇代表也都电催马鸿宾速到平番开会。马鸿逵也电催马鸿宾,电中说:“甘局如不能调和,请离开同心,以便向平凉进兵,免得刘郁芬责难疑心。”马鸿宾觉得调和无望,就悄然返回宁夏。平番会议因而流产。不久,孙良诚打败了张兆钾,代理陇东镇守使。
在冯玉祥部下的时期   
  1926年,马鸿宾部改编为国民军二十二师,委马为师长,仍任宁夏镇守使。二十二师下辖三个旅:六十四旅,旅长王德铨,下辖两个团,团长为马玉麟、马维麟;六十五旅,旅长马显图(马鸿宾之弟),下辖三个团,团长为马义新、马显诚、马彦新;骑兵旅,旅长马献文,下辖两个团,团长为马忠、马荣华。师直属部队有炮兵营、手枪队。共实有8000余人,马1200匹,各种步枪4000余支(其中仅有好枪1500余支),各连的第四排全部持矛杆。此外,有“三七”、“五七”、“七五”口径的火炮10门。
  
  1927年春,冯玉祥命马鸿宾为甘边剿匪司令,率二十二师出击原陆洪涛旧部甘肃地方军队韩有禄、黄得贵等部,战事波及正宁、宁县一带,在金村庙、龙湾激战七昼夜,马鸿宾部退守庆阳,马鸿宾因旅长王得铨、马显图、—团长马荣华作战不力,先后遣返宁夏。擢升马玉麟为六十四旅旅长,马显诚为六十五旅旅长,王正德为骑兵团团长。冯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指挥步兵暂一师、骑三师、步兵第三师、步兵第八师、二十二师五个师,攻下敌城,击毙韩有禄和与韩合作的张九才,黄得贵逃往天津。是年秋,马鸿宾升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并拨高金唯师列天二十四军建制。擢升马彦新代替马献文为骑兵旅旅长。以冶成章代替马维麟、马应图代替马义新为团长,补充枪支,休整部队。
  
  1928年3月,甘肃马仲英等起事,三次围攻导河县(今临夏县)城,冯玉祥命马鸿宾只身赴甘调停其事。马鸿宾去导河亲与马仲英、马廷贤洽谈,对方拒不接受和解。是年冬,刘郁芬指挥各军击溃马仲英等,临夏粗定。孙连仲率军进入青海,马鸿宾随同前去,从中斡旋,将马麟所部编为骑兵旅,开往陕西。
  
  1929年春,马鸿宾由甘回陕。冯玉祥命将青海马步青旅(即上述原马麟所部)列入二十四军建制。马步青于是年夏到同州驻扎。渭北各县,仍由二十四军驻防。不久.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之事起、马鸿宾部奉命编为护党救国军第四方面军第七军。郑大章师拨归七军建制。但郑师在河南,并无联系。二十二师师长始终由马鸿宾自兼,兵力仍只一个师而已,适逢冯部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倒戈投蒋。马鸿宾部也中止了出关之行。冯玉祥因调吉鸿昌率所部到河南前线,所遗宁夏省主席,派马鸿宾继任。
  
  时马部所属二十二师的三个旅及骑、炮等团营和直属几个连,分驻陕西朝邑,大荔。韩城,邰阳等县。冯玉祥命马鸿宾于二十二师内抽调一个团兵力,前往宁夏维持地方。余留陕西归刘郁芬指挥,同出潼关赴河南参战。
  
  这时,宁夏杂牌军队很多,境内秩序紊乱,马鸿宾只带了五个营及手枪队等约2000人到宁夏就任主席,深感力量单薄,遂令各县成立护路队,由本地豪绅负责招人买枪,无力自备者酌情发给枪支,并委任马赞良为北路司令,马忠为南路司令。对杂牌军队一面安抚,一面打击,不到一年,把苏雨生赶到陕西、马谦赶往凉州(武威)、韩进禄赶往陇南,安抚杨子福、马存良,把杨猴小撵到后套,消灭了马大牛,宁夏暂又出现平静局面。
  
  1930年冬,蒋介石打败了冯玉祥,杨虎城进入长安。二十二师留防渭北部队由马玉麟、马显诚率领离开陕境返回宁夏,沿路人枪散失不少,实到宁夏的人不过4000,枪还不及4000。
出任甘肃省府主席前后   
  阎冯倒蒋失败后,马鸿宾接受蒋介石任命,部队改编为暂编第七师,马任师长,后又被任命为甘凉肃边防司令。
  
  1931年,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随后又正式任命为主席。
  
  当时第七师的编制如下:十九旅旅长马玉麟,第一团团长冶成章(后升骑兵旅长),第二团团长马应图。二十旅旅长马显诚,第一团团长马赞良(兼北路保安司令),第二团团长马开基。直属工兵营长马忠,炮兵营长马普仁。
  
  马鸿宾受命接任甘肃省主席后,感到宁夏兵力不足,先以民政厅长马福寿(马鸿宾的三叔)代理宁夏主席,以马玉麟为宁夏城防司令,由宁夏各县组织护路队各六七十人至百人维持交通和秩序。自己只带了一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手枪营,令团长冶成章率领赴兰。中途又令冶成章团留驻靖远县,随身只带一个步兵营和两个直属连进入兰州。
  
  当时兰州因扩充军队,就地筹饷,以致人民负担骤增,又经1928年河州变乱,更加穷困不堪。及至冯玉祥军大部调走,地方大小军阀分割盘踞,极为混乱,马仲英、马谦等在张掖、酒泉一带;马廷贤在天水一带;鲁大昌在陇西、洮、岷一带;陈硅璋在平凉一带;黄得贵、王富德、李贵清等在固原一带,蒋介石都给以各种名义,使之反冯。所以各霸一方,不相统属.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冯玉祥残部只有吉鸿昌留下的一个旅,旅长是雷中田,后扩充为一个师,蒋介石也给以暂编第八师的番号,雷任师长,驻在兰州。
  
  甘肃省政府主席,自孙连仲调走以后,由民政厅长王祯代理。后来冯部在甘肃势力日益减弱,王祯辞职不干,由省政府八个委员共同负责,当时人称“八大委员执政”。他们是:杨思、张维、裴建准、喇世俊、赵元贞、王廷翰、王祯、李朝杰,是地方士绅和冯部残余的混合体,并且因为兰州是甘肃省会,兵力不足,由青海主席马麒之弟马麟为甘肃全省保安总司令,率兵驻兰防守。在此以前,1930年马麟已任临夏宣抚使,并由青海调马为良旅驻防临夏地区。
  
  马鸿宾到兰之初,各方都表示欢迎。雷中田自知势孤,且系客籍,对马尚不摸底。雷的师部原驻甘肃省政府内,向马表示愿意迁出。马鸿宾客气谦让,未驻进省府而临时暂住民政厅(今兰州警备区),也不换城门岗哨。久之,雷更不提迁移,马也无可奈何,只得容忍,以示大度,后来觉得不安全,携带幕僚,在小西湖居住办公,开会时才进城。马本军人,对于政治并不内行,措施不当,所带军队除留驻靖远者外,以一个营驻在兰州北塔山,一个营驻在永登,只有少数军队防卫左右,又不善联系地方士绅,用廖元佶(广西桂林人,旧文人)为秘书长,协助办理例行公事,相随多年的马恕、陈梗(均为和政县秀才)只能办些应酬文字及书信,幕僚中更无其他人才和得力助手为之策划,因之逐渐为雷所轻。
  马鸿宾就任后的一些理政措施,产生了消极因素:   
  1,裁员减薪,取消兼职。甘肃本是穷省,经过变乱及荒年之后,民力枯竭,并且各军阀割据,就地筹饷,财政不能统一,只靠兰州附近八个县,维持不了省上所需军政费用。而—些公教人员,薪金微薄,许多人也靠兼职兼课维持生活。马鸿宾因为财政困难,又不能开辟财源.就想裁员减薪,取消兼职,以资节流,许多人员收入本来不丰,又怕裁减,有些靠兼职兼薪维持生活者,也起恐慌,致引起公教人员的不满。
  
  2,马鸿宾到任后,马麟的保安司令部尚未撤消,其所部2000余人仍在兰州驻扎,原来每兵每日口粮按一斤十二两发给,马鸿宾减按每兵每日一斤半发给,引起了马麟的不满。
  
  3,地方士绅头面人物保荐熟识之人作县长、局长及其他职位的,马鸿宾没有应付得当,强调考试取才,表示用人无私。曾经亲自在民政厅后西花园内四照厅(故址在今通渭路省图书馆内)面试县长,中悬幕布,隔幕问答,以为互不见面,挑选自必公正。但事后首批发表的县长马良(眉生)正是他的老师,跌祝南是他的同乡,引起时人讪笑,讥之为“垂帘听政”。
  
  4,不善于交际应付,和上层人物没有建立很好的友谊,逐渐貌合神离,陷于孤立。
  
  5,对当时窃据一方的各军阀,既无力驾驭,又不善接纳,打不开局面,无法建立有力的统一政权。政令不出省城,财政收入也难维持。
  
  雷中田见马鸿宾在政治上无能,在兰州的兵力也很有限,全省回、汉军阀也都未向马输诚,遂起觊觎之心。蒋介石这时派马文车、严尔艾、刘秉粹、谭克敏等四人为视察员.来甘肃视察国民党党务。马文车是个政客,和雷勾结,想捞取政治资本,取马自代。雷中田有通讯设备和冯玉祥保持联系,计划由苏雨生从彬县、长武回攻宁夏,雷同时起事扣押马鸿宾,想占据甘、宁,发展势力。在雷马事变发生之后,冯玉祥曾派李世军来兰与雷联系。
  雷马事变是1931年8月25日发动的。事变前夕,雷中田只带子一个卫兵亲至甘肃造币厂宿舍小院会晤杨思(曾任甘肃省长,此时任该厂监督,为甘肃士绅的领袖人物,和雷中田是换帖弟兄,临时住在厂内,地址即今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内),密谈约一小时,事变之后,雷中田生日,杨还写一对联赠之,文为“龙泉太阿,气味自合;浑金璞玉,福寿所基”。
  
  雷马事变时,马麟虽不在兰,但有骑兵2000多人驻在东教场,事变发生第二天才撤出兰州,雷竟敢动手,无所顾忌,可见二马平时关系疏远,为雷洞悉。
  
  事变之日,马鸿宾仅带极少数侍卫人员进城参加会议,经民政厅到后花园会议室,觉得气氛不对,就离开会议室越墙至城隍庙(今兰州市工人俱乐部)内躲藏。此时雷中田即关闭,城门,同时派人前去捉拿。因马已离去,未能得手。将要进行大索。同时派军队解决马鸿宾驻兰军队,双方交火,枪声大作。马鸿宾知不能久藏,也无法脱身,又怕交战伤及地方人民,遂出至街上,对站岗武装警察说明身份,要其带往省会公安局长高振邦处。因为高振邦是雷中田属下的旅长,兼任公安局长,马鸿宾受命来甘之时,先派其子马敦信来兰与各方接洽,曾与高振邦结为兄弟,故对马鸿宾尚表好感。高振邦就将马鸿宾安置在家。马鸿宾提出双方停火,免致伤人,其它均可商谈,可由他写手令,派人出城送达。高振邦把这个情况报告雷中田后,就先停了火,马鸿宾仍由高振邦负责看管,暂时软禁起来,直至后来释放。高振邦知道雷难成大事,也心向着马鸿宾,为自己留个后路,故不把马鸿宾交给雷中田。
  
  这时,苏雨生、高广仁等率部往袭宁夏,但未得手,被击溃后,苏逃后套,高被俘。但宁夏守军只有防守之力,不敢远离来兰援救,而马鸿宾自带之兵,又以马被软禁,也不敢轻举妄动,撤至新城、河口一带。雷中田成丁骑虎之势。
  雷马事变之第二日,马文车等就以各界代表名义开会,成立了甘肃临时省政府,27日又开会推举马文车、雷中田、杨思、李朝杰、赵晚江、李克明、陈硅璋、鲁大昌、王家曾、喇世俊,裴建准马锡武、慕寿祺等13人为委员,由马文车兼代主席,杨兼民政,李朝杰兼财政,马文车兼教育,喇世俊兼建设。由季子英任秘书长。其中:杨思、李克明、喇世俊、裴建准、马锡武、慕寿祺是被拉拢的甘肃绅士,陈硅璋、鲁大昌是意图拉拢的甘肃军阀,但均未来兰。雷中田、李朝杰、王家曾是国民军残余。赵晚江原是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自他参加了事变,杨另派了代表,赵在任委员期间被人刺杀。马文车是蒋介石派的甘肃党务视察员。这个临时省政府从8月28日到11月5日一共开了常会27次,直到马文车、雷中田等失败后告终。
  
  雷马事变后,只有少数人附和,实力派皆持观望态度,马麟试作调解未成。适吴佩孚启四川经甘肃陇南天水过临洮来到兰州,仍然以“孚威上将军”名义,托词闲游,到兰后进行调解,劝雷中田释放马鸿宾,马仍回到宁夏。而蒋介石恐吴佩孚利用甘肃混乱局面,乘机东山再起,遂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师长孙蔚如以甘肃宣慰使名义,率陕西军队杨渠统部,由陈硅璋前导,向兰州进攻,雷中田在定西防御失败,将残部交鲁大昌,鲁资送雷中田他去。马文车随吴佩孚仓皇离兰,经宁夏往北平。孙蔚如进入兰州以后,设宣慰使署管理省政。1932年5月,蒋介石正式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从此,蒋之势力逐渐控制了甘肃。
  
  马鸿宾被释之后,仍然返回宁夏,将到中卫之时,在天水之马廷贤部被陕军马青苑师打败,率众逃至宁夏边境,马鸿宾一面防御,一面收抚。在这时期,马鸿宾部下人数骤增至2万以上,但马廷贤所部多为惯匪,马鸿宾恐难驾驭,把一些马匹枪支收缴后,士兵大部遣散。马廷贤的势力从此消灭,马廷贤本人也离宁他去。
  
  1931年冬至1932年春,马鸿宾按新编第七师的编制,整顿了部属,共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旅和骑兵旅,旅长为马玉麟,马显诚、马培青、冶成章。师直属部队为炮兵营、辎重营、工兵营、特务营。编制人数上报1.2万多人,实则不足1万人,各种枪支约8000.还有一些刀矛。随后又向阎锡山处买了关退式大炮8门,充实了火力。1932年秋,二--十旅旅长马显诚病故,由骑兵旅长冶成章接任。
驻中宁和陇东时期   
  1932年冬,马鸿逵准备就宁夏省主席职务,时马鸿逵所部三十五师驻在河南,蒋介石令马鸿宾到河南接替马鸿逵任三十五师师长,将第七师交马鸿逵,互换防地租部队。1933年春,马鸿逵到宁夏要接收第七师,并催马鸿宾前往河南接三十五师防务。此时马福祥已经病故,马鸿宾、马鸿逵在国民党中央失去靠山,所以马鸿逵来宁之时,蒋介石限令只带少数部队,他就挑选三十五师的精锐带走,留下的多系老弱。马鸿宾也不愿离开自己的原有部队,就去面见蒋介石陈述不能离开部队前去河南的理由。蒋介石为了笼络他们,准把两个部队的番号互换,就把第七师改为三十五师。下为一O三、一O四、一O五3个旅,旅长分别为马玉麟。马献文、冶成章。以马培青为骑兵团长,直属炮兵、工兵、辎重、特务四个营。蒋介石又配发了些重机枪,令其驻在金积、中卫、中宁—带,受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指挥,由宁夏补助军饷每月2万元。在这个时期,马鸿宾与马鸿逵因权力上发生矛盾,不大和睦。
  
  1933年,蒋介石令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率部前往柴达木屯垦,指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何应钦支持其赴任。但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却又指使马鸿宾、马鸿逵与青海马步芳合兵堵截,拒孙殿英部进入西北。三马因共同利害关系,遂又联合一致拒孙,马鸿宾亲自在银川指挥作战,历时两月,孙殿荚战败,时为1934年仲春。此役结束后,马鸿逵、马鸿宾弟兄之间,又因军队驻地及械弹补给问题发生龃龉,仍闹矛盾,马鸿宾的三十五师仍驻在金积一带。此后,马鸿宾即以中宁为基地,长驻于此。不久,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命令三十五师向陇东开拔,堵击红军。
  
  1934年秋,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除留少数部队驻中宁等地外,派一O三旅旅长马玉麟、一O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部向甘肃之庆阳、环县出发,马本人也往陇东指挥。1935年夏,马鸿宾部骑兵曾在六村与红军有所接触,均系小规模战斗。
  
  是时,蒋介石令朱绍良下令马鸿宾堵击北上抗日红军进入陕北。马鸿宾派一O四旅的步兵在平凉一带布防。并在正宁县属湫头和四村先后接触两次。这时.三十五师师部已从固原移至西峰镇。
  
  1935年秋,红军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路过平凉,马鸿宾部设防堵击,并派兵尾随,相机夹击。红军在平凉县白水镇附近马莲铺击溃了三十五师尾追红二十五军的马吉庵团三个营。这时,马鸿宾正赶到马莲铺,率随从20余人参加战斗,时已黄昏,又值大雨,红军撤离战场。第二天,马鸿宾在当地收集部队,埋葬阵亡士兵。而红军已进到泾川县王母宫山上,击溃三十五师二O八团,团长马开基被击毙。红二十五军顺利北上,进入陕北根据地。
  
  后来,另一支红军经过陇东,陕北革命根据地派出红军接应。时马鸿宾部冶成章旅驻环县曲子镇,适当其冲,交战之后,被红军击溃,冶成章受伤被俘。红军教育后释还。其后又在固原的白杨河与红军遭遇,被打垮了一个营。经过几次交锋,马鸿宾受到教训,知道了红军的厉害,不敢轻举妄动了。以后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包围陕北、陇东,布防的除马鸿宾的三十五师外,还有蒋之嫡系部队和东北军部队。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才改变了这种局势。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马鸿宾部编为八十一军,马鸿宾升任军长,所辖仍为原部队三十五师和一个独立第三十五旅,以马腾蛟为师长,马献文为旅长。编制定后,奉命前往绥西抗御日军,由马腾蛟率一部分军队开往前方。1940年,又改以马悼靖(马鸿宾第三子)为三十五师师长。
  
  1939年的沙沟事变,是伊斯兰教沙沟门宦教主马震武之侄马国瑞在固原、海原、西吉--带反抗国民党的一次斗争。时甘肃主席朱绍良兼代西北行营主任,调动大军镇压,也调马鸿宾协同行动。马鸿宾派团长马奠邦率骑兵两营,步兵一营,前往固原三营镇防御,后来马国瑞被国民党部队在泾原击败。起事群众惧怕国民党报复,十分恐惶,马鸿宾到固原三营当面指示马奠邦到沙沟八只窑与当地士绅、阿訇商议,由马鸿宾出示安民,交出武器。不咎既往,使参加此次事变的群众情绪暂时安定下来。
  
  1939年秋,八十一军主力三十五师及两个骑兵连,从绥西移防伊克昭盟北部达拉特旗,驻在黄河南岸滩地(东胜县属之农业区)及滩地之南沙漠台地。二O五团团长马维林、副团长韩哲生率团部及两个骑兵连驻台地边沿之新民堡。三个营进驻滩上,相距十余华里。二O六团团部及一个营驻王乃召(距新民堡十余华里)庙外,其余各营也驻滩上。三十五师师部则驻沙漠中的李玉山圪坝(东距新民堡十五六华里,北距王乃召七八华里)。军长马鸿宾率指挥所驻占檀召(在王乃召西约十七八华里)。其余部队驻在占檀召前面及迤西地区。
 
  1940年2月底,黄河已经封冻,侵占归绥的日军,以军用汽车六、七十辆,载运军队及大炮,从托克托县附近过河,向西进犯。先在树仁台一带和民兵义勇军接触,义勇军不支,日军有沿滩西犯可能。我方得此情报,已经傍晚,军部即电话通知各团注意警戒。次日黎明,二
O五团进入阵地。日出时,日军军车已到新民堡阵地前方,先以30余门大炮猛轰,摧毁了我军右翼阵地,并掩护其步兵冲破右翼,包围过来,马鸿宾部士兵仅有旧式步枪,抵抗不住,向东北撤退,留一小部分战士坚持在前沿阵地掩护,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这一役阵亡副连长一人,排长二人,士兵40余人。开始,二O五团发现敌人,向马鸿宾电话报告,马鸿宾指示速将部队撤离阵地,退入西南沙漠地区。但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来不及撤退,故受此损失。随后,马鸿宾令该团在门坎梁(距新民堡约五华里)收集散兵,乘黑夜把驻在滩上的三个营撤回。
  
  日军占领新民堡后,第二天黎明,又向二O六团王乃召阵地进攻。仍凭借其武器之优势,先以炮火轰击,随之掩护步兵进攻。二O六团根据马鸿宾的指示,凭借工事抵抗了一个多小时,撤向沙漠内部,损失较轻。
  
  此后,日军以新民堡为据点,向滩地进行“扫荡”战。我方在滩上驻军,先后均撤至南面沙漠台地。日军又从包头调来伪蒙骑兵,号称五个师(实际每师只有二三百人),分驻滩地。马鸿宾命令各团利用沙漠敌人汽车不能畅行之利,以“磨盘”战术与敌周旋,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与敌常保持五六华里之距离,遇到有利地形和机会,就进行反击。并选拔了二三十人组成突击队,夜间到新民堡附近鸣枪扰敌,使之不得安宁。这样过了八九天。某日上午,日军又以军车二三十辆,满载敌军,从新民堡向门坎梁开进沙漠地带。日军军车只能慢慢蠕动,我军即向西南撤退。日军也下了汽车,趾高气扬,步行前进。到了距门坎梁五六华里之兰西圪坝,当面有一条虽不甚高但坡度较大的山梁,双方都抢先登山,争夺制高点,当敌军爬至半山,在敌东翼之我军一部分已抢上山顶,向爬至半山之敌开枪猛击。同时,我驻李玉山圪坝的骑兵一连,也从西翼抢上山顶对敌开火,从上压下,将山坡上的几十名敌人全数击毙。敌之后续部队一面仰攻,一面抢拉伤亡敌兵,我军继续枪击,并投掷手榴弹,又伤毙敌军200多人,遍坡都是尸体。
  
  因敌已接近我阵地,敌军炮火失去作用,同时,地形对我有利,有全歼进犯之敌的可能。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以坦克四辆,后随大批敌兵前来增援沙窝、山坡都阻不住它的前进。马鸿宾的军队还是第一次见到敌之坦克,知道不能硬拚,遂向山后及两侧迅速撤退。敌之坦克上到山顶,未再追击,掩护敌兵抬运死尸和伤兵,装入汽车开回新民堡。这一战马鸿宾部共伤亡20多人。
  
  经过这次打击,日军连夜在新民堡焚烧尸体。次日一早,敌人放火烧了新民堡及王乃昭的全部房屋,匆匆撤走,经滩地,过昭君坟(在包头附近黄河南岸)、简板营子,渡河北去。时天气逐渐转暖,黄河结冰已渐融化,敌之重武器不便渡河,也是敌人北撤原因之一。
  
  日军撤走之后,我军经过几天准备,分别向滩上伪蒙骑兵进攻,经过一个多月的几十次交战,伪蒙军一触即退,逃过黄河。最西面才登昭的敌人据点,被傅作义部攻克。于是伊克昭盟大面积的滩地,全部收复。
  
  1941年,蒋介石命马鸿宾为绥西防守司令,驻五原、临河一带,以防日军再向河套侵进。是年冬,日军过黄河南,向包头以南之桃力鸣、大树湾等地进行扫荡,与马军遭遇,激战两昼夜,击退敌军。又数次派兵袭击包头以西昭君坟之日本侵略军,并在包头以东,使士兵伪装成老百姓,相机破坏铁道,阻滞日军运行。
  
  1942年,蒋介石又派傅作义为绥西防守总司令,改派马鸿宾为副总司令,加强绥西防务。傅作义部前线部队进驻包头以西昭君坟、蔡灯台一带,马鸿宾部前线部队进驻包头以南大树湾,桃力鸣一带。是年冬,傅作义部攻下蔡灯台的日军阵地,马鸿宾部一七九团马奠邦部攻下史家营子,二O五团攻下新城日军阵地。
  
  1943年,傅作义部完全接替了绥西防务。马鸿宾率部撤回宁夏中宁县进行休整。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蒋介石命令马鸿宾协同行动。是年3月,以马悼靖为固原、海原司令,参加作战,马敦靖派其所部一七九团进至环县将台。夜间,被解放军包围,全团被俘,其后续部队一个团在环县附近也被击溃,后来解放军对被俘的一七九团团长马奠邦进行教育,阐明国内外形势,交待了民族、宗教政策,释放回宁。并带信给马鸿宾。马鸿宾也把拘押在中宁的解放军方面18名被俘人员放回。
  
  1947年七八月间,蒋介石计划成立“陕甘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以马鸿宾为总司令.马鸿逵、马步芳为副总司令,张广君为参谋长,秦怀玺为政治部主任,希望诸马合作,进攻陕北,腾出蒋的嫡系部队加强其它战场。并由白崇禧出面,邀请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到南京,与陈诚、邓宝珊、关麟征等沟通意见。诸马当面都表示同意,但马鸿宾过兰返宁以后。看到,“戡乱”形势不好,而且马鸿逵、马步芳也不甘心居他之下,于是让张广君、秦怀玺仍各回国防部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陕甘宁边区剿总”就流产了。
  
  1948年,马鸿逵任宁夏兵团司令官,马鸿宾为副司令官,八十一军军长职务由其子马敦靖升任。这时八十一军的编制和人事如下:
  
  军长马悼靖,副军长马敦信。   
  参谋长杨遇春,参谋处长郭奎武,政工处长马长瑞,副官处长王有弟,军需处长正宇栋,军医还长何云山,军务处长王树功,军法处长李育生,机要主任孙昭贤,人事科长谢兆藩。
  
  八十一军共辖三个师(每师辖三个团):三十五师,师长马奠邦;二九四师,师长马绍翰;三五八师,师长马明德(1948年增加的编制,1949年8月才成立。新兵尚未接收完毕就解放了)。
  
  军直属部队:警备营营长马悖恭,工兵营营长韩哲生,通讯营营长孙昭贤,炮兵营营长吴振文,辎重营营长马正有。
  
  全军人数最多时约有23000人,历经将台堡、环县、中卫等地作战消耗及逃亡,后来起义整编时只有l万人左右。
  
  1947年至1949年,八十一军前方指挥部设在固原三营镇,军部仍在中宁县。所属三十五师,二九四师主力布防在海原、固原一带,新编三五八师未曾投入战斗。1949年8月,兰州解放时,八十一军指挥所一度移至靖远东湾附近,军部及眷属住海原,解放军向宁夏挺进时,八十一军部队及家属均集中于中卫县一带。
光荣起义   
  1949年5月,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解放军于解放西安之后,迅速西进,于8月26日解放了兰州。解放军十九兵团已到达三营镇,曾派三营镇绅士马明三等到宁夏中宁县,约马鸿宾在中宁以南的四口子见面,商谈起义问题。马鸿宾派其子八十一军军长马悼靖代他前往会见,以马明三等未持证件,同时宁夏还有一定的武力,因此含糊回答而还。9月上旬,马鸿逵两次电催马鸿宾去银川商谈一同逃走,马鸿宾派马停靖代他去见马鸿逵,说明不愿出走。马鸿逵打算自己先走。然后叫其长子马敦厚(宁夏骑兵师师长)走,最后叫其次子马敦静
(宁夏兵团司令官,马鸿逵走后代理宁夏省主席)走。马鸿逵离宁以后,9月中旬,解放军向宁夏进军,在兵临城下之时,马鸿宾自知大势已去,不能拖延时间,就先到银川,见马敦静不听自己的意见,不能合作,就想去绥远找傅作义商量。马鸿宾到银川后。适逢国民党政府原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到宁夏、绥远活动,马鸿宾就搭乘徐的飞机前往包头。
  
  这时,傅作义、邓宝珊也在包头,马鸿宾住在包头复聚恒银号,与傅作义、邓宝珊谈了很久。事后,据邓宝珊对人说,马鸿宾开始想和绥远一同起义,但对起义后的前途未卜,对家属、部下的安全有所顾虑。经傅、邓说明党的政策,劝其打消顾虑。马鸿宾于9月18日仍乘徐永昌的飞机回到宁夏。傅作义、邓宝珊也回北平。此时,马悼靖在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强大压力下,于19日在中宁县接受了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宣布起义,在协议上共同签字。代表解放军签字的是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五,代表国民党八十一军签字的是马悼靖。曾思五军长设宴招待马悖靖,使他解除了顾虑,当天赶回中卫。这时马鸿宾也已回来,行至大坝附近,得知部队已经起义,就放心返回。马鸿逵之次子马敦静一直对马鸿宾保持距离,旋即搭乘徐永昌的飞机逃离宁夏。
  
  马鸿宾及所属部队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后,尚有万余人,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派了各级干部300多人,到各师、团、营、连担任政治工作,并改编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二军,仍由马悼靖任军长,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军政委。1950年缩编为独立第一师,1953年改为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1956年全部转业。马鸿宾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国防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以后,马鸿宾转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直至1960年逝世为止。在这期间,他还兼任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各界人民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马鸿宾在解放前后,致力于民族团结、特别是甘肃回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内部团结,常以近百年甘肃历史上的民族事件,引以鉴戒,教育各族群众,反复说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伟大,很受人们的称赞。
  
  1960年农历九月初二日,马鸿宾病逝于兰州,终年76岁。

西北三马篇(3):“西北三马”迥然不同的后半生


“西北三马”迥然不同的后半生
 
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俗称“西北群马”。因割据范围不同,又分成“宁(夏)马”、“青(海)马”、“甘(肃)马”等,其势力还曾扩张到新疆。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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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后期,“群马”中以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三个集团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青海“土皇帝”马步芳在埃及
 
当寓公,在沙特当“大使”,
 
荒淫本性不改
 
马步芳,字子香,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宁海军官训练团,结业后在其父马骐和叔父马麟统率的青海地方军事集团中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集团军总司令。1936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兼陆军第八十二军军长,派兵参加抗日战争。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9月兼任西北军政副长官。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40年,尤以马步芳最为残忍凶狠、荒淫横暴,人称“土皇帝”。
 
1949年5月,华北、华东地区的战争形势一日千里,西北地区也解放在际。李宗仁一面在作仓皇南逃的准备,一面还强打精神与马鸿逵共商改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计划。原来,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已率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和谈,所遗职务现由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副长官名义暂行代理。尽管解放军的攻势已如破竹,却还有少数执迷不悟者,仍旧在做着接任西北军政长官职位、再当几年“西北王”的黄粱美梦。
 
“西北群马”中实力最强的,是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两家。马步芳大力开展“黄金外交”,走上层路线,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国民党大员送礼。白崇禧几经考虑,认为马步芳是匹“野马”,虽难驾驭,但还可以拿出来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马鸿逵则是一匹“滑马”,常以“保境安民”为由保存实力,有些靠不住。当然,马步芳的实力还是在马鸿逵之上的,这也是他最后竞得军政长官一职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马步芳被任命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7月,由于张治中留在了北平,马步芳就正式担任了西北军政长官。
 
野心勃勃的马步芳,决心由过去仅统治青海一隅,扩大到统治整个西北。他带着青海省政府秘书长马骥、建设厅长马禄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马绍武到兰州上任。
 
马步芳大刀阔斧,对西北长官公署的原有高级人员,作了大规模调整,凡行政、财经、建设等“肥缺”,一律由“马家将”充当,只留下属桂系的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人。
 
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但马步芳的迷梦很快破灭。8月20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发起了兰州战役。就在解放军对兰州发起总攻的前一日,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宁,留儿子马继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战。马步芳花重金雇陈纳德“飞虎队”9架飞机,将历年搜刮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先运往香港,后运往中东。
 
8月27日,兰州解放。广州国民政府不放过马步芳,8月27日,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受阎锡山委派,飞抵西宁,一面要追究马步芳的责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宁为基地作困兽之斗。马步芳不服气,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后,马步芳借口要向国民党中央求援,带着一大群姨太太乘上陈纳德的民航大队飞机,背着徐永昌飞往重庆,永远离开了自己残暴统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达重庆的马步芳得知西宁已被解放军攻占,号啕大哭。也抵达重庆的徐永昌一方面责难马步芳,另一方面借机扣留了马步芳运到重庆的一部分财富。马步芳不敢在重庆久留,不久就飞抵广州。马步芳电令还在西北战场上的儿子马继援速来广州会合。不久,马氏家族和青马集团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后汇集到广州。
 
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马家所有人员迁到香港,聚居于皇后大道100号,这是北临海湾、南靠香港山脚下的一条繁华大街。在此期间,10月上旬,蒋介石电召马步芳去台湾。马步芳无奈,不得不遵命到了台湾。他把西北战场失败的全部责任完全推到了马鸿逵的身上,而蒋介石却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残部,继续同解放军对抗。西北战局已无法挽回,这实际上是叫马步芳去送死,马步芳不寒而栗,遂萌生去意。
 
10月初,台湾当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会议,以马步芳擅离职守,给予“撤职议处”的处分。马步芳感到此生作恶太多,再在台湾呆下去后患无穷,决定离开。他施展了惯用的“黄金外交”,以2000两黄金贿赂了能在蒋介石面前说得上话的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由吴向蒋周旋,才获准暂不返回西北。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恶人先告状的做法难以持久,一旦马鸿逵赴台,一定会同他算账。
 
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亲属部下,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3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后,沙特国王特地接见了他,并表示要赠送他一辆小汽车,马步芳婉言谢绝了。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购买了4辆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为当地天气太热,只得暂时转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后,马步芳又带着随行人员迁往吉达海港,那里气候比较凉爽,各国驻沙特领事馆多建在该市。
 
自1950年起,马步芳迁居埃及首都开罗。他在开罗住宅区马尔地33号购买公寓一院,作为自己的私宅,其内部的装修陈设超过王宫。他另外购买13层楼房一幢,作为其余人员的住所。为了不坐吃山空,马步芳开了一个舞厅和三家酒店。
 
马步芳为人荒淫无耻,在国民党上层中少见。在大陆时,他曾公开说:“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部属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难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马步芳仍然难改其风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厅的舞女、随他到开罗谋生的部属的家眷,都被他奸淫。甚至连他的外孙女,也遭其强奸,后生下一个儿子。为了掩人耳目,马步芳亲手将这个婴儿杀死。据后来旅居中东的回族侨民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控拆,包括汉、回、满、蒙、藏、哈(萨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内,被马步芳蹂躏过的,不下5000人。
 
与此同时,马步芳还大做走私生意。过去国民党政权拨给他的大批军费,都被他兑换成黄金后私吞了,听说黄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钱,便组织偷运倒卖的勾当。
 
1957年,因埃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欢迎的马步芳又迁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马步芳从权力顶峰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过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无所事事,就聘请了中、阿文家庭教师,坚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学习阿拉伯语和文字,还请人给他读《古兰经》,似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从表面上看心态还较平和的他,常对身边人说:“打天下,坐江山,谁胜谁坐,还不是那么一台戏!”“到哪个山里砍哪个柴,这有什么不行的。”
 
儿子马继援不久从国内逃了出来。父子一见面,马步芳就面带笑容地说:“啊!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把军队都交给他们了吗?”马继援答:“都交给他们了。”马步芳说:“这就对了。”总之,马步芳平日里没有表现出多少沮丧的情绪,似乎清闲愉快、自得其乐。但是当国际形势有了风吹草动之时,他的反共嘴脸就暴露无遗。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的。
 
沙特华侨很多,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步芳还想再过“土皇帝”的瘾,于是行贿台湾当局,最后谋得了台湾当局驻沙特的“全权大使”。可是马步芳的阿拉伯语讲得很差,也最怕参加任何“外交宴会”,每日很少去“大使馆”办公。他的汉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应公文都写个“阅”字,再交秘书们核办。
 
50年代末时,台湾当局曾积极行动,想邀沙特国王去访问台湾,以扩大台湾当局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可是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台湾,便态度消极,一拖再拖,直到最后不了了之。马步芳在任4年中,没履行过一回去台湾“述职”的义务。
 
马步芳压迫当地侨胞的手段相当毒辣。沙特的华侨多以缝衣制帽为生,马步芳把所有的缝纫机都买下,迫使侨胞用高价向其转购。各国的华侨来麦加朝圣,也遭其盘剥,否则就诬以“通匪”等“罪名”,让沙特方面不予签证。而原先就在沙的侨民,护照大多被其扣押在手,更使其颐指自如。
 
马步芳刚到沙特时,也常带着一群姨太太去麦加朝觐。阿匐见了大起诧异,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有这么多妻妾,必定是他拐了别人的老婆。因此当面骂他道:“你这人带别人的太太来朝觐天房,把天房亵渎了。我要打你的耳光,赶你出去,还要报告政府,驱逐你出境!”吓得马步芳赶快把太太们就近送人,别人说养不起,他又贴上一点钱。等到朝觐结束后,又去硬讨回来,被人传为笑料。
 
1961年春,马步芳为台湾当局的“外交事业”制造了一起大丑闻。起因是五姨太马月兰的反戈。马月兰是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的女儿,马步芳去开罗时,她和家人随行。马步芳看上了侄女的美貌,要纳她为妾,还威胁马步隆夫妇说:“你们不把她给我,我要你全家都活不成!”就这样,马月兰成了伯父马步芳的玩物。
 
马步芳来沙特当“大使”后,马月兰被关在吉达海滨的住宅里,不准与任何男人接触,还常遭到马步芳的殴打,而其父母和弟妹,则远远避开。不料后来,马步芳又瞄上了马月兰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要她写信召她们来马公馆“一同生活”。马月兰无法忍受这种母女姊妹同受蹂躏的耻辱,断然拒绝,于是马步芳更竭力折磨她。
 
刚巧,这时台湾当局又给自己驻沙特“大使馆”派来一个“参赞”宋选铨。宋的妻子是外国人,思想开明,很同情马月兰的处境,于是帮助她逃出虎口,藏身于自己的住宅。接着,马月兰不断向台湾“外交部”、“监察院”、“立法院”等处发出控告信,要求他们责成马步芳速将她被扣押的护照发还,好让自己去台湾控诉这位伯父兼丈夫的“大使”的罪行。
 
马步芳知道后,下令在“大使馆”内挖了个坑,准备活埋宋选铨,又亲自带领数人去砸宋的家门。宋选铨和马月兰跑到阳台上向外大声呼救。沙特警方立即派来警察,当场将马步芳一行人拿下。但是马步芳是“外交使节”,享有豁免权,而其余的人则被送往警局关押。
 
这时,台湾当局“外交部”派来调查此事的官员闻讯赶到,力劝马步芳以“党国声誉”为重。马步芳马上向其下跪磕头,请他不要把“党国”和“家事”混淆。接着,马步芳爬起来,与站在阳台上的马月兰对骂。
 
马月兰会讲阿拉伯语,忽而用中国话回骂马步芳,忽而用阿拉伯语向围观的沙特行人作公开揭露。当时约有近800人围在现场,造成了交通堵塞。最后,由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出面调停,把马月兰护送出境。接着,从黎巴嫩直至港英当局,马月兰一路控诉,一路为之大开绿灯,竟使马步芳原以为她到了贝鲁特便无法动弹的盘算落空。
 
不久,马月兰逃到台湾,出现在台湾“监察院”的控诉席上。继而,沙特华侨的联名控告信似雪片飞来。台湾报纸上尽是“踏花归来马蹄香,风流大使太荒唐”、“后宫多佳丽,侄女充下陈”等标题。“监察委员”们亦纷纷以“败坏邦交,贻误国是”、“乱伦逼婚,迫害侨胞”等罪名,提出劾马案,直至要追究“外交部”、“行政院”的责任。
 
马步芳自然不会送上门来受审,台湾当局更是想尽可能遮盖丑闻,最后,由马步芳“自请辞职”了事。马步芳在沙特弄得声名狼藉,中东各国也不欢迎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丑类。从此他就一直躲在公馆里消磨时光。
 
据传闻,1975年,一位到麦加朝圣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访马步芳。弥留的马步芳已说不出话,两人在袖中用西部独有的方式手谈。说到欠下家乡的感情时,老人出示一个羊头、一个马头和一个牛头。马步芳连连摇头。再问时,马步芳老泪纵横,他颤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岂是金钱能够衡量的?马步芳在无限的乡愁中辞世,尸骨留在了数千里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75年7月31日,恶贯满盈的马步芳暴死在沙特,终年73岁。
 
“宁夏王”马鸿逵负隅顽抗,
 
无奈去台,最后在美国
 
当了寓公
 
马鸿逵,字少云,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92年出生。1910年毕业于兰州陆军学校后,长期在其父亲马福祥统率的宁夏地方军事集团供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委员长西北行营副主任等职。1936年授陆军上将军衔。
 
1949年5月,马鸿逵应代总统李宗仁电召,带着四姨太刘慕侠和少数随员,由银川直飞南京。对于西北军政长官,争得最厉害的就是马鸿逵和马步芳两人。李宗仁也很头疼,马鸿逵当长官,马步芳不服;马步芳当长官,马鸿逵也不服,不如由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出任。谁知这番意见刚说出口,马鸿逵连连摇头,理由是马鸿宾年老昏聩且“剿共”意志不坚,等等。李宗仁看无法谈下去,只得先请他回行馆休息。
 
很快,解放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趁着解放军还没有进城,马鸿逵急忙搭乘最后一班京沪火车,然后转道上海飞向兰州。
 
在兰州逗留的时日里,马鸿逵大肆活动,又电请马步芳、马鸿宾来兰州“共商西北大局”,但均遭拒绝。接着,其派驻广州的亲信向之密报了白崇禧已决定支持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的消息,又惟恐二马各不相让,授意由马鸿逵出面保荐马步芳当长官,过一阵后,再由马步芳保举马鸿逵当甘肃省政府主席。这样安排,虽然距离马鸿逵原先期望太远,但好歹甘肃地盘也是他垂涎已久的。
 
马鸿逵于是顺水推舟,再约马步芳在宁青交界处的享堂进行会晤,谈妥互相荐保,以示团结,并一起出兵合攻陕西。马鸿逵主动表示愿意给马步芳当个参谋,从旁协助。马步芳也假惺惺地谦让说:“老爸爸(西北回族对长辈的称呼),你领导我们,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办。”为了表示亲上加亲,马鸿逵还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马步芳胞弟马步青的儿子。回兰州后,马鸿逵还自我安慰地对部属说:“长官是虚衔,主席是实缺,有地盘,有实权,将来可以多征兵。”
 
二马入陕,部队不堪解放军迎头痛击,顷刻溃败。而马鸿逵眼巴巴等待兑现的“甘肃省主席”支票,也因马步芳蓄意由自己兼任而泡了汤。马步芳还想把甘肃省主席留给自己的儿子马继援,青海省主席由亲信马骥接替,以实现甘、青一体化。
 
在兰州坐等了两个多月的马鸿逵忍无可忍,痛骂马步芳背信弃义。宁、青二马的矛盾白热化了。接着,马鸿逵坐飞机去广州,找行政院长阎锡山大发牢骚。阎锡山只会打哈哈,李宗仁又提出了让嫡系将领刘任来当甘肃省主席。
 
马鸿逵彻底失望,索性又飞台湾,去草山向蒋介石哭诉。蒋介石倒是认为他还有利用价值,当面答应不久便明令发表他的“主席”任命。岂料粤、台之行,也使马鸿逵看透了前景,从蒋介石居住的草山回到台北市后,他向部属说:“老蒋这个时候才叫我到甘肃去,他早作啥子呢?”马鸿逵于是当面向蒋介石拍胸脯,背里却嘱亲信在台湾、香港两地购置房屋,并托陈纳德的航空公司将他历年来搜刮宁夏人民的血汗所得,变成黄金,源源运往香港。
 
8月1日,马鸿逵的甘肃省政府主席任命,终于由广州国民政府发表了。为消除二马隔阂,阎锡山又电召马步芳来广州与马鸿逵见面。二马同住爱群酒店,说起西北吃紧的形势,几度抱头痛哭,还拿出《古兰经》来,向主发誓,一定要同舟共济,同返兰州,做最后挣扎。
 
不料就在离开广州的前一天午夜,已将《古兰经》放在行李中藏妥的马鸿逵突然变卦,将亲信们从床上叫起来说:“我们明天飞宁夏,不去兰州。我想,与马步芳同去兰州,他必定会把我扣起来,强迫宁夏出兵。必要时他有杀害我的可能。我们如果去兰州,不送命于共产党,便送命于马步芳。你们快收拾,天亮我们就走。”这是他考虑半夜的结果,亦是对马步芳为人的透彻观察,亲信们都连连应和:“还是老主席想得周到。”
 
天刚放亮,马鸿逵一行不顾马步芳随员的再三劝阻,直接飞宁夏,与马步芳公开决裂了。未几,解放军合围兰州,马步芳于无奈中,忙向马鸿逵求援。马鸿逵摆过架子后,再派宁夏兵团从银川出发,作出支援兰州的姿态,而实际上却是驻扎在宁夏海原县境的兴仁堡坐观成败。
 
果然,马步芳历年积攒起来的军事血本,经不起解放军痛打。8月26日,兰州回到人民手里。消息传到宁夏,马鸿逵又惊又喜,幸灾乐祸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马步芳)放不倒!”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在4月开始大量转移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7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由陈纳德帮助,存入美国银行。
 
甘肃解放了,宁夏成为下一个目标。解放军希望马鸿逵不要步马步芳后尘,诚心诚意给他提供了多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
 
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他这个战犯,仍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他应蒋介石电邀去重庆,临行前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19日,在马敦静一再拒绝和平解放宁夏的敦促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前后3天时间,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被歼,银川市在风雨交加中迎来了黎明。
 
马鸿逵让部下替他拼命,却舍不得让儿子陪葬,解放军向银川发起总攻时,马敦静便乘飞机逃到了重庆。父子密室交谈,相对而泣。当晚,他们用电台和宁夏联系。报话机中传来一位少将处长的声音:“阿匐(指将领)们都来着哩!满拉(指士兵)们都散了。”
 
马鸿逵焦急地说:“你叫他们来说话。”但是,没有一个接话。据当时随侍在侧的马鸿逵侄孙马振宇后来回忆:“这时马鸿逵背转身来仰面惨笑,在场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宁夏解放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9月中旬,在宁夏军政当局决定和平起义之前,马鸿逵向蒋介石的专机组要了一架运输机,飞抵银川机场来接高级军官的家属,被参加和平解放宁夏的十一军军长马光宗扣留,移交给接管银川市的解放军。驻守机场的解放军某连队指战员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真飞机,他们怕它飞跑了,就用绳子把机翼像包装托运大件一样捆扎起来,另用一根绳子一头套着机身,一头挂在大树上。他们以为飞机翅膀绑着、机身挂在大树上,它再有本领也飞不动了。
 
驾驶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叫毛昭宇,他是国民党空军司令毛邦初的侄子,又是蒋介石前妻毛氏的亲戚,所以国民党方面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十分关心。但不几天重庆方面就得到消息,说飞机已安全逃到了汉中机场。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毛昭宇对守卫机场的解放军说:“飞机要定时发动,长时间停着要坏的,你们可以派人同我一起上飞机看守着,我把它发动一阵就下来。”连长认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并派两名战士押着他上飞机。毛昭宇说:“我一人不行,机组都要上来,各有各的干。”两名连队干部也一同上去。毛昭宇把飞机发动后,立即加大油门,沿着跑道呼啦一下冲上天空,绳子哪能对付这一股力量。飞机爬高到数千米后,毛昭宇接连飞出几个特技动作,机上两名连队干部没有经受过飞行训练,在舱内不知所措,已无力制止敌人了。
 
宁夏解放后,马鸿逵躲在重庆歌乐山下的连家花园里,好多天称病不出。有一天中午,连家花园乃至小镇的里外都突然戒备森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蓝衣社特务们,如临大敌。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先到,即率警卫人员进花园里和住宅内布哨。接着又是一串高级小轿车鱼贯而至,下车的是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最后是一辆黑色林肯牌防弹加长轿车飞驰直接驶进花园大门,走下车的蒋经国和钱大钧二人。这时俞济时请马鸿逵把自己的警卫人员撤走。又过了一会儿,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防弹长腰豪华座车缓缓开进连家花园,第一、二、三、五辆车为随从和特工人员,从第四辆车上先走出花白头发的阎锡山,接着出来的是蒋介石。蒋、阎二人没有走向客厅,而直接步入马鸿逵的卧室,原来是蒋介石和阎锡山来“探病”了。
 
蒋介石进入马的住房后,肥胖不堪的马鸿逵忙爬起身,就势溜下床来,跪地抱住蒋介石的腿,连哭带泣地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阎锡山则仍旧打哈哈:“没啥,没啥,从头再来。”
 
最后,蒋介石当面关照马鸿逵去台湾,且指定要乘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许去找陈纳德。马鸿逵事后慨叹道:“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离开宁夏时带出的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圆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在无人送行的凄凉氛围中,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临行前,所有警卫人员的枪械都被机场人员奉令收去。
 
这次飞行充满了艰险,令马鸿逵一生难以忘记。马鸿逵以1.7万银圆券从中国航空公司包租一架“空中行宫”式60座客机。当飞到湖北上空时,地面已经解放了,由于解放军用高炮对空射击,飞机只得爬高飞行,飞机颠簸,机身颤动,马鸿逵他们以为飞机被炮火击中,顿时紧张万分,纷纷向主念“讨白”。
 
下午2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加油后即欲起飞,机场上待飞的军用飞机有百余架,指挥塔下令军用机先起飞,民用机后起飞。“空中行宫”被迫原地等候,大约在飞机上坐等了1小时左右,大家感到当时是分秒如年。驾驶员比较机灵,抓住了一次军用机起落的空隙,立即把飞机滑向跑道,虽然指挥塔大呼“不准起飞”,但驾驶员佯装听不到,拉起机头飞跑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台湾海峡气候十分恶劣,无法穿过,只好与地面联系就近降落等待。而此时,沿海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机场只有汕头了,飞机便向汕头机场飞去。
 
刚刚有了转危为安之感的一行亡命人,不久又紧张起来。他们发现,有两架野马式战斗机在盯着他们乘坐的“空中行宫”。这两架战斗机跟在他们的民用机后飞行,一会儿超过了,一会儿又折回头仍然跟在后方。马鸿逵一行惊慌不已,还以为要击落他们呢,正在坐以待毙、等候末日到来时,机组人员通过通讯联系,向他们作了解释。原来这两架军用机罗盘失灵,就以民机为导航,跟着他们飞往台北,也因气候关系,又同他们一起暂到汕头等待。大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平安降落在汕头机场上。
 
这时天色已是近黄昏了,一行人从距市区15华里的海滨机场乘车到市区附近宾馆住宿。此处没有回民食品,只好出去设法买了面粉回来做揪面片吃。
 
大约在午夜1时左右,忽然外面人声嘈杂,装甲车和坦克车轰隆而过。此时,一肩扛少将军衔的军官带着一小队宪兵到宾馆查询。当得知住的是西北军政副长官、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后,又看到马鸿逵身着上将戎装,随行者亦大多扛着将校军阶,也就相信了。
 
少将军官不仅没有对他们进行盘查和骚扰,还关心地告诉他们:汕头国军正在撤退,你们必须在拂晓前离开这里,否则安全无人负责。马鸿逵一行顿时又惊慌起来,决定马上到机场去离开,而此时却找不到飞机的驾驶员。原来这位驾驶员跑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不知在哪家酒吧或妓院里,无法找到。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女眷们吓得号啕大哭。
 
他们在煎熬中一直等了4个小时,驾驶员才醉熏熏地回来,但是驾驶员已经深醉不醒,无法驾驶飞机。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走了。马鸿逵站起来,激动地说:“反正死路一条,碰碰运气吧,请副驾驶员上机吧。”副驾驶员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部分,又试发动了一下,一直折腾到8时许,才算起飞了。
 
14日上午11时,马鸿逵一行飞抵台北机场,台湾省主席陈诚、保安司令彭孟缉等大员在机场迎接。马鸿逵先被接到阳明山下省政府招待所住下,不久即连日拜访在台军政要员,其余的人则忙于搬家。
 
早在1947年,马鸿逵就在台北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购置了一大片房产。收拾妥当后,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家住23号,长子马敦厚一家住54号,继母马书城老太太住6号,高级军政部属分住在9号,随从人员们挤住4号,大家尚且相安无事。
 
不久,蒋介石也从重庆来到台北,在召见马鸿逵时,问到咸阳战役中马部擅自撤退的原因,语气很不满意。事后马鸿逵了解到这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抢先在老蒋面前告了他一状,很是气愤。
 
后来,马鸿逵在台北的“洪长兴”清真餐厅恰巧和马继援相遇,便上前狠狠地说:“你们说话要讲良心哪,不要血口喷人!”当时,马继援的表哥、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时任驻澎湖预备军团副司令的马呈祥见他们一老一小短兵相接,怕双方下不来台,赶紧打圆场说:“你老人家不要生气,改日我带少香(马继援字)登门道歉。”
 
这个冬天对于马鸿逵来说是难忘的,虽然台北的天气不如宁夏寒冷,但是他却倍感难熬。在1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他失去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接着,“监察院”里有一些“委员”联名提出对马步芳、马鸿逵的弹劾,要追究他们贻误军机、丢失西北的责任,一时在台湾政坛上甚嚣尘上。
 
马鸿逵没想到死心塌地跟着蒋介石当殉葬品,亦会落到这般田地,好不伤心,但聊以自慰的是抢先告自己恶状的马步芳,也被困在这个弹劾案中。不过马步芳比自己有远见,早已溜到了埃及,自己也不妨学他一回,三十六计走为上,免得夜长梦多。
 
主意既定,马鸿逵先以治病为名,把四姨太刘慕侠打发去香港。而后,她拍来急电,慌称病危,要马鸿逵飞港见最后一面。马鸿逵手拿电报,亲自去找“副总统”陈诚,谈及夫妻情份,老泪纵横。陈诚还算开通,特批假期一月。
 
马鸿逵携六姨太赵兰香等飞速离台去港,再不回来“销假’。马鸿逵到香港后,住进早先购置的英皇道辉浓台继园1号。次年,五姨太邹德一和马敦静一家人也先后以种种借口飞到香港,一起生活。
 
居港期间,继弹劾之后,台湾当局行政院又以“放弃职守,擅自撤兵”正式给马鸿逵“撤职查办”的处分。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先以“附匪”,后改“未报到归队”为由,将马鸿逵“褫除党籍”。当然最后也不了了之,马鸿逵补交了5张照片,算是恢复了党籍。至于撤职,马鸿逵早已无职可撤,只是在国民党中央改组时,将马鸿逵的“中央执行委员”改为新设立的纯属荣誉性的“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而马鸿逵对于台湾当局也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后来蒋介石来电召他回去,他也不予理睬。
 
鉴于香港有台湾军统特务活动,马鸿逵觉得香港也不安全,决定到美国去。1950年2月,在陈纳德的帮助下,马鸿逵从台湾驻澳门办事处领到“中华民国护照”。但只达到一半目的,即携带在港眷属赴美,一共是6张出国护照。陈纳德又请在美国国务院的朋友帮忙,将邹德一填表为“秘书”,赵兰香填表为“表妹”,刘慕侠填表为“夫人”等名义,办好了赴美签证,于1950年10月飞赴美国旧金山居住,后迁至洛杉矶,在郊外购置房产定居。
 
为了办理出国护照和签证,马鸿逵可以说是大出血,不仅花了大量的黄金、美元,马鸿逵还暗地里给陈纳德送了1只翡翠西瓜。这是他父亲的结拜兄弟、刘慕侠的干爹、慈禧太后身边的宠爱太监小德张从宫中偷出来的。原来1930年马鸿逵部驻防山东泰安时,小德张游览泰山得到马鸿逵的殷切接待,还请他阅兵。清政府灭亡后,小德张这个“遗太监”在社会上处处受歧视,马鸿逵对他礼遇有加,使他很感动,于是把这件稀世珍宝送给了马鸿逵。
 
马步芳担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之后,也曾传出要任命马鸿逵担任土耳其“大使”,但终无下文。
 
抵美后,马鸿逵先住旧金山,后来迁居洛杉矶郊区,办起一家“普马拿”牧场,以养马为业。想到还有“人质”在台湾,马鸿逵不但不敢在任何公开场合对蒋介石有所抱怨,偶尔还要唱几声呼吁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集团的高调。然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须臾未离马鸿逵的内心深处。随着年岁的增大,这种感情愈加笃厚,他甚至在私下里对人掩面而泣,哽咽道:“恐怕此生回不了大陆了!”
 
马鸿逵后半生漂泊异国他乡,虽然钱财不缺,生活富裕,但由于妻妾争吵、子孙不孝,家庭很不幸福。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为了结束在这个是非家庭中的痛苦生活,要求离婚。马鸿逵无奈,只有同意离婚。刘慕侠只知把持家政,对马鸿逵并不关心。惟一对他如往常的,只有六姨太赵兰香,仍像丫环一样地侍奉着马鸿逵。
 
到了1960年,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和孙子马家骅又因财产问题对簿公堂,后竟将马鸿逵也告到了美国法院。马鸿逵一辈子从未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悲愤交集,倒卧病榻,从此一病不起。
 
1962年,马鸿逵抱病撰写了《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揭露马步芳父子当年在青海及西北地区种种劣迹。到1970年1月,马鸿逵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他命令孙女马爱玲将他口述的生平经历和感受编辑整理,取名《马少云回忆录》,赠送亲朋好友作为纪念。1984年1月,香港文艺书屋将其正式出版。
 
1970年1月14日夜,洛杉矶上空飘起了少有的凄凄细雨。此前动过心脏病手术才出院未久的马鸿逵,自感“归真”的时限已在迫近,于是挣扎起床,让家人帮他端坐室中,等候真主的召唤,并谆谆叮嘱刘慕侠,一定要把他的遗骸送回祖国。临终前,马鸿逵反复吐着含糊不清的话语:“我死也要回去……”是夜,马鸿逵病逝,终年78岁。
 
马鸿逵留居美国期间,蒋介石曾数电召他回台湾,但马鸿逵不为所动。而美国移民局劝他加入美国国籍时,他对身边家属们说:“你们入不入美国国籍由你们,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死了要埋在祖国土地上。”
 
遵照他的临终遗言,在其去世后,六姨太赵兰香只身护送马鸿逵的遗体去台湾。1月14日,运送马鸿逵遗体的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马鸿逵在台湾的长子马敦厚和孙子马家骅以及甘肃同乡等人,在机场迎候,将尸体送至台北新生南路清真寺内停放两日后,埋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台湾当局因马鸿逵生前为国大代表,拨付新台币30万元作为安葬费,并组成了以谷正纲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
 
儒将马鸿宾,关键时刻选择了光明,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
 
马鸿宾,字子宽,甘肃河州(今临夏)人,1884年生。他11岁起即过行伍生活,后升迁至清军管带。辛亥革命后历任宁夏镇总兵、甘肃新军司令、宁夏镇守使,后率所部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宁夏省政府主席、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十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在马家军阀生死存亡的关头,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认清形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选择了与其堂弟马鸿逵完全不同的道路,率由其儿子马■靖、马■信担任正副军长的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和平起义,回归到人民的怀抱,从此走上了一条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
 
但是,马鸿宾迈出这历史性的一步,也绝不是偶然的、轻松的,而是有其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所以这一步的跨出,是必然的归宿,同时也是相当迟疑与沉重的。
 
西北群马的实力,数马鸿逵和马步芳最强,但是论资历声望,马鸿宾身历清朝、北洋和国民党统治三世,是西北马家世系中的元老。论“群马”的宗亲辈份,他是马鸿逵的兄长,是马步芳的“老爸爸”(叔父)。
 
马鸿宾的父亲马福禄是清朝的武进士,官至简练军统领,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战斗中英勇献身,为马家后来的荣华富贵奠定了基础。其弟马福祥是以继承兄长的基业才发展到左右西北、逐鹿中原的一支回族军阀集团的,所以他把对家兄的缅怀崇敬之情都倾注在马鸿宾身上,一直将这个侄子带在身边。马鸿宾自幼过着军旅生活,各方面都经受到严格的锻炼,文武兼备,一路青云直上。
 
相比之下,马鸿逵就处处不如他,早期在职位和荣誉上都在其下,所以青少年时期两兄弟就一直不和睦,马鸿逵嫉恨马鸿宾,甚至为此而离家出走。马鸿宾虽有叔父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弟弟如此排斥的行动,使他内心很痛苦,总有寄人篱下、仰承鼻息,靠人施舍为生之感。长期以来,马鸿宾形成了性格内向、孤僻凝重,不苟言笑和讲求实际、奋争自立的精神特质。
 
另外,马鸿宾受叔父马福祥的影响很大,也常以儒将自诩,故能突破狭隘的民族和宗教观念,既潜心于伊斯兰先哲著述的研究,又对孔孟之经典广泛吸取。马鸿宾所到之处以“保境安民”为原则,反对暴政,主张“以德服人”和“谦受益”。他虽然出身名门,少年为官,步步迁升,但个人生活一直比较俭朴。他在银川的家称“五亩宅”,在中宁的住宅叫“旅国”,都只不过是几间土木结构的平房和几间土窑洞。他招待贵客的饭菜也十分简单,往往是手抓羊肉和面片,在中宁驻防时,日常饮食常由妻女自做。所以马鸿逵提到他的老兄时,往往总以“我们家的圣人”相讥讽。社会上更有些人称他为“道学先生”、“谦谦君子”和“马善人”。马鸿逵对他的评价是:“国学基础甚厚,中国古书读得不少,为人处事老成统达,稳健持重,讲求圆通。”“做人稳稳重重,讲求中庸之道,明哲保身”是马鸿宾的处世哲学。
 
马鸿宾听说彭德怀司令员曾肯定过他。彭德怀说:“当年红军长征到宁夏同心县时,当地群众说马鸿宾是个好人。”所以马鸿宾在对共产党的肤浅了解中,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同共产主义哲学是不矛盾的,因此他相信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至少到海外去过流亡生涯,是不符合他一贯的哲学思想的,他认为祖坟在家乡,人都要落叶归根,自己年事已高,怎能背井离乡呢。而且部属跟随自己出生入死几十年,也不能只顾个人一走了之。当然,由于马鸿宾平时为官比较清廉,没有多少家产和积蓄,家庭人口多,如果真的到了国外,生活也无法维系。马鸿宾是不具备像马鸿逵、马步芳那样携带金条到国外去继续过着阔绰生活的条件的。据说,马鸿逵曾当面劝他夫妇一同逃走。马鸿宾对马鸿逵说:“去香港、去外国,什么都需要黄金,我哪有如此多的黄金?”
 
马鸿逵答:“你和新姐(按:指继室夫人李蓄贞)的费用我包了,子女们丢下。”马鸿宾大笑说:“子女们丢下,我就永远不‘无常’?(按:死的意思)命就这么贵吗?”
 
马鸿宾心想,靠任何人也不能靠你马三元(马鸿逵小名)。自己从小就不为马鸿逵所接纳,兄弟分掌兵权后,又屡受其排挤。他不愿意糊里糊涂跟着马鸿逵跑到国外,再去接受他的施舍而重新回到寄人篱下、苟且偷安的境地。
 
在内战过程中,马鸿宾也曾犹疑过,想爬下蒋介石的战车,另谋出路。马鸿宾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不受重视,想兄弟俩共同行动,一起投向光明。1949年初,蒋介石将第八十一军和甘肃白海风的骑兵师合编为固海兵团,以马■靖为司令,希望马鸿宾部配合马鸿逵、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对蒋介石的命令,马鸿宾不能不执行,但此时马鸿宾已愈来愈感到前途无望,他约束部队,静观局势发展再作出抉择。1949年6月,宁夏兵团正在陇东打仗。一次马鸿逵到前线看望部队路过中宁县时,马鸿宾劝告他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马鸿逵想下最后赌注的想法和顾虑并存,他有6万多条枪,马鸿宾才1万多条枪,一同驻防在宁夏。但如果马鸿宾单独和解放军讲和,自己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马鸿逵把自己捆在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终于在9月1日飞往重庆,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了马敦静。
 
飞经中宁上空时,马鸿逵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以示向兄长告别。马鸿宾在地面用望远镜看着说:“少云不听话,竟然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
 
8月26日兰州解放后,解放军又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同时接连派出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宁马旧部分赴银川,向马鸿逵、马鸿宾以及他们的子弟传达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9月14日,解放军解放了马鸿宾的根据地中宁县后,马鸿宾深感自己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他曾向马鸿逵作过一起向解放军投诚的试探,但是马鸿逵拒绝了。
 
在逃往重庆之前,马鸿逵再三关照儿子马敦静别受伯父的影响,要抵抗到底。马鸿逵为了防止马鸿宾趁他不在宁夏时吞并他的军队,又特地电告所属三军将领:“宁夏军事,只有静儿和各军官负责,他人不得过问。”此后,马敦静一面作负隅顽抗的部署,一面下令驱逐劝其归顺人民的代表。
 
这时马鸿宾对代表们采取了保护措施,表现出岔路口向左转的迹象。至此,解放军把争取的重点集中到马鸿宾父子身上。可是马鸿宾仍有犹疑,特别是感受到马敦静兵团的压力,遂决定先飞包头,和傅作义、邓宝珊作商量。
 
当时,傅、邓正策划绥远起义,因马鸿宾的到来,在包头皮革厂同他谈到深夜。在老朋友面前,马鸿宾说了心里话,既担心共产党有几笔旧账同他清算,又担心八十一军单独起义的话,对自己和部属的安全抱有顾虑。
 
邓宝珊以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力劝马鸿宾别受国民党的欺骗性宣传,还鼓励他:“对宁夏的各级将领来说,你也是老长官,他们是会听你的话的,要好好控制队伍,及早起义。”
 
9月18日,马鸿宾搭乘徐永昌的飞机回到了宁夏。
 
翌日,宁夏二马何去何从的谜底揭晓: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宣布执行父命,顽抗到底;马鸿宾的儿子马■靖不顾徐永昌的阻挠,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放协定》,在中卫县城宣告起义。
 
9月19日晚,解放军六十四军代表和国民党八十一军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和国民党八十一军军长马■靖分别在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当场宣布保证马鸿宾全家生命财产安全,马家在中宁的财产,凡被动用的,一律归还。
 
同一天,在共产党号召和傅作义、邓宝珊的亲自安排下,绥远起义也实现了。颇有戏剧性的情节是,马敦静又搭乘把马鸿宾载来银川的徐永昌的专机,逃去重庆。
 
9月22日,银川市在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下,处于混乱中。守城部队有溃散逃跑的,有缴械投降的,也有顽抗死战的,乱兵抢劫已在市面上公开进行。在此情况下,马鸿宾不顾个人危险,出面召集军政要员会议,要求“娃娃们”赶快放下武器。同时,马鸿宾又致电彭德怀总司令:“请即令杨得志司令员派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
 
会议后不久,宁马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宁马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等纷纷投降。审时度势的马鸿宾,开始走上为人民、为家乡作贡献的正确道路。
 
两天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等3人任副主任。1949年12月23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马鸿宾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副主席。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以后,十九兵团先后从各部队抽调400余名干部到该部对其实施和平改编工作,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马■靖任军长,马■信任副军长,十九兵团联络部长甄华任政治委员,原第八十一军参谋长杨遇春为独二军参谋长。独立第二军下辖2个师、4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实编9414人。
 
12月18日,在独二军驻地中卫县城,举行了隆重的授旗典礼,马■靖代表全军接受军旗,并率领全军指战员宣读誓词,表示独二军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立新功。过去为马氏一家卖命的子弟兵,如今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军队的一部分,而且所有起义人员均受优待,躬逢盛典的马鸿宾倍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1951年,独二军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1952年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开始在宁夏平罗县西大滩从事军垦建设,后转为地方国营农场建设,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后,马鸿宾陆续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甘肃省政协副主席。1951年7月3日,马鸿宾响应抗美援朝总会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捐款人民币1亿元(合新币1万元)。
 
年逾花甲的马鸿宾在党的领导下,努力为祖国西北建设作贡献,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从1954年起,他在甘肃省历届人代会上以无计名投票方式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副省长,接连当选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民族委员会委员。马鸿宾还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60年10月21日下午,马鸿宾因患胃癌,经多方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甘肃省各界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为其送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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