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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篇1:学者与行者：荣新江
按：想来本有许多话可以讲、想要讲。最后，想来就只想对你说：如果你有时间，就把这篇文章看完吧，该讲的、能讲的，都在里面了。
采访人：张泉
受访者：荣新江
本文选摘自《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一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当年沉痛的喟叹，梦魇般困扰过一代代中国学人。
1979年，荣新江在北大历史系读大二，听唐长孺教授的课，讲台上的老师突然唏嘘不已。老师说，中国学者曾在1950年代编写《敦煌资料》，许多敦煌卷子收藏在欧洲，他们无从看到，一些细节只能通过考证来判断。后来，日本学者池田温前往欧洲，对照敦煌原卷，挑出了300多处错误。那些年，许多中国学者读着池田温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文章，痛哭流涕。
唐长儒先生
北大与敦煌学渊源极深，刘半农、王国维、陈垣、向达、王重民……名家辈出。
从“文革”劫难中幸存下来的一代学人，试图完成前辈未竟的心愿，为北大也为中国夺回敦煌学的中心地位，周一良、邓广铭、季羡林纷纷建言，从北大图书馆大库里调集了500多种古籍，以及大量缩微胶卷，开辟了一间图书室。图书室的钥匙，就在荣新江手里。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
每次老先生们来查阅材料，荣新江就会摇动缩微阅读机，找出相应编号的胶片。老先生们离开以后，他依然会把自己关在图书室里，各种端庄的文字与迷离的符号，在胶卷上沉默流淌。那是一条绵延万里、横亘千年的时光之河，沿着中国的西北边陲，向中亚腹地延伸，上千年来，无数使节、商队与探险家走过的古道，无数画师、僧人、居士们虔诚而菲薄的心愿，在胶卷上隐隐浮现。这些缩微胶卷，荣新江前前后后看了三遍。
二
关于荣新江，许多往事早已成为传奇。
读大二时，他就发表了关于于阗的学术论文，很快被译成法文，引介到欧洲。读大三时，他跟随老师张广达拜访季羡林，成为季羡林组织的“西域研究读书班”中最年轻的一员。他对唐代典籍了如指掌。有时踢足球时不小心摔倒了，同学们就会开玩笑说，荣新江比一般人更难掌握好平衡，因为他的脑子里压着一部《唐六典》。研究生二年级时，他前往荷兰莱顿大学交流访问，师从汉学名宿许理和（Erik Zürcher），遍访欧洲各国收藏的于阗、敦煌、吐鲁番卷宗。
许理和（Erik Zürcher）
池田温访问北大时，有两位学者的书房让老人印象深刻，荣新江的“三升斋”就是其中之一。这间书房也是海内外敦煌学者每次到北京都会频频流连的图书室。书斋名字出自《汉书 · 食货志》：“治田勤谨，则田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事实上，人生的传奇，正来自“勤”与“谨”。
三
1985年，24 岁的荣新江开始构想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对照着一本《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Oriental Manuscrip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荣新江展开欧洲地图，那些收藏着于阗、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图书馆和研究所，就是他的目的地。一张欧洲铁路联营票，让他穿梭于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没有相机，没有扫描仪，一切依靠手抄，许多无人问津的古老典籍，重新散发出光芒。
许理和在推荐信里将24岁的荣新江称为“Professor Rong Xinjiang”，尽管海关人员大多狐疑地打量过他无数遍，却还是在护照上盖上章。在欧洲，Professor 意味着学识，也象征另一种权力。
那时欧盟还没有成立，中国护照上薄薄的五六页纸，很快就盖满了章。大使馆在护照后面粘上一串白纸，到了年末，一条长卷上已经盖满欧洲各国的印章。背着沉重的手抄本，带着这本护照，荣新江在北京换回了户口本，他看到自己那一页下面标注着“从荷兰迁入”。
研究于阗、敦煌、吐鲁番与中外关系史，原本就需要大量实地考察，而散佚在世界各地的原始档案，也敦促着荣新江不仅要做一位学者，还要成为一位行者，不仅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也要在行走间丈量历史。多年间，他的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只有8 个座位，荣新江每次从上午9点坐到下午3点，一直抄录，不敢外出吃饭。在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查询时间被严格限定，他只带一块巧克力，从开馆待到闭馆。许多尘封已久的研究资料，正是这样一点点被发掘出来。发现的惊喜，不断消解着来自饥饿的侵袭。
几十年过去了，曾困扰几代中国学人的喟叹，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敦煌学的中心回归了中国，敦煌学则成为一个跨国、跨领域的学科。
荣新江将自己视为“杂家”。从唐史、于阗，到敦煌、吐鲁番，再到长安研究，他的学术轨迹看似庞杂，实则一以贯之。归义军研究是荣新江研究敦煌学的起点之一，那时他就已经兴奋地意识到，依靠敦煌遗书，自己这一代学者将摆脱旧史家的束缚，更独立地观察历史；也能根据原始资料，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历史。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自己书写历史，是一件何其迷人的事情。正是那些倏忽即逝的勇气与雄心，敦促着人们往荒原深处播下种子；而更漫长的时光，则交付给睿智与坚忍，去开拓，去守望。
敦煌学的复兴与隐忧
《生活》：您在1978 年考入北大，为什么选历史专业？有家学渊源？
荣新江：我在“文革”时上的小学和中学，只在1976 年到1978 年读了两年书，其他时间除了玩，都在学工、学农。我家在天津新港，挨着码头，我们去船上扛东西。有时候船坏了，我就跟着管工师傅一起修船。
《生活》：有书看吗？“天祥”的旧书摊当时还有吗？
荣新江：我们那里是工业区，只有一个练武的人家里有很多小人书，有时候到他家偷偷地看，“文革”都给烧了，扔了，没人敢留书。
我看过一本书，没头没尾，书脊上只留一个“集”字。上大学才知道，是吴晗的《灯下集》。那时候只要找到纸片就看，很多其实也看不懂。
吴晗先生
到了1976 年我又开始学习，当时看过一本和敦煌有关的书，讲藏经洞的故事。我研究敦煌，可能和这本小册子也有关系吧。
当时接触最多的其实是科技史。我们中学的图书馆馆员把书都扔了，但是科技史的书他觉得没问题，都留着。那时我就看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技史》，是当时翻译的数学、天文学和地学卷。我后来研究中外关系史，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种下的基因。
《生活》：大学时代是怎样开始接触敦煌学的？
荣新江：1980年代，北大想要夺回敦煌学中心，有一种爱国主义热情在推动着。当年周一良、邓广铭、季羡林这些老先生要求，从图书馆大库里调了500多种书，还有缩微胶卷，开辟了一个小屋子，放在里面。
北大收藏的敦煌学的老的典籍，比中国国家图书馆都多。因为北大图书馆是燕京、北大和中法三个大学的图书馆合并在一起的，老燕京的图书馆是汉学图书馆，各种探险队的书都有，还有一些后来也都回溯着买了，比较集中，比如《西域文化研究》《敦煌画志研究》。《西域文化研究》一套有7本，现在在日本发现了1本，开价8万。北大有两套。
我当时是学习委员，拿着那个屋的钥匙。有一个手摇的缩微阅读机，老先生们要看多少号，我摇到那里给他们看。记得有一次宿先生要看2551李义碑，结果摇到那里他一看，一个字也没有，怎么回事？其实因为是用淡朱笔写的，缩微胶卷是黑白的，不显示。所以后来英藏中国文献遇到这些地方，都会用不同的镜头来拍摄。
我平时就在那个屋里，大概摇了三遍，所以我对敦煌卷子非常熟。我有一本《敦煌艺术总目索引》，摇出来看到哪个卷子，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左景权先生来北大讲学，看到我记的内容，他说，还挺专业的。
北大一直有研究敦煌学的传统，现在有点渐行渐远。现在我们中心只有我一位真正做敦煌学研究的，如果老先生们看到会很伤心的。当然，我们已经夺回了敦煌学中心，最大的中心就在敦煌研究院。
《生活》：据说您大二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上课，讲到中国1950 年代出版的《敦煌资料》， 被国外的专家挑了300 多个错误。
荣新江：是唐长孺先生上课时讲的。日本的池田温先生在《东方学报》上写的书评，中国学者一边念一边哭。《敦煌资料》是贺昌群先生他们做的，他们都是高手，不能怪这些老先生。当时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出国看敦煌卷子，而池田温到伦敦、巴黎看原件，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比如敦煌卷子护脊背面的纸缝里一般都写着字，上面写时间，下面写县和乡。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判断是哪一年哪个县哪个乡辑的。但是当年，这些字会影响和尚抄经，他们就裁掉再粘起来，这些重要的信息都被粘到里面了。中国学者看不到原件，只能通过考证来判断，池田温到了欧洲的博物馆，拿灯一照，哪年哪月哪个县，都看得清清楚楚。
西方的敦煌学研究已经没落，他们不重视，也不关心了。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学已经不是一个组，被并入东亚研究组，他们要把汉籍（敦煌卷子除外）都搬到郊外储存，日本学者的书却全都留下了。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魏泓（Susan Whitfield）在做IDP（国际敦煌项目），但是IDP 不能取代一切。我们必须亲手摸敦煌卷子，魏泓却限制中国学者去看。
《生活》：实物和影像完全不一样。
荣新江：当然不一样，其中包含了很多信息。郝春文去伦敦，一天限他看7个卷子。胡平生去看汉简，很多汉简已经出版过了，不用看，我们要看的都是很短的、他们没整理的那些，像胡平生这样的高手，可能5分钟、10分钟就能看一个，每天看7个就不给看了，那还怎么做研究？
敦煌资料上网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理念和我们研究者是冲突的。中国开通IDP，我就提出：第一，IDP 不能包揽一切，研究敦煌学的人一定要看敦煌原卷；第二，中国的IDP应该从中国上传，不能拿到英国上传，原始数据一定要保持独立性，这是一个国家战略。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网络要维修，连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敦煌卷子都看不到了。
如果说现在中国的敦煌学又落后了一步，就是在网络上落后了。
在世界发现敦煌
《生活》：归义军研究算是您研究敦煌学的一个起点吧。
荣新江：当年跟着张广达先生做研究，有点像杂家。我最早研究于阗，但是，如果没有敦煌的内容，怎么研究于阗？我做于阗的世袭，都是先把敦煌的世袭排出来，看他们的联姻关系，然后再把于阗的世袭给构建起来。实际上也是同时在做敦煌。但是，我研究于阗的时候，是和老师合写的文章，后来他离开中国，我才正式把归义军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张广达先生
归义军研究最过瘾的是，我们可以自己写历史。像《资治通鉴》、《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是史家写好的，你始终还是在他们设定的框架里，你没有新的档案可以做。研究归义军，我是从原始档案入手，直接写，直接看出问题来。虽然这个题目相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很小的，但是很过瘾，这是我们自己写的历史。
《生活》：自己书写历史，也有很大难度，包括前期材料的收集整理。
荣新江：那时候收集资料花的力量太多了。如果能像现在一样，英藏、法藏、俄藏的敦煌卷子都能看到，那该省多少时间、多少资金，我们就能做出更多的成果。但是每个时代总是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我们还想生在王国维的时代呢，那是一个新学术时代开始的时候，更加过瘾。
《生活》：1985年，你在欧洲很多国家查询了大量资料。
荣新江：那时是探宝式的查找，能抄多少就抄多少。当时我关注的不只是敦煌，还包括吐鲁番、楼兰、于阗、龟兹，只要哪里有相关资料，我就在地图上点一个点。
我在荷兰莱顿大学交流时的老师是许理和（Erik Zürcher），他是欧洲非常著名的汉学家，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同坐第一把交椅。他写信让对方邀请我。后来我发现，我受到的待遇比10年后要好得多。我10年后再到德国国家图书馆，每天要争着去坐善本部的那8个椅子，早上进去，中午如果吃顿饭回来，椅子就没了。所以只能饿着，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不吃饭，一直抄。
而在1985年，因为有许理和先生的信，德国国家图书馆给了我一间屋子，专门安排了一位工作人员，一辆推车，因为那些文件都是镶在大玻璃板里面的，很沉，一趟一趟地运给我看。
那时候我读研究生第二年，还不到25岁，可以买欧洲铁路联营票，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海岸线，南到卡萨布兰卡，北到赫尔辛基，所有的火车，不论班次，不论时间，一个月内随便坐。但是联营票不包括所驻国，先花15荷兰盾坐车到荷兰边界，联营票开始生效。联营票300多荷兰盾，当时1荷兰盾折合人民币7毛3，200多块钱就可以在欧洲到处跑。
许理和写的推荐信是“请你们邀请Professor Rong Xinjiang”，我说我不是Professor，他说，Professor在欧洲是特等阶层，办签证至少比一般人快一个月。我到瑞典时，海关的人说，你是Professor？我说，你看我像吗？他说，不太像。可还是“哐”敲上一个章。
荣新江先生
当时中国护照只有五六页，欧洲也没有申根签证，很快就盖满章了。大使馆给我接了很长的一串纸，在纸缝上盖上章，就像敦煌文书。到了一个国家的海关，人家说，你这有法律效力吗？算了，还是给你盖上吧！那本护照绝对是敦煌学史上的文物。可是我回来以后必须交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学生中心，才能把户口本换回来。当时也没有数码相机或者扫描仪，可惜啊。我现在的户口本上写的还是，1985 年某月某日从荷兰迁入，简直是一个归国华侨。
《生活》：当年怎么找到这么多线索的？
荣新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James Douglas Pearson，他跑了欧洲和北美的300多家图书馆，编了一本书《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这个手册会注明，某个图书馆，敦煌写本有多少件，西藏写本有多少件，《永乐大典》有多少本等等信息。这本书对我帮助很大。虽然它收录的主要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内容，但是，只要查到和敦煌、吐鲁番、于阗等相关的信息，我就请许理和先生写一封信，我去找。就这样一站一站地跑。当时只有赫尔辛基大学没有答应，因为日本学者抢了先。赫尔辛基大学的负责人让我联系百济康义，这反而成了我和日本敦煌学界联系上的第一条线。后来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就是百济康义邀请的。
《生活》：访书的过程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吧。
荣新江：是的。就是靠着《欧洲、北美的东方写本》这本书，我在Chester Beatty Library 发现了9 本《永乐大典》。当年爱尔兰给了Chester Beatty荣誉公民，他就把收藏都搬到都柏林，建了私人博物馆，只对学者开放。他主要收集阿拉伯、埃及的东西，最著名的是北非的摩尼教的写卷。那里也有敦煌卷子，但是可能是假的。不过，我却发现了9本《永乐大典》。我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Frances Wood）说了，不久她也去了一趟，说这些《永乐大典》都是真的。
1991年，我到英国国家图书馆整理编目，突然看到他们的Newsletter上写着，去年中文部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了一本《永乐大典》。吴芳思告诉我，当年八国联军侵华，英国兵和爱尔兰兵住在翰林院旁边，拿了很多古籍，都在家里放着。等到老兵去世很多年之后，家里人虽然不知道这些古籍是什么，但是知道它们有价值，就拿到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就会出高价买下来。
我又去看大英图书馆的登记本，发现1960年代以后有5条关于《永乐大典》的记录。我马上请张忱石把《永乐大典史话》寄给我，他那里有《永乐大典》的现存表。当年中国以为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全都影印了，谁知道英国还不断收到新的。我在Chester Beatty Library 找到9本，在大英图书馆找到5本，后来是我代中华书局跟两个图书馆签的字。他们免费提供缩微胶卷，我们印出来再整套给他们两套。后来种种原因，放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不过，只要印出来就好了。
《生活》：听说当年你在列宁格勒查资料，每天只吃一块巧克力？
荣新江：巧克力本来是要送人的，但是到了那里，没吃的。我借了一批资料，如果出去一趟回来再借又要花一个小时。我就干脆不出去了。
现在我们在调查俄国斯卡切科夫的藏书，他1849 年到北京，是俄国大使馆的气象测量员，住在喇嘛庙，就是当时的俄国领馆。1848 年，徐松去世，很多藏书被他买走了。《永乐大典》的“站赤”条就是徐松抄的。1915 年，日本的羽田亨跑到圣彼得堡抄录，写了《蒙元驿传杂考》，后来他发现，自己其实白费了工夫，因为“东亚文库”已经买了这一卷的原本。但是羽田亨说，他看到的版本上有徐松的校勘。我们去年去圣彼得堡看了，校勘内容不多。斯卡切科夫的收藏可是大宝藏，很多文献不对外公开，那里收藏的敦煌卷子也是这么晚才开放的。
新史学的训练场
《生活》：在《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这本书中，您特别强调图像学的重要性。这种学术观念与敦煌研究有关系吗？
荣新江：当然有关系。虽然我不是专门做美术史、考古学研究的，但是我当年在北大读书时，考古专业还在历史系，我们上宿白先生的课，从魏晋南北朝考古一直到宋元考古，以及丝绸之路考古学、东西交涉考古学、佛教石窟考古学，这些课我都听过。我的专业是隋唐史，但是我研究于阗史，研究粟特史，都要用到图像资料。不过我做图像资料和研究美术史的学者不太一样，我声称我不做图像考古，我更多的还是把图像作为文本（text），用来研究历史。其实，研究西域、敦煌，并没有很多的史料，而图像本身就是一个文本。我接触的肯定比一般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要多得多。像虞弘墓、安伽墓、史君墓的发掘，都有我的文章跟着考古报告发表。
宿白先生素描
我为什么会强调图像学，因为大家以前都在追踪考古挖掘出来的东西，它们经常会被放大，其实，在古代的图像、历史文献里，早就有这些东西存在，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它们。
《生活》：您和张广达先生都曾论述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图像学可以在“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 之外成为另一重证据吗？
荣新江：本来美术史就是一个独立学科，1950 年代中国学苏联，把美术史专业拆分了，直到现在也没能整合出合适的美术史。
北大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怎么能没有美术史系呢？中国也非常需要美术史。但是现在很难协调。
敦煌研究院的赵声良先生他们办的《敦煌研究》，可能在创办时都想象不到现在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是一个领头兵，不仅是敦煌研究，只要是和石窟寺、佛教艺术有关的研究论文，几乎都在《敦煌研究》上刊登。通过这本杂志，绝对能看出几十年的学术史的脉络。
从整个中国美术史的角度来说，过去日本学者松本荣一通过伯希和的照片和斯坦因的敦煌绢画，构建出尊像图、经变图、佛传图这几大块主体，但是，真正把它们全部完善起来，是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做的。松本荣一做出一个纲，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对每一个经变都做了详细的考证。人们把时代的贡献给了松本荣一，但是，如果现在有人要做经变研究，就必须在敦煌研究院的先生们的基础上再来做。这是敦煌研究院对艺术史非常大的贡献。
《生活》：您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21世纪敦煌学的前途在哪里，讲了几个未来的可能性， 比如佛教、道教的研究。
荣新江：那时候的眼界其实还是不够的。敦煌还有许多细部可以做。现在讲莫高窟，基本还是讲汉族的历史，我老觉得，不止如此。像于阗和敦煌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于阗文的题记，不可能没有。就得全部普查一遍，专门看有没有婆罗米字母。我们调查过龟兹地区的石窟，研究了4年了，吐火罗的内容发现了400多条。有的汉字被毁掉了，但是婆罗米字母不像汉文，很多人不认识，保存下来了，内容相当丰富。莫高窟是很多民族共同供养的地方。回鹘文做得很丰富，西夏文系统调查过，藏文有人注意过，但没有系统调查。粟特文绝对也有。
文书也非常值得研究。现在国际上受后现代影响，非常流行研究书写（Writing）、印刷（Printing）、邮寄（Remitting）。现在不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讲书籍史，而是和印刷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讲。
《生活》：对国际学术界来说，敦煌学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刺激。
荣新江：现在美国研究唐代文学的人，人手一本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徐俊整理敦煌卷子，涉及很多历史的内容：这个人是谁？他在哪一年做了什么？我花了一个月，帮他改了很多。我跟他是铁交。
这本书是以一个卷为单位来整理。过去王重民先生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文献学家，把它们切割成经史子集，比如《白居易集》《韦庄集》《陈子昂集》等等。但是，唐人的诗集大部分其实是混抄的，我和徐俊合写过一篇文章，以前有一个很长的写本，被人们称为《白香山集》或者《白居易集》，俄藏敦煌卷子出版以后，我们发现，有一首《盐商妇》，跟它严丝合缝的下面那一首，却是李继兰的诗，这个卷子就不能叫《白香山集》了。过去对唐人诗集的界定，其实都是受到后代人观念的侵入。实际上唐人的诗集，就是敦煌卷子呈现出来的样子。
《生活》：这些新角度的观照，对敦煌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契机。
荣新江：是的，敦煌也相当于获得新生。不管是做妇女史、性别史、民族史、宗教史等等，几乎都可以在敦煌找到线索。过去我们研究唐朝，没法像研究宋以后的地方社会那样详细，但是，我们可以研究敦煌、吐鲁番，有些内容甚至比明清还要详细。我也担心，敦煌学如果走得太细也不行，还是要和其他学科结合，才会更有生命力。我现在带学生，就希望他们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我有一个读书班，带着学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读长安，也会用到敦煌洞窟的内容。
《生活》：读书班和当年季羡林先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相似吗？
荣新江：季羡林先生的读书班一般不会持续读一个内容，而是大家每个月聚一次，有分工，英文、法文、德文好的人，各看几种西文的东方学刊物，然后大家交流。如果谁写了文章，投出去之前，先到读书班批评一番，像林梅村的《疏勒舆考》，还有季先生的学生王邦维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也先到读书班批评一遍，只批评，不夸奖。有时来了外国学者，当时没有正规的讲演，也让他们在读书班和大家见面。
季羡林先生
《生活》：有点像Seminar。
荣新江：对。就是季先生在德国接受的教育。我带的读书班，主要受日本学者影响，我带着学生，一行一行地读一类文献。我们读过吐鲁番的8块碑。一学期只读了不到5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比如《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认字，释义，要查内典、外典的说法，给它最贴切的解读。现在的吐鲁番研究，主要看文书、墓志，碑被忘了。其实碑更重要。
我们读得更多的，是长安。我们一个坊一个坊地读。住在坊里的人、坊里的寺庙、寺庙里的和尚，我们都把资料收集起来。如果这个坊进行过考古发掘，比如何家村的金银器，我们也会结合来读。
《生活》：社会生活史的考察，也是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方向。
荣新江：长安的研究主要有几类：考古学者进行考古发掘，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研究坊里人物、交通道路等等，更多的我戏称为“录鬼簿”—发现一个人，看他住在哪个坊，就补一条。
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带着同学，把长安作为一个新史学的训练场，会根据学生的研究方向，研究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王府、制度等等。
长安比敦煌大多了，相当于108 个敦煌，一个坊就相当于一个敦煌城。我们研究动态的内容。比如，有的坊就是一座寺，如果有美术史的同学加入，我就交代他研究这个坊的壁画，我们再和他讨论。比如，有的坊住着韦家，我们就把韦氏家族在长安的整个分布都研究一遍。
我们先给长安列出前后300 年的顺序，谁生活在前，谁生活在后，有些人可能还是邻居，就会慢慢还原出一个生活圈。比如通过权德舆文集里的行状和墓志铭，找到他主要接触的人，以他为圆心画一个圆，就会发现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在三个坊里，并没有多远的交游。白居易的活动范围，有人研究过了，他怎样从东面搬到西面，有很多诗可以印证。
也有人研究鬼和怪。唐朝小说还没有完全虚构，地名都是真的。比如，有一个鬼骗一个人说，回来我就嫁给你，那个人跑到坊门那里等鬼回来，坊门关了，他等了一夜，第二天再看，却是一间空宅。但是，小说里写到的那些地点都是真的，把地点画出来，很多事情就出来了，很好玩。
我们陆陆续续地读，已经有好几个学生做了硕士、博士论文，像蒙曼，现在在《百家讲坛》主讲，她就是做长安城里的禁军研究，禁军发动政变时怎样往对方那里安插密探，都可以研究出来。
蒙曼在《百家讲坛》
我们也会借助敦煌的图像，比如我写长安的甲第，也就是长安的豪宅，怎样不允许建，还是要建。借助了敦煌净土变里画的楼阁，楼阁上可以跑马，楼和楼之间是相通的。敦煌壁画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时的长安。
《敦煌：众人受到召唤》
生活月刊 编著
2015.9
如果你有好东西的话，可以往这里投— [email protected] —发出的邀请是：你可以将你写的文章（一篇或者很多，不排除有结集给你出版了的可能）；或者，认为不错（当然是你认为）的文章/网站/微信公号告诉我。暂时只想到了这么多。
网页编辑：文青
荣新江篇2:荣新江、朱玉麒：清代西北史地第一人徐松的再发现
封面图片：新疆赛里木湖昨日微信赠书（《父子家人》《阅读经典》）获奖者是庞振超 林玮 任勇胜 漫幽的音符，请将您的快递方式私信后台。清代西北史地第一人徐松的再发现人物志 徐松，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侨居直隶大兴。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编修出任湖南学政，因事遣戍伊犁，后赦还，官至陕西榆林知府。徐松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期间，不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五百余卷，还撰有《唐两京城坊考》五卷、《登科记考》三十卷等，钩稽排比史料之功罕有其匹。其西北史地研究更是引导了清代学术的转型，《西域水道记》《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作奠定了徐松在嘉道年间学术宗匠的地位，他也被誉为清代西北史地第一人。朱玉麒教授潜心西北史地数十年，其《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作为“未名中国史丛刊”第七种，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今日微信内容来自《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的序与后记。《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序荣新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意义的西域史地、敦煌学、丝绸之路研究，应当起始于清代中叶以来的“西北舆地之学”；而清代西北舆地之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当属大兴徐星伯。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西域水道记》三种，是清代西北舆地之学的重要成就，就中尤其以《西域水道记》的学术价值最高，影响最大。比如法儒沙畹著《西突厥史料》，对于西域地理的考证，就多依赖于《西域水道记》，而由沙畹，又影响到前往西域探险的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著述。徐松画像忆1983年笔者随张广达师第一次往南疆调查古迹，自乌鲁木齐乘车翻天山，经焉耆、龟兹、疏勒故地，到古代于阗国范围考察，沿途时时就西域地理提问，张师常常据《西域水道记》为我等释疑，且盛赞徐松学问功力。那时正是全国规划整理中国传统古籍的时候，张师已拟订整理此书计划，并已列入中华书局拟出版的古籍整理规划项目。以后从学过程中，张师曾不止一次告诫我们，使用《西域水道记》，切不可忘记《星伯先生小集》中徐松自己的《校补》！《徐星伯先生事辑》书影《星伯先生小集》书影2000年，朱玉麒君入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清代西北舆地之学的研究，兼整理大兴徐氏著作三种。其时张广达师早已移居海外，《水道记》之整理遂寝而未行，笔者驰书相询，知已捐弃故伎。于是极力怂恿玉麒君知难而进，勇往直前。按博士后制度，余忝为合作教师，时常在朗润园北招待所的饭桌前，面对一盘肉丝炒饼，听其高论，兴致盎然。左起：王冀青、荣新江、柴剑虹、朱玉麒玉麒君为江南才子，出入文史。博士期间在北师大从元白（启功）先生治文献、版本、校勘之学，精于典籍考订；又多次随宽堂（冯其庸）先生壮游西域，熟悉塞外史地。这些训练和经历，使之成为整理徐松西域著述的最佳人选。经过两年努力，大兴徐氏三种，粲然可观。2005年初，《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在中华书局付梓，笔者利用假期，在渤海湾边通校一过，张师整理徐松著作的愿望终于实现，遥望海西，颇感欣慰。启功题签《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扉页玉麒君的博士后报告主体“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2002年7月出站时已形成书稿，但考虑到近年来清代史料蜂拥而出，徐松手迹也不时显现，因此并未急于出版。近十年来，玉麒君又走访天山南北、葱岭东西，足迹远过徐松所履；还有机会东到日本，西走英伦，北探俄罗斯，南游台湾岛，获睹流散域外的徐松稿本及相关资料。现在，这部经过十几年锤炼的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专著终于完稿，岂不快哉。玉麒君征序于我，虽责无旁贷，亦诚惶诚恐。于此既远念张师当年谆谆教诲之恩，又倍感与玉麒君切磋学术之乐，故略缀数语，聊以为序。2015年5月6日《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正封《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内页及限量版书签《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目录 序 言（荣新江）绪 论一 徐松及其西北史地研究的后世影响与学术定位二 徐松研究所体现的学术史偏颇三 以往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本书的重点和方法四 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兴起的背景与思潮第一章 徐松生平考论一 缪荃孙与《徐星伯先生事辑》二 早岁学行——师从与禀赋三 通籍士林——编修与督学四 遣戍新疆——幕府与考察五 讲学宣南——著述与交游六 暮年宦游——躁进与古风第二章 徐松著作叙录一 专著二 编著三 辑佚四 《星伯先生小集》及续补第三章 《西域水道记》研究一 版本之一：徐稿本与沈抄本二 版本之二：木刻本与排印本三 版本之三：《西域水道记校补》四 文本之一：清代西域流人与早期敦煌研究五 文本之二：清代西域地理文献中的吐鲁番六 文本之三：西域梵经石在清代的发现与研究结 语一 嘉道学术的领军二 经世意识与塞防危机三 西学知识的引用四 西北史地学的接力附 录 徐松年谱简编参考文献人名索引后 记《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后记朱玉麒本书的写作，是我从2000年开始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报告的延续。因此，首先在第一部分抄录2002年出站报告的后记，以见其原委。一这是我从事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第一份报告。在新疆的生活经历，使我对获得这一研究项目的两年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倍感亲切，也分外珍惜。这项研究得到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同时也被列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项目“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的组成部分，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也给予了特别的理解和支持，首先在这里向以上单位表示感谢。我有幸能在荣新江教授的指导下从事这项研究。他对西域研究文献与学术史脉络的了如指掌给予我很多的教益，特别是对我纯粹考据研究的支持令人感动。这种实证性研究对材料要求的苛刻，往往使我一筹莫展；每当这样的时候，他都会放下手中的研究工作，帮我寻找，共想对策。当然，两年的合作研究，更多的教益还在报告之外。给予这一工作始终关怀着的，有我博士生期间的导师启功先生。我汇校《西域水道记》所使用的各种版本中，唯一不是复制品的宝善书局本就是先生赐赠。他常常向我提起乌鲁木齐南梁子上一汪水洼就是自来水厂的记忆，也多次垂询清人的西域水道图究竟有多少准确性这样的问题。还有冯其庸先生。从1992年以来，他多次西行探访玄奘故道，每次都特别资助我随行考察，我因此得以在十年之中走遍天山南北、黑河上下。两位先生的心迹，使我在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不敢忘记其中应有的现实意义。徐松致张澍书（田家英旧藏）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是我迄今为止最感美好的研究环境，我要感谢张希清、李孝聪两位主任为我提供朗润园西所四合院的工作间。此外，李孝聪、王小甫、罗新三位教授从讲堂到考察，都为我补上了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课程。东方学系王邦维教授整理的典籍是我追求的榜样，他对我的研究也给予很大的关怀，并力荐我获得了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这项研究还得到日本学者池田温、石见清裕两位先生的帮助。东洋文库的清代西域文献和早稻田大学徐松《西域水道记校补》手稿复制件，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均承厚情，远道惠寄，使这项研究获得了文献占有的尽可能全面性。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与北京图书馆北海分馆方志部是我经常查阅资料的地方，那里丰富的典籍与热情的服务使我享受到读书的快乐。我特别要感谢李雄飞、郝瑞平、张廷银诸位先生提供的方便。还要感谢从大学时代直到现在的各期学友如倪培翔、孟宪实、广中智之、雷闻、陈明等随时给予的支持和切磋之谊。即使得到如此多的帮助，这份报告与我当初设想的“嘉道之际的西北历史地理学：以徐松《西域水道记》为中心”的计划还有很远的距离。在报告的写作过程中，我进入到清代学术史研究的领域，浩如烟海的典籍确实处处藏宝，也不断重组我对嘉道之际学术史的新认识，而我对相关清代文献的阅读犹自万不及一；《西域水道记》的点校过程，也使我发现利用海内外西域史地研究成果进行该书的笺注，并不能一蹴而就。本报告只能算是这项研究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工作，我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使这一重要的学术史课题和《西域水道记》这部西北史地名著达到应该有的研究水准。尤其是在当今西部开发的热潮中，清代西北史地学和《西域水道记》提供的历史时期西部的地理状况，是应该得到今天的经营者借鉴和关注的。我愿意在即将返回的西部工作岗位上，完成这项裨益于当代的研究。2002年6月28日《西域水道记》稿本签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二从博士后入站以来的15年中，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博士后报告的“整理编”已经扩充成《西域水道记（外二种）》，列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由中华书局于2005年出版。现在成型的这一书稿，则是“研究编”的主体。有关这一书稿本身，没有多少题外的话要补充。在工作开始的时候，我希望从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一、从文献档案中寻找徐松；二、从学术进程中定位徐松。目前这部书稿，就书名提及的两个研究对象——徐松与《西域水道记》而言，还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它仅仅重塑了徐松部分的、不无偏颇的历史面貌；而对于《西域水道记》的文本研究，也只讨论了个案性的三处记载。留下的阙如，仍当是我将来继续努力的方向。徐松岁试宝庆府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回首十多年来的研究，有太多的师友值得我衷心感谢，是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我能够将这个专题的初步成果奉献给学界。在正文的注解中，读者将会看到我对一些师友慷慨提供和解读相关资料的致谢。但是，这些显性的帮助还远远不是这一研究得到的所有。挂一漏万，我还特别想铭记以下的人事：在以上博士后出站报告后记中提及的师友继续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是我需要一直感念在心的。如在完成博士后报告返回新疆之后，仍蒙启功先生从拍卖会上购下徐松书札赠我研究，又在生前为本书题签勉励；冯其庸先生在2005年继续邀我重走玄奘之路，使我得以三上帕米尔、初探罗布泊。我要感谢远在海外的张广达先生长期的鼓励。作为中古史中心的前辈，张先生曾经计划整理《西域水道记》等清代西域名著，并已列入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后因移居海外而未果。我到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时，荣新江教授就我的选题征询先生的意见，得到他的嘉许。2005年以来，我有机会得到和张先生通信与面晤的很多次教诲。现在的书稿，希望能够奏效其循循善诱之万一。感谢荣新江老师持续的指导、督促，并为本书赐序。从我的博士后工作以来，徐松的研究仿佛也成为他关注的对象，这样的例子只要举其难得的两次莫斯科访问即可证实。在那里，他的兴趣都在寻访徐松旧藏的图书馆中。本书所引其《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的力作，即是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的收获，对于《西域水道记》原书的成稿历程和笔者的研究，都是难得的参考。特别要感谢他在第二次的莫斯科访书活动中，与孟宪实教授、李肖教授一起陪同我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抄书的日程，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对这个美丽都市秋天的欣赏。这部与新疆有太多关联的研究书稿，是我在那里生活、工作长达1/4世纪的纪念。我在新疆的考察和研究所得到的帮助，几乎难以数计。我要特别感谢曾经工作过的新疆师范大学以薛天纬、王佑夫、丹碧、迪木拉提·奥迈尔等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同事的支持，也感谢校外钟兴麒、赖洪波、周轩、刘国防、贾丛江、高健等师友对这项研究不同方面的推进。徐松的书稿和相关资料流散海外者不少。感谢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高田时雄教授为我安排在日本的访学机会并联系相关机构，使我能够在东京和关西地区获睹大量徐松的文献而充实本书；感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波波娃所长为我联系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的工作计划，并专程陪同从圣彼得堡前往莫斯科，使我从斯卡奇科夫旧藏资料中经眼了许多徐松的藏书和题跋。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张穆旧藏《西域水道记》书影这一专题在博士后出站以来的继续研究，又先后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徐松与清代西北历史地理学”（项目批准号06XZS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95）的资助，因此本书也是以上这两个项目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要感谢刘子凡、郭桂坤、沈琛、徐维焱等各位同学，在本书的定稿阶段帮助我寻检和核对相关史料。徐迈博士担当了这本书稿的编辑，给予我多方面的指正，也是我最后要特别致谢的。我又回到了朗润园的中古史中心来从事本书最近五年的写作。是同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使本书在温馨的学术氛围中终于完成，并有幸列入本中心的“未名中国史丛刊”。但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在定稿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中心的刘浦江教授不幸英年早逝。在同一条走廊里，他的研究室的灯光虽然黯淡下去，但他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的恢弘气象和奉献给学界的累累硕果，已经成就了一段历史，一直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谨以此书纪念刘浦江教授——我敬爱的同事、学术的楷模。2015年1月27日本文及相关文献图片皆选自《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版）北大博雅好书-总第653期-博识雅行 学知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微信号：boyabook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北大社官方微店，即可选购《徐松与〈西域水道记〉研究》，附赠作者签名书签，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荣新江篇3:荣新江 | 写札记是治史的好传统
上周一，博雅君推送了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完整获奖作品名单。荣新江教授身在日本，连夜专门为这次获奖撰写了书面致谢辞。
今日微信独家推送这篇致谢辞，以及荣教授关于如何写札记的一篇文字，送给有志于做国学研究的读者们。
获奖致辞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10月13日我刚刚从伊朗考察回来，就收到“致敬国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组委会的通知，告诉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拙著《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获得“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我从1985年留校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工作以来，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就是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而我所关注的一个文化方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渐问题，在这本书中我探讨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尚想黄绮帖》向西域的流传等问题，可以说是对国学研究的一点微小贡献。如今，丝绸之路研究得到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相信今后的丝路研究将会与“一带一路”国策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我因为已订去日本开会、办事，无法参加此次盛会，特委托本书的责任编辑吴敏女士前往领奖，感谢此次活动的主持者岳麓书院、凤凰网、凤凰卫视、敦和基金会，也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这本著作。
谢谢大家。感谢责任编辑吴敏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代为领奖。
荣新江
2016年10月28日
荣新江 | 写札记是治史的好传统
学习历史的学生，在治学时不一定要连篇累牍地撰写出长篇的学术论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读书过程中，能抓住灵感、心得、发现、联想等，写成笔记，在有空的时候，把笔记加以丰富，写成正式的学术札记。
这些札记不一定马上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但积累下来，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产，在将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历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靠积累的，谁积累的丰厚，将来的成果也就更多，札记是积累的重要方法。
对于渴望进入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学子来说，本书几乎是手把手地指明了入门的途径。举凡古籍、石刻、简帛、文书、图像以及今人论著、刊物都有它们的翻检之道，而对版本与校勘的把握、考古新发现的追踪，则有利于学识的积累和更新。更进一步的学术论文写作也有它的一定之规，容不得半点虚假和取巧。
现在许多学术期刊非常欢迎短小精悍的文章，这些文章实际就是好的札记。文章有时需要完整性，而札记则不然，是有新知、新意才有感而发的，所以内容不一定非常全面，但更有可读性。札记一般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所以不必特别地加以修饰，用最短的文字，写明白自己要说明的问题。
在《唐研究》第9卷长安专号上，我发表了一组读书班的《隋唐长安史地丛考》札记，其中有些可以作为新来的研究生写札记的样本，这里举蒙曼的《隆政坊富商索谦宅》一条为例：
《大唐故索处士（谦）墓志铭》：“君讳谦，字文纲，敦煌人也。……父韩，隋掌设府车骑将军。以永徽六年（655）岁次乙卯六月己亥朔三日辛丑，春秋卌六，卒于隆政里。”（《全唐文补遗》3，355页）
墓志称其“富埒陶白，资巨程罗。乍开通德之门，交接简通之彦。时置候宾之驿，家富秦赵之声。虽卓郑之雄华，朱宁之汲引，此之数子，其何足云。”隆政坊（布政坊）靠近西市，西来逐利的商胡聚集，索谦原籍敦煌，而“优游三辅”，其敦煌之出身，便于其与西来商胡交往；而宅近西市，且经营有方，最后成为长安巨富。索谦无任何官职，可谓长安商人之代表人物。
蒙曼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唐代的禁军，所以仔细地阅读唐代墓志资料，在检索禁军材料的时候遇到这样好的商人材料，肯定不会随手翻过去的，写一条简短的札记，提示自己，也奉献别人。相信对于研究长安、唐代商业史等方面是有参考价值的。
最好的札记样板应当说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内容方面大的有史事、制度，小的则只关于一个字、词。在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的贡献中，这部《札记》应当是和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相辉映的。
其实，写札记的作法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旧史家许多都是用札记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学术成果。比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生都应当阅读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还有清人的许多文集和笔记、日记中，都有很多学术性的札记。
写札记比较零散，如果发表的地方也比较分散的话，容易被人所遗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所写的札记，按照一个系统排列起来，归到一种书或一个主题下面。像上面提到的札记都是针对正史的，利用正史的人都知道要看这些札记。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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