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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查建英丈夫李湛:查建英：如何向外人道中国
查建英：如何向外人道中国
编辑前言：本文是作家查建英《弄潮儿：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一书的序言，发表时有删节。作者是77届、北京海归、旅美作家、知名Z Z F的妹妹，可以代表的东西不少。本文所述即为她的一部分成长经历。向美国人讲述和解释中国，始终是件让我挠头的差事。虽说生长在北京，但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在往来于中美之间度过了大部分成人岁月。时光如箭，然而，刚到美国时碰到的那些关于中国的提问，让我至今记忆如新。那是1981年。那年，我到了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市。21岁的我之前从未坐过飞机，讲一口嗑嗑巴巴的烂英语。中国此时已经启动了它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但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多，国内也还没有“托福”考试。作为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获得奖学金去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英文系读书，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个小小的奇迹。直到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奇迹背后的主要原因：南卡大学英文系在历史上从未接到过一份来自中国大陆的入学申请——不是台湾，不是香港，而是来自那个红色大中国的申请！显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录取这名勇敢的年轻申请人的诱惑大到难以抗拒。我现在还能记得英文系系主任罗斯?罗伊（Ross Roy）博士是多么地乐于带我在校园中漫步，兴高采烈的他，甭管遇到什么熟人都会这样介绍我：“这位是查小姐。”然后卖关子似地停顿片刻，接着爆出我的惊人来历：“她来自北京，中国！”最初的美国生活令我手足无措又兴奋不已。正是在那段日子里，拉里?拜戈维尔（Larry Bagwell）——一个来自美国南部的、身材高大但特会关心人的帅小伙儿，我英文系的同学，我第一个美国“哥们儿”——开始让我给他解答各种关于中国的问题。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俩课后喝着可口可乐，坐在草地上闲聊。“简，”（因为老美们根本无法念对“建英”的发音，我请求拉里给我起了这个英文名字）他问我：“中国人真的会把炸蚂蚱沾上巧克力酱当作美食来吃吗？”“什么？”我眨着眼睛，差一点被口中的可乐噎着。我知道“巧克力”这个英文词，但是，“蚂蚱”是什么？如果这还算是半开玩笑的问题，接下来拉里的发问则显得颇为郑重其事：“中国有电视节目吗？比如肥皂剧和情景喜剧之类的？说实在的，中国人家里有电视吗？”没等我回答，他就带着歉意地补充道：“我们对中国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这儿有些人还认为你们那里连电都没有呢！”我瞬间如释重负，而这次交谈也因此嵌入了我的记忆。我发现，原来并非只有我对地球上另外一个大国、它的人民和文化一无所知。虽然我把“肥皂剧”听成了“许多肥皂”，但至少我听懂了英文的“电”和“巧克力”这些单词，这真是个超级棒的开始！那时我就知道，美国难不倒我。当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的祖国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如此的巨变！我更无法预料到，拉里不经意间把陌生而怪异的英文词“肥皂剧”甩给了我的14年后，我会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并在美国出版，书名中还用了这个词：《中国波普：肥皂剧、小报和畅销书如何改变着一个文化》。2008年，拉里终于踏上了探索那个“吃炸蚂蚱沾巧克力酱”国度的旅途，他和他的女儿登上了越洋航班飞往遥远的中国。在寄给我的信中，他兴奋地描述了同女儿一起骑着自行车漫游浙江农村的见闻，在唐代僧侣诗人寒山打坐的天台翠屏山山洞里体会到的感悟，在上海的疯狂购物。“我们在这儿过得妙不可言，”拉里写道，“不管走到哪里，遇到的中国人对我们太好了：你的同胞们真是些热情好客、慷慨大方的人。”我很高兴，给他回信说：“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当年对我的善意和帮助，但看起来我的同胞们正在帮我偿还一些欠你的旧债。”我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童年的记忆中穿插着一些无以释怀的画面：七岁时的那个恐怖夜晚，父母被批斗，家里被一群陌生人抄得底朝天；亲眼看见邻居被殴打致死或是从屋顶跳楼轻生；父亲不在家的那些年中每月收到他从干校农场寄来的信；学校里每天都有的政治课以及课外读物的匮乏。1977年高中毕业时，尽管毛泽东已于一年前去世而且“文革”已经结束，我们还是被送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插队务农。在一切都还动荡不定之时，共产党领导层匆忙扭转了毛的一些政治实践，并把国家推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比如重新恢复已经被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那年秋天，我回城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和村民们正在田间耕地，消息传来：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此生难忘1978年的春天，我初入北大校门后欣喜如痴的那些日子。我那年18岁，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而许多同学则已经在工厂或者农村度过了十年甚至更长。我们做梦都不敢相信自己生命中会有这么一天——在中国最高学府读书！对于那些还记得红卫兵时代的人和第一批改革的受益者、一群经历了幻想破灭但又理想不死的人来说，“七七级”是中国的一个象征和传奇。这一代人在激进的政治烈焰中遍体鳞伤、青春早逝，但对国家前途的使命感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之光。若干年之后，七七级的学生中很多人走上了政治、商业、学术、文化和传媒等领域的领导岗位，其中许多正处于职业生涯和影响力的顶峰。他们形成了当今中国新体制中的一个精英阶层。我选择的路与同学们稍稍不同。北大的同学们认为我去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同学称其为“美国的贵州”——是迹近神经错乱之举，失去了毕业时唾手可得的、优厚的工作机会。但是，不管是出于我与外祖父之间某种遗传的因素（他上世纪初离开湖北老家赴法国求学），还是出于对外面世界无法抑制的好奇心和对冒险的疯狂渴望，我就是要走出去。南卡罗莱纳构成了美国留学生活中令我陶醉的、田园般的序曲。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弗兰纳里?欧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猫王”的不朽魅力，还有那些大烟山脉中带着吉他和大麻的宿营以及南方农场里马背上的时光。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我爱上了后来成为我第二故乡的纽约。然而到了1986年，正值我对成为职业学者的前景越发焦虑不安、爱恨交织的当口，我内心感到了故土的呼唤。国内造访纽约的朋友和北大同学兴奋的来信给我勾勒出一幅画面：文化、知识界被变革之风吹得躁动不已，藩篱被一片片拆除，新的观念和做法不断被付诸实践的检验。听上去，此时的中国像极了一块希望四射、机会无所不在的浪漫热土。我一直想当个作家，一个置身祖国变革和进步过程中的作家。1987年，刚刚通过了博士学位资格口试，我便启程返国。接下来激动人心的两年让我终生难忘。我重回大学同学们的怀抱，结识了许多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新朋友，写作并出版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参加了形形色色针砭时弊的政治、文化类的讨论会，帮助创建并参与编辑了独立刊物。1989年春天，我作为助理为《纽约时报》工作。在此之前，应中国著名导演张暖忻的要求，我还把自己的一部中篇小说改写成电影剧本。行色匆匆之中，我原本计划进行的中国“文革”文学与美国越战文学的比较研究被束之高阁。1989年5月，我辞去《纽约时报》的工作。不久我回到了美国，被迫中止正有起色的中文写作生涯的打击，忽然间意识到我不得不在美国永久安家，如果不想完全放弃写作就必须尝试用英文代替中文??所有这一切，将我拖入了一段抑郁和茫然。在随后的日子里，通过自己的坚持和与一些友人的促膝交谈，再加上点运气，我慢慢从阴霾中走了出来。我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在芝加哥心理与社会研究中心举办的系列论坛，会上高质量的讨论让我见识了美国知识人的活力。论坛的主持人是李湛忞，他后来成了我的丈夫。我在会议中结识了两位优秀的作家：大名鼎鼎的记者简?克莱默（Jane Kramer）和小说家劳瑞?西格尔（Lore Segal），她们的鼓励和友谊启发了我，我不再把用英文写作仅仅看作是一种被迫接受的挑战，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之旅，而这一旅程将给我一双新的眼睛和翅膀。上世纪90年代期间，在工作、婚后生活和回国调研之际，我完成了我第一本英文书《中国波普》，每月为香港一家杂志撰写专栏，为《美国之音》录制散文札记。丈夫转到得克萨斯州莱斯大学任教，女儿斯蕤在那里出生。那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向休斯敦的郊区式生活让步投降。但是，我忘不了中国。2003年，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写作奖金，丈夫也恰好有长达一年的带薪假期。女儿在休斯敦长到了七岁，但我们培养孩子双语、双文化的宏伟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于是，当年的8月，怀揣着兴奋和无限的期待，我们一家三口打好行装，回到了北京。说来惭愧，到了北京我才发现，原来七岁的孩子在吸收新语言和融入新文化上比成年人灵得多，哪怕这个成年人是个重归故里的本地人！刚到北京时，斯蕤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成天不是宣布“中国学校是监狱！”就是叫唤“我天生就是要玩儿的！”但不到一年，她的成绩就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能用北京俚语与邻居以及她的新朋友们叽里呱啦地聊天儿了。与此同时，我却仍然在左试右探，东寻西找。我计划再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虽说这个新的北京还是那个生我养我的城市，这个新的中国还是我的祖国，但与我上次住在这里时相比，一切再次发生了让人瞠目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惊愕、兴奋、充满好奇而又一头雾水。这座城市满眼赫然耸现的摩天大厦背后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每周都有新的高楼拔地而起？那些看上去精力无限、终日奔波的人们都在想些什么？他们快乐、兴奋吗？是否充满了希望和梦想？还是沮丧、疲惫和晕头转向？就我个人来说，我有时甚至弄不清自己是着了魔还是置身云端。但是，我决心找到重返中国生活之路，我不想如异乡人那样去写自己的故乡。我努力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参与到北京的文化生活里。重拾旧友与结交新友之余，我担任了北京一家时尚生活杂志《乐》的顾问和特约撰稿人。为了亲身体会北京城的脉动，我和《乐》的年轻记者们跑遍了京城，捕捉和采访那些鲜活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话题和人物。为了体验一把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经历，我做了件每个当地房主都会做的事：监理装修我的北京公寓。但是，真正把我拉进中国公众视线的是我的中文新书《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本书其实是对12位极富反思精神的杰出人物的访谈录，它从文化角度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铺垫了最终通往事件之路的关键十年。书中12个访谈对象大都是艺术家、学者和知识人领袖，其中一些人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当中有六位曾旅居海外多年，然后又回来，就像我一样。对我来说，或许也包括对他们，这本书使我们内心对那个以悲剧落幕但却意义不凡的十年有所释怀。2006年书出版之后，媒体如潮的报道和读者热烈的反响令我大感意外。《八十年代访谈录》竟然在很多书店的销售榜上位居前列，并搅起了一股怀旧思潮；年轻读者们也对那个他们几乎不了解、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燃起了好奇之心。公众对国家那段记忆断层的讨论接踵而至。评论家们认为，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迅猛发展，审视过去以及造就一个文化复兴的需求正在变得越来越紧迫。这种对历史记忆的兴趣，催生了更多对被忽略和被压抑的当代往事进行探讨的书籍及电视节目。2010年，《八十年代访谈录》被评选为上个十年中全国最具影响的书籍之一。可以说，是公众对此书的关注把我卷入了媒体，此后我频繁地被邀请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对各种大众关心的话题发表评论。那段时间里，我已完成了《弄潮儿》的部分初稿，并接受了一家美国研究机构驻中国代表的工作，这份要求经常飞往印度和美国的工作占去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我知道自己的战线拉得有些过长，我也意识到在激烈的公众辩论中失去理智可能招致的风险。但是，与志趣相投的人们共同推促有意义的变革，以及为建立一个更民主、更人性化的中国做些事情的机会让我无法割舍。随着与各种媒体打交道的增多以及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做了固定嘉宾之后，我逐渐读懂了中国新闻媒体人的老练与成熟，他们躲避风险的本领和周旋的战术。而在这些背后，是他们为推动言论更加自由的顽强努力。当然，我永远都会记得叶利钦去世后那个星期录制节目的情景：讨论话题是叶利钦给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留下了哪些遗产，刚刚录制完，未及我们走出录像棚，便得知那期节目没过关。化妆间里，每个人都在一根接一根狠狠地吸着烟，愤怒和失望弥漫整个屋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录制，内容换成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但是，这样的经历并没有摧毁大家继续向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推进的决心，尽管这种努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谨慎。我为自己不再仅仅是个旁观者而满怀喜悦，我终于找到了重归中国生活的道路。由于对在快速变化的大环境下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局面有了某些感同身受的了解，我在讲述书中人物的故事时，一方面尽力保持清澈的目光，同时笔端又常带同情之心。我一面努力深入探究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内心世界，一面积极整理为写作收集的大量信息和素材。同时，为了能更好地描述一个在自己的历史负担和未来目标之间苦苦纠结的社会和人民，我不得不为采用何种叙事方式而冥思苦想。我当然明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人总不能见着一头牛就想张嘴吃到好牛肉，何况中国这头牛是如此之大，无人能轻易下嘴。我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农村的生活，小镇的故事，在大工厂劳作的新移民们，这些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写作题材，许多优秀的作家也正在写这些题目。内地乡村持续的贫困，沿海工厂里农民工此起彼伏的骚乱，司法不公与官员腐败，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自然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既紧迫又重要的事情都值得给予特别的和持续的关注。但是，我最了解的还是大城市。作为一国之心脏的大都会，巨大的财富在这里源源涌出，剧烈的政治和思想较量在这里展开，巨型的文化企业和传媒机器在这里运转。她是一国之精英的大本营和家乡，是吸引四面八方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青年才俊前来一试身手和争取荣耀的圣地。在城镇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在中国于新千年之际再次崛起为强大国家的历史时刻，八面来风、群英荟萃的大都会成了中心舞台，台上上演着一幕幕人们激情四射的奋斗和光怪陆离的社会大剧。特别是北京，它正向外界传递着国家机器掌控者的姿态，国家前途探索者的思考。我是北京人。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大城市中——北京、纽约、南京、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劳德尔堡——北京和纽约是我的最爱。但是，如果说有一个城市流淌在我的血液里，驻扎在我的灵魂中，那就是，而且永远都会是，北京。在这块饱含历史和记忆的土地上，你可以领略到浑厚的文化，令人炫目的国家庆典，放浪形骸的艺术家部落，风趣的北京方言，这样那样的宏伟计划，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以及大大小小的悲喜剧。在我眼中，毫无疑问，北京是中国最伟大的大都会。但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个北京，悠悠然中似有沧海桑田之变。尽管宽阔气派的大街、美丽的皇家公园和苏联风格的纪念碑依然故我，但街上自行车的长龙、蓝灰两色衣装的人群、各处的毛泽东雕像已全然不见踪影。如今的北京是个巨大的都市丛林：风格前卫的地标性建筑，俗气奢华的购物中心，大型的封闭式小区，日渐萎缩的老胡同邻里，路面上拥堵的车流和地铁里穿梭不息的乘客，身着国际时尚服装的少男少女，农贸市场里高声讨价还价的老头老太。2005年夏天，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纽约客》杂志建筑评论家、帕森斯设计学院院长——第一次访问北京，我带着他四处去转。他极其热切而专注地游览了几天，然后对我说：北京让他想起了休斯敦。我的心都碎了。必须承认，在我居住过的所有城市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休斯敦。30年马不停蹄的拆迁和大规模不计后果的建设，难道只是把北京这个东方辉煌帝国的庄严象征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国变成了??休斯敦？我心情大坏，一言不发，一连几天都对保罗心怀忌恨。但我又如何能与他争辩？以其专家之敏锐，保罗的这句概括实在是一针见血。刚搬回北京时，满眼硕大粗蛮的新建筑，不也曾让我郁闷不已？而且，从北京朋友们口中，我听到过远为难堪的评论！不过，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坚持认为，北京一直是个伟大的城市，并且至今未曾改变。它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其建筑的风貌，而在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正是这些数以千万计的人们赋予了北京与众不同的性格和独一无二的品质。在受到刺激的情绪平复以后，我劝保罗一定要再来一次北京，尤其是要接触、了解一些北京人。我在心里对他说：真的，如果你懂这里的语言和这里的人们，你就会明白，在物质环境之外，北京与休斯敦是多么的不同。北京永远都不会是休斯敦，哪怕再过一千年。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的评论帮我找到并敲定了一个基本的叙事原则，我确信这是最好的方式，并最终将其贯穿本书始终：以聚焦中国人去诠释中国。如果北京是我选择的中心舞台，我就应该把聚光灯对准一组精心挑选的演员，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的故事、思想的曲线以及所作所为，将会帮助读者了解一个处在飞速变化的物质环境和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之中的民族及其心路历程。我希望，通过了解他们的奋斗与顿悟，他们的成败与得失，读者能够抚触到一个城市的脉搏和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书中的主人公们是身处改革浪潮前沿的杰出人物，也可以被称为中国崛起中的行动者和推动者。在我眼中，正是他们这样的人，用自己的生命与实践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仍然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与智慧，而他们在争取尊严和荣耀的道路上从未止步。追踪并记录这些鲜活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是一段令我入迷的学习旅程。我期望着这些故事能够加深读者对我故乡文化的理解。同时我也希望，我的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目前发生在中国以及中国人身边的、错综复杂的、前景未明但却生机勃勃的历史转变。
第二篇查建英丈夫李湛:查建英：赤脚资本家孙立哲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他1969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他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老百姓上万民折为他请命，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之后的出国求学，艰苦创业，开启新的辉煌人生。
赤脚资本家孙立哲
作者：查建英
我的朋友孙立哲又遇到麻烦了。他从前的一个“门徒”背叛了他，想把他从一家出版社挤兑出去，而正是他花费了多年心血，才帮助这家出版社走向成功：它出版了许多畅销全国的图书，赢得过“中国最好的五家新公司”荣誉。听说立哲遇到了麻烦，我马上试图与他联系，却发现他跑到美国去拿西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企业管理文凭了。后来，我发现，他在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大学里同时报名兼修了多个学位课程—分别涉及商务、法律、金融、制药。当时他已经52岁，在这样的年龄重返大学校园，似乎颇有些奇怪。不过，回过头来一想，令我甚为震动的倒是，他这种不断重新开始的行为以及他变幻莫测的生涯本身仿佛就是当代中国自身的写照。
2001年春，我在北京逗留期间，与一些出版圈子里的人共进晚餐。那是我第一次听人提到立哲在做出版。当时，我们坐在一家开张不久、颇为红火的杭州餐馆里。餐馆有三层楼高，光鲜的白色门脸，红瓦屋顶，喜庆而俗艳的内装修，来此用餐的顾客大多是刚刚阔绰起来的那些中国人。我们正在讨论中国的出版趋势—这个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复杂。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人们普遍预期政府的限制可能会逐步放宽。一家重要的出版社正在与德国出版集团贝塔斯曼洽谈。沈昌文，一位资深的北京出版商和编辑，当时谈到了中国合资出版的特殊性，比如商业公司必须与政府机构合作。沈先生身材不高，剪着寸头，是一位生动有趣的人物。他在业界深孚众望，大家都认为他精明并且深谙政治。他永远对所有的小道传闻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孙立哲，一名美国资本家，目前是这个领域里的“大玩家”。
我不由得叫了起来：“美国资本家！难道您不知道他从前是一个赤脚医生吗？“文革”时期，他可是最著名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个创举。当时，在偏远地区，农民还仍然使用民间方法治病，赤脚医生就是为这些地区培训的一批具备基本医疗知识的人。一桌子的人都茫然地看着我，似乎“文革”以及孙立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都发生在另一个世界一样。然后，他们就继续谈论起贝塔斯曼的交易来了。
青年时代的孙立哲曾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把他们的知识用于中国的贫困地区。孙立哲志愿去了陕北农村，不久即显露出行医天赋。他的技艺提高极快，不长时间就能做大型外科手术了。生病的农民会从几百里外翻山越岭来找他看病。他的诊所，就是几间设备简陋的窑洞。在这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做了几千例手术。他和几位助手还在诊所周围自己种植草药来配制药品。
▲孙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
随着孙立哲的名声远播，一个由中国顶尖内、外科医生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受命来到他所在的村子。专家组成员观看了孙立哲临床开刀，并对他进行了一系列测试，最终得出结论，认为这位自学成才的医生技术之熟练，已经达到一位从医学院毕业并具有几年临床经验的医生的水平。消息传到党中央，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4年，毛主席亲自圈阅批准，将孙立哲列入一个“模范知识青年”的5人名单中。那一年，他23岁。
当时，“赤脚医生”现象得到了国内外的极大关注。孙立哲是这其中最有天赋也最成功的人，他变成了一个名人。报纸登载他的故事；电视纪录片和受众广泛的新闻影片都介绍他；他被赋予了不少金光闪闪的政治头衔（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副县长和地区卫生局副局长、青年团省委委员等），被捧为中国青年楷模。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还在北京读高中。在政治课上，我们都被要求学习孙立哲的生平事迹。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的某些荒唐做法得到扭转。1977年年底，恢复高考。我们这些考取了的人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够有一天在大学图书馆里读书而不是在农场干体力活。
不过，新时代并非对每个人都那么友好亲善。尽管孙立哲基本是在诊所为农民治病，但那些落在他头上的官方头衔让他成为旧政权的一部分。中央某领导指示对其批判，命令省地县组织联合调查组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搜集证据。站在批判会场里，他面对黑压压的人群，其中包括他从前的同事和崇拜者，他们向他高喊口号，一连持续几个小时。回到窑洞，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抽烟、喝酒。
他曾经两次想到自杀。后来，他借酒浇愁，结果得了肝坏死。不过，这倒正好救了他：他太虚弱了，经过斡旋，政府决定把他送回北京接受治疗。在医院，他逐渐得以康复，并开始与一位相貌平平但善良、聪颖的女子谈恋爱，对方叫吴北玲，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与孙立哲相识多年。北玲也是陕北知青，早就暗恋立哲，但他一直只把她当作普通同志来对待。北玲不断来医院探视，带给立哲各种礼物—家常饭菜、新鲜水果、书籍—她守在他的病床边，想办法让他振作起来。为了立哲的平反，她与一些朋友四处奔走吁请，利用家庭关系向政府高官为他的案子辩护求情。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是当年赴陕北的考察团成员，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曾经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院长的帮助下，几个月之后，孙立哲获得了1979年大学考试资格。他所有的主科成绩都获得了当年的最高分，被录取进入北京首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他的磨难终于结束了。
我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北玲首次带他到我们宿舍。孙立哲长得高大、帅气，非常善于表达，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英文十分流利，这在当时极为罕见，而且他似乎对你能想得出来的任何题目都所知甚多。我想，当时我们都暗暗羡慕北玲竟会有这么出色的男朋友。她更是一谈起他就兴奋不已，不断赞叹他过人的记忆力、智商和旺盛的精力。我还了解到，他以前曾经口吃，他的个人卫生并不令人满意，他有时候行为举止像个孩子。通过北玲，孙立哲的英雄光环在我眼中逐渐褪去，变成了一位兄长。我开始像他所有的朋友那样称呼他“立哲”。
他和北玲带我参加过很多次陕北知青朋友们的聚会。吃着涮羊肉、喝着凉啤酒，他们会讲起过去那些神奇的故事，回忆起当年的艰苦、贫困、孤独，以及那个年代天真、强烈的理想主义。他们彼此揶揄取笑，但其中却渗透着一种深切的温柔，他们对陕西有着共同的浪漫情怀。陕西，那是他们的青春的代名词。
此外，我还注意到这个群体的一个特征：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健康都受到了损害。这群生长于舒适家庭的城市少年，刚刚十七八岁就投入到极为艰苦的劳动中。尽管他们才二十几岁，但几乎所有人在陕西那些年都得过病。后来成为中国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孙立哲去了同一个村子，当时每天上山放牛。某日，他忽然发烧、腰疼，双腿麻木，却无法确定病因。后来回到北京治疗无效，从腰部以下瘫痪，再没行走过。那年他只有21岁。
立哲被公认是北京医学院的高材生，但却未能完成学业。当时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关于西方的信息虽然不多，但开始有所传播，政府已经允许人们出国了。1981年，立哲和北玲同时向国外大学申请奖学金；而后，他们分别离开北京。1982年，他们在芝加哥会合，开始了一段新生活。
▲80年代的孙立哲和史铁生
直到1990年春，我才有机会到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北边的斯科基镇拜访他们。那一带民居是经典的美国郊区风格—车库里停着大块头轿车、车库门上面有篮球筐—立哲、北玲家的房子与周围其他房子看起来毫无二致。但房门一打开，这种美国幻觉就荡然无存了。立哲和北玲站在我面前，言谈举止就像他们从不曾离开过中国。家里到处是大沙发、大电视，后院支着一套烧烤架。不过，所有家具都像是从店里匆忙采购回来放在一起的，并不考虑外观和风格。北玲带我在房子里参观了一番，我惊叹于房子的面积之大。让我最惊讶的是二层，竟然有一排客房，里面放着相同的家具，每间屋都有一张床、一只桌子和一台电视机，看起来就像一家功能齐全、简朴实用的旅馆。
亲友们接二连三地前来走访逗留。立哲的妈妈帮着照顾两个孩子：一个神情阴郁的7岁男孩和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家里的气氛挺特别：既嘈杂喧闹，又有一种什么都无所谓的和谐。北玲穿着一件家常旧裙子，拖着脚步走来走去，用她特有的那种慢腾腾、懒洋洋的声调说着北京话；立哲一会儿跳起来一会儿坐下去，一会儿加入谈话，一会儿张罗茶点，一会儿把孩子们赶到外面去玩。开晚饭了，各式家常中国菜肴摆了满满一桌，立哲忙碌地绕着桌边给大家斟茶倒酒。那天的客人是一群在异国的知识分子，有北岛、张暖忻、李陀等，他们无视周围的喧闹，热切地讨论着政治。这场面很像陕西知青在北京的聚餐。立哲这位中国移民与他们“混”在一起，似乎与他昔日在毛时代当英雄模范一样得心应手。
不过，北玲看上去却有点儿心不在焉和疲倦。她要把7岁的儿子声声哄去睡觉，我便随着她上楼。声声睡着了，我们坐在光线朦胧的卧室地板上聊天。在过去的10年里，他们的生活不断地处于动荡之中。在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期间，为了挣钱，立哲曾自愿在医学院实验室当实验对象，也曾卖过血。当他的哮喘病开始持续发作，他便利用这一“优势”，在一个哮喘病研究项目上做付费的研究对象。不幸，病况日益恶化，最终他无法再进实验室；摸一下实验用的白鼠就会引发一阵剧烈的哮喘。他只好放弃医学梦想，转而自行创业。北玲创办了一个家庭饺子公司，于是立哲就把他的精力投入到这个项目上来。起初，全部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连立哲的父母也一起帮忙，跪在地板上擀皮儿、剁馅、包饺子。随着需求和利润的增长，他们从中国订购了饺子机，把家里变成了生产饺子的工厂。这个项目持续了两年。
此时北玲也离开了研究生院。她和立哲开始为美国公司从事英译汉的商务文件翻译工作。这促使他们开始了下一个商业项目—排版印刷。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家庭生意，但业务量稳步增长。
北玲仍深深痴迷于立哲的个人魅力。在一个满是婆家亲戚的大家庭里，她既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一个孝顺尽职的儿媳，但这个角色令她不堪重负。在生意上，她与丈夫一样充满热情，但她并不是天生的管理人才。夫妻俩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单独相处。立哲的母亲个性极强，不太好应付。有一次，她和北玲之间起了争执，立哲跳起来维护母亲，并打了北玲一巴掌。“立哲是个大孝子。”我们下楼准备重新参与大家的谈话时，北玲说。
1988年，北玲的腹部发现了一个肿瘤，随后做手术切除了。第二年，她生了女儿珍妮弗。1990年，就在我看望他们不久之后，肝上又发现了一个十几公分如大柚子大小的肿瘤，随后也被切除了。医生认为第一次胃里的瘤子是良性的，但其实是恶性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立哲对这个误诊结果怒不可遏。他告诉我说：“我曾建议医生，他应该假设它是恶性的，再多切一点儿。我自己就是医生，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那个傲慢的混蛋只是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根本不理我。”
手术后，立哲带北玲回到北京。我仍然记得1991年春天我到医院去看望她的情景。她面容苍白，极度虚弱，因为化疗，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只能依靠吗啡来止痛。但她看起来似乎比在芝加哥时更快乐。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而立哲则很憔悴，比以往更显得狂乱。他无微不至地关心她，她则快乐地享受他的照料。他们的角色如今完全颠倒过来了。在她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她成了他的一切。后来他告诉我，他为自己没能医治她深深内疚，而他本来是一个医生；他也为自己没能更爱她感觉悔恨，尤其是想到自己欠她那么多。她于1992年8月去世。
葬礼结束后，他对那位误诊了北玲病症的医生提出诉讼。他开车跑遍美国十几座城市，访问了很多所医院，查询了大量医疗档案，搜集各类医疗信息和专家证词以赢得诉讼。这些材料最终填满了30只大纸箱。他回忆说：“我的律师看到这些惊讶之极，他从来没遇到过像我这样的客户。”他的执着终获回报，他最终为北玲的两个儿女赢得了两百多万美元的赔款。
立哲后来告诉我：“那是疯狂的一年。我生病、破产、负债。在医院里楼上楼下两边跑，照顾北玲和我父亲（他那时也生了重病），我在医院旁边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里弄了个小办公室，放了两台电脑，继续开展排版业务。我必须得赚些钱！”就是这样，他把生意带回了中国。
北玲去世后不久，立哲注意到，中国出版业尚未开始使用电脑制图法，他便从美国海运回一些高分辨率的彩色扫描仪。不过，该技术迅速流传开来，他也就失去了市场优势。此外，他发现当地的合作伙伴骗了他。他便把机器卖掉，退出这项业务，但仍然留在中国。此时是1993年，经济改革正在全国风起云涌。显然，一股巨大的商业浪潮正带领着全社会走向一个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未来。再一次，立哲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凭着他在美国的多年经历和出色的英文能力，他认为他可以将各种大有益处的美国图书引入到中国。他用卖扫描仪的钱做投资，很快创建了几家合资出版公司，出版图书和杂志。他投资创办的第一本杂志是《今日电子》，提供关于计算机技术的各种信息。这本杂志拥有完美的政府关系—立哲的生意伙伴成功地取得了江泽民主席为该刊的亲笔题名。立哲逐渐参与到更多的合资出版活动中来，所有的关注点都在技术上。他开始定期参加美国和欧洲的图书交易会，寻找有前景的书目并购买翻译版权。
事情的进展时好时坏。因为他早在1990年代初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他要在中国做出版，必须有一些中国合伙人。这意味着他必须依靠当地的生意伙伴—而他们往往是些政府官员。他与前任官员签署的合同经常会在继任手上失效，他信任的人有时也会带着他的一大笔钱失踪。
2000年，立哲与中信出版社联手。中信公司是一家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集团，但在出版方面没什么名气，资金也很少。立哲确信中国处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好时机当中：中国过去是一个政府很大、个人很小的社会；但如今，他认为，正在发生真正的改变。因此，他推荐给出版社的书籍都是关于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如何处理婚姻、离婚、养育子女、投资、获得成功等等。尽管从法律上讲，立哲只是一位顾问，但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信出版社的项目中，为它做业务策划和出版书目清单。他把中信的员工带到国际书展，教他们如何搜寻外国图书。他自己掏钱购买翻译版权。
那次在北京与几位出版商一起吃饭，我第一次听说立哲的商业活动。此后不久，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告诉我，立哲也在北京，并给了我他的电话。自北玲去世后，我再未见过他。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
“猜猜我是谁？”
短暂的犹豫之后，他大叫道：“查查！你在北京吗？”他请我一起吃午饭。第二天，我乘出租车到东边一处新开发的园林式住宅区，在一座带有亭子式门廊的粉红色楼房前停下。站在大厅桌子后面的前台接待员看起来干净利落，穿着紫色的职业西服套装，化了妆。她问我找谁。
我把记事本上的名字报给她：“万国国际出版公司。”
随后我便上楼，按门铃。我听见一阵快速的脚步声，马上知道那是谁了。门开了，一个男人站在我面前，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形象老了些。
“查查！”他大声说，“你看起来还是老样子！”
我也只好撒个谎：“你也一点儿没老！”
立哲笑起来，眼角皱纹仿佛一张收紧的渔网。“真的吗？”他满怀希望地说，把我引进门。“不过，我这儿得减减肥了。”他说着，拍拍肚子。他穿了一件整洁的蓝色衬衫，下摆紧绷绷地塞进裤子里。
“哦，这不算什么。”我说的是真话。最近几年，我在中国见到的许多中年男性，情况比这可糟多了，他们基本上成了缺乏锻炼又需要大量应酬的文化的牺牲品。几分钟后，我们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我确信立哲真是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双孩子般的眼睛，还是那样快活地大笑，还是那样一刻都停不住。
我向四周看看。办公室从前一定是一间公寓：除了三四个房间外，还有几个洗手间和一个功能齐全的厨房。有两间房里有床。每间屋里都有沙发、椅子、办公桌、咖啡桌、电脑、电视；塞满了报纸和图书的纸箱四散在地板上、办公桌上，或者墙角。整个地方让我想起当年去芝加哥拜访时的感觉—仍是那种粗枝大叶、不太讲究的氛围。他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好几个办公地点，还有一些在其他城市，在洛杉矶也有一处。“你先自己转转。我处理完几件事咱们就一起去吃午饭。”没等我回答，他就跑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听见他在那边和两位手下雇员快速地说着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立哲语气自豪地向我谈起他的商业成就。由于他的参与，中信出版社这两年已经在出版圈里名声大噪。他告诉我，他已经出版了几百种图书。这令我记起北玲曾经说过的话：“立哲唯一感兴趣的号码就是特大号。”我问他是否会考虑出版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和政治图书。
他说：“目前我还不想碰政治。我也不会考虑那些印数在5万册以下的书。”他举了几例他引入中国的畅销书，比如《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杰克·韦尔奇自传》等等。
我问：“除了潮流与市场，你还有别的什么指导原则吗？”要知道，此人可是我青年时代的偶像、是理想主义和勇气的化身呵。从他嘴里听到与如今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家们没什么差别的话，我不免感到异样。以他为代表的那类出版物近来已经饱受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们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大量涌进的引进版图书通常翻译得仓促潦草，却伴有高强度的商业促销活动，这使国内的一些好书受到排挤，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立哲对这种担忧似乎并不在意，他继续讲述读者对这类图书的需求：“我认为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使中国人产生了精神危机。比如，在成功与失败的压力之下，人们开始分化了，开始怀疑在这个实用主义的时代，纯粹的情感还有没有价值。”不过，他说，“我不能对这些问题想得太深。当你面对一股巨大的潮流时，重要的是行动。无论它是什么—下乡、上大学、出国、回国—都不重要。我必须得弄潮。”
我带着一脸坏笑，突然问了他一句：“如果中国下一次的潮流是一个纳粹政权，你会怎么做？”
立哲看起来吃了一惊，随即哈哈大笑，说：“我当然不会去弄那个潮流！到那时候我肯定会去弄抵抗运动之潮！就像在“文革”当中那样：我没有打政治牌，我打的是知识牌！”
他所说的“弄潮”，是中文里一个古老的说法。在风浪大的地方，比如杭州的钱塘江，几百年来，每年都会有一些蛮勇大胆的人专门在涨大潮的时节在浪潮中戏耍表演，当地人称“弄潮儿”。中国古代诗人以惊叹之语描述这些弄潮儿：他们高举彩旗，在险象环生的漩涡中游泳、翻筋斗。多少年来，孙立哲一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时威风凛凛、光彩照人，有时则差点儿被中国历史洪流中某些不可预卜的漩涡淹没。无论是在陕西窑洞里做手术，在芝加哥包饺子，还是在北京做出版—在孙立哲的生命里，弄潮始终是他内心最不可抑制的一种冲动。他决意证明自己的随机应变与多才多艺，证明他永远能够在他选择的每个领域里迅速行动并取得成功。
北玲去世一年后，立哲再婚，娶了一位名叫张瑾的年轻下属。她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并照顾北玲留下来的两个孩子。立哲在洛杉矶地区买了两套房子，大的一套在北郊，面积极大。他告诉我：“孩子们可以在客厅里骑自行车，在外面打高尔夫。有一次，我在房子周围种了30棵苹果树。”不过，立哲的各项事业铺得很开，是个空中飞人，住在家里的时间有限。他承认自己不属于“居家男人”。于是，年轻的妻子担当起了家务，并负责打理他们在美国的公司的日常业务。他在北京又买了不少房地产：8套公寓、2套别墅和4套写字间。在每个地方，他都给自己预备了一个房间、一张床，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的家。1999年，因为中国的生意发展缓慢，他回洛杉矶与家人们共度时光。他把那段时间都用在了高科技股票交易上，最终亏损了100多万美元。“这迫使我重新把重心放到在中国的业务上。”
2003年，我搬回到北京后，立哲和我有段时间没见过面，因为他频繁旅行，很难找到他。但我不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传言，说他被迫离开中信出版集团。就像中国商业活动中通常的情形那样，这里面的细节扑朔迷离。不过，立哲似乎遇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先是一位中信高管转去国家银行就职，使立哲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盟友。接任的出版社社长认为合资组合的框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已经意义不大，便开始着手排挤立哲。他的同事绕开立哲，直接与他的许多国际商务客户建立联系。几个月后，新团队就将立哲完全排除在外了。
出版社社长如此行事，可能得到了老板们的授意。由于立哲的努力，中信出版集团已经大出风头，但它无法接受把这功劳记在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的名下。出版社的名声意味着，其高管们如今有希望因此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一旦母公司的管理层意识到出版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他们就想把它捏在自己人的手里。
据他的朋友们说，被排挤出局这事对立哲的打击很大。史铁生和他的妻子告诉我，立哲甚至避开了像他们这样的老朋友。史铁生说：“我不认为他能够承认失败。他从来都是一个赢家。他必须要赢。”
我再与立哲见面，是在北京东方新天地的咖啡厅。看着他一副疲倦、憔悴的样子，我暗自心痛。但没有几秒钟，他那旋风般的活力就把我卷了进去。原来，为了准备考试，他头天晚上彻夜未眠，当天上午刚刚参加了一门大型考试—那是他当时正在攻读的四个硕士学位中的一个。“真是精疲力竭！”他说着，兴致勃勃地点了一份咖啡和一块巧克力蛋糕，尽管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餐了。我刚吸了几口西柚汁，他已经风卷残云把蛋糕一扫而光，一边迅速地把他近期的商业活动向我做了详细的说明：他刚会见了亚马逊网站的几位高管（于是我知道，立哲创办了一个中文网络图书销售的服务），此外还有在美国开办出版业务的新计划。
午餐时，立哲向我畅谈未来。他点了小乳猪、豆豉牛肉，边吃边说：“中国的未来走向是什么？我认为有三个领域将成为热点：伦理、法律、医疗保健。你明白吗？我说得对吗？那好，我正在朝那儿进军。”这就是他研究法律的原因。他正计划在中国开办几所医院，他正在筹办另一家合资出版社。他甚至将目光投向英文市场，打算出版中国经典作品的英译本和如何在中国做生意的指导用书。他说：“世界对中国的兴趣增长的速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迅速。”这一次，他要在美国注册公司，这样他的合作伙伴就无法“篡权”了。
我小心翼翼地提及中信事件带给他的负面影响。他冷静地回应说：“是的，他们想玩我。”他说这与中信高层复杂的人事关系有关。我问他是否会起诉中信。“嗯，那绝不是一个小案子。”他强调说，“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小人物，但小蚯蚓也能掀大浪。”我早就听说立哲前几年损失了一大笔钱。他这次告诉我，他把洛杉矶的两处房产都卖了来帮中信做那些项目。他的家人搬回到芝加哥。不过，他明确说他的财政并没有问题；最要紧的是，他在中信的项目上投入了好几年的时间和精力。
吃过午餐，我到他的公寓逗留了片刻，这里有我看到过的他的每一个“家”的那种“临时”气氛：书架上、桌子上、地板上、纸箱里，到处都是书。一个表妹在帮他清理。然后，她又帮他收拾行李—立哲第二天就要赶早班飞机回芝加哥，而他甚至连上次外出旅行的手提箱还未打开。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周围仍然是成堆的书。立哲讲了许多学习的乐趣：重新做学生是件多么兴奋的事，可以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一宿一宿地读书，一个新世界就在你的眼前敞开了。
不过他阅读的一些书却吓了我一跳：酷刑与惩罚的历史；一套《黑镜头》系列丛书，每本都是表现战争暴行、饥荒和其他心理创伤事件的普利策奖获奖照片；几本关于毛时代大清洗的回忆录。他解释说，他发现描述1950年代党派政治的书很有启示性，让他不断地想起中国今天的商业运作。他说：“那种相似性简直令人震惊。”同样的拉帮结派，同样的权力投机，同样的突然袭击，同样的赶潮流追时髦。“其实他们玩的还是从前那一套政治手腕。”
他近来也一直在阅读中国历史书，并问我是否知道袁崇焕的故事。袁崇焕是明末名将，在抵抗外族入侵的战役中多次获胜。但他最终沦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某些对他心怀嫉恨的官员设谋陷害，使他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他被处以最可怕的极刑—凌迟。刑罚一连持续了好几天，刽子手在他身上剐了999刀却不让他死掉。普通百姓误认为他是一个抗敌不力的卖国贼；他们在监狱门口排成长队，人人争着获取袁的一块肉，下酒吃掉。我猜想，是否立哲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位现代版的袁崇焕。
然后，他告诉我，在攻读MBA学位期间他悟出了一个道理。“我突然明白，他们所教的东西与我学医、行医的理念正好相反。医生治病救人—这是医生的人生意义。但在这儿，他们却教给我们如何打击他人，如何为了在竞争中获胜而打败对手，如何成为最强势的动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用漂亮的言辞包装起来了。不过，基本信息是残酷无情的：为了成功你必须要杀掉那些弱者。”
这位“文革”时代的青年英雄决心要弄中国式资本主义之大潮；这一次，他明白他不能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某种不确定的表情。“要把所有这一切全都理顺需要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或迟或早，总有一天会破局。”
▲孙立哲
后记
孙立哲继续在中国、欧洲和美国从事着出版业务。同当年与中信出版社的合作不同，经过时间考验，他与其他几家出版社已经结成既稳定又有可观利润的合作关系。最成功的是华章图书出版公司，它是立哲的万国出版集团（总部在芝加哥）与北京的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合资公司。通过立哲的帮助，华章已经与许多重要的国际出版社建立了长期的工作关系，持续地为中国读者引进了一系列教育与职业领域的畅销书。它在IT类、经济类和管理学方面出版的图书使其跻身于中国行业领先之列，多年来一直引领着市场潮流。新近创办的“华章心理学图书”系列，则反映了立哲在卫生保健和心理学方面的个人兴趣，出版了这些领域的不少新书。
也许，出版业只能算是立哲的主要生计，他还一直在参与各类其他项目，比如给地方银行做顾问、组织学术会议、到大学讲课、买卖房地产、经营茶园等等。与此同时，他仍在世界各地进修法律和商务课程。想追踪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外出旅行的频率实在太高。2010年夏天，我重新与他联系上，费了不少心思才将他的生活与事业中那些纷繁的线索梳理出了一些头绪。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在经商的同时立哲已重拾旧业—帮助病人与弱者—这才是他的真正激情所在。有一天见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用手机与一位患者通短信。“我现在是一个网络赤脚医生，”他告诉我，“我一直在治疗癌症病人。”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有正规的医院、没有医疗人员和设备，他怎么做这事呢？然而，经过一番深入调查后，我发现，立哲讲这句话不仅非常严肃，而且事实上这项工作对他而言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他正在做的事，其实就是为那些危重癌症患者提供医疗建议和某些非常规的替代性治疗（比如有争议的科莱毒素[ColeyFluid]），而这些患者在目前的主流医疗机构中已被认为没有治疗价值了。立哲还因此失去了一个赚大钱的工作。2009年，他在一家大型的中国民营医院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兼经营决策委员会主席，薪水丰厚。在此期间，立哲开始筹措改进这些医院里癌症治疗中心的服务，并亲自治疗癌症病人，包括为穷人提供特别的免费服务。他使用的许多药物尚未获得国内审批通过；有些药甚至是立哲在自己的北京公寓里亲手制作而成。药物很有效，又是免费发给病人，还有谁会干这种事呢？然而，这种方式却从根本上挑战了城市医院传统的盈利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立哲的行为相当于在现代化医院里当赤脚医生！所以也不奇怪，集团方面发现此事之后不久，就开了董事会，以违反规则为理由罢免了立哲。
从那以后，立哲决定尝试做一名网络赤脚医生。很多癌症患者通过口口相传找到立哲，然后通过网络口述病情，获得他的建议和指导。这是体制边缘处一个危险的灰色地带。立哲从传统医院和医生们停止的地方开始他的工作。他倾听、分析、提出治疗建议，并帮忙找药，一切全都免费。有时，如果病人太穷，他会帮助付药费。他安慰病人和他们的亲人，直到最后的阶段，甚至在病人去世之后，他还会给家属做心理工作。
倾听这些故事、阅读那些病人亲属发给立哲的感人至深的感谢信息，对我是一种非凡体验。钦佩之余，它也让我从一种略为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立哲的许多商业活动。比如，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立哲会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时间以至于个人资金，去谈判推动在吉林省长春市建立一所新型医疗中心。他为当地银行提供业务咨询，与那里一所国有大医院的高层领导建立了友好关系。显然，他仍在为实现他的最终目标而努力：他试图创办的医院，应该能够为那些通常走投无路的危重病人提供他们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
同时，他一直在可能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和手段来帮助那些生病的人。不久前，他帮助组织了一次关于积极心理学与幸福主题的国际会议。在会上，他说：“人生幸福的真正来源并非为自己谋利，而在帮助他人。”
大会在立哲的母校清华大学举行，他的话让我想起2007年那部拍摄他重回陕西的纪录片。凤凰卫视摄制组一路跟随他的脚步，拍摄他阔别29年、第一次重访陕北农村。显然，当年这位年轻的赤脚医生给村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出来欢迎他，在丰盛的宴席上和他满怀感情地交谈。影片回放了年轻的立哲在窑洞里做手术的片段，接受采访的当地老农民讲述了立哲当年治病救命和遭受政治迫害的故事，还有立哲用陕西方言敬酒的场面，这一切都既感人又很有揭示意义。正如立哲的一位老友所言：“这么多年过去了，立哲的基本信念依然未变，那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他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他当年在陕西农村时所相信的东西。这也是他今天仍然相信的信念。”
我认为，更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仍然在实践着这种信念。
—— End ——
第三篇查建英丈夫李湛:查建英：我就不喜欢当角
查建英：我就不喜欢当角
2015.08.25
12848
南都周刊2015年度第16期
http://www.nbweekly.com/news/people/201508/39291.aspx
作为一个小众偶像，查建英在香港书展拥有足够的自由，她不在意的人完全不知道她，而她在意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豆瓣粉丝小组里男女的比例各半，他们形容她很热烈、敏锐、聪明、感情深沉真挚、见多识广、正派正直、不端着、大方自然……衿持的女记者们纷纷找她合影，说她是她们的偶像，最后大抵都要问到查老师终极问题——裙子是哪里买的？她就笑嘻嘻地告诉她们是在798的一家小店。
作者_黄佟佟
1
查建英走了进来，轻盈得像一阵风。
极瘦、极高、素颜，连口红都没有，披着一袭黑袍子，飘飘洒洒煞是好看，前一天她在黑袍子里套了一条红裙子，后一天则换了一件绿的，虽然是红的绿的，但亮度偏暗，衬着黑色，格外地雅致。
作为一个小众偶像，查建英在香港书展拥有足够的自由，她不在意的人完全不知道她，而她在意的人都很喜欢她，她的豆瓣粉丝小组里男女的比例各半，他们形容她很热烈、敏锐、聪明、感情深沉真挚、见多识广、正派正直、不端着、大方自然……衿持的女记者们纷纷找她合影，说她是她们的偶像，最后大抵都要问到查老师终极问题——裙子是哪里买的？她就笑嘻嘻地告诉她们是在798的一家小店。
原来您也买小店啊？
当然买啦，她瞪大眼睛做不可思议状。
那一瞬间，真的很少女。
很难想象，面前这位笑起来有两个深深酒窝的女子是1958年生人，作为北大78级中文系的校花，她的美丽早已传遍江湖，但与照片上那个忧郁深沉的优雅妇人和《锵锵三人行》里那个言辞犀利的女知识分子相比，私下里的她要温暖活泼很多，一整个采访，她都默默地在算着时间，因为一心记挂着待会儿要去的一个午餐，“去吃好吃的。”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您平时都喜欢干点啥呢？
“我常常说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吃喝玩乐，但不包括购物，我喜欢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她看人的时候，眼睛里永远闪动着笑意，这笑意后面还有一种更淳厚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成熟女性对于人世的那种善意，这善意我非常少在年过五十的人身上见到，非常明亮又非常坦然，当然偶尔，还有那么一点狡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只是一只羡慕或钦佩刺猬的狐狸，“这个狐狸不专注，到处乱跑，口味比较杂，好奇心比较重，什么事情都有兴趣，从小就爱读《十万个为什么》，长大了还是对各种事情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最后就串了各种各样的行当。”
2
查建英究竟干了多少行当，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她当过红小兵，也当过农民，1978年又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北大的幸运儿；1981年看同学申请自费留学，她跟着申请了一个，谁知道就成功了，连英语也不大会，就糊里糊涂去了美国，成为第一批出国的留学生，她走后几个月才开始有托福。1980年代她是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留学生里的代表作家，做过八年全职太太，现在又成了著名的电视时事评论人以及非虚构写作的大拿，2006年著作《八十年代访谈录》在知识界中反响强烈，而2014年在香港出版的《弄潮儿》更是洛阳纸贵，每一步似乎完全是不经意，但每一步似乎也都在某种热点上。“你说我是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我肯定不是，但是我是跟着环境走的人，我的人生不是很有设计感，而且我在任何时候都会觉得生活比工作最重要。”查建英说。
“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被生活薄待过的人吧？”我问她。
在平常人的印象里，她和刘索拉、洪晃一样，都是优越的高干子弟，最早的海龟派，她的父亲是著名的哲学家，小时候父母都在北京市委工作，住在李莲英的外宅里，“那是个大杂院，里面有二百多户人。”她纠正我，顾左右而言谈起她认识的一个美国大学的校长。“他是很有名的一个政治家，曾担任过两任州长和议员。越战中，他丢了一条腿，后来装了假肢，他来到中国以后，知道我们家也曾在‘文革’中受批斗，小的时候我也算是一个黑孩子，然后上的是一个很烂的中学，我哥哥坐了这么多年的牢，我们家里有好几个人是疯掉了。校长就跟我说，‘建英，我现在才知道你曾经历过这么悲惨的事，因为我觉得你特别阳光，我完全没想到你曾有过这样的童年和家庭故事’。我是这么答他的，我为什么不觉得我苦？第一，在中国那个时代，整个民族灾难当中，我只是其中一员，我不是最惨的，不是我一个人在承受（灾难），所以它就有所减缓，至少觉得，周围有很多人跟我们家一样。而且，我还有朋友呢，我特别感谢那些工人子弟，因为我是‘文革’爆发以后上了学，我的同学没有看轻我。虽然我是这么答他的，但是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天性。你看这位校长他丢了一条腿。他的生命经过了很大的磨难，人也备受争议。可是他也很阳光，这就是天性，有些人生下来可能就比别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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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平等，这是写在第一行的大大的文字，如此强调，也许正因为人生而是不公平的。
有些人生下来就乐观，有些人则不，查建英生来就乐观，而同父异母的哥哥则生性激烈，结果两个人的命运迥异，没有道理可说，如果要用按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可能还因为查建英有一个“充满爱的童年”，虽然“大环境我们家里挨斗挨批，但小环境我们家里很有爱。”
“我爸爸很爱我。因为他前后两任婚姻有三个儿子，只有唯一这么一个女儿，虽然他老觉我应该去学科学，应该懂理论，要不‘你都不是20世纪的人’。他当年就这么说。但实际上，他也挺佩服作家的，一直让我走自己的路，他没有传统的中国父亲的大男子主义，至少在跟我的关系上，他很早就和我是朋友关系，又宠爱又是朋友。我不是天之骄女。为什么后来我还能从那种比较仇恨、阴暗的心理走出来，而且比较阳光呢，跟这种小环境有关系。”
也曾经天真过，1987年她迫不及待从地海外回来 ，“其实是很没面子，连博士学位都没拿，那时候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你快回来吧，中国现在好得不得了，我就回来了。当时的文化人有一种很天真的理想，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能改变多大多大的事。等两年以后，我再回到美国，我真正第一次开始反省这种态度，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激情，觉得我能改变社会，我要启蒙民众，我要教育一批人。有些人，我觉得天生是要担任这样的角色的，他也适合担任。但我很早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到南卡罗来纳大学这里又特别偏僻，但正因为偏僻，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独立思考对我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经历过‘文化热’后回到美国，我觉得中国可能缺少另外一种拉开距离，保持冷静，然后去看清前因后果，主角和次角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这可能是我更适合扮演的角色。”
做一个时代观察者，是查建英给自己的定位，“你看我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个年轻记者说由我来做“八十年代访谈录”也蛮意外的，因为80年代当中有一半时间我在国外，但我又好像跟各个圈子都熟，都认识，在不同的圈子里面都插了一脚，可是在每个圈子里面都站在边上。我觉得这个说得挺到位的，我确实是有意地在90年代以后保持一种边缘的观察者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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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查建英的身份是纽约The New School中印学院的中国代表，而写作则是她的业余工作，观察大时代中的人，并且用人的经历去折射时代是她这十来年一直在做的功课，这也是2003年她获美国古根海姆写作基金的写作方向，具体说，就是向美国人介绍在变革大潮中的典型的中国人物，这些人里有知识人张维迎、刘东，复杂的老作家王蒙，还有成功的地产商潘石屹、张欣，电器商人张大中以及资本家孙立哲……这些登在《纽约客》上写给美国人看的长文却意想不到在中国互联网时代受到热烈的欢迎，《国家的仆人》、《龟的故事》……这是查建英想也想不到的中国市场，2014年《弄潮儿》在香港出版，火速成为香港畅销书，也是2015年香港书展上最受追捧的热门图书，对于书的名字，查建英并没有多扯唐诗宋词，而是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人可以改变涨起的潮水，但是这又取决于你如何弄潮，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定数并影响其他人。我所有的朋友以及书中提及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全神贯注直面应对着‘崛起的中国’，这据说是他们人生戏剧中最为重要的一幕。”
“一个个人主义者试图用个人的故事和命运来反映古老中国的变迁”，这是一种关于查建英的评论，对于中国的情况，她有着清醒的看法，“我在公开场合都说过对鲁迅先生的某些微词，我更喜欢胡适，但我觉得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意是‘真的勇士’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这种韧性就是持久，因为中国是世界上锻炼耐性或者耐心最好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特别复杂，历史文化特别深厚和坚固，你要改变一点事，比如你要换一个桌子的摆法都要出人命的，在这种地方，你要想有所改变，做一点事儿，你都需要坚持，因为很多时候，不断地觉得很无力或者很失望，都是因为你把自己能改变的东西，把自己的能力估计得太大了。”
在“无我”这一点上，查建英似乎达到了某种禅宗的豁达，她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说着一些清清淡淡的话，这些话你要回家想半天才能琢磨出厉害来，对于大场面、大问题、大时代，她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她喜欢的是小角度、小人物、小范围。别的女作家都特别注意形象，出来见人要化好妆，照片一定要PS，会场上放了自己不好看的照片会愤怒地要求退场，但查建英对于外貌有一种彻底的淡然，别人上电视老在问要补点儿妆吗？她则追着人问，“哎，我待会儿还去吃饭，我卸干净了吗？”
四十分钟专访时间一到，她开始把眼神投向助理，希望她来解救她，我知道她希望早点从这些人盯人的采访里脱身而去，去吃好吃的，“我这个人，不喜欢当女主角，也不喜欢当女配角，我告诉你吧，”她看了我一眼，加重了语气，“我就不喜欢当角。”
不喜欢当角，你喜欢当什么呢？
“我愿意成为一个观察者，站在灯光之外的地方……”她笑嘻嘻地看着我，“不是为了安全，是因为这样我能看得更清楚。”
南都周刊 × 查建英
我不想嚼一遍我自己嚼过的馍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过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北京和香港，现在和1999年你那时来香港有什么不一样么？
查建英：香港以前给我的感觉特别好，但这次来了以后我感觉变化特别大，对于新生代，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解，很多信息不知道的情况下没法发言，但我觉得，的确，这种激烈性和激进性把香港社会整个撕裂了，我看了以后挺惊心动魄的。作为对香港很有感情的人，我很感叹，对香港很担心，不知道它这个转型该怎么走。
南都周刊：《弄潮儿》是2014年的书，最近有没有新的写作计划，听说你在写小说？
查建英：这是我觉得比较纠结的一点。你看我的第一本英文书《China pop》，现在叫非虚构，当时还没有这个词，近年反而好像在中国有一股非虚构热。我写完这个《弄潮儿》之后，我就想写小说。因为我最早中文出版的是小说，所以我还是有一个小说梦，觉得没实现，而且想写长篇，其实这两年一方面是家里的一些事情，我母亲两年前去世，走之前我是一直看着她的，最后半年多都是我和我弟弟在那儿轮流陪伴，然后去年正好我先生也有比较突然的一个手术，所以各种事情比较焦头烂额，写作也时断时续，印中研究所的工作也有一些变化。当然这都是外因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因为我20多年没写小说了，所以回头从早年写很文学化的小说，很不容易走到了这种非虚构的，用英文第二语言来写，好像铸造了作为一个作家新模式的感觉，再回头写小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回不去了，或者不可能再去写当年的那种小说。
南都周刊：可能小说和荷尔蒙更近一点，更感性一点，非虚构可能会更重于智慧和理性。
查建英：大家这么看，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就看我们是不是特别固定地去理解这两种文体。之所以这两年比较纠结这个小说写得有点不满意，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拿出来，再细也没法说了，因为写作都是写完了才算数的，只能说现在这一刻的想法就是，也许我应该尝试一种像小说的非小说，或者像非小说的小说，所以这种东西可能不应该是我以前想象的那种小说。
南都周刊：我最奇怪的是你的《弄潮儿》要请别人翻译，你是个作家，而且是中文作家。
查建英：我没有请别人翻译，是出版社请人翻译的，我订正了一下，我是绝对不会自己翻译自己的东西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
查建英：因为很简单，我不想嚼一遍我自己嚼过的馍，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已经费了很多心思打磨。看一个别人翻译出来的我的东西，就像我做的一道菜在微波炉里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就是那个感觉，它还是那个菜，但被另外一个机器加工了一遍，就少了一些原来的锅气。
南都周刊：那你为啥不把锅气加回去？
查建英：不可能。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我以前从最开始写英文，就有人想让我自己翻译成中文。它用另外一个语言，需要再生。除非我重新再写一本书，那不如我再写一本新书了。
南都周刊：作为读者，您写的书其实蛮少的，才五本。
查建英：对，没错。我昨天还说我来书展都觉得心虚，我是一个低产作家。
南都周刊：是慢工出细活呢还是比较懒？
查建英：我觉得两个都有。我要自己夸我自己一点儿，就是慢工出细活。我要是说得更老实一点，就是也不够勤奋，比较懒散，而且我有工作。
我一直在印中研究所，做项目的策划、组织和管理。
南都周刊：平时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
查建英：我的生活就是吃喝玩乐，但不是购物，我不太喜欢购物。我喜欢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南都周刊：我发现大家都特喜欢跟你聊天，陈丹青阿城都跟你聊得很愉快，你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还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查建英：我希望我是一个不预设立场的人。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有一直在写么？
查建英：断断续续吧，其实我生完孩子之后有八年，几乎就是在家带孩子，有时候给美国之音写美国生活手记，基本上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当然也很享受，有时候也会很焦虑，觉得我就这样了！当时我生活在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城市，休士顿。一旦我回来接上地气以后，我又觉得工作重新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不喜欢那种镁光灯打在脸上的感觉
南都周刊：在女作家这个群体里，其实非常少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女知识分子，您和龙应台都是佼佼者，但我们看到龙应台是冲到前面去的，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号召力，气场强大，我反倒觉得您是很退后的。
查建英：对，没错。
南都周刊：您说您想做观察者，这是特意为之，还是说因为您的性格比较散淡，不喜欢做女主角。
查建英：我不喜欢做女主角，也不喜欢做女配角，我就不喜欢做角。所以昨天香港书展派了一个实习生陪我，她跟我聊说“查老师，我觉得你好像跟别人正好相反，比如我们昨天的讲座，你就不愿意一个人讲，一定要拉一个朋友来变成聊天”，我说因为我这样比较舒服，也不用准备，这也是我懒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喜欢即兴，为什么我老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它完全是即兴的，朋友之间的聊天，一些话题都不告诉你，甚至当场会变的，这样你撒谎都来不及，你肯定是真情流露，而且你不是在演戏，是你自己的性格。我不喜欢那种舞台感。我不喜欢那种镁光灯打在脸上的感觉，我怕那些灯。
南都周刊：我觉得您有一种对人世的善意，个性里有很明亮的东西，这种气息非常少在女作家里面。
查建英：女作家你比我更了解，是不是因为她们老是写跟男女关系有关，纠结在情绪里？
南都周刊：那你也写啊。
查建英：但我觉得我写从个人经验出发的男女故事，尤其是转到非虚构以后，其实就没写过，转成那种非虚构的理性写作其实是很反我的天性的，我的天性是比较容易冲动的，比较感性，很像我妈妈，我妈妈就是湖北人那种，特别暴躁，急脾气，然后爱憎分明，在街上看见别人不排队、插队，她恨不得就要打架的那种。我有她这一面，然后我要很费劲地调和这个。我爸爸是搞哲学的，比较理性。现在转到了当记者，一干这么多年，我希望再写小说，也是一种不是小说的小说，也是希望不要再写完全是当年文学青年时候的那种，要不就是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要不就是极为主观的内心体验，比如全部是从个人的情绪出发，我不太喜欢这个。也许是这一点，所以我可能不是更像个作家。
南都周刊：你对自己的家庭生活满意吗？
查建英：家庭生活，我这是第二次婚姻，第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失败。
南都周刊：第一次是不是杰夫（《丛林下的冰河》的男主角）那种？
查建英：你还真看过我的小说。其实那个杰夫完全是另外一个。如果说有任何原型的话，也是以前那个男朋友的原型。我的第一个丈夫是一个白人，我觉得跟我自己1987年回来也有关系，就是回来一年之后我跟他就分居了，然后就离婚了。然后第二次婚姻，我觉得是比较对的，所以它能维持到现在，也生了孩子，已经20多年了。当然，婚姻长久了以后我觉得变成亲人了，就是亲人的关系。
男女就得共存，最好的方式是交朋友
南都周刊：其实说起来，你生活挺顺的，这跟你长得漂亮关系大么？你是个女权主义者。
查建英：你这个是女人的角度，哈哈，也是奇怪的。我很早就在中国承认我是有女权观念的，可是我的确从小到大在生活当中都很受男人的保护或者受惠于很多男性的，在个人生活当中，我没有任何个人的理由去仇恨男人。我只是从一个平等理念上甚至就是一种直觉。
南都周刊：很多中国女性都怕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而好多学者都说现在的女性意识好像在倒退，还不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查建英：确实是啊！
南都周刊：社会上女性的状态非常撕裂。有一部分是非常前进的，要独立，要平权。因为女性的进步实在是太快了。中国的高校的男女比例已经破五了，女性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但你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婚恋当中受的压迫更严重了，越优秀的女人越嫁不出去，成为剩女。
查建英：没错。我和王蒙在《锵锵三人行》那个节目里面专门谈剩女这个现象，剩女是这种语言上对女性的歧视，像三、剩女、婊、绿茶婊等等一大堆。我觉得是中国传统里面渣子的那种文化，就是男性文化、父权文化的重音、返潮。
南都周刊：现在的父权文化越来越厉害。
查建英：现在有些女性某些方面走得特别远，意识上的开放和在职场上的这种能力越来越高，而婚恋上却越来越处于劣势，这完全是撕裂的，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敢出来承认自己，不敢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而且现在的男人比“五四”时候差太多了。那时一流的人都说自己是女权主义，只不过不这么叫。
南都周刊：你觉得女性应该怎么走？作为一个观察者来说，她大致要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查建英：最主要的得自己救自己。有一些女权的运动，比如一些年轻女孩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新的女权运动的一个苗头，它会壮大的。因为显然老式的那种妇联式的帮助不了现代女性了。
其实就跟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一样，你需要一个广泛的，或者有一个基础，然后有一些志同道合的、超越性别、超越族群的同道者一起来推动这件事儿。这批人肯定是整个全社会走在前列的，所以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们是会受到强大的主流的贬低、排斥，甚至要付出很高的个人代价，这是没办法的，但这绝对是一个方向，早晚要走的。
南都周刊：所以女权肯定不是仇男，女人和男人要一起来推动女权，这解放女性也解放男性。
查建英：对，没错。这是上帝预设的，男女就得共存，最好的方式是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