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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
（图为三反运动中刘青山、张子善被判死刑）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领导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的一面；又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性的另一面，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发展、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贪欲越来越强烈，消极性一面也就愈益恶性发展。为了谋取暴利，不法资本家采用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偷漏国家税收、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法行为，对抗美援朝、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1951年底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大量违法的严重事实。1952年初，又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党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查出了一批“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在运动中，政府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违法的资本主义工商户的处理规定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在认真查证核对，弄清真伪轻重的原则下，分别作出处理。三反、五反运动于1952年夏先后胜利结束。这一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中共党史名词解释》
三反五反运动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
I S B N：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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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1953-01
版 次：1
字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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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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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指中国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先后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央要求“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实行“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年6月，运动基本结束。这场以反对贪污为主要内容的廉政斗争，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广大干部和党员。五反指中国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一场与三反运动相配合的五反运动在各大城市相继展开。在打击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的同时，中央限制受处罚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全体资本家的5％，并对定案、补交漏税等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1952年6月，五反运动基本结束。这场斗争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进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三反运动)，以及在私营工商业者中进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五反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在1951年10月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于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从此，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在三反运动中，又揭发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密切勾结、从事犯罪活动的严重情况。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3月5日，中共中央规定了对违法资本主义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根据文件的规定，各级政府进行了定案处理工作，并纠正了在三反五反运动高潮中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偏差。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
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 数万人被迫自杀
http://news.hsw.cn 2008年04月08日 13:36:03
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例句：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
—— —儿歌
当时有一首被改编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大坏蛋，贪污犯……”这里的“打老虎”，打的不是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而是“贪污犯”：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者，即为老虎，贪污1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毛泽东相继发布“打虎”指示：“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打老虎，采用的是工业生产的方式，编制计划、确定比例和数字、确定对象……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曾经总结广东“打老虎”的经验：“据省府经验，大老虎都是逼出来的。其经验如下：一，要找老虎窝，下列这种地方一定有老虎：1、经手建筑与营造厂来往的；2、负责采购与商人来往的；3、公私合营的企业，兼职职员又是股东老板的；4、本人是机关职员兼有经济职权而家里开商店的；5、解放前后掌握接收物资的；6、掌握经济情报，与商人来往密切的；7、掌握仓库调拨物资的；8、掌管小家务生产的；9、掌管捐款账目不清的。确定”老虎窝“之后，”大胆怀疑，作出假设，进行搜集材料。对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会挤，大会压，个人谈。每一个老虎都给他开一个‘户头’，登记材料。不管他如何老奸巨猾，其组织是不坚固的，是怕死的。用死去吓他，用利去搞他，可以打破。“
有一首很有名的顺口溜，据说就起源于广东地区：“贪污分子你睁开眼，两条道路由你挑。一条活路，一条绝路；一条光明，一条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条？彻底坦白，从宽处理，拒绝坦白要严办。”这首顺口溜流传于中国大地数十年，其中的“贪污分子”可以替换为任何族群、任何人。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起草的《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拟结束。斗争要继续，要警惕反攻倒算”。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致信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要求纠正错案、冤案。根据后来的统计数字，“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林野王)
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五反”时期街头宣传画
1952年6月30日，“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已胜利结束。
据统计，全国有850万至900万人参加“三反”运动，其中有贪污行为和占小便宜的，占总人数的24%，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的，占总人数的4.5%。
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束，守法户占总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五反”宣传队正在上海里弄里教唱宣传政策的歌曲《两种道路由你挑》
1952年上海人民检举接待室成立后,前来坦白和检举的人排队等候个别接谈
篇二:[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三反运动是指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以及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1][1]
编辑本段具体过程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同年秋季全国工农业战线开展的爱国增产运动中揭发出的大量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的贪污行为，注意发现、揭发和惩处。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此后，一个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普遍地开展起来。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很快，在全国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和揭发的高潮，“三反”运动进入高潮。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连续批转了各级党委的报告，阐明了中央的方针和政策，总结并推广了各地经验，为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收获
在运动中，各地揭露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1952年4月，“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等方针和政策，对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贪污、浪费错误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处理。运动高潮期间，一些地区和单位曾发生逼供信的现象，误伤了好人，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些问题在甄别定案时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结束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三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这场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编辑本段相关历史
综述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1950
1950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1951
1951 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1951年12月1日和8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
1952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5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3月11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3月28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3月11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5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15%；基本守法户占50—60%；半守法半违法户占20—30%；严重违法户约占4%；完全违法户约占1%。1952年4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10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编辑本段圆满结束
1952年6月30日，全国范围"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并给各种处分;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户占总户数的10%一15%，基本守法户占50% 一 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 一 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这两个运动最后核实退款10亿元。
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篇二:[三反五反运动]编辑本段基本介绍
篇二:[三反五反运动]编辑本段具体过程
篇二:[三反五反运动]编辑本段相关历史
篇二:[三反五反运动]编辑本段圆满结束
篇二:[三反五反运动]编辑本段历史意义
篇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清除自身腐败的成功行动
2010年12月15日
核心提示：“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反”“五反”时期的宣传画（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川党史党建网，作者：镜思，原题：《毛泽东与“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是我党执政后，惩治党内腐败现象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五反”运动为荡涤旧社会遗留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起了积极作用。
一、“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背景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特别复杂。由于旧社会遗留恶习和党内的骄傲自满，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朝鲜战局的各项问题。依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会议确定从几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即：节约兵力，整编部队；精简机构，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清查资料；提倡节约，严禁浪费等。在随后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运动由此展开。
1951年11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有关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中总结了东北地区的经验，还例举了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5亿人民币（旧币1万元等于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作为当时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之一的东北，在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让毛泽东深感事情严重。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一个地区的，而是全国性的。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东北局的报告中强调“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转发了两个报告，一个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来的。毛泽东在批语中说“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的报告，例举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在转发批语中写道“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这表明，毛泽东决定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
二、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迅速开展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在加写的一段话中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毛泽东在同年12月8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全国开展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对贪污腐化分子形成强大的威慑力量。
时至1952年1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仍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继续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部署“三反”运动，以期把这一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就是集中力量打“老虎”（“老虎”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迅速把运动推到高潮，甚至提出不少缺乏根据的打虎指标。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刑讯逼供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即指示：必须严禁逼供，纠正错误。
从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中批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严惩贪官，杀一儆百
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揭露出大量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刘青山、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第一大案。刘、张二人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而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并最终腐化堕落，沦为人民的罪人。他们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以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尽管他们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此案和其它一些大案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震慑了其他腐败分子，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广大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对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四、正本清源，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西南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中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中揭露出资本家通过腐蚀拉拢干部，垄断经营，蒙骗国家，牟取暴利，吞并中小企业的“五毒”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十分狂妄。少数资本家“五毒”行为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人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当时全国上下强烈的呼声。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种种情况表明，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
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采取措施，既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打击，又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做出结论，归入守法户，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工商户的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得到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全国范围内的“五反”运动历时半年后结束。它严厉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运动。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
五、“三反”“五反”运动的历史作用
“三反”“五反”运动不仅为我们清除党内腐败现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推动历史前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推动了农业地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从1951年10月展开，到1952年底全面完成。这就是说，“三反”“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这二者虽然在内容和范围上有很大区别，但却彼此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三反”“五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提高了认识，坚定了立场，自觉地把自己的言行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使各级党组织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为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通过“三反”“五反”运动，认识到共产党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从而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增强了农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因此，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为工业企业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企业经过“三反”运动，揭露和批判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清除了内部的腐败因素，使广大职工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从而以主人翁的姿态推动民主改革的进程，为彻底废除封建把头管理制度，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民主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者在新的基础上改善了劳资关系，更加靠拢党和人民政府，同时，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制度和实行民主改革，为以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
六、“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一）防患于未然，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提醒全党一定要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作为前车之鉴，并特意批示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印成小册子，号召全党阅读。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高度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长进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反”“五反”运动揭露出来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严重问题，从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一些党员干部违背了党的宗旨，忘记了“两个务必”，背弃了革命信念，走向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开展“两个务必”的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全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树立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良好形象。
（二）坚决反腐、雷厉风行，抓住典型案件严肃处理。
“三反”“五反”运动是反腐倡廉的成功典范。由于全党决心大，措施得力，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因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滋生蔓延。
当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对亲自参与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处理，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就把发动群众放在首位，号召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使运动逐步深入。特别是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党组织充分发动广大职工、店员，积极争取和团结财会人员、高级雇员等知情人员，检举揭发不法私营工商业者的不法行为，扩大了“五反”运动的群众基础，保证了“五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历来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我们党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同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与“五毒”俱全的不法私营工商业者作斗争，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不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制不断健全，解决社会矛盾就不宜搞群众运动了。特别是解决党内矛盾，惩治腐败现象，主要是要发动群众，加强对党内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监督，把群众的监督机制和党内其它监督机制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反腐斗争的合力。
（四）坚持真理，有错必纠，注意政策的正确性和制度的完善。
从整体上说，“三反”“五反”运动是我们党反腐斗争的成功实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过激过左的做法。如下达“打虎”指标，是不符合实际的，以至于发生刑讯逼供，打出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作了纠正。
“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级政府机关根据揭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普遍进行新制度的建设和对已有制度的完善，着重建立了各种民主制度，健全了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偏差。
“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过去50多年了，抚今思昔，感触犹深。中央发动这场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实践，从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推动了新中国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薄一波，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