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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年大逮捕南阳事件篇1:南阳事件：两位开国将军险丧生自己人之手|南阳事件|红军
核心提示：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叶飞 资料图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4年第09期
作者：裴毅然，原题：闽浙游击区的粟裕与叶飞 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1907—1984），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上将（1914—1999），声名赫赫，谁料两位大功臣差点死于1936年闽浙游击区的内部裂争。 闽浙边“临时省委” 1934年7至8月，中革军委派遣寻淮洲、粟裕的红七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前往浙赣边界，与方志敏、刘畴西的红十军会合。不久，“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开化、婺源、德兴遭到极大损失，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被捕。1935年1月底，新败的抗日先遣队残部到达闽浙赣根据地。中央分局根据政治局1月15日电令，责成闽浙赣省委迅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全师538人共拥有长枪445条、重机枪4挺、轻机枪8挺。“挺进师”随即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创建苏区根据地。这支红军在闽浙边界进进出出，来回作战。同年4月，开辟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10月，刘英、粟裕的浙南“挺进师”与叶飞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境不期而遇会师。联席会议上，针对国民党组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四省国民党军力对付红军游击队，而各红色游击区自失去与中央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的联系后，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形势很为不利的情况（《刘英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大家认为如果浙江、闽东、闽西三区取得密切联系，哪怕只在战略上配合一下，有所策应，也会有利得多。刘英提议由闽北的黄道同志担任三块根据地的书记，黄道乃1923年入党的“老资格”。但因一时联系不上黄道，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共11人），来自中央苏区的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为司令员，刘英为政委。由于各游击队电台都已破坏，失去与中央及上级的联系，甚至都不知道遵义会议，“临时省委”只能日后再报中央与上级核准。 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重点放在开辟浙南游击区。叶飞看到刘英、粟裕离开浙南根据地没有后方，回旋余地太小，主动将闽东四块游击根据地中的鼎平根据地让给刘英；同时见突围后的“挺进师”仅剩200余人，再将鼎平独立团划给“挺进师”。可以说，“临时省委”初期的合作相当愉快。 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此前，浙闽两地红军游击队基本沿用中央苏区的方法：打土豪、分田地，公开建党建政。这套苏维埃运动策略，虽然有利于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但从长远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83年8月22日《党史研究资料》第8期）此外，浙西南红区距铁路不过数十里，白军以几十倍力量压下来，一块小小红区，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受白军反复持久的打击。为此，粟裕想在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下，从实际出发，适当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也要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以增加对敌斗争力量。当粟裕向刘英提出上述意见，刘英认为这些意见是对浙西南工作的否定，十分反感，从此与粟裕产生思想认识上的分歧。 1936年3月，国军罗卓英部经过几个月围剿，将主力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刘英判断国军“围剿”已结束，要求粟裕率“挺进师”返回浙西南以恢复游击区。粟裕则认为国军主力虽集结于城市与交通干线，但仅凭这一情况还不能判断“围剿”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因与粟裕意见不一，刘英即以省委名义作出主力进入浙西南的决定，并派许信焜任“挺进师”政委。----------------------------------------------------------------
“挺进师”抵达浙西南外围，了解到经过几个月“围剿”，浙西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黄富武已牺牲，其他领导干部除个别人走失，也先后牺牲，保留下来的少数基层干部与部队，已化整为零隐蔽起来。白军堡垒工事布得像围棋子一样，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仍在继续“围剿”，敌情仍很严重。这种形势下，“挺进师”如主动钻进敌人包围圈，正是对方求之不得的。“挺进师”政委许信焜坚持执行刘英的决定，但粟裕只进入浙西南地区进行几次奇袭，随即转入更广大地区打游击，未“坚决执行”刘英指示。如此这般，更加深了刘、粟之间的裂痕，并在临时省委及部队领导层传扬开来。
在与闽东领导人叶飞的关系上，刘英希望借重闽东独立师恢复浙南根据地，叶飞则认为独立师的首要目标是坚持闽东各区斗争，逐步恢复闽东根据地，再向外发展。此外，刘英提出内部肃反，派政治保卫局到闽东各根据地。叶飞最初不明白“肃反”是怎么一回事，很高兴政治保卫局前来帮助工作。但肃反很快扩大化，一些深受当地民众拥护的积极分子，甚至表现比较突出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闽东群众一片愤怒。叶飞这才紧急叫停肃反，但许多乡村还是爆发了追杀政治保卫局人员的行为。刘英与叶飞的关系出现重大裂缝。〔《叶飞与闽东六变》（下），《档案春秋》2014年第6期〕
“吃掉”叶飞与粟裕被捕
在失去与中央及上级联系的情况下，浙南、闽东两个游击区自行成立临时省委，双方都有些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浙南方面还以“主力”自居。同时，因不知道遵义会议精神，受左倾肃反扩大化影响，互相都有抓错人、杀错人等误会之事，因此双方都有气。临时省委本应妥善处理矛盾，但刘英却几次提出叶飞留在临时省委工作，藉以调虎离山，使叶飞脱离闽东。粟裕不赞成，认为这样不利于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亦不利于协调两个地区的关系，而且也不符合成立临时省委之初衷。同时，对刘英派员出任闽东独立师政委，粟裕认为人选失当，不利于团结。但刘英拒绝粟裕的意见。
临时省委成立后，因刘、粟、叶三位主要领导经常分开活动，省委实际工作由刘英一人主持。刘英常常将个人意见强压下来，不仅引起闽东方面的疑虑与反感，亦使粟裕很为难，“我是经常在外面打游击的，对于这些问题只做了一些调解工作，也没能收到什么效果。”（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1936年2月间，粟裕正转战浙闽边境，碰到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便手写一信，托他带给很有威望的黄道同志，希望黄道能出面召集会议，商讨三地游击区的协调配合。黄道为北京高师生，曾参与南昌起义，历任赣东北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赣东北特区委组织部长、闽赣省委主要领导。刘英也曾给黄道写信联系过，但对粟裕此信十分不满，并引起恐慌。3月，刘英致信叶飞，宣布临时省委决定调叶飞兼组织部长，闽东特委设副书记一人，再次要叶飞来省委。此时粟裕是组织部长，他日后谈及此事时说：“这个决定无论在事前或事后，我都不知道，说明刘英同志既想把叶飞同志调离闽东，又想撤掉我这个组织部长。”
1936年2月，叶飞也在福建政和县见到闽北领导人黄道，向他介绍了闽东、浙南的情况，也谈到闽浙临时省委的分歧。叶飞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三块游击区。黄道对采取统一行动表示赞赏，但提出一项条件：闽浙临时省委必须对前期工作做出总结，并恢复浙地根据地，然后才能成立联合的闽浙赣临时省委。叶飞回来后，在刘英召集的闽浙临时省委上，直率汇报了与黄道会面的经过，并毫无心机地将黄道的意见摆上桌面。这无疑是对刘英的打击。一直谋求建立三地省委的刘英此时改口：“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已经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又何必去建什么闽浙赣省委？有错误我们自己会纠正。如果你们有意见，那叶飞来当书记吧。”叶飞很惊愕，他促成三块根据地的联合，绝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他生气地回绝了刘英的嘲笑，临时省委会议不欢而散。
1936年6月，刘英以省委名义取消闽东特委，将闽东特委属下的三个办事处上升为特委，调叶飞到省委工作。这一决定遭到闽东特委的一致反对，决定不执行，叶飞仍实际领导闽东特委。刘英越来越感到叶飞对他领导地位的威胁，终于下决心除去叶飞。
1936年秋，活动于浙南庆元县境内的粟裕，接到刘英以临时省委名义发来的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之机，将叶飞押送省委，并派来一支武装监督执行。刘英手令：
你要借会面的机会将叶飞逮捕，派专人押解鼎平。这是省委的命令，任何影响命令执行的任务，都将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监督执行的部队随后就到，望速决。
粟裕十分震惊，不知发生什么事，但认为矛盾应在会议桌上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手段，但不得不执行刘英命令。深秋之夜，叶飞带一个连上浙江庆兴南阳村与粟裕见面，遭到“挺进师”的重兵围捕，即发生了红军火并的“南阳事件”。粟裕掷杯为号，捉拿省委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叶飞。
粟裕深知此时如将叶飞押至刘英处，已负枪伤的叶飞将很危险。“幸喜在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同志乘机脱险。闽东同志随即宣布退出闽浙临时省委”，“南阳事件”导致闽浙临时省委的解体，被认为是我军重大损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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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粟裕未能押解叶飞到达省委所在地，刘英立即召开缺少闽东特委的闽浙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邵英平的党籍，同时提出“分裂省委”的问题，指斥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粟裕参与其事。会上，刘英还将转战浙闽边境、致信黄道、放掉叶飞，一一说成是粟裕“分裂省委”的具体行为。此前浙西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也是“全盘否定浙西南的工作”、“对恢复浙西南丧失信心”。粟裕成为主要斗争对象，派一个班将他看押起来。
经过一周的反复思考，粟裕从“不能分裂”的大局出发，被迫违心做了“声明”，斗争才算结束，获释出狱。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活动，各干各的，各打各的游击。
刘英遗文引发争议
抗战爆发后，“挺进师”编入新四军，闽浙边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三支队。刘英留在浙江，任省委书记，并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团团长。1938年12月，再任闽浙赣三省特派员。1942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往浙江急电：“饬速处决刘英。”18日拂晓，刘英牺牲于永康方岩马头山。原本人逝事远，何况还是“省部级”烈士，这场人民内部矛盾也就尘封于历史的褶皱里。偏偏刘英对这一段内讧耿耿于怀，1940年夏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撰文《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对这场“路线斗争”做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陈述。该文1954年8月载《闽浙皖赣边区史料》，再挑事端，引起浙南游击区一些老同志的不满。《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一书收入刘文（节录），内有一段：
闽浙边临时省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讨论了对××（按：应为粟裕）问题的处理……讨论了××同志三次声明书，并通过了省委给×同志的一封信……解决了许多无原则的纠纷，开展了反××为首的取消总的领导机关，破坏党内团结，取消浙江工作的错误的斗争，使挺进师及闽浙边全党的同志更加团结和巩固。
粟裕直到1980年才读到此文，12月28日，他致信总政、中宣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陈述意见：
我认为其中一些重要情节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有一些重要观点也不能同意，而且里面违反实事求是地点了好多人的名。这篇文章的题目虽似个人回忆录，其内容却是对那一地区党的工作和斗争做总结性的阐述。刘英同志写这篇文章时没有同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交谈过，事后也没有送给我们看过，因而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为免研究党史的同志把这篇文章作为组织文件来对待，我要求将我的这封信列入有关档案。（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
南方三年游击战，钻山林、宿野外，强敌环伺，每天拎着脑袋革命，如此弱小还闹不团结，猜疑争权，甚至差点“你死我活”。既要防外面的“国”，还要防内部的“共”，革命确实相当不易。用今天的眼光，这场起于末的内部裂争，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因还没有建立对待不同意见的民主机制，这才一遇“不同意见”，便会滑向暴力解决。
那会儿若真“解决”了粟裕，那么此后还会有“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吗？从这一角度看，历史确有相当的偶然性。
这场省部级以下的“路线斗争”，一直属“负面新闻”，直至1980年代才一点点被“回忆”出来。类似的事件不止一起，如张闻天的遗孀刘英在回忆录中也记述：1934年4到5月，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被抽调出来，任杨殷县扩红队长。杨殷县乃红区边境县，红白往来，扩红困难很大。潘汉年向中央局组织部长李维汉反映实况：不少壮丁跑到白区去了。李维汉一听，就说潘汉年“右倾”，把他的“扩红突击队长”给撤了。1935年2月10日，红军在贵州扎西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谁都可以上台去控诉左倾了，“右倾”的潘汉年仍不敢上台，只在台下捅捅刘英的膀子，撺掇她上去“放炮”。（《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讲真话难，从那会儿就开始了。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解决内部异见的程序设置，实在是必须完成的人文进步。
最近，陈毅之子陈丹淮少将对“南阳事件”的实质有一段分析：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刘英把个人当成了党，这种错误的观点已经危害了中国共产党多年了。
“华侨将军”叶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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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粟裕在华东军区英模大会上作报告
1946年,粟裕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时
淮海战役中粟裕与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在一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粟裕大将
1935年，粟裕率领突围部队组成挺进师进入浙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这是当时的留影。
1937年8月，南方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这是改编时，粟裕（后排左六）同部分干部合影。
1937年，粟裕在抗日战争初期
1939年3月，周恩来同新四军领导干部在一起。右起:项英、邓子恢、周恩来、王集成、陈毅、粟裕、袁国平。
1939年，粟裕（右二）陪同周恩来（左二）在驻地接见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
1940年，曾参加南昌起义的新四军干部在皖南合影。前排左起:周子昆、袁国平、叶挺、陈毅、粟裕。
1940年，粟裕（右一）、陈毅（右二）在苏北黄桥战役前夕。
1941年，粟裕同夫人楚青在苏中。
1944年，粟裕任苏浙军区司令员
1946年，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时的粟裕
1947年1月，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这是野战军领导在一起。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粟裕在睢杞、豫东战役指挥所指挥战斗
1947年，粟裕（左二）在孟良崮战役前线。
1948年，粟裕同朱德等在西柏坡合影。左起:薄一波、蔡树藩、李先念、粟裕、彭真、朱德、陈毅、聂荣臻。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前线总前委。这是总前委成员在一起。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1949年春，粟裕（站立者）在大矿地会议上。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在干部大会上进行战斗动员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左）同张震（中）等一起研究作战问题。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夕，粟裕宣布渡江作战命令。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粟裕（前右二）同陈毅（前右四）饶漱石（前右三）等在主席台上检阅入城部队。
1949年9月，粟裕乘火车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刘伯承、邓小平参加开国大典后，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这是邓小平（左二）、粟裕（左六）、陈毅（左三）、刘伯承（左五）、李达（左一）、张际春（右一）等在徐州车站。
新中国初建时期，粟裕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4月，粟裕在华东海军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
1951年8月，粟裕在华东军区英模大会上作报告
1952年4月，粟裕（右一）陪同朱德（右二）在北京视察装甲兵第一战车学校。
1955年10月，总参谋长粟裕在全军射击运动会上讲话
1957年5月，粟裕在第七军医大学视察
1957年7月，粟裕（站立者）设宴欢迎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来华进行友好访问。
1957年，粟裕在边防部队某部和炊事员亲切交谈。
1957年，粟裕（右）同陈士榘视察边防某部时，检查武器保养情况。
1971年6月，粟裕（前右）同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主席台上。
1977年3月，粟裕（前右）同聂荣臻（前左）等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
1977年，粟裕（前左一）同徐向前（前右二）、罗瑞卿（前右一）、王震（前左二）等视察某地。
1978年，粟裕（前右三）参加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小组会议。前右一为邓小平，前右二为洪学智。
1980年6月，粟裕为浙江民兵斗争史题词
毛主席接见
1958年9月起，粟裕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国防部副部长，到军事科学院任职达26年，先后担任副院长、院党委第一副书记、第一政治委员、院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为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为繁荣和发展我军军事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图解粟裕大将风采
粟裕讲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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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王子畊和他们的子女-十大司令员宦海沉浮
叶飞1964年7月7日 皮定钧(左1) 刘亚楼
开国上将叶飞1949年率10万大军解放福建
位于南安金淘镇占石村的叶飞故居
他，一位职业革命家，出生菲律宾，成长于南安。14岁加入共青团从事地下工作；18岁入党创建闽东苏区和游击武装；24岁起率部驰骋大江南北抗日；31岁任新四军师长；35岁任解放军兵团司令，领兵10余万解放福建，解放家乡。他，就是开国上将叶飞。 南安金淘镇占石村。叶飞故居，一幢典型闽南风格的砖石结构古厝位于半山腰。 叶飞故居前的山坡上，一棵300多年的大榕树枝繁叶茂。树下一块巨石，旁边立有一块石碑名曰“将军石”。“叶飞和这‘将军石’的故事一时半会儿说不完。”叶飞堂亲、占石村村支书叶万苍这样说。 叶飞，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奎松省迪阿旺镇。父亲叶孙卫，南安金淘人。新婚几个月后，即告别妻子谢宾娘，漂洋过海去了菲律宾，并与菲律宾籍妻子明嘉洛·琵甘生下了叶飞，当时取名为叶启亨。1919年，在与生母生活5年后，叶飞和二哥叶启存回国，回到南安老家的嫡母谢宾娘（即叶飞常说的“家乡的母亲”）身边。谢宾娘没有生育，她把叶飞哥俩当做亲生儿子抚养。童年叶飞就在古榕下、巨石前玩耍。 如今后人参观叶飞故居，都要到古榕下，轻触巨石，听先人的故事，遥想当年。 14岁加入共青团，走上革命道路 从叶飞故居出发，沿右侧一段缓坡路步行几分钟就是南安占石小学。这里曾是一家私塾，叶飞在此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如今，当年私塾的老房荡然无存，一块石碑却铭记了这段经历：“1920年春，叶飞将军在此读私塾。” 1920年，叶飞和二哥进入附近的深完全小学。读到高小时，哥俩考试轮流拿一二名。他们的数学教师叶骥才（国民党左派人士）很喜欢他俩，经常给他们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叶飞哥俩从此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 1925年，叶飞哥俩高小毕业，父亲以经济困难为由要他们其中一人辍学经商。叶骥才老师对他们的母亲一番劝说，兄弟俩得以到厦门投考中学。这一去，叶飞告别了占石村，告别泉州，一去就是20多年。叶飞功课好，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他最喜欢读的是新诗、小说和进步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一些革命道理。 厦门十三中学有个数学老师是中共省委秘书长，他知道叶飞的情况后开始有意培养，吸收他参加一些秘密革命活动。 1928年下半年，叶飞加入了共青团，还介绍二哥叶启存入团，建立了支部，叶飞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从此，他和二哥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14岁，叶飞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叶万苍这样说。 16岁在厦门被捕，投入死牢一年 1930年7月，叶飞刚满16周岁，他在厦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被判刑投入死囚牢房一年。后经二哥叶启存帮忙，在狱中的他得以和党组织取得联系。 叶飞被捕入狱，与当年震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相关。当年5月，在厦门的中共福建省委组织劫狱，干净利落地救出40多名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员。此举引起国民党当局反扑，大肆搜捕，当年7月，代理福建团省委书记的叶飞和另外两名同志遭逮捕，被送到法院审判。 反动当局没有搜查到任何证据，叶飞在法庭上一再提出：“说我们危害民国到底有什么证据？”法官是厦门人，普通话讲得不好，叶飞他们也装作是不懂普通话、只懂闽南土话的乡下学生。法院实在找不到证据，又不肯轻易放过他们，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叶飞三人一年徒刑。事实上，叶飞是1932年转为中共党员的。 1931年底，叶飞刑满出狱。不久被调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1932年，他成为中共党员，同年到闽东参与创建闽东苏区和游击武装，领导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 而叶飞的二哥叶启存则留在厦门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以后担任过中共南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安（溪）、南（安）、永（春）游击区红色游击队。1935年，叶启存在南安壮烈牺牲。 24-31岁 驰骋大江南北，率部痛击日寇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叶飞率部驰骋大江南北，痛击日寇，出生入死，战功卓著，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新四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和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书记、苏浙军区副司令员。1944年3月5日至13日，新四军发起著名的车桥战役。时任第1师副师长的叶飞担任前线指挥。新四军集中5个团兵力，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共歼灭日军465人（内俘虏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483人（内俘虏168人）。在抗战史上，这是我军1944年以前一次战役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35岁 率10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 1949年3月，叶飞担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7月初，叶飞、韦国清奉命率领10余万兵力冒暑进军福建。8月17日，福州解放。随后，叶飞又挥师南下，8月31日，泉州解放；10月17日，厦门解放。
泉州解放后，叶飞得以见到抚育自己的母亲谢宾娘，说起这次见面，还有些戏剧性。叶飞在回忆录里说，“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他说，“我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就（和母亲）断了音信。但只要听到有关福建的新闻，总是想起家乡的母亲如何度过艰难岁月的。1949年，我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母亲是家庭妇女，不知道解放军的首长叶飞就是她的儿子。1949年9月我军进抵泉州，我才把母亲接来，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我就是启亨，叶飞就是我。’她惊喜交集。以后她到福州和我同住”。 （注：本文参考了《叶飞回忆录》、《开国将军叶飞》、《叶飞画册》等文献资料）
(本文来源：东南早报)
83年大逮捕南阳事件篇2: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之谜
袁晓轩，辽宁省开原县人。抗日战争时期身兼重任的中共党员，叛变革命后任国民党军统少将。
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六月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张学良赴南京开会，曾向蒋介石建议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联共抗日，被蒋介石严厉训斥一顿。蒋此时对张、杨联络红军已有所察觉，借阻止红军过黄河东征为名，向西北调动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同时加强特务控制，并限令东北军“剿共”，张学良此时不仅决心不打内战，想联共联合杨虎城，而且决心与西南、西北、华北、山东等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对付蒋介石的压迫。张、杨分别派人与各地方实力派联络，同时派刘鼎去陕北向党中央协商对付南京的办法。党中央派叶剑英同志于九月来西安。
八月份，张、杨分别派袁晓轩（以后叛变当特务）和梁霭然到天津接高崇民回陕西，以便于跟他商量与各方联合抗日和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梁霭然奉命把高崇民安排到三原东里堡杨虎城的别墅。这段时间里西北军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张文彬同志常去三原东里堡与高崇民晤谈，主要分析形势，商讨问题。张、杨为与高崇民商谈问题方便起见，十月份把他秘接到西安，安排在杨的军需处长王维之家中。王维之积极主张抗日，追随杨将军多年，杨虎城把他视为心腹。王家在西仓门七十六号。他这个宅第有三进院，为了防备特务们的发现，把高崇民安排在三进院的最后一院中潜居。张、杨嘱告王维之：“高崇民到你这儿的事，除了我们指定的人之外，任何人不能告知”。张、杨两将军访高崇民时，多在傍晚和深夜，一般是他两人乘坐张之帆布蓬雪佛兰牌小座车。由张亲自驾驶，不用司机，不带随从。每次来，都谈至深夜方去。这样的会晤，每月总有二至三次。有时，张学良将军也独自去见高崇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阎宝航同志去西安，张将军于十三日晚，自己开车带阎去王维之处长家看望高崇民，商谈联共抗日等问题。张将军特别告知黎天才说：“崇民来西安之事，千万不要陈旭东（以后叛张投戴笠当了特务）知道，我看这小子靠不住。东北方面到西仓门往访家父的人也很少，只有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等。西北军中有申伯纯、王炳南和王菊人等，他们经常交换意见，研究国内外发生的新情况，并商讨如何逼蒋抗日和整顿东北军的问题等等。
平型关战役中的袁晓轩
1937年9月11日，日军犯广灵。孙楚的73师被日寇追击甚迫，未及据守平型关正面阵地，而是撤往关南，阎锡山急令身边的孟宪吉独立第八旅兼程赶往平型关。该旅19日出发，21日抢占了平型关前方既设阵地。20日林彪师出五台山区，22日潜行至平型关东南，设伏于关外公路两边高地。孟旅22日开始接敌交火。日寇显然轻敌，以为平型关一攻即破却不料遭孟旅顽强抵抗，日军攻势顿挫，专攻团城口。
八路军115师于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向灵丘急进，22日从平型关南翼潜出，隐伏于灵丘以南的太白山区，23日林彪师完成预伏并派联络高参袁晓轩联络孟宪吉，要求孟旅坚守“口袋底”阵地，共同完成对日军的包围。林师同时要求阎锡山各部配合，利用蔡家峪一带地形狭隘之利，对日寇加以围歼。24日在平型关东20里的东河南公路两侧地区部署对敌后的抄击。
115师派到大营同孙楚联络的高参袁晓轩把115师进入敌后的进展情况通知孙楚，希望平型关各方面友军和八路军的敌后抄袭适时配合，争取平型关围歼敌人的胜利。
周恩来与袁晓轩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40页《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1937年3月18日）第四点说：
关于建立北方东北军中党的工作，我有如下的意见。即是党的基础建筑在中下级官兵身上，但在今天发展的对象，应多注意到团营长，吸收其中个别的先进分子入党。下级官兵中的工作，应当多采取动员群众联欢慰劳提高抗日情绪，以及经师团营长自上而下地组织俱乐部等方法。要使得这些工作易于进行，党必须加紧上层的向军长等的活动。这虽然是困难的，但是对于工作开展上是有很大作用的。
为要担负这一工作，党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要大大地加强。尤其在华北，最好的干部应当做军队工作。 我提议把联络局及地方党内的东北干部和群众关系做一次研究，以便适当地配备干部。为着帮助北方东北军工作，现在调宋、袁〔５２〕二同志前来，参加东北军工作。袁同志在五十三军上层有很多关系，宋原在“东委”〔５３〕工作，可做计划与推动东北群众工作。 根据此地“东委”工作的经验，党必须把东北军的上下层工作分开。上层工作由上层工作委员会来负责，党的工作由工委来负责。上层工委书记参加工委。
宋 即宋黎，一九一一年生，吉林梨树人。当时任东北军中地下党组织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代理书记。袁指袁晓轩。信中拟定“宋、袁”到北方局参加东北军工作，后来又改为宋黎和刘澜波，袁并没有去。
勾通卫立煌与党中央
卫立煌对蒋介石搞磨擦、打内战很反感，因此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抗日精神深为感动，所以，坚持与延安保持电报联系。 1938年7月一天深夜，卫立煌请十八集团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来司令官部，袁谈起电台受监视之事，并建议今后卫司令给延安的电报可否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转发？卫立煌表示同意。 此后卫立煌与毛泽东通电，电文先由卫告诉秘书吴君惠，由吴在卫卧室拟稿，经卫修改，再打电话给袁晓轩在夜间来取，然后由袁转发到延安毛泽东手里。此事只有他们三人知道。 毛泽东在与卫立煌的通电中，了解了卫在抗日中的表现。在一次复电中，称赞了卫立煌的抗日精神和作战部署，并说卫立煌的电报内容令国人兴奋，有历史意义。 蒿县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了应付紧急的军事形势，洛办和地方党都感觉异常着急，洛办须要疏散，地方需要军事干部，需要在地方建立与上级的通讯联络（秘密电台）…等，郭晓棠与袁晓轩都积极布置，并策动友军响应（此系秘密，不写）。同时由袁晓轩与徐力行（洛办秘书）计划利用工合公开关系，借训练技术工作人员名义，于嵩县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他们负布置训练之责，郭晓棠负动员党员干部之责，并派徐力行到豫西南进行武装统战工作（因自治派对彭雪枫同志印象尚好）兼带通知地方党负责人派人受训。一切均在积极进行中而发生破坏了。破坏的原因是，省委交通于致和被捕，泄露了嵩县的关系，县政府三科长和工合负责人被捕了（他们是负责掩护的人）。另一方面，洛办派去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秘密工作的经验，没有经过审查的干部（有的是刚从别处到洛办的），乱发信件，乱发生关系，被国民党检查着了。结果，训练班没有办成（没办成还好，办成就更糟了！），而遭受了破坏和损失。洛办是公开机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与联系，有一定的方法、限度、和范围，郭晓棠认为他当时只为了完成上级所指示的紧急任务，完全忽略了党组织原则和秘密工作的原则，以致使党受了破坏和损失，在组织问题上，他说要负主要的责任。但也必须了解当时河南党的政治方针上的错误，应该是组织工作错误的根源。如果不是那样的政治方针，就不会有这样的组织工作上的错误。政治路线决定了组织工作，这是一个坏的例子。
洛八办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华北地区及武汉沦陷后，党中央考虑到日寇有可能从洛阳一带渡黄河南进，遂决定在洛阳建立办事处。当时，洛阳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乃是豫西交通要塞，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1938年9月29日，八路军驻洛阳通讯处成立，负责人刘向三。1939年1月，改称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刘向三和115师联络参谋袁晓轩先后任处长。 国民党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名叫程潜，他听说共产党要在自己的战区内建立办事处，感到此举对自己不利，因此百般阻挠。我方代表刘向三据理力争，他才很不情愿地同意建立“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1939年初，国民党将领卫立煌接任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向三没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他将“十八集团军驻洛通讯处”改为“八路军驻洛办事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洛八办”。 洛八办是我党当时在全国设立的８个办事处之一。它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统战工作，掩护地下党的活动，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我党我军输送干部、青年，转运军用物资。
庄家大院的厢房，被改成了接待室、电台室、救亡室、医务室……这里的工作人员，最多时有１００余人，刘向三、刘子久、袁晓轩三位处长先后在此主持工作。刘少奇、朱德等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曾多次亲临办事处指导、部署工作。
办事处的工作条件相当简陋。招待室的床，是用板凳支起的两个大通铺。就连刘少奇当年居住过的厢房，也仅有一桌、一椅、一床。革命工作之艰苦，由此可以想见。
洛八办存在的时间不长。1942年2月，国共两党关系恶化，洛阳形势日趋紧张。蒋鼎文就任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于１个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他还派人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干扰洛八办的正常工作。迫于压力，办事处工作人员不得不集体撤离。临走时，工作人员把步枪、子弹等武器及部分不便携带的物品丢进了后院的水井。
1940年(民国29年)2—3月间，朱德从八路军总部去延安，到达平顺县八路军新一旅旅部后，由唐天际派邢真带一个连护送至阳城兵站。同行的有康克清、八路军总部二科科长袁晓轩及秘书、警卫员几十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务们四处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祖父也上了黑名单。10月，祖父被捕，他被押解到洛阳，关在北邙山的一个窑洞里，关于此事的起因，文强在其回忆录《戴笠其人》中披露：“一九四二年底（原文如此，似有误），汤恩伯与戴合谋，利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空子，勾引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袁晓轩公开自首叛变，将由他负责联系的统战系统的党员和爱国人士张振寰、嵇文甫教授等80人出卖。汤命令其副参谋长万建藩派人逮捕，受株连的那就更多了。”在这次事件中，祖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由于有人供出了祖父过去的组织关系，祖父坦然承认自己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但对于他所知道的共产党人的情况只字不露，保护了党组织和同志。在狱中，祖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坎坷何足道，磊落互襟期。里艰贞日，龙场悟彻时。精金须百炼，健马终一驰。默数平生事，飘然壮志飞。”他借周文王被商纣王囚于里和王阳明被贬于龙场的典故，抒发了自己的信念。
1942年初,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背叛革命,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供出卫立煌和陈铁向中共靠拢的事情后,卫立煌被留在重庆,撤去他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派蒋鼎文接任。
袁不可靠
蒋介石见收买政策也没有奏效，又把希望寄托在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身上，企图有朝一日从袁处抓到国民党赵寿山将军与八路军来往的证据和文件。
袁晓轩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曾在八路军前总任参谋。赵寿山在高平打游击时，于屯留八路军总部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给赵寿山的印象是世故很深，流里流气。赵曾问过前总彭德怀副总司令袁是否可靠。彭说袁晓轩是老同志，很可靠，对他不要有顾虑。但赵仍对袁有戒心。
有一次，赵部收复了垣曲，袁经过赵的司令部时拿出一张照片给赵看，是毛主席与卫立煌的合照。赵看了以后对他说：“这个照片应该保守秘密，不要随便给人看。”袁说：“我给你看。”赵严肃地问他：“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就不应该给我看。”袁才没有再说什么。
袁晓轩当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以后，多次要替赵作与八路军前总联系的工作，赵都严词拒绝，未与他来往。一天，袁给赵转来一份前总印发的文件。赵把文件内容摘录了以后立即退还给他，并对他说：“八路军的文件为什么要转给我?我与八路军不来往。”袁以为赵变了。赵又电八路军总部，说明袁不可靠，希望另派专人与我联系。以后前总就派了薛涛同志与赵联系。赵曾对薛表示我看袁是靠不住的，薛也有同样的看法。不久，何应钦又来洛阳，赵便和薛涛研究利用这一机会割断与袁的关系。赵请薛涛向袁伪说赵某人靠不住，何应钦这次来洛阳曾允许给他补充，他现在变坏了，再不要与他来往。袁听了信以为真，以后便与赵割断了关系。1943年夏，正是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时期，袁晓轩被国民党逮捕，特务们检查了八路军办事处的文件，没有找到陷害赵的证据，大失所望，袁被捕后叛变，由于他对赵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因而未受其害。
阎宝航与袁晓轩
作为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阎宝航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原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１９４１年叛变后，当了国民党军统局重庆特区特点小组组长。此人以东北同乡关系有时带着老婆来阎家，阎宝航对他总是笑脸相迎，可是阎的子女却不高兴。阎宝航则教育他们说：“鄙夷叛徒是对的，但要含而不露，应酬自如，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中统局有一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因此，阎宝航颇受一些国民党要员的信任，陈诚就说过：“阎宝航要是共产党，我们就都是共产党。”
毛泽东与袁晓轩
毛泽东在1940年3月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文中，明确指示袁晓轩要为党继续谈判。全文如下：
争取对内和平 巩固已得阵地
(一九四○年三月五日)
德怀[1]同志: 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2]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3]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四人及陕蒋[4]、甘朱[5]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二十三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和绥远[6]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7]、鲁、豫、皖四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8]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9]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10]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11]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12]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稼蔷[13] 三月五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指国民党统治集团一九三九年底开始在河北、山西发动的大规模军事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3]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陕蒋，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蒋鼎文。 [5]甘朱，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的朱绍良。 [6]绥远，指绥远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7]直，指直隶省，一九二八年改名河北省。 [8]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牺盟，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成立。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9]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10]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丁树本，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庞炳勋（一八七九——一九六三），河北新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靖国（一八九一——？），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11]磁、武、涉，指河北磁县、武安和涉县。 [12]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13]稼蔷，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与袁晓轩
1940年5月9日毛致电各地各部负责人：关于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的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的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于是我们看到，毛按兵不动却要求“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其重要的）”；中日激战于黄河北岸的晋南地区，毛却命令在无日寇踪影的“豫陕地区”“配合友军作战”。
10日致电彭德怀、左权：“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事，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在太南、太岳两线者于战事发生时须准备施行之。似应先复卫一电告以我军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需注意，“准备实施之”的只是在日军如果打到太南、太岳八路军根据地时；如果日军不打八路，是不会配合作战的。同时另电周恩来：“已电（八路军）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类似电文亦发给西安办事处袁晓轩，令其召告。
口号只管喊，答应只管“满口答应”，出兵是不可能的，“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14日，毛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极妙，主要配合区域竟然离中条山战场数百公里之遥，火烧眉毛的中条山战场，毛铁了心见死不救，让日军消灭国军，然后日军一撤就立即占领地盘。并非冤枉老毛，2月1日毛致电彭德怀：“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2月14日致电周恩来：“敌必向蒋进攻，某君（指崔可夫元帅，时任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17日致电彭、左；刘、邓；贺、关；聂、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等中共全部军事将领：“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佰。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左权：第1战区司令长官已易人，望令袁晓轩率洛阳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回总部。随后，该办事处撤销。
可靠
1941年6月9日，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与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郑、洛，指郑州、洛阳〕、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其证明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同日 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指出：“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战役的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
被毛人凤策反
当初，张国焘叛党投蒋，被安排到军统局当中将设计委员。一开始，戴笠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专门从第二处党政科以外，成立了一个叫“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的机构，让张当主任，从事派遣特务和策反离间工作。谁知，姓张的中看不中用，绞尽脑汁干了几年，只留下一堆失败的记录。倒是毛人凤旁观者清，从中琢磨出了不少经验。不久，“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传来，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封锁下又处于前所未有的艰难之中。如此这般地“内外交困”，岂非是拉拢争取不坚定分子为我所用的绝好机会吗？毛人凤见形势有利，立即向戴笠建议，经批准后设立了一个叫“策反委员会”的机构，自兼主任。这个机构表面文章好像是注重于对敌伪将领的争取，可着眼点实质上却是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所属的“策反站”几乎都摆在了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周围。 “策反委员会”成立以后，总体效果如何呢？就毛人凤而言，当然不像预期的那么如意，但比之张国焘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却算是“成绩斐然”了。其中，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 80 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
当时,张之朴是中共在豫西搞军运的主要负责人，接替他的是绰号“袁胖子”的袁晓轩。袁晓轩在国民党非法封闭我洛阳办事处时叛变投敌,并把张之朴的身份供了出去。，后来陶峙岳带去的卞志恭，积极开展特务活动，不但对卫立煌进行监视，还把中共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也拉拢过去，叛变了。戴笠、毛人凤如获至宝，亲自出面在“漱庐”招待叛徒，任命袁晓轩为上校策反专员，再赋予重任，进一步对周恩来身边的干部童小鹏、王梓、龚澎等进行“突击策反”，可终未得手。此后，又对八路军 115 师教导 6 旅旅长兼冀鲁边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实施策反，促其叛变，并利用内奸杀害了冀鲁边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主任陆成道等一批重要干部。为此，戴笠、毛人凤也振奋之极，马上发给邢一纸上校策反专员的委任状，指望他能潜回冀鲁边区拉出一支队伍来，结果又是做梦娶媳妇，一场空欢喜。 即便如此，毛人凤作为“策反委”的主任，仍以反共有功，荣获了二等云麾勋章。难怪有一种品评在军统中渐成共识，认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郑以分析军事情报见长；唐擅搞警政治安；毛则精干跟共产党斗，号称“反共专家”，这显然与“毛座”时期的反共历练大有关系。
叛变革命
中共中央倍感不安的事情，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晓轩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
1942年1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于一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使其工作难以开展。“洛八办”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中央答复坚持斗争。1月底，“洛八办”自行决定撤退。1月30日，“洛八办”处长袁晓轩去一战区司令部领返延安的护照时被扣留，叛变革命。1月31日下午，暗中叛变的袁晓轩召开会议，宣传撤退计划。当晚，袁晓轩蒙蔽其妻和警卫员到与特务约定地点会面。
反革命行为
袁晓轩的叛变出卖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2月1日晨，译电员等6人由魏凤楼支队驻洛通讯处主任白树屏护送，按袁晓轩指定路线，由城内前往黄河渡口行至孟津县海资村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除1人逃离，其余5人被捕。
2月3日袁晓轩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晓轩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
袁晓轩还供称：中共中央目前的策略原则是：“打击顽固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组织进步力量”；自卫方针是“一打一拉，一拉一打，连拉带打”；军事方针是“不准放弃现有阵地一步”，在华北着重“清除异己力量”，在华中着重“巩固阵地”，“共党五十万扩军计划，因军事装备已超过供给力之饱和点，故其武装数量上不得不遭此限制”，现在晋冀豫兵力五六万人，冀察晋兵力约5万人，山东10万人，热察约2万人，察绥约万余人，陕甘宁连同地方武装约7万人，华中约6万人。在大后方和国民党军队内部均采取“隐蔽埋伏”的办法。
袁晓轩并声称：他于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并似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致袁晓轩被投毒和跟踪。
袁晓轩的叛变，造成先后有80余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的恶性事件。
特别工作组
1945年8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刚一宣布投降,军统局即对渝特区指示:“查日寇已无条件投降,而奸党活动益形猖獗,吾人今后工作,应以此为主要对象,加紧布置侦察,切实控制防范”,“应积极布置奸党内线,或重金收买奸党工作人员,俾确切明了并控制其动态”。渝特区即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叛徒袁晓轩任组长,袁在制订的《建立特种内线工作计划》中,写了四条方针,即:“加强监视奸伪在渝市动态;争取奸伪内部开明人士促之反正;收买个别奸伪分子建立内线工作;发展外围工作间接侦察奸伪活动”。袁晓轩的阴谋也未得逞,他仅以东北籍的关系与爱国团体“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拉同乡、熟人关系,间接了解了一些中共驻渝机关负责人的言论,作为情报,甚至捏造了一些假情报,骗取特务机关的经费。
监视高崇民
1942年1月，担任八路军总部驻洛办事处处长的东北人袁晓轩叛变了革命。戴笠十分清楚，袁晓轩和高崇民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袁晓轩不仅是高崇民的同乡，彼此还有一段人人皆知的患难深情。戴笠认为，派袁晓轩监视高崇民，不仅可以直接了解高崇民的一言一行，还可以软化高崇民的意志。 袁晓轩受命后，几次企图接近高崇民，但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同仁极力保护高崇民，设置障碍不让袁晓轩接触高崇民。当高崇民听说一度参加中共的袁晓轩投敌后曾出卖过张丽寰等80多名地下党员，并时刻企图接近他以为戴笠刺探情报的消息后，对袁十分愤恨。不过，高崇民自知无法逃避戴笠派来的耳目，索性同意在林森路某一地点和袁晓轩见面。当高崇民听袁晓轩当面大捧蒋介石，又解释自己投降国民党的原因是在八路军内部受不了彭德怀的批评时，义愤地斥责他说：“你不满彭德怀批评就可以背叛共产党吗？蒋介石就算成功了，难道他还能重用你这样一个政治上的叛徒吗？你这一失足，已经陷入一生难以爬上来的泥坑，你更不能毁谤共产党。出尔反尔，倒令人看不起！” 从此，袁晓轩不断出入城郊猫儿石的高家，名为拜访叙旧，实为监视高崇民的行迹。高崇民知道他来者不善，却又无法拒绝，只好虚与委蛇地与其周旋。高崇民表面平静，实则也在利用袁晓轩麻痹军统，有时他还能从袁晓轩的谈话中获得一些对中共有利的情报，及时通告给中共驻重庆办事处。戴笠因有袁晓轩每天前往刺探，索性对高崇民放下心来，派往猫儿石的特务因而渐渐减少。 1945年11月初，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公布一批东北地区党政人员名单，高崇民被任命为安东省政府主席，并在周恩来巧妙安排下，高崇民结束5年被软禁生活，与韩幽桐假扮夫妻离开重庆。
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
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于1947年2月于长春建立，直属保密局领导。组长袁晓轩。任务是暗杀中共干部，“策反”解放军，招安地方武装，以及搜集中共党、政、军情报，从事爆破等活动。以长春为活动中心，先后建有齐齐哈尔、牡丹江、哈尔滨、辽西四个小组。一九四八年二月该组撤销，骨干特工被保密局长春站接收。组长袁晓轩于长春市郊招聘流散人员和社会黑恶势力另编东北吉黑地区人民剿匪义勇总队，继续与解放军及中共其他武装组织作战。
寻找杨靖宇遗首
1948年10月，解放军把10万国民党部队围困在长春城内近7个月，杨靖宇的遗首仍留在城内，很可能存放在关东军的医务部里。
此时，国民党特务也在关注和寻找杨靖宇的头颅，其中有特务头子项乃光、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和特务头子袁晓轩。
部下做买卖
在长春做地下党的有个正经身份啊，张志宽不知道在哪里倒腾出来一张身份证，名字叫宋埠，于是就把照片撕下来换成了自己的，他也就摇身一变成了宋埠。那时候的身份证造假可真容易啊，估计那时一定没有满大街办假证的广告。
谁知道名字这一遍不要紧，张志宽的名字到死也没有再改过来，他一直使用宋埠的名字，直到去世，所以现在查当时的地下党员名单，只有宋埠，没有张志宽。宋埠几经联系认识了国民党特务头子袁晓轩（这个袁晓轩也很有来历，他原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后投靠国民党）的副官顾梦令。两个人聊着聊着就成了知己（共产党特工人员的交际能力实在是强，很让人羡慕），一合计，长春情况这么糟糕，不能坐等饿死啊，顾梦令又是个小官僚，有点背景，干脆做点买卖吧，于是就合伙开了个饭店，这回宋埠的身份就不再引人怀疑了——饭庄老板。
国民党特务和共产党特务合伙开饭店，这事儿就有意思了，等于是国共在这个小范围内达成了第三次合作，只不过是顾梦令不知道宋埠的共产党身份罢了。
与项乃光之交往
长春解放时的10月30日夜里，陈牧处长把关梦龄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乃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乃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关梦龄沉思了一会儿说：“项乃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乃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乃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乃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乃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乃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1956年1月的辽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这里剩下21人，加上我们共30人。这30人都是少将级和相当少将的反动派，走的那些是中将级的。 这次集中是中央统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后一切物质照顾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些人的反动职务都是少将级，只有我是上校。因为是军统特务，所以上校也按少将对待。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这儿，集中之后他又没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这样说也可能不是单纯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据。于是我也高兴起来。与陈旭东谈起来了。我问了一些旧同事的下落。他告诉我：“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1956年1月的辽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一批反动派原来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卢浚泉等，据说到了北京。袁晓轩也在这押过，沈阳站站长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后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项乃光漏网
1948年9月，沈醉离开了督察长的职务。随即，保密局长春站站长项乃光保我为“军事联络组”组长。这个“军事联络组”是为控制袁晓轩一支两三万人的“吉黑地区人民义勇队”的武装特务而成立的，一个少将组长，四个中校组员，还有一部电台。由2月到9月，这支特务武装便垮台了。长春四面被围后，飞机场已被八路军炮兵控制，不能起落飞机，项乃光与沈醉说定，只要有飞机就逃走。春秋网http://bbs.cqzg.cn 沈醉与项乃光研究，第一是随军向沈阳突围，项乃光对我说：“长春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掌握三个部队：新七军的三十八师，六十军的五十二师和吉林师管区，这三个部队的部队长陈鸣人、李嵩、李寓春都与我说好了，并且我已经给南京打了电报，毛先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回电说已转报给大总统。这三个部队可以与咱们一致行动。” 沈醉说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第二步就是化装潜逃。这虽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准备。项乃光同意并准备逃跑的东西：先在市内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沈醉、项乃光、张国卿（督察处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袁晓轩等人都在督察处院内照的。相片照好之后，派人到长春市各区公所起了国民身份证，都用化名，我化名“吴国栋”，商人。又派上尉参谋孙万斌弄来六张路条，我给了他一两黄金。
进入10月，形势恶化，项乃光找沈醉去商谈随军队突围的事情，他说：“为了将来行动便利，把站上的人编成组，你、我、袁士举、袁晓轩、马绍周、李友濂编在一个组，其余的人编5个组，每组10个或15个人。这样行动起来不致紊乱。”对于这些事情，谁都没有意见。 10月14日锦州防线被突破，这个消息传到长春如晴天霹雳，东北休矣，长春不待论矣！10月16日六十军起义，沈醉赶快到警备司令部去问消息。在北安路郝小姐那儿，遇见了李树桂（长春团管区少将司令），他对我说：“项乃光他们都在我那儿。大家还打听你呢，你快去吧。”沈醉匆忙赶到团管区，上楼找到项乃光，他穿一套黄布尉官棉军服，见沈醉就问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不一会儿李寓春（吉林师管区少将司令）、马绍周（市政府政工大队长）、王焕斌（吉林教育厅长）、袁晓轩（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长）、袁士举（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都来了。项乃光对沈醉说：“咱们决定突围，你就不要回去了。”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队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乃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
10月30日，东北局致电陈云，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报中央：据长春市委书记石磊谈，接收长春有七条主要经验，其第六条为：此次受降时，本可命令敌交出著名特务头子及地雷布设地图，并令其原工兵负责扫除，因事先末注意，致使长春重要特务头子项乃光、袁晓轩等均未捕获。
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在任上叛变，后为军统少将。1949年被捕,1975年作为国民党将校特赦。
袁晓轩原来是东北军将领，西安事变后投靠中共。1942年初,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背叛革命,投靠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供出卫立煌和陈铁向中共靠拢的事情后,卫立煌被留在重庆,撤去他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派蒋鼎文接任。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80 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如洛阳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嵇文甫，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而且此人当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脱党宣言。当年戴笠非常重视这件事，专门处理他的案件。后来袁晓轩被封为军统上校，抗战胜利后，返回东北组织特务武装，继续与共产党对抗。官至军统局东北特种技术组少将组长。这家伙最后被俘和余乐醒等中共高级叛徒单独关押，连功德林都没进去。出卖同志，是叛徒，很奇怪1975年他被特赦。
1942年1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于一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使其工作难以开展。“洛八办”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中央答复坚持斗争。1月底，“洛八办”自行决定撤退。1月30日，“洛八办”处长袁晓轩去一战区司令部领返延安的护照时被扣留，叛变革命。1月31日下午，暗中叛变的袁晓轩召开会议，宣传撤退计划。当晚，袁蒙蔽其妻和警卫员到与特务约定地点会面。2月1日晨，译电员等6人由魏凤楼支队驻洛通讯处主任白树屏护送，按袁指定路线，由城内前往黄河渡口行至孟津县海资村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除1人逃离，其余5人被捕。袁的叛变出卖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袁晓轩不但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还出卖了在河南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嵇文甫及张丽寰等八十多位地下党员。结果,袁在军统局得到的最高官职,只是一个上校组长。 1949年被捕,197 5年作为国民党将校特赦.
关于中共河南党的大撤退：追溯和探讨
郭 青 苔
目 录
主要参考文献
一．追溯与探究
（一）关于“河南党大撤退”的原因的几种主要说法
（二）河南党大撤退的经过
（三）关于中央截获“敌人的电报”的内容
二．反思与讨论
（一）对不同回忆材料的可信度分析
（二）大猜想：谁是“大内奸”（或者谁是“假情报”的始作俑者）？
（三）“河南党大撤退”行动在组织指挥上的若干疏漏
（四）“紧急撤退”为什么会蜕变成“马拉松”式的撤退？
（五）绕不开的领袖人物——陈云同志
（六）笔者对河南党大撤退行动的质疑
（七）对河南党大撤退决策的历史背景的探讨(对大撤退决策心理的探究)
后记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河南党史（上卷）》第472页—第475页，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主编侯志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1第一版。简称《河南党史》
2.《河南国统区的撤干工作》 2011年05月23日，来源:大河网。
3.灵宝党史地情网：《第五章 第一节 撤退党员干部》，党史地情数据库> 数据库> 党史资料> 党史一卷>，2011-09-20
4.王志杰：《我们是怎样组织干部撤退的》，载《党史资料通讯》第10期第11-12页，中共洛阳市委党史办编 1983年6月。简称《王志杰文》
5.苗树棠：《一次特殊的使命》，载《党史资料通讯》第10期第13-19页
中共洛阳市委党史办编 1983年6月。简称《苗树棠文1》
6.苗树棠：《特殊的使命》，1981年11月25日初稿 1988年4月10日修改于淮南，灵宝党史地情网网络文章 2011-09-24。简称《苗树棠文2》
7.郭晓棠：《思想自传(下卷)》 第29页-第32页 1943.5.20 ，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简称《郭文1》。
8.郭晓棠：《1936—1941年我在豫西工作活动情况汇报》1967.9.6，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二）》。简称《郭文2》
9.郭晓棠 ：《关于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工作的情况》1967.9.28，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四）》。简称《郭文3》
10.郭晓棠：《自传》1969年2月25日。简称《郭文4》
11.郭晓棠:《关于河南党干部转移地区、精干隐蔽工作的检查情况》1967.9.27，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三）》。简称《郭文5》
12.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5）》， 网络文章 杨奎松个人网站。 简称《杨奎松文（1）》——《杨奎松文（5）》
13.卢毅：《延安锄奸：国民党特务渗透 中共加紧防范》，2011-03-2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简称《卢毅文》:《军统少将袁晓轩》,2008-10-20,网络文章。简称《袁晓轩材料》
14.开原历史文化窗口
15.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网络文章，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员名言100句。简称《陈云名言》
16.齐欣：《给陈云同志的一封信》， 1984.9.22。
一.追溯与探究
中共河南党史所称“国统区党组织紧急撤退干部”(俗称“河南党大撤退”或“河南党总撤退” ）的事件发生在1941年春至1943年春之间。对这一重大事件《中共河南党史（上卷）》、不少当事人和党史工作者，在不同时期与场合有不尽相同的记述、回忆和评说，总体上是肯定和颂扬的。
（一）关于“河南党大撤退”的原因，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着重强调“皖南事变”后大环境的严峻和局势的紧迫，而对导致“大撤退”的直接原因则语焉不详。
例如《河南党史》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其统治区内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獗，采取各种阴险手段进行大逮捕、大破坏，妄图彻底摧毁河南党组织。在这股反共逆流中，各地党组织和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的共产党员随时有被破坏被杀害的危险。党内个别不坚定分子，叛变投靠国民党，充当特务，也对河南党组织造成很大威胁。
1941年2月，中共中央依据有关情报，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党员干部。”
这种说法的缺点是过于概念化和笼统化（一般化），同时它无视（忽略）了皖南事变以前（1940.8--1940.12）,在豫的中共河南省委领导集体（刘子久、郭晓棠、张维桢、张旺午等）,已经积极有效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精干隐蔽、转移调动”的方针[《郭文5》],夸大了河南党组织遭遇破坏的危险性。而对引发“大撤退”的直接原因（主要根据），则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编纂者使用这种表述语言难免使人感觉，是不是要对“有关情报”的真相作“秘而不宣”的处理？
第二种说法：决定“大撤退”的主要根据是党中央截获了“敌人一份情报”，认为河南各级党组织“均已暴露”。
例如《王志杰文》称：“一九四一年元旦过后，一天，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危拱之、王吉仁（当时王吉仁并不在延安——笔者注）同志谈话说：中央从西安截获敌人一份情报，河南党组织、豫西党组织及各地、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组织机构均已暴露。为了保存干部，避免发生意外，中央决定紧急撤退予南、予西区委以上的干部。”
这里，《王志杰文》未提及“情报”的具体内容及其真伪问题，而是对其采用完全肯定的语气来叙说大撤退原因的。这表明四十多年后，王仍没有对这个“情报”的真相进行认真审视和反思。由此可以推断，当年（1941年春）王是肯定这份情报的。这就难以理解了，当时许多干部（包括苗树棠等）都认为此情报不真实，为什么王却要维护这份情报呢？
现在河南许多党政宣传部门、报纸、杂志、网络等，对这一事件的宣传介绍材料，多数是从以上两种说法中衍生出来的。例如：
大河网：“1941年2月，鉴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河南国统区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作出了紧急撤退河南国统区干部的决定。”[大河网：《河南国统区的撤干工作》，2011年05月23日。]
三门峡外宣网：“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截获的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中共河南党组织的电报，决定撤退河南党员干部。”[《韬晦蓄锐待后时——记“皖南事变”后三门峡党组织紧急撤干》，2011年07月05日 三门峡外宣网。]
栾川党建网：“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阴谋对我河南地下党一网打尽，形势急剧恶化。因此，2月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纠正：这一方针是党中央于1940年5月4日提出来的。——笔者注），撒退河南地下党区级以上干部。” [新闻编辑杨明辉:《中共栾川县地下党组织撤干延安隐蔽组织》，栾川党建网：首页 >> 党史博览 >> 栾川党史 >> 正文。]
第三种说法：河南党大撤退的亲历者苗树棠在回忆中说：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晚,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中央组织部去...
中组部地方科干事薛光军同志的窑洞里....桌上...放着一份破译敌人的电报...从电文的口气一看便知是埋藏在河南党组织内的国民党奸细向其主子报告我豫西党组织详细情况的，发报人的身份像是潜伏于省委一级的内奸。但奇怪的是，电报上开列的豫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姓名没有一个是和实际对得上的；各县委都有“军事部”，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部门。我们几个同志传看着电报都没说话。就在这时中组部地方科王德同志来了，他要我们和实际情况对照一下，我们如实汇报了情况。最后王德和王志杰一同去陈云同志那里汇报.....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到中组部，陈云同志亲自和我们谈话后，把王志杰留下了。下午，我接到调令，当晚搬到中组部住。同去的还有王志杰...到中组部的第二天，王德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总的意思是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党组织已经暴露。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 [《苗树棠文1》]
《苗树棠文1》证实了党中央决定“河南党大撤退”的主要根据（直接原因）是截获了“敌人的电报”，同时，苗树棠对这个“电报”的真实性表示了很大怀疑。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对于这份中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第一时间接触它的在延安的河南党的领导干部，多数人是不认可的。他们看到“电报”后并没有惊讶或紧张，也没有感到事态的严重，而是感觉“奇怪”，所以他们“传看着电报都没说话”。之后平静地向中组部王德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这些细节证明了该情报的内容是很不靠谱的。
2.王志杰两次向陈云同志的汇报谈话，或许是“河南党大撤退”付诸实施的关键一环。
3.这个“大内奸”究竟是谁？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没有落实。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多次党内清洗运动后，仍无下文。人们对当年的判断应该怎样看？
第四种说法：下面一段文字对“河南党大撤退”原因的表述颇多错误与自相矛盾之处,但它点出了那份“情报”真伪的问题。
“皖南事变”不久，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暗地叛变。袁晓轩的叛变，给中共河南党组织特别是豫西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此处有误，袁晓轩叛变不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而是在1942年1月30日。——笔者注）2月20日，中共中央截获并破译了一份国民党的电报，内容是关于中共河南各县党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负责人名单。当日晚，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中共七大会议代表王志杰、邵文杰、郭晓棠（此处有误，应为苗树棠。——笔者注）等人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甄别这份电报内容的真实情况。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虽然电报开列的机构与负责人名单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但也说明河南的中共党组织已经暴露。王志杰和中组部地方科科长王德连夜将情况报告给陈云。次日上午，陈云召见王志杰等人谈话；下午，王志杰等人移住中组部。23日（或有误，按苗树棠回忆是22日。——笔者注），王德向王志杰等人传达了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灵宝党史地情网：《第五章 第一节 撤退党员干部》，党史地情数据库> 数据库> 党史资料> 党史一卷>，2011-09-20]
这种说法有两点值得注意：1.认为袁晓轩是出卖河南党组织的“大内奸”，但是它错把袁晓轩被捕叛变的时间提前了一年。2.王志杰等人在中组部对“截获的电报”内容进行甄别后，发现电报内容“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应该说很不靠谱。——笔者注），但仍然认定“河南的中共党组织已经暴露”，这样的判断不符合正常的认知逻辑，是说不通的。此外，按照这份材料的叙述，根据“国民党的电报”首先作出“河南党组织已经暴露”这一判断的人，应是王志杰（或者还有王德）同志。为什么王会作出这样明显不合理的判断？令人费解。
第五种说法：认为中央截获国民党的“电报”同余致和的被捕叛变，这两件事是党中央“决定紧急撤退干部”的理由。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截获并破译了一份国民党关于中共河南省党组织情况的电报，其中，豫西5个地委及所属各县负责人，尤其是偃师、洛阳、伊川三县，情况最为详细，同时根据携带中共河南省委七份机密文件的伊川县交通员余致（应为余致和——笔者注）被敌人逮捕的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找王志杰、苗树棠、邵文杰、杜征远谈话，指示说：中央为保存干部，避免发生意外，决定紧急撤退干部，豫西区以上干部立即进行撤退。” [《抗战时期偃师党组织的整顿和干部的隐蔽与撤退》，2011年02月28日 网络文章 来源：偃师民声]
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请注意：1.这一说法没有把截获国民党的“电报”同余致和的被捕叛变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事件，但是都与河南党有关联。然而根据这个说法，余不应当是向国民党出卖“情报”的“大内奸”，“大内奸”应该另有其人。2.关于余致和的基本情况：这里说他是“伊川县交通员”，“携带”了“省委七份机密文件”，这一信息的来源需要核实。据郭晓棠提供的材料，余致和是省委“交通科长，曾任南召县委书记”[《郭文2》],郭写道:“省委交通负责人余致和在洛阳遇到特务人员（南阳同乡熟人）而被捕”[《郭文4》],“他把特务带到他的住家处。被捕情形，是他家人传出来的。后来把他送到西安劳动营。余被捕，供出‘工会’开办训练班的事，而受到破坏，听说有两人被捕。”[《郭文2》]除此之外，党组织未发现余被捕后，是否还出卖了其他与河南党有关的机密。
第六种说法：是郭晓棠对“大撤退”原因的理解。
“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紧张，前方军事冲突，后方政治摩擦。中央估计在国民党统治区可能发生大批逮捕事件，为了防止党组织的被破坏，执行精干隐蔽方针已经不够了，必须执行坚决撤退干部的方针。”[《郭文3》]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敌、我隐蔽斗争，极为激烈复杂......这时中央估计在国民党区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危险，遂有总撤退的决定，采取了“散”的方针，取得了“保”的目的。以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郭文4》81页]
这是郭晓棠对党中央关于河南党大撤退决定的认识和理解。笔者以为，其中不排除或许郭有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而说服自己的成分。
（二）河南党大撤退的经过
不同材料在这方面的区别（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执行“大撤退命令”的前期工作（即第一批干部撤退经过）的记述上，有些材料对撤退过程的一些重要环节（或情节）进行了明显的裁剪和编造。
第一种说法：是王志杰1982年的回忆，他说:
“撤退工作，主要由我和危拱之负责。我们到陕西省委驻地关中照金镇，建立联络站，负责撤退的联系工作；危拱之留延安，负责撤回人员的接待工作。.... “苗树棠去予西，先抵灵宝，找到苗化铭、赵志平，传达了中央指示后，该地委立即决定撤退。苗化铭先走，赵志平....到达陕北。
“苗到新安向申志远、赵天锡传达中央指示后，新安、洛宁、宜阳、渑池的干部也相继顺利撤回陕北。
“最后苗到伊川找到王景岐。通过王找到省委留在豫西坚持工作的负责人郭晓棠。但郭不信任苗树棠，让王景岐扣住他。同时违反中央关于“公秘分家”不准利用“洛办”电台的指示，通过“洛办”电台给中央发了电报。内容是：中央是否派人来，带了什么任务等。中央没有回电，通过陕西省委的电台，转告我们说：郭不信任去人，再派人通知。如再不撤退，要受纪律处分。(大意是定这样)。
“我们接到中央指示后，即研究决定：派苗化铭回豫西找郭晓棠。因苗化铭利用社会关系已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行动比较方便。他同王景岐、郭晓棠又都很熟。征得中央同意后，苗化铭大约在六七月间，见到了郭晓棠。（苗、郭实际上并未见面——笔者注）郭主要是对当时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苗再次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退的指示，他马上布置洛阳、登封、伊川、偃师、巩县一带的干部撤退。王大勇（应为苗树棠——笔者注）护送郭本人撤退。同时还派付希晨通知郑密地区的干部立即撤退。......”[《王志杰文》]
请注意,这里，王志杰同志所讲的豫西干部“大撤退”的过程有严重的失真；王志杰在整个“大撤退”过程中，一直呆在陕西省照金镇负责联系指挥事宜，远离豫西地区，对豫西干部撤退的具体情况未曾亲身经历，他了解的消息主要来自苗树棠的汇报，有失全面客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这次回忆谈话中讲了不少主观臆测的、甚至是曲解编造的东西，他这些针对郭晓棠的指责有悖于客观公正。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3年以后、在河南省委为他平反昭雪四年以后，再次遭遇人为的抹黑，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
第二种说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苗树棠在回忆文章[《特殊的使命》]中描述的，对苗的说法可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步:苗树棠先到灵宝传达中央决定。送走苗化铭。
苗树棠回豫西先到灵陕地区，他写道：
“我向苗化铭和狄俊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对我的到来没有丝毫怀疑，而且完全执行我的决定。”
之后“...我就去卢氏县找地委另一位负责人赵致平同志。.... 我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退干部的决定，让他先作准备工作，等我见了郭晓棠再行动。”
苗树棠先前安排苗化铭“到西安去取一笔撤退用的经费”，因故未成，待苗化铭返回灵宝后，苗树棠让其化装成一个商人，按苗树棠告诉的路线进入边区。
第二步：苗树棠住在新安县克昌村等候消息。苗写道：
“送走苗化铭，还未接到郭晓棠来信，我就按原定计划...到了新安县克昌村。那里是邵文杰同志的家，王志杰同志的爱人....住在他家的东小院里单独生活。”
“在这期间我按事先规定的办法向王志杰同志写了一份汇报。”
第三步：苗寻找郭晓棠遇到曲折。郭、苗会见，对“假情报”进行讨论，研究处理意见。
苗写道： “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通过王景琦能找到郭晓棠，我便去伊川县。”...
“王志杰和我曾经认为由我通过王景琦找到郭晓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乎意外！王景琦不承认他有党的关系。我只有走，他又不让我走，热情地接待我住下...从此开始了他观察我，我观察他的一段奇妙经历。”
王景琦对苗树棠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威胁考验,最终确认了苗的真实身份。对此苗树棠写道：
“他向我作了解释，因为我不是通过正常手续来的，怀疑我系敌人所派，为了辨别真伪，故设计此一事件来考验。后来，和郭晓棠见面时他也作如此解释。”
“王景琦还要我写一份报告说明去延安和离开延安的经过。我当夜写了....”
“4月22日...郭晓棠接见了我，我向他作了详细传达。”
郭听了传达后，苗写道：郭“断言情报是假的”，“不需要撤退” 就是当然的逻辑。
在情报真假问题上郭、苗看法一致。于是郭“主张通过洛办电台”向中央报告请示，苗提出中央规定“不准经过洛办”，但苗又“提不出别的办法”。郭解释说：“...省委和中央的来往电报不经过洛办负责人...不致泄密。”同时郭提出给中央的电报“措词可以含蓄些”，使外人“猜不透其中内容”。于是苗“被说服了”，但苗不同意共同署名，只好“用郭一人的名义向中央打电报”。
第四步：苗等待中央回电,苗化铭带来“中央新的指示”。
和郭晓棠会见后，苗树棠回新安县克昌村王志杰爱人处等侯。郭与苗的联系“由省委交通员传递”。苗写道：
“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中央回电，我很着急。
“苗化铭突然来了....他带来了中央新的指示。中央接到了郭晓棠的电报，当然不能用电报答复，只有再派专人，他就是这样来的。
“苗化铭所传达中央新的指示是非常坚决而严厉的.....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很显然认为大内奸在洛阳办事处。....据我所知洛办负责人不兼任地方党内的职务....若是大内奸在洛办，地方党的干部队伍他不会全了解，他向敌人的汇报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若是如此，党组织就还没有完全暴露，干部们暂时还没被捕的危险....”
第五步:大撤退行动开始。
苗写道：“我和苗化铭商量决定...一、洛宁地委、灵陕地委立即撤退，而不通知郭晓棠。...二、由我再到伊川找郭晓棠传达中央新指示，并要他立即执行撤退洛阳以东三个地委。” ...“我就写了一封信由他（指王大勇——笔者注）带给郭。待我从宜阳找赵群一回来，王大勇送来了郭的回信，表示将按中央新的指示办理，并要我负责洛宁、灵陕两个地委布置工作，由他自己负责布置洛阳以东三个地委的撤退工作。”
这时大概是5月底或6月初了...从这时起，才真正开始全面进行撤退工作。一个多月的“曲折”过去了。这曲折的发生当然有我的责任，但也不尽是我的责任。
应该指出，苗树棠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较多地采用了文学创作的手法，他对河南党大撤退前期工作的真实过程，进行了人为的裁剪、删改和编写，特别是该文在涉及到苗本人的失误和疏漏的一些重要环节和情节上，有明显的失真、遗漏和隐瞒。因此，虽然苗的文章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远不是一篇关于豫西地区党组织大撤退的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记录。苗把回忆文章写的生动曲折、情文并茂，但使用这种有自卖自夸之嫌的写作方式，却展现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这不仅误导了读者，也降低了苗文自身的史料价值。目前在河南（特别是豫西）各地党史宣传教育中，涉及到“河南党大撤退”的材料，有不少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如灵宝县），它们多与苗树棠的回忆文章有关。
这里需要注意：1.苗树棠对郭晓棠和对其他党员干部传达的内容有区别：苗对郭“作了详细传达”，而对苗化铭、狄俊民和赵致平等人，苗只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退干部的决定”，没有传达关于“截获敌人的情报、河南党出了大内奸、党组织已经暴露”的信息。在此情况下，他以苗、狄、赵的上级领导和中央指示传达人的双重身份布置任务下达命令自然能够畅行无阻。为此苗无不得意地写道：“他们对我的到来没有丝毫怀疑，而且完全执行我的决定”。笔者的这个推断在苗化铭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苗化铭写道：“1941年3月....政治交通员苗树棠同志找我传达....要我布置让灵宝县委成员撤往陕北的工作。”[苗化铭:《崤函星火记》,1982年4月15日,灵宝党史地情网网络文章 2011-09-24。]但在苗化铭的文章中，却没有提到“敌人的情报”、“河南党大内奸”等消息。
2.苗树棠在回忆中写道，郭等“怀疑我系敌人所派”，但他却遮掩了自己被“怀疑”的主要缘由。其实是苗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在他去见王景琦时，先编造了一套自己是“从西安劳动营出来”的假话，结果他是“弄巧成拙了”。（郭晓棠语，见《郭文3》）
第三种说法：见于郭晓棠1943年5月20日呈送党中央的《思想自传(下卷)》（即《郭文1》）中的汇报内容，郭的说法大致如下：
1.郭为什么会怀疑、考验苗树棠，以致推迟了会见时间，耽搁了撤退工作？就此郭向党中央作了以下汇报：
（1）“我没有接到中央的通知，事先也没有规定接头的办法，所以开始我不愿意见他。” （2）苗“随便给我写信...约我见面时间和地址，而信的写法，一看就知道‘话里有话’，...而我接到转来的信是被拆开了的，因此我不能亲自去赴约；就派交通去探听他的消息（按照他规定的时间和地址去了）他又不遵守约定而离开了；” （3）“...他为了掩护自己起见，他说他是从西安劳动营回来的，我以为他曾在西安被捕了，所以我更不能立即亲自接见他。” （4）“他为了要见我，...见了党员和干部，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说话：‘我是中央派来的，负有重要使命，省委郭晓棠住在什么地方，请马上告诉我，或转达意见。’（有几个人给我转达了意见）” （5）“最后，他到我住的区域一个公开职业的普通党员那里，说：‘省委郭晓棠在你们这里住，请你给转封信’，而那个党员...根本不知我是何许人，这一下又把我和省委机关暴露了，而信还是无法转到的，因为那个党员不知道，必须经过地委负责人才能转达信件；而地委负责人又因为出去工作，得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来，因此延迟下来，他非常不高兴。而这时我不知道他在我住的区域已停留多天了。”
鉴于以上情形，郭写道：“试想在皖南事变后那样严重环境下的秘密党，在执行精干隐蔽政策下的秘密党的负责人，对于苗树棠同志这一串的行动，应当不应当提防他，怀疑他呢？”所以，“在我未和他见面之前（写信约定和他见面），我令转达信件的同志，曾给他一下武力的威胁和试验，这虽然对不起，吓了他一跳，却证明了他没有什么，也不是从劳动营出来的，这样我才放心和他见了面，赔了个‘不是’！”
尽管郭对苗的怀疑与考验（这体现了郭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与防范意识）有不得已的原因，但郭还是多次作过自我检讨，他在《郭文1》中写道：“1941年3、4月间，中央派苗树堂同志回河南传达撤退命令并协助撤退工作。因为事先省委和中央没有规定关系，而这次事情又是临时紧急处理，我对这件事又没有深远的周密的考虑，以致撤退工作迟延了一些时日，发生了一些错误。这些过去都在组织部召集的省委会议（王德同志参加了）上检讨过。”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①苗树棠编造自己“是从西安劳动营回来”的假话，这是郭不能及早接见他的主要原因。对此郭写道：“当时小苗不知道我的秘密地址，他先到伊川五区区长王景琦（他们过去在一起工作过）那里住下，找王转关系。因为他不了解王景琦当时的政治态度，小苗编造自己从边区出来，在西安被捕，从劳动营逃出来找豫西党的，要求王给他转消息。当时凡从劳动营出来，一律不接组织关系，这是中央指示的。王景琦将小苗的情形，报告给伊川县委，伊川县委又报告给洛阳地委，地委书记付希晨再报告给我。我考虑暂时不能见他。” 郭同时又写道：“我知道...应尽快见他才对。可是另一方面，他说是从西安劳动营逃出来的，在未弄清楚其真相之前，不应该同他见面。我与地委书记付希晨研究结果，要对小苗考验一下，看他是否真的叛变自首了。”[《郭文3》] ②苗为了见郭，想了多种办法，找了不少党员和干部，但其说话高调，行事张杨，作风不谨慎，这同地下党的工作纪律是相悖的。③苗于情急之中对一个普通党员说“省委郭晓棠在你们这里住，请你给转封信”，这一举动不仅“信还是无法转到”,延误了时间，而且还把省委领导和省委机关暴露了。尽管幸运的是，这一秘密没有被国民党顽固派侦获，但在当时国共关系极其复杂危险的环境中，将此重要机密泄漏给不应该知道的人，很可能给省委领导机关带来巨大危险。
2.郭、苗商量对“假情报”的处理意见。
（1）郭的处理意见是：“电请中央变通办理（即撤退一部分暴露的，能隐蔽的到暑假期再撤），待中央复电到了，再具体决定。” 郭的理由有二：①“情报是假的”；②“几个月来，河南党执行精干隐蔽政策，干部转移调动...工作刚布置完毕，觉得不大要紧。” 同时郭也作出了随时撤退的安排，他指示：“未接中央复电前，通知各干部先做准备...撤退工作。”
（2）关于中央要求“与洛办断绝关系” 的命令，由于没有别的办法，郭、苗商量结果还是利用洛办电台给中央发电报请示，从而“违背了中央的命令”，犯了错误。不过郭写道：“为了避免泄露撤退工作的秘密...我们发的电文，根本没有谈及撤退工作的事：只是一，请求中央证明苗树棠同志的关系不错，这是我的责任问题。二，请示中央可否依据实情，变通处理。”
至于电文的内容，在《郭文2》中有如下记述：“小苗传达了中央指示，撤退工作不要通知洛办。...我同他商量的电报稿，洛办是看不懂的。请示中央的电文，大意是：小苗所谈情况不符合事实，是否可以通融，灵活办理。很快就接到中央回电，大意是：坚决执行命令，不要犹豫。...去电回电都经洛办，这是省委最后一次利用洛办电台同中央联系。....我接到中央回电后，就坚决执行命令。....”
在《郭文3》中的记述是：“我同小苗研究了这个情报和指示以后，由于和实际情况不符，我提出向中央请示一下，是否可以灵活处理，即不一定全部撤退，应撤者撤退，能留者留下，坚持工作，等待时机。小苗开始不同意通过洛办请示中央，可是要他回去请示又太费时间。考虑到中央不叫通知洛办是为了保密，我就起草了一个保密的电报稿子，任何人看了也不懂得。原文如下：小苗来，所谈情况，与实际不符，我们是否可以灵活通融办理，请速电示。我们研究了以后，小苗最后也同意请示了。就由内交王大勇送洛办电台发给中央组织部。很快就接到回电，大意是坚决执行指示，不要犹豫。这样我才下了决心，立即布置撤退干部的工作。”
3.郭接到中央回电后，“大撤退”立即启动，不料却因“王志杰来信”戛然而止；因为等候新的通知，大撤退行动拖延下来。
郭在汇报中说：“后来得到中央回电了，证明了苗树棠同志的关系，并令我不要犹豫，坚决执行。这时我就派交通通知苗树棠，马上撤退各地干部。不料交通与苗树棠见面时苗说：王志杰同志已有来信...说现在边界紧急，不易通过，暂时停止撤退，这样撤退工作又拖延下来了。只好等着新的通知后再动员撤退来延。”
4.苗化铭带来新通知，“大撤退”再次启动。
郭写道：“中央和省委方面等着干部不来，大为着急，就派苗化铭同志出去催促，我们得到新通知后，知道边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就把大批干部撤退进来。见了王志杰同志后，他才解释他给苗树棠同志的信，意思是不让家眷来，不是不让干部来，原来是苗把他的意思弄错了，这样也就延长了撤退工作的时间。后来王志杰同志告诉我，原来决定苗树棠同志见我之后，限两星期内命我进边区来，撤退工作由苗树棠同志在地方进行；而这样紧急的命令，苗树棠并没有告诉我。直到临起身的那一天，他才想起告诉我这样一件重要的命令。我当下就责备了他一顿，他也承认自己疏忽了”
上述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很重要：①郭晓棠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报后，收到了中央的复电。他写道：“后来得到中央回电了，证明了苗树棠同志的关系，并令我不要犹豫，坚决执行。” 可是王志杰和苗树棠在其回忆文章中都断言“中央没有回电”，不过王、苗并无证据，只是主观的推测，因为在郭收到中央回电时他二人都不在场。②郭得到中央复电后，立即派交通通知苗树棠马上撤退干部，但苗却报告说：“王志杰同志已有来信...说现在边界紧急....暂时停止撤退”,这样只好等待有“新的通知后”再说。 由此导致延安与照金方面久等干部不来，遂对豫西地区执行撤退干部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和担忧，于是命苗化铭出边区去催促，并传达新的指示。事后，郭听王志杰解释才知道是苗树棠“把他的意思弄错了”，这才推迟了执行大撤退的时间。然而，面对造成党中央“大为着急”的这个主要原因，王、苗在其回忆文章中，却同时采取了隐瞒历史真相的作法，并将拖延大撤退行动的主要责任推到郭身上，这就不对了。③苗树棠同志又一个严重的疏忽是，忘记了向郭传达中央的一件重要命令：“限两星期内”命郭“进边区来”，而撤退工作“由苗树棠同志在地方进行”。可是，面对这一严重的疏漏，王、苗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又是只字未提。
关于这次干部大撤退行动，郭晓棠在给中央的汇报中再次作了检讨、检查了思想，承担了责任。郭写道：“我应该负的责任：一，即使情报是假的，也应当周密考虑中央这一命令的精神，从整个河南党所处的严重环境下来认识这一命令的正确性，而只从情报本身来看问题是犯了片面的、主观的毛病，因此也降低了自己在政治斗争上的警惕，何况当时有许多地方已经发生破坏事件呢？这是思想上认识上的问题。二，与洛办关系问题，是从前一个错误认识推演出来的，应属于组织原则与秘密工作方面的错误。”
不过从这段检讨中也可以看出，郭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外，对那个“情报”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放弃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三）关于中央截获“敌人的电报”的内容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党中央“从西安截获敌人一份情报”[《王志杰文》]，情报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假情报” ？
1.苗树棠的回忆与看法。
“从电报的口气上看，是埋藏在河南党组织内的国民党奸细向其上级报告了我豫西党组织的内部详细情况；...奇怪的是，只有省委郭晓棠和洛办秘书许立行实有其人外，电报上开列的豫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姓名没有一个能和实际对得上号。还有，所列各县委都有“军事部”，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部门。....
“那份电报有一段前言，然后是豫西（豫西南有3个县）廿几个县县委的机构和各机构的负责人姓名，共70余人....
“中央决定上说：‘河南党内出现大内奸，党组织完全暴露’这最关键的一句话，大内奸在哪里？是否有充分证据？或者怀疑对象是谁？党组织是否真的暴露？暴露到什么程度？中央决定是否仅仅根据那个情报？是否还有别的情报？如果仅仅根据那个情报说“出现大内奸，党组织完全暴露，是不能成立的。又如说此次工作不经过洛办，为什么？洛办出了什么问题？我在出发时对那个情报就不相信（我们在河南工作过的几个同志都不相信），对是否有大内奸也存在怀疑。可是这些想法和疑问没有勇气提出来，对中央决定处于不理解状态....”[《苗树棠文2》]
2.郭晓棠的回忆与看法。
“在情报里有七十多人的名字以及河南党的组织机构等。就这一情报的内容来说，无论人员或机构，绝大部分是虚构的。比如在省委领导下的：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先队、保卫局等等庞大组织与人员；而七十多个人名中，许多不像人名（很多奇怪名字），不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名字。其中约有十分之一（六、七人），可以说是真的，但名字、职务、活动、住地等，都不对头。比如说：省委宣传部长郭铨三（即郭晓棠，现住洛阳东车站车务处）。我任宣传部长不错，但我没有用过“郭铨三”这个“化名”，也没在东车站车务处住过，那里也没有社会关系。又如：苗化铭（即小苗，现住密县城内西街工作）。苗化铭（是老苗）、小苗（是苗树棠）是两个人，前者是洛办总务科长，后者1940年到延安来学习，不在密县。此外，如曲乃生早到延安了，姚淑明早被清洗了等，也都不完全确实。”[《郭文1》]
“小苗口头带来的情报是，中央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得来的关于豫西党（应该是河南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的名单，约有七十人之多。小苗记在脑子里，一一写了出来。我看了后，省委以下没有地委一级，只有中心县委和县委，另外，还有“共青团”、“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等抗战以前，内战时期的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形式早已不存在了。再看各级领导机关负责人和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名单，没有一个人是认识的，同我们党组织实际情况一对照，证明完全是编造的。因此，我肯定这是一个假情报。同时，我们已认真执行了中央精干隐蔽方针，大批干部转移地区不久，认为组织比较牢固可靠，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所以，我一时考虑，要不要全部撤退干部问题。”[《郭文3》]
在上述材料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一，这个“情报”的内容实在太离谱。可以说，该情报的内容与河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之间，符合率小于5%，至多可以说擦了点边，捕捉到一些影子而已。该“情报”竟然不知河南党组织有“地委一级”机构、反倒提供了我党在内战时期的各种“早已不存在”的组织形式，在它提供的河南党各级组织负责人名单中，90%以上的人姓名不对、不到10%的人姓名可以参考，但与他们相关的基本信息（如职务、活动、住址等）又混乱不堪，甚至连老苗小苗都分不清，对“早被清洗”的人也浑然不知等等。据此，郭断定：该情报“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这是一个假情报”。对这样一个质量低劣（近乎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对敌人没有实际价值）的所谓“情报”，是不该大为惊讶的。正如苗树棠在回忆中所言，他们看到“电报”后并没有惊讶或紧张，只是感觉“奇怪”，所以他们“传看着电报都没说话”，之后平静地向中组部王德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 但最终，党中央对该“情报”的反应大大出人意料，十分强烈，很快就下达了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并且在决定中使用极其严重的词语说：“党内出了大内奸、党组完全织暴露”，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紧急撤退”党员干部等等。这着实令人大惑不解，笔者以为，面对“情报”中胡编乱造的内容，无论怎样强调环境如何严峻、时局如何紧张，都难以使人相信，上述那些反应和举措会像一些人特别强调的那样“是完全正确的”。[《河南党史》] 第二，不仅郭、苗二人对“情报”表示了否定的看法，而且苗树棠说：“我们在河南工作过的几个同志都不相信”这个情报。[《苗树棠文2》] 第三，尽管苗等对那个情报并不相信，对中央的决定也一直怀疑、不理解，可是他们“这些想法和疑问”却“没有勇气提出来”，不敢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这样，讲真话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郭晓棠身上。而郭的光明磊落与襟怀坦白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二.反思与讨论
（一）对不同回忆材料的可信度分析
对《郭文1》、《郭文2》、《郭文3》等的可信度分析：1.关于豫西地区执行河南党大撤退命令的经过，郭晓棠于1941年夏秋到1942年年初之间，曾“在组织部召集的省委会议（王德同志参加了）上检讨过”[《郭文1》]。《郭文1》的写作时间是1943.5，距河南党大撤退工作结束仅两个多月，对事件的记述比较可靠，其可信度应高于后来书写的材料。2.《郭文1》写成上交时，涉及到的当事人都健在，还在一起学习和工作，有关部门对材料的内容随时可以方便地进行调查、求证或对质。3.郭的多份材料可以相互印证，二十多年间（从40年代到60年代），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交的有关河南党大撤退的材料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所以，郭的材料可信度较高。
笔者以为，类似《郭文1》这样原始的资料是弄清历史真相的主要依据。正如郭所说：“要了解1941——1943年河南省委撤退干部的情况，须到中央组织部查看当时省委的档案才行。单凭个人的记忆，是有限的，也是不太可靠的。” [《郭文3》]郭晓棠的这个看法，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待工作、对待历史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的证明。
对材料《王志杰文》、《苗树棠文1》、《苗树棠文2》的可信度分析：1.这些材料是在“河南党大撤退”四十年以后（1982年前后）写成的，记忆的可靠性较低；2.材料中涉及的主要当事人郭晓棠在文革中已被迫害致死，郭已无法为自己申辩；3王、苗二人的材料多有出入及矛盾的地方（如对“情报”的看法，对“撤干”经过的记述等）。所以，王、苗的材料可信度较低。
温家宝总理曾经感慨地说过：“现在有太多自夸自卖的回忆录，我并不喜欢读。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笔者深信，只有总理说的“真实的东西”才具有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才是对得起华夏子孙的东西。然而，王、苗的回忆文章却在若干重要的地方违背了这一理念。
（二）大猜想：谁是“大内奸”（或者谁是“假情报”的始作俑者）？
究竟谁是“河南党内的大内奸” ？尽管“河南党大撤退”行动已经过去71年了，人们对这个问题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没有明确答案。关于“大内奸”的猜想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猜想：“大内奸”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
这一猜想从苗树棠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苗写道“苗化铭所传达中央新的指示是非常坚决而严厉的，简直就是命令。其中主要内容有：...二、从接到传达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同洛办发生关系，违者立即开除党籍。”苗说：“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很显然认为大内奸在洛阳办事处。”[《苗树棠文2》]
根据中央的指示来猜想，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成了第一嫌疑人。
关于袁晓轩其人：袁，辽宁省开原县人，中共党员。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曾在林彪的115师任联络参谋，在八路军前总任参谋、二科科长，后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1942年春被毛人凤策反，叛变革命后任国民党军统上校、少将。[《袁晓轩材料》]
袁的叛变经过如下：“1942年1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于一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使其工作难以开展。“洛八办”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中央答复坚持斗争。1月底，“洛八办”自行决定撤退。1月30日，“洛八办”处长袁晓轩去一战区司令部领返延安的护照时被扣留，叛变革命。”[《袁晓轩材料》]
第二天（1942.1.31）袁晓轩一面召开洛办会议宣布撤退计划，一面秘密与特务会面。2月1日晨，洛办撤退人员“按袁指定路线....行至孟津县海资村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除1人逃离，其余5人被捕。” “2月3日袁晓轩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晓轩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 [《袁晓轩材料》]
上述材料证明袁晓轩叛变革命发生在1942年1月30日，2月3日袁自首后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组织的秘密。袁的叛变时间发生在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电报”大约一年之后，这从《卢毅文》中亦可得到证明：“...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
然而根据这些材料，认定袁晓轩就是“河南党内的大内奸”存在不少疑点，明显不合逻辑。
第一，1942年2月叛变投敌的袁晓轩，应该不会在1941年2月向国民党顽固派出卖河南党组织的机密；
第二，中央截获“敌人的电报”后，如果认定或怀疑袁是“大内奸”，则不好解释此后中共中央与袁之间的频繁联系，例如：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佰。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
1941年6月9日，毛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与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 《袁晓轩材料》]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左权：第1战区司令长官已易人，望令袁晓轩率洛阳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回总部。随后，该办事处撤销。”[《袁晓轩材料》]
这些电函证明，在河南党大撤退进行中，党中央仍然保持着与袁晓轩的联系和信任。袁晓轩在1942.1.30前还“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中央答复坚持斗争。” 退一步说，即便中央对袁有怀疑，但1942.1.13中央军委的电报至少也证明，中央还在极力争取袁晓轩，还未对其失望或放弃。而这些作法及态度同1941年2月党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使人不好理解。
第三，最关键的是所谓“敌人的情报”的内容太离谱，太荒唐。考虑到袁的身份和他与地方秘密党常接触的情况，这不大像（或不大可能）是袁向敌人提供的情报，因为这“情报”对“敌人”太没价值了。例如，据郭晓棠回忆，“1940年春夏之际....袁晓轩接任洛办处长（代替刘子久）”[《郭文2》]）的时侯，苗化铭正在洛办任总务科长（苗到1940年10月中旬调往灵宝县任灵陕县委书记时离开洛办），而且“他（指苗化铭——笔者注）与王吉仁（省委秘书长兼洛办秘书主任）在洛办工作时与处长袁晓轩关系恶化，袁常欺压他们，不愿在洛办工作，屡次要求调动工作。” [《郭文5》]，所以袁对苗化铭（老苗）应是比较熟悉的，而在“敌人的情报”里却把“老苗”和“小苗”混为一谈了，这不大可能是袁之所为；又如：袁与郭晓棠有较多工作接触，应该对郭有更多了解，但该“情报”除了供出郭的职务不错外，再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至于什么化名、住址等均系胡乱编造的。再如，郭晓棠写道：“刘子久回河南后（从1940年8—12月），一直住在洛办指导全省党的工作”，“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精干隐蔽的工作方针”，“在这期间，我来去洛办较多，协助书记工作。”[《郭文5》] 对于刘子久（刘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的情形同在洛办的袁晓轩不会毫不知情,然而那个“敌人的电报”却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刘子久的消息，反倒“供出了”“早到延安了”的曲乃生和“早被清洗了”的姚淑明，所以怀疑“是袁向敌人提供的情报”，不合情理，难以让人相信。
如果拿此“情报”和袁晓轩1942年2月叛变后向敌人出卖的情报相比较，更可看出中央截获的这个“情报”是个没有实际价值的“假情报”。有关资料显示：“袁晓轩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 80 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 [《袁晓轩材料》]而那个“敌人的情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河南党大撤退期间），并未对河南党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失，究其原因，皆因它是假的。难道可以设想，袁叛变前于1941年2月，叛变后于1942年2月，会分两次向敌人出卖了一假一真两个情报吗？那未免太荒诞离奇了吧！
第二个猜想：所谓“敌人的情报”是河南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手伪造的。
如果第一个猜想不合情理，也就是说袁不可能向敌人出卖一份“假情报”，那么谁会炮制这样一个情报呢？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联系到“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一度异常紧张、尖锐对立的背景，各地的反共顽固势力都蠢蠢欲动以求一逞。在这种形势下，河南国民党顽固派中一些人或出于应付差事之压力，或心怀邀功请赏之侥幸，虚构了这样一个“情报”来蒙混他们的上司，也未可知。或许也可能是，乘着“皖南事变”后形势对国民党顽固派极为有利的机会，河南一些反共顽固势力急匆匆跳出来，扯开嗓子大喊一声“抓共党啊！”（即伪造一个假情报，并有意将其泄露）,其用意是想进一步借机造势，吓唬吓唬人，想把河南的“共党”吓退、吓跑，最好能赶出河南。其实，制造假情报原本就是“情报战”中的一种常规手段，它可使敌方真伪不辨，自乱阵脚，就看谁会上当中招了。若果真如此，那事态的演变可让这些反共份子大喜过望了。当然，这只是个猜想并无实据。但是当第一个猜想难以被大家认同时，对于第二个猜想给予较高的关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中共真的会中招上当吗？笔者认为难以否认。为什么？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究，后文将会给出笔者的看法。
第三个猜想：是中共隐藏在敌特情报机构中的潜伏人员，向敌特机关提供的一份虚假情报。而中共领导层对此并不知情，将其截获、破译后，竟使自己人惊吓了自己人，并进而引发了河南党大撤退这样的大行动。这可是属于“中共自乱阵脚”猜想了，这可能吗？这个猜想够大胆，但是否近于荒唐呢？笔者本人极不愿意认可这一猜想，但需要得到有力的证据方能释怀。
笔者以为在上述三种猜想中，就现实可能性而言，第二种猜想的可能比较大，然而，这也需要证据。
【此外会不会是洛办的其他领导人？对此尚无可供研究的资料。】
（三）“河南党大撤退”行动在组织指挥上的若干疏漏
《河南党史》在总结河南党大撤退行动时，写道：“中共河南省委....在执行撤退干部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指示，事前制订周密计划，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布置得力的交通联络，领导亲临一线指挥，为河南党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经验。”不过，这应属编写者的溢美之词。实际上在执行撤退干部的前期工作中，组织指挥方面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疏漏，以致党中央“大为着急”。相关情形前文已经涉及。
1.中组部与省委负责撤退工作的同志，在派人到豫西接头和传达中央紧急决定的问题上，考虑的欠周密和严谨。
笔者以为，苗树棠同志不是合格的令人放心的人选，苗在灵陕地委工作过，这对执行任务是有利的一面，但他与郭晓棠互不熟悉、其言行张杨、毛糙的风格对执行任务又是不利的一面。而这一面在“皖南事变”后极其危险、敏感的敌我斗争环境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恰在这一点上有关领导考虑的不周。
《河南党史》中写道：“(6)派政治交通员立刻返豫，分别向省、地委负责人口头（不带组织介绍信）传达有关中央撤退指示...”
苗在回忆中也写道:“...不带党的组织关系，凭个人过去工作关系及威信取得当地党组织的信任（王德同志指出这是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措施）。”[《苗树棠文2》]
然而，这个“非常措施”（即“不带组织介绍信，仅凭口头传达”），是违反地下党秘密工作纪律的；如果接头双方熟识、了解，一般情况下问题还不大。但如果双方不熟识、不了解，又恰逢“皖南事变”后急剧恶化的敌我斗争环境，这个措施也可能带来新的麻烦或隐患。笔者认为，有关领导出于谨慎而决定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当然有道理，但对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应该有所预见；而撤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王志杰和执行人苗树棠则应研究好相应的应对预案，以防发生意外。但遗憾的是，王、苗对此几乎是不作为，以致在出现意外状况时未能及时补救。
苗回忆道：“王志杰和我曾经认为由我通过王景琦找到郭晓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苗树棠文2》]然而王、苗想的过于简单了，又加上苗自作聪明地编造了进过劳动营的谎言，这就使郭、苗二人在敌我斗争形势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二人既互不了解，苗又没有正常的组织手续，才拖延了二人会见的时间。
郭与苗接触少，互不了解的情形，郭在文革交代材料中提到过，他写道： “...关于苗树棠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他。听说他于1937年在开封入党...1938年到洛阳专署工作，受王志杰领导，...1940年春赴延安“七大”代表。1941年五月来豫西通知撤干工作。现在内蒙某煤炭公司副经理。我同他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也没有领导过他的工作。”[《郭文3》]
2.造成豫西地区干部大撤退行动拖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王志杰来信”。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苗树棠怎么就把王志杰的“意思弄错了”？真相究竟是什么？尚待深入研究。然而，这封信只是王、苗二人之间的通信，不知苗是否已将此信上交给省委存档，现在能否找到。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王、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都只字未提和这封信有关联的任何情况。
总之可以说，在豫西党组织撤退工作的前期阶段，河南省委在组织、计划、指挥等方面发生了若干重要的疏漏，是应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而不应片面地，一味地强调“歌颂”，强调过了头，就容易脱离历史的真相。
（四）“紧急撤退”为什么会蜕变成“马拉松”式的撤退？
1941年2月，中共中央依据“截获敌人的一份情报”，作出了“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总的意思是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党组织已经暴露。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 [《苗树棠文1》]
然而，党中央这个“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的“紧急决定”，在执行当中却逐渐演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撤退，完全违背了《紧急决定》原来强调的撤退行动要“紧急和迅速”的基本要求，这是怎么回事？
怎样才算是“紧急撤退” ？换句话说，中央要求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或基本完成“紧急撤干”的任务？既然中央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那就应对撤干工作的时间期限提出要求、作出规定。然而各种材料在记述“九条方针”时都没提及这一条（最多提到6条）。是中央没有提出撤干行动的期限要求？是大家都忘了？还是不便说？从中央决定看，根据当时的条件及环境（如交通情况，国共经常摩擦等），笔者以为，若能在二到三个月以内基本完成党员干部的撤退工作，还是符合“紧急撤干”的基本要求的，也就是说应在1941年5月底之前完成撤退工作，否则,就会违背党中央关于“紧急迅速”撤退干部的基本精神。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第一批撤退人员是在五个月以后（即1941年7月下旬）才抵达延安的，而其后的撤干工作更是逐渐蜕变成了“马拉松”式的“继续撤退”，几乎成为常规性的工作了，直到1943年春才正式结束全部撤退工作，历时约两年。[《郭文3》]这种“马拉松”式的撤退之所以能够相对从容、顺利的持续进行，除了执行者的有效工作外，主要原因是那个所谓的“情报内容”是虚构的，它并没有真正暴露和威胁到河南党的组织机构，同时环境的恶化程度也不像先前预见的那么严重与急迫。
对此笔者斗胆说几句评议（当然是一管之见）：当年“马拉松”式的撤退行动应当适时终止，因为当情况明朗以后，“紧急撤退”的理由已明显不充分（即脱离实际）了。相反，河南党组织应及早考虑恢复和坚持中原地区的反顽抗日斗争，一方面继续贯彻执行中央“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当全国军民都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河南党组织理应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有所作为。但遗憾的是，这个必要性不大的“继续撤退”工作一直坚持到了1943年春天。
（五）绕不开的领袖人物——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是笔者十分敬仰的领袖人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他是功勋卓著而过错较少的一个。他在中共河南党大撤退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各种材料中都有论及，例如：《河南党史》中写道：“此项工作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领导下，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省委统战部长王志杰具体负责。为做好撤退工作，陈云主持会议，研究了具体措施....”等等。
但是党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陈云、王志杰、危拱之以及王德等同志在研究讨论“敌人的电报”时，各自说了些什么话，持什么看法，应当有会议记录（档案）可查。
笔者以为在陈云与王，危，王德的交谈中，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王、危没有如实汇报河南党的真实情况，没有讲自己的真实看法；第二种可能是王、危如实汇报了河南党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但陈了解了实情后，仍坚信这个“假情报”。那一种可能大呢？从王志杰1982年的回忆中仍然坚持所谓“情报”的真实性、正确性看，几乎可以推断王、危当年（1941年）没有如实汇报河南党的真实情况，至少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地反映河南党的真实情况，从而误导了陈云同志。而陈云同志则负有轻信、失察之责任。笔者宁愿相信这是事情的真相，但显然事情没这么简单。
中央为什么会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洛办？根据什么怀疑袁晓轩？网络文章《军统少将袁晓轩》披露了袁晓轩自己的一段话，道出了中央怀疑袁晓轩的由来：“袁晓轩并声称：他于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并似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致袁晓轩．．．．”[《袁晓轩材料》] 如果卫立煌真的如袁晓轩所言，将袁企图投靠国民党的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那么，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1941年2月20日忽然截获“敌人的电报”后，很快联想到洛办袁晓轩曾有叛变的企图，从而产生高度紧张而严重的关切（笔者认为，这同时也大大降低和冲淡了陈云同志对“敌人情报”真伪问题的关注程度。）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这只是怀疑（尽管是严重怀疑），因为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袁是出卖河南党组织的“大内奸”，因此，陈云并未公开中央掌握的这一高层秘密，以致绝大多数参与河南党大撤退行动的当事人对中央的“紧急决定”感到神秘和不理解。然而导致最终产生“九条方针”的原因，除了中央掌握的袁晓轩曾有叛党投敌的意图之外，更要紧的恐怕还是和中央领导同志对“皖南事变”后国内形势变化趋势的认识与判断有密切的关联。
而在这种复杂、紧迫的环境当中，能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对党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也就成了检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否纯洁的试金石。
郭晓棠等人撤退到延安以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运动期间陈云同志曾经提出过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990年1月24日陈云同志将他题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赠送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并对这15个字作了详细解释。 “ 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个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名言》]
陈云同志这些关于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论述堪称经典，极其宝贵。但笔者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河南党大撤退行动的决策与指导上，包括陈云同志在内的有关领导在关键环节上却没能认真地实践这15个字的行动准则：不到两天时间，就赶忙作出了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85页 人民出版社 1966.12.印刷。] 毛主席的号召，表明他主张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人格。笔者认为，郭晓棠同志在河南党大撤退事件上的作为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号召的精神，这是应该肯定的。这里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党组织铁的纪律，一方面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独立人格，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应该兼顾协调好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偏废，这样才能确保党和革命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想要兼顾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有时难度很大，甚至会发生：如果你真像毛主席号召的那样，表达出自己独立思考的见解，往往就会为党内同志所不容！这种情况常常使人感到无奈。
1984年秋齐欣同志就王志杰同志在河南省党史资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摘要如下。
“陈云同志:
您好！关于1941年河南地下党撤退干部问题，在近来搜集座谈党史资料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回忆，没法解决。。特写此信请您老帮助澄清。
1941年春在你领导指示下，要王志杰....等至关中马栏具体布置这件事，派苗树棠同志出边区到河南向郭晓棠同志（当时是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传达中央指示和中央截获的国民党的一份情报（说是我党组织各级负责人名单）。几经曲折苗和郭才见了面。郭根据过去组织联系的办法，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为慎重起见，希望中央证实苗的关系，这是一；再则，苗向郭晓棠传达的国民党情报内容，据晓棠分析认为，敌人并未真正掌握我们的情况，全面撤退干部会影响党的工作，希望中央考虑“是否可以”变通办理。据1943年五月晓棠在延安审干时写的“自传”中记载，当时中央给他回电证明了苗树棠的身份，同时指示他：“坚决执行，不要犹豫”，他收到中央复电后，即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马上着手布置了撤退区以上干部的工作。当苗化铭出来时，晓棠同志已布置了撤退，并不是苗出来催促时郭才布置撤退的。
去年冬（或有误？——笔者注），河南省党史资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资料征集座谈会，会上王志杰同志的发言却与晓棠同志1943年自传中的记述完全不同（这个发言整理刊登在洛阳市委党史办编辑的《党史资料通讯》第10期第11页）。王同志说：郭晓棠对苗树棠不信任，不执行中央命令，并且违犯“公密分家”的纪律，通过洛办电台给中央发电报，中央没有回电。（大意是这样）他派苗化铭出来催促才撤。
分歧就是这样：中央接到过郭的请示电报和给郭晓棠同志回电没有？王志杰的发言与当时实际情况出入很大，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郭晓棠对抗中央指示。陈老当时直接领导指示这项工作的，希望您来澄清这些别人无法弄清的问题。晓棠同志被迫害致死十五年了，他不会为自己申诉了，我有责任请求组织帮助澄清。如果因为时间太久回忆不起来了，也希望陈老设法查查档案记载，不是也可把问题弄清吗？不多打搅，顺致
敬礼！
郭晓棠妻子 齐欣
1984.9.22 日”
齐欣在信中只提出了澄清中央回电的问题，没涉及其他方面。但是没听说陈云同志有过回信。或许他太忙无暇顾及？或许觉得此事已成过去，不必再费心计较？或许还感到这是一件不便较真的事，不想再涉入，这就不得而知了。
（六）笔者对河南党大撤退行动的质疑
这个质疑可以看成是笔者对于《河南党史》关于河南党大撤退的历史评价的商榷文本。
党中央作出河南党大撤退决策的基本依据和决策执行当中存在的一些硬伤及关联到的问题，是笔者对这一决策与行动进行质疑的根据。
第一，所谓“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至今众说纷纭,这个“大内奸”一直没有着落。
第二，说“河南党组织已暴露”缺乏根据。被截获“情报”的内容和流逝的时间都证明了，该情报内容与河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之间极不相符，只可以说擦了点边，捕捉到一些影子。
第三，“紧急撤退”的命令蜕变成“马拉松”式的撤退工作，说明了原来要通过“紧急迅速”的撤退行动来“保护干部”，“防止党组织被破坏”的想法，是建立在对截获“敌人情报”的误判和对当时形势变化趋势的过激预测之上的一种过度反应，这个反应的缺陷是“激进有余，稳健不足”。
第四，既然怀疑“大内奸”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为什么不说洛办出了大内奸，洛办应立即转移撤退，而要说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要立即撤退? 洛办与河南省委是公密分开的两个系统，这样张冠李戴，一面稳住洛办、一面叫河南党劳师动众是何道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洛办是党的公开组织系统，需要维持，但即便这样，采取撤换袁晓轩，另派干部来主持洛办工作，也是多种解决方案中较好的一种选择。
第五，质疑中央对袁的处理：党中央如果怀疑袁，为何不及时撤换他、处理他，不设法监督控制他？却命令河南党整体大撤退，这是不是损失更大？袁可能是两面派，想脚踩两只船，但当时充其量还是怀疑（或高度怀疑），还没掌握其叛变的确凿证据。党中央对袁的策略或许是又用又防？但显然对袁“防”的一面作的很不到位。中央应该从卫立煌“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开始，就对袁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控，并及早作出果断的处理，这样可以避免或减轻1942.2袁晓轩真的叛变后，给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损失。但遗憾的是，袁还是叛变得逞了。在“防（止袁晓轩）叛（变）”问题上中组部不能说没有责任。
第六，“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共产党组织普遍处于危险的环境当中，河南党的情况并不比其他省、区更加严重。但仅有河南党组织实施了党员干部大撤退。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年年都有，地方党的各级领导人被捕的事件也并不罕见，都是在事后经过重新整顿转入更加隐蔽的斗争。但是像这样在一省区范围内实行党组织的“总撤退”却从未有过，况且这还是根据一纸子虚乌有的“假情报”作出的决策。
第七，河南党大撤退对中原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有无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①大撤退造成了中原地区后方的抗日反顽斗争与前方（豫东、豫南）的抗日军事斗争的配合出现了脱节（空白）。②1944年春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我党对豫西、豫中等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未能及时跟上和展开，颇不得力，令中央着急，这与“河南党大撤退”事件不无关联。这一点令人关注。从1941年5月到1944年夏三年时间里，我党基本放弃了豫西、豫中、豫西南广泛区域的抗日反顽斗争的组织活动。中央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的第三条规定：“撤退之后，党组织停止活动，留下的党员可利用社会关系谋职，长期隐蔽，等待时机....”[《河南党史》]。1942年春中央又“明确规定，组织撤退后留在当地的党员停止组织活动和组织联系，言行要符合隐蔽的要求。”[《河南党史》] 在当年全国抗日战争艰苦相持的阶段，河南党组织撤离了自己的阵地，转移到了安全的后方（延安等地），这的确保护了我党的干部实力，但总体上看，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抵抗侵略、保卫家乡的民族责任？难道河南党不能在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蒋鼎文部）大溃退时，对进犯豫西等地的日寇展开游击性的攻击行动和发挥组织、保护民众的作用吗？
当年，郭晓棠同志以极认真负责又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央截获的“假情报”和关于撤退干部的指示，给中央拍发电报，提出灵活通融办理的请示。此事，郭在多份材料中都有记述，如：
“我们已认真执行了中央精干隐蔽方针，大批干部转移地区不久，认为组织比较牢固可靠，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所以，我一时考虑，要不要全部撤退干部问题。”[《郭文3》]
“我同小苗研究了这个情报和指示以后，由于和实际情况不符，我提出向中央请示一下，是否可以灵活处理，即不一定全部撤退，应撤者撤退，能留者留下，坚持工作，等待时机。”[《郭文3》]
“我当时考虑，如果根据上述的一件“假情报”就全部撤退，全省工作是否会受到损失，我一时犹豫不决，就电请中央重新考虑。”[《郭文4》]
郭请示中的想法从实际出发，是适当而机智的应对之策。如果中央批准了郭的请示，或应允作适当考虑，则后来随着河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的变化，将对我党在豫西、豫中等地区领导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或更为有利。但可惜的是，历史不存在如果。
1944年5月11日，中央在给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及太行、太岳、淮北、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中说：“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为敌后地区，而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河南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现在河南的党组织，与中央已断绝关系，中央无法派人前去指导。为此，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河南党史》第十二章 第517页] 笔者认为，从指示中不难体会到，当年中央对河南形势的变化感到情况不明、“鞭长莫及”的“为难心情”，遂令河南周围的中央局及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这表明“河南党大撤退”事件确给后来党在河南地区工作的开展留下了某种负面的影响。
总上，笔者对《河南党史》所作的“实践证明，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撤退河南党员干部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河南党史》第475页]的评价，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对这一“决定”应当重新审视，重新评价。
笔者认为，党史工作者应对历史事件进行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把真实留给后人，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子孙。
（七）对河南党大撤退决策的历史背景的探讨(对大撤退决策的心理探究)
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全党上下群情激愤、情感冲动，对形势估计偏激，左倾冒险主义（指积极准备和主张国共政治决裂并向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的情绪大增。在这种气氛包围下，当人们又忽然面临某些不良事件时，就容易失去冷静的头脑，容易做出过度的反应（反应失当），从而在客观上做出对党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来。郭晓棠曾写道：“....皖南事变就爆发了....，群情激昂，不可终日；八路军、新四军的班师通电，纷至沓来，河南大有成为内战地区之危险。洛办和地方党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突然到来之事变，党内党外，均引颈而望八路军、新四军之来临，以解救被压迫之人民。.....（当时政治局势，把握不定，受各方讨逆通电及华中局所给与的紧急任务的影响，实为主因。）”[《郭文1》]
在皖南事变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态度（情绪），对河南党大撤退决策有何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毛主席在皖南事变中一度表现的愤怒情绪和激烈反应，一段时间内的固执己见，以及他的崇高威望和强势（包含主观武断的）作风，对全党同志（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产生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了中央对河南党大撤退的决策。
杨奎松先生的文章《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5）》是迄今为止对“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研究最为深入的重要文献之一。为了对“河南党大撤退决策”进行心理探究，笔者不得不较多地摘录引用该文的有关论述。
根据杨奎松的研究，虽然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及其严重的事件，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 “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杨奎松文（1）》]
其实，当年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军队强硬派（何应钦、白崇禧等）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国民党军事高层“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但是“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杨奎松文（1）》]
“为此他不能不尽力限制作战形式和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杨奎松文（1）》]
皖南事变爆发后，“第三战区不断有捷报传来，重庆军事高层中许多人兴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进剿。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他深知国民党此时并无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对白崇禧扩大剿共范围的提议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见，而且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批评白称：‘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杨奎松文（2）》]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 蒋介石“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杨奎松文（2）》]
然而，对于蒋介石这种矛盾、犹豫的心理和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清楚。于是中共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表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杨奎松文（3）》]
“14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曾有电要求除苏北、山东部队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还特别提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杨奎松文（3）》]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情绪和态度，杨奎松先生写道：“....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会上，他痛斥项英....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的代表....接到周恩来电转述蒋已数令解围和要叶项放心东进电报，又得知孙科、冯玉祥力劝中共中央顾大局勿施报复的意见，他更加愤然，复电周、叶称：‘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杨奎松文（3）》]
“据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
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杨奎松文（3）》]
然而，毛泽东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一个根据既往经历的主观推测，并不是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因此，杨文写道：
“15日, 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杨奎松文（3）》]
这里，毛泽东采用了“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这样极其严重的说法，是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而这个推断（或提法）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来说，应该就是他迅速决定河南党大撤退的心理（或认识）依据。
“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一网打尽大捕共党，捕杀各办事处，因此我办事处必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杨奎松文（3）》]
“中共中央于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进一步得出结论称：一周以来的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杨奎松文（3）》]
“但是，莫斯科并不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1941年1月4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曾针对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在电报中提醒过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80]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计和态度并没有错，错的其实是莫斯科。....故一再向党内各领导人强烈地表示对莫斯科的不满。”[《杨奎松文（3）》]
“刚一得知新四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他（指毛泽东——笔者注）就愤然致电周恩来，要周质问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但苏联大使和武官都表示，对目前局势须有全局的观察和布置，尤其要从各方面探查，蒋介石是不是与日本有秘密联络，或有新的谈判。要判断蒋是否有意破裂，不仅要注意华中国民党军，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的动向。虽然必须积极加强军事准备，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81]但毛泽东仍坚持蒋就是蓄意破裂。”[《杨奎松文（3）》]
显然，来自苏联的意见是客观而全面的，但毛泽东听不进去，这时侯，他把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甚至也没想起“兼听则明”的古训，他仍旧坚持自己的判断：“23日政治局会后，毛泽东更是尖锐地批评苏联.....他明确地告诉周恩来：‘朋友们的意见是错误的，请对朋友们说，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 [《杨奎松文（3）》]
过了两天，毛再次反驳苏联的观点，并且态度十分强硬。“25日，看到周恩来转达的苏联大使等各方的意见，强调蒋并非真要破裂，认为延安的估计有些过激等，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杨奎松文（3）》]
但是日军突然大举进攻蒋介石军队的事实，动摇了毛对时局的判断。
“1月下旬，日本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的看法，....”[《杨奎松文（3）》]
“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2月5日发来电报，强调与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避免破裂[98]后，毛泽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过去对蒋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判断有误。他明确讲：‘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因此，他又开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以发挥，说明中共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杨奎松文（5）》]
就这样，毛泽东的看法不仅开始转变了，甚至还打算伶俐地上演一出华丽的转身。
1941年2月上中旬国共关系已由对抗再趋缓和，此时毛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杨奎松文（5）》]
“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3]....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杨奎松文（5）》]
笔者认为，毛泽东策略的转变，起到了中止党内左倾冒险倾向的作用。但是从上到下对错误倾向的认识还不深入、不到位。毛在上述指示中，表面看来两个方面都提到了，很全面，但由于没有指出二者的轻重、主次，而使党内干部还不能自觉地把握时局变化的主要趋势。
1941年3月14日国内危机基本渡过了，国共重新开始团结抗日。杨文写道：“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至4月26日，毛更明确指示周恩来说：可以向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 [《杨奎松文（5）》]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杨奎松文（5）》]
实际上，在河南党大撤退的行动中，不少人先后见到了我党提出的“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条要求大体上得到兑现的情形。例如苗树棠在回忆中写道：“到了封锁线上国民党的检查哨。哨所里走出来一个看来比普通士兵地位稍高些的“长官”，...并且和我们攀老乡，....我们也就和他以老乡相待表示亲热，我赶快掏出纸烟递给他，他说不会抽烟。这时我也就傻乎乎地向他要水喝。...他马上命令小兵去提一瓦罐凉水。...‘咱们是老乡，我可以放你们过去，就怕你们回来时麻烦，况且你们又都这么年青，抓兵又这么紧。’原来他在为我们担心。”[《苗树棠文2》]
郭晓棠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写道：“在我们撤干的两年中，出入边区，交通人员和来往干部，都没有发生被扣、被捕事情。整个延安，边区同外边的交通关系、贸易关系、商业来往，公开的、秘密的，多得很！还有和国民党军队做生意的，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所以我们化装小商贩、老百姓，出入边区没有啥大困难。可是把有些人吓住了，他们就是不敢走近边区，只怕敌人检查着了。”[《郭文3》]
事实证明，皖南事变之后，河南党员干部在大撤退行动中，大多数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没有发生被扣、被捕的事情”。因为在属于国统区的陕西大部与广大河南地区，并没有出现党中央特别担心过的那种“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的局面，即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内战局面。
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状态（情绪情感状态）对人的认知与决策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一个人失去了稳定、平和的正常心态（即处于愤怒、悲伤、过喜、恐惧、焦虑、紧张等心理应激反应状态）时,应该避免作出重大的决定，因为这时很容易犯错误。这时候，人的情绪中枢统治了大脑，理性思维遭到排斥难以发挥作用；就是说，这时候人的意识范围缩小，主观性膨胀，考虑问题偏激，自控能力下降，甚至一些平时看来的小事情都会被过分夸大，而成为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应激引起的心理反应，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积极的心理反应是指适度的皮层唤醒水平和情绪唤起；注意力集中；积极的思维和动机的调整。这种反应有利于机体对传入信息的正确认知评价、应对策略的抉择和应对能力的发挥。消极的心理反应是指过度的皮层唤醒水平（焦虑、紧张）；过份的情绪唤起（激动）或低落（抑郁）；认知能力降低；自我需求概念不清等。这类反应妨碍个体正确地评价现实情境、选择应对策略和正常应对能力的发挥。” [《心理应激》 互动百科 心理应激---应激反应， 网络文章]
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如果把“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陈云名言》]，过分地强调有片面（局部）证据支持的可能性（这属于小概率事件），不愿意“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陈云名言》]，轻视（或无视）有较全面证据支持的可能性（这属于大概率事件），就会误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可能在政治与军事路线上犯错误。笔者认为，应该承认毛主席在“皖南事变”中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平时的冷静与稳健，在激愤情绪之下，主观武断地过度强调了“小概率事件”，直至把“小概率事件”夸张成“大（甚至极大）概率事件”，从而对全党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幸运的是“莫斯科的态度...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的反攻计划。” [《杨奎松文（3）》]再加上日军的突然进攻，使毛泽东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和策略。
而河南党的大撤退，却恰好对应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俗语；更何况是刚刚被蛇咬过一口（“皖南事变”），就又见到了一条“井绳”（“假情报”）！于是紧接着又来了一个“过度的反应”。
后 记
笔者对中共党史颇感兴趣，但从未经历过严格的党史专业学习与研究训练。作为一个党史研究的门外汉，要对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横加评说，自己心里还觉得缺少底气；在学术水平、资料的掌握与运用、研究的方法等等方面，都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所以这篇文章，在笔者看来，只能算一篇征求意见的稿子。但愿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多多给予批评和指导，也盼望各位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相常常是扑朔迷离的，好像雾里看花；追寻事物的真相往往困难重重。然而，“人类社会对于真相总有一种执着的追求。追求真知、真相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良知、良心的自然反应。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石。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建立在真知、真相的基础之上，一切假恶丑的东西都建立在假相与欺骗的基础之上。”[郭青苔：《略议真、真相与真理》，网络文章]所以笔者不顾自己“门外汉”的资格，斗胆对“河南党大撤退事件”的秘密进行了探索、揭示与解读，希望对廓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对汲取珍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发挥一点积极的作用。
作者 2012-6-5
83年大逮捕南阳事件篇3:被官方掩盖的1942河南大饥荒：人吃人凶残至极
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但有些灾难好像被历史故意遗忘了。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颗粒无收，随后而来的便是饥荒和死亡。此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河南是中日双方都在争夺的战场。据官方数据，全省灾荒死亡人数约有300万。这个数字超过八年抗战士兵的死亡总数。
作家刘震云的家乡河南延津县是当时遭灾最严重的县之一，他在《温故1942》一书中记述了家乡亲人的惨烈遭遇，折射出河南大饥荒的悲凉一幕，小说由此也成为由冯小刚执导、即将上映的电影蓝本。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禁会问：产粮大省何至于会饿死这么多人？这场灾荒是突如其来的吗？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灾荒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又是怎样的？
“被灾荒”的河南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在河南境内先后发动了10多次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后退至黄河以南，豫北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为了阻挡日军西犯，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暂时阻止了日军西进，但给百姓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89万人丧生，黄河水退后形成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夏，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一直都是全国第一。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军粮马料，以及兵源补充，全靠在河南“就地取材”。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在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交粮纳赋之后，也谈不上任何储藏。熬到1942年，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又绝收，特大饥荒的爆发就势在难免。
许多史料都表明，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蝗灾毁掉了豫东的收成。这一年共有100多个县受灾，其中旱灾61县，雹灾47县，水灾29县，蝗灾6县，霜灾7县。饥荒的种子就是在那年开始种下的。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崩溃来临了。
当时，国民政府中的豫籍参政员们联名提出《河南军粮及征实负担过重，民不堪命，崩溃可虞，请政府速予减轻以维地方而利抗战》的报告，但恰恰是这一年，重庆政府鉴于货币贬值严重，要求田赋征实。这一年河南被田赋征实小麦108万担、征购305万担，分别占全部国统区征实、征购小麦的34%和36%，均为后方各省第一。
河南南阳的一家地方民营小报《前锋报》几乎是大饥荒最早的预见者，在1942年7月24日的社评《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中说：
七月流火，夏日炎炎，南风长啸，晴空万里，亢阳不雨，旱象已成……如此亢旱，再有十日不雨，秋收即完全绝望。兵连祸结，饥馑荐臻，影响抗战，实深且巨。
当时在重庆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也收到不少传教士来自河南的消息，他于1942年10月26日在《时代》周刊发出报道《十万火急大逃亡》：
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其原因为：1.日本人，他们在撤退前毁掉了地里的庄稼。2.上帝，他拒绝给麦田降雨。
封杀《大公报》，掩盖真相
1942年冬，重庆《大公报》的张高峰被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然而，进入河南之后，原本打算报道战争的他却被严酷的灾情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地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洛阳街头，“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骼挂图”。再向南行，只见“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最后就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张高峰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年轻的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奈，而激怒他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所见所闻令张高峰无比愤怒。1943年1月17日，他从河南叶县寄出了6000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他在文中尖锐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稿子发回重庆总部之后，谨慎的编辑害怕触怒了当局，遂将题目改成了《豫灾实录》，于2月1日刊发见报。
这天的报纸被抢购一空。次日，《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亲自撰写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质问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效率，更将催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
这篇通讯尤其是社论让蒋介石勃然大怒， 2月2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有关中原旱灾的一切报道均被“叫停”。
王芸生去找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交涉，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并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爱管闲事”的外国人
此事引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他们认为蒋介石的做法极其粗暴，不可理喻。而灾荒报道更深深刺激了外国记者的神经，白修德便是其中一位。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他曾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但1943年，却成为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他“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大公报》停刊事件数天后，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亲赴河南，探察实情。他们坐着手摇巡道车到洛阳。随后又坐卡车，再骑马前去郑州。两人到达郑州前的一个黄昏，天下起大雪。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眼前的情景让他们深感“震惊”：饿死在路旁和田野中的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有野狗在啃噬死人的尸体。在当地传教士陪同下，他们走访了许多村庄，从灾民的口中得知，“人吃人”已经不鲜见，问题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吃过活人。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中，有人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随时倒下；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震惊之余，白修德开始收集情况，统计数字，他把各村、县的情况汇总后，估算出受灾最重的40个县有300万～500万人饿死。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之严重才能挽救灾区无数人的生命。于是，白修德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写成了《等待收成》一文。他没有将该文发往重庆，因担心新闻检查被扣压，而是通过洛阳电报局直接发回美国纽约。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的报道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美国人士开始通过教会等机构向河南灾区提供救援。而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演说、筹集抗战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的全盘计划。宋美龄看到白修德的报道后如坐针毡，认为此文“有损中国形象”。她立即与《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通电话，要他马上召回“那个鲁莽的小记者”，并将其辞退。但这一要求遭到了卢斯的严词拒绝。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迫不及待想要面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但会见时，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着讲述”，一开始他对此矢口否认，白修德只好拿出了他们拍摄的野狗吃尸体的照片。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照片，“委员长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询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并对白修德表示感谢，说“您是比我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 20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
之后发生的事，让白修德彻底看透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发生了逆转：“我不想再见到蒋介石……我深信不疑的是，他不仅对我们无用，对他自己的人民也毫无用处。”
谁谋救济
蒋介石真的一直都不知道河南的灾情吗?
在1941年的国民政府参政会上，河南代表曾呼吁对河南减税和请求救济，但是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地方逃避征粮、以求赈济之举。
1942年8月，当时的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公推刘基炎、任劭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但是蒋不仅拒绝见他们，还禁止他们在重庆公开活动。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之外来报灾的豫人代表？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河南的征兵征粮一直为全国之冠，屡蒙嘉奖。虽有数十县报灾，但他为了向上邀功，有意拖延勘查，不肯据实向中央转报灾情。
其实，蒋介石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1942年8、9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他立即意识到危机，心急火燎地跑到西安王曲，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为250万石（并没有免掉，而且实际上，粮食部长徐堪把250万石改为了250万包。一石小麦约为140多斤，一包约为200斤），又命令立即征用所有运输工具，把陕西储粮迅速运往河南。蒋介石采取这些紧急措施，目的只有一个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
1942年10月，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本是遏止河南灾情蔓延的关键时刻。因为随着冬季的到来，灾民大量流亡，死亡率会急剧上升。然而，多方呼吁，并没有引起蒋介石政府对救灾的重视。
为了应对国际国内舆论，蒋介石派出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两人前往灾区视察。两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视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
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而截至彼时，河南已经饿死了近300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河南官方统计为1602人。
在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终于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救灾措施：中央政府拨给河南2亿元（1亿赈款，1亿贷款），同时强调军粮征收不能减免；从临近的陕西调拨赈灾粮至河南灾区，军队打开河南的一些军用粮库，政府在乡间设立粥站，赈济灾民；同时，各地的募捐款也陆续汇至河南灾区。
于是，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当省府大员到各县督征时，有的县长谈到百姓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服毒自杀情景时，不禁痛哭失声，跪地磕头，请求免征。
自古以来，灾区百姓通常是不纳粮的。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偏偏违背救灾的道理，原因便是军民交困时，他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军队不可一日无粮。由于河南的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几十万河南驻军的口粮，从外省调运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到1943年元月底，国民政府从河南共征收170万大包小麦。
那么2亿元赈灾款究竟有什么作用？当时平粜粮按最保守估计已涨到每斤10元，2亿元只能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多。而国民政府从河南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每大包200斤，共计3.4亿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可得110多斤。征粮数超出赈粮数若干倍。
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河南省军政不和，政府内部不和，相互间推卸责任，贪污舞弊也是导致灾情酷烈的原因。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到了省政府。而这点杯水车薪的钱，还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1943年麦子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
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驻扎河南期间，他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等职。大灾中，汤恩伯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经商走私，大发国难财，老百姓把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 (水、旱、蝗、汤)之一。
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的平庸无能，也是大灾越演越烈的原因。当时的河南，民间还蕴藏着很大的救灾力量。如果各县政府敢于负责，组织民众，劝借劝募，以富养贫，或者组织生产自救，都可以缓解灾情。而且，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就能看到生路。
在1943年春救灾紧要关头，南阳《前锋报》曾大胆提出“放斗余，贷公粮”，号召各县县长打开公仓，把往年余粮和麦收前吃不着的公粮拿出来贷给灾民，但大多数县长害怕放了粮收不回，宁肯眼看灾民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一位在灾区赈灾的传教士给白修德写信说：“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
白修德很清楚政府不管百姓死活的严重后果，他曾写道：“我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
一年后，白修德的判断得到了证实。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历时38天的战斗，日军5万兵力打垮了4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河南30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5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这是何等怪异的景象！
汤恩伯不仅不反省，反而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贴出标语，准备实行屠杀。他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
军队为什么不分出更多的粮食来赈灾呢？白修德在河南时，曾经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对此，白修德说：“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帮助日本人对付自己的中国军队。”
对此，有人并没有全面地看待日本人发放军粮的动机，其中是否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是否借以收买人心而达到侵略的目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今天来看70年前发生在河南的这场人类悲剧，追根溯源，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归于战争那场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战争。在这条逃荒路上，流落的不仅仅是数千万河南民众的挣扎与痛苦，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记忆。（来源：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