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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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篇一:理论文章学习

市委中心组重点理论文章学习每月一荐（2015年1月）
目  录
1、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2）
2、彭清华 :“四个全面” 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14）
3、王义桅：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话语体系（22）
4、范  义：习近平对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25）
5、何毅亭：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四有”干部（36）
6、王志平：如何实现新常态下发展动力转换（44）
7、唐承沛：品牌经济 新常态发展的重要支撑（49）
8、邱  平：习近平总书记文章释放了什么信号？（56）
9、韩庆祥：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方法概论（62）
10、史正江：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71）
11、孙志明：把握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91）
12、陈金钊：建设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98）
13、罗  文：信息化发展形势、问题与对策（103）
14、石仲泉：天之降大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10）
15、许耀桐：端正对“一把手”分权、限权问题的认识（129）
16、韩长赋：适应新常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136）
17、陈慧平：国外资本主义理论新动向（147）
18、王一鸣：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156）
19、张  平：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159）
20、赵秉志：关于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和建言（165）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
2015年01月22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接连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面对对外开放出现的新特点，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深入认识和理解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深刻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一、三个一：我国对外开放的三大总体目标
　　一个新体系：即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个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覆盖的范围是全方位的，它包括了开放的部门和领域、空间配置、开放方式、边境上和边境内的改革内容以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一个新体制：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新体制主要应包括四方面特征：第一是建立与服务业扩大开放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这主要体现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之中；第二是逐步建立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接近、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机制，以应对当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正在酝酿的国际新规则；第三是建立具有支撑新体制的战略纵深和更优化的空间布局，使新体制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与更大的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第四是逐步培育具有与海洋战略意义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促进我国海洋经济建设并向海洋强国迈进。一个新优势：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它不仅只包含我们过去常讲的生产产品和生产经营行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它提出的新优势包含了三个方面：第一仍然是市场竞争优势，但我们过去依靠的是劳动力、土地等廉价的要素禀赋优势，而现在要培育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管理的新优势；第二是体制优势，即要以开放促改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因素；第三是规则优势，即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更有能力提供全球公共品，履行大国责任。
　　二、着力实施“三大战略”
　　“走出去”战略要有新目标。过去追求的目标只是为了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在新的开放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求体现互利共赢，增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东道国福利。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培育成为当代的跨国公司，构建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价值链、整合全球资源。
　　自由贸易区战略要上新台阶。我国目前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有两类，一类是我国单方自主的对境外所有经济体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另一类是双边或区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的自贸区。
　　“一带一路”战略要起航。“一带一路”则是我国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对外经贸政策的体现。目前我国已与11个邻国签署了陆地边境口岸开放及管理问题的双边协议，协议开放口岸100多对，较好发挥了边境口岸作为人员、车辆和货物出入境通道的功能。边境地区的双方依托口岸，利用外联快捷、物流集中的优势，发展了旅游、物流仓储、加工、投资等经贸活动，活跃了边境地区双方的经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将使这种经济贸易活动扩展到更多领域并辐射到更广泛的地区。
　　三、新常态下对外开放的新任务
　　2015年和“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任务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推进货物出口贸易转型升级。从提高经济质量的视角来看，商品出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出口商品要求具有国际竞争力，可以带动整个行业产品升级、更新换代乃至整个行业的改造。当前，我国工业经济面临转型升级，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业成为新潮流，而许多新兴产业能否成为未来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相当程度上要看其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占领国际市场。另外还要看到，货物出口贸易在促进内陆地区开放和产业梯度转移中往往发挥先导作用。
　　二是扩大货物进口贸易规模、优化结构，改善国内经济供给面。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是改善经济供给面的重要内容；对于一国宏观经济而言，除了强调需求管理以外，进口贸易结构调整也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中，要重视不同类别进口数量与结构的优化以实现经济增长预期。
　　三是根据新阶段的要求，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根据新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对吸收外商投资提出新要求。首先是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未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要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其次是未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要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再次是未来我国吸收外资要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继续扩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改善投资结构和方式、构建自主跨国生产经营网络。要把互利共赢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立足点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导方针，以建设自主国际化生产经营网络作为战略目标，来规划企业海外投资并建立与此相关的服务促进体系。
　　五是重视并继续发展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优化外贸结构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要认识到，从世界贸易发展趋势看，服务贸易增长快于货物贸易，这是一个长期趋势。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既要立足于提高某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缩小逆差，又要容忍某些行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维持逆差状态。这种发展战略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持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收支的顺差。在此前提下，可以把服务贸易逆差作为常态对待。（原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裴长洪）
 
裴长洪：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增长新动力
2014-10-31 10:46:47 来源：和讯银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
　　和讯银行消息 10月31日，中国金融业创新峰会在北京展览馆报告厅举行，此次峰会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改革开放》，和讯银行作为战略合作媒体对会议全程进行图文直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出席论坛并做了主旨发言。
　　以下为发言全文：
　　下一位演讲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先生，大家欢迎！
　　裴长洪：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刚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军扩主任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向大家做了演讲和介绍。我就他的话题做一点补充，我发言的题目叫《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
　　新常态是总书记7月份的一个讲话，对于当天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概括。所谓新常态是什么，这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大家都在学习理解当中。它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换挡，你要说新常态，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增长速度换挡。增长速度换挡从今年的宏观形势已经看出来了，今年大概增长率，各个机构的预测今年是7.3%到7.4%这样一个区间，这也达到了我们年初设定的目标叫7.5%左右，李克强总理说这7.5%左右指的是高一点、低一点都可以接受。这种新常态所指的增长速度换挡它的依据是什么？从经济学的依据来讲就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学术上的命题，什么叫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简单得说，它就是指在没有国家宏观政策的刺激，没有需求端的刺激，也没有需求端的压抑，正常的情况下生产要素所能够实现的全要素的生产率达到的经济增长的效果，简单说就是这样。
　　专家学者对于它的测算其实是不一样的，我这里讲的只能是我们研究所的测算。我们的测算是“十二五”期间，潜在经济增长率是7.7%左右，“十三五”，也就是从后年开始的另外下一个五年将会下降到6.2%到6.5%，潜在增长率趋向于下降，这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规律。当然不同的专家学者、不同的研究团队它的计算结果不同，但是基本的结论都是潜在增长率是往下走的，这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新常态最直接的特征就是从原来的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这是一个最直接的特征。那么中高速增长从三大需求来看，又主要是投资增速回落造成的。投资增速回落又主要是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因素。
　　应该说房地产在新常态的情况下，将来会进入下一个调整平衡的阶段。根据测算，中国住房的供给量高峰应该是1200万到1300万套，这个在2013年就已经达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是供略微大于求。按照和国际上的比较，大概住房的销售额占GDP的比重应当是高峰期，就是住房的峰值，需求的峰值应当占8%左右，2013年我们已经占到了14%。所以从这些指标看，未来一个时期，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会是进入一个调整期。因为过去房地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曾经达到1.5%，现在贡献要逐渐的下降。所以房地产调整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整个投资需求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为什么会导致中高速。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不会是下降很多，会在一个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在潜在增长率的基础上，国家的一些调控政策发挥作用，可以使它高一点，也可以使它略低一点。应该说张军扩主任刚才讲的，我们处在合理区间运行，同时其他的经济指标也还是比较好，比如说就业情况、收入情况、节能减排。
　　国家的宏观政策是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预调、微调，这样使经济能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经济活动将力求遵循三个客观规律，过去我们讲经济活动遵循经济规律，这是一个规律。其次我们的经济活动在新常态下不仅要遵循经济规律，还要遵循生态环境的自然规律，这是最书记最近一直强调的，包括在河北省省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还要遵循社会包容发展的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经济活动是要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三个规律，都在对这个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新常态是这样一种要求。当然新常态要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就是刚才张军扩主任讲的，实际上有赖于改革创新，我后面会讲。就是讲我们从宏观运行的层面，它的新常态将会是什么样子。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首先是产能过剩的局面还没有改变，企业去库存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从今年初以来，企业又在增加库存，导致现在PPI的指标一直在负值运行。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在增加，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这是今年以来工商企业经常抱怨的一个话题，同时也是对于我们金融体制改革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命题，怎么样使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和融资贵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或者是缓解。财政金融风险在加大，这当然是由于房地产调整、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等等因素所导致他的财政金融风险在加大。
　　明年会是什么样？刚才军扩主任讲的意见我很赞成，关于明年现在社会上研究机构有自己的说法，他们有自己的主张和预测。比较乐观的认为，明年还会维持7.5%以上的增长，希望指标定得高一点，也有人认为，明年会比较低，甚至是6%的增长速度。我们研究所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明年政府把宏观经济指标定为7%比较合适。因为如果再高一点，现在看难度很大，因为四季度的这个趋势还是往下走，三大需求还是往下走。明年再定高，就逼得你就得采取比较大的刺激措施，这是不合适的。再低恐怕也不合适，因此可能定7%，一般面首先是要符合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其次要保就业，因为基本的匡算是，一个百分点大约增加150万人的就业，所以7%左右的目标还是重要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化解债务风险，现在不仅政府有债务，企业特别是工商企业，非金融企业其实杠杆率、负债率更高。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债务风险不是最重要的，恰恰是企业的债务风险可能更严重。假如说明年不维持一定合理的增长速度，无论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他就没有利润收入和财政收入来化解债务风险。因此为了化解债务风险，恐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必要的。
　　当然还是稳定社会预期的一种需要，因为这个社会预期非常重要，也就是过去温总理讲的信心比黄金还要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确实是这样。包括最近券商一直在制造一个舆论，说明年楼市不行股市行，实际上也是制造一种预期，就是说有一种预期，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有更大的信心或者采取更多的行动，这是一种社会预期的。
　　这是维护全球稳定增长的需要，因为全球经过金融危机以后，它的经济复苏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占全世界增量贡献的30%左右。如果中国经济下滑太厉害，对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也不利，所以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实际上和国际经济要有一定的协调性，这是全球经济稳定的一种需要。
　　如果我们要保持一定合理的增长速度，除了宏观运行要保持平衡，刚才前面讲的那些特征，关键还需要改革创新，不能再依靠刺激投资。因为刺激投资这条路看来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或者说再大力度的走下去不太现实因为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是在不断的下降。经济工作重心的把握应当是兼顾短期和长远，所以应当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一个新的含义。这个改革创新主要的任务我想是有这么几条：
　　一是简政放权，推进价格改革。
　　二是改革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其实还有很多的投资，刚才张军扩主任也讲了一些，还有很多的地方，像水利、环保，包括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国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当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是垃圾处理，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包括北京市在内。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的潜力非常大，怎么样使这种需求转化为投资需求，以及能够正常的运行，这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
　　三是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特别是金融领域的改革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我觉得任重道远，这里面包括的内容很多，包括我们怎么完善金融市场，怎么扩大直接融资的力度，能够进一步使利率市场化，特别是要解决当前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讨的内容。当然还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资源品的价格改革。
　　四是货币政策坚持定向微调。继续向中性略松方向微调，目前通胀水平和社会融资成本比较偏高，所以我们建议适当增加货币供给，更大的运用结构性差别化的货币信贷工具，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三农等领域的支持力度，有序推动资产证券化，拓展融资渠道，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解决长期资金筹集问题，增加金融机构化解风险手段。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说这些内容，谢谢大家！  
 
著名经济学家裴长洪：经济新常态 潜力机遇多
2014年12月 31日
来源： 扬州网-扬州日报
    “新常态是什么？最直接的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昨天，应邀参加我市社科联成立三十周年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著名经济学家裴长洪在参会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畅谈经济新常态下地方发展如何抢抓机遇。
    力求遵循“三个规律”
    裴长洪认为，新常态最直接的特征就是从原来的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经济活动将力求遵循三个客观规律，即“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规律”都在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所以这是新常态的一种要求，乃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
    最需关注“五个转换”
    “当下最需要关注的是‘五个转换’。”裴长洪说，需求机制转换：大众消费热潮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高强度大规模开发投资转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出口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供给机制转换：要素规模驱动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技术进步和创新。生产组织机制转换：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市场竞争机制转换：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外部性凸显。风险防控机制转换：经济增速下调的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扬州基本产业有优势
    “对于地方而言，新常态意味着新机遇，促使经济保持一定合理的增长速度，关键还需要改革创新。”裴长洪认为，要靠改革激发民间和民营经济活力，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裴长洪建议说，机遇和挑战历来是孪生兄弟，想抓住机遇，就必须迎接挑战，扬州基本产业有优势，参与竞争有潜力。
 
彭清华 :“四个全面” 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
2015年01月22日
来源：人民日报
　　去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考察时强调，“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勾勒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思路的日臻完善。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四个全面”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对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科学总结
　　理论来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丰富于实践。回顾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四个全面”贯穿其中、渐次铺开，主题突出、方向明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步推进。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十八大以来，围绕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中央紧抓发展第一要务不放松，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加大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发展力度，着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应对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新挑战，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预调微调，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全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提质的良好态势。
　　全面深化改革磅礴起势。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地方调研就选择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表明了中央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在湖北调研考察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若干重大问题。此后，习近平同志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一个个重大改革方案相继出台，一项项具有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作用的重点改革举措陆续推出。新一轮改革大潮磅礴起势、强力推进，改革红利惠及亿万人民，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各个领域。
　　全面依法治国迈出坚实步伐。强调法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一个突出特点。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立法，全面推开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建立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2012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全面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我国社会治理必将发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令出行随。管党治党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同志掷地有声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十八大后，中央以作风建设开局，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四风”问题开刀，作风建设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前所未有。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八个方面的要求，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部署。作风建设和反腐败的新成效，极大提振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凝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正能量。
　　“四个全面”开辟了党治国理政新境界
　　“四个全面”是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创新实践的理论升华，是习近平同志以宽广视野观察当今世界、当代中国，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
　　“四个全面”是对党治国理政方略的继承完善和发展创新。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目标更明确、要求更严格、信心更充足。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稳步推进。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管党、治党一以贯之的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始终把从严治党摆在突出位置。可以说，“四个全面”是对党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既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治军之道一脉相承，又经过系统整合和集成创新，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治国理政方略系统深邃的全局思考，鲜明表达了党中央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政治担当和战略定力。
　　“四个全面”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三者共同支撑全面小康社会实现进程，同时三者紧密相关。国家发展、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整个改革过程都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深化改革贯穿依法治国的全过程，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从严治党既要体现深化改革的要求，又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无论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四个全面”环环相扣、相互促进，是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有机统一，必将指引党和国家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更加坚定有力的步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披荆斩棘、大步前行。
　　“四个全面”深刻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规律。“四个全面”顺应历史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围绕如何发展、如何改革、如何治国、如何管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交集、国内与国际的联系上，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是党治国理政方略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四个全面”集中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期待。当前，发展不够充分、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突出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存在很大差距，适应新常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重而道远。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既要冲破体制机制障碍，又要打破利益固化藩篱，面临的困难、阻力和挑战前所未有。同时，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仍然严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脱离群众的问题仍然突出，贪污腐化的毒瘤和土壤远未根除。这些问题既是社会焦点、群众痛点，也是治国理政的重点和难点。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指出，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四个全面”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集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治国理政、造福于民的总体要求。
　　以“四个全面”开创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新局面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广西推进“四个全面”的任务更重、压力更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四个全面”的部署要求，努力开创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新局面。
　　以科学理念指导发展，奋力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不足仍然是广西的最大短板，加快发展是壮乡人民的强烈期盼。广西在工业化中期就进入新常态，发展面临更多困难和压力。我们既要保持平常心、更要增强进取心，既要守住“稳”的底线、更要力争“进”的势头，着力抓好发展第一要务，深入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和西江经济带“双核驱动”战略，扎实做好沿海、沿江、沿边三篇大文章，统筹“三驾马车”协调拉动，推动“四化”融合发展，切实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人民群众。
　　以更大力度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问题意识、攻坚意识，加强对改革的组织领导，完善改革推进机制，抓好改革任务统筹协调，真刀真枪推进改革。紧紧围绕优化政务环境和营商环境、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同城化步伐、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关系广西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破解群众办事难、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民间投资“玻璃门”等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推出一批社会影响面大、群众热切期盼、既解决当前问题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以改革红利增强发展动力，以改革突破推动开放升级。
　　以更务实举措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突出重点、改革创新，全面推进法治建设，努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牢牢把握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积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突出抓好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市场环境和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立法。突出抓好严格执法，着力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全方位执法监督制约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坚守公正司法防线，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强化司法管理监督，打造素质好作风实的过硬法治工作队伍，严惩司法腐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加强法治宣传，培育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引导干部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以更坚决态度全面从严治党，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和“一岗双责”。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持之以恒整治“四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坚持思想教育从严、干部管理从严、作风要求从严、组织建设从严、制度执行从严，让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加大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力度，抓好带头人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突破新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保证。（彭清华作者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
 
王义桅：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话语体系
2015年01月21日
来源：人民日报
　　历史上，权力转移往往伴随着话语权转移。但话语权转移有一个过程，无法通过战争与革命的方式快速实现。当今世界，非西方国家的产出已超过西方国家，但西方话语霸权并未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未来情景如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中国。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从未中断的文明，现在中华民族更呈蓬勃复兴之势。中国理应而且能够提出超越西方又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具世界普遍性的话语体系。国家治理的提出，吹响了“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当代政治文明话语体系建设的号角。我们在传统“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明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这种超越，不仅是中国发展阶段的自我超越，也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超越：
　　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超越西方民主制度。以平等为前提的民主，是近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旗帜。在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西方将民主与平等脱钩，而与自由挂钩，造成民主就是政党自由竞选的简化和异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至今，不平等现象正在侵蚀资本主义民主的根基。《21世纪资本论》一书流行于世，即是例证。西方治理模式更关注治理过程而对治理成效关注不够，甚至其治理过程也可能发生变异，酿成政治乱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强调体系的程序科学，又强调能力的实践提升，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一种超越。
　　以三位一体治理观超越国内国际二分法式治理观。治理有国内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三个层面，它们都存在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问题。源于欧美的现代政治文明治理观，是过去“西方中心论”时代的一种折射，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张扬。如今一些西方国家深陷国内治理危机、地区治理危机和全球治理危机，折射出体系之痛，即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以西方利益为圆心的全球体系遭遇的时代之痛。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治理观，超越国内国际二分法思维，主张国家治理、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三位一体。
　　以现代化的过程决定论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任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需要适应时代的变迁和世界的发展，地区治理、全球治理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普遍性的任务和挑战，也是确立一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的关键选择。这种与时俱进的治理观超越指望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线性思维，摒弃历史终结论的自欺欺人，从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适应和引领时代变迁，能够有效应对治理危机和经济全球化风险。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国家治理选择和借鉴，从而为人类治理发展作出中国贡献。换言之，国家治理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地区与全球治理，应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新型国际关系为基础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治理可以扬弃西方现代政治文明概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为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话语体系的构建作出重要贡献。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确立中国当代政治文明话语权的底气从何而来？今天中国改革所解决的“中国问题”，早已不是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所写的《中国问题》，而是发生在中国而不限于中国的问题，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解决中国问题，已经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模式为赢得这一话语权提供基础。当今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实现传统现代化过程中，但这不意味着它们要等传统现代化实现之后才能开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国家治理现代化应成为各国的普遍性任务与共同奋斗目标。（作者为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义桅）
 
习近平对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
2015-01-20
来源：《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作者：甘肃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范义
　　内容摘要：习近平对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就深化改革反腐倡廉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尤其是随着一件件腐败大案查处及其向纵深推进，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2．第一次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命题习近平指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表明了反腐败没有“特区”、反腐败没有“禁区”2014年 1月 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习近平对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
　　关键词：反腐倡廉;习近平;特权;反腐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苍蝇;制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起点上，就深化改革反腐倡廉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尤其是随着一件件腐败大案查处及其向纵深推进，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下面，就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反腐倡廉理论的新发展主要从立场、观点、方法三个层面作一思考。
　　反腐倡廉立场更加坚定鲜明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廉洁兴邦，腐败丧权。历史一步步走到今天，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战术必须要充分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反腐败就是这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这一论述，进一步表明了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既不是空洞的口号，更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要旗帜鲜明，坚定地站稳政治立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抓紧抓好，对于腐败分子，不管职位高低，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真正做到毫不懈怠、毫不手软、毫不留情，以反腐倡廉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反腐倡廉观点更加深刻理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 第一次提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新命题
　　2013年4月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一论述，充满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习近平借鉴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规律的进一步的深刻揭示。这就告诫我们，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要深刻认识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及其警示意义。
　　2．第一次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命题
　　习近平指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规范人们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不仅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而且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这一论述，进一步提出了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反腐败，强调了反腐倡廉要坚持法治体系与德治体系建设相结合的新理念，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从思想道德抓起更具有基础性作用，从加快“反腐败立法”更具有实质性。因此，从德治与法治结合上，对于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更具有根本性和实质性意义。
　　3．第一次提出惩治腐败要“零容忍”的新命题。
对腐败现象的“零容忍”， 表明了反腐败没有“特区”、反腐败没有“禁区”
　　2014年1月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习近平对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后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新的反腐“动员令”，既是对我们党多年来反腐败斗争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科学总结,更是我们党不可动摇的底线，也是我们党有力量的集中表现。
　　反腐倡廉方法更加科学规范
　　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更辽阔的远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提出了很多新的方法，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经常抓、长期抓”的持久论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这一论述，揭示了腐败问题的自然属性，它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执政党执政过程中不断面临的新考验、新课题，必须要有“经常抓、长期抓”的准备，只有抓住“常”“长”二字不放松，我们党才能不断加强执政的主动权。
　　2．“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惩论
　　“老虎苍蝇一起打”，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苍蝇”“老虎”的性质是一样的。从数量讲，小案比大案多，而且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小案子不及时查处，会成为大案，苍蝇不打，会变成老虎。只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体现党“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以反腐倡廉不断取得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3．“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机制论
　　习近平多次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这一论述，进一步彰显了要通过制度惩治权力腐败的决心和信心，使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不敢不能不易”的三不机制是目的，制度、机制是方法论。随着制度机制建设的体系化推进，各项制度之间的 “无缝对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将会成为现实。
　　4．“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坚决反对论
　　新形势下的特权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群众极大不满。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特权思想的存在，特权现象的肆虐，必然会使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必然会导致国家法律秩序的失衡和废弛，也必然会最终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是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建设经验的科学结论，也指明了当前和今后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方向。
盘点习近平18大以来反腐倡廉论述
2014年01月07日
来源：新华廉政
习近平反腐语录
　  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　　　　
    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习近平18大以来反腐倡廉论述===
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场合：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
习近平：下大气力解决贪污腐败等问题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5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说，这个重大的责任，就是对党的责任。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
    习近平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详细]
时间：2012年11月17日
场合：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详细]
时间：2013年1月22日
地点：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习近平：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２２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全党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详细]
时间：2013年3月17日
场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习近平：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习近平说，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详细]
时间：2013年4月19日
场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借鉴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４月１９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更应引以为戒。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详细]
时间：2013年6月18日
场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
习近平: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强调，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详细]
 
何毅亭：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四有”干部
2015年01月19日
来源：学习时报
中央党校本学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活动，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1月1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全体学员并合影座谈，认真听取6位学员代表的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要求中央党校始终坚持党校姓党，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水平，加强对学员进行危机处理、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教育培训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在全体学员和教职工中引起不同寻常的强烈反响。县委书记班的学员们说，我们能作为十八大之后第一期县委书记班学员感到非常自豪，我们能参加总书记主持的座谈会并近距离聆听教诲，更是在党校学习的最大幸运和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党校其他班次的学员们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县委书记班学员的谆谆嘱托，也是对党校全体学员和全国党员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对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校教职工们说，总书记同县委书记班学员座谈，这在中央党校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县一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县委书记群体的亲切关怀，也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中央党校和整个党校工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必将浓墨重彩地载入党校史册。总之，在本学期即将结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同党校学员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央党校本学期最有分量最有意义的压轴活动。学员们一致表示，一定要努力践行总书记提出的“四有”要求，做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我们中央党校也一定以总书记这次讲话为新的契机，把党校的各项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本学期中央党校的学员还直接聆听了云山校长的开学讲话，这也是学员们党校学习生活中很值得珍视的经历。在去年9月1日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云山校长所作的“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的专题讲话，围绕党员干部按照“三严三实”要求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提出了明确具体要求。在去年11月14日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云山校长又作了“领导干部要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的专题讲话，对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云山校长这两个开学讲话，既是思维层次高、很有深度的思想理论“大餐”，又是内容丰富、针对性很强的高质量党课，学员普遍反映很解渴、很管用，对党校全体学员和教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精神、提高理论素质、加强党性修养很有帮助。新疆班的学员本学期还聆听了云山校长去年9月23日在纪念新疆班创办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云山校长的讲话科学总结了新疆班的办学经验，对进一步办好新疆班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方向。
最近几天，各个班次的学员都进行了学习总结。大家认为，中央党校文风学风活跃严谨、保障到位、管理严格，教学组织科学合理、课堂讲授深刻生动。进党校学习，确实是一次“冷思考、踱方步”的宝贵机会，也是一次增强理论素养、升华党性修养、提升知识能力的难得历练。通过学习，精神上补了“钙”、能力上加了油、知识上充了电，收获很大，受益匪浅，对今后的从政之路、人生之路将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概括大家的收获，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深化了对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提升了理论素养。学员们在党校各个班次学习，都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程，有的还开设了经典原著导读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理论发展成果的贯通性学习，大家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能力。按照云山校长的要求，党校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主课来安排来实施，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作为基本教材，同时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领导干部加强党性教育重要论述摘编》《习近平党校十九讲》等作为学员内部学习教材。学员们对这样的教学安排很认同，对学习总书记讲话很刻苦，突出问题导向，努力做到系统学、深入学、专题学，尤其注重在学原著、读原文、悟原理上下功夫。大家反映，通过这样的学习，理论上提升了很多，思想上充实了很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三个自信”。
第二，深化了对党校开展党性教育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了党性修养。党性教育是各级党校的主打课程。中央党校按照云山校长的要求，在每个主体班都设置了专门的“党性教育单元”，目前无论进修类班次还是培训类班次，党性教育的有效学习时间都已占到总课时的20%。大家对这样的教学布局表示赞同，普遍认为党校把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行教育、法治思维教育、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点，创新教学方式，组织学员到教学基地进行体验和感悟，组织观看反面案例录像，编印《近年来高中级干部违法违纪典型案例》，把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约束结合起来，把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结合起来，尤其是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要求贯穿到党性教育各个环节和所有活动中，增强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员们反映，通过这样的党性教育，灵魂受到了洗礼，情操得到了陶冶，境界得到了提高。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收获反映在行动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广大学员在校期间严格遵守校规校纪，住在宿舍、吃在食堂、待在校园，情趣健康、作风正派，民主生活会敞开心扉，党性分析思想深刻。不少学员说，党校姓党，党校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通过这次中央党校的学习，对此感受尤其深刻。
第三，深化了对中央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的认识，增强了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学员们在党校学习期间，党和国家有许多大事、要事。如APEC会议在北京圆满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G20峰会、访问多个国家，中央召开外事工作会议，中国展现了大国风范和外交新气象。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如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如中央查处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贪腐大案，中央纪委召开了四次全会和五次全会，坚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凡此等等，都使学员们进一步了解了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思路、理念和决心。党校的很多课程涉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发展部署、发展方略，从改革与发展10个专题以及相关讲座报告中，学员们深切感受到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大气魄治党治国治军，大手笔运筹国内国际大局，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各领域都出现崭新局面。大家对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体会。比如中国梦这个具有最大公约数和持久穿透力的奋斗目标；比如“四个全面”的治国理政方略图；比如经济新常态是一种状态、一种心态，也是一种理念、一种指导思想；比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比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等。通过学习，大家对这些新思想、新理念，对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理解和把握得更加准确，表示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第四，深化了对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认识，学到了经验，收获了友谊。中央党校每个班次的学员，都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来自各个不同领域。有地方的也有中央机关的，有企业的也有高校的，部分班次还有来自军队的学员，每位学员都是一部大书，每位学员都是一座“富矿”。这种结构，客观上就有利于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学习。在校期间，大家向老师学，教学相长，掌握了理论和知识；向同学学，学学相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员们赴井冈山、延安、山东临沂等地进行现场体验式教学，身临其境、触及灵魂，效果很好。大家还参加了多种形式的研讨交流，效果也很好，特别对从政经验交流、学员论坛等交流活动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些活动是思想信息的“超市”，经验方法的“市场”，理论切磋的“平台”。通过研讨交流，总结工作中的正误得失，分享工作中的规律性认识，充实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思维水平，增强了能力本领。在党校学习的日子里，同学相互之间、同学和教师之间、同学和组织员之间，朝夕相处、形影相随，播种下的真挚友谊同样是一份难得的收获。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本期学员都十分珍惜在校的有限时间，听课专注，读书刻苦，勤于思考，不耻下问。大家踊跃参加和开展多种学习研讨交流活动，沉下心来“踱方步”“冷思考”，很多学员在校期间写出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有的学员学习期间发表论文10多篇，被称为“学习达人”。有些学员的研究成果，已被中央党校内部刊物采用，报送中央参阅。
在总结中，学员们对党校的教学、管理和服务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主要是：第一，建议进一步突出世界观这个培训重点。党校课程安排系统全面，但时间毕竟有限。因此，在兼顾全面的基础上应突出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组织形成更加科学系统又能入心入脑的教学课件，在课程设置中加大分量。第二，建议进一步丰富培训形式。普遍反映中央党校专家教授课讲得很好，但有些问题单纯在课堂上讲比较抽象，可以多增加一些先进典型的现场体验教育，效果会更好些。第三，建议对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县委书记是一个特定群体，有共同的职责和任务，也有很多共同的感受和困惑，有可能形成一套特定的方案。另一方面，党中央这么重视这一群体的培训，县委书记班今后还要长期办下去，形成一套教学培训计划很有必要。第四，建议充分用好学员这支队伍打造高端智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央党校既有一支相对固定的教学科研队伍，又有一支来自一线的实践经验丰富的学员队伍。可以充分用好这两支队伍，把中央党校打造成高端智库，为“四个全面”贡献智慧。第五，建议培训部和进修部每学期举办两到三次专业论坛，就某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这样的论坛可以由学员俱乐部牵头，帮助学员活跃学术氛围，夯实理论基础，开阔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第六，建议每学期学员入学时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专业背景和兴趣所在，自行选择填报一到两个专题提前进行准备，这样可以提高专业论坛学员的参与度和论坛交流研讨的深度。学员们提出的好建议还有一些，就不一一列举了。对大家提出的建议，校委和有关部门将认真研究，形成意见，努力把党校的教学、管理、服务做得更好。
大家结束了中央党校的学习，就要返回工作岗位。最近，一位学员给我写信，介绍他的学习体会和学习成果。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们在秋季来到中央党校这个美丽的校园，离开的时候已是隆冬，但春天就要来到。我会永远铭记这几个月的宝贵时光，会格外珍惜和老师、和同学们结下的深情厚谊，会永远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恪尽职守、廉洁自律，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相信，这位学员的这段话也表达和反映了在座的全体学员的心声。希望毕业的学员们把在党校的学习收获转化为进一步做好工作的责任和本领，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特别要时刻铭记和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要求，对党忠诚，为民奉献，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不辜负总书记和人民的期望。（本文是何毅亭同志2015年1月15日在中央党校2014年秋季学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如何实现新常态下发展动力转换
日期：2015-01-14
作者：王志平
来源：文汇报
核心观点
　　新常态下，政府的角色有必要也有条件由推动者向服务员转换。“推动者”角色意味着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而“服务员”角色意味着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动力源的开发和维护
　　
　　日前，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向老同志通报全市今年重点工作会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命题：“加快实现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转换”。对于这样一个命题，需要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其中，政府角色的主动转换是有效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的牛鼻子，无疑是一个值得优先思考的角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背后，各级政府强有力的推动是功不可没的。然而，无论是推动经济增长还是发展市场经济，政府作用的确具有两面性。政府角色转换不是一味的“退”，在制度创新、社会保障、经营与消费环境维护等需要担当政府责任的方面，“进”的空间还很大。
政府角色转换将是新常态下的必要选择
　　在过去30多年间，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当然是中国奇迹形成的外部机遇性原因，但是，决定性的因素和动力无疑在国内。在国内诸多因素中，各级政府无疑是一个集设计者、推进者和操作者三者合一的特殊角色。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战略性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政府的角色作用也随之进入不断转换的过程。
　　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全国各地经济增长的动力、活力得到极大地激发。各地党政在谋划组织所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把经济发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许多地方的党政班子把“招商引资”当作“1号工程”。事实上，各级政府不仅是当地经济发展的教练员，同时也是奔跑于沙场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尽管用今天的眼光和标准去看这个过程和现象，人们可以历数其不合理、不应该和后遗症。但是，评判历史现象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各级党政致力于经济发展、甚至包括各级党政干部直奔经济建设一线“冲锋陷阵”的“运动员”激情，我们从整体上还是应当给出正面的、历史的肯定的。
　　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可以肯定，原先一部分曾经强有力且有效的政府直接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已经呈现或将会呈“边际效用递减”趋势。尽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没有改变，但政府角色转换将是新常态下的必要选择。
有必要也有条件由推动者向服务员转换
　　可以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不断地下发“红头文件”的过程中推进建立的。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在它诞生之初便注定会深深烙上“强政府”作用的印记，这有值得赞赏的发挥强有力作用的一面，当然，问题的另一面恐怕也不容忽视。
　　首先，政府设计、推行的市场经济，容易成为相对更为有限的市场经济，即政府保留更多的权力、市场内在活力相对不足。就理论而言，在经济活动中政府和企业都是相互独立的主体。但是，直至今天恐怕也很难确定，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国有企业，哪些已经完全摆脱了政府指挥下的“下级基层单位”的特性。那么，非公企业是不是完全具备了在市场经济海洋里自由畅游的权力了呢？答案是“还没有”。我们的市场经济海洋是被分割为一片片海域的，不同海域之间存在着看得见的高墙或看不见的“玻璃门”。“行政审批”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耐人寻味的是，在今天需要削减的行政审批中，又有相当部分恰恰是前几轮政府部门主导的改革的“成果”。
　　其次，政府部门在设计、推行市场经济的政策、规制时，为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保留（甚至是创造）了更多的权利。实施人民政府职能的，往往是政府的部门和官员。如果说人民政府没有自身的利益，则无法说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没有自身的利益。政府部门和官员在设计经济政策时会不会“夹带私货”并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利益空间？新药审批中的贪腐频发、发改委官员的频频落马，已足够说明问题。
　　新常态下，政府的角色有必要也有条件由推动者向服务员转换。“推动者”角色意味着政府把自己看成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而“服务员”角色意味着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社会动力源的开发和维护。
　　
三个“退”与三个“进”考验觉悟能力智慧
　　能不能有效地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政府角色的转换和政府作用的“有退有进”，考验着政府的觉悟、能力和智慧。
　　对地方政府来说，三个“退”是当务之急。一是从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或“类行政审批”）中退出来。过多、过烦的行政审批已经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行政审批的减少一定会为发展动力释放提供新的空间。二是从大量政府直接抓的产业项目中退出来。政府官员直接抓产业项目，不仅是不务正业的表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在整体上破坏经济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三是从怕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保速度”的习惯思维中退出来。现在一些地方官嘴巴上讲“我们并不追求GDP增幅”，骨子里还是害怕本地的经济增幅落在后面。我们知道，一个地方的确有办法使本地本年份的经济增幅提高一定的幅度，但是这样的提升很可能是以后面年份的经济困难作为代价的。
　　同时，对地方政府来说，三个“进”也是当务之急。一是在制度创新方面有所进。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成功实践和经验就是生动的例子。一年多来上海自贸区取得的最值得赞赏的成就，不在于吸引了多少企业和资金，而在于实现了一系列制度上的突破。二是在社会保障建设方面有所进。社会保障上去了，就好比买了保险才开车上路。否则，谁敢踩油门？三是在经营和消费环境建设方面有所进。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远要比直接搞科技投入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涌现。政府对消费者权益的严格保护，不仅会直接提升消费者的信心，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产品质量的真正提升。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唐承沛：品牌经济 新常态发展的重要支撑
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01-13
[摘要]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品牌经济是以品牌为核心整合经济要素、带动经济发展的高级经济形态，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深刻揭示了我国发展新阶段打造品牌经济的重要性，指明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方位。
为什么需要打造品牌经济
经过30多年持续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化，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新常态是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的阶段，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把品牌经济作为新常态发展的重要支撑和进取方向。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总需求不振。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而形成一批国际品牌是形成新的比较优势的重要标志。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大部分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底部，是典型的产品大国、品牌小国。2014年全球企业最有价值的100个品牌中，美国有59个，日本有7个，韩国有3个，我国仅有华为入围，排在第九十四位。美国90%的出口额来源于品牌经济；一些欧洲国家人均收入靠前、生活富庶悠闲，也在于拥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凭借品牌溢价功能获取超额利润。我国出口商品大量属于贴牌和代工，自主品牌出口比重仅略高于10%，赚的是“血汗钱”。这也是我国人民“勤劳不富裕”的重要原因。应当看到，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高中低端产品将长期共存，但每个行业都需要一批高端品牌来引领，进而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增强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需要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因而品牌消费潜力巨大。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时，就进入品牌消费时代。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7000美元，加之互联网普及和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消费者对品质、时尚、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品牌消费日益成为消费主流。由于品牌经济发展滞后，目前我国多数行业低端过剩、高端短缺，高品质自主品牌供给不足，难以满足消费升级需要。去年我国旅游贸易逆差估计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国居民在海外的品牌消费。应主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引导企业从产品经营转向品牌经营、从价格竞争转向提供价值服务，提振消费信心，满足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企业品牌与国家形象正相关，知名国际品牌是响亮的国家名片，对于提升国家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崛起的背后往往是一批品牌的强势崛起，韩国经济成功转型主要就是依赖现代、三星、LG等一批优势品牌。100多年前，德国产品被强制标记“德国制造”，目的是限制其低质商品进入英国市场。而今天，德国制造已成为高品质的代名词。当前，中国企业具备产量优势，也不乏优质产品，能为众多国际品牌代工，完全有能力打造国际一流品牌。当务之急是坚定不移走品牌经济发展之路，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追求精品，讲究诚信，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形象和影响力，发挥品牌经济对产业优化升级的引领作用、对创新成果转化的驱动作用、对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作用。这是实现新常态发展的必由之路。
打造品牌经济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打造品牌经济，需要深刻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决克服传统思维定势和粗放式发展惯性，把经济发展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这就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进一步提升发展理念。
做大与做强的关系。企业大而强固然好，但大并不必然强。经济发展既需要“航空母舰”，也需要专精特新。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把精力和导向放在做大上，以做大代替做强。当前，我国已从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市场竞争已由过去以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为主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不能再简单地把做大规模等同于做强，应认识到大而不强就是虚胖。规模经济效应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不同行业有不同规模要求，适度规模是最佳选择，盲目扩张只会导致规模不经济。实践证明，只要在细分市场做到极致，产品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高，即便是小企业也能创造大品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德国制造90%来源于中小企业，其秘诀就是在细分市场达到最佳规模、成为高端品牌。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技术创新居于品牌内涵的核心。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如果不能在技术创新上持续进步，就很难持久发展。很多知名企业的衰败，根源就在于技术路线落后，进而技术创新和应用落后于时代发展。企业内部结构改造、产品质量提升、服务水平改进，都有赖于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的应用。但只有技术创新还不够，还需要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转化为产品竞争力。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技术水平的产品，有的是国际品牌，有的只能低价销售的根本原因。特别是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商业模式创新成为培育品牌的重要途径。据统计，目前美国企业60%的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服务领域的国际品牌尤为重视商业模式创新。阿里巴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营造了集合消费者、渠道商、制造商、服务商的完整产业生态，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只有持续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施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战略，才能培育更多国际知名品牌。
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关系。品牌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财富创造的“倍增器”。在经济工作中，既要重视物质生产发展，更要重视品牌资产积累。品牌既可与实物资产融合，又可独立存在，二者也能相互转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重组是常态，跨国并购往往既包括物质资产转移，也包括品牌资产转移，很多时候就是为了收购品牌而收购企业。一个时期以来，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方式进入我国市场，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导致很多民族品牌被收购甚至“雪藏”。这值得警醒和深思。在国际企业兼并重组中，必须把品牌作为宝贵资产来保护，防止一个企业被收购导致一个民族品牌倒下。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关起门来搞品牌是没有前途的。越是打造民族品牌，就越要注重引进国际知名品牌以及相关的研发、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和高端人才，形成国内外品牌竞争发展的“鲶鱼效应”。只有这样，才能既提供必要的竞争刺激，又满足提升品牌竞争力的需求，不断提高品牌管理理念和运营水平。同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开展战略合作和品牌并购，传播企业精神和民族文化，增强中国品牌的国际认同度，     
在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培育一批国际品牌。
如何有效打造品牌经济
实施品牌战略，以品牌经济增强核心竞争力，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是培育品牌的根本机制。打造品牌经济，必须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使追求质量效益、创造知名品牌成为各个企业、各行各业的价值追求。但是，仅靠市场机制自发作用还远远不够，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导向作用不可或缺。这方面，国际上有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设立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通过国会立法、总统颁奖，推动质量品牌提升；德国政府通过质量品牌促进政策，确立“德国品牌、质量一流”的国家形象；日本、韩国把品牌战略作为国家战略，逐步在国际上形成良好品牌声誉。
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把品牌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促进品牌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融合互动，在经济布局、产业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激励。一是把打造品牌经济摆上国家战略位置，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品牌工作推进机制，把中国质量奖与中国科技奖一并作为提升质量品牌与创新能力的国家导向。  
二是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营造优势品牌生存发展的法治环境，破除地方保护壁垒，加大反不正当竞争力度，完善外资并购审查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三是把品牌战略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内容，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结合，着力畅通品牌与金融结合渠道，为打造品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四是增加政策有效供给，制定完善的品牌培育、发展和保护政策，增强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信心和忠诚度，强化品牌维权机制，加强品牌企业监管，形成重视品牌、创建品牌、保护品牌的浓厚氛围。
打造品牌经济是一个长期过程，既要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系统部署、狠抓落实，也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方向、持之以恒，努力建设品牌强国。其中应特别重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是品牌的灵魂，没有文化内涵的品牌缺乏生命力。应大力倡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管理理念，融合现代工业文明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全社会形成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价值取向，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唐承沛为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
 
邱平：习近平总书记文章释放了什么信号？
2015年01月05日
来源：求是网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是否走对路。经过长期探索，我们党找到并开辟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那么，这条路怎么走？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执政，最怕的是在重大问题上态度不坚定，结果社会上对有关问题沸沸扬扬、莫衷一是，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煽风点火、蛊惑搅和，最终没有不出事的！所以，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关于这条路怎么走，必须弄清楚什么是我们需要深入探索的，什么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第1期《求是》上的署名文章《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我们应该能够读出这些明确信号。
　　信号一，要理直气壮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发展就很容易走上邪路，所以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然而，一些人总是别有用心，企图从法治方面开打缺口，浑水摸鱼。他们会故意歪曲党的领导与法治之间的关系，甚至别有用心地将二者对立起来，在党大法大的问题上纠缠不清，肆意抹黑党的领导，完全无视党的领导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妄自声称党的领导干扰司法独立，认为推进法治必须削弱和代替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依法治国本质的错误理解和故意歪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
　　实际上，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倡导者、主导者和引领者。依法治国是党提出来的，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我们党提出来的，而且党一直带领人民在实践中推进依法治国。所以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领作用。同时，依法治国也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有助于改进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执政使命。
　　再者，政治制度决定法律制度，我国一切法律和相关体制机制必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而党的领导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并不是一句空口号，其实质内容主要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信号二，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人权就意味着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当前，西方敌对势力动辄就对我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戴着有色眼镜将中国人权状况描绘得一无是处。
　　事实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开启了用《宪法》保障人权的新时代。这足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能够保证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与标榜人人平等，而实质上却是维护资本利益和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资本主义法治存在根本区别。
　　信号三，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形式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宪法法律赋予组织和个人权力，保障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但是任何人也不能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周徐苏令的案件摆在眼前，无疑就是一种震慑，表明了中央反腐的决心和魄力。就是要告诉我们，任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任何人都不能以权力作为庇护伞，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进行违法违纪腐败犯罪的活动。
　　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前提下，如何确保法治顺利实施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正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肩负着重要责任，他们所带动的辐射能力是不可低估的。但是，如果这些领导干部本身就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那么依法治国就难以真正落实。所以，必须通过法律权威的震慑，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解决好自己的思想观念，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带头依法办事；同时将“法治”二字内化于心，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解决矛盾，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类事件。
　　信号四，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所提的“以德治国”不是“依德治国”，回到“德主刑辅”的人治时代。而是以法为重器、德为情理，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我们所提的“以德治国”不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为巩固皇权、奴役人民，而虚伪标榜的仁义道德，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的中华传统美德。法治是国家治理的“硬”方式，推进国家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同时，有助于促进社会道德建设；而德治是国家治理的“软”技巧，有助于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二者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方面，法治是德治的保障，道德可以调节公民关系，可以引导民众行为，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可以改善社会风气，但是道德没有强制性，因此道德的约束力就难以保证，这就需要强大的法律力量作为后盾。另一方面，德治是法治的补充，法律可以规范经济行为，可以打击违法犯罪，可以保护公共财产，可以维护公众利益，但是法律的“手”长度有限，难以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这就需要一定的道德手段作为补充，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与带动作用，可以有效推动法制观念的形成。
　　信号五，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在虚心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的同时，绝不能无视我们自己的法治建设成就，必须要对我们丰厚的法制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及实践成果树立高度的自信。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经验，这决定了我们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决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关起门来搞法治。但是，学习并不等于照抄，借鉴并不等于移植，我们更要警惕那些企图将西方宪政制度全面进入中国的思想，否则就会走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现在，有一部分人企图曲解国家设立“宪法日”、宣传“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目的，鼓吹中国将实行“宪政”，只有实行西方宪政制度，中国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所以，中国应该实行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多党轮流执政，接受并遵从西方“普世价值”的核心内涵。而事实上，而西方资本主义政党从来没有超然于法治之外，无论两党制或多党制，西方政党都极力通过竞选谋求对法治机关和法治运作的控制。看那些照搬照抄西方宪政民主的国家的或地区，没有一个是真正走上使人民安居乐业的法治之路的。20多年前，苏联因盲目推行政治改革而导致国家解体，而后俄罗斯又因盲目推行休克疗法而导致民不聊生；今天，伊拉克因被迫推行美式民主而濒临四分五裂，阿富汗虽实行西方总统共和制依然没能实现和平与稳定，埃及因自由派上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而使国家陷入寒冬，利比亚也在建立起宪政民主体之后陷入无政府状态。
　　反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是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作为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出，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保证了各项立法及权力行使真正体现民意。
　　综上所述，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只要我们党的旗帜鲜明了，态度坚决了，全党都能行动起来了，就一定能够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总目标。
 
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智慧和方法概论
2015-01-05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中央党校副教育长 韩庆祥
　　专家语粹
　　●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抓实干，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复杂的矛盾、问题的根本的精神状态或态度。
　　●具有方向感和战略定力，坚持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里所谓的方向感和战略定力，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随着“领域分离”，也会发生“力量转移”，即由注重国家统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渐走向注重国家或政府中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场中的自主力量、社会中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及其它们之间整体共治的力量。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发展进入关键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难题和问题交织在一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运筹帷幄，把运用各种智慧和方法以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应对复杂矛盾、问题的精神状态：具有真正“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抓实干
　　我国“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之为“发展起来以后”时期，我称之为“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时期。我国民众表达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参与诉求和公正诉求等以及群众维权、协商民主、网络参与等现象在兴起。
　　民众表达诉求日趋觉醒和增强以后，需要合理满足，满足需要主观与客观条件。然而在客观上，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比较低，资源配置还不够公平；在主观上，相应的文明素质并不很高，如多讲权利、少讲义务，多讲利益、少讲担当，多讲民主、少讲法治，多讲自由、少讲纪律，多讲自主、少讲责任，多讲个人利益、少讲公共利益，多讲索取、少讲奉献，多讲表达诉求、少讲合理合法，结果满足不了民众日趋觉醒和增强的过高诉求，进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即进入矛盾突发期。这是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今天仍有“碗里吃着肉、嘴里骂着娘”的现象，就是这方面的表现。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会伴随风险、引起不稳定。甚至有的思想家认为，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会进入“风险社会”。面对矛盾，我们一些人缺乏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遇着矛盾绕着走，甚至回避和掩盖矛盾，结果使矛盾“堆成山”，积重难返，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进而严重阻碍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和进程。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攻坚克难期。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正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此进程中，我们党不仅要破解影响发展稳定的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藩篱等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难题”，还要破解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
　　一般来说，领导干部从政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注重眼前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绩”；二是注重破解改革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潜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注重第一种思路，但更加注重第二种思路，即敢于直面并注重破解我们前进中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具有“问题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抓实干，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应对复杂的矛盾、问题的根本的精神状态或态度。
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党正在思考和解决战略性的问题
　　破解我国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还要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习近平同志对此高度重视。这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我们党面临“四大挑战”，即世界上一些国家对我国打压的挑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矛盾、难题的挑战，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民族分裂主义的挑战。二是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三是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这里所讲的“伟大斗争”，具有新的历史形式。其中主要有资源争夺、市场争夺、意识形态斗争、反腐败斗争、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空间争夺、网络斗争等。这里讲的“斗争”，不是“文革”时期的批判、批斗、打倒，挑起群众斗群众，而是一种应对挑战、考验、危险需要具有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状态和实践行动。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意味着新一届中央领导人正在思考和解决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具体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的精神实质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把握：
　　其一，要求我们对党目前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做出科学判断。对形势作出准确判断，是作出科学决策并提出任务的基本前提。今天，要以清醒头脑科学判断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在此基础上明确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完成的历史任务。今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难题与肩负的任务更多、更加艰巨。严峻形势与艰巨任务要求我们党积极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攻坚克难”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应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其二，要清醒认识我们党员干部队伍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不足，面临“四大危险”，与完成任务、攻坚克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因而要树立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一个国家最大的危机是缺乏危机意识，一个民族最大的忧患是缺乏忧患意识，做好工作之最大问题是缺乏问题意识。然而，我们一些人对此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理性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一些人对我们党面临的“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不屑一顾，无动于衷，缺乏应对。这样是难以胜任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的。
　　其三，要攻坚克难，必须克服我们党自身存在的局限，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使自身硬起来。这种“硬”，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硬在斗志。这种斗志，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攻坚克难的行动。就是说，要用体现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方式进行斗争，使斗争精神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实现形式，具有历史和时代特点。
　　其四，要时刻保持政治上理论上认识上的清醒，认清复杂而严峻的斗争形势，认清“伟大斗争”的新形式新特点。要努力为进行“伟大斗争”做好各种准备，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认清当今西方以学术思想（文化、文明）外衣设置政治陷阱的本质，更要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凝聚一切积极因素。
　 应对复杂矛盾、问题和风险的重要保证：具有方向感和战略定力，坚持科学的哲学方法论
　　遵循科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提高应对复杂矛盾、问题和风险的重要保证。当前，要避免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聚合改革发展稳定的正能量，就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关系，使改革发展稳定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要坚持了以下几个基本的哲学方法论：
　　一是正确处理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中国的改革是一场宏大实验，会有风险，步子大风险也大。对此，我们不能向后退缩，需要采取的有效办法就是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具体而言，就是要敢于承担风险，但要减少风险；允许实验，但要选择好时机和方式；允许失败，但要减少失败；不怕出现问题，但发现问题赶快解决；不怕犯错误，但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敢试敢闯敢于创新，但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要谨慎小心；预见可能出现的代价和风险，但应及早积极采取相应对策；应稳妥，但不能把稳妥变成停滞不前。
　　二是正确处理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要在实践经验和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对改革发展稳定作顶层设计，以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避免改革的“碎片化”倾向；同时，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实践中，在一些新的领域和具体问题上，还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再进一步摸出规律来。
　　三是正确处理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这在哲学上就是处理好全面和重点的关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的实质，在于要把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问题和风险提升到科学化水平。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面临的总问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着重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改革与经济发展动力有关，稳定与社会和谐有关，改革是破解发展稳定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这既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的深刻总结，也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形势的准确判断。
　　一言以蔽之，具有方向感和战略定力，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有效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里所谓的方向感和战略定力，主要指无论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具体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必须使打铁的主体自身硬起来
　　为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和问题，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就是为解决这些矛盾、难题和问题而顶层设计出来的，其实质就是为治国理政与解决矛盾、难题、问题提供一整套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当前，我们所推进的全面深化改革，本质上是一种事关中国命运的“治本性改革”、“攻坚性改革”和“命运性改革”。
　　首先是推进“领域分离”，即推进“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现代化进程一定意义上就是“领域分离”进程，在当今我国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会逐渐增大，进而会产生“水涨船高”的效应，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其次是随着“领域分离”，也会发生“力量转移”。这种力量转移，表现在由注重国家统治或政府管制的力量逐渐走向注重国家或政府中的制度力量及法治力量，注重市场中的自主力量、社会中的自治力量、公民的能力力量及其它们之间协商共治的力量。这意味着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调整和转变。
　　其三，社会结构转变和力量转移，要求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由政府主导体制走向注重在党的领导下的制度治理尤其是法治治理（“法”治）；由政府管制走向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政”治、社会“自”治、公民“能”治的协同治理（“共”治）；由注重国家权力走向注重国家治理能力（“能”治）；由注重等级走向注重公平正义（“正”治）。这种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变，本质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法治、协商共治、能治、德治和正治的有机统一。显然，转变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尊重民众诉求、化解矛盾和攻坚克难，进而为解决影响中国发展的“命运性问题”，为破解矛盾、问题、难题提供一整套制度模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矛盾、难题，把坚硬的“铁”打好，必须使打铁的主体自身硬（即硬在精神，硬在能力，硬在作风，硬在纯洁，硬在凝聚，硬在斗志，硬在治理现代化），也就是必须加强和改进党自身的建设。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和标志性符号，是推进“治本性改革”、“攻坚性改革”和“命运性改革”的根本保证。
 
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
史正江
2015年01月05日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有一个战略思想贯穿其中，就是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聚精会神、接力推进的新的伟大工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道，构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总体部署。
（二）执政党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就把实现国家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高使命。从提出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再到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提出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小康之家，到实现总体小康，再到建设全面小康；从提出实现经济现代化，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再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质就是建设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现代化，这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实践也越来越自觉和深入。事实上，政治建设和政治现代化，已经包含了党的建设和党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在国家治理中，我们党居于执政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所当然地包含了执政党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把党的自身建设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我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要推进执政党现代化。
（三）执政党现代化，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政治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这就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党的组织充满生机活力，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有坚强可靠的政治保证。否则，一个因循守旧、自甘落后的政党，一个组织涣散、软弱无力的政党，是不能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崇高使命的。
（四）执政党现代化，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必将被时代所淘汰。他强调，党的自身建设和管理的好坏，决定其生存和发展。他还多次用世界上一些老牌执政党衰败落伍、丢权垮台的教训告诫全党，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应当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执政党认真汲取经验教训，纷纷适应本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致力于理念、组织、制度、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形成了现代化新浪潮。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高度重视推进自身现代化，确保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五）执政党现代化，又是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是党的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体会，应对好“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解决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这一根本问题和时代课题，必须推进执政党现代化。
（六）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就是要在深化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同时，实现从传统政党到现代政党的转变，也就是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执政党现代化的总目标。
（七）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应该是党的理论体系和执政思维现代化、领导体系和执政方式现代化、能力体系和执政水平现代化、组织体系和党员队伍现代化、法规体系和治党思路现代化一体推进。也就是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也是执政党现代化的总要求。
（八）推进党的理论体系和执政思维现代化。
1、党的理论体系现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理论体系现代化。
党的理论体系现代化也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由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组成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行动指南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七大、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分别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理论体系现代化。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现代化正在持续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庄严宣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进一步体现了党的理论体系现代化。
2、党的理论体系现代化，要求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特别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坚定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他多次将理想信念比如为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得“软骨病”；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
3、党的执政思维现代化，主要是执政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现代化，具有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党来说，就是要实现从革命思维到执政思维、从传统思维到现代思维的转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最多的是要提高理论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能力，也就是要推进党的执政思维现代化。
关于理论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执政，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坚持学哲学、用哲学的好传统。
关于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计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他要求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关于创新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特别是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要树立科学精神、培养创新思维、挖掘创新潜能、提高创新能力，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超越。
关于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他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自觉为党和人民不懈奋斗，不能安于现状、盲目乐观，不能囿于眼前、轻视长远，不能掩盖矛盾、回避问题，不能贪图享受、攀比阔气。
关于法治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
（九）推进党的领导体系和执政方式现代化。
1、政党是一种为特定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体系是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在内的制度安排。党的领导体系现代化，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之不断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和人民新期待。
2、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也就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时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他还就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强调要做到“三统一”、“四善于”，即：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领导体系现代化。
3、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就是要深入推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法执政，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部署，特别是把依法执政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自觉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捍卫宪法法律尊严，保证宪法法律实施；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行使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发挥政策和法律的各自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要健全依法执政的工作机制，特别是要依法处理党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这就极大地丰富了依法执政的内涵，完善了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
（十）推进党的能力体系和执政水平现代化。
1、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执政能力现代化是执政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还专题研究了这个重大问题，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提出要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能力，这就从六个方面形成了党的执政能力的完整体系。
2、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他在继续强调提高六大能力的同时，结合新的实践，在不同场合提出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综合决策、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以及提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抓好工作落实的能力和水平，等等，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能力体系。
3、推进党的能力体系和执政水平现代化的关键，是要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强调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他指出，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干部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加强实践、提高本领。各级党委要重视干部培养，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强化干部实践锻炼，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决整治用人风气。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十一）推进党的组织体系和党员队伍现代化。
1、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党的组织体系，主要是指党的组织系统和功能。推进党的组织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推进党的组织系统和功能的优化。我们党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统一体，其根基在基层，基层组织是我们党执政的组织基础，更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推进党的组织体系现代化，重要任务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现代化。
2、党的基层组织的传统形态，包括经济领域基层党组织，如企业党组织；政治领域基层党组织，如机关、农村、城市社区党组织；文化领域基层党组织，如科教文卫单位党组织；社会领域基层党组织，如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党组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推进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现代化，总的说就是要做到全覆盖、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组织、党的工作要做到全覆盖，让党的旗帜在每个基层阵地上都高高飘扬起来；要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形态，如网络组织、虚拟组织等，这些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如何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这些领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3、国家现代化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党的现代化取决于党员现代化。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推进党员队伍现代化，任务极其繁重。总的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和服务，确保进口严、出口畅，管得好、作用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要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教育管理。要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提高发展党员质量，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十二）推进党的法规体系和治党思路现代化。
1、思路决定出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要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按照树立科学理念、积极改革创新、遵循客观规律、注重实际成效的思路，切实把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使我们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战斗力。这是全党的政治责任，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责任。我理解，这“四句话思路”，是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路，也是推进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的思路。
从这个思路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我理解，这“八条要求”，是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也是推进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的任务。
从思路到要求，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体现了我们党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自觉，也表明了我们党对新形势下从严治党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是在新的起点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自身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2、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教育要突出重点，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要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创新，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要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这就深刻揭示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和现实途径。
3、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坚持严字当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的古训，说明严字当头的重要性。他还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严明党的纪律三个方面为我们具体诠释了什么是从严治党、严字当头。
关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要下大气力解决好影响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各种问题，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党内政治生活真正起到教育改造提高党员、干部的作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
关于从严管理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我们现在对干部的要求，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总的是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养成，规范权力行使，培育优良作风，使各级干部自觉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规矩办事。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一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完善干部管理规定，既重激励又重约束，把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真正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干部管理各项规定，讲原则不讲关系，发现问题该提醒的提醒、该教育的教育、该处理的处理，让干部感到身边有一把戒尺，随时受到监督。特别是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关于严明党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和坚决维护纪律是做合格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切实履行执纪职责，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使违纪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查处，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要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态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4、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必须落实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各级党委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坚决防止“一手硬、一手软”。
（十三）实践无终结，认识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注重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我想，管党治党必须如此，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如此，推进执政党现代化也必须如此。
（十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希望全党同志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各个环节。这是对我们在党之人的基本要求。所有在党之人都要为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和现代化而奋斗！
（作者系中国盐业总公司党委副书记）
 
把握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
发布时间：2015-01-06
来源：光明网
作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孙志明
　　2014年前三季度，吉林省经济增长6.5%，同比下降了2.3个百分点，经济走势不容乐观。在2014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了2014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了2015年经济工作，重点分析了当前的经济形势，指出了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以及阶段性特征的重要性。所以，应当进一步从全国角度研判经济形势，分析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从而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寻找出路。
一、中国经济正处于大转折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不仅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而且经济结构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并由于多年累积的结果，至目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大转折之中。经济结构的这种转折性变化，必然会对全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且这一影响是深远的，历史性的。
　　1.人口红利消失。在经济学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劳动力的增加、资本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的贡献。1978年我国就业人口4.0亿人，2013年增加到7.7亿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43.5%增加到了2013年的57.7%，就业比重的提高，相应的负担就减轻了，这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我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决定就业人数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变化，即从以前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年提高，抚养比不断下降，至近几年达到了拐点。劳动年龄人口按照15-64岁计算，我国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74.5%，之后逐年下降；抚养比也达到最低点34.2%，之后逐年上升。如劳动年龄人口按照15-59岁计算，我国的人数在2011年达到峰值，2012年出现了345万人的绝对下降。这一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迅速反映到劳动力市场上，人多的优势已经用尽，今后不可能再用增加劳动力的办法，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了。
　　2.工业化进入后期。按照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的划分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174.6美元（1970年美元），跨越了1120美元的门槛，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后期阶段。如采用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综合指数法衡量，我国的综合指数在2012年达到了66.7分，超过了66分的门槛，也从工业化中期进入到后期阶段。因此可以明确地做出判断，我国目前已经处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而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在工业化后期阶段，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转折，即工业比重会达到历史顶点，由之前的不断上升，之后将不断下降，而服务业比重将显著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比较特殊，由于政府的特别重视，工业获得了超前的发展，之前所占比重较同等水平的国家都更高一些，所以达到峰值的时间也提前了，2006年就达到了近期最高的42.2%。之后缓慢下降，5年内比重仅下降了2.4个百分点。但到2012年，工业比重下降速度明显加快，当年就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13年又下降了1.4个百分点。到2013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第三产业比重达到了46.1%，不仅创出历年最高，而且超过了第二产业43.9%的比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重大
　　转折已经发生，且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3.城镇化进入下半段。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研究提出，城镇化轨迹形似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其中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是加速增长期。从S型曲线的特征还可以推断，加速增长期的中点是一个转折，之前是逐渐加速的，50%左右达到增幅最大，之后将逐渐减速。从我国城镇化率的演进过程看，与诺瑟姆的S型曲线理论非常吻合，几乎就是踩着S型曲线的轨迹走的。1995年之前每年只提高0.5个百分点左右，1996年城镇化率达到30.48%，当年就提高了1.44个百分点，之后的十多年，每年提升的幅度都在这个水平附近。直到2010年城镇化率接近50%，当年也提升了1.61个百分点，是历史上提升幅度最大的一年，随后几年提升的幅度则逐年下降。可以预计，在2025-203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之前每年的提升幅度均可达1个百分点以上。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院士曾谈到，城镇化达到50%是一个转折点，之前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后则主要靠创新来推动，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4.增长速度换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3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如果计算1980-2010年的发展情况，30年间的平均增速更是高达10.1%，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取得过这样的成绩。随着近几年增长速度的下滑，人们普遍认为我国近10%的高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减速，增长速度换挡，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考虑到我国原来的基数非常低，虽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目前的人均水平仍然不高，只是刚刚达到中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增速下滑的程度可能不会太深，综合近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我国未来的一段时间，增长的中枢极有可能落在7-8%之间，实现中高速的增长希望很大。
　　图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我省经济如何适应新形势
　　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吉林省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要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吉林省要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想取得更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必须要适应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吉林省的实际情况看，以下几点应当引起重视。
　　1.发挥比较优势。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原来的基础，同时又不能固守老本而不思进取，需要
　　双管齐下，实现双轮驱动。一是要把优势产业做大。汽车工业、食品工业、石化工业是我省的三大支柱产业，2013年共实现增加值3379.4亿元，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55.6%，对全省经济的发展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优势，向世界级的生产基地努力。特别是其中的汽车工业，2013年吉林省生产汽车234.2万辆，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10.6%，大大高于2.1%的经济总量份额，汽车产业的优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应当继续保持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另外，吉林省粮食生产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2014年粮食产量达到了706.5亿斤，占全国总产量的5.8%，是全国仅有的5个产大于销的省份之一，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不仅是吉林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保障全国粮食安全的需要。二是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依托而不是依赖现存的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对于吉林省来讲十分重要，有利于扭转目前相对单一的产业结构，提高全省产业的丰厚度，增强抗风险能力。2014年，吉林省提出加快医药健康、装备制造、建筑业、旅游业的发展，意图将其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应当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当然，政府的产业引导是需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市场留足空间，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图为2013年吉林省三大支柱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2.挖掘发展潜力。吉林省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如果反过来想，可能很多不足和问题恰恰就是我们的潜力，要是把这些潜力挖掘出来，自然会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一是要着力于发挥后发优势。由于我们的基础太差，虽经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也才刚刚达到中上收入国家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13年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约八分之一，且吉林省与沿海发达省份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学习比创新要容易得多，成本也低得多，这就是后发优势，吉林省也具有这一优势，应当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好地利用后发优势。二是要着力于争取结构调整的红利。吉林省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工业比重很高，而服务业比重过低，2013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6个百分点。我们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服务业应当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对于吉林省来讲，潜力中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
　　会，应当牢牢地把握住这个机遇。三是要着力于提高创新的贡献。吉林省在基础研究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本地转化率不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大。应当在保持基础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再造一个科技转化的中介服务行业，以企业为主体，利用市场的力量，把科技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把创新的贡献尽快地提升上去。
　　图为2013年全国和吉林省三次产业结构。
　　3.激发经济活力。体制僵化，活力不足，是制约吉林省经济发展的一大痼疾。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真抓实改，坚持不懈，必定会取得好的效果，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一是要切实推进改革。改革应当抓住关键环节，自上而下，贯彻到底，才能真正取得成效。从吉林省的情况看，应当抓住行政改革和科教改革两个关键，极有可能会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攻破体制僵化的顽疾，释放市场的活力。二是要着力于解决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吉林省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参与率非常低，全省的劳动参与率排全国倒数第六位，城镇的劳动参与率排全国倒数第四位，就业状况不容乐观。进一步推进全民创业，把人的活力释放出来，可以抵消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影响，促进全省经济发展。三是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2014年吉林省提出要突出发展民营经济，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从三十多年的实践看，民营经济是最具有活力的，把这个最具有活力的主体壮大起来，全省的经济活力也就有了根基。
　　图为2010年全国和吉林省人口与就业结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陈金钊：建设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
2015年01月06日
来源：辽宁日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两大重要任务。其中，建设法治中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支撑。
依法治国和深化改革具有根本目标上的一致性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决定》的精神实质来看，执政党正在运用法治方式或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来完成执政方式的转换，以法治中国建设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根本目标上的一致性，二者是互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一方面，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法治体系建设的指标明示，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找到具体的可操作方案。在改革与法治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法治体系建设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案，而深化改革成了法治体系建设的路径。实际上，不仅法治建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而且党的执政方式的完善也需要推进法治建设，同时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法治的保障。党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完善执政方式，领导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改革沿着法治轨道有序推进，及时巩固、发展改革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不仅是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价值目标和衡量标准。
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并不仅仅因为法治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且因为现代国家都是政党国家，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法治国家，主要标准就是看执政党是不是依法执政。只有执政党依法执政，把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里，才有法治国家。因而只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然而，由于在表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缺少主语，因而一些人产生误解，认为改革就是改革、法治就是法治。但实际上，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法治、改革与执政方式的转变是不能分开的。为了避免误解，就需要在执政者、法治与改革三重关系中，来思考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就意味着不是单方面推进，它包含了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在执政党、法治和改革这三重关系中，执政党要通过法治体系的建设和深化改革的手段来完成执政方式的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党的长期执政。
实现法治与改革思维路径的协调统一
虽然法治与改革都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但在一般情况下，法治与改革这两种手段不宜同时使用。然而在现阶段，中国法治建设与社会转型是连在一起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完成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的完成既需要深化改革，也需要建设法治中国。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法治不仅仅是手段，而且具有目标属性，因而成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相互统一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要深化改革就要建成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改革与完善执政方式或者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交织在一起的，因而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等同时进行，需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一定意义上，改革是一种改变现有法律以适应社会的治理模式，而法治则是固守法律意义尊重法律权威的治理模式；法治基本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治理方式，而改革则是与时俱进以改变法律的方式适应社会的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矛盾冲突的协调机制”。尽管法治与改革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但这两种手段在很多情况下还存在矛盾与冲突。在当前社会改革与法治建设需要同步推进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解决矛盾冲突的协调机制，在发生矛盾时，法治与改革这两种手段的优势就可能相互抵消，对社会发展与秩序形成的积极功能就难以有效发挥。因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存在矛盾与冲突的情况下，需要探索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来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进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改革。
法治改革观应成为深化改革的基本理念
法治体系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是否完善、治理能力是否提高的标准以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手段，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而且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在法治理论体系中又包括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法治中国目标的设定以及法治原则的实施，决定了改革措施的出台必须遵循法治的精神、原则、规则和程序等。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应成为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准则。这意味着法治改革观应成为今后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未来社会发展或制定改革措施的顶层设计中，法治应该成为维护稳定秩序的基本手段，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考虑到法治的存在，要充分运用法治方式，法治应该贯穿改革的全过程。当然，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改革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推手，只是关于改革的共识需要用法治方式来凝聚。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以法治作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的刻度，需要对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立体定位。如果不在意识形态上搞清楚法治、改革、革命、社会与权力等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也就失去了目标。如果不把法治当成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不仅和谐、稳定、发展，甚至国情都可能成为放弃法治与改革的理由，也可能出现用法治抑制其他的现象，导致在法治的旗帜下改革陷入停滞，出现改革的法治陷阱，相反则会在改革的旗帜下，法治没法迈开步子。在过去的改革实践中，由于没有把法治建设确定为优位选择，因而在很多问题上都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结果法治永远需要给其他“更重要”的价值让路，法治往往成为政治正确的标签，而不能变成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坚持法治优先、各项改革附随的意识与理念。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研究院院长）
 
罗文：信息化发展形势、问题与对策
来源：通信产业网2014年08月15日、
　　信息化发展新形势
　　全民应用与普遍服务的格局业已形成。近两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快速增长，有线和无线宽带普及率大幅提高，物联网应用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卫星通信网应用快速增长，信息网络基本实现了全球人口和业务单位的全覆盖。据国际电信联盟《2014年信息与通信技术》报告，到2014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将达到30亿，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40%。全球移动宽带普及率将达到32%。在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信息网络更是实现了全民普及。据美国尼尔森调查数据，美国12岁以上孩子使用平板电脑的比例达到70%，77%的孩子会在平板上玩游戏、下载APP。英国未来咨询公司调查显示，英国3至12岁孩子中有44%拥有平板电脑，3至4岁的孩子中有30%拥有平板电脑，11岁后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高达46%。从国内看，到2014年5月份，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12.56亿户，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0亿以上，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8.57亿户，4M以上固定宽带用户数达到2亿。这些数据均说明，信息网络基本实现了城乡人口的全覆盖，除了婴幼儿、高龄老人等特殊人群，几乎所有人口、所有家庭和所有业务单位都在利用信息网络，全民应用与普遍服务的格局业已形成。
　　信息化呈现出互联网化、移动化、智慧化新特征。当前信息化发展有三个突出特征。一是互联网化。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宽带接入技术和接入设施取得重大突破，互联网用户数增长速度极快，互联网内容呈爆发式增长，互联网在产业、金融、商业、社会服务和个人生活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以及各类信息系统之间，都在互联互通，一切都在互联网化。二是互联网移动化。移动宽带、卫星通信的普及，使得人和物可以随时随地在移动状态下接入互联网，进一步突破网络服务的时空界限，移动社交、手机导航、手机打车APP等基于位置的服务成为潮流，移动医疗、移动支付、手机购物等应用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购物娱乐和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三是智慧化。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实现信息交互和信息系统综合集成，信息资源和业务系统实现广泛共享和互联互通，从而使得信息系统具有了智慧运作的能力。例如，特斯拉通过内置无线互联网沟通车内车外的各种信息系统，将汽车打造成为智能的移动终端。城市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形成了智慧城市。工业企业内外部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形成了智能工业。远程办公、互联网金融、远程医疗、网上学校等各种智慧的新型服务蓬勃兴起。
　　信息技术创新和应用仍在快速深化。当前信息技术创新仍处于活跃期，创新成果的应用不断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卫星通讯、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轮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取得重大突破并向深层次发展。人工智能使得信息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运行和自我学习能力。物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信息采集量成千上万倍地提升。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大量、繁杂、多变的数据进行挖掘和系统分析处理。卫星互联网打破地形、地域等界限，将信息传播覆盖到地球每一个角落。云计算使得信息系统朝大型化和微型化方面发展。一方面，拥有超高速的计算能力、大容量的存储空间和强大集成功能的云计算中心成为在空间上集中分布的超级系统;另一方面，云计算按需定制的服务模式满足企业业务类型复杂多样的现实需求，企业只需根据需要购买相应部分模块和服务。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产生了诸如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智能产品，实现了对个人的健康管理、生活管理等智能服务。
　　信息化成为全球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变革力量。信息化引起所有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社会进入了基于信息网络的大创新、大变革时代。传统媒体、中介组织、中间管理层失去原有优势，社会结构越来越扁平和简捷。信息化引起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提供了一条高技术、高效率、高附加值却几乎不增加污染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信息网络引起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创新变革,丰富多彩的多媒体、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多元化表现方式，使得教育、科技、文化的展示能力更加强悍，传播速度更加快捷，展示内容更加精彩。此外，信息化还在生活方式、生态环保、城市发展等其他领域引发重大变革。
　　信息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网络空间中国家、组织与个人的权责如何界定。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现实空间中的责权利并不能完全应用到网络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国家、组织与个人有哪些基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国目前还没有清楚地界定网络空间行为主体的责权利，因此对网络空间的行为管理缺乏法理基础，出现了很多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例如，网络空间里哪些行为应该实名、哪些行为可以匿名?网络空间的各种行为是否有效以及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对垃圾邮件和骚扰信息应该怎样界定和治理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明确界定网络空间行为主体责权利的基础上来处理。
　　二是网络空间行为的有效性如何确认。网络空间中组织与个人的很多活动能够替代现实空间的行动，比如电子商务、电子银行、远程服务、视频会议等等。这些行为是否有效，主要取决于法律和制度的认可。如果法律制度明确认定网络空间行为的有效性，无疑破除了很多信息化应用的障碍，客观上鼓励了信息化发展。正如电子签名法确定了电子签名、电子文档的有效性，鼓励了电子合同、电子公文的普及应用。当前，信息化正在向深层次发展，网络空间的很多新行为亟待法律和制度的认可。例如，网上办公、网络会议、电子发票、网上投票、互联网金融等等，都亟待通过制度和法律的认可。只有法律和制度认可了，人们才愿意把经济和社会活动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转移到网络空间中来，网络空间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减少现实世界的拥挤和浪费。
　　三是网络监管与治理如何制度化规范化。网络空间需要监管，网上行为应该规范，这无疑是准确的。但对网络空间的治理和监管本身，也需要规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需要有法可依。目前，我国网络治理的法制化进程总体上落后于网络空间的发展。某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内容不完善，网络空间管理的灰色地带较多，出现了不少法律无规定、法律规定模糊、法律规定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网络空间监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来逐步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是信息安全的挑战怎样应对。信息安全既包括信息网络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也包括数据安全、个人数据保护和意识形态内容安全。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大肆渗透、侵入别国信息空间，窃取外国的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由于全球信息网络互联互通、信息服务采取云计算模式，国家信息安全管理更加困难。这是一个全球性难题，需要从法律、管理和技术等多个层面上协作才能破解。
　　对策与建议
　　当前，牢牢把握信息化发展的主动权，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考虑制定网络空间国家战略。为主动掌握和积极利用网络空间，我国可考虑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理念的网络空间国家战略，将网络空间的建设、应用和防护提升为国家战略。要以先进理念认识网络空间，研究总结网络空间的运行规律，制定鼓励信息空间拓展应用的政策措施，将现实空间中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有序地转移到网络空间，降低现实空间的物耗能耗，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完善网络空间法律法规。针对网络空间法制化滞后的情况，可考虑加大立法工作力度，制定针对网络空间行为的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备的网络空间法律法规体系，规范网上行为。尤其要注重通过立法建立起鼓励网络空间合法行为的社会制度，在实施可信身份管理的基础上，提倡网上办公、网络会议、远程服务，在各行业发展电子商务，推广电子发票、电子单据等等，形成便捷高效、务实创新、可信可用的网络空间环境。
　　三是规范网络监管。对网络空间的监管应法制化、规范化、透明化。一方面要通过立法加大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要通过立法执法和技术手段来监管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网络行为。要在信息空间弘扬正气正义，让信息空间的合法行为受到保护，不法行为受到打击和制裁。对不法网络行为的打击，要规范精准、有理有节。
　　四是从法律和技术两方面加强信息安全管理。在法律方面，应进一步完善信息安全审查制度，对进入我国市场的重要信息产品及服务提供者进行信息安全审查，保护我国关键信息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对于目前不能够实现技术自主的信息系统，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加大对国家基础数据的保护，研究制定保护国家大数据的措施。确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制度，保护公民个人电子信息和隐私权，规范信息服务商对个人信息的存储和使用。在技术方面，组织我国技术实力较强的信息安全企业、研究机构、科研院所开展防火墙技术、反病毒技术、访问控制技术、数据加密技术等信息安全技术的研发创新，壮大信息安全服务产业，为网络信息的合理监控和安全传播提供技术保障。
　　五是突破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瓶颈。加大政府引导和支持力度，加快集成电路、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等核心关键技术创新，推进包括智能终端操作系统、应用开发环境等平台级软件和移动浏览器、应用服务等的研发与产业化，形成我国自主可靠的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和产品体系。坚持以应用促发展，形成产业应用良性循环，加快安全可靠国产关键软硬件的推广应用。(作者：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发表在《经济日报》2014年8月14日)
 
天之降大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习习近平关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
石仲泉
2015年1月5日 星期一  、
   2014年11月21日，我去延安干部学院参加研讨会，也到习近平下乡插队的延川县作了考察。当年的另一个大队支部书记告诉我，习近平在延川当知青7年。那时他带了很多书来，一有空就学习，许多人看书都找他。他当时的历史知识就比我们丰富。在“文革”批林批孔期间，我们都按照报上的说。他不一样，谈了许多我们不了解的历史知识，比我们的思想水平高出一大截，我们就觉得他博学有思想。这一席话说明，习近平在年轻时就打下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根基。
　　回到北京后，我重新读了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的一些讲话，特别是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等，确实感到他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厚学养。他的许多讲话都引用古人的名诗、名句、名典，以及生动朴实的格言俚语，说事论理，有质有文。
　　一
　　习近平具有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认知和情怀
　　纵观党的历史发展数十年，就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在最高领导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酷爱，并非常重视传承和弘扬的，首推毛泽东。他广收博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读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过去攻读过古代经典文化和草根文化，特别是历史上的军事、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思想，都在他的著作中打上了深刻烙印。他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民族的文化，就是既要有革命的内容，还要有民族的形式。创造这个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获得。这个民族形式应当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在创造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方面，为我们党开创新文风树立了榜样。这些著作，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文体，成为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文风的范文。事实上，我们至今常用的许多话语都源于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我们至今的许多观念和认知方式也源于作为文化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的高度发展。如刘少奇所说：它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积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各方面工作取得新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为实现“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新的发展历程。
　　两年多来，习近平在他的讲话和著述中，高度重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在十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讲话就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后，他就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他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继续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在担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国访问回答新闻媒体如何治国理政时，他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这些讲话开启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运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展现治国理政情怀的新篇章。
　　习近平具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认知和情怀，主要表现为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习近平特别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国本民族一定要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还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这里虽然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泛指，而非专指。毫无疑问，其逻辑结论是明确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魂”，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文明所以源远流长，历经5000多年而不衰，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是因为没有抛弃传统，没有割断精神命脉，其“根”其“魂”一直延绵至今。
　　第二，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他说：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志”。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这是对党关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的科学总结。
　　第三，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的重要软实力。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强大，既需要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的发展，也需要思想文化、民族素质等软实力的提高。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同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还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些讲话，既说明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对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巨大影响；也说明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四，习近平特别强调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诸多难题。他说：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储存的智慧。因为在传承的知识中积累了历史上对处理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因此，“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这里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人类历史文明对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借鉴作用，毫无疑问，也同样地适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上述四个特别强调，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
　　习近平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贡献
　　习近平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至少有三大贡献。
　　第一，站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且高的平台上，与时俱进地阐明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转变为全面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全新的平台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对中华传统文化也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针。习近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对中华传统文化既继承毛泽东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制定的方针，同时又明确了与时代进步相协调、与世界发展相适应的新要求。
　　就继承而言，习近平仍然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多次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因势利导，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他解释“古为今用”说，这就是以古鉴今，对于“古”，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对于外国文化，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华文明就是在与世界各国文明的相互学习借鉴中延续发展而没有中断。所以能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同时，兼收并蓄又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审慎的鉴别和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习近平这些思想，是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科学坚持。
　　就与时俱进和与世俱进而言，习近平更加强调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人类先进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吸纳中创新。他说：我们从来认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我们的思想文化，既要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沃土之中，又要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从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基因和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这是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任务。他还指出：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和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原则，将会使博大精深的灿烂传统文化更加发扬光大，世界因之会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会生活得更加美好。
　　第二，高度评价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发展的进步作用。基于上述基本原则，习近平第一次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份比较系统地说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对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作了高度评价。他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他还指出：在绵延2000多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的发展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据此，习近平高度评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直面历史修正错误的博大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第三，充分运用丰富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习近平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也第一次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助于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重要思想作了系统梳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的思想。
　　一是关于经世治国、弘道化人的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讲话中列举了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15项。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的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以道德文化为鲜明特色而著称。讲道德建设，习近平特别运用优秀传统文化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说：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将核心价值观归结为“德”（包括个人之德和社会之德、国家之德）的这个思想，把多少年没有讲清楚的问题一语破的，让人豁然开朗。据此，他指出：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在我国古代就有核心价值观，即是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提出的价值要求，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习近平进而指出：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他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还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深刻影响的许多思想，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习近平认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同时，他还指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在这里，习近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揭示得一览无遗。
　　三是关于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和在一些出访国家的讲话中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自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始终追求和平、和睦、和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习近平还特别将“亲、诚、惠、容”，作为睦邻、安邻、富邻的我国周边外交方针的“四字箴言”。他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习近平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发展国际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
　　习近平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文化资源，既运用在治国理政、经纶安邦的诸多方面，也深透在弘道化人、修身养德的主观世界改造领域。他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还需要深入研究。
　　三
　　寄语青年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成就精彩人生
　　21世纪应该是也能够是中华民族腾飞的世纪。所谓“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19世纪以来受尽西方和东方列强的屈辱、蹂躏和宰割，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代代接力，不屈不挠地始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所谓“能够”，是因为经过新中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艰辛奋斗，终于找到能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积弱积贫的旧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业国。有了正确的根本制度、道路和理论，有了目前这样的雄厚基础，只要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到那时，中华民族岂能不腾飞？
　　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和美丽梦想，当然要寄希望于青年。习近平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说：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越要动员广大青年为之奋斗。“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对于当代中国青年来说，要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最重要的就是培育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认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有了正确价值观的基本遵循，就能使全社会有正确的价值导向，散发和凝聚正能量。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社会和自然三者关系的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的DNA，渗透到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骨子里。因此，他讲了上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也就是勉励当代中国青年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条便捷路径来树立、培育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为了让广大青年把握文化根脉，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习近平还特别多地用传统文化语言来提出对青年的殷切期望，以营造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他强调了四点：
　　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我国古人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大学阶段，有老师指点，有同学切磋，有浩瀚的书籍引路，可以心无旁骛求知问学。习近平勉励同学们“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
　　二是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德者，本也。”习近平说：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
　　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习近平强调：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信息时代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面对纷繁多变、鱼龙混杂的社会现象，面对学业、情感、职业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最重要的是“学会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四是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习近平援引《礼记》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青年有着大好机遇，关键是要迈稳步子、夯实根基、久久为功。”“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他告诫青年人：要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
　　以上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四点，是习近平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劝学篇”。它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沉底蕴，也吹响了催人向上向善奉献火热青春的时代号角。
　　近代以来，中国青年一直是革命先锋。新时期以来，是中国青年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我们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当代青年，必将接过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谱写自己美丽的人生乐章。天之降大任于斯矣，千年辉煌、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必将崛起于亚洲、腾飞于世界！
 
 
 
 
 
最近，随着反腐的深入，不少地方出台条例规定，对党政“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对此，从社会的关注点看，其中有些误区需要防止——
许耀桐：端正对“一把手”分权、限权问题的认识
2015年01月05日
来源：北京日报
近来，随着反腐的深入，各地对党政“一把手”分权、限权的措施不断提出，引起人们关注。如何看待对党政“一把手”的分权、限权？如何从制度上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制约？这里谈谈自己的看法。
为何会权力过分集中
从制度设计来看，我国对党政部门以及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在其“权重”、“权值”、“权规”、“权界”等方面，都有了一个大致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只是原则性的，还不够具体明细。这就造成当前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在范围、界限方面，事实上存在着模糊地带，容易产生真空、盲区，导致权力运行中实际上的过分集中。
党政“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归根到底涉及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其在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被正确理解，出现执行偏差的情况；二是民主集中制作为制度其本身确实也还存在需要改进完善的地方。
民主集中制有两条重要的原则：一是实行集体领导，就是凡属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研究、决定，这是决策权的问题。二是分工负责，就是经过决策定了要做的事情后，要有专人去承担负责，这是执行权。与决策权不同的是，执行权可以归于个人，而且应该归于个人。列宁曾经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好制度，但如果只有集体领导而没有分工负责，那就会成为最坏的制度，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在执行过程中出问题了，任务没有完成，某个人作为总负责人，要负起全部的责任。那么，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就出在民主集中制的这两条原则没有被正确理解和执行。首先，该集体决策的时候，没有具体讨论、研究，一个人或一两个人可以随意拍板定案，集体领导变成一个人或少数人领导。其次，在分工负责的时候，没有给人家真正的职权。我们现在的领导班子和成员虽然也有一定的分工，每个领导成员也有分管的一块，但可以说都没有真正的实权，最终还要请示“一把手”。可是，到了出问题的时候，因为是你分管的，又要让你负责任，对你问责。
民主集中制还有不完善的问题。这个不完善在于，民主集中制只讲了决策权、执行权，那么，还有监督权呢？须知，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需要受到严密监督的，如果没有监督，就会变形走样。民主集中制必须加上第三条监督的原则。
光简单地对党政“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是不够的
最近，全国不少地方纷纷出台了条例规定，对“一把手”进行分权、限权，比如媒体报道的，山西省、安徽省都要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项目等，安徽省还要求“一把手”实行“末位表态制”，也就是做决定时最后表态。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对的、好的。为什么？就因为权力归位了，回到正确的位置上。因为像重要干部的任免、财务开支、工程项目上马等，这是属于集体领导做决策的范畴，是决策权的问题，而决策权是不能归某个人如“一把手”掌握的。过去把它作为“一把手”的分管，由他掌控，这是错误的，现在收回来了，回归集体领导的本位，这就对了。
但是，仅仅在党政“一把手”权力的分权、限权上做文章，还是很不够的。决策权的问题通过对“一把手”的分权、限权是解决了，那么，还要同时解决执行权的问题，归根到底，要有人做事情的，必须落实分工负责。更重要的，还有监督权的问题，必须解决长期以来监督乏力的老毛病。否则，结果很可能使分权、限权成为官样文章、形式主义，甚至造成无人负责、无人管理的混乱局面。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把原来属于“一把手”的权力改为交给“二把手”、“三把手”或者某几个人的情况。其结果不过是把集中的权力由一个人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身上。如果是这样分权和限权，一方面，“一把手”还真的会被架空，成为什么都不管的“甩手掌柜”；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中央关于主要领导干部的分权、限权没有正确理解贯彻，不是把决策权归还于集体领导，而是错误地由“一把手”转到“二、三把手”那里，这等于是转嫁错误。
防止对党政“一把手”的分权、限权走入误区
现在，对党政“一把手”的分权、限权存在误区。误区就在于，我们对于权力的结构和运行体系没有很好地分析透、掌握好。我们党自十七大以来，已经明确了权力的结构是由“三权”构成的，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对于这“三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提出，要“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就是说，决策权这一块要做到科学决策，这就要求实行集体领导；执行权这一块要做到坚决执行，这就必须落实分工负责；监督权这一块要做到有力监督，就必须保证监督权的独立性。对照中央作出的规定，我们在“三权”上存在的误区，可以概括为三个“散乱”：一是决策权太散乱了，被分给党政“一把手”个人掌管；二是执行权太散乱了，没有扎实地落到个人负责制上；监督权更散乱了，没有哪一个机构能真正有力地抓起来、管起来。
针对这样的误区，现在要吹响“集结号”，变三个“散乱”为三个“集结”。一是在决策权上要讲“集结”，就是突出强调集体领导，把分散的决策权集中到集体的手上，使决策权硬起来。二是执行权要讲“集结”，就是突出强调对个人的分工负责，负责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职有权，不要怕这样的领导集权，没有这样的集权、指挥权，什么事都干不成，又怎么能做到执行坚决呢。三是在监督权上要讲“集结”，就是突出强调监督机构的集权，真正发挥作用，这就要使我们的监督机构独立负责，能够对决策权、执行权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违规做法，进行依法查办、严厉惩处。说实在的，我们现在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把监督权做强做大做独立。
通过制度的顶层设计，“一把手”权力究竟有哪些
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限制，必须从制度的顶层设计出发来考虑，这就是要把党政“一把手”权力的制度设计，放在整个的权力结构和运行体系中来考虑，也就是党政“一把手”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权”方面来总体设计究竟要拥有怎样的权力。
首先，党政“一把手”应该拥有决策参与权。政党和政府的活动及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和党政重大事务做出决策。这样的决策，产生的是关于党和国家如何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等结果。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党和国家发展的生命线，因此，党政各级组织和领导班子，承担着就全国或各地党政重大问题进行决策的重任。重大决策，还包括重大人事安排。在决定这些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允许进行争论和辩驳。决策是否可行，要采取会议表决的形式，达到过半数或三分之二的才能获得通过。显而易见，作为党政各级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一把手”，在集体领导制度下，必须有参与决策的权力。而且，党政“一把手”在决策过程中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要善于集中大家的好主意、好看法，或者自身能够提出好主意、好想法并引导大家形成新见解、新共识。
其次，党政“一把手”拥有任务执行权。在各级党的委员会集体分工、个人负责的情况下，以及在各级政府中作为各级行政长官或行政部门主管的情况下，“一把手”具有完成任务的执行权，即首长负责制的办事权力。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首长负责制的办事权力，仅仅是为完成任务而具有的执行权力，具体地说，即是为执行和完成任务过程中所负有的一定的指挥权、督查权、处罚权等。这样的执行权必须是有职有权、实实在在的、能够令行禁止的权力。当然，党政“一把手”在行使这样的执行权时，也一定要受到外在的有力的监督。
最后，党政“一把手”也享有监督权。“一把手”所拥有的监督权，就是对班子其他成员和其他人员所具有的监督权。“一把手”同样享有党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规定的检举揭发权、罢免撤换权，以及控告权、申诉权、辩护权、保留意见权等。但这样的监督权，并不是唯一专属于他的，他自身也要受到来自他人的监督和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
以上三个方面，就构成对“一把手”权力的总体考量和顶层设计。
党政“一把手”仍要有执行力和工作效率
现在，为了减少主要领导干部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预，就推广主要领导干部不直接分管具体事务的制度，这也是不好的。为什么就不让党政“一把手”干预一些具体事务，直接分管具体事务呢？党政“一把手”是要干事的。以上已经分析了，党政“一把手”应该有“三权”，怎么能任意剥夺他们的执行权呢？笔者认为，执行权还是“一把手”很重要、很关键的权力。如果说，在权力的架构中，决策权不过是“一把手”的虚权的话，那么，执行权才真正是“一把手”的实权。党政“一把手”不但自己要有执行力，而且关键还要带领整个团队执行任务，使整个领导班子、领导团队具有执行力。不能把党政“一把手”搞得灰头土脸的，如果没有任何实权，只有虚权，那还叫什么党政“一把手”呢。
为此，我们在考虑限制党政“一把手”权力时，一定不能削弱行政的执行力和行政效率。我们可以看看西方国家的情况。西方国家的立法决策可以说是马拉松式的，但在行政方面，行政首脑却具有很强的行政执行权和执行力。西方国家的特点是，行政首脑具有挑选、确定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政府组成人员的权力，即实行政府内阁组阁制。这样的组阁制提高了行政效率，因为由最高行政长官决定任免自己的阁员，而为了执政有效的需要，自然会挑选与其志同道合的人作为阁员。被挑选的阁员也会服从指挥，竭力配合。
当然，对于西方的组阁制，我们未必采用，但可以借鉴其中有益的理路。实际上在我们的工作中，也有搞项目制的做法。项目制就是在确定了某项任务后，由一定的团队承担，赋予它执行的全权，直至保证把任务完成为止。所以，我们在限制党政“一把手”权力的时候，千万不要影响和限制了“一把手”的执行权，否则，就不可能有执行力和行政效率。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韩长赋：适应新常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2015年01月05日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围绕转方式、调结构，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一主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形势？农业如何适应新常态？
韩长赋：农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更为迫切。这是中央全面把握现代化发展规律、深刻分析农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战略要求。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新常态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紧迫又长远，只有主动适应新常态，农业农村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适应新常态，首先必须更加重视农业、稳定农业。农业农村是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是调节劳动力就业波动的“蓄水池”，是扩大消费新的增长点。只有持续不断夯实农业基础、巩固发展稳粮增收好形势，稳定农产品供给和价格，才能为适应新常态稳定市场信心、扩大回旋空间、增强应对底气。适应新常态，必须着力解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农业发展环境、条件和要求都将发生相应变化，面临的新老问题和矛盾将更加突出，只有内强素质、外迎挑战，加快转型、创新发展，才能突破制约，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农业基础。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我国已经到了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的历史阶段。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的短腿，不能再“滞后”下去了。实现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巩固农业基础的根本途径，从现在起，必须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时期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完成好稳定产量、保障供给的首要任务，又要兼顾好提高产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既要适应国内发展环境，又要放眼国际竞争态势；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又要解决好农民问题。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中心目标，以改革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强化政策法治、设施装备、人才服务等支撑保障，建立完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保护体系。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随着国内外环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如何应对农业发展的现实挑战？
韩长赋：是的。为了应对农业发展现实挑战，必须加快“转方式、调结构”。近年来我国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但各种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也在积累聚集。突出表现在：农业资源偏紧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制约日益突出，多年来资源条件已经绷得很紧，农业面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超采等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温饱问题解决后，社会公众对生态环境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更高，迫切需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的挑战日益突出，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今后“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已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农业生产结构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区域布局与资源禀赋条件不尽匹配，北粮南运与南水北调并存；粮经饲结构不合理，一些农产品库存增加与部分农产品进口增加并存；种养业结合不紧、循环不畅，地力下降与养殖业粪污未能有效利用并存。农业比较效益低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国内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涨，农产品价格却弱势运行，导致农业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下降，已不同程度低于我国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导致进口持续增加，成本“地板”与价格“天花板”给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带来双重挤压。上述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暂现象，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都倒逼着农业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这些年，农业虽然保持了增粮增收的好势头，但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生产与环境、当前与长期等方面矛盾上升。我国农业发展方式仍然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虽然农业技术设施装备条件逐步改善，但“毛细血管”不发达、“最后一公里”不到位、农业投入品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虽然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但小规模经营仍占大多数，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农产品市场体系初步形成，但很多地方农民依然是按习惯种养，凭感觉种养，跟风种养，走不出“多了多、少了少”的烦恼循环。虽然我国是种养业生产大国，但农业区域比较优势还未充分发挥，农业产业链条不完整、不衔接仍然是我们的软肋，生产、加工、流通、消费脱节，农业内部潜力挖掘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只有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才能提高农业的产业素质、发展质量和经营效益，才能使农业成为有前途、有吸引力的产业。
加快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面临着难得机遇。当前我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保障。连年丰收后，主要农产品库存充裕，有的达到历史高点，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使农产品出口、消费和加工需求增长有所减弱，农业生产保数量的压力会有所缓解，这为推动农业发展由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效益、生态、安全并重转变打开了时间窗口。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全面实施，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留出了余地。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底线。农业生产可以由过去的保全部、保所有向保重点、保口粮转变，这为结构调整提供了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资源空间。农产品消费水平提高，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增添了拉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7000美元，进入食品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阶段，人们不仅要求吃饱吃好，而且要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吃得健康，未来优质安全生态农产品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足，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条件。当前，全球谷物总体产大于需，大宗农产品库存消费比均处于历史高点。这为我们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调剂国内余缺提供了现实可能和操作空间。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结构，推动农业发展进入现代化的快车道。
记者：那么，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是什么？
韩长赋：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要按照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转方式，重点是推动农业发展由数量增长为主真正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上来，由依靠资源和物质投入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调结构，重点是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源禀赋特点，科学确定主要农产品自给水平、生产优先序和区域布局，在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不断优化种养结构、产品结构、区域结构。
记者：新形势下“转方式、调结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粮食生产还要不要抓那么紧？其次，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韩长赋：关于粮食问题，中央的态度十分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绝不意味着放松粮食生产，绝不能削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李克强总理要求，粮食决不能出现大的滑坡。推进结构调整，绝不是简单调减粮食，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几次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怎样转、怎样调，都绝不能把粮食产能调低了、耕地调少了，这是必须坚守的底线。
推进我国农业“转方式、调结构”，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更加注重提高粮食产能，挖掘粮食生产新潜力。当前关键是要稳产量、提产能。稳定粮食产量是前提。“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是更均衡更全面的发展观，并不意味着产量不再重要，粮食不可能总是增产，但绝不意味着粮食生产可以放松。中国有十几亿人，而且人口还在增加，消费水平还在提高，粮食问题丝毫马虎不得。我们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当然，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谷物、口粮保住，在此基础上，统筹兼顾棉油糖、“菜篮子”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提升粮食产能是根本。有产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才有底气。要坚持“一稳、两保”：就是粮食播种面积特别是谷物播种面积总体稳定；加大政策扶持和投入力度，保护调动好农民务农种粮和主产区重农抓粮两个积极性。从长远来讲，要加快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015年，农业部门要配合国土部门，开展好这项工作，首先从大中城市周边等重点地区开始推进。同时，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推动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加大科技创新推广力度，提升种业发展水平，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二要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舌尖上的安全”。现代农业首先是质量安全的农业。要让消费者不仅吃饱吃好，还吃得安全放心，农业部门要有这个担当。要坚持“产出来”与“管出来”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这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治本之道，是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要继续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化生产、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和水产健康养殖，加强源头治理，规范生产过程，着力打造一大批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农产品知名品牌。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监管，抓紧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和监测评估体系，启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完善监管机构和监管机制，加大日常执法与集中整治的力度，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三要更加注重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创新，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现代农业应该是高效农业。要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加快选育高产稳产、优质高效新品种，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加强农业农村人才培养，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设施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培育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现在户均不到半公顷地的规模，显然难有高效益。要坚持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方向，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规范流转，特别是向种田能手流转，引导发展土地入股、土地托管等多种经营形式，提高规模效益。要提高农产品加工流通效率，推进农产品储藏、保鲜、加工，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支持发展直销、配送、电子商务等农产品流通业态，引领种养业品牌培育与产业升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转方式，调结构，提效益，增收入，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这已为实践所证明，要把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流通、农业经营性服务紧密结合，实现融合，打造农业全产业链。
四要更加注重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要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下决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是做到不欠新账，逐步使透支的农业资源、环境得到休养生息。一方面，切实加大耕地、水、草原、水域滩涂等保护力度，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强化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加大治土治水力度，适当降低农地开发利用强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严格管制滥用乱用农业投入品，净化、修复农产品产地环境。
五要更加注重适应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现代农业必须是适应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的产业，必须是立足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产业。要进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先发展比较优势突出的产业或产品，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品、支柱产业和特色品牌，着力打造大宗农产品优势产业带，加快培育一批特色明显、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专业村镇。进一步优化种养业结构，引导农民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市场紧缺、适销对路的优质特色农产品。重点是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这是优化农业结构的主要着力点。要统筹布局北方牧区、传统农区、农牧交错带、南方草山草地四大片区，打通种养业协调发展的通道，形成粮饲兼顾、农牧结合的新型农业结构。进一步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一村一品，提升农业的生态价值、休闲价值和文化价值，着力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六次产业”。
六要更加注重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我国农业已经处于全面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大市场中。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也要有世界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下谋划农业发展战略。要推进农业对外开放，优化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进口调控政策，适当进口国内紧缺的资源性农产品，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实现国内外资源有效配置、国内外市场统筹利用，既保障供给，又保护产业、保护农民。要着力构建农业“走出去”政策体系，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机遇，培育一批“走出去”大型农业企业，开发利用国外农业资源。
记者：应该说，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农业部将遵循哪些原则？
韩长赋：你说得没错。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是系统工程、长期任务，涉及面广、政策性强，要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引领，以法治为保障，注意把握节奏和方法，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坚持市场导向，尊重经济规律。深入研究需求特点、市场走势，善于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业生产，善于通过市场流通链条带动农业生产，善于运用市场的办法指导和组织农业生产，防止因盲目跟风、搞“一窝蜂”，遭到市场惩罚、农民埋怨。
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综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加强分类研究，科学制定规划，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少一些理想化、简单化、片面性，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
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意愿。农民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农业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农民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经营自主权，充分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政府部门重点是做好规划引导和服务、及时总结推广创新实践、创造良好市场环境，切忌越俎代庖、行政命令，坚决防止一刀切、下指标、定任务。
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内生动力。过去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创新。现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正在经历多年未有之变局，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更需要依靠改革创新。要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积极推进制度创新，破除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陈慧平：国外资本主义理论新动向
2014-12-29   来源：国际在线
　　面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危机，一些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政治理念，从全新的视野来诠释资本主义的来源、本质、走向。他们认为，从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况看，左派与右派的观念之争对于理解复杂且变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过于简单了，有必要引入自然和历史的视角，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及其问题。演化的资本主义理论（以下简称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变化是世界的本质，演化不仅是一个宇宙学和生物学概念，而且是社会学的概念，从古到今的人类实践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演化过程。这一过程是人的创造过程，更是人的适应过程，固定的理想化社会制度是没有的，适者生存才是王道。资本主义是演化过程的产物，同时也具有演化的特征，处于未完成的过渡状态，各种问题是它的必然组成部分，相对于过去它是终点，相对于未来它则是起点。
　　一、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演化的历史过程
　　1.资本主义制度源于人类历史的演化。
　　福山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起源论，他突破了就事论事的局限，把资本主义放在一个人类历史演进的大背景下考察，用演化观来反对契约论，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一个单纯人为的、偶然的东西，而是在自然规律作用下从古到今社会演化的结果。福山认为政治秩序起源与生物界的演化相关联：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遵守规则的本能；创造倾向和暴力倾向；占有物质和得到承认的需求，这些自然特征也是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资本主义制度正是人类历史演化的产物。
　　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也提出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起源应该引入自然和历史视角，他认为，从开阔的演化视野出发可以看出，具有演化特征的“竞争”与“趋利”是理解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正是前现代社会的经济、军事竞争与人的趋利本性共同造就了资本主义。布鲁斯·R·斯科特在《资本主义：作为治理系统的起源与演化》一书中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演化，诠释了内因与外因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共同作用，例如，14—15世纪政治权力的介入使土地、劳动、资本市场化，从而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演化经历了几个不同历史阶段。
　　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处于不断演化的过程中，从商人资本主义，到16 世纪英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帝国主义，直到今天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而与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演化史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及其克服。
　　从演化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发展史相当于把它还原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新近的、持续着的演化阶段。演化理论认为，演化不仅属于资本主义，而且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特征，体现在人与物（生产力）、人与人（生产关系）两个层次及其互动上，前者始终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总是辩证地适应前者。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运动也是广义资本主义演化史的组成部分，一些学者，如卡列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与其说是对立的，不如说是同一演化过程两个相互依存、竞争、补充的因素。18世纪晚期以来，资本主义不断遭遇危机，但是最终都能化险为夷，此前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三次变革：19世纪初主张实行自由贸易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开创的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如今正面临第四次变革。从前三次危机看，每次危机过后资本主义都进化到一个更高、更有生命力的新阶段、新模式。从当前的危机中诞生的新的资本主义将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并开辟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
　　二、资本主义的当代演化呈现出自否性特征
　　演化理论着眼于时间与历史的维度，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非固定性”。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不是死的东西，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并非资本主义一成不变的标志，相反，资本主义是活的、变动的，人们不能用固定的框架来框定它，尤其在当代，演化迫使资本主义调整自身，从而具有了灵活的多面性特征，体现出自否性，一方面国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的危机意识越来越突出。
　　1.国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生产力决定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经历三次大变革：股份制、私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和法人股份垄断资本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比例不断提高。股份公司形式的资本合作所有制已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在跨行业、跨国界的垄断公司基础上出现了大批跨国公司，而那些为私人垄断资本所无力承受或不肯承受的、需要巨额投资、拥有尖端技术或是盈利慢、风险大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则由资本主义国家兴办，成为了国有企业。目前这种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日益加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随之而出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经营管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突出表现在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也进一步社会化，资本家在工人中发行小额股票，劳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
　　资本主义接纳国有制的事实促使人们对私有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德国的魏伯乐、美国的奥兰·扬和瑞士的马塞厄斯·芬格合作的《私有化的局限》一书认为私有化有它的历史作用，但也有局限，推行私有化一旦越过了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产生负面效应，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忽视私有化的局限，这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魏伯乐等人提出，对私有化的认识也应该有一个演化的视角，私有化是提高效率、推动演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实行私有化应该因地制宜，决不能出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进行私有化。加州州立大学奇科分校经济系教授迈克·佩罗曼认为，传统经济学忽视了社会演化的时间因素，制造了市场万能的神话，如果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就会发现技术变革和市场恶化对固定资本投资的潜在影响，就会发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
　　2.资本主义民主陷入危机。20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探讨过民主在人类演化史中的位置，如约瑟·B·阿库纳的《演化进程中的民主》，这本书在2013年首次被再版。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也提出民主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手段，然而，民主这一演化的促动工具一旦产生后，就在不断地被神圣化的过程中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效应，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资本主义民主作为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加以接受，即便是某些独裁的非洲国家也不得不把自己描绘成民主的捍卫者。
　　为民主而民主的政治制度很难超脱作茧自缚的困局，今日美国民主政坛呈现出两大怪象：一是难以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二是因政党恶斗干脆作不出决定。近20年来，美国最引人关注的一些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移民一直没有解决。在一些学者看来，20 世纪后期，民主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更像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去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对于一些强国来说，它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民主霸权主义者在国际社会强行推行民主，但所到之处不是民主的繁荣而是民主的恶果，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福山写了篇文章，题为《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认为中国妥然应对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能迅速作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这是所谓的民主制度不可比拟的，从演化的角度看，只要符合客观规律，方向正确，具有民主与专制双重特征的政治制度反而更具有灵活的适应性。大卫·朗西曼则认为，民主制度应运用自身的纠错能力去适应演化的需要，他暗示大众可以民主地放弃一部分民主权利，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民主改变民主政治制度本身。
　　三、从演化的视角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问题
　　从演化的视角看，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不能从善恶对立的抽象人性论出发，而应该深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避免历史上的激进运动的失败覆辙。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即使是资本主义阵营的人也并不想保持资本主义原样，也在寻求包括解决社会公正等问题在内的方法，但是，显然他们不信任那些激进主义方案，不希望苏联曾出现的独裁、大清洗、生产力发展受阻等状况卷土重来。
　演化理论认识到公平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认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公平问题是不现实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2011年出版的《正义的观念》中认为，概念化、理想化的公正社会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对目前来说最突出的公正问题。阿马蒂亚·森指出，社会永远是复杂的、动态的，总会在发展中向人们提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非人性化的理想问题，亦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性问题，而是客观规律对人提出的要求，优先解决它是最大的正义，社会演化的时间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从人性化的理想原则出发去解决问题之所以不适当，一是共识难以达成，比如有人认为自由优先，有人认为平等优先；二是为维护理想化的原则，往往会产生更多的人为问题，抽象平等带来的生产力低下与抽象自由带来的贫富悬殊并不令人陌生。
　　四、演化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
　　近年来，国际上的一些人采用非此即彼的观念，或者指责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背离了社会主义，或者叫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可行的。然而，一些认同演化理论的学者却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因为它不是从抽象人性论和主观意志出发，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国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改革策略，以适应演化规律，推动社会发展。
　　演化理论把自然的演化与社会的演化当作连续的统一体，并用辩证的、历史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试图发现那些超越了对立的意识形态而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通的东西。在演化理论看来，生生不息的自然是社会的基础，“道法自然”，既然变化是世界的本质，人是变化的要素而非主宰，在变化中调整自身去适应变化着的环境就是人的基本使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演化规律，公有制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符合演化规律是关键。
　　也有学者指出，由于惰性和惯性，尤其是对当今世界政治的前提：传统文化和人在自然—社会整体演化中的位置缺乏反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挣脱僵化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泥潭。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演化理论把自然和历史视角引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从学理上说，这是一种进步，其中的一些观点不乏借鉴意义，比如，用动态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不盲目地推行私有化、民主等。在深化改革的今天，突破思维的惯性和局限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自然和历史的高度开阔视野，深入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鉴别地吸取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理论家的固有立场，演化理论隐含着一种变幻了花样的“趋同论”。比如，有学者把社会主义作为广义资本主义演化的一部分，如此一来，未来的人类历史似乎只是资本主义的不断演化和完善，这种观念的危害在于：它无形中束缚了人类社会制度的进步与变革，因此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只有通过理论辨析排除思想干扰，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陈慧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部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于红旗文稿 ）
 
王一鸣：认清动因是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前提
2015年01月05日08:24
来源：《求是》
　　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2001—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但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3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
　　一是需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二是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总体供大于求，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要求我们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四是体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主体加快发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要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方向，在竞争中创新发展。
　　此外，新常态形成也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后深层次矛盾凸显有关。过去资源环境回旋余地较大，但经济规模扩大后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硬约束逐步强化，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水落石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张平：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2014年12月29日
来源：经济日报
编者按 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仅定义了中国经济新阶段的新特征，其重要意义还在于指出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适应“新常态”的关键，这对我们更好地应对增速换挡期的新挑战有着重要意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投资、出口、生产、要素的禀赋、市场、资源约束、风险和宏观调控九个趋势性变化定义了新常态，把握了中国未来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向高效均衡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它具有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转换中所具有的持续结构性改革和政策性调整特征。
一
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了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有着明显的结构性加速向着结构性减速转换的特征。赶超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因素，如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下的廉价劳动力，政府产业政策干预下的工业化发展，全球大繁荣带来的需求等积极因素逐步结束，结构性加速因素变成了减速因素，只有体制与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向着经济增长新阶段转换。
这一转换过程必然伴随着：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结构调整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高低调整了，而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首先在于如何重振内需，即通过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其次内需调整过程中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比重，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第三，进行现代产业部门的优化转型升级，促进现代产业部门持续提升产业效率，而不是简单地关注产业结构比例；第四，区域结构调整将以跨行政区划进行城市群的发展为新带动，如京津冀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超大城市群等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布局启动，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提高要素供给质量成为提高竞争力的新常态。低成本土地、低工资劳动力、低环保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低成本的要素供给推动规模化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压低土地成本、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应该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通过提高要素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才能持续改进中国的竞争力，这也要求改革要素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只有市场化改革才能改善供给机制和激励要素供给质量提高，才能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常态的关键。传统赶超过程中过度依赖于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打破政府干预配置资源成为改革的一条红线，这里包括大量的改革内容，如要素价格调整，国企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多方面，这些改革将成为现阶段最为重要促进经济高效均衡发展转型的核心内容。
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包含了明确的转换方向、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转换的方向就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型增长。
一是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部门的过渡，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与现代部门的劳动效率一致，实现城乡一体化，经济结构调整更主要依靠市场进行“出清”调整。我国当前完成了产业结构增加值的现代化转化，但没有完成就业配置现代化的转化，农村部门就业仍占30%，很多农民完成了职业转换，但没有完成身份转换，中国仍处在中国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状态。改革仍然是这一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
三是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断递增的投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最大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不断下降，人力资源错配，大量优质人力资源向非市场部门集中，这难以形成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解决好技术进步激励机制与人力资本的配置机制才能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
上述三个方面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转换，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政策激励是重要的方面。“新常态”转向真正的新阶段，需要自我的不断改革和结构调整。
二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好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地推进结构性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进入到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最佳的“减速治理”时期，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性调整，在增速换挡期过程中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就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进行了结构性改革，成为一个近乎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市场化改革和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为新体制建设铺路。
首先，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块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分工无法深化，创新难以外溢；四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其次，存量释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因此要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
三是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和政策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当前，我国经济将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但同时风险也在加大，而中美经济周期和政策激励不同步等问题会带来冲击，因此金融改革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人民币币值成为重要的政策。
总而言之，减速治理关键仍需要宏微观双重努力，宏观政策要有足够的定力，容忍经济减速，要将宏观政策激励与体制改革相结合，宏观政策的重点在于化解金融财政风险。微观则更需加快改革和存量调整，尽快转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
 
 
赵秉志：关于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和建言
2014年12月31日
来源：法制日报
赵秉志,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暨法学院院长,兼任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法治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保障。深入推进法治反腐、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和一蹴而就,应当坚持求真务实、大胆探索,统筹协调、循序渐进,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
深入推进法治反腐
需要体制机制创新
反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举反腐败大旗,更加科学有力地防治腐败,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响亮地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求反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吹响了我国新一轮反腐败的号角。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多个方面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作出了科学部署,对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014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对我国反腐工作进一步朝着法治化、制度化方向迈进,具有十分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近日,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也进一步完善了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包括修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严密惩治行贿犯罪的法网等,为惩贪肃腐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可以预见,上述党的全会通过的决定关于反腐败的部署和相关举措,以及《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反腐败制度规定的修改,必将在我国掀起新一轮强劲的反腐败浪潮,对新时期的反腐败工作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积极影响,我国反腐败和廉洁政治建设的前景必将是光明的。
反腐败一直是党内外议论较多乃至社会大众长期关注的热点社会问题和法治问题。当前,我国反腐败主要的问题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反腐败体制机制尚不健全,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因而加强反腐败领导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夯实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基础和法治基石,乃是非常必要和十分重要的。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需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法治是反腐败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保障。深入推进法治反腐、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和一蹴而就,应当坚持求真务实、大胆探索,统筹协调、循序渐进,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
关于加强我国反腐败
体制机制创新的建言
在法治反腐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化、规范化,作为刑法学者,笔者着重谈四点思考和建议,供有关方面参考和专家学者们批评商榷:
一、应当考虑制定一部综合性的专门反腐败法,以集中确立我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实体规则、程序运行等主要内容。我国目前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规范体系存在的反腐立法分散、反腐法网不够严密、刑事规制范围较为狭窄、程序运行不够顺畅、相关规范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效果；我国在反腐败斗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经验等,也有很多需要上升为法律规定或者提升规范效力层次,使之运用具有法律依据。这些都使得我国现阶段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长期稳定、科学有效的专门反腐法律,作为我国开展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依据,从而使法治反腐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增强反腐的实效性、严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以确保反腐斗争在法治的规制下走得更长、走得更远,确保反腐政策不因时而异、因人而变。
《反腐败法》的制定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反腐倡廉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同反腐败斗争的现实需要相适应,注重总结和遵循同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客观规律,积极借鉴境外反腐有益法治经验,使之成为一部符合实际、务实管用、与时俱进的反腐“基本法”。
二、要重视进一步理顺纪委与检察机关的关系,切实完善纪委与检察机关办理腐败案件的衔接协调机制。目前纪委与检察机关的关系特别是在办理腐败案件的衔接协调上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反腐败工作由党委领导,纪委组织协调;检察机关作为查处腐败案件的司法机关,要求服从党委领导,尊重、配合纪委的工作。这种反腐败体制,符合当前我国国情,需要坚持。但是,应当明确纪委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协调与配合的关系。
在以往的反腐败斗争中,有人主张纪检部门与检察机关“联合办公”,共同处理腐败案件；有人主张公、检、法各部门提前介入纪检部门查处的重大违纪案件,便于以后连线跟踪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等。对于这些主张,法学界法律界的主流观点不赞同,笔者也不赞同。查处腐败犯罪案件,是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应当由检察机关来承担；查处腐败违纪案件,是以党章和党纪为依据,必须由纪检部门来承担,两个系统各司其职,不能合在一起。
一方面,应当在制度上划清楚纪检部门调查案件与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之间的界限和标准,明确各自的案件管辖范围,不能违反法定程序。禁止检察机关借用纪检部门的“双规”措施完成司法审查任务,回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办案期限,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纪检部门也不得借用检察机关的刑事强制措施辅助办案,混淆一般违纪违法和腐败犯罪的界限。纪律审查行为与刑事立案审查行为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应绝对分开。
另一方面,应当打破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腐败犯罪案件由纪检部门先行立案调查的惯例,确立双向案件管辖和移送制度。具体分两种情况:(一)在检察机关先行发现腐败线索或者证据的情况下:若行为人的腐败行为明显已属涉嫌触犯刑法的,可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待人民法院定案后,可将裁判文书抄送纪检部门,再由纪检部门直接给予“开除党籍”等纪律处分；若经检察机关追诉发现行为人的腐败行为尚未到达犯罪的程度,不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检察机关应及时将案件移送纪检部门处理。(二)在纪检部门先行发现腐败线索或者证据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的腐败行为达到违纪程度的(包括犯罪),可直接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如果行为人的腐败行为已涉嫌腐败犯罪,则纪检部门在予以党纪处理后,应及时把涉嫌腐败犯罪的材料移交给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依法立案侦查。纪检部门把涉嫌腐败犯罪的案件移交给检察机关后,要尊重检察机关的办案自主权,不应再作任何过问和干预。
三、要组建一支境外追逃追赃的跨部门的反腐特别侦查队伍。近年来腐败分子携款潜逃境外现象相当突出,成为新形势下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反腐败不仅国内要“打虎拍蝇”,还要重视海外“猎狐”。腐败分子潜逃出境,不仅降低了法律威慑力,损害国家司法主权,而且已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势必会刺激更多的腐败分子铤而走险、亡命天涯,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海外“猎狐”非常重要,而且比国内目标巨大的“老虎”和无处不在的“苍蝇”更加难打。
鉴于境外追逃追赃的知识性、专业性和国际性较强,不仅要熟悉本国的法律制度、追逃追赃诉讼程序,还要了解和研究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追逃追赃的民事和刑事程序,并且熟练掌握刑事司法协助或国际合作的业务。相关工作涉及检察、审判、外交、公安、司法行政、财政、国资委等部门,因此建议由上述相关部门抽调一批懂法律、懂外语、懂境外追逃追赃事务的专门人才,在国家层面组建一支跨部门组成的境外反腐特别侦查队伍,增强境外追逃追赃快速反应和整体作战能力,从而提高境外反腐追逃水平。反腐特别侦查队伍的职责是:组织、指挥、指导针对我国公职人员在境外潜逃案件的侦查和调查,特别是组织开展重点个案的追逃追赃；办理境外追逃追赃调查取证、刑事司法协助以及与腐败犯罪嫌疑人接触劝返等；推动建立追逃追赃国际合作网络等事务。
四、建议研究合并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成立国家反腐败总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作出了重要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又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行法治反腐指明了方向。针对目前我国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这一突出问题,建议经过研究论证合并均承担反腐职能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国家预防腐败局属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最初成立是为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义务,其职责主要是预防腐败,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属于最高司法机关的内设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偏重查案办案,也负有预防腐败的职责,两者职责存在交叉、力量分散,一个偏重预防,一个偏重惩治,完全可以考虑合并,毕竟反腐败是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的统一,须臾不可分割。
近来,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新的反贪总局,将反贪总局的级别提升为副部级,合理划分了纪委和检察院的职责分工,优化了内部机构设置,充实了办案力量,对于反腐工作深入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若能进一步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将新设立的反贪总局与国家预防腐败局合并,成立国家反腐败总局,统一担负腐败犯罪的惩治和预防工作,必将明显提高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效率和反腐工作的法治化水平,也能更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的需要,对我国反腐工作全局势必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正向推力。
 
 
 

理论文章篇二:十九大理论文章精粹100篇，写大材料不再愁！

理论文章篇三:理论文章要求

（一）作者的稿件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
 
（1）所有数据、所有参考过的资料均须有可靠出处，并以脚注的形式予以标明。
（2）引文应当以第一手文献为准，尽量避免引用二手文献，确需引用二手文献的，应当注明“转引自”字样。
（3）经典文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包括中央重要文献引用时必须核对原文。
（4）每篇文章结尾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5）本辑刊的版权归上海师大宣传部所有，著作权归作者，文责自负。对违背学术规范的作者，我们将依法追究责任，并永久不在录用其稿件。
（6）本辑刊提倡作者发表原创新稿，但对已经发表的部分优秀稿件，亦可酌情录用。凡作者所投稿件已经公开发表的，请来稿时予以说明即可。
 
（二）来稿的格式要求
 
请在来稿的时候，按照以下格式要求加以写作。
（1）标题分级规则。
文章最多分为四级标题，且每一级标题都必须有标题名称并编号。最高一级标题使用带括号的中文数字，即（一）（二）（三）等等。二级标题使用阿拉伯数字带圆点，即1.，2.，3.等。三级标题使用阿拉伯数字带括号，即（1）（2）（3）等。第四级标题使用 中文序列号，即第一，第二，第三等。
（2）正文中的标注在句号内句号外应该有所区别。
A. 标准在句号内表示所标注的句子为引自他处。例如：
……确立就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自由理论①。
B. 标注在句号外表示整段话为均引自他处。例如：
“……。……确立就没有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自由理论。”①）
（3）引用的时候句号放在引号内还是引号外也应该有区别。
A. 冒号引导的，句号应该放在引号内。例如：
马克思说：“……。”① 
B. 没有任何引导的单独引用，句号应放在引号内。例如：
“……。”① 
C. 逗号引导或用逗号将多句话连接起来的引用，句号放在引号外，标注放在句号内。例如：
马克思认为，“……”①。
在马克思看来，“……” ，并且，“……”① 。
（4）注释文献（脚注）和文后参考文献的格式要一致。
A. 中文杂志文章标题不加书名号，杂志名称加书名号，杂志名与出版时间之间不加逗号。
作者一、作者二、作者三：文章名，《杂志名》XXX年第XX期。
例如：
何云峰、孟祥瑞：政府对新生社会组织的催化与公共服务社会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B. 中文论文集文章标题不加书名号，论文集名称加书名号。
作者一、作者二、作者三：文章名，见编者一、编者二：《论文集名称》，XXXX出版社XXXX年版，第XX页。
例如：
何云峰：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状况调查，见李进、何云峰主编:《理论经纬·2010》，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63-202页。
C. 报纸文章引用时须注明版次。
著作者一、著作者二：文章标题，《报纸名称》XXXX年XX月XX日第XX版。
例如：
何云峰：大学去行政化是为学生自主自由发展，《科学时报》2011年5月16日A3版。
D. 中文著作的卷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出版单位与出版时间之间不加逗号。
著作者一、著作者二：《书名》，XXXX出版社XXXX年版，第XX页。
著作者一、著作者二：《书名》第XX卷，XXXX出版社XXXX年版，第XX页。
例如：
胡建、何云峰、魏洪钟、隋思喜：《文化价值演进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刘明逵主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E. 学位论文要注明学校名称和毕业年份。
作者：《学位论文标题》，XXXX大学XXXX年学士/硕士/博士论文，第xx页。
例如：
何云峰：《从普遍进化到知识进化——关于进化认识论的研究》，复旦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第102页。
F. 译文和译著的作者应该注明作者的国别和译者姓名。
【国名】著者一、著者二著，译者一、译者二译：《书名》，XXXX出版社XXXX年版，第XX页。
例如：
【澳】康戴夫著，何云峰、郑卒、牟亚萍译：《冲突事务管理：理论与实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02页。
G. 网络文献须列明网址和更新/访问日期。
作者一、作者二：网页（文章）标题，网站名称：具体的网址。更新日期：该网页更新日期或下载日期：访问该网页的日期。
例如：
何云峰：建构知识科学作为一个新的科学门类，好汉网：http://www.studyplace.net/ haohanwang/ReadNews.asp?NewsID=870。更新日期：2008年5月6日。
何云峰：关于建构知识科学的问题，好汉网：http://www.studyplace.net/ haohanwang/ReadNews.asp?NewsID=869。下载日期：2011年8月26日。
H. 外文文献须用下划线表明杂志名或书名，全部使用英文标点符号。
作者一, 作者二, & 作者三. (出版年份). 文章名. 杂志名, Vol. 卷号, No. 期号 (出版年月), p. xxx. （注：跨页的格式为pp. XXX-XXX）
作者一, 作者二, & 作者三 (单独主编使用ed.，多人主编使用eds.). (出版年份). 书名. 出版地名称: 出版社名称, p. xxx. （注：跨页的格式为pp. xxx-xxx）
例如：
Xinyin Chen, Lei Chang, & Yunfeng He. (2003). The peer group as a context: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n relations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ocial functioning in Chinese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Vol. 74, No. 3 (May 2003), pp. 710-727.
Miantao Sun, Hong Fu, & Yunfeng He (eds.). (2003). Research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ume 1）. Hong Kong: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凡有印刷版的文献，应该以印刷版为准。
引用电子版文献要注意跟印刷版加以核对。所有有印刷版的文献，一律使用印刷版。
（6）文章如果有图表，应当予以编号，并遵守“表名在上、图名在下”的原则加上相应的标题。
表1. XXXXXX
a
b
c
1
45
90
2
56
90
 
 
 
注：以上参照我校党委宣传部《理论经纬》理论文章要求。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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