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shanpow.com--香港】
一：[肖jh]【新华调查】现实中有多少权贵住在《人民的名义》中“望北楼”？他们命运如何？
现实中有多少权贵住在《人民的名义》中“望北楼”？
他们命运如何？
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赵瑞龙逃到了香港的“三季酒店”，还自我解释说为什么是三季？因为在这里没有冬季，但还是说了四季酒店的外号：望北楼。
有网友指出，此处的“三季酒店”就是香港“四季酒店”。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名称“望北楼”。
四季酒店的LOGO含义应该是那棵树右上角代表春天树枝在发芽，左上角代表夏天枝繁叶茂，右下角代表秋天残叶凋零，左下角代表冬季光秃秃。
据说，能住在四季酒店的，非富即贵，不仅如此，这家酒店还是很多大陆富豪的避风港，而且往往会阶段性出现一批来自同一个省份的富豪。
这些富豪的共同特征是：有钱，在地方上很有名气，与地方政府官员关系甚好，因为熟悉的官员涉腐，只得仓皇之下远避香港，下榻在四季酒店。
由此，很多圈子里的人习惯将这座酒店称之为“望北楼”，居住在里面的人也就成了“望北者”：在这里望着北方，等待归期。他们见面打招呼的那句话往往是：“你的案子怎么样了？”
香港四季酒店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何能云集全球各地富豪，包容大陆“望北者”呢？
四季酒店1961年由伊萨多·夏普先生创立酒店，始终被认为是奢华酒店业的领导者。
香港四季酒店2005年10月开业，坐落于中环金融街8号，它拥有豪华海景房、豪华山景房各类客房399间，其中有套房54间，海景占到了七成。酒店房间可饱览香港维多利亚海港、九龙景色及山顶风光。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酒店内45平方米的客房是香港迄今为止最大的标准客房。
在香港的五星级豪华酒店中，四季酒店位于最黄金的地段——香港中环金融地标——IFC（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蝙蝠侠》中那栋高楼)的底层，底下的地铁路线直通香港国际机场，也是全港唯一可以预办登机手续的地方。
除此之外，这家四季酒店据说风水也不错。
首先，IFC二期位置优越，三面临海，在风水学上说是聚财之所一点也不为过。
酒店之中更是遍布流水装置，以咖啡色、石砖等装饰，均符合"水为财"和"金生水"的格局。
四季酒店和四季汇的外部结构是半圆形，形状属金，位于IFC西北方，属于乾卦，也是属金，据说是为了助旺IFC的"领导"地位。
甚至有人用经验之谈说，四季酒店风水最好的位置是coffee shop和中餐厅"龙景轩"，"清早进去，找个背向山的位置坐正，头脑都会慢慢开始清醒，这是旺气流进了身体"。多年来的经验，即便只是走进餐厅，"连接到的电话都是报好消息的多"。
你很难再找出一个相似的酒店，猶如这般受到各路大佬的偏爱。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迫不得已从某地出走，暂住在这里。这是一个流离的他乡，失联的归处。
二代，富豪，掮客，明星……在四季酒店里汇聚往来，独成一景。每个人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交织、牵扯。这些故事里，有着中国一半的真相。
四季酒店天台的无边界游泳池，据说是不少大佬的最爱。泡在里面，可以零距离俯瞰维多利亚港，眺望九龙半岛以及更北的中国内地，计算着或有或无的归期。
花巨资在四季酒店包一整层、常年居住的，大有人在。当然，一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小角色，就更多了。
最熟悉的一个，是佳兆业的老板郭英成。在拒绝回到内地配合调查的日子里，他甚至卖掉了自己位于香港贝沙湾的豪宅，专门搬到了四季酒店里居住。
相对于自己的豪宅，四季酒店似乎才是那个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地方。这一点，郭英成懂，其他来此避难的内地富豪们也都懂。
位于中环的四季酒店地段优越，据说风水也不错，更重要的是，有着严格的隐私保护。这里往来的住客里，有同病相怜、可以倾诉的朋友，有手可通天的二代或掮客，有不定期举办的高端名流聚会。
圈子交换着情报，情报决定着自己内地的生意，以及个人的自由度。有时候，情报比财富更重要。
据说吴佩慈的男友、“超级马仔”纪某，就经常在四季酒店里举办聚会，成为这个圈子里“话事人”一般的人物。
2013年内地掀起反腐风暴以来，四季酒店生意更加火爆，成为一群大陆富豪权贵来港的避风塘。这群在体制内外赚得盆满钵溢、为了回避有关部门协助调查的富豪开始陆续甚至慕名投奔到四季酒店。
这些富豪们拥有几乎一样的经历：有钱，在地方上很有名气，但在全国范围可能并不那么知名;与地方政界交往颇深，关系错综复杂，因为交好的官员涉腐，仓皇之下远避香港，下榻在四季酒店。
在这群富豪的圈子里，他们甚至给四季酒店取了一个颇具深意的名字——“望北楼”。他们在“望北楼”里觥筹交错，互相取暖；他们在酒店的无边际泳池边，吞云吐雾，窃窃私语;他们在这里望着北方，等待归期，早日“过关”，安全回归内地，继续自己的财富故事。
此外，这些滞留四季酒店的富豪们，大多数仍能在香港遥控内陆事务，指点江山。这也是他们最终将四季酒店作为“避风港”的重要原因：方便控制内地公司运营。
尽管美国、新加坡等地也可以成为富豪们的选择，但他们终究觉得，在香港更为方便。另一个现实是，不少富豪英文并不好，在普通话仍可作为重要语言的香港，更易维持日常生活和交际。
更多的时候，富豪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自己所涉的案子。信息较为灵通的富豪来到香港后，会想尽办法争取更多的时间窗口——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四处运作，期待能够平安着陆。所以，这座美丽的四季酒店自然有了别样的吸引力。
一样的神秘，不一样的结局。
神秘的住客里浮现出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来——肖JH、车峰，苏达仁，邢利斌，许振东，吴长江等，都是各自领域的大佬级人物。香港四季酒店的这些风云房客来来去去，或短暂停留，或长期厮守，更有的一来便不能再回头，让人唏嘘不已。
房客1号：肖JH
大陆富豪肖JH常出没于四季酒店。肖JH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控股了6家上市公司、参股和控股9家商业银行、4家证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已然建立了庞大的“明天系”金融帝国。肖JH青睐四季酒店也是由来已久——香港《壹周刊》也曾报道称肖“以中环四季酒店为家”。这里是他会客的主要场所，多次被拍到现身四季。报道称，肖JH现身的时候，通常会有8名通身黑色着装的健硕女保镖跟随。但现在女保镖也保护不了她们的金主肖总了。
房客2号：邢利斌
山西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事发前也曾藏身于四季酒店。报道说，当时，邢利斌一行入住了7个房间。后来，邢利斌获得了自己“安全”的信息，于是回到了太原。不幸的是，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当时将搭乘从太原飞往深圳的班机，转道去香港，在机场就被带走调查了。
房客3号：许振东
这位北大青鸟集团董事长自2014年2月27日起便开始从公众视野中走进了香港四季酒店的生活圈。然后，随后仅有消息就是，2015年1月10日，中国证监会发文拟对许振东等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从此，这位北大青鸟集团的掌舵人便消失在所有的主流媒体上，没有一丝踪迹。
房客4号： 苏达仁
这位顶着北大青鸟集团执行总裁名号的著名掮客也是四季酒店大陆富豪圈鼎鼎大名的“交际花”。他出身自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游走于文艺界、政界与商界之间，善于对接三界资源。以“捞人”著称的“超级掮客”苏达仁，常帮助滞港大陆富豪传递信息，平息调查，以此收取费用。
看似风光，结局却不精彩。滞港富豪圈中的传闻称，得知自己的“盟友”邢立斌被抓后，苏达仁当天即从香港回京，然而，尚未开展营救计划，自己先被抓了。
房客5号：车峰
车峰，从2014年底即住在香港四季酒店避难数月的神秘商人。在香港四季酒店常住的大陆富豪，可以说如果没有参加过车峰或其代理人组织的饭局的话，那至少说明他还没怎么摸着这里的门路——尤其是“超级掮客”苏达仁已于2013年被带走调查的情况下。
车峰最终没能逃过被“带走”的命运。2015年6月2日以后，车峰的饭局戛然停息。知情人士称，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他，于当日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被突然出现的调查人员带走。第二日，其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字王国股价大泄，落魄谢幕。
房客6号：吴长江
2012年5月中旬，雷士照明创始人吴长江因涉重庆南岸原区委书记夏泽良一案被中纪委谈话，不得不离开雷士照明董事会，后在朋友建议下滞留香港。在港期间，吴下榻的也是四季酒店，当年6月，他还在四季酒店接受了腾讯财经的专访。后来，形势转好，吴长江返回内地，并重新进入雷士照明董事会。
伴随着这两年国内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四季酒店里“惺惺相惜”的“大陆小伙伴”们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少。
二：[肖jh]超酷！！国外惟妙惟肖的立体艺术画大全jh
超酷！！国外惟妙惟肖的立体艺术画大全
超酷！！国外惟妙惟肖的立体艺术画大全
三：[肖jh]关于创新，最爱国的方式应该是什么？
一枚小小的芯片，打掉了无数人“大国崛起”“虽远必诛”的虚幻面子。
半个月前，中兴集团遭受美国严厉制裁，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禁令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也就是说，就一个禁售芯片，蛋蛋被人家捏住，一家中国顶级基础通讯设施公司就彻底“休克”。
上周，又传出华为遭受美帝司法部调查；
近日，又传出弯弯当局要求联发科对中兴禁售芯片的新闻……
有人说了，不就一个芯片嘛，有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做？政府不天天喊着鼓励创新么？
嗯，“中国式创新”确实有很多，先进的芯片，我们也早就“造”出来过。
15年前的2003年2月26日，在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科委、教委负责人等人的见证下，由王阳元、邹士昌、许居衍三大知名院士和“863计划”集成电路专项小组负责人严晓浪组成的鉴定专家组做出一项鉴定——
上海“汉芯1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中国芯片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根据鉴定结果，“汉芯一号”采用国际先进的0.18微米半导体工艺设计，在只有手指甲一半大小的一个集成块上有250万个器件，具有32位运算处理内核，每秒可以进行2亿次运算。借助“汉芯一号”，其主导人陈进被特聘为长江学者，还担任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院长、上海交大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并接着申请了数十个科研项目，获得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哎呀，不对啊！
2003年就我们就有了这么牛逼闪闪的汉芯，为什么到现在还要用美帝国主义的Intel，AMD，ARM，中兴被人家制裁了一下就“休克”，华为现在也提心吊胆？
你让我咋说呢？
汉芯，人家根本不屑于应用到市场上去赚钱，通过搞科研赚钱就够了！
2006年1月17日，清华大学水木清华BBS上有人公开指责“汉芯一号”造假，随后，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不得不成立专家调查组调查此事。
调查结果表明：
所谓的“汉芯”——不过是陈大学者从美国一家公司买回芯片，雇人将芯片表面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
——嗯，中国的重大科研创新，奏是这么简单！
最牛逼的是，因为上下线牵连整个中国科研体系和相关人员太深，汉芯造假主事人陈进，除了被撤销职务、解除聘用合同及中止项目执行外，并未遭受真正意义上严惩，汉芯公司更名为“上海领微科技有限公司”继续运营，陈进现在——我说的就是现在，还同时担任多家正在运营的创投公司的股东呢！
你以为“中国式创新”这种事，只会在15年前发生？
你错了，这两天你只顾关注贸易战和中兴被制裁，可能没关注过另一个新闻：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原教育部司长），领衔了一个名为“透明计算”的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没想到被无数人爆出，项目多个环节造假，水平低劣，论文骗人，居然还能获得国家最顶级的科研创新大奖……
为什么原子弹氢弹都可以造出来，一枚小小的高精尖芯片就是搞不出来？
这让我想起来2016年初总理无意间“透露”的一个关于模具钢的秘密：
“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
更不必说，无数人耳朵都听得起了茧子的那个航空发动机问题，我们也是几十年都造不出来。
可能因为是工科出身的原因，在大学里接触有关炼钢、车床、液压机、钻头的经历让我明白，中国的“科技创新”到底处与欧美日有多大差距。
在钢铁冶炼专业课上，我们学了奥氏体、马氏体、铁素体、双相钢等，听起来好像钢铁冶炼的所有奥秘都在这里了，但到了最后，老师却加上一句，这些都是公开的已知的理论，真正的好钢我们也不知道人家怎么炼出来的，人家美国、日本的特种钢，看起来差不多，但人家的钢就是好用，一吨钢的价钱是我们这边价格的10倍以上。
后来，到车床车间实习，想要车一个机械块，车床就卡着了，实习老师说算了，我们中国的车床都是苏联技术，傻大黑粗而且漏油严重，个头奇大，但精密度差太远了，凑合着用吧！
看着我们懵懂的小眼神，实习老师用着羡慕嫉妒恨的口气说——车床技术不行的根本，是液压技术不行，人家美国和小日本的液压机和千斤顶，不跑油漏油，个头小巧，但是负荷高，而且精密准确。进一步扯多了，液压技术不行的最重要原因是，用作液压缸的钢本身不行，内壁不够光滑，活塞和缸体嵌入不够紧密，压力稍稍一高，油都被挤出来了……
……
后来慢慢明白，凡是真正走入过工业生产实践中的人，稍稍肯钻进去一点儿，就会明白中国与欧美基础产业技术差距在哪些地方，这些实实在在的技术差距，不是城市房价涨了多少倍、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有多花哨就能换来的。
无论是芯片、圆珠笔珠还是发动机，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涉及太多精细的基础工业技术，我们现在虽然贵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这些基础工业技术还真不行。
中国高精尖的制造业不行，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行，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世界主要民族里，无论是学习精神还是创新劲头儿，咱们中国人都是最聪明勤奋的一个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仅仅稍稍给人民松绑了30多年，我们已经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基本建立了全门类的齐全工业体系，当年宁肯饿死几千万人想要实现的“超英赶美”，在不知不觉中都已经实现了。
经济起步阶段，学习和山寨差不多已经够了，但如果经济到了某个地步，需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这就上升到国家之间的文化和体制竞争了。
原子弹、氢弹这些军事上的武器，不过是一次性研发，只要搞成功一次就行，但芯片、发动机之类的技术，需要紧跟市场，随时创新——如果你发明了芯片或者发动机，但技术上落后很多，照样一文不值。
而连续不断、源源不断的创新，大家都知道，不确定性很高，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这就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中，对于创新必须有足够的宽容和自由，容忍失败，也容忍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和思想，容忍企业自由管理，容忍大学里思想辩论，容忍社会上百家争鸣，然后才能有无数人在不经意间实现“灵光一闪”……
正如曾经参与中国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研发的梁宁所说：
体制的集体心智模式，高度依赖确定性。
在确定性的框架内，内部人才高度竞争、不能容纳失败。
结果就是过度管理。所有的人都以确定确定再确定为荣。
不确定是恐惧，是慌张。失败，是羞耻，是污点。
而创新、创意，从萌芽到长成，就是与不确定与失败的一路相伴。
这是联想和我们的体制恐惧和不能容忍的。
财主我来总结：
所谓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所谓创新，就是对何谓确定不那么强求的精神！
问题来了——
我们当前的这个文化和体制，动不动就强调统一思想，就强调坚决服从，就强调领导一切，这样的行政制度及社会文化约束下，学习模仿能力可能没问题，但那种真正的原发创新能力，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大规模兴起！
去年年底有这么一个新闻，中德商会（德国在华企业官方组织）突然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声明，说如果中国再逼德国企业成立“Dang支部”去干涉企业决策，渗透德国企业的管理层，那么德国企业就会全部撤出中国。
当然，这事儿后来好像不了了之……
对德国企业尚且如此，你想想我们自己的企业吧！
不说别的，就说这狗日的腾讯，就说说这微信封我文章的事儿——
你懂了吧？
按照路财主的看法，遵循文明社会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创新水平的，最核心的要素有且只有2个——人口数量和思维自由度，用一个公式表示一个社会的创新水平：
社会创新水平=人口数量×思维自由度！
只要有足够的人口，只要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是自由的，那么无数的想法和思维都会在这里碰撞，并在市场上检验，最有价值的创新思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脱颖而出，而且也能够有市场来检验，当然就应该是创新水平更高的。
注意，两者是乘积关系，无论是人口太少，或者是所有人脑子被门挤了，社会都不会有什么好的大规模创新。
现实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县，2500万人口只允许一颗硕大无比的猪头来思考和运转，除了文字组合上无限“创新”并产生N多天降伟人和世界领袖之外，怎么可能有什么创新？
今日之印度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困死了人们的思维；
今日之穆斯林社会，为什么在科技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也是因为穆圣1400年前的思维绝对正确困住了所有人……
显然，我们的创新水平比不过美国，是因为思维自由度得分太低了！
中国人口远远多于美国，也比美国人更加聪明勤奋，如果大家的思维自由度在同一个水平的话，为什么美帝能产生盖茨、乔布斯、佩林、马斯克等人，而我们则只能持续产生胡雪岩、贾YT、肖JH、吴XH等？
进一步的说，中国从2000多年前秦朝建立之后到今天，为什么在创新方面一直都很烂，就是因为被皇帝思维困住了，和今天的曹县一样，上亿颗脑袋只允许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所有的科学道理到了皇帝那里都狗屁不是，人们心底里只装着对皇权的害怕和惊惧，怎么可能会有创新？
最近，根据长江商学院薛云奎教授对中兴公司最近10年的财务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发现，中兴集团最近10年虽然看起来挣了不少钱（税前利润总计262.2亿元），但是，中兴公司的所有收入中——
处置各类股权投资净收益有88.8亿元；
各种退税及政府补贴180.9亿元！
除去这两项收入，中兴集团十年的利润（还是税前利润）竟然是负值！！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赚韭菜股民的钱，如果不是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中兴公司最近10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加起来居然是负值——包括其2016年向美国政府支付的8.92亿美金罚金（折合人民币62亿元），都是股民和政府代出！！
咳咳咳，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个社会行政体系的运作模式，如同502胶水一样粘结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果一方面心里想着要遵循曹县那样的严密控制体制，要所有人都乖乖听话，另一方面还想着要不断的“科技创新”，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最后出来的结果，就会涌现出无数陈进、张尧学这样的骗子以及无数“自我吹嘘型”创新。
不少打着爱国名义的人，在得知中兴遭遇美帝制裁之后，看着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一边拿着美帝的苹果手机，一边叫嚣着让中国政府制裁苹果公司……
这就有点蠢了，爱国爱到了驴腿上！
根据我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对中国工业制造技术的了解，凡是天天鼓吹什么“中国最先进”，“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对美帝宣战”等之类屁话的人，都是从没有深入过工业生产的人，都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正如我的朋友王陶陶所说：
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作为相对较弱一方的中国，最佳的策略只能是等待，而最糟糕的策略莫过于冒险对抗。那些鼓吹中国称霸世界、中美全面对抗的舆论家们，与其说是爱国者，不如说是祸国贼，他们是明朝那些劝阻崇祯对清议和的文人，是清朝动员义和团对抗洋人的大臣——他们无数次招致了国家的灾祸，却轻轻的避开了历史的惩罚，而且还能永远悬挂着爱国道德的桂冠！
在中国人口数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要想让中国的创新能力提高一些，最要紧的，最爱国的，不是制裁美国，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把中国整体的思维自由度提升那么一点点，这才是最爱国的方式！
实际上，关于芯片问题，关于圆珠笔珠的问题，关于发动机的问题，70前（1948年）就已经有人给出答案——但有人却一直假装不知道。
1948年，深深迷恋中国文化，而且还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剑桥大学教授、英国学者李约瑟，向剑桥大学提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出版计划，在这本书中，李约瑟想要弄明白如下一个问题：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
其实，就在1948年，美国汉学家研究泰斗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一书，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回答：
“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其国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嗯，至于中国商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发明新的捕鼠器，而是热衷于从官方获得捕鼠的特权——你说呢？
PS：
本文最初为“路财主N”上的“厉害了，你的蠢”，为避免删文修改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