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湖南】
敲诈官员篇(1):六大敲诈官员骗局
六大敲诈官员骗局
近些年来，敲诈官员的案件频发，手段低劣却涉案官员众多。出现过哪些敲诈官员的手法？敲诈者是什么逻辑？面对种种低级骗局，官员为何屡屡被套？再精彩的电影编排也比不过拙劣的现实：
1、PS艳照敲诈
这是早期敲诈官员的惯用手段，为人熟知的是湖南双峰县犯罪团伙。
2013年初，双峰县警方逮捕了4个团伙的8名犯罪嫌疑人。警方称，2011年以来，这些犯罪团伙多次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政府官员、企业董事长、经理等，涉案总金额达4530余万元。
这只是双峰县“PS敲诈”的冰山一角，媒体调查显示，在双峰，“PS敲诈”汹涌泛滥，成了一个全民皆知的产业链。一些农民通过网站下载各地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政领导干部的照片，然后合成艳照，将勒索信件通过邮局寄出。被敲诈官员众多。
当年，双峰县出现大量“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全社会动员起来，掀起一场打击利用PS技术合成淫秽图片敲诈的"人民战争’”的标语。
据公开报道，类似案件还在安徽、广东、江苏等地发生过。
2、冒充“三陪小姐”敲诈
这是毫无技术含量的一种敲诈手段。
2004年，辽宁两名男人过网络查找各地官员信息，并给官员邮寄勒索信，自称“是一名"三陪’小姐，曾与你有过关系，并掌握了证据。请快速在指定账户里存入500元。”
短短一个月时间，他们敲诈勒索了全国各地79名领导干部，共计39500元。
3、色诱后录音、录像敲诈
最为出名的是“重庆雷政富案”。
2008年1月，重庆某公司负责人肖烨等人，安排赵红霞偷拍与时任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不雅视频。在雷政富与化名周小雪的赵红霞开房时，捉奸。
之后，肖烨利用不雅视频对雷政富敲诈。
重庆市官方公布的消息称，该市涉及不雅视频案的党员干部包括雷政富在内共有21人。
类似案件还在湖南衡阳、福建福州等地发生过。
《新京报》对“衡阳版雷政富案”报道显示，6男6女组成的团伙，利用女子打电话或发短信色诱官员，偷录发生性关系的过程，制成光盘后，对当事官员进行敲诈。
色诱或敲诈55人，涉案金额高达250多万元。涉及湖南衡阳、郴州等10个市、州，以及湖北、江苏、浙江三个省份，“大部分是官员”。
4、发威胁短信敲诈敲诈
安徽一名王姓男子因赌博输了20多万，想通过敲诈勒索官员致富。
短短一个月，他从网上搜索各地官员手机号码，并给他们发短信，要求他向一个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否则要公开他的受贿情况。
他敲诈江苏等地20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不过，面对这种特别拙劣的手段，并没有人上当。
5、假冒纪检官员敲诈
4个年轻人觉得官员怕被纪检部门调查，花20万元装修假审讯室，冒充检察院工作人员，将绥化市农垦管局的农场场长张伟夫妇带走，在审讯室向他们敲诈40万元。张伟最后同意。
这是针对官员群体常用的一种手段。
以开篇提到的黑龙江案件为例，8月底的晚上，正在看电视的绥化农垦管局的农场场长张伟夫妇，以“配合调查案件”为由，被自称是检察院工作人员带走，随后被戴上头套，带到一间逼真的审讯室里。
据媒体报道，为了自身安全，张伟说，可以出20万，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同意出40万元。
经过警方调查，原来是四个人认为“领导怕查”，花20余万元，用三个多月时间精心装修了一个假的检察院审讯室，用来敲诈官员。
类似案件还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发生过。2012年3月，一男子捡到南部县教育局原局长罗维的13万元个人理财开户回执单，便和朋友冒充南充市纪检干部，给罗维打电话说，有人举报其受贿行为，要求其用60万元摆平此事。
罗维最终同意支付15万元，并向公安机关报案。
戏剧性的是，经过调查，南部县教育局原局长罗维真的受贿了，他被阆中市检察院反贪局查办。
6、冒充杀手敲诈
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敲诈官员方式。
2007年，贵州省思南县两位农民朱应涛、陈仲军冒充杀手向四川官员敲诈，先后有17局长"拿钱消灾"，涉及到四川宜宾、阆中市、营山县、蒲江县等多个县市的多个局长，这些人共汇给两人近12万元。
这两个人只是给他们打电话，说了一些类似“你得罪了人，你的仇人请我们来砍你的手脚”的威胁的话。
此外，一名自称“黑手党中国总部”的湖南籍男子，自2003年6月以来分别给辽宁、河南、上海、浙江等17个省市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投寄了1万多封恐吓信，诈财13万余元。
敲诈者的逻辑敲诈
据公开报道，这些敲诈者大多没有什么文化水平。
黑龙江案件中，冒充纪检的四人为无业青年；四川南部县敲诈官员的人为两名刑满释放人员；冒充杀手敲诈四川官员的人为贵州两位农民；湖南“衡阳版雷政富案”中的涉案人员，也均为无业青年。
据公开报道，他们大多认为“官员怕查”、官员有钱或者握有不雅视频等确凿证据。
而在贵州农民冒充杀手敲诈四川官员的案例中，敲诈者的逻辑更为荒唐：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四川省武胜县一名局长因得罪人被雇凶杀害，于是受到“启发”。
犯罪心理
“当上局长级别的一般都怕事”
选自：365知识网
陈才学向记者透露了审讯朱应涛时的一段对话：
陈：“作案时，为何总用那个手机号？”
朱：“我曾试着换了一个新号，但一换号就没人中招。我有点信迷信，认为最先用的那个手机号很吉祥，能带来财运。于是，将扔了的那个号重新捡回来用。”
陈：“为何专选官员进行敲诈？”
朱：“据我对官员的了解，几乎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难免不得罪人的。究竟得罪了谁，他们心中都没底。凡当上局长级别的官员，一般都怕事。吃准官员的心态后，只要出狠招，他们的钱好骗，又不敢报警。”
陈：“你是如何获得这些局长的手机号的？”
朱：“……叫办公室告诉我他们领导的号码。”
陈：“你向敲诈者最多骗得金额是多少？”
朱：“最初开口一般为几千元，他们给多少算多少。后来见官员的钱好骗，越要越高。其中，我对达州某局长说，他成绩很好的儿子在成都读书，不给5万元钱就找他儿子要。为了儿子安全，他给了4万元。”
陈：“你先后向哪些地方的官员打过电话威胁？对方不给钱的又如何办？”
选自：365知识网
朱：“我采取广撒网的方式，但向资阳的各区县和市级各局领导，打了100多个电话都没戏。对不给钱的局长，发出几个威胁短信再吓吓看，实在不给或不理的，也就算了。”
受骗心理
“花钱保家人平安！”
“工作中难免不得罪人。”宜宾市某局长林晓培（化名）的一句话几乎道出所有局长们的“心理软肋”。“杀手”除了威胁家人安全，说只要拿钱就能“消灾”，还能“告诉你谁要杀你”……于是受骗的局长们一步步掉进了已经设好的陷阱。
2000元当给烟钱
阆中市某局副局长刘刚（化名）在电话称，接到“杀手”电话后，他开始也不信。这名局长知道这可能是个骗局，但其爱人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汇出2000元。“就当给了他们烟钱，当时稀里糊涂的！也没报案！”另外某局的局长电话一直不接，据知情人介绍，这名局长受骗后，一般不接陌生电话。
一名局长接到“杀手”电话后，告诉了自己的姨姐，姨姐背着他悄悄给“杀手”汇出2000元。知情人透露，同为该局的另一名副局长汇出一万元后就知道已经上当受骗，随即更换了手机号。
想弄清仇家是谁
2007年5月12日中午，正在家中午休的宜宾市某局长林晓培接到朱应涛如出一辙的“杀手”电话后，很快从工资卡中取出6000元，“加上我身上的几千元，又向朋友借了点。”“钱汇出后对方手机打不通了，我就知道上当受骗了。”
连对方身份都未弄清之前，为何要向“杀手”汇款？林晓培解释：曾在多个单位担任过一把手，并任过几年县委书记，“工作中难免不得罪人。”当时他告诉我：“你想不想知道你的仇家究竟是谁？钱一到账马上告诉你。”林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弄清究竟与谁结仇，想从根源上化解掉双方“矛盾”，彻底清除后遗症，便于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一时冲动而采取了“自我保护的错误手段”。“这是我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错事。”
得知上当受骗真相后为何不报警？林晓培说：“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这样被骗，是件脸上无光的丑事，天大的笑话。如果报警让人知道，威信全无，无脸面对同事和朋友，甚至根本就无法继续工作了。”
很害怕家人受害
2007年4月27日中午1点左右，正在宜宾开会的筠连县某局副局长李明亮（化名）接到朱应涛的敲诈电话。李明亮称，自己的工作对象很广，“我也说不清楚哪个地方得罪了可能是社会上的人。”朱应涛要求李明亮解决他们“7个杀手在筠连的费用”1万元。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个杀手400元“成交”。
由于李明亮远在100多公里外的宜宾，朱应涛要求李设法立即付钱，否则“就要找家人的麻烦”。害怕家人受害的李明亮立即分别打电话给局办公室主任和自己的妻子，妻子赶紧从家里拿了2800元交给办公室主任，从信用社汇到朱应涛指定的账户，“我才松了口气。”
第二天回到单位后，李立即将上述情况郑重向局长作了汇报，“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受骗，直到后来公安找我调查，才明白自己是受骗了。”
案发多因偶然因素敲诈
这些案例中，几乎没有官员主动报案，案发几乎均存在偶然因素。
“重庆雷政富案”中，涉案的21位官员无一人主动报案，案发是因为流传在网上的一段不雅视频；湖南“衡阳版雷政富案”中，只有一名官员主动报案，但随即被当地“秘而不宣”，再次案发并为公众所知，是因为衡阳纪委查办案件时，发现了涉案官员的相关线索。
福建福州版“雷政富事件”中，一茶叶店老板指使泡茶妹，色诱党政干部、偷拍开房照，涉及多名官员，只有一名官员不肯埋单并报警，案件才浮出水面。
同样，受PS艳照及假冒“三陪小姐”敲诈的官员，也几乎无人主动报案。
福州版“雷政富事件”曝光后，《中国青年报》曾刊发“他们为何敢敲诈勒索官员”的评论，认为敲诈行为针对的都是官员个人，但在本质上指向的其实是对权力的敲诈，看中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及其“变现能力”。
敲诈者敢于将“黑手”伸向官员，至少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相信某些官员会“上钩”，而且有能力拿出足够的钱来摆平；二，笃信这些官员不敢报警。
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官员的敲诈，同样是由权力缺乏必要制衡而导致的次生问题。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身真不怕影子斜”，话说这倒是个发财致富的途径！
敲诈官员篇(2):干部敲诈领导，领导在怕什么
干部敲诈领导，领导在怕什么
作者：南都社论
仔细梳理舞钢事件的整个过程，和过去的敲诈案相比，在敲诈者勒索钱财这个共性之外，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2016年9月以来，一桩敲诈案便在河南口耳相传：舞钢市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王跃敲诈勒索舞钢市市委原书记祝义方、漯河市舞阳县委原书记秦建忠等官员共计410万元。这起离奇的敲诈勒索案，最终结果两败俱伤。今年8月底，王跃因敲诈勒索等罪名获刑11年，而被法院认定为受害者的祝义方和秦建忠，早已先后落马。
一提到敲诈官员，往往容易想到近年来频发的合成艳照威胁举报等案例，但这些案例中的敲诈者多为社会闲杂人员，事先也并无具体的目标，其寄艳照、发匿名信都是寄望于“广种薄收”，而舞钢的事件中，敲诈者居然是公职人员，而且其身份是法院副院长，其敲诈的对象则贵为县市的主要领导，与过去的敲诈官员案对比，自然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以往那些敲诈案一大特异之处在于，虽然艳照的PS痕迹一望即知，而且敲诈者常常连受害人的基本信息尚未全部知悉，但却总有成功的机会。于是，随着案件的水落石出，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困惑：敲诈者敲诈官员为什么容易成功？
而当剧情变换为官员敲诈上级的时候，上述困惑依然存在，只不过鉴于官场的序列和规则，人们很可能还会添上新的问号：下级敲诈上级，其何以有恃无恐？面对下级的敲诈，乖乖就范，官员究竟在害怕什么？
即便是没有具体目标、随意而为的敲诈，到了官员那里，为什么也会有成功的可能？曾有官员自述其忍受敲诈的心态，或是“怕被炒作”，或是“希望早点息事宁人”，而舆论的判断则往往辛辣得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身正还怕影斜”？
到了舞钢事件中，当敲诈者发短信、打电话赤裸裸地向身为市县主要负责人的上级勒索巨款，而受害人即使“气得浑身发抖”却只能为花钱摆平而讨价还价的时候，舆论上述判断的效力如何不言而喻，而受害人最后双双落马的结局更可为判断提供论据。
不过，仔细梳理舞钢事件的整个过程，和过去的敲诈案相比，在敲诈者勒索钱财这个共性之外，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事件起因于土地资源的利用，舞钢市国土资源局对一宗土地挂牌出让，经过竞拍程序后，却莫名其妙地终止出让，舞阳县政府征迁某村180亩土地，没有获得上级批复，以极低价格违法强征。两起案件中，被敲诈者同意付钱后，巨额资金均来自企业，其中一笔260万元的巨款是一家叫中加钢铁的私人企业给的，“后来财政以科技经费的名义把这笔钱给了中加公司”。
从上述细节中可以看到国家制定的土地征迁以及招拍挂制度在一些基层的实践中被漠视，其中存在多少利益的输送值得追问，而本应由官员个人支付的款项先由企业垫付最后转为财政拨款的曲线过程，又不能不让人对当地财政管理的混乱而瞠目结舌。同时又有媒体披露，敲诈案还暴露出公职人员在职经商等问题，以姑姑名义参与舞钢市土地竞标的魏德明，是舞钢市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韩斌当时是平顶山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当年与韩斌竞争同一地块者是舞钢市交通局工作人员。
诚如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近日所刊报道所言，“舞钢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操盘敲诈’市县委书记案已尘埃落定。情节虽然离奇，对这两起案件诸多细节分析，可以透视当地政治生态的多重侧面。”唯应注意者在于，这些“多重侧面”都是一起敲诈案意外带出来的，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假若不是敲诈者的胆大妄为，假若敲诈案中途而辍，又假若被敲诈者没有因为其他问题而落马，“多重侧面”又将从何处体现呢？
敲诈勒索是刑事案件，就此而言，抓获罪犯乃至送上法庭审判并不困难，困难的也许在于对多重侧面进行修补，而使基层政治生态得到根本的廓清。
敲诈官员篇(3):他们为何敢敲诈勒索官员
我要评论
2015年07月02日 10:01:45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要说(0人参与)评论0打印
字大
字小
5月29日，福州市纪委通报3名处级干部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当地官场流传半年之久的福州版“雷政富事件”渐次曝光。该事件源起于去年10月福州市公安局侦办的一起敲诈勒索案：一茶叶店老板指使泡茶妹，通过色诱党政干部、偷拍开房照，以通奸事实敲诈勒索，先后色诱多名官员，其中一名官员不肯埋单并报警，案件才浮出水面。（《新京报》7月1日）
此事件涉案官员目前多为处级及以上级别干部，其中还包括福建某省直机关1名女干部，其具体人数或超过重庆“雷政富事件”的21人。无论以性质还是涉案人数而论，不可谓不严重。事件最初被警方侦办是去年10月，距今已超过半年，仍有诸多关键信息隐而不露，当地官场流言四起。
案件虽因“敲诈”而起，却引发了“案中案”。除了茶叶店老板及其雇佣的泡茶妹涉嫌敲诈勒索外，“中招”的官员恐怕不只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那么简单。有关“封口费”的来源，涉案官员此前与茶叶店老板之间是否有着不正当交易和往来，同样需要一并查清。
2012年重庆“雷政富事件”曝光后，类似事件在全国已有多起，如2014年初被曝光的衡阳版“雷政富事件”。这些案件中的敲诈行为，针对的都是官员个人，但在本质上指向的其实是对权力的敲诈，看中的正是官员手中的权力及其“变现能力”。因此，除了对事件进行司法上的彻查与公开，还有必要在权力制衡与监督上进行反思。
敲诈者敢于将“黑手”伸向官员，至少离不开两个前提条件。一，相信某些官员会“上钩”，而且有能力拿出足够的钱来摆平；二，笃信这些官员不敢报警。被选定的官员几乎无一例外“中招”且鲜有报警者，充分印证了敲诈者的预判。而之所以有如此准确的预见，不外乎是相信这些官员都有“问题”，不敢通过正规渠道来解决这一事件。这与其说是对“人性”弱点的利用，不如说是钻了权力失范的空子。在一个透明的权力运行体系中，这一行为“得逞”的几率应该会非常低。
在某种程度上，指向官员的敲诈，同样是由权力缺乏必要制衡而导致的次生问题。我们想象的一些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多表现为权力主动寻租或商人通过金钱交易来俘获权力。但如“雷政富事件”所示，当权力的“弱点”被充分利用，还可能会引发另一种失范，如商人以极端方式来实现对权力的反制。因此，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看，“上当”的官员或许也是有缺陷的权力运行体系的受害者。（朱昌俊）
【纠错】
[责任编辑: 安传香 ] 新华炫闻客户端下载 相关稿件
福州版“雷政富事件”：人数或超重庆 含1名女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