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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老蛮出品:蛮族勇士（老蛮）：【三十三城记】完整篇
本文将会对33个城市的宏观经济数据的汇总和对比研究。它们的全名单如下：
一线城市（四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二线城市（十个）：天津、重庆、武汉、杭州、苏州、南京、成都、佛山、西安、长沙。
三线城市（十九个）：宁波、东莞、郑州、沈阳、泉州、福州、合肥、青岛、大连、南宁、太原、无锡、常州、昆明、中山、温州、厦门、珠海、南昌。
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地级市278个+副省级城市15个+直辖市4个），l单这33个城市的总经济体量就占了4成左右。
将这些城市的、人口、资金、消费和房地产等数据汇总起来，与全国的数据进行对比，无疑，我们将会因此揭示这个国家在区域发展上的内在规律。人口和资金如何在各区域之间流动，产业经济发展水平有何不同，各区域市民的消费能力以及地产市场的泡沫程度，都将因此得到真正的揭示。由于数据量太大，这种系统的深度研究在老蛮我启动这篇文章之前从未有过，相信此后也不会再有。老蛮出品，必属精品。是以为序。
上篇：衰退的一线城市
一、GDP
我们先从最俗套的数据开始，从2010年至今的一线城市GDP占全国的比例。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了解一线城市是否承担了中国经济领头羊的重任。
很遗憾，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城市GDP占全国的比值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2.3%左右，恨不得还表现出了下滑到12%的趋势。要知道近年来中国的GDP逐渐丧失增长性，从2010年的超过20%的名义增长率一直下降到现在的7%，而一线城市并没有表现出与全国趋势相逆的增长性，它的经济增速萎缩幅度与全国高度一致，因此其GDP占全国的比值也从未有过提升迹象。很明显，享受了最大的政治资源倾斜的一线城市并没有承担起经济领头羊的责任。这还是真是一个悲伤的结论。对于经济逐步丧失增长性的现实，我们当然指望不上这四个同样处于衰退之中的一线城市了。而二三线城市是否可以承担起这样的重担，将在本文的后续篇章中陆续讲到。
二、人口
在人口问题上，一线城市合计的人口规模倒是超过了全国。从1990年到2000年，一线城市人口占全国的比值从2.81%上升到3.69%，增加了0.88%。到2010年该比值4.90%，较2000年增加了1.21%。可见新世纪前十年的一线城市人口增速有了显著提升。2010年之后，一线城市的人口占全国的比值提升速度就不好看了，大致维持着每年0.05%的提升，按这种增速下去，到2020年一线城市人口撑死了占全国的比值也就是5.4%，也就是较2010年提升个0.5%左右。从0.88%到1.21%，再下降到0.5%，一线城市的人口占比已经丧失了增速。当然，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我们都很清楚：北京和上海已经不愿意再承担人口流入导致的医疗教育交通等社会配套服务提升的重担，它们已经开始驱赶人口了。目前也就是广州深圳还在小规模的吸引人口流入，但是指望一线城市承担起城市化的重担，继续大规模的吸纳从农村流出的闲置劳动力，已经不现实了。
三、资金
关于资金数据，首先我们来看存款和贷款余额数据。好吧四个一线城市加起来确实挺有钱的，存款占比超过20%。关于存款占比我必须解释一下，2015年之后我国调整过一次存款的统计口径，各类同业存款也被视为普通存款纳入统计。在这里我为了拉长统计口径调整后的对比年限，把2014年的数据也根据调整后的口径进行了调整。所以，对于上面的数据我们要分成两段来看，以2014年为界，此前和此后的数据演变规律。
很明显，一线城市的存贷款占比都已经丧失增长性。从2010年到2013年，一线城市的存款占比从22.5%下降到21.4%，贷款从19.0%下降到17.2%。2014年调整了统计口径（调整口径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扩大存款基数，以增加放贷额度）之后，一线城市同样未能表现出任何的资金上的优势地位。2014年到2017年一季度，存款占比从23.4%下降到22.6%，贷款比例从17.7%下降到17.3%。
在总的存款款数据之外，我们还需要重点关注一下2014年之后的居民和企业的存贷款数据（区分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统计方式从2015年开始，为了延长对比年限以考量出规律，老蛮我根据2015年各城市公布的数据中的同比增减值往前追溯到了2014年。无论是居民存款还是企业存款，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趋势。居民存款占比从2014年的13.8%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11.1%，企业存款比例则从24.3%下降到21.7%。很多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同学总是喜欢拿理财和货币基金出来说事，声称存款数据会因此受到干扰，显得全国只有一线城市买理财买货币基金，其它城市和地区的居民和企业都比较弱智，都不买这玩意似的。所以我干脆一点，大家直接看贷款占比的变化好了。贷款是没有这种干扰项的。居民贷款占比，从2014年的14.8%上升到2016年的16.9%，还呈现上升趋势，到今年一季度，伴随着一线城市的地产调控的加码，DUANG，下降到12.6%。而企业贷款更是惨烈，从2014年的17.8%直线下跌到今年一季度的13.8%，连个磕巴都不打。这显示一线城市的实体企业经营已经是水深火热，根本就借不起钱了。
四、消费
接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费数据了。作为吞噬了全国20%以上的资金的一线城市，总得要承担起相应的消费责任。有钱必须要拿来消费，乃是市场经济的公理。然而很抱歉，一线城市的消费力日益孱弱，数据看来真是触目惊心。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的一线城市占比，从2010年的12.59%，一路坚定的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10.35%，真是下降得气势如虹。在这样的数据面前，我们根本无从指望一线城市承担起拉动消费的重任。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要在一线城市开办各类消费型企业的人注意了：一线城市的消费已经没有任何增长性可言了，请各位务必千万小心谨慎。无论你们是打算在北京盘一个客栈，还是在上海开一个饭店，请务必先放下你们的计划，好好的看一下上面的表格。你们做的或许是岁月静好的梦，想要做点小生意安享现世安稳，但是，请不要尝试与经济大势相对抗。
五、房地产
在这一章的最后，我们当然要说到房地产。中国人最关注的房地产。这里我会把所有四个城市的数据全都放出来。
2015年，是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占全国的比值最高的年份，16.35%。2016年下降到14.26%，今年以来继续下降，截至今年5月份的比值仅为9.97%。这种数据占比演变的背后，当然是由于一线城市相对于二三线城市而言更为酷烈的房地产严控。目前而言，唯有广州的销售额还过得去，全年大致还能维持2000亿左右的销售规模，另外三个一线城市的成交规模都出现了显著下降，基本上都是腰斩。
我们总结起来看的话，一线城市已经丧失了人口优势，其人口占全国的比值将长期维持在5%左右；一线城市丧失了资金优势，存款占全国的比值将逐渐滑向20%，关键性的企业贷款占比已经跌破14%。一线城市丧失了消费优势，消费占比跌到了10%的边缘。到了现在，一线城市当然也不可能维持房价泡沫。因此，在2010年之后的历次调控面前都能维持强硬的地产市场增幅的一线城市，在2017年终于轰然倒地。一线城市的经济基本面已经惨烈不堪，因此其地产市场当然也无法再对抗调控。而对于这一段总结，我希望各位依然坚持在北上广深高杠杆炒楼的朋友，能好好的看，能把这段话，深深的印到脑子里去。
中篇：挣扎的二线城市
重复一下，老蛮版的二线城市有十个，入选标准为东部经济强市以及中西部知名省会。它们分别是（排名分先后）：天津、重庆、武汉、杭州、苏州、南京、成都、佛山、西安、长沙。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具有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并具有较强的吸血性。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二线城市近年来的经济表现。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一线城市陷入衰退的时刻，二线城市能否承担起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任。
一、GDP
我们同样从最俗套的GDP数据开始，上图给出的是近年来二线城市GDP与全国的数据对比。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充满活力的二线城市确实起到了经济领头羊的作用。这十年间中国的GDP从10.03万亿提升到41.3万亿，提升了312%，而二线城市则从1.23万亿提升到6.2万亿，足足提升了404%。相对应的，二线城市GDP占全国的比值，从12.28%提升到15.02%。这十年固然是我大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GDP年增速常年保持在20%以上，二线城市们更是普遍光芒万丈，经济年增速恨不得能有30%。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丧失增长性，二线城市经济也逐步陷入了挣扎之中。从2011年到2014年，中国GDP绝对值增幅从18.47%下降到8.19%，而二线城市GDP绝对值增幅也从20.75%下降到9.5%，只不过是略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速而已，压倒性的增长优势不再。反应在GDP占比上，只不过微弱提升到15.97%罢了。
2015年算是二线城市的扑街之年。这一年全国的GDP绝对值增幅7.0%，而二线城市只剩下6.98%。这个结果还真是令人惊讶。十大二线城市的经济增幅竟然弱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优等生，变成了拖后腿的差生。
2016年我大中国启动轰轰烈烈的地产去库存运动，并在煤炭钢铁领域启动“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实施全面的煤钢计划管控。给老百姓加杠杆买房的同时，强行拉高煤钢价格。这算是我大中国给孱弱的经济注入的最后一剂强心针，或者说是兴奋剂。这一年我大中国GDP名义增幅恢复到了7.99%，而二线城市GDP名义增幅挣扎着回到了9.71%，算是勉强超过了全国的经济增速。相对应的，二线城市的GDP占比提升到了16.22%。
然而到了2017年，兴奋剂的效果过去了，经济逐渐显露原型。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地产泡沫，稍微理智一点的地方政府领导都不寒而栗。一二线城市纷纷启动了酷烈的地产调控，期待着能延迟泡沫破灭的时间。在这种背景之下，2017年一季度，一线城市的GDP占比DUANG的一声就掉到了15.69%，跌回了2012年的水平。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老蛮我这个号只要还能存在，就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数据演化，并会即时写文章或嘲讽或赞许。嗯，这里顺带说一下，老蛮我最恶心的就是假装理中客了。所有的文字都是主观的，都是有立场有观点的，真正的客观理性是不存在的。老蛮我的任何文字，从来不假装中立，一定是有判断的，文字一定有情感有温度的。老蛮出品，必属精品的最大原因，就在这里。好吧，广告打完了，我们言归正传。
以上，这就是二线城市的经济挣扎过程。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人口。
二、常住人口
鉴于这组数据非常好玩，我决定把所有城市的人口数据全都放出来。见下图。
1990年到2000年之间，二线城市并没有发展起来，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值只不过从7.44%微弱上升到7.63%。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是二线城市发展的黄金十年，总人口从9658万提升到11556万，增加了1898万，年均增长190万人；人口占比提升到了8.62%，提升了1个百分点。
2010年之后伴随着二线城市的经济增速放缓，吸纳人口的能力也在放缓。2016年常住人口总计12372万，相对于2010年增长了816万，年均增长136万。相对于此前十年年均增长190万的人口增幅，现在这种人口增幅已经很凄凉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一线城市从2010年到2016年的常住人口规模也只不过是从6572万增长到7188万，年均增长也只有103万而已。这样的人口增幅是个什么概念呢？以2015-2016年为例，期间全国一二线城市总常住人口规模从19308万上升到19560万，增长252万。而2015年夏季中国本专科毕业生681万，2016年夏季毕业了704万。我不知道这近1400万毕业生最后去了哪里，又能去哪里。我这里没有统计一二线城市的毕业生人数，有兴趣的可以去算算，统计公报里就有。如果学生们本身就在一二线城市读书，本来就被统计为当地的常住人口，还不需要去争抢那252万个新增的进城机会。但如果他们非要作死，选择了三线城市的学校，那他们就扑街了，他们需要跟农民工一起争夺进城的机会了。呵呵，这么一解读还真是有趣，新时代的进城记，呵呵。
此外，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苏州、佛山和南京这三个城市，年人口增量已经跌到了万位数，增幅已经低于全国人口0.5%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南京2016年只增加了4万人，佛山只增加了3万，苏州甚至只增加了1万人。这意味着考虑到人口出生因素后，这三个城市已经处于完全的人口净流出状态。麻烦的是，这三个城市之中，佛山还稍好一点，苏州和南京的地产泡沫已经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我在此请执着于在这两地炒楼的二货们都好好想想，就你们加了二、三十倍杠杆买回来的房子，你们打算找谁做接盘侠？在今时今日，在一二线城市的人口已经普遍缺乏增长性的今天，炒楼的逻辑跟前十年真的一样吗？真的还存在接盘侠吗？
三、资金
本节我先吐个槽哦，一线城市的数据还好找一点，二线城市的数据我实在是，实在是，眼睛都要找瞎。就下表的数据我花了足足两天来弄。最后放弃了企业存贷款分项数据，只保留了总存贷款和居民存贷款数据，并且无法跟进2017年的数据。所以各位就看到2016年好了。还是先提示，2015年我国存款数据进行了统计口径调整，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以及同业存款纳入了统计范围，为了增加对比年限，老蛮我根据新的统计口径对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线城市的总存款余额和总贷款余额占全国的比值峰值出现在2010年，分别为16.97%和19.76%。此后就呈现下降趋势。总存款方面在2014年有一次较大的降幅，这当然是由于当年度被纳入统计的同业存款主要发生在一线城市，此后继续稳步下降，到2016年已经下降到了16.31%。总贷款方面则一直均匀下降，到2015年下降到18.6%。2016年，伴随着二线城市房地产泡沫的兴起，居民加大了借债加杠杆幅度，二线城市总贷款占比勉强回升到了18.68%，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回升。整体来看的话，伴随着人口逐渐丧失增长性，GDP逐渐丧失增长性，二线城市在整体上已经丧失了资金上的聚集能力。
居民存贷款从2014年开始统计。此后二线城市居民存款占全国的比值就呈现坚定的下降趋势，从2014年的13.8%下降到2016年的13.4%，没有任何增长迹象。居民贷款占比在房地产泡沫之下有了一点回升，从2014年的15.7%上升到2016年的17.0%。然而在居民存款占比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这种居民贷款占比的回升视为一种回光返照，一种泡沫破灭前的挣扎罢了。当然，依然有很多搞不清楚状况的二货喜欢拿货币基金和理财出来说事。所以我要再次嘲讽一下他们：要知道虽然货币基金和理财确实没纳入存款，但在整体上这个玩意对二线城市与对全国的影响幅度是一样的，并不会降低二线城市的存款对全国的比值。（好吧考虑到炒楼党的智商都比较低，我相信这段话他们都看不懂，呵呵呵。）
而且，虽然我没能搜集到全部十个城市的企业贷款数据，主要是武汉、南京和西安的企业贷款数据实在是找不到，但是从结果上看，二线城市总贷款占比减少的同时居民贷款占比上升，此消彼长的结果就是，二线城市企业贷款占比正在加速下降。一二线城市的企业贷款都在急剧下降，这事与什么金融降杠杆没有一毛钱关系，没理由一二线城市的企业反而降杠杆降在了全国的前列，要降也是东北西北那些个烂城市的烂企业先降。我在这里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在高房价的侵蚀之下，一二线城市的企业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有大量的企业只能选择停止生产，当然也就没有了借贷需求。
四、消费
消费数据上二线城市的整体表现比一线城市稍强，毕竟房价还没有涨到天上去，市民还稍微好一点，还有点余钱吃吃喝喝。从2010年到2017年一季度，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值从12.59%下降到了10.35%，下降了2.24个百分点，而二线城市的比值，则从14.55%缓慢提升到15.88%，提升了1.33个百分点。这中间还有个0.91（2.24-1.33）需要填补，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指望三线城市能来填这个空，这个问题我们到三线城市篇再来回答。
五、房地产
最后一节，当然是最重要的，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销售占比数据，在这里我把所有二线城市的销售额数据全部放了出来。
从数据上看，2011年到2014年，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处于平衡状态，占全国的比值维持在20%左右。2014年之后占比开始提升，到2016年提升到峰值23.54%。然而从2017年开始，面对着恐怖的房价泡沫，二线城市普遍启动了严苛的地产调控政策，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限签，即便你地产商拿到了预售证，卖了房子，想要去房管部门网签备案？不好意思，不许备案。没有任何理由，总之就是不许备案。网签不了银行就不放按揭款，地产商就实现不了资金回笼。所以今年以来诸多地产商的签约销售数据大增，但是资金面却越来越难紧张，就是这个道理。总而言之，与往年针对炒楼党的调控不一样，今年的地产调控主要是针对地产商，去掐死地产商的现金流。通过网签卡销售现金流的同时，还严控银行的各种地产开发类贷款，比如银行的地产夹层贷款今年就全部停止了。接下来，就看这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是不是会出现最惨烈的双输局面了。当然了，我在这里直接摆明态度，我认为双输是必然的结果。
在调控背景之下，二线城市今年1-5月份的商品房销售数据出现了显著下降，占全国的比值下降到22.36%。结合一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占比从2016年的14.26%剧烈下降到今年5月的9.97%来看，今年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都在萎缩。萎缩到这些城市的中小型地产商的现金流纷纷断裂的时候，就是地产泡沫的爆灭的时候了。从6月份深圳奥宸关门倒闭的事来看，这一刻也不需要再等多久了。也就是今年下半年的事了。
将一二线城市总结起来看的话，2016年， 14个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比值14.15%，GDP合计占比27.98%，总贷款合计占比35.95%，最关键的是，商品房销售额合计占比高达37.8%！到今年5月份，一二线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额合计占比剧烈下降到了32.3%，下降了足足5.5个百分点。曾经引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二线城市全部出现萎缩，在此前的历次调控中始终保持坚挺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集体出现了显著萎缩。14个城市，占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份额达到三分之一的城市，出现了整体性市场萎缩。这样的情况，在2010年之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今年乃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必须要再次向这些城市的炒楼党发起质问：你们，到底想清楚了吗？现在这样的市场环境，真的与此前的十几年一样吗？今时今日，还是炒楼的好时机吗？
下篇：冰冷的三线城市
这里依然要重复一下，三线城市总共19个，入选标准为东部经济次强市+中西部普通省会，全名单如下：宁波、东莞、郑州、沈阳、泉州、福州、合肥、青岛、大连、南宁、太原、无锡、常州、昆明、中山、温州、厦门、珠海、南昌。如果说一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头脑，二线城市是中国经济的手脚，而这19个三线城市，则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骨架一般的存在。它们的经济表现好坏，甚至比前面14个一二线城市更加重要。
一、GDP
这一节依然从GDP开始。
这一组数据列出来，我们是要大跌眼镜的。三线城市的GDP占比，从2000年到2010年的经济发展黄金十年里，与二线城市一样，有着显著提升，从13.46%提升到15.30%，增加了1.84个百分点。2011年提升到峰值的15.41%，之后三线城市的GDP占全国的比值就逐年下降，到2016年下降到15.04%，今年一季度更加惨烈，下降到13.66%。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一线城市的GDP占全国的比值，从2000年至2017年，长年维持在12%左右，与全国一起逐步陷入增长性丧失的窘迫局面。而二三线城市的GDP增速，在2000年-2010年期间，普遍大幅度领先全国，并由此带领中国经济迎来了黄金十年。2010年之后二三线城市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二线城市的GDP增速大体上略高于全国，挣扎着支撑起脆弱的中国经济。而三线城市，竟然领跌全国！这个结论真是令人震惊，我们必须对应其它数据，看看三线城市在其它领域是不是同样表现出了这样的领跌趋势。
二、常住人口
与前面一样，鉴于人口数据比较有趣，我将全部城市的人口数据都放出来。
从1990年到2000年，三线城市的人口占比从6.73%提升到7.88%，年均增加228万人。到2010年，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比提升到8.91%，年均增加198万人。三线城市1990年代的人口增幅比2000年代的人口增幅要大。2016年三线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值为9.19%，与2010年相比，年均人口增量为126万。不同于一二线城市在2000年-2010年期间的人口爆发性增长，三线城市的人口增量始终呈现坚定的逐年下降趋势。
尤其是表格中以红色标注的东莞、沈阳、大连、无锡、常州、中山、温州和珠海这8个城市，人口已经完全丧失增长性，增幅已经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净流出状态了。19个三线城市，竟然有8个城市人口净流出，比例超过40%，这还真是可怕。在此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各位，三线城市已经没有接盘侠了，不再合适炒楼了！
三、资金
三线城市的资金数据更加难找，居民与企业的存贷款数据都极难找到，所以这里我们就只看总的存贷款数据好了。这里也说明一下，由于2015年的存款口径调整对三线城市几乎没有影响，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做数据修正，全部使用的原始数据。在结果上没有任何例外，与一二线城市一样，三线城市的资金占比同样在缓慢下降。存款余额占比从2010年的15.58%下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4.34%；贷款占比则从2010年的17.79%缓慢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16.80%。
四、消费
先回顾一下，从2010年到2017年一季度，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值下降了2.24个百分点，而二线城市的比值提升了1.33个百分点。这中间还有个0.91%（2.24-1.33）需要填补。然而，三线城市没有承担起填补消费空白的责任，它的消费占比长年维持在15%，固然没有像一样城市那样萎缩，但也没有像二线城市那样起到挣扎着领先，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大中国的消费增速逐年下降，从2010年18.76%跌到了2016年的10.43%。眼看着消费也萎靡了下来，真不知道我大中国打算靠什么来推动经济发展，难道真要靠“地产兴邦”？
五、房地产
同样的，由于房地产市场非常有趣，所以我这里把全部19个城市的商品房销售额数据全部放出来。
整体而言，三线城市的市场表现与二线城市一样，从2010年到2014年间基本维持平稳，销售额占全国的比值长年保持在18.5%左右。2015年，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纷纷启动，销售额占比均显著提升。一线城市这一年提升了足足3个百分点，二线城市也提升了近1个百分。而2015年三线城市的市场依然冰冷，占比下降到了17.91%。然而2016年，在全国性的地产去库存政策之下，三线城市市场出现了大涨，房价泡沫被迅速吹大，于是这一年，三线城市的销售额占比提升到了18.69%。201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征，就是一线城市市场在调控之下开始萎缩，而解除了调控的二三线城市则领涨全国。到2017年，与二线城市一样，三线城市也纷纷启动了调控，市场在整体上不再上涨，并出现了微弱下跌，截至今年5月份，三线城市的销售额占全国的比值微弱下降到18.37%。
三十三城记——汇总篇
下来，我们要进行一项最有趣的数据对比了。我们将这33个一二三线城市视为一个整体，将它们的数据全部汇总起来，与全国的数据进行对比。如此，我们将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这些领先于全国的城市，在整体上处于什么状态。如果这33城不再能带领中国经济前进，那么，我国就沦落到只能依靠四线及以下的农业城市带领经济的惨烈局面了。这种事真是想一想都觉得酸爽。
一、GDP
在GDP这一项上，33城自2012年起就丧失了领先性，GDP占全国的比值长期维持在43%左右，到今年一季度，占比甚至下跌到了41.65%。这与我们前面的论述相符。一线城市占比长期持平，挣扎的二线城市则与冰冷的三线城市相互抵消。呵呵，经济规模占比超过4成的33城无法再带领中国经济前进，那么接下来，还真是要靠农业来挽救我国的GDP了。所以，在改革开放了37年之后，我们依然要回头来看农业，来依赖我们一贯看不上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劳作吗？这还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啊。
二、人口
在这里我没有更多可说，33城的人口增幅已经剧烈放缓了。我只是列举一下前面着重指出过的人口净流出城市：北京、上海、佛山、苏州、南京、东莞、沈阳、大连、无锡、常州、中山、温州和珠海，总共有13个。33个经济发达城市，有13个出现人口净流出，占比39.4%。对这种事情，我希望你们能认真的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残酷的事实，在农村还有过亿剩余劳动力亟待转移到城市来的今天，比例高达4成的发达城市出现人口净流出，对于隐形失业的农民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东北和西北大地上已经事实失业的产业工人来说，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三、资金
资金汇总结果不会有任何意外。一二三线城市的资金全国的比值都在下降，所以汇总起来的结果当然也在下降。单独看贷款占比吧，从2010年的56.56%下降到今年一季度的52.77%。既然33城的贷款占比都在下降，那资金当然是去了四线以下的农业城市。呵呵，这个结论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在这里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如下图所示的8个城市的资金杠杆率（总贷款/总贷款）已经处于危险边缘，极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我在这里列举一下它们的名字：武汉、天津、长沙、宁波、福州、南宁、太原和昆明。在全国的资金杠杆率只不过为7成左右的情况下，它们在整体上的资金杠杆率已经接近9成，有些甚至超过了100%。它们的城市经济对债务有着太高的依赖。如果它们的实体经济能发展起来，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回报来偿还债务，那还稍好一点。而一旦它们的实体经济继续萧条下去，甚至不足以偿付债务利息的话，那么，就是债务炸弹引爆之时。
四、消费
消费汇总数据也没有意外可言。一线城市的消费增速领跌全国，二线城市稍强于全国，而三线城市则长年与全国保持一致，汇总起来，33城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值从42%微弱下降到41%。总而言之，在我大中国国民的收支结余被房地产吞噬了足足9成的今天，33城作为房地产泡沫的重灾区，当然也无法再拉动消费。（关于国民收支结余被房地产吞噬，可以参阅老蛮我的文章：地产泡沫的极限【全文】——从98年至今的国民收支数据看房地产）所以，在消费这件事上，我大中国也只能指望4线以下的农业城市了。
五、房地产
房地产销售数据汇总起来一看，还真是有趣。33个城市的市民，花掉了超过全国5成的购房款。从2011年到2016年，33城的地产销售额占全国的比值就持续上升，从49.67%上升到56.80%，提升了足足7.13个百分点。然而，到今年5月份，这个比值剧烈下降到52.53%，不到半年就下降了3.27个百分点。可见，支持起今年的房地产市场的，居然也是四线以下的农业城市，靠的就是农民拿出多年打工的积蓄，在那些个十线之外的小县城买房。这已经是国民的最后一笔棺材本，做的就是一锤子买卖，根本没有持续性可言。把农民手里的钱榨光之后，我大中国还能怎么样呢？还能怎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呢？
好吧，以上就是33城的全貌。萎缩，几乎是全方位的萎缩。在这炎炎夏日，或许本文，能给你们带来一丝深入骨髓的酸爽和清凉吧。
分篇阅读：
衰退的一线城市
挣扎的二线城市
冰冷的三线城市
三十三城记 汇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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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老蛮出品:一二三线城市完整名录【老蛮排行榜】
我国关于各线城市的说法很多，老蛮我在这里给出我的判断标准：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二线城市为东部经济强市+中西部知名省会，三线城市为东部经济次强市+中西部普通省会。根据这个标准，老蛮版一二三线城市的完整版名录如下（排名分先后）：
一线城市（四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二线城市（十个）：天津、重庆、武汉、杭州、苏州、南京、成都、佛山、西安、长沙。
三线城市（二十个）：宁波、东莞、郑州、沈阳、泉州、福州、合肥、青岛、大连、南宁、太原、无锡、常州、昆明、中山、温州、济南、厦门、珠海、南昌。
这些城市，要么是经济总量较大，要么是对周边城市而言具有很强的吸血能力。而对于没有入选的一些省会城市，比如济南和贵阳，它们的经济体量不大，本身也没有什么吸血性可言，因此没有入选。对于这总数34个城市，老蛮我将会在近期进行数据汇总，统计它们近五年的户籍及常住人口数据、总存款及居民存款和收支数据、房地产市场规模、工业产值及就业数据数据，并由此总结出一二三线城市的整体经济特征。它们是否还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它们的人口整体上是否真的丧失了增长性，具体的数据如何。它们的资金是否已经完全被房地产市场吞噬。
至于三线以下的城市，整体上更像农业型城市，大多数人口都以农业为生。因此，在定义上，我将34个城市，定义为中国的工业型城市，已经普遍实现了工业化，而剩下的261个城市，则被我定义为农业型城市。将一二三线城市的数据汇总之后，与全国的整体数据相扣减，就能区分工业型城市与其它的农业型城市的经济数据，并能推演出各自的演化规律。由此能对我大中国的不同类型的城市经济的整体状况，做出清晰的判断。
这种数据整理工作非常的繁杂和庞大。好在老蛮我还有若干助手可以帮忙，在此先行致礼为谢。我跟你们讲，你们看老蛮我的文章，一堆堆的数据摆在你们眼前，有时候我甚至会提示你们，不需要仔细看数据，只需要瞟一眼然后直接看结论就好。但是，为了把这些数据提炼出来，经常连眼睛都要看瞎的。要在浩如烟海的数据堆里翻查可用的数据并进行时间跨度为20年的横向纵向对比，以挖掘数据演变规律，这真是一项对意志力的淬炼。
嗯，当老蛮我开始这项工作之后，相信我，你们关于一二三线城市的全部固有的理念，都将在强大的数据链条面前轰然崩塌。老蛮出品，必属精品。敬请期待。
第三篇老蛮出品:蛮族勇士（老蛮）：无效调控——中国历次金融风险调控回顾
一、1993年
中国最早的金融调控始于1993年中。那个时候正逢华南沿海地区地产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海南全省，广东的珠海和惠州，广西的北海，所有人一起疯狂的炒地炒房。海南的房价从1991年的1500元/平米炒到了7500，这还是小事，最恐怖的主要是炒地，只要有一张土地批文，无论里面写的啥，是不是靠谱，就能从银行贷到几千万上亿的钱。话说潘石屹就是在海南炒了一把土地批文，从银行忽悠到了几千万贷款然后拔腿走人，由此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面对华南地区的地产泡沫，刚刚上任的朱副总理怒火中烧，启动了第一次金融调控，发布了著名的“约法三章”，即严禁银行进行违规资金拆借，已拆借出去的资金必须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提高存贷款利率；银行必须与自己兴办的实体企业（主要是房地产企业）脱钩。这三招之下，银行资金投向房地产的通道被截断，华南沿海地区的房价泡沫被强行捅破，留下一地鸡毛。到今时今日，海口都能找到从那会儿一直留到现在的烂尾楼。
然而你们真的以为这全国第一次的金融调控取得了成功？呵呵，你们真是太幼稚了。地产泡沫被捅破之后的后果，是银行的坏账率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暴增，到94年已经超过20%。这是分分钟整个银行系统都要破产的节奏。为了给银行系统输血，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的经济灾难，我大中国被迫启动印钞机，发起了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凭空印钱运动。后果在当年度就发作了出来：1993年我国消费物价涨幅14.7%，1994年24.1%，1995年依然有17.1%。这三年是中国历史上通货膨胀最酷烈的三年。盛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也自此而来。
当然，在这里老蛮我只是说明了现象，并没有解释这一切的由来：为何在93年会出现房价泡沫这样的怪胎？银行资金为何要去追捧炒地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关于这件事，老蛮我会在今年的年中长文《两脚羊殇歌》中进行解释。老蛮出品，必属精品，敬请期待。
二、1997年
93年捅破房价泡沫之后引发恶性通胀，一直拖到1997年，银行坏账率长年维持在20%以上的高位，就靠央行印钱输血活着，整个金融系统已经濒临崩塌。到了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下，银行的日子日益艰难，眼看就活不下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召开了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其内容主要有两个，第一，成立四大资产处理公司，把总额高达1.4万亿的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转给这四大资产公司，以求得一个银行账面上的好看。第二，央行再印2700亿给四大国有银行救急。
然而这两个措施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银行之所以坏账高企，第一当然是由于地产泡沫破灭的拖累，第二，则是由于实体经济实在是孱弱。事实上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民营经济的规模都很弱小，中国依然是以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为绝对主体，街上的理发店，基本上都挂着“国营”两个字，理发师傅都是正牌的国企职工，傲气得很，说给你理个啥头型，你都得乖乖接受，根本没得自由发挥的余地。给个2000年的就业数据让你们震撼一下，城镇就业人员中，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为8102万，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仅仅只有1268万，外资企业（加上了港澳台企业）从业人员甚至只有642万。
经济结构上的问题不解决，所谓的金融风险调控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将不良资产剥离给四大资产公司，问题就解决了？印点钱给银行输血，银行就恢复活力了？金融风险就平息了？这不是瞎扯淡吗？所幸时任的朱总理雄才大略，总是能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最基本的经济层面启动了两大改革：
第一，就是国企领域的抓大放小，除了若干涉及国计民生的国企之外，其它小型国企全部卖掉，以甩掉包袱，并多少回笼一些资金还债。第二，则是全面重启商品房市场，并逐步停止国有单位的福利分房政策。银行既然无法在传统工商领域实现盈利，坏账率高企，那重启商品房市场，总能实现盈利了吧。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才算是让银行真正缓了一口气，能够在死亡边缘挣扎着熬到21世纪。说到这里我必须郑重提醒大家注意：缓解金融危机的，从来都不是金融调控本身，而是真真正正的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改革。
三、2002年
这一年召开了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自此以后，每五年召开一次金融工作会议，部署金融风险调控，成为了我大中国的常例。当然了这一年的会议同样没有啥意义。在当时的银行坏账率依然普遍超过15%的背景下，其主要内容有两个，第一，央行以外汇储备注资到在死亡边缘苦苦挣扎了5年的国有银行里，让它们继续吊住一口气。第二，则是启动了国有银行的海外上市（主要是在香港上市）之旅，希望能找到一些外国的资金，来帮中国的银行系统续命。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竟然被视为最成功的一次。那会中国刚刚加入世贸，除了有些房间还偷偷摸摸的上了锁之外，算是对外全面打开大门。在世界上，也刚好到了第四次全球产业大转移的关键时期，资金和基础制造产业正准备离开成本日益高昂的欧美，在全世界寻找落脚之地。而高素质劳动者众多，基础产业链又相对完备的中国恰好符合了这一历史潮流，资金与产业蜂拥而至。国有银行海外上市之旅顺利得不像话，全球所有大型投行拼了命的抢股票份额，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惊讶得合不拢嘴。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外资和民营企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把效率低下得国企打得溃不成军，然后再理所应当的该收购收购，该兼并兼并，连水花都没溅起来。就这样，中国经济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金融系统的风险问题，莫名其妙的就得到了解决。
再给个2006年的就业数据出来做个对比。同样是城镇就业人员，国有单位6430万，私营企业3954万，外资企业3808万。私企和外企的就业人员合计达到了7753万，已经超过了国有单位就业人数。而私企和外资的蓬勃发展，恰恰就是当时中国金融风险得到真正破解的关键原因。所谓的央行注资，所谓的海外上市，都是隔靴搔痒故弄玄虚罢了。
四、2007年
在当时经济形势一派大好的局面之下，召开了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任何新东西。重申一下各银行要继续按照此前5年的方式加强商业化运作，能从国外忽悠更多钱回来就继续去忽悠。仅此而已。
然而好景不长。2008年，DUANG的一声，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美国的银行系统向穷人提供了太多借款让他们买房，结果穷人们无法还债，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金融海啸来了。中国的银行系统一下子就丧失了来自欧美的输血，资金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实体企业一下子就陷入银行逼着还贷的地步，资金链断裂，接连破产。国家领导人一日三惊，生怕1990年代的金融噩梦再现，于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释放了一个最可怕的魔鬼：我大中国启动了4万亿大投资计划，同时解除了针对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从08年到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从无到有，暴增到超过20万亿的规模，并为中国今时今日的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不过，关于这部分的详细内容，我们还是到《两脚羊殇歌》中再详细的讲。
五、2012年
这一年金融工作会议开到了第三次。不好意思，讲了一通没有任何意义的套话。唯一的作用在于：会议自我肯定了我大中国政府从2008年开始的以债务推动经济的金融思路，鼓励继续放大债务炸弹，并美其名曰“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
这种思路真是匪夷所思。于是，到2013年，钱荒爆发，中国经济差点就因此扑街。钱荒的本质是什么？是钱借出去后回不来，整个金融系统把手里的钱都借空了，全都押在了各种铁路公路码头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毫无现金流回报可言的项目之上，到了临界点的时候，大家突然都发现自己手里只有一堆债权和一堆无法产生回报的抵押资产，但是没有一毛钱的现金。这就陷入了流动性枯竭。于是钱荒发作，资金拆借利率暴涨到20%以上。
幸亏到了6月25日，我人才济济的大央行绞尽脑汁，重新捡起了90年代央行向商业银行印钱输血的老套路，不过这次他们给这种老套路取了好几个洋名，比如MLF或者SLF，然后再翻译成谁都看不懂的中文名，比如“常备借贷便利”。不管怎么样，这种输血在短期内总是有效的，并且甚至堪称是立竿见影的。就在这一天，我大中国股市迎来了一次史诗般的V型反转，上午暴跌6%，下午又被义无反顾的拉了起来。经历了这一天考验的老股民，心脏变得坚韧无比，在2015年股灾期间面对连续一个月的千股跌停，也能做到淡定的弹弹烟灰，继续喝茶打牌聊天。
钱荒当然不是终点。此后中国经济就在日益庞大的债务炸弹的威胁之下举步维艰，央行输血的效果很快就减弱了。2014年全国房地产市场陷入剧烈萎缩，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随之陷入萎缩和暴跌。2013年土地出让金3万亿，2014年勉强维持在4万亿规模，2015年就暴跌到了3万亿。2015年的中国政府百般无奈，企业和政府的债务炸弹已经马上要爆，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市民，让老百姓作为债务炸弹的接盘侠。于是我们再次见证历史。2015年启动股市的政策牛市，这是让老百姓做接盘侠的第一次尝试，让银行给股民配资，加杠杆炒股，炒到5000点之后轰然崩塌，迎来一场史诗级的股灾。
到了2016年，地产去库存运动开启。银行给市民配资，加杠杆买房，再次试图依靠城镇居民借债，来缓解企业和政府债务炸弹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这种做法真是匪夷所思到了极致。地产市场比股市的规模要大得多，一旦泡沫爆灭，引发的恶果也严重得多。2016年地产去库存去了一年的后果，是城镇居民收支结余（全体市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消费性支出总额）的99%都拿去买房了，几乎买到了一毛钱零钱都不剩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规模根本就没有一丁点的下降。好吧，到了今时今日，2017年年中，居民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同时到了临爆点。这就是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
六、2017年
对这一次的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各项现在的金融风险调控措施，我暂时还给不出具体评价。单单从会议的措辞来看，依然在使用“既要又要”的逻辑，想消解金融风险，解除债务炸弹的威胁，又舍不得付出任何代价。
在这里我再说一次：金融风险绝无可能依靠纯粹的金融调控就化解，它只能依赖于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依赖于真正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指望取几个洋名印钱，再喊几句既要又要的口号，就能化解金融风险？如果这都可以的话，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任何金融危机可言了！
在本文的最后，我唯一的问题是：无知的国人啊，为了化解现在的危机，你们到底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们到底计划着什么样的改革？而如果你们任何代价都不准备付出，那么，等在你们面前的，将是酷烈到无法描述的，两脚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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