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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右派一:五大右派
五大右派
百科名片
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目录
中央级别
帮助整风
批判控诉
没有平反
引以为傲
编辑本段中央级别
五大右派(5张)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1]
编辑本段帮助整风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章伯钧当时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这次发言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
罗隆基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
其他三大“右派”也都是“言多必失”。身为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的彭文应主要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毛泽东点名。[1]
五大右派
编辑本段批判控诉
被打成右派后，5人均受到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
章伯钧的社会职务基本上被撤销了，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项。他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钧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持续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是于1965年因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
彭文应遭批判之初，其病妻邓世琳就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12月，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服安眠药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终年58岁，至死没说一句认罪的话。临终前曾写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红卫兵掘开一扫而光。
妻子与其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957年7月，他不得不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储安平先后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又被揪出来。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来。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1]
编辑本段没有平反
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96人“不予改正”。
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多次同和他有着世交兼邻居关系的王元化聊及自己这一难解的痛楚，无法接受后者叫他“看得淡一些”的多次劝解。“陈仁炳是抑郁而终的”，王元化回首往事时，两次强调了“抑郁”二字。不少熟悉陈仁炳的亲朋好友也都这么认为。陈仁炳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曾“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1]
编辑本段引以为傲
章伯钧的女公子章诒和在她的著名传记文学《往事并不如烟》中写到：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
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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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五大右派...(2张)
民革五大右派分...(3张)
少数民族五大右...(2张)
五大右派(5张)
词条图片(1张)
参考资料
1． 揭秘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 ．凤凰网——历史[引用日期2012-08-2]．
2． 章诒和 ．往事并不如烟 （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次 ．
开放分类：
名词 政治 民主
五大右派二:“五大右派”之陈仁炳
陈仁炳
陈仁炳（1909年12月15日－1990年12月9日），湖北武昌人，陈崇贵之子（博主注：陈崇贵为中国基要派神学的著名领袖。1957年，陈崇桂因批评政府逼迫教会，被打成右派，在“反右”中，如陈崇贵和陈仁炳这样父子皆为右派的，在高级别右派中绝无仅有），陈仁炳幼年在湖北荆州就读瑞典行道会所办的教会小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会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5年11月加入民盟。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中共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文中盛赞中共提出的“民主思想”，同时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1949年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
1957年“大鸣大放、百家争鸣”时期，陈仁炳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博主注：乡原即“乡愿”。指乡里中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引申为道德败坏的伪君子。《论语·阳货》：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陈仁炳这里指的是张春桥。而“贾谊精神”则是指以儒家中心思想“仁”和“礼”治理国家）。结果被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其写的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再次被点名。
虽然被打成“大右派”，陈仁炳却幸运地挺过了“反右”和其后的“文革”，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死于上海，81岁。
五大右派三:至今未平反的五大右派
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而在中国为右派平反时，邓小平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即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章伯钧章伯钧（1895—1969年）安徽枞阳人，中国当代政治家。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今武汉大学)英语系。1920年毕业后即被聘为宣城师范英语教员并升任校长（宣城师范又名安徽省第四师范）。1922年，以安徽省公费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朱德同住一室，及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第九军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副主任，1927年11月脱离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与谭平山等酝酿成立中华革命党。1930年同邓演达等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1933年参加“闽变”，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抗日和民主活动，受聘为第一届、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委兼组织委员会主任。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同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和与中共的合作。1947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任主席。1948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从香港到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国第一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因他为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他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章伯钧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组织部长的职务，而且他在民盟的历史被刻意淡忘。被划为右派后，章淡出政治舞台，但仍保留部长级待遇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职，他於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罗隆基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人权理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一身而兼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双重身份的人很少，罗隆基是其中突出者。他才华外露，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是一位有棱有角、毁誉交加的人物。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历任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31年与张君劢组织再生社，出版刊物《再生》。1932年再生社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1941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报》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6年作为民主同盟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12月7日卒于北京。 早在五四时期，罗隆基就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这样介绍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1922年7月，罗隆基与同班同学钱宗堡、闻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在英美留学期间，他与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社。后来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HaroldJ.Laski）教授。1928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由胡适担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及教授。当年，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火枪手之一，他一度从胡适手中接编过《新月》杂志，纵横笔墨，书生言政。在民盟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中，罗隆基起草了民盟一大纲领，并积极投入民盟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坛上，罗隆基是被国共两党竭力拉拢争取的人物。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给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诸种头衔。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5月22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从锡兰公差归国，他没能料到，等候他的，竟是最后置之于死地的暴风骤雨。七月一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在当年反右之后的黯黯长夜的1962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虽然罗隆基晚年凄苦孤寂，郁郁而终。但是，一条永远的“未改正右派”，一条大英百科全书简洁公正的历史结论，只此两条，自诩为自由主义左翼的罗隆基当可以死而瞑目了。储安平储安平，江苏宜兴人，生于1909年。1928年入光华大学政治系，1932年毕业。1935年留学英国，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系，师从费边社员拉斯基教授。在英国期间，担任《中央日报》驻欧洲记者，无固定薪水，只领稿酬。1938年归国，到《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其后到中央政治学校研究院任研究员。1941年，到湘西“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教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1945，抗战胜利，随学校内迁到重庆，自11月始主编《客观》周刊。1946年，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同年9月1日出版《观察》。《观察》社文章多以精英知识分子放言论事，以犀利的笔锋，对政治、军事、经济的焦点问题作了尽可能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时局艰危亦不避让，自许诩“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1948年12月24日，《观察》被国民党查封。1949年11月，《观察》正式复刊，依旧由他主编。1950年5月16日，《观察》终刊。储安平随后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7年4 月1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6月1日，在统战部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即“党天下”，从此成为大右派。1966年10月，储安平失踪。彭文应彭文应(1904—1962)，字爵园，江西省安福人。1917年，考取留美预科清华学校，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学，在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写有《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1949年5月初，解放军解放上海前夕，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彭文应四处躲避，迎来解放。1957年遭受批判，其病妻邓世琳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杀。1962年12月15日，因心包炎败血症，死于上海广慈医院，终年58岁。临终前曾写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被掘墓。陈仁炳陈仁炳（1909-1990），湖北武昌人，著名基督教人士陈崇桂之子。幼年在湖北荆州就读瑞典行道会所办的教会小学，1925年去北京，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美国差会）创办的北京汇文中学1928年去上海，入读基督教美北浸礼会和美南浸信会联合创办的沪江大学。后赴美留学1936年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7年与民盟盟员共同创办《展望》杂志。1949年3月，解放军渡江前夕，陈仁炳出版有文集《走向民主社会》，批评国民党统治。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划为右派前，还兼任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委员。他提出“反对乡原态度，提倡贾谊精神”。陈仁炳当时被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在其写的题为《陈仁炳的“另外一条道路“是什么？》一文中点名。后来又在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被点名。1980年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获得平反，而他是5名中央级未获平反的右派之一，也是5人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12月9日，陈仁炳在上海去世，享年81岁。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出生，浙江温岭人。1949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1957年开始“鸣放”时，她在本校和北大，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等等。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反革命”逮捕判刑。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