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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澳大利亚有多少华人]原创 | 在澳大利亚,有120万华人在努力生活
前言这两天,朋友圈一度被一篇名为《北京,有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的文章刷屏。文章爆红后被删除,留下的却又是一场火爆的讨论。
文章中这样说:
“北京终归是北京人的北京,
没有祖产的移民一代,
注定一辈子要困在房子里。
那些追梦成功的出国了,
追梦无望的逃离回故乡,
还剩下2000多万人留在这个城市,假装在生活。”
澳洲统计局(ABS)公布了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澳洲总人口比上次普查(2011年)增长了8.8%,至2440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二(即超过1500万人)居住在首府城市。
此次普查,澳洲华裔人口增长迅速,全澳华裔人口多达121万3903人,占全澳总人口的3.9%,较2011年增长超过40%。2011年澳洲华裔人口占澳洲总人口的3.1%。
但这120万在澳华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富即贵。在澳洲的生活也没想象的那么完美。
大多数在澳洲的华人,依然保持了在国内那样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精神的还是最多的。
120万在澳华人,并没有所谓的“逃离故土”,只是选择留在陌生国度,努力生活;
120万在澳华人,并没有所谓的“追梦成功”,只是坚持跑在追梦路上,马不停蹄。
请输入标题一、在澳洲,你在哪层?
二、澳大利亚的福利只是易碎的“童话”
三、澳洲华人家长一样逃不过教育焦虑
四、在澳洲,何处是家?
五、在澳洲,回家之路不但漫长而且昂贵
六、澳洲华人育儿之困
七、也许,澳洲的未来就是现在的中国一在澳洲,你在哪层?
据此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项统计研究报告显示:澳人口由14%的成熟富裕阶层、12%的新兴富裕阶层、25%的移动中产阶层、25%成熟中产阶层和24%的成熟工薪阶层组成。
成熟工薪阶层
每年家庭总收入在2万-4万澳币之间,不动产价值在25万-50万澳币之间,有着最低的家庭总收入、最少的社会和文化资本。
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有相对较低的“职业声望”分(例如:医疗专业得分较高,低技能手工劳动得分较低)。他们也有所有阶层中最高平均年龄。这一群人家庭收入较低,平均年龄66,岁数较大,在文化和社交网络上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储蓄一般。
成熟中产阶层
每年家庭总收入在6万-8万澳币之间,不动产价值在50万-100万澳币之间,收入接近平均家庭收入,也具有平均水平的社会和文化资本。
他们来自中产家庭,他们父母的职业声望也接近平均水平,而他们也紧随父母的脚步。这一阶层的人收入稍高,各种资本稍多。他们是中小企业主,或是比较成功的交易商,他们和成熟工薪区别不大,只是资源更多一些。
流动中产阶层
来自中产家庭,但是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教育背景。结果是他们很可能有比前面两个阶层更高的家庭收入、房屋财产和社会资本。
这些人接受了比父母更好的教育,所以职业更为体面、收入更高。他们旅游更多,比父母更多的经历和更广阔的天地,他们就是未来的中产。
新兴富裕阶层
他们是已经把教育优势转换为家庭收入的一族,他们是最为年轻的阶层,具有高水平的文化和社会资本,父母都从事有声望的职业。这一阶层的人明显储蓄不多,他们的房屋财产也是五个阶层中第二低的,只比成熟工薪阶层多一点儿。
他们是来自有名望背景、身家百万家庭华丽转身的Y世代。他们平均年龄33岁,有最高的收入,但储蓄较少。他们的文化资本非常高,并且人脉深厚,他们有很多朋友,有很多体面职业的朋友。
成熟富裕阶层
就像老一代的新兴富裕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家庭收入高,巨大和多样的人脉,高于平均的教育背景,父母都曾从事声望较高的职业。这一群体基本就是像成熟中产但是所有东西都有更多。他们是储蓄更多的老一代,文化更多样,同时也具有更广人脉,也有最具声望的职业。他们就是那些出入宴会的人。
虽然存在贫富差距,但在民意调查中,澳大利亚不分阶级这一观念得到了很多澳人的认可。
“ 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澳洲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特定的阶级,阶级间有明确的不同,但绝大多数澳洲人都被归为中产或工薪族,1200名澳洲人接受了这项调查,其中有51.5%的受访者自认是中产阶级,40.3%的受访者自称是工人阶级,只有2%的人认为自己是“上层阶级”。”二澳大利亚的福利只是易碎的“童话”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澳大利亚也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人们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行有车、住有房、病有医、老有养。殊不知,这“天降馅饼”的好事,都是建立在名目繁多、数额惊人的税收基础上。
个税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约占财政收入的66%。个税采取累进税率,按家庭年收入计征,所有工资、经营所得和资本收益都要计算到收入中。
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个税税级税率为:
$0-&18,200(收入、澳元),0%(税率);$18,201-$37,000,19%(收入超过$18200后,每$1都需缴纳19%的税);$37,001至$87,000,32.5%(收入超过$37000后,除每$1都需缴纳32.5%的税之外,还需缴纳$3275);$87,001至$180,000,37%(收入超过$87000后,除每$1都需缴纳37%的税之外,还需缴纳$19822);$180,001以上,45%(收入超过$180000后,除每$1都需缴纳45%的税之外,还需缴纳$54232)。
以年收入6万澳元的纳税人,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达到1.1万澳元,再加上消费税、保健税等其他税项,扣除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及其他消费性贷款利息和子女的教育支出后几乎所剩无几。所以说,澳洲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主要是来自于自身的付出,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
每一份福利,都有它的价码。高福利,必然是以高税收为代价。
此前《澳洲财经见闻》对澳大利亚不同阶层的居民,当中包括华人进行相关话题采访时了解到:大部分受访者表示,鉴于经济未全面复苏、主要产业矿业不景气,加上政府债务激增,社会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估计无论是自由党还是工党执政,都会继续冻结或削减国民福利。
三澳洲华人家长一样逃不过教育焦虑
早就有人提出,我们所崇尚的西式素质教育,只是更大范围内的应试教育。那里的孩子,需要掌握比我们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也是需要靠家庭实力做支撑才能获得。
“ 中国教育以显性的应试来划分学生群体,西方教育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宽松的过程,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
公立学校只提供有限的基本的教育,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从市场上另行购买,买不起的人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
在澳洲3点放学之后,大多数华人的孩子,都背着书包,拿着乐器,去了各种辅导班。大多数华人家长认为:一个不去辅导班,不花大价钱学习才艺、参加社会活动的丰富自己履历的孩子,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
澳洲家教行业机构曾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近42.5%的学生家长为孩子选择了面对面、一对一的辅导,这也是最普遍的家教方式。有些教师当面进行一对一辅导的时薪高达200澳元,具备一些基础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每小时能收入20澳元。
在澳洲的孩子们的确可以有一个开心幸福的中小学,但想将来跻身为社会精英,需要更自律,更多的课外辅导与公立教育之外的更多的社会资源。
重视教育并不是亚洲中产阶级家长的偏执,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高薪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壁垒在不断加高技术的进步在加速阶层的洗牌和分化,高知阶层碾压底层是常态,保持足够强的学习能力是保持在本阶层的关键。
其实反而是澳洲本地的家长更容易说放弃,实际上,澳洲多数人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或者上个社区大学,学点应用性的技能。另一小部分人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呵护,视野得到了拓展,成为顶尖的学生。
对澳洲人来讲,只要保证精英足够强大,整个澳大利亚就可以继续前行。至于他们的超市收银员、卡车司机、工人、农民等听说读写的基本功不扎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 澳洲华人中产阶层对孩子教育的焦虑源于自身地位的不安全感,这是一个世界性现象,全世界的中产阶层都缺乏安全感,他们害怕自己有一天会掉队;东亚社会又尤其注重孩子的教育,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如此,大家都喜欢比较孩子的成绩,激烈的竞争放大了人们的焦虑。”
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幼儿园大战”、“择校大战”、“补习大战”,学业负担过重以至于孩子没有童年,这些问题家长都看在眼里。大家都知道孩子们一窝蜂学补习不正常,但谁都不愿意输。
四在澳洲,何处是家?
“租房一代”(Generation Rent)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社会现象。租客们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之后,面对飙升的房价和房产市场催生的贫富差距,只能选择以租房的形式在城市生活。
澳大利亚也不例外。
年老的、富足的有产者处在优势位置,他们从宽松的贷款条件以及历史的低房价中获益;年轻的、刚工作不久的整整一代人处在劣势位置。他们被驱逐出房产交易市场,只能暂时的或永久的活跃在房产租赁市场。
当前,年轻人是否可以买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在当前房产市场的位置。如果父母自己就是租客、如果父母有过高杠杆的按揭,如果是老龄化家庭,那么子女很可能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有产者的子女最终会通过财务安排或继承成为有产者;无产者的子女如果无法出人头地,买房将永远停留在空想。
在澳洲,激烈的竞争、飙升的房价,正在导致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越来越高。因此,未来十年内,首次购房者的典型年龄将是四十多岁或五十多岁。
如果孩子们从父辈那里接收到可观的遗赠或遗产,他们会很快成为房产拥有者。但父辈年龄很大了才开始买房,不可能留下多少遗赠,因此子女的购房前景也变得很不乐观。
年龄很大了才购买第一栋房产,还会对生活质量与安全保障构成不良影响,还不清购房贷款的人其健康幸福比不上其他同龄人,而且有很大的风险会失去自己的房产。
“ 传统意义上的澳大利亚本是一个很少出租房的国度。然而,随着拥有自住房的梦想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人开始选择租房。
在1994-5年至2013-14年间,租房居住的澳大利亚人口比例从25.7%增加到了31%。
五在澳洲,回家之路不但漫长而且昂贵
北京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是52分钟。然而大量被首都高耸入云的房价挤出首都的上班族,只能住在房租更便宜的卫星城和周边市镇里。部分通勤族为避免堵车选择不再开车,甚至有驾车上班族在燕郊用人力渡船渡河以绕过堵点;另一些年轻上班族的爷爷奶奶辈则选择每天早起,替年轻人在进城的公交车站排队,一排就是几个小时。
“ 其实,澳洲也不能幸免。研究显示,现在有200万澳人的往返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多于2002年的130万人。”
每天,悉尼有三分之一的上班族在上下班路上花的时间超过90分钟,悉尼平均的往返通勤时长已经达到71分钟,是目前为止这个国家所谓的“超级通勤”发生率最高的一个。
由联邦基础设施、交通及区域经济局在5月进行的综合研究显示,悉尼西区、西北区和南区居民的通勤时间是最长的。
另外,根据2016年TomTom交通指数(TomTom Traffic Index)显示,在悉尼开车的人,一年中的堵车时间长达151小时,悉尼是澳洲最拥堵城市。造成堵车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澳洲人口数骤然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首府城市的公共交通也已经非常拥挤,通勤成本相当高。
“ 据澳大利亚汽车业协会(AAA)近日公布的首个全国交通可负担性指数显示,悉尼每周通勤成本全国最高,当地家庭每周平均需支付420澳元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紧随其后的是布里斯班和墨尔本。
澳大利亚人都知道通勤成本很高,在霍巴特,当地家庭每年通勤成本平均为1.4万澳元,而西悉尼家庭每年的通勤费用高达2.2万澳元。对于很多居住在悉尼西部和西北部郊区的通勤者来说,想要开车出门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走收费公路,再加上燃油及其他费用,促使通勤成本飙高。
一个普通家庭的交通费大约占了家庭预算的13%,这是很惊人的,特别是水、电和电信费加起来只占总收入的1%-3%。特别是当悉尼人一年支付2.2万交通费的同时,却并没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六澳洲华人育儿之困
在一些人的眼中,似乎澳洲是老人和小孩的天堂,拥有各种福利,养育孩子和养老都很轻松。一些华人认为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理解。有的人说澳洲是一个典型鼓励生育国家,政府给予家庭丰厚生育奖励、育儿福利和教育津贴,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免费社会配套服务。
但其实要获得一些福利,必须是要符合一定的既定条件。并不是谁都能拿到这份补贴。在澳洲,育儿成本和教育成本,对年轻家庭来说依然是除了房贷之外的第二大开支。
在悉尼一些地区,托儿费用之高,相较一些顶级私校的学费还贵。家里如果有两三个孩子,彼此相差的年岁不多又同时入托的话,对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目前悉尼某些区域的托儿中心收取的学费每个孩子超过3万澳元一年。而悉尼的一些很好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是3万澳元。在一些华人较为喜欢的热门地区,有的托儿中心的收费以2-3岁组为例,基本每天要130-140澳元,年龄越小的班收费还会更贵。悉尼市中心有的幼儿园园费每天可超过170澳元。
读完幼儿园上小学,如果不读私立学校的话,读公立小学每年学杂费是数百澳元。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就可以松一口气。
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各项课外教育费用同样不菲,全部需要家长自掏腰包,从各项体育活动、到各种乐器的学习、到各种补课练习等等,每年下来上万澳元也是需要的。生两个孩子的话,就把这些托儿费或者兴趣班补课费再乘以2。
热门地区的托儿资源紧张、托儿费用高企,加之新移民打拼不易和中国传统的文化影响等,在华人家庭中,接父母来澳家庭团聚,一家三代同堂,一来赡养父母,二来照顾孩子减轻夫妻压力的情况颇为常见。
但有的时候,含饴弄孙、乐也融融的背后也会有着不少无奈。一些工薪阶层表示相较中国国内,在澳洲,要想实现三代同堂要付出的代价更多,面对的经济和精神压力也会更大,可谓苦乐均有。
如果希望老人长期在澳,就需要考虑帮父母办理移民,排队移民要等候数十年,很不现实,也等不了。而付费移民的话,一个人就要5万澳元,4个老人单是移民的费用就要20万澳元。就算先办一方的父母,也需要10万澳元。而且头10年,老人没有很多福利可以享受。普通的工薪阶层,移民费用再加上6口或者8口之家的生活费等费用,基本就靠年轻夫妇俩支撑,实属不易。
更多的移民父母都选择了短期来澳居住暂不考虑移民,一来难以解决两个小孩照顾的长期问题,二来就算开通了长期多次往返签证,老人可以频繁来回飞,但是还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住房。
如今澳洲大城市的房价高昂,从两居室换三居室房并不容易,从公寓升级独栋屋更是难以企及。华人看重教育,都会希望在较好的学区购房,而学区房的价格无疑更高。
无论是从赡养父母、照顾二孩、教育资源,都要求年轻夫妇俩更努力地去打拼。
有的华人考虑到小家庭的具体情况,自身的职业发展,又或者父母尚未完全退休或者其他的原因暂时无法来澳搭把手,在这种情况下,考虑或者是已经将孩子送回国内让老人抚养,夫妻双方仍然在此打拼,然后等到孩子再大一些时再接回澳洲读书。
“隔代跨洋寄养”实乃无奈之举。但从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孩子和父母分隔较长时间来澳之后的适应问题、隔代抚养可能产生的宠溺现象等等对年轻夫妇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七也许,澳洲的未来就是现在的中国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委员会(Migration Council of Australia)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澳大利亚需要张开双臂接纳更多的移民,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提高国人生活水平,到2050年,澳大利亚每年应该吸收25万名新移民。
该报告显示,预计到2050年,澳大利亚人口数量将达到3800万。照此速度,悉尼,墨尔本的人口也将达到中国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
许多澳洲政客们已经闭上眼睛憧憬着悉尼墨尔本变成纽约那天,他们的财富可以累积多少倍。
但澳洲真的做得到吗?
在中国国家机器开动搞建设的情况下,地铁,公路,高铁,高密度建筑,这么多年,城市才能容纳的了这么多人口。但同时带来这么大的问题。而这也是部分华人选择离开的原因。
政府理应反思:澳大利亚是否已经面临人口过量的危机?澳大利亚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撑目前靠不断引进移民的方式增加人口总数的现行政策?
事实上,最近几十年以来,澳洲的人口和经济都大幅攀升,但人们的幸福水平实际上下降了。
如果无法阻挡四处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澳大利亚的未来将是中国的现在,而澳洲的掌权者甚至可能无法保证澳洲人民获得完备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
结语
许多国人误以为只要出国就能万事大吉,成为人生赢家。殊不知,到哪里都不能“假装生活”。
身处异国他乡,远离家人朋友反而更容易体会到城市的庞大、冰冷与残酷。
面对语言障碍、 “职场天花板”、融入主流社会的文化社交障碍等 。在澳洲扎根,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需要付出的努力也许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多。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不论身在何处,优质的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充满机遇的城市,往往都是钢筋水泥林立,竞争残酷。世界不会因为你的诋毁和抱怨就发生改变。
不论你的选择是什么,总会遇到超出自己认知的逻辑,逼迫自己跳出舒适圈的节点。如果不能自我审视和面对现实,那么不论身在哪个城市,都会被时代的滚滚巨轮所碾压而不得翻身。
篇二:[澳大利亚有多少华人]数据公布!澳洲华人收入大曝光!竟有这么多人没有收入...澳洲说普通话人教育程度高于澳洲水平!
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亚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洲说普通话的人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高于澳大利亚平均水平,而在英语能力和收入水平上仍有待提升。
根据前些日澳洲统计局公布的2016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讲普通话的人群完成12年级高中教育的比例高于澳洲平均水平。
而在英语能力和收入水平上则有待提高。
据了解,接受人口普查的澳洲普通话人群数量大约为59.67万人。
其中54.5%为女性和45.5%为男性,
根据数据显示,在说普通话的人群中,无收入的男性占到了26.6%!无收入的女性占到了32.5%!
普通话人群中周薪在3000澳元及以上的高收入群体的男女比例分别为2%和1%。
其他大多数为留学生或来澳旅游人士。
有86.5%的华人完成了12年级的教育,而澳洲总人口完成率大约为56.8%。
39.3%的人能说好英文,34.5% 的人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语,只有6.8%的人完全不会英语。
篇三:[澳大利亚有多少华人]澳大利亚已成中国“后花园”?一百多年前就是了 2017年12月08日 08:15:15 来源:观察者网 39人参与 7评论 原标题:黄博宁:澳大利亚已成中国“后花园”?一百多年前就是了 今天的澳
原标题:黄博宁:澳大利亚已成中国“后花园”?一百多年前就是了
今天的澳大利亚,生活着120万华裔,占全澳总人数约5%。有人大呼“沦陷”,认为澳洲已成中国的“后花园”。其实澳大利亚这一“宿命”,19世纪末就曾上演。鼎盛时期,有8至10万华人活跃在澳大利亚北部。他们是北澳当之无愧开荒者和先行者,为当地的繁荣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不过,一切随着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成立以及“白澳政策”的确立烟消云散。
农业的舞台上,中国人坐前排
华人登陆澳洲,其实比白人更早。1788年英国军舰来澳之前,见诸史料的华人记录至少有18例,时间可上溯至1750年。1850年代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华人大批进入。今天“旧金山”之所以叫“旧”金山,就是因为墨尔本附近发现了“新”金山。
华人的脚步并未止于金矿。大概是因为气候相似,澳大利亚北部的昆士兰州以及北领地,很快成为福建广东移民的立足地。而白人对北部又恐惧又遗弃,澳洲主流最愿意相信的解释是,这里使他们水土不服。根据昆士兰州资料,1886年华人占凯恩斯腹地人口的一半,在道格拉斯港周边达到3/4,大多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工作。
根据当时土地法案,中国人禁止拥有土地,只能从欧洲移民处高价租地,拓荒清理至可耕,以种植农作物为生。即便条件艰苦,中国人的开荒功力,也令人刮目相看。《凯恩斯邮报(Cairns Post)》在1889年评论,“在农业的舞台上,中国人坐在前排,白人只能在后面,羡慕他们的辫子”。
1890年凯恩斯中国城
华人带来了先进的园艺技巧和灌溉方法,也丰富了当地水果蔬菜的种类。他们经营糖厂、香蕉厂,负责生产、包装、销售,几乎垄断整个产业。经常是一个村子的人,集体经营农场,自留菜园,养鸡养鸭。1900年,凯恩斯附近香蕉种植规模达到2500英亩,年产量85.2万串(bunch)。
在有澳大利亚“北方门户”之称的达尔文,唐人街是最具活力之地。达尔文1867年成立,1874年中国劳工进入。1878年至1909年,中国人的数目一直超过欧洲人。1891年,华人占到当地非原住民数量的70%。当地1890年发现金矿,华人是主要的开发者。之所以如此,可以理解成华人肯吃苦,愿意接受低工资。然而究其根本,是白人不愿意干。
1890年,英国资本大幅投资达尔文金矿。北领地金矿(Northern Territory Goldfields)公司经理D.D. Rosewarne曾在澳洲南方招募30名有经验的矿工,计划组成1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北上。然而没多久,队员就不堪忍受回到南方。1898年该公司总经理承认,“更愿意雇中国人,而不是没用的白人”。
还是1890年,另一矿区经理高价从维多利亚州雇了6名矿工,开出两年合同,高于平均水平的薪资,提供车马费。可短短几个月,人就走了三个。剩下三个“惹得麻烦,比所有中国人加起来还多”。1906年,英国人类学家William Ramsay Smith评价,北领地的白人多“不可靠、流动性强、善变”。
没有中国人,城市不转
华人职业分布极其广泛。1891年,到访达尔文的南澳大利亚州总督Kintore伯爵表示,“只有住在北领地的人,才能体会华人对当地社区的重要。如果把中国人撤掉,达尔文立刻没有鱼、蔬菜、水果,没有洗衣店、裁缝、厨师和佣人,肉也会少一大半。”
坐落在达尔文的华人纪念公墓,埋葬着1880年至1890年去世,年龄在20岁至40岁的华工。其职业包括:铁匠、车夫、牛仔、驯马师、矿工、木匠、厨师、花匠、渔民、商店店员、珠宝商、杂货店店主、矿工、摆渡人、皮革制造商、中草药医生……除了被限制、不准从事的职业,所有可以想见的职业,全有华人的身影。
innisfail香蕉园里扛着香蕉的中国劳工
早期赴澳发展的华人,涌现出一批实业家。1882年,拼音名为Sun Wah Loong的商人在《北领地时报(North Territory Times)》发广告,卖出从香港进口的茶叶、大米、糖、面粉、服装,承接工程及提供劳力。也有人从国内或香港找投资人,在澳洲经营种植园,再卖到澳洲本地、中国或东南亚各地,套路和今天如出一辙。
100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北部的华人,生活水平不比当地白人差,甚至更好。他们与原居民、来自太平洋的岛民、欧洲裔、日本人、马来人和谐相处。有资料显示原住民更愿意给华人干活,因为华人出的薪水更高,对他们也更友善。节庆之时,华人依传统风俗舞龙舞狮,大宴宾客,白人也被邀请。
成功的华商结交欧裔显贵和专业人士,与当地律师行、保险公司、银行有广泛业务往来。他们向医院和慈善机构捐钱,尽居民的义务和责任。欧裔官员对此有正面评价,华人也为本族的贡献感到自豪。虽然有区隔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措施,但总体看来19世纪末的北澳,种族矛盾并不突出。南部的白人北上,常常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以想象同处澳洲大陆,差异如此之大。
白澳政策抬头华人凋零
华人在北澳的成功经营和无疑彰显白人的失败,多种族聚居更是报纸和议会抨击的焦点。中国人和白人、原住民通婚,混血儿出现,不同种族一起上学,更激化了批评的猛烈和尖锐程度。华人的抗议无济于事,持同情态度的白人,受制大环境,也越来越不敢发声。
中国人与原住民组成的家庭
中国人与澳洲白人组成的家庭(Mr and Mrs Chick Tong)
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澳大利亚的排华不算血腥,却在相当长时间从未间断。1850年至1880年代,相关措施包括:限制轮船上华人的数量,对到港华人征收高额人头税、不准华人拥有土地、不准参与公共项目建设、不准挖特定地区的铁矿或金矿……这些最终为联邦政府的《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1901)》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移民限制法案》规定,入境的华人要接受语言测试。测试可以是任何一种欧洲语言,不一定是英文。如果一种语言通过了,移民官有权换另一种语言,直到通不过。所以用此“阴招”,是因为英国认为,歧视不宜明目张胆,要巧妙进行。华人自知处境艰难,大多回国。自此只有少数商人、官员、传教士、学生、旅游者可以短期入境。
白澳政策时期的漫画
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来澳的华人中,女性只是极少数。有资料显示,1861年本迪戈(Bendigo)金矿附近5000多名华人中,只有一名女性。在1901年之前,澳大利亚理论上允许华人的妻子、未婚妻或子女前来,代价是高昂的手续费。1901年后,移民官对是否向配偶发放签证有完全裁量权。据澳大利亚研究种族关系学者A.T. Yarwood调查,从1901年至1920年,没有一宗中国籍妻子的永居申请得到批准。
留下来的华人,深耕澳洲社会,剪掉辫子,穿上西服,取英文名,信基督教。一战期间,有华裔以英军身份上战场,纪念碑现立于悉尼唐人街。两次大战期间,土生华人成了华社的主导力量。现在看上去有华人脸孔,却毫无“华人味儿”的,十有八九是其后代。其中也包括达尔文市现任市长林芳,一位不说中文的“华五代”。
达尔文市市长卡特里娜·林芳通过人民网向中国人民拜年
经过坚持,“白澳政策”达到最初效果。1937年,98%的澳大利亚人是英裔,澳大利亚比任何时候更安格鲁-凯尔特化(Anglo-Celtic)。1922年,凯恩斯市长宣布“成功完成把中国人赶出城”的任务,当地唐人街1936年消失。达尔文的唐人街毁于二战战火,官方在战后刻意不重建。其他地方的唐人街,也是一样的命运。
澳洲的立国之父,建国之初有两条基本框架。一是依据英帝国传统改良的实用主义方针,创立的行政、法律和政府运作体系。二是基于种族歧视的“白澳政策”。前者代表理性,行之有效。后者纯粹出于偏见,令澳大利亚在国际上蒙羞,也使其在与非欧洲国家打交道时,陷入怀疑和不信任。
不得人心的“白澳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放松,1973年完全废除。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接受来自东南亚的华裔移民,80年代接受香港移民,90年代向大陆和台湾打开大门,重新成为华人移民的优选地之一。
“地理上与东南亚的靠近”和“文明上与英帝国的亲缘”,一直是建构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的一体两面。100多年前,澳大利亚抗拒地理条件,试图打造一个“纯白”的国家,恶果在二十世纪后期持续发酵,也使其北部地区发展滞后。
这几年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仅次于新西兰、英国的第三大移民来源地,强大的存在感使澳大利亚危机感再起,中国威胁论不断热炒。
在此背景下,特以此文重述往事,以史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