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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下作起来篇1:性侵、受贿，北影教授丑闻频发，高晓松：知识分子下作起来不输屠狗辈
最近，一条关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性侵女学生的微博激起千层浪。
博主宋泽尘替朋友阿廖沙发声。
据说，阿廖沙是先休学再被性侵犯的。
她是10级的学生，当年和室友发生了矛盾，她想不开在宿舍里吞了安眠药自杀，事后洗胃救回来了。
由于大一新生有所谓的考察期，学校以她心理状态不适宜继续学习为由，让她休学保留学籍，然而2011级快开学的时候，并没有人通知她来上学，于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
在这里要说一下，电影学院对于精神类、心理类疾病的休学复学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三级甲等医院出具的完整报告或佐证，学生才可以正常学习。但事实上，大多数医院都没有资格出具这样的证明，而且，开具报告书的医生都相当谨慎，不会轻易出具，走投无路的阿廖沙只好求助之前教过自己的老师，也就是恶心的皮条客吴毅。
2011年9月份，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学生阿廖沙的班主任朱炯，为她介绍自己在摄协“德高望重”的父亲，朱正明。
随后，朱正明在邀请女生到他家做客时，对她实施了性侵。
而另一位老师宋靖，在明知道真实情况的前提下，四年来无休止地羞辱阿廖沙。
阿廖沙曾公开过此事，得到的却是同学的不信任与攻击。系主任和班主任更是多次打压她，还污蔑阿廖沙与某位男老师有不正当关系。
随着事件的逐渐发酵，关于北影教授的更多丑闻被揭发出来。
作为年轻人“艺术梦想的起点”，北影培养出了很多“圈内人士”，我们常常说“贵圈真乱”，殊不知，原来“贵圈”的母校也很乱。
北影发生此类性侵事件，并不少见。
最著名的当属黄定宇和张默女友童瑶的事。
2003年12月，张默因感情纠纷对女友童瑶大打出手，导致她鼻骨骨折，并伴随左眼球出血，之后，张默被中戏开除。
至于张默打人原因，则与北影一位叫黄定宇的老师有关。有知情人士爆料，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除了性侵，知乎上还有一名叫魏艾迪的用户，实名爆料了自己当年的见闻：
“我是11级电影学院摄影学院的学生，和阿廖沙同级不同班，阿廖沙是她的昵称，真实姓名不便透露。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问过她，怎么休学和我们一届了，她开玩笑说自己生了一个儿子，我当时居然真的信了，现在想想她就是用这种玩笑来掩盖真实的伤痛。
时间来到大二，有一天阿廖沙貌似喝多了，在宿舍楼下操场上哭，他们班的男生拉着她，她在刚兴起的朋友圈里第一次发声，我们才知道她休学的真相。当时摄院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宋靖大获全胜，逼走了宿志刚、程樯等诸多有才华的老师，此时新入职了一大批只会溜须拍马的无能之辈，摄院的教学水平开始大幅度下降。
为了提高院系地位，宋靖开始走又红又专的党建路线，逼迫全系师生跟党走，系里出了这样的丑闻，加上他们又在举办一个重要的师生联展，当即决定各个班级开班会，严令禁止对此事的讨论，宋靖还说，阿廖沙精神和人品都有问题，为了自己得前途不要和她有瓜葛，并以学位证毕业证相要挟，孤立打压阿廖沙。
涉事的几位老师，罪魁祸首是吴毅，他假借给阿廖沙复学找出路为由，让她孤身一人到朱炯爸爸朱正明家，接受所谓指导和补课，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在这之中，吴毅扮演的就是拉皮条的角色。他明知道朱正明有这样的癖好，亲手把阿廖沙送到他家，不算共犯都说不过去。
宋靖更是有辱斯文，经常对学生破口大骂，她的课，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你是哪里人？然后就自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此外还有对女生的歧视，她曾经指责一个女生，居然想要毕业之后当家庭妇女，说她脑子进水浪费国家培养，微博上有人爆料，她研究生不收女孩，原因是男生有的东西她没有【污】。
摄影学院对学生的打压和侮辱远远不止这一件，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永远不知道学校会用什么手段让学生禁声。
2012年前后，北影因为一位名叫王昱华的老师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最后的结果是这个老师手下的学生会成员私下搜罗学生的言论，最后挨个请喝茶。前几天，还有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是我国知名导演的老师，现已退休，因为性侵事件被内部处理。不到一个月前，北影留学生公寓着火，危机公关不让学生们说。好在是没有人员伤亡，认识的几个留学生非常气愤，觉得这么大的事没报简直匪夷所思，只能说老外们还是太年轻，没见识过这修罗场里的黑暗。
其实，我国内地的高校，包括某些行政单位和暴力机关，都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面对突发重大事件或恶性丑闻，从食堂饭里吃出苍蝇到有人被捅死，他们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公关流程：
第一步：内部封口，辅导员以一种衙内的姿态“警告”着在校学生，班干部以一种衙内他侄儿的姿态“警告”着全班同学，顺带提一提毕业证的重要性，以此作为要挟。当然也不乏一些积极主动要求上位者，譬如这次事件中以赵柏均等人为代表的受害人同窗，不仅爆出阿廖沙的真实姓名和照片，更声称要与朱老师“共沉浮”，这马屁真的舔得马都快不好意思了。
第二步：抓紧一切机会在公共平台上抹黑受害人。从丽江警方污蔑毁容案受害人约炮，到此次北影官博攻击受害人抑郁症，暗示其有自杀倾向，精神不正常，都是此套路。
第三步：发现人民群众并不买第二步的账。于是赶紧花钱撤热搜，请水军。
第四步：甩锅，把锅放在空中甩，我叫你什么都不用管。能说成临时工就说成临时工，能说成突发性精神病就变成突发性精神病，只要还有一口气就算脑死亡也能说成重伤昏迷，紧急抢救中。反正学校恰似那一朵荷塘月色中盛开的白莲，柔弱又无辜，她，真的，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第五步：任网上骂翻天，关闭评论，浑然不理，静静地在黎明中等待某某明星出轨或吸毒的新闻。
不得不说，这套公关流程堪称经典，不写入商学院的教科书是学界的损失，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示范意义，并在广泛的实践中取得惊人效果。
就像高晓松说的：小时候以为大学校园是最纯洁干净的地方，长大才知道，知识分子下作起来怎么会输给屠狗辈。象牙塔里滋生的罪恶，只会因为当权者的只手遮天，而无限蔓延。
知识分子下作起来篇2: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断的
社会之殇——失落的诚信何时归家？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是如何被打断的
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经历过评法批儒运动，当时讲起我们的老祖宗以及那些过去的圣人贤达们，总是无情地揭露“他们”仁义道德之下的虚情假意和冷酷。 刚开放禁令引进国外影片，在开始放映之前有关方面总要提醒观众，要警惕影片中资产阶级情爱和温情的虚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乐施好善，但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清他们博爱和民主之下的残酷尔愚我诈，尤其是对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影片。记得有一次看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主人公舍生忘死的营救他人，也被我们的语文老师讲解成了虚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搞的幼小的我迷惑不已，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善人呢？我们的英雄真的比他们好吗？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公民道德的沦丧！经过数年的涤荡，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信仰丧失，伦理不轨，使得现时社会生活混乱无序。
有人甚至认为：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现在是道德最糟糕的时期，而且中国人的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中国有句古话，知书达理。那么我们先从知书答礼的知识分子开始。文学作品一直在塑造铁骨铮铮的硬汉，我们的历史也确实不乏冒死直谏，为民抗命的表率，远有唐朝的魏征，近有上面提及的鲁迅先生等，但经过无数次运动的批斗、肃整之后，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早就被打断了！”
著有《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作家陆健东，曾通过一批中国名教授、学者、作家的独立思考能力从1951年开始消失的事实，认为新中国的极左实际上发轫于1951年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那么，那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如何抛弃独立思考的能力，如何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从而转变成了唯唯诺诺的应声虫的，我们看看杨绛女士所写的小说《洗澡》和于风政教授所描写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历史命运三部曲之一的《改造》。
杨绛的《洗澡》写了一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包括受新中国诞生的感召的海外归来者，怎样在工作单位党领导的压力下，在广大群众、年轻学生面前，脱裤子、割尾巴、被“洗澡”（指经受群众批判），几次三番都难以通过，人人惶恐不已。一位名叫朱千里的教授甚至被逼自杀。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那种拼命自泼脏水、自贬身分的狼狈模样，也可以理解他们的那种惶恐心理。
根据《改造》的记载：在普遍“洗澡”之前，党组织、学习委员会（节约检察委员会）要把教师们排队，根据他们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中盆”或者“小盆”：洗“大盆”的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洗“中盆”的在全系大会上作检讨；洗“小盆”的则在小组会上做检讨。初步确定之后，要先开“控诉酝酿会”，背著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中收集他的材料，看他如何宣扬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然后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者发言提纲，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后，群众提出批评，然后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检查不够深刻的，要嘛再三检讨，要嘛“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覆批斗，直到认罪为止。
·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潘光旦都检查了12次才过关。
·冯友兰的几次检讨不被接受，最后说了违心话，才获通过。
·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是有名的“反动份子”，先后在历 史、哲学、国文、心理四系联合师生大会上检讨两次，在全校师生 大会上检讨一次，并受到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的批判。
·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在全校师生大会检讨4小时，讲到动情处 禁不住热泪纵横，仍然不获通过。全校师生还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 他进行批判，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帝份子”，让他检讨自己怎样忠 实执行“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
……
由此可见，当年针对知识份子所发动的“洗澡”运动，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它取得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把本来人格独立的知识份子，全部扣上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依凭这顶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让他们莫名其妙地产生“原罪感”，然后，再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和工农群众之间的鸿沟。这就使得他们在群众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而只能夹著尾巴做人，遇事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而再也不敢自由发表意见了。
我们再看看著名知识分子——诗人郭沫若。这个被树立为中国文化两大先锋人物的“文化人”，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５周年讨论会上，致了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之后感觉到意犹未尽，郭沫若即席朗诵了诗作《献给江青同志》，诗文如下：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这种诗比现今流行的梨花体，差的何止是数量级。郭还有许多应景之作，都堪称经典：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歌颂群英大会》
——“走资派，奋堂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何，翻案不得人心。”《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郭沫若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而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因为他穷数年之精力写作《武则天》，就是为了迎合当时对武则天的吹捧。
……
郭这段话也很让人作呕： “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麽生动，多麽潇洒，多麽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中国现代知识份子从“5．4”以来所塑造出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这样被阉割了。现实中胆小怕事、谨小慎微、趋炎附势……，乐于充当某些团体和个人御用工具的“知识分子”们到如雨后春笋，纷纷活跃起来，不时讲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赚取着攀附主子后所得到的暴利，人格和良心早就被丢弃到九霄云外。
他们的脊梁骨就这样被打断了。
知识分子下作起来篇3:什么叫知识分子？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 | 纪念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2018-04-02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2018年3月31日，是陈旭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陈旭麓先生曾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
陈旭麓（1918-1988），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
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
永远的副教授陈旭麓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魏承思 编辑 / 张欢
陈旭麓先生以思辨和文笔见称学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执牛耳者，但又是全国唯一的三级副教授。在我的母校华东师大当了几十年的副教授，有关他的遭遇说来话长。
刚进大学时，虽然陈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但因我的兴趣在中国古代史，也就没有太多地关注他。后来在《历史研究》上经常看到他的论文，每每被他气势如虹的文笔和精细入微的分析所吸引，很想去认识这位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同学间有传说，陈旭麓在“文革”中犯了政治错误，是“问题人物”。虽然我似信非信，但终究没有去拜访他。读研究生时，史学研究所的青年教师告诉我：所长吴泽最痛恨的就是陈旭麓。和陈先生或他的学生来往过密都会遭猜疑。
80年代于家中书房
我生来就不愿受任何拘束，不能公开地去求教，就偷偷去拜访陈先生。第一次去他家，陈先生一口浓重的湖南话，几乎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却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听过师生间有关我桀骜不驯的种种风言风语，对我说了很多鼓励话。
我和陈先生比较多的来往是在毕业后。在几次学术会议上都能见到陈先生。尤其是我到市委宣传部出任研究室主任后，组织上海文化发展战略讨论，特地邀请陈先生参加“海派文化特征学术讨论会”。陈先生还专门提交了论文《说“海派”》。那是讨论会上质量最高的学术成果。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慢慢了解了陈先生的具体的遭遇。
陈旭麓先生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1940年代后期开始在上海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授课，已经是副教授了。50年代初，两校合并为华东师大后，陈先生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历史系。五六十年代，当多数前辈学者沉默的时候，陈旭麓的写作热情却很高。从1949年10月至1965年8月，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了59篇论文。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以及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剖析，多属拓荒之作。这些论著大多融义理、考据、词章于一炉。不仅其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由于思辨的深邃和识见的卓特。
在“文革”中，陈旭麓受邀参加上海市委写作班为毛泽东标点注释古文的工作，就此为他招来晚年的横祸。在史学界有权势的红色教授们出于嫉妒想把他打成“三种人”（即所谓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从校系到国务院评审委员会，这伙人一次次压着他不能提教授职称，不能带博士生。陈旭麓就此成为永远的副教授。
70 岁时与学生们合影
我很为陈先生鸣不平，曾经问过他有没有可以帮上忙的地方，毕竟当时手上还有点权力。陈先生苦笑着婉言谢绝。其实，此时的陈先生对职称一类的事早已“味同嚼蜡，亦视之如鸡肋，不愿问闻了”。“我一任其自然，决不向任何人乞求，亦不欲为此事与他们再说一句话。古往今来这种排斥的事情太多了，也实在太下作了。”尽管如此，但他那种孤愤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
他在《浮想录》中写道：“公平是从残酷的不公平中得来的。分享艰苦比分享欢乐更懂得时代的脚步。在困难中认识了他人，也检阅了自己。”“脸上绽开笑容、心里却在哭泣的人们永远不会消失。”“好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有可能遇到。了解他的人、为他的遭际愤愤不平的人那么多，使他感到安慰，受到鼓舞。”
在逆境中的陈旭麓到了晚年，不仅没有被“老境侵夺”，反而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向一生中的巅峰。他以“大史震”比拟“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1978年后，他以“新陈代谢说”为旨归，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突破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
《近代中国八十年》前言手稿（刊发于1983年8月5日《人民日报》）
他的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被学界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记得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UCLA的校园里，几乎是彻夜未眠一口气把书读完。先生的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之光，给我带来猛烈的思想冲击。
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如果陈旭麓先生的黄昏岁月不是那么苍凉，也许他最后的生命会被耗尽在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表态、行政会议和人事应酬中。他不幸被冷落、被排挤，对于中国学术界和先生个人来说，也许反而是一种幸运。
二十多年过去了，先生的名字依然灼灼生辉，可是当初那些红极一时的人物还有几个被提及？行文及此，陈先生的音容笑貌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他曾经说过：“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我敬仰陈旭麓先生，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着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