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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和叶挺篇1:揭秘叶挺与粟裕有何关联
叶挺与粟裕
叶挺与粟裕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也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粟裕生于1907年，原名是粟多珍，侗族人，祖籍在湖南会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大将之首，粟裕极其善于用兵，陈毅称粟裕是愈出愈奇，越打越妙。
军事家叶挺
叶挺祖籍在广东惠阳，是北伐的名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的创始人之一，八一南昌起义的前线总指挥，一生参加多场战役，贡献卓越。
叶挺与粟裕二人颇有渊源，因为二人都是新四军独立团的军长。1925年叶挺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便领命建立新四军独立团，并担任首任团长，率领独立团参加北伐、南昌起义等战役，独立团作战英勇被称为“铁军”、“叶挺独立团”，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非法逮捕并长期监禁，粟裕便继叶挺担任新四军第一师的师长，并在同年8月份智慧苏中的军民抵抗日军的扫荡，曾连续作战42个日夜，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粟裕作战无数，维护了根据地的相对稳定。使得新四军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地，改善了新四军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动态。华中地区在粟裕的指挥下曾经创下七战七捷的记录，大大鼓舞了军民的抗战信心，为后期的抗战提供了可靠的实战指导经验。
粟裕还在1948年发动并指挥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想在长江北边建立重点防御的计划，消灭了国民党在中原低于的精锐主力，提高了军民的斗志和信心。
1955年的时候，粟裕被中央授予大将军的头衔，并颁发给他很多勋章。
叶挺祖籍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9月10日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虽然小时候上的是私塾，但这并不影响叶挺后来成长为一个满腔爱国热情的人，反而是促进了叶挺的成长。是什么地方使叶挺成长成材的呢？这就要探寻叶挺祖籍在何地，资料显示叶挺祖籍为广东惠阳，生在一个淳朴的小镇。
叶挺将军铜像
叶挺祖籍广东惠阳，在其祖父当年建造的老屋，也就是后来的叶挺故居，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客家围屋，从而可以推断出叶挺将军应该是广东惠阳客家人。那么小时候上的私塾为什么会对叶挺影响那么大呢？这是因为叶挺私塾老师陈敬如，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情怀、民主主义等思想，使叶挺坚定爱国信念深埋心中。1924年，叶挺接受党的命令前往苏联学习，次年回国，他将学好的那些军事知识，实战演练等都带回了祖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叶挺担任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之后，1927年开始，叶挺又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只可惜都以失败告终，但在此期间叶挺与周恩来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好友。抗战时期担任新四军军长，1942年皖南事变中，叶挺不幸被捕扣押，囚禁了足足5年终获自由。1946年4月8日，叶挺携妻子李秀文和一儿一女，都在那场空难中逝世。
之后，叶挺祖籍所在地广东惠阳，成为广大同志前往学习爱国主义的地方。
叶挺女儿
叶挺与其夫人李秀文自结婚后，两人相互鼓励对方，忠于爱国事业与民主主义。在革命奋斗期间一共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7个儿子和2个女儿，只可惜长女叶扬眉在那次1946年“四八空难”中一起逝世，次女叶剑眉也于1993年因病逝世。
叶挺长女叶扬眉与周恩来合影
叶扬眉，叶挺的长女，在家中排行老五，同时也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众所周知，叶挺与周恩来是生死之交的朋友，两人几乎同时去往苏联，后又相继回国，巧合的是两人几乎同时结婚，于是周恩来就做了叶挺的证婚人。在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护送病重的周恩来逃往香港。后来在叶挺去往苏联，被人无端围攻，周恩来还托人转来资助。在这些事情都经历过过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近，1941年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囚禁扣押，周恩来动用了很多的关系将其妻子儿女秘密送到延安，为了好好照顾她们，周恩来还将叶挺女儿叶扬眉认作干女儿。
1946年1月，周恩来从延安飞往重庆，除了工作人员，同行的还有叶扬眉。在这架飞机上发生了一件关于降落伞包的故事，飞机遇到强气流，大家将行李往下扔，都做好跳伞的准备。这时传来一阵小女孩的哭声，原来是叶挺女儿叶扬眉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包，着急地哭了。周恩来马上将自己的伞包给小扬眉背上，说到“不要哭，要向你爸爸那样坚强勇敢”。没过多久，飞机平稳地冲出寒流，继续前行。因为这样，叶挺女儿叶扬眉与周恩来关系也更加亲近了。直到1946年4月8日，叶挺与妻子李秀文、长女叶扬眉、小儿子阿九以及其他同机人员共17人一起在此次空难中逝世。去世的时候，叶挺女儿叶扬眉才11岁。
叶剑眉，叶挺小女儿，是著名外科学和针灸学专家鲁之俊的大儿媳，叶剑眉于1993年因病去世。
叶挺军事才能
叶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著名的军事家。而对于一代名将叶挺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是不是被人吹嘘所致呢？
叶挺画像
叶挺从小就将爱国情怀深埋心中，在经历了武昌起义后，叶挺决定军事救国。不仅报考军事学校，还在1924年前往莫斯科进一步学习军事技能与共产主义。次年，叶挺学成回归，参与组建了第四军独立团，并担任团长一职。1926年，叶挺率领独立团作为北伐的先遣队打开胜利的先端，以少于敌方6倍人数的情况下，成功战胜占领攸县；之后再调整作战方案，将敌方打的落花流水，就此打开长沙的大门；后叶挺率领独立团又相继占领平江城，在汀泗桥和贺胜桥战胜敌方后，叶挺的名声越来越大，同时也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新的道路。
叶挺每次征战的时候都会与战士们一同进退，因此在军中的口碑不错。叶挺也被成为“北伐名将”，他所在的新四军也被称为“铁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叶挺在面对强敌时，沉着冷静，并精心地设计反“扫荡”战斗，经过数次激烈战斗，叶挺终于带领新四军以劣势兵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除了在战争中的军事才能，我们都在胜利的结果上看到了，也明白叶挺军事才能果然名不虚传。在指挥战士战斗的才能也是有目共睹的，常常将战士分成红军蓝军两方，模拟训练战斗的情景，做到军事和战斗并重。因此，叶挺的军事才能让我们了解他的英勇机智，叶挺的英名将永世流传。
叶挺将军纪念园
叶挺将军纪念园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的秋长镇，叶挺故居也包括在其中。现在是我国国家级4A级旅游景区，于2011年9月10日对外开放，整个叶挺将军纪念园占地面积达到了20平方公里。
叶挺将军纪念园
原本1961年准备在另一个地方建设纪念园，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建成。1986年，在惠阳淡水镇修建了叶挺纪念馆，在1991年9月10日开放，这是叶挺将军纪念园的前身，也就是旧馆，里面包含了叶挺有关的珍贵文物和照片等，向大家展现了一代民族英雄短暂却辉煌的一生。叶挺将军纪念园将叶挺故居、叶挺纪念馆连成一条线，形成了一条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的线路。
在叶挺将军纪念园中不得不提的还有育英楼和腾云学堂。育英楼是当地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旧址，建筑占地面积达四百多平米。19238年，日本军队在大亚湾登陆，叶挺领命指挥抗战，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游击队，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就这样这支队伍不断壮大，为中华民族抗战史上作出了贡献。而腾云学堂本是叶氏族人创办，可以说是一家私塾。占地一百八十多平，位于叶挺故居的左侧。在叶挺小的时候，就在此学堂读书。后来叶挺对民主主义感兴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老师陈敬如，陈老师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将叶为询改名为后来的叶挺。希望他可以向上行，挺身而出救中华。从那以后叶挺便深深地记下了救国的志向。
粟裕和叶挺篇2:最严厉的开国上将，堂弟违反纪律他亲自枪毙，曾和粟裕叶挺打游击
在共和国灿若星河的开国将帅中, 傅秋涛上将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传奇人物。皖南事变时，新四军1.7万人受到国民党8万人的重兵包围，叶挺司令被蒋介石俘虏，只有新四军一纵队1000余人在国民党8万余人的重兵包围下成功突围,余者大部牺牲。这个指挥新四军一纵的指战员，就是傅秋涛。
长征是红军历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数万红军将士在上百万国民党军的围住堵截下成功到达陕西吴起镇，红军长征后，苏区一共还有5万人的留守兵团，大部分都是走不了的重伤员和女兵，能作战的只有1万多人，陈毅只能命令各部队分散突围躲进山区和国民党军打游击。后来，国民党蒋介石派兵20万围剿留守兵团，陈毅、粟裕率领游击队和国民党军进行了艰苦的游击战，但是1万对战蒋介石装备精良的20万大军，结果可想而知，除了粟裕带着少数人突围出来，红十军团几乎全军覆没。
1939年周恩来在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期间，与新四军领导人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在云岭陈家祠堂抗日战争时期，傅秋涛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兼一团团长。
1939年4月傅秋涛率一团进驻铜陵凤凰山抗日，驻团后，傅秋涛找房东要借一块闲置的空地种菜，房东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新四军的大官会种菜，结果傅秋涛亲自翻地，再把它调整成一畦畦一垅垅，种了很多白菜、菠菜、韭菜，每天打着赤脚挑粪浇菜，每天都要抽时间去打理菜地。傅秋涛这种一直保持劳动的本色，让群众感到非常亲切，就像自己人一样。
当时，傅秋涛有个堂弟，在部队当排长的时候受不了军队的艰苦生活，就想开小差逃跑，但是却被及时发现抓了回来送到云岭军部处理，军部要求解回团里发落。团领导在研究处理意见时， 傅秋涛坚持执行最严厉的纪律，立即枪决。就这样，他亲自把堂弟绑到他种的菜地旁边，跟堂弟说以后家中后事由他来照管的话，接着就责骂他开小差扰乱军心、破坏抗战，越说越气，越说声音越大，红着眼睛怒吼着命人将其带回防区处决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兼政委是项英。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对日作战，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四军全体官兵经过一系列浴血奋战的洗礼，各个矫勇善战，威名远扬，大有势如破竹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此时的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日益壮大感到很不安，百团大战以后，蒋介石就以军政部的名义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撤回黄河以北地区，蒋介石却在半路做好伏击准备消灭这支让他感到不安的部队，新四军在转移到皖南山区遭到了国民党军伏击。
皖南事变后，军部由于意见不合丧失了最佳突围时机，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新四军二三两个纵队全军覆没，只有傅秋涛很冷静，开了一个简短的军事会议就命令一纵率部成功突围。
1981年8月25日傅秋涛与世长辞，但是像傅秋涛这样老一辈革命家精神、信念却如磐石般坚定的永远留在了我们心里，他们的人格、党性火焰般炽烈，他们的品德、操守水晶般剔透。
粟裕和叶挺篇3:新四军领导层的矛盾：项英叶挺失和与皖南事变 粟裕鲜为人知的知己：刘少奇曾力荐粟裕当元帅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项英一见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周恩来亲赴皖南调解，项、叶矛盾缓和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1938年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9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粤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12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共产党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次面告叶挺。叶挺表示，愿意顾全大局，但仍有与项英难以相处的种种顾虑，不愿再回皖南。他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让他到八路军去直接带兵打仗，如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愿意。
周恩来紧握叶挺的手，内疚地说：“我代表毛泽东同志向你赔礼道歉。项英给你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真对不起你。”针对叶挺想去八路军的想法，周恩来明确指出，华中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经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职务，不好随意变动。同时告诉叶挺，经过他的建议，党中央同意新四军委员会改由叶挺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项英实际为政委。并在全军再次进行教育，确立叶挺的军长权力。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在设法纠正。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暧昧，中央对他在会后能否在新四军中贯彻执行会议精神很是担心，故授权周恩来在适当的时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为了保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战略方针在新四军中真正得到贯彻，他在军部进行了许多重要活动。由于项英对于党中央早在1938年5月便已决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始终抱着将信将疑、既执行又打折扣的错误态度，而是总想实施他自己的向南发展的想法，因此周恩来此行还负有重申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纠正项英在这方面错误的重要责任。为调解叶、项关系，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义，就由来已久的叶、项关系问题批评了项英。周恩来专门指出:“中央认为叶挺作为党外人士是暂时的，这对国共合作更为有利，如果不是考虑这一点，他的党籍问题很容易解决的。”周恩来要求项英主动地采取团结叶挺的具体行动，并严肃指出：团结叶挺是新四军内部团结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错误。
对于周恩来这些富于原则性与情感的耐心劝导、批评，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他在周恩来主持的军部领导人会议上，作了洋洋万言的自我批评，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高敬亭事件后，党中央极力挽留已提出辞职的叶挺
正当叶、项关系开始缓和时，高敬亭事件发生了。
高敬亭是原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长征后， 他临危受命，独立领导红军游击队千余人在湖北与河南、安徽边境坚持了极为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了队伍。新四军组建时，红二十八军改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高敬亭对敌斗争坚决，作战指挥上有自己的一套，但在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养成了谨慎从事和顾虑多疑的性格。新四军实施东进政策之后，高敬亭一直舍不得离开大别山，担心东进后被国民党军队吃掉。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的事变。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高敬亭因病缺席。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此时，叶挺才得知中共中央有教育挽救高敬亭的指示，感到自己太鲁莽了，但为时已晚。
高敬亭事件后，一度趋于好转的叶、项关系又出现阴云。项英认为叶挺太单纯，好冲动，容易上当，新四军的大事还是自己掌舵，于是又大权独揽。叶挺也感到放不开手脚，又生去意。两人的关系再度跌入低谷。
针对着日军是一支高度现代化军队的状况，叶挺提倡加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以提高战斗力。但项英对叶挺这个主张不以为然，担心叶挺反游击习气，会把我军应该永远保持的“优良传统”也一起反掉了。叶挺认为这完全是糊涂观念，因而非常生气。叶挺年初去江北，离开项英，相对独立地执行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干得比较顺心，解决了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但当他回到云岭汇报工作时，项英却表示并不完全满意。
1939年8月，叶挺再赴重庆，就全军经费和新四军江北部队扩充后的编制问题向蒋介石进行交涉。叶挺这次出行，内心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再次要求辞职，离开项英。辞职的原因：在外部是由于国民党五中全会以后执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地制造进攻、限制新四军的摩擦事件，国共关系愈来愈紧张，他在两党两军间调解的作用愈来愈小；在内部则是他和项英的关系。高敬亭事件后，项英对叶挺的不信任加剧，使他觉得当这个军长，实际上徒有虚名。
10月初，叶挺经桂林飞赴重庆。11月，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提出辞呈。以前叶挺要求辞职，蒋介石都是讳莫如深，但这次却一反常态，爽快地答应了，还假惺惺地向他征询新的军长人选。叶挺说最好是叶剑英。蒋介石很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叶挺辞职后，蒋介石借机大作文章。他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扬言要另派新人当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得知叶挺辞职后，当即致电周恩来，指示他立即找叶挺做工作，彻底解决新四军的领导问题，要叶挺主动收回辞呈，打消蒋介石重新委派军长的企图。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刚刚归来的周恩来和叶剑英一起，找到了已返渝的叶挺。周恩来向叶挺指出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准备的罪恶目的。他们希望叶挺能从他的去职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不计个人处境困难和委屈，与新四军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后很感动，爽快地答应了。
征得中央同意后，周恩来致电项英，要他派一名高级干部来重庆接叶挺，并与南方局讨论彻底解决叶挺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实际职权的问题。对这个电报，项英比较重视，立即指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执行这个任务，并立即启程赶往重庆。袁国平抵渝后，周恩来对他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出：党中央从组建新四军开始，便要求项英处理好与叶挺的工作关系。但项英做得很不好，以致弄得叶挺感到呆不下去了，再三要求辞职。党中央要求项英必须立即改正对待叶挺的错误态度，尊重他的军事首长的地位和职权，避免再发生叶挺出走的事。周恩来还告诉袁国平，如果项英以后继续坚持不改，可以在团级以上干部的范围内，批评他的“左”倾右倾错误。右倾就是害怕国民党，不敢斗争；“左”倾就是排外，关门主义，不团结叶挺。但周恩来这个指示在实际中很难贯彻。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袁国平一个政治部主任怎么能随便批评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
7月底，叶挺回到了皖南。这次叶挺回来之后，项英主动向叶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尽量做到多和叶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关照，隔三差五还到叶挺那里，和他一起吃顿小灶，有时饭后还要下几盘象棋。
叶挺为了顾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态。经过一番思考，叶挺给自己定下了行动准则：凡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属叶、项两人职权范围的事情，自己应该做，但项英不采纳他的意见，或不愿让他多参与的，那就满足项英“大主意由我来拿”的欲望，让他去决定。
项英为了执行中共中央有关尊重叶挺地位、职权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诚，所有电文都送叶挺过目，由两人联合签署，并将自己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告诉了叶挺。对于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项英一开始并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殷切关怀，中共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项英由于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与发展，仍然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不少很长的电报，还是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叶挺认为，中共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的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又能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皖南事变前后的叶、项仍是分歧不断
1940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布置了“围剿”新四军的方案。国民党方面以7个师8倍于新四军的兵力，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围圈，企图歼灭新四军。但项英还没有下定决心按时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顽军围攻，他的思想还在撤和不撤两者之间打圈圈。叶挺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下，心情极其难过，把自己的处境比作“好像是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砂子，很不好过”。
1940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1月30日，毛泽东做了如下分析：“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1940年12月，皖南的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共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
毛泽东代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等人，严厉批评道：“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和决心，这个方针也是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还是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个批评深深震动了项英。叶挺作为军长，在新四军收到中共中央严历批评后，感到惭愧，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没有把叶挺辞职的电报发出去。
随后，项英开会传达中共中央电报。电报念完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大家再议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叶挺严历地指出：“什么时候了，还要讨论行动方针？现在需要的不是讨论，而是决定走哪条路线。”项英也感到自己说得不妥：“就按军长说的，挑选决定一条路线。”参谋长周子昆提出三条路线供选择。在确定突围路线上，叶、项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会议不欢而散。
听到项英死讯后，叶挺称“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
最终的突围路线是按照项英提出的方案走的。由于转移时间和转移路线都是在受到党中央批评之后临时决定的，因而全军的序列编组和政治动员也都显得很乱。这时我皖南部队共有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新四军前进到茂林地区时，已经进入国民党顽军袋形包围圈之内。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顽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使新四军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终于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决定部队重新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得已经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
1941年1月9日，阴雨绵绵。军部到达高坦后，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人听着茂林方向传来密集枪声，感到形势不妙。这时军部参谋叶超建议军首长在一起再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周子昆即让他去请叶挺军长。叶超来到百米之外的徐家祠堂，向正在里边烤火的叶挺汇报了情况。还没等叶超说完项英正在等他去商议，叶挺就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打出去！”见此情况，叶超不敢回去，就蹲下一起烤火。这时，项英一行久等不见叶挺，也不见叶超，在雨中听到密集的枪声，错误地以为敌人很快就会逼近，便与一行人爬上北面的山坡。叶超在叶挺那里烤了一会火，对叶挺说到外面看看情况，去回复项英等人。叶超到项英等人原来的地方一看，人都不见了，就回来报告叶挺。叶挺找当时来东南局任副书记才两个月的饶漱石商量。叶、饶马上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项英等“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踪不明”。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
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之后，叶挺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 最后突围出去的总共有1000余人。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项英、袁国平、周子昆3人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项英与周子昆携带着作为新四军经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他们在一个叫蜜峰洞的山洞中熟睡时，被叛徒刘厚总杀害。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中央的不尊重，3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存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决定还说项英、袁国平“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决定提出：“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中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英、袁国平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听到项英的死讯后，已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叶挺对探狱的朋友说：“项英也是一有志气有才干的英雄。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而是对中共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性的指示置若罔闻，竟然完全按国民党顽军设计的陷阱走，最后铸成大错。”
叶挺1946年经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不幸罹难于“四八”空难。
粟裕鲜为人知的知己：刘少奇曾力荐粟裕当元帅
毛泽东、朱德之外，最高统帅部里还有一个粟裕的知己：刘少奇。
刘少奇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与第一个接班人，曾在二十余年间受到毛泽东格外的倚重、信任。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毛泽东之所以笑到最后，最高领导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最终确立，都有刘少奇殚精竭虑的汗马之功。
刘少奇也因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全党二把手。
但毛泽东的信任似乎有一个前提，这位二把手不能插手军队，或者说拥有自己的“山头”与“嫡系将领”。这也是后来两人不幸翻脸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的自信之源。
因此，刘少奇虽然曾做过新四军的政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乃至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还是没有机会在军事上成就亮点，未能成为后来的三十六个军事家之一，头上也就只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桂冠。
刘少奇与粟裕的认识较晚，是在“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后来，刘少奇对粟裕的信任与推举也是不遗余力的。
这年10月，粟裕和陈毅取得黄桥战役大捷后，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当年长征的红军主力与南方丛林的游击队，六年后终于再次融合在一起，也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陈毅在诗里记叙的一件大事：“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身份，在江苏海安主持大会，纪念这一非凡的胜利，并欢迎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及他带来的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诚等人。
不久，两支部队奉命统一指挥，成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陈毅任代总指挥(总指挥叶挺未到职)，刘少奇为政委。这便是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雏形。
陈毅升职而去，粟裕也跟着前进了半步，开始独立打理江北指挥部。
但这时候，初来乍到的“中央大员”刘少奇，更多倚重的是早负盛名的陈毅，不仅三个月前就决定将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由陈毅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而且不久后他还向毛泽东提议，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以陈毅代军长”。
粟裕虽然刚创造了黄桥战役以少胜多的军事杰作，被刘少奇称为“有伟大的决定意义”，但他到底还不是军事主官，其运筹帷幄的实际内情并不为人知晓。因此，刘少奇并未对他留下后来的“黑马”印象。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担任了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成为华中战略区的一把手，一师师长粟裕正式成为他麾下的战将。
刘少奇在新四军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的1942年3月就奉毛泽东之命返回延安，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之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进入了中央核心领导层。但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粟裕的出色才干。
离开新四军前的1月20日，他在华中局扩大会议总结工作时，给予了粟裕和他的一师非同一般的评价。
他称赞说：“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随后，他还具体列举了一师一些战例以及其他许多工作的成绩。
粟裕与其他师长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对这位军部最高负责人的嘉许，他当然由衷高兴，也深感任重道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由刘少奇代理其中共中央主席一职。从这时开始到第二年春天，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这期间，在东北，刘少奇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并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在华中，他又在10月8日批准了华中局的建议，“同意粟裕留华中任司令”。
同时，刘少奇还决定让年长粟裕九岁，曾参与组织福建西部农民暴动，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老资格领导人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华中军区管辖原来新四军的区域，与陈毅任司令员的山东军区平级，刘少奇此举，无疑是对粟裕相当的信任与重用。
但“有古名将风”的粟裕认为，由张鼎丞担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因此向华中局建议，改任自己为副职，张鼎丞为正职。
在华中局未同意的情况下，粟裕直接致电中共中央，陈述自己这一建议和理由。
刘少奇接到电报后，认为粟裕担任正职是适当的，也依然坚持原来的决定。
10月27日，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批复，再次宣布华中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当天深夜，粟裕第二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理由，恳切地说：“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粟裕的诚意终于被刘少奇理解了：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是出于华中军区领导上层团结考虑，愿意在张鼎丞领导下，不折不扣完成中央赋予的重任。
刘少奇深为粟裕不计个人名利的公心与谦让品格而感动，接电后进行了慎重研究，最后决定采纳他的建议，但同时决定在华中军区组建野战军，任命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负责前方打仗事宜。决定之后，刘少奇亲自起草了回电。
在执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过程中，华中局和陈毅提出新四军除三师全部调往东北以外，其余都部分抽调去山东或东北。这样，不管是调往山东、东北的部队，还是留在华中的部队，都将打破各部原有的完整建制。
粟裕认为，这不利于部队的建设和作战，而应尽可能保留主力部队的原有建制，以保持传统的作风和战斗力。
因此，他多次向陈毅和华东局(华中局改称)建议，但没有得到同意。粟裕不得已冒着“本位宗派主义之嫌”，再次直接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出于对粟裕的信任，从谏如流，支持粟裕的意见，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回电说，“其(粟裕)提议是有理由的”，“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
华东局因此改变了原来的方案。粟裕的建议与刘少奇的纳谏，均为后来华东野战军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全国战区战绩第一的野战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46年8月，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取得了七战七捷，刘少奇为这位老部下的辉煌战果兴奋不已，特意搞了一个家庭聚会，交代夫人王光美做了几样难得一见的好菜，邀请了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喝酒，庆贺胜利。
1948年5月，毛泽东调离陈毅，让粟裕接任其职，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坚持谦让后，改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这一决策的运筹过程，除了战局需要与毛泽东的信任外，刘少奇的及时建言，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与《传檄到中原》两书，曾披露陈毅突然被调离华野的真实原因：“中央有人说："陈毅在山东，很多有能力的干部他没有充分用起来，很多事情他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结果这些事情没有做好。"而这人和饶漱石的关系密切。”
这个人是指刘少奇。
饶漱石早年在东北期间，就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深受其信任。刘少奇曾在华中局会议上说：“饶漱石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优秀学生！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因此，他离开新四军前，郑重向毛泽东推荐饶漱石接替自己的职务，使之成为华中局与新四军的一把手。饶漱石也由此成为华中以致后来华东战略区与东北高岗、西南邓小平、西北彭德怀、中南林彪同列的人物。
尽管饶漱石很不地道，后来翻脸不认人，妄图拱倒有知遇之恩的刘少奇，但他们曾经关系密切，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时候，苏南的新四军六师打得不够好，有不能立脚之势。刘少奇当即向毛泽东提议，由粟裕统一指挥一、六两个师。
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粟裕也就独挑大梁，成为唯一同时指挥两个师的师长。
刘少奇经过九个月长途跋涉的“小长征”后回到延安，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其间，他对粟裕还赞不绝口，高兴地说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工作时发现两个人才，“一是新四军四师政委邓子恢，他是农村工作的专家；二是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是新四军7个师中，打仗打得最多和最好的一个师长。”
毛泽东原本和粟裕有井冈山同吃红米饭的渊源，刘少奇又如此力荐这位“黑马”，自然印象就更深了。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但主要工作在地方，不分管军队的具体事务，不久又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因此与从未脱下军装的粟裕交往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 。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杨尚昆，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1969年11月，刘少奇这个被毛泽东培养了二十余年的接班人，没能等上“接班”的风光日子，在饱受迫害中悲惨地辞世，粟裕也失去了一位伯乐。1979对越反击战场父子英雄：师长的儿子战死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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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的墓碑
66年首都红卫兵上海搞武斗:没打死就是文斗
《世纪》 2009年第1期
一、北京红卫兵南下
1966年9月11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多名劳模座谈；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
应该承认，首都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
二、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9月13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出“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②。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记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日晚)，在卢湾区，130多名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原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长柄伞、火钳、拐杖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统计，至9月15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其间共发生武斗48起，98个对象中82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花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日至17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起，被打达百人以上。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数例行动报告：
9月15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月17日下午4时，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13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
9月21日上午8时至夜11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17日开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个。23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时，上图群众请来师大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
9月25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应该承认，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
三、现场之二：点上的行动
下面请看来自“点”上的行动报告。
上音(附中)事件：
9月13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名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这批北京红卫兵还斗了贺绿汀，往贺脸上吐洙，并叫贺下跪，脱鞋脱衣。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已安排在化工学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6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0人强行住进上音南楼(男二楼、女四楼。主要为北京工学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学生)。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8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绿汀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到达时，贺的头被巨布缠绕起来，贺妻姜瑞芝已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
19日晚7时，上音附中红卫兵造反派伙同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当时，姜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夫妇一直被打到十一点。
上外附中事件：
9月15日下午1时，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外附中，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该校参与行动的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动武者约五十人左右)。4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用旋凿撬开抽屉，拿走了公章，拆走了电话机(装到红卫兵营部)。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便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这批制造事端的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策划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时左右，教师们陆继到校，即被红卫兵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营广播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强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再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铁的大钳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赶走，还被指认“他们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时许，又一批约20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一女教师(因转移黄金到校被红卫兵搜出)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这时一学生(一北京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摊鲜血，几个红卫兵还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
中午11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的人(被批斗者)赤脚，有的还被迫嘴里衔着一只鞋子、一只袜子进行劳动，有的将鞋子挂在脖子上(笔者按：此处应指“生活作风”、“男女问题”者)，个别还挂着大砖块。当时，教职员工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多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全体党员也是如此。
下午3时半，红卫兵集中对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6时，被批斗者中有9人押送派出所，其余自己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着脚走在马路上，一致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首都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认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据统计，上外附中的这次行动共斗争了31人(占该校教职工的20％)。家庭出身情况为：地主3人、资产阶级5人、小业主1人，职员2人。政治情况为：中共党员3人，共青团员7人。有关材料认为“仅4人问题较严重”。31人中，有怀孕者、哺乳者、高血压症患者各1人，还有一人准备当天结婚，因参加运动而来校。
四、辨析与思考
围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活动，应有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其中既有事实的辨析，更有问题的思考。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动，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文革”运动初期会发生以“暴力”对待“非暴力”为特征的武斗?且以北京红卫兵为典型?
关于“武斗源”：中国“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1966年6月18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国普及。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8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逄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和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
如果说对“武斗源”的确认属事实性的判断，即它在事由的层面上解说了发生的来路，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北京红卫兵面对“非暴力”的徒手的对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路是什么呢?内心冲动是什么呢?人性承担在哪里呢?这里仅谈两点原因。
首先，是“教育缺失”。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
其次，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1966年时的红卫兵武斗是少有功利的(1967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作者附记：本文引用了一部分“文革”中的简报，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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