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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晓康一:苏晓康
苏晓康（1949—），杭州人，祖籍四川，在河南生活十年。著名作家。电视片《河殇》总撰稿。曾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著有《自由备忘录》《神圣忧思录》《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活狱》、《乌托邦祭》等。
苏晓康二:苏晓康序：见证人
苏晓康序：见证人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1966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麽写？不写还好，这麽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 八十年代末，我在北京制作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时，就有一位大学教授当面拒绝我采访他的受难者妻子，和盘托出他的恐惧：“当年打她的学生里头，有人今天已经坐在很高的位子上，我们怎麽还敢说话？请你不要再给我们找麻烦，让我们安度余年好不好？”当时，我只看他妻子的一个背影，是坐在轮椅上。 这个受难者的线索，是我在王友琴的母校师大女附中采访卞仲耘惨案，追寻到对面的邮电医院时偶然发现的──文革初期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打死打昏了老师都送到这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对我顺便提起，说有一次红卫兵用三轮车推来一个女教师，竟然问：“是不是每一具尸体卖八百块钱？”医生发现那老师还没断气，才救了下来。那次追踪采访未得，但这个“卖尸体”的细节却一直深嵌在我记忆里，来到海外，见王友琴正在遍寻中学受难教师，便对她说“你们女附中有个女老师还被当作尸体去卖呢”，未料她却纠正于我：这位女老师叫韩九芳，不是她们师大女附中的，而是附近男八中的副校长和化学老师，她活是活了下来，脊背上被红卫兵军用皮带的铜头戳了两个大洞，终生再也站不起来。 与记忆相关的一切文革细节大量流失著。王友琴不顾一切地寻访、保存它们。她是受难者的一个活资料库。她一个人抗拒著数亿人的遗忘。记得我采访时让女附中的人指认卞仲耘被毒打致死的地方，站在那里想象曾发生过的举世罕见的“少女希特勒现场”（因爲最接近的一个类比是纳粹组织“少年希特勒”，Hitler Youth，最初女孩子是分开的，叫“德国女青年团”，后合并），而我却缺乏另一种想象力，即：卞仲耘校长身后，将有一个女学生要站出来爲她讨公道。 高一（三）班的王友琴，就是在那个血腥现场，先成爲一个目击者，以后再变成一个见证者，多少年后，她在芝加哥大学对前来采访她的记者谈到她“心底的召唤”。《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的杰伊·诺德林格（Jay Nordlinger）如此描写王友琴：“文革中她读到《安娜·弗兰克的日记》（The Diary of Anne Frank），这本书啓示她去记录那严禁披露却日复一日发生著的暴行，她像安娜一样跟一本日记秘密交流心迹，也把那本日记叫‘Kitty’，跟安娜不同的是，她刚刚写下不久就必须销毁，那时候有人仅仅因爲日记就被打死。” 无疑，诺德林格是在一种西方的历史和经验范围之内解读王友琴，虽然，对暴行的见证应是普世性的，但他在中国与中文范围内还只能看到一个王友琴，因此他在另一篇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报道中再次提到她：“……索尔仁尼琴既是奇人也是凡人，但我想告诉你们另一个奇人，而且是一个女人，王友琴，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讲师，但那只是她白天的工作。她献身于见证文革受难者……她上北大时读到索尔仁尼琴，那时全中国只有几本《古拉格群岛》，她读得彻夜难眠，由此找到了此生的志业：她向受难者承诺，一定要让历史记住他们。我仿佛看到，她身后站著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两位见证人：安娜·佛兰克和索尔仁尼琴。” 然而，在中国的历史和经验范围内，王友琴的出现难道不是更符合常情吗？她的内驱力可以简单地归爲一个学生在爲她的老师讨还公道。王友琴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学生，1979年全中国的高考状元，但她的优秀不止于此，她把所有死难于文革的教师视爲同类，可以听到他们的哀鸣而无法平静地生活，她自己就是一对教师夫妇的长女，也许因此而使得她赋有另一种“心底的召唤”，即她自己曾描述的“牛鸡之间” 的那种强烈感受：牛会哀伤同类而鸡却不会。在这个意义上，王友琴不仅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颠覆者，也是从最传统、古典的中国立场来否定那个革命，讨回师道尊严，而这几乎就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根基。 王友琴与沈默大衆的对话，是她作爲一个见证人在当下中国人文环境中的特殊遭遇，是一个应由旁人来见证的课题。我们的尴尬，不仅是见证人极罕见，而且也不能见证见证人。王友琴所面对的沈默是恐怖的，而她的杯水车薪的努力则是精卫填海式的。文革禁忌，由于体制性封尘遗忘，而年深日久地成了人们心底不自觉的趋避、弃绝，加上“伟大领袖”曾挟持整个人民成了“同谋”，因此这场浩劫从未停止过，它只是暂停在一种集体性遗忘上：抛弃受难者。王友琴经年累月置身于压抑下的倾诉、风乾了的血泪、恐惧中的拒绝、无助里的无助……她的见证，与其说需要的是勇气，毋宁说是坚韧。自不必说，她寻访出来的七百个受难者，从线索、姓名、时间地点直达情节主体，皆引领她反复经历心灵的炼狱；她与受难者亲属以及知情人之间劝导、宽慰乃至逼迫、拒绝而使双方付出的心理代价，在在珍贵无比，将是中国个人精神文化史的重要一页；即使在社会学意义上，个体与庞大体制性谎言的对峙，受难者被主流话语封杀而借由见证人发出声音以抗拒淹没，势单力薄的见证人身陷周遭冷遇却又吸引同样稀缺的“历史义工”，等等，王友琴都是开先河的一例。她最具原创性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如何在中国开啓了受难者见证历史，又如何被流传、被抄袭、被曲解，这个过程至今也未被梳理。甚至王友琴的见证，在成书之前只能放上电脑网路，其实只反映了受难者仍被歧视，而这座“网上文革博物馆”依旧被中国当局封锁。 第一个倡言“文革博物馆”的人是巴金，老人已行将就木。巴金的这个夙愿，几乎就是八十年代的一个象征，是无数人对政治清明的一种憧憬，并无几人怀疑它的可行性。经过“六|四”大开杀戒，人们回头去看，觉得整个八十年代未免天真。但巴金的倡议，已然有了见证的含义，老人并不天真，他领教过“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他呼吁见证。我们幸亏有巴金，也幸亏在他之后来了一个王友琴。
苏晓康三:生死与人神之间——苏晓康
生死与人神之间——苏晓康 我朦胧记得：当初我俩在巴黎圣母院一道跪下去的时候，你两肩剧颤，在那穹窿下久久匍匐，不能起身；我虽也动容，却有些勉强。五年后我才悟到，那一瞬间对你我的意义竟在宵壤之别，以致今天我自觉没有资格同你议论spiritual，所谓超越世俗的、神界的事。我越来越觉得有一道天堑，横在现实世界与超越世界之间。你我彷佛都未觉察到的一个基本困难，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听不懂你所说的，你似乎也难随着我沉沦到一个世俗人的绝望、无助和挣扎中来。 五年前的那一瞬间，我还在逃亡后的虚脱中，思绪紊乱，到神灵面前能拣出来的唯一祈求，是恳请上苍护佑我的妻儿。我的虔诚已在青少年时代挥霍殆尽，那祈求只是倏忽铸成流亡命运下投向神灵的一缕私愿，一如中国人常说的"临时抱佛脚"。是不是那一瞬间的轻率，便注定了我对流亡的残酷程度，和日后还将遭遇的厄运，竟然浑然不觉，以致让我的妻子千辛万苦牵着儿子奔来美国，打工熬日，伴我流亡，竟还要被一场车祸撞成瘫痪？我不知道。只知道那一瞬间如今化成一个挥之不去的内疚，时时折磨我。更深的创伤还不是这些，而是在我伴她慢慢从地狱走回来的一年多里，目睹一个身心俱毁、记忆消失、时空破碎的人是怎样被"修复"的。我经历了一次人的毁灭。 由个清晨，她仍昏迷在急救室里，我一个人恍惚出去，站到静寂的高速公路旁，只有一个了结的念头在翻腾。当时闪过的念头，后来我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一段文字里又读出来：“......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单单地留下，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你不能死，即使你不喜欢生。"我在日记里写道：“这是近十个月来我所读到的最贴近我心境的文字，从未有过的绝望而又不能被安慰也无法被替代被宣泄的感受，以及人生曾获得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抓不到一根救命稻草，这些大概就是我一生没有意识到的个体灵魂中最隐秘的无根基性。"人在多大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此时对我已成一种滑稽。我的意思是，我们曾是那样自信于"修复"国家、民族、社会、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类"人物"，临到独自面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灾难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无所凭。我忽然看到了存在的深渊，一个无底的黑洞张开在脚下。 在这个悬崖上，此岸的现实世界彷佛只给我留下了求生的本能，和一个要救她的疯狂念头，同这念头相连的，就是对人世之外的奇迹的渴望，它拼命飞向了彼岸，那个对我来说陌生却从不想去触碰的神秘世界。车祸后来自基督教、佛教和气功对我们的救助，也是源源不断，我要自己绝不拒绝来自彼岸的任何救助，各种祷告、默想、入静我也一一都作了，只为她默默去作，不因我而成为一个障碍。我知道这不是信仰冲动的发生，只是一个世俗人的绝望而已，如果这个绝望发生在五年前的巴黎圣母院里，又当别论。眼下，我所渴望的只是神迹的降临，这成了一个极功利的判断，它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叫我逾越不了，终因未见有奇迹降临于我们，使我不能摆脱尘世。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1993年的寒冬，在美国东岸是数十年来未有的冰雪交加。每天清晨我砸开裹在汽车上的一层冰盔甲，赶到医院去会我那神志混沌的妻子，听她诉说种种非人的梦境，和时空破碎之中溢出的呓语，还要狠心逼她作各种锻链，不觉夜幕落下我非离去时，总要听她喃喃道：“这一夜怎么熬呢？"外面雨雪霏霏，我上路去，车里会响起一盘磁带，是过去她哄儿子入睡时常哼的儿歌，她昏迷时我又不断在她耳边放过，此时会叫我听得泪水迷蒙，看不清高速公路。回家给儿子弄了晚饭后，一沾床凄凉难忍，不由自主会跪到一个木制的基督受难像前，求神去驱赶她的恶梦，求神带我去陪她，这样作了之后我竟夜夜一觉到天亮。但久而久之，我发现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宽慰我自己。其实对奇迹渴求最剧烈的，是我那惶乱如在无底深渊的内心，它于祷告的一瞬间有了着落。 人之心底，真有一个自己也未曾相识的灵物，我在灾难中同他相遇。这个内在的灵物，不受意志或观念、理性等的控制，自有他一套神秘的调理机制，他的悲痛是你无法压抑的，而他的节制也是你意识不到的。车祸一年多后我在日记里写道：“已自觉开始平静下来，昨天同医生谈话时曾突然伤感了一下，此后再无哭的冲动，只在驱车途中听那忧伤的旋律时尚有舔伤口的痛感。人的心情真是奇妙，我对｀他＇的陌生真是一个四十年的漫长故事，却在今天才意识到。如此说来，她的那个｀她＇又该何等神秘和陌生。人尚且不能认识自己内心的这个灵物，何谈他者？思想家们对所谓理性和非理性的探寻，以及其中的误差，大概都导源于此。宗教的所谓｀属灵＇是否指此？" 我的确还不清楚。我的感觉可以告诉我，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有所谓spirit，或悲或喜，或善或恶，仅凭世俗的经验和意志去控制，非常有限。一旦与神界沟通，连接了超越性的境界和力量，人的精神可以越过肉身、经验和世俗，获得提升。然而，神界在哪里？对于还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寻找似乎又只能依赖自身的内在灵物，即所谓灵性，有的人可以一点就通，有的人如我，就是愚不可及，只要寻找一开始，经验、理性都跟着复活，恰恰是南辕北辙。我的困境更在于，我根本不认识自己内心的那个"非我"。也许，人生的另一番境界，就是同自己内在的这个灵物沟通，随从他去超凡脱尘，褪却肉胎。 子义有次对我说，跨越人间的唯一路径是"死"一次，意即"重生"一次。肉身之死的惨烈，这次我妻子领教了。她在一刹那间就丧失了人体的一切基本功能，仅存一丝游魂在阴阳界飘荡。人世对她已成一个幻觉，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个世界除了儿子都是陌生人，甚至连我究竟是谁也模糊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灵魂出窍"，肉体已成一躯壳。混沌中，她说她有一次遇到了神，在大海上，有一个很高的声音在说话。这样的事她只说过一次。我自己的崩溃感，则只在人生的枯竭和幻灭上打转，觉出往日如浮云瞬间渺不可寻，自身只如赤条条一个皮囊而已，也作了种种呼号和求告的努力，却同那神或佛都无缘接通。这次大难虽将我们置于尘世的悬崖，但我们的精神却只在悬崖上徘徊。人被毁灭的滋味尝到了，却并未因此而"重生"，于是，我们只是有了一次地狱之行。 车祸后有位前辈学人来看我，没说多少宽慰话，只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受难时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资格承受。当时我并没有听懂其中的意思，后来才慢慢嚼出味道......(199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