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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演变]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
编辑本段渊源
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0-60年代的冷战时期，由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由于它所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所以叫"和平演变". 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按照尼克松的解释，“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寻找一种办法越过、潜入和绕过铁幕”，在两制度之间进行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以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
编辑本段和平演变途径
从以往的实践来看，和平演变大致有以下几条途径：
第一个途径
是进行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渗透。美国在西欧设立两个专门对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这两个电台公开表示，其主要任务和目的是从全人类利益出发，通过向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传播国际以及苏联、东欧国家内发生的重大信息，介绍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及价值观念，促进苏联、东欧的言论自由和人权原则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权和民主原则、尊重言论自由，促进自由交流思想。
第二个途径
是分化瓦解，诱压兼施，煽动民族情绪，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且运用经济手段来诱压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西方条件，动辄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随时密切注视着东欧、苏联等国的内部动向，例如，当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以后，“美联社”“路透社”“自由欧洲电台”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兰宣布取缔团结工会之后，美国立即宣布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国合众社对1987年7月，美国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为波兰前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提供100万美元津贴的决定，使资助团结工会的行为从暗地里变为完全公开化。在波兰发生剧变的过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对波兰社会主义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对团结工会都给予巨大支持。从这里我们可看出，西方对社会主义实行“和平演变”战略是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编辑本段中苏分歧
“冷战”时期，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编辑本段毛泽东、邓小平看待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加紧对于我国的“和平演变”政策。马克思、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对防止“和平演变”保持着警惕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贯提醒全党要注意这一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90年代苏东的巨变，充分证明了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理论对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10月《高校我理论战线》一篇文章的观点，说明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系统理论。该文指出：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同时，毛泽东还在思考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防止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以致走向失败的问题。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到从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时就说过：“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他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告诫。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最先觉察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1959年11月，他讲到：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1964年1月，他公开揭露美帝国主义“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同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
毛泽东认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有可能得逞呢？他说：“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编辑本段毛泽东提出的几点重要思想
综述
为了避免发生这种历史性的悲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还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步阶段，毛泽东在指出应当以苏联为鉴戒、加强独立思考的同时，就指明了坚持十月革命原则的极端重要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样，他就把发展社会主义同坚持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原则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变”的警惕性、自觉地维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
防止党内、干部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存在，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
应当看到，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解决的。但是，如果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因此，毛泽东强调，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防止特权阶层贵族阶层的形成，我们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必须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这同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并且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为了防止自己脱离群众直至蜕化变质，除了应当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以外，还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些主张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鉴于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毛泽东说：“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深信，只要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地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而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就将最终地遭到彻底的破产。
编辑本段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先进性
历史表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先觉察到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并且号召共产党人同这种危险作斗争的领导人。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证明了他的有关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预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持和发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辑本段邓小平有关思想
邓小平在倡导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告诫人们：“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也联系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这个情况，强调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很明显，这些思想正是对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渊源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和平演变途径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中苏分歧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毛泽东、邓小平看待和平演变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毛泽东提出的几点重要思想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先进性
一：[和平演变]编辑本段邓小平有关思想
二：[和平演变]谣言与和平演变
引言：
本文说的不是时政，而是十七世纪末的英国。
依靠造谣诽谤在公众中间制造恐怖气氛，从而迫害弱势群体，实现自身政治上位，这事不仅纳粹德国做过，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也做过。辉格党的这一行为，还包含着更深的“和平演变”的图谋……
辉格党大V沙夫兹伯里伯爵靠着造谣传谣搞“和平演变”，甚至阴谋暗杀领导人，事败后逃到自由世界——荷兰。托利党趁机进行反攻倒算，两党斗争更上新台阶。
正文：
从1666年伦敦大火开始，英国出现了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渲染天主教威胁的活动，这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之后，欧洲整体走向宗教宽容与和解的历史趋势相悖。要知道，自从一百多年前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之后，英国的天主教在连续不断地打击之下早已式微，1605年失败的“火药阴谋”之后，天主教徒基本已经放弃在英国搞事的企图了。到了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天主教徒仍然有怨言是很正常的，但他们已经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搞什么阴谋活动了。
如果说，大陆的天主教国家法国在英国策划阴谋，这也极不合理。首先，法国如果要在别的国家搞天主教阴谋，首先应该是在德意志搞，其次是荷兰，这是法国的主要进攻方向，但在这些地区均没有出现天主教阴谋的任何事件，作为对比，当年西班牙腓力二世为了建立“世界天主教大帝国”搞阴谋暗杀，在荷兰搞的要比在英国更加风生水起，而且最后成功刺杀了荷兰国父“沉默者威廉”；其次，当时英法处于同盟关系，尽量安抚英国民众而不是刺激他们的反法情绪，才是符合法国国家利益的选择，而这些只见其闻却不见其形的“天主教阴谋”极大激化了英国人的反法情绪，对法国极为不利。
在天主教徒没有任何实质动作的情况下，在英国，却出现了以谣言为基础，越演越烈的“天主教威胁论”，这要不是有幕后推手暗地里推波助澜，那才叫见鬼了。
“教皇党阴谋”出现后，辉格党党魁沙夫兹伯里伯爵在幕后支持策划，泰特斯·奥茨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前台表演，掀起了疯狂的针对天主教徒的迫害行动。他们用作伪证和收买他人作伪证的方法罗织罪状，大肆污蔑知名的英格兰天主教徒，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查理二世尝试保护受害者然而无济于事之后，就听之任之了，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无辜的天主教徒被迫害致死。在二十世纪，纳粹德国掀起的针对犹太人的迫害活动。纳粹党通过捏造谣言恐吓德国民众起家，通过捏造犹太人的种种阴谋，掀起对犹太人的迫害，与当年辉格党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是疯狂程度大大高于英国的前辈们。
在对天主教徒迫害的最高潮，辉格党趁势推出了《排斥法案》，其意图就是取消信仰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斯的王位继承权。
一个深不见底的阴谋自此浮出水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天主教徒的迫害都是幌子，对继承权施加影响，才是炮制“教皇党阴谋”的幕后推手的真实目的。
这一目的的诡异之处在于，其远远超出了政治斗争的正常范围，也和英国渐进式的政治斗争演进过程不符。即使在英国内战期间，国会斗争的目标也是限制国王的关于立法、征税方面权力，从来没想过对继承权问题指手画脚。
继承权问题是封建时代的核心问题，左右了继承权，实际上也就掌握了最高政治权力。在中国古代，无论朝臣功劳再大，妄图左右继承权都是最大的忌讳。在英国历史上，由国会来决定继承权也曾经发生过，但导致了不堪回首的可怕后果，这就是尸横遍野的玫瑰战争。在此之后，英国政界将国会染指继承权视为洪水猛兽，这也是亨利七世杀贵族杀到血流成河也没人反对的根本原因。
辉格党的这一图谋，实际上就是十七世纪的“和平演变”。和平演变这个词虽然在二十世纪冷战期间才出现，但是在“自由世界”诞生之初，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进行和平演变了，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天赋技能。和平演变的鼓吹者美国国会议员杜勒斯说过：“‘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要摧垮社会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和平演变的核心，在于宣传的压力。
英国人连内战都怕得要死，更加不敢回到玫瑰战争的时代，英国的政治家根据英国的历史传统，绝对不会提出这一方案。更何况，沙夫兹伯里伯爵本就是经历过内战的人，这就如同执意要把英国往内战的路上推，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泰特斯·奥茨这个说谎惯犯的一面之词！这绝不是一个正常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唯一的解释是，沙夫兹伯里伯爵只是受命行事，这一方案来自于国外，来自于王权传统淡漠的地方。在炮制教皇党阴谋之前，奥茨早已声名狼藉
由此看来，辉格党只是这一方案的执行者及国内代理人，那么幕后推手的来源就呼之欲出了，只可能来自于当时的自由世界——荷兰！不是来自于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而是来自于荷兰的商业金融寡头们。他们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在英国进行一场“颜色革命”，将英国从封建王朝改造成资产阶级共和国。荷兰人这么做可不是要当活雷锋，而是有更深层次的目的（这里先卖个关子，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与后面的事情对比来看，此时的辉格党还掌握一定的自主权，与荷兰寡头是战略合作关系，不过随后他们就一步步丧失了自主权，而沦为荷兰寡头的政治白手套。
查理二世虽然对迫害天主教徒的事情袖手旁观，但是，当国会推出《排斥法案》时，他决定不再退让，因为这已触及了他的底线。查理二世认为，指定继承人的权力绝不可以交给国会，当年玫瑰战争不就是这么引发的吗？托利党人也坚持王室世袭，反对《排斥法案》，托利党人的看法是，荷兰就是因为议会控制了执政（相当于国王），才导致差点亡了国，英国绝对不能步其后尘。但辉格党人多势众，法案最终还是通过了。查理二世愤怒地解散了下议院。
这届国会因为留下了一份遗产《人身保护法》而被捧得很高，该法案强调并维护了个人不受政府随意逮捕的权利，由于两党十分对立，辉格党担心受到迫害，托利党也害怕当本方下台了遭到对方的清算，因此一致同意了这个法案。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部法案通过的同时，对天主教徒的迫害正值高潮，很多天主教徒遭到迫害蒙冤而死，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此后，辉格党又在1680年和1681年两次通过《排斥法案》，查理二世再次解散了国会。沙夫兹伯里伯爵在1681年被解散的国会的现场，鼓动大家组成“革命”议会，却被大多数议员拒绝，这是因为大部分议员惧怕内战，希望和平解决。一百多年后的法国，没有内战记忆的第三等级在法国国王解散三级议会后，拒绝解散并进行“网球场宣誓”，拉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法国大革命的前奏——网球场宣誓
在1681年的英国，内战的记忆尚存，也没有什么严重贫富分化，并不存在闹革命的社会基础。可以看出，沙夫兹伯里伯爵对于闹革命很着急，甚至不惜动刀兵。其实，不是他着急，而是他背后的那些荷兰寡头在着急，因为欧洲的局势随着路易十四的进一步动作，日益变得紧张起来。
《排斥法案》引发的国会与国王的斗争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排斥危机”。在持续三年的“排斥危机”期间，托利党和辉格党矛盾越来越激化。在国会内，两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国会外，两党积极在民间展开宣传集会，争取民众支持。在伦敦的酒店、咖啡馆内，两派接连不断地召开辩论会，宣扬本党的“先进理念”，攻击对方的“邪恶反动”。
英国人惧怕爆发内战，两党要是搞武装斗争是不得人心的，但是打打嘴炮总是可以的。双方都各尽所能，网罗写手水军撰写文章小册子，攻击对方，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污言秽语层出不穷。“托利党人是一些有着英格兰人的面孔，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的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把当时的政体连根拔掉”，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内在 的活跃精神，宗教的传播和复杂的概念……他们的唯一词汇是‘推翻’，‘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
正是在这段互相诋毁攻击期间，两党的组织结构越来越完善，政党活动越来越正规，两个现代化政党现出雏形，而托利党和辉格党的名号也正式出炉。“托利（Tory）”出自爱尔兰语，指的是专门打家劫舍的天主教匪徒，而“辉格（Whig）”出自苏格兰语，指的是苏格兰西南部残杀天主教徒的长老会派强盗。最初，这两个名称只是强加给对方的蔑称，但时间一长，本来的含义渐渐被人淡忘，两党非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成为了正式的称呼。
打个比方，当年保王党和圆颅党走的是东北银路线，一言不合就抄板砖干起来了；两场内战打得大家都怕了，改走上海宁路线，干吵架不动手。不过，连续吵三年，泥菩萨也吵出火性了。在1681年牛津议会召开前夕，伦敦政治气氛的紧张程度相对于四十年前内战前夕，有过之而无不及：托利党利用执政党地位，调兵遣将进驻牛津，派兵控制了从伦敦到牛津的一切交通要塞；而辉格党议员则纷纷全副武装，几十个人成群结伴赴会，伦敦市派出一队武装民兵护送该市议员前往牛津，双方剑拔弩张，大有流血冲突一触即发之势。英国再一次站在内战的悬崖边上，仿佛一切都重返四十年前，就等着叩响扳机的那一刻。
辉格党人希望，有一个信仰新教的继承人继承查理二世的王位，有人提议让荷兰的威廉三世及其妻子玛丽来继承王位（这是更偏向于荷兰人的一派），沙夫兹伯里伯爵把希望放在查理二世与情妇露西·沃特斯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身上，显然后者更加易于控制。当年查理二世为了哄这位情妇开心，曾经举行过一个秘密的结婚仪式，并且将结婚证书放在一个盒子里。为了弄出一个合法的新教继承人，圣公会也拒绝为了反对天主教而打破一贯以来的传统，将私生子推上王位，因为这个先例一开，未来英国重返玫瑰战争的可能性大增。至于托利党，他们大部分是贵族，都是通过严格的世袭原则获得土地和权力，也无法接受开这个口子。沙夫兹伯里伯爵也是拼了，瞪眼否认查理二世犯了重婚罪，只要查理二世承认蒙默思是合法继承人，就拥戴蒙默思即位。但是查理二世说什么也不松这个口。
在1681年初，沙夫兹伯里伯爵带着辉格党的多数派议员，与查理二世进行一次关键性会谈。沙夫兹伯里把一份文档交给查理，要求他宣布蒙默思公爵为合法继承人。查理回答说，这种做法违反法律，也不符合正义。沙夫茨伯里伯爵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正义，那就依靠我们（辉格党），由我们处理一切问题。我们将制定重要的法律，使维持国内秩序的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他的这话说得十分露骨，我们辉格党人的话就是正义，就是法律！
查理反驳道：“不要异想天开了。我决不屈服，也决不受欺负。人往往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未来的生命里程中，我决不让自己的名誉被玷污；我的手中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站在我的一边；而且，我还有国教教会的全力支持。”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在座英国国教的主教说：“任何事情也不能使我们分离。”这场会谈，打破查理之前言词闪烁、狡猾虚伪的不良印象，塑造他坚忍不拔、诚实负责的正面形象，令在场人士震惊动容，也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场的主教建议查理把握宣传机会，下令全国的圣公会教堂，在礼拜天宣讲对话内容，这对查理之后的反击，可说是大大有利。英国民众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强势霸道的辉格党，正在欺负并折磨诚恳善良的国王，这使辉格党逐渐失去民心。
政治斗争，玩得就是舆论！斗得就是气场！查理二世在关键时刻突然变得正气凌然，打了辉格党人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大失方寸。那个装着结婚证书的神秘盒子也莫名其妙地不见踪影，无法证明蒙默思的“合法身份”。据说在威廉三世即位之后，一位公爵找到并销毁了这个传说中结婚证书，消除了对王位继承权争夺的隐患——毕竟，英国人对玫瑰战争的痛苦记忆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就在辉格党人气势受阻的时候，他们的危机也来了。辉格党这一轮之所以能占据优势，根本在于那个“教皇党阴谋”对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但是那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随着被迫害的人越来越多，奥茨的谎言越来越编不下去了，所谓“证据”中的相互矛盾以及含糊不清的破绽越来越多，当最后一个受害者斯塔福德勋爵走上断头台时，他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周围的人都喊道：“我们确信无疑，老爷。”奥茨的信用破产，再加上许多人看到查理二世明显已与路易十四分道扬镳，这使得他们的恐惧渐渐缓和下来。而之前造成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已经在民间激起了民愤，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于是，沙夫兹伯里伯爵的霉运来了。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George Savile, 1st Marquess of Halifax，1633～1695）抓住了这一机会，对其进行反戈一击。他原本是辉格党人，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自己党派，他的行动也使得“骑墙派（政治两面派）”一词从此家喻户晓。他后来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一个骑墙派的性格》，阐述自己的政治信念。哈利法克斯侯爵
到此为止，左派（辉格党）、右派（托利党）、骑墙派全凑齐了，党派之间的政治倾轧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查理二世只需要看戏就行了。
沙夫兹伯里伯爵受到了叛国罪的指控，被辉格党控制的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将他无罪释放。他逃往荷兰寻求支持，在走之前，他建议同党们发动叛乱推翻国王。他去荷兰可能是劝说威廉三世去英国夺取王位，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几个星期后在海牙去世。他的一名追随者以同样的罪名上了绞架，而其他一些追随者纷纷逃往荷兰，伯爵的智囊约翰·洛克自然也在其中。随着沙夫兹伯里伯爵的倒台，约克公爵结束了在荷兰的逃亡生涯返回英国。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为啥哪一派斗争失败了逃亡都要往荷兰跑？当年的荷兰就如同今天的美国，是一片自由的乐土，这就跟如今的政治犯都喜欢往美国跑是一个道理，也给了荷兰人借机两面下注的机会（后文会有进一步解读）。
此时，有一伙儿辉格党人策划了针对约克公爵以及国王的刺杀事件，他们听说国王和约克公爵要到纽马克特去观看赛马，归途中将经过赫特福德郡一条大路，路边有一所“莱伊住宅”，住在这个住宅里的是已经退役的圆颅党军官汉尼拔·朗博尔德，他当年就在处死查理一世的断头台旁执勤。策划者认为，如果在这里埋伏数十名武装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将国王的卫队制服，然后就可以将国王和约克公爵除掉。但纽马克特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赛马未能按计划进行，国王和约克公爵提前回到伦敦。数个星期后，有人告密揭发了他们的密谋。除了这个暗杀计划之外，还曝光了一个以辉格党人为主的发动大规模暴动的阴谋，暴动的策划者并不知道另一拨人的袭击计划。
关于暗杀和暴动的消息传开后，比之前的教皇党阴谋更加耸人听闻。当初，正是这些辉格党人大肆诬蔑造谣说天主教徒要刺杀国王，导致一批天主教徒被迫害，辉格党借机上位，但事实证明纯属子虚乌有；如今，辉格党人自己策划要刺杀国王，而且证据确凿，还要比这个更反讽的事吗？
辉格党露出了致命的破绽，这回轮到托利党大发神威了，他们在哈利法克斯的领导下掌控了国会，大肆鼓噪要对辉格党人进行反攻倒算。《人身保护法》虽说政府不能随便逮捕公民，但是这回谋反的证据板上钉钉啊！自治市和城镇本来是辉格党的堡垒，趁着这次大好时机，托利党通过施加压力和巧妙操纵，掌握了伦敦行政权，从而可以组织起“可靠的陪审团”，对辉格党人施以严惩，不会再出现沙夫兹伯里伯爵逃脱法律惩罚的情况了。
托利党在伦敦得势之后，外省的城镇也被陆续攻克。辉格党的自治市陆续收到令状，要求它们提供有关长期行使特权的合法证明，这些城市官员纷纷傻眼，因为托利党的律师早已调查过，这些特权多半是不合法的，或者早已过期。于是自治市纷纷向托利党屈服，而一直嫉妒城市特权的乡绅则幸灾乐祸，大力拥护政府的“英明决定"。不甘失败的辉格党人暂时蛰伏起来，打量着托利党与国王的破绽空档，等待着属于他们反攻倒算的时机到来。
可以看出，早期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和韩国政局倒是挺像，掌权者下台都逃不脱被清算的命运。所以大家也不要对韩国总统总是要坐牢感到大惊小怪，因为一开始都是这么过来的。只有通过长期多轮博弈之后，目睹了多次在台上越嚣张将来被反攻倒算得越狠的过程，才渐渐知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
托利党对辉格党的政治清算不断发展，牵涉到了两名知名人士，一位是拉塞尔勋爵威廉·罗素，另一位是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ydney)，前者参与了政变的策划，后者准备发表一篇叫做《政府论》的学术论文，为抵制王权的做法进行辩解。于是这两位都被送上了绞架。约翰·洛克本来也写好了一篇《政府论》（看来，辉格党搞了一个命题作文），他又是沙夫兹伯里伯爵身边的红人，幸好逃得快，没被托利党人抓到。兰克对此做了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政治和宗教观点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中，许多人形成了不可动摇的信念，……人们像掷筛子一样，可能获得权力和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也可能不得不向刑场的复仇大斧伸出脖子。”而辉格党则世代崇敬这些捍卫他们原则和利益的杰出战士，他们长期颂扬“汉普登在战场上、西德尼在断头台上为之献身”的事业，就像天主教将贝克特、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封为圣徒一样。阿尔杰农·西德尼
经过两党之间的来回斗争，本来没什么权力的查理二世，渐渐掌握了主动，拥有了国王的权威。由于关税、消费税等国王正常收入不断增加，并且以外交手段重新获得路易十四每年十万英镑的津贴（条件是不要搅局），让国王的年收入超过一百二十万镑，不需要再召开国会乞求其拨款。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后四年，英国国内比较稳定，查理还创建一支八千人的常备军。与此同时，西欧这一段时间也比较平静，路易十四在结束了法荷战争之后，主要精力放在修筑凡尔赛宫上，对外只有一些小动作，没有发动大的战争。这段来之不易的和平使得英国人对国王的拥护更上一层楼。
然而，查理二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长期的纵欲以及花天酒地摧毁了他的身体。1685年2月，56岁的查理二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曾在博斯科贝尔的那棵“皇家橡树”避难时帮助过查理二世的天主教老神父赫德尔斯被秘密带到他身边，为他做最后的祝福，这也是传说中查理二世在死前皈依天主教的由来。据说，他的遗言是向病床周遭的人们表示歉意：“在这么不适的时机过世，既让各位烦恼，也使我深感内疚。”查理二世是个随机应变、处事圆滑、谎话连篇的国王，他尽量不去触怒他的那些桀骜不驯的臣子，而在他们中间找到平衡，除了把钱花在女人身上，主要还是花在了皇家海军身上。
在查理二世之后即位的詹姆斯二世则与哥哥个性完全相反，他从军多年，性格坚毅，认准一个目标就绝不回头。他认为自己的哥哥太过软弱，才被众臣欺负；天主教徒明明没有犯什么错，却被人造谣陷害，无辜蒙冤。他决心要把这一切拨乱反正。历史书上通常说，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倾向，是导致光荣革命的直接诱因。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欲知详情，请见下一章。
（未完待续……）
三：[和平演变]什么是西方和平演变？
所谓和平,指的是不付诸于战争,威迫等强制手段,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外交尤其是文化手段来影响国人的意识形态，进而达到使国人认同西方民主观念，资本主义观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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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苏联所采取的一种"超越遏制战略".由老布什于1989年提出.这一战略加速了苏东解体.由于它所进行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所以叫"和平演变".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利用武力侵略不能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的情况下，通过采用技术交流、文化 交往等方式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心理、行为方式，进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国家运行变成资本主义式的，从而在不动声色中消灭社会主义国家。
“和平演变”就是一种非暴力的衍生变化过程。
这个词汇出现于二战后5-60年代的冷战时期，当时的世界格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对垒，没有直接的战争，但是两大阵营处于针锋相对的“冷战”状态。
“冷战”时期，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杜勒斯曾预言：用时间来等待社会主义自己的变化，通过西方生活方式的宣传和渗透，和平地，不通过战争就可以使“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因此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于是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冷战”时期，赫鲁晓夫领导的前苏联同样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提出了西方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此，中共给予赫鲁晓夫以有力的反驳，从此中苏就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矛盾和争论，中国称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最后中苏决裂。
“和平演变”，是西方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长期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美国核垄断地位的被打破、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产生，规模空前的冷战时期开始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意识到，通过一场真枪实弹的“热战”不但难以击溃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战争的代价是西方国家自己也难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凯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他们企图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西方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和改造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变得对资本主义无害，逐步演变成和西方一样的“自由世界”。
