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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篇(1):研究癌症一辈子，汤钊猷院士的防癌之道
研究癌症一辈子，汤钊猷院士的防癌之道2016-04-14 05:40:10 作者：陈俊珺 摘要 在“全国肿瘤防治周”到来之际，昨天，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外科教授汤钊猷来到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讲述了自己对癌症的理解、最新的抗癌研究结果，以及他多年来所坚持的防癌之道。
【癌症是身体的“内乱”】
近年来，癌症的高发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癌症的发生并不是偶然，也不能怪罪于“坏运气”。
汤钊猷认为，癌症是身体长期内外失衡的结果。环境污染等因素是常见的外在原因，而更重要的是人体的内乱，内乱包括神经内分泌因素、代谢因素等，因此,癌症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疾病。
因为是内乱，而不是外敌入侵，所以对待癌症要恩威并施、消灭与改造并举；因为是全身性疾病，所以一定要综合治疗；因为是慢性疾病,一定要制定持久的抗癌战略。
【抗癌战略到了该转型的时候了】
得了癌症到底怎么办？消灭肿瘤当然是第一位的，以研究了一辈子的肝癌为例，汤钊猷说，从最初的根治性切除，到放疗、化疗、肝移植、微创手术，到如今的分子靶向治疗，肝癌的治疗方法在不断进步，因此，尽早发现癌症，尽早治疗非常重要。
然而种种“消灭”肿瘤的方法，对早期患者来说颇有效果，但这些方法并不能彻底打败肿瘤。以小肝癌为例，上世纪70年代，医学界提出切除早期肝癌，直至今日，小肝癌切除后患者的5年生存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复发、转移，仍是术后困扰病人的最大难题。
消灭肿瘤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不论是手术还是放疗、化疗都有利有弊，即使是现在热门的分子靶向治疗也不例外，它可使肿瘤明显缩小，但“皮球打得越高、反跳越高”，消灭癌症之时，也要警惕残癌“狗急跳墙”。
“抗癌战略到了转型的时候了。”汤钊猷认为，目前医学界在对待癌症时普遍存在三大问题：
一、重消灭、轻改造。如果把癌症比作人体内的罪犯，不能只有死刑，还可以通过改造使之改邪归正。
二、重武器、轻战法。人体与肿瘤都有自己的“车马炮”，关键在于如何走棋，对待癌症不能今天用这个治疗，明天用那个治疗，在治疗之初就要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总体战略。
三、重被动、轻主动。大多数医生注重的是如何给病人手术、如何给予各种治疗，却很少调动病人的主观能动性。
热衷于研究孙子兵法的汤钊猷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除了消灭肿瘤的诸多方法之外，癌症的康复还有两个重点，一是控制残癌、二是预防再发。要想做到这两点，最重要的是改造残癌，改造微环境，改造机体。在大量消灭敌人之后，也可以劝降残敌。
残癌之所以可以被改造，因为癌细胞原先也是正常细胞，争取改造残癌，人体的损失才会比较小。而改造机体是最根本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
汤院士在癌症康复俱乐部
【研究证明游泳也是抗癌良方】
改造机体，改造残癌的方法有很多，汤院士的实践证明，适度的运动，尤其是坚持游泳特别有效。
给汤钊猷启发的，是他的病人。
三年前，汤钊猷在门诊中遇到一位红光满面的复诊病人，在翻阅他的病史后汤钊猷发现，这位病人于2001年查出患有肝癌且已经侵犯了门静脉，经过手术切除后，进行了预防性化疗，可第二年就出现复发。再次切除后，于2005年再度复发，在接受射频消融治疗后，后一年又复发了。无奈之下，这位病人找到汤钊猷求救，汤钊猷建议他使用干扰素，并鼓励他坚持游泳。
5年后，汤钊猷亲自为这位病人进行了超声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复发。患者说，这5年来，并没有使用其他方法，就是按照汤医生的嘱咐，除了定期使用干扰素之外，每天坚持游泳20到30分钟。
这位患者在汤钊猷的众多病人中并不是个例。为了找到游泳对癌症患者有益的科学依据，汤钊猷的博士生做了对照研究，该研究的结果发表在了2015年的权威杂志上。
研究结果证明，适度游泳的肝癌患者生存时间长于不游泳和过度游泳的患者。原因在于，适度游泳能提高体内的多巴胺，而多巴胺具有抗肿瘤和免疫调节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过度游泳则会降低体内的多巴胺。
汤钊猷建议，如果处在康复阶段的癌症患者体力不济或不会游泳，也可尝试一些更简单的“生活运动”，比如散步或者买菜。从家里走到菜场，一来一回也是一种运动，回家后如果不觉得累，还可以洗洗菜。
同样的“处方”，汤钊猷也用在了自己的老伴身上，9年前，汤钊猷的老伴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而且淋巴结已经有转移，医生给她的治疗方案是手术加最先进的靶向治疗药物。没想到，老伴的身体承受不了，副反应很大，疗程还没结束只能被迫停下来。
那段时间，见老伴整天闷在病房里，心里很苦闷，汤钊猷说：“你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跟我一起去游泳，哪怕每天游50米也好。” 今年，老伴快90岁了，通过坚持游泳，连心率不齐的老毛病也好多了。
【“两动”加“两通”】
三十年前，汤钊猷和他的一位同事几乎同时都被查出患有胆囊结石。
十年后，那位同事的胆囊癌变了，手术之后一年多就去世了。得知此事，不少患有胆结石的同事和朋友都赶紧去做了胆结石手术，汤钊猷却坚持不开刀，如今，他体内的石头依旧与他相安无事。
汤钊猷说，他在生活习惯上和那位患上胆囊癌的同事有三点不同：“第一，我不抽烟，他抽烟；第二，我经常运动，他不爱运动；第三，我吃蔬菜比较多，他比较喜欢吃烧烤。”
除了不抽烟、不吃烧烤，每顿饭都保证一定量的蔬菜之外，汤钊猷还坚持游泳。尽管游泳的习惯从60岁才开始养成，但今年86岁的汤院士已经坚持了20多年，如今他隔天都会游上400米。
汤钊猷认为，要想预防癌症，保持人体的“两动两通”非常重要。
“两动”就是动体与动脑，除了坚持游泳之外，他近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有关抗癌的书籍。“两通”即保持两便的通畅与血脉的通畅，汤钊猷透露，他坚持服用纯丹参片近40年。
（图片说明：汤钊猷院士在讲座现场 摄影 陈俊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编辑：许莺 编辑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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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钊猷篇(2):汤钊猷 辩证抗癌
本报首席记者 任荃
题记
无影灯下，一只大手娴熟操控着手术刀，精准命中病灶。从出生起，这把寸余分宽的柳叶刀就嵌在了他的名字里。用它清剿癌细胞，汤钊猷几乎从未失手。可最近，这位征战癌王41载的“肝癌斗士”陷入了反思，他说，需要重新审视医生手里的这把刀。
“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如果只看到优点，就没办法进步。”科学的真理，至今他依然孜孜以求。
他，24岁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在中山医院从医半个多世纪，自称为“土包子”。许多人不明白，这位100%“国产”的“土医生”，为何能在与“癌王”的较量中屡屡胜出，一次又一次改写教科书？而如今，又是怎样的胆识促使他对人类百年抗癌战略提出全新思考？
波澜曲折的一辈子，汤钊猷爱用“两件半事”寥寥概括：一件是小肝癌研究，一件是将不能切除的肝癌缩小后切除，还有“半件”是正在进行的肝癌转移复发研究。前两件，硬是叫“癌王”摘下了“不治之症”的帽子；而今的半件事，让他逐渐意识到“刀下留情”的玄妙。
“回顾肝癌研究的整个历程，一个‘变’字贯穿其中，无处不在，而且永无止境。”难与易，大与小，好与坏，对与错，偶然与必然……正是在不断的哲学思辩中，汤钊猷实现了一次次跨越，一步步逼退“癌王”。
智者——“站在高处看风景”
“当绝大多数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二层楼的时候，汤老已经在十八层楼上‘观风景’了！”弟子周俭对于恩师的“速描”乍一听很抽象；细细品，顿觉这个比方打得再形象不过了。
肝癌的现代科学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但最初的大半个世纪几乎“纹丝不动”。上世纪70年代，汤钊猷走村串户，将“甲胎蛋白”从患者血液中“揪”了出来，肝癌诊断由此发生“戏剧性”变化：只要一滴血，即可由“死后诊断”变为“无症状诊断”。然而，这一飞跃却是从改变千百年来的看病方式入手。
“那时，等病人来医院，肿瘤已长到10厘米，近半数都是黄疸、腹水或已扩散的晚期病人，即使华佗再世恐也束手无策。”眼看一个又一个生命“前门走进来，后门抬出去”，汤钊猷再也坐不住了，他要走进人群亲手“捉”病人。从“等”病人到“找”病人，仅一字之差，“治一个死一个”的肝癌即被征服了一半。
都知道小肝癌可以长成大肝癌，但是大肝癌能不能变小呢？面对无法开刀的晚期患者，汤钊猷又一次逆向思考：“从辨证法的角度，小可变大，大也可变小。”
1980年，一位右肝生出肿瘤的病人前来求治。因肿瘤太大，加上肝硬化，无法切除，只能做“姑息性”肝动脉结扎合并插管化疗。几个月后，患者的肿瘤明显缩小。这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现象？汤钊猷抓住机会不放，带领10几位研究生投入“肝癌导向治疗”研究，终于找到了“大变小”的神奇疗法。
“回眸汤老征战‘癌王’的历程，如同读一部脉络清晰、情节曲折的小说，引人入胜。”学生们说，老师的精妙之处在于，“他把写在纸上的辩证法用得出神入化！”
“汤教授无疑是有了大智慧的。”中国科协主席、北大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说，“老校友”的智，得益于他的审问、慎思与明辨。
“几十年从事肝癌临床研究可归纳为‘识变’与‘促变’四个字。”在多次回忆与总结中，汤钊猷脱口而出的常是这句切身体会。
细嚼汤钊猷之“变”，病人眼中那位妙手仁心的大夫不再只是“汤医生”、学生眼中那位敏锐识变的老师不再只是“汤院士”，他，更是一位活学活用的哲学家。“小时候，父亲常跟我讲老子庄子，那时候似懂非懂。后来学矛盾论、实践论，稍微开了点窍。”汤钊猷说，毕竟不是搞哲学的，但那些道理，反复琢磨，还真是很有用。
勇者——从“挤进去”到“请进去”
1978年秋，汤钊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首次现身国际舞台（参加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仅被安排在最后一天下午的小组会上讲了5分钟。情急之下，他不得不主动参与讨论。这个“挤进去”的发言，让世界第一次“正视”中国小肝癌研究，也领教了中国医生的勇气。
上世纪70年代初，汤钊猷和同事在江苏启东肝癌高发区调查时，“冒险”说服一位“饭吃得下、农活做得动、无任何不适”，但甲胎蛋白呈阳性的农民兄弟“开了一刀”。手术证实，这位农民确实患了肝癌，肿块只有枣子般大小。
肝叶切除一度被认为是肝癌手术的公认准则。可我国的肝癌病人绝大多数合并肝硬化，若对小肝癌也采取肝叶切除，病人难免死于肝功能障碍。汤钊猷大胆提出用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得到了一条教科书上从未见过的生存率曲线，小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高达60%。
曾经的观点认为，肝癌一旦转移复发，手术当属禁忌。利用甲胎蛋白诊断，汤钊猷抓出了大量没有症状的复发，及时实施再切除，患者术后的5年生存率又提高了10%。
“小肝癌治疗的这几条现已人所共知，但在当时，都是违反教科书的。”懂得果断出击的汤钊猷从未被困难和权威吓到。他明白，教科书上的东西不可不信，但也不可尽信。“在新的条件下，有时‘正确’会变成‘错误’，而‘错误’则可能变成‘正确’，这就是辩证法。”
汤钊猷的办公室里，挂满了他所钟爱的摄影作品，一张美国外科学会名誉会员证书是极少的“例外”。作为全球最权威的外科学会授予外国学者的最高荣誉，125年里仅有67位非美籍外科医生获此殊荣，而汤钊猷则是中国大陆的唯一获奖者。只是，在这个荣誉“飞”来之前，证书的主人毫不知情。
2005年，在美国外科学会年会上，汤钊猷率真地询问评选委员会：“你们为何要选我？”对方回答：“我们对您已经注意多年了。”当选，是迟早的事。
世界著名肝病专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前任校长鲁迪斯密德曾这样评价说：“在这一领域，无人做出比他更杰出的贡献，他是被世界公认的。他的非凡成就已经彻底改变了肝癌诊断和治疗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挽救了数万个生命。”
从“挤进去”到“请过去”，汤钊猷几度感慨：“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誉，是提醒中国的存在。”
仁者——时常被伟大的东西感动
通常，作为医生，总会自豪地说，他的手术刀曾经挽救过多少生命。而汤钊猷却说，在他手中，曾有500多个生命逝去。
“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晚上，五分钟里死了两个病人，我用一辆推车推着两具尸体。”汤钊猷记得，当时，一进病房总是哭声不断，推车的那晚，双腿从未如此沉重。
然而这一切，本可以与他不直接相关。很少有人知道，汤钊猷曾是一名出色的血管外科医生。1966年，他和杨东岳教授一起完成了世界首例足趾移植重建手指手术。就在这时，周恩来总理向医疗界发出攻克癌症的号召。国家的需要，病人的呻吟，让汤钊猷最终选择了半路出家。那年，他38岁。
改行，意味着之前在血管外科领域的10年积累一夜间“归零”。整整5年，汤钊猷白天在医院看门诊、动手术，晚上直奔图书馆，查文献、看资料，直到闭馆。夫人李其松赴贵州医疗队工作的那一年，8岁的儿子脖子上挂把钥匙，口袋里放几张饭票，吃饭的时候就到手术室外等爸爸。等不到，只好自己去吃；吃完了，再等；再等不到，只好自己回家。
汤钊猷说，40多年过去了，自己对家庭仍感内疚，但没有后悔当时的决定。
正当大小肝癌这“两件事”告一段落的时候，院长林贵不幸得了小肝癌。汤钊猷带领团队全力以赴，做了相当满意的切除手术，可病理报告像一盆冷水泼来：“癌周围的血管内充满癌栓。”果然，一年多就复发了。按照小肝癌的研究经验，汤钊猷为他做了再切除，一年后，复发再次出现……
院长的去世，深深震动了汤钊猷：“这说明，早发现、早诊断、早切除虽大幅提高了疗效，但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经过一年苦苦思索，他毅然决定全所调头，又一次从头开始，向“肝癌复发转移”的山头进发。
“我时常被伟大的东西感动。”这些“伟大的东西”包括汤钊猷镜头里的名山大川，包括文学音乐，包括亲情友情。10多年前，夫人李其松为消除病痛、增强体质，开始游泳。汤钊猷从此当上了陪练。如今，每周两次，哪怕天寒地冻也雷打不动，二老每次都手牵手地来，慢慢地游。
小小的“补偿”弥补不了汤钊猷心头的愧疚。65岁生日时，他曾对家人作过三项保证，一是除了搞研究，推掉一切事务；二是不开夜车；三是每周看部电影。如今，14年过去了，三项保证还是难以保证。
心愿——期待“中国式抗癌”
再过一个多月，汤钊猷即将步入“八字头”人生，经他一手创立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也已整整40年。他把张罗着庆贺的爱徒一一叫到身边，聊起心愿：“我38岁开始肝癌临床研究，至今41载。归纳起来，有喜有忧：喜者，临床上，肝癌已由‘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忧者，就人群而言，肝癌还远未被攻克。”
“征途坎坷，曙光在望。”汤钊猷眼里从来都有曙光，只是这一次，期待更高。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学生，看病之余，还应多一点宏观思考：“现在，国内医学界热衷于肝移植、微创手术、局部消融，那些都是外国原创，我们只是拿过来用而已。”
翻开自己的摄影小品集，汤钊猷的目光再次停留在恒山脚下的悬空寺上。“它不求大、不求金，但求独一无二，因此千年不倒。”悬空寺里的中国智慧，他不知揣摩了多少回，“特色”与“和谐”始终在心头萦绕。
“西医只看局部，中医看整个人，二者都有缺陷，若能结合起来，那就是中国特色。”期待中的“中国式抗癌”，汤钊猷不只是嘴上说，而且已经付诸行动。这几年，治疗乙肝用的“苦参素”、具有消炎作用的“半枝莲”都被纳入驯癌药方，他还在夫人的指导下为康复病人特制了5味中药“松友饮”，甚至有外宾慕名找“汤大夫”开中药。
汤钊猷说，中西医结合不一定非得给病人开中药，最重要的是汲取中医理论的精髓和思想，学会用整体观看待病人，用辩证论治的方法对付癌症。
汤钊猷篇(3):汤钊猷院士谈中医
汤钊猷院士曾经说：“患者最喜欢我用中医药给他术后调理。”汤钊猷院士是肿瘤外科专家，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抗癌联盟理事。长期从事肝癌研究，特别在肝癌临床诊治和相关基础方面成就显著。最早对小肝癌进行了系统研究，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有一次，电视台采访了再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的汤钊猷教授，当主持人问到他对“告别中医”事件的看法时，他举了自身2个实例作出回应：第一个例子是他曾用针灸治好了他的儿子、妻子和母亲的阑尾炎，而母亲阑尾炎已并发腹膜炎，他是用针灸加穴位注射抗生素治疗好的。第二个例子是他现在每周门诊，复诊的许多老患者不是冲着他“刀开得好”，而是肝癌术后中药调理方开得好而来的。他亲自用中药方给患者调理，这就是医学大师的胸襟。近日，《文汇报》刊发了一篇汤钊猷院士观点的文章，转摘于此，以飨读者。 汤钊猷院士认为应该一边消灭肿瘤一边“驯化”残瘤 遏止疯狂生长的癌细胞，手术、放疗或化疗无疑是患者的不二选择。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些司空见惯的癌症疗法有可能加速癌细胞的扩散。在昨天由中国工程院与上海院士中心共同举办的“2009医学前沿论坛”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汤钊猷院士呼吁重视传统疗法可能带来的反作用，“它们既可以治癌也可能致癌”。 面对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擅长肝癌切除手术的汤钊猷一直在思考“转移复发”这道世界性难题。在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小肝癌的切除例数20年来增加了10倍多，但患者的5年生存率却没有明显提高。即便是2厘米以下就开刀切除的早期肝癌患者，其5年生存率也只有69%。显然，癌转移是肝癌的主要死因。 在探寻肝癌细胞侵袭转移规律的过程中，汤钊猷带领课题组发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新问题。他举例说，医生有时勉强为已错过最佳手术期的晚期病人开刀，为的是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动物模型研究发现，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与某些手术“适得其反”的作用相比，放疗对于癌细胞的影响更为复杂。比如，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生长“偃旗息鼓”；可等到30天后再观察，癌细胞的肺转移倾向竟然比那些“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 就在汤钊猷反思手术、放化疗与癌细胞转移之间的关系时，《自然》、《科学》、《癌症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也屡屡出现有关抗癌副作用的报道。2007年，美国科学家发现，患乳腺癌的小鼠在服用化疗药物阿霉素或接受放疗后，一种信号蛋白立刻吹响“集结号”，指挥癌细胞向肺部迁徙。沿着“副作用”线索顺藤摸瓜，研究者发现，在癌症分子靶向治疗领域十分热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其实也是“双刃剑”——短期抑制肿瘤周围血管生长，长期反促癌细胞扩散——这种治疗方式，往往只能让患者生命延长几个月。 种种迹象提醒研究者，常规癌症疗法好似一只“潘多拉盒子”。在利与害之间，医生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汤钊猷说，15年的肝癌转移研究给了他不少启示：“癌症既是局部病变，更是全身性疾病，是生活环境、癌细胞、体内微环境和人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行之有效的抗癌方式应该是，一边消灭肿瘤，一边从免疫、内分泌、神经、代谢等角度综合干预，调变肿瘤，最终令残癌细胞改邪归正。 汤钊猷强调，在“驯化”肿瘤方面，中医中药无疑“技高一筹”。他所在的课题组发现，将治疗乙肝的中药“苦参素”与干扰素配合使用，可明显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期。而当一群不幸患上高转移肝癌的小鼠服用一种5味中药制剂“松友饮”后，癌细胞增殖的速度明显放缓，向肺部转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