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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达尔维准将]中印战争：印准将被解放军吓破胆 逃跑路上遭击毙
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印藏南边境地区爆发。在短暂的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据可查资料，中国军队全歼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
考尔：战败的“战神”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因作战失当，导致印军主力被解放军痛歼。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中国军队的手下败将早年还是“印度战神”。
考尔是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远亲，1933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校。因在战役中表现出色，考尔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媒体还吹捧他是“印度战神”。印度独立后，顶着“印度战神”的光环，考尔在印军中官运亨通。1962年初，考尔晋升中将军衔，出任印度陆军参谋长。
在新德里，他提出“昂卡尔计划”，计划沿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兼则马尼到克节朗建立35座军事哨所，这无疑是公开向中国宣战。实际上，“昂卡尔计划”所建立的哨所大多只能容纳一个排，且给养全部靠空投，没有任何战术价值。
“昂卡尔计划”终于激怒了中国，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印军3个主力旅在十几天内被打垮，另有5个旅被重创。战后，考尔被勒令永久退役并接受情报部门的调查，甚至被停发了退休金。一位印度评论家指出，考尔只适合当中下级军官，绝不能让他升任团长以上的职务。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达尔维：被宽恕的俘虏
中印战争期间，印度陆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是中国军队俘获的最高级军官。但他被释放回国后，仍受到重用，还连续两次被提升。
约翰·达尔维1920年生在伊拉克，祖籍印度孟买，1940年考入达拉顿军事学院，1942年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印度独立后，达尔维在1962年初出任第7旅旅长。1962年9月9日，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决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
10月20日，解放军发起反击，达尔维在开战一小时内就丧失对部队的控制，第7旅在解放军头半小时的炮击中就被击毙400多人，部队建制被完全打乱。8个小时后，第7旅彻底丧失战斗力。达尔维和旅部直属人员在销毁文件后躲进深山老林，10月22日清晨，耐不住饥饿的达尔维钻出山地，结果撞上整整一个连的中国战士，他只好束手就擒。
达尔维被抓获时，已经66小时没吃东西，神智恍惚。解放军第419部队给达尔维安排一个单间住房，送上水壶和干粮，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第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问他被俘后是否遇到什么麻烦，达尔维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钻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在中国收容所里，达尔维准将的待遇是最高的，每月还有两条香烟，半斤水果糖。
相对于已成“过街老鼠”的考尔，被俘归来的达尔维得到印度军方“宽恕”，他被任命为第15军准将参谋长，后又晋升陆军少将。退役后，达尔维还撰写了一本名为《喜马拉雅失策》的回忆录。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辛格：难逃一死的将军
1962年11月，印度陆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在逃跑途中被中国军队击毙，他是印军在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霍希尔是印军中的后起之秀，1921年12月1日生于拉贾斯坦邦的焦特布尔，1944年军校毕业后参加英印军。当月，中国军队在“麦克马洪线”西端方向发起反击。11月12日，“郭指”（山南军分区副司令郭志显）的4个连共400多人，从达旺东南向印军右翼的西山口迂回。在门巴族老人的指引下，中国军人沿着峡谷密林进行穿插。而此时担任西山口防务的印军第62旅却大多在围火取暖，毫无战场警戒意识。
11月18日，“郭指”部队成功切断西山口通向邦迪拉的公路。上午10时，印军第62旅从西山口后撤，正好落进中国军队的伏击圈。已当上第62旅旅长的霍希尔准将不顾手下死活，带头朝德让宗方向狂奔。中印士兵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印军的战斗精神被彻底打垮。
战斗进行到19日晚，绝望的霍希尔抛下部队，领着警卫人员沿小路逃往不丹，企图绕路逃回印度。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逃亡途中竟被3名中国士兵压着打，最终被击毙。中国士兵在检查尸体时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击毙了一名印度准将。
夏坦与萨贝达：敢拼刺刀的“英雄”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失败后，印度政府为提振士气，特意为战争中的两名“战斗英雄”拍摄电影，吹嘘他们的“英雄事迹”。
第一位是夏坦·辛格少校，中印边境战争中是印军库曼团C连连长，该连下辖第7、8、9排。11月18日凌晨，解放军冒着雨雪发起突击。印军C连的第7、8排防区遭到奇袭，第7排首先垮掉，第8排猝不及防，全排只有一个人活下来。夏坦少校也被中国狙击手打成重伤，但他继续留在战场上最终被击毙。中国军队以恰当的军礼收殓了夏坦的尸体。战后，夏坦受到印度国内吹捧为“中印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
另一位是萨贝达·约金德·辛格中尉，1921年9月26日生于旁遮普邦的法瑞科。中印战争期间，萨贝达中尉在达旺指挥一个排。10月23日凌晨5时30分，中国军队发起反攻，试图夺取达旺镇外的制高点，这个阵地恰好由萨贝达排防守。萨贝达排虽然勉强守住阵地，但所部也伤亡殆尽，萨贝达仍拒绝撤退。
战至最后，萨贝达仍高呼：“没弹药就拼刺刀，绝对不能向中国人投降。”出于人道考虑，解放军暂停进攻，一名中国军官去和萨贝达谈判，劝说萨贝达放弃顽抗。萨贝达中尉被说服，他带着3个人放下刺刀投降。因为受伤严重，萨贝达后来死于中国收容所里。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资料图：中印战争时的印度兵
篇二:[达尔维准将]当代花木兰薛廷华参战百余次 文革被打成特务
当代花木兰薛廷华参战百余次 文革被打成特务
2013年03月18日 15:20来源：世纪风采 作者：何广华 周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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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薛廷华，四川广元市苍溪县元坝乡人，上世纪50年代末参军，先后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参加过西藏平叛、中印自卫反击战等大小战斗百余次，两次负伤，两次荣立三等功，护理过被俘的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这样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文革中却被打成了国际大特务，惨遭迫害。
本文摘自《世纪风采》2013年第3期，作者：何广华 周正培，原题：当代“花木兰”薛廷华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流传久远，尽人皆知。在我军历史上，也有一个女扮男装、冒名参军的当代“花木兰”。这位巾帼英雄名叫薛廷华，四川广元市苍溪县元坝乡人，上世纪50年代末参军，先后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参加过西藏平叛、中印自卫反击战等大小战斗百余次，两次负伤，两次荣立三等功，护理过被俘的印军旅长达尔维准将。这样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文革中却被打成了国际大特务，惨遭迫害。
2012年4月7日，在苍溪县城郊一间简陋的小屋，笔者见到了这位几乎被历史淹没的当代“花木兰”，听老人讲述了自己悲壮、曲折而又传奇的一生……
川妹子 女扮男装去参军
1936年12月，薛廷华出生于苍溪元坝乡张滩村，全家兄妹7人，薛廷华排行第三。
这是一个泾渭分明的家庭。薛廷华的大妈曾是一名红军，在著名的伏公铺大捷中立下过战功，后来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解放后，薛家还因此获得了苍溪县政府赠送的“光荣烈属”牌匾。薛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薛廷华的父亲薛连秋娶了两房太太，薛廷华系小妈义莲所生，外爷为大资本家，薛廷华的两个姑姑和两个舅舅均在解放初期被政府镇压。
薛廷华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过木兰从军的故事。上高小后，她又听老师讲述了大妈在伏公铺英勇杀敌的事迹。从那时起，薛廷华就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一名女兵。她曾多次报名参军，无奈当时部队不招收女兵，只得悻悻而归。
转眼到了1958年，薛廷华已出落成一个22岁的大姑娘。在农村，她这样的年龄早该谈婚论嫁了，可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在那个疯狂崇尚“血统论”的年代，竟然无人敢上门提亲。于是，她想当兵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这年冬天，薛廷华去元坝赶场，无意中碰到小学同学刘义财，刘告诉她半月前报名参军，通过了体检、政审，再过几天就要应征入伍了，但自己10天前刚结婚，岳父岳母死活不让去，新婚妻子更是哭哭啼啼。无奈的刘义财本想去找薛廷华想办法，没想到恰好碰到了。刘义财恳求道：“你们家兄弟多，不如我们换个名额吧？”当兵！薛廷华眼前一亮，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吗？顿时，一个大胆的想法闪过脑际：冒名顶替，女扮男装！
于是，薛廷华与刘义财悄悄达成协议，新兵报到那天由刘义财前往报名，因为元坝区、乡武装部都在元坝场上，新兵只要到乡武装部报了名，就可以直接到区武装部指定的旅店住宿，当时没有相片比对，一个区60多名新兵又互不相识，接兵部队按县武装部提供的花名册点名应答后，就算过了关。
当天夜里，刘义财就把军装换给了薛廷华，说：“兄弟，谢谢你，今后你就是刘义财了，这个秘密只有我俩知道，打死也不能向外人讲！”至此，这个大胆村姑完成了从女人到男人，从薛廷华到刘义财的改变。
次日，薛廷华与650名苍溪籍新兵步行了两天，抵达广元县火车站，在那里，他们坐上闷罐火车到达成都，接着又换乘汽车到了雅安。之后薛廷华被编入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三O师三八八团三营九连，从此开始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军旅生涯。
为期4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薛廷华与大伙一起进行队列训练、体能训练，晚上七八个新兵共处一室。当时是冬天，大家都穿着厚厚的棉军装，因此没有人发现她的真实性别。然而，她毕竟是个姑娘家，有些发虚，为了掩饰自己，平时很少与人交谈，从不脱衣睡觉，也从不和大家一块上厕所，星期天也不愿与别人一起上街，每次洗澡，都是等别人洗完后再偷偷摸摸地去，如果有人亲近她，她就大发雷霆。
最难堪的是来了例假，薛廷华只能偷偷处理一下，然后忍着阵阵腹痛坚持训练。她还做了个紧身背心，把胸部束起来，平时洗贴身衣物，晾晒时也用锁针别到长裤内，尽量不让别人窥见。但无论怎样掩饰，战友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但谁也没有往深处想，只是觉得她性格内向孤僻，不好交往。
新兵训练结束后，薛廷华先是任团部炊事兵，后又改任团部卫生员。
赴边戎 出生入死平叛匪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武装叛乱，薛廷华所属三八八团奉命开赴西藏，先后参加了路南路北、洛隆、仔驼、索凡多、牛滚寺、王多寺、北马、方达、游戏等地大小战斗100余次。
薛廷华清楚地记得，当年有一大股残余叛匪翻过唐古拉山，企图流窜到青海。
三八八团两个连对叛匪穷追不舍，哪知狡猾的敌人先期占领了制高点，布好了乱石阵，我追剿部队刚进入夹石沟，斗大的石头就滚滚而下，我军猝不及防，许多战士被乱石砸死砸伤。薛廷华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拨乱石就迎面砸来。“危险！”炊事班长陈敦浩一把推开他，自己却被砸中头部，当场牺牲。这场恶战，我军两个连队仅生还了37人。
第二天下午，薛廷华和战友们汇合增援的大部队，将残匪团团包围在距夹石沟10公里的一片树林里，拂晓前向敌人发起攻击，战士们把成束的手榴弹投向敌人，在激烈的爆炸声中，敌人鬼哭狼嚎。战士们高喊着“为烈士报仇”，端起刺刀杀向敌人，轻重机枪也朝着敌人猛烈扫射，敌人成排地倒下，20多名残敌见无路可逃，只好乖乖缴械投降。
战斗结束后，薛廷华含泪将陈敦浩遗体抬出夹石沟，送到烈士陵园安葬。薛廷华为烈士换了套新军装，心里默念道：“陈班长，我的好哥哥，你安心去吧，如果有朝一日回到家乡，我一定帮你照料好家人！”
翌年，在雅安召开的全军平叛表彰会上，“刘义财”荣立三等功，升任班长。
1960年5月，平叛部队接到情报，一小股叛匪在唐古拉山脉一带活动，我军一个连奉命前往清剿，薛廷华作为卫生员随队前往。
“到了昆仑山，两眼泪不干；到了唐古拉，伸手把天抓。”唐古拉山犹如一条卧着的巨龙，高大而绵长，山上常年积雪，平均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海拔4000米以上。经过一夜急行军，高原反应让战友们呼吸困难，薛廷华也感到头晕、头痛、呼吸急促。战士们强忍着高山缺氧带来的不适，冒着凛冽的寒风缓慢前行。突然轰隆一声，平静的山体开始抖动，崩塌的雪块犹如脱缰的野马，呼啸而下，瞬间吞噬了薛廷华和他的战友。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薛廷华挣扎着爬起来，发现山腰的路不见了，战士们不见了，一切都恢复了平静，似乎什么也未曾发生。
当时一连人仅剩下7个，100多名遇难者遗体直到第二年8月才找到。如今，他们全部长眠在洛隆县烈士陵园。
平叛结束后，薛廷华入了党，调团部给政委刘志波当警卫员。后来，薛廷华又先后任特务连侦察员、师部卫生员。
扬国威 诚心感动达尔维
1959年8月，印度政府悍然挑起了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印度国防部长声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脱离武装接触，并单方面命令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然而，印军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
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印军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仅有几米远。10月17、18两日，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10月下旬，薛廷华所属一三O师奉命入藏，准备参加克节朗和达旺地区的战斗，由于发现印度在瓦弄地区集结兵力，该师又挥戈瓦弄方向。
一三O师翻过唐古拉山，经邦达、然乌抵达西藏东南部下察隅地区，这个地区1954年就被印军占领。薛廷华随三八八团担任主攻，拽着马尾巴过了察隅河，进入老虎嘴原始雨林，这片雨林生长得异常繁茂，各种藤蔓密如蛛网。最令人头痛的是一片片荆棘林，一寸多长的尖刺锋利得赛过狼牙犬齿，战士们脸上、胳膊上全是横七竖八的血口子。
薛廷华背了两发七五式炮弹、350发子弹、4个手榴弹、1个救护箱和1支自动步枪，气喘吁吁地随战友们过了河。行至老虎嘴对面，一位战士不慎踩响了地雷，随着“轰隆”一声巨响，薛廷华腿一软，跌倒在地，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左脚负了伤。此时薛廷华顾不得包扎，拼命往前冲，突然一发炮弹“咣当”一声在她身边爆炸，她只感到背上发麻，不一会儿鲜血就染红了军服，薛廷华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冲锋。至今，薛廷华背上还有一个酒杯大的伤疤，一遇天气变化就会隐隐作痛。
在这次战斗中，排长李文金不幸阵亡。当薛廷华见到李的遗体时，李脸色苍白，全身多处中弹，右手臂被炸断，薛廷华用树枝做成一只手臂，为烈士穿好军服，并向他三鞠躬，流泪满面地说：“李排长，安息吧！兄弟我送你回家。”
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打击下，印军第七旅伤亡惨重，8小时后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旅长达尔维和随从被迫躲进深山老林。10月22日清晨，耐不住饥饿的达尔维钻出山地。“不准动，放下武器！”一声吼叫震耳欲聋。达尔维迅速掏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未等扣动板机，他的手枪就被打掉在地。达尔维成了这次战争中被俘的印度最高级别的军官。
此刻，达尔维已经66小时没吃东西，神智恍惚。解放军给达尔维安排了一个单间，送上水和干粮，让他的情绪先稳定下来。
一天，营长关会林交给薛廷华等人一个特殊任务，专门负责照顾被俘的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营长特别交待：好好服务，耐心宣传我军政策，防止其自杀，不准搜身，不准拿战俘东西。
薛廷华来到达尔维的房间，友好和善地朝他点了点头，并通过翻译告诉这位印军准将，我奉命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什么需要，希望提出来，我将尽量提供帮助。随后，薛廷华为他量了血压，听了心跳，又帮他换了药，还给他补充了一些饮料和水果。
达尔维40余岁，身高1.7米以上，相貌堂堂，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这位印军准将曾经骄横一时，认为印军早已占领了世界屋脊，中国人根本无法适应寒冷缺氧的气候，他指挥的第七旅必胜无疑，谁知却当了俘虏。虽然中国人送来了他爱吃的豌豆和土豆罐头，也给他讲了优待俘虏政策，但他仍然焦躁不安，神情沮丧，有时叽里哇拉大喊大叫，有时则抱头沉默不语，整天都在惊恐中度过。
第二天，薛廷华又去为达尔维量血压、听心音、换纱布，并给他补充食品。一进门，就看见这位准将正蹲在墙角流泪，见到中国卫生员，达尔维突然上前拉住她的手，表情痛苦地向自己的颈部砍了几下，意思是问何时处决他。薛廷华不由哈哈大笑，连忙摆手和摇头，表示中国不会这么做，并通过翻译向他解释，中国准备遣返被俘的印度士兵。达尔维虽然似信非信，但看得出，他的心情已经舒坦多了。
一星期后，几名中国军官带走了达尔维。临走时，达尔维向薛廷华伸出了大拇指，并微笑着朝她点头表示谢意，薛廷华也友好地向他挥了挥手。
1963年5月26日，昆明机场跑道上停着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一大批中外记者等候在候机厅门口，候机大厅内，中印两国政府官员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正在轻松交谈。不一会儿，几辆轿车驶到候机大厅门口，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就是达尔维准将，他身穿笔挺的藏青色毛料衣裤，脸色红润，微笑着向记者们摆手，跟在他身后的是几十名被俘的印军校级军官。
据报道，达尔维回国后，得到了印度军方的“宽恕”，先被提拔为十五军参谋长，后又晋升为陆军少将，出任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退役后，达尔维还撰写了一本名为《喜马拉雅失策》的回忆录。
结良缘 前世今生战友情
参军5年，薛廷华与战友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甚至与个别战士迸出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只能把这份情愫深深埋藏在心底。
薛廷华第一个恋人是炊事班长陈敦浩。陈是她的顶头上司，又是她的四川老乡，身高1.7米，仪表堂堂，性格豪爽，嗓门特别大。陈见薛廷华身材瘦小，平时就经常照顾这位小兄弟，替她站岗，行军途中帮她背枪和背包，薛廷华也经常帮他洗衣服，卷叶子烟，俩人亲如兄弟一般。其实，陈敦浩早就发现这个小老乡喉部平坦、腿上汗毛很少，体形有点像女性，但他并没有贸然说破。
一天晚上，部队放电影《南征北战》，陈班长叫薛廷华一起去，薛感到肚子不舒服便去上厕所，谁知刚蹲下不久，陈班长就推门而入，薛廷华慌忙站起来，连声说：“你干啥子，快出去！”陈班长狡黠地道：“出去，你究竟是啥子人？”“啥子人，解放军战士！”“刘义财”连忙解释。“嘿嘿，你这个解放军与别人不一样哦？”陈班长步步紧逼。“你莫要胡说，有啥不一样？”“那好，我来问你，为啥蹲着解手？你不是女人是啥子？”陈班长一把抱住了薛廷华，她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无奈之下薛廷华只好将真相告诉了陈班长，并表示愿意与之结为伴侣，但他要对天发誓，永远替她保守这个秘密。可是，陈班长为了救她，却永远倒在了夹石沟，再也不能关心照顾她了。
薛廷华第二个恋人是排长李文金。她俩一同参军，分到一个团，都是党员，又同时上前线。由于她们是苍溪老乡，平时自然经常来往。
三八八团攻打察隅河，在雨林中休息时，李文金一脸严肃地说：“刘老弟，有句心里话，我早就想告诉你，因大战在即今天才讲，我近来观察你像个女人，走路姿式不像个男人，在藏北一年四季穿棉衣没感觉，但这里气侯不同，有时大伙热得穿背心，你却穿衬衣，外套军装，如果你真是女娃，希望你以后向组织上讲清楚，我俩组成一个家庭好么？这次战斗，假如我光荣了，还望转告我的父母，他们的儿子没有给祖国丢脸，请在我的坟头放上一瓶酒，我在那边也好喝上一口……”
李排长一席肺腑之言，感动了薛廷华，她深情地望着战友，羞涩地点了点头。然而，李排长却倒在了冲锋路上，死得那么惨烈，给薛廷华留下了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痛。
薛廷华第三个恋人是他的丈夫余仁多吉。中印战争结束后，一三O师回到了四川雅安，按照李排长的叮嘱，薛廷华向师首长坦白了自己女扮男装的经过，师长董占林亲自找她谈话，并决定将其调到成都军区体工大队，授予准尉军衔，副排长级别。
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出雅安，薛廷华身着女军装坐在车上，开车的是他的藏族战友，副连长余仁多吉。
交谈中，薛廷华了解到余仁多吉家住甘孜，比她早两年参军，熟悉藏汉生活。余仁多吉则对薛廷华的作为敬佩不已。余仁多吉中等个头，皮肤白皙，性格温和，一点也不像个藏族人。一路上，余仁多吉对她关怀备至，薛廷华不由得对这个藏族小伙产生了好感。
军区体工大队将薛廷华安排到女队参训，练习跳高跳远、短跑、骑马、打蓝球、掷铁饼、铅球等。薛廷华恢复了女儿身，一下变得性格开朗，活泼好动起来。一次，三十八军军长、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了薛廷华的故事，亲切地对她说：“你长得乖，有出息，能干，干下去！”
薛廷华在体工大队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女蓝的主力队员，多次参加正式比赛。在一次比赛中，薛廷华不幸受伤，住进了医院。余仁多吉闻讯后，特地请了5天假来照顾她，俩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薛廷华伤好已是半年以后，组织上认为她已不宜留在部队，于是决定让她转业，分配到苍溪皮肤病防治医院工作，体工大队长金国华亲自将她送回家乡。薛廷华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母兄妹。
1965年的一天，苍溪皮防医院来了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神情沮丧，满脸疲惫，一身风尘，这个人就是余仁多吉。
原来，一年前，余仁多吉的父母领回一个流落甘孜藏区的女子，要儿子与那女子结婚。尽管余仁多吉一百个不愿意，并再三解释他已有了意中人，但他父母根本听不进去，硬逼着他与那女子圆房。后来那女子生下一个女婴，就在孩子刚满6个月时，那女子突然不辞而别。虽然他们发动亲友四处寻找，但至今沓无音讯。余仁多吉这次千里迢迢赴苍溪，就是特地登门向薛廷华求婚的。
余仁多吉一见到薛廷华就“扑通”一下跪到地上，哀求道：“好妹妹，我已深爱你几年了，请你嫁给我，救我女儿，救我全家吧？”“多吉哥，别这样，快起来，我答应你，我跟你走！”
两位昔日的战友深情相拥，久久依偎在一起。
遭迫害 历尽坎坷斗志坚
薛廷华追随心上人来到了情歌之城康定。婚后，多吉在甘孜康定姑咱镇汽车队开车，薛廷华在镇医院当护士，夫妻俩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女儿余仁泽玛活泼可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后来，薛廷华又生了大儿子王多，后改名薛琪，二儿子林多，后改名薛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席卷全国，就连康定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并且将薛廷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薛廷华的光荣历史成了污点，红卫兵将大字报贴到医院，贴到宿舍，硬说薛廷华是混入解放军、混入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污蔑她与印军准将达尔维卿卿我我，参加了境外敌特组织和反共组织，是国际大特务。并不由分说地将她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挂上黑牌进行揪斗。
薛廷华据理力争，根本不承认强加给她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果是揪斗升级，体罚加倍。造反派用各种方式羞辱她，并抄了她的家，搜走了她的证件、奖章、照片及所有个人资料。
由于薛廷华“顽固不化”，拒不交待“罪行”，造反派于是做出5项决定：一是停止其党籍；二是停止每月8斤大米15斤面粉和副食供应；三是停止工作；四是停发工资及生活补贴；五是押送下乡劳动改造。
1970年2月，寒风阵阵，薛廷华刚给两岁的女儿喂完奶，便被造反派押送到姑咱镇一个叫母猪坪的地方，开始了为期3年的劳动改造。
母猪坪是一个藏、汉、土家族杂居的山区，除放牧外，还种一些玉米、青稞、土豆。在这里，藏人把猪叫“爬”，马叫“打”，吃饭叫“热么热么”，坏人叫“西西拉拉”，最好的人叫“四四多多有”。
薛廷华要干的活，就是将留在地里的桔杆点火烧了作底肥，然后种上作物，当地人叫火地。还要做粪饼，就是将牛羊粪便和人粪便调匀，然后糊在地上成饼，晒干后作燃料。
由于造反派大肆宣传薛廷华是国际大特务，是“西西拉拉”，并不准乱说，不准乱动，不准申诉，不准宣传封资修，当地牧民自然都鄙视她，除让她干重活、苦活外，牛羊肉也不给她这个“西西拉拉”吃，能吃些土豆、青稞就算不错了。好在她自幼就参加劳动，因此每天挖的火地比藏民还多，两个月后大家都说她“牙莫牙莫”﹙藏语有点好﹚。
薛廷华发现，藏族妇女大便后一般都不用手纸，而是用穿的皮衣擦擦，待一两天风干后，再用力把皮衣抖一下就算完事，所以老远就能闻到她们身上的异味。薛廷华就教她们使用手纸，又教她们经期用纸叠成卫生巾使用等，使她们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一年以后，薛廷华完全与当地藏民打成了一片，人们都说她“四四多多有”，请她搬到山下住，可以每周回姑咱镇与家人团聚，并且不顾造反派的阻挠，经常悄悄给她送牛羊肉和酥油。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薛廷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虽然她一贫如洗、穷困潦倒，虽然造反派不准她交党费，但是她还是用辛苦了一年捡的20多个牙膏皮卖的6角钱交了党费，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谁也不能剥夺我交党费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薛廷华的冤案得以平反，又回到了姑咱镇医院工作。母猪坪的藏族同胞凡到姑咱镇赶场，办事，都要来看望她这个“四四多多有”。
1987年春节刚过，多吉突然感到肝区胀痛，腹部不适，经康定医院检查为肝癌晚期，虽然薛廷华不遗余力请名医找偏方，但丈夫的病情仍然急转直下，日益恶化。
1989年3月18日，丈夫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多吉吃力地对爱妻说：“廷华，为了这个家，你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我对不起你啊！我一生清贫，没啥积蓄。我走后，希望你把儿女们带回苍溪，养大成人。”薛廷华强忍着悲痛，用毛巾擦去丈夫脸上的泪痕，说：“多吉哥，你不能丢下孩子们，不能丢下我，求求你，你不能走啊！”
然而，无论薛廷华多么地不情愿，无论孩子们怎样呼唤，余仁多吉还是撇下妻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后，薛廷华大病了一场，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人也憔悴了许多，成天望着多吉的遗像发呆，忽而喃喃自语，忽而失声痛哭……
1994年，薛廷华携3个儿女回到了家乡。薛廷华重新回到了苍溪皮防医院。在那里，她拼命工作，沉默寡言，绝口不提过去的戎马岁月，直至2003年3月退休，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中年妇女，却有着一段峥嵘岁月。
薛廷华对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教育孩子们不要忘了军队，她说在这个家族中，第一代大妈当了红军，第二代有大哥、弟弟、自己和丈夫参了军，第三代又有女婿和侄儿到了部队，她希望能看到第四代重孙参军，这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薛廷华说，她经常做梦，梦见陈敦浩、李文金、余仁多吉，梦见那些牺牲了的烈士，梦见唐古拉山、夹石沟和老虎嘴原始雨林，梦见达尔维和那些狂妄的印军士兵，她和战友们正呐喊着向敌人发起冲锋……
评论：我们的电影电视，当代那么多的英雄人物不去拍，都反复去拍宫廷剧，假的抗战剧，说明今天的中国文化的确太烂了！
篇三:[达尔维准将]62年解放军严惩印度 “反华大将”被勒令永久退役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杂志2010年第7期 作者：马兰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战争在中印藏南边境地区爆发。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印度则称为瓦弄之战（Battle of Walong）。这场战争自始至终都充满着争议，即使是战争爆发的时间：中方称自1962年6月起印军就向中国边防军开枪攻击，中国军人死伤数十人，而印方则称当年10月20日中国军队攻击印度，战争开始。
在短暂的作战过程中，中国军队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则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据可查资料，中国军队全歼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2400余人。但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仍令一些印度人耿耿于怀，他们自认为“是遭到中国突袭才失败的”。如今，回顾几位参加过对华战争的印度军官的经历，也许能让人更全面地了解那场不期之战。
考尔：被不恰当运用的“战神”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军前线最高指挥官的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Brij Mohan Kaul），因作战失当，导致印军主力被解放军痛歼。鲜为人知的是，这个中国军队的手下败将早年还是“印度战神”。
考尔是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远亲，1933年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校，随后进入英印军东萨里团服役。1940年10月25日，英印军第8步兵师在密拉特组建，考尔担任该师第17印度步兵旅的中尉排长。
1941年6月，考尔随部队海运到中东，参加进攻维希法国殖民地叙利亚的战斗。当时英国害怕软弱的维希法国会将叙利亚送给纳粹德国作为基地，进而威胁苏伊士运河。考尔自告奋勇，率突击队奇袭交通枢纽阿勒颇，没想到当地法军望风而逃，考尔一行32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座城市。英印第8师师长查尔斯·哈维火线提升考尔为上尉，给予他一个连的指挥权。
1943年10月，英印第8师来到意大利战场，作为英国第13军的主力参加了血腥的卡西诺战役。战斗中，考尔所部突入奥郎西山，在德军“希特勒防线”上撕开一个致命的缺口。考尔连队在没有公路的山区大显身手，在德军还没来得及建立新的防线前就穿插到罗马附近的7号公路，不仅直接切断了德军主力第10集团军的后路，更威胁到安齐奥地区的德军第14集团军侧后。最终，德军不得不放弃意大利中部的制高点——卡西诺山峰，接着撤出罗马。因在战役中表现出色，考尔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媒体还吹捧他是“印度战神”。
之后，出于对考尔的信任，盟军指挥部命令考尔连队护送最珍贵的佛罗伦萨艺术品。完成任务后，考尔又重回战场。1945年5月2日，考尔和9名士兵在奥地利境内接受了德国第1空降师1.1万人的投降。
1947年印度独立后，考尔加入印军后勤部队，因为那里的待遇相对较好，而考尔也需要挣钱给继母看病。顶着“印度战神”的光环，考尔在印军中官运亨通，没过几年就当上第4步兵师的少将师长。1960年11月，考尔率该师从旁遮普邦调往阿萨姆邦，负责“警戒”中国方向。第4师的防区涵盖东起缅甸，北至中国西藏，西至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的三角地带，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从阿萨姆平原到中印边境几乎无路可通，前沿哨所多数时候只能靠空投给养。
但傲慢的考尔积极推行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即蚕食中国领土），他组建了代号为“土斯喀”的“边境修路组织”，在中印边境大修战备公路。第一期工程是完成从提斯浦尔经邦迪拉、色拉通到达旺的380千米道路，沿途都是地质灾害频发的山区，容易出现塌方。在考尔督导下，印军修路计划逐步展开，空军也提供配合，大批部队调进山区，但他们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限制。
1962年初，考尔晋升中将军衔，出任印度陆军参谋长。在新德里，他提出“昂卡尔计划”，计划沿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兼则马尼到克节朗建立35座军事哨所，这无疑是公开向中国宣战，考尔强制规定在1962年7月底前完成这项任务。实际上，“昂卡尔计划”所建立的哨所大多只能容纳一个排，且给养全部靠空投，没有任何战术价值。但考尔倚仗尼赫鲁的支持，坚持不惜代价地向中国领土纵深推进。
“昂卡尔计划”终于激怒了中国，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全面爆发。考尔主动要求到前线担任第4军军长，他不顾基层将领反对，强行越级下令第7旅前往克节朗河作战，结果导致该旅后来在数小时内被解放军摧毁。
10月6日，考尔带着一帮参谋来到吉米塘，他们是第4军参谋长卡·卡·辛格准将、工程参谋马·阿·拉加瓦德准将、炮兵旅长奈尔准将、新德里作战处的桑吉瓦·拉奥中校和纳林德尔·辛格少校。考尔对第4步兵师师长表示，必须限时把中国人从塔格拉山口清除出去，最后期限定于10月10日。在作战会议上，部下和考尔展开激烈争论，下级对考尔跳过师旅首长去调动部队提出抗议。但专横急躁的考尔对此置之不理，并警告反对者如不服从命令，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
为显示自己无所畏惧，考尔还跑到前沿高地视察，以鼓舞士气。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印度的败局，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印军3个主力旅在十几天内被打垮，另有5个旅被重创。战后，考尔被勒令永久退役并接受情报部门的调查，甚至被停发了退休金。
一位印度评论家指出，考尔只适合当中下级军官，绝不能让他升任团长以上的职务。但死硬的考尔后来在中印边境战争回忆录中一再为自己开脱，按照他的观点，印度之所以被中国打败，竟然是因为“印军投入兵力不够”。
达尔维：败军之将得到宽恕
中印战争期间，印度陆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是中国军队俘获的最高级军官。但他被释放回国后，仍受到重用，还连续两次被提升。
约翰·达尔维（John Dalvi），1920年生在伊拉克，祖籍印度孟买，1940年考入达拉顿军事学院，1942年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分配到英印第17步兵师服役。达尔维第一次参战是在缅甸，他指挥的排一度陷入日军重围，不得不撤往碧琳河（Bilin River），但那里并非合适的防御地点，达尔维一行只好继续向锡唐河（Sittang River）撤退，途中不断遭到日军空袭和伏击。
为甩掉日军，师长杰克·史密斯少将（Jackie Smyth）不顾数千印度士兵尚未渡过锡唐河，严令达尔维炸掉跨河大桥，达尔维不得不执行了命令。达尔维晚年回忆起1942年的悲剧：“只有不到1000人从日军包围圈里突出来，我们几乎把所有武器都丢了。”而在1944年日军入侵印度重镇英帕尔时，英印第17师一雪前耻，达尔维指挥的部队以巨大伤亡拖住敌人。7月，遭受巨大伤亡的日军率先撤出战场。
战后，达尔维晋升为陆军中尉，1945年初被调往英印第44空降师任排长。1945年5月1日，他率领一个廓尔喀排空投到缅甸仰光，不过他们没遇上敌人，原来日军已在几天前撤离了仰光。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时，达尔维晋升为上尉连长，第44师师部要他带一个连空投到新加坡，解救盟国战俘。于是，达尔维连率部赶在盟军大部队之前接管日军控制的新加坡战俘营，并向当地市民发放救援物资。
印度独立后，达尔维在印度陆军中历任营长和陆军司令部参谋，1962年初出任第7旅旅长。该旅是中印边境东段的最前沿部队，下辖3个步兵营和1个步枪联队，还有一些小型炮兵单位，装备有76.2毫米迫击炮和75毫米山炮，总计6000余人。
1962年9月9日，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决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目的是将“麦克马洪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塔格拉山脊变成实际的中印国界。紧接着，印度陆军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亲自电令达尔维，要他把第9旁遮普营调往多拉哨所，第7旅其他部队也必须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这次行动密码代号为“里窝那”。
9月11日，第7旅从达旺出发，徒步向克节朗山区开进。该旅在推进时遇到极大困难，首先是交通条件恶劣，达尔维不得不让部队把所有重装备都扔在平原上。其次是当地正值收割季节，印军征集不到民夫，他们只好背着全部给养进行漫长的山地行军，每名士兵负重近35千克。此外，由于行动仓促，印军官兵只穿着秋季作战服和帆布军鞋，3名士兵分享2床行军毯，这导致大量非战斗减员，冻伤和肺水肿十分普遍。
先期出发的第9旁遮普营经过数天强行军，于14日到达克节朗河谷。此时，第2拉吉普特营、廓尔喀步枪联队、第6炮兵营和第34重迫击炮团的2个轻机枪排也到达龙布，距克节朗约6千米的章多成为第7旅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
考尔坚持在10月8日执行“里窝那计划”，命令第2拉吉普特营夺取塔格拉山脊西侧的雍错山口。达尔维准将对这个计划相当不满，因为这意味着1个没有炮兵掩护的营要在中国军队眼皮底下向海拔约4876米的山顶运动。达尔维拒绝执行考尔的命令。
面对下属的抗命，考尔生硬地答道：“勇敢无畏的步兵不需要炮兵掩护。”无奈之下，达尔维退而求其次，要求在第2拉吉普特营出发前先派一支巡逻队前往尺冬地区，为该营提供侧翼掩护，而第2拉吉普特营（缺1个连）定于10月10日凌晨发起攻击。
没想到印军巡逻队一进入尺冬就遭到解放军重创，达尔维请求考尔暂停“里窝那计划”，但考尔置之不理。10月20日，解放军发起反击，达尔维在开战一小时内就丧失对部队的控制，第7旅在解放军头半小时的炮击中就被击毙400多人，部队建制被完全打乱。8个小时后，第7旅彻底丧失战斗力。
达尔维和旅部直属人员在销毁文件后撤向东南方向的色奇姆。为避免遇上解放军巡逻队，他们躲进深山老林。10月22日清晨，耐不住饥饿的达尔维钻出山地，结果撞上整整一个连的中国战士，他只好束手就擒，成了战争中被俘的印度最高级别军官。
达尔维被抓获时，已经66小时没吃东西，神智恍惚。解放军第419部队给达尔维安排一个单间住房，送上水壶和干粮，使他的情绪稳定下来。第419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问他被俘后是否遇到什么麻烦，达尔维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钻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在中国收容所里，达尔维准将的待遇是最高的，每月还有两条香烟，半斤水果糖。
为满足达尔维等印俘军官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中方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组织达尔维等27名高级军官前往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参观。为照顾印俘军官的面子，参观中的保障和联络工作均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负责，解放军代表只在印俘集中和遣返时出面，不陪印俘参观。中方接待人员也十分注意言辞，称印俘军官为某某先生或称呼他们的军衔，向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解除顾虑。
在上海，达尔维一行还到一位民族资本家的家里做客，达尔维对这位资本家说：“我原以为你们已经被革命了，没想到你们还过得这样好。
相对于已成“过街老鼠”的考尔，被俘归来的达尔维得到印度军方“宽恕”，他被任命为第15军准将参谋长，后又晋升陆军少将，出任达拉顿军事学院副院长。退役后，达尔维还撰写了一本名为《喜马拉雅失策》的回忆录。
霍希尔·辛格：“长腿将军”难逃一死
1962年11月，印度陆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Hosier Singh）在逃跑途中被中国军队击毙，他是印军在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别军官。
霍希尔是印军中的后起之秀，1921年12月1日生于拉贾斯坦邦的焦特布尔，1944年军校毕业后参加英印军。不久，霍希尔少尉作为英印第7步兵师的见习军官走上缅甸战场。1945年1月，已是中尉排长的霍希尔参加缅甸中部战役，所部一直推进到伊洛瓦底江。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辛格所在的英印第7师赶往泰国，解除当地日军武装，解救盟军战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辛格最初服役的第7师后来在1947年印巴分治时分配给巴基斯坦，如今该师驻扎在白沙瓦。
虽然霍希尔在二战中表现得还算英勇，但他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却让新德里大失所望。1962年11月，中国军队在“麦克马洪线”西端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发起反击，这场战役被中国元帅刘伯承称为“打头、切尾、斩腰、剖腹”之战。
11月12日，“郭指”（山南军分区副司令郭志显）的4个连共400多人，从达旺东南向印军右翼的西山口迂回，在门巴族老人的指引下，中国军人经过3天急行军，于11月15日晚抵达申隔宗以东5千米处，歼灭了印军流动哨，然后继续沿着峡谷密林进行穿插。而此时担任西山口防务的印军第62旅却大多在围火取暖，毫无战场警戒意识。
11月18日，“郭指”部队成功到达略马东，切断西山口通向邦迪拉的公路。上午10时，印军第62旅从西山口后撤到略马东，正好落进中国军队的伏击圈，已当上第62旅旅长的霍希尔准将竟不顾手下死活，带头朝德让宗方向狂奔。
“郭指部队”不肯罢手，他们首先击毁印军先头车辆，堵塞公路，然后以猛烈的冲击将印军第62旅残部打散。霍希尔无奈之下，逼着溃兵向中国军人控制的路边山头冲锋，企图打开南逃通道，中印士兵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印军的战斗精神被彻底打垮。
战斗进行到19日晚，绝望的霍希尔抛下部队，领着警卫人员沿小路逃往不丹，企图绕路逃回印度。但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了，逃亡途中竟被3名中国士兵压着打，最终被击毙，中国士兵在检查尸体时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击毙了一名印度准将。如今在印度军中，霍希尔准将已成了“耻辱”的代名词，一些人还送给这位战死的将军——“长腿将军”称号。
夏坦与萨贝达：敢和解放军拼刺刀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失败后，印度政府为提振士气，特意为战争中的两名“战斗英雄”拍摄电影，吹嘘他们的“英雄事迹”。
第一位是夏坦·辛格少校（Shaitan Singh），中印边境战争中是印军库曼团C连连长，该连下辖第7、8、9排。由于C连擅长山地战，他们被安排到楚舒拉（Chushul）的热赞拉山（Rezang La）布防，但海拔5000多米的热赞拉山顶峰地形狭窄，夏坦连长只能将部队以排为单位展开。
11月18日凌晨，解放军冒着雨雪向热赞拉山发起突击，当时印军官兵都龟缩在一起烤火，而远方的印度炮兵借口视线模糊，拒绝为热赞拉山守军提供火力支援。印军C连的第7、8排防区遭到奇袭，第7排首先垮掉，一些士兵企图与冲上来的中国军人拼刺刀，结果瞬间都被干掉。夏坦紧急率部驰援，指挥手下用轻机枪、手榴弹和迫击炮阻击解放军进一步推进。5时40分，解放军的122毫米榴弹炮开始轰鸣，紧接着又有约350名中国士兵冲上山峰，印军第9排等中国军人进入90米的射程之内开火，峡谷里顿时堆满中印两军阵亡将士的尸体。
面对战局变化，中国军队迅速增派400人迂回到热赞拉山侧后进攻，印军第8排猝不及防，全排只有一个人活下来。夏坦少校也被中国狙击手打成重伤，但他继续留在战场上。随着解放军越聚越多，夏坦命令C连残部撤退，自己则和伤兵留下掩护，他最终被中国军队击毙。这场战斗中，C连123人阵亡达109人，14个幸存者中9人负重伤被解放军俘虏，只有5个人逃走。中国军队以恰当的军礼收殓了夏坦的尸体，11月21日中印停战后便将尸体移交给印方。战后，夏坦受到印度国内吹捧为“中印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
另一位是萨贝达·约金德·辛格中尉（Subedar Joginder Singh），1921年9月26日生于旁遮普邦的法瑞科，1936年9月28日，年仅15岁的萨贝达就参加了英印军。中印战争期间，萨贝达中尉在达旺指挥一个排。10月23日凌晨5时30分，中国军队向凡香格里拉轴（Bum La axis）发起反攻，试图夺取达旺镇外的制高点，而这个阵地恰好由萨贝达排防守。解放军连续攻了3次，每轮攻击都有200人左右，萨贝达排虽然勉强守住阵地，但所部也伤亡殆尽，萨贝达仍拒绝撤退。天亮时分，解放军发起最后一轮攻击，誓死拿下制高点，萨贝达排被打得只剩下几个人，连萨贝达都亲自拿起机枪射击。
战至最后，萨贝达排弹药耗尽，但萨贝达仍高呼：“没弹药就拼刺刀，绝对不能向中国人投降。”出于人道考虑，解放军暂停进攻，一名中国军官去和萨贝达谈判，劝说萨贝达放弃顽抗，因为他周围的印军早已逃之夭夭，继续苦战已毫无意义。
萨贝达中尉被说服，他带着3个人放下刺刀投降。因为受伤严重，萨贝达后来死于中国收容所里。他的一名战友后来回忆说，中国医生本想将他冻伤的脚截去，这样能救他一命，但萨贝达拒绝手术，他认为这样会影响他以后在印军中的晋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