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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挺飞机失事是毛策划]国军老兵良心发现：叶挺殉难、飞机失事真凶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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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叶挺飞机失事”一案，一直悬疑。
早在1951年6月，周恩来与叶正大、叶正明兄弟谈话时就已指出：“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周恩来凭何做出如此肯定之判断？因为他还说：
“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而且，“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是敏锐非凡的，他的推理和判断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飞机失事现场，并护送烈士遗体到延安的顾逸之同志，有一份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可证实周恩来分析、判断的正确。
顾逸之分析的要点有三：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但不是在空中爆炸后坠毁，而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明显而清晰。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看，飞机飞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是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
其三，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再飞往延安的，西安到延安一直是向北飞行，为什么竟然向东北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后来听公安局谭局长讲，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而当时西安北上延安沿途地区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飞虎臂章的老练飞行员。这些问题在顾逸之心中一直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美方驾驶的C-47运输机升限高度是6000米，而黑茶山高度只有2000米。正常情况下，老练飞行员若想避免撞山，只要再飞高一些，何难之有？
结论显而易见：国民党特务对飞机上的仪表做了手脚，飞机飞临延安上空时，它们起了作用。
那么，当时周恩来为什么不向国民党方面抗议呢？就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
“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周恩来如是说。
证据，几十年来，寻找的重点，依然是证据。
21世纪初年，一位名叫杜吉堂的行将就木的台湾老兵，终于良心发现，在一篇文章中忏悔了当年他作为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在重庆参与了由军统方面组织策划的谋害叶挺将军的阴谋。
1946年4月7日凌晨，军统安插在空军系统、时任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得知叶挺将赴延安的信息，立即上报。随即有人电话通知杜吉堂：中共的叶挺将军准备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请立即执行刺杀任务。杜吉堂接受任务后便召集特工队其他负责人，密谋破坏中共这次飞行。有特工提议，破坏飞机上的仪表可使飞机迷航，让其自然坠落。遂被采纳。
8日晨8时，由王平虎事先做好安排，让特工杨耀武跟随检修员一道进入飞机检修场地，偷偷走到C-47运输机驾驶舱前，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的背面，然后悄悄离开。
8时45分，飞机起飞，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机场休息加油，然后飞往延安。离开西安时，天空已经下起了冰雹，机长同延安方面电台曾有联系，告知飞行途中情况后就关闭了电台。哪知片刻间，飞机为避开冰雹区，稍一转身，机身一偏，飞机仪表停止了工作。失去导航系统后，机长只能凭经验飞行了，不料，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公里处，撞上了黑茶山，机毁人亡。
来源：月下孤僧
(2) [叶挺飞机失事是毛策划]叶挺殉难飞机失事真凶浮出水面
叶挺殉难飞机失事真凶浮出水面
新浪博客 起点文史
2016-04-09
几十年来“叶挺飞机失事”一案，一直悬疑。
早在1951年6月，周恩来与叶正大、叶正明兄弟谈话时就已指出：“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周恩来凭何做出如此肯定之判断？因为他还说：
“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
而且，“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周恩来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是敏锐非凡的，他的推理和判断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飞机失事现场，并护送烈士遗体到延安的顾逸之同志，有一份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可证实周恩来分析、判断的正确。
顾逸之分析的要点有三：
其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但不是在空中爆炸后坠毁，而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的撞痕非常明显而清晰。
其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看，飞机飞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在这种天气情况下，是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
其三，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再飞往延安的，西安到延安一直是向北飞行，为什么竟然向东北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后来听公安局谭局长讲，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而当时西安北上延安沿途地区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飞虎臂章的老练飞行员。这些问题在顾逸之心中一直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当时，美方驾驶的C-47运输机升限高度是6000米，而黑茶山高度只有2000米。正常情况下，老练飞行员若想避免撞山，只要再飞高一些，何难之有？
结论显而易见：国民党特务对飞机上的仪表做了手脚，飞机飞临延安上空时，它们起了作用。
那么，当时周恩来为什么不向国民党方面抗议呢？就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
“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周恩来如是说。
证据，几十年来，寻找的重点，依然是证据。
21世纪初年，一位名叫杜吉堂的行将就木的台湾老兵，终于良心发现，在一篇文章中忏悔了当年他作为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在重庆参与了由军统方面组织策划的谋害叶挺将军的阴谋。
1946年4月7日凌晨，军统安插在空军系统、时任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得知叶挺将赴延安的信息，立即上报。随即有人电话通知杜吉堂：中共的叶挺将军准备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请立即执行刺杀任务。杜吉堂接受任务后便召集特工队其他负责人，密谋破坏中共这次飞行。有特工提议，破坏飞机上的仪表可使飞机迷航，让其自然坠落。遂被采纳。
8日晨8时，由王平虎事先做好安排，让特工杨耀武跟随检修员一道进入飞机检修场地，偷偷走到C-47运输机驾驶舱前，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的背面，然后悄悄离开。
8时45分，飞机起飞，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机场休息加油，然后飞往延安。离开西安时，天空已经下起了冰雹，机长同延安方面电台曾有联系，告知飞行途中情况后就关闭了电台。哪知片刻间，飞机为避开冰雹区，稍一转身，机身一偏，飞机仪表停止了工作。失去导航系统后，机长只能凭经验飞行了，不料，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公里处，撞上了黑茶山，机毁人亡。
可以告慰“四八”英灵的是，真凶终于显身。而真相大白后，人们会有更深层的思考。
(3) [叶挺飞机失事是毛策划]叶正大披露父亲叶挺飞机失事真相
原题《叶正大：一代飞机一代魂》
作者：车军
原载《北京日报》2016年8月2日
89岁高龄的叶正大三年前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在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叶正大是一位有着历史传奇色彩的领导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中将，是新中国航空科技领域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他亲自参与设计研究或主持领导的型号任务有12项，在歼教1及歼7、歼8等空海军主力战机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父亲就是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军事将领叶挺将军，而今年，又是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在“四八空难”中遇难整70周年。
戴笠感慨叶挺：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翻开叶正大的回忆录，翻开那些尘封的记忆，我们看到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叶挺的英武，叶挺夫人的贤淑俊秀；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气宇轩昂，新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意气风发……这些，都会不知不觉带你走进曾经硝烟弥漫的年代，也走进那个建设新中国热火朝天的时期。
回忆录的开始，叶正大饱含深情、用细腻的心思、以不小的篇幅讲述了父母、弟弟妹妹和曾经温馨的少年时代的家，讲述了母亲和父亲叶挺。
叶挺是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军事将领。他被誉为北伐名将，1927年，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担任了前敌总指挥的重要职务。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挺受命组建新四军并任军长，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功勋卓著。毛泽东主席曾称叶挺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并对他说：“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国民党当局拘押多年，先是囚禁在上饶，后又被押往桂林、重庆。在多年的囚禁中，他随身只带一个自制的小油灯，用来做伴、读书，并一直坚持不理发、不修面，表示不获自由绝不妥协。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响遏行云的著名诗篇《囚歌》。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等人的问题。曾在国民党“军统”工作18年的沈醉当时带着好奇心理去监狱看过叶挺，想知道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在被释放后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叶挺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将来出去第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请求党恢复我的党籍。”当沈醉把这个情况告诉戴笠，戴笠沉默了很久后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人的可怕，就在这些地方。”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出狱，但于1946年4月8日，在与王若飞、邓发等共产党高级领导干部从重庆飞赴延安途中，却不幸遭遇空难牺牲。同机遇难的还有叶挺的夫人李秀文，以及他们十岁的女儿叶扬眉和刚刚三岁的儿子阿九。
“四八空难”的真相一直无从披露，直到60年后的2006年，隐居台湾、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杜吉堂在临死之前，才道出“四八空难”幕后的秘密，让此事大白于天下。原来，军统特务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策划——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以检修为名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盘表反面放了磁铁。致使4月8日飞机从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导航系统失灵，飞机迷航，最终在黄河以东的黑茶山失事。那一年，叶挺50岁，他的夫人39岁。
叶挺与夫人遇难时，19岁的叶正大由姨妈照料，和两个弟弟妹妹在广州生活。就在他们满怀期待等着与父母亲团聚时，却从报纸上看到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讣告》，叶正大与姨妈及弟弟妹妹悲伤欲绝、抱头痛哭。他说自己从小不是一个爱流泪的人，但在那些日子里，终日以泪洗面。
父母及弟弟妹妹的遇难，成了叶正大一生心中永远的痛，他决心投身航空事业，报家仇雪国恨，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1993年，叶正大的六妹剑梅患肠癌，弥留之际神志却十分清醒，叶正大噙着泪水对她说：“剑梅，你不要难过，你先去了爸爸妈妈身边，以后我也会到爸爸妈妈身边，我们兄妹会在爸爸妈妈那里相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周总理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儿子
父母遇难时，叶正大已高中毕业，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他在广州继续读大学。然而在广州每天也都有特务盯梢，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纠缠，叶正大通过党的关系请示周总理，他要到解放区去，去找共产党中父亲的那些好朋友，找父亲最信赖的周恩来伯伯，找远在延安的两个大些的弟弟们。在得到周总理同意后，他辗转北平、张家口，几个月后终于获得机会随一支干部队伍步行去延安。
快到延安的那一天，大家都很兴奋，都希望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一天走了一百二三十里路。叶正大说，当我随着队伍沿着蜿蜒的山间小路走近延安，远远看见宝塔山、延河水的时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知道，这里是父亲1937年接受新四军军长职务后，首先想到要来见党中央、毛主席的地方，是父母亲和弟弟妹妹飞赴这里而途中遇难的地方，也是我的亲人们长眠的地方。
到延安不久，他见到了周总理，还没有张口说话就已泪流满面，止也止不住。周总理安慰他说：“好了，孩子，到了延安，就是回了家了！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你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做一个优秀的革命者！”
那时在延安的烈士子女很多，由领导干部分别照看，组织上分配朱德老总照顾叶正大，他管朱老总叫伯伯。到延安他才知道，弟弟正明、华明已在之前去了山西兴县读书，那是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住在朱伯伯这里，他觉得自己又有了家。朱伯伯和康克清妈妈一起跟他聊天，话家常，后又安排人带他去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当时在延安机场附近的墓地祭奠。他想起父亲母亲的慈爱，想起父亲给他们兄妹九个起名字时，曾说过“你们的名字合起来就是‘正大光明，扬眉吐气’”的情景，而如今，父母已牺牲，扬眉妹妹和小弟阿九也已先离去了。他不由得扑倒在亲人们的墓前，几个月来积郁在心中的痛苦和思念之情难以抑制，很久很久嚎啕痛哭。
到延安两年后的1948年，党中央决定送21个懂俄文的年轻干部到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技术人才。这21个年轻干部绝大部分是烈士的遗孤，也有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除叶正大与大弟叶正明外，还有李鹏、邹家华、叶楚梅（叶剑英之女），以及数年后成为叶正大妻子的任岳（任弼石侄女）等人。这一批人后来在“文革”中受到很大冲击，康生将对他们的处理定性为“苏修反革命特务集团案”，并将案件取代号为“4821”。“文革”结束后，在胡耀邦同志主持下，这个冤假错案得以彻底平反纠正，其中一些同志走上中央各级重要的领导岗位。再聚蓝天红日下，这些乐观的老同志索性就将“4821”当作他们的代号，渐渐，国内媒体也这样称呼了。
初到苏联，他们是被送到离莫斯科400公里远的伊万诺沃学习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终于堂堂正正地到莫斯科去读大学。叶正大与弟弟叶正明商量，决定进莫斯科航空学院，这不仅因为叶正大从小酷爱航模，还有家仇，更有国恨。
毛主席题词：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
当时的莫斯科，还没从战争创伤中恢复，条件很艰苦，市场上供应短缺、物价飞涨。这些都不怕，留学生们感觉刚开始时俄语不过关才是较大的困难。苏联教授上课时，没有讲义，一来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公式，然后就开讲，他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听，根本来不及记笔记，下课后再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抄，经常要抄到晚上10点以后。
曾经有人把将国外名著介绍到中国的译者誉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因为他们用母语重新演绎了国外那些锦绣文章，让中国文化得以与世界对接。叶正大们不也正是这样的一群“盗火者”吗？他们把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充分消化后又一点一滴地注进了祖国的血脉！
就在这样艰苦的生活和学习环境里，叶正大和同学们得知了一个喜讯：1949年底，毛主席要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总理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事宜也到了苏联。2月16日是除夕，毛主席、周总理出席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会，经过种种努力，他们这些留苏学生也得以出席晚会。
休息时，叶正大拿着一个小小的记事本去找主席和总理题词，总理为他题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字。毛主席问他学什么专业，他回答说是学飞机设计的，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为他写下了“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
在这些留学生当中，有几位同学在莫斯科大学学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叶正大的夫人任岳。毛主席听他们讲到自己的专业后说：“哦，你们在这里学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的学习需要联系实际，在苏联学还不如回中国结合实际学。在苏联应学技术。”后来这几位同学遵照毛主席指示，改学了技术专业。毛主席说的这番话对叶正大有很大的触动，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党和国家派他们到苏联学习的意义。
后来，叶正大的俄语逐渐过关。1952年8月17日，周总理率政府代表团又一次访问苏联，讨论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其中包括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共156项。在与苏联的谈判中，由于随团的翻译在技术词汇方面有欠缺，所以周总理要叶正大给他当技术翻译。就在这次谈判中，叶正大给周总理当了两个多月的俄语技术翻译。
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上用俄文写着“取得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优秀成绩”。毕业后，他与邹家华同一批回国到了北京。在教育部留学生司等待分配时，司长说，现在中央决策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方针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组织上的意见是要你们回到苏联去继续深造，读研究生，学习原子弹、核能技术。但叶正大、邹家华他们感到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十分困难，当时钢的年产量每年只有90万吨，航空工业、机床制造工业都非常落后，决定尽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司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叶正大被分配到军事工业部（二机部）航空工业局，到沈阳飞机制造厂（原松陵机械厂，简称112厂）前机身组装车间当了工艺员。从此，叶正大作为航空工业战线的一名战士，与我国航空工业结下不了情缘。
祖国不会忘记
1956年8月，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112厂成立，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叶正大等一大批航空设计精英开始集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批技术力量，一面学习苏联的产品设计资料和有关的基本规范，掌握设计计算程序和方法；一面在工厂进行生产实习，熟悉产品的工艺规程。在此基础上，开始部件和整机的产品设计，为将来建设飞机、发动机设计所准备条件和培养干部。叶正大在设计室任副主任和党支部委员。
1958年7月，经过1年零9个月的努力，于刚刚起步的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有着重大意义的歼教1设计成功并进行了首飞。它凝结了徐舜寿、黄志千、顾诵芬、叶正大等我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们的智慧和心血。庆功之际，叶正大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歼教1设计过程中，整个设计队伍素质得到了提高，设计人员普遍具备了既善于独立思考又能集思广益的能力。
此后，叶正大以更博大的胸怀、更饱满的热情一次次投入到新战机的设计研制中。他曾与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到苏联，听取专家对我国研制的“东风”107和“红旗”2号发动机审核意见；他曾随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赴苏谈判引进米格-21飞机生产，并留在苏联消化米格-21飞机技术资料；他曾提出在米格-21改进、改型基础上，研制双25（马赫数2.5、升限25千米）飞机，得到部领导支持，使战机再上一个型号，即歼9；他曾在总工程师黄志千遇空难牺牲后，挑起负责解决关键技术问题的担子……但是，恰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文革”来势汹汹，叶正大成了批判对象，成了“走资派”，并被扣上“里通外国”“苏联反革命特务”等帽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叶正大被抄家、关进牛棚，那是歼8的研制正要劲儿的时候。后来，他就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和大家一起坚持设计、研制、跟产。当时，叶正大工作的研究所距离生产单位112厂有近20里路，他和几个同志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跑”——到112厂，研究处理歼8生产中的技术问题，晚上再骑回来，第二天在所里接受完批判，再骑车奔112厂。
“文革”中期，叶正大领导了歼8飞机03架全机静力实验，加载到112％设计荷载时破坏。“文革”后期，在叶正大推动下，空军组织了包括空中格斗在内的歼7与歼6性能对比试飞，最终达成歼7胜于歼6的共识。
叶正大从事飞机设计工作18年，领导和直接参与了12种型号的设计研制任务之后，走上了更高的主管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工作的领导岗位。在新的岗位上，他一如既往地特别关注着航空科研领域的建设与发展，一如既往地为航空科研事业奔走呼号、助威呐喊。同行们不会忘记，他曾借到北京出差的机会，盛情邀请叶剑英、刘亚楼到沈阳观看歼教1的飞行表演，他曾陪同王震在南苑机场参观歼8白天型飞机及装备的空空导弹。同行们不会忘记，新成立的水上飞机研究所经过艰苦努力，于1976年自行研制水轰5飞机取得首飞成功。这样一个海军急需的项目，却因经费等问题面临下马。有关部门向他做了汇报，1983年，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国防科工委召开了水轰5飞机工作会议，水轰5得以继续研制下去。同行们更不会忘记，在一些重大型号和方针的研究过程中，他的意见都受到了高层领导同志重视。
1977年之后，叶正大更是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等奖项，他作为“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开拓者”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完全可以说，在岗位上的60多年，他对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的影响力，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更是因为他是党内少有的经过苏联权威的高等院校系统培养出的新型科学技术专家。
在一线领导岗位继续工作了19年后，叶正大于1992年担任了国防科工委和以后的总装备部顾问的工作，直到1998年离休。
业内有一首名为《祖国不会忘记》的歌，歌词说：“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江河……”
虽然，叶正大已调离中航工业集团很久了，但他早把全部生命融进了祖国的航空科技事业。同时，他也以60多年航空科研之奉献、之经历，验证着中航工业集团很庄严也很流行的一句话：“一代飞机一代魂！”
是的，一代飞机一代魂！这些，祖国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