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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高芳芳篇(1):《人民的名义》她出镜还不如不出镜,被网友骂惨
《人民的名义》她出镜还不如不出镜,被网友骂惨
发布时间：2017-06-01 17:50:00 来源：北京商报 作者：新闻网
《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好看，是因为有四十多位戏骨的参与，真心是一部只看演技不看颜值的好作品。李达康、高育良、陈岩石这些老一辈艺术家演技炸裂，祁同伟高小琴等年轻演员的演技也是杠杠的。他们成功的塑造了一部良心剧，也让观众不得不叹服他们的演技。
对于选角的用心，别的不说，单单是剧中的小保姆，李达康的妹妹杏枝，就是国家一级演员。可见剧组选角色的认真和苛刻。
小保姆杏枝扮演者，滕爱弦，出生于南京市，国家一级演员，现为江苏省演艺集团话剧院主演之一。滕爱弦在众多的电影、电视、话剧作品中饰演角色，塑造了许多经典的女人形象。
剧中杏枝和李达康的对话互动也十分的有趣，李达康解决了信访局的柜台问题，回来后杏枝说：你不会是因为我专门建的吧？李达康直接怼回：你多大脸啊。小保姆出镜时间虽然不算多，但是演技也是实力在线。
但是本剧角色实在太多了，多到像赵立春、陈阳、高芳芳等人物都只活在台词里。所以很难做到兼顾，难免出现一些纰漏。其中最大的纰漏，也可以说本剧最大的黑洞就是蔡成功的老婆。这场戏是王文革绑架了蔡成功的儿子，想要回大风厂的股权。
因为剧情的需要，蔡成功的老婆不得不出镜，只是她出镜还不如不出镜，她演技上的尴尬都要溢出屏幕了，一看就不是专业演员，而是剧组临时找来的群众演员。
她当时因为儿子被绑架，非常的悲伤害怕，可她却完全没有表演出悲伤和害怕，表演的痕迹太过明显了。给人的感觉就是赶紧把台词念完好去领盒饭和工资，只知道拉着警察同志的手一个劲的摇晃。看的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尴尬癌都要犯了。
这神态，这表情，看过这一段的亲们，你们说尴尬不尴尬？
另外蔡成功是一个老板，贷款就好几个亿，怎么就会找这样一个老婆呢？完全不是富家太太的感觉。更有观众吐槽，蔡成功老婆也太老了，更像是蔡成功的妈妈。幸亏剧中蔡成功和老婆没有同框出现，不然更违和。
而且，蔡成功和侯亮平是发小，两人年龄相当，但是相比侯亮平的老婆钟小艾，蔡成功的老婆确实是太显老。
因为其他人的演技都太好了，突然遇到这样一个演技低谷的人，就给人一种剧组选角也不是很用心的感觉。所以说，蔡成功的老婆出现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却成功的拖了整部剧演技的后腿。
对于这样的没有演技的角色，剧组还不如不让她出镜。亲们怎么看呢？
人民的名义高芳芳篇(2):吴法天：人民的名义
【核心提要】最近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被剧中人物陈岩石所折服。在贪腐腐败成风的污浊环境下，陈老犹如一股清流，成功地激起了“官愤”。恰好不久前，我了解到一位像陈岩石这样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张越轶。为何当下的反腐，有时候实名举报的真正贪腐的官员越升越高，而体制内清廉的官员却被整得家破人亡呢?这位让当地百姓敬仰的张越轶书记，究竟触怒了谁，要如此整他，我也在探究答案。
最近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被剧中人物陈岩石所折服。在贪腐腐败成风的污浊环境下，陈老犹如一股清流，成功地激起了“官愤”。这位经历革命战争淬炼的老兵，官至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只装着人民，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个时代，不缺丁义珍那样贪腐的官员，不缺祁同伟那样功利的官员，就是缺陈岩石这样的清官、好官。
恰好不久前，我了解到一位像陈岩石这样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张越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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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没有贪污受贿的官员
如果你们去网上检索张越轶，首先跳出来的，是这么一则消息：“山西省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张越轶被立案侦查”。那是两年前的新闻，如今，整个互联网上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法制日报》记者统计过2015年7月1日至7月31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权威发布”栏目里通报的39名领导干部涉案信息，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6人，厅局级官员27人，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6人。在39名领导干部涉案信息中，仅有张越轶一人涉嫌单独一罪：“滥用职权罪”。除了他之外，其他38名领导干部均涉嫌受贿犯罪，占比为97%。
为什么唯独张越轶没有涉嫌贪污受贿?
因为办案人员在他家中，只查到两百多元人民币的现金。这个数字，开始我也不相信。作为副厅级干部，被检察院查办，难道不应该像《人民的名义》中的赵德汉那样么?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指控贪污或受贿的，一分钱的赃款都没有。
那么，滥用职权罪是怎么回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张越轶，男，1958年9月生，山西永和人，中共党员。1979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永和县副县长、政协主席，大宁县委副书记、县长，大宁县委书记，曲沃县委书记，2013年5月起担任山西省委党史办副主任。
山西新闻网的临汾频道，至今还有一篇报道张越轶的文章，题目是《踏踏实实接“地气” 真心实意解难题——访曲沃县委书记张越轶》，那是2012年，张越轶从大宁县委书记调任曲沃县委书记后，记者的一篇采访报道。大宁、曲沃，都是全国的贫困县。
在几年前的那篇报道里，我们依然可以一窥张越轶的风格。张越轶说：“开展干部下乡住村活动是联系群众、锻炼干部、转变作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只有踏踏实实地作为，才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张越轶让下乡干部深入农户家中、深入田间地头进行走访调研。当时全县114个住村单位，495 名住村干部共确定联系户662户，为所住村制定当年发展规划114个。张越轶注重发展高效特色农业，逐步形成“一村一品”，由“输血式”帮扶变为“造血式”脱贫致富。在此过程中，张越轶要求转变干部作风，住村干部不仅要“身入”，而且要“心入”，要真正接到“地气”，从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展当地经济。
张越轶在大宁工作时，县政府是开放式的，群众随时都可以找他。他从街的这头走到那一头，可以公开地说：“我没有收过任何人的一分钱”。
现在还有哪个县政府毫无戒备敞开大门欢迎老百姓随时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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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羊书记和他的伙伴们
我找到了一篇2010年刊发在《农业技术与装备》上的文章，题目是《龙的脊梁——记大宁县委书记张越轶和他的伙伴们》。文章提到，大宁县，山西最穷的贫困县，“张越轶这个养羊书记和他的伙伴们，在与羊共舞的二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怎样用拳拳赤心演绎不朽的生命之歌，怎样用殷殷泣血诠释炽热的爱民之情?”
2004年初春乍暖还寒，呼啸的冷风顺着黄河古道不停地悲鸣，刚刚上任的大宁县县长张越轶只身一人四处调研，颓败的县城、赤贫的农户、卑微的干部，有人甚至讥讽大宁县是“县的架子、镇的样子、村的票子”，面对如此贫瘠的现状，张越轶的心震撼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农民依然是靠天吃饭，在瘠薄的土地上广种薄收，生产方式始终停留在“农耕时代”。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张越轶决心给农户找到一个致富的突破口。他经过充分调研和思考决定运用循环经济理念，确立生态立体思路，以种草养羊为主导产业。怀揣县情资料，带着满腹的疑问，他在全国范围拜师求教，叩响了一个又一个专家和企业家的门，最终确立“以舍饲肉羊为主导产业，走企业化运作、工程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
省畜牧兽医学会的几名权威专家对这位念羊经几近着魔的“羊县长”给予了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引进的舍饲品种和杂交组合，并对大宁县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一些建议。与此同时，分管农业的副县长贺建新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大宁通”也成了坚定的支持者。农户们开始极不愿意，农民出身的张越轶踏遍了大宁的山山水水，他的身影出现在大宁的家家户户，他要用一颗赤诚的心感化农户，并让他们看到好处和希望。
在重重阻力中，张越轶没有丝毫的气馁和退却。他又一次告诫自己“矢志与社会变革的人，尽管有时会被社会所吞没，但既然选择了一条道路，就要问心无愧地走下去。”有人有技术缺资金，张越轶竟拿自己的工资卡让他去信用社做了抵押。由于有了扶持办法而且又有干部们带头舍饲圈养为农户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一时间很多农户圈养羊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恍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羊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一批又一批小尾寒羊引进来了，同时引入的还有国外肉用品种道赛特、萨福克种羊56 只，最穷的县应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杂交组合，开始了生产萨道寒三元杂交肉羊的产业化路子。一些农户杂交羔羊长势良好，由于小尾寒羊作为母本生得多，道赛特、萨福克作为父本长得快，农户的出栏率比过去高出5 倍多，越来越多的农户接受了“种牧草、圈养羊”的生产方式。
2005 年金秋，由于大宁羊业的典型性和先进性，“山西省百万肉羊产业化工程”将大宁列为重点基地，张越轶不失时机地为大宁制定了宏大的引种计划，在贺建新的不懈努力下，分期分批引入了国外优良品种860 只，并组建了“大宁越奥牧业有限公司”，有白头杜泊、黑头杜泊、特克赛尔、道赛特、白头萨福克、黑头萨福克。至此，大宁县已实现了全省几个第一。
大宁成了第一个全面实施舍饲养羊的县，第一个引进优种数量、品种最多的县，第一个成批生产高档杂交肥羔的县。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许多农户由凡鸟变凤，发了“羊财”，舍饲养羊成为“行家里手”。大宁羊业实现了颠覆性的变革。一举从天然放牧转变为集约化舍饲，不仅自己获得新生，更为全省羊业发展走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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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实事接地气的平民书记
张越轶在永和县任职的时候，让当地的农民种了很多枣树。因为他要调任大宁，当地就想把地收回，张越轶很生气，因为那个枣树是要七年才能有收成的，当时大家看不到。还有人告他毁青苗。因为当地穷，农艺师出身的张越轶把酸枣根挖回来埋在地里，把枣树苗嫁接在上面，种出了现在的永和大枣。他离开七年后，永和大枣开始收成。那个村叫阁里村，一共六十户人，年收入有160万，因枣致富，只有那个村的人在县城都买了房子。七年之后，当张越轶回到那个村，当地老百姓叫他万岁，给他在村头立了一块碑。
2006 年，张越轶成为大宁县县委书。张越轶的爱才、惜才是有名的，在他任上，他提拔了五百多名各级干部，大部分都是从普通工人和农民种提拔的，都是通过考试和真才实干，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一起裙带关系，没有一起买官卖官。至今，在大宁民间，都是念张越轶好的，他留下的，都是好口碑。
要想让大宁羊业有恒久的生命力，畜牧局局长这个位置显得至关重要，必须让年轻有为、责任心强的人担纲，按常规这个位置一般从乡镇书记或乡镇长中选拔，但从这些人里要选懂羊、识羊、能搞了羊的人还是有些难。张越轶在调研中发现一位叫房金平的年轻人不仅对所在乡镇农户养羊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对大宁羊业的发展思路有着不同凡响的见解。房金平时任一个乡镇的政协组长，如果直接提拔为畜牧局长，在干部任用上是反常规的，操作不当，不仅会引来许多非议，而且也违反组织原则。为了大宁的养羊业，张越轶在常委会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了所有常委，终于为大宁羊业的进一步发展选拔了一位理想的人才。
2009 年底，程明温这个农大毕业，懂专业、思路新、能力强的人才来到大宁任县长，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使书记县长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他们一起总结经验，畅想未来，一起规划着大宁羊业的发展。张越轶的执着和程明温的睿智，成为大宁县羊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当时，张越轶凭多年的经验认为高档羊肉价格会节节攀升，肉用种羊市场更会随着走俏，大宁羊业趁势而上，将会有更大的机遇和发展。张越轶的认识得到程明温的赞同，这位颇有才气的县长更是把现代理念和创新思维植入了大宁羊业，并为大宁羊业量体裁衣，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大宁发展模式的具体方法，这两位志同道合的父母官审时度势很快达成了共识，提出了更高的目标———“打造全省最大的种羊基地县”，为“封山禁牧”后全省舍饲品种的需求解决后顾之忧。在他任上，这个目标也实现了。
张越轶任上，建马头关黄河大桥也是大事一桩。因为与大宁毗邻的延长县很有钱，说他们来修大桥，他们收过路费，让大宁不要管了。张越轶说只要他在大宁一天，都不允许建桥收费这种事情发生，就算砸锅卖铁，都要把大桥修起来，两县对等建设。2007年9月28日，马关头黄河大桥正式竣工通车，这标志着两岸百姓祖祖辈辈“过河难”已成为历史，百姓们无不欢呼雀跃。马头关黄河公路大桥成为联接陇东、陕北、晋西三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大大缩短临汾通往西部及大西北、大西南的距离，使延长和大宁两县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变成了现实，进一步加深了两地党政和群众之间的情谊，使两岸牵手合作，共谋经济发展，再续秦晋良缘。这座大桥全长801.3米，宽11米，高73米，至今都是最高的黄河大桥。
2007年9月28日，大宁县市民任泰兆写了一篇帖子，说自己七旬的老母亲看了省台记者采访张越轶，小学文化的她用两句最朴实的话表达了她的想法，第一句是我还要好好活，赶上好时候了；第二句是张书记来了可给大宁人办了事了。
记者问起建马头关黄河大桥的来由，随后提及起步资金的来源。张书记坦然的说，是向全县的干部职工借了两个月工资。记者又问，你决策的时候没有顾虑吗?张书记说有，当时还是代县长，过不久还要开人代会，但他还是先让大桥动工。任泰兆震惊于张越轶的胆识和魄力：“哪有一个仕途之人，不在乎官位的？有的人为了保住官位，宁恳无功但求无过，可张书记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大宁百姓，有益于大宁的事他一定要干，他已经至仕途于不顾了。”张越轶书记说当时来大宁，大宁的财政很贫乏，是个发工资的财政，是个吃饭的财政。这种情况下，干点事举步唯艰，是何等的困难!任泰兆说，但我们大宁百姓看到路也平了，街也明了，南山公园修起了，黄河大桥耸立了!有句俗语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但张书记愣是把无米之炊做出来了，并且做大了!任泰兆写道：“说起以后大宁的发展，张书记显得有点激动，说除大宁的农副产品，还有石材园区，有大贮量的煤和气，兴建麦绿素和炭黑企业，人民收入和财政可望大幅增长，大宁的明天会更好!如果说一个县发展的好与坏，需要经营的话，张书记是一名善于经营的领导，逢战必胜，能力非凡。母亲不由已的感叹了起来：你看人家张书记多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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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清廉，为何身陷滥用职权？
马头关黄河大桥的总投资大约是6000万元，启动资金是张越轶借来的700多万。可是办案人员没有查到张越轶一分钱的贪污受贿。甚至，张越轶连一套房子都没有。
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张越轶固守清贫，但没想到他会穷得那样。两个儿子结婚，大约是2006年前后，刚好是在他任上，只亲戚朋友聚了一桌，当外人知道时，已经操办完了。大儿子的房子是一套混砖结构的旧房，小儿子的房子是一套钢架结构的小房子，两个人都是普通公务员，连级别都没有。张越轶调任省里任副厅级时，分了一套房子，首付还是借钱交的。
张越轶被查之前，有一封举报信，列举他十大罪状，纪委和检察院一条条查，发现全部都是子虚乌有。难不成抓了一个清官?但凡这个级别的官员，贪污受贿是一查一个准啊，结果，张越轶仍是干干净净。
张越轶涉嫌滥用职权的案件2015年就到了法院，可现在都2017年了，张越轶都关了快两年了，却一直迟迟判不下来，为何?因为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定罪太难了。
根据检察院的指控，张越轶在任大宁县委书记期间，明知大宁县磊鑫石材厂不属于山西省“两区”项目承载企业的情况下，通过山西省发改委和山西省扶贫办将磊鑫石材厂虚构的项目列入“两区”项目承载企业。后明知该公司属于非法用地，仍安排国土资源局为其提供土地使用证，并违规加盖大宁县政府公章，致使该企业“骗取”扶持资金590万，可持续发展资金900万，科技成果推广项目15万，共计造成1505万元国家专项资金损失。
我并非张越轶的辩护人，也从未涉足该案，更与他非亲非故，素昧平生。但对于滥用职权罪，根据刑法规定，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该案的损失在哪里呢?
大宁县磊鑫石材厂年产180万平米岗石、石英石项目是2008年山西省发改委备案的。项目的总投资金额是具有国家甲级资质的山西国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国阳公司有专家专业测算绘制人员，经过调查核实以及成熟项目的参考。项目在获得国家资金投入之前，也要经过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专家评审会议等一系列很严格的程序，有专家通过评审的文件。2009年11月，获得省发改委下达项目启动资金支持590万元。当年申请的所有材料、文件，都是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让企业配合去办理的，张越轶没有具体参与。资金下达以后，张越轶书记倒是多次要求企业要按照规定使用资金，企业也完全按照规定用于固定资产的建设，相关批复文件以及企业使用情况的正式发票一应俱全。张越轶的职权可以超越省发改委么?
2011张越轶调离大宁后任曲沃县委书记。那可持续发展资金900万是在2012年2月申报，2012年11月获得发改委批复的，整个事情根本与张越轶书记无关。而且900万元是省煤炭可持续资金以特别流转金的方式投资企业，相当于无息贷款属于借款，7年之后需要归还，到期时间是2019年，现在时间远远未到，哪里来的损失?而且，这些资金全部用于企业建设生产，并没有造成国家资金一分钱的流失。所谓的“造成国家专项资金损失”并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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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的“非法占地”
那么剩下的就是所谓的非法占地了。2004年，孙录生创办大宁县磊鑫石材厂时，是在大宁县徐家垛乡李家垛村的河边垫出一块荒地，白手起家的。2005-2007年，于幼军省长为发展经济制定“两区”项目(加快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山区开发建设)，大宁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将石材开发列为了重点项目。2008年8月，根据大宁县两区开发领导组办公室大两区办[2008]4号文件要求，磊鑫石材厂成为“两区”开发石材工业园区项目的承载企业之一。当时多份文件上都注明，政府要大力扶持企业发展，关于企业的手续问题特事特办、加速办理。于幼军省长要求政府拿出包括建设用地、财税政策、金融信贷、项目布局倾斜和改善投资环境等内容的政策支撑体系，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企业。
申请人造岗石、石英石项目时，大宁县磊鑫石材厂作为申请主体，需要办理土地证。经协调，现在项目所占土地罗曲村后湾，土管局工作人员现场对照后，说有5.2亩国家耕地，企业就把5.2亩耕地留出来，目前还属于耕种状态。其余土地本身属于荒地，企业自行平整好后，按照国土部门的要求给政府交款，协调赔偿农民。大宁县政府部门没有三通一平的条件，让企业自行解决，等手续批回来挂牌后再补给企业。在此期间，企业一直积极配合国土部门审批土地相关手续。2011年，省、市人民政府下达了《关于大宁县建设用地的批复》文件，同意将项目所在地所占用的土地批准为建设用地，用地手续合法。
大宁县人民政府2010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中，3.0953公顷土地就是批给磊鑫石材厂的项目的拟供地。此后，山西省临汾市人民政府土地审批文件临政征土(批)字[2012]34号文件批准大宁县人民政府将集体农用地1.3586公顷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征收集体未利用地2.3420公顷，作为2011年第一批次建设用地。这块地就是涉案土地。磊鑫石材厂创办人孙录生按照要求，交财政局29万元，交劳动局77693元，交国土局罚款53000元，付给村民5.1万(每三年一交)，从农民手中买地付款17.2万，用地迁坟3.2万，用地赔偿树苗款1.2万，用地迁移电杆费3.8万，挖土、平整场地1493718元，合计2219411元。2011年1月，山西印象石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印象石业原本就跟被征地方罗曲村村民委员会签订过土地租赁协议，后者收到补偿款后也出具了收据。2013年1月4日，大宁县国土局书面通知孙录生去办理建设用地手续。2013年1月27日，印象石业接替磊鑫石材厂作为申请主体，提交《山西省村镇规划建设申请表》，获山西省大宁县昕水镇人民政府批准。后续审批也顺理成章。孙录生已于2013年5月去世。
涉案土地的土地证，是2009年4月9日由大宁县人民政府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大国用(2009)第012号。印象石业成立后，使用主体由磊鑫石材厂更换为印象石业，重新换发了证，但沿用了原来的证号。土地坐落于大宁县昕水镇罗曲村后湾，是未利用地转变为工业用地，使用类型为出让，使用面积27787.5平米，使用年限为50年。土地证盖有大宁县人民政府公章，附图盖有大宁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专用章，证书监制机关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土地证管理专用章。但是，2015年5月21日，大宁县国土局出具了一份手写的《收据》，要收回磊鑫石材厂和印象石业两个企业的土地证。收回的名义是“经省纪委调查”，这完全不符合收回土地证的程序。收回土地证需要由国土局出具收回的行政决定，告知原土地使用人，可以提出复议和行政诉讼。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通知原土地使用者依法办理注销土地登记手续，为公共利益需要或者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造，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应当依法给予适当补偿。这个收回程序本身是违法的。土地证是国土局依法颁发的，代表的是政府公信力，收回程序如此草率，连救济的渠道都没有。为了急着给某人定罪，连起码的程序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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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人民的名义》中的陈岩石，退休后卖掉单位分的房子，全部捐了，自己跟老伴住到养老院。因为爱管老百姓反映的问题，被称为“第二人民检察院”。当地的官场，对陈岩石很有意见。为什么，因为他的清廉，反衬出腐败的风气，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都是异类。
在武汉彭华刚涉嫌受贿案中，我曾经感慨过，为何当下的反腐，有时候实名举报的真正贪腐的官员越升越高，而体制内清廉的官员却被整得家破人亡呢?
山西这起有合法土地证的“非法占地”案，这起没有造成一分钱损失的“滥用职权”案，究竟会走向何处，我还在观察。这位让当地百姓敬仰的张越轶书记，究竟触怒了谁，要如此整他，我也在探究答案。在山西临汾、大宁，我边走边调查边写，了解的事实越多，心里越是疼痛。我不知道他的辩护律师是谁，也不知道主审该案的法官是谁，更不知道何时会有结果。但如果他被判有罪，请他的家人、朋友联系我，我愿意二审免费为他做无罪辩护，发自内心的。
人民的名义高芳芳篇(3):《人民的名义》高育良
曾在汉东省政法大学任教的教授高育良，当年那可是桃李满天下，成就斐然。大学课堂上教书育人，多么的高大上，伟光正，学生心目中的楷模老师，老师眼中的栋梁之材。当高育良遇到了汉东省政法委书记梁璐的爸爸这个伯乐时，伯乐挖掘千里马，从而仕途飞黄腾达，锦上添花，这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的人生不归之路。
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一个理想的教育，是以人为本，全方位地培养一个人适应社会的能力，热爱生活的价值观，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独立的思考，自由的精神，为了自身及所关心的人的快乐幸福而奋斗，而不是是缺乏人性，充满功力，更像是在培养机器!
现如今中国的教育满受诟病，教育是开启莘莘学子们的心智，不是一个机器般的加工厂的奴隶，教育是让老师们爱护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健康的成长，而不是倍加推崇所谓的贤能，争名夺利，自私自利。教育是让孩子们有一个求知欲，教他们去伪存真，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不是只为了教育而教育，失去了辨别真理的双眼而盲从。教育是涤荡驱除孩子们的功利之心，去做适合自已快乐的工作，而不是官本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贪欲愚私思想。教育是让孩子们认知真实的社会状况，而不是只填鸭式式教育，成绩分数论英雄，步入社会茫然无措，教和育分离两层皮。
学生带着这些教育的病，走向了社会，他们每个人就像定时炸弹，内心浮躁而功利心强，为达目地不择手段，老师们能心安吗?校长们能心安吗?社会能长治久安吗?我想最起码家长们心里是不安的，惶恐的，焦虑的。因为肉食者们根本没有把教育当回事，而把教育事业当作谋利的机器。反正他们的孩子有都是资源，不在担心范围之内。至于底层孩子们只能是抬头争食，孩子们的心灵被踩踏得遍体鳞伤。而教育的高成本，低收入，更是让学生、家长们捉襟见肘苦不堪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成了他们至高无尚的目标。现实中还得为五斗米而折腰，受尽官、商、富家孩子的冷眼，个中辛酸与谁说。
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动和静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永恒不变的，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之道就是天、地、人自然和谐之道，老师施仁道，学生尊师重道，官僚们施政道，社会有公平教育之道，这才是教育的康庄大道，这才是王道。如果社会阶级固化严重，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民不聊生官威盛行，说明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贪腐横行，专权跋扈，官商黑沆瀣一气鱼肉人民，必然加速教育产业链腐败的进程，同时也必然加速这个庞大机器轰然倒塌土崩瓦解。
《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和妻子秘密离婚，一方面在同一屋檐下分开住;另一方面在外面还得秀恩爱，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高育良非常珍惜自已的权力，多年官场历练，无懈可击。可英雄难过美人关，倒在了高小凤的床上乐不思蜀。资本腐蚀围猎，任何人都逃不脱，这是高育良们的劫数。
高育良为什么喜欢从政呢?因为仕途的资源空间比当老师的空间大，自2000年以后，报考公务员优秀学子们络绎不绝，如飞蛾扑火般趋之若鹜，排场可谓蔚为壮观，这说明社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官场已沉珂百病，腐烂透顶。这不禁让我想起明清历史时期，太监盛行，健全的年青人争先恐后去当太监，魏忠贤、王振、李莲英等官至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地位极高权势显赫的太监，奸臣当道误国误民。太监和宫女对食，违背人性伦理。正如《大明王朝1566》郑泌昌所说：文官的衣服上绣的是禽，武官的衣服上绣的是兽。披上了这身皮，我们哪一个不是衣冠禽兽。联想当今学校霸凌事件，某高校70%女博士被博导潜规则，大学成了叫兽的伊甸园。而高育良通过公权力，攫取了更多的性资源，抛弃糟糠之妻也不足为怪。我想中国真正需要教育的不是农民，而恰恰是知识分子的小资情调。身体阉割很可怕，精神阉割更加可怕。中国如今是文官不谏，武将不战，国之败也文贪财，武畏死，天下动荡君臣二心，上下差异，国将大衰。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信仰缺失，人性扭曲如蛆，为政若不得人心民心，政权必将陷入岌岌可危之境地。
在这种体制与人性的考量下，高育良们如何能给学生们指明人生的方向吗?不能。当初任教志当存高远的宏伟志向，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理想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外方内圆的处世之道，把自已包裹在层层伪善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明哲保身，立于东方不败之地。高育良为了权欲膨胀，批了赵公子的美食城，从那一时刻起，他的信仰折戟沉沙。为什么高育良们在当初的志向之道走不下去呢?而采取迂回战术呢?采取鸵鸟政策，一头扎下沙子里呢?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要尊重自然，清争无为，不要人为过多干预。而今教育的行政长官制让每个体制内的精致利已主义者们都带上无形枷锁，在黑暗中有一双双无形的黑手在左右着他们。因为高育良们知道，家天下制度，一人为大，势不均，力不敌，如何与这个体制斗。置体制如形同虚设，置老师、学生于不顾，老师、学生、家长在社会怪圈的漩涡里泥沙俱下，而高层却在岸上，隔岸观火，听之任之，任其自然发展。而高育良们却把自已的子女送到国外，让自已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国内的底层孩子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接受残酷的现实吧。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有多少良知的学子们含辛茹苦走上仕途却跪倒在资本制度下，成为依附权力的奴隶打手，充当了资本家的走狗而欺压人民;又有多少无良的学子们迎合当权者们的利益，一跃而上成了人民的主宰者，大施淫道，大肆奴役盘剥。而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者寥若星辰，凤毛麟角。整个社会官与官争利，官与民争利，民与民争利，以致民与民暴戾，权力寻租上下贪腐，一意与民争利，搜尽天下民财，整个饕餮盛宴，利益者们脑满肠肥，盆满钵满。朱门狗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夜回到解放前，钢筋水泥高楼林立的粉饰盛世下，一切牛鬼蛇神你方唱罢我登场。
所以高育良们在体制中必死无疑，在这潭体制的死水中，每条鱼儿都种了很深的毒，因为他们缺少的是新鲜活水，这活水是什么呢?------是人民的权力监督。公权力泛滥，犹如脱缰的野马，视人民如草芥，更视祖国花朵如加工厂的奴役工人，机械般工作，不但榨干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掏空他们的精神。这是学校吗?这是实现我们人生理想的校园圣地吗?不是!这是扼杀学生人性摧残学生心智的监狱，而高育良就是学生们的监狱长。他们阉割了教育以人为本，培养学生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思想，背离了教育是滋养，灵魂唤醒，心灵相互感召的本意，强奸了人民所赋予教育殷厚的期望，所以高育良们必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载入历史的史册里，必遭人民唾弃而跌入深渊万劫不复。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新中国建立后，有组织地在广大工人、农民群众中开展识字运动，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提高了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我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基础教育全面普及，初中毕业生接近两亿，大量培养工业人材，顺利完成国家快速工业化，学生免费就业，真正实现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目地，培养有社会主义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在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抒发了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以天下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揭示人生法则，社会法则，治理国家要把人民利益放在前面，自然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外其身而身存”的思想，不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吗?而当下的师生们还有毛泽东年青时远大的抱负吗?读书只为稻粱谋，只为孩子谋私利。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在改开后，毛泽东文集、鲁迅的作品在小中高学校下架，作品少只又少。毛泽东文集、鲁迅的作品不光是学习文学，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做人。学习独立思考精神，批评精神，战斗意志和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正是当今变革中的中国所需要的。但是，那些已经在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精英”、权贵等既得利益者们，面对毛泽东、鲁迅对腐败、贪婪的无情批判，心里必定是诚惶诚恐、如坐针垫。于是，他们竭力淡化人们的阶级概念和斗争意识，在肆意掠夺中喊着“维稳”，在你死我活中喊着“和谐”。当时居然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搬出，这便是不认同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至里。取而代之的是个人成功学、享乐主义，是那些低俗恶心的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伤痕文学，歌功颂德的浮华之作。
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也是高育良们的悲哀，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最后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以资鼓励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妇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