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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香港问题:关于香港问题的几个重要提法
2012年第9期 2012-08-31
王凤超
关于香港问题的几个重要提法
□ 王凤超
王凤超，第十一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原副主任。
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由于内地新闻报道、编辑出版的实际需要，在新闻出版界一定范围内，有关部门曾对香港问题中一些重要、常用的提法作出过说明，并进行了适当的规范。笔者当时因工作关系，参与了此项工作。现在香港回归已经15个年头了，香港特区姑且不论，内地不少有关香港的出版物、新闻报道、文艺作品，至今不准确的提法随处可见，人云亦云，渐有流行之势。这些提法，有的涉及我们对香港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立场；有的涉及内地和香港文化上的差异；有的值得深入探讨，寻找更合适的表述。笔者就此谈谈看法，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关于“主权”】
无论在香港特区，还是在内地，在涉港出版物中，多用“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主权回归”、“主权移交”等类似提法来表述香港回归祖国的事实。这些提法都没有准确体现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英国先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强行占领了香港地区并实行殖民统治。中国人民一直反对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这就意味着，香港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虽然150余年来处在英国的管治之下，但中国从未丧失对香港的主权，也从来没有把香港的主权给过英国。正是基于这一立场，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地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笔者查阅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集中谈香港问题的9篇文章，提到的都是“收回香港”、“把香港收回”，从未提“收回香港主权”。
关于“主权”的确切提法，最后明确下来，有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初期，中方曾用过“主权回归”、“主权移交”等提法，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也出现过。在中英谈判的同时，1983年3月，我国有关部门在廖承志同志主持下，最后完成了对香港12条方针政策的制定并上报中共中央。据曾参与此工作的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李后同志生前回忆，此次上报中央的修改稿，同1982年上报中央的稿子相比，在关于香港主权的提法上作了重要修改：“根据外交部法律专家的意见，将‘收回主权’的提法改为‘恢复行使主权’。因为根据我国的一贯立场，香港主权从来属于中国，只是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我们未能行使主权，到一九九七年，是我们要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李后：《回归的历程》，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文中提到的“外交部法律专家”，即为逝世不久的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同志。邵老提出的这条修改意见非常重要。如用“收回主权”的提法，那就多少含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及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的意味，没有从根本上与英国的立场划清界限。邵老建议中方在官方文件和宣传中用“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来取代“收回主权”的提法。后来，中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就采用了修改后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收回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以下称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简言之，中国对香港主权问题的确切表述就是：收回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据此，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双方在香港举行的是“政权交接”仪式，而非“主权交接”仪式。一般也不再提“主权移交”、“主权回归”等。在“主权”的提法上，既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确切的表述，现在就不应再沿用未修改前的表述了。
【关于“殖民地”】
“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种提法在香港地区非常普遍，在内地也不时见到。类似的提法还有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地管治”、香港是英国的“直辖式殖民地”等。在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前，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也将香港、澳门列于殖民地名单之中。
通常情况下，殖民地是因外国管治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而中国从未丧失对港、澳地区的主权，殖民地概念并不适用于香港、澳门。为此，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二年，在1972年3月8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我国政府对港、澳地区的这一立场。同年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合国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1月8日，第27届联大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相应的决议，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形成的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上删去了香港和澳门的名字。
鉴于上述事实，在涉及英国对香港150多年的管治表述时，应符合联合国有关决议的精神。例如，英国占领香港时期应称“殖民统治”时期或“殖民管治”时期，不宜用“殖民地统治”时期的提法。
【关于“境外”】
把香港，特别是回归祖国以后的香港特区称为“境外”真是匪夷所思。至今，人们还在议论，不少人感到困惑和不解。也经常出现香港与内地在此提法上暗中较劲的情况。
举一突出事例。2008年5月4日，是一个星期天，北京奥运圣火在海南三亚市传递。 当晚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主持人说道：这是奥运圣火首次在中国境内传递。从此开始，圣火将在中国境内31个省市自治区传递(大意)。节目刚一播出，电视台即收到听众对这一说法的询问。因为圣火刚刚于5月2日和3日在香港和澳门传递，难道香港和澳门在中国的境外?
关于香港特区地处何处的认知，香港特区上至特区政府，下至普通传媒，认识却是相当一致的。时为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先生在香港圣火传递的开幕仪式上致辞说：圣火游历五大洲后，重回中国国土，香港作为祖国第一站，感到“无上光荣”。香港《文汇报》的社论说得更加清楚：“北京奥运圣火经历五大洲十九个城市的境外传递后，昨天在香港展开中华大地上的首站传递。”《信报》社评指出：“香港是中国境内第一站，市民倾情欢呼。”《明报》社评写道：“香港不负作为中国国土上首个传递火炬城市的角色，值得市民自豪。”
最令笔者佩服的，是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执行主席黄克锵先生在2008年5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题为《“80”后爱国热情令人刮目》的文章，对圣火传递路线及相关称呼作了精确的描述：“以‘和谐之旅’为主题，以‘点燃激情、传递梦想’为口号的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已经完成国外19个城市的传递，于奥运会倒计时100天抵达香港，并完成港澳地区的传递后，从5月4日开始在祖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传递。”
笔者注意到，回归后的香港强调自己的位置在“中国境内”。香港大学资深法律教授陈弘毅先生于2010年出版的著作《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中，明确指出：“1982年底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第31条为在中国境内设立 ‘特别行政区’提供宪法依据， 在特别行政区内可实行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制度。”2012年6月11日，香港《成报》就解放军二炮文工团副团长陈思思在港澳台地区举办民歌个人演唱会取得成功，发表题为《陈思思个唱为两岸四地文化交流探索新路》评论文章，两次提到港澳台是“中国境内”的地方。
内地习惯将香港以“境外”称之，可能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来自香港的投资、两地经贸往来、GDP的单独统计、出入境管理等，在实际做法上以“境外”或参考对“境外”的政策对待有很大关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只好作如此处理。这些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有时即使是真理，若再向前跨出一步，也可能变成谬误。如果对香港以“境外”相称，并约定俗成，扩展到人文领域，是极为不妥的。
首先，这种划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的法律定位。基本法第1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为此，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香港基本法的同时，还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决定”第二项内容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以及所辖的岛屿和附近海域。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区域图由国务院另行公布。”1997年7月1日，国务院公布了香港特区行政区域图。
其次，与社会大众的通识不符。人们会产生疑问：回归祖国的香港怎么会在中国的“境外”呢？早在英国占领香港的清朝时期，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香港闹革命，就于1895年2月21日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香港兴中会章程》第一条就写明：“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兴中会总部明明设在英国管治下的香港，但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眼里，香港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就在“中国境内”，因此“章程”中关于兴中会总部成立地点采用了“总会设在中国”的提法。对此，我们不应遗忘。
第三，对争取香港人心尽快回归不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官方文件和宣传上，应少用或不用“境外”的提法，避免出现香港是中国国境以外的区域的误解，或探讨更合适的提法。笔者建议，当前可根据具体情况，予以恰当的称呼。如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人士出席在内地（大陆）举办的活动，一般不要概称为“境外人士”，应称“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人士”。目前内地还有一种普遍而模糊的提法“国（境）外”，应明确为“国外和港、澳、台地区”。
【关于“政制”】
在香港的语境中，“政制”这两个字是“政治体制”的略称，在港英管治时期就出现了。由于内地普通话和香港广东话发音不同，香港的这一简称在内地一般不用，内地还是称“政治体制”。如果内地也简化为“政制”两个字，在口语中会出现“政制”与“政治”区别不出来的情况。在普通话中，“制”和“治”是同音字，而在广东话中，却是两个音。这是香港与内地语言上的不同而形成的某些词汇上的区别。一般而言，“政治”一词在内地十分流行，而在香港，“政制”一词用得比较多，甚至可用作官职的名称，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即是一例。
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其政治体制一旦确立，即保持长时期的相对稳定，这是一个社会有序运作、健康发展必备的条件。香港特区也是如此。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内容载入香港基本法第四章，其主要规定50年不变。
与“政制”相联系的，香港社会还有一个热门话题，“政制发展”。人们会问，既然香港特区的政制50年不变：为什么还要发展呢？“发展”不就是“变”吗？这源于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在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政制中，关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办法，留有发展空间，是个相对动态的要素，具体指基本法第45条、第68条和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有关规定。
基本法第45条、68条分别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员最终由普选产生；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又载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自香港回归到2007年的10年之内保持稳定，2007年以后可依法作出修改，以逐渐配合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普选产生的目标。打一个比喻：香港选举的航船，要“起锚”，要前行，经过一段航程，最终到达普选的彼岸。这就是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由来。
正是考虑到香港政制发展这一“可变”因素，为了便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所以在基本法起草时，就将上述两个产生办法放在基本法附件中加以规定，方便做出修改，不需要修改基本法的正文。因此，香港的“政制发展”这一概念的含义，仅指两个产生办法是否修改、如何修改以及“双普选”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问题，不包括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政制的其他内容。这些内容仍是50年不变。
按照香港本地文化的习惯用语，香港社会是用“政制检讨”这一提法来表述。这一提法在香港已用了一段时间。“检讨”一词在香港本地的含义是某一方案或采取的某些措施，在实行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回顾与总结，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以利今后更好地施政，与内地对“检讨”一词的理解不尽相同。为了避免两地文化上的差异而带来理解上的偏差，后来就用两地均能认同的“政制发展”来取代“政制检讨”的提法。现在澳门特区也是用“政制发展”来表述同类问题的。
弄清上述提法的含义和来龙去脉很重要。在内地有关专著和文章中，常把香港的“政制”用语与内地的“政治”概念混为一谈，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政制”的内涵：把“政制发展”理解成“政治发展”，则更离开了“政制发展”这一港、澳地区专门用语的本义。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香港问题: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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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作者：金一南
看看今天的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时，当时在香港“呼风唤雨”、胡作非为的一些人都望风而逃，他们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精神太厉害，害怕被“收拾”。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根本没什么大动静，原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又陆续返回香港。香港回归祖国多少年了？我们经营香港多少年了？应当首先明确和强调的是，“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但恰恰我们有一些人，只记住了“两制”，却忘掉了“一国”。
今天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2017年的大选吗？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去殖民化”工作。任何一个曾被异族统治、而后获得主权独立的国家，都要进行大量“去殖民化”的工作—看看印度的去殖民化，看看韩国的去殖民化，再看看老蒋到台湾进行的去殖民化—而在香港，这项工作是长期以来都被忽略的。
要知道，“去殖民化”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印度独立后，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城市，“英式拼法”全部改成“印式拼法”。老蒋到台湾后，日语教育取消，日本教材停用，也不许再叫日本名字。李登辉原来有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老蒋不让他叫了，只好又改回李登辉了。今天的“台独”分子，不管是陈水扁，还是苏贞昌、蔡英文，都讲一口标准的国语。谁让他们讲的？老蒋让他们讲的。台湾人从小接受国语教育，这就是老蒋当年强制推行“去殖民化”工作的成果。
而我们在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动作。维多利亚湾，今天还叫维多利亚湾。麦理浩径，今天还叫麦理浩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教育体制、学校教材，都未触及。这是“一国两制”吗？资本主义体制也要进行“去殖民化”啊！《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无法通过，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允许国家分裂啊！国民教育教材无法实施，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必须实行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的基本教育啊！
在香港，越来越多地出现打着前殖民地旗帜游行的队伍，这真是其他获得独立的国家未曾出现的奇景。这一奇景，让人思索殖民地意识如何根除，必须从最基本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事情也是内地问题在香港的反映。别人都说我们有全世界最强的新闻管控能力，可是从中央电视台播送的一些节目可以明显看出，我们一些管意识形态的人不懂意识形态，以“维稳”“和谐”为最高追求，导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主动权有意无意放弃。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想抓、也不会抓党的建设，不想抓、也不会抓思想建设，不着力信仰的培育，不着力干部的监管，不关注社会公平。省委书记的工作重点也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项目开发上，最终导致党不管党，政不议政，忘掉正义，丧失纯洁，全部动力只剩下经济驱动。
第三篇香港问题:香港的问题深入分析
香港一位不愿署名的立法委员所写,把香港的问题写得深入骨髓，非常值得一看。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值得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